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文学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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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汤达；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时代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68-02

一、19世纪之后法国文坛上的争议

（一）古典主义的没落

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17世纪，对当时的法国文学和欧洲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看来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但是古典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封建贵族文学，在文学创作上很多方面都是迎合当时封建权贵的。但是经过两个世纪之后，法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诸方面已经有了很大变革，而此时的古典主义模仿者仍要求文学创作要遵守17世纪按照宫廷美学趣味制定的艺术规则，并以拉辛为武器，攻击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的创新变革。而与此同时，法国进步文学的力量也逐步成长起来，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新的美学观点，向陈旧腐朽的古典主义美学的教条规则宣战，莎士比亚经常被作为攻击传统美学的工具。19世纪20年代的法国文坛充斥了拉辛与莎士比亚、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争论，新、旧两种美学观点的斗争日益激烈化。

（二）新旧两种文学理论之间的争议迭起

《拉辛与莎士比亚》起因是英国剧团到巴黎上演莎士比亚受到阻挠，当时的古典主义者、保守势力谩骂莎士比亚，引发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战。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触犯了古典主义模仿者坚守的17世纪陈旧的美学信条而受到猛烈批判，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正是为回应古典主义模仿者的进攻，推进进步文学而作。司汤达首先撰写论文《为创作能使一八二三年的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莎士比亚的道路》，高度颂扬莎士比亚的戏剧，实际上司汤达以此表明了他反对把过时的古典主义教条奉为不变的准则，倡导与时代一致的进步文学的态度。当然他这部作品中提到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并不是指这两个具体的戏剧家，而是代表了新旧两种美学观念的对照。

我们可以通过对拉辛和莎士比亚的分析窥探到这两种美学观念的不同。首先，莎士比亚，基本上接触过外国文学的人都对其耳熟能详，英国文艺复兴时的文坛巨豪，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在文学史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拉辛，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杰出的作家，同样以其古典悲剧在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但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直至今天仍是受人追捧的经典，而拉辛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如果不读法国文学的人很少会去读拉辛的古典悲剧，就像我国莎士比亚的流传度要远高于拉辛，拉辛的流传度并不怎么广。提到拉辛，我们会觉得是非常久远之前的作家，而莎士比亚却不会给我们这种感觉，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莎翁是近代的作家。其实拉辛（1639―1699）生活的时代要比莎士比亚（1564―1616）晚许多。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觉，是因为拉辛戏剧中典雅绮丽的风格、严格的三一律以及亚历山大诗体让我们觉得距离太遥远；而相比之下，莎士比亚那种浑厚博大的风格中掺杂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色彩反而会让我们倍感亲切。当然这并不代表莎士比亚一定比拉辛伟大许多，只是我们由此看出能够切合时代的作品更容易时久不衰，古老而长青。

二、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所提出的文学理论

《拉辛与莎士比亚》这部作品中，司汤达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他倡导的文艺创作原则就是文艺不是一成不变的，文艺要适应时代的需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时展需要在当今的文学界或许已经是被喊烂了的口号，但在当时却是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新的美学原则。

当时的古典主义模仿者宣传法国的古典主义戏剧是现在、过去和将来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戏剧，固守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而司汤达对古典主义模仿者的论调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论证了古典主义戏剧是迎合宫廷趣味的产物，已经脱离当下人们的审美趣味。首先司汤达从时代对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制约性阐述了他的论点。古典主义审美趣味是符合17世纪王朝兴盛的时代的，但这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法则。审美观点和文学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各有不同，既没有永恒的审美趣味，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以此为基础，司汤达阐明了他眼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司汤达将一切符合时代的伟大作品都看作是“浪漫主义”的；而把一切机械模仿脱离时代的作品看作是“古典主义”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关于浪漫主义艺术的定义是颇为独特的：“浪漫主义是为人民提供文学作品的艺术。这种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所以它们可能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只有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才可能产生最大的。”①因此，文艺必须适应时代需要，反映当代生活，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推陈出新。这一观点贯穿全书，是司汤达文艺观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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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国人民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文化多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也正在逐步侵蚀着民族文化的生存以及延续。因此，在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当中加入民族文化的特征不仅能够很好地去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也能很好地将民族文化进行更好的延续和发展。所谓的“新中式”的设计风格并不是纯粹的将传统文化当中的设计元素进行简单的整合、归纳甚至于抄袭到设计当中，也不是将复古明清、照搬古典的进行设计，而是设计师能够更好地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理解之后，将民族文化元素运用到新中式室内设计当中，并与民族文化当中所蕴含的比较优秀的品质和精神能够通过动态的解读与现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相结合，继而为以后提高人们的民族精神文化起到极为关键的积极作用。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来看，人们主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保护国家文化特色，将民族文化赋予世界意义，民族文化也意味着，在任何国家都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当中的精神内涵是建立在宗教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之上的一种文化需求，在当今中国，传统的室内设计风格仍位于有设计行业的主流地位，其重要的特点是讲究设计的功能性特征以及实用性的特点，而对于“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而言，其表现手法通常是将中式的建筑结构进行重新的设计和组合，同时传承传统元素中的设计风格及其精神内容。随着人们对于民族认同感的提高，许多国人逐步开始重新定义隐藏在文化当中的文化价值，根据本地区的文化特征与世界的文化相结合，将中国人在以前文化建筑中的传统民居文化特点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相结合，这方面的设计问题逐步成了现今中国设计界最为热门的探讨话题“。新中式”的室内设计风格将中国的宗教文化很好地融入设计之中，分别表现出儒、禅、道三种不同的思想意境特征。在我国，促进和谐发展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因素“，和”充分体现出本民族所追求的文化特征，和谐是表现一个社会和自然所生存的一种最为基本的状态。新中式的设计风格讲究纲常以及对称的特点，常通常是运用阴阳平衡的理论依据来对室内的生态进行调和，在装饰材料上则选用“金、木、火、水、土”这几种元素来体现禅宗式的宁静和理性的生活状态，同时充分表现出本民族的特点以及所追去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特征。

2现代人们审美意识的改变和需求

现代设计集中体现在通过艺术和设计去不断地改善和影响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需求，同时也开始逐步提高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情趣。因此，为了提高艺术品位和设计的审美内涵，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现代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化发展。审美意识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由基本的认识和看法促使美感的形成。通过一定的社会群体和地区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因此，在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审美心理特征以及其他审美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受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影响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改变和影响。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审美理念的差异随着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观念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念以及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都有所区别。在当代社会中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潮流下，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新中式”室内设计的影响同样具有有非常大的变化，对于民族文化上也同样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缺乏。

（1）缺乏对于优秀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其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以及认同感。

（2）对于西方文化的过渡崇拜和盲目追求，从而互留本土文化特征。

（3）对于比较朴质的本真的文化的一种冷落，对于异己文化的过度追求。

（4）缺乏对先进文化的了解和对落后文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应该去发展和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时期的新中式风格，我们应该更好的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保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同时能为以后更好地提高民族文化知识，普及对后代的教育文化都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

3古典造型艺术的继承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新中式风格在家具室内设计语言上充满理性特点而不失简洁的效果，线条干练而方直、整体的造型显得尤为的大方，同简约风格的现代家具的轮廓有共同的特征。同时，新中式的家具同时也吸收了明式家具中的特点，并且摒弃了古典家具中比较繁缛的装饰特点。古典西欧流行在17世纪，法国是古典文学的主流。因为它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结合，被称为“经典”的例子。在法国，从早年的17世纪到1660年左右，已经到古典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古典文学语言去完成相关设计和建立各种文学流派，一直在欧洲流行了200年，可以说，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说，有古典文学的时期。英国在17世纪后期形成的古典风格，但它不是直到18世纪初的发展；俄罗斯是第一个在18世纪，新古典主义一旦成为文学的主导倾向在那个时候。同样在中国的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中也继承了这一点，将古典主义中注重“理性”至上的精神，要求逼真但又不能纯粹模仿等精神融合在新中式的室内设计之中。并运用新型的材料，各种型号的玻璃、树脂以及金属等材料并结合一些环保的材料和各种高强度的胶合以及具有优美纹理的迷彩等新型材料。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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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

“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篇4

一、美术语言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作品意义的模糊性

美术语言与口头语言、文字语言等普通语言有相似的地方，但更有显而易见的区别：第一，普通语言有语言逻辑、词法、表意模式等规则和内在结构。从文化上看，它是一个民族或集团存在的最后边界，具有理性和集体主义性质。美术语言在逻辑、词法、表意模式上都相对自由得多，既有共时性静态的内在结构和规则，又有自身历时性变动不居的特征，相对普通语言来说有一定的感性和个人主义性质，表意相对宽泛一些。第二，普通语言是将形态和事物转化为抽象的概念，通过概念对其表现和描述。而美术语言是客观形象与艺术家情感融合的产物，通过艺术家创造出来的感性形象表现抽象的概念，它的形式比普通语言简单，意义却比普通语言宽泛。前者本质上是对知觉的逻辑整理，从概念、判断到推理，把知觉、感觉的内容抽象地复合成事物的特征，进行有序的逻辑思维。美术语言在本质上是对视觉的意象整理，通过记忆与想象把视觉理解成感觉，再把感觉具体地创造成艺术形象。以形象思维过程实现语言表述的方式决定了美术语言的非确定性质。第三，普通语言在使用它的社会群体中依话语需要渐变发展，变革的重点是使语汇能够准确描述群体文化涉及的事物，语言形式的发展是次要的。美术语言也要考虑发展创新与继承传统的问题，但它带有一定跨群体可理解的性质，快速更新、适当跳跃并不影响交流效果，形式变化受到空前重视。毕加索之类的大师以语言创造为目的，新语言不去适应群体沟通思想感情的需要，而是让群体来适应新语言。第四，内容是普通语言的内核，形式为内容服务。美术语言有时形式和内容合为一体，线条、明暗、色彩本身就有某种宽泛的形式美、质地美和抽象美因素，无需任何内容也能实现情感交流。

从四个方面对比可知，美术语言能指对应的所指是宽泛的，美术语言表意功能的不确定性使得作品的意义带有模糊性。

二、美术本体的历史性也导致作品意义的模糊

“美术”是个耳熟能详的概念，要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却非容易。无数先哲都探讨过什么是美术，他们根据所处时代的认识水平界定美术的含义，但把各个历史时期美术家、理论家们所说的美术含义加起来也未必是今天大家公认的“美术”。因此，美术没有真正的定义，只有在历史语境的上下文关系中美术才有定义，它的本体是历史性的。这样一来，美术的有效性依赖于艺术家和观众在特定的历史中对美术的外延和内涵达成基本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的达成在现实中经常受阻，简单地说，当今中国各种美术流派并存，传统美术和先锋派美术之间长期拉锯角逐，二者观念有天壤之别。用传统美术标准来看，先锋派美术仅仅是欺世盗名的伎俩，它有“术”但不一定“美”。而先锋派美术家从来都认为自己的探索具有开创意义。美术家创造这类作品时，判断作品的标准和作品一起诞生，他不想告诉观众什么审美观念，他只想提供给观众参与创造的机会。这类美术作品的意义在艺术家和观众的创造中得到拓展，也因拓展的不确定性而使作品意义更宽泛、模糊。

三、每个形态的美术都力求意义明确，但是作品的意义总带有或多或少的模糊性

从形态学角度看，美术发展经历了混合形态的原始美术、统一形态的古代美术、分离形态的现代美术几个阶段。

原始美术是物质生产的附带物，审美和实用混合在一起。原始人的创作不是为了欣赏愉悦，而是认为图像具有决定战争胜败、部落存亡、种族繁衍、个人生命安危、丰收好坏等神秘力量。所以原始艺术旨在传达群体成员的共同愿望，构图形式尽可能简单明确。但是原始人缺少用概念进行抽象思辩和逻辑推理的能力，往往通过直觉中的具体对象作为思维的工具和媒介，企图以现实形象去表现超现实的意念，混沌的原始思维只能产生意义含混不清的作品。

统一形态的古代美术存在于国家高度控制艺术生产的社会中，表现为相对封闭的民族美术传统。每代艺术家都在继承传统中创造个人风格，通过无数艺术家漫长的学术积累完善集体主义性质的美术语言体系。这类作品带有描述性和情节性，总体上追求统一和谐之美，作品意义相对单纯清晰，客观上促成人们认识美术本体的一致性大于分歧性。不过，正如口语对话难免产生多种理解那样，观众也会对作品叙述的情景进行多方面理解，模糊的象外之意刚好是其魅力所在。

现代社会的美术打破了统一格局，呈多元化分离形态。一旦形式相对于内容独立，主体相对于客体独立，美术就不再做文学的奴隶。从塞尚开创现代绘画之路开始，一幅画不再讲述什么事情，点、线、面形式就是独立的欣赏对象，形式自身的意义当然是多义的、不确定的。后来频繁更迭的各种现代艺术思潮或在革新形式方面作文章，或向社会推销个性化观念。对于观众来说，由于现代美术观念的泛滥和美术界限的无限宽延，他们对作品意义感到非常迷茫，甚至对作品心生畏惧。

四、美术作品意义的模糊程度在不同时空中有差别

原始先民处于蒙昧状态中，他们把美术形象与超自然神秘力量以及原型的生命力等同起来，认为通过有效的巫术规则或宗教仪式可让图像发挥威力，使其符合人类的意志。那时感性和理性没有分化，认识事物心理浑沌一片，知识零散不成体系，还没有自觉的审美意识和单独的美术概念，原始“美术作品”的意义自然含混不清。

在古代，人们普遍信仰人类中心主义，确信自己依靠什么掌握世界。只要信仰坚实可靠，许多问题就顺理成章，无须撇开“正道”另想它路。美术的意义就建立在自身以外的“元叙述”的合法性之上，艺术的形态及知识体系就是“元叙述”在场的证明。人们乐于在美术中分享先天在场的、明确的、共识的、一元性的普遍意义，艺术家与观众在共识的意义状态中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艺术作品的意义相对趋向明确。

篇5

一

我们此处所论及的“及时行乐”，源自拉丁语“carpe diem”，英语通译为“seizethe day”。该词组本是一个中性词组。汉语中也有人将此直译为：“捉住这一天”，　另有人译为：“把握今天”、“珍惜时光”等等，甚至有人将此译成“只争朝夕”。作　为中性词组，翻译过程中过份褒贬似乎不妥，而通常所译的“及时行乐”虽然在含义方　面较为消极一些，有些贬意的成份，但哲学意味更浓一些，哲理性更强一些，实际上与　原文的思想意义还是比较吻合的，如《简明文学术语辞典》对此的解释是：

Carpe diem:A theme，especially common in lyric poetry，that emphasizes thatlife is

short，time is fleeting，and that one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present　 pleasures.(“及时行乐”：一种主题，在抒情诗别普遍，强调生命短暂，时光飞　逝，一个人应该最注重现实生活的乐趣。)

“Carpe diem”最早出现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中。我们从这一出处的上下文中　可以看出这一词语的确切含义。贺拉斯在《颂歌·卷一·十一》(Odes I XI)中写道：

聪明一些，斟满酒盅，抛开长期的希望。

我在讲述的此时此刻，生命也在不断衰亡。

因此，及时行乐，不必为明天着想。(注：Horace，Th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trans.by 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 Books Ltd.，1983，p.79.)

虽说贺拉斯(65～8B.C.)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并不是最早表现这一思想的诗人。　实际上，这一主题思想的出现，要比贺拉斯的《颂歌》早得多。我们无法考证究竟这一　主题思想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作为古罗马文学直接先驱的希　腊文学中，“及时行乐”主题就已经出现。如公元前3世纪的莱昂尼达斯(Leonidas)在　自己的作品中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应当明晓：你生来是个凡人，

鼓起勇气，在欢宴中获取快乐。

一旦死去，再也没有你的任何享受。(注：J.E.Wellington，An Analysis of the

Carpe Diem Them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etry(1590-1700)，diss.，

Florida University，1955，p.42.)

古希腊的其他抒情诗人萨福、阿尔凯奥斯，也着意描写现世生活的乐趣，萨福在《哪　儿去了，甜的蔷薇》一诗中，就写下了“一旦逝去，永难挽回”的诗句。尤其是阿那克　里翁在一些描写人生乐趣和爱情以及颂酒的诗作中表现了强烈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古罗马诗人中，也有早于贺拉斯的诗人描写了这一主题。如早于贺拉斯的古罗马杰出　诗人卡图鲁斯(84～54B.C.)就在《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等诗歌作品中表现了人生无　常、生命短暂、光明有限、黑夜漫漫的时空观，因而不要顾忌任何流言蜚语，尽情享受　现世爱情的欢乐：

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

那些古板凳指责一文不值，

对那些闲话我们一笑置之。

太阳一次次沉没又复升起，

而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

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

给我一千个吻吧，再给一百，

然后再添上一千，再添一百，

然后再接着一千，再接一百。

让我们把它凑个千千万万，

就连我们自己也算不清楚，

免得胸怀狭窄的奸邪之徒

知道了吻的数目而心生嫉妒。(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　出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

这一“及时行乐”的世界观甚至影响了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本·琼森等诗人。本·　琼森不仅对此诗极力称赞，而且还经过改写将这一思想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Come，my Celia，let us prove，

While we can，the sports of love，

Time will not be ours for ever，

He，at length，our good will sever…(注：Robin Sowerby，The Classical Legacy

in Renaissance Poetry，London: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4，p.144.)

(来吧，我的西丽雅，趁现在力所能及，

让我们前来体验爱情的游戏，

时光不会总是归我们所有，

它最终将要中断我们的意志……)

可见，在贺拉斯之前，在“carpe diem”这一词语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为数不少　的诗人表现了这一思想。

然而，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贺拉斯的“及时行乐”。其中影响最　深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以及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旗帜，复兴古代文化，反对封建和神权，因此　，以体现现世生活意义的贺拉斯的“及时行乐”的主题思想也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　，重新得以重视。莎士比亚、龙萨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创作了不少这一主题　的诗作。他们在诗中表现出抛开天国的幻想，追求现世生活，享受现世爱情的人文主义　思想。如龙萨在《当你衰老之时》一诗中，发出了“生活吧，别把明天等待，/今天你　就该采摘生活的花朵”(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　，1989年，第91，183，107页。)这样的呼吁，强烈地表现出“及时行乐”、莫失良辰　的思想，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生活信念和处世态度。

而在17世纪的一些具有玄学派特征的诗歌中，“及时行乐”的主题更是得到了相当集　中的表现。英国玄学派诗人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给少女的忠告》(To theVirgins，Make Much of Time)、《考里纳前去参加五朔节》(Corinna's Going aMaying)，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To His Coy Mistress)，　爱德蒙·沃勒的《去，可爱的玫瑰花》，西班牙具有玄学派倾向的著名诗人贡戈拉的《　趁你的金发灿烂光辉》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杰作。如《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以　极强调演绎推理的结构方式，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把握时机、享受生活的重要性。该诗在　第一诗节中声称，如果“天地和时间”能够允许，那么我们就可以花上成千上万个“春　冬”来进行赞美、膜拜，让恋爱慢慢地展开；到了第二诗节，笔锋突然一转，说年华易　逝，岁月不饶人，“时间的战车插翅飞奔”，无论是荣誉还是，都将“化为尘埃”　；于是，诗人在第三诗节中得出应当“及时行乐”的结论：

因此啊，趁那青春的光彩还留驻

在你的玉肤，像那清晨的露珠，

趁你的灵魂从你全身的毛孔

还肯于喷吐热情，像烈火的汹涌，

让我们趁此可能的时机戏耍吧，

像一对食肉的猛禽一样嬉狭，

与其受时间慢吞吞地咀嚼而枯凋，

不如把我们的时间立刻吞掉。

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气力，把所有

我们的甜蜜的爱情糅成一球，

通过粗暴的厮打把我们的欢乐

从生活的两扇铁门中间扯过。

这样，我们虽不能使我们的的太阳

停止不动，却能让它奔忙。(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4 年 ，第204，167页。)

(杨周翰译)

虽然这是献给“娇羞的女友”的诗，但是，该诗却是对生命的意义的沉思，正如有的　论者所说：“这一首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诗所要表现的不是一种爱情的关系，也不是马　韦尔的激情，而是他对处于时间支配下的生命的感受。”(注：David Reid，TheMetaphysical Poets，London:Longman，2000，p.226.)

18世纪以后，“及时行乐”的主题虽然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那样典型和集中　，但仍然被许多诗人所关注。直到20世纪，还出现了索·贝娄的重要小说《及时行乐》　(Seize the Day)以及弗罗斯特的同名诗作《及时行乐》(Carpe Diem)。转贴于

二

“及时行乐”这一主题的盛衰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思想思潮密切相关。在古希腊罗马　及其以前的文学中，由于受到朴素的唯物论的影响，以及最初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及　时行乐”这一主题得以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仍缺乏深刻的哲理　性，主要是局限于享受爱情、美酒，突出现世生活的意义，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主要是充满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其基本定义仍然局限于：“吃喝玩乐吧，因为你明天　就会死去。”(注：Horace，Th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trans.by 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

Books Ltd.，1983，p.79.)而在随后的中古时期，由于宗教神权统治　一切，成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来世主义等思想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这样，以反　映现世生活幸福为前提的“及时行乐”的主题，在此期间也就极少有所体现了。即使是　个性解放色彩较浓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等作品，虽以情爱与教会神权进行抗争，但多　半是抒写对女性的赞美和崇拜。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强调现世生活意　义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从而有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因此，尽管仍是“及时行乐”的主　题，但思想却显得更为深沉，具有了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反禁欲主义的进步意　义。与此同时，表现手法也有所改变，尤其是到了17世纪，一些诗人的表现手法已经显　得十分新颖奇特。如在《给少女的忠告》一诗中，赫里克写道：

含苞的玫瑰，采摘要趁年少，

时间老人一直在飞驰，

今天，这朵花儿还满含着微笑，

明天它就会枯萎而死。

太阳，天庭的一盏灿烂的华灯，

它越是朝着高处登攀，

距离路程的终点也就越近，

不久呀，便要沉落西山。

人生最美便是那青春年华，

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一旦虚度，往后便是每况愈下，

逝去的韶光呀，永难重温。

那么，别害羞，抓住每一个时机，

趁着年轻就嫁人，

因为，如果你把美妙的时光丢失，

你一定会抱憾终生。(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2 0 4，167页。)

(汪剑钊译)

玄学派诗人特别喜欢使用自然意象。马韦尔在《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中，把爱情　也形容为“植物般的爱情”(vegetable love)，赫里克在《致水仙》等诗中，则使用“　夏雨”(summer rain)，“晨露”(morning dew)等一些自然意象来象征人生的短暂。在　这首《给少女的忠告》的诗中，玫瑰、时光、太阳等意象都作为喻体，烘托“青春易逝　，抓住时光”的道理。尤其是“含苞的玫瑰”作为美和爱的象征，极为妥贴、形象。整　首诗中，不仅强烈地感受着时光的飞逝，而且还联想着死亡的逼近，从而突出了“及时　行乐”的哲理性。

其后，在强调公民义务的古典主义的诗歌中，以及在宣传和勾勒资产阶级理想王国和　强调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及时行乐”的思想也就不再具有时代　的特征，极少有人涉及了。而浪漫主义诗歌虽然“重情轻理”，沉溺自我，但是，在强　调“情感”和“自我”的同时，浪漫主义又十分注重“想像”，从根本上说，浪漫主义　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因此，十分现实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仍与浪漫主义显得格格不　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中，虽然这一主题偶有涉及，但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7世纪　那样的突出的现象，似乎也不复重现了。

三

尽管“Carpe Diem”这一词语为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首次使用，而且，“及时行乐”这　一主题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曾得到极大的关注，然而，这一主题并非西方诗歌的特产。　在东方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就表现这一主题而言，不少诗歌可谓达到了“异曲同工　”的境界。例如，被誉为人类最早的史诗——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东方巴比伦的《　吉尔迦美什》，就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

当诸神创造了人类的时候，

他们也为人类设置了死亡，

用他们的手阻止生命的存在。

因此，吉尔迦美什，你应该大吃大喝!

日日夜夜欢欣开怀，

每一个夜晚狂舞高歌!

让你的服饰珠光宝气。

让怀中的娇妻心满意足。

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旨。(注：Maureen Gallery Kovacs trans.，The Epic of

Gilgamesh，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85.)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中，这一主题也同样得以关注。现以唐代《金缕衣》一诗为例　，来看“及时行乐”这一人类共同的主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该诗同样是以鲜花的意象作为喻体，来表现“及时行乐”的主题。该诗的意义在于强　调爱惜时光，莫要错过青春年华。花开时节毕竟短暂，青春年华转瞬即逝，所以，诗人　坦诚宣称：不必犹豫，大胆享受现实生活，否则只会遭遇“空折枝”的处境。从构思上　看，该诗与贡戈拉的《趁你的金发灿烂光辉》极为相似，前部分使用祈使句的形式，劝　说对方享受生活，最后一行所表现的也是形成强烈对照的“将来”的衰败状态。从措辞　上看，同是表现“及时行乐”，中国诗歌显得更为含蓄、婉转，而西方诗歌则更为热烈　、奔放、直率。

再从哲理性来看，东方诗歌在这一主题的表现方面更具哲理的深度。题材范围也更具　有开拓性，不再局限于男女情爱，而是重视个性生命的存在价值，并且从人类社会、战　争、存在之谜等各个方面来思考和探讨这一命题。如王翰的《凉州词》，在尽情尽致狂　欢作乐之时，仍表现出戎马生涯的悲凉以及厌恶征战的情绪：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种既豪迈奔放又凄楚悲凉的情绪结构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征战者的心理状态。尤其是　“古来征战几人回”一句，突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从而使“及时行乐”的主题　具有了消极反战的进步意义。而李白在《将进酒》中的诗句更使“及时行乐”的主题充　满了昂扬的生命意识：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东方的另一诗国——波斯的重要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中的一些诗篇，虽然表现的　也是“及时行乐”的主题，但却是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讨。如在第24节诗中，诗人认为　生命来自于土，归之于土，一旦“沉沦成泥”，便毫无声息，“永无尽期”，因此，人　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尽情利用”现实的时光：

啊，尽情利用所余的时日，

趁我们尚未沉沦成泥，——

土归于土，长眠土下，

无酒浆，无歌声，且永无尽期!

海亚姆甚至从陶樽、泥土等无生命的物体中，探讨存在之谜和生命的价值，并借无生　命的陶樽的口来叙说“及时行乐”的哲理：

我把唇俯向这可怜的陶樽，

想把握生命的奥秘探询；

樽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

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回程。”(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　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

由此可见，当西方诗歌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开始出现“Carpe Diem”这一词语，并展　开这一主题时，在先于千年的《吉尔迦美什》等东方诗歌作品中早已表现了这一主题思　想；当西方尚处在中世纪的教会神权的统治之下的时候，东方诗歌中已经强烈地闪耀着　具有人性色彩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尤为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古时期东　方诗歌中的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地理方位上表现了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先声。

注释：

篇6

从上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来，印象派的绘画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并迅速的从欧洲广泛的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以其独特的个性特点和魅力受到了各国绘画作家的青睐和学习。印象派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光与色的有机结合和运用，二者的结合可以体现出更好的艺术效果和良好的自然形态，同时印象派绘画作品还比较热衷于对于那些忽隐忽现和稍纵即逝的景物的描写和创造，通过这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来表现自己对于大自然的那种自然美的喜爱，以及对于美好时光的一种向往。光与色本身就是大自然所客观存在的事物，通过印象派的一种艺术表达，可以发挥出更高艺术价值。对于印象派绘画的光与色的分析和研究是对于古典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一种表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印象派；文化内涵；光与色；研究；分析

每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艺术的发展都有其时代相关的特性特点，而每当一种艺术发展到鼎盛时期之后都会根据当时的艺术背景进行必要的创新形式的发展，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印象派绘画，它的根源其实是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也可以说印象主义所产生的理论实践基础就是古典浪漫主义。但是每一种新鲜事物或是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是长时间的理论实践的发展结果，对于印象派的绘画来说，更是一种和其他绘画界的主流思想相悖的新的艺术流派，因此纵观印象派绘画的发展史，也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在十九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对于印象派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开始对于大自然的光与色进行研究，并集中表现于他们的绘画作品之中，由此印象派绘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由此而生。本文将从印象派的由来出发，对于印象派绘画的恩华内涵以及在色彩运用方面的重大突破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最后对于印象派绘画之中的光与色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于当代的影响价值进行了论述，以此来表现印象派绘画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

1 对印象派的由来分析

印象派绘画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绘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流派，它对于西方艺术形式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印象派的发展由来来看，印象派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具体的说是在1863年，当时候印象派绘画的产生是一个曲折的历程，而很多的印象派作品被认为是和当时时代潮流思想相违背的，同时备受歧视和批判。其中最典型的一幅作品就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这幅作品在展出之后就收到了社会的各种批判与指责，被受到了人们的各种歧视，但是马奈的绘画思想并不是没人接受的，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绘画作家，比如莫奈、雷诺阿、德加等都纷纷的和马奈进行联合，并于1874年4月的巴黎举办了一个无名艺术家的展览会，这次画展展出之后，随即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受到热议，而有的嘲讽者这位这是一次“印象主义画家的展览会”，由此印象派之名也开始出现。而后来的印象派绘画的产生与发展与这次画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早在19世纪的六十年代，印象派画派就已经初见雏形，但是在整个19世纪的西方绘画界，还是以法国画坛所代表的绘画艺术为主流。直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的法国绘画界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画家主张解放思想，创新现有的绘画方法，并经常性的在一起共寻新的绘画流派和方法。就这样，印象派的绘画艺术逐渐的以全新的姿态踏入了当时的法国绘画界，并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到了20世纪初期，在法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印象派的绘画大师，并逐渐的在法国的画坛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印象派吸收了很多写实主义的思想，同时对于古典画派具有严重的摒弃感，而在绘画的过程中，印象派绘画在对光与色彩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发现，同时在绘画过程中主张表现色彩，同时摒弃原来的褐色调，主张更加真实、自然的描绘大自然和光与色。目前我们认为的印象派绘画的代表画家有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等等，他们在印象派绘画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塞尚、高更和凡・高又认为在通过印象主义去描写和绘画大自然的光与色的时候，还应该和画家的真实的主观感受相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后被人们称之为“后印象主义”，此后的绘画艺术也在不断的受到一些新的潮流思想的影响，并在不断的创新与发展。

2 印象派绘画的文化内涵

2.1印象派把绘画从客观自然再现转向主观精神

印象派的这种将绘画的客观自然向自己的主观精神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印象派的观念，那就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审美观念。而从印象派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和理念来看，印象派的精神实质其实是和西方的古典绘画艺术相对立的，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创新形态的绘画意识，印象派也主张对于客观世界和生活通过绘画进行再现，而这种再现并不是主题性的，而是一种主观随意性的再现。印象派的这种绘画形式和以往的绘画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印象派的绘画艺术中已经不再具有那些叙事性和文学性的内容，而关注的是画家的主观感受的再现，然后再通过艺术作品将这种主观精神表现出来，从而满足了人们大众的精神需求，更利于印象派绘画思想的传播和独立性美学理念的延伸。尽管如此，并不代表印象派是完全否定自然的，它只是比较注重他们对于自然事物的第一感官印象，并想通过绘画将这种美表现出来。其中最典型的像著名印象派画家毕沙罗的绘画作品《农家女》，它不仅表现出了农家女的那种纯真与朴实，同时也加入了作者的主观色彩，描绘出了大自然所包含的风土人情，是作者第一印象的真实写照。

2.2注重绘画的光、色、形、意、美有机融合

印象派光、色、形、意的有机结合是印象派绘画中具有浓厚光学色彩的重要体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印象派的绘画在光与色的表达上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和主管色彩上的特性。一般来说，印象派的光色表达在绘画艺术的发展中是具有显著的特性的，同时在这个方面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印象派在光与色之间情感表达上以及绘画语言的多样性等方面，同时印象派还主张将那种看似闪烁的光与极其微妙的阴影相结合在一起，收到了良好的艺术、绘画效果，同时也使得绘画作品中更洋溢着青春与活力。以往的很多的画派并不能很好的将光与色融入到其自身的绘画作品中，而只有印象派的出现才开始将光与色作为一种绘画语言或是绘画要素与艺术相结合，使得绘画作品可以体现出更加具有形态的意境美和写意美。

印象派绘画作品中所体现的并不是单一的光色，而是一种在稍纵即逝间的变幻着的光色，这种色彩具有一定的存在性，以及对于周围的空间事物、立体幻境等都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和影响价值。最初的印象派作品是从画水开始的，他们可以将水波所表现出来的瞬间变幻描绘的淋淋尽致，后来在印象派的作品中又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和建筑物相关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将建筑物到天空的色彩表现的更具意境美和光亮美，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

2.3通过原色并列、重叠和补色手法

在印象派绘画过程中，印象派画家还注重一些手法的运用，这也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印象派通过将原色并列或是在一起发生重叠，再者就是通过补色来实现对于光色的处理，同时这些方法也是印象派所独有的绘画手法和绘画语言。为了更好的表现出物体的动态变化形态以及其自身的色彩、色调，通常情况下，印象派的主要做法就是采用一些小笔触或是将它们的固有色调进行并列处理，然后通过对于颜色的调节或是重叠，可以将简单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现出更多可观性良好的色，给人以足够的视觉冲击，这种将“光色”技法所结合起来的绘画手段逐渐成为了印象派绘画的一种新的绘画语言。

2.4“把画架搬到户外”成为印象派的重要方式

对于印象派来说，印象派的文化内涵中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将画架搬到户外”，同时它也是印象派绘画的主要绘画方式之一。当然它并不是简单字面上的就是将画架转移到户外进行绘画，它其实是一种新的绘画方式的出现，这种户外绘画方式不仅和以往西方的绘画方式不同，同时它所提倡的在阳光下捕捉光和色彩的微妙也是一种绘画形式的改变和创新。这点在很多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就特别喜欢在户外进行绘画，他认为在户外可以感受到大自然风光的那种清新洒脱，那种愉快与欢乐，而将这种情感运用在绘画中，就有了《打阳伞的丽丝》作品中的震撼视觉色彩的冲击力以及其独特的色彩感染力。

3 印象派在色彩运用方面的重大突破

古典主义绘画强调素描与严谨的外表、贬低色彩与笔触的表现，追求构图的均衡与完整，努力使作品产生一种古代的静穆而严峻的美。对色彩的认识局限在经验和概念上。画家根据颜料品种和特性总结出色彩配方，从而产生具有固定模式的色彩样式，即以一种特定光源下的柔和层次和一种始终不渝的“酱油色调”来经营画面。而印象主义运用色彩的冷暖变化开拓了色彩的表现，彻底改变了古典主义绘画的面貌。画家从室内走向室外，直接、即兴地面对景物写生代替了古典式的室内制作加工。他们不拘泥于严谨的轮廓和细节描写，而着眼于现场写生中迅速捕捉那些变化着的色彩，努力追求跳动的光、变化的色，表现大自然的生命与活力在人们视觉上留下的印象。另外印象主义绘画中物体的暗部有明确的色彩倾向并与亮部色彩形成对比，形成色彩节奏的转换。无论是大色块的对比还是小笔触的并置及色层的凝结变化上都有冷暖色或补色对比，这种手段是古典绘画中找不到的。

4 印象派研究光与色的关系并用之于绘画中

光是色彩的前提，绘画中通过色彩表现光。“没有光就没有色”，这是我们认识绘画色彩的基本常识。光和色是不可分离的，色彩是光的显现。后来很多的视觉体验被画家们运用到画面中去，产生了不同的视觉效果。致使印象派研究光与色的关系并用之于绘画中的，是19世纪光学科学的发展。

印象派画家打破了传统绘画中固有的色彩观念，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家对色彩的研究成果，积极探索光和色的瞬间效果，经过反复的写生实践，光色的表现达到了极致。在实践中他们认识到阴影不是黑色的，是有色彩变化，注印象派的绘画为了很好的表现光对色彩生成的规律，大多运用纯色，用点彩的方法使色彩在画面上达到一种空间混合的效果，让观众也参与到绘作中来，用眼睛来调和画面的色彩，这是印象派作品的一个普遍规律。不仅充分利用到了反射光的作用，同时解释了光源色与环境色，以及固有色的关系。

5 印象派对现当代的影响

纵观当前的绘画发展史以及众多的绘画流派，印象派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它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对之前艺术成就的一种总结和发展，又是绘画界的一次重大的变革。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西方的印象派创作思想和作品通过中国的对外留学生传到中国，并对于当时的我国绘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创作方式以及创作理念也在不断的影响更多的人。

对于当前中国的美术教育来说，也许印象派绘画中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教育模式，但是其主体的思想以及创作方式、思想等对于当代还是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的。比如印象派的绘画艺术不仅在创作题材形式上采取在户外阳光下直接描绘景物，追求光色变化中表现对象的整体感和氛围气，题材上脱离宗教题材的束缚，多描绘身边的人和事物。在色彩运用打破了固有色的说法，强调从自然色彩的描绘到对主观情感的表现。在技法运用上将挫、拍、揉、扫、跺、刮、点、砌、擦、抑、等方法运用到一幅画中，这些都是适合我国的美术教育的。

6 结语

总之，印象派及印象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整个绘画艺术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对于这些经典的艺术，我们应该正确的进行看待，对于其中一些先进的思想和主张理念等，我们要在继承的过程中加以创新与发展，使之更好的为当代所服务。但是印象派绘画中光与色是一种绘画方式的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对于印象派绘画的光与色进行分析对当代的绘画艺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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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娜.试论印象派绘画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影响[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4）

[3]甘兴义.论印象派绘画的艺术特征及美学观念[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8）

[4]杨青知.印象主义音乐与德彪西的钢琴作品[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3（S1）

[5]余海棠，曹新刚.“光与色的交响曲”――浅论印象派的绘画艺术[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4）

[6]崔军，马文斌.艺术写实的重新定义――谈印象派画家超越色彩的贡献[J].美与时代.2003（11）

[7]乐齐弘.浅谈印象派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1）

篇7

    “现代主义包括的内容不只是艺术与文学。如今,它几乎包括了我们文化中一切真正有活力的东西。现代主义的出现也许是奇特的历史事件。西方文明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偏离和质疑自己的根基。但是,这种文明确实走得很远了。我认为,现代主义与始于哲学家康德的自我批判(se正一ctiticism)趋势的强化甚至激增同出一辙。康德是对批评方式本身进行批评的先驱,因此,我确信,康德是第一个现代主义者。”[1〕之所以要强调这种“自我批判”,因为“现代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运用某一学科(disciP俪e)的独特方法对这门学科本身提出批判,其目的不是去颠覆它,而是使这门学科在权限领域内处于更牢固的地位。”[2〕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主义“自我批判”的动力来源于何处?其运作方式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格林伯格认为:    

    “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起源于启蒙运动的批判,但它们不是同一回事。启蒙运动的批判以更能让人接受的方式从外部展开;现代主义则通过被批判对象本身的过程从内部进行批判。看来,这种新形式的批判首先出现在哲学领域是很自然的,因为哲学的本质就是批判。然而,进入19世纪后期,这种批判方式进入了许多其它领域。每项正式的社会活动都开始要求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进行证明。最终,一些与哲学毫不相干的领域也将康德的自我批判视若珍宝,用它来满足并解释这种要求。”[3]

    显然,在格林伯格看来,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得益于启蒙时期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但对于艺术而言,其运作的生效是以内部批判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按照格氏的思路,现代主义绘画要寻求发展就必须悟守自我批判的原则。而且,和其它领域的批判方式不同的是,现代主义绘画的批判最终要回到内部,落实到自身的本质属性上:

    “因此,每门艺术都必须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必须展示和阐明的是:不仅在广义的艺术中,而且在特定的艺术中,都存在着独一无二性的、不可简化(irredueible)的东西。每门艺术都必须通过其固有的方式方法决定这门艺术自身固有的独特作用。这样,无疑使得各门艺术的权限范围变得狭小,但同时,也使得各门艺术权限范围占据的地位更为可靠。”[4皿沿着格林伯格的思路,如果现代主义绘画遵从“自我批判”原则,必然会出现两个结果:返回“平面(flQtness)”与走向“纯粹(purity)”。既然艺术的批判是不断回到自身的本质属性,那么绘画最本质的特质就是它的平面性—“在现代主义绘画的艺术批判和限定自身的过程中,强调不可避免的平面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平面性是绘画独一无二的特征。封闭的形状支撑是一种隶属于戏剧艺术的条件和规范,而色彩则是一种隶属于戏剧和雕刻艺术的规范或手段。然而,二维的平面是绘画艺术唯一不与其它艺术共享的条件。因此,平面是现代绘画发展的唯一方向,非它莫属。”「5〕

    既然每门艺术都要回到自身的权限范围,要与其它艺术形态相区分,那么“每门艺术都将变得‘纯粹’,并在这种‘纯粹性’中寻找自身物质标准和独立性的保证。‘纯粹’意味着自我定义(self一definition),艺术自我批判的事业就是一种彻底的自我定义。”[6〕如果说只有体现了内在批判精神的艺术才能被称作是“现代主义”的话,对于绘画艺术而言,就是绘画之于绘画自身的批判,即唯有完整地体现了“纯粹性”与“平面性”的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主义绘画。所以,在格林伯格的理论体系中,“现代绘画”和“现代主义绘画”实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这个标准,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现代艺术就出现了“分野”,比如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就是现代主义的,而超现实主义、“达达”则不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因为前者符合上述两个原则,而后者则不具备这些特征。和此前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比较起来,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绘画的讨论在观念上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走向更新的拉奥孔》(1940)中,格林伯格是从前卫文化—前卫艺术—抽象艺术的逻辑来思考绘画在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的:“前卫文化的任务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履行某种职能,这种职能就是为了在同一社会的表现中寻找新的相应的文化形式,同时不屈从于其意识形态的划分,不屈从于它对艺术进行自我评价的否定。”仁7习按照前卫文化的逻辑推进,抽象艺术将成为前卫艺术的“代言人”。但是,在《现代主义绘画》中,格林伯格批评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两个不同的结果:1、并不强调现代主义绘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叛功能,它与外部的政治现实没有直接的联系;2、现代主义绘画并不等同于抽象绘画。也就是说,尽管现代主义绘画也强调形式的“自我批判”,但和前卫艺术的自律性不同的是,其批判不以抽象艺术为终结目的,而是将批判本身作为存在的本质。也可以这样理解,抽象绘画可以体现现代主义绘画的本质,但它与现代主义绘画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一点正是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理论的精髓之处。与早期形式主义批评的本质差异是,“自我批判”本身是可以不断更新的,只要这种批判得以延续,新的艺术形式就会产生。这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主义绘画将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完整的家族谱系,并能形成自身的艺术传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抽象艺术不过是现代主义绘画发展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产物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格林伯格不仅将“自我批判”提升到了哲学批判的高度,而且将其看作是推动现代主义绘画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只要现代主义绘画遵从“自我批判”原则,它就会不断地超越过去,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活力。

    此时,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绘画所抱有的乐观主义态度已展露无遗。他的理论构想不仅远远超越了此前形式主义—抽象艺术的范畴,而且是在给现代绘画“立法”,试图为其确立一套法规和标准。不过,在这种标准的后面,我们似乎看到了格氏理论上的另一些来源,即除了康德主张的自我批判外,还受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艺术史观的影响。尽管在文章中,格林伯格并没有直接引述他们的观点,但是,这在他相信现代主义的绘画是以螺旋形的轨迹不断上升,总有一股力量敦促其不断前进的思想中显现出来。换言之,格林伯格所说的“自我批判”并不以直线的方式前进,而是有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即新与旧始终处于一种砒砺与对话的状态。但是,一个新的阶段终会出现,因为有一种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精神在催化着“自我批判”不断地超越自身。这样一来,现代主义绘画就会以自律的状态,不断推陈出新,永远保持着活力。其后,批评家迈克?弗雷德 (MiehaelFried)进一步发展了格氏的“自我批评”原则。[8习

    虽然格林伯格将“自我批判”提升到哲学化的高度,但他并没有使其脱离西方现代艺术史的发展轨迹,也没有让它摆脱形式主义的范畴。格林伯格美术批评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他的理论大多数时候都是与西方现代绘画,特别是与抽象表现主义维系在一起的。如果按照“自我批判”的原则,现代主义绘画就应该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篇8

关键词：帕布罗・毕加索；绘画；材料；拼贴

中图分类号：J2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5-28-3

帕布罗・毕加索（1881-1973）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生涯中，他以丰富多变的画风创作了数以万计的艺术作品。有人称其为现代艺术的魔术师，艺术史的伟大概括者。他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艺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同时，毕加索也是拼贴技法的创作者，对拼贴技法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08年，毕加索无意中把一张小纸片贴在一幅题为《梦想》的素描的中心，就成了第一幅贴纸画，它就是拼贴绘画的雏形。1910年，勃拉克在《葡萄牙人》中使用了一丝不苟的手写字母。而最早一幅完整的拼贴可能是毕加索的《静物和藤椅》。在这幅画中，毕加索采用了现实世界中的可辨认的材料――一块上面印有藤条图案、用于覆盖桌面的油布，然后在上面画满了造型大胆的静物，使两者巧妙地拼合起来。拼贴手法的运用标志着立体主义开始进入到“综合立体主义”时期，此后他们的绘画一直离不开拼贴，而素材和形式上也越来越多样化。相对于勃拉克等人来说，毕加索的拼贴语言运用得更为大胆和富有想象力。不像别的画家在选择拼贴材料的时候，要考虑到逻辑的问题――如用木纹纸来表现桌面等木制品。毕加索大胆地摆脱这些束缚，在他的画里，小提琴上会被贴上花纹墙纸，而桌面有时会用报纸来表现。拼贴手法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艺术在媒介运用上的束缚，画家们大胆地在画里加入了其他材料，这使得绘画进入一个新的创新时期，使绘画带给人们更多的视觉上的惊喜与震撼。

在原始时期（1906-1908），通过马蒂斯把非洲黑人的雕刻和象牙海岸的扁平面具的介绍，使毕加索对这些充满原始气息的艺术品深深吸引着，于是决定尝试把这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绘画作品中，《卡思维勒像》便是一个大胆的改变，这幅作品在毕加索不断的改变与尝试中终于以一个抽象的，完全没有斯坦因原来面貌的画面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幅画不着重表现感情，而强调分量与形式的单纯化，基本形是几何学形式，手是写实的，而脸却画成土著面具的样式。虽然这幅画是抽象的，但在几何形状的拼贴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斯坦因的内在气质。

如果说《斯坦因的画像》是毕加索迈向艺术新时期的一个过渡和跳板，那么《亚维浓的少女》则是毕加索这个时期一幅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标志着毕加索立体主义的开始。在这幅作品人物创作上毕加索已经放弃文学性，而转为纯造型的途径，毕加索大胆地把人体分割，组合，充满着原始气息。画面中的五个少女的刻画完全抛弃了情感与表情，抛弃了三度空间的明暗，透视等等所有传统手法。犹如化石般近似几何形的躯体的简化，概括和变形；面具式面孔的刻画，使原来的写实意味消失得无影无踪，倍感强烈的却是那种古朴、奔放、粗野的神秘色彩，画面既是平面的，又是立体的，整个画面充满着浓厚的原始气息。

毕加索将不同角度的物体以拼贴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同一平面中，却表现得很自然。《亚维浓的少女》就是这一创作手法的典型代表。

这些创作手法都是在平面的画布上以拼贴的方式进行的，说是拼贴，实际上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拼贴，只是视觉上给人们以拼贴的感觉，达到拼贴的效果。真正的拼贴在1912年，毕卡索将有真实质感的物件黏贴在画布上，企图打破二度平面的绘画，制造空间虚实的视觉效果。没想到来后有助于延伸发展出“新”的绘画创作材料、技巧和理念。拼贴一般是以图画纸作底板，根据构图，在画面的适当位置贴上剪裁好的商标，糊墙纸、报纸、彩色纸、名片等实物。这种创作过程是很快的。他把这些纸片严格的按照构图来安排，贴好以后，通常还要用铅笔、墨笔、或者木炭笔，水彩或水粉在画面上添上几笔。再后来，毕加索把综合实物材料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沙粒、破布、麻布，玻璃等一些常人想都想不到的东西拿来当作可以加工利用的极好的颜料和素材，从而创造出各种以颜料和笔触都无法达到的新的质感效果。毕卡索创作出第一件精致的拼贴，即1912年的《有藤椅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ChairCaning）：他在画布上黏了一片印有藤编图案的油布，以此方式取代直接在画布上画出藤编图案。从此模糊了艺术中真实与幻象的区别。

1921年，也就是毕加索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创作的立体主义作品《三个乐师》，把拼贴技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三个乐师以几何学的形式表现，这些几何的面相互交错衔接，拼贴成变形的人体，画中三人均五官互调，身体扭曲。这种变形的过程是运用直线切割的方法分解，然后再回旋曲线的方式交叠组合。同时丰富的色彩的运用，从而产生音乐般的韵律感与节奏感，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又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

1925年创作的《三个舞者》就是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画中三个极度变形的舞者置于灰暗的红色，粉红色及蓝色背景中，她们不安，躁动，甚至绝望。富于动感的变形以及构图的样式，色块与色块之间的拼贴衔接无不表现出在复杂的画面中有序的节奏感。

在这个时期，毕加索的作品中震撼世界不得不提的作品肯定是1937年所完成的大型壁画《格尔尼卡》。画面的最终效果从技法上来说并不复杂，画面零散破碎而混乱，与以往历史题材绘画的统一性和明晰性大不相同。毕加索只用了三种颜色：黑，白，灰。但从《格尔尼卡》这幅壁画中毕加索所要表达的不只是一个艺术作品所要表达的，而是作为一个人所受战争的严重打击所要表达的情感：不满，愤怒与悲痛。在《格尔尼卡》这幅巨型壁画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毕加索说的“绘画并非用于装饰房间，它是反抗暴行和黑暗的武器”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在《格尔尼卡》这幅画中，毕加索并没有直接去画飞机，导弹，坦克和大炮，而是用不同视角下的五官拼贴出公牛，受伤挣扎的马，耀眼的电灯，举着灯火从窗子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双臂伸向天空惊恐的男子，怀抱死婴仰天悲号的母亲，烈焰中的房子，恐慌中狂叫的女人……这些夸张变形的几乎毫无关联的几何元素用黑、白、灰三色拼贴在一起，以混乱、零散、破碎、悲惨、绝望的画面呈现在大家面前时，而达到的画面效果要比那些飞机、大炮给人的印象要震撼的多，这也是拼贴技法相对于其他的技法所更能充分的表达各种情感的优势之一。

从毕加索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可以把毕加索的拼贴手法归结为两种：一是将物体分解成小块面，通过并置和链接将其构成明晰的画面；二是以基本元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主义的主要标志。正如毕加索所言：“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情侣笔下的毕加索》一书中，毕加索阐释了他对拼贴的看法：“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入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的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

在现代绘画中，拼贴分为两大类表现形式：一种是平面拼贴，在日本称为“笔彩剪纸”，是一种将平面材料和绘画手法综合在一起的创作形式，这种方法在立体主义时期便开始盛行；另一种方法叫物质绘画又称浮雕绘画，介于二维和三维之间，是运用性材料与手绘相结合的方法。

篇9

[关键词]古典园林艺术；现代园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

[作者简介]黄旭慧，柳州市龙潭公园管理处副主任，园林工程师，广西柳州545005

[中图分类号]S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96―04

古典园林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习惯于将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然式园林称为东方古典园林，将以法国为代表的规则式园林称为西方古典园林。它们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迥异的表现形式及风格，构成了世界园林艺术的两大流派。回顾中西方园林的发展，分析其差异及特点，有助于现代园林的创作。

一、中西方古典园林产生差异原因的探究

(一)历史起源不同

从《诗经》及《孟子》的记载可知，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就筑灵台、灵沼、灵圃，这是最早的皇家园林雏形。自此，中国古典园林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是从周文王时代至东汉末年的萌芽期。从早期供狩猎之用的“囿”发展到以园林为主的帝王苑囿行宫。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的形成期。形成了以“崇尚自然”为理念、观赏游览为主的园林艺术。第三个时期是隋唐宋的成熟期。文人参与造园的活动把园林与诗、画相联系，形成了“唐宋写意山水园”的特色。第四个时期是明清的全盛期。建造了以大规模写意自然山水园及集各地名园胜景于一园为特点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在造园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传统园林由“壶中天地”转向“芥子纳须弥”。至此，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到了最高峰。

西方园林的起源可上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公元前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因丈量尼罗河泛滥退水后形成的土地，发展了几何学并把几何概念用于园林设计，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规整式园林。公元前500年，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带来了文化、科学、艺术及园林建设的繁荣兴盛。罗马继承古希腊传统发展了别墅园和宅园，以精确的数理推导、规则的几何形状、精致的雕塑等，形成了西方园林的基本雏形。此后欧洲经历了近千年漫长的、极度压抑的中世纪后，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春天，也迎来了园林空前的阶段。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由勒诺特主持设计的凡尔赛宫，明显反映了有组织有秩序的古典主义原则，以宏伟华丽的园林风格，成为规整式园林的典范，西方园林由此步入辉煌时期。

(二)文化传统的差异

儒、道、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同时，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多元互补的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崇尚“仁义”和“礼乐”，重义轻利；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提倡“道法自然”，追求虚静；佛教追求“息心去欲”、“清静无为”等境界。园林作为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打上了中国文化深深的烙印，将“虽由人作，宛若天开”作为最高境界。

西方以征服、改造、战胜自然为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动力，是一种科学价值取向。培根说：“要命令自然，就要服从自然。”康德认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西方文化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表现自我。因此，西方园林的发展处处体现着人对自然的强制性约束，强调着人与自然的抗争。

(三)哲学理念的差异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突出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以直观综合为基本特征，重经验直觉。中国人的理性注重具体及实践，考察事物常忽略细节，提供的往往是关于对象模糊的整体。受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元化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国人多数不愿问津自然科学。受此影响，中国园林讲究含蓄、深沉、虚实互生，注重对意境的追寻。

西方哲学主张客观世界的独立性，是向外思维逻辑，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倾向于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重唯理，习惯探究事物内在规律；较多关注自然，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西方人的理性是讲功利、求效率、重实效的实用主义，人生价值观呈多元化。受其影响，西方园林艺术形成了分析、理性的思维。

(四)美学思想的差异

由于诗人、画家直接参与经营，中国园林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楷模，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感受来萃取其精华，带有诗情画意的浓厚色彩。文人特有的恬静趣味、浪漫风度、朴实气质，反映在其营造的园林风格中，决定了中国古典园林“重情”的美学思想。

公元前6世纪毕达格拉斯学派就试图从数量的关系上来找美的因素，著名的“黄金分割”最早就是他们提出的。黑格尔也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统治了欧洲几千年之久，也影响形成了西方几何图案的园林风格。

二、中西方园林艺术特色

(一)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特色

1.中国古典园林体现自然美与自然拟人化

中国古典园林为典型的再现自然山水式园林，把人工美与自然美巧妙结合。园林中山环水抱，曲折多变，花草树木自然生长，建筑也顺应地形而参差错落。受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把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象征。重视寓义于物，托物言志。

2.中国古典园林讲究意境美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表象上体现形式美，更把自我放人自然中，将客观景致与主观情感相结合，借景物窥见心灵、触动情思，体现出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追求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区别于西方园林的最大特点。

3.中国古典园林的布局构造

中国园林在布局上因地制宜，强调有法无式。呈现不规则的平面布局。人们在二维园址上将整体空间分隔成不同形状、尺度、个性的多个空间，通过对其分割与联系的处理，形成空间的渗透与层次变化。同时配合借景、对景、分景、隔景、藏景等空间处理手法的运用，形成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园林艺术景观，以有限的面积创造出极其深远和不可穷尽的三维空间效果。

4.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特点

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主体，园林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作为四大造园要素之一的园林建筑布局灵活，与地形、水体、植物巧妙结合，人工美与自然美浑然一体，构成优美风景。

5.中国园林的景观配置

“梧荫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园冶》的描绘说明中国园林中花草树木品种繁多。选择上除重视花木的姿、色、香、韵，还十分推崇植物的“品格”；数量上贵精而不求多；配置上仿照自然，错落有致地组合成人工群落环境。

(二)西方古典园林艺术特点

1.西方园林体现人工美及人化自然

西方园林艺术完全排斥自然，体现严谨的理性，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来造园。布局均衡对称、规则严谨，具有明确轴线引导，呈现几何人工美。西方美学认为园林只有按人的意志加以改造，才能达到完美境地。

2.西方园林追求的是形式美

西方人对自然美的看法决定了其对自然美的改造提升态度与对形式美的追求。形式美的法则支配着建筑、绘画、雕刻等视觉艺术，园林更是明显体现出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

3.西方园林的布局构造

西方园林的艺术特色突出体现在布局构造上。整座园林以体积巨大的建筑物为基准构成主轴，建筑物矗立在突出的中轴线起点上。主轴线伸出的几条副轴上布置着宽阔的林荫道、花坛、水池、喷泉、雕塑等。笔直道路的纵横交叉点上形成小广场，呈点状分布水池、喷泉、雕塑或小建筑物，整个布局体现严格的几何图案。

4.西方园林以突出建筑为特色

西方古典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其突出的是建筑，而不是自然风景。以法国宫廷花园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园林中，建筑物控制轴线，轴线控制园林。

5.西方园林的景观配置

花木不是自然生长的形状，被人为地剪裁成锥体、球体、圆柱体等几何体。草坪、花圃、水池被严格地规划成菱形、方形和圆形等几何形。水池中总是布局着人物雕塑和喷泉。各要素的形状、大小、位置和关系推敲精致，体现对称性和整一性。

三、对中国现代园林发展的思索

(一)尊重历史，正确评价

中西方古典园林都伴随着古老的历史文明发展而来，都有着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两者表现形式不同，风格不同，抒趣不同，所走路子不同，但各有千秋，难分伯仲，自成一体，都对世界各国的造园活动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由于所处时代、社会的原因，中西方古典园林均带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古典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江南私家园林，都由高墙围合，供少数人游玩居住，一般人不能随意进出，属于私人园林范畴，具有内向性和私密性。西方古典园林则由于一味追求形式美，使设计过多地考虑平面化、图案化，大尺度的平面布置图案虽美仑美奂，但考虑实用功能较少，设计思想及内涵过于简单，使园林景观装饰味过浓，与自然环境及人的距离拉大。

园林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须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其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影响并随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任何一种成功的艺术形式都与其所在社会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紧密联系。因此，在评价古典园林艺术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抛弃优秀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纯现代派”；又不能一味地持“颂古非今”的态度，做照抄照搬、不加扬弃的“仿古派”，而应尊重其产生及发展的背景，持一分为二看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正确分析和评价古典园林。

(二)传承文脉，古为今用

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的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现代园林的立足之本，其造园思想精髓是现代园林设计的理论基础。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既是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脉的需要，又是发展现代园林事业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历史局限性，中国古典园林所表现的人生哲理、审美情趣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差距很大。哲学认为，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没有自我否定的过程，就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因此，现代园林艺术的发展是在对过去的继承与否定中进行的。我们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襟，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科学态度来批判地认识、扬弃地继承中国古典园林，摒弃其历史局限，发扬其优秀传统。

蕴藏在表象之下的文化内涵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得以恒久的生命力，文化是衡量经济、技术乃至社会进步的尺度标准。在日益全球化、国际化的当今，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地方性和多样性就显得更为珍贵。有着3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一笔无价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中国现代园林要取得进步，必须积极深入研究传统园林，把握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重视本土自然景观资源特点，提炼园林文化的地域特征，根据现代人行为模式和欣赏水平，结合现代材料、工艺的应用，在园林思想内涵上下功夫，使其融入现代生活环境，形成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现代园林文化，做到古为今用。

(三)兼收并蓄，洋为中用

现代园林的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这就要求其具有开敞性和大众性，西方园林大几何图形的广场形式可以满足民众健身娱乐的需求。因此在现代园林发展过程中，西方园林风格曾在我国很多地方流行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顶峰。随处可见的罗马柱和欧式雕塑，讲究群植的植物配植形式，体现出纯西方园林风格。人们在初期对其手法倍感新奇，赞其风格豪华气派，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风格受到严重的挑战。然而时间与实践证明，不注重考虑园林的实用功能和对历史文脉的传承，采取拿来主义，机械效仿与生搬硬套西方园林风格，没有经过消化吸收的“文化大挪移”只会生产出苍白无力的景观垃圾。简单地、片面强调西方园林景观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方法，是不切合中国园林发展需求的。

当今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文化追求逐渐多元化。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与碰撞，势必产生新的契合点，现代园林走多元化创作发展之路既是客观趋势，更是时代要求。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方古典园林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局限性，任何单独的应用都不能适应现代园林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现代园林有必要研究两种园林的优势和不足，继承与“拿来”都有一个“扬弃”的过程。在传承中国古典园林精华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古典园林先进理论，不仅借鉴其外在形式，更要学习其内在理念，从而取优去劣，取长补短，洋为中用，达到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方古典园林适应中国现代园林发展需要的融合。

(四)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推动着园林的进步。简单的模仿、抄袭、拼凑、组装的手法，一成不变、生搬硬套的模式已远远满足不了当代人的需要。正如周维权在《中国古典园林史》最后一段总结性文字中说：“在新旧文化碰撞的急剧变革时候，如果不打破旧文化的统治，‘传统’会成为包袱，适足以强化自身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一旦旧文化的束缚被打破、新文化体系确立之时，则传统才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全新的意义，成为可资借鉴甚至部分继承的财富。”

因此，在世界园林发展的潮流中，只有以严谨的态度不断汲取、传承、扬弃、交流、融汇和贯通，进行改革创新，才能建设出具有感染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中国现代园林。我们既要传承历史，又要考虑时展；既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延续，又要借鉴国外园林的经验；既要注重园林景观的地域性，又要发展其民族性。同时还应与时俱进，从尊重人，尊重自然，尊重人类文化的角度出发，用更宽的视野将园林规划建设放入城市范围内考虑，使中国现代园林在继承古典园林历史文脉的同时，实践园林即城市，城市即园林的大地景观规划理念，不断迈向现代园林的理论新高度，实现城市人居环境中人与自然高度的和谐统一。

四、小结

在中国现代园林建设发展中，要提炼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本土特征和西方园林文化的理念精髓，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完美融合，做到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建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园林。

[参考文献]

[1]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篇10

[关键词]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098－06

凌继尧（1945―），男，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美学。（江苏南京 21118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宋转型和艺术批评思想的嬗变”（ 11YJC76002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传统艺术，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国艺术批评史，这与中国传统艺术和艺术批评的丰厚积淀极不相称，与中国艺术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庞大规模极不相称。

从横向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稍后郭绍虞出版了同名著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作者队伍包括一批中西学养兼备的学者朱自清、方宗岳、罗根泽、朱东润、黎锦颐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尤以郭绍虞和罗根泽所作的贡献最为显著。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代表着当时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高成就，它们甚至规约着国内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除了单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外，还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7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艺术走出去”的战略，在海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然而，中国传统艺术和艺术批评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艺术批评研究者的长期缺席。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艺术研究者不厌其烦地追踪西方艺术批评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却很少考虑中国艺术批评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这种文化上的巨大“逆差”与中国外贸的“顺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有必要让国外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艺术和艺术批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艺术也在走向世界。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多元共存的新现实，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使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散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这是艺术学界应该直接面对的新挑战。

从学理上看，艺术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文字印刷和新闻业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这是艺术批评产生的物质基础。法国的狄德罗（1713－1784）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位现代涵义上的艺术批评家，他的《沙龙随笔》是艺术批评的范例，他把对具体绘画作品的艺术评价与艺术家的个性以及美学理论结合起来。

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密切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艺术批评所注意的直接对象是个别的、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艺术的一般规律和原则。艺术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批评家同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艺术作品，是艺术遗产。艺术批评偏重于评价，艺术理论偏重于认识。艺术批评往往具有主观的、论战的色彩，艺术理论则是冷静的、客观的研究。这样，艺术批评有四个主要特点：是对个别的、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的批评；侧重于现代时，而不是过去时，是对批评家同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批评；偏重于评价，旨在确定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具有强烈的论辩的、情感的色彩。从这种观点看，中国所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它们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混为一谈，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混合史。例如，这些文学批评史著作认为，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思想资料是周定的。《诗经》是周诗，其中不少西周、东周之际的诗篇中表述了作者的创作意旨和对诗歌作用的认识。我们认为，这里说的仍然是文学理论。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主张“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并称：“似乎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而文学批评则是对“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1]（P31）与这种观点不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7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认为：所谓的“‘文学批评’包括文学观念、理论、具体的文学批评、鉴赏以及其他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资料。其所以统称为‘文学批评’，是根据约定俗成以求简括”[2]（P1） 。

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混为一谈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西方。虽然韦勒克已经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明确地区分开来，然而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前言”中写道：“‘批评’这一术语我将广泛地用来解释以下几个方面：它指的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价，‘判断的’批评，实用批评，文学趣味的征象，而且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3]（P1）也许是源自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易区分的困境，我国有的学者干脆把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命名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有趣的是，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西方。美国2001年初版、2010年修订再版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权威、专业的西方文艺理论典籍。但这部文选的命名表明该文选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作区分地混同在一起。

鉴于已经形成的现状和读者接受的思维定式，我们认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果，并可以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的这种约定俗成援为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的范例。遵循这种范例，我们把中国艺术批评史理解为中国艺术学史，而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在其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对象，也制约着我们对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对象的理解。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关于艺术学的知识必然介入到本书的研究对象中。

德国美学家、艺术学家、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德苏瓦尔于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标明了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这部著作的内容如它的标题所示，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学，第二部分是一般艺术学。这里的一般艺术学，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学，“一般”的限定词是为了使它有别于特殊艺术学（如音乐学、美术学、设计学、戏剧学、影视学、舞蹈学）而添加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艺术活动仅仅部分地重合，因此，研究艺术的学科应当同研究美和对美的知觉的学科区分开来。也就是说，美学不应当再研究艺术，而应当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来专门研究艺术，它就是艺术学。德苏瓦尔的观点显然有片面性，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旗帜下开展艺术学对美学的独立运动。

德苏瓦尔在自己的著作问世的同一年，创办了和他的著作同名的刊物《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在它的最初几期上发表文章的有移情说的代表立普斯，《艺术的起源》的作者格罗塞以及“自下而上的美学”的倡导者康拉德•朗格，德苏瓦尔的追随者哈德•哈曼，移情说的另一位代表伏尔凯尔特等。该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3年停刊，1951年在斯图加特复刊，现更名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年刊》。1913年，德苏瓦尔又以“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为主题在柏林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与会的世界各地的代表共525人。当时德国所有著名的美学家几乎都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其中埃尔•乌提茨和哈曼的报告题目也是“美学与一般艺术学”。

“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这种并列、比照的提法反复成为书名、刊物名、国际会议的主题和学术报告的题目，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德苏瓦尔希冀建立的艺术学不同于美学，因为在他看来，美学只应研究审美价值，而艺术学研究艺术活动，这样就为这两门学科划定了“疆界分明的领域”。同时，艺术学有不同于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等特殊艺术学，它的任务高于这些具体学科，应“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考察这些学科的设想、方法和目标，研究艺术的性质与价值以及作品的客观性”[4]（P4）。

我国对国际上的艺术学独立运动最早作出应答的是宗白华。他写了《艺术学》和《艺术学（演讲）》两份体系完备的讲稿，并在我国高校中首次开设了美学和艺术学课程。他把艺术学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学科来看待，洞悉它产生的全过程，确认它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事实。宗白华写道：“艺术学本为美学之一，不过，其方法和内容，美学有时不能代表之，故近年乃有艺术学独立之运动，代表者为德之Max Dessoir，著有专书，名Aesthetik and allgemine Kunstinseeschaft（《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引者注），颇为著名。”[5]（P511）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国读者已经通过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知悉了艺术学这个学科。《艺术学纲要》明显受到德苏瓦尔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影响，黑田鹏信在这本书中指出：艺术学在德国是一个新的名称，至于东方国家使用这个名称，那是更晚近的事情。而中国第一部以艺术学命名的著作，则是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该书于1933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继宗白华之后，马采对艺术学研究作出重要拓展。马采艺术学散论之一的标题《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脱胎于德苏瓦尔的书名《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它最简要地概括了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国际学术潮流。马采洞悉这股学术潮流，并对艺术学独立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了恰当的评价。《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开宗明义地指出：“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就是根据艺术特有的规律去研究一般艺术的一门科学。它是由距今100多年前德国艺术学者费德勒奠定了其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基础，后来又由德苏瓦尔和乌提茨赋予其一个特殊科学的体系。”[6]（P1）

马采给艺术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创作、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6]（P7）这则定义对艺术学研究对象的规定，综合了格罗塞和朗格的观点。

为了保持艺术学研究的纯正品位，有必要把艺术学研究和非艺术学的艺术研究区分开来，尤其是把艺术学（一般艺术学）研究和特殊艺术学研究区分开来。在这方面，马采有一个相对精到的说明：“特殊艺术学的知识，即各种艺术史和各种艺术学所提供的资料，虽然不断被参考被利用，但一般艺术学的研究决不是对戏剧、音乐等特殊艺术现象的直接的探讨，也不是对宋代绘画或顾恺之等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具体作品的解剖分析，而是以艺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为对象作理论的考察。”[6]（P9）马采于60年前提出的这条艺术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除《乐记》外，没有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著作，艺术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门类艺术进行研究的著作中。《乐记》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艺术批评著作，因为这里的“乐”指的是以音乐为主的、包括诵诗、歌舞在内的艺术的综合体。在古代，“乐”和“音”不连接，音是有一定结构的旋律。乐包括乐曲、舞蹈、诗这三种。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国艺术批评史应该以哪些门类艺术的研究著作为基础呢？我们认为可以操作的方法是：严格地以我国的学科分类为依据，选择所研究的资料。根据我国的学科分类，艺术学学科包括音乐学、美术学、设计学、戏剧学、影视学、舞蹈学，而不包括文学理论、建筑理论和园林理论，后三者分别是文学、建筑学、园林景观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电影学和电视艺术学还没有出现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时限中。所以，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只能从音乐批评、美术批评、设计批评、戏剧戏曲批评、舞蹈批评中提炼，而不包括文学批评、建筑批评和园林批评。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庾肩吾的《书品》和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齐名，作为对文学艺术不同样式的品评之作鼎足而立。但是，中国艺术批评史只应该研究《书品》和《画品》，而不研究《诗品》。另外，中国古代大量的艺术批评论述还散见于诸子百家的著述、两汉儒生的注经中。

中国艺术批评史以中国朝代更迭的通常分期为经，以特定朝代里的艺术批评现象（艺术批评命题，如“澄怀味象”、“气韵生动”以及相关著作，如《乐记》、《周易》）和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为纬，进行艺术批评“史”的梳理和研究。这和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的范式大致是相通的。中国艺术批评史是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史，绝不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思想（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设计批评等）的发展史的集合。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阮籍、嵇康的音乐批评，顾恺之、宗炳、谢赫的绘画批评，王羲之、王僧虔、萧衍、庾肩吾的书法批评。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思想不是上述门类艺术批评思想的集合，而是从上述音乐批评、绘画批评和书法批评中、抽取、提炼出适用于整个艺术批评的命题、概念、观点和思想加以系统的阐述。

因此，我们把即将出版的《中国艺术批评史》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大学生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群，读者对象的这种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

第一，对原典尽量作出符合它的原初涵义的阐释，力求平心持论，而不深文周纳。冯友兰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规定了一个任务：“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些话时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这些话应当意味着什么。在我的哲学史里，我尽力使用分析方法来说清楚作者的原意，也就是说，把分析方法的使用，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7]（P293－294）我们对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就采用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这种方法。

虽然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过，“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我们仍然尽量对原典尽量作出符合它的原初涵义的阐释。对原典作出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字面意义的阐释；另一是学术思想的阐释。比较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往往是直接的、有限度的、比较客观的阐释，不那么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则往往是引申过多的、自由度过大的、主观色彩强烈的阐释。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并不就是低水平的阐释。我们首先追求符合原初意义的阐释，而在符合原初意义的阐释中，我们又追求精辟的阐释。都是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两相比较，高下立见。

不那么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有时出于某种预设：古人的一切论述都是正确的、深刻的，研究者的任务是根据这种预设进行必要的论证。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五音”指美和艺术，有的研究者认为：老子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深刻的，这些话并不是对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否定，而是对统治阶级放肆地、无节制地追求声色的感官享受的最尖锐和激烈的批判。这已经不是老子的原意，而是研究者“认为这些话应当意味着什么”。另一种观点与此不同，它认为老子的时代美和艺术专供奴隶主贵族享受，老子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因此对美和艺术采取了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此外，还有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都认为这些话表明老子否定美和艺术，但它见到老子作出这种否定的不同理由，这不是出于老子对奴隶主贵族享受美和艺术的不满，如第二种观点所主张的那样，而是出于老子思想的本源。所以，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对美和艺术的否定与他强调清心寡欲是一致的。如果遇到这三种观点，我们会取后一种观点。从这种选择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方法论取向。

为了做到阅读无障碍，我们对所引用的古典文献，都根据有关研究者的注释本作出比较完整的白话解释。读者只要比较认真地阅读，无须借助工具书就能读懂。

第二，在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中研究中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家的艺术批评观点不仅应该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来考察，而且要把每个艺术批评家摆在作为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的艺术批评史中来考察，阐述每个艺术批评的术语、观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渊源联系。中国艺术批评史应该展示的不仅是艺术批评家代表著作中的最终结论，而是艺术批评家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进程。例如，顾恺之“传神写照”的命题，与先秦和汉代哲学中的形神论薪火相传。这个命题更得益于魏晋哲学形态――玄学的影响，魏晋玄学重神理而轻形骸。同时，这个命题又是人物品藻中“神”的概念在绘画理论中的运用。

中国艺术批评史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有血有肉的整体。中国艺术批评史要注意阐述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对艺术批评思想的影响。例如，在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理论中，卫夫人的“多力丰筋”中的“筋”，王僧虔的“骨丰肉润”中的“骨”和“肉”，萧衍的“纤浓有方，肥瘦相和”中的“肥瘦”，都来自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不了解人物品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术语。审美的人物品藻发生在魏晋时代不是偶然的，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自己的生命、生活，人自身的才情、风神、性貌取代外在的功业、节操受到尊重。

第三，在写作上追求“有深度的通俗”的风格。我们非常欣赏冯友兰、朱光潜等人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深度的通俗”。“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肤浅的通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耐读，值得反复玩赏，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信息量；而后者则一览无余，可以一目十行地读，浏览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读。

例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论述魏晋清谈名士时写道：“究竟‘风流’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难以确切说明的词语。从字面上说，‘风流’是荡漾的风和‘流水’，和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似乎暗示了有些人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风格。”“我对英语中‘浪漫’（romantic）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两个词的含义还未能充分领略；但我大致感觉到，这两个词和‘风流’的意思颇为相近。”[7]（P199）

冯友兰对“风流”和“浪漫”的解释是何等简洁晓畅，然而它又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如果读者读过《世说新语》，了解魏晋名士表达精微思想的精妙谈话以及他们“会林山水”的高雅和高爽迈出的风神，那么，对冯友兰的解释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冯友兰的这段话也许会使读者想起欧洲浪漫主义者的种种作为：那是济慈自拟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或者是雪莱《西风颂》的名句：“西风哟，如果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遥远？”或者柏辽兹献给梦中情人的乐曲《幻想交响乐―一个艺术家生活中的情话》。原来这些都和“风流”相联系，这种解释真正做到东西汇通，值得反复玩味。

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论述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时写道：“当时法国宫廷在文化教养上贵妇人很占势力，文艺沙龙大半是由她们主持的，作家和艺术家大半是由她们庇护的。稍涉粗俗，古怪离奇或缺乏斯文风雅的东西会使她们震惊，一句漂亮话，一个优雅的姿态或是一个色彩煊灿的场面也会使她们嫣然喜笑颜开。她们的贵族女性的脾胃或趣味也在这个时代的文艺理想上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尽管她们在文艺界所造成的‘纤巧’风气也曾遭到过新古典主义者的指责。”[8]（P197）“沙龙”是法语salon的音译，指文艺界或政界知名人士的团体，往往在私人宽敞明亮、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聚会。与17世纪相比，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社会情况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然而沙龙的主持人大半仍然是出身高贵、生活奢华、风度优雅、社会联系广泛的女性。法国作家和美学家斯塔尔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沙龙主持人。朱光潜这段充满魅力的文字娓娓道来，生动传神，令人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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