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笔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笔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洪迈；容斋随笔；音韵学；文献

《容斋随笔》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史论、天文律历、典章制度、名物考证、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分为《初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个序列，共七十四卷，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芦，别号野处、容斋，鄱阳人。历任官职，1162年曾受朝廷委派出使金，坚贞不屈，晚年以龙图阁学士退职还乡。本书是关于文学、历史、经学、小学等方面的读书笔记，所记音韵条目虽然不多，但每一条都言之有据，见解精辟，且记录了许多宋代及以前的用韵制度和音韵史料，弥补了史书之缺，这对上古音、中古音以及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保证引文的准确性，本文参考了全宋笔记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再造善本之《容斋续笔》等三个版本。以下将按不同的类别对其所反映的音韵文献、语音史等信息进行解读。

诗词异文

诗词改字，多以同音义近为据。故可根据笔记中的这些异文考察当时之实际语音情况。例如《随笔・卷一》之“青龙寺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孝宗乾道四年经筵开讲那天，皇上将白居易的《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一诗写在扇子上，有意将“使臣”二字写成“侍臣”，然后赐予了洪迈。诗文内容是“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使”字“士切”属于山母止韵字，“侍”，“时吏切”禅母志韵字，将“使”改为“侍”，则二字除声调外应当声韵俱同。据李新魁和李方桂两位先生的考证，《切韵》系统及宋代韵图、笔记文献中船禅相混，应当合一。而宋代之后庄章合流，故“使”字为审母，“侍”字为床（禅）母。而与此同时，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床（禅）母之塞擦音并入照穿两母，擦音并入审母。这就是使、侍声母趋同的语音史背景。同时，“侍”为之韵去声，“使”为之韵上声，二字韵母同。

又《随笔・卷二》“隔是”一文载曰：“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往，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按，“格”与“隔”当时音义同，故可通用，“格”字“古伯切”，属见母陌韵，“隔”字“古核切”，见母麦韵。二字声韵相同，正与《广韵》、《集韵》陌、麦、昔同用之规定相合。白居易（字乐天）（772-846）与元稹（字微之）（779-831）是唐代中晚期诗人，由此则知“陌、麦”同用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同用了。

考证古音

最早把上古音作为专题来研究的是南宋的吴，吴中进士时（1124年）洪迈才刚刚出生，当时的古音学研究正在兴起，洪迈的随笔中即录有时人的古音研究情况，如《容斋随笔・卷七》列有“羌庆同音”一条：

王观国彦宾、吴才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它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王观国和吴根据《诗经》、《周易》、《太玄》中庆、羌二字叶韵，《汉书音义》中注音“庆，音羌”，《幽通赋》、《文选》中二字异文，证得羌、庆同音。后洪迈以按语的形式引《扬雄传》补充了对二字古音相同的考证：“庆，辞也，读与羌同。”

王观国字彦宾，长沙人，绍兴间官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等。著《学林》，考求字音字义，也有一些考释古音读的，考证古今声韵不同，引证材料详实丰富。吴字才老，关于其籍贯问题众说不一，据张民权师之《宋代古音学与吴研究》一书考证，“言才老建安人氏者，著其祖籍而已；言舒州或同安人氏者，著其本人籍贯而已。”在古音研究上，吴有开山之功，南渡之后，他先后著有《诗补音》和《韵补》等书，影响巨大，标志着宋代古音学的建立。古音学自宋代开始建立，而宋代古音学又是受宋人经学疑古思潮的影响进而总结唐人古诗协韵注释建立起来的。前期的宋代古音学“是以吴为代表的以文献考据为主的古音研究，它注重考证某字在历史上有过某种读音，从而说明古韵与今韵的分合关系。”洪迈及其所引王观国和吴的文献考证以求古音的研究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

沈约及其《四声韵》

洪迈考知南北朝文人通行的写作方式是先赋韵后作诗，正因为需要先找到韵脚字的这种写作方式，才得以促使人们将韵同的字汇集成册，以备作诗押韵之用，这也就是韵书的创作缘由。但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史实，仅粗略地指出六朝文人作诗有意识地讲求声律及用韵规范，从而编制了大量韵书。《容斋续笔・卷五・作诗先赋韵》中说：“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僚各赋一字，乃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这一条笔记就记载了南朝的贵族文人讲求诗律，作诗先赋韵的创作方式。沈约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才思过人，作为景宗之宠臣而常常在宴会上被问之以诗韵。因而，他为了迎合君臣的“雅兴”而编制《四声谱》一书，以四声统系同韵字供押韵只用，是及其顺理成章的。这也就是《四声谱》的创作背景和缘由。

以上仅就诗词异文、考证古音、沈约及其《四声韵》三个方面论及了洪迈《容斋随笔》的音韵学贡献，其更多的学术价值有待我们更深入的挖掘。笔记类文献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些资料，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据可依，有史可鉴。

参考文献：

[1]李新魁《中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2]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4]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林》，中华书局，1965，6.

篇2

摘 要：新笔记小说是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持续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种小说文体类型。它一反以往当代小说追求宏大叙事和鲜明政治诉求的趋向，转而开掘独特的人性深处的美感。更为突出的是，新笔记小说自觉借鉴中国古记传统的写作和审美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小说艺术的表达范围以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关键词：新笔记小说 生成机制 概念界定

作者简介：袁晓斌,江苏警官学院管理系，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176-01

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单就小说而言，“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等，这些小说主潮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没有在文学史的表述中占有大面积话语或与这些主潮小说存在交叉的小说类型。它们也参与构成了80年代以来小说写作的繁荣。新笔记小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小说类型。新笔记小说是一种小说类型，而不是一种创作潮流。类型，是针对小说文体的共同写作特征所进行的归类划分，往往最终落实为某一特定的小说文体。新笔记小说并不是紧密围绕着作家创作的特定理念形成的一股强劲的小说创作势头，而是以小说文体为核心，思考小说作为艺术形式的种种建树。从新笔记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来看，应该把它界定为一种小说文体类型。

新笔记小说，顾名思义，继承了中国古记传统的美学风范。对于不同作家来说，他们对中国古记传统的汲取是有层次区分的。首先，有一部分作家确实在自己对古记的阅读中受到了启迪，或熏陶出了新鲜的创作方法。汪曾祺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以当小说看。”孙犁也说：“我学习小说写作，初以为笔记小说，与这一学问有关。”另外，1980年代的年轻作家中陈军也表示过：“文学观先喜洋玩艺。卡夫卡、加谬及法国新小说，拉美‘爆炸文学’和福克纳等，都看了些，不精。但总觉得洋拳术偷不来，与气脉打不通，才发觉自己的秉性还是黄种的。于是再回老祖宗处请罪，读《诸子集成》，品历记，渐渐地，觉得大小周天似乎有了些气感。于是尝到点文化的醇味，也滋润出小小的野心。”陈军对中国古记的借鉴也与对汪曾祺等作家的阅读有关。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点出了受到的启发：“而读汪曾祺、老舍、古记则不然，他们懂得‘知白守黑’这画理，作品也似青花瓷器般空灵有后味。”

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一经树立，就会为其他作家提示一种现存的写作经验，一种小说写作的新的可能性，也会吸引其他作家的兴趣来尝试这种文体。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多的新笔记小说的作者往往并非专擅这样一种小说文体，而是在许多不同的小说文体上都有所涉足。这些默默写作的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的创作，构成了理论宣讲之外的对新笔记小说强有力的创作支持。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类型，新笔记小说有着自身独特的文体要求。汪曾祺说：“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笔记体小说。”其中的“笔记体小说”，就是本文所谈的新笔记小说。汪曾祺的话对新笔记小说的文体要求概括得比较全面，但是还稍有纰漏。笔者认为，新笔记小说的文体要求首先反映在篇幅上。新笔记小说一般不支持短篇以外的创作，所以标以这一名目的作品几乎全是短篇，中篇非常罕见，几乎没有，更不用说长篇了。一般的新笔记小说，字数通常控制在10000字以内。除了篇幅上的要求，新笔记小说的内容往往非常广博，包罗社会历史的时事变迁，不同地域的风物人情，或志人，或志怪。这一点也恰是汪曾祺没有提及的。广博的内容，有时被作为人物活动的外在环境，但却往往是作者审美观照、审美表现的重点和核心，而不是单纯机械地担当塑造人物、烘托心理的工具，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驳杂的内容可能是对某地民俗的静态陈列，也可能追踪某些习俗的动态变迁，但广博多样的背后通常传达了厚重的传统中国的乡土经验。汪曾祺笔下故乡高邮的酱菜园、米铺、得月楼和如意楼、各种家乡小吃，何立伟笔下的偏僻闭塞的小城，林斤澜笔下矮凳桥纽扣市场的人物乡情，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具备了内容上的特征也不一定就是新笔记小说。比如邓友梅的《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之类的作品就很难归于此类。原因在于，新笔记小说不以情节的繁复取胜，往往要求淡化故事的含量，更多地表现出散文化和诗化的追求。它更强调淡化的情节和故事背后的人性张力和文化蕴涵。另外，新笔记小说的语言也颇具特色。尽管不同作家的语言有不同的风格，或简洁明了，如孙犁，或古雅老道，如汪曾祺，或生涩有怪味，如林斤澜，或地域色彩鲜明，如何立伟，总之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对语言逼真描绘功能的要求，追求语言水墨淋漓的写意效果。这四个方面的综合，才构成了新笔记小说作为文体类型的内在要求，也是判断、遴选新笔记小说的标准和依据。

有的论者也提出过新笔记小说与一般短篇小说、小小说等的区别。严格意义上，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文体类型，它与短篇小说、小小说等是依据不同的逻辑尺度进行的分类，而不是同一标准下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属，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不能展开地位对等的区分比较。新笔记小说的划分以小说的文体特征为依据，而短篇小说、小小说等的区分依据主要是小说的篇幅。由于在不同向度上划分类属，因而新笔记小说就会很自然地与短篇小说、小小说存在着广泛的交叉。大多数新笔记小说就是短篇小说，一些文字少、篇幅小的作品就是小小说。而一些与“寻根文学”的观念相呼应或受其影响才应运而生的作品，也就是“寻根小说”。所以，本文将不再对新笔记小说与其他层面上的小说概念之间进行不必要的比较区分。综上所述，新笔记小说是一种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延续至今的，受到中国古记传统影响的，篇幅短小，内容广博，淡化情节和故事，有着散文化和诗化特征并努力追求写意化语言的小说文体类型。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贾平凹：《太白山记》，《上海文学》，1989年第8期。

[3] 汪曾祺：《故里杂记》，《北京文学》，1982年第2期。

[4] 冯晖：《汪曾祺：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云梦学刊》，2001年第3期。

[5] 孙犁：《谈笔记小说》，《孙犁全集 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6] 陈军：《小说氛围初悟》，《西湖》，1990年第4期。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篇4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是文博界培养文物鉴定人才的摇篮，甚至有人把它比喻为“文物界的黄埔军校”，很多人会因为有机会在那里学习而自豪。我有幸参加了扬州培训中心1992年的“中国古玉鉴定培训班”，有缘听到古玉鉴定大师张永昌先生授课。当时授课的有五位老师，其他四位老师的授课方式较偏重于学术性，而张先生的课则主要侧重于肉眼鉴定玉器的实际操作。因为参加学习班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各地文物商店、文物鉴定组和海关，他们的工作就是“看东西”，注重实用性，张先生的课程非常适合他们，所以，培训中心给张先生安排的课时是最多的，约占整个学习课程的一半时间。即便如此，同学们还是觉得不满足，总是让张先生多讲，除了上午、下午排满的课程外，甚至还要求在晚上加课。张先生身体一向不好，那时已是初冬，天气很凉，加上过度劳累，哮喘病复发，咳嗽很重，甚至咳血。但先生还是在能够坚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上课，若身体状况实在不好，就在晚课时把他的授课意向告知助手杨震华老师，让她晚课。张先生这种对学生、对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不已，所以，那时大家都非常努力刻苦。

张先生鉴定能力一流，教学也有一套独到的方法，能够把深奥抽象的内容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讲出来，让学生很快掌握要领并可以实用。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多媒体，幻灯就算是最先进的教学设备了，可张先生的课连幻灯都没有，就是靠他在黑板上用粉笔绘画示意图。有时是画一件器物的全部，再一项项分步讲解，有时是单画关键的局部，指出鉴定要点。听张先生的课，必须认真做笔记，不但要把先生在黑板上画的示意图画在本子上，还要边听边做笔记，把先生讲解的要点记在图上相应的部位，这样看时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后来大家发现上海博物馆张明华同学绘图好，先生遂任命他为“助教”，每天课前，让张明华将准备讲的图样提前画在黑板上，上课时先生以张明华画的线图做标本给我们讲解，大大加快了授课进度。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记满几个笔记本，然后请先生在笔记本扉页题字，先生给我的一个笔记本上签的是 “学而时习之”，另一个笔记本上签的是“笔记本很重要，是工作中的工具书，须经常阅看，必有新的收获。”果真如先生所言，笔记本我不知看过多少遍，至今还常翻看。看它们的时候，不仅能读到里边的文字和绘图内容，而且会读出与先生、同学们在一起的情景，那时的一切如电影般鲜活地刻录在纸上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鉴定玉器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较容易地得到正确的结论。我们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鉴定知识，远远不只是笔记本中记录的内容，更重要的、更让我们受益终生的就是他所传授的鉴定方法。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前，文物行里都是以师徒相传的形式传授和学习鉴定知识，师傅一般不会直接给学徒讲如何鉴定，只是让徒弟跟着多看、多摸东西，通过长期的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一种对文物真伪和年代的判断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望气派”。张先生也有过类似经历，但他却能不局囿于那种望气式鉴定的框框，不断地吸取新知识，把这些知识加以系统化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不断地总结新的鉴定方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大发展的时期，出土玉器数量的急剧增多，为玉器鉴定提供了可资比照的标准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理论的成熟，为建立中国古代玉器发展谱系和科学地鉴定玉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如此，1992年我们在扬州学习时，这一切还处于初始阶段，而那时候，张永昌先生就已经把这种以出土古玉为参照物鉴定玉器的方法运用到教学中来了。譬如，他让张明华把出土战国玉龙的形象画在黑板上，然后从头、眼、鼻、角、腿、肘、爪、尾、身体扭曲状态及身上的细小装饰线纹等，仔细挖掘其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特征，把它们作为鉴定的观察点。这种鉴定方法在今天已经是共识，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则可谓是一种新的理念。著名玉器大家杨伯达先生研究古器辨伪时，将以明确的伪古玉作为标准器进行辨伪的方法称为“科学辨伪法”，在这里我们就把以出土古玉作为标准器鉴定玉器的方法叫做“科学鉴定法”，那么，张永昌先生则是当之无愧的“以科学鉴定法鉴定古玉的先行者”。

值得庆幸的是我比扬州班的同学们还有一个偏得，那就是在1993年夏天，张先生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到辽宁省博物馆进行一级品鉴定，我作为馆里的工作人员，随同他们工作，虽然只有几天，但我却对先生工作认真求是、作人谦逊坦荡的品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身体不好的张先生，结束一天工作后，领导安排几位专家去酒店用餐，杨震华老师说张先生不舒服，让我给他做一点面条送过去。我敲门进去时，张先生躺在床上，看起来很虚弱，完全不像白天工作时精神饱满的状态。但我来了以后，他似乎又好起来了，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来。因为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玉器大部分是传世品，鉴定组的几位专家经常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如果经过沟通还不能达成共识，张先生就会说：我保留意见。先生给我讲的就是白天有争议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看，这种吃小灶的机会可谓是天赐良机。

篇5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高潮。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 Francis 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 Francis 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胡适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文革”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文革”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停止。文革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本文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istory of Science， 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本文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 月 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 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篇6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在大学课堂的广泛应用某种程度上已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本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及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使得大学教室的配备更加多媒体化，极大推动了多媒体教学的发展。从教师多媒体教学的经验来看，多媒体教学并非适合所有学科，学科特点是影响多媒体教学适用性的重要因素。就我们所讨论的中国文学来说，多媒体的应用在某些方面有其重要性，然而有时候人们过于肯定了它在实际教学中的必要性，导致其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不良作用。为了充分认识并理解媒体教学对古代文学课堂的不良影响，笔者对其进行了调查研究。

1 调查情况阐述

因实际情况，笔者以采访的形式搜集资料，考虑研究的主题，综合自身授课和听课的感想整合出以下几个要点。

1. 1 采访主题

古代文学教学使用多媒体的不良影响。

1. 2 采访人物

负责古代汉语教学的教师大约15 人; 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理论、外国文学专业老师各3 人; 中文专业本科生30 人。

1. 3 资料整合方法

以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为谈话场所来搜集资料，选择笔者有针对性的记录内容概括整合出所要的信息。

1. 4 采访情景

以座谈会、学术聚谈和日常聊天的方式对古代汉语同行进行采访为主。在聚餐中对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理论及外国文学专业的教师采访，以笔者的工作特点采用两种方式对30 名中文专业学生进行采访。一方面，.因笔者给此专业本科生讲授汉代文学，所以采访就以课间交流的模式进行。2 另一方面，笔者近年来从事毕业论文指导，在工作方便之余通过看学生论文了解到多媒体在古代文学课堂上的负面影响，以此进行采访。

1. 5 整合访谈内容的方法

( 1) 因研究课题为古代文学课堂使用多媒体的不良影响，为达到与内容相一致的效果，关于多媒体正面作用的内容，一律没有录用。

( 2) 为使研究更具说服力，在进行学生访谈意见整合时主要录用那些正在准备中文研究生考试并有一定古代文学素养的学生的意见。

( 3) 所述内容类似时只录入一次。采访看法较为口语化出时笔者根据需要进行适当修饰。

2 汉语文学老师看法的简述

笔者从多媒体在教与学中的负面作用的角度出发对不同等级的很多古代汉语老师进行采访，得出以下结论:从教的角度: ( 1) 多媒体的使用需要设备的支持，一旦设备故障，会影响教学进度。以A 老师( 汉语文学老师) 的例子来说: 她原本想是用多媒体，但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这种状况下即便维修人员及时赶来修理，但教学进度和师生心情都遭到破坏，大大降低了课堂的质量; ( 2) 客观看待对多媒体在古代汉语课堂上的使用。B 老师认为，汉语文学的内涵是朴素，这种品质要求我们笔墨纸砚是最好的传承文化的方式。所以透过屏幕所传递出来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直击人心; ( 3) C 老师因工作需要，经常去听同行的专业课。他发现好多老师们是被迫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因为他们觉得现代化的课堂就应该用多媒体。有些老师觉得屏幕显示方便了自己的教学。从学的角度大概包括以下几点: ( 1) D 老师觉得，学生通过课件拷贝而非动手记笔记的方式去学习大大降低了学习的效率。其次，学生主观认为老师所讲就是课件上的内容，自己课后可以自己学，这导致他们在上课时不注意听讲，错过了老师的讲解; ( 2) E 老师认为，讲师的教学情绪会不自然的被身边的机器干扰使用，这直接导致学生心情也变得沉闷压抑，也会让活跃积极的学生显得很浮夸; ( 3) F 教师表示，多媒体毕竟是以光电技术为主的现代科技，而这些光电并不能在汉语文学课堂中达到人文精神传承的效果。所以，我们需要淡化光电在汉语文化课堂中的使用。

3 其他中文专业教师的意见概要

本人通过举办一次聚会同样从教与学两个方面采访了其他中文专业的若干老师，包括上文所提到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其负面影响主要为:

从教的方面: ( 1) G 老师觉得: 记诵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必经之路，一个好的老师不应该是学富五车，出口成章的那种，这样的才能根本无需使用多媒体，上课就能滔滔不绝。相反，过度使用多媒体反倒使老师懈于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样对传统教育是严重的打击; ( 2) H 老师表示: 多媒体教学与古代文学的学习指向相违背。我们学习古代文化是为了使人情得到练达，这应该是一个心灵的交流。可是多媒体却使课堂变得机械化，甚至是过于呆板，这一切都不利于古代文化的学习; ( 3) I 老师认为: 汉语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包含着我们民族的自信，通俗点讲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只属于中国的珍贵的东方文化。但多媒体技术却是西方科技发展的产物，用西方科技来传递东方文化隐约都会让人感觉到西方文明的压迫感，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是不利的。

从学的方面: ( 1) J 老师觉得: 多媒体的使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会出现古今杂糅的不和谐氛围，这对古代文学知识的传递是个干扰信号; ( 2) K 老师表示: 与文学理论课堂不同，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的宗旨是透过教学努力使学生克服文字差异、理解错误、语言传达障碍等一些列困难而直达作家心源。多媒体机器对于学生追求与古人心灵想通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重要干扰因素; ( 3) L 教师认为: 长期使用多媒体，使学生将关注的对象从老师转移到屏幕，长期以往老师的素质和才能就得不到重视。

4 中文专业学生想法概述

笔者同样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分别采访了若干位多位涉及中文专业且都上过《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总结出使用多媒体的负面影响，内容如下:从教的角度: ( 1) 大一教材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主要是用华丽的语言进行修饰，从而表达出内心的所想。所以这一时期辩说的文化氛围很浓烈。如果老师上到这段内容时使用多媒体则无法是学生领悟其中要领; ( 2) 对大二课堂的看法: 像《赠汪伦》这种令人回味无穷的唐诗，图片的展示反而使诗中的朦胧意境被破坏掉。这同时也是老师对自己讲课不自信的一种表现，如果讲解很生动又何须用图片来增强学生的理解呢? ( 3) 针对大三课堂的看法: 很多老师觉得在课堂上放一些经典著作翻拍的影视剧会活跃课堂氛围。但学生未必这样想，反而会觉得老师在图省事; ( 4) 大四毕业生的看法: 过多的多媒体使用让学生产生一种老师的注意力在屏幕而不在学生的错觉。

从学的角度: ( 1) 大一课堂的意见: 先秦文学中提到到了很多的名物，老师为了让学生对名物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会用多媒体展示相对应的图片。但过多的文物图片让学生分不清主次，觉得这是来文物考古还是学习古代文化? ( 2) 对大二课堂的看法: 现代很多音乐都是在古代诗词上谱曲的，比如李清照词。很多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会选择在学习过程中播放音乐。虽然配乐使学生对李清照词中的婉约有了一些意会，但学生如果不够清醒就把这首现代曲子误当成李清照那个时代的音乐，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歧义。若学生太过清醒，就会在潜意识里排斥这种仿古作品; ( 3) 对大三课堂的看法: 透过影视作品来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也许适合艺术专业学生，但对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绝非良策。文学学的是作品本身，过多的视角效果反而会让学生形成思维定势，局限了学生的想象力;( 4) 大四毕业生的看法: 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文学教学，仅仅方便了我们的学习过程，其效果未必有老师直接讲课，学生记笔记的方式好。

5 综合以上访谈的分析

( 1) 多媒体教学的不良影响具有普遍性，不光在古代文学，同样存在于其他学科。2004 年，美国一著名调查研究所以高等教育的教学技术问题为主题在全国进行调查。综合多所不同类型的大学生的访谈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大多数学生觉得，一些老师比起在黑板上直接写教学内容，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反而更差。这表明多媒体教学的不良影响在全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 2) 多媒体教学的不良影响是新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多媒体教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的必不可少性，现在依旧不能清楚的表明。正如上面访谈所提到的，多媒体教学如今正在一点一点的吞噬传统的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这些都导致了老师和学生在很多方面的不适应。也许多媒体的综合性对文字的淳朴和简单是一种摧残。

( 1) 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关乎人情和内心感受的学科，而多媒体的使用却与这一学科属性相违背，这就是造成多媒体教不良影响的关键因素。古代文学的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其主要内容包括: 心灵和情意。这种人文精神告诉我们最好的古代文学课堂应该是师生之间心灵上的沟通，思想上的辩论，这样才能通透先人的内心世界。这样学生才能达到老师们心目中才气充盈和诗意通达的理想状态。然而多媒体的使用却对古代文学课堂造成了课件干扰: 有老师埋怨光电技术对自己的情绪造成不良影响; 有老师觉得讲台上的机器设备使师生产生了心灵隔阂，让内心交流变得苍白无力; 学生指责多媒体教学过于注重试听效果，这淹没了他们对文字本身产生的情感。拿古代文学课堂来说，多媒体的使用将形式表现得太过露骨，一点也没有古代文学的含蓄之意，更别提内心世界了，学生的情感都被光电机器设备挤掉了，这使得形式和内容的主次关系发生对调，形式反倒凌驾于内容之上了。综合的说，多媒体教学便捷了大学课堂的教学，但却使得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消磨殆尽。

篇7

对于文中“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字，现行的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都将其释义为“相互”。如《教师教学用书》（九年级语文上，苏教版）对“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便给出了如下解释：“如果有一天我们大家富贵了，不要相互忘记”，再如《教师教学用书》（九年级语文上，人教版）、《古代汉语》（上）（郭锡良等编）及 《古代汉语字典》也不约而同地将“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解释为“相互”这一义项。此种释义方法，看似并无不妥之处，但细细斟酌后，笔者发现，事实上，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解释为“互相”尚有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的。笔者拙见，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字翻译为偏指一方做倒置宾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你”或“你们”，更符合《陈胜世家》节选部分和全文的文意，即“苟富贵，无相忘”一句应被翻译为“如果有一天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们）”。

由于“苟富贵，无相忘”释义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相”的解释不同而造成的，且“相”字也是一个在文言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古词，故本文中，笔者将对“相”字的义项群先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而后再进一步讨论“苟富贵，无相忘”一句的翻译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早期甲骨文阶段，“相”字的写法为“”，象征着“古人爬上高树远眺侦查”。关于象形字与古词本义的关系，郭锡良曾有过如此见解：“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形体结构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甲骨文、金文、篆文，比起楷书来，离造字时代要近一些，象形的特点要明显一些，多一些，这为我们分析词的本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古人爬上高树远眺侦查”这一义项，很可能正是“相”的本义，而且，从现存的语言文字资料来看，此义项已经消失。到了晚期甲骨文阶段，“相”字则被写为“”，构造形式由原来的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而这种变化也表明，“相”的词义在当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远眺侦查”扩大到一般意义上的“观察”或“省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慎的观点中得到证实：“相，省视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树。诗曰，相鼠有皮。”（《说文解字・目部・相》）对于“相”的词义，《词源》（商务印书，1999年版）和《古》也给出了以下几个义项：

（1） 共也，交互也。（二气感应以相与 《易》）；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互相”、“相互”；

（2） 也。（金玉其相 《诗》）；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相貌”、“质地”、“实质”；

（3） 视也。（相时而动 《左转》）；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仔细看”、“察看”；

（4） 助也。（辅相天地之宜 《易》）；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辅佐”、“帮助”；

（5） 摈也。（愿为小相焉 《论语》）；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古代主持赞礼和司仪的人”；

（6） 选择也。（上春相噬 《周礼》）；此义项实际上是对“视也”这一义项的再次引申；

（7） 送杵声。（邻有丧，春不相 《礼》）；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劳动时的号子声”；

（8） 官名，百官之长，谓相其君以行政也。如相国、丞相；此义项在《古》中是作为“辅佐”、“帮助”义项的引申义出现的，并且还可以再次引申为“扶助盲人的人”这一义项；

（9） 乐器也。（相即拊也。以韦为表，装之以糠，击之以节乐者也 《礼・治理以相》）；此义项即《古》所释义的“古代乐器名”。

尤须一提的是，对于“相”的词义，除了以上列举出的诸多义项，《古汉语虚词辞典》（增订版）（王政白编纂，2001年版）还给出了其他几种义项，现笔者亦将其列举出来，以便帮助我们形成对“相”字各义项的系统性认识。②

（1） 表示相继做同一件事，相当于“先后”、“一个接一个”。（与其妾讪良人，而相泣于中庭《孟子・离娄》）

（2） 表示同时同地做某事，相当于“共同”、“一起”。（鲁孟孙、叔公、季孙相戮力劫昭公 《韩非子・内储说》）

（3） 用在句中，舒缓语气，可不译。（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 《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需要注意的是，此种用法并不常见，很可能是由于方言的特殊性造成的）

（4） 表示称代，代称接受动作的对象，而所称代的对象必定是倒置的宾语。（此种情况即笔者所说的“偏指一方做倒置宾语”）

① 表自称，相当于“我”、“我们”。（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② 表对称，相当于“你”、“你们”。（苟富贵，无相忘 《史记・陈涉世家》）（此种释义方法与笔者所持观点相同）

③ 表他称，相当于“他”、“他们”。（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 《论积贮疏》）

④ 代称物，相当于“它”。（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然莫相知 《三戒・黔之驴》）

至此，“相”的诸个义项几乎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相信大家对于“相”字的义项群也有了较之以前更为全面且系统的认识。现在，我们再回过来分析一下“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究竟应被释义为哪种义项，才更加符合《陈涉世家》节选部分及其全文的文意。

首先，翻译古文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被翻译的整句话内部要符合常理和逻辑。而将“苟富贵，无相忘”翻译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大家富贵了，不要相互忘记”实际上是有悖于常理和逻辑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大家”富贵与否无外乎三种情况：（1）“我们大家”都富贵了；（2）“我们大家”都没有富贵；（3）“我们大家”之中有一部分人富贵了，有一部分人没有富贵。但无论是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不存在“我们大家”相互忘记的情况。因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由于“我们大家”都富贵了，自然就不存在忘不忘记彼此之说；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既然大家都身无长物、捉襟见肘，同样也不存在忘不忘记彼此之说了；至于第三种情况，也是最符合现行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翻译思维的一种情况，同样是不符合常理与逻辑的。因为按照此种翻译思维，“苟富贵，无相忘”是陈胜用来嘱咐与自己一起干活的人，富贵之后，不要忘记昔日共患难的穷朋友的。既然如此，便只存在富贵之人忘记向时穷朋友的情况，又何来向日穷朋友忘记富贵之人的说法呢？因此，忘记这一动作，在“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只可能由“我们大家”之中后来富贵的那一部分人发出，而不可能由“我们大家”一起发出。即“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字，并非“相互”之义，而应是表示偏指一方的代称（这里应为表第二人称的代词“你”或“你们”），做忘记这一动作的宾语才对。

再者，判断一句古文的翻译是否正确，不仅要看被翻译的整句话内部能否讲得通，还应将其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观察翻译后的现代白话文能否与前后文衔接得当。“苟富贵，无相忘”一句的后一句为“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这句话，用现代白话文翻译出来就是“和陈胜一起佣耕的人，笑着对他说：‘你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将其与现行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对“苟富贵，无相忘”的翻译结合起来便是：

陈胜：兄弟，假如有一天我们大家富贵了，不要相互忘记啊！

佣者：（哈哈一笑）你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

上面这段对话，显然是讲不通的。原因就在于陈胜所说的“我们大家”（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到了佣者的口中，竟变为了“你”（第二人称单数形式），而这种变化，使得陈胜的嘱咐与佣者的回答南辕北辙。质言之，按照常理，听到陈胜的嘱咐后，佣者的回答应是：“我们大家同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但我们都知道，关于“若”这一文言词，不要说在《史记》之中，就算纵观目前可考证的一切语言资料，我们也未曾发现其有“我们”这一义项。如此，将“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译为“相互”，实际上忽略了此话与前后文的衔接是否得当的问题。而解决此种衔接不当问题的办法就是将“相”字译为表示第二人称的代词“你”或“你们”，此时，陈胜与佣者之间的对话也就变为：

陈胜：如果有一天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们）！

佣者：（哈哈一笑）你做雇工种地，哪里能富贵呢？

变化后的这段对话，不仅在常理和逻辑上能够讲得通，而且这也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刻意安排，即用佣者的无知从反面来映衬陈胜非池中之物。这不仅与紧跟上述对话其后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形成呼应，而且也为下文陈胜组织和领导大泽乡起义这一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埋下了伏笔。而善用伏笔，正是司马迁创作《史记》时所表现出的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

最后，若想准确地翻译古文，除了要注意正确把握被翻译句子本身及其与前后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还应注意检查，翻译后的句子是否基本符合作者一以贯之的创作特点。我们都知道，《史记》在描写人物上的艺术成就之一便是“对话语言符合人物个性，生动传神”。这既是《史记》的艺术特色之一，也是其作者司马迁所表现出的创作特点之一。“苟富贵，无相忘”一句出自陈胜之口，而陈胜并非一般人，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陈胜和当年凭一句“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而使“梁以此奇籍”的楚霸王一样，是一个素有大志的英雄人物。换句话说，陈胜发出“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绝不是因为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而是他内心深处扎根已久的想要“富贵”的宏图之志。由是观之，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译为“如果有一天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们）”之义，更符合陈胜这个向来怀有“陈胜王”之豪情壮志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个性。而这则又一次证实了“苟富贵，无相忘”一句中的“相”并非现行大部分教材和工具书所讲的“相互”之义，而应是偏指一方，做倒置宾语的第二人称代词，即“你”或“你们”之义。

【参考文献】

① 本文中所说《古代汉语字典》均指张双棣、陈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本，下文均简称“《古》”。且各个义项后的例句，笔者只从原文献中选择了一句，以方便大家理解和记忆。

② 王政白还认为“相”有“表示整体范围”之义，相当于“都”、“全”、“统统”，但其所举例句中“相”的词义与其所既定的义项并不相符，故笔者此处并未将此义项列举出来。详见《古汉语虚词辞典》（增订版），第577页。（王政白编纂，2001年版）

③ 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上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92页。

篇8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篇9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唯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然迹有巧拙，艺无古今，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广其源，但传出自神仙，莫之闻见也。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序①

我国古代最早的绘画论著当推《古画品录》，其作者为南齐的谢赫。入中国绘画美学之门时，《古画品录》是研读书目的重中之重。

在谢赫之前，对于绘画的记录和见解，只是零星散见于《庄子》《韩非子》《淮南子》等著作中。自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始，方有专门记录绘画的历史，尤其是此书中提出了中国绘画的“六法”，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先比较系统而科学地提出来的绘画创作和绘画评论的准则，向为历代的画家、评论家和鉴赏家所推重，成为中国绘画美学“千年不易”的准则，宋朝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赞誉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

谢赫《古画品录》虽不过寥寥1400字，但在我国美术美学史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谢赫本人亦为南朝时杰出的人物画家。紧随其后的南陈姚最在《续画品录》中品评谢赫曰：“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工操笔。点刷精研，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髯，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类效颦。至于气运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壮雅之怀。虽中兴以后，象人莫及。”②

虽然姚最不完全认同谢赫画品的划分，但他对谢赫的绘画水平还是颇为赞赏，认为他无论是在把握对象的外在形体特点、内在风神气质方面，还是在绘画技巧的娴熟运用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推举谢赫为“中兴”以来人物绘画第一人。

但令谢赫名标青史的，却是他的绘画理论。

谢赫《古画品录》所记录、品评的画家，上自三国，下迄南梁。其中所录画家丁光、江僧宝及陆杲等俱为与谢赫同一时代人，因此，《宋史·艺文志》又称此书为《古今画品》。此书早已亡佚，在唐代刊印时，文字即有讹误。此后数次翻印、征引，不免以讹传讹，一误再误，且流传版本甚多，如“历代名画记”本、“津逮秘书”本、“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本、“王氏画苑”本、“佩文斋书画谱”本等诸善本，各版本中脱错之字、尚待考证之处亦不在少数。即便如此，也难掩此书在中国美术美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此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绘画和批评的基本准则——谢赫“六法”。

谢赫“六法”中第一法——气韵生动，为“六法”中最重要一法，也是此后1000多年来我国绘画创作、绘画批评与绘画鉴赏的重要准则。“气韵生动”这第一大法，总领和概括了后面的“骨法用笔”“应物象形”“经营位置”和“随类赋彩”这四法的表现特质和审美效果。绘画的笔墨运用、形象塑造、敷彩设色和章法布局，皆以创作出“气韵生动”“形神统一”的艺术作品为旨归，而“传移模写”则是提高画家的水平、技巧，提升画家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有效方法，是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达到“气韵生动”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其他五法才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只有其他五法兼擅，“气韵生动”才有完美实现的可能。

谢赫正是以其“六法”为标准，将三国至南朝齐时期的27（或说28、29）位画家分为了六品进行了品评。

对于这“六法”的掌握与灵活运用，确实能反映出画家的绘画功力、技巧和对绘画材料、绘画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对客观物象的体悟深度等，若能六法尽该，众美兼擅，绘画方能力臻上品。谢赫“六法”涉及中国绘画笔墨问题、色彩问题、结构布局问题以及临摹创新问题，为中国画的创作与批评确立了一套相对完整且行之有效的理论，也大致指出了此后中国画发展的审美理念、审美标准和发展路向。

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虽然是针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人物画而言，但由于其包含的丰富意蕴，逐渐延伸扩展到山水画和花鸟画的领域，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也成为千百年来中国艺术和审美追求的理想。

谢赫提出绘画“六法”之后，历代画家和理论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相关的延伸论述，如南陈姚最著《续画品录》；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逐条征引，并加以分析论述；五代荆浩则加以发挥，提出了“六要”；宋代刘道醇又提出了“六要”“六长”等。虽各有创见，但都没有超越谢赫“六法”的范围。对谢赫“六法”的研讨成为我国绘画理论中的重要专题，并以此为绘画创作和批评的准则，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谢赫《古画品录》亦首开中国绘画记录、品评著述之滥觞，此后，历代不乏记录和品评绘画的著述，如南朝陈姚最撰《续画品录》；唐代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朱景玄撰《唐朝名画录》（又名《唐画断》）、张怀瓘撰《画断》；宋人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刘道醇撰《宋朝名画评》（又名《圣朝名画评》）、米芾撰《画史》、邓椿撰《画继》；元人汤垕撰《画鉴》、夏文彦撰《图绘宝鉴》；明人李开先撰《中麓画品》；清代则有黄钺的《二十四画品》、张庚的《国朝画征录》、蒋宝龄的《墨林今话》等。正是这些著作的记载和论述，尤其是和难得的留存作品相互映照，使今人对中国画的学习、研究与传承、创新成为可能。这些著作的文献价值、文化含量、美学意义及其现实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如今，除了被谢赫列为三品的顾恺之尚有画作（抑或其摹本）传世外，谢赫所记录、品评的画家之画作早已芳踪难觅，正是由于谢赫的《古画品录》的珍贵记录和品评，使得那20多位艺术家的艺术风采得以穿越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不被时光尘封、岁月湮没，为今人所知，从而提供了古今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古今绘画”的记录者和品鉴者，谢赫撰写《古画品录》不为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所干扰，把晋明帝列为第五品的第二人，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的客观态度和学术思想及人格的独立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以谢赫之《古画品录》为宗，以谢赫之治史品艺态度为范，体悟往圣先贤之迹之心，品评当代绘画之作之人，记录古今，铄古融今，与古人同行，与时代俱进，创造当代的“画品录”，对当今的美术发展也更有裨益。

注释：

①谢赫，姚最.《古画品录、续画品录》之《古画品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1.

篇10

［关 键 词］ 六朝；笔记小说；词汇；价值

一、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价值和特点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因子，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任何社会的变迁都会在词汇内部留下痕迹。六朝①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此期战乱频仍，政权交替，灾祸连年，人们生活在战争和死亡的痛苦之中，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也随着南北各民族人口的大量流迁而发生改变。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六朝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它紧承秦汉，远续隋唐，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今从王云路、方一新的分法）的交替时期，这个时期的词汇呈现出与上古迥然不同的特点。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要求语言承载更多的交际信息，因此大量新词语新用法应运而生，许多先秦旧词语此时也发生了演变，产生完全不同的新义项；常用词义位发生更替，同义词反义词显著增加，单一义位多义化，产生大量多义词。同时，六朝又是外族文化和中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时期，佛经的汉译加大了对双音节的需求，客观上加快汉语双音化的步伐。双音节的迅猛发展，为后期双音化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外来词的吸收和中土化也丰富了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权威工具书上六朝以后乃至近代汉语中很多新词新义，它们最早的用法可以追至六朝。由此可见，六朝时期在词汇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对于词汇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口语词和常用词（广义上包括基本词）的研究，因为它们最接近实际语言，“是后人了解当时语言的最可靠的依据”②。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的汉译也随后开始。佛教是面向大众传播教义的，因此，佛经翻译要通俗化才能争得更多的信奉者。而从事翻译的外籍僧人大多汉文修养不高，加之佛教原典的文体性质决定了汉译佛经的口语化程度较高。“这就在客观上使佛典翻译成为影响汉语书面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雅’的藩篱而接受口语成分的重要因素”③。向熹先生曾指出：“魏晋以后，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日益加大。六朝开始出现一种比较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白话。南北朝《世说新语》、《齐民要术》、佛经翻译……等，都用白话写成，它们是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主要依据。”④六朝笔记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记录，同甲骨文、先秦诸子、唐代变文、宋儒语录、明清白话小说被作为汉语词汇史上不同阶段“面貌”的典型代表⑤。对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对断代词汇面貌的了解。

小说在六朝以前被人们看作是“街谈巷议”，大多散见于其他文献中。例如《左传》中有很多关于人物、场面和战争的描写都属于小说的范畴；《史记》列传中很多关于人物事件的描写，却依附于正史。这些口语化的语言，使小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在民间流传下去；而恰恰由于小说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社会的语言实际。六朝笔记小说包括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以描写神仙鬼怪为主旨，包括《幽明录》《异苑》《搜神后记》《拾遗记》等；志人小说以描写人物性格特点为主，包括《语林》《殷芸小说》《笑林》《郭子》等。六朝时期社会纷乱，无论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都处在不稳定的恐惧中，因而脱离现实转向神道鬼魅成为平民的一种价值趋势，清谈放诞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时尚。变化的社会生活折射在语言中表现为：志怪小说中关于神鬼精魅、生死丧葬、羽化升仙的词语特别多；志人小说中对清谈品评、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就比较鲜活。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已经具备小说特点，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和语言表达的丰富。关于事件、时间、人物外貌、语言、行为、心理、表情等方面的词语非常发达，这构成小说词汇一大特色，也成为后期各阶段小说词汇继承发展的前源。

六朝笔记中还有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不仅在小说中出现，在同期乃至后代文献中也出现。例如“惭”本义为羞愧。《易·系辞上》：“将叛者其辞惭。”六朝时期产生了新的义项，指“感谢”。《搜神记》卷五：“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再如“催”本义为催促、促使，六朝时指“快速”。《异苑》卷八：“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幽明录》卷三：“太守不应，意甚不乐，催使吏为作主人，外颇怪。”此外还有“波（逃跑）、郎（奴仆对主人的称呼）、阿堵、那忽、何物、如馨、忽忽、方幅、踊跃（喜悦）、狡狯”等。同时也出现大量六朝时期新用法，例如“兵戈（军队）、处分（吩咐）、反侧（惶恐不安）、风流（风度）、居然（显然）、逡巡（极短时间）、荼毒（悲痛）、潇洒（偶然）、斟酌（掌握）”等。这些口语词和新用法有一部分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而相当数量却保留在六朝时期的文献中，因此“要追溯近代汉语，即古白话的源头，就不能不认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词语”⑥。同时，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滥觞，也为后代文学和词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百感交集、登峰造极、一往情深、引人入胜、瓜田李下、含沙射影”等脍炙人口的熟语均来自六朝笔记；《窦娥冤》的雏形源于《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早见于六朝笔记。

六朝是佛教第一次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时期，“任何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都会在语言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⑦，随着外族文化的广泛传播，佛教开始渗入中土文化各个领域。不但充实了汉语词汇，而且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佛经中的比喻造词及多层次构词法为汉语词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同时，大量汉语词汇被赋予了佛教的语义，例如“布施”原义为施恩惠于人。《庄子·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布施”变为梵文Dana（檀那）的意译词，故特指向僧道施舍财物或斋食。再如“大法、道德、恶道、居士、礼拜”等。另一方面，梵语系统的借词和译词，也逐渐退去佛教的外衣而中土化，例如“方便、轮转”等。六朝笔记小说的词汇，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意义重大，对此期词汇进行全面的考察将会非常有价值。

二、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作为六朝词汇面貌的代表，六朝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的口语词，因而在语料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古汉语通释性的成果中，很多学者都引用了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同时也出现六朝笔记小说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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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释性的文章在单篇论文中占很大部分，这类成果针对六朝笔记小说中的词语进行考释，通过比类和归纳等方法，运用互文、对文来考察单个词语的意义。这些论文对于词义的挖掘和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要意义；断代的系统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只有江蓝生（1983）《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方一新（2000）《魏晋南北朝小说语词校释札记》；针对专书研究的论文比较多，特别是志人小说中的《世说新语》。例如郭在贻（1984）《〈世说新语〉词语考释》，殷正林（1984）《〈世说新语〉中反映的新词新义》，方一新（1990）《〈世说新语〉词语札记》，王云路、刘坚、黄征、蔡镜浩、苏宝荣、蒋宗许、汪维辉等在《世说新语》的考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志怪小说方面有：王宝华（1987）《〈搜神记〉汪校补正》、骆小平（1990）《〈搜神记〉所见六朝新词考论》、刘钊（1995）《〈搜神记〉全译指瑕》、方一新（2000）《〈异苑〉词语校释琐记》、真大成（2002）《〈搜神记〉词语校释琐记》等。

2.除了语义上的研究外，关于复音词和构词法的研究也有不少，如程湘清（1992）、周生亚（1982）、韩惠言（1990）针对《世说新语》复音词构词方式展开了讨论，李新健（1989、1990、1991、1992）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探讨《搜神记》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李杏华（1996）《〈世说新语〉双音复合词内部形式反映对象特征的类分》，邓志强（2005）《〈幽明录〉偏正式复音词构成方式的纵向比较》等。在词序上有高先德（1985）《〈世说新语〉的词序》，张鸿魁（1992）《〈世说新语〉并列结构的字序》。这些研究对六朝时期复音词和构词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在此领域的研究专著中，系统的当推江蓝生（1988）《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它“填补了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空白”⑧。该书以六朝笔记小说为研究对象，考释了330余条词语，发掘了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新词新义以及特殊用法，成为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开山之作；吴金华（1994）《世说新语考释》，共考释了250余条口语词，通过钩沉史证，解决了很多文献中的语义问题；周俊勋（200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系统地对六朝志怪小说词汇进行了梳理，将汉语史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探讨了词汇史上一些常用词归并的系统，从韵律的角度解释了双音词的构词过程，运用词义投影来解释汉语的词汇化，为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通释性的专著中，也有学者大量选用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如蔡镜浩（1990）《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1992、1993）《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特别是汪维辉（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书中选择了41组东汉至隋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常用词，运用的许多例证都来自六朝笔记小说。

在资料的整理译注方面，余嘉锡率先对《世说新语》进行校注，随后出现不少同类的注释专书。如徐震堮（1984）《世说新语笺疏》《世说新语校笺》，杨勇（2000）《世说新语校笺》，张撝之（1996）《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刘尚慈（1998）《世说新语译注》等；汪绍楹（1979、1981）、齐治平（1981）、周楞伽（1984、1988）、郑晚晴（1988）、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1999）等人对志怪小说进行辑佚，为志怪小说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词典编纂方面张永言、张万起（1992、1993）等人先后编著了《世说新语辞典》，为志人小说材料的条理化开辟了新途径。

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从考释到整理，从构词法到辞典编纂，涉及到各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偏重于个案，特别是疑难词语和特殊词语的考释，忽略对词语发展规律的系统性探讨和对理论的解释。对常用词的研究还很薄弱，较多集中在单音词义位的更替上，成系统的研究专著并不多，对志人小说的研究力度远超过对志怪小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更好地把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从而将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因此，应该加大力度来讨论常用双音词的更替，探究词语演变规律，特别是那些在六朝时期出现，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双音词。它们源于中古，在历时的变迁中，很多词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些词语的义位转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注释：

①六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广义指魏晋南北朝，今从方一新、王云路说法，指广义六朝。

②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见《中古汉语研究》第12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向 熹：《简明汉语史》第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⑤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前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⑥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前言）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⑦董琨：“‘同经异译’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载《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