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市场就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场所或接触点，市场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的当事人，称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以买者、卖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活动中不仅有买卖双方的关系，还会有买方之间、卖方之间的关系；

2、计划经济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资源的分配，包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计划决定。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篇3

有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因为免费，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最后被啃成不毛之地，羊饿死了，牧民也全都破产。于是，便产生了因为没有规划的“公地悲剧”。

规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规划，明明是大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直到20世纪随着第三世界的强力崛起，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人们接受。但苏联解体前后，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可能在于信息永远不完全。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他认为，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规划的不可行。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在战场上，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许小年先生说企业家多成于试错，试错正是规划在先，不可能无厘头乱来。

市场为规划选主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脑来作规划。如果人人都去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

谁做主脑？有人会想到，由最有智慧的人作，可谁最有智慧？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此路不太可行。还有人会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做主，可谁最了解全局？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所以，不管人选是谁，都会存在类似疑问。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问题在于，哪里去找伯乐？如果有两个人声称自己是伯乐，而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那么，哪匹马是千里马的问题，就演化为谁是真伯乐？

市场恰能分辨真假“伯乐”。比如，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但张三辨认千里马的成功率高达九成，而李四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人为权威，通过试错作出选择。

可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规划去。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核心在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又可以说是“看不见”。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付托于看不见的手，很不应当。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规划与不规划的统一，已由一位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规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且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正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例讲，装配电脑，如果分部件来购买，就会出现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的成本和其他时间和精力等成本计算之后，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正确答案，但交易费用的计算则来自于规划的主脑。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他的计算——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主脑们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张维迎先生提出“市场=价格+企业家”，重复了科斯的错误，没有看清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做“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或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总体上要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政府的规划。市场与规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而已。从这一点来讲，市场有点像一架超级计算机。

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市场的本质在选人计算，哪还有政府能够配置而市场不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凡需要人来配置资源的地方，都是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因为市场机制原本不过是选人机制。如果的确存在不需要考虑效率的领域，则市场可以退避三舍，要不然，市场都应该当仁不让。

这正是“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荒谬，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优机制，在住房问题上，为什么就只能为一部分富人配置资源而要留出非市场解决的余额呢？更要命的逻辑还在于，政府建设保障房不也是配置资源吗？不也得由人来配置吗？而市场不就是找到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吗？从计算的角度讲，市场与政府并没有绝对界线，只是市场的选人的范围更大，因而计算总体上应该比政府更高效。

但这同时也划出了市场的边界，因为不管是谁计算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如果系统无限开放，仅信息不对称就足以让人的计算失灵，通常所说的投机盛行或其他市场失灵甚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追根究底，实质上都是系统过度开放导致“我”的计算失效的结果。事实上，系统无限开放，也选不出真正会作规划的主子——“我”。

真正的市场机制模型在环境权益交易上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彰显，并用专有名词作了表达，即“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196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首先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1986年，美国环保局颁布有关排污许可的贸易政策，并在一些地区开始实施。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通过，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排污权市场正式启动。实践证明，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做法是成功的。

排污权市场是个标准、正宗和地道的市场模式，“总量管制”就是价值认定，就是规划在先。“管制”之所以在“交易”之先，即因为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际上都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根本就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模式，“交易机制”缺乏总量规划，缺乏价值认定。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则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缺乏总量规划和价值认定，不构成自由市场，而只是无序竞争。

产权清晰与规划和

约束一体两面

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个脱离限定系统的典型，缺乏总量规划，陷入无序竞争，乃至如今严重脱离客户需求和购买力的基本面，无论房价收入比，还是租售比，都远高过国际标准。

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

道德教化

制度化结构

自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的经济生活制度确立以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严重问题，诸如功利价值观的理性膨胀、人文精神萎缩、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等。如果仅仅依赖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及其法律保障体系，这些深层次问题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只有同时迈开道德教化这条腿，我们的社会生活才能健康发展。

一

市场经济是从微观层面推动社会经济整体运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根本立足点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市场行为。市场经济原则赋予每个经济主体以自主、平等的经济地位，并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方式，解决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市场经济不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的超经济关系，视自主、平等为确定、普遍的原则。但在实际运行中，市场原则的普遍一贯性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得以最终保证，还有赖于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

市场经济的运转被归结为各个经济主体的竞争，其心理根据在于市场经济原则确认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根本驱动力是个体的“趋利避害性”，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主体才去参与竞争。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反倒被视为“导出”结果，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已不具有基础性意义。

“趋利避害性”根源于人的“动物性”。从道德教化角度看，这是在人性的提升过程中需要削弱和消解的内容。不过，人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现实过程，“理想”是在现实层面的升华。伦理道德的“应然”和社会历史的“实然”的绝对对立只能导致混乱。没有有序发展的现实，人性的理想化便失却了根基，对人类的伦理关怀和终极担待便只能是一句空话。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合理利用。首先，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生活制度，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在人的内省、超越意义上讲，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生活类型。故而人的自然属性在有限范围内被刺激、利用，并不必然导致人类内在生活的贫困，也不会对人之为人的理想人性的塑造产生根本性伤害。人尽管有其现实性，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但人与现实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严格决定论”的。人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世界，他不光有向外的追求，还有向内的追求，人是唯一拥有内省能力的动物，应该能够克服那些由于对自身原始生命冲动的利用而产生的负效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意义上的人的确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总体制约”，尽管在某些时候有过一些可怕的“群体疯狂”。其次，合目的性是规范理论的一贯追求。市场经济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改变人的存在环境，进而更新和完善人格，提高精神文明水平，所以，市场经济原则上也是一种合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虽然那种合目的性因其采用的形式而容易变得扑朔迷离，但只要规范调适得当，总能够彰显人的目的性。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文化筹划中，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成为“道德经济”。再则，从人格理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给每个经济个体创造了实现潜在可能性的几近无穷的机遇，强化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竞争、自强的进取意识。当然，肯定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基本驱动力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完美无缺，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大的困难。目前的社会问题大体可归为三类：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问题。如失业、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国有经济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乃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造成国有经济受损等。⑵.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行为主体超越规范造成的问题。如权力腐败、制售假冒伪劣、“黄、赌、毒”泛滥等。⑶. 市场经济运作机理本身造成的问题。如占有欲膨胀、道德滑坡、意义失落；人和社会的平面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金钱化等。第一类问题大部分可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产生新问题，设立新规则，规则可能滞后，但必竟是良性循环。因历史原因，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规则滞后，也是暂时的，不必苛求。难点在于，制度化结构不可能天衣无缝，“钻空子”在现实中存在，理论上也不无可能。“钻空子”的动机说到底还是“私欲”，仅靠完善制度实难根本铲除。第二类问题原本就不是制度化结构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化结构是否能够有效运作的问题，它关涉到人对制度的自觉，关涉到人的道德水准。第三类问题最难办。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这类问题层次便越深，严重程度亦愈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以限制“占有欲”为己任的，说它因刺激“私欲”而显得更具活力或许更恰当些。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功利价值观本身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外展”的而不是“内收”的，而且在向外施展的过程中并无确定的界限。功利价值观作为市场经济的价值铺垫，固有的外趋指向决定了它不会囿于经济生活这一狭小范围，它具有扩张到并企图支配人的全部生活领域的顽固态势。当代的政治、艺术、体育、家庭、人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不同程度地功利化，被金钱所玷污，就足以为证。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实现“目的性”的严重障碍，它们的最终解决唯一可资依赖的只能是道德教化。事实上，没有道德教化的经济生活制度是跛脚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有活力的、能够凸现人的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必然内在地要求道德教化。

二

道德教化是用伦理学说教育和感化人的一种人文精神活动，它既是人文精神的构建，也是人文精神在现实人生中的投射。它运用人类文化造就的一系列优秀成果，诸如价值信念系统、伦理道德规范、哲学人格理论等，塑造人、引导人，为人设置意义世界，创立精神家园。具体说来，道德教化就是对人格的系统构造、培育和提升，使人在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总体上趋同群体的稳定的身心组织，并以此表征人的本质存在状态或生存样式，使人的自我同一性达到某种程度的“程式化”。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讲，人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格力量的支配，故而规范人的行为，归根到底是通过道德教化构造价值信念，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进而锻造人的品格、陶冶人的情操，扩展人的生存境界，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唤醒蒙昧的“自我”，节制放荡的“本我”，赞颂神圣的“超我”（暂借弗洛伊德的概念，并非完全接受他的观点），把人类丰富多彩的内在生活世界展现给世人，使那些因而迷失“本心”的灵魂自觉，更多地关注意义世界，关注人生价值，懂得人生的幸福不光在于感官欲望的满足，更重要地还在于心灵的安宁；懂得人生幸福在于外在追求和内在追求、灵与肉、现实人生和理想人生的和谐，使人们能够体验到人类生存的完善而又崇高的境界。

人并非现存的存在，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不具备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现成规定性，而只是根据内在的可能性不断筹划自己，在永不停息的流程中不断获得自身的本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25,31节）。这里凸显的不是人的“现存的存在性”，而是人的可构造性。那么，构造的依据是什么呢？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以某种动机为原驱力，动机则受制于生理和心理需要的满足，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心理需求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心理需求的特性、情趣、意向则受制于作为心理情境的深层背景的价值信念系统。也就是说，人对需求的选择、定向不能完全独立于一定的价值评判。我们认为，“心理境界”决不是纯粹理智推论的结果，而主要是激动人心的价值创造过程铸就的。如果这种理解可以成立，那么，道德教化就意味着确立某种“超越”的价值信念系统，从而营造个体或群体的合目的的“心理境界”，改变人的需求模式，提高人的需求层次。“伦理崇高”行为的“发生学”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一当行为者直接感受到的某种情境与他既有的道德水平和价值信念发生剧烈冲突时，便导致心理失衡，身心组织触发紧张、焦虑、痛苦等不舒服的情绪体验。依照认知心理学中“失调论”的观点，人总是有力求保持自己身心组织稳定、一致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人做出行为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于是，人为了保持自身心理的和谐状态，消除当前情境和既有价值系统冲突而产生的心理紧张和道德失调感，才使选择高尚的“道德行为”成为可能。道德感是在长期道德教化中建构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内化”伦理规范的结果。消除道德失调状态是个体内在地要求与社会保持和谐统一，道德的社会性恰好表征了道德行为的“无私性”。道德教化所要塑造的就是与此类似的心理境界。

市场经济的微观驱动力是人的“”，而造成“社会冲突”的最终原因也是人的“”。因此，“”也自然成为道德教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道德教化所造就的特定心理境界对人类欲望的应答，便是“”的道德化。“欲望”是“本我”的固有特征，是生命体的原始冲动。“绝欲”、“禁欲”必然伤害生命体赖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历史已经表明，禁欲主义是最糟糕的道德教化主张之一。另一个极端则是“贪欲”、“”，历史上除了个别主张主义的人（如魏晋的“杨朱”、古希腊勒尼学派的亚里斯提卜等）而外，几乎所有严肃的思想家都认为使人丧失尊严，使人沦为自我欲望的奴仆，是非人性的追求，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剥夺。只有通过道德教化达致的“节欲”才是完善人性的唯一方式。“节欲”的前提之一是肯定欲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本文认为，这种肯定主要不是由价值系统来实现，而是体现在已经模式化的社会生活规则（如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中；伦理道德规范则更倾向于对“”强度的限制和消解。有人担心强调道德教化可能走上禁欲主义的老路，以致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其一，市场经济规则是一种“硬规则”，它以“人欲”为基本驱动力，这对“人欲”的合理性已是直接地、现实地肯定。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观念形态是一种“软规则”，不具有对“硬规则”的直接否定性，它只是通过心理调适改变人对欲望的取舍态度，宁可理解为“渗透”、“感应”，也不能理解为“机械作用”。“硬规则”的直接现实性排除了“禁欲主义”死灰复燃的可能。其二，禁欲主义已经为历史所否定，而且我们所说的道德教化摒弃了道德绝对理想主义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排除了使道德教化成为政治手段的可能，仅将其作为“硬规则”的一种具有形上意味的调适和补偿机制来看待。

市场经济要靠“”来驱动，而“”总是表现为某种确定的心理趋势。就其纯粹的自然状态言，它没有自我约束力，市场规则也没有为其提供“否定”力量的机制。于是，从“私欲”到“占有欲”，“”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把人拖入无底“欲渊”。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私欲”，但“私欲”膨胀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坏市场规则，导致社会生活失范，其心理基础终究还是“私欲”的满足。这个恶性循环要打破，只有依赖道德教化的介入。道德教化所要做的是给行为主体建构较高层次的心理定势，以资自为地完成“欲望”的道德化。私欲的膨胀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心理满足的情绪体验，如果抽掉其心理支承，或弱化其内驱力，便为“节欲”创造了内在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建构方式不是基于利害的理智算计，而应该遵循形上、超越的理路。正当功利主义在近代伦理学中炙手可热之时，熊十力先生就指出：“若夫以功利之见而论道德，必以为人各欲遂其谋利功之私，而以己私莫可独遂，必于己外顾及他人，甚至以利诱人而便己之私。久之，因社会关系形成清议种种制裁，逐渐养成道德感。此种肤论，不足与辩。”（《原儒》下卷）明确反对以功利算计充任道德形上学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法制经济。随着历史发展，规则便会日益精细，成为庞大复杂的规则系统。这就产生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人和规则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规则本身不是生活的目的，“硬规则”总不免外在于人，只有道德教化才能造就外在规则的内化过程，使规则不再是对行为主体自由的“限制”，而一变成为人自由存在的表征。由“他律”到“自律”乃是人格自由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规则的内化过程，人就会被镶嵌在规则的夹缝之中，幽禁感、压抑感就会使人喘不过气来。道德教化是更一般地对待人生的方式，甚至它自身就是一种生活，就是人性的超拔和创造。道德教化足以成为人类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现实世界的联接方式，“硬规则”只针对“实然”的人，而道德教化却使人从“实然”走向“应然”，并把哲学的“必然”涵摄于这一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硬规则”只能是道德教化的必要补充而不是相反。绝对排斥内化过程的“硬规则”，对于人生永远抹不掉“”的痕迹。

三

篇5

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市场使城市的各部分都成为活跃的经济单元，并使城市本身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体系，许多崭新的力量可以在无数点中的任何一点上改变和增长。这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消弱了政治权威的个人影响，改变了城市规划体系中的权利关系，并使这种关系趋于复杂，但却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市场体制引起了政府规划职能、社会利益集团、公众及个人要求等权利关系的新变化。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规划由于权利构型还不稳定，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真正适应从计划到市场的这种转变，从而使城市规划从制订到实施管理时常陷于自相矛盾之中。其原因有时是政治权威对规划进行不合理干预，有时是由于城市规划立法体系不完备，或者有时是受社会利益集团影响造成的。城市政府中的许多行政权威一只脚已踏入市场经济的门槛，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之中。这使他们不能从政府市场的崭新关系的前提下对城市规划实施控制。这往往是导致我们许多城市规划失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既是政治学也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对城市规划实施控制的实质和出发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既是一项社会经济活动，又是一项政治活动，它更是一项法律活动。

2 城市规划中的权利构型

城市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及其在政治市场架构中的功能，都隐含着权力的运作关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它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而人们通常将权力看做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

所谓“权利构型”在这里用以界定城市规划中的权利结构的总体关系。具体而言，“权利构型”即联结城市规划各种权利关系的总体架构，它决定城市规划从制定、实施、管理这一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与范畴，甚至决定规划师进行规划编制的可能方式和思路，决定城市规划运作的现实形态。

人们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城市规划完全由这种权利构型所统摄，形成特定的城市规划体系网络，权利构型从内部对所控制的事物进行调整、解释，赋予它们以特定的秩序。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的权利构型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权利决定关系，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为政府行为的城市规划只不过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公众和社会利益集团只能处于被动受控地位(见图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规划权利构型是典型的权威制度的表现，这种制度往往以简单的方式对社会采取严格的控制，与此同时，这种体制还造就了大量的行政权威，行政权威的作用有时可以使规划师处于绝对卑微的角色而只能顺从，城市规划因而才形成“墙上挂挂，纸上画画，不如领导一句话”的局面。而公众和社会利益集团更必须遵从“计划”的严肃性而牺牲一切可能产生的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并洋溢在计划经济的一片祥和气氛之中。

市场经济打破了这一派祥和之气，经济活动的主体由政府变成企业，同样作为政府行为的城市规划则是对城市资源和发展要素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环境下，按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综合协调和配置。城市规划是政府强化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对各种资源要素从宏观上进行引导和限制的重要手段。在市场条件下，城市职能趋于多元化，城市规划将面对公众、社会利益集团等利益主体，并体现政府的立场，其权利构型呈现较为复杂的作用关系(见图2)。

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城市规划的主体仍旧是政府，所不同的是，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因此，政府对城市规划的控制更应强调法制管理，健全的规划法律体系是城市规划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反映政府立场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公众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打一个比方，规划师就象一个顶盘子的杂耍演员、从不同方向，不同利益集团抛过来的盘子在规划师这里都需要进行平衡，规划师所扮演的基本上是一个咨询策划者的角色。规划师在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的前提下，提出规划文本，一般情况下，其委托主体是政府，政府审批规划并将其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并纳入管理程序，这个法律文本将对公众和社会利益集团起控制作用，同时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亦构成相应的约束。在这种权利架构中，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显著增加了。它们有时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政府，有时社会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成为规划项目的委托主体，这种委托主体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很大，它有时可以直接影响政府的行政权威，从而使行政权威越出政府和法律对他的授权，以个人命令取代法律程序的方式对该利益集团规划的项目予以确认。这是市场条件下城市规划权利关系的一个负面情形，即社会利益集团对行政权威的操纵。与此同时，公众参与无论在规划操作程序和规划法律框架内或者在城市规划实践中均未得到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体现。这一切都与计划及市场两种体制相并存、相摩擦、相碰撞所激发的矛盾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权利构型是不稳定的，它显现了我们城市规划运作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的脆弱和不完备。这并将导致我们的城市规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经常处于两难境地!

3 行政权力的不合理扩展和城市规划的瓦解

政府是城市规划的主体并不等于行政权威可以对城市规划的制定、或已制定的规划随意进行主观上的干涉和更改。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几乎随时都在发生，这些行政权威有时甚至比规划专家更有权决定某些本应由规划专家考虑的事情，如建筑的造型和色彩等。行政权威对诸如某一块地皮应该给哪个房地产公司开发这样的问题的关注，有时甚至超过他对更大范围城市全局战略问题的关注。这几乎使规划专家感到无所适从。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许多行政权威根本不在乎任何科学的依据，武断地要求规划人员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硬性提高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在立法保护的历史地段插入开发项目，改变业经规划的用地的性质和功能等等。这使得城市规划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已经蕴含着自身瓦解的种子。其根本原因即是行政权力的不合理扩展。

城市规划一方面由规划师的工作和政府的审批而使之法律化，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又自始至终受到行政权威的行政控制，如果把法制化的城市规划也当做一种权力，那么这种权力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尤其与个别行政权威的行政权力之间时常产生冲突，这便埋下了城市规划瓦解的种子，这不免使人联想起“权大还是法大”的陈旧争论。而无论怎样争论，事实总是，行政权力总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侵入“法律权力”之中，甚至有时还起支配作用。这样，城市规划便有经常在各种层次上以多种变异方式被重新构造的可能性，这与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对规划作出的理性修改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行政权力侵入法律权力后对城市规划的一种粗暴扭曲，这种扭曲最终将有可能导致城市规划的瓦解。

4 权力的极限与平衡

任何权力都应该是有极限的，对规划而言这就是要将权力最终纳入到规划的法律框架之中，并与其它权力相平衡。

政府是城市规划的主体，这是说政府作为一个权威组织在发挥控制作用，这种作用需要有一定约束机制，即需通过一定的法律来约束政府的城市规划行政行为。形成规划师、社会利益集团和普通公众只对有法律效力的规划履行其承诺的局面。行政权威个人的行政决定不予纳入规划管理程序。如果行政权威的个人意见是合理的，应将其纳入法律程序后再纳入管理程序，这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利益集团对行政权威的操纵。

规划师在规划中必须体现政府的立场，但其有权对技术问题作出决定。社会利益集团应尽可能与规划师合作，以便使其利益得到合理的体现。公众参与应纳入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法律程序中。

篇6

（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并求得发展，需要不断地筹集到资金。从企业资金来源的构成来看，企业成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内部资金积累和外部资金投入。内部资金是指企业留利和折旧资金，由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留利水平低，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外部资金，而外部资金需要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其中短期资本通过货币市场筹集，长期资本则通过资本市场筹集，按照资金是否在供求双方调剂，可以把长期资金的筹集方式划分为两种方式，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由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协商进行的资金融通。通过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方式进行的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则是由企业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向资本的最初所有者筹资，它的基本形式是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零散储户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来的资本以贷款、购买企业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业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的优劣如何，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的信贷范围比较广泛，使得融资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而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与运转，开发多种金融商品与融资渠道，使融资成本相对降低、金融风险减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掌握融资的主动权，能对企业构成信贷约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与配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融资具有相对优势。而有的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的融资成本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由此来看间接融资的成本从总体上并不比直接融资低。其次，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由此他们认为，间接金融优势论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方式则具有相对优势。

从实践中看，各国在融资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举的。不过，不同国家往往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接近完全竞争，往往形成以资本体系为基础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业发展受政府指导性计划干预，金融与产业间建立起政府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在企业参股，积极参与企业经营，银企之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链条式传递关系。这样其融资模式只能是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很少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来筹资，只能转向通过商业银行这种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通过企业债券和股权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60%，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占40--—50%，而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相反，日本的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80—95%，直接融资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缓慢的反向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比重，日本企业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资主导国民经济运行，并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着社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场化性质被否定，完全成了计划经济的附庸工具，这时，根本谈不上企业自主地选择市场化融资方式。

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从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而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强，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见表1） （2）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企业融资中介，通过“居民储蓄存款ü银行贷款给企业ü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现在的通过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调节社会资金配置。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固定资本投资来源结构来看，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贷资金占企业固定投资来源的比重始终在23%以上，而自筹资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实上来源于信贷资金。这样，在经济运行中便形成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而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表现出货币计划经济的特征。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业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表2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国家预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国内贷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资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筹资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

随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产生出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流动资金负债率已达到平均80%，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运行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几乎只有通过银行，其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体系并非建立在如发达国家一样的理性约束的基础上，与融资体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十几年来，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有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的不良倾向，造成国有企业大量举债经营，不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资金负债结构的失衡，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其二，由于体制原因，银行必须保证国有企业重点资金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借款不负经济责任，甚至只借不还、负盈不负亏，使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渐软化，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经营引起的严重的亏损，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银行的呆帐坏帐。据测算，目前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逾期、呆帐、坏帐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消耗殆尽。同时，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了愈来愈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内长期、潜在的系统风险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现在，我们实际靠政权威信、政府信誉使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资金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

在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要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的问题，最佳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筹资活动彻底推向市场。

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发展直接融资

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负债结构的优化、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实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成为影响改革大局的严重问题。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国有企业资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业甚至是全负债经营。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愈来愈影响到企业的发展、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篇7

（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并求得发展，需要不断地筹集到资金。从企业资金来源的构成来看，企业成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内部资金积累和外部资金投入。

内部资金是指企业留利和折旧资金，由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留利水平低，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外部资金，而外部资金需要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其中短期资本通过货币市场筹集，长期资本则通过资本市场筹集，按照资金是否在供求双方调剂，可以把长期资金的筹集方式划分为两种方式，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由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协商进行的资金融通。通过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方式进行的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则是由企业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向资本的最初所有者筹资，它的基本形式是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零散储户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来的资本以贷款、购买企业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业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的优劣如何，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的信贷范围比较广泛，使得融资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而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与运转，开发多种金融商品与融资渠道，使融资成本相对降低、金融风险减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掌握融资的主动权，能对企业构成信贷约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与配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融资具有相对优势。而有的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的融资成本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由此来看间接融资的成本从总体上并不比直接融资低。其次，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由此他们认为，间接金融优势论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方式则具有相对优势。

从实践中看，各国在融资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举的。不过，不同国家往往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接近完全竞争，往往形成以资本体系为基础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业发展受政府指导性计划干预，金融与产业间建立起政府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在企业参股，积极参与企业经营，银企之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链条式传递关系。这样其融资模式只能是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很少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来筹资，只能转向通过商业银行这种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通过企业债券和股权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60%，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占40--—50%，而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相反，日本的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80—95%，直接融资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缓慢的反向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比重，日本企业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资主导国民经济运行，并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着社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场化性质被否定，完全成了计划经济的附庸工具，这时，根本谈不上企业自主地选择市场化融资方式。

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从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而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强，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见表1）（2）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企业融资中介，通过“居民储蓄存款ü银行贷款给企业ü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现在的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调节社会资金配置。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固定资本投资来源结构来看，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贷资金占企业固定投资来源的比重始终在23%以上，而自筹资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实上来源于信贷资金。这样，在经济运行中便形成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而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表现出货币计划经济的特征。

随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产生出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流动资金负债率已达到平均80%，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运行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几乎只有通过银行，其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体系并非建立在如发达国家一样的理性约束的基础上，与融资体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十几年来，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有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的不良倾向，造成国有企业大量举债经营，不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资金负债结构的失衡，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其二，由于体制原因，银行必须保证国有企业重点资金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借款不负经济责任，甚至只借不还、负盈不负亏，使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渐软化，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经营引起的严重的亏损，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银行的呆帐坏帐。据测算，目前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逾期、呆帐、坏帐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消耗殆尽。同时，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了愈来愈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内长期、潜在的系统风险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现在，我们实际靠政权威信、政府信誉使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资金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在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要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的问题，最佳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筹资活动彻底推向市场。

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发展直接融资

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负债结构的优化、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实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成为影响改革大局的严重问题。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国有企业资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业甚至是全负债经营。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愈来愈影响到企业的发展、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目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的增资减债、兼并破产、抓大放小等政策措施，但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金缺口太大，这些措施都一时难以奏效。而可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的社会资金来源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具体来说：一是随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居民的收入呈现出明显的资本化趋势，居民个人已日益成为储蓄和投资的主体，（见表3）到1998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包括外币）已超过50000亿元；二是国际资本市场资金充足，而中国广大的市场对国际资本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由于投资方式单一，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的约85%都形成了银行存款，通过银行又贷给企业形成企业债务，这也是企业高负债、低资本的历史原因。同时，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也受到发展条件和高融资成本的限制。因此，只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才能更有效地把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和国际资本转化为企业的资本金。

二、我国金融结构的实质性改善要求扩大直接融资

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面看，深化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构造合理的融资结构，是分散银行风险、改善银企关系，从而推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如本文前面所述，由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使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引起的严重亏损，不可避免的转嫁给银行，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增加直接融资，减少企业资金中信贷资金的比重，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是改善银企关系的根本出路。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成本要高于间接融成本，因此目前应以深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为重点来推动金融改革，不应过分强调直接金融的筹资作用，对此我们应认识到，国有银行的改革关系到全国无数高负债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可以使社会资金分流，减轻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压力，国有银行面临的系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一般来说，直接融资中的社会成本是个别金融风险，而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政企银企关系尚无根本转变时，银行间接融资难以摆脱的更大的是系统风险，二者相比，风险成本大小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体系风险出现的温床，改善我国金融结构，拓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提高资本形成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与资本流动，就必须发展直接融资，这不仅关系企业自身存亡，也直接影响到金融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当然，我们应当注意，一方面在强调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间接融资方式仍需在融资体系中占主要地位，如果一味强调直接融资，忽视银行应有的间接融资作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发展直接融资是同完善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应当认清深化资本市场不仅是为了改变我国企业资本的注入方式，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资本来源的改变，可以有效地改变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提高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逐步消除金融体系累积性风险形成的体制根源，所以不能仅仅把到证券市场“圈钱”等同于发展直接融资，而要配合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不断发掘资本市场的深层次功能，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总之，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坚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不断改进间接融资，以建立适合我国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新型融资体制，我们就会看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资本金将会得到充实；风险社会化会使社会投资者关注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效率，并逐步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化解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避免金融风险，最终实现从“货币计划经济”向“资本运营经济”的战略性转变，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

篇8

一、要围绕市场转变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这对于建国后实行长期的计划农业来说；对于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来说；对于和商品分离封闭式的农业来说，不是一下子就能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得需要一段历史过程。

思想观念的转变，对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至关重大，我县沿江乡哈达彦村两户农民不同做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农民承包村里160亩低洼田，在粮食价格下降的状况下，及时转舵，改成养鱼池，利用靠江的自然条件用江水养鱼，每年中秋节前后上市，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相反另一村民，墨守常规，最后负债累累。事实说明，观念的转变是实现农业经济的效益前提，市场作用为调节支配农副产品生产销售的“双刃”性作用，表现的十分突出，产销对路，得到市场认可和需求，是正面的利刃，产销不对路，得不到市场认可和需求，是负面的利刃。

教育和引导农民转化思想观念，必须扎扎实实的做好下述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积极引导农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改革单一的种植业观念，变单一的农业经济为多元商品经济。二是要用典型引路，促动农民积极走向市场。我县沿江满达乡结合本乡实际，树立十个种植业转化深加工的典型，用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不怕风险，敢于竞争的精神来教育农民，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三是要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除了大力宣传农业科技知识和市场知识，办好农民学习专业知识培训班外，利用冬闲期间举办农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培训班，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思想的转变是行动转变的先导，农民走进市场的思想观念明确了，那么农民走进市场的行动也就自觉了。

二、要围绕市场调整结构

我县的农业经济主体产业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以麦豆为主的种植业。长期单一种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部分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特色经济就是根据本地自然条件和地域环境所形成的经济，特色经济具有市场紧缺、销售快、效益高的特点，由于受市场经济驱动的支配，我县的特色经济最近几年有长足的发展，并且从无序往有序发展，逐步形成系列化生产。有的乡从本地无霜期短，适合马铃薯种植的特点，加大了马铃薯种植面积，所加工的粉条又细又白，南销山东、北销俄罗斯，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销售能力；有的乡利用靠黑龙江的优势，充分利用江边的沼泽沟泡养鱼，在市场销售上一直看好；有的乡利用靠山的优势条件，利用速生丰产林前期整地和冬季采伐的剩余物培育木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有的乡利用草原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很快占领市场。全县特色经济基本上形成一乡一业，一处一品的产业局面。我县地域基本是处于山区，采集山野菜也具有得天独后的优势，春秋两季数以千人在采集山产品，尤以蕨菜和蘑菇为主，并成为绿色食品的主导产业，经济效益越采越显著，每年吸引大批国内外客商来我县洽谈业务，从绿色食品的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向看，全县绿色食品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途径也越展越宽。由于县、乡、村各级领导注重围绕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有力促进了农产品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要围绕市场组织生产

篇9

关键词：新经济环境 现代化 市场营销 理念 创新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的影响，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面对新的经济环境，现代化的市场营销要求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提升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对市场营销的理念、战略、方式、手段等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创新，才能适应新经济环境的要求，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传统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营销理念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企业也从没有竞争和市场观念逐渐进入到完全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过快的发展速度使得许多企业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没有及时更新，市场营销的理念滞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并取得成效的比率不高，虽然部分企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市场营销体系，但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营销人员素质低下

就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人员素质普遍较为低下，生产性企业尤为突出。工作人员对于市场营销的认识和理解不足，更多地停留在“营销就是销售”的层次，使得营销管理工作落后，没有得到充分地重视，缺乏有效的营销网络，使得市场营销的策划一味注重眼前而忽视了长远的战略意义。

（三）市场开发率低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拥有者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由于受到发展时间的限制，市场营销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开发率极低，由于其占据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实现的消费零售额仅占消费品总零售额的45%，市场潜力极其巨大，有待开发。

二、新经济环境下市场营销的创新

（一）创新营销战略，由国内转向全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越来越多，必须对市场营销的战略进行创新，以全球为目标，开展营销战略，要将目光从国内转向全球，把全球市场置于自己的营销范围内，为企业提供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比较优势，使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创新营销理念，由规模化转向个性化

个性化营销，是随着消费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一对一的营销理念。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市场被无限的分割和细化，传统规模化的营销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企业要根据个别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对自身的营销理念进行创新，由规模化转向个性化，设计和生产有自身特色的产品，满足个别消费者的需求。个性化营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进一步细分化和个性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手段。

（三）创新营销方式，由被动转向互动

传统的营销方式是单向的，主要是企业或产品生产厂家通过媒体、广告、展览等方式，向消费者推销和介绍产品信息，消费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的互动性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使得营销者可以随时了解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也可以投入到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中，获得满意的商品。因此，要对营销方式进行改善，从被动转为互动，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性，提高企业产品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实现产品直销，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同时，还可以使产品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需要，减少产品的堆积，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创新营销目的，由经济转向生态

由于受到认识水平的限制，传统的营销往往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对人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极大地破坏，而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巨大后果，使得企业逐渐转变了对自然界的传统观念和态度，开始在发展过程中考虑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产生了生态营销的理念。生态浪潮

的兴起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趋于使用合乎环境要求的生态产品，企业要顺应消费者需求，开展生态营销，树立全新的生态营销经营理念，充分发挥自身的消费导向作用，促进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和健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实现企业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五）创新营销管理，由硬性转向柔性

传统的营销管理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往往通过大量的硬性指标和规章制度，对市场营销人员进行约束，导致营销管理人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管理缺乏效率，组织绩效低下。而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和信息在市场和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扁平型数字化管理为代表的柔性营销管理，在获取市场信息、促进管理双方沟通交流、激发营销人员工作独立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因此，必须创新营销管理理念，实现从硬性管理到柔性管理的转变，才能有效提高绩效，提升企业效益。

三、结语

总而言之，新的经济环境为企业带来了严峻的调整，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消费者的心理不断成熟，消费观念不断更新，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必须结合市场实际需求情况，对自身的市场营销理念进行创新，改变传统经营意识，大胆的进行营销战略、理念、方式、目的等方面的创新，才能使企业的营销经营始终把握市场的命脉，顺应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韩义民.新经济时代市场营销管理的创新和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8，（10）：159.

[2]胡小明.基于现代化市场营销理念的创新[J].东方企业文化，2013，（6）：115-116.

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市场化；电子商务发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检验；极值边界模型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与电子商务发展

（一）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1978年，我国开始了市场化进程，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经历了近40年的锤炼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初始阶段（1978-1984年）。该阶段未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总格局，计划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发育刚刚起步，市场机制的引入基本上都于“体制外”展开，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体制外市场化阶段”。展开阶段（1984-1992年）。该阶段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市场体系的框架慢慢浮现，市场力量开始与计划力量相抗衡，出现了“双轨制”并存的体制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为我国经济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市场化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也导致了“寻租”与腐败等现象的出现，阻碍了市场化进程，使改革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深化阶段（1992年至今）。此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化进程便转向“快车道”行使。要素市场开始同时发展资本与劳动力，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实现了劳动力的全国性流动；企业化市场由“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不断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资产重组、资本运营、结构调整的步伐，将民营经济推上了经济舞台；政府逐渐与市场相适应，由原始型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增大了与国内外市场接轨的压力。在深化阶段，市场化实现了广度与深度上的突破，市场机制在经济体制中的绝对优势愈发明显。（二）电子商务发展与前景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其将传统的商务活动形式予以改进，从全球化层面将市场造就得更广阔、更灵活、更迅捷，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19世纪40年代，人们通过电报对贸易信息进行传输，之后电话与传真逐渐发展起来。EDI（ElectronicDateInterchange）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电子商务效率，大幅度降低成本。现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基础，开展各项电子化商业活动。互联网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贸易形态发生了变化，通过自身载体与媒介作用进行信息传递与商业贸易开展，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依托。我国电子商务起步比较晚，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交换为其起步的标志。1993年以来，我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与推动作用，“三金工程”、“金贸工程”、国务院国家信息化小组等的成立，不断地指导着国家电子商务的工作进程。2009年，以B2B为主体的电子商务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时期。在此之后，电子商务不断进行创新，通过提供新服务、开辟新市场、成立新的组织方式推动我国传统经济的升级与转型，未来的电子商务必定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电子商务的关系

本文选取各地区电子商务人均增长率反映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市场化指数衡量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作为衡量电子商务发展的辅助指标。样本空间为2005-2014年，数据部分来源于我国统计年鉴与我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部分来源于文献查阅。（一）平稳性检验由于序列一般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通过单位根（ADF）检验，对上文提到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此处将各地区电子商务人均增长率用ECG来表示，MI、IP以及GOP分别表示市场化指数、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D表示对原变量进行了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均不平稳，但是由于各序列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值均比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要小，故可以认为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能够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协整检验来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长期均衡关系进行验证。（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受到检验结果对滞后阶数敏感性的影响，当敏感性比较低时，其可信度会比较高，故而为了对检验结果的敏感性进行考察，需要检验不同的滞后阶数。本文所选择的是滞后1期与2期的阶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的变动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变动互为因果关系，技术进步率与上网人数增长率是经济发展市场化变动的原因。（三）协整关系检验本文的分析属于多变量协整问题，故采用Johansen-Juselius的极大似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电子商务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显著性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是否仍然十分显著，市场化程度的扩大是否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采用Leamer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进行分析。（一）模型设置Leamer、Levine以及Renelt提出了如下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用来评价不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的“强显著”性：Y=α+βiI+βmM+βzZ+μ在该式中，Y通常指某国或某一地区人均GDP增长率，本文将其用来表示电子商务增长率。I为核心变量信息集，通常用其来表示与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关系的解释变量，此处将其用来表示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的解释变量。M为将要研究或者感兴趣的目标变量，多用于代表经济政策性或制度性等变量，本文用其表示市场化指数。Z为一组条件变量集，多将其设为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潜在重要解释变量，当然，本文将其设置为与电子商务潜在相关的解释变量。条件集Z的目的为从最大限度对目标变量M系数βm的范围予以确认。I与Z中解释变量的选择依据为文献资料以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μ代表随机误差项。通过Levine以及Renelt的研究可知，当I与Z发生变化之时，模型分析结果不受影响。（二）模型估计与检验模型估计。在对EBA模型进行估计之时需要分两步进行：首先，通过核心变量集I以及目标变量M对Y进行基本回归：Y=α+βiI+βmM+μ此时对βm进行观察，若其统计显著，便可直接进入下一步；而若不显著，便无需进入下一步，因为这可能存在模型设置有误、各变量并无“强显著”关系等问题。其次，对模型Y=α+βiI+βmM+βzZ+μ进行多次遍历式估计，并尽可能对Z变量的线性组合进行回归分析，并发现最大与最小βm，将其分别记为βm-max与βm-min。模型检验。在对EBA模型进行估计时同样需要分两步进行：首先，计算极限边界的上下边界，有：β_=βm-max+2δmaxβ_=βm-min-2δmin其中，δmax与δmin代表的分别是系数βm-max与βm-min的标准差，2为95%置信区间的近似概率值。其次，假设Y与目标变量的关系是“不显著”的，本文即假设电子商务增长率与市场化指数是不显著的，以下三个条件必须同时予以满足才能够拒绝此原假设：第一，βm∈[β_，β-]；第二，，即最大边界与最小边界必须同为正或者同为负，符号必须相同；第三，βm、βm-max与βm-min在回归模型中必须都统计显著。若这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便需要接受原假设。相反，若这三个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原假设便会遭到拒绝，这时便会接受备择假设，即Y与目标变量的关系是“强显著”的，亦即电子商务增长率与市场化指数是“强显著”的。（三）数据说明以EBA模型的设置要求为依据，定义Y为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人均电子商务平均增长率，目标变量M为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核心变量信息集I包含：2014年各地区人均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EC2014）、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考虑到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潜在变量很多，综合考虑各变量的意义，并计算其与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系数，本文决定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潜在的重要解释变量集（条件集Z）：政府干预度、网络安全程度、通讯发展水平以及组织规模，将其依次记为GOV、NS、TL以及OC。（四）EBA核模型估计通过I与M对Y进行基本回归，可以得到如下的EBA核估计模型：Y=0.29821-0.5153EC2014+0.2574TP（2.067）（－3.113）（2.265）+0.05727GOP+0.4312M+ε（3）（1.815）（3.473）R2=0.748DW=1.84F=12.24其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检验量的值，从该核估计模型可以看出，目标变量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于市场化指数M的t值显著，便可以进行βm的“强显著”性检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若市场化指数M的t值不显著，βm的“强显著”性检验便没有进行的必要。（五）目标变量系数βm的“强显著”性检验如表4所示，β满足了EBA模型的三个检验，因此可以说明目标变量M对电子商务变量的影响是“强显著”的，即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抗干扰的，这也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

基于经济发展市场化的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一）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对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撑，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支出，并合理引导资金投入，通过对高速传输骨干网络以及宽带互联网的工程建设，提高上网速度与效率，降低上网成本。引入与开发电子信息化的软硬件，缩短我国与互联网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些投资比较困难的重要发展项目，政府可以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通过政府主导对电子商务建设给予支持。总而言之，政府与企业需要借助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信息化建设投入，整合企业内部信息与资源，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二）保障网络安全并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安全问题尤以网络安全为主日益引发关注，为了使电子商务发展得到有力保障，各级部门及相关企业需组建起专业性队伍，研发包括防火墙技术、密码技术、认证技术等在内的网络安全技术，营造出安全的网络运行环境，以使网民网上交易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与不可抵赖性得到有力保障。电子商务企业需提高自身整体防范能力，对网站进行严格的安全管理与配置，切实做好重要信息的保密工作。为了使电子商务健康发展，需要建设电子商务信用认证中心、电子商务信用等级数据库等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信用评价及数字等级证书发放等措施，解决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商业信用问题，使之适应经济自由化的发展。（三）完善电子支付结算体系由于我国各大商业银行拥有不统一的网络通信平台，因此应该将标准统一，加强银行、企业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鼓励其运用银行卡、电子支票、电子现金等进行支付与结算。各大银行应不断完善自身网银业务，通过健全电子支付与结算系统，推动我国电子支付水平的提高。（四）建设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为了向电子商务提供良好的支持与服务，各类物流企业需优化自身物流流程，建立健全物流配送体系，加强信息化管理，在物流成本得到降低的同时提高配送效率。通过第三方物流体系的建设，提高专业化程度。此外，各物流企业还要积极引进外部先进的设备与技术，通过企业间资源的整合与国内外物流企业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在国内建立起现代物流配送体系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五）制定各项法律法规外部环境会对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应制定并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例如电子商务贸易、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通过法律法规的建设，保护信息安全、网络管理等内容，使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在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的同时实现与国际的接轨，以保障电子商务健康有序的发展。（六）宣传电子商务并培养高素质人才电子商务宣传能够提高全民电子商务意识，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宣传，人们会更加具有网上交易积极性，消费环境也会得到优化。对于政府来说，不仅需要建设外部环境，还要培养与引进电子商务专业型人才。通过在高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讲授相关课程或者采取远程教育与在职培训等方式，提高电子商务人才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素养。综上，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与电子商务之间具有“强显著”关系。经济发展市场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未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任重道远。在这一背景下，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我国电子商务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完成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理论创新，因而需要更加科学、客观、深刻地理论与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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