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业银行资本规划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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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以当前各家上市银行的再融资计划以及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管理的法规为背景，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可采取的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对策，并分别对每种对策的特点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内部积累是银行建立持续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的基础，同时银行应该更加注重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优化调整。

关键词：银行再融资 资本充足率 内部积累

当前上市银行再融资潮

国内银行经过2009年快速扩张式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各家商业银行都不同程度面临着补充资本金的需求，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四家大型上市银行为典型代表的各家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计划已相继浮出水面。

天量信贷导致各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出现下降趋势之后，银监会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进一步监管政策也相继出台：首先是银监会2009年下半年公布的《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明确划定了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主要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7%，其他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并规定自2009年7月1日起银行交叉持有的其他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将从附属资本中全额扣减。接下来是2010年 1月13日，银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审慎评估表内和表外主要风险，实施资本规划管理，并维持与银行或银行集团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资本水平。根据《指引》，银行不仅要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提资本，而且应当对其他主要风险和剩余风险计提资本。此外，《指引》特别强调，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身风险特征和运营复杂程度建立适合自身需要的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面对主观需求和政府更加高标准的监管，各商业银行纷纷公布了自己的再融资方案，在所有的商业银行再融资计划中，工、中、建、交四大上市银行的再融资计划显然占了大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随即，工商银行公告公布了再融资方案，至此，此轮大型商业银行的再融资终于尘埃落定。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四家大型银行公布的再融资规模总计达到2870亿元。其中，中国银行A+H配股融资600亿元，加发行400亿元A股可转债，总计融资1000亿元；工商银行A+H配股融资450亿元，加发行250亿元A股可转债，总计融资700亿元；建设银行A+H配股融资750亿元；交通银行A+H配股融资420亿元。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重要性

商业银行的资本是指商业银行自身拥有的或能永久支配使用的资金；是商业银行可独立运用的最可靠、最稳定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是以货币信用为经营对象的企业，其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尤其是商业银行会面临比一般工商企业更多的风险。因此，拥有并持续保持足够数量和水平的资本金，就成为商业银行稳定经营的前提、基础和重要保障，成为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风险、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利益的最后手段；商业银行拥有的资本金数量的多寡代表着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决定着商业银行公众信誉度、综合实力和最终支付与清偿能力。

银行资本的关键作用是吸收意外损失和消除银行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是各个国家金融监管的核心和重点，通过实施资本充足性监管来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是我国银行业监管的重点。对于银行资本的监管，国际银行业权威机构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在1988年7月专门制订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解决了银行监管资本的两个核心问题，即“质量标准”和“数量标准”：对于银行监管资本的界定应建立在银行资本的功能上：商业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就是吸收和消化银行损失，使银行免于倒闭危机，同时按照资本价值稳定性的不同，将监管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由银行资产结构形成的资产风险所决定，资产风险越大，最低资本额越高：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率的最低标准定为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为4%。《巴塞尔协议》分别在1996年了《补充协议》，明确将市场风险纳入监管框架； 2004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增加了对于操作风险的计量，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做出了重大调整，给出了两种计量信用风险的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

我国一直在努力提高银行风险资本监管水平，向最新的国际银行风险监管标准靠拢：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全面借鉴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2007年2月28日，中国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了《新资本协议》的工程。

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对策分析

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监管当局规定的资本与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即（核心资本+附属资本）/风险加权总资产。因此，要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以通过积累及补充资本（分子对策）和压缩或调险加权总资产（分母对策）两个方面进行。

以下通过结合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和政府的政策对各种提高资本充足率对策的特点和可行性进行简要分析。

（一）提高分子―银行资本的积累、补充机制

“分子”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这两部分构成，核心资本主要包括永久的股东权益和公开储备；附属资本主要由普通准备金、混合资本工具和次级长期债务等项目构成。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一个主要环节就是提高分子，通过多种渠道建立银行资本的持续积累、补充机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主要有三种：增发、配股等股权融资；发行次级债、可转债等债券融资；通过银行自身利润的补充，即留存盈余。其中前两种属于外部筹集，后一种属于内部筹集。

1.债权融资：政策限制下空间不断缩小。债权融资在实践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和可转换债券进行，筹集到的资金可用于补充银行的附属资本。

长期次级债券的本质是商业银行的债务，但其特性是期限很长，而且该项债务的求偿权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银行监管资本的功能，在一定比例之内可以计入银行的附属资本。发行长期次级债券不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权份额，股东可以享受通过债务增资使财务杠杆空间变大而带来的收益，同时，长期次级金融债券的发行受限制较少，比较灵活，比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等都要方便，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上市商业银行都可发行，成本也相对较低。2005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借鉴国外的做法，曾涌现出次级债券发行，同样是募集资金，去年在面临资金需求时，银行纷纷选择大规模发行次级债，然而，这一切却随着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银监会的两个资本管理政策而发生改变：《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要求对银行间存量互持的次级债采取“新老划断”的方式扣减；《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要求，主要商业银行只有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7%才能发行次级债，同时发行次级债的额度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25%。这些政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银行大量发行次级债融资的方式。

从各家商业银行公布的再融资方案可以看出，大部分银行都采取了发行可转换债券这种混合资本工具融资的方式，在转股之前用于补充银行的附属资本，转股之后补充银行的核心资本。发行可转债的主要意义在于缓解对股票市场的资金压力：可转债不会立即对ROE等财务指标造成压力，而是伴随转股进程逐步摊薄，股本扩大的摊薄效应将在一定程度上被缓释；可转债转股价格不低于二级市场A股价格，摊薄效应最小，融资效率高；可转债对市场的影响小于直接股权融资。

国际经验表明，核心资本具有资本价值相对比较稳定的特点，是银行资本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判断银行资本充足比率的基础，对银行的盈利及竞争力影响极大，对于抵御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也愈加重视对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依靠债权融资来补充银行资本的可用空间在缩小。

2.股权融资：考虑A股市场的资金压力。发行股票并公开上市，是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较好方式，既能达到资本的补充，又能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产权关系。从各家上市银行公布的再融资方案可以看出，通过二级市场再融资提高资本充足率，成为了银行的首选，由于银监会去年颁布的次级债新规堵上了银行通过债权融资的比例，使得当前和今后银行通过股权融资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强。而这一场从2009年底就开始上演的上市银行再融资潮，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导致银行股股价持续走低，目前银行股的估值水平已处于较低水平。所以各家商业银行在提出自己的再融资方案时，更多要考虑到对于现有股东和公司股价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转债的发行就是为了尽可能的缓释对于市场的资金压力；从国务院的“五点”要求中，“H股多解决一点”就是希望银行能够尽可能在资本容量更大的H股市场配股，以减少对于A股市场的冲击；同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大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公司也不断表态，将积极支持工、中、建三行采取包括配股在内的再融资方式有序补充资本，以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和资本监管要求。

3.内部积累：银行持续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的基础。内部积累主要是通过税后盈利和计提各种拨备增加的，内部积累的多寡取决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股利分配水平，盈利能力强，形成的利润就多，就可以有更多的利润用来补充资本金；同时，盈利能力强，形成的资本回报高，也更有利于进行外部资本的补充。银行内部产生的资本有许多优点：可以免去发行成本因而成本较低；不会使股东控制权削弱，避免了股东所有权的稀释以及所持有股票的每股收益的稀释。中国银行之前也公布，将争取提高利润留存比例来补充资本，对于这一表态，很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提高利润留存将是银行补充资本的一个大方向，是银行增加内部可持续的资本补充能力的重要方式，内部积累是建立持续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的基础与根本。

（二）缩减分母―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优化调整

资本充足率中的“分母”是指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取决于银行金融资产总额和金融资产的风险程度。在分子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分母收缩，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对地使资本金得到补充，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内部治理与控制，降低风险及优化资产配置进行的。

面对各家银行大规模的再融资计划，市场上同时出现了诸多质疑，认为银行再融资的主要原因，就是贷款放的太多，即银行当前的再融资是出于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严重失衡，而不是银行资金真正意义上的短缺。如果不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就会陷入一个再融资“怪圈”，即规模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资本充足率上升―规模再扩张的业务循环。我国银行业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主要依靠存贷利差赚取利润的情况下，银行存在过度放贷的冲动，同时盲目追求利润和资产的扩张更加加剧了大银行的信贷和资产结构失衡，风险加权总资产（分母）的放大必然会降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根本对策应该是进行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优化调整，注重资产的良性扩张：减少风险权重较高的资产，增加风险权重较低的资产，加大中间业务的比重，增加非利息收入所占的比重。同时，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所规定的风险监管和计量标准靠拢，加快研究和开发自己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在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管理的基础上，审慎评估银行的表内和表外主要风险，实施资本规划管理，并持续保持与银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苏培科.应抑制上市银行的再融资潮[N].中国经济时报，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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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为推动《管理办法》平稳实施，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12年12月银监会了《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笔者认为，该指导意见的，有利于加速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进程，更有助于提升银行业资本质量。

（一）《管理办法》对资本质量要求更高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资本实力、资本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一些商业银行已经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资本净额已达9.2万亿元，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3%，资本质量处于国际良好水平。银监会的《指导意见》，对于提升银行业资本质量更有裨益。因为，要推出符合新监管要求的资本工具，就需要根据监管资本与经济波动的联动情况、结合资本监管要求以及资本工具创新的难易程度逐步推出。所谓监管资本与经济波动的联动，就是银行业监管资本要求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和资产组合行为，通过信贷活动对经济产生波动性影响。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信用违约将会显著增加，以风险衡量的资产质量下降，应相应增加计提监管资本，银行信贷行为就变得谨慎，进而形成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将会对经济起到抑制作用。相反，在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相对乐观，信贷资产质量也会得到明显改善，应相应减少计提监管资本，而信贷的进一步扩张对经济将会起到推动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已现企稳迹象，政策进一步倾向于维护实体经济，以基建为代表的投资也显著上升，社会融资总量保持稳定增长。这就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平稳实施以及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同样，根据最新资本监管要求，监管资本的分类将资本充足率调整为三个指标：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则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三大类。那么，对照资本工具与监管资本对应关系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尚无与其他一级资本要求对应的资本工具。如果无此类工具的创新，按照权威专家的测算，则相当于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提高到了8.5%，比现行要求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且，单一的资本补充工具不利于消化和缓解外部冲击。同时，还存在着资本来源单一、过于依靠股本融资等问题，这将对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压力。因此，需要通过创新，创造更多的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拓宽资本来源。

（二）提升银行业资本质量倚重资本工具创新

实际上，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过程，也是学习和借鉴国际银行业经验的过程。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出台《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根据该协议，国际上有关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各自的资本监管要求。比如，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荷兰、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商业银行推出了带有转股或者减记条款的一级资本债券。同时，一些银行按照这一协议的规定，已探索发行的符合新监管标准的资本工具，主要包括优先股、或有可转换资本工具以及可减记次级债等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对该协议的推动和落实具有良好的引领作用。比如塞浦路斯银行于2011年4月发行了13亿欧元的一级资本债券，被称为可转股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期限为永久且5年内不可赎回；荷兰合作银行于2011年11月发行20亿美元永续一级资本债券，被称为可减记的一级资本工具，赎回权在2017年6月29日后可行使；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2012年3月发行10亿澳元优先股，期限永续，但受强制和可选转股、赎回和转让条款限制，被称为“过渡式”优先股，或符合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界定的类一级资本优先股，可以作为“过渡式”资本工具的安排。那么，国际银行业的成功实践，为我国银行资本工具的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

2013年，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一定会严格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时推出新型债务类和权益类资本工具，并积极探索通过不同市场发行各类新型资本工具。商业银行可借鉴境内外金融市场上资本工具发行的最新实践，结合本行资本充足水平和资本补充需求，制定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方案，包括资本工具的类型、发行规模、发行市场投资者群体、定价机制以及相关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等。同时，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加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时代的悄然开启，要求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内源性资本增长能力，还要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以适应未来的发展。由于吸收损失是银行资本的核心功能，以及新发行的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带有强制转股或者减记条款，鉴于我国债券市场还存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分割，所以，必须加强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以确保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工作高效、平稳推进。

二、银行业碳金融发展之路拓宽

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场不振，国内碳市场试点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相关政策的推出，特别是《“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过，将拓宽中国碳金融发展之路。

2012年12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提高资源产出率，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推行绿色消费，加快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会议讨论通过的《“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这些政策，为2013年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循环经济发展无疑催生碳金融需求，因此也为中国碳金融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同时，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低迷，正好为扩大国内碳需求，进而大力发展国内碳金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以上海试点启动为“标志性步伐”的全国碳排放交易试点，也已经为全国碳金融市场的建设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天津、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湖北、深圳鼓励试点省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选择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大胆尝试基于总量控制和配额分配的碳排放权的交易体制，也在为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探索经验。

碳排放交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创新性市场化手段，可以发挥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节能低碳产业的发展目标，建立企业碳排放管理制度体系，发展碳市场和相关的碳金融产业。特别是碳金融产业，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方面虽有所动作，比如在“绿色信贷”等方面有所进展，但都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缺乏对CDM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的深度了解，投资该领域项目的业务能力严重不足。不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为此，下一步在这方面发展的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几乎已经占据了全球CDM已注册项目和已签发减排量的半壁江山，可再生能源行业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碳市场版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13年开始，经过未来几年的努力奋斗，逐步形成平稳有序的全国性碳市场，并积累起经验，建立一套较为完整有效的碳金融制度，就可在全球和区域性的碳金融市场体系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甚至力争占领全球碳金融的制高点。

三、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大有作为

2012年12月19日，商务部《关于加快推进鲜活农产品流通创新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鲜活农产品流通创新，经过3到5年的发展，实现进一步完善流通环境、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的主要目标。笔者认为，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可大有作为。

（一）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应运而生

供应链金融是商业银行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融资模式。近年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都在探索和开展此项创新业务，核心是商业银行向核心企业客户提供融资和其他结算、理财服务，同时向这些客户的供应商提供贷款及时收达的便利，或者向其分销商提供预付款代付及存活融资服务。一般来说，从原材料采购，到制成中间及最终产品，再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而供应链金融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中寻找出大的核心企业，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为供应链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将银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促进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提升供应链的竞争能力。在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模式下，处在供应链上的企业一旦获得银行的支持，将信贷资金及时注入配套企业，也就等于进入了供应链，从而可以激活整个“链条”的运转，而借助银行信用支持，也为中小企业赢得了更多商机。所以，若将供应链金融运行机理应用于农产品供应链生产和营销之中，相信一定能取得良好效果。

（二）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运行机理

首先，构建农产品供应链。采用“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把分散生产的农民与大市场联系起来，使公司和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以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扩大销售，增加农民收入；以“订单农业”形式帮助专业合作社与相邻城市批发市场、果蔬等农产品交易市场及本地大型企业建立供销合作关系，扩大本地农产品供应量，进一步推进“农超对接”，扩大本地农产品基地直接采购量，减少中间环节，并降低超市销售农产品的毛利率，以稳定价格。

其次，形成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鉴于农产品供销公司在整个供应链中所处的核心企业地位，再加上其指挥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以及信息平台作为供应链支持系统，能上与各农户及时交流信息，下与分销商和卖场以及消费者交换信息和有效沟通，进而能快速反映上下游企业的需求。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供销公司可以向商业银行提供担保或由商业银行统一授信于供销公司给农户提供融资服务，并有选择地采用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保兑仓”融资、存货质押融资以及预付账款融资等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农产品供应链所有环节的融资难，并且通过对“物资流、融资流以及信息流”的控制，确保农产品产销平衡，渠道畅通。

（三）搞活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具体措施

一是尽快形成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政策。新的一年，积极按照《关于加快推进鲜活农产品流通创新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形成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鲜活农产品流通创新体系，探索并制定出一系列具有全国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机制及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政策。重点培育一批创新示范企业，鼓励鲜活农产品流通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和投资合作，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发展鲜活农产品现代流通。

二是加大对供应链各环节的金融支持。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意味着在供应链上环环相扣的每一个企业与流程需要紧密合作、互相依赖，更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参与到整个农产品生产、物流、交易、资金流转与运作的过程中去。这就要求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产品研发与管理团队，应深入企业内部，发掘潜在需求，为构建农产品生产、冷藏、保鲜链提供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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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商业银行；资本困境；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6)03－0019－05

一、问题的提出

Chris Matten在《银行资本管理资本配置和绩效测评》中认为“资本在银行中的作用不仅是充当缓冲器以应付未来不确定性的甚至不可能发生的损失，而且还要为银行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恢复元气或者有序地善后。实际上，资本金对于银行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当资本金严重不足到影响一家银行的正常支付，进而发生挤兑现象时，由于金融风险的传染特征及扩散的乘数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可能发生，局部的金融风险就可能演变成全局性的金融动荡”(JStiglitz，1993)。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及金融创新加快的背景下，银行资本金逾加引起各方关注，即便是条件尚不具备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资本金的硬约束。然而，长期依赖国家信用作支撑的中国银行业，国家直接出资补充资本金已成惯例，且管理还停留在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对“资本管理”(Capital management)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的认识，这与资本在现代商业银行中的作用极不匹配，也与国内市场化进度加快、WTO过渡期结束后全面开放金融业的现实相悖，导致我国商业银行既不利于在开放的环境中增强自身竞争能力，还会酿成大范围的金融风险，造成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重视资本管理、抑制非理性扩张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就现实而言，资本困境是现实，并成为制约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的另一面是，监管当局处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要求商业银行规范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并达到规定要求。在目前这个对商业银行特殊的转型期，监管当局如何基于资本困境的现实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促使商业银行走出资本困境，加强资本管理，建立起资本充足的长效机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二、资本监管依据

(一)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困境及其成因

20世纪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后，为解脱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困境，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政府救助行为。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以充实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当年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老办法计算的8％1999年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到2003年9月共剥离不良贷款14000亿元，回收现金8616亿元；2004年，向中行、建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之后，中行发行1407亿元次级债，建行也紧随其后，同年中行和建行再次剥离不良贷款2787亿元，两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提高了4个百分点以上，超过了8％2005年，政府又决定向工行注资150亿美元，并一次性剥离不良资产4590亿元，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而在此前，2003年末工行资本充足率仅为56％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735％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613％，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63％左右。这些数据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8％的最低要求，也低于国外同业12．25％的水平。这都是按老办法计算的，按新办法，由于计算公式的差别，在资产中加上125倍的市场风险，以及将贷款损失专项准备从附属资本中剔除，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进一步下降，仅后者将导致其下降091―3．26个百分点。中银国际的预测认为，按新办法计算，各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下降2―3个百分点，资本金产生5000亿的缺口。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较高且消化渠道不畅，而形成根源却依然存在。过高的不良贷款，使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被迫提高，资本金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置身于国际竞争环境中，我国商业银行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制约竞争力提高的软肋。

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的根源，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资本真实含义模糊，功能错位，无视资本管理。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属于国家全资所有，资本金靠国家财政直接或间接拨付，其主要功能是用于现金资产、坏帐准备、发放中长期贷款呆帐准备、坏帐损失准备以及购建固定资产，没有考虑“缓冲器”作用，无视银行体系本身倒闭的可能性，发挥不出加强银行系统稳健性的功效。国家全资所有的性质以及长期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运行的影响，加之传统观念认识，其经营长期依赖于国家信用，而国家信誉的超资本能力，使国有银行有无资本金以及资本金数量多少，与存款人及公众对银行的信心、银行本身的资信水平、银行的筹资能力以及监管当局的监管措施都失去了联系，最后的结果是资本金功能错位，丧失了它本身的作用和效能，导致管理人员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关注资本金的管理。

2惯性输血式融资，使资本结构单一，功能匮乏。长期靠财政拨付方式补充资本金，一方面使商业银行在自我补充资本金上失去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商业银行无动力、无必要、其实也无能力融资另一方面造成资本金的单一、呆板。核心资本主要靠国家注资，还有占比很小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占资本总额的90％属于附属资本的各项准备提取很少，这部分约占10％。按《巴塞尔协议》标准，资本金根据对风险资产的保障程度，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只有实收资本(股本)和公开储备两种，附属资本则包括非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混合资本工具、次级长期债务等多种形式。因此，以协议标准衡量，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极其单一，资本金几乎全部为核心资本，作为二级资本的只有呆帐准备金一种形式，且数量很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单一不足的核心资本的大部分也被固定资产、亏损资产所占压，导致资本功能无法发挥，忽视了资本应该发挥的抵御风险、积累扩张资本的金融企业功能。另外，由于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目前还不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这个重要的融资渠道补充资本，这也是我国银行业长期资本严重不足的一个客观原因。

3风险资产总量庞大，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历史包袱重。改革开放以来，商业银行资产总量迅速膨胀，在强化了资产负债管理后，实事上由于承担了经济转型期过多的政策性职能，为了能够维持产出的平衡增长与渐进过渡，商业银行不得不超额供给信贷，加之我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为避免出现社会大震荡，国家以出资人的身份要求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及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提供必要的、甚至是足够的资金支持，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体制上的弊端及国有企业大面积的亏损最终导致了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相当大量的不良贷款。截止2005年一季度，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仍有156705亿元，占比达15．0％。庞大的风险资产、低质量的贷款形态以及高额的不良贷款，导致了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增大，资本金显得更为短缺。

4税负重，盈利能力差，自补能力弱。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承担着比较沉重的税收负担，远远超过国际同业标准。商业银行的利润收入主要表现为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很小。由于政策的影响，以及大量贷款质量的恶化、不良贷款的产生，使利息收益率很低，加之从1994年起，我国金融业财务制度实行权责发生制，即贷款利息收入要按应收应付核算，结算时还没有产生实际收入的利息也必须计提应收利息，纳入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由此导致银行业虚收实支巨大。一方面造成应收利息越来越大，过高的营业税率使银行垫款交税的资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虚收的应收利息日后实际上能够收回的比率是不确定甚至是很低的，形成事实上的银行垫付，侵吞着银行的利润，最终导致银行失去自我补充资本金的实际能力。

(二)资本监管的逻辑分析及国际经验

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在于，它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同时也是制造风险的企业。因此，“控制风险”是现代商业银行经管的基本前提，“不破产”应该是它经营底线。那么，有效防范风险并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就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要求。对风险的认识，从另一个角度可看作是对损失的认识。在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中，将损失分为三种，即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在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在一定时期可预见到的平均损失是预期损失(EXpectedLoss)，这部分要通过调整业务定价和提取相应的准备金来覆盖，从业务的收益中作为成本构成来扣减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Loss)具有波动性，但它总是在波谷与波峰之间，要通过动用资本金来补偿。损失值对于均值的偏离是CAR(经济资本)，损失偏离均值的程度取决于容忍度的设定，超过容忍度对应的损失上限的损失就是异常损失。异常损失(CatastropheLoss)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意外事件发生而导致银行资产发生的损失，它不能用统计规律计算或预测，理论上往往采用压力测试方法，通过情景分析模拟出在出现最坏可能的情况，并制定应急性政策，它属于小概率事件，无法用经济资本来完全覆盖或准备。

银行风险经营的特征决定了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存在的经常性。预期损失可以应用数理方法，用违约率、违约损失率及风险敞口等一系列指标，通过数学模型具体量化出来，可视为一个固定的值。正是由于它的可量化性，预期损失可直接列支成本，从收益中减除。而非预期损失作为超过预期损失的那部分潜在损失，经营者无法知道它何时发生，但它有可能随时发生，因此就无法列入当期资本，必须以资本做准备。也就是说，资本必须覆盖风险，风险存在的经常性决定了对资本监管的必然性。

以上的逻辑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对资本进行监管的依据。从国际经验更能说明对资本进行监管的必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银行业务创新及中介功能的放大，在银行业务活动相当规范的同时，银行变得更加有风险(Dewatripont2002)。一系列银行危机，使传统的银行监管模式受到广泛的质疑，以吸收存款替代资本、以资产规模评判银行实力的理念受到严重挑战。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正是对银行资产规模是否可以无节制扩展以及是否需要资本约束的具体思考的结果。该协议的关键就是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从实施效果看，也确实对银行贷款不受约束的非理性扩张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满足银行业对于风险更敏感的监管框架需要，巴塞尔委员会又酝酿出台了新协议框架(BASELII)，拟于2006年底执行。金融业务及方式的创新使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同时受到利率、汇率、股票等其他金融工具的强烈影响。为此，在新协议的资本监管要求中，把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扩展到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样，使资本更能体现其风险“缓冲器”的本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技术更加完善，资本金的计算更加精确并能与银行潜在的风险相匹配。新协议进一步使银行风险与资本建立了直接而明确的关系，实现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的统一，确立了资本约束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的实践看，新资本协议有其必然性。在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的银行体系遭到了重创，发生危机国家在恢复银行体系清偿力中动用了大量的公共资金补充资本金。危机之后，许多国家从实践教训中深刻意识到，加强对资本的监管是政府必须做的事。许多国家纷纷调高了资本充足率，如俄罗斯提高到了11％，土耳其提高到了10％，香港金管局更是将资本充足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在香港设立分行的商业银行，一旦资本充足率接近监管低限，该局将会采取必要的“限制性措施”。

三、实施有效资本监管的路径选择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一个实质性突破就是把资本与风险挂钩，即资本控制和银行风险间的关系得以建立(Cennotte ＆ Pyle，1991)，这反映了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把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作为银行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资本监管突破了传统的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监管机制，体现了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以“1998年协议＋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构造的中国资本监管框架，置身于国际环境中却面临着监管“两难困境”，但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选择。这是因为，加强资本监管面临的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还没有脱离资本困境的窘迫。以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标志来加强资本约束与监管必将进一步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使资本困境的状况进一步雪上加霜。如何在资本困境中实施有效的资本监管，在不足两年的后过渡期中，在能够实现控制风险、优化经营状况的情况下走出资本困境的制约并达到监管要求，是能否实现资本监管有效性的一个标志。

在资本困境的现实中实施有效的资本监管，强调的是监管政策的实施，使商业银行既能防范风险、安全经营，又能突破资本困境、实现资本充足，这就决定了有效资本监管之策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边际求解，仅仅靠某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两方面的作用。

(一)监管当局的责任

对资本的监管，政府力量的作用可以通过监管当局具体的政策措施得以发挥。

1督促商业银行制定切实可行的达标规划。面对新办法实施后资本充足率下降、多数商业银行不能达标的现状，监管当局应督促商业银行制定出过渡期内切实可行的达标规划。规划的制定要充分论证各行的具体业务指标及内外部发展环境。要研究分析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资产结构、资产处置、盈利水平、贷款迁徙变化情况，以及内源融资的潜力、外源融资的可能性、数量及方式等多项基本指标参数。根据对指标参数的具体分析，监管当局应区别不同情况，对规划进行分析论证。对于外源融资有困难的银行，监管当局应督促其减少利润分配、削减费用支出、增加资本金自我积累能力对于内、外源融资渠道窄，资金增长缓慢的银行，监管当局一方面要严格限制其资产的增长，要求调整资产结构以降低加权风险资产，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如出售风险资产以压缩资产规模等措施另一方面，还要严防一些商业银行为达标而达标进行的会计处理，如对贷款分类形态进行人为调整与处理，增大分子或减小分母。

2制定操作性强的监督检查机制。监督检查应是全过程、全范围的。要将“审核达标规划―监督实施情况―对结果采取措施”形成三位一体结构，把三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操作性强的监督检查机制，达到事前严格审核、事中密切跟踪、事后依法处置的效果。强调监督检查的可操作性就是要对每个环节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要充分考虑，有明确的监督检查程序，包括检查方式、检查内容、检查频率以及处理结果都应有明确而细化的规定。如要通过现场检查来审核商业银行贷款偏离度，严格贷款标准，规范操作程序，以确保资本充足率计算的真实、准确而对事后未达标的银行，应该采取限制资产增长、停止利润分配、停止新机构新业务的审批，责令其转让部分风险资产以压缩资产规模等措施，以达到约束硬化作用。监管当局还应确定明确的触发比率(资本充足率的临界点)，对资本充足率接近或低于触发比率的商业银行及时采取干预或纠正措施，以进一步提高监管政策的可操作性。

3实行“差别化”的资本监管。Hancock和Wilcox(1997)对美国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管制对中小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大银行的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强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的贡献，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化，中小企业的融资将更多地依赖于外源融资的银行贷款。有研究表明(胡小平，2000)，中小企业贷款主要来自于中小金融机构。因此，为减轻新办法对商业银行产生的贷款紧缩效应(contraction effect)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减少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考虑以一定的标准对银行进行分类，对不同类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资本监管政策。

4实行有浮动的资本监管。有浮动的资本监管并不是放松对资本的监管，相反，它是一种更灵活、更符合实际的监管措施。经济增长与信贷支持具有互动作用，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信贷的内生增长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经济高涨时，信贷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紧缩时，信贷具有内生的紧缩效应，并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经济走出低谷。实行有浮动的资本监管，就是要在考虑银行经营的安全性、风险性的基础上，根据银行资金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结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在一定范围内可浮动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制度。

5监管当局为商业银行改革及筹集资本金创造条件。不可否认，导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是由一系列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

如，过高的不良贷款率、单一的资本结构及微弱的自补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造成的。在强化资本监管中，政府有责任为商业银行的改革创造条件，适当承担商业银行改革成本，帮助消化历史包袱。这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协调配合，提出可行的方案，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进程，促使经营机制的转变，把商业银行建立成真正的经营货币的现代企业。同时，监管当局还要为商业银行多渠道筹集资本金提供政策支持，国家注资、上市融资、减轻税负，发行次级债等都是目前可供选择的扩充银行资本金的可行途径。这一方面依赖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状况改善及经营机制的转变，另一方面又决定于政府的政策供给，两方面是互补互动的，政策供给为机制转变提供了可能，机制转变、盈利增加又给政策供给增加了信心，两者不可或缺。

(二)市场力量

现实经济中，由于“市场失效”(marketfailure)和“政府失灵”(governmemfailure)同时存在，并不能单纯依赖于某一手段(或方式)解决资本监管有效性的问题市场与政府之间的选样不是“纯粹”选择，而是一定程度的选择(carlesWoof.1988)，而且这选掸应该是混合的、多侧面的，是不完美的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的相机选择。在资奉监管中，监管当局的政策措施只是构成有效监管框架的一部分，市场约束是另外一股强大的监管力量。《巴塞尔新资奉协议》首次将巾场约束纳入其中，反映了对市场力量的重视。因此，有效的监管就要权衡“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交易费用或操作成本问题，恰当地发挥两者的共同作用，达到“协同”的效果。为能更有效地监管资本金，除发挥“政府力量”外，还要通过“市场力量”发挥出“市场成功”(marketsuccess)功能，使“市场力量”成为扩展资本金额、优化资本结构的基本力量，“政府力量”发挥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导向作用。

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业关于资本充足率指标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能够通过造就千千万万个编外监管者，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监督与约束(刘明康，2003)-通过规范方式、内容、原则的信息披露，对银行资本金情况进行适度、准确地披露，增加银行经营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降低交易费用，弥补“政府失效”。巴塞尔委员会(DCBS)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提高透明度有助于规范公司治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商业银行的相关信息，能够确保股东和存款人了解银行状况，加强外部监督，促使经营管理者不断允实资本数量，优化资本结构。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应将披露纳入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加大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以防虚假的银行信息隐藏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同时，所披露的信息应按标准审计准则，由国际会计事务所按国际惯例进行外部审计，并公开审计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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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thias Dewatripont & Jean Tirole著，石磊、王永钦译. 银行监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3] Charteswolf．Markets or Goverments-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MIP PressLondon．1988．P6276；

[4]姜波．“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M] 中中金融出版杜2004；

[5]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6]马蔚华．“强化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M]《中国金融》2004(14)；

[7]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起草小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国际经验”[J]．《中日金融》 2004(14)；

[8]刘明康“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提高银行体系稳健性”[J]．《金融时报》2004．5．15；

[9]巴塞尔银行监管委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文献汇编》[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10]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时报》[J]2004．2，26；

[11]巴曙松，刘清涛、贾蓓.“基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风险监管”[J]《武汉金融》2004(11)；

[12]王自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的可行性研究”[J]《金融研究》2001．11；

[13]于立勇、曹凤岐“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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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银行业监管演变

我国银行业由银监会监管。银监会在2007年引入了巴塞尔协议，并逐步进行完善，建立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银行监管体系。在此之前，1995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首次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做出了不得低于8％的规定。2004年银监会公布并开始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强调资本监管在银行监管中的核心地位，并要求2007年1月1日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标。金融危机爆发后，银监会逐步提高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和资本充足率状况得到较为显著的改善。

2010年下半年以来，银监会开始统筹规划新监管标准实施工作，在吸收了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和学术界的意见基础上，提出完善银行业审慎监管制度、健全银行业风险处置安排的一整套方案。新协议公布后，银监会于去年4月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列出了新标准实施的时间表。在新协议实施中，银监会对不同系统重要程度的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根据安排，新标准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规定系统重要性银行应于2013年底前达标；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部门将设定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盈利能力较强、贷款损失准备补提较少的银行应在2016年底前达标；个别盈利能力较低、贷款损失准备补提较多的银行应在2018年底前达标。

二、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框架的变化

新协议按照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并行、长期影响与短期效应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具体来讲：

（1）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和监管资本的损失吸收能力。资本监管一直在巴塞尔委员会监管框架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是本轮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这要求银行建立留存超额资本和与信贷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

（2）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避免银行受到内在脆弱性因素的影响。杠杆率监管指标的提出，为银行体系的杠杆经营设置了风险底线，缓释了去杠杆化行为可能对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冲击。

（3）缓解亲周期性和提高逆周期超额资本，逆周期资本缓冲操作国际监管指引。巴塞尔委员会引入了调整资本缓冲范围的体制，当有信号显示信贷增长超出正常范围时，资本保护机制开始运转，以实现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

（4）强化风险管理实践。金融危机以来，巴塞尔委员会了一系列与风险管理相关的监管原则、指引和稳健做法。

（5）建立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增强银行体系维护流动性的能力。为此，巴塞尔委员会引入了两个流动性监管量化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这两个指标的提出，能够进一步增加银行维护流动性的能力。

（6）确定新监管标准的实施过渡期。鉴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为防止过快引入新的标准对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巴塞尔委员会设定了一个有区别的过渡时间。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影响

在长期监管实践中，相关部门不断改进创新监管工具和方法，监管有效性不断提升。新协议颁布后，在借鉴国际监管改革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实践，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确立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的新标杆，新的监管标准对银行监管在下面几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第一，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来看，新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是有限的。巴塞尔协议Ⅲ要求2013年初开始执行新的资本监管标准，2018年年底达标；国内新监管标准自2012年初开始实施，要求2016年底达标。银监会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2%， 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拨备覆盖率达217.7%，我国281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因此，新协议对我国银行监管影响不大。

第二，新协议提出的流动性监管指标，有利于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增加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水平、减少融资期限错配、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同时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升流动性风险控制和管理的精细化水平，降低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负面冲击。新标准的引入，有助于银监会引导我国银行业提升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推动银行构建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和检测指标体系。

第三，经营杠杆率将不断降低，有利于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根据新协议规定的核心资本的比例标准， 在银行业全面实施该协议后， 将使经营杠杆倍数降低至15 倍左右，这无疑会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新协议更加强调对资本的计量，银行为了满足要求就必须提供储备资金以防范潜在的风险，将迫使银行加快转变经营方式，由粗放式发展向的精细化经营方式转变，提高经营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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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曙松,王璟怡,王茜.流动性风险监管:巴塞尔协议Ⅲ下的新挑战[J].中国金融，2011(01）.

[3]王婧,王光明.从巴塞尔协议Ⅲ看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新规[J].新财经，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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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催生新巴塞尔监管规则

众所周知,资本是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或者缓冲器,资本覆盖风险是国内外商业银行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外商业银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个基本道理。银行表外实体(SPV)迅速膨胀,真实杠杆率大幅上升,银行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被严重低估,按照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原有资本监管的要求,银行有限的资本根本不能有效覆盖流动性风险、衍生产品风险和交易账户风险。整个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明显加大,最终导致“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2009年开始提出了涵盖交易账户、表外业务、市场风险、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其中《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征求意见稿)两份关键性政策文件,被业界称为“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该协议的草案自提出到最终通过只有短短一年时间,并将于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有三个方面:强化资本监管、引入杠杆比率、建立流动性监管标准。

强化资本监管。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在资本结构监管指标中要包括普通股权益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总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以及普通股权益占一级资本的比例。“巴塞尔协议Ⅲ”还强化了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工具合格性标准,重新定义了资本扣除和调整项目,并统一在普通股权益层面上实施扣除,强化了提高资本结构透明度的要求。强调要建立反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对系统重要性大型金融机构要建立额外资本要求。在最低资本充足比率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Ⅲ”规定,作为“核心”的一级资本,商业银行普通股比率最低要求将从目前的2%提升至4.5%,另外还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商业银行更宽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则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总资本的充足率分别设置为4.5%、6%、8%,根据“巴塞尔协议Ⅲ”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前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而对缓冲资本的落实,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落实。

在引入杠杆率监管方面。高杠杆是银行脆弱性的根源所在,在高杠杆率的情况下,很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然保持了高水平,使风险的积累更加隐蔽。吸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巴塞尔协议Ⅲ”提出引入杠杆比率监管标准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补充工具。具体的杠杆率标准尚未确定,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全球范围内协调杠杆比例的计算规则。但是在2010年7月各国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主管初步同意对3%的一级杠杆率进行平行测试,基于平行期的测试结果,再于2017年上半年进行最终调整,在2018年1月1日进入新协议的第一支柱部分。

在流动性监管方面。巴塞尔委员会《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征求意见稿)中设置了两个监管标准,即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和净稳定资金指标。前者是为了确保银行机构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源以应对短期流动性风险,后者则是为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促使银行运用更加稳定、持久和结构化融资渠道提高长期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对银行业的挑战

“巴塞尔协议Ⅲ”是对全球资本标准的根本强化,对长期金融稳定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全球银行业的生存环境,无论对国际银行业还是国内商业银行都是巨大挑战。

从国际银行业来看,“巴塞尔协议Ⅲ”出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投资者对银行业前景短期看淡。按照新协议的要求,一些国际性银行将减少银行股息派放,投资者对银行业盈利前景表示担忧。这些担忧已经影响了金融市场投资者的行为,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巴塞尔协议Ⅲ后,当日美国标普500金融分类指数重挫2.4%,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瑞银等银行股跌幅在2.2%至5.7%不等。

银行补充资本的压力增加。在新协议实施之后,大部分美国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低于6%,银行业的再融资甚至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危机。尽管长期来看新协议增强了银行盈利能力,但短期来看对欧洲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是一个打击。在德国,至今仍有3000多家银行,其中60%以上是总资产不超过3亿欧元的中小型银行,中小银行在资本金充足率方面要比大银行更为紧张。某些欧洲大型银行,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也将陷入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新规定的麻烦。

影响经济增长进程。作为一种监管手段,这个协议把银行一级资本金比率总要求提升到7%,以提升银行应对经济动荡时的缓冲能力,这个数量相当于现在标准的三倍。额外的这部分储备资本减少了银行的信贷能力,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从国内银行业来看,“巴塞尔协议Ⅲ”出台的短期影响较小,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和银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短期而言,多数国内银行都已经满足了新的监管要求。我国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已可以覆盖“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根据2010年中报数据,中国的大中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10%,核心资本充足率也在8%以上,平均拨备覆盖率则超过150%,银行业的安全性指标远高于欧美银行。16家上市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6%以上。国内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为7%,资本充足率底线为11.5%,中小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底线为10%。但是,长期看,如果监管标准进一步提高,则会给商业银行资本带来很大压力。有关机构的一个测算显示,在一定假设背景下,如果超额资本为零,那么2013年上市银行资本缺口为350亿元,2016年为2467亿元。如果超额资本为2%,那么2012年有近2900亿元的资本缺口,2016年的缺口为1万亿元以上。如果超额资本为4%,2011年将会有3827亿元的缺口,2016年的缺口将在2.5万亿元以上。

长期看,“巴塞尔协议Ⅲ”为中国银行业风险控制敲响了警钟。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高资本消耗的信贷业务利差收入。经过两年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特别是2009年以来银行业近17万亿元的天量信贷投放,银行业的隐形债务和不良资产风险在大幅度提升。一些不良的地方融资平台巨额债务,以及一些城市严重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悬在中国银行业头上随时可能滑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以新巴塞尔协议实施为契机,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推进战略转型的艰巨任务。

中国银行业监管面临巨大挑战。我国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要求甚至超出“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表现“风景这边独好”,与银行业有效的监管直接相关。在新的国际监管变革趋势下,中国银行业监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更稳健地推动金融创新。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大国,现阶段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是金融自由度不够、金融创新不足的问题。金融监管部门要在推进新监管要求实施的同时,坚持以监管促进发展、以监管促进创新、以创新促进银行业竞争力提升为指导原则,前瞻性地制定和实施有效风险监管政策。为创新创造一个宽松环境的同时,加强风险监管和创新引导,使创新保持正确方向和适当速度。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创新发展的需要,创新监管理念、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中国银行业应对“巴塞尔协议Ⅲ”的策略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巴塞尔委员会成员,中国银行业监管必将引入和执行新规则,国内监管标准在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快战略转型。

制订和实施科学的银行业发展战略

针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国内商业银行在战略层面上要给予高度重视。要加快实施“巴塞尔协议Ⅱ”步伐,密切跟踪新监管政策制订进程,深入研究“巴塞尔协议Ⅲ”相关政策文件。同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趋势,制订和实施科学的银行发展战略。在资本管理方面重点采取三方面措施。

明确资本管理目标。国内银行应根据发展战略确定的风险偏好,前瞻性的制定资本管理规划,明确与发展战略相匹配的经济资本配置目标,处理好经济资本管理与监管资本约束的关系。监管资本体现的是监管要求,经济资本体现的是银行内部落实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如果监管资本大于经济资本,表明风险的资本覆盖充足但同时也是资本的闲置和浪费。如果监管资本小于经济资本,则表明风险的资本覆盖不足。要从经济资本的预算、配置、监控以及考核机制等各方面做出具体安排,通过经济资本配置政策有效指导银行经营发展过程。

多渠道补充资本。除了依靠股东的正常性资金补充、发行次级债等工具外,要对其他资本工具,比如定向增发、可转换债券、混合资本债券等进行深入研究,逐步拓展资本补充渠道,形成多元化、多途径的资本补充机制,改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

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商业银行要采取有效措施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盈利结构、业务结构、客户结构,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应以实施新资本协议Ⅱ项目为契机,加快推进经济资本管理进程。坚持经济效益为核心,提高资产定价水平,追求稳定的资本回报,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加快转变商业银行业务增长方式

适应实施“巴塞尔协议Ⅱ”,以及“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新的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必须积极推进业务增长方式转变。

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在资产业务结构方面,商业银行要积极推动信贷业务创新,加大对不占用或少占用信贷资源的替代产品的创新和营销力度,比如投资银行业务、托管业务等,提高资产业务风险资产回报率。在信贷额度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做好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拓展短券和中票等信贷节约型市场、优化表外资产业务结构。零售业务具备低资本消耗的特点,新资本协议标准法对满足规定的四项标准的零售资产风险敞口给予75%的风险权重,内部评级法中通过改变相关性函数计算公式调低了资本要求,银监会有关监管指引中也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因此通过发展零售银行业务可以一定的资本推动更大的业务规模。在负债业务结构方面,零售业务的主体是个人,客户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具备高度的风险分散特征,个人行为特征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可以预测的。因此要增强存款的稳定性,必须加大零售储蓄存款的拓展力度。同时为稳定负债结构,还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改善净稳定资金比率。

深入调整收入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国际大银行的通行做法,也是适应实施“巴塞尔协议Ⅱ”以及“巴塞尔协议Ⅲ”新的监管要求的必然选择。中间业务发展水平已成为评价好银行的十分重要的标准,发展水平越高的银行非利差收入占比越高。中间业务的扩张一般不增加银行风险资产规模,用于覆盖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占用少,风险扣除低,盈利能力强。中间业务的覆盖面广,具有产品差异性大、价格敏感度低、复制难度高和增长潜力大的特点。在资本监管日趋严格的市场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要大力拓展财富管理、私人银行、、财务顾问等中间业务,有效缓解资本瓶颈约束,促进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变。

加快调整客户结构。一方面要继续稳定和提高来自大中型客户的综合效益。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大中型企业脱媒日益明显,企业集团资金集中化管理趋势日益突出,商业银行传统存贷业务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大中型客户,未来重点应放在保持传统业务适度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展投资银行、现金管理、国际贸易融资、套期保值等新兴业务,提高银行综合收入。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中小企业业务。小企业客户分布广泛,风险集中度低;小企业股权结构简单、融资需求以短期流动资金为主,期限较短,累积信贷风险的可能性较小;银行在融资价格方面有较大的主动权和议价空间,利率通常上浮,且往往可附加条件,还可带动收费业务等交叉销售,能够获得较大的利润空间;在传统“贷大贷长”的模式下,小企业业务未受到充分重视,发展潜力巨大。

树立资本约束的经营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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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银行业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2-0008-03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A

一、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内容及分阶段实施安排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1.一级资本金比率。根据巴塞尔协议Ⅲ，普通股最低要求，即资本结构中吸收损失的最高要素，将从当前的2％提升至4.5％。这一严格的资本要求将分阶段实施，从2013年1月1日开始，2015年1月1日之前实现。一级资本金(包括普通股和其他符合要求的资本)比率将在同一时间从4％提升至6％。

2.资本留存缓冲。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这一留存缓冲的目的在于确保银行持有缓冲资金用于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吸收”损失。尽管银行在危机期间可以利用这一缓冲，但资本比率越是接近最低要求，受到的限制也会越大。一旦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等。这一机制可防止一些银行在资本头寸恶化时也肆意发放奖金和高红利的情况。

3.反周期缓冲。巴塞尔协议Ⅲ还提出了“反周期缓冲”的资本要求，这一新的缓冲比率为普通股或其他能完全“吸收”亏损的资本的0-2.5％，将根据各国情况具体执行。“反周期缓冲”是基于一项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要求银行在信贷过分充足的情况下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一国而言，这一缓冲仅仅在“信贷增速过快并导致系统范围内风险积累”的情况下才会生效。一旦“反周期缓冲”生效，将作为留存缓冲范围的延伸。

4.杠杆率要求。除了上述这些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还有一项并不基于风险的“杠杆率”要求作为辅助。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各国对3％的一级杠杆率在同一时期进行平行测试。基于平行期的测试结果，再于2017年上半年进行最终调整，并希望在2018年1月1日进入新协议的第一支柱部分。

5.系统重要性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局(FSB)正在研究一项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综合方案，可能包括资本附加费(capital Surcharges)、或有资本(Contingent Capital)、保释债(Ball-in Debt)等。此外，有关清算制度的相关工作也将持续进行。

6.引人流动性监管指标。巴塞尔协议Ⅲ将引人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对银行的流动性进行监管。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用来确定在监管部门设定的短期严重压力情境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境下的资金净流出；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主要用于确保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状况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

(二)巴塞尔协议Ⅲ主要规则的实施时间安排

根据2010年9月12日达成的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所有成员国执行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而且必须在此日期之前将协议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规范。新协议的严格要求将于一系列不同的过渡期分阶段执行，这也有助于确保全球银行业能在满足更高要求的同时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并进行融资，为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最终达成一致的落实期各项规则虽有所不同，但最晚均至2019年1月1日。具体时间安排如表1所示：

二、巴塞尔协议Ⅲ反映出的资本监管理念

(一)加强银行资本监管已成为国际共识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将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的最低要求从原来的2％提高到4.5％，同时新增要求商业银行持有2.5％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作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困难的缓冲。上述两项加总，使得核心一级资本要求达到7％，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提出更高资本要求的态度。

(二)银行资本监管的思路发生了改变

巴塞尔协议Ⅱ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强调银行管理与监管应以风险识别为基础，金融危机暴露了巴塞尔协议Ⅱ的框架存在不少漏洞。巴塞尔协议Ⅱ强调对分母一风险资产的计量，而此次巴塞尔协议Ⅲ则更加强调对分子一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就是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

(三)重新界定监管资本，强化监管资本基础

一是将原来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重新界定并区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及留存收益)、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并建立严格的合格标准。二是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核心资本要求被大大提升，原来的附属资本概念被弱化。三是对资本扣减要求进一步严格，全部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减。

(四)银行监管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根本转变

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各项安全指标的大幅提升，意味着在经历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迎来了新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银行业监管的核心价值观选择上，安全已经远远超越了效率，对银行业安全的关注可谓史无前例。

三、我国监管部门拟实施的资本监管标准与巴塞尔协议111的比较分析

在2009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新协议的征求意见稿后，我国监管部门于2010年3月组织国内银行参与了资本监管改革的定量测算，从测算的结果来看，新的资本协议对我国当前银行业的资本补充不会形成直接的冲击。因此监管部门对巴塞尔资本监管改革主张同步提高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实施严格资本扣除政策，计算杠杆率时不允许净额结算以反映银行最大杠杆效应，重视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给予适当过渡期等原则。针对巴塞尔资本监管的改革，我国监管部门已初步提出了我国银行业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率三大工具在内的资本监管框架体系建议。表2对我国监管部门的监管建议和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进行了对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我国银行监管的监管思路和措施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的改革精神，已经与世界银行业监管趋势相适应；二是我国监管当局建议的中国监管要求无论从指标标准还是达标时间上都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如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三个最低资本要求皆高于巴塞尔Ⅲ的规定，同时，要求继续坚持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占监管资本不得低于75％的

标准，实施严格的核心一级资本扣除标准，提高二级资本的合格标准；三是我国的监管要求结合国内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与巴赛尔协议Ⅲ有所不同，如巴塞尔Ⅲ标准要求2，5％的法定留存缓冲资本和0-2.5％的反周期缓冲资本，而建议的中国资本充足率要求并未区分留存缓冲资本和反周期缓冲资本。

四、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单从资本充足率指标来看，对我国银行业

影响不大

对于银行业的资本约束是一种世界性趋势，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指标目前远高于欧美银行。根据我国上市银行2010年的半年报显示，我国上市银行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4％，除华夏、光大和农行外，其他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超过7％，且多家银行下半年都有资本补充计划，届时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会有一定程度提高。而且中国银监会目前对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底线为11.5％，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则为7％，而巴塞尔协议Ⅲ只是分别提高到6％和4.5％，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标准仍远高于国际标准。因此，即便巴塞尔新协议Ⅲ关于一级资本金充足率的规定马上执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也将是微乎其微。

(二)资本缓冲的要求将使未分配利润受到挤压

按照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因为目前我国监管层对缓冲资本没有特别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距离巴塞尔协议Ⅲ中2.5％的要求尚有差距。据申银万国的分析表明，在资本缓冲准备方面，国内银行业平均水平在1.76％，除交行外，其他银行均低于2.5％的标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银行将需要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的挤压。

(三)海外拓展将面临资本障碍

加强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尤其是资本监管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议题之一。而随着全球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中资银行海外分行的海外发展模式或将改变，与西方同业的公平竞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管理。但未来业务拓展模式的改变以及当地监管要求的升级也将给这些分支机构带来严峻挑战，中资银行在海外的资本障碍变得更为迫切，不仅仅要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应实现资本来源的多样化。

(四)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产生长期影响

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思路和资本监管的国际趋势，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更应该围绕资本约束做文章，以有限的资本博取更高的回报，而不是简单地“以规模换效益”。在结束了简单的“垒大户”时代后，对我国银行业而言，在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精细化经营更应该被高度重视。细分客户、精细定价应该成为未来银行经营中的重点；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创新，加大不利用或少利用资本的中间业务在盈利中的占比，才是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态势的跟踪和应对

巴塞尔协议Ⅲ关于反周期资本缓冲以及流动性监管指标等方面还有待磋商，而且我国监管部门对相关指标的要求还在进一步的讨论和论证中。因此，应密切跟踪巴塞尔协议Ⅲ和我国监管部门关于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最新动态，及时研究应对之策。

(二)制定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加强资本管理

针对巴塞尔协议Ⅲ所反映出的国际资本监管趋势，建议尽快着手制定科学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通过规划引领银行资本管理的短期和长期机制。

(三)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

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增加内部积累，股东注资等方式及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提高资本质量。

(四)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建立风险和收益匹配的“轻资本”模式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因此，从中长期看，我们应主动调整业务模式，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准确、科学计量资本，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流程，加快资源整合等策略，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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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经营管理；措施

几年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由于管理运营的落后和资本体系的不健全,业绩和竞争力都和社会期望有着一定的差距。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顺应时代要求进行了一场银行走向股份制的改革,是从社会主义“大一统”银行体制到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这场改革完善了中央银行制度,“由传统的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过渡,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同时完善了商业银行制度,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明晰的微观银行体系”。

1商业银行改革后仍存在的问题

在这场改革中,由于初级阶段我们的各种体制和经营模式还不是很健全,并且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不是某项具体业务制度、管理办法和管理方式的简单变化,而是体制和机制的根本性变革,是一种制度和体系的创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仔细思考之后,就会发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仍存在若干问题。我们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提出解决的方法。

1.1治理结构尚欠规范和科学

(1)杂乱管理框架问题。根据西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及运行机理来看,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制度在同一银行中不能并存。但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不仅这两种制度同时存在,甚至还有中国特色的岗位和管理层,基本上是“一个拼盘”,运作起来有许多问题。相关人士现在普遍存在一种担心,即这种“多龙治水”的管理框架可能会导致实践中的政出多门,进而降低经营管理效率。

(2)用人制度的问题。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可是,已成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仍没有摆脱僵化的旧有组织管理体制的制约。其表现是各层级的管理者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激励方式与一般提拔选用党政干部没有什么两样。这种现象扭曲了其本身的经营行为。

1.2管理体制比较落后

(1)管理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变。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格局和多层级经营机制没有实质性改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置,不仅付出了高昂的创设成本,而且导致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分散化与低效率。没有在组织制度创新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其内部机构的组织成本和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也就远远高于外资商业银行。

(2)绩效考核的缺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评机制侧重于衡量短期绩效,核心任务是规模的扩张或既定规模下的利润最大化,基本上只能完成对短期业绩的结果考核,摆脱不了传统的结果管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被考核机构或个人重视短期业绩而忽视长期成长性要求。我国经济资本和经济增加值的考核理念和考核模式引入国内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相对复杂的核算办法容易导致在传导和执行中来自分、支行的抵触。绩效考评机制的落后导致战略转型执行力实施的弱化。

1.3经营方面存在的不足

(1)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处于较低水平。就目前情况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还处于较低水平。资本金比率偏低,表明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另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整体赢利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亏损。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事实上并未参与各行的具体经营,更谈不上管理上的决策,希望其倒逼国有商业银行创新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的良好初衷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基本上没有起到引进创新的作用。

(2)资产质量基础存在不良隐患。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已从改革前的40%~50%,下降至2006年的7.5%,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剥离”的结果,而不是依靠自身机制的改善。也就是说,现在不良贷款被消灭了,可是体制、机制、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的问题依然存在。资产质量的基础还比较脆弱的这些深层次和潜在问题会在一定的时间暴露出来。较高的不良贷款给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大大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在不良资产剥离过程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暂时下降,可不良隐患仍然较多,不良贷款反弹的预期率和可能性还很大。

2针对商业银行改革后存在问题的改进措施

以上列举的这些问题,看似很混乱复杂,但这是我国对于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我们积极面对,仍然能找出坚实可靠的办法进行解决,使我国的商业银行及整个金融体系又好又快发展。

2.1建立合理的治理框架

要把公司治理的国际惯例与中国特色有机结合。可以借鉴美英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遵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原则,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三个层次,构建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应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按照集约化经营原则,实行机构扁平化,整合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按照现代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审慎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高综合管理与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加大培训力度等。

2.2更新银行的管理体制

根据管理格局的落后建立“总行——一级分行(城市行)——支行”的扁平化经营管理体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就拟定发展战略和规划、改革风险内控体系、实行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推进人事激励改革、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以及做好改革培训宣传工作等方面制定了专项改革方案,多项改革已进入实施阶段。银行还对考核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加大非财务指标、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考核的权重,以真正实行以经济增加值(EVA)为核心的新的绩效考核体制和财务配置方式,从而使绩效考核更加合理。

2.3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

针对目前国有银行资本利用率低的现状,我们应该允许银行使用比分行经营竞争力更强的混合经营方式。这样不仅能扩大银行业务范围,还可以使银行的收益率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应努力扩大中间业务和投资业务,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国内金融界应积极寻找恰当的分业与混业的交汇点,探索分业条件下的业务交叉经营”。银行还应降低传统的信贷业务扩张对经济周期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性,特别是部分行业景气程度的敏锐性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2.4外部相关政策的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外部环境,政府不要通过商业银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要给商业银行一个自由的经营环境。把权力通通交给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金融市场,间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打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鼓励其他商业银行与其竞争,从而增加整个体系的竞争能力。除此之外,还应加快金融法规建设,改善法律环境,规范金融信贷市场。

篇8

2010年,注定将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留下印记。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消息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在年内召开。虽然具体时间尚未最后敲定,但预测是下半年。

作为每5年一次的金融业改革盛会,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向标,金融业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将在本次会上勾画出清晰的路线图。

与往次会议不同,本次会议在国际金融危机喘息甫定之际提前召开。其涉及的15项重大议题的广泛调研,亦创下历次之最。

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曾三度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曾三度召开,对构建国内现代金融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大会议由此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标志性时点。

为筹谋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10年初,包括中央财办、中编办、国研室、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在内的20个部委已经形成“总动员”,并各自领衔了由国务院直接部署的15个重大金融课题。迄今,这些课题已进入密集调研阶段。

这些课题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金融综合经营和“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等15个方面。

20部委紧急调研

15个高度凝练的重大金融课题,触及了当前金融领域改革的诸多敏感地带。

这些课题涵盖了监管体系、公司治理、政策性银行改革、金融国资管理、人员管理等领域,实为历次金融改革的再深化。

具体来说,15大调研课题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干部队伍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明确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和约束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班子和高管人员管理、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改进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加快债券市场改革发展、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探索地方金融管理模式等。

这些课题直接服务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战略决策,虽可能与金融工作会议的最终内容有所出入,但课题报告的决策建议与改革方向的最终定夺高度相关。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2007年会议召开前,金融监管决策部门也曾分别牵头对多项课题展开了调研,这些课题的内容包括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农村金融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资本市场发展、金融业对外开放、国有银行改革、保险业发展、公司治理结构等。

其中,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农村金融改革、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这几个课题,至今改革未果,成为改革的硬骨头,也成为本次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点。

迄今,15个课题研究小组已相应成立,并由相应部委领衔主导。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要参加所有课题小组;证监会和保监会除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不参加外,另外14个课题均参与;外汇局参与8个课题小组;发改委参与6个。中司作为汇金公司母体,成为三大国有银行的大股东,亦参与了“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明确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和约束机制”、“推动政策性金融改革”、“改进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4个课题。

针对15个课题的密集调研和研讨已经展开。“最近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会议非常多。我们都快成了研究机构。”发改委一位副司长告诉本刊记者。

会议提前召开,让各个课题小组的时间甚为紧迫。银监会的一位官员指出,虽然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还未最后确定,但各大课题的调研报告要赶在年中完成。而由于所有报告都要跨多部门协调完成,更增加了操作和协调难度。

要完成每个课题报告,一条基本的程序是:各个课题小组除了开工作会之外,还要去外地调研,随后由牵头的部委完成课题报告的初稿,然后针对初稿征求各个部委意见,协调各方声音达成一致观点后形成报告并完成会签。

“如果年中就要出成果,其实现在时间很紧张了。”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说。

前三次金融会议的“暗示”

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系统最高级别的会议,成为观察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风向标。

1997年11月,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防止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势在必行。由此,国务院首次召开了由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和各部部长参加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

这次会议,首先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改为按区域设立9个“大区行”。同时,对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随之成立。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责处理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和广国投;对信托业进行了第五次清理整顿。

经过这次金融改革,中国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随着我国2002年成功加入WTO并作出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承诺,如何保持开放竞争格局下中资行的竞争力,成为推动改革的外部倒逼力。其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呆坏账积重难返,在理论上已经处于破产境地。

为挽救国内金融命脉,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该此会议决定,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上市。并将农信社改革提上重要日程。

本次会议后,中国银监会应运而生,至此,“一行三会”的管理架构搭建完毕。同年,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诞生,其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上述三行陆续登陆完成股改上市。与此同时,在央行发行专项票据和再贷款置换不良资产的前提下,农村信用社改革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本次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焕发新面貌,但仍处在“形似”而非“神似”的阶段,2007年随着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金融业的再改革。

2007年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金2000亿美元。彼时,对农业银行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政策性银行改革开始破题,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之途确定。

本次会议后不久,全球即遭遇了长达2年的金融危机洗礼,中国的金融机构虽受波及有限,但金融危机给予的警示颇可圈点。如何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如何加强对“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的监管、如何建立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如何对金融高管实施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成为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新课题。

除了这些新课题外,一些老“顽症”也待求解。如巨灾险的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金融国资管理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对本刊记者说,“很多老问题都还没解决”,相较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推进速度缓慢,这一是因为专业性强,二是因为牵涉各个部门甚至个人的直接利益、头绪繁多。

一位长期跟踪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经济学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比较容易的部分已经动了“大手术”,下一步的改革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机制、体制的问题,继续走下去,会有更大的困难。

监管格局可能重整

这些困难当中,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首当其冲。

尹中立认为,在这次新提出课题当中,有几项内容均涉及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和总结,而确立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就是一个典型。即: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宏观和系统角度防范金融风险。

这对于中国有着现实的意义。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为确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的完成,央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9.59万亿元。巨额信贷背后,贷款集中度问题突出,不仅客户结构,而且期限也高度雷同。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针对个体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不能完成对风险的全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提上日程,即更关注金融机构的整体系统性风险。

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认为,目前的监管主要是微观监管,但对整体的系统行风险以及综合经营造成的风险传递,现在还缺乏行之有效的衡量手段。

他建议,通过“一横三纵”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检测系统性风险。“一横”是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来直接作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构;“三纵”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具体的机构监管和业务监管。

但这一框架的实现并不简单,这意味着现有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将重新整合。

2003年,伴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此后为解决监管协调难题设立了不定期的监管协调工作会制度,但这一监管体制在加强监管专业性的同时,产生的弊端亦清晰可见。

随着国内金融综合经营的深化,银行、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已经呈现混业格局,一些大型央企亦大量介入金融领域,这对监管协调带来了新的挑战。受制于现有分业监管,往往对于混业风险鞭长莫及。

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凌驾于“三会”之上的构想曾屡被提及,但最终不了了之。

本次宏观审慎监管,以何载体承担,直接涉及未来的金融监管格局重整。

治本期待

与上述改革难题并行,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是另一块“硬骨头”。

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深刻教训是,金融机构短期化的激励必然会引致过度的风险。如何能够通过完善其治理结构来达到“治本”之目的,是此次由银监会领衔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课题小组的重要目的。

加强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商业化的公司,是多年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但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现状显然没有达到改革者的初衷。

中国金融机构虽然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风险和内控部门在金融机构中仍然显得相对弱势,普遍来看,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都不够强。同时,金融机构往往过于做大贷款规模来创造效益,而创新不足。

突出的表现是,改革十多年来,中资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翻了几番,但中间业务所占比重却提高缓慢。在去年天量信贷的情况下,银行公司治理缺陷更加突出。

随着9.59万亿天量信贷的投放,银行资本金缺口也水涨船高。高资本消耗的规模发展之路,已经让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广受资本束缚。

“如何去完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摆在全世界监管者面前最大的难题。” 尹中立说。

另外,在本轮课题调研中,加强金融监管干部队伍建设首度被提出。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与日俱增的情况之下,金融监管的队伍能不能跟得上市场的成长、能不能在找到金融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平衡,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邹平座认为,金融业的发展必须要以严格监管为前提。在金融发展的现阶段,应该强化监管而不是放松监管,科学的监管是金融创新的前提。但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管脱节,而监管空白和监管交叉并存,没有达到现代金融业监管的要求。

“现在市场培养出来的人和监管机构培养出来的人在某些方面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拉开,很可能成为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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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内容概览

第一次(1997年11月17日至11月19日)

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银行业改革内容:

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重要改革措施。

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另外对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的省分行被撤销,改成9个大区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得到了加强。

第二次(2002年2月5日至7日)

我国刚刚成功加入WTO并作出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承诺

银行业改革内容:

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与海外上市项目的实施上得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支持。

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

第三次(2007年1月19日至20日)

近五年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获得了重大进展,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上市日渐完成,证券市场结构性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保险投资领域大幅放开,利率市场化、外汇体制改革亦取得了长足进步。

银行业改革内容:

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深化分支机构和基层改革。

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

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首先推进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

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公司债券。

进一步推进保险业改革发展,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提高保险服务水平。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防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8.051

1.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处于一个快速增长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商业银行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微信支付与第三方支付软件的发展越来越集中，商业银行的发展动力需要得到增强，这样才能提高金融产品或服务本身的竞争力，以此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商业银行的发展动力，提高商业银行远期收益，降低商业银行的短期管理风险。根据金融产品与服务本身的发展情况来看，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以提高自身的发展动力，改善经济状况。通过调查得知，2014年我国人民币的新增数量突破了83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86万亿元人民币的一个新高点，通过对比2013年得知，2014年增长保持在20%的增速，而且全国经济发展动力推算2016年的数据将达到新的高点100万亿元人民币。因此未来我国的人民币增长量将呈现出一个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

商业银行在面对商业个人信贷方面，主要人手分析消费者信贷及其他信贷模式，消费者信贷主要以融资为主，而其他信贷模式则以贷款模式为主，根据外币存在风险与票据融资风险本身的合理性来看，人民币升值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正在慢慢提高，商业银行本身的发展动力也以消费信贷为主正在逐步增强。

2.商业银行消费信贷存在的风险

2.1机制不健全风险

商业银行国有化的发展是根据市场机制及内部发展动力相互结合的有效形式，根据商业银行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结合市场的实际情况与消费者反应，可以发现商业银行国有化成都的速度正在加快。信贷风险也伴随这种情况正在逐步上升，内部机制不健全的因素也在慢慢提高，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发展动力也有所降低，内部机制的恶化与限制，导致内部信贷的各种控制与发展都存在不健全的可能性。

2.2不良贷款风险

2014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再次迎来新的挑战，针对这种情况，处置不良资产力度可能会增加。据中国银监会的2013年度监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十二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921亿元，比年初增加99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较年初上涨00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本身的概率还是有所提升，中小企业的还贷能力变差，贷款资产质量的情况也越来越差，导致银行的利率差变得不可控制，产生了很多附带问题。

2.3不良竞争风险

随着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来看，按揭贷款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买房和买车的人群偏向于年轻群体，很多年轻人没有消费能力，但是依靠贷款获得住房和汽车，在其不具有还贷能力的时候会选择放弃贷款，将房产和汽车交给银行。2015年的经济数据已经显示出我国贷款压力呈现出直线上涨，2016年的贷款违约比例还会呈现出近一步的增长势头。首先，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本身缺乏制度规范，很多商业银行贷款的信用问题也逐步提升，导致很多中小企业的资金贷款额度变大，资金申请难度提高，一些企业甚至拒绝还贷，商业银行自身的资金流陷入一个困局。在一些审核程序上，用户的风险逐步加剧，消费者贷款的稳定性变差，让很多消费者放弃贷款，产生连锁反应。

2.4汇率波动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指的是因为世界各地货币交易产生的溢价浮动风险，在货币交换过程中，会因为当天市场变动产生汇率兑换波动，影响本币价值的一种风险。首先，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商业银行交互需要多种外币的存储以降低汇率波动风险，保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其次，现阶段的所有外汇贷款与兑换都由商业银行完成，外汇存款面临匮乏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货币兑换匹配危机，甚至会配错货币额度，产生经济下滑与信用危机，这一个方面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干预，降低风险。

3.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的解决途径

3.1建立银行高管选拔、激励、约束机制

根据银行高管本身的经历，内部选拔会比较有优势，根据专业能力，责任感进行管理人员的筛选和考核。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内部任命机制，保证人员自下而上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通过精英队伍的建设，制定有效的商业银行发展模式，让利益相互衔接，保证银行的稳定发展，提高商业银行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操纵性，改善商业银行内部的问题与管理障碍。

3.2加强对贷款审批的管理，降低不良贷款率

应严格按照贷款审批程序，选择强信用贷款在中长期贷款。同时融入金融产品创新，开放创新利润增长点。商业银行资本规模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关系，表明银行资本规模的增加可以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并配合资产负债结构，新的资金要尽可能投资于高流动性、变现能力强的资产业务，同时保持资本贷款的灵活性，提高主动负债的管理水平。

3.3对网上银行、信用卡等新兴业务创新发展

网上银行与信用卡支付及金融方案已经是B2C商城、B2B、020的各种互联网+的营销理念，因此商业银行开发消费者信贷需要从这些地方人手去解决好消费者信贷的人口问题，通过打造消费者信J人口，改善消费习惯，让商业银行本身的利率同期发展规模得到增强，扩展更多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用户，提高积极性和市场占有率，提高消费者余额消费的观念和积极性。商业银行是社会资金与金融产品、服务的载体，应向支付宝学习其优点，加大对网上银行的开发力度，建立多元化的客户服务模式，满足多种人群需求，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供便利安全的支付环境，扩大消费网点，做到全国消费网店的全覆盖，并且，完善手机掌上银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在信用卡方面，完善信用卡的还贷机制，拓展信用卡的应用渠道。

3.4健全外汇管控制度。提高稳定性

利用外汇管控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加入外汇控制风险防范机制，加入细化汇率风险的控制能力，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汇管控能力，降低风险。对于汇率风险的内部控制及操作规则而言，第一，健全外汇管理制度，利用信息系统和信息规划，防范利率本身的风险，加强商业银行本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提高风险防范动力，让风险规避机制可以顺利运转。第二，根据外汇业务内部审核与外部管理，同意汇率风险，提高电子化与管理化的执行动力，让外汇交易风险点的动力得到增强，保证资金外汇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根据业务审核能力定位，提高业务转型动力，开发新的金融产品。第三，以客户为中心，提高客户体验，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让客户自身感受到更好的金融体验，明确未来发展路线。

篇10

关键词:银监会银行监管监管理念

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从我国金融实际出发,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两年多来,银监会为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和强化我国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银监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制,即法规建设;二是监督,即实施。这也正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银行监管机构界定的职责。

首先,监管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止到今年4月底,共了127件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其次,狠抓落实,持续监管取得新成效。在银行业全面推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并及时推广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落实降低不良贷款各项措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此外,银监会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和业务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引导我国有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快面向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等。

这些举措都是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贯彻监管新理念的具体行动。在成立之初,银监会就明确了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即“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理念就是指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基本原则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共识,这就是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核心原则同样存在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目前针对核心原则的修改工作,正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对照核心原则,检查我们监管实践,既可以发现问题,又可以明确方向,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根据银监会的文件和会领导的讲话,银监会“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的内容如下:所谓“管法人”,即考虑到银行监管指标集中体现在法人层面、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各类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所以需要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分割监管方式,实施法人集中监管。所谓“管风险”,即在加强对银行机构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把监管着力点放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上,进而做到在资源分配上以风险为基础,风险大,多监管,风险小,少监管。所谓“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提高银行的自控能力。所谓“提高透明度”,即要求银行真实、规范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让社会公众知情,借此强化市场约束。同时,逐步提高监管部门自身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应该看到,“三管一提高”的监管理念有效指导着银监会的监管实践。然而,随着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银监会在深入贯彻监管新理念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一、“管法人”

“管法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视野上的“并表监管”。所谓“并表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内的所有业务进行适当的监测并认真落实审慎监督各项原则,从机构角度看,其中不仅包括银行的国内法人还包括银行的国外分行、各类附属机构和合资机构。从业务范围上看,监管当局应该审查银行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各项银行和非银行业务,以及国内外机构从事的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是指对单个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但从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来看,即从并表监管来看,一方面,银监会需要制定合理规划,要求银行法人向监管部门报送并表数据和管理信息,强化对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另一方面,银监会要加强与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的沟通,了解银行集团所属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对银行的影响,并视情况采用适当的监管措施。具体来说,实现从“管法人”到并表过渡,银监会要充分发挥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根据“三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落实好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分工合作框架。

目前各监管部门的合作还是停留在互相“通气”的阶段,在监管工作的开展中,各个部门监管各自分管的行业。从实现对银行有效的并表监管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实际上,国际经验也表明,并表监管能力较弱是许多国家共同的软肋。

二、“管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监会提出的“管风险”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审慎监管,而重点又放在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状况。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指导银监会工作的“监管四部曲”,即“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更为具体地来说,首先,银监会督促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特别考虑到近期出台的有关监测不良贷款迁移率和偏差率的新举措;其次,严格执行充足的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备,加大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做实利润;再次,鼓励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从而恢复银行的稳健性。

然而“管风险”并不完全等同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所谓“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是一种基于对银行主要业务线的识别和全面了解,以及对各主要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按类别进行风险水平、风险发展方向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规划监管行动和检查方案,确定风险评级并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的有计划、有部署、前瞻式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观念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近几年才系统建成并付诸实施的。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只有全面完成了整个银行业的财务重组、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后,才可能具备向以风险为本监管过渡的客观条件。

三、“管内控”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银监会在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加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与监督等等。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控效率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首先,商业银行应该按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在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中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政策,规定内部控制的原则和基本要求;着力培育内部控制文化。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将内控和内审结合进行。为此,银监会即将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专业、规范、敬业和具有独立性的内部审计队伍,从商业银行内部构筑防范风险的防线。商业银行应建立内部审计垂直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内部审计质量,树立内审权威,并建立内审部门与银监会直接汇报渠道。再次,商业银行,特别是拟上市的商业银行应该结合本行的情况,认真考虑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指导原则组建专门的合规部门,以强化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从根子上减少各类大案、要案和违规事件的发生。

四、“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要求增强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和银监会自身的透明度。2003年《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按照规定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和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相关方面的披露,内容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银监会已经做到按季披露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汇总数据,而且在制定法规时主动征求商业银行的意见。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近期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完全达到上述办法的要求较为艰难。到2004年底,按照资本充足率新标准达标的银行仅有30家。上市银行特别是境外上市的银行(如交通银行)的信息披露与银监会要求的差距较小,而其他非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与办法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也表明只有财务状况较好的银行能够更加充分和真实地信息披露,而财务状况欠佳的银行则难以做到。因此,对于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客观上还要实事求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信息披露的结果可能对市场信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