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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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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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语文 古文 注解 教学

由于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学遗产丰富，教材中古代文学的作品占较大的比重。因此，教好这一部分，对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许多邻国如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崇仰备致，更增加了我们古代文学教学者的肩头重任。笔者根据长期实践所得，想就古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近代学者黄侃云：“训话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又云：“话，故也，即本来之谓；训，顺也，即引申之谓。”这是说，话是推求词的本义，训是说明词的引申义。如不明古代文学中词义，又不能掌握古词义的引申应用，那就完全失去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针对这一问题略述数端草见于后：

一、 古代文学要不要讲古音古义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社会不断发展，语言适应交际的需要，也不断发展变化。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当然不会一成不变。不但语言内部要素词义、语音、语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语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如生活习惯、文物制度等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后人读前人的书，会碰到语言文字的障碍，产生隔阂。这种隔阂不消除，对古今音义乏差别不加以沟通，则今人该如何了解古人，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又从何谈起？

在《大学语文》古典文学的注释中，常遇到一些问题：教材中有的篇目某些字注古音，有的则不注。例如《诗经・氓》“将子无怒”的“将”字，教材注音为“qiang（枪）”；“其水汤汤”的“汤”字，教材注音为“shang（商）”。老师在教学中若讲古音，一些学生迷惑不解，认为若读古音，书上为何不注？若不讲古音，读来不顺口，不协韵。有不少学生问：“为什么先秦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诗经》）字难读，音拗口？”这固然有学生不熟悉作品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这是古今音的不同所造成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雅俗，因而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是必然的现象。作为古典文学的教师，有责任消除学生这些疑惑。在教授古代作品时，我们不能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套在古人的头上。古人已矣，套之何用？教古文就是要使今人知古。学生“知古不知今”不好，“知今不知古”也不好。学习古文，不明古音，就不明古义，就失去了学习古代文化的意义。因此，笔者主张，教学以现代规范的语言为主，同时还兼教学生些古音古义知识，以提高学生掌握古今字源词性的衍变，以及组词成句和分析词义句义的能力。语言学家吕淑湘、王力等，在教学中非常注意此类问题。

二、教学时注意上下文

凡从上下文察看，照旧注有矛盾或重复之处，不可轻易放过，其中很可能存在问题。如《诗经・氓》中“言笑晏晏”与“信誓旦旦”。前句朱东润本注：“晏晏，和柔貌。”《大学语文》注：“晏晏：柔和的样子。”

古文“晏、宴、晏”声象义统一，都源于“晏”形，都含“安”义。“和柔”、“柔和”、“温和”是引申义。朱注与徐注虽有根据，但并未与上下文的语境尽合。“言笑”已是欢乐、和悦之意，“晏晏”又是柔和之意，这岂不是重复了吗？《尔雅・广言》云：“晏，晚也。”《淮南子・夭文》曰：“日至于桑野是谓晏食。”《秦策》：“‘一口晏驾。’注：日暮而驾归太阴也。”可见“晏”字还可作时间词，与“晚、迟”同义。“信誓旦旦”，“旦旦”朱东润注“诚恳貌”，《大学语文》注“明白”。“信誓”亦为“诚恳”之意，“旦旦”若也是“诚恳”，此句不就成了“诚恳加诚恳”吗？这显然与上句一样，犯了重复的毛病。

《甲骨文字典》：“旦，从日从口，口即日之影。……以日与影相接之形表初升之时。”即日出之时也。日出为一天之始，故引申为“天”。《孟子・告子上》：“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这里“旦旦”为“天天”。由此推论，“信誓旦旦，天天申誓（信作申解），也就是天天发誓。与上句“言笑晏晏”合在一起解释，是说氓与女主人公恋爱之时，天天寻欢作乐，甜言蜜语，山盟海誓，都是女主人公婚变后回忆悔恨之词。这样解释既符合上下文意，语言与竟境，毫无牵强之感，学生也容易接受。

注解古人之文，切忌就字论字，拘泥一义。这种注法，以一字之义而言，虽然可通；但纵观上下文与全篇之义，则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故不可不审慎从事。

三、与“大义”相违背者要多多推敲

古文的注有利于今人的阅读，又为初学者入门之阶。但注者毕竟不是作者，审义核实，合者固多，而推己及人，间有不合原作之意，也势所必然。因此难免盲从犯跟别人一样的毛病。类注文之病，在于从一句看，似觉可通，但追索一家之学说大义，则矛盾显然可见，故不宜轻信。

如《论语・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的“春服既成”。宋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释“春服”为“单拾之衣”，对“既成”未言及。宋人邢在《十三经・论语注疏》中云：“春服既成，衣单拾之时也。”今人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云：“成”，“定也”。“春服既成”，即“春天的衣服都穿定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亦云：“初春时寒暖无常，故衣服亦须常换，至暮春三月，气候稳定，所以说‘拾衣服已经穿得住了’。”古今注释基本大同小异。笔者认为此解与孔子立言之旨“微言大义”学风相去甚远。一是穿拾衣与下文的修楔之事没有必然的联系；二是穿单衣或拾衣，纯属个人穿衣小事。孔子以礼治天下，主张定名分，明等级来评论世事。曾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所言“春服既成”之事，深得先生青睐，可见“春服既成”一事放在修楔之事之前，其中定有缘由，决非偶然掇合之作。

“服”字在甲骨文和《尚书》中是“事”的意思。或与祭祀的大事有关，或与服事天子有关。“春服”即“祭服”。古代社会的头等大事是春祈秋报的祭祀。天子在一年当中，不仅每季甚至每月都有相应的祭祀活动，而且春祈秋报之祭都有专门的祭服。《礼说・月令》记载：春季“载青，衣青衣，服仓玉”；夏季“载赤，衣朱衣，服赤玉”；秋季“载白，衣白衣，服白玉”；冬季“载玄，衣黑衣，服玄玉”。由于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服饰要求，故春天一到，缝制春祭服的事，便成了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在任务未完成之时，朝延内外之人绝对不可懈怠。《周礼注疏》上云：“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岁终则会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文中的祭服，指的就是祭祀时所穿的衣服。暮春时节，春夭祭服的制作任务已完成，曾子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孔子因而为之赞叹。因为君主春祭求一国之福，青年人春楔求一身之福，先言国事、大事，再言个人小事，等级次序井然，这正是孔子“微言大义”的一贯学风。

又如《论语・学而篇》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古今不少注家作“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不了解别人。”杨伯峻先生还增字以就注面成其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殊不知这样解释与孔门“君子反求诸己，然后求诸人”的大旨相违背，与儒家“诚意正心”的一贯原则相违背，实不足取。

其实此语根据杨树达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施受同词例》，已早揭明此文本义。

“施受同词例”夕云：古人美恶不嫌同辞，……乃同一事也，一为主事，一为受事，且又同时连用，此宜有别白矣。而古人亦不加区别，读者往往以此迷惑，则读古书者所不可不知也。……《史记・范唯蔡泽列传》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人固不易知者，谓贤者不易见知于人，此“知”字受事之辞也；知人固不易也之“知”，则主事之辞。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的“知”字与“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的“知”字一样，有受事与主事之分。前“知”为受事之词，后“知”为主事词。全句的意思应为：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担心自己没有东西让别人了解。孔子一贯主张“克己复礼”即克制、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也就是要修身修己，加强自身的修养。从这个观点来看，孔子认为了解别人不是最重要最难的事，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最难的是“但患己之无能知也。”（王肃语）自己没有东西值得别人来了解，这种思想与孔子的“内圣外王”精神才是一致的。

孟柯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一代传人，史称亚圣，他在《离娄章句上》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把君子一切应映“求诸己”的精神说得斩钉截铁。哪有半点“患不知道别人”的思想存在。由此观之，我们在学习古人的文章时，既要注意对字、词、句的推敲理解，又要总观大义所在。由于古汉字比较复杂，有些字在某篇某段中可以这样解释，但总体来看却又与大义相去甚远，则应加以怀疑和探究。语

参考文献

[1]黄悼.训话说丛[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陈绂.古文的“互文见义”[J].语文建设，1995（06）.

[3]倪怀庆.“隧”字补注[J].语文建设，2006（05）.

[4]（清）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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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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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具活力的产业，广告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高端的广告专业人才更是求贤若渴。然而，由于快餐文化和经济市场的影响，众多高校开设的广告学专业偏重应用设计而忽略了广告学人才创意和策划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市场上广告学人才虽然能迅速适应广告行业的工作，但是后劲不足。因此，广告人才市场的现状倒逼高校专业人才能力培养的调整，必须从源头夯实广告学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必须开设《中国文化通论》《西方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美学》等文学文化课程。其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涵盖内容丰富，尤其是古典诗词既能熏陶学生的人文情怀，也能培养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是广告学专业文学类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除此之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广告宣传自然而然地嵌在作品当中。有学者称:“它们的亲密关系则更多地表现为古代文学对广告不经意地呈现上。虽然在古代，广告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甚至人们对广告还没有明显的意识，但古代文学中却散见着让人拍案叫绝的广告案例，隐约记录着中国广告的发展、变迁、变调或变局。”［6］209－210古代文学作品中自然嵌入广告宣传，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广告的发展及特定时期广告业的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佐证。鉴于广告市场人才能力培养的文化需求，文学文化类课程成为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不可少，同时古代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迫切需要对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研究。因此，以意象教学和广告语教学为中心的改革模式进入我们的广告学古代文学实践课堂当中。

二、古典诗词的教学改革:以意象(群)为中心

广告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中内容太过丰富，鉴于广告人才能力的文化需求，我们选取古典诗词的意象教学为突破。古代诗词意象教学主要包括意象(群)的选取与内涵解析。古典诗词意象(群)的选取可以从题材上加入分类，以便充实学生的人文情怀。如先秦诗歌《诗经》中的黍离到姜夔《扬州慢》词作中的青青荠麦;从屈原《离骚》中的美人到曹植诗文中的《洛神赋》，再到晚唐五代温庭筠词作《菩萨蛮》中的慵懒等等;从陶渊明诗歌中的到孟浩然诗歌中的赏菊再到李清照词作中的残菊等等;从林逋诗歌的《山园小梅》到陆游词作的《卜算子•咏梅》等等;从苏轼的农材题村词作到辛弃疾的山水田园词，等等。如何准确地传授意象所蕴含的内涵是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的重要环节。如同为吟咏梅花，林逋的《山园小梅》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表现形式不一。前者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以梅花与众芳的对比叙写梅花的清高。后者云:“驿外断桥边，寂莫开无主。已为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同样是叙写梅花的清高与气节，陆游更多地融入自己的人生感受。这两首诗词的意象教学过程要注意将梅花的品质与诗人的人生经历结合在一起。如何将古典诗词的意象教学与广告学专业人才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在古典诗词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一个环节，即古典诗词意象(群)的符号化。如上图所示，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文化课程主要为广告创意储蓄知识，具体到古典诗词的意象(群)的学习对应广告创意之后的符号、图形与图像表达，最后的共性是意象(群)与符号、图像等皆是为了传达某种情绪而形成一定的意境(境界)。如果广告学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速写能力，那么每篇古典诗词的意象学习之后，可以尝试以速写的方式运用符号将诗词中的意象简单勾勒出来，形成具有一定意境的画面。如此一来，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的学习很好地广告人才能力培养结合在一起，文化学习与广告速写巧妙融合，不会产生枯燥无味之感。

三、小说文体教学改革:以广告语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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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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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柳永的《乐章集》不仅在艺术成就上远胜《花间集》，在表现男女、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上，更写出了《花间集》所未能表达出的思想。这不仅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更和时代、社会密切相关。《乐章集》的创作丰富了词这种文学体式所表达的内容。

词，原是为配合隋唐时期的燕乐而创作的歌词。因为是合乐的歌词，所以历史上它有“曲子词”的称谓。从文人音乐活动来说，自汉魏以来相和歌、清商乐的创作，到唐宋采诗填词人乐的歌曲演唱，都沿用“依曲填词”的创作方法。唐五代以来，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一直被文人视为言情的艺术，同时也是“诗之余”娱宾遣兴的工具。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曰:“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词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奏，殆不可数。”自隋唐以来，词的创作题材多局限在男欢女爱、羁旅闲愁等凄迷感伤的内容上，词的风格也显得轻柔、绮丽、温婉、细腻。婉约词一直被奉为正宗。明代徐师在《文体明辨序》中说:“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正。”在创作实践上，南唐二主词以及集温庭绮、冯延巳等人婉约词之大成的《花间集》，代表了宋代之前婉约词的最高成就。他们用委婉含蓄、细密缠绵的表现手法，细腻生动、淋漓尽致地抒写了男欢女爱、伤感别离、风花雪月等婉约派惯常抒写的种种情绪，使宋代之前的婉约词创作达到了。

而把抒情推向极致的，当属柳永。这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柳永《鹤冲天》)且又把填词作为第一要务、被仁宗皇帝批为“且去填词”的词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词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其甚至蜚声境外，相传“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鹤林玉露》卷一三)。对于柳永的词集《乐章集》，历来褒贬不一。在词的发展、雅化的过程中，对其俗的一面的认识似乎已成为柳永及其‘乐章集》的定论。尤其是柳永因失望于仕途，把“烟花巷陌……且惫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作为自己倾心的生活，沉溺于青楼妓院、勾栏瓦肆这些社会下层场所，更触犯了士大夫们的文人风雅。他和那些歌妓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她们创作了大量的词篇。“《乐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轻浮狠蝶，取誉筝琶。”这也为柳永招来了许多骂名。因其中大多是写情，故人们常把它和写情专集《花间集》一比高下。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二者题材的表达手法、抒情角度上作比较，通过比较，相信高下立现。

一、表达方式迥异

《花间集》和《乐章集》都以男女恋情为题材重心，但表达方式迥异。

《花间集》对恋情的抒写是缠绵、纤柔、婉约的，犹如隔着纱幕，凝望一位羞羞答答、柔柔弱弱的小姑娘。“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莺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温庭绮《菩萨蛮》)“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袭枕寒。”(温庭绮《更漏子》)通过对女子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等可闻、可见、可感的外部形象的描写以及对女子内在气质的刻画，表现女子轻柔、和婉、含蓄的感情。“春情满眼脸红绢，娇妒萦“人绕。”(魏承班(诉衷情》)“肌骨细匀红云软，娇羞不肯人鸳袅。”(和凝《临江仙》)“柳丝袅娜春无力。”(温庭摘《菩萨蛮》)……这里的女子“娇羞”织弱，含蓄不语，以一举手、一投足、一肇、一笑、一流拟等细微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韵味悠长，含蓄级绵。

而《乐章集》的第一主题却是男女的直白这一题材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被一个作家如此集中地表现出来，热情而直率，赢得了当时世人的珍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乐章集》云:“盖词本僧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虽颇目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因为柳永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初年经济繁荣的时期，市民享乐意识膨胀，对男女的要求不再遮遮掩掩。与柔弱的小姑娘似的《花间集》相比，《乐章集》则更像一位成熟而热情的，对爱的表达直截而热烈，率真而坦诚《花间集》中很少低级趣味的描写，虽有“锦帐”、“香袅”之类，也大都是以感伤和哀怨的笔触写出;多写离情、相思，少有欢会之情。而柳词酷肖敦煌词，直抒胸臆。“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袅被。”(《玉女摇仙佩》)在爱的交流中，《花间集》中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娇羞、柔弱的，被动地等待爱人的追求。《乐章集》里的女子则缠绵而热烈，勇敢而坦诚，率直而毫不做作，敢于怨恨，也敢于示爱，敢于争取爱的权利。“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惩难开解。”(《迎春乐》)而且，此中的女子不仅有情且有欲，“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二郎神》)“待伊药，尤云滞雨，缠绣袅，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锦堂春》)她们泼辣而有自我意识，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情有欲、多层次、多侧面的活生生的女人。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尤其在《花间集》中，更是不可能出现的。《乐章集》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可触、可感，对人性的挖掘也更直接、更深人。

二、抒情角度不同

在《乐章集》里，无论是到勾栏取欢的士大夫，还是在“秦楼楚馆”里言欢卖笑的歌妓，都有着丰富的情感，都是作为真实的人存在的。

《花间集》中的抒情大都从女主人公的角度进行。这里的词境构筑大多是以女子的口吻摹写物态、抒思，是建立在丰富的艺术想象基础之上的。想象虽然丰富，但毕竟始终隔了一层，与女性的气质、心理不尽贴切。事实上它还是以男性的角度“隔”写女性的心理。另外，《花间集》中的女性在表达自己的时，遮遮掩掩、闪闪躲躲、半吞半吐、欲语还羞，“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裳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绮《更漏子》)“近来心更切，为君思。”(和凝《南歌子》)并且这里的女子独自一人承担了相思的重量与煎熬。“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温庭箔《梦江南》)“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冯延巳《渴金门》)女子爱之煎熬、思之苦楚，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女性纵有千种风情，也不会尽情宣泄，她们总是避却情绪，默默忍受，感情偶有流露，也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对感情、欲望极度地隐忍。而这里的男子，大多以押客的身份出现，显得寡情薄义，其形象是单薄的，苍白无力。男女关系在这里明显是不平衡的:男性高高在上，女性则是低微而渺小的。

而《乐章集》里，相思主要是由男子来演唱的。“追念少年时，正惩风炜，倚香偎暖，嬉游惯。”(《阳台路》)“磋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然翻成忧戚。”(《浪淘沙》)“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尾犯》)就是面对仕途的选择，男子也能唱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征部乐》)。这里的男子与女子，除去押妓与被玩弄的关系外，更深处却有真情流露。《乐章集》里的男子与女子同样是多情的，而且作者把男女分离的原因归咎于仕途浮名的干扰，把男女情感的相思与封建社会的仕途前程结合起来，从而使《乐章集》中的男女关系有了一些新的社会性质;另外，从人性角度来说，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相当丰满，代表着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识和感情寄托。特别是，这里的歌妓不再仅仅是作为男子仕宦生涯的调节剂，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对薄情郎的怨恨，也敢于直言表达:“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决不隐藏心中所怨;这里的男子也不再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歌妓的生活，而是与歌妓同命运、共相思，合唱出真挚的爱情来。《花间集》中女子“独倚望江楼”、“肠断白萍洲”的画面，在《乐章集》中叠影而变为男女双方的镜头:“想佳人，妆楼顺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惩凝愁。”(《八声甘州》)变女子的单相思为男女双方的互相思，使一贯作为被玩弄对象的女子有了独立的人格。

鲁迅先生说:评价一个作家，“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卷·题未定草》)。柳永之所以能在《乐章集》中如此率真地表现男女恋情与，并且写出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关。超级秘书网

宋代统治者历来抑武崇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地位，因此，柳永才敢在仕途不济时，以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致力于婉约词创作，大胆抒发所思所感。柳永大量创作婉约词之时，正值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宋代已稳步发展了近半个世纪。从宫廷官员到市井小民，都歌舞欢宴，风流蕴藉。都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活跃。现代研究者大都认为，宋人比起其他朝代，更注重自然适意的生活情趣，更注重“浓欢无价”的人生哲学。宋初的“杯酒释兵权”更引发了一代人追求人生的享受，追求生活的情趣，甚而追求感官刺激。生活中已没有轰轰烈烈，也少了许多豪情壮志，只有“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傲岸与“惩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的满足。这是新出现的市民阶层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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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众多高校面临转型。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教学内容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比重向技术技能训练倾斜。古代文学作为一门文学课，本身不具备经济效益或者社会实用性方面的优势，然而并不是脱离现代实际没有价值的学科。单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古文教育旨在培养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丰富人文知识，积淀文化底蕴。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以及写作能力。［1］28从这个层面上说，古文教学对现代语文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已经具备实际意义。而把古文教育放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教育体系中去，古文的传授更是一种千年经典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它凝结着历代文人在特定时空下的求索与感悟，担负着陶冶审美情操、弘扬人文精神、延续民族文化的重任。不仅为学生在现代社会打下语言、文字、文学的竞争基础，更使民族文化和精神力量得以薪火相传。但长期以来，高校古文课堂基本遵循行为主义教学模式，围绕教师、学生、教材三者展开教学。虽然现代教学手段已然日益多样化，但该课的基本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不但打击了学生学的兴趣，也消磨了教师教的激情。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提升大学古文课堂有效性的意义是双重的:对教师而言，注重课堂有效性是教学进步、教师成长的根本途径;对学生而言，提升课堂有效性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值得强调的是，所谓追求教学有效性不是追求简单的会背会考的教学效果，而应该追求一种长远的教学效益。也就是说，追求教学有效性的重点不在于一节课里学生学会了多少内容，更应当重视一节课里师生之间愉悦的教学体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学生长远的影响。“传统的课堂教学过于关注教学效果，而漠视师生的课堂教学体验。这种只看结果不重视过程的考评机制不仅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也伤害了教师的教学激情，导致厌教、厌学情绪突出”。［2］103

二、高校古文课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高校古文课堂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缺乏学习热情，课堂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学生古文以及古代文学基础知识比较薄弱

古文基础不够扎实，是学生对古文课产生畏难情绪的一大原因。学生对古文作品的解读，往往停留在翻译的层面而不能有所提高。更有甚者，缺乏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对作品中出现的通假字、繁体字、异体字等情况分辨不明，读懂作品意思都成问题。因此，在安排古代文学课程的同时，必须同步抓好古代汉语的教学。“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基础知识的教学是相辅相成的”，［3］117长期以来，古代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字上的历史距离性，是理解学习经典文献的一大障碍。抓好古代汉语这一基础工具课，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古文阅读能力，扎实古文基础的重要配套。例如，学生不具备扎实的古文基础，不了解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合纵连横的时代背景，就读不懂《战国策》，在课余阅读时就容易打退堂鼓，这就造成了学习古文的抵触情绪，不能够深入体会古文作品的美。

2．知识体系较残缺

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跨度比较长的专业主干课，各高校普遍都连续开设几个学期以完成。结合上课以及期末测试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能够较好地完成本学期的文学知识内容，对单个作家作品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却缺乏清晰系统的认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各时期重要作家、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却缺乏对整个文学发展流变过程的梳理和对整个古代文学前后联系对比的思考，致使部分学生觉得读了很多，背了很多，却不知学到什么。

3．课堂教学模式缺少变化

现今的大学课堂，存在着教师“一言堂”的现象。一方面，大学课程普遍存在课时紧，教学量大的问题，教师们为了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往往略去学生课堂思考讨论的时间;另一方面，大学生作为授课对象，其年龄和心理都更加成熟，不像中小学生那般“童言无忌”，易造成课堂缺乏互动的问题。例如讲解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许多教师基本按照“介绍人物生平思想或时代背景———解读具体作品———总结艺术成就、地位影响”的传统模式授课。这种模式符合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基本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假若所有课堂都按照这一模式教学，难免出现学生听课的“审美疲劳”，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二)提升古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反思

要克服学生对古文课堂的抵触情绪，营造愉快的课堂气氛，在45分钟内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需要环环相扣的教学设计和不断提高的授课技巧。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及时反思和总结。

1．解读作品“接地气”

当前不少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史时，往往限于简单而抽象地描述某种文学现象，这使学生对这类知识的接受常有味同嚼蜡的感觉。在具体课堂教学中，为了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对知识的讲解应化抽象为具象，即深入到文本内部，生动而有趣地解读文本，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文学现象的理解认识更加深透。不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不知道苏轼对于豪放派的贡献;如若不读“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就不了解苏词在“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吟唱的同时，也有清秀温婉的一面。脱离作品实际，无法带领学生了解全面深刻的文学现象。而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古文、古史基础薄弱，有时不能够理解作品的背景及含义，产生了对古文作品的厌倦心理。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尽量用现代生动的语言解读作品，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不必要逐字逐句地翻译，古代文学课毕竟不同于古代汉语课，过分追究字句的用法有时反而破坏了作品的本来魅力。教师在解读时偶尔能用“接地气”的现代语，不仅更加浅显易懂，也增加了古文阅读的趣味性，从而降低了学生对古文作品的畏难情绪。以讲授《战国策》人物形象塑造一课为例，该课重点使学生掌握《战国策》描写人物的艺术技巧以及了解其在人物描写方面对《左传》的发展，对象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们通过《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来分析苏秦人物形象的特点。在讲到苏秦夜半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一句时，由教师先请学生互相分享自己解困提神的方法，这一发问就使课堂有了互动，引起了学生的发言，教师也可以跟学生分享自己的提神“妙招”，进而解释苏秦“引锥自刺”的做法，套用现下流行的说法，这就是“用生命在读书”，学生们立刻会心地笑了。用“接地气”的流行语解释古文，既活跃了课堂，又拉近了古文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对作品人物印象深刻。

2．言行神态“传激情”

“教师有效教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教学的热情。”［4］104一堂有效性高的古文课，不但要有趣味，还应当是充满激情的。澳大利亚教育家白兰泰勒研究表明，教师改进教学和进行有效教学的最初动机来自他们的内在动机，即他们对所教学科和教学工作本身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关注。［5］虽然教学过程归根结底是一场智力活动，但其中师生的情绪状态构成了这一智力活动的重要动力因素，它影响着教学的成败、效率。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向学生传递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情感与能量。教师在课堂上的表情、手势以及抑扬顿挫的语音变化，都体现着对课堂的态度，传递着热爱学生、敬业负责和循循善诱的精神。而这种情感与能量的传递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教师以80%的热情授课，学生感受到的可能只有60%或者更少。因此，要让学生觉得课堂富有激情，必须调动全身100%的能量，以最饱满的情感和学生交流。例如在《苏秦始将连横》这篇作品中，突出运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苏秦发迹前后，家人前倨后恭的态度塑造出人物形象的特点。因此在讲解时重点要把握住家人前后态度的鲜明反差，把发迹前家人的绝情寡义和发迹后家人的谄媚至极绘声绘色、神情并茂地表现出来，才能使学生体会到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进一步理解苏秦这类朝秦暮楚的谋臣策士形象。

3．知识体系重构建

古代文学记载了中国历代文学的发展与变迁，本身就包含文学和史学的双重性质。袁行霈先生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6］5同样地，在教授过程中也应当具备这种史学的思维。古代文学课既要充分把握文学的成分，也应当重视史的脉络。学生既要掌握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也要对发展流变的过程有整体认识。课堂教学不是知识点的简单罗列，而应充分重视知识体系的构建，注意文学现象前后的发展联系。《战国策》虽然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叙事成分并不多，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照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之前学过的《左传》又有所发展。在教学设计中，先引导学生回顾《左传》塑造人物的特点，通过大家熟悉的作品《晋公子重耳之亡》的片段说明《左传》善于通过典型事件突出人物的形象特点，用生动的片段渲染人物的性格。《左传》对人物是简笔勾勒，而《战国策》塑造人物则更加细致传神，继而展开对《战国策》人物塑造特点的讲解。这就对课程内容作了衔接，引导学生注意知识纵向的对比联系，培养学生对知识进行主动梳理的意识，逐步建立起完整连贯的知识体系。

4．转变模式“满堂彩”

大学教师“一言堂”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古代文学课，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才是主体，教师“一言堂”强化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弱化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像个局外人，在课堂上一味地边听边记，机械地抄记教师PPT内容，甚至为了抄记而忽略了教师的讲解，更缺乏课堂的思考与讨论，师生之间不能取得有效的交流互动，很容易出现学生提不起兴趣，犯困打盹的现象。大学课堂应是自由的、活跃的，应当改变以说教为主的课堂模式，充分重视学生思辨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的培养。有的教师不是没有改革的想法，而是担心学生已习惯抄记听模式而不能很好地配合。其实，一堂有效的教学课不是学生配合出来的，而是学生积极参与进来的。因此不必担心自己的放手达不到很好的效果，相信学生，才能做到教学相长。古文课堂中可以设计一些学生自由讨论并发言的环节来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学生们的想法往往超出教师的预期值，有时还能给教师不少启发。例如在讲屈原与楚辞时，请学生们讨论屈原该不该自尽的问题;让学生自导自演课本剧《孔雀东南飞》等做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生们在课前能够主动搜集查阅相关资料，以宿舍为单位组织讨论，对古文课的期待大大提升。在讲解《战国策》人物时，以作品解读的方式介绍苏秦，以观看电影片段的形式介绍荆轲，再结合中学学过的《战国策》另一人物冯谖，请同学们讨论人物间的共性，以及塑造这些人物的手法，大大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强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人翁”意识，转变了被动接受知识的课堂局面。改教师“说”为学生“说”，变学生“学”为师生“共学”，弃“一言堂”获“满堂彩”。

三、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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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来华留学生；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原则

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可以在居住地很方便地完成汉语初级阶段的学习，而且由于教师、教材等各方面因素的保障较过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这就使得近年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也越来越高，对中华文化知识需求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其中，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不仅是很多学校汉语言本科专业留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也是众多入系留学生和语言进修生选修的课程之一。但是我们也发现，这类课程的相关教材不仅种类少，而且内容与形式上也都与教学对象的要求有些距离，这与目前语言类教材的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反差比较大，其中尤以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状况为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汉语国际教育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进行讨论。

一、现有来华留学生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分析

供留学生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选用为中国学生编写的教材，这类教材谈不上针对性，一般在使用过程中会对内容有所选择，讲解深度上也有所调整。教师选用这类教材大都是权宜之计，本文也不作讨论。另一类是专为留学生编写的古代文学教材。和前一类教材不同，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编写目的明确，有语言水平意识，这些因素无疑使这类教材在适用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可以从以下比较有代表性的4类教材看到在适用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张德鑫《中国古典文学概观》②出版于1995年，是作者在美国任教时用英文给大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的过程中编写而成的。作者在纵览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基础上，用主要篇幅介绍各个发展阶段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用英文介绍作家生平，主要作品的内容和总体风格，列举大量作品片断并附英文翻译。整部教材主体用英文写成，目的是介绍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很多用英文对外国学生进行文学教学的教师的重要参考书目。但是，本书也因为教学对象和环境的限制，没有体现出与汉语教学的紧密关联，也没有体现出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李彦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选读》，采用中英文双语编写，以避免纯中文教材使外国学生望而生畏，而纯英文教材又与汉语脱节的不足，而且每章后面都附讨论题。① 这部材的内容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其中古代文学部分可以看做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概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尝试与完善。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概要》②是作者在日本大学讲学时的讲义整理而成的。因为对象是中国文学专业的日本大学生，所以作者打破了国内一般文学史以史为总纲的编排方法，按概论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学史。总论之下按照诗歌、散文、词曲、小说几种主要体裁分别进行史的介绍，兼及介绍著名的作家作品。条分缕析、简明扼要。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较高，作者讲座和写作都是用汉语进行，因此我们也找不到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痕迹。刘广和、叶君远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③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系列教材”之一，第一次明确了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参编者大多是从事汉语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线教师。这部教材的“对外”特色体现在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语言处理上，解释和介绍性的文字力求简明，对过长、过难的作品，“哪怕是名篇，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不过，其内容的选择和语言的处理仍有有悖初衷的地方。比如在《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中，“就国”的注释为“到自己的封邑去”，“就”的解释很好，“国”的解释就值得商榷。较这部教材出版稍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纲》也是一部专门为高年级外国留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化课教材，为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文化书系”中的一本。编排体例与中国学生使用的课本相类似，但内容明显做过筛选，更为精简，每节后附有思考题。从课堂教学的角度看，本教材要求学生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尤其是阅读能力，也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多花些功夫。④欧阳桢人《中国古代文学史》⑤是2008年出版的一部教材，从编写体例上看进一步体现出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关联。首先，编者遵照了国家汉办颁布的《外国留学生本科教学大纲》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要求；其次，在每一节中都设计了练习，有详细的注释，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整体安排更适合于留学生的课程教学。当然，作品的选择和注释的繁复让一部分使用者感到美中不足。此前曾有来华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高年级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小说卷》出版，作者从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教学多年，因此本书的编写体例很适合教学，尤其是练习部分更有与汉语学习结合的特点。可惜的是与之同为一个系列的诗歌、散文、戏曲卷均未见出版。⑥从以上几部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出这样一些尝试：从教学语言的选择，到结构的重新组织，再到根据语言水平进行内容的调整，最后到根据专门针对留学生的教学大纲进行总体设计与编写，可以说，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逐渐意识到自身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关联。

二、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相关问题的研究

由于在汉语教学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是“小范围”存在，关注者不多，因此其研究成果也较少，但在已有的成果中，我们还是可看到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涉及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首先，中国古代文学课在汉语教学高级阶段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文学为语言学习提供了深广的背景和特有的深度，⑦作为文学课一部分的古代文学课也有同样的作用，这是近些年来几乎每一个相关研究者都持有的立场。其次，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应该和教材编写结合起来考虑，寻找其在汉语教学中的准确定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使用的教材和中国学生使用的教材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古代文学课令学生望而生畏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让古代文学课陷入困境的一个致命原因。①这种状况其实是和古代文学课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定位密切相关，只有明确定位，将它定位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一门课，②课堂教学的问题和教材的编写统筹考虑才成为可能。可喜的是，根据汉办《汉语言专业课程设置表》和《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重新编写相关教材已经成了众多的尝试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前言中有这样的介绍：“将冗长、艰难的文学史课程，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特殊性，进行了一次适合教学实际的表述”。③ 这也被看成是解决中国古代文学课课堂教学问题的一种方向。再次，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在文化课教材中有着特殊性。作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一门课程，古代文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因此教材的编写也要体现出特殊性。研究者们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诸多解决办法，如双语编写、传统的吟诵的感性方式、借助多媒体手段④；在世界范围内对比中外文学，激发学生兴趣；⑤培养留学生的汉学意识等等。尽管这些设想都是将课堂与教材编写结合起来考虑的，但是在课堂教学尝试容易，落实到教材中还有一段路要走。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再结合对已有的留学生用古代文学教材的考察，我们发现，总体上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总体编写思路缺少外向创新。几部教材都是立足中国古代而且局限于中国古代，缺少传播交流意识，没有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这就无法展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国外文学的不同特征。

第二，作品选编标准过于随意，几部教材虽然都共同提到一些著名的作家，但选取作品时各有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学和文化、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使这门课完全独立，甚至有孤立之嫌。

第三，汉语水平定位不够准确，尤其是编写过程中执行定位不够严格，如上例所提及的“就国”的注释，将“国”解释为“封邑”是准确的，但这个词对学生来说也是生词，陷入了以生词解释生词的循环，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解释成“领地”、“封地”、“帝王授予的土地”都会比“封邑”好一些。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还需进一步讨论研究，尤其是编写原则需要首先明确。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原则与方法讨论

文学史知识是文化知识的一部分，它是明晰的、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的；文学史中的作家、作品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作家自身和作品本身却不是清晰单纯的文化知识，而是体现着传统中微妙的文化信息。这些微妙的文化信息可以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读者了解、体会到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情感思想的语言表达方式，并慢慢欣赏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⑥ 正因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多年来文学教学一直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让留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同时有助于汉语水平的提高和微妙文化信息的获得，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编写原则供各位同行讨论。

第一，点面结合，以点为主。这里的“面”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貌，“点”指的是具体的著名作家或作品。点面结合，以点为主，就是要给学生提供史的线索，但重在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考察几部文学史教材，大都充分注意到了史和重要作家作品这种点面的结合，但比较而言，对作家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文学史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在几部代表作品，还在于充满人格魅力的历代作家。对作家的重视，可以让思想呈现为鲜活的精神、让心理呈现为丰富的情感。因此，文学史中的“点”是作品和作家结合，而且作家应该是那些个人修养深厚、文化含量丰富的作家，能引导学生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丰富且细微的中国文化的气息；作品也应该是那些优美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使文学、语言、文化的教学完整地融为一体。

第二，中外结合，注重比较交流。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建立学生的比较意识。对学生来说，孤立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远不如和自己国家历史上的文学比照着学有兴趣，这在教学实践中得到过证明，因此，借鉴目前的汉学研究成果和方法，培养留学生的“汉学意识”，既能帮助他们提高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同时又能开阔他们的眼界，培养他们的比较研究能力。而无论是面向中国学生的古代文学教材还是留学生用的教材中往往对这项内容重视不够，为了引导、培养留学生比较交流的意识，补充这方面的内容是必要的，另外，在练习中也应该设计好相关题目，发挥学生对本国文学比较了解的优势和交流的主动性，将学习与研究意识结合起来，使课堂教学得以延展。

第三，古今结合，古为今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其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现代人笔下、口中典雅的语句以及行为、志趣中的古典情怀，既是古典对现代的悠悠影响，也是现代对古典的生动诠释。在这门课上做到古今结合，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知识理解古代的作家作品，也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种种现象背后的传统的根源，更好地了解、理解当代中国。这就需要我们在编写教材时时刻抱有现实观照意识，或由古及今，或由今及古，赋予古代文学以现代意义。当然，像《中国文学选读》那样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合起来编写也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尝试，甚或可以借鉴《中国文学概要》的体例，将古代与现当代文学按体裁统合编写，使其更有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对外古代文学教学的特色。第四，讲练结合，语言文学并重。高级汉语的教学一直是汉语教学界的一个难题，让汉语水平更上一层楼的方法之一就是结合专业学习来实现汉语水平的提高，这一观点为大多数教师所接受，因此，打破课堂上教师的一言堂，将介绍文学史知识和提高学生语言水平这双重目的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文学史课堂要完成的特别任务。如果我们再结合目前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结合尤其必要。因为大部分学校汉语言专业本科留学生毕业时虽然都有 HSK等级的要求，但汉语水平提高的空间还很大。有位汉学家曾说过：“如果不具备较高的古典诗文的素养，是很难驾驭高级优雅的现代汉语的”。①以上观点只是个人将多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整理而成的，也受到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但也有一些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这些观点更多是从课堂教学中得到的思考和总结，如何将这些原则落实在教材的编写中，恐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尤其是需要更多的来自课堂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细致研究。

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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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媒体技术运用于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的前提条件是：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199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你呢管理、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1]从目前各高校开设古代文学课程的情况来看，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不高，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与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有关。根据调查现实，大学生对于网络的因爱程度越来越强，大多数的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网络。网络的开放性使学生形成了对知识信息的挖掘和创造意识。从这个层面来说，不可能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一样要求学生必须在图书馆里或者课堂上接受唯一的来自于教材中的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合学生的未来发展。作为教师也不能仅仅依靠粉笔和一本书讲授课程。

虽然在许多高校中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运用多媒体现代技术，但是，仅仅是通过电子教案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各种知识，而没有运用多媒体技术形成互动，现代教学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处于分离隔阂状态，学生没有参与空间，从本质上来讲，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仅仅是教学工具的革新，而非是在教学理念更新状态下的教学模式改革。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必须使教师形成新的观念，多给与学生参与课堂，展示自己的机会和渠道，这需要教师在充分备课的基础上，通过媒介信息平台实现。这也是古代文学教师必须具备的媒介素养。而作为学生也需要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完成论文不能一味的在知网上下载而完全没有个人观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拥有必要的媒介素养，教学改革需要在现有的学生认知状态基础是外行通过多媒体技术的介入让学生将知识进行连线，通过借助网络实现教学效果。将多媒体技术引入到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就必须具备对于各种资源的辨别和运用的有效正确，而这些都依赖于媒介素养的规范性。

二、多媒体技术在高校古代教学中运用

1、多媒体技术能够督促教师反复对教案审视

教师在讲课之前必须对教材吃透，许多高校古代文学教师一辈子只用一本教案，但是在信息技术时代，当多媒体技术介入到教学中，学生也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因此，教师不能在马虎备课，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教案，将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现象做衔接，在课堂逻辑上注重整合，吸引学生注意力。

2、多媒体技术能够扩大课堂信息量

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教师不需要板书，只用使用电脑就能够显示自己所需要讲授的内容，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时间，教师在课堂上能够有组后的时间讲授与文本相关的内容。比如在讲到王维的诗歌的时候，就可以配以图画，让那种宁静清幽完全融入课堂，通过图文的变换，让学生对诗词的意境转换进行体悟，领略色彩在诗文中运用的重要性，使学生对文学具有高度敏感性。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于学生学习认识能力的激发的过程，是对学生探究学习能力开发的过程。

3、多媒体技术能够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具有古代诗词歌赋的鉴赏能力，对于古代诗文的鉴赏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情境，在情境中学生才能更快的对意义进行阐释，多媒体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较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多媒体技术能够使用图文、音乐还原历史，让学生在教师的讲解中能够快速的进入特定的艺术氛围，最终完成提高学生对诗文的鉴赏能力。对媒体教学将对每首诗词的单纯的音韵的抑扬顿挫、中心思想、写作手法的讲授转换为了学生的自主感受，通过其本身的审美性实现信息的传递，通过信号刺激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形成清晰的印象。比如在讲授陶渊明《归去来兮词》的时候其中有一句：“忽然见南山”，从语言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的，而通过多媒体技术就能够将这样的画面展现出来，这也让学生了解到古代诗文经常用语言表现画面的意境，而这是语言媒介无法实现的。作为教师可以由此出发引出诸如此类在诗词中运用过这种手法的诗文，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就大大的拓展了自己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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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引导；体验；提升；中国古代文学；改革

作者简介：林琼（1975-），女，湖南临澧人，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讲师。（湖南 常德 415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教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FRjg1107）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1-0117-02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各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主干课，也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根据调查结果来看，该课程的内容安排、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当前“中国古代文学”课教学模式不符合教学实际的需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身具有的特点使其教学难度较大。首先，中国古代文学时间跨度大，从先秦到近代大约3000年，并涉及史学、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领域，教师要驾驭自如，融会贯通，有一定的难度。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人用文言所写，从语言表达到思想内容与今天的生活都有一定的差距，学生学习起来难度更大。

根据“中国古代文学”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重要性，以及覆盖面广、文言文理解难度较大的特性，开设该课程的高校普遍安排了四个学期、200节左右的课时进行教学。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将这么丰富的内容讲透，不足以去介绍赏析大量的名家名作，而让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方式又难以落到实处，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拓展研究的人数很少，学生学习效果不尽人意。

从调查统计结果来看，大多数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采取的是以讲授中国文学史为重点，穿插具体的名家作品鉴赏分析。这样以史为纲，以作品为辅的教学，实为舍本逐末，往往只能应付考试，而不利于培养学生对文本的鉴赏能力，更谈不上培养学生古代诗词、散文的写作能力，但课程内容安排不合理和课时不足又限制了作品选的阅读和教学。实际情况是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没有详细读过四大名著，更不用说通读《诗经》、《史记》、《儒林外史》这些经典原著了，就连所选取的教材之一——《历代文学作品选》也未能全部阅读。为了应对考试，有些学生把文学史背得很熟，但是让他们解读文学作品却一知半解，很多人连古文的断句阅读、繁体字的辨认等基本功都不具备，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效果实在令人堪忧。

这其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考核内容与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往往考查的是学生识记的能力，而不是理解分析、创作的能力；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相当多的学校里，图书馆里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屈指可数，比如《金瓶梅》、《牡丹亭》等很多高校图书馆都没有，网上也难以查到原著；三则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较多，学生课余学习阅读的时间少，兴趣低。由上观之，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二、文学教学与现实需要的契合要求改变现有教学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即时效益，随着价值观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生觉得学习古文没用，学习热情普遍不高，该课程日益受到冷落。进行教学改革的目的不仅是要改革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作品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写作的能力，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目标。

从教学内容上来说，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之后，中学教学中古代文学篇目增多，教学内容较以往变化很大，很多以往未入选的名篇如今已列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而许多以前精读的优秀作品却已经删去。这就促使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尤其是从教多年的教师，不能数十年就讲几篇重复的作品，必须在对文学作品的选讲和详略处理上作出调整。

然而，很多老师仍然习惯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的普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校教学受到的影响也很明显，网络中丰富的教学资源对固有的教学模式带来了变革的动力。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教学的结合，图像、声音、视频等教学资源被引入课堂，教学方法有了新的变化，学生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被吸引。但是由于落后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改革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很多古代文学多媒体教学不过是把原先的黑板板书变作了ppt课件，有的教师甚至简单地用视频代替课堂教学，至于如何有效地发挥网络资源的作用，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积极思维的能力，仍然是有待努力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现状已经引起了众多高校的关注。近年来，很多高校纷纷尝试进行教学改革以摆脱困境，很多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师也着手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和实践。纵观各高校研究的内容，笔者宏观来看发现，很多高校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的结合：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开始关注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如何做到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有的高校还尝试把区域民族文化与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联系在一起等等。具体的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自主性、互动式、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创建；网络和多媒体教学方法的思考；还有吟诵、背诵式教学方法的回归和强化。的确，这些教学改革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摆脱困境，提高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标，但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听课观摩等方式，笔者发现，这些改革的措施往往停留在理论探索中，尚未有明显的实践效果。

三、构建“引导、体验、提升”三位一体的教学和评价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各个阶段和各种体裁的重点作品，系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了解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文学思潮、流派、突出的文学现象等。除了知识目标之外，有的高校还提出了能力目标——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分析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撰写学术论文的科研能力；情感目标——如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感。然而现行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教学目标的，必须对此进行重新审视和大胆改革。经过摸索和实践，提出了构建“引导、体验、提升”三位一体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评价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像某些学科一样，直接传授某种技巧，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利用古代文学中的丰富资源，结合社会实际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引导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学习兴趣。这样的引导需要教师积极思考作品的思想内涵，巧妙地融汇古今，关注现实。例如在讲解《三国演义》时，可以结合目前网络热门小说《水煮三国》等，与学生共同探讨，如何提升自己的政治、交际甚至军事等才能。诸如此类的引导应该不难做到，尤其是在古代小说的教学中。再如《儒林外史》的科举制度可以和当下万众追捧的公务员考试相结合，从科举制度对士林的摧残，进而认识到不顾专业、不顾个性地投身公务员考试的盲目性。这样学生会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对自己素质培养、对了解社会和人性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

将以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以能力培养为主，让学生在优秀作品的学习体验中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针对以往教师“一言堂”、学生满课抄的状况，教师精心设计问题，恰当引导，适当鼓励，激发学生积极参与问题的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例如在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教学中，笔者做过如下尝试，用“作者想通过《西游记》表达什么思想观点”的问题来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问题初看容易，分析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如不了解心学对明朝中期思潮的影响，没有阅读原著，没有关注作品的回目中暗示，则很难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实际教学情况是学生踊跃参与讨论，各抒己见，课堂教学气氛活跃，最后教师点评分析，知识点的理解也落到实处。根据教学内容思考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的目标始终不能忽略。诸如诗词、散文的作品教学，也不能由教师全盘包揽讲授，而是让学生先自行分析它的思想、艺术特色，再由教师点评、补充、总结。或者鼓励学生积极制作课件，就某个作家某部作品中的一个具体内容上台阐述自己的见解，教师则因势利导，让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真正落实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教学理念。

要使“中国古代文学”课能提升每个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第一，切实落实小班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不能为减少教学成本或节约师资而简单地合班教学。班额过大，一些面向全体学生的活动开展起来就显得时间不够充裕，不利于发挥全体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体验则成了个别优秀学生的表演秀。

第二，增加课时，讲授与学生自学、讨论结合，必修与选修结合。从湖南文理学院近三年的教学实际来看，课时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从原先的每期54课时减少到每期45课时，呈减少趋势。这对于内涵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来看，实为不可取之举。课时的减少势必使得诸多优秀作品的内容无法被深入了解，更谈不上探讨其艺术价值。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得压缩作品分析的课时，只做简单的文学史介绍。根据调查和实践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借鉴大学英语的教学模式，安排一定的课时用于学生课堂自学引导和讨论，确保学生的阅读量。

此外，可以将“中国古代文学”和专业选修课统筹安排，必要时以专业任选课的形式加以深化补充，如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原著精读”2学期，总计64学时。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校的师资等情况开设如唐诗宋词选读、红楼梦研究等专业选修课，互为补充。

第三，改革评价方式，以考核促进提高教学改革效果。比如平时成绩的考核不仅仅是看学生的出勤率和作业完成质量，还应该把学生课堂参与讨论发言的表现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考查点，以此来营造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在学生成绩中，占比重较大的期末考核成绩不仅仅来自于对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或者某部经典名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还应该增加对学生创作能力的考查，要求学生在考试中创作古诗词或者小品文，以考试促进创作能力的培养。关于古代文学教学，很多高校或教师都建议增加诗词、古文背诵量，但是背诵的效果不容易检查，往往流于空想，如果在考试中加入默写诗词古文的内容，势必能引导学生加强平时对作品的记忆。再如仿效研究生入学考试，增加未精讲作品的赏析，考查学生阅读文本分析文本的能力，就可以促使学生平时加强自读能力的培养。

从长远来看，构建网络教学平台，以电子作业、学生互评、教师答疑的方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形成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学效果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论怎样，加强领导重视程度和教学团队长期建设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戴建业.买椟还珠——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4）.

[2]张昌红.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误区举隅及反思[J].教育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