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履职范文
时间：2023-05-15 15:45: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廉政履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一年来，我在银保监局的正确领导下，在都邦财险新疆分公司班子成员的关心下，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尽心尽力履行工作职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工作中敢于担当、勇于担当、善于担当，工作能力和思想认识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一、以廉政监督工作为己任，为新疆保险行业飞速发展做出贡献
开展学习反腐倡廉教育活动，增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展开党员和党员干部廉政从政自查自纠活动，狠抓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增强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性、做表率意识。认真执行和不断完善各项监督制度。在日常工作中，认真执行监督工作，完善和细化各项制度；爱岗敬业，求真务实，按照分工职责，本着对监督工作负责，对行业要求负责的态度，工作上努力争一流，抓宣教，劳筑廉政建设思想防线，抓重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遵纪守法，严格要求，树立良好廉政监督员形象。
二、重视廉政建设工作，大胆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推动廉政建设工作的发展
作为廉政监督员，在一年的工作实践中，在为深入推进新疆保监局政务廉政建设，加强外部监督，切实发挥特邀廉政监督员监督、参谋作用，在未来的廉政建设中，我建议应该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更好的发挥银保监局监管作用。
回顾近一年来的工作，使我意识到，作为廉政监督员，应该认真学习廉政建设理论及相关规定，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在这个岗位上搞好廉政教育、做好廉政监督工作。在近一年的工作中，我虽然取得了一些点滴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也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和要求还有一些差距，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提升，达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期许。
篇2
关键词：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卡特尔 反垄断法 法律规制
虽然竞争是推动经济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但是人们对于竞争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得到他人之间的竞争带给自己的机会和实惠，而另一方面又力图逃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竞争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因此竞争中的企业往往有一种限制竞争的倾向。其中，企业之间通过协议或默契来协调自己的市场行为，共同限制竞争就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正如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所言：“进行同一种贸易活动的人们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聚会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①]这里描述的正是属于反垄断法中的联合限制竞争的情形。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是各国反垄断法基本实体制度的三根支柱之一。这种制度不需要市场结构的要素，属于完全的行为规制。[②]由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反竞争性质非常明显，因此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制度一般是反垄断法中最受关注、制裁也最严厉的部分。本文拟结合2003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以下简称“草拟稿”）的相关部分，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关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界定与构成
“草拟稿”第二章以“禁止垄断协议”为标题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作出了专门规定。其中，第8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方式实施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行为：（一）统一确定、维持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二）串通投标；（三）限制商品的生产或者销售数量；（四）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五）限制购买新技术或者新设备；（六）联合抵制交易；（七）其他限制竞争的协议。这是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在实体方面进行的基本规制。这种规定在以往的“起草大纲”、“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改进，在总体上是比较全面、可行的，但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这里主要涉及如何从立法上确认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界定与构成问题。以下，结合对相关国家做法的比较借鉴对此进行评析。
所谓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采取协议或默契等形式，共同对特定市场的竞争加以限制的行为。相对于垄断状态而言，联合限制竞争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结合等结构性垄断行为而言，联合限制竞争属于非结构性垄断行为；相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多数情况下由单个企业所实施，联合限制竞争则总是由双方或多方所实施，因此它又被称为共同行为或联合行为。
由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危害性明显，因此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法均将禁止联合限制竞争方面的规范置于其条文中的突出位置，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和严格的规制。例如，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就主要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它形式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欧共体反垄断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欧共体条约》的第81条和第82条[③]，其中第81条就是禁止各种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具有阻碍、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场内的竞争目的或者效果的企业之间订立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定和协同一致的行为；尤其禁止下列事项：直接或者间接地限定购买或销售价格或者任何其他贸易条件；限制或者控制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或者投资；瓜分市场或者供应来源；对与其他贸易方的相同交易施以不同的条件，从而使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要求对方当事人接受在性质或者商业惯例上与合同涉及的项目无关的附加义务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一编限制竞争行为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卡特尔协议、卡特尔决议及联合一致的行为”，第1条就明令禁止卡特尔，即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具有阻碍、限制或者扭曲竞争目的或者效果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定和协同一致的行为。[④]第二章的标题是“纵向协议”，禁止通过协议进行价格和非价格约束。日本《禁止垄断法》第3条明确禁止不当交易限制，而依该法第2条第6款，不当交易限制是事业者以契约、协议或其他名义，与其他事业者共同决定、维持或者提高价格，对数量、技术、产品、设备或者交易对象等加以限制，相互间约束或完成其事业活动，从而违反公共利益，对一定交易领域内的竞争构成实质性的限制。但是，“日本的不当交易限制只包括卡特尔，而不包括垂直限制竞争，因此范围较美国的贸易限制行为窄。在日本，不当交易限制和卡特尔是通用的。”[⑤]韩国反垄断法第19条第1款也规定，原则上禁止企业间以不正当手段，共同限制竞争的行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第14条也规定事业原则上不得为联合行为，依该法第7条，“联合行为，谓事业以契约、协议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与有竞争关系之他事业共同决定商品或服务之价格，或限制数量、技术、产品、设备、交易对象、交易地区等，相互约束事业活动之行为而言。”
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构成，首先要求主体须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单个企业无法形成协议或者实施联合一致的行为。但是，以团体形式出现的市场主体的联合组织为媒介很容易产生行为人的一致意见。因此，在许多国家，行业协会和股东会的决定视为企业间的协议。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的企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律性组织，但其成员一般是竞争性、营利性的，企业很可能通过行业协会或公会进行通谋以固定价格、限制产量、瓜分市场等，所以要对其加以控制。德国和欧共体禁止企业联合组织限制竞争的决议，日本禁止限制竞争的事业者团体的活动。在美国，不仅禁止工业或商业性的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还禁止律师、会计、工程和医疗等职业协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限制竞争。[⑥]
共谋作为联合限制竞争的要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关于限制它们活动的有意思联络，并基于这种意思联络而形成的一致性行动，也就是各方基于共同的意思，实施了共同的行为。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共谋可以分为协议型和默契型。前者是以比较明确的协议形式进行的，这种协议既可以表现为正式的书面合同，也可以表现为口头约定，还可以表现为有关联合组织的决议（决定）；后者则没有书面或口头的协议，而是以各方心照不宣的某种默示协调行动。在这里，共同的意思是共同的行为的前提，这种共同的意思若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可以直接证明当然比较容易认定，但在企业之间没有明确的书面协议的情况下，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加以证明，这时共同的意思往往难以认定。考虑到这种实际困难，“为了认定意志联络，只要有一点人为的因素就够了，不一定有事前联络交涉的事实，即使必须有这种事实，也可以从作为结果的行动一致性这种间接证据来认定这种事实。”[⑦]欧洲法院在审理“燃料案”时指出：“联合一致行为是指企业间的一种协调形式，它虽未达成正式协议，然而在实践中有关企业却有意识地以实际合作来代替竞争的危险。”[⑧]有些国家的法律还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推定制度。例如，韩国的反垄断法第19条第5款就将以下情况也推定为不正当共同行为，即二个以上企业，在一定的交易领域作出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而在这种行为不存在任何约定进行共同行为的明示合意。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堵塞法律上的漏洞，防止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
从上述两方面的要件来看，虽然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以企业之间的协议为典型形式，但是“草拟稿”第二章的标题拟定为“禁止垄断协议”却并不是很恰当。因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不仅仅限于“协议”，还包括“默契”；既包括企业之间的协议，也包括有关联合组织的决定。实际上，“草拟稿”第三条第一项和第八条的规定中除了包括“协议”外，也都明确包括了“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因此，第二章的标题宜改为“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禁止共谋行为”或“禁止不正当的共同行为”等。同时，虽然“草拟稿”有附则第五十五条“行业协会、事业单位等非营利性组织从事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适用本法”的笼统规定，但是在本章如果借鉴前述有关国家的做法，明确规定“行业协会和股东会的决定视为企业间的协议”，这会更加有利于对共谋行为的规制。
此外，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实施使得参加企业之间原来的竞争受到限制，或者使得参加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的交易受到限制。这种对竞争的限制性既是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后果，也是它的构成要件。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既可以发生在处于同一经济阶段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处于不同经济阶段而有着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⑨]，但都表现为各方共同对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数量、地区、对象等进行限制，从而阻碍、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与企业合并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或共同行为通常形成于在相关市场占有相当份额的企业之间，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内容都会对企业之间的竞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约束、限制也正是各种协议的精髓，因此共同行为限制竞争属于一般情况，而不限制竞争则属例外情形。基于此，韩国反垄断法在1999年2月的第7次修订中将判断共同行为违法性的标准，从“在一定交易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修订为“不正当限制竞争”，这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企业之间的联合或共同行为对竞争的限制是普遍的，而它要能构成违法则还必须有“不正当”的条件。因此，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要受到反垄断法的禁止，除少数（如固定价格）属于本身违法的情形外，大多数还需要不正当限制的条件，也就是实行合理原则。前述“草拟稿”第8条第1款的规定中没有类似的限定条件，将来在进一步修改时可以考虑加上这样的限定条件。
二、关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中的横向限制与纵向限制
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其中，从参与联合限制竞争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可以分为横向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纵向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从参与联合限制竞争的企业的意思表达形式来看，它可以分为协议型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默契型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从联合限制竞争的内容来看，它可以分为价格型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非价格型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从有关国家反垄断立法的情况看，第一种分类是最基本的。
横向联合限制竞争，简称横向限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生产或销售同一类型产品或提供同一类服务而处于相互直接竞争中的企业，通过共谋而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企业之间的横向限制一般又可称为卡特尔（cartel）。关于卡特尔，它是一个可以在不同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术语。它既可以指企业之间的一种联合行为，也可以指通过这种联合行为建立起来的垄断组织，还可以指限制竞争的协议或决议。[⑩]但卡特尔在被用来指代联合限制竞争的行为时，也存在不同的使用情况。有时仅指横向的联合限制竞争，例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一编“限制竞争行为”之下，第一章就是“卡特尔协议、卡特尔决议及联合一致的行为”，第二章则为“纵向协议”。但在一些论著中往往也有使用“纵向卡特尔”或“垂直卡特尔”的术语的。这时的卡特尔实际上就是指代整个联合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仅限于横向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卡特尔这一术语还有进一步泛化的情况，被用来指代所有的垄断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典型的如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又通常被称为“卡特尔法”，其反垄断机构称为卡特尔局。因此，卡特尔一词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本文还是将其限定于横向限制的意义上加以使用。
作为横向限制，卡特尔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特点。其主要类型有：规定销售条件的卡特尔(价格卡特尔)、规定销售范围的卡特尔(区域卡特尔)、限定产量的卡特尔(产量卡特尔)和分配利润的卡特尔(份额卡特尔)等。参加协议的企业可自愿加入或者退出，各自在法律上、生产上和财务上保持独立性；在经营上，除协议规定的部分受契约限制外，其余部分仍可自主经营。卡特尔维持了分散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但由于众多分散的企业采取协调或统一行动，因此其社会经济效果实际相当于特定市场上的行业垄断。而行业垄断的结果必然导致产量下降，价格上升，技术进步较慢，消费者整体利益受损，资源配置无效益。同时，多个企业的卡特尔行为或联合行为与单个企业的垄断不同，它一般不会带来规模经济效益、有利于创新等积极效应。因此，这种行为常常要受到比较严格的管制。在美国，对这类行为中的多数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只要认定通谋或协同行为的存在，根本无须实际考察其对竞争的危害，即可予以禁止和处罚。在欧盟，对这类行为一般是不予豁免的。从前述“草拟稿”第二章的规定（尤其是第8条第1款的列举）来看，其对横向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作了比较具体、细致的规定，后面相应的制裁措施也是比较严格的。
纵向联合限制竞争，简称纵向限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同一产业中处于不同阶段而有买卖关系的企业，通过共谋而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其主要类型有维持转售价格、搭售、独家经营、独占地区以及其他限制交易方营业自由的行为。与横向限制不同，纵向限制不是发生在直接竞争者之间，它一般是非竞争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对于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企业声誉以及消费者安全，消除免费搭车现象，促进售后服务，增强不同品牌的同类商品间的竞争等，它对竞争的危害相对于横向限制来说较小，因而它在各国受到的管制程度也较小，往往要区分不同的类型而分别对待。一般说来，对大多数纵向限制是采取合理性的具体分析方法的，它们获得豁免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其中的维持转售价格行为则受到较多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对其一般还适用本身违法的分析方法。虽然《欧共体条约》的第81条第1款并没有明确区分横向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纵向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但是在欧共体委员会和欧共体法院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此作了区分，尤其是在有关集体豁免的规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而前述“草拟稿”第二章对于纵向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则完全没有规定。尽管“草拟稿”在第三章“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中也可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制，但是它与本章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制度规定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经营者要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门槛。因此，我国反垄断立法似应对限制转售价格这种纵向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作出规定，即经营者不得在向批发商、零售商提供商品时协商限制该商品的转售价格。当然，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差异性，可借鉴韩国的规定，将就特定的图书或者具备特别要件的商品所维持的转售价格行为除外。
三、关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规定
各国反垄断法都有关于适用除外或豁免[11]的规定，即反垄断法中不仅有禁止或限制的非法垄断，而且还有得到允许和保护的合法垄断。这是由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的非惟一性所决定的，因为维护竞争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但还必须同时考虑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他经济社会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允许限制竞争可能对整体经济或公共利益更有利。适用除外或豁免的规定在本质上是反垄断法的目标与其它经济、社会目标协调的结果，是法律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在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制度中，针对特定行为的豁免规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就规定，在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两个“积极条件”和两个“消极条件”）时，有关联合限制竞争的行为就可获得豁免：有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者销售，或者有利于促进技术或者经济的发展；使消费者能够从由此获得的利益中分享公平的份额；不对有关企业施加并非为达到上述目标所必不可缺少的限制；不向有关企业提供在所涉及产品的相当范围的领域内消除竞争的机会。获得这些豁免有两种方式，一是个案申报，一是集体豁免。
德国1998年第六次修订的《反限制竞争法》虽然取消了对折扣卡特尔、出口卡特尔和进口卡特尔的豁免规定，但仍然保留了对条件卡特尔、标准和型号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中小企业卡特尔、专门化卡特尔等的豁免，还规定了联邦经济部长的特许卡特尔。当然，同时都限制了它们的适用条件，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此外，还规定了纵向协议的豁免情况。
根据韩国反垄断法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共同行为为的是产业合理化，克服不景气，研究技术和开发，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交易条件的合理化而形成，并经公平交易委员会批准，则被例外认可。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第14条在规定事业不得为联合行为的同时，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于整体经济与公共利益，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不在此限：为降低成本、改良品质或增进效率，而统一商品规格或型式者；为提高技术、改良品质、降低成本或增进效率，而共同研究开发商品或市场者；为促进事业合理经营，而分别作专业发展者；为确保或促进输出，而专就国外市场之竞争予以约定者；为加强贸易效能，而就国外商品之输入采取共同行为者；经济不景气期间，商品市场价格低于平均生产成本，致该行业之事业，难以继续维持或生产过剩，为有计划适应需求而限制产销数量、设备或价格之共同行为者；为增进中小企业之经营效率，或加强其竞争能力所为之共同行为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对原来规定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范围进行了限制。例如，德国1998年第六次修订《反限制竞争法》时取消了对折扣卡特尔、出口卡特尔和进口卡特尔的豁免规定；日本在1999年废止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适用的、被称为日本典型的豁免制度的不景气卡特尔制度。这体现了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管制的严格化趋势，与当今各国放宽对企业结合（核心是企业合并）行为管制的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草拟稿”第8条第2款也规定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受到反垄断法豁免的情况，即垄断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经营者为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统一商品规格或者型号、研究开发商品或者市场的共同行为；（二）中小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的共同行为；（三）经营者为适应市场变化，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共同行为；（四）其他有可能排除或者限制竞争，但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对照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这里的规定基本上是合适的，尤其是其第四项关于兜底的规定很有必要，这为在明确列举的情形之外豁免有关行为留下了必要的空间。但是，考虑到反垄断法对于消费者的特殊意义，在限定豁免的条件时除了现在规定的“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外，还应借鉴欧盟的规定，即明确规定消费者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至少是消费者的利益不因这种对竞争的限制而受到损害。同时，也可以考虑将那些旨在使经济过程合理化的共同行为明确作为豁免的对象，但以该共同行为适合于从根本上提高参与企业技术、经济或组织方面的工作效率或经济效益并因此能改善需求的满足为限。
此外，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还应当注意协调好维护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关系。在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对各国的反垄断法进行有效协调、并且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反垄断立法中也需要规定对我国出口企业的某些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豁免反垄断法的适用。这既是为了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是作为对多数贸易伙伴国这种做法的回应，可以说是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以垄断对付垄断的一种策略。当然，这种豁免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并且在有关反垄断法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在wto框架下的协调取得进展时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关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原则和程序制度
对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各国也是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发展出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就是当然违法原则，是指某些竞争行为已被依法确定为违法，凡发生这些行为就认定其违法，而不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也不接受当事人的任何抗辩。合理原则是指对某些行为是否在实质上构成限制竞争、并在法律上予以禁止不是一概而论，而需要对企业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后果加以慎重考察后做出判断，并予认定。在美国的判例法上，属于典型的本身违法行为的有横向限制中的固定价格、限定产量、划分市场、联合抵制以及纵向限制中的维持转售价格等，其他的则一般适用合理原则。许多其他国家在实际上也大致这样对待，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情况也不会完全相同。在适用合理原则方面，《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1款所禁止的是“与共同市场不相容的”、“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具有阻碍、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场内的竞争目的或者效果的”行为，欧洲法院则一般要根据其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财务资源、产品范围、贸易量、进入壁垒、行为影响范围等因素进行衡量。由于“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不是有关法律条文中的明确规定，而是在执法、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律适用原则，因此它不必体现在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条款中，但值得将来在法律适用时借鉴。
程序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反垄断法乃至经济法的综合性特点所决定的。就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制度来说，程序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程序制度一般是围绕有关共同行为的豁免来展开的。
在欧共体，为了实施有关竞争法的实体规范，理事会制定了有关的程序规范，第17/62号法规是其中的重要规范。它规定对实质不违反《欧共体条约》第85条与第86条行为的违法否定（negative clearance）的申请认定程序和对根据第85条第3款规定申请豁免的批准程序。获得《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所述的豁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个案申报（individual notification）方式，由有关方面就协议向欧共体委员会主管机构提出一份申请，请求委员会认定所申报的协议是否会触犯竞争法。申报应当在协议实施之前提出，所提交的文件应当包括一份请求获得豁免的请求书、协议的文本以及相关信息。第二种是整批豁免或集体豁免（block exemption）方式，它不是应有关方面的申请，而是由欧共体委员会主动作出的一种公告。这样的公告从总的特点和类型方面告知公众，哪些协议是不必申报的，哪些协议会引起委员会的关注，最好予以申报。整批豁免建立了三种类型的清单(list)，分别称为白色清单、灰色清单和黑色清单。其中，列入白色清单的限制性条款被认为不会对竞争产生限制性影响，不属于《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1款禁止的范围，因而涉及这类限制性条款的协议不必予以申报。列入灰色清单的限制性条款会对竞争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从行为本身来看属于第85条第1款禁止的范围，但是根据已有的实践来看，包含有关条款的协议经过申报后，欧共体委员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得出不利的结论。列入黑色清单的行为是明显触犯第85条第1款规定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既不包含在整批豁免的范围之内，一旦提出个案申报也基本上没有获得豁免的可能性。
通过一般禁止之下的个别和集体豁免机制来实现保护竞争的原则要求与合理商业需要之间的平衡，并由此增强法律的确定性，是欧共体竞争法体制的鲜明特色。基于欧共体法（以及德国法）与前述美国法上对从事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方式的差异，国际上曾流传着一个笑话：在美国，企业如果有意从事约定价格或瓜分市场的行为，绝对不可告知政府，否则一定会有刑事处分；而同样的企业在欧共体或德国如要从事同样行为，最好告知政府，否则才有违法的责任。[12]
台湾“公平交易法”也明确规定了“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有关联合行为申请的程序。在作出这种许可时得附加条件、限制或负担。许可应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三年；事业如有正当理由，得于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内，以书面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三年。联合行为经许可后，如因许可事由消灭、经济情况变更或事业有逾越许可之范围行为者，“中央”主管机关得撤销许可、变更许可内容、命令停止、改正其行为或采取必要更正措施。
上述“草拟稿”也分别规定了有关协议的申报、协议的批准、协议批准的撤销或修改以及批准的公告等程序方面的内容。其内容是：“经营者之间订立协议，难以判断是否适用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向国务院反垄断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9条）“经营者提请批准协议，应当在协议订立之日起15日内提交下列文件：（一）协议；（二）申请报告；（三）参与协议的经营者的基本资料。”（第10条）“国务院反垄断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规定的文件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对经营者申报的协议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预期不批复的，视为同意。国务院反垄断主管部门批准协议时，应当规定有效期限，并可以附加限制条件。”（第11条）“协议经批准后，由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反垄断主管部门可以撤销批准、修改批准内容、责令经营者停止或者改正其行为：（一）经济情势发生重大变更的；（二）批准事由消灭的；（三）经营者违反了批准决定附加义务的；（四）批准决定是基于经营者提供的虚假信息作出的；（五）经营者滥用豁免的。如出现（三）、（四）、（五）项情形，撤销决定具有溯及力。”（第12条）“国务院反垄断主管部门根据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作出的决定，应当在指定报刊上公告。”（第13条）显然，以上规定是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基本上是恰当和可行的。但是，由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一般难易被执法机关主动发现，因此从法律上规定分化、瓦解参与共同行为企业的有效激励措施和相应的程序规则是很有必要的。正像在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奖励政策下，今天密谋操作价格的同伙，明天就可能急于与政府合作，争取宽大处理。
由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反竞争性明显，因而其依据反垄断法所受到的处罚往往也是非常严厉的。例如，美国司法部指控瑞士的霍夫曼—拉罗歇公司、德国的巴斯夫公司和法国的罗纳—普纳公司结成卡特尔，人为地抬高了维生素价格，极大地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1999年美国法院对霍夫曼—拉罗歇公司处以5亿美元罚款，对巴斯夫公司处以2.5亿美元罚款，德国的罗纳—普纳公司因积极配合美国司法部对秘密定价的调查才被免于起诉，1999年5月20日，瑞、德的两家公司已向美国达拉斯地方法院承认了对它们的指控，并表示愿意支付罚款以了结公司官司。其中瑞士的霍夫曼—拉罗歇公司1997年就曾因操纵柠檬酸价格而被罚款1400万美元，80年代曾在欧共体法院因反竞争行为被起诉和制裁。[13]又如，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初宣布对美国adm等5家公司合谋操纵世界食品添加剂市场价格的行为课以总额为1.1亿欧元的罚款。该委员会经过4年的调查证实，美国adm等5家公司从1990年7月至1995年6月，不仅操纵世界市场上的赖胺酸价格，而且通过互换信息、确定销售限额等方式，垄断了国际市场上的赖胺酸销售。在受处罚的5家公司中，美国adm公司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因此被课以4730万欧元的罚款。日本味之素公司的罚款金额为2830万欧元，另外3家韩国公司也被课以数额不等的罚款。
而上述“草拟稿”第34条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所规定的制裁措施是：“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的，国务院反垄断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相比，这里的制裁措施就显得力度不够，手段也比较单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关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所规定的制裁措施（最高罚款额为500万元）还没有后面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和不当企业集中行为所规定的制裁措施（最高罚款额为1000万元）严厉，这无论是从该行为本身的性质来看还是从与其他国家规定的比较来看都是不够恰当的，应当加以调整。
五、结语
由于我国目前制定反垄断法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网络能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不同地区的价格信息，引导他们能到价格最便宜的地方去采购。这样，价格的透明度和市场的竞争性似乎是增加了。但另一方面，在消费者获得更多信息的同时，企业（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会利用信息网络来形成或保持卡特尔。在美国已经发现有某些航空公司和股票交易商正在这样做。可见，信息技术并没有减轻反垄断的任务。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给反垄断法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使国内的价格垄断协议难以维持，因为国外竞争者很可能愿意按更低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从而有利于打破国内的垄断价格；另一方面，对本国以外的垄断协议进行监督难度很大，因此国内反垄断法的实施更多地需要有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规制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在具体规则的设计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注释：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2-213页。
[②] 尽管在实际上参加协议的各方常常具有相当的市场规模，而且在理论上讲，垄断寡头之间更容易发生共谋垄断。
[③] 根据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第12条，原来条约的第85条和第86条的重新编号分别为第81条和第82条。
[④] 该法在1998年的第六次修订，对被禁止的卡特尔取消了过去在民法上“无效”的规定，代之以《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1款的方式，明确规定它们是被“禁止”的，从而在措辞上表现得更为严厉。参见王晓晔著：《竞争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⑤] 郭平：《卡特尔行为规制研究》，载于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1页。
[⑥] [美]马歇尔•c•霍华德著：《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孙南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⑦] [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6页。
[⑧] 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现代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⑨] 狭义上的竞争仅包括卖者之间的竞争，广义上的竞争则还包括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买者之间的竞争。
[⑩] 曹士兵著：《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11] 在严格意义上讲，适用除外和豁免是不同的。适用除外是指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就规定对某些行业或领域不适用反垄断法，无需任何机关许可，它又被称为“本来的适用除外”。豁免则是依照法律应当或可以禁止的行为，按照法律的特别规定，不认定其违法，不追究其行为责任。豁免一般需要向特别机关申报并获得批准，它又被标为“后退的适用除外”。但很多学者往往对两者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在广义上使用适用除外概念的，包括狭义的适用除外和豁免。本文中，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所涉及的一般是豁免。
[12] 参见刘绍梁：《从意识形态及执行实务看公平交易法(上)》，(台北)《工商杂志》1992年第1期。
篇3
1、办公室管理工作
办公室工作细小、琐碎但却事关重大，因此从事分管办公室的工作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必须具备承接、协调、参谋、管理、领导指挥等综合能力，同时要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为此我时常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做到“三明确”，即：明确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职责分工，明确领导负责，确保上级机关传送的文件精神和领导交办的任务及本局工作和突发性等安全事件在第一时间内有人员接待、有人落实、有人完成，应该说办公室作为我局的综合职能协调部门，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够达到协调高效运转。
2、内贸管理工作
一是做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工作，组织落实完成了投资500万元的配送中心和35个农家店改造的建设任务，有序稳妥地推进了第二批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使全县的农家店数量增至115家，确保了全县农村的食品消费安全。二是争取省财政、商务部门确定了二万吨冷库、1万吨冷库建设的农产品现代流通试点项目，为我县的果业产业化延伸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是搞好了全县乡镇生猪屠宰的试点方案，召开了推进乡镇生猪屠宰试点工作的座谈会，为下一步推开乡镇生猪定点屠宰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2011年，我县内贸管理工作被市政府定位先进县。
3、农村“三送”工作
本人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在挂点的镇村联系了6户贫困户的帮扶工作，基本能做到按规定时间走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发展生产。到目前，本人已走访联系户3次以上，帮助解决问题3次。同时，本人所分管的防汛工作、计划生育工作等中心工作都能做到尽心尽责，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4、党建工作
作为分管党建组织工作，本人以抓好各项制度建设为落脚点，全心全力推进我局的党员干部队伍整体上水平、上台阶。我局的机关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在每一次县委督查组督查时，反映都比较好，表现了一支作风建设工作认真、服务周到的商务干部队伍。同时，我局党建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规范了党员学习制度和民主生活制度，按时吸纳了1位预备党员为正式党员。总支和各支部的正常有序运转，为我局的招商引资、内贸管理、县委县政府布置的中心工作等各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保证。
二、党风廉政建设和思想作风方面
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本人坚持从源头上贯彻执行责任制和预防腐败，从自己分管的工作入手，做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表率作用。本人负责审核各单位的招商引资项目，能做到公事公办、实事求是，从不要求各单位请吃，加重单位负担，留下不良形象。还有本人分管的办公室的相关来人接待，文秘文印等均严格按照局统一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嘴，切实做到从制度上、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
在执行廉洁自律方面，本人做到：一是对自己分管的工作和联系的单位企业，热情周到服务的同时从不接受馈赠和请吃，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二是从不搞奢侈浪费，大吃大喝，从不借公家之名搞私人请吃，从不利用手中职权指使下属企业和客商搞宴请，加重企业负责。三是个人外出公务和下乡工作中，食宿从简，没有超标准开支。四是严格执行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如实申报了个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没有漏报和瞒报。
三、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改进措施
对国家出台相关开放型经济的政策、法律法规和省市县出台的相关政策学习不够，了解不全，掌握不准，导致在政策落实中不到位，存在着主观性、片面性和简单化的问题。
综合处理事务的能力有待提高，工作安排有时太粗太笼统，影响整体工作效果。
篇4
关键词：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法律规制
一､行业协会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一)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促进作用
1.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竞争政策的制定｡行业协会作为自治性组织,可以通过制定和行业的市场准入和技术标准,代替政府的某些职能,从而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帮助政府实现间接调控,维护公平竞争｡对企业而言,行业协会是其集体利益的代表,行业协会在规范成员经营行为的同时,也是在维护成员的利益｡因此,它制定的规范会员的竞争规则就比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更容易被经营者所接受｡对政府而言,基于政府的固有缺陷,行业协会能够承担的维护竞争的职能就应该尽量避免授权给政府,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府的权力,抵御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度干预和任意行政,从而更好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
2.发挥自身职能,为企业竞争提供服务｡为成员企业提供服务是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一方面,行业协会拥有广泛的信息渠道,能通过信息收集和交换,从总体上掌握行业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概况,帮助其成员企业制定更为完善的生产计划和市场策略,降低交易成本,为成员带来更多的企业利润,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成员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行业培训,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3.通过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行业协会根据行业章程与大会决议确立的行业自律机制,建立奖惩制度,对遵守市场竞争规则,诚实经营的成员企业授予荣誉称号,并在有关认证中给予相应评价｡对于违反限制竞争规则的企业,协会可以根据章程与决议给予警告､批评､取消会员资格､起诉等惩戒｡
(二)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限制
行业协会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对市场竞争的存在消极影响,即由于行业协会的行为天然地接近于联合行为,其也就必然内在地隐含着不正当竞争､垄断的风险｡因此,尽管行业协会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市场公共利益,但行业协会毕竟代表特定行业成员企业的利益,当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行业协会往往成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或维护者｡所以,行业协会在维护竞争的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这些限制竞争的行为主要表现为:
1.联合价格行为｡行业协会通过协会章程规定或者大会决议表决等方式,确定成员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标准,以避免相互之间价格竞争的行为｡常用的方法是直接确定同种产品的最低价格､规定同种产品价格的升降幅度或约定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比例关系｡由于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因此,价格联合行为对竞争机制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价格联合行为同时也造成消费者只能面对单一的价格或交易条件,所以,价格联合行为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分割市场｡分割市场也是限制竞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是指行业协会为避免行业内部竞争过于激烈而以章程规定或通过决议等方式,划分会员企业的销售区域､销售对象与生产产品的行为｡分割市场主要表现为地域划分､销售对象划分､产品类别划分｡分割市场的行为同样限制了产品的正常竞争,造成产品的单调和价格不合理,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及有竞争活力的竞争者的利益,所以应受反垄断法规制｡
3.联合抵制行为｡联合抵制行为是指行业协会出于将特定竞争者驱逐出市场的目的,而集体拒绝与市场上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行为｡联合抵制行为是以损害特定的竞争对手为目的,促使抵制者对被抵制者断绝供应､购买或其他交易｡联合抵制行为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拒绝交易｡行业协会通过决议,促使会员拒绝与第三方企业进行交易,或者限定交易的商品､服务的数量与内容｡第二,共同抵制｡行业协会为保护其会员企业的利益,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同行业的非会员企业进行抵制与排挤｡如为保护本地区企业的经营,某行业协会通过决议要求会员企业不得与外地某企业发生关系,拒绝外地竞争者进入该地市场｡
4.信息交流｡信息交流是指行业协会根据协会章程或者大会决议规定会员企业定期上报产品价格､产量,收益以及其他相关市场信息,然后将其汇编成册,发放给会员的行为｡作为为成员企业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收集和有关行业协会的信息是行业协会的重要任务,而有关价格､生产成本等消息一经行业协会,为本行业多数成员所共知,就会影响他们的市场行为,甚至导致成员企业形成事实上的价格卡特尔｡
二､我国行业协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表现及特征
(一)我国行业协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表现
1.行业价格联盟｡行业协会通过对协会成员的组织和联络,在行业自律名义下组织价格联盟,抵制乃至消除本行业内部的价格竞争,如制定统一的最低销售价格､价格的上涨率或上涨幅度,对标准价格､基准价格､目标价格等价格基础作出决定,设定共同的定价方法等等,导致产生类似计划价格的“行业自律价”,甚至出现价格卡特尔､价格垄断等与市场价格机制背道而驰的现象,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2.联合抵制｡联合抵制是常使用的一种制裁措施,具体表现为行业协会通过决议等方式禁止会员企业与第三方进行交易｡由于这样的抵制行为是将竞争对手置于不利的地位,因而被认为是限制竞争的｡
篇5
关键词：家庭治疗 精神分裂症复发率 关联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3-0127-02
精神分裂症是易反复发作的一种精神疾病，为探讨家庭治疗与精神分裂症复发率的关联，对本院康复出院的100例男性病人进行了一年的家庭随访，进行了对照研究，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入组标准：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入院时简明精神症状量表BPRS＞35分，出院标准为痊愈。我们于2009年2月—2011年2月共采集100例出院男性病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两组病人年龄23-47岁，平均年龄为（33.87±12.25）和（34.25±12.70）岁，平均病程为（7.56±3.12）和（7.71±3.47）年。其中，文化程度：小学30人，初中40人，高中20人，大学及以上10人。婚姻状况：已婚57人，未婚25人，离异10人，丧偶8人。初次住院者37人，多次住院者63人。两组病人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人均以氯氮平治疗为主。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采用自行编制的治疗依从性量表、简明精神症状量表（BPRS）、阴性症状量表（SANS）和阳性症状量表(SAPS)对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复发率进行评定。
篇6
【关键词】 市场经济 腐败 法律 道德 制度衔接
【作者简介】 王冰，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王宜军，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法律和道德，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两大武器，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严刑峻法针对重大的违法犯罪行为，使人不敢贪，伦理道德约束轻微普遍的日常行为，使人不想贪。要从源头治理腐败，不能仅仅依靠严刑峻法，更要根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完善的道德体系，增进个人的道德情操。然而，尽管理论界和实践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和道德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巨大作用，但对两者的关系、地位和功能的认识却存在偏差，普遍的认识误区是重法律轻道德，重惩罚轻预防，重显性制度轻隐性文化。这种认识误区不利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也无法从根本上防范和杜绝腐败，是反腐倡廉一手硬、一手软的认识论根源。
法律和道德尽管存在着形式和功能上的不同，但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法律和道德也具有极大的共性，它们都是制度（institution）的两种形态，是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的两类社会规范体系（social norm）。它们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法律不能也无法完全替代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延伸。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类社会的领域划分及其决策原则
人类社会可以大体划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领域，在这三大领域中存在和处理的物品（或行为）分别是商品（经济行为）、政治物品（政治行为）和社会物品（社会行为）。商品即正常市场中以金钱计价并交易的普通物品；政治物品是那些同公民权利有关的具有公共性的物品，如选票、权利、兵役、教育等；社会物品则是那些同情感、家庭、社会有关的物品，如感情、性活动、文化物品、人体器官、社区活动、野生动植物等。针对不同的社会领域、物品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类行为，人们会采用相应的决策原则——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原则、政治学中的政治人原则和社会学中的社会人原则，这些原则也相应形成了不同学科和学者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人性假设。在经济领域，人们将交易的物品视为商品，采用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nicus）的利益计算原则，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做出对个人有利的选择。在政治领域，人们处理的物品为政治物品，采用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公平正义的决策原则，以公共利益的最大为决策目标。在社会领域，人们处理的物品为社会物品，采用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的情感原则，以行为是否合乎情理来进行决策。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这些不同的决策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领域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通常而言，个人能够区分自己活动的领域并采用相应的决策原则，如果他错误地选择了某种决策原则，如将经济领域的原则用于政治领域，即进行钱权交易，则会引起他自身的不安以及社会的反对，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腐败。相反，如果将政治或社会领域的原则用于经济领域，则有可能被讥讽为僵化和古板，经济领域以利益的最大为目标，经济活动要求“在商言商”。
商品、社会物品、政治物品具有本质的区别。商品以金钱进行计价和配置，社会物品和政治物品则不以金钱计价和配置。不同物品存在着不同的配置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基础性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将社会物品和政治物品理解为“资源”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它隐含地意味着人们以商品的方式来评价和对待这种物品。政治领域中的公共权力不是商品，它要求以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进行配置，如果由市场交易来配置这些物品，就意味着政治的腐败。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价格来衡量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社会制度，这一社会制度具有一些内在的优势，它可以充分利用分散在市场中的海量信息，内生地激励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因此，市场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市场体制也是一种道德体系，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将越来越多的原本并非由市场配置的物品转化为由市场配置的商品，市场的经济人原则日益取代了社会人原则和政治人原则，经济正在入侵社会和政治领域。如下图所示。
二、隔离社会领域的制度屏障
篇7
关键词 海雾；气候特征；形成机制；分类；成因；辽宁大连；旅顺口区
中图分类号 P4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2-0211-02
Abstract The fog datas of Lvshunkou Meteorological Station from 1991 to 2010 were compiled，and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formation regulation and mechanism were reveal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forecast of sea fog of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Key words sea fog；climatic characteristics；formation mechanism；classification；cause；Dalian Liaoning；Lvshunkou District
海雾是海上和沿海地区的一种危险性天气，它对农业、航空以及海运、海洋工程、渔业生产等海上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沿岸及海区海雾预报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相关行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旅顺口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三面被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环绕，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旅顺口区兼有海洋性气候特征和大陆性气候特征，容易受到海雾的影响。因此，提高大雾监测水平，准确预报大雾生成和消减时段，已越来越引起气象部门预报人员的高度重视。
1 海雾的概念及其分类
海雾是洋面上低层大气中的一种水汽凝结F象。根据海雾的性质、出现的海区及季节，可以分为辐射雾、平流雾、混合雾、地形雾4类，其中又可细分为9种类型（表1）。
以旅顺口区为例，沿海地区较为常见的是平流冷却雾。平流冷却雾是由于暖气流经温度较低的洋面上空发生凝结而形成的雾，是空气大范围水平运动所致；混合雾是洋面上空的水汽含量因水滴蒸发而不断增加，当与流来的空气各自在饱和状态下混合，从而出现过饱和状态，它也是一种因大范围的空气水平运动而形成的雾。在研究海雾生成条件时，一般都是针对平流冷却雾，但观测时并未要求划分雾的种类，所以当沿海地区观测到雾时都将作为海雾进行分析。
选取旅顺口区1991―2010年共计20年气象观测站观测记录到的海雾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其中，任何出现海雾的一天，均作为1个雾日。
2 旅顺口区海雾气候特征对比分析
2.1 年变化
旅顺口区20年的海雾日数最多的年份有54 d，最少年份为14 d。旅顺由于每年雾日平均数较多，有较小的相对率。由图1可以看出，旅顺单站平均历年大雾发生日数的变化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可按2段划分。第一段（1991―1999年）的数值波动比较明显，大雾日数最高值（54 d）就出现在这一时段，同样大雾日数最低值（14 d）也出现在这一时段内，平均海雾日为37.2 d，平均差为8.55 d，相对变率为23 d；第二段（2000―2010年）在平均值以上的数值较多，或与平均值接近。这种变化可能与空气污染有关，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辆数量的不断增加，空气中颗粒物含量逐年上升。由此可见，自21世纪初以来，海雾日数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2.2 月变化
海雾的月变化规律较明显，主要是海水温度月际变化导致。由图2可以看出，旅顺口区2―8月每个月的海雾日数和浓度都不相近，4―7月的月平均海雾日数发生频率逐步增多，7月达到最大值8.2 d，8月后骤减，秋季海雾日数最少。海雾冬季的统计自12月至翌年2月，平均每月发生1～2次。海雾多发期为4―7月，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环流调整的结果。旅顺口区春季环流以东风和东南风为主，有利于将高温度、高湿度的空气从海面带到近岸凝结形成海雾，当风向合适海雾就会随之向陆地蔓延，在沿海一带形成大雾。二是随着不断升高的气温，海水的蒸发量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也随之增大，当冷空气过境时与暖湿空气交汇，沿海一带也极容易形成平流雾。
2.3 日变化
2.3.1 春季到夏季日变化规律。旅顺口区春季海雾大多生成在20：00―23：00和5：00―8：00这2个时间段，而最低频率是在14：00―17：00；夏季海雾大多生成在后半夜到次日早晨，生成的频率以20：00至次日8：00最高，4：00―17：00最低。分析原因：由于海上夜间温度下降相对较快，海水表面的空气湿度相对稳定，低层大气容易达到饱和，对海雾的生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日出以后，海面的气温上升很快，不利于海雾的形成和保持（图3）。
2.3.2 秋季到冬季日变化规律。相对于春季和夏季，旅顺口区秋季和冬季出现海雾的天数较少。据统计，秋、冬季旅顺海雾一般出现在5：00―8：00，有着非常明显的辐射雾特征。辐射雾主要是因为夜间地面发生辐射变冷，导致近地面的空气温度降至露点温度附近，甚至低于露点温度，空气中水汽达到饱和而凝结成了雾。辐射雾通常出现在清晨的几个小时，日出之前雾最浓，日出之后随地面气温上升逐渐消散。因此，秋、冬季旅顺口区海雾存在明显的日变化规律。
3 海雾形成的物理机制
大气层结的稳定利于海雾的形成。中国近海的雾以平流冷却雾为主，是由较暖的空气平流到洋面上冷却凝结而成。因此，海雾的生成与海水表面的温度、空气含水量、温差、大气层结稳定度以及风向、风速等有紧密联系。
3.1 海水表面温度
海面表层温度较低是产生平流冷却雾的基本要素。黄海是中国海雾发生频率最高的海域[1]，在春、夏季节，黄海海面相对是一个水温较低的区域。水温如果过高，空气的露点温度低于其下方水面的温度，空气则不容易达到饱和，也就不能凝结生成海雾。
3.2 大气中的水汽含量
当空气中水汽含量不足时，即使温度条件满足也不能形成海雾。因此，空气中水汽含量也是形成海雾的关键因素。只有当空气中的水汽压Ea大于海水表面的饱和水汽压Ew，即Ew-Ea
3.3 气-海温差作用
只有大气温度（Ta）高于海表面温度（Tw）才能形成雾。因为气温高于水温，在海气相互作用下，海水表面上空将有逆温产生，水汽才能大量集聚在大气底层；若气温低于或等于海水表面温度，海面上没有逆温层阻挡，海面蒸发的水汽向上输送就会畅通，这样底层水汽不足，海雾便难以形成。
王彬华[2]总结出中国近海平流冷却雾成雾的气-海温差范围为0.5 ℃≤Ta-Tw≤3.0 ℃，而平流冷却雾可能成雾的气-海温差范围为-0.1 ℃≤Ta-Tw≤5.0 ℃，若Ta-Tw>5.0 ℃或Ta-Tw
3.4 大气稳定度特征
对大量气象资料进行分析后表明，海雾形成时，在大气层低层都存在一个逆温层或者等温层，这说明海雾是大气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下的一种凝结现象。经过资料统计显示，逆温层的顶部高度一般在500 m上下。它就像一个无形的干暖盖，阻止了低层大气向上对流发展和水汽向高层扩散，最终使水汽聚集在低部大气层中，利于海雾的形成。
3.5 风场特征
特定的风向和合适的风速是海雾生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3]，大气稳定程度和平流输送等因素也都或多或少与风向、风速有关。如果风速太小（≤2 m/s），则不利于海雾的生成和发展；如果风速太大（≥12 m/s）时，则会导致海雾消散或升高变为低云；当风速适合（≥2 m/s或≤8m/s）时，海雾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占94%左右。南风或东南风为容易产生海雾的风向，特别是从南或东南海面吹来的暖湿空气则是形成海雾的主要有利因素。
海雾的生成并不是以上某一因子单独作用而成的，而是几个因子综合影响的结果[4]。分析和预报沿海地区海雾的成因，除了分析海雾生成的物理机制外，还要充分考虑海雾的年、月、日变化规律，这对提高海雾预报的准确率大有裨益。
4 参考文献
[1] 陈绍鑫，常美桂.关于海雾的生成探讨[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4，24（3）：325-330.
[2] 王彬华.海雾[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
篇8
方法：将22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联合治疗组（DEPP+HVHF）、对照组（单纯HVHF）。比较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TG及治疗组治疗数时间点数值变化，APACHEⅡ评分、淀粉酶变化。
结果：两组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缓解，APACHEⅡ评分改善，淀粉酶降低，但联合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
结论：联合型血液净化治疗高脂血症性重症胰腺炎可有效降低甘油三脂水平降低淀粉酶，APACHEⅡ评分改善，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联合型血液净化持续高容量血液滤过高脂血症重症急性胰腺炎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3-0001-01
近年我国经济水平提高，高脂血症成为常见病多发病，以甘油三酯升高为主的高脂血症是胰腺炎的病因之一，其所致胰腺炎称为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或高甘油三脂性胰腺炎。SAP是严重全身炎症反应性疾病，是由胰腺自身消化启动的，由此产生的炎性因子级联反应是SAP病情加重的重要原因[1]。本研究收集了佳木斯市中心医院2010年至2012年期间接受过联合性血液滤过治疗的病例进行研究，具体分析联合型血液净化技术对患者血脂，血淀粉酶，APACHEⅡ评分和转归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2临床观察指标。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变化和最终转归，对心血管的影响，每次治疗前后即刻的APACHⅡ分、血淀粉酶各时间点方差分析。
1.3统计学方法。数据应用SPSS18.0分析。组内治疗前后比较应用配对t检验，组内数个治疗时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计数资料对比Fisher概率法。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3讨论
本组资料中，SAP患者两种治疗方法均取得明显疗效，治疗组比对照组淀粉酶、APACHEⅡ下降明显。治疗组患者血淀粉酶平均下降明显，KyrikaidiS[3]应用血浆置换技术治疗5例急性HL-SAP，发现可以明显改善症状。研究表明，急性重症胰腺炎（SAP）初期的炎症反应释放多种炎性因子，较低流量的血液滤过清除血中炎性介质的作用较低，所以很难以得到疗效，血清中的细胞因子是体内总细胞因子中的少数，短期地普通容量血液净化能清除血清中少量的炎性介质。为了阻断炎症介质所释放的高峰，连续性高容量血液滤过（CHVHF）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其被认定具有清除炎性因子作用显著，对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治疗效果要强于普通流量的血液净化.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机理中初始因子以及促炎因子，与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发病及预后紧密相联系，所以可以通过检测重症急性胰腺炎血清中细胞因子，又可以判定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变化过程[4]。这将是未来研究急性胰腺炎治疗方向。
参考文献
[1]何伟莉.急性胰腺炎132例临床分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15（8）：1014-1015
[2]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治草案[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一，16（11）：699-700
篇9
关键词：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高血压病；高脂血症
高血压及高血脂均为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而高血压合并高血脂患者发病率不断上升，更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选择能够同时降压及调脂的药物治疗方案，有助于控制血压及血脂水平，从而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2011年8月～2013年7月，我院采用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联合常规降压方法治疗高血压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63例，效果良好。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组纳入病例126例，均为2011年8月～2013年7月在我院住院或门诊治疗的确诊高血压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63例。观察组男38例，女25例，年龄53～75岁，平均（56.8±12.3）岁，高血压病史3～15年，平均（8.23±2.76）年；观察组男36例，女27例，年龄52～76岁，平均（57.9±11.8）岁，高血压病史4～14年，平均（8.52±2.94）年。两组患者年龄、性别、高血压病史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取常规降压药物治疗，如钙离子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及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J20080048；规格：5mg/10mg），1次/d，5mg/次，两组疗程均为3个月。
1.3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均进行血压、血脂、肝肾功能检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血脂情况及肝肾功能。
1.4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6.0软件包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行χ2检验，检验标准：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血脂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压、血脂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血压水平均较本组治疗前显著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 见表2。
2.3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发生头晕、头痛2例，皮疹1例，恶心2例，肝功能轻度异常2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4.0%（7/50）；对照组发生头晕、头痛3例，肝功能轻度异常2例，外周水肿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0%（6/50）。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高血压病及高脂血症均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发现，同时控制血压及血脂水平，更有助于患者降低心脑卒中发病率[1]。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系氨氯地平及阿托伐他汀钙片的复合制剂，其中氨氯地平是属于钙离子拮抗剂类的常用降压药物，通过阻滞心肌、血管平滑肌细胞外的钙离子进入细胞内，达到舒张血管平滑肌及降低心肌耗氧量的作用[2]，继而消除冠脉痉挛，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性。而阿托伐他汀钙片除了抗动脉粥样硬化外，还可以降低血脂，改善内皮功能，达到抗炎、抗氧化、抑制血小板活性等效果[3]。
本研究结果表明，氨氯地平阿托氟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及高血脂，患者血压、血脂水平明显下降，未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由此可见，氨氯地平阿托氟伐他汀药物治疗方案疗效肯定，安全性好，适合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易春，康峰，梁希武，等.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的疗效观察[J].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2013，8（6）：421-424.
篇10
[关键词] 血液滤过；血液灌流；胰腺炎
[中图分类号] R657.5+1[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5（c）-035－02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急腹症，起病急、进展快、临床病理变化复杂，早期即可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病死率高达20％～30％。治疗策略随着对重症胰腺炎发病机制及病理变化认识的不断深入，从初期主张早期积极手术、规则性胰腺切除，到随后的个体化治疗尝试，SAP的病死率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目前SAP治疗趋势是采用非手术的综合性治疗，重点是液体复苏、纠正内稳态失调、维护器官功能、抑制胰腺外分泌、预防胰腺坏死继发感染和营养支持等。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全身性炎症反应在SAP中起重要作用，阻断炎症反应可降低SAP的严重程度，采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SAP取得了较好的疗效[1]。本组总结2002年1月～2007年12月15例SAP的患者应用血液滤过联合血液灌流治疗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2年1月～2007年12月，共收治15例SAP患者，男12例、女3例，年龄28～72岁，发病数小时至2 d入院，所有患者均符合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断标准。其中，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7例，合并急性肾功能衰竭(ARF)3例，消化道出血3例，心功能不全2例，合并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3例。SAP的诱因：酒精性8例，暴饮暴食2例，胆源性3例，原因不明2例。
1.2 常规治疗方法
禁食，胃肠减压，液体复苏，抑制胰腺外分泌，预防胰腺坏死继发感染，营养支持和维护器官功能等治疗，5例行呼吸机机械通气支持治疗。
1.3 血液净化技术治疗
患者诊断明确后均早期行血液滤过联合血液灌流治疗。采用Seldinger技术，行股静脉穿刺置管建立血管通路，以保证足够血量，利用贝朗Diapact CRRT血滤机，选用珠海丽珠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HA330型大孔树脂灌流器，串联于贝朗HI PS 15聚砜膜透析器之前。首剂肝素12～20 U/kg静脉推注，治疗过程中持续泵入5～15 U/(kg・h)作为追加量，每4小时检测1次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使其延长至正常值1.5～2.0倍。血液灌流时间2～3 h，血液滤过期间每12小时更换滤器，超滤率3～6 L/h，视病情治疗2～8 d。
1.4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的心率、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以及神经精神症状和腹部体征等，监测生化指标、血气分析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所有计量资料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临床表现
15例患者平均动脉压均无明显变化，体温、心率和呼吸次数降低，全部病例的腹痛、腹膜刺激征均逐日好转，第5～7天完全消失，均顺利撤离呼吸机，ARF第7～9天进入多尿期，所有病例治疗后病情平稳转普通病房后痊愈出院。
2.2生化指标改变
患者经血液滤过联合血液灌流治疗结束后，血尿素氮、肌酐、淀粉酶、谷丙转氨酶、乳酸脱氢酶、直接胆红素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见表1。
表1HF/HP治疗前后生化指标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P＜0.01
3 讨论
SAP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传统的发病机制包括“自身消化学说”、“共同通道学说”等。近年来又相继提出了“白细胞过度活化”、“胰腺微循环障碍”、“胰腺细菌易位”和“胰腺继发感染”等学说，认为细胞因子、氧自由基、细胞凋亡等在SAP中起了重要作用[2]。SAP时血液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浓度增加，特别是在SAP早期或继发脓毒症时。在众多的细胞因子中，TNF-α是最早升高的促炎症性因子，起核心作用。过量TNF-α还可刺激释放其他多种细胞因子，引起连锁放大反应，即所谓“瀑布样的级联反应”，犹如多米诺骨牌逐级放大，使炎性反应失控[3]。临床研究发现，SAP时血液促炎性细胞因子浓度与病情严重程度以及预后密切相关。从临床上分析，SAP的死因大都是合并严重的并发症。因此提高SAP的抢救成功率的关键是采取及早的预防措施，终止其发展，才能提高治愈率。目前已知，直接参与炎症反应的介质有TNF-α、IL-1、IL-6、IL-8、PAF、心肌抑制因子等。连续性血液滤过（CVVH）能通过对流和膜的吸附作用有效地清除上述炎症因子[4]，截断炎症介质的瀑布效应，减轻炎症因子对机体损害。由于连续性血液滤过技术采用了持续进行的操作方法，具备下列优势：①稳定的血流动力学；②持续、稳定地控制氮质血症及电解质和水盐代谢；③能够不断清除循环中存在的毒素或中分子物质；④按需要提供营养补充及药物治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赖以生存的内稳态的平衡。而血液灌流能有效地吸附清除中分子物质以及TNF、LPS和白细胞介素等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5]，降低由此造成各脏器的损害。因此，通过血液滤过联合血液灌流这一血液净化技术，不仅能清除细胞因子及炎症介质，还能明显改善SAP免疫调节功能紊乱，重建机体免疫系统内稳状态[6-7]，有助于降低炎症介质水平，减轻SAP炎症反应，同时能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失衡，为营养支持创造条件，已成为SAP治疗中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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