大众传播的价值范文

时间:2023-05-29 15:09:3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播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大众传播的价值

篇1

关键词:青少年价值观 大众传媒影响 性别

青少年是大众传媒受众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自身人格尚未发展成熟,对事物缺乏分辨力,也因此常常把媒介精心建构的媒介产品和内容当成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而这一“虚拟的现实”成了构成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分离并对其价值观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客观社会环境。

为了客观地分析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于2010年下半年在沈阳地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沈阳市内初中、高中、大学、高职专科的在校学生为样本,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1189份,回收有效问卷1102份,其中女生问卷628份,占有效样本的57%;男生问卷474份,占有效样本的43%。根据得到的数据,我们运用SPSS1.0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大众传媒对不同性别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有所侧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青少年接触大众传媒的基本情况

不同性别的青少年收看大众媒介的类型、频率和时间长度有显著差别。从收看大众媒介的类型来看,男生倾向于网络,女生则更喜欢电视。在最经常使用的电视、网络和报纸这三种媒体中,报纸的使用男女生比例相差不大。但电视和网络则略有不同。女生样本中有57.0%的人将电视排在第一位,比男生比例(46.8%)高10多个百分点;而男生样本中有37.2%的人将网络排在第一位,比女生比例(26.8%)高10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女生比男生更喜欢接触电视,而男生则比女生更喜欢接触网络。

从收看大众媒介频率来看,男生倾向于每天收看,女生则更喜欢周末收看。横向数据分析显示,在男生样本中,每天都能接触媒体的人数为333人,占总体男生样本(422人)的78.9%;在女生样本中,每天都能接触媒体的人数为382人,占总体女生样本(561人)的68.1%;男生每天都可收看大众媒介的比例高于女生比例10多个百分点。而周末女生接触媒介的比例(30.8%)比男生比例(19.7%)高出11个百分点,说明女生在周末接触媒介的人数远远多于男生。

从收看大众媒介时间长度来看,女生倾向于长时间收看,而男生更倾向于短时间收看。在纵向数据比较中,我们发现,每天接触媒介在2个小时以上的青少年样本中,男生比例(39.8%)要少于女生比例(60.2%)20多个百分点,说明女生更倾向于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长时间接触媒介;每天接触30分钟至2个小时的男女生比例基本相当,说明在该时间长度内接触媒介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每天收看30分钟以下的男生比例(55.1%)比女生比例(44.9%)高出10多个百分点。

不同性别青少年对媒介内容偏好的差异分析。

青少年对偶像剧热度整体不高,但半数以上女生都有最喜欢的偶像剧。在总体样本中,只有37.2%的人有最喜欢的偶像剧,而且对偶像剧的喜好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女生样本中,这项比例为50.8%,比男生样本中同项比例20.1%高出30多个百分点。

在偶像剧的国别选项上,62.9%的样本选择最喜欢中国的偶像剧,其次是韩国(25.5%)、美国(6.5%)和日本(5.1%)。其中,韩剧的选择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此选项比例比男生高11个百分点。其他国别的偶像剧选择无明显性别差异。

五成以上青少年喜欢动漫,日本动漫更是男生的首选。在回答“是否有最喜欢的动漫”这一问题时,选择“是”的人数比例占55.3%,说明五成以上的青少年有自己喜欢的动漫。在回答“你最喜欢动漫的国别”这一问题时,日本动漫占第一位,其次为中国、美国、韩国和英国,其比例为72.3%、18.9%、 5.8%、 2.8%和0.2%。表明日本动漫以绝对优势成为青少年群体最喜欢的动漫类型。

横向男、女样本数据分析显示,在男生193名样本中,有151人选择日本动漫,占男生样本总数的78.2%;而在女生240名样本中,有162人选择日本动漫,占女生样本总数的67.5%;在这一选项中,男生比女生多10个百分点,这表明男生比女生更喜欢日本动漫。

纵向数据显示,在“中国动漫”82名样本中,男生29人,占这一样本的35.4%;女生53人,占64.6%,女生比例高于男生比例近30个百分点。可见,女生除喜欢日本动漫外,对本国动漫也持喜欢的态度。

近九成青少年使用网络,但在网络内容的选择上,性别差异明显。在回答“是否上网”这一问题时,肯定回答的占88.7%,否定回答的占11.3%。也就是说,近九成学生都在使用互联网。

在网络的使用上,排在首位的是“查找学习资料”(37.2%),其次是“聊天”(24.4%)、“看电影/电视剧/动漫”(17.8%)、“玩游戏”(6.6%)、“听音乐”(5.7%)、“看新闻”(4.1%)、“写博客”(1.5%)、“上论坛/贴吧”(1.5%)等。

纵向数据显示,在选择“听音乐”这一样本中,男女比例大致相当;除此之外,在选择“查找学习资料”的样本中,女生比例(62.9%)要高于男生比例(37.1%)近26个百分点;在选择“聊天”的样本中,女生比例(64.2%)要高于男生比例(35.8%)约28个百分点;在选择“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的样本中,女生比例(58.6%)要高于男生比例(41.4%)约17个百分点。而在选择“玩游戏”的样本中,男生比例(81.0%)要高于女生比例(19.0%)62个百分点;在选择“看新闻”的样本中,男生比例(59.0%)要高于女生比例(41.0%)18个百分点。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网络的使用上,女生比男生更喜欢“查找学习资料”、“聊天”和“看电影/电视剧/动漫”;而男生比女生更喜欢“玩游戏”和“看新闻”。

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有自己喜欢的书、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第一,六成以上的青少年有自己最喜欢的书。在回答“是否有最喜欢的书”这一问题时,肯定回答占63.1%,否定回答占36.9%。在肯定回答的样本中,女生比例(58.7%)比男生比例(42.2%)高近17个百分点。

第二,有六成以上青少年没有最喜欢的广播节目,但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有自己最喜欢的广播节目。在回答“是否有最喜欢的广播节目”这一问题时,只有35.1%的人持肯定回答,而否定回答的比例高达64.9%。在肯定回答的样本中,女生比例(59.1%)要高过男生比例(40.9%)约18个百分点。

第三,五成青少年有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其中,在“有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样本中,女生比例(65.8%)比男生比例(34.2%)高近32个百分点;而在“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样本中,女生比例和男生比例大致相当,无明显差异。

大众传媒对不同性别青少年价值观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六成以上青少年对大众传媒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依赖,并将大众传媒当做是除学校教育外的主要价值观来源。

在回答“假如你连续几天都不曾接触大众传媒(不包括教材等),你会”这一问题时,有21.0%的青少年选择“非常难受,并想方设法接触”;42.4%的青少年选择“很难受,但还能克服”;36.6%的人选择“没什么感觉”。以上数据向我们反映了青少年对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在回答“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来源”这一问题时,学校教育占36.3%,大众媒介的宣传占30.8%,社会影响占18.7%,家庭教育占8.4%和其他占5.8%。这一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大众传媒对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加以分析。

女生“对真爱永恒”的态度更易于受大众媒介的影响,且态度纠结。大众媒介成为青少年“对真爱永恒”态度影响的主要来源。在回答对“是否相信真爱永恒”态度来源这一问题时,来自“电影/电视剧/动漫”的比例最高,为32.8%;如果算上小说(包括网络小说)和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的比例(分别为4.4%和5.4%),那么来自大众媒介的影响比例则占到42.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纵向数据中,选择“小说”样本的男、女生比例相当。而选择“电影/电视剧/动漫”样本中的女生比例(60.1%)高于男生比例(39.9%)20个百分点;选择“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样本中的女生比例(58.5%)高于男生比例(41.5%)17个百分点。说明女生在“对真爱永恒”的态度上更易于受大众媒介的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六成以上的青少年“相信”或“有些相信”“真爱永恒”。但“有些相信”和“有些不相信”样本的男女生比例差别较大。

数据显示,“相信真爱永恒”的比例为61.6%,女生占34%,男生占27.6%;“不清楚”的比例为17.9%,女生占9.5%,男生占8.4%;“不相信真爱永恒”的比例为20.4%,女生占13.2%,男生占7.2%。由此可以看出,男、女生对于“非常相信”和“非常不相信”及“不清楚”选项的比例大致相当。

在纵向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选择“有些相信”的365名样本中,男生155名,占42.5%;女生210人,占57.5%;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15个百分点。选择“有些不相信”的126名样本中,男生36名,占28.6%;女生90名,占71.4%;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近43个百分点。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女生易于受外界因素,主要是大众媒介的影响,使其对“真爱永恒”这一命题不能十分确定是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处于肯定又带有一丝存疑的纠结状态中。

女生比男生更易相信“一夜成名”,且受大众媒介影响较大。在回答“对一夜成名态度的影响来源”这一问题时,“电影/电视剧/动漫”比例最高,占26.8%;其次是“社会影响”和“电视中的选秀节目”,比例分别为22.4%和21.4%。这其中,除“社会影响”外,其他两项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因素,如果再加上“小说(包括网络小说)”的比例2.5%,那么大众传媒的总体比例为50.7%。同时,我们在进行纵向数据分析时,发现选择“电影/电视剧/动漫”样本的女生比例(64.3%)比男生比例(35.7%)高近29个百分点。选择“小说”样本的女生比例(66.7%)比男生比例(33.3%)高约33个百分点。选择“电视中的选秀节目”样本的女生比例(66.0%)比男生比例(34.0%)高32个百分点。这说明,女生对“一夜成名”的态度更易于受大众媒介的影响。

在回答“是否相信一夜成名”这一问题时,选择“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5.0%,“有些相信”的比例为33.0%;概括而言,对“一夜成名”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占48%。选择“有些不相信”的比例为21.0%,“非常不相信”的比例为13.9%;概括而言,对“一夜成名”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为34.9%。以上数据表明, “相信一夜成名”的比例比“不相信一夜成名”的比例高约13个百分点。

在纵向分析中,“有些相信一夜成名”的样本中男、女生比例有较大差异。在这类样本中,女生197名,占61.4%;男生124名,占38.6%。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近23个百分点,这说明女生比男生抱有更多“一夜成名”的幻想。同时,在“不清楚”选项中,女生101名,占60.5%;男生66名,占39.5%。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21个百分点,表明对“一夜成名”认识模糊的女生比男生人数更多。

纪实类电视节目对女生“正邪观”的影响要远远高于男生。在回答“是否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问题时,有42.4%的青少年“非常相信”、31.0%的青少年“有些相信”、12.0%的青少年“不清楚”、9.7%的青少年“有些不相信”、4.8%的青少年“非常不相信”,说明七成以上的青少年有正确的“正邪观”。在对“正邪观”的极端态度上,男、女生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非常相信”样本的女生比例(62.1%)比男生比例(37.9%)高约24个百分点,而 “非常不相信”样本的男生比例(66.0%)比女生比例(34.0%)高32个百分点。

在回答“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观点的态度来源时,“电影/电视剧/动漫”比例为31.5%,占第一位,其次是“学校教育”22.9%、“社会影响”22.1%、“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10.7%、“家庭教育”5.0%、“亲身经历”4.6%,还有“小说”1.9%和“同学/朋友的影响”1.3%。综上,我们得出,大众传媒影响(包括电影/电视剧/动漫、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和小说)的比例为44.1%,仍旧是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根据纵向数据显示,“电影/电视剧/动漫”和“小说”样本的女生比例分别都高于男生比例10多个百分点,说明大众传媒对女生“正邪观”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男生。其中,“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样本的女生比例(70.5%)比男生比例(29.5%)高41个百分点,表明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对女生“正邪观”的影响要远远高于男生。

八成以上青少年认同“共建和谐社会”,但“不认同”比例男生过高。在回答是否认同“共建和谐社会”这一问题时,“非常认同”的青少年比例为52.6%,占第一位,其次是“一般认同”31.8%、“不清楚”10.5%、“不认同”2.7%和“非常不认同”2.6%。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八成以上青少年对“共建和谐社会”持认同态度,只有极少数(5.3%)青少年对此持否定态度。在这些持否定态度的群体中,“不认同”的男生比例(76.9%)要高于女生(23.1%)近54个百分点,而持极端否定态度的样本绝大多数为男生(92%)。

对这一观点的影响来源主要有“新闻”41.1%,占第一位,其次为“社会影响”23.1%、“学校教育”18.8%、“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4.8%、“家庭教育”4.5%、“亲身经历”3.6%、“网上论坛”2.7%和“同学/朋友的影响”1.3%。其中,大众传媒的影响(包括新闻、网上论坛和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的比例为48.6%。可见,大众传媒仍是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性别影响差异不大。

女生接受媒介宣传人物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在回答“对媒介宣传的先进人物的态度”这一问题时,选择“从来不看,也不相信”的样本中,男生占59.7%,女生占40.3%;选择“有时会看,半信半疑”的样本中,男生占43.0%,女生占57.0%;选择“主动去看,深受教育”的样本中,男生占41.3%,女生占58.7%。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女生接受媒介宣传人物的态度更加积极和主动。

大众传媒主流价值观影响的评价分析

大众传媒的主流价值观得到六成以上青少年的认同,但其对男生的影响不如女生明显。数据显示,青少年对大众媒介传播的主流价值“持认同态度”的比例占64.5%,其中“非常认同”占11.8%,“一般认同”占52.7%。而“持模糊态度”占27.6%,“否认态度”占7.9%。这表明,六成以上青少年是认同媒介所传播的主流价值观的,但也有近三成青少年不清楚自己的态度,并有极少数青少年明确表示“不认同”大众媒介传播的主流价值观。

持“认同态度”的样本中,有116名青少年“非常认同”,其中,女生比例(56.9%)比男生比例(43.1%)高近14个百分点。有519名青少年“一般认同”,其中,女生比例(62.4%)比男生比例(37.6%)高约25个百分点。可见,女生比男生更加认同大众传媒主流价值观。

在持“否定态度”的样本中, 有29名青少年“非常不认同”,其中,男生比例(75.9%)比女生比例(24.1%)高近52个百分点。在49名“不认同”的样本中,男生比例(71.4%)比女生比例(28.6%)高近43个百分点。可见,大众传媒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对男生的影响不如女生明显。

四成以上青少年认为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利弊相当”,女生持此看法的人数多于男生。在回答“当代传媒对青少年影响的看法”这一问题时,有43.6%的青少年认为“利弊相当”,26.2%的青少年认为“利大于弊”,15.7%的青少年无法明确回答,14.5%的青少年认为“弊大于利”。说明青少年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持积极态度。在性别方面,在“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个选项的样本中,男、女生比例大致相当;而在“利弊相当”样本中,女生的比例(61.5%)高于男生比例(38.5%)23个百分点。说明女生更倾向于认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利弊相当”。在“不清楚”样本中,女生比例(56.0%)高于男生比例(44.0%)12个百分点。说明无法判断大众传媒影响好坏的青少年中,女生人数仍多于男生人数。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是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之一。影视剧、动漫、小说、娱乐节目、新闻、纪实节目等都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来源;由于性别因素的不同,其收看取向、收看行为、思维方式、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对大众传媒影响的不同接受情况。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青少年处在相同的成长阶段之中,但其价值观的形成也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里,我们只是从性别这一角度提供了一种实证性的参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和综合性的研究。(本文为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项目“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推进我国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0JDJNJD195)

篇2

Abstract: As China's traditional sporting, Taijiquan has the unique value on body building,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e explored the cultural origins, the sport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in this paper, and advanced the solutions to propagated the Taijiquan in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 Taijiqua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advocate college students assume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aijiquan.

关键词:太极拳;大学生;价值;传播

Key words: Taijiquan;college students;value;promulgate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7—0250—02

0 引言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辩证的理论思维与武术、艺术、气功引导术的完美结合,是高层次的人体文化。太极拳作为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起动作舒缓自然,适合于男女老少锻炼。中医理论认为太极拳锻炼时动作与呼吸的配合,能促进机体气血的运行,疏通经络,起到健身作用。重点从两个方面进行快乐阐述,一是练太极拳可以大学生起到心理保健作用,二是练太极拳可以对大学生的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都有相当大的益处,使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目前,太极拳的锻炼者几乎全是中老年人,利用太极拳的健身功效提高国民体质,特别是提高大学生的身体机能的素质,是各大高校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 太极拳的运动特点与价值

太极拳具有中正安舒、轻灵圆活、松柔慢匀、开合有序、刚柔相济等运动特点,动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这种运动既自然又高雅,可亲身体会到音乐的韵律,哲学的内涵,美的造型,诗的意境。在高级的享受中,使疾病消失,使身心健康。且太极拳是一种技击术。其特点“以柔克刚,以静待动,以圆化直,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它是技击术和《孙子兵法》的有机结合。太极拳的这些特点自然便是太极拳与养生之道联系起来,所谓养生,即保养身体,寿命以达长寿。具有浓厚的东方民族传统体育色彩的太极拳,蕴含着丰富的传统养生思想,集拳术、导引和吐纳术于一体,对现代人的健身、修身养性以及社会适应力等具有独特的养生效果。太极拳从技术上要求松静自然,无拘无束,这符合人的生理,符合运动规律,符合自然,符合道德原则。所以说太极拳具有独特的练习形式、指导思想和养生价值,很多科研部门对太极拳正进行研究,通过从医学、生理、生化、解剖、心理、力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证明,太极拳对防治高血压、心脏病、肺病、肝炎、关节病、胃肠病,神经衰弱等慢性病有很好的疗效。由此可知太极拳的养生功效非同一般。

对于在大学体育课中开设保健课教学是很有必要的。体育运动本身在于防病治病强身健体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太极拳是我国传统保健体育项目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既是一种合乎生理和心理原理的体育运动,又是一种防治疾病、陶冶情操的健身手段。太极拳的锻炼强调意识、动作、呼吸三者同时协调运作,在强身的同时也锻炼了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是一种全面的养生锻炼。因此在整个体育教学过程中,对少数体弱和残疾学生防治疾病的心理需求不容忽视,开展保健课教学以满足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

练习太极拳除全身各个肌肉群、关节需要活动外,还要配合均匀的深呼吸与横膈运动,并且特别要求人们在打拳时尽量做到“心静”,精神贯注,这样就对中枢神经系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从而给其他系统与器官机能的活动与改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太极拳的动作组成来说,它包括了各组肌肉、关节的活动,也包括了有节律的呼吸运动,特别是横膈运动。打太极拳时,动作舒展,胸部放松,而且要求有意识地使呼吸与动作适当配合,这样就可以使呼吸自然,呼吸的效果就会增加,这也就更好地加速了血液和淋巴的循环,增大肺活量。由于太极拳是一项强度小、运动时间长的有氧锻炼项目,因此它在运动时的心率可控制在120—160次/min之间。根据生理学家的观点,此时是发展最大吸氧量的最佳心率范围,因此锻炼效果是最佳的。因此,太极拳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它不仅仅只适合老年人练习,大学生同样可以通过太极拳的练习,使身体的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和心肺功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篇3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篇4

关键词:市场化;民主;公共;定位

如今,大众传播事业正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滋生出来的种种问题,正在不断得挑战着国人的道德底线,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甚至,国家大众传媒的高层也指出:“当前大众传播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产生的背景

中国大众传播自改革开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表现在“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而对受众中存在的低级趣味的倾向、情绪和要求等迎合,对受众低浅层次审美情趣乃至官感刺激的迁就,其传播的功利性和商业性往往很强。”究其根源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大众传播市场化进程的必然现象。

“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的不断蔓延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异的过程,其实质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不良倾向。因为大众传媒要生存,要必须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培育消费者的注意力经济,来换取广告收入。所以,大众传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就得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转为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二)民主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改革以来,大众对自由、民主的呼声渐强,大众传播被认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平台,捍卫民主的工具。阿特休尔也曾说:“事实上,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大众传播意味着等级传播的解构,也意味着阶级的弱化、自由民主的到来。但是在大众传播的发展中、在民主、自由的进程中,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中,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三)大众传媒社会责任感的淡化、新闻职业道德的滑坡。

对于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种种现象,媒体往往会借口说是大众媒体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是为大众服务。实际上,这完全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在淡化、新闻职业道德滑坡的后果, “媒体人把关人的功能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它们从引导变成了迎合,受众的接受心理被它们天然假设为佛洛依德所说的只有‘本我’的追求,而不受‘自我’的自律和‘超我’的约束的自然人,从‘本我’的角度裸地曝光人类不光彩的一面,成了娱乐节目追求视觉疯狂和满足窥视欲的最大砝码。”

(四)传播环境的复杂。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大众传播产品的传播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不受边界限制,自由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媒介产品越来越多的“去意识形态化”,近些年来,欧美传媒业一直呈低俗化趋势,一些低俗化产品也从各种渠道传至我国,并对媒体及受众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同时,在全媒体环境下,特别是新媒体的日渐占上风,新媒体的民主和互动性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传统上由媒体人承担的“把关人”角色的缺位,受众人人变为传者,但受众并不是都具有正确的判断力的,或者说受众本身就对泛娱乐化的产品有强大的需求,所以一旦“把关人”这一把握着信息生命的被高度精神使命化的缺位,大众传播在全媒体环境下就拥有了过多的、不恰当的自主性。

(五)“受众中心”传播策略占主导地位。

受众中心的传播策略是源于传媒对经济效应的追逐,目前这种传播策略已经走向极端,出现了它的负面效应。在大众传播语境中,大众经常是指与特权阶层相对立的“乌合之众”。大众传播就像就像麦克唐纳曾说的:“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来说,娱乐是一个基本目标,而对普通的大众来说,找乐子则是文化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大众传播的低俗化或者大众传播的娱乐化,也可以说是传播者与受众的一拍即合。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的不良影响

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情况日趋严重,不仅制约了大众传播的健康发展,还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以及精神世界构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一)漠视受众对文化的需求。

大众传播的低俗化“它将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为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化趣味,迎合的是受众‘最低层次的心理需求’,排斥包括精英文化等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以娱乐名义施行一种一元化专制,其结果是我们可能‘娱乐至死’”。而受众真正的需求是通过大众传播接收到有用的讯息,提升文化素养以达到提升自身社会适应力与生活质量的结果。低俗的大众传播漠视了受众最核心的需求,只抓住了最浅层次的娱乐需求。

(二)弱化媒介的社会职责,降低媒介的自信力和社会公信力。

大众传媒具有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而大众媒介的低俗化传播过于极端地倾向了商业赢利而完全背离了它的教育引导功能。勿庸讳言,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要想生存必须考虑并把赢利放到重要位置,但媒介的实存是由特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保证的,媒介决不能丢掉它的“社会望者”的最基本属性和功能.媒介的赢利应在保证执行社会职责的前提之下,应该要在最基本的人文关怀与道德关怀之上。一旦媒介丢失了自信力与人们对其普遍信任的社会公信力,媒介也就无法生存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民的信赖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三)解构了受众的是非观念。

大众传播低俗化现象愈演愈烈,大众传播原有的社会文化引导作用正在沦丧,而“乌合之众”的受众正如无头苍蝇,是非观念正在解构。据统计,低知识水平的受众每天要比高知识水平的受众更多的接触大众传播,而这部分的受众往往更容易被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所引导、影响,当大众媒介遍布低俗化的信息时,这些受众的价值观、是非观也变得如同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当受众习惯了大众媒介所传播的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他们的是非观念被结构,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三、大众传播低俗化的应对策略

虽然大众传播低俗化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决不能忽略作为担负着传播社会文化重任的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要正确地对大众传播进行引导,使它即为大众喜闻乐见,又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能够提高大众的生存质量和品位。

(一)文化产业的大众传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离。

要解决传媒产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不妨将文化产业的大众传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开,引进西方将公共电视台与商业电视台分开的办法,推进广电改革,推进公共频道建设。可以将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到大众传播的各个角落,并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示范和多元的可能性,但是一定要切实将文化产业的大众传

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离,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大众传媒的职业道德,担负起文化责任。

由于大众传媒在大众传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传播形式所决定的“扩大化”效应,担负起对社会、对文化的责任是大众传媒不能推卸的责任。要增强大众传媒文化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和责任意识,防止大众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自我堕落。克服急功近利的表现形态,塑造特色文化品格。不能完全以发行量、收视率等为取舍标准。阿特休尔在其《权利的媒介》中也提出:“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阿门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

(三)逐步更新大众的价值观念,促进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全媒体环境下,大众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而是可以信息、轻而易举从受者变为传者的多重身份的复合型受众。正如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中提到的社会生活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受众常被大众传播营造的‘意见环境’所影响和制约”,而在超出人们直接感知范围的问题上,大众传播的影响尤其强大。鉴于此,受众要想用最客观、最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成为传播环节中真正的主题,那么受众的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以及主体意识就显得愈发举足轻重。

四、中国大众传播的理想定位

中国媒体要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最广大民众代言人和信息与文化交流平台的核心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和整合中国媒体的政治和经济属性,以及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建构而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并最终有利于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建构。

(一)“人民“媒体。

要建立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最广大人民卫士的主导地位。首先,这里的民众不同于机构或者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虚构和想象的“人民”或者“受众”等抽象的集体概念,而是人民理念的具体化,它所涵盖的是一些具体的民众。其次,应该涵盖最广大的民众,它应该包括各种职业、身份、地位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后,鉴于强势对弱势固有的优势处境和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的不同,它应该更加偏向于下层等无法或者难以保护自己应有利益的群体,站在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立场上。这样,有利于遏制来自于媒体市场经济属性无穷的获利欲望,将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播的盲目的经济行为提供最后一条道德防线。

(二)信息传播和文化沟通的平台。

不管在何时、何地,大众传播都要确认自己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信息交流平台和社会文化传播机构的中心地位。实现哈罗德・拉斯维尔所总结的三项大众媒体基本的社会功能:监视周围环境、联系社会各部分以适应周围环境、传承社会文化。大众传播是文化传播与沟通的桥梁与使者,在市场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中,大众传播也该正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回归到传播先进文化、传播知识、陶冶情操、唤起人们对生命、对美的热爱的本位,担起这一份传承文化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l郭建斌、吴飞主编,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4]路春燕、张红忠,大众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张红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徐琳玲,论病态传媒的角色冲突和对策,新闻记者,2003.4

[6]尼尔・波兹曼[美],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美],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J.赫伯特・阿特休尔[美]著、黄、裘志康译,权利的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篇5

【关键词】相亲节目 传播模式 受众心理 负面影响

一、电视相亲节目的产生与现状

2009年12月24日,湖南卫视的大型电视相亲节目《我们约会吧》首次播出。紧跟湖南卫视其后的,是江苏卫视在2010年1月15日推出的同类型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与浙江卫视在2010年5月28日推出的《为爱向前冲》。三大卫视推出的电视相亲节目形式均为大型群体性和参与友节目,选手以个人名义参加。多位女嘉宾集体亮相,几位男性追求者依次上场,要求连闯数关,最终能成功打动心仪女嘉宾并仍有亮灯支持者,男生就能最终牵手成功。

在这三档大同小异的节目中,受到非议最多的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由于节目中出现了一些炒作错误价值观的倾向,在社会观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10年6月2日和8日,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管理通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提出严禁炒作拜金主义;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联播》中以评论的方式报道中国电视相亲节目的乱相,在6月23日的《新闻1+1》中对此做了专题报道;人民日报也刊发整版报道,批评相亲节目中出现的拜金主义,低俗价值观等。至此,疯狂发展的电视相亲节目受到当头一棒,其中最为惹眼的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不得不紧急停播,对外宣称栏目调整,延期播出;跟风的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也停播《为爱向前冲》改播《冲关我最棒》;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则保持原播出状态,只是在节目参与的方式上进行了微小调整。

纵观这三大卫视的电视相亲节目的产生与现状,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大型电视相亲节目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一方面是国家的打压控制,一方面是社会各界的非议,在面临这些压力的同时,电视媒介自身还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突破点求生存。

二、电视相亲节目的传播模式分析

从电视相亲节目的内容与播出形式来分析,这类电视节目的传播模式显现出涵盖现有的几个理论模式的综合特点。

1、双循环模式

从美国社会学家M.L.德弗勒提出大众传播双循环模式(也称德福勒模式)来看,电视相亲节目的传播行为应该是发生在闭路循环传播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由于节目的直接参与者是广大受众,因此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电视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送者,通过对节目的不同环节的参与而成为信息的传送者。电视相亲节目的传播行为主要体现出了此模式提出的双向性。

2、一致性模式

该模式认为,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传播内容对受传者固有信仰、观点、态度的威胁或强化程度。从这个模式的特点来分析电视相亲节目,可以看出,节目中所播出的婚姻恋爱观念对于社会受众的婚姻恋爱观念有着显著的影响,比如节目播出后就在舆论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拜金主义的讨论,尤其出现了几位极其拜金的焦点人物,而这样风起云涌的热炒恰好是对电视相亲节目的传播效果最好的验证。因此,电视相亲节目的传播模式也带有一致性模式的影子。

3、波纹中心模式

波纹中心模式是由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在这个传播模式中,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的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此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电视相亲节目在播出后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巨大非议和国家广电总局的控制打压,之后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停播,改播等现象,这无疑反映出这类型的电视节目在其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因为电视相亲节目的传播内容与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紧密相连,在其传播过程中,其传播模式也显现出波纹中心模式的波纹状态。

三、在电视相亲节目中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一档大型婚恋交友节目能在一个省级卫视迅速获得较高的观众收视率,并且被别的省级卫视相继模仿推出。从受众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应与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紧密联系。E.卡茨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正是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使用与满足理论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在“使用与满足”的过程中,人们接触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需要和社会因素、个人的心理因素有关。

目前火爆的电视相亲节目几乎都定位于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参与节目的场上男女嘉宾以20到30岁之间的年龄段为主,他们似乎就是现在最热门的“剩男剩女”们。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很自然为了这一类人提供了心理需求的满足,并让这一部分人更加主动地选择节目,从节目中获得更多的满足。因此,节目所提供的婚恋交友机会无疑成为了吸引大众的主要魅力。以该核心年龄层的男女为基础,带动其周围亲朋好友,只要家有适婚青年,全家都愿意观看这个节目,这样就顺利地介入社会大众的行为,为其提供心理需求的满足,并逐渐使得社会大众对其产生某种依赖。

各大卫视争相推出此类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必然是为了寻找自身求存的道路,但是能够走向火爆的一个隐性因素也不可忽视,在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人们往往寻找不到那些属于本质生活的部分,他们出现了极度的心理需求,他们自己也在努力地寻找,但是当媒介为他们提供了这种看似真实又合乎情理的满足时,他们会无条件地信任媒介,依赖媒介。因此,抓住时机的节目,才会拥有那么大的力量抓住受众群体。

四、电视相亲节目的负面传播功能

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研究方面,众多传播学家以及学者都从正面提出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社会四功能说”,对比拉斯韦尔的三功能学说,增加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娱乐功能,这类型电视相亲节目无疑拥有娱乐社会的正面功能。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类型电视节目的负面传播功能所带来的负面传播效果。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在研究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时,就提到了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即大众传媒的“麻醉作用”――人们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节目中大量的拜金主义观念倾向,多次出现持低俗价值观的拜金女,顾问嘉宾提出的扭曲问题,无疑不断地将社会大众的注意力引入不正确的方向,使社会大众过度地沉溺于这种表面猎奇的信息传递方式与通俗可笑的娱乐当中,其中一部分社会大众很容易就失去社会判断力,或者说是丧失了思维能力。这类长期不间断播出的大型婚恋交友节目,不断强化节目中出现的偏激观念,潜移默化就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思考与固有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了全社会的情感认知结构。

在这样的负面功能引导下,必然出现负面的传播效果。从《非诚勿扰》开播以来,就该节目引发的话题不断,在这些话题当中,引起人们讨论的更多的不是积极向上的正确婚姻价值观,而总是围绕拜金,虚假,作秀等这类话题展开。同时,从该节目走红的女嘉宾不断以出格的方式出现在各类媒体上,并传递着偏激的思想,这些偏激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婚姻恋爱观念这个范畴,逐渐深入到社会伦理,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这无疑使得这档节目超出了预期的传播效果,从单纯的吸引观众而发展成为对社会大众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从最初的希望获得绝对收视率,到今天被国家控制,停播,改播,收视率直线下降来看,经过时间与社会的考验,电视相亲节目自身的传播负面功能就必然导致如今这样的负面传播效果。

结语

通过对电视相亲节目的传播模式,受众需求以及其产生的负面效果这几大方面的分析,大众媒介应该仔细审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舆论导向工具应有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在泛市场化的今天,媒介也不能只关注自身的经营利润,更应该超越“市场化”,回归作为现代社会舆论导向的工具,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以社会利益为重,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引导,以大众文化的顺向发展为目标,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放在首要思考位置。大众媒介无时无刻不在引导着观众的注意力,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是媒介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媒介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引导大众追求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生活风气。

因此,目前的电视相亲节目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干预下,应该仔细审视节目内容中所倡导的婚姻恋爱价值观,提倡紧跟时代的、健康的婚姻恋爱价值观,让受众在获得心理满足的同时也引导社会大众的思想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①李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②baike.省略/view/

1180647.htm?fr=ala0_1_1.[OL].

篇6

关 键 词 :传播 大众传播 音乐传播

人类的社会音乐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的传播已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状态,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弄清音乐传播的新特点和新状态,对于理解和探究当代音乐艺术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所谓传播,从广义上说,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它一般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是指“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由于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音乐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音乐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即乐音音响符号,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由此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显其特有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作为传播子系统的音乐传播,注定会受到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传播的发展和进步总是受到传播媒介的制约,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人类的传播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数字化传播时期。从传播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几种模式。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传播活动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毫无疑问,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由广播、电影、报刊,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及摄录音像制品等大众传播媒介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即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作为“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的大众传播,正在经常而全面地诱导和制约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艺术活动的多样现象,纷纷随同大众传播的巨大辐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体的方式而漂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如上所述,我们已进入一个传播媒介丰富多彩、大众传播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大众传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形态和信息系统。其一,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包括报刊、电台、电视、网络、音像公司等在内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传播学术语中的“受众”;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其五,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其六,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在这样强势的大众传播环境下,当代音乐艺术传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状态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

第一,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众)。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尽管仍然存在“口传心授”“口头接力”等个体式的、人际式的音乐传播方式,但传播的主体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完全掌握了传播的主导权,成为了社会音乐艺术的传播主体。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音乐作品,或被记录、还原、复制的音乐音响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进行传送和传播。也正因为大众传媒的强大复制功能和传播效应,昔日笼罩在“艺术”之上的神秘光彩开始褪色,艺术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纯粹精神领地。其受传对象也从精英分子、专业人士走向了一般大众和普通平民,从而使音乐受众成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接受群体,真正开创音乐艺术传播的“大众化”时代。

第二,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艺术作为审美体验的一种结构性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及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从最早的“留声机”到今天的各种摄录设备,从磁带、唱片到光盘,从广播电视到MP3及互联网,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技术性质变得日益突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音乐传播能够有组织、大规模、专业化地进行,但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和技术的控制力。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虽然口语传播(现场传播)和乐谱媒介传播仍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传承作用,但传播的主要形态却是以电子媒介和网络数字化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由此给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一次音乐会或歌会的传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与听众(观众)之间的现场传播和共同参与,又有电台、电视台或网络进行的同步直播,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采录编辑的专题节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复制的音响音像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音乐传播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市场化、产业化的特点。

第三,传播过程和时空。由于唱片、光盘、互联网、电视等摄录技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从音乐传播源到接受者的传播过程更加快捷,音乐符号的记录时间更为持久,当代音乐传播已经突破“面对面、近距离”的“在场性”和“即时性”限制,从而完全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跨地域的传播。正是电子及网络数字化媒介的记录和传播功能,使我们今天既能欣赏到20世纪初的著名京剧唱段,又对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著名歌唱家的歌声耳熟能详,并能引起那些“不在场”地域居民的“共鸣”,实现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或是“跨地域”传播。比如,在传播媒介的“远距作用”下,摇滚乐从美国传到欧洲和全球的大多数城市,中国的“西北风”以及当下的流行网络歌曲,也成为不同地域人群的共有文化。另外,在音乐的网络传播中,作曲家只要把音乐文件推上互联网,音乐的社会传播和交流活动就已开始。当然,由于技术的使用以及大众传播的“影响(制约)——接受”(认同)过程,也使当代音乐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复杂化了。

第四,传播内容和功能。传播的本质在于信息的流通,即一种符号化的传播内容的移动、变化和共享。在大众传播环境中,“作为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音乐信息(内容),人们通过传播市场来接受和消费,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传播的音乐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另一方面,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其内容是一种“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但是,随着音乐商品价值的挖掘和膨胀,以及艺术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 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当代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个性特征、情感深度等“经典”标准被逐渐“削平”,而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加强,音乐传播的内容、功能及其整体模式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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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 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体系 局限与价值

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体系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人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性或价值关联性是社会科学的显著特性。传播研究必面对意识形态、价值与观念,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阐释。先秦诸子尽管站在不同的价值主体立场看待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有着共同的终极价值诉求,即通过协调社会阶级矛盾关系,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共荣。同时,以“民”为本的治国策略也广为先秦诸子认可,这就为诸子传播理论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荣、共融奠定了理论前提。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实施政治主张的共同的逻辑起点――“民本”思想使得先秦诸子在传播和实施学说主张的过程中积淀构建了我国最早的传播理论框架。如果套用美国传播学大师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来描述我国最早的传播理论框架的话,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内容可能包括五个方面:谁对谁;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说什么;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说话的方法和技巧。

与西方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和“匿名性”不同,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谁”和“对谁”不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先秦诸子时的传播活动多为“面对面”的交互式人际传播,对话双方共处同一时空,互为主客关系,同为传播“主体”。信息有效沟通的首要条件是互为主体间的相互信任的达成。为了实现信息的有效互动,先秦诸子对共存于这种面对面的即时交流时空中的互为主体双方的“诚信”态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为了达到“信”,儒家强调传播主体的人格力量与身体力行的工作方法对于传播效果形成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同时,要求传播主体要严于律己,从我做起,恪守诚信,对于不真实的言辞给予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

道家强调“无为”,以顺应自然,表现自然为诚信之本。老子强调传播主体“信言”的重要性,庄子反对虚饰,认为传播活动中性情的自然流露才是真性情。先秦诸子在强调传播主体“诚信为本”的同时,也对交互主体传播活动中的“不和谐”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孔子很注意人际传播中游说对象的选择,他认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儒家传承人孟子则从传播主体的角度对于传播内容的特点提出了有益的看法,针对具体传播内容提出了攻守的策略:“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道家则站在辩证的立场上,认为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传受主体双方个性特征的影响而呈现巨大的差异。如老子认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进行传播是先秦诸子传播理论论述的又一重点内容,大约相当于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的“传播功能与效果”研究,但先秦诸子更强调作为信息传播介质的语言及其起源与传播对于家、国、社会形成的意义。法家鼻祖管仲曾这样论述人类语言传播的起始:“夫名实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管子•宙和》)管仲认为语言传播源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人们为了解决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相互交流意见,然后由聪慧的人来决定与客观实际最为贴近的见解,从而构建意义共享。管仲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播起源论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源于人们改造自然、构建社会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墨家则从国家起源角度论述了语言传播的重要意义。墨子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墨子•尚同上》)墨子认为信息传播是统一思想,协调个体行为,构建社会国家的必要手段。儒家认为传播的主要功能是监督统治者和教化人民,进而塑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儒家眼中,传播的第一要义就是通过“正名分”来整肃统治秩序。法家主张通过政治传播实施社会整合与舆论控制,道家消极无为,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交流的价值,主张人与宇宙的自然融合与和谐。

“说什么”指传播内容,与西方传播理论的“媒介内容”研究相通。先秦诸子的相关论述涉及传播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以及其对传播效果形成的影响。孔子认为衡量取舍传播内容的标准应该服从巩固贵族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同时认为传播过程应当遵循“述而不作”、“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墨子针对传播内容的表现方式提出“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闲诂•修身》)的要求,同时还认为“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由此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站在维护国家正统统治的基础上,比较注重传播内容的“合法”性,同时排斥一切有违正统观念的“异端邪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孔子诛杀少正卯”这样的事了。相对而言,墨子更强调传播内容的真理性,即对于事实考察的深入和传播行为的理性。同时墨子还注重传播内容的表现形式,要求传播用语合仄押韵,易于传播。

“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即传播方法研究,大概类似西方传播理论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类型研究。先秦诸子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前,但他们在人际交往和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发现了传播介质对于传播效果形成的极端重要性。墨子首先发现了口语传播的局限,最早论述了信息载体对于传播的重要意义。墨子认为:“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亲士》)在具体传播方式方面,诸子传播使用过游说诸侯的人际传播、聚徒讲学的群体传播,也有作为国家官吏行政活动的社会传播活动,其中尤以游说和讲学为主要的传播方式。游说诸侯是先秦诸子最主要的传播活动,其传播方法技巧多和人际传播心理相关。

“说话的方法和技巧”是先秦诸子长期传播实践活动的经验性结晶,大约论及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的传播心理学、修辞学等相关内容。儒家学说侧重维护君主利益的政治传播规律的探索,相对而言,比较强调传播者的威严,以及传播过程的仪式感。曾子强调:“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儒家传承人荀子对于传播仪式的内容也曾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荀子•非相》)对于传播者应具有的心理素质,孔子也做过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克服躁、隐、瞽。同时,儒家擅长以温和的面目实现传播目的,孔子提出“能近取譬,扣其两端”的游说方法,与西方传播理论的“两面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心理互动是西方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这方面我国先秦诸子在游说传播实践中也有过众多的发现。其中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过程中交互主体的心理“揣摩”是该部分的主要内容。墨家提出“三表法”来论证论点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在具体的语言使用方面还提出了“举、体、援、推”等具体的语言修辞方法。

局限与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诸子传播理论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传播主体论――“谁”和“对谁”,信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播动机论――“出于什么目的”,传播活动的主观价值诉求;传播内容论――“说什么”,传播信息内涵价值诉求及其表达;传播方法论――“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信息传播渠道与介质;传播技巧论――“说话的方法”,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与相应语言修辞。但是,如果与当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相比,无疑呈现明显的朴素性和局限性。首先,先秦诸子传播理论在理论架构上并不完整,基本没有涉及现代传播理论的某些重要的范畴,如“冗余信息”、“反馈”、“噪音”等。其次,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主要涉及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难以对当代以电子传媒为主流的大众传播实际有效发挥其积极指导意义。再次,囿于时代的限制,主体价值诉求差异,先秦诸子某些论断与现当代主流传播价值观相违背。如儒家的“正名分”观念就无法与当代“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取向相兼容。所以,陈力丹教授一直否定中国有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传播学是用科学理论研究现当代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而我国只能探索古代的传播现象及言论、观点,缺乏当代的现实证据,因此“中国传播学”一说还不能成立。

成熟的社会实践是造就和产生科学社会理论的必要物质前提,科学完备的中国传播理论的构建则有赖于中国社会大众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社会制度和行业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先秦诸子对于现代传播理论构建的第一个启示在于“传播交互主体”思想的提出。交互主体思想突破西方大众传播理论传受双方的价值与行为对立,突出传受双方的地位对等性,这对于以交互性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网络媒体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诸子思想的交互主体不单单指信息传播行为的对等地位,同时也指传受双方的价值利益对等,意味着信息交流只有在平衡传受双方利益的前提下,才可能取得长久的积极的传播效果。这既突破了批判学派对大众传播行为价值全盘否定的局限,同时也凸显美国经验学派操控理论的狭隘与危机,构建了一种传受双方互为主体、地位对等、利益共享、传播效果双赢的理想传播形态。诸子给当代传播学的第二个启示是“整体性”观念的提出。诸子传播思想大多兼顾个体、群体、国家利益的协调统一,同时兼顾人类整体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这也是对当代西方传播理论囿于主体价值诉求差异造成的矛盾悖谬的补救和启发。诸子理论既强调传受双方的互利共赢,同时也兼顾君主国家利益和作为被统治者存在的基层民众利益的相互依存,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构建了源于人与自然、民众与国家,以及个人与社会利益共存基础上的人类整体传播观。第三,诸子从微观方面提出与认识论、语义学以及逻辑学相关的传播理论范畴:心、相、言、意。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体”与“相”,运动变化的是事物的本“体”。人们运用心智辨别事物,形成关于万事万物认识结果,也就是所谓的“相”,所以人要想正确地认知世界,首先要做到的是“正心”。《礼记・大学》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心”与“相”属于人的内向传播范畴,是形成个体意义,进行人际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与传播相关的另一对范畴是“言”和“意”。“言”,指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等,也就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载体;“意”,指思想、义理、宗旨等,也就是传播者所要转达的个体意义或意志。“言”“意”之间的割裂与脱节是影响传播效果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墨子・经说下》说“以言为尽悖,悖”,批评了怀疑或否定“言”能正确表达“意”的观点。又如《墨子・经说上》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肯定通过“言”人们可以了解把握一定的“意”。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对“言”能达“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HB10RXW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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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尚、流行和明星,重视商业经济。在编排上花哨生动抢眼,更前卫,是一种快餐文化。南北传媒风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传媒。因为传媒是思想意识的喉舌,文化引导、影响了传媒的特色风格与品位。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与解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相互间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相互碰撞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对它服务的对象———人的伤害。特别是当媒介在文化领域已取得决定作用和关键性地位时,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们认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选择性的建构了社会知识的社会影像。我们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才能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传播学中的人们所处的第二世界和虚幻世界。这是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人类只有通过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因为媒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离开它,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并且不现实。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现代传媒造成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具有肤浅性、无根性、商业性的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是完全和谐而且不断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广告节目融合在一起,他们使文化领域恢复了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设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与重构

从以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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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博为代表的传播媒体的诞生宣告了微时代的到来。各类便携移动终端显示了巨大威力,以短小精练为特征的传播内容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即小众传播出现。这一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就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预言,传媒未来面临着分众化、小众化趋势。而继网络时代之后,微时代的到来再次印证了阿尔文・托夫勒的预言。以琐碎、迅速、扁平化为特点的微传播是典型的小众传播,小众传播是一种相对概念,相对于大众传播具有如下特点:

1.点对点的传播

大众传播面向的是分散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受众是匿名的,无阶层和群组之分,大众媒体通过大批复制并迅速地传播信息,从而影响庞杂的受众。而小众传播则是点对点、一对一的传播,传播内容只针对特定的人群,传递几乎个人化的信息。

2.内容细化

相对于大众传播的内容分类,小众传播的内容更加细化,针对性更强。

3.受众集中

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而小众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对受众进行了分类,将内容直接传递到指定受众。这一类受众由于在某些方面拥有的共同特征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小集体。

小众传播中的受众心理:理性与焦虑并存

1.小众传播中的受众崛起

在微时代,权威开始消解,受众逐渐崛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在《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一文中指出:小众双向、分享的传播效应可与单向大众传播相抗衡,甚至超过大众传播。①小众传播的受众互动更加明显,受众对信息的分辨力更高。他们可以选择接收也可以选择反对,可以在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多是根据自己已有的信息结构进行的补充或自身价值观的表达,并继续对信息进行转发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信息量和信息含义都随之改变,而受众的身份也由信息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在反复的沟通、分享和传播的行为中,受众体验了在大众传播中无法实现的自我表达,传播和反馈不再为精英阶层所特有。

2.主动的受众

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说到底是满足各种需要。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②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纷繁庞杂的信息,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有价值的信息。这种强烈的需要只要在条件具备时就会转化为行动。在小众传播中,受众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努力去做和自己身份相符合的事情,他们不再仅是受众,也是主动的信息传播者。

以微信传播为例,微信用户注册登录微信建立自己的交友圈的方式有两种:通过手机通讯录添加好友或与腾讯QQ绑定。用户在使用微信时,可以利用微信的功能,将最新消息迅速传递给好友。在这个平台上,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沟通方式,通过、评论和转发信息实现新的沟通。此外,由于微信多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上使用,用户便可以随时随地传播信息。除了主动传播信息外,他们还会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分析,选择自己认为合理的部分,进行反馈和再接收,并同时进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受众是主动的、从容的,表现得也尤为理性。

3.被动的受众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道:“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③移动媒体的出现带来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人们对媒体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痴迷程度,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都在使用着同样的媒体工具,他们和外界的交流联系都必须依赖于媒体,他们乐此不疲地在虚拟的世界里展示自己和与他人沟通。在这种行为里,趋于麻木的受众变得被动和焦虑。大众传播的复制性信息让他们失去了兴趣,而小众传播的针对性信息又让他们迷失了自我。在这种传播里,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他们传播的信息都经过一再地思考、包装。无论是作为受众还是传播者,他们都显得被动和不安,甚至无法完全相信自己。对传递的信息渴望得到反馈,对自己的信息不被认可表现得焦躁和急于改变,如微博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们急于发声,又不愿认可他人,一度依赖的媒体成为发泄的工具,在无法达到既定目标时,又采取删除微博、逃离媒体的方式,完全为媒体所奴役。

小众传播的受众心理效应

心理效应是社会生活中较常见的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某种人物或事物的行为或作用引起其他人物或事物产生相应变化的因果反应或连锁反应。④受众的心理效应,是指传播活动中的一些心理现象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影响。小众传播中的受众心理效应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小众传播中的威信效应

大众传播中的威信效应是指传播者个人或群体的权威性、可信性对受众的心理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传播学研究认为,当受众把传播者或信息来源确定在高权威性、高可靠性的位置上时,这种认定就会转变为对信息内容的相信。小众传播中威信效应同样适用,如微博中的大V在信息传播中的影响力不亚于大众传播,因为新浪微博上这些大V影响的受众多是长期关注他们的粉丝。就算他们99%的微博只有几千个读者也没有关系。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即使是1%的份额也是千位数的。而无数个l%就能组合成不亚于许多大众传播的繁荣的信息市场。⑤

2.小众传播中的从众效应

从众效应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体在真实的或臆想的群体压力下,在认知上或行动上以多数人或权威人物的行为为准则,进而在行为上努力与之趋向一致的现象。小众传播目标明确,群体团结,对不一致的方向会极力排斥,受众的理性在群体的压力下转向被动接受,最终形成统一的思想或行为。

注释:

①⑤陈力丹 霍仟:《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③【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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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信;传播;大众传播

微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人际交流环境,转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思维方式,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微信日渐成为人们参与社交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通信工具,强大的应用功能也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青睐及好评。微信传播的推广与发展促成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转变与融合,但在这种复合传播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微信传播的局限性也日益突出,在传播模式融合的情况下也产生了传播的负效应。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微信承担了休闲、娱乐的功能,用户可以通过微信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而过多的信息易使用户失去理性,被动地接受表层信息的轰炸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是朋友圈摇言、伪科学等的大量传播,使得微信传播的负效应浮出水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微信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梳理,以便以此为基础探讨负效应存在的途径和原因。[1]

一、碎片化的传播内容

在快节奏的生活步伐中,受众更倾向于快餐式的信息浏览。基于微信传播的片段式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受众的心理诉求,但同时也容易导致了用户针对传播内容意见的碎片化。一方面,微信信息来源于开放的网络环境,在传播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过滤、审核、监管机制,呈现出不确定性、分歧性特征,难以有准确的定论;另一方面,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社会价值观的差异化决定了信息的差异化表达,使得微信信息碎片化、去中心化。虽然微信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复合传播模式,带给我们长久的用户体验,但其传播模式在融合转变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碎片化娱乐、碎片化信息、碎片化阅读,不断占据我们的闲暇时间,对我们的心理和思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甚至出现了“微信依赖综合症”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大量的营销广告刷屏朋友圈内混淆用户视听,为舆论掌控制造麻烦。微信作为当前现代大众传播的重要工具之一更是如此。

二、随意化的信息扩散

海量的微信用户群体下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传者,由于用户在理解能力、受教育水平、信息辨识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决定了信息传播质量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传播者为了谋求较高的阅读量,刺激用户的阅读、观看兴趣,将传播的众多内容变得庸俗化和游戏化,甚至为了谋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危言耸听的不实信息或广告,使得微信传播倾向于庸俗化,严重违背了微信传播可以带来的深度。从以上的局限性出发,要提升微信的传播价值,需要对传播者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从源头上杜绝不良的影响;对传播者而言,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要想有效传播,仍然主张“内容为王”,要尽可能地从创意出发,推送具有较强可读性价值的信息。

三、对现实人际交往的淡漠

目前一些个人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社交成瘾的问题,表现为对其社交功能和体验有很强的依赖性,淡漠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交往等。在使用微信时,许多用户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依赖性,有些用户会多次反复打开微信查看有无新消息,查看朋友圈更新的动态,有些用户会一天 24 小时微信在线,一直处于自动接收消息并提醒的状态。现实世界中的朋友或亲友见面时,大家都是拿着各自的手机聊天或刷新着朋友圈,而忽略了与现实中身边人的交流,微信社交成瘾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四、大众传播薄弱性体现

微信在大众传播方面的薄弱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微信端的语音、图片、视频、踊等内容必须经过手机扫码后登陆微信电脑版,难以直接传到PC端,限制了一些突发事件的迅速传播;其二,微信信息内容符合浅度阅读需求,使得信息的深度传播成为不可能。处于浅阅读的碎片化时代下,公众的信息辨识度普遍降低,缺乏独立思考、深刻思辨的主动性,相比于追根问底式的细究,大部分受众更倾向于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接受。虽然微信针对自媒体需求进行了数次功能升级,但微信本身的社交属性限制和使用习惯特点导致其大众传播能力仍很薄弱。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公共账号发挥的大众传播能力主要取决于用户的订阅程度,这种个性化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微信大众传播的影响面。[2]总之,微信作为一种新技术新工具,让我们在时间的推移中体会到了新媒体社交平台的魅力与便捷,但其在未来的发展和应用还需要继续经历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还需要道德与法律的支持,信念与创新的启动才能日渐完善。

五、总结

微信带给我们的体验是全新且全方位的,它试图打造的是一种互联网环境下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乐于享受微信带来的便捷但也必须保持清醒,这样才能让微信得到最合理的使用。微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影响,在看到微信正面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以客观积极的态度面对微信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基于背景各异的庞大用户群,微信难以实现信息传播效应的完全正面化。能否最大限度地开发微信的正面效应价值,降低其对信息、对用户的负面影响,关键点不仅在于微信的自身建设,更需要社会、政府的积极监管,同时也要求用户自身提高觉悟与素质。[3]

参考文献:

[1]赵晶.微信传播的正负效应及对策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