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范文
时间：2023-05-06 18:25:3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旅游人类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正北部，处于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九万大山南麓，罗城县森林覆盖率达67.25%；城区绿地率为33.6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0.26平方米，生态环境保存相对完好，具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者罗城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区，仫佬族文化保存得相对完好，浓郁的民族风情是民族旅游开发的核心竞争力。
一、仫佬族特色村寨开发现状
（一）东门镇石围屯
石围屯位于罗城县东门镇西北部，是罗城县重点打造的仫佬族特色村寨，2012年，石围屯被广西区民委列为“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项目的村屯，同时还启动了石围屯仫佬族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工程，工程项目涉及进进村公路、仫佬族民俗博物馆、文化娱乐中心、休闲广场、古巷道修复等。其中古民居保护包括对传统民居的保护、复原一些传统民居、对民居的外墙进行统一粉刷等。2014年，在国家民委《关于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中，石围屯被列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如今基础设施的建设已较为完备，村容村貌得到极大的改善，还建立了罗城县首个屯级博物馆，石围屯也是三个仫佬族特色村寨中开发程度最深、最完善的，因此这里也成了游客体验活态仫佬族文化的首选之地。
（二）四把镇铜匠屯
铜匠屯是最早设立的仫佬族特色村寨，2009年立项成功到2010年正式开始动工，如今已大致建成。屯里传承有刺绣、草编、竹编、蜡染等仫佬族传统工艺，地炉火锅食俗、传统生产习俗、婚丧嫁娶等仫佬族特色文化浓厚，十分适合作为仫佬族特色村寨而进行保护和开发。笔者采访了负责铜匠屯开发项目的民族局副局长游志华，向他了解了铜匠屯开发的详细情况。政府最初的想法是搞好古民居保护，但因屯里一直在陆续拆除旧房修建新房，不能整片保护下来，再加上现在土地紧张，无法找到合适的地皮修建楼房，所以再实施保护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另择一处，修建了六座代表仫佬族六大姓氏（银、吴、罗、梁、谢、潘）的不同特色的古民居，主要区别是香火台的设置，因为每个姓的来源不同，供奉的堂号不同。然而，吸引游客前来的并非这六座古民居，而是新修建的两座游泳池。每到夏日，周边几个县市都会涌入前来玩耍的游客。“你光搞这些（古民居），没有人会来看的，要搞点吃的、耍的，人家来过这里耍了就懂得这里有古民居了。”（游志华）而可惜的是，因为管理问题，古民居长期处于紧闭状态，唯有重要宾客前来时才会开门迎接。
（三）小长安镇大勒洞屯
罗城大勒洞古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龙腾村境内，距离县城10公里。大勒洞屯是仫佬族聚居村屯，现保留有古民居80多座，这些建筑大都是清末所建，均为砖瓦木结构，极具仫佬族特色，是目前罗城保存最为完好、古旧民房最多的仫佬族古民居群。大勒洞特色村寨是2014年开始投入打造的，其古村落是按照“保护古迹 +旧村改造+生态旅游” 的模式进行保护和开发的，重点建设仿古寨门、修缮古民居群和铺设古石板路等。政府还计划改造古民居，将其装修成客栈，但因投资巨大，目前还未有具体计划。与石围屯相比，大勒洞的开发显得较为迟缓与困难。又由于政府不允许村民拆毁旧屋，因此村民们只得另外找地新建楼房，这样也就提升了建房的成本，对于一些贫困的村民来说，拥有自己的楼房就更加困难了。笔者走访旧民居群时，发现仍有少数几户居民还住在这里，经询问发现，他们因收入不高而又寻不到好位置建房，所以仍住在这破旧的瓦房里。
从上述资料可看出，罗城县的旅游开发仍处于粗放型的初级阶段，主要还是依靠政府主持建设。而又由于资金和规划方面的问题，整个地区的旅游业并未形成规模，各景点的功能和衔接还未明朗。且由于仫佬族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许多深层次的东西无法展现出来，所以游客来此主要还是看山玩水而非体验民族风情，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依饭节的挖掘与开发
依饭节是仫佬族最具特色和最隆重的节日，也叫“喜乐愿”，有祈神驱邪、保安集福、贺五谷丰登之意，是仫佬族特有的传统节日，带有强烈的感恩和祝愿色彩。依饭节通常每三到五年举行一次，时间定在立冬之后，为各个村屯自行组织举办，村民们会筹钱请三位师公来举行仪式，师公通过一系列的唱神、跳神、颂神的法事，与神灵相连，到达祭祀神灵的目的。2006年，广西仫佬族的依饭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是依饭节引起了人民政府乃至自治区文化部门的重视。2009年，在政府及仫佬族精英的大力推动下，罗城县举办了首届仫佬族依饭文化节，此后，依饭节名声大噪，也成了外界了解仫佬族的窗口。自2009年创办“依饭文化节”到2013年举办第二届“依饭文化节”，旅游人次逐年攀升，由最开始的一季度接待国内游客不到8万人次，到2013年一季度就可以接待10.7万人次，全年更是46万人次。将作为宗教仪式的依饭节上升到民族节日，不仅是较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同时也是打造文化品牌的需要，并且也收获了名声和收益，但同时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同时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因为依饭节本是各村自行组织的，而如今政府插手后，将中石村的大银屯定位依饭节的传承基地，同时将大银屯的四冬银氏宗祠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就让大银屯的居民误以为这里才是正宗的依饭节，这势必就导致了其他村落的不满，诸如“我们也是仫佬族啊，为什么都在他们那里办而不在我们这边？”等抱怨不绝于耳，也有村民表示若是依饭节在其他村子举行那么绝不会去看。近年来，文化遗产之争、历史名人之争甚至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而引起的争端数不胜数，但若挑起了民众间的矛盾，加深了隔阂，甚至演变成极端仇恨就实属当权者的过错。
三、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
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文化的变迁也一直在持续着，旅游开发只是引起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因素之一。旅游开发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即使他们自己还未意识到。
（一）构建族群认同
罗城作为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仫佬族”就是对外宣传的特色招牌，如何突出仫佬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就是首要问题。然而，仫佬族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开始逐渐与汉、壮等民族杂居，其文化相互交融，并且仫佬人并不像一些苗族和瑶族那样幽居山林，常年不与外界接触，正好相反，仫佬人长期居住在市镇中心，或者靠近交通要道的地段，也有居住在偏远山脚下的，但相对来说与外界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各民族在这两百多年的频繁交流中，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上也就发生了涵化现象，再加上建国之后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更加剧了这些变化。故而在仫佬族身上很难直接找到明显的、突出的民族特征，所以重塑仫佬族文化形象，强化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成了罗城开发民俗旅游的重中之重。政府通过制作出版了《神奇仫佬・大美罗城》、《仫佬千年》等仫佬族民俗风情的宣传片和画册图书，录制《仫佬族的歌》等光碟来宣传强调仫佬族的独特性，以吸引游客前来观光。而仫佬族人民自然也被卷入了这次重塑仫佬历史的大潮，被重新表述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民族重新认识自己的途径。较为突出的是石围屯，作为三个特色村寨中开发程度最深的村屯，石围屯的居民普遍能说出仫佬族的特色，自身也意识到像香火台、地炉这些家家都有的东西就是仫佬族特色的代表，这也是由于政府的宣传和学者的到访以及游客的增加而推动了他们对自身传统的重新认识，从而区别开了仫佬族与其他民族，这也刺激了他们保护传统文化的渴望，开始重视仫佬族文化的传承。
（二）“舞台真实”的影响
“舞台真实”这一说法源自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理论，后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由麦坎内尔（Dean Mal Canell）引用到旅游业的研究中，“舞台真实”理论即在旅游开发中，文化旅游产品被当做“真实”而被搬上了舞台展示给游客，变成了“舞台化”的产品。为了吸引游客，各种各样的文化习俗被塑造成旅游产品，并都被打上了“特有”的标签，“一切与特征有关的东西被凸显出来，而一切与特征无关的则被掩饰甚至遗忘。”对于游客来说，其目的是想体验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想要看到“特色”的东西。对于旅游地来说，游客和市场的需求是就成了民族文化取舍的标准。文化商品化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究竟是好是坏，各界学者仍莫衷一是，但从现今已开发成熟的民族旅游地的情况来看，若开发管理得当，则是利大于弊的。
如今，一说起仫佬族，最先联想到的便是仫佬族最具代表性的“依饭节”，对于亟待打造仫佬族特色品牌的政府而言，对仫佬人具有特殊意义的依饭节便成了不二之选。如今的依饭节已由个人的、村落的仪式上升到了民族的、政府的仪式，政府打造的依饭节不仅提高了仫佬族的知名度，打开了外界了解仫佬族的窗口，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拉动了经济发展。但这名为“依饭文化节”的节日，虽冠名“依饭”，但已逐渐淡化了其神圣的宗教内涵而变成了一场文化演出。在文化节过程中，传统的法事被搬上了舞台，师公们成为了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情感已不再是和神灵联系。经过政府和媒体的宣传，依饭节逐渐变成了代表仫佬族的符号和标示，它原本的意义也发生了转变，由于政府的插手，仫佬人已经转移了关注点，他们不再关心对依饭节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在争夺依饭节的举办权，这反而会阻碍依饭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与游客互动的影响
文化观念的影响都是相互的，当游客通过节日及其他物质实体了解了仫佬人的传统文化时，他们的观念也通过与仫佬人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影响到了仫佬人。比如在卫生保洁方面，往日的巷道内充斥着粪便和垃圾的恶臭，而如今几个特色村屯都设立了保洁员，垃圾池、垃圾桶和排污系统也得到了修建和完善，环境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既满足了游客，也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又比如在语言方面，仫佬人虽无自己的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当他们在族内交流时用的是仫佬话，与周边民族交流时用的是西南官话，以前会普通话的人很少，而随着游客的增多，一些青壮年也开始学讲普通话，而高龄老人虽然不会说，但也听得懂。此外，随着游客的增多，一些仫佬人也开始懂得从游客手中获取经济收益。例如，在盛夏时节，铜匠屯的居民会在游泳池门口摆摊卖一些农产品；石围屯村头的小卖部开始贩卖高价烟，村民通常只买2、3元的，10元的基本都是游客来买。在与游客的交谈中，他们也逐渐了解游客来此希望看到什么，体验什么，但他们还是不会在平日里穿上民族服装，也不会跳舞或唱歌。
篇2
关键词：民族旅游；道主；相关利益者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062-08
一、引言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是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提出的，他们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1]。1984年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2]。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进行重新分配，强调管理的社会责任和伦理。由于对旅游发展中对社区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管理决策、公平分享旅游利益与公平分担旅游负面影响等问题的关注，使得国外旅游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率先将利益相关者引入旅游研究领域[3]。1999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出现在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表明这一词汇在旅游官方文献中已得到认可[4]。
国内旅游最早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是在2000年由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持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之后，保继刚等[5]对中国旅游规划的发展和历程从利益相关者分析的角度作了审视和划分；张伟、吴必虎[6]尝试使用利益主体理论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调查分析框架体系。张祖群等[7]以荆州古城为例,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旅游目的地系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冯淑华[8]以江西三百山旅游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开发实践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置于流域体系的框架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协调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措施。黄昆[9]讨论了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含义,提出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为基础的6S景区环境管理模式。高静[10]对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 宋瑞[11]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我国生态旅游发展。
民族村寨旅游是社区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开发过程中更注重当地社区的参与，并且强调大部分利益保留在社区内部。一般地，旅游业的相关利益者包括政府、本地商户、游客、员工、本地居民、竞争者、积极团体和旅游规划师等。而东道主社会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当地居民、旅游开发商、政府。然而，在旅游开发中由于开发商和政府的介入，当地居民的利益往往被忽视，造成社区居民对政府、旅游开发商的抵制情绪，严重阻碍社区旅游持续发展。桂林龙脊平安寨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村寨，2007年接待近30万人次的旅游者，其中入境旅游者6万人次，但是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本文结合民族村寨旅游相关利益者理论和旅游人类学理论，尝试对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参与式管理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以促进民族旅游社区的和谐发展。
二、平安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一）平安寨社区概况
本文研究的区域平安寨，位于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龙脊风景名胜区内，是龙脊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也一个典型的壮族山村社区。全寨共有180户797人，98%为壮族，壮语为其母语，为北壮方言“布也”土语。民族间交际，则使用汉语西南方言。平安寨壮族均为廖姓，据《廖姓族谱》载，廖姓原籍山东泰安，后南迁，经广西河池、全州等县，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迁入现境。平安寨有耕地901亩，水田580亩，属于景区梯田350亩。平安梯田始建于元朝，完工于清初，距今已有650多年历史，最低海拔300米，最高海拔800米。景区内梯田如链如带，如龙似虎，从山脚一直盘绕到山顶，小山如螺，大山如塔，春若层层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座座金塔，冬似群龙戏水，艺术家誉为，“神妙韵律，优美线条”，集壮丽和秀美于一身，堪称天下一绝。著名景观有的七星伴月、九龙五虎。1988年9月14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第一批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并被国际知名的旅游指南手册《Lonely Planet》所收录，为国际游客所青睐。
（二）平安旅游发展现状
平安梯田旅游开发始于1993年，龙胜旅游总公司当年出资5万元修建黄洛到平安的石板路。自此至2007年平安旅游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8～1992年。此阶段无接待设施，偶尔有摄影家、画家来平安寨采风，主要是村干部接待，游客很少。
第二阶段是1993～1997年。平安寨共有家庭旅馆4家，最早的为1993年开业的丽晴旅社和美景来旅社。这一阶段，虽然龙胜旅游总公司开始对平安梯田进行开发，但是由于交通问题，其经营重点是在金竹寨，平安梯田景区接待设施简陋，旅游服务项目单一，处于村民自行开发阶段。从1995～1997年，平安寨对进入景区的游客每人收取门票3元，门票收入按人口分配到户。
第三阶段是1998～2000年。以1999年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成立为标志。这一阶段，由于龙脊梯田风景区获得了国家“旅游资源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旅游国债资金，两期共1300万元。扩建了321国道至二龙桥的公路，新修建了二龙桥至平安寨的景区公路和平安停车场，并在平安修建售票处，由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向游客收取门票20元/人，其中门票的20%返还给金竹、平安两寨。据统计，这一阶段共有家庭旅馆22家，床位334个。
第四阶段是2001～2006年。2001年4月1日，龙胜县旅游总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双方以4：6的比例共同出资2500万元，组建桂林龙脊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之后双方股东以6：4比例出资800万购回龙脊景区的经营权，龙脊梯田景区进入旅游发展的新阶段。从2001年起，龙脊梯田景区的收票处改至平安寨停车场，2003年门票价格提至30元/人。这一阶段，平安寨的家庭旅馆仍以高速增长，共有65家挂牌的家庭旅馆，床位数在1500左右。
第五阶段是2007年至今。以2007年桂林龙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为标志。由于龙脊旅游管理的难度加大，2006年2月28日温泉、龙脊分开经营。经充分酝酿，2007年9月30日龙胜旅游总公司回购422万元，占51％股份，控股新成立的桂林龙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这一阶段平安寨的家庭旅馆仍以高速增长，到2007年低共有97家，2515个床位。2008年4月我们在平安调查，还有6家在修建。
三、东道主关系分析及其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构建
（一）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关系分析
自从旅游开发以来，平安寨受到了游客带来的外界文化影响，村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旅游开发前那种纯朴的意识，村民以前是为生存而种田，现在是为旅游而种田。随着梯田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旅游经济效益的日益明显，景区内各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特别是景区内利益分配、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问题未得到较好解决，景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又由于家庭宾馆的无序增加和管理的失效，景区内环境卫生状况呈现开发以来的最差状况；景区内旅游经营的管理的无序状态使旅游竞争行为不当，引发了社区居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与旅游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见图1）。
1. 居民与投资商的矛盾
1993龙胜旅游总公司开始对平安梯田的开发，1995-1998年，平安寨对进入景区的游客每人收门票3元，门票收入按人口分配到户。1999年3月县旅游局与平安村签订协议，平安村的旅游门票经营权交给新成立的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这一阶段景区管理机构主要是旅游局，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作为政府直属企业负责景区经营，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向游客收取门票20元/人,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1999年付平安进寨费2万元，2000年2.5万元，2001年3万元。
2001年4月龙脊梯田景区的售票处改至平安寨停车场，由桂林龙脊温泉旅游有限公司收取门票，2002-2004年，连续3年每年15万元进寨费。三年进寨费平均仅占门票总收入的5.8％，与景区旅游资源所带来的实际收益相差其远，平安寨居民对此十分不满。在调查当中，我们了解到这两个群体之间是由于利益分配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2002年“五・一”黄金周，当地居民赶走在景区收取门票的值班人员，自行卖票。最为严重的是2004年“五・一”黄金周事件和2005年3月的“免游牌事件”。
（1）2004年“五・一”黄金周事件
2004年“五・一”黄金周，当地居民赶走在景区收取门票的值班人员，不准卖门票，不准旅游进入景区。经调查，平安村民对公司的意见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到平安经营已有3年多了，利用平安的梯田景观从事旅游经营所得收入也不少，但是针对平安村民提出的要求公司出资修建村内的基础设施如村内照明路灯，灌溉田用水利设施等问题，一直不予受理，公司留给平安村民的印象是只来平安收获而不帮助平安发展；二是几年来公司的主要领导从来未到平安村与村干、村民代表见面、交流，共同商讨平安村旅游发展及管理方面的问题，给平安村民一种公司领导高高在上，平定村民只有完全围着公司的指挥棒转的感觉，平安村的村干、村民很有看法；三是在平安的一号、二号景点周围被征用土地的村民认为公司没有完全兑现原来承诺的给他们提供一些经营场所的问题，平安停车场下方梯田农耕用水因公司经营而受影响的问题，二号景点公司公厕排污的问题等公司一直没有和平安有关村民协商解决好，平安村民对此意见很大；四是“五・一”节前公司没有与平安村民代表和村干进行必要的沟通，在5月1日就将门票提价到50元／人，并且还执行到公司所属餐厅就餐的团队，门票按30元／人收取，不到公司餐厅就餐而进寨就餐的团队门票按50元／人收取的规定，平安的群众意见纷纷。
（2）2005年3月的“免游牌事件”
2005年3月进寨合同到期没有续签，引起了村民极度不满，导致矛盾再次发生。2005年3月1日起到3月13日，景区不再允许游客进入。景区对外解释关闭的原因是“道路塌方”，其实是另有他情。龙脊梯田位于龙胜县和平乡，二龙桥是进入景区的必经之路。在二龙桥头，竖着一块龙胜交通局的告示牌，上面写着“二龙桥至平安公路，因部分路段路基开裂，禁止任何车辆通行”。可是景区售票处贴有一张通告，上面写“本村与旅游公司原签合同到2005年1月1日止，因公司尚未与本村续签相关协议，暂停接待。凡已购买门票的请到售票处退票，敬请原谅。”落款是“平安村全体村民”，日期是“2005年3月”。据村民反映，因为他们与旅游公司合同问题没有谈好，所以在全体村民一致坚持下，决定于3月1日开始，对此景点进行封锁，直到双方重新达成协议。村民代表廖支书说，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利益分配不公，去年平安景区的游客总量是14万人次以上，与他们签定协议的桂林龙脊温泉股份有限公司所收取的门票是50元/人，可分给村民的只有15万，全村共有170多户近800人，分到村民手上的每年每人不到200元。二是村民认为旅游公司对景观的维护不够，规划不到位，资金投入过少，严重危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由于管理不当，水源既要灌溉水田，又要旅游消耗，导致人饮、灌溉都有困难。后经双方协议，旅游公司给平安村35万元/年进寨费，村民才同意对景区重新开放，协议签到2005年6月30日为止。这样一来，居民对旅游公司不满，而旅游公司又抱怨居民素质低下，双方互不相让，成为最为尖锐的矛盾。
2005年3月我们采用了访谈和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在平安村发放问卷51份，实际收回问卷51份，有效问卷50份，19.5%居民认为与开发商合作关系非常差，54.3%的居民认为合作关系一般，可以看出，当时居民对开发商不是特别满意，只有26％的居民认为合作关系非常好，说明二者之间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改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景区健康发展。
（3）利益分配矛盾的暂时缓解
龙脊景区的主要矛盾是公司经营与群众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利益矛盾最突出又反映在门票收入分配上。从1999年开始，开发平安梯田景观的旅游公司从门票收入按一定比例分给平安寨，前期名“进寨费”，后改为“梯田维护费”。在开发初期，群众对门票分配要求不高，随着游客的增多，门票收入的增加，村寨要求门票分成的面越来越宽，群众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到2006年8月止，所有景区协议全部到期（大寨）和超期（平安、龙脊、金竹、黄洛、金江村八个组），小寨、中禄两村也提出门票利益分配要求。经多次协商，公司与平安村梯田维护费达成协议。自2007年起1月1日起至2011年12日31日止，每年度按游客进入平安村门票收入的7%作为梯田维护费支付给平安村。2007年平安村分得梯田维护费73万元。旅游分配矛盾得到暂时缓解。但是作为梯田景区真正的主人，村民只得门票收入的7%是有失公允的，村民的应得利益在现行的分配制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见表1）。
2. 居民与政府的矛盾
1993年以来起龙脊风景名胜区一直由旅游局管理。2002年4月成立了龙脊景区管理处，隶属县旅游局领导，主要管理景区的规划和旅游秩序。2004年8月撤销龙脊景区管理处成立龙脊景区管理办公室，隶属县建设局领导，主要依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景区进行管理。两个机构成立以来，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级别不高（股级），赋予的职权有限，难以有效行使对整个景区的管理职能，景区的建设秩序、旅游秩序无法走向规范。2007年8月成立龙脊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正科级建制，隶属于县人民政府管理。目前全局有9位工作人员，但是，由于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管理工作无法开展。
居民对政府权威的矛盾态度是阻碍旅游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我们在访谈时向居民谈论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绝大部分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的支持。从2005年3月的调查数据看，8％居民对政府非常不满意，56％的居民认为政府对他们村寨支持一般，36％的居民对政府较为满意。居民认为1999年3月平安村的旅游门票经营权交给新成立的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经营，县旅游局与平安村是签订了协议。2001年4月1日新组建桂林龙脊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800万购回龙脊景区的经营权，是在平安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也没有任何协议。
2004年“五・一”黄金周事件，平安村民对政府的意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景区景点详规迟迟未出台，平安村民因发展而需新建房屋及旅游经营设施无法可依，向政府提出的建房申请上报多日，政府至今尚未批准；二是平安村为了平衡一号和二号景点所涉及区域群众收入相差悬殊的问题，强烈要求开挖平安风雨桥头至龙脊宾馆的景区内道路，政府迟迟不批准，平安村民意见大。2005年3月25日，平安村那些在前段时间的“免游牌”事件中起带头作用的村民被县公安局带走。一时间，平安村又闹得沸沸扬扬。对此，村民反映非常强烈。据悉，政府在出面“调解”平安村“免游牌”事件的同时，也派去了大量的警力。同时也激化了居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3. 村寨与村寨的矛盾
村寨与村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平安村与黄洛瑶寨两个寨子之间。黄洛瑶寨、中禄瑶寨的居民经常到平安村停车场处尾随游客兜售旅游纪念品，或是到平安梯田一号景点梳头唱歌，平安寨居民认为他们抢了自己的生意，对瑶寨的居民很反感，曾经不准他们进寨；虽然多次劝说，黄洛寨居民不听，反而针锋相对，不准平安村的居民下山，甚至在上山路上设障碍不准旅游车辆通行，由此引起了两寨之间的冲突。后经协商，黄洛瑶的居民只能在本村兜售旅游纪念品，不能到平安村的地盘做生意，这样矛盾才得以缓解。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黄洛、中禄瑶寨的居民看着平安村的旅游红火，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再次激化的因素依然存在。
在问卷调查同周边村寨如黄洛红瑶村寨合作关系上，46.2％的居民认为没有合作，34.6％的认为合作关系一般。在是否同意别的村寨居民到贵村来出售商品的态度调查方面，反对的为80.4％，同意的是15.7％，而无所谓的有3.91％。答无所谓的和同意的人，多是对旅游的参与程度较浅或是未参与旅游，未经历与外来村民的竞争，再加上一些村寨间的亲缘关系，因而表现出无所谓和同意的态度。
4. 村寨内居民之间的矛盾
村寨内居民与居民矛盾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事社区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与未从事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一是从事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旅游开发后，村民的商品意识增强；由于游客以及外来投资者的介入，原本简单的邻里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开始更多的存有戒备心理。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村民来往与个人经济利益有了更多的联系，有一些人联合起来经营旅游，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村民之间为了争夺客源发生口角，影响了邻里关系。有的居民在旅游刚开发时没有参与进来，得不到旅游公司的分红，对得到利益的其他村民心存不满，而梯田是所有村民的公共资源。参与者已经对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获得了利益，而旅游所造成的垃圾、践踏田地、灌溉水源等外部成本则强加于未参与者。这是一种缺乏公平性的经营行为，理应通过一些措施来保障未参与者的应有利益，保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家庭旅馆业主之间由于竞争时而也引起一些矛盾，既增加行业的风险，也隐伏社区的居民关系潜在隐患。这种潜在的隐患将使得群体之间矛盾加深，对景区各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旅游业的整体形象遭到破坏，社区建设发展也会陷入危机。
5. 家庭旅馆承包者与寨内家庭旅馆经营者之间的矛盾
由于村寨内居民的农家旅馆大多是贷款修建，加上无经营经验，一些农家旅馆对外实行承包。一些是农户出地基，外来投资者出资金修建，由投资者经营。外来投资者由资金、有经营经验，掌握有游客的信息，他们经营的农家旅馆客人多，收益好。与寨内家庭旅馆经营者争夺游客。
从以上分析得知，东道主之间存在多方矛盾：平安寨社区居民与外来投资者的矛盾，在于利益的分配上，是核心的主要矛盾；社区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的矛盾，其核心在于对景区竞争监管失效，致使居民对管理部门的普遍不信任；平安寨社区与其他相邻旅游社区的矛盾，主要在于其他社区能否在平安寨旅游发展中直接获益；社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对游客的争夺上。上述矛盾的核心在于利益分配问题，而利益分配问题的焦点在于村寨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问题上。
（二）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构建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客关系主要是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东道主有狭义和广义的之分，狭义的东道主既是当地居民，广义的东道主包括当地居民、当地投资者、当地政府。这里，我们采用广义的概念。我们知道，民族村寨旅游实质上是以民族村寨社区内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地上物、民俗风情、农耕文化为核心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因此，社区及其居民凭借地方农耕文化知识和技能专用性资产，且作为社区核心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主体，理所当然的应参与社区旅游的发展决策和收益分配，获得适当的社区生态旅游经济体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及其居民是最关键的利益主体，是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发展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而非政府政令下的被支配者或旅游发展的边缘化群体。
构建旅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是民族村寨实施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基础性工作。1996年Jane Robson和Ian Robson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原理,提出了旅游经营商所涉及的12类利益相关者[12]。1999年索特(Sautter)和莱森(1eisen)两人在前人的利益主体谱系图的基础上，绘制了一幅旅游业利益主体图[11]。针对Jane Robson和Ian Robson，Sautter和1eisen所设计的旅游业利益主体图，笔者一方面结合平安寨旅游社区的实际情况，另一方吸收夏赞才设定的利益性质、关系程度和影响力三个基本的定性因素[13]，构建了如下旅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
1.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村寨居民与投资商
民族村寨社区利益主体是村寨居民。村寨居民有四种身份，即地方主人、旅游资源、人力资源和旅游产品。第一，村寨居民是梯田旅游景观的拥有者，是旅游社区的主人，是社区旅游发展的最终受益人，在旅游开发中应当参与管理和参与利益分配；第二，村寨居民是壮族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资源；第三，村寨居民是社区旅游就业中的主力军，是旅游发展中主要的人力资源；第四，村寨居民是壮族文化旅游产品系统中“活的”部分，影响着村寨旅游社区的产品形象。
平安梯田景区投资商―桂林龙脊旅游有限公司是经政府授权开发平梯田旅游的法人单位，主要为游客提供旅游所需的食、住、行、游、购、娱各大门类的旅游产品，其投资行为是以景区经营的盈利为目的。
2. 战略层利益相关者
龙脊风景名胜区的政府管理部门包括旅游局、龙脊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平乡政府，对景区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各方关系，监督管理旅游市场秩序，不参与经营，不参与利益分配，承担交通设施、旅游信息系统设施和安全设施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目前，由于政府部门管理不力，工作效率较低，社区居民对其行为产生不信任感，滞后于旅游发展的需要。
其他战略层利益相关者包括邻村寨居民和家庭旅馆承包者，他们与平安寨居民争夺游客，争夺市场，构成了与平安寨居民的竞争关系。
四、东道主相关利益者管理机制――股份合作制参与式管理
利益相关者管理是近10多年来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管理方式最基本的不同在于，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出发和利益相关者的长远利益出发，系统地考虑到利益相关者行为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并对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强化其道德内涵。
目前，政府和桂林龙脊旅游有限公司对平安景区乃至整个龙脊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是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像管理公司员工一样管理民族村寨居民与其他相关利益者，收效甚微，整个景区基本上处于一个失控状态。对于公众参与性强的社区旅游项目，实施参与式管理是一种最理想的模式，其实现的途经就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即股份合作制参与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同于原来传统的垄断管理方式,是在外来旅游开发商进行一定资金启动下,根据原有的管理经验,采取超越原有管理方法,设计和构造一套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型管理方法。它侧重于人的参与管理，目的是让所有旅游资源的使用者参与管理，核心内容是“村寨居民参与管理”，这种管理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出现的一次重大变革。
这种模式具体的实施步骤为：①首先要对旅游资源进行产权界定和价值评估，将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为国家产权、集体产权、村民小组产权、村寨居民个人产权4种产权主体，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把梯田景观和文化旅游资源转化成股本，收益按股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进行股份合作制经营；②企业通过公积金的积累扩大再生产，并保护与恢复梯田生态,承担相应旅游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工作。通过公益金的形式投入到村寨的公益事业(如导游培训、村寨旅游管理)，以及维持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的运行等；③通过股金分红支付股东的股利分配。
通过股份合作制参与式管理模式的实施,国家、集体和个人可在村寨旅游开发中按照自己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实现社区参与的深层次转变。通过这种模式可以解决景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及景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实现的问题，才能造就和谐的民族旅游新村。
五、结论
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发展目前正面临着许多问题,积极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对各类不同的村寨来说都是十分迫切的。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东道主利益相关者矛盾的核心在于利益分配问题，而核心层利益相关者是村寨居民与投资商。村寨居民既是地方主人，又是壮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投资商不能进行掠夺式的霸权开发，必须让路与民，最佳的途经就是实行东道主利益相关者股份合作制参与管理模式,这是实现民族村寨和谐发展的途径之一，也是笔者试图解决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所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设想,还有很多问题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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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动态竞争 广西高校 旅游人才培养 多学科交叉渗透
2008年1月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已经成为了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在这个区域合作平台上，中国（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的高速发展令人关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以来的广西高校旅游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发展都较为滞后。在区域一体化趋势下，广西高校旅游教育应该着眼于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旅游学科优势的长远目标。而当代旅游的内在元素发挥应有的作用应仰赖于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关注民生，体认民心”的学科关照。因此，本文拟将旅游学、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培养广西高校旅游人才的必要性、人才培养方案与实践等问题置于动态竞争语境下作简要探讨。
一、动态竞争理论对高校旅游人才培养研究的意义
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希特指出，动态竞争就是企业应对竞争环境和追求市场优势而做出的竞争，并表示企业的战略和战略实施在本质上都是动态的。动态竞争是企业间的高强度激烈竞争，每个竞争对手都试图不断地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削弱对手的竞争优势。因此，任何一种竞争优势都是暂时的。动态竞争有两个显著特征：对抗性和动态性。对抗性体现了竞争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博弈过程；而动态性则体现了竞争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显然，动态竞争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企业具体实施的竞争行为，该理论主张从企业竞争行动的视角来探讨竞争战略，认为竞争战略是由一连串的竞争行动构成的。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过去只用于研究企业行为研究的动态竞争话语也被纳入当今高校发展的视野中，尽管目前学界运用动态竞争理论研究高校旅游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仍极少，但是高校在求生存、谋发展和提升知名度的战略目标下围绕人才队伍建设、办学特色和创新性人才培养等行为展开激烈的竞争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康鑫、米艳玲等认为，动态竞争环境要求高等学校通过持续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推进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实施。朱迅华、王平认为高校应顺应动态竞争市场的需要， 设计新型的具有高素质、高技能、复合型体育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李培、田勤思则认为，动态竞争条件下的高校旅游教育要规范专业设置，明确培养目标，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改革方式方法，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建立旅游教育建立后效评估机制等。从国内外旅游教育研究现状看，旅游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走产教研一体化已经成为趋势，而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更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既立足于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又要在广阔的人才市场中保持优势竞争。因此，运用动态竞争理论研究当代高校旅游人才的培养，这对于民族地区高校利用本地区资源采取非对称竞争以构建旅游学科优势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广西高校旅游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培养旅游人才的必要性
（一）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人才培养实践是国内外高校构建学科优势和特色的内在要求
国内不少高校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方面，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尝试，并试图构建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例如，拥有民族学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等高校针对过去国内人类学处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状况，已将人类学纳入民族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行列，民俗学和历史学也不同程度地被整合到民族学的一级学科建设当中，这其中固然有学科优势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存在交叉渗透的学理基础和内在逻辑。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主要阵地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近年来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民俗学与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董晓萍教授倡导的田野民俗志，即为一例。至于民族地区的高校或民族院校，民俗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更为紧密。国外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实践，主要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支持，是以“使许多传统学科的研究方向瞄准对国家重要的综合性问题”为指导，既围绕科学子系统内部各学科间的渗透、交叉，又向技术和教育领域延伸，重视改善对未来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和公民的教育和训练，体现了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大系统下的通盘考虑和统筹规划。
（二）旅游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内在关联
中国著名人类学者彭兆荣将旅游定义为：以生活中剩余的财政计划为前提，以自愿为原则，以休闲或积累不同经验为主要目标，到异地或“异文化”人群中去体验的旅游行为。旅游活动从早期的以观光为主到当今的“异文化”体验，表明人类学所关注的旅游与文化及其变迁已经成为旅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学与人类学交叉渗透存在着共通的学理基础：“人的文化”研究是旅游学与人类学的核心内容，“旅游活动”本身构成旅游学与人类学研究的“真实田野”，文化多样性和普通性的辨证统一是旅游学与人类学能够结合的哲学基础。表明了旅游、旅游学与人类学呈正相关发展态势，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是否发展， 能否持续发展，均与旅游学研究水平有莫大关系， 也与人类学者是否参与或其参与的频度呈正比例。英国学者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民族学的一个任务就是根据人种特征、语言和文化来对民族进行分类，第二个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间接根据中（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引出推测，来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的知识。[8]民族文化旅游的勃兴与发展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对民族文化研究的贡献，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深地嵌入了旅游与旅游学的研究之中。
（三）广西的文化旅游发展对复合型旅游人才的需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山水秀丽，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和仡佬等12个民族。广西除了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之外，更是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表明了民族文化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象、“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印象・刘三姐》之所以被称为民族民俗旅游典范之作，乃是策划者成功地将桂北少数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的文化习俗进行整合，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成功将传统的桂林山水旅游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几年来，广西重新打造花山旅游，其目的正是为了形成“北有桂林《印象・刘三姐》，南有宁明《走进花山》”的广西文化产业品牌格局，这就意味着，以展现壮民族文化的《走进花山》的实景演出有着良好的市场潜力。如果将广西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和深度开发，未来广西的文化旅游将出现全面繁荣的景象，广西的旅游发展对具有较扎实的多学科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求将会大为增加。
自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来，入境广西旅游的东盟国家游客与日俱增，国内游客也大多借道广西前往东南亚旅游。可见，语言学（东南亚语）不但对广西高校涉外旅游人才的培养凸显必需，而且也是广西高校依托区位特点构建旅游学科特色的必要，更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向东南亚延伸的重要工具。目前，广西的民族文化旅游正呈现全面开花的趋势，广西高校的旅游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东南亚语）等多学科交叉培养旅游人才的战略顺应了广西的旅游发展对复合型旅游人才的需求。
三、广西高校多学科交叉渗透培养旅游人才的方案及其实践
（一）准确的专业定位，明确的培养目标
当前，普通高等院校旅游教育的专业应定位于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以职业型人才培养为主，职业型旅游人才应符合“理论通、能力强、素质高”的要求，在本领域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广西高校的旅游专业定位要依托自身所处的区位特点和民族文化土壤，以广西和东盟国家蓬勃发展的旅游经济及其合作为实践平台，将旅游管理专业建设成为“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特色学科专业。确立“面向东盟，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职业发展为导向，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重个性，为旅游行业提供有管理和技术潜力的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科学的课程体系
围绕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开展课程建设与改革，是建立科学的、合理的、规范的旅游职业化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环节。广西高校的旅游专业课程建设既要符合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又要结合广西和东盟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具有一定灵活性。即合理配置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比例，加强体系设置的弹性。正是基于旅游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内在关联，旅游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地位得以确立，因此将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嵌入旅游教育的专业基础课中，或者将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主干课程设置为旅游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主选课程。条件成熟的高校，甚至可以根据旅游专业定位编写人类学、民族学与旅游学等学科共同参与的校本特色教材。
值得强调的是，目前，广西高校与东盟国家高校合作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正成为广西旅游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反映出当今中国旅游教育的多元发展格局，突出了民族地区院校的办学特色。2009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依托大新跨国瀑布、凭祥友谊关景区和东兴－芒街设立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建成，促进了中国―东盟旅游的紧密合作。中国东盟高校旅游教育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正是顺应了中国―东盟旅游合作的发展趋势，广西一些高校在与东盟国家进行旅游人才培养的合作方面，凸显了广西高校多学科交叉渗透培养旅游人才的学科优势。如旅游专业本科采取3+1的办学模式，即学生在本校学习期满三年，第四年到东盟国家高校留学深造一年。高职高专院校采取2+1或2+0.5+0.5的办学模式，即学生在本校学习期满两年，第三年到东盟国家高校留学深造一年或半年。另外，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旅游本科专业直接从一些东盟国家的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其培养办法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委托合作国高校对所招收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训练，后三年到广西高校旅游专业进行系统学习。二是所招收的学生直接到广西高校学习两年汉语，后两年到旅游专业系统学习。这样，汉语与东盟国家语言的双语课程的开设便成为广西高校培养旅游人才课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广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民族文化以及中国―东盟旅游合作的勃兴趋势，使得广西高校将旅游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纳入旅游课程体系不但成为事实，而且也是当代旅游发展对旅游人才的知识构成的要求。
（三）灵活实用的田野教学
旅游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产业。这除了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这一现象外，同时会很自然地带动另外一个现象的出现，即“旅游知识”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必需性的知识构成和来源。“文化旅游”因而体现出当代旅游的特征，让人们感受到当代旅游活动中包含着新的品质――旅游活动的“文化”化。克蕾克曾给“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作了这样的定义：“通过习惯性的旅行，使游客进入到其他文化和其他地方去了解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遗产和艺术；以直接的方式真正了解这些文化以及它们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旅游发展趋势提出两个策略性的原则：“融文化于旅游与游客，融旅游与游客于文化。”“文化旅游”还会涉及一个“文化地图”的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可以理解为文化分布的具体地理空间。当“文化地图”被移植到旅游研究时，比如某个具体地理空间中的民族文化旅游，那么，旅游文化使得一定区域的民族旅游变得富有文化色彩。旅游人类学中关于民族文化旅游的学习和研究，“就有必要将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研究放进来讨论。”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走校企结合道路是培养旅游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老师应该依托本区域丰富的民族旅游资源指导学生进行必要“田野作业”训练，让学生积累相关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素养，塑造具有扎实的民族学、人类学和旅游学理论基本功的现代应用型旅游人才。
四、结语
旅游学、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一个共性是都将“文化”视为核心内容，参与观察和田野实践也是上述学科的主要方法。广西是中国走向东盟的“桥头堡”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区位优势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广西高校多学科交叉渗透培养旅游人才和构建旅游学科优势的丰富土壤，广西高校应充分挖掘自身的区域资源，以动态竞争的战略眼光，在成功实施多学科交叉渗透培养旅游人才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旅游学科特色，才是旅游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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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旅游摄影;照片;符号;文化表征;
正如茱莉亚・玛格丽塔・卡梅伦所述，“我渴望捕捉我眼前所有的美，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每个人都渴望捕捉眼前的所有美，1939年摄影技术的发明使此梦想得以实现。摄影伴随着社会发展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与行为，特别是在以追求精神需求为目的旅游中，它的地位和作用越加凸显。“在皇宫花园的庄严背景的驱使下，日本人对快照的着迷上升至无以复加的狂热地步。从快门持续咔嚓响判断，不仅在场每个人，而且每一叶青草，都一定被全面的背记录在胶卷上了”。从摘自1977年5月3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新闻中看到，摄影与一种最典型的现代活动――旅游，并肩发展。作为玩乐，旅行而不带相机，似乎是一桩极不自然的事。相机已成为人们旅游出行前的必备品。斯潘恩认为摄影与旅游活动构成了一个整体，是旅游行为、活动和过程的有机部分（Osborne，2000）。特别在数码摄影技术出现以后，随着摄影大众化发展使得旅游与摄影两者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现代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使用摄影的方式记录和记忆他们的经历，旅游者把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思的事件和事物用相机记录下来。照片可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人们去旅行，计划有实施，也玩得开心。在拍摄过程中旅游者通过镜头去认识和理解眼前的形象，与旅游地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多维的交流，于是旅游中的摄影便有了其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超越摄影本身而拥有了更多的符号象征性。旅游与摄影的结合构筑了摄影在旅游情境下的文化表征，衍生出了一个充满喻意，具有时空维度的特殊符号（sign）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充满着“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符号。
一、摄影图片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文化表征
皮尔斯认为指索符号是符号的一种分类，这种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因果或邻近性的联系，指索符号能够指示或索引符号对象的存在。（peirce，1934）旅游摄影是通过图像进行表达的，图片的图像符号意义毋庸置疑。在旅游活动中当你对准感兴趣的旅游景观按下快门后，景物便留下来。照片中的图像（image）与景物之间便产生一种关系，图像是对实际景物的解读与再现，这个图像符号说明在某个旅游情景中存在“这样”的形象，特别当这些图像符号作为旅游商家、中介机构、媒体的宣传品时，图像将旅游情景中的景物按照一定方式检索并呈现出来，当旅游者接收到了如图片广告、明信片、旅游宣传手册等一系列的旅游信息时，这些图像产生吸引作用，于是旅游者按照照片的指示，向“那里”进发。
二、照片作为旅游纪念品的文化表征
《简明牛津词典》认为符号是指某物通过与另一事物有类似的品质或在事实或思维上有联系，被人们普遍认作另一事物理所当然的典型或代表物体，或使人们联想起另一物体。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符号可以是其所处语境中的物体、行为、关系、事件、体态和空间单位。（Victor Turner， 1970）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符号不仅仅只是物和物之间的表征，也可以是以上提到的任意元素与元素之间的表征。摄影的主要功能是将当时的旅游情景留存下来，旅游者通过重复观看当时的现场拍照获得人们对旅游情境中那个景物或景点的记忆，这些照片被长久的保留下来，留在旅游者的“影集”和“相册”里，作为纪念。照片证实了自己当时正处于旅游情景中，作为“到此一游”的物证，创造出的一种“物质符号”（kinen），它表征了当时在旅游中“客我”的状态及与各种事物之间发生的关系，每每翻看都会想起当时，当事，于是照片成为了留给自己的纪念品，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成为了自我交流的道具，它让旅游者确定并认同了旅游情景中的“客我”的社会身份，成为自我内在表达的符号。当旅游者将照片带回到住地作为一种“馈赠品”（omiyage），在他者面前进行展示时，这是对旅游者自我的呈现，在这种情况下，照片作为旅游者炫耀，或与外在社会交流的道具，旨在向他们传递信息和意义，旅游摄影在此意义上构建了自我外在表达的意义。正如科斯塔（Costa）所说：“旅游者展示纪念品，是其进行自我呈现表演时的一部分，在此表演过程中，他把自我向他者呈现出来。旅游者自我呈现时，旨在表现自己既是一个世界旅行者，又是一个欣赏传统和真实的人。”因此自我的对外交流与对内交流同时进行，旅游摄影作为旅游纪念品既是旅游者自我外在化的符号，也是自我内在化的符号。
三、旅游摄影作为旅游体验叙事的文化表征
摄影基本功能就是用照片中呈现的图像进行表达，因此照片成为旅游者通过个人视角与选择进行表达的“文本”。彭兆荣认为旅游摄影的表达方式就是 “话语叙事”（discourse narrative），因此旅游者用摄影构建了自己特定的“语境”用以对“文本”进行叙事，而照片成为了旅游情景下“话语叙事”的“文本”符号。旅游者处在不同的位置，站在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光线，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使用不同的摄影媒介（胶卷、数码），采用不同的摄影技术等都决定了他们可以在同一个“真实景物”上形成特有图像，彭兆荣把它称为“图像发明”，因为图像符号是人“制造”。“制造”的过程是“真实景物”解构成“符码”的过程，在“符码”对“文本”进行叙事的过程中形成了其色彩、意境和情绪的各异“语言”，也构建了的旅游情景下的不同“语境”。在旅游情景的“语境”下是“看者”与被摄对象之间的交流，它蕴含着旅游者对旅游景物的文化理解，对旅游地文化背景的感知与认识，是文化价值与社会文化构建起了这个特殊的“语境”。
苏珊・桑塔格认为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把经验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品，旅游过程变成了累积照片的一种战略，大多数旅游者感到有必要把相机搁在他们与他们遇到的任何瞩目的东西之间，似乎只有通过相机才能够将体验过程陈述出来。她认为照片可以将任何东西与其它的东西产生联系：只需以不同的取景来拍摄要拍摄的景物就行了（Susan Sontag，1977）。摄影将旅游活动中的一切事物与要素联系在一起，在照片中不仅仅记录了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各类景点、还记录了旅游地及居民，或其它发生的事、行为、当地人的状态以及与旅游地的关系，一个个无限小单位的照片构成了社会现实。照片讲述的是关于旅游地各种事物和因素的关系，它象征着一种文化价值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于旅游者与旅游地的多维交流。它叙述了旅游情景中的社会现实，也阐述了旅游经验的积累过程和体验过程。于是有了旅游叙事的样式：停下来拍照，然后继续走。摄影将旅游经历本身变成一种观看的方式，每拥有一次旅游体验并想陈述它时，就按下快门。拥有一次旅游体验就等同于给这次经历拍摄一张照片，参与一项旅游活动越来越等同于通过照片来观看它。
四、旅游摄影活动作为旅游仪式文化表征
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带有一个普遍性观点：现代旅游是一种现代的仪式，而旅游摄影将这一仪式进行记录，照片中展现了仪式的整个过程。依此逻辑，于是摄影成为记录旅游生活经历的一种仪式。作为仪式理论专家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符号有三个特点，最简明的特点是浓缩（condensation），一个简单的形式表示许多事物和行动。前面部分论述已说明旅游摄影浓缩表达了如旅游吸引物、纪念品、经历等许多事物和行为。第二，迥然不同的各个“所指”的统一体（unification），这些迥然不同的各个所指因其共同具有的类似品质或实施上或理念中的联系相互连接。摄影主要代表旅游吸引物、旅游纪念品、旅游体验过程、旅游经历等，作为主体的“文化”贯穿于这些多样的所指中。它的第三个特点是意义的两极性――“理念极”和“感觉极”。“理念极”能使人发现规范和价值，他们引导和控制人作为社会团体和社会范畴成员的行为。“感觉极”聚集了那些被期望激起人的欲望和情感的所指。（Victor Turner， 1970）旅游摄影多样的所指中，象征旅游吸引物、旅游纪念品和旅游体验过程等聚集了旅游者对旅游过程的体验与享受及内化的过程，这是“感觉极”特点。它还象征了旅游者“文化价值”与旅游地社会的交流，它引导和控制着旅游者群体在旅游地的行为与表现，这是“理念极”的特点。
仪式符号的社会影响在于它们的指示能力。如果他们对于行动者而言不指示任何东西，符号就是不相干的，它们也不再是符号了。而摄影就具有这样的时空转换的指示意义。照片既是一片薄薄的空间，也是时间。摄影的功能决定了其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能够凝固、凝聚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它“破坏”了时间与空间的物理维度和关系，也产生了一种对未来时空的指示性，从格拉本的旅游仪式的三个进程对旅游摄影作为仪式符号的表征进行分析。在格拉本的旅游仪式理论进程中，现代旅游活动进程分为三段
（如下图）：
旅游摄影是在CD阶段发生的，CD阶段旅游者处于一种“兴奋中间”阶段和过程，它具有象征意义上的“神圣”意义，游客在这一阶段享受着“神圣时光”。旅游摄影通过照片将这一阶段的“神圣感”凝固下来，将“他时、他者、他景”凝聚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而当旅游活动结束后，带上照片回归到“苦甜交织”的EF阶段时，虽然回到了世俗，但 “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有所不同，对于照片在不断重温中，人从现在的EF段拉回到了“过去”，并凝固在了过去的那个时间、空间关系中，停滞在了CD段。照片比活动的影像更可记忆，因为它们是一种切得整整齐齐的时间，它将时间与空间的作用加强，将当时的“神圣过程”跨过了时间隧道与现在的“世俗生活”形成对应。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发现过去 “世俗生活”的AB段与现在的“世俗生活”EF段有所不同。凝固的时空关系将旅游者带入了时空隧道，在现代、过去和未来中穿梭，照片凝固的时空还会将旅游者拉入对未来时空的向往，指示旅游者向未来的“神圣生活”迈进，将旅游者拉入了未来旅游时空情景的畅想。旅游者通过摄影进行一次多元文化的时空洗礼。
五、结语
至此摄影在旅游情景中的文化表征得以呈现，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指引符号、旅游纪念品、旅游体验和经历及旅游仪式的符号意义将会在旅游世界中不断的丰富、发展。摄影通过文化表征从另一角度表达了什么是旅游，从某种程度上摄影成为了人们旅游之所在，摄影塑造了旅游过程，以至于整个旅程成为了我们在胶片上留下的好风景，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说，今天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终结（Susan Sontag，1977），旅游的存在也为在摄影中终结。旅游目标、照相机和胶片技术构成了旅行的真正本质，摄影与旅游已是密不可分了。
注释：
①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08，P9.
② 转引自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2004：P175.
③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08，P9.
④ 转引自 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2010：P27.
⑤ 彭兆荣在其著作《旅游人类学》中提到“到此一游”的情节在中国旅游中非常突出，仿佛旅游者旅游的最重要的目就是为了证明“我来过”，这种行为带有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进行理解的“自我炫耀”的某种成分。这造成了中国游客在旅游活动中“蜻蜓点水”与“花钱赶景点”的“中国特色”。
⑥ 在Nelson Graburn的著作《Anthropology and the age of tourism》的第四部分中提到在日本旅游中kinen是某个重大事件的纪念物，它可以是一件礼物。如离盖印章的签证等，这是在旅游中给自己的纪念品。
⑦ Omiyage是从旅游地带回的纪念品，必须被带回家展示和送给亲朋好友。旅游纪念品的这种象征性导致一些礼物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如日本游客，在外出旅游时，必须购买纪念品。
⑧ 张晓萍.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p201-212. 马晓京.旅游象征消费对云南石林旅游商品开发的启示.
⑨ 维克多・特纳，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象征之林[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P25.
⑩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08，P22.
，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民族出版社，北京：2004，P245.
-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08，P22.
. John Urry[M]The tourist gaze，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慧，赵玉中，王庆玲 刘永青译， 2009：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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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 要]本文在假设旅游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这一前提下，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分析。
>> 旅游学学科树构建及旅游学研究的时空特征分析 评《旅游学学科体系框架与前沿领域》 试论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 基于《旅游学刊》关键词计量分析的旅游学科创新力及知识体系构建 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 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旅游学科核心体系的思考 八景文化的旅游学分析 基于CSSCI的2000～2010年旅游学科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社会学视野下的回族学也谈回族学的学科属性 旅游学科建设与历史、地理学科的整合 探讨学科理论视野下的旅游学科建设 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 旅游学科视角下的旅游文化概念研究 基于旅游业发展变迁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旅游人类学旅游学与人类学的交叉渗透 关于旅游学科基本概念的共识性问题 探析多媒体教学在旅游学科中的运用 旅游学的学科建设现状及改革建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在假设旅游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这一前提下，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分析。从学科的认知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软”学科；从学科的组织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分野度”较高而“城市化度”较低的学科。旅游学学科的这些属性的确定，为我们解释旅游学发展现状提供了基本依据，能够使我们明确旅游学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以及应注意的问题，这对于旅游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旅游学；软学科；应用学科；分野度；城市化度[中图分类号]P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6―0015―05
篇6
[关键词]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依据；功利价值，正义价值；良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3―05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通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以下几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原则是什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应当如何体现?运用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中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及价值原则的比对，了解这些概念的异同之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划分为功利价值主导型和道义价值主导型两类。其中的功利价值主要指社会功利价值，而道义价值又分为正义价值和良心价值。
1.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功利价值
斯通(seaton，1992)在对“优质旅游”的阐释中，指出可持续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经济学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旅游需求主体即旅游消费者、相关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旅游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规则，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正义准则。世界旅游组织(WTO，1993)就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用来达到如下目的：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经历；维护当地社区和游客所依靠的环境的质量。”这一定义表达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视角特征，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认同。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道义价值
除了发展经济学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更多地获得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a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际组织的相关经典文献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就体现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及环境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在多学科视角下，可持续旅游发展已超越了功利的价值目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从人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多样性、开放性、系统性原则，人类学中的种属平等原则，伦理学中的人际、代际、人地正义原则等各种原则成为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1990)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强调“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的《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指出：“可持续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联合国《朝向旅游可持续发展》(2001)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是：“能在长期内仍然保持活力而不会或可能阻止其他活动和过程的成功发展而使(人的或物质的)环境发生退化或改变的方式。”虽然措辞各有不同，这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都强调了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和生态及文化完整原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中人类责任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道义价值的追求。
作为其直接理论基础，环境及发展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等各理论流派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追溯各理论流派的价值诉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核心理念进一步分层梳理。
2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与价值依据
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注重旅游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流派注重旅游体验与产品的提升，这些学科提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人、产业、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2.1 经济导向――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目标是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个人所在的团体或社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及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这一价值传统可以追溯至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旅游社会学部分流派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可持续旅游落实为实现旅游经济收益而设计的系列管理模式或模型，具有其有用性和工具价值。环境经济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主张用经济学工具进行环境评价、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等工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所有阶层，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科登和索洛(Coden，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萧尔(shaw，1973)的经济人合理性等观点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寻租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应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规定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中，科斯(Coase，1960)和诺斯(North，1980)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卢卡斯(Lucas，1988)的经济增长理论、马丁(Martin，1991)的经济增长趋同趋势模型、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ger，199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研究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
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人类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性质，他们的经济关系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颇有相似之处。而在旅游社会学交换学派的视野中，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都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而交换过程中的人总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价值的最大化；旅游则被看作是主客双方各种资源交换的过程，旅游者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旅游发展是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博弈的结果。这一立场，与新制度经济学对旅游产业运行方式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认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它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契约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以期获得旅游业发展的利润最大化。
在此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标准是往往运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以货币化，使用统一的价值量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诸因素度量的共同尺度，戴利(Daly，1989)的经济福利模型WMSD，世界银行(1995)的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3)推出的资源环境卫星账户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一些测量方法和技术也为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落实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早期的评价指标(金波，1999；曾珍香，2000；王良健，2001；汪薇，2003)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评价上，也多运用经济学效益费用分析方法，提取衡量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物质条件的绝对统计数据和评价因子，以货币化的价值评价为主，中间只包含了少量体现行业特色的人力资源评价标准和行业服务水准的评价因子，这些评价标准与方法为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所描述的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和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却往往会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而大相径庭，也常常会由于缺乏对权力因素的考虑而导致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乘数效应低于预期、各种经济漏损、接待地物价上涨等旅游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广受关注。
结合我国各地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地旅游发展确实为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众对于旅游发展普遍表现出支持的态度。政府所支持的旅游相关课题的研究也大部分是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旅游产业研究中，以带动地方或区域旅游经济、增强旅游企业效益为目的的研究仍然是旅游研究的主体；产权分析、博弈模型和结构方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工具是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基于功利价值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2.2 社会导向――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其价值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其价值目标不只是经济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地包涵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的普遍正义、民族及传统文化保存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思考。在这里，可持续旅游不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它包含着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机会公平和差别公平等理念，包含着矫正社会不公因素的制度理性。其意义在于，它倡导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以引导旅游业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其制度价值和必然性。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这一价值取向，既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正伦理精神，包含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思考，体现了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一322BC)到罗尔斯(Rawls，1921―2002)等哲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成就，又得益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积累与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主流学派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应该单独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们注重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研究以及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探讨与评价。旅游社会学的冲突学派就特别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关注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探讨”。特纳和艾什(Turner，Ash，1975)的中心对边缘控制理论、马瑟雄和沃尔(Matheison，Wall，1982)的社区反应理论、道科西(Doxey，1976)的愤怒指数理论、马瑟和里奇特(Matthew，Richter，1991)的从属理论等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研究中；而旅游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则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或发展，强调追溯个体发展的轨迹，研究目的地人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旅游引入后的变化，并试图帮助正在经历旅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目的地人民。路兹(Nunez，1989)对东西文化接触中借入现象的讨论、克里克和纳什(Crick，Nash，1989)的旅游帝国主义观点、皮尔斯(Pearee，1992)对不同类型旅游接触的后果分析都是以由旅游发展所引起的国际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焦点。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们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正义与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历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中就有不少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文化、人权、责任应成为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如：旅游对保护文化遗产、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1980)；旅游与假日是权利更是所有人的责任(1983)；通过负起责任而受益(1995)；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1996)；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 工具(2001)；旅游：为妇女敞开大门(2007)，等等。
体现在可持续旅游的评价标准上，运用社会经济学、统计学方法衡量旅游发展的非货币价值的指标体系也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评价的主流方法。联合国开发署(1990)人文发展指数HDI，经合组织推广的RSR(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联合国统计局(1994)推出的基于DFSR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英国政府(1996)基于经济一环境一行为者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我国近几年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牛亚菲，2002；万幼清，2006；唐善茂，2006；刘益，2006)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公正分配影响的思考，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产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注重从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来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指标采用上也多运用相对的比率数据，以旅游业的非货币价值评价为主。
旅游业发展的正义价值已逐步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以法律和规约的形式树立起来。《21世纪议程》(uN，1992)和《中国21世纪议程》(1994)都强调了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999)已经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文化权利公正分配的目标摆在旅游经济发展目标的前面。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新旅游蓝图》(2003)倡导旅游业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促进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组织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研究中，基于进化理论和涵化发展理论的各种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模型，基于冲突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工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基于社会公正和文化保存立场探讨旅游发展给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政治制度带来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针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对政府、企业及社区在不同旅游管理模式中应起的作用也有了初步的论述。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旅游企业和社区应当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来规约和评价，都将是基于正义价值旅游研究的主要任务。
2.3 自然权利导向――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权利，都是权利主体。其价值目标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指向生物圈的和谐、繁荣和完整。这样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再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制度价值，它更是一种道德命令，具有其应然性。
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是近百年来环境与生态伦理思潮在旅游研究中的体现。环境经济学为可持续旅游环境提供了理论分析与评价工具，现代环境与生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现代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比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更注重人的各种权利，而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则将权利的主体无限扩张到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宽阔胸怀。
在环境与生态伦理学的诸多流派中，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以及生物整体主义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辛格(singer，1973)认为动物解放运动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需要人类更多地发挥利他的精神；雷根(Regan，1983)认为动物权利运动就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史怀哲(schweitzer，1915)认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泰勒(Taylor，1986)认为所有的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利奥波德(Leopold，1949)基于人对大地的道德情感，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奈斯(Naess，1974)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看作自我利益的过程；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吸收了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完整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强调社会普利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又纳入了对人、社会和生物圈等多重价值主体的思考；既包含了人们基于功利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的现实考虑，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和旅游发展观，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伦理学和美学内涵，弘扬了善的价值。
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理念集中体现在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在研究领域，瓦克南杰(Wackemagel，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就在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实践领域，200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而当年世界旅游日口号就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生态旅游”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旅游营销的工具与手段，掺杂着人们的各种功利价值诉求，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生态旅游传递的是人们基于良心的价值理想。
我们也应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人的各种权利尚未得到很好的实现时，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仍然面临着许多实践障碍；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寥寥无几；许多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景区却仍然以扩大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也缺乏相应的环境监控设施和技术力量；生态旅游规划和社区参与计划往往只能停留于理论研究的层面而不能付诸实施等等。在我国，虽然针对各种类型旅游资源的生态旅游管理理论和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不断地被推出，生态旅游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规划、旅游产品设计、营销管理以及游客管理中，但其中真正达到生态旅游要求的却是寥寥无几，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巨大的落差。
篇7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从旅游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旅游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旅游对的影响,并指出由旅游引起的文化交流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态势——旅游文化,剖析了湖北省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湖北省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旅游文化具有继承性、创造性、服务性和时空差异性;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在旅游、旅游和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巨大作用。
1.文化和旅游的概念
文化是什么?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家、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的生活方式。着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法则、、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它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一诗:“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从沈诗中看,旅游在当时已含有外出旅行游览的意思了。从字面上理解,旅游是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地他乡去旅行游览。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争取最佳生存空间,采取了种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旅游。人们在崇拜远方的的驱使下,怀着对异地的憧憬,不知不觉迈出了旅游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近现代意义的旅游,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此,人类的旅游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旅游业逐渐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旅游和文化的关系
2.1民族文化关系着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
2.2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3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旅游管、旅游心理学、旅游、旅游、旅游地学、旅游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和专业,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如主要体现在行、吃、住、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中的特色
。对者来说,旅行游览、食宿、服务、旅游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活动。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因此,旅游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3.湖北省旅游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旅游文化性竞争日益激烈,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繁荣,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人文资源的开发上面明显不足。
3.1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与开发错位。
湖北省自然风景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但是,从资源开发的现状来看,全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赋存状况存在着错位现象,一是在资源开发种类方面,各地更注重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二是在资源及其开发的匹配方面,全省旅游行业与资源开发的匹配现状不理想。湖北省目前的旅游行业开发层次主要是基本层次,提高层次的开发薄弱,专业层次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
3.2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
从总体上看,全省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与开发方向把握不够,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
4.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4.1充分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全省各地要深入研究,大力加强对旅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内涵;要特别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整体旅游形象不够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2加强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作为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
4.3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
当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在由观光型向文化型、型和生态型等方面转化。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今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个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武汉城市圈,三峡与神农架、武当山,武当山与三国、钟祥明显陵,以及鄂东地区,或以都市度假旅游为概念,或以一江两山(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为标榜,或以世界遗产、红色旅游为主题,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要下功夫打造一批旅游精品,重点开发有关生态文化、健康娱乐、度假休闲、会务和商务型旅游产品,以及独具楚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4.4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
旅游业是一项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船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文化、装潢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楼同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加大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着.顾建光,高云霞译.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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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黔东南是我国地处西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较多的地区，是西南历史上当地人民艺术文化的结晶。经过我们对当前黔东南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方式分析，得出黔东南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还处于低层次旅游开发阶段，于此相对的是深度旅游开发，这将是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继承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黔东南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国际化的一条通道。
关键词：黔东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度旅游
一、 前言
旅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我国的研究热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出发，这些活态文化无不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特定地域内人们适应自然、乐观生活的智慧与其独特的审美情趣。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为无形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形式，正因为其存在方式的特殊性使它的保护与传承比有形文化遗产更为复杂和困难。随着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利用力度的加大，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身份逐渐受到质疑。近年来，黔东南的非物质文化的开发越来越受到学术界所关注和成为研究的重大对象，一方面它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开发和升华。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在自然演化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二、 旅游对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的理论基础
1.比较文化理论。涵化(acculturation)是比较文化理论的基础，属于人类学的专业性概念，它是指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根据这样的原则，文化涵化的发生自然存在着两方面的因素：一种是外来因素的介入，使之对某一种原生性的文化发生作用，进而发生变化。另一种是内部因素，即视一个群体或族群的内部疑聚力、认同力、承受力，以面对来自外界因素影响和作用时的承受能力。[2]2. 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是研究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的手段，它解释了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的内在动因。
社会交换理论(SociaiExchangeThcor力加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于美国，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它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行为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的社会学理论，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 [3]
三、 黔东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现状和影响分析
黔东南州由于历史及地域原因，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因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特别是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黔东南州围绕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大州的措施和影响，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
1.开展文化资源普查，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黔东南州已有39项53个保护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全国名录总数的1／27，在全国地州级名列第1位，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州。2009年6月，黔东南州被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先进集体。
2.利用节庆搭台，充分展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素有“大节天天有、小节三六九”之称的黔东南，全州共有民族传统文化节日391个，其中活动人数在万人以上73个、5000人以下150个。2009年6月12日，丹寨县组织选送“苗族锦鸡舞”参加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全国传统舞蹈展演暨颁奖活动上荣获全国传统舞蹈展演金奖。
3.着力实施“四个一百”，确保民族文化得到传承。一是实施100名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拔尖人才扶助工程。二是实施100名原生态民族文化高级人才培养工程。三是实施100个重点民族文化村寨保护工程。
4.强化对外宣传，扩大民族文化知名度。一是创作原生态歌曲，弘扬民族文化。通过挖掘、整理，黔东南州组织创作了《醉苗乡》、《飞向苗乡侗寨》等一批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歌曲，出版了黔东南原生态歌曲《梦的摇篮》、《天歌神韵》CD光碟。二是拍摄影视剧，展示民族文化。三是编辑书籍，传承民族文化。
5.科学合理利用，增强民族文化发展活力。黔东南州坚持“适度”、“合理”原则，积极挖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确保民族文化得到合理利用、科学发展。[4]
四、 结论和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无可否认文化旅游资源给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了不菲的经济价值，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黔东南的很多文化旅游资源还处于低层次开发阶段，而这种“低层次旅游”的恶果将是中华文化粗鄙化和浅薄化的根源。因此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深度旅游”，顾名思义，就是从表面观光走向深层了解。这由于当今的人们，已经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希望从异地或异国多得到一些体验与只是，包括历史的、生活的、文化的、生产的、民俗的、艺术的等等方面，感受不同地域所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这就叫“深度旅游”。[5]这一点在目前的黔东南州地区，条件不是很够，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缓慢以及自身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决定了当地这种文化素质和文化氛围不是很强，所以对于开展深度旅游的理念还是有一定的现实距离的。但是“深度旅游”在当今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中成为了一种趋势，而黔东南州地区的旅游业在我们国内也是具有很强的资源优势的，今后的发展应该与国际接轨才能寻求更宽阔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Cohen E.Rethinking the Soclology of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9,6(1):18-35
[2]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民族出版社2004
[3] (许苏明，论社会交换行为的类型及其制约因素[J] CSSCI学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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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旅游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对其科学问题的探索、知识平台的搭建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旅游研究的现实需求愈加重大。一方面是应对旺盛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是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也是对旅游规划和旅游研究的双重需要，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当口、在旅游学科发挥学术使命的关键时刻，亟需重新审视旅游研究与旅游规划的关系，深化理论创新导向的旅游研究和理论应用导向的旅游规划。
旅游研究为旅游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第一，旅游研究为旅游规划提供了新的理念。可持续旅游、负责任的旅游、社会旅游、社区参与、产业融合等理论的提出，为旅游规划提供了新的观念，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如将“社区增权”、“社区参与”等理念运用于地方旅游规划中，提升了规划的科学性。第二，旅游研究构建并创新了旅游规划体系。新兴旅游需求的增长，新型旅游产品的提供，需要学者将最新研究成果，如关注旅游者个体的“旅游时间规划”等，运用于旅游规划实践中以实现规划创新 。第三，旅游研究为旅游规划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支持。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利用GIS进行空间分析与功能区划，运用多元回归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预测客源市场，通过PRA方法（参与式乡村评估）判断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的社会文化影响等。
旅游规划为旅游研究提供学术问题的来源。首先，旅游规划为研究提供了可进入性，有助于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处于社会转型期及旅游快速发展阶段的当前中国，所涌现出的旅游事象更为集中和复杂，也是以往的单一理论难以解释的，这恰恰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研究问题和研究领地。处于旅游急速发展期的中国，旅游现象先于理论而出现，这就需要研究者把握现实的脉搏，以期迅捷的做出理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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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41
0引言
缘于特殊国情，我国的旅游产业一开始就采取了政府主导、入境旅游优先的非常规发展模式。创汇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发展旅游的重要动机，大批的涉外导游，尤其是英语导游活跃在旅游行业最前沿，成?樯嫱饴糜谓哟?的中坚力量，国内各大旅游院校则承担了为行业发展培养合格涉外导游人员的重任。
新常态时期，我国发展入境旅游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了巨大变化，涉外旅游接待领域也因此发生改变，这与旅游院校传统的英语导游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以及路径发生冲突，英语导游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逐渐脱节。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旅游院校英文导游培养工作的反思，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
1英语导游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
1.1英语导游人才培养现状
按照我国现行规定，导游员必须持导游证上岗，这是导游员最基本的行业准入制度。据此，我国旅游院校毕业的英语导游人才还必须通过国家专门的英语导游员资格认证后，经与旅行社或其他诸如导游协会、导游服务公司等中介签订协议，完成相关程序后，才有上团资格。
实践中，我国旅游院校英语导游人才培养肩负了双重任务，不仅要致力于使学生掌握完整的涉外旅游接待的技能和知识、理论，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还得确保他们能通过资格认证考试。顺利通过认证考试因此成为很多旅游院校在其英语导游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目标，各院校多以本地区的英语导游员资格认证考试内容和形式为依据，来确定其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以及实现路径。
在国内，开设有英语导游或涉外旅游专业的院校，从办学层次看，涉及中职院校、高职院校以及本科院校。经过笔者对成都、重庆以及北京等地的考查，上述地区中职院校学生通过国家英语导游资格认证的比例极低。而活跃在旅游接待第一线的英语导游中，基本上没有仅持中专文凭的。从所属院系情况看，英语导游或涉外旅游专业基本都设置在外语系（学院）或者是旅游系（学院）。
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培养行业发展需要的，能胜任导游员工作的英语导游人员，是各大旅游院校英语导游人才培养的共同目标。基于英语导游人员的工作流程来确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场景以帮助学生掌握英语导游员需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实用信息；采用工学结合的模式来保障所培养的学生具备足够的行业实践能力是广泛采用的人才培养路径和方法。
从就业情况看，通过笔者从2014到2016年连续三年对在成都大熊猫基地、北京故宫以及四川九寨沟从事英语导游工作的部分团队导游员的随机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76名导游员中，仅12人在校期间学习的是旅游英语或者涉外旅游专业，余下的分别是诸如商务英语、旅游管理等相近专业。由此可见，目前活跃在涉外旅游接待第一线的英语导游员在校期间接受过系统的英语导游专业教育的比例并不高。
1.2英语导游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回顾我国近四十年来英语导游人才的培养工作，不可否认各大旅游院校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为我国涉外旅游接待工作健康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英语导游人才培养方面出现的问题。各大旅游院校培养了大量的所谓英语导游人才，而在业界从事涉外旅游接待的英语导游员却很少经历过系统的高等职业教育；旅游院校的英语导游人才培养与涉外旅游接待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旅游院校为行业培养合格的、能胜任涉外旅游接待的英语导游员的培养目标实际并未完全实现。
2关于英语导游人才培养问题的分析
2.1关于工学结合
工学结合是目前职业教育领域使用频率最高、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一种以职业为导向、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为目的、以市场需求为运作平台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这一培养模式，能将学校教育与旅游企业人才的需求有机结合，将学生的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将学生的学习与就业有机结合，从而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三赢”。
在工学结合模式下形成的校企结合，本是实现三方共赢的好模式，但是就英语导游人才培养而言，在工学结合过程中的诸多障碍往往使其流于形式，并不能达到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
通常，参与工学结合的旅游企业，主要是景点景区、旅游酒店餐厅亦或是旅行社，成本控制和缓解旺季旅游人力不足是这些企业参与校企结合的主要动机。就英语导游专业学生而言，工学结合意味着要进入真实的工作环境，面对入境旅游团提供对客服务，在没有获得导游证的情况下，这事实上违反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导游活动，必须取得导游证”的规定，是不被允许的违规行为。在团队运行过程中，学生进入景区、入住酒店，乘坐交通工具等等，都有成本，这是阻碍工学结合的又一障碍。单个入境团队不能同时为多名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工学结合必须分散化，这不便于学校统一安排教学实践活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基于这些原因，事实上是没有旅游企业愿意为未获得导游证的学生提供实践实习机会，而高校中导游英语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大多数不能在毕业前顺利通过英语导游资格认证。由此可见，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英语导游专业的人才培养。
2.2关于教学内容
经考查现行英语导游专业不同版本的教学计划发现，理论性课程内容追求大而全，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甚至人类学等等，无所不包；实践类课程过分强调以英语导游的工作流程为据来确定和安排实践教学内容，从英文导游员接团准备到送团后的遗留工作、从各类事故的预防处理到各类团队的带团技巧、从不同类型景点讲解内容到讲解方法的灵活运用等等，面面俱到。
旅游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总希望其培养的英语导游人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能够胜任地陪、全陪及国际领队等所有不同类型的英文导游员的职业要求。愿望虽然美好，但是却难有实现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愿望明显违背了英文导游员的职业规律，而学生有限的精力和在校学习时间也允许他们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
实践中，初入行的英文导游员多是从地陪工作做起，工作区域限于特定的旅游目的地，在旅游热点地区有的地陪导游员甚至长期只带为数不多的几条线路，这样有助于新入职的英语导游员迅速适应工作环境、熟悉工作内容、形成工作能力，从而顺利完成带团任务，成为合格导游员。待地接工作熟练以后，地陪导游方才转向全陪导游，工作区域扩大至全国；待熟练掌握全陪工作，积累有足够丰富的带团经验后，全陪导游方可转为出境领队。从地陪到领队的角色转换，通常需要长达数年时间的工作积累，而妄图通过三到四年的在校学习，要求学生就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有揠苗助长之嫌。
3新常态时期我国旅游院校英语导游人员培养的策略调整
新常态时期，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稳步发展、出境旅游市场迅猛增长，产业发展对英文导游人员的需求进一步扩大，英语导游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依然看好。但基于产业实践领域发生的变化，我国旅游院校的英语导游人才培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方能顺利实现其人才培养目标。
3.1以够用为原则确定教学内容
实践中，导游工作是一份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业界流传着一句话，“能做导游工作容易，做好导游工作很难。”就旅游院校而言，英语导游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顺利获取英语导游资格证、具备胜任地陪英语导游人员工作的能力、素质并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够用为原则来确定教学内容，不宜贪多求大，确保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按要求切实完成教学任务，并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样才有助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3.2基于工作线路设计实训方案
传统的英语导游人才培养，强调以工作流程为据来确定和安排实践教学，分别把英语地陪、全陪以及国际领队导游的工作流程梳理成不同的具体目标任务，再依据任务设计特定场景，让学生在场景中通过反复训练以习得所需职业技能。这样的实训方案有其合理性，学生能够通过练习获得某些能力，但这会导致两方面的问题：（1）学生要完成大量的实训任务，内容涵盖地陪、全陪和领队，在有限的时间内实训任务完成质量难以保障；（2）学生习得的从事全陪或领队的工作能力，在他们从业后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学以致用，造成浪费。
基于英文导游员的从业规律，旅游院校应重点培养学生从事地陪英语导游工作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从事全陪和领队工作的能力。以工作线路为依据设计实?方案，不仅贴近英语地陪导游人员的工作实际，而且有助于学生在短期内形成核心职业技能，胜任特定旅游线路的地陪服务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其他旅游线路，逐渐拓展学生的执业能力。以成都英语地陪导游做例，通过笔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英语团队拜访成都都是冲成都大熊猫基地而来，熊猫旅游线几乎是每一名成都英语导游刚入职时的必修课。据此，川内各旅游院校的英语导游人才培养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让学生能够胜任熊猫线、市内游的地陪导游工作。
3.3基于VR的仿真环境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