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
时间:2023-05-16 14: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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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金融结构,投资基金,内部治理
一、引言
在19世纪中后期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投资信托基金首次在英国出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投资基金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上蓬勃发展,目前美国共同基金总规模已增长近1000倍。基金业的迅猛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最显著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也开始进行投资基金的尝试,逐渐形成了投资基金市场的雏形。截止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60家基金公司掌管了纳入统计的464只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共计18864.60亿元,份额规模共计24638.56亿份(不含QDII,以下数据均不含QDII)[①]。其中31只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共计685.52亿元,占全部基金资产净值的3.63%投资基金,份额规模共计768.10亿份,占全部基金份额规模的3.12%。其中433只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共计18179.08亿元,占全部基金资产净值的96.37%,份额规模共计23870.46亿份,占全部基金份额规模的96.88%。[②]
根据美国2008年度行业统计报告,全美约有600家基金发起人管理8889支共同基金,总资产净值为9.60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共同基金总资产净值19万亿美元的51%。综合1995~2008年的数据统计,共同基金占美国基金总资产净值的比重约在92%~96%之间。[③]
篇2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在发展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
(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
(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
(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
(5)
Pmb=Nma+SbLmb+Tmb
(6)
Pmc=Nma+ScLmc+Tmc
(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
(8)
Pgb=Nga+Pmb+SbLgb+Tgb
(9)
Pgc=Nga+Pmb+ScLgc+Tgc
(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
(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
(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
[1] Mu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7,pp.321-335.
[2] Lipsey,R.E.and Weiss,M.Y.(1981),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6(2),pp.304-308.
[3] Hufbauer,G.C.,Lakdawalla,D.and Malani,A.(1990),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Its Concentration to
Trade,UNCTAD Review,pp.39-51.
[4] 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6] 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
篇3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选择 基准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逐渐把中国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国外的产业正逐步向中国转移,中国的产业也要“走出去”。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优化产业结构,走国际化的道路意义深远。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综合实力的增长,交通、通讯等基础条件的改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保障;大型企业集团的逐步形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构筑了组织载体;成熟技术和传统产品的优势、低廉产品成本的竞争优势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的优势,决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目前至关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要遵循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中国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当遵循以下基准。
一、遵循产业递进规律
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投资的产业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最早的投资大多是为了获得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等,其投资产业往往是采掘业和一般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加强,投资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以谋取更高利润。全球战略的制定,又使投资方向转移到快速增长的第三产业上。这一投资的阶段性规律实际上也说明了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化的跃升期,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要遵循产业递进规律,在继续扩大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投资的基础上,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跨越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递进仅为一般规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这一规律决定投资方向。只要企业有充分的比较优势,同样可以在较高级的产业领域投资。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同样是可行的。
二、发挥产业组合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还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鉴于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收集相关信息成本相对增加,投资项目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组建企业集团,发挥集团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方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优势本质上是一种“组合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但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却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中。只有当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成为可能时,才能不断扩大中国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集团的组建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产业内实行企业间的联合,也可以实行跨行业的企业间联合,只要组建的企业集团能通过内部化提高经营效益,对外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将大为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国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国家企业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国内合资企业的普遍成功说明国内企业可以同国外企业合作,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强调产业内部化,还要奉行产业内部化与全球化并举战略。
三、把握区位比较优势
通过企业组合的方式能够体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是相对于一定区位的投资优势,即母国某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使投资国与东道国双方获益的内在经济根源。当投资者结合本身产业特点合理选择和利用东道国区位要素时,就会强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优势或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反之,如果投资者对区位选择不当,不仅不能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还可能造成对外直接投资亏损或失败,使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受阻。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区位选择与投资产业及投资者比较优势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产业选择”是将其“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要符合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其经济基础水平。各国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投资产业领域都有明确的规定,哪些产业属于鼓励投资领域,哪些产业属于可以投资领域,又有哪些产业属于禁止投资或有限制投资领域。进入东道国之前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有关吸收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对投资目标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市场潜力、市场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进入目标市场的产业所占有的市场不但存在未满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这应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首要条件。市场有发展潜力,企业才能在满足消费者潜在和未来的需求中得到长期发展。该市场有一定的购买力,能取得一定的销售额和利润,这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重要条件。因为市场上仅存在未满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现实的购买力,形成足够的销售额。如果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现实的市场。企业不能从市场的销售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就没有进入该市场的价值。
进一步看,我们前面所说的产业“组合优势”,也必须以投资的区位特征作为优势的“组合”基准。按照区位经济特征组合产业优势,是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的有效途径。
四、高新技术产业跟随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领域。中国虽然在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上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开发领域却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高新技术产业覆盖了新材料、生物与医药技术、机械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与环保、电子信息等领域。同时中国通过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对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轻纺、食品等传统行业进行渗透与改造,大批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使传统产业迅速升级。目前阶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国内产业化条件尚比较缺乏,因此,可以考虑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或与外国合作进行产业化,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国在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并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一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严重偏少。在目前发达国家已
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应该在其市场的不同部分、技术的不同层次、产品的不同类型方面进行渗透型投资,利用其技术和技术人员进行生产,缩短技术获取的时间,并及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输,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质性要求
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偶合。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上,而且也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已经或正在向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而我国却处于完成传统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工业化两个阶段的重叠进行时期。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不仅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更应该充分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而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
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跃迁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已由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方式转变为以集约化、高度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必须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即在建立国际生产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形成对国内粗放经济的某种扩张效应,这可以说是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国际生产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应当是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核心问题。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国外“资本过剩型”的直接投资,而是为了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重心应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在国际投资领域,广泛拓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其投资的“机会成本”通常比“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要高,即这部分资本在国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产生的效益,是其转向海外投资的“代价”。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潜在投资机会日益增加,这种机会成本还会有所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方向。另外,选择直接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有利于为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让出一定的经济空间,从而促使本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各项基准的综合运用,而并不是某一单项基准所能决定的。作为选择基准,上述基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约束在性质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约束,这就是说,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只要具备这种优势,便具备发展跨国投资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产业选择已处于最优状态,相反它可能远离最优状态,甚至是一种对国内产业成长并无实际意义的投资选择。因此“产业选择”还必须加进“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约束条件。符合这一约束条件的国际投资,将通过贸易机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递增长动力,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市场条件,“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也给出了“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的基本形成方式,即这种优势的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过程,不是现有优势的随意组合,或者说,这种优势也是选择的结果。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则是这一选择的基本指标,即组合而成的区位比较优势,应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改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4
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179.1亿美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还比较薄弱,海外投资企业数量、每年海外投资的金额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都还比较小。而且,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数为中小型项目。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中,仅有35家中国企业,且排名大多数位于下游。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1]江小娟,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2]陈波,荣飞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统计研究,2008,08.
[3]冼国明,严兵.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前景[J].国际经济合作,2007,(1).
篇5
[内容摘要]:目前,国际融资已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的融资方式包括国际债券融资,国际股票融资,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等,我国不仅在国内广泛筹集资金,也将国际融资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应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债的管理。 [关键词]:国际债券 国际股票 海外投资基金 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 国际融资是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运用各种金融手段,通过各种相应的金融机构而进行的资金融通。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的加快,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国际融资越来越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融资的种类特点及其绩效进行探讨,进而对国际融资在我国运用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及其特点 根据国际融资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层次来分类,有存在双重债权债务关系的间接融资,还有只含单一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融资。 (一)直接融资 1.国际债券融资 国际债券即发行国外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企业、私人公司、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等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以外国货币面值发行的债券。国际债券主要分为欧洲债券和外国债券两种。 欧洲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管制松散。欧洲债券市场的所在货币当局,对银行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管制都很松。如果在美国纽约市场发行美元债券,美国对此审查相当严格很难获准;而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美元债券,手续则较为简单,不需评级机构评级,也不必向任何机构登记注册,而债券注册则只向当地证券交易所提交说明书即可。 (2) 币种多样化。欧洲债券可以有更多的货币种类选择,而且当一些借款人想展期筹集较大金额的资金时,欧洲货币市场都能满足这些需要,满足货币种类和数量的需要。 (3) 交易集中。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全部在证券交易所里成交,没有场外市场,要接受证券交易所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监督。 (4) 资金调拨方便。欧洲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存在限制和标准。加上在欧洲的一些金融中心,银行林立,业务经验丰富,融资类型多,电讯联系发达,银行遍布世界各地,资金的调拨非常方便,若融资后需调换成各种所需货币,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调换并调拨到世界各地。 外国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发行外国债券首先要对借款者进行评级。借款者涉及许多机构或公司企业,其信誉程度决定了能否发行债券及借款的数额,资信高的可以获准发行,且发行限额较高。如日本政府规定,发行日元债券,属政府级即aaa级,贷款数额可不受限制;aa级的限定只可发行300亿日元;未评级的只能发行100亿日元。 (2) 外国债券发行额较大且筹资多国化、多样化。美国就规定在美国发行美元债券,规模至少5000万美元,从世界发行境外债券筹资数额来看,相当可观约占国际筹资总额的60%。 (3) 资金使用无严格限制,但不得干扰债权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发行外国债券筹到的资金,其具体的用途及使用进度,债权国一般没有特殊要求,但债券毕竟是在外国发行,各国的经济、金融、税收等政策和法令又各异,在发行过程中要熟悉掌握和注意执行当地的法律。 (4) 外国债券要受外国当地有关金融当局的管理,因此筹资手续相当复杂。比如,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要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而且,外国债券融资对资信评级、申请手续和报送的资料都要求较严较细,非常复杂。 2.国际股票融资 国际股票即境外发行股票,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向国际投资者发行股票并在国内外交易所上市。 国际股票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 永久性。这是由股票融资这一方式决定的,由于股票没有期限的限定,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要求退股,因此,引进的外资能够成为永久的生产性资金留在企业内,而不至象一般合资或合作企业一样,会因合同到期或意外变故,外方抽回资金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通过发行b股融资,筹资国吸引的外资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b股只能在外国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而不能卖给国内投资者,因此筹资国所筹外资就较为稳定,该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也不会受到游资的冲击。
(2) 主动性。通过股票吸引外资,筹资国可运用法律和政策性手段约束投资者的购买方式、购买种类、资金进出的方式、税率等,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筹资国还可以自主决定哪些行业、企业允许外商投资,哪些不行,从而正确引导投资方向。 (3) 高效性。国际股票融资有利于对外发行股票的企业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世界。国外股票持有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而企业因股票向外发行,无行中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和信誉,有利于企业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 3.海外投资基金融资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的作用在于使社会闲散的资金聚合起来,并在一定较长的期间维系在一起,这对融资者来说相当有益。此外,稳健经营是投资基金的一般投资策略,因而投资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也相当有益。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海外投资基金的共同特点是,以开放型为主,且上市销售,并追求成长性,这就有利于具有持续赢利能力和高成长潜力的企业获得资金,得到快速的发展。 (2)投资基金不能够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就避免了投融资双方利益失衡,融资方资产流失及丧失控股权等弊端。 4.外国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国际直接投资超越了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更主要的载体;其二、国际直接投资超过了国际银行间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中更重要的构成形式。 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 (二)间接融资 1.外国政府贷款 外国政府贷款是由贷款国用国家预算资金直接与借款国发生的信贷关系,其多数为政府间的双边援助贷款,少数为多边援助贷款,它是国家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 其特点是:(1)贷款条件比较优惠,贷款期限长,利率低。政府贷款具有双边经济援质,按照国际惯例,政府贷款一般都含有25%的赠予部分。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年世界各国政府贷款平均年限为30.5年,利率为3%。具体来看,日本政府项目贷款转贷期限一般为30年,利率2.2%左右;德国政府贷款转贷期限一般为20年,利率0.75%-3.25%。(2)贷款与专门的项目相联系。比如,用于借款国的交通、农业、卫生等大型开发项目。(3)由于带有一些政治因素,有时规定购买限制性条款。所谓购买限制性条款,是指借款国必须以贷款的一部分或全部购买提供贷款国家的设备。(4)政府贷款的规模不会太大。政府贷款受贷款国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支与国际收支状况的制约,其规模不会太大,而且,一般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良好的情况下进行。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由一些国家的政府共同投资组建并共同管理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旨在帮助成员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和平衡国际收支。其贷款发放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以发展基础产业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对低收入的贫困国家提供开发项目以及文教建设方面的长期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提供小额中长期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特点是: (1)贷款条件优惠。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一般利率较低,期限较长,如国际开发协会,主要是对低收入的贫困国家提供开发项目以及文教建设方面的长期贷款,最长期限可达50年,只收0.75%的手续费。 (2)审查严格,手续繁多,从项目申请到获得贷款,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 3.国外商业银行贷款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是指从国外一般商业银行借入自由外汇。它按其期限的长短不同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对流动资本的需求或为了支付进口商品的贷款而借入资金的一种银行信贷。其特点是期限较短,用途不限,无须担保,形式灵活,手续简便。中长期贷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而向银行取得的贷款。其特点是期限较长,风险较高,借贷双方须签订协议并有借款人所在国政府担保。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的特点有三个,一是贷款用途不受限制,企业可以自由使用;二是贷款供应充足,企业可以灵活选用币种;三是与发达国家国内同类贷款相比,其利率较低。 二、国际融资方式的创新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证券化以及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金融领域的创新业务日新月异,国际融资这一业务也不例外,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型融资工具,例如:项目融资中的bot、abs,国际股权融资中的存托凭证,债券融资中的可转换债券、中期债券、“龙债券”、欧洲票据,以及风险基金、战略结盟式融资、结构融资等。 融资方式的创新扩大了资金来源的渠道,不仅给投资者带来较高且稳定的收益,也提高了投资者资产的流动性,同时也推动了金融管制方式的调整,进而刺激金融机构进一步进行创新活动。 三、国际融资的经济绩效 (一)弥补资金短缺,加快经济发展 国际资本的流入为一些急需资金的企业开拓了融资渠道,缓解了资金的供求矛盾,为一些正在成长中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例如,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资金短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单靠我国的资金积累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必须把视野扩展到国际范围实行国际融资。这样就可以把一些当前本国无力举办的重要项目搞上去,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国际融资有利于受资企业技术改造,推进技术升级 首先,国际融资能带来大量的适用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其次,通过市场竞争将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外溢,加速技术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最后,还有利于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研究。这些从长期来看都将从根本上提高受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三)培养了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科技管理人员直接参与项目的生产和管理,他们可以从中借鉴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有利于培养出一批具有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促进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而且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给受资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国际融资有利于国际分工,提高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在资金、管理及全球网络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国际融资,可以充分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网络,把受资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其冲击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出口和进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上: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对52个东道国1995年数据进行的一项统计分析(可以把它称为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贡献弹性分析),论证了跨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其对制造业出口贡献的正相关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吸收跨国直接投资人均1%的增长,制造业出口增长0.45%,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0.78%,低技术产品增长0.31%。;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进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者在运营的初始阶段由于往往对我国市场和当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进口可能要比后来阶段为多,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说,跨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扩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随着进口的增多,可能出现负效应,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这种进口有利于缓解国内供给的不足,特别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供给的不足,将会增强东道国产品的竞争力。
四、国际融资在我国的运用 多渠道的吸引外资,积极稳妥地培育国内资本市场是我国发展经济的战略之一。为更好的发展经济,我国不仅在国内广泛筹集资金,也将国际融资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主要采取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国际商业银行借款,国际债券,国际股票等融资方式。 我国发行国际债券开始于1982年1月22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债券市场,首次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期限12宽限期5年从1982年1月29日起计息年利率为8.7%半年息一次宽限期后每年还款8%,此后的几年间中国在国际债券场都很活跃这一阶段的发行条件较好利率接近伦敦同业拆借利期限一般在7年以上。 我国利用股票进行国际融资是从1991年上海、 深圳两地发行的b股开始的,到1994年底共有50余家上市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发放b股,上市总额达30多亿人民币,筹集外资数亿美元。目前我国企业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红筹股、在美国上市的n股、在英国上市的l股以及在新加坡上市的s股都属于国际股票。 为了推动我国国际融资的发展,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债的管理,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要尽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导向,将更多的外资引向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对外借债方面,要在计划管理、债务监测、借款使用、管理法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参考文献: 1. 卢汉林:《国际投融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2. 史燕平:《国际融资学教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年1月。 3. 储祥银:《国际融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4. 张昌彩:《中国融资方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7月。
篇6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影响因素 美国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热潮正在到来
当前美国正在迎来一轮宏大的来自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潮,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速远高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也已经超过了中国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这引起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关注。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正经历高速增长,对美投资增速远高于对外投资增速。从投资流量增长率角度看,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增速远快于对外投资增速。2004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2亿美元,2015年达到80.29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69.9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6.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04年时为54.98亿美元,2015年为1456.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4.7%。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速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1.34倍。
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增长率如此高,这已经在美国国内引起热议,美国不少学者和媒体开始研究和讨论美国是否做好了迎接中国大规模投资的准备,并且把正在到来的来自中国的投资热潮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投资热潮相对比。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与并购资金,美国政府既有欢迎的一面,也有担忧和恐惧的一面:既希望中国投资新建的企业能够拉动美国当地就业增长,也担忧中国投资并购美国先进企业威胁其产业和国家安全。
中国对美国已经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目前,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中国对美国逐渐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中国实际利用来自美国的外资额一直高于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额,中国对美国一直处于直接投资的净流入状态,但净流入额在逐渐减小。而在2009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了中国实际利用来自美国的外资额,中国对美国首次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由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近年来正在快速增长,而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10年以来一直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国对美国将保持直接投资的净输出状态,而且净输出额将逐渐扩大。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来说,第一,美元/人民币的汇率走势是影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中短期决策的一个最直接因素。第二,两国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既有相互促进作用,也有相互替代作用。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的贸易联系紧密程度对双方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作用。第三,美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决定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市场广度。美国GDP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市场规模扩大的程度,其GDP增速越快,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一般也越快。第四,对外国投资进入的市场准入方面,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政策环境越宽松,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第五,中国的外汇储备额也是影响中国对美投资的因素之一。一方面,它是保障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外汇基础;另一方面,外汇储备额增长或减少过快时,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会制定各种政策,促进或限制中国企业对外和对美国直接投资。第六,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和GDP规模。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研究以及国际经验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对外投资具有阶段性增长的规律,另外,国际投资母国的GDP增长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其对外投资一般也增长越快。第七,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美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政治环境、美国国内基础设施状况、税收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都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性以及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开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发展。
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笔者通过计量方法进行了测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中国自美国的货物贸易进口额、中国的GDP、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中美贸易总额、中国的外汇储备额、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额这六项因素的高度相关,具体来说,当这六项因素中的单个因素单独增长1%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依次相对应的可能增长1.144%、1.148%、1.152%、1.212%、1.231%、1.249%。
第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美元/人民币汇率、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美国的GDP这三项因素显著相关。具体来说,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升值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可能增长1.28%。如果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美国的GDP这两个因素中的一个单独增长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可能分别增长1.397% 和1.448%。
第三,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美国国内的就业人数相关性几乎为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美国国内就业影响很小。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主要是以并购方式完成的,绿地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低,所以在美国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比较少。近14年来,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的累计额中,87.74%为并购投资,绿地投资仅占12.26%。二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美国吸收外资中的比例还非常低(不到4%),对美国的就业和整体经济还没有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对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进程,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美贸易额与中国对美投资有很强的互动性和关联性,促进中美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和开放,也是促进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手段之一。当前,我国应进一步加大自美国的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等产品的进口。督促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促进中美贸易进一步向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敦促美方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鉴于贸易与投资的高度互动性和相关性,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外交契机,促使美国在2016年底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中的彼此承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第三,加快推进中美投资协议谈判的进程,尽快达成中美投资协议的签署。2010年以来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额,一直处于稳中趋降的态势,美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运营已经相当成熟。而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在近年来则处于快速爆发式增长阶段。在这种情形下,美方在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中,就处于一种优势地位,“拖时间”成为对方的策略之一,拖时间迟迟不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也是美国保护其国内市场的手段之一。所以,我们不宜与对方打持久战,应通过各种外交努力,加快推进中美投资协议谈判的进程,尽快达成中美投资协议的签署。
第四,在投资方式方面,对于在美国进行的跨国投资,绿地投资不像并购投资那样容易引起政治敏感的问题。在可行的范围内,中国企业可以多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尽量避免并购的方式,特别是避免在能源、电信等敏感行业容易引起美国政府实施“安全审查”的并购。与直接收购美国企业或资产相比,通过财富基金的投资间接少量参股一些美国公司,引起的政治关注会比较少一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篇7
(一)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低迷,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续下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投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全球投资仅为1.11万亿美元,比2008年大幅下降34%,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近60%。2010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际直接投资也只有1.12万亿美元,增加不到1%,仍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萎缩,仅5270亿美元,再下降约7%。
(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增长,但分布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直接投资目的地,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约10%,首度超过发达国家,占到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53%。其中,流入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8%,占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46.4%。流入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而同期流入印度的直接投资下降32%。流入拉美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占23.8%,增长21%。东南欧和独联体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1%,占11.9%,其中流入东南欧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下降31%,独联体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增加5%。流入西亚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16%,占9.6%。非洲吸收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持续下降,降幅高达18%,仅占8.4%。
(三)跨国并购明显上升,“绿地投资”继续下降。2010年,全球跨国并购较上年增长了37%,其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额增加了一倍。“绿地投资”的金额及项目数继续下降。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增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盈利不断增加,2010年跨国企业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了近一倍。
(四)低碳投资显著增加。跨国公司既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方,也是低碳投资和低碳技术的供应方。2009年仅流入可再生能源、循环再利用、环保技术和产品制造等三个主要低碳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就达到了900亿美元。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吸引外国低碳投资仍将为它们带来生产能力扩大、出口竞争力提高、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好处。
(五)各国有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监管的倾向。2010年,各国一方面继续推动外国投资自由化,促进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又强化其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设法调整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2010年对外国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措施中有近三分之一属于更严格的监管,这是自1992年以来此类措施占比最高的一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诉诸国际仲裁程序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甚至退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将恢复增长。2010年大大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加了跨国企业的盈利,提高了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将推动跨国公司利用其充裕的现金流进行海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也需要通过战略性投资加强其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地位。预计2011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增加到1.3万-1.5万亿美元, 增长约16%―34%,基本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2012 年将向1.6-2 万亿美元挺进,有望创出新高。
(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份额仍将扩大。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上升9.7%,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6.9%,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率先恢复和最为活跃的地区。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缓解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短缺,更多的机会、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三)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05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约48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到2010年底,中国吸收外资存量5500多亿美元,海外投资存量约2300亿美元。统计显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较快发展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及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大幅增长。鉴于今后中国服务业将继续加快发展,以及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这一诱因将得到强化,新一轮向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热潮可期。
(四)跨国并购占比将继续提高。跨国并购通常能够对经济形势变化较快地作出反应。2009年全球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为67%,2010年达到90%以上,2012年预期将进一步增加。
三、对做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工作的几点思考
世界直接投资逐步恢复增长,中国仍然是外商看好的重要目标区域,这将为招商引资工作带来良好机遇。
一要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正确把握投资导向,营造综合竞争优势,积极探索和拓展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二要更加重视投资环境建设。随着优惠政策“洼地”逐步填平,服务已成为吸引客商的一块强劲的磁铁石。要充分正视当前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国内其他省市的竞争,重视投资环境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要更加重视吸引低碳投资。有针对性地发掘筛选一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方面合作项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项目承接和运作,进一步扩大低碳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篇8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面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新变化,传统的对外投资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客观上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这不仅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稳步实施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走出去” 方式 思路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已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了明显实效。从初期的国有外经贸专业公司、工贸公司,发展为国有、民营、中小企业齐头并进,投资方式和合作主体日趋多元化的格局。从初期的建点开办“窗口”发展到当今的绿地投资、海外并购,境外加工贸易快速增长,能源资源合作增多,投资合作方式日益丰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资本流动、跨国投资与并购活动急剧萎缩,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但没有放缓脚步,反而飞速增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已同世界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国际、地区组织,我国企业目前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对外投资。中国不仅成为当前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全球对外投资输出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金融危机后我国更是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风险和全新挑战。为此,探索研究危机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就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尽管我国对外投资的现实与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
自中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中国企业逐渐成为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广泛实施,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对外直接外投资的区域分布越来越广。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我国共有1.2万家境内企业或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1.3万家企业,是2000年的4.5倍多。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5.72亿美元上升到433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年均增速达54%。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首,名列全球第五位。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金额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喜人的佳绩。
(二)投资模式不断创新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初期投资多以试探为主,主要采取合资方式。但近年来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的方式也不断创新。从单纯的绿地投资逐步向跨国并购转变。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显著。当前,跨国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以及对并购的深入认识,企业跨国并购的频率日益加大,效果显著。目前,我国的并购领域主要集中在石油、电信、交通等国家资源和基础设施行业。而此次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掀起了海外并购的浪潮,中国企业已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上的新贵,其增速、规模和影响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虽然2009年的金融危机使海外市场大幅收缩,但中国企业却凭借丰厚的外汇储备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仅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跨国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总额却同比增长40%,仅次于德国,位居世界第二。并购的区域涉及北欧、北美、南美、中东、东南亚、非洲、中亚、东欧等传统区域,世界主要产油地区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由此可见,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宏观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市场,将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和培育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
(三)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且拓展对外投资合作区域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广泛实施,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愈加广泛。总体上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符合的。为了减少或规避对外投资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前提下,力图在投资区位上实现多元化。
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积极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不仅有利于尽快熟悉和适应当地投资环境,充分利用和享受东道国推行的外资优惠政策,而且有利于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减少或避免来自企业外部的投资与经营风险。国际上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摩托罗拉、IBM等公司在跨国投资与经营中获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本土化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中国企业在海外频频遭遇抵制、罢工或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与企业海外经营本土化相对滞后不无关系。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逆势上扬,再创历史新高,基本形成了以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的多元化格局。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上亿的国家地区较上年增加9个,中国香港、开曼群岛、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聚集了当年投资净额的九成。同时,在很多情况下,出于政治、成本、贸易壁垒等原因,发展中国家依然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亚洲和非洲国家仍然是我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
(四)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
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已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由单一的国有企业为主,逐渐转变为地方政府企业、民营企业、中央企业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格局,即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中央和地方大型企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民营企业逐步成为“走出去”的生力军。在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占到存量份额的90%左右;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和单位占80.2%,地方企业仅占19.8%。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投资模式不断创新,投资区域不断拓展,投资主体多元化。针对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提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就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机制创建思路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增长速度很快,且在其迅速发展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既代表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新趋势,也显现出构建我国对外投资新机制的迫切性。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要想“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国内发展的实际需要,就必须在以下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一)增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意识
金融危机将我国企业全面推上了对外投资的大舞台。对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出现的投资风险,我国企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作为后来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就更要有应对风险的平常心,做好应对风险的各种准备。作为对外投资的企业,一定要认真分析风险的来源,采取更为智慧、理性的策略和方法将风险纳入到自己可控的范围,减少或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二)引导、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
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海外营销网络,是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和外贸出口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要有目的地引导和支持有实力的大企业集团和高科技企业“走出去”,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区设立研发中心或高技术企业,充分利用国外的科技资源和人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走出去”,到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海外市场设立自己的营销网络,实现产业价值链从低增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向高增值的营销环节的延伸。这样,既可促进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可获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更大收益。
(三)有针对性地选择对外投资领域和方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阶段,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在产业结构上实现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所以,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也要顺应这一变化,在原有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尽快跨越对外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实现在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努力和探索,我国目前国内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在继续发扬传统对外工程承包方式的基础上,把握当前以跨国并购为主的对外投资主线,积极推动国内企业以更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当中。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对并购方式的深入了解,并购已被国内企业广泛采用。此次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企业应抓住这一危机所带来的潜在机遇,通过并购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金融危机后,不少企业陷入资金短缺困境,中国对外投资的市场准入机会大增。大部分经济体中企业市场价值大幅缩水,资源、技术、品牌、渠道等价格下降,为中国实现低成本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财政金融稳健、外汇储备丰裕,具备抓住机遇的基本条件。
当前,中国以海外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投资比例逐年提高。2010年,我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达23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40.3%,并购领域主要涉及采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等。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主动整合外部资源与市场,低成本获取海外的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与国际市场渠道,大大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四)加快银行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承接国外产业转移、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凭借廉价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迅速成长为制造业大国。随着我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和参与国际分工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从事对外投资,扩大海外经营,就迫切需要加快银行金融机构的“走出去”步伐,大力拓展海外业务和开展国际化经营,提高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为我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保险等服务,尽快改变我国主要依托加工制造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局面,促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经济金融强国的转变。
总之,中国的对外投资正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加快,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的热情和信心将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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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一直是很多学者的研究方向,他们两者的关系从分歧到开始融合,又到一体化,这一切都是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分工一步步加深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是企业国际经营的两种主要方式。而在当今,对外直接投资以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
一、理论基础
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出发,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一方面是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的生产要素是同质的,不能自由流动的,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则假定要素流动,对外投资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本要素的利率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主要的联系反映在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
罗伯特・蒙代尔认为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实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就会缩小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依据他的逻辑,由于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商品和劳务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即限制资本流动可以促进贸易,增加贸易障碍则可刺激资本流动。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贸易的作用就越大。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创造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小岛清和马库森和斯文森。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出:“直接投资不但是资本的流动,还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等的总体移动。”在贸易障碍产生投资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然而,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起的,而且主要是流入出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之间就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资本流动将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扩大贸易规模。马库森和斯文森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二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将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即存在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
二、中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从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开始的,并一直持续着高速的增长,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经济贸易的环境更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效应。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高达22072.7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中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迅速增长和贸易数额庞大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个特点。第二是近年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制成品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贸易比较优势也越来越明显。第三,我国进出口贸易方式向多样化发展、我国的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我国现在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更是加大了向高科技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出口。第四,虽然外资企业仍然是外贸出口的主力军,但随着民营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力量,他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第五,出口加工区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同时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加快,出口贸易区域布局。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很多弊端,贸易不平衡压力日益增大、出口增长方式亟待转变、贸易摩擦不断增加重要资源性商品进口安全问题凸现。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的贸易正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方向前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体现是“走出去”战略。主要特点有:一是“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到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78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75.6亿美元。二是投资地区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香港、泰国、俄罗斯、秘鲁、新西兰、南非。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初期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支部扩展到加工制造、石油化工、电子通讯、科教文卫体、交通运输、设计咨询、监理、计算机服务、资源利用、农业合作、研究开发以及医药等众多领域。四是投资方式已经扩大到投资办厂、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境外研发中心、创办境外工业园区等。第五,国有大型企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民营企业逐步成为“走出去”的主力军。第六,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相对忽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的断档与分割,致使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总体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一直受到各界学者的研究,很多的学者通过对中国自身的情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的贸易发展。主要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消化吸收传统技术和转移过剩生产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去,可以带动我国的技术设备、劳务和商品的出口。此外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带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出口,(1)中方以设备作价进行投资,从而有利的带动了我国设备的出口。(2)通过设备更新和配套要求带动出口;(3)通过向海外企业供应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带动出口。
三、实证分析
本文即使要验证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互补和创造的关系。通过在《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商务部网站上的数据搜集,整理出了从1991年到2010年各年的中国进出口总额、对外投资、出口额的表格,如表1。这里所列的进出口总额与出口额为货物贸易,对外直接投资额为非金融投资。
在表中IETRADE表示中国进出口总额,CFDI表示为中国对外投资额流量,EX表示中国出口额。为了验证在中国,中国的对外投资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我们采用了计量方法。首先是计算中国进出口总额与对外贸易的线性关系,我们得到:
从中可知R2=0.82,其相关系数很高。而且CDFI的系数为42.3,则证明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进出口贸易总额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而增加的。
然后又把IETRADE作为因变量,CFDI作为自变量,可以的出新的计量公式:
CFDI=-41.18836223+0.01929631656*IETRADE.R2=0.816187。可知其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仍然为正相关关系,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但是INTRADE前的系数为0.0193,说明进出口的小幅增额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起明显的作用。从上述两个检验中,我们很容易得知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相互关系的,而且属于创造效应,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互补。
最后,我们通过上述两个检验的结果,通过计算CFDI与EX的对数相关关系,来确定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到底是多少。
在公式和结果表格中,R2=0.66,CFDI前面的系数为0.61285,可知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呈现正相关,当对外贸易额提升1个百分点的时候,我国的出口额提升0.61285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不会抵消我国的对外出口贸易,还会起到促进的作用。所以我国应该大力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发展我国的企业,更可以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
篇10
关键词:国内铸币税收益;国际铸币税收益;国际铸币税流量;国际铸币税存量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8—068—05
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在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达成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形成的,可以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具有下述基本特征:第一,以若干种发达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美元;第二,国际储备货币以发行国政府的信用作为保证,与黄金不存在任何货币意义上的联系;第三,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随着外汇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自由浮动,各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牙买加体系”下,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得到了丰厚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铸币税收益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经济学文献对铸币税收益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对铸币税收益的估算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因此,笔者拟对国际铸币税收益发表个人的探讨性看法。
一、国内铸币税收益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在金本位制条件下,人们用黄金铸造金币需要向当局支付赋税,这种赋税称为铸币税。在金本位制解体以后,货币当局具有发行硬币和纸币的权利,硬币和纸币的面值超过制作成本的收益被货币当局得到,这部分利益称为铸币税。显然,这里的铸币税是指国内铸币税。但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国内铸币税的解释并不完整。在现代经济里,货币主要不是指通货,而是指存款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发行货币主要不是以增加硬币和纸币的方式,而是以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方式。因此,还需要对国内铸币税收益的定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笔者认为,国内铸币税收益应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虽然铸币税曾经是一种赋税,但它现在已经不是一种赋税了。虽然国内铸币税不是赋税,但它类似于赋税,它是货币当局凭借着发行货币的权利获得的收益;第二,货币当局凭借发行货币的权利获得收益的同时,可能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在计算国内铸币税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成本因素。
但是,货币当局在发行货币的过程中是否都会产生国内铸币税收益呢?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具体考察货币当局发行货币的方法。在现实的经济里,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即增加货币供给主要有下述方法。
第一,发行纸币。货币当局发行纸币的面值超过制作纸币成本的收益构成了国内铸币税收益。在许多国家,硬币通常是财政部发行而不是货币当局发行的,因此,在这里暂且不考虑发行硬币的国内铸币税收益。
第二,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当货币当局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时,商业银行出现了超额准备金。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商业银行将增加贷款,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没有得到铸币税收益。
第三,降低再贴现率。当货币当局降低再贴现率时,商业银行将通过增加再贴现的方式补充流动资金,从而支持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获得了贴现票据及其利息,这属于国内铸币税收益。
第四,公开市场操作。当货币当局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务凭证时,将导致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加和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获得了政府债务凭证及其利息,这也属于国内铸币税收益。
第五,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当货币当局对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同样支持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供给量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获得了贷款资产及其利息,这同样属于国内铸币税收益。
货币当局在采用第二到第五种方法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商业银行存放在货币当局的准备金也在增加。但是,虽然我国货币当局对准备金支付利息,但一般国家的货币当局对准备金不支付利息,所以准备金增加没有形成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的成本。因此,国内铸币税的确切定义是指货币当局凭借着货币发行权利所获得的资产价值扣除发行成本以后的收益。
由于铸币税涉及货币当局获得的资产价值问题,铸币税将存在流量和存量的区别。例如,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一段时期里可能是双向进行的,不能只考虑买进政府债务凭证而不考虑卖出政府债务凭证。因此,从流量的角度考虑,国内铸币税收益是指货币当局在一定时期里净资产收益的增加;从存量的角度考虑,国内铸币税收益是指货币当局在某个时点上通过发行货币而持有的未清偿的资产价值。
二、国际铸币税收益
上文所分析的是国内铸币税。但是在“牙买加体系”下,发达国家的货币,特别是美元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这样,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便得到了国际铸币税。由于国际铸币税与国内铸币税具有不同的特征,为了与国内铸币税相区别,可以将这种从外国得到的铸币税称为国际铸币税。国际铸币税与国内铸币税的重要区别在于,国内铸币税是货币当局得到的一种收益,而国际铸币税则是货币发行国得到的一种收益。
在不考虑发行纸币和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这两种发行货币方式的条件下,国内铸币税在数量上约等于基础货币的金额加上相应的利息。但是,在基础货币进入商业银行体系以后,将会派生出数倍的货币,这意味着国内铸币税的数量少于实际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例如,假定美国商业银行不保留超额准备金,没有现金从美国银行体系流失,在法定准备金比率为10%的条件下,美国货币当局以购买1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的方式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根据货币增加的倍数是法定准备金比率的倒数的计算公式,这将导致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增加1000亿美元,美国中央银行得到了1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及其利息的收益,这是国内铸币税收益。但是,在这1000亿美元中,如果有500亿美元以各种对外经济活动的形式流出美国,将给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美国带来多于100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这是因为外国政府、厂商、居民得到了这些美元以后,将以外汇储备或外汇储蓄等方式流回美国,美国便得到了国际铸币税收益。
因此,如果要给国际铸币税收益下一个初步的定义,它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着本国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所获得的一种国民福利。但是,仅仅指出国际铸币税是一种国民福利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国际铸币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有多少等问题。
以美国与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为例。当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对中国证券投资或对中国直接投资时,将直接对中国支付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但是,如果中国将得到的美元用于进口美国的商品、对美国证券投资或者对美国直接投资,美国并没有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而获得特殊收益。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由于拥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而处于主动地位。这就是说,如果美国不进口中国的商品、对中国证券投资或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将不能进口美国的商品、对美国证券投资或者对美国直接投资。显然,只有中国将美元储备下来,美国才能得到国际铸币税收益。
从国际贸易活动的角度考察,国际铸币税的典型产生过程可以举例说明如下:美国进口商使用1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在中国出口商结汇以后中国商业银行将1000亿美元存放在美国的商业银行,或者中国货币当局用人民币买进这1000亿美元,并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保留这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铸币税就产生了。或者是美国商业银行支付这1000亿美元存款的利息,或者是美国政府支付这1000亿美元政府债券的利息,但是美国不仅获得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而且还获得了回流的1000亿美元的储备或储蓄,其减去美国为这1000亿美元的储备或储蓄支付的利息的差额,就构成了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当然,中国持有的这1000亿美元的存款或债券可能最终会形成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力,但是只要中国继续持有美元,美国就获得了国际铸币税收益。如果美国厂商和居民不是进口中国商品,而是对中国证券投资或直接投资,那么他们支付美元得到的就不是不可增值的中国商品,而是可以增值的中国资产。但是,只要中国政府、机构或个人将得到的美元以储备或储蓄的方式存到美国,由此所产生的结果与前面关于国际贸易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是相似的。
因此,国际铸币税收益的确切定义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着本国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获得的被外国作为储备手段保留的本国货币的金额扣除本国为此支付的利息代价以后的一种国民福利。国际铸币税收益有流量和存量之分。从流量的角度分析,国际铸币税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回流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的该国货币的金额减去该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为此支付的利息代价以后的差额。但是,在现实的经济里,难以估算回流到某个国际储备发行国的货币的数量,因而可以根据该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来估算;从存量的角度分析,国际铸币税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点里外国持有的某个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的货币资产减去该国际货币储备发行国为此支付利息的差额。
三、国际铸币税收益的估算
下面以美国为例来估算2000年以来美国所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划分方法,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等三大项目。美国长期以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和都是逆差,只能依靠金融项目的顺差加以抵消。金融项目主要包括官方储备资产、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项目,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常超过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即美国的直接投资项目也是逆差。这样,美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子项目形成的逆差又只能依靠官方储备项目和证券投资项目加以抵消。
官方储备资产主要包括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外国货币。由于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外国也对美国直接投资,在外国持有美国政府和私人金融资产的同时,美国政府和私人也持有外国金融资产。因此,美国金融项目差额减去外国对美国的净直接投资的数额,便形成了外国持有的美国官方和私人金融资产减去美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之差的净金融资产价值。将该净金融资产价值加上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减少的数额,便可以看做是流量意义上的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在计算国际铸币税收益的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外国持有的净金融资产实际上是美国对外国的负债,美国必须为此支付利息。但是,美国对外国支付的利息已经反映在经常项目中,在计算流量意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时,不应再从外国持有的美国净金融资产中扣除美国为此支付的利息;第二,在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超过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时,流出的美元以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储备的方式流回美国,形成了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但是,在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时,外国就像用美元购买美国商品一样购买美国实物资产。因此,在计算国际铸币税时,在美国对外净直接投资是正数的情况下,不应该在美国金融项目的差额上再加上外国对美国的净直接投资的数额;在美国对外净直接投资是负数的情况下应该减去外国对美国的净直接投资的数额。
表1反映了2001年以来美国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情况。由于还存在着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和误差与遗漏两个项目,这三个项目的代数和不等于零。在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超过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年份,金融项目的差额,即外国持有美国官方和私人金融资产减去美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之差形成的净金融资产价值,再加上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减少的数额,就是流量意义的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在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小于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年份,金融项目差额减去外国对美国净直接投资,即外国持有美国官方和私人金融资产减去美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之差形成的净金融资产价值,再加上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减少的数额,就是流量意义的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这里还存在一个疑问,美国金融项目的差额减去外国对美国净直接投资实际上是美国的负债,美国必须要还本付息,它如何形成了美国的铸币税收益呢?确实,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它就是美国的负债。但是,在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下,外国政府和私人总是要保留美元。从表1的第一行可以看到,外国政府的美元储备在不断增加。因此,相当大一部分美国所欠的债务实际上属于不必偿还的债务,这种债务便构成了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从表1可以看到,2001年以来,美国凭借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每年获得了少则1000亿美元,多则7000亿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应该指出,上面仅是估算流量意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如果要估算存量意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需要将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持有的美元储备减去美国为此支付的利息。但是,现在只能获得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资料,无法获得外国机构和个人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资料,因而只能估算美国从外国政府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由于外国政府不会全部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美元储备,根据某些主要国家持有美元储备的债务工具的结构,可以假定外国政府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美元储备的比例是50%。另外,美国国债的利率是无风险利率,根据金融市场的情况,可以假定其他债务工具的利率比美国国债利率高50%。按照这两个假定可以得到2001年以来美国从外国政府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存量,如表2所示。
在表2中,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提供的各国政府外汇储备的数据以特别提款权(SDRs)表示,还需要根据美元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以及特别提款权兑换美元的数量来估算各国政府以美元表示的美元储备。另外,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取1年期限的美国国债在3月、6月、9月和12月初的收益率的算术平均数。
从表2可以看到,2006年以来,美国在每年年底这个时点上得到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都超过20000亿美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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