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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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 塞尔间接言语行为

0引言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在他的着名哲学着作《怎样用语言做事)(HowtoDoThingswithWords)里提出的。一经提出，就在语言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书中不仅探讨了语言使用问题，而且系统地研究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话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行为。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然而，由于奥斯汀英年早逝，他的理论并不够系统和完整。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在批判继承奥斯汀理论的同时，系统地修改了言语行为理论，为言语行为提供了语言哲学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从而使言语行为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尽管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言语行为这一提法就已经被人类学家林诺夫基、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等人所使用了，但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却是奥斯汀最先提出的。奥斯汀通过对人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他开始明确地把话语分成了述谓句或指陈性的语句以及施为句或有施事能力的语句。奥斯汀的研究重点是施为句。施为句一般都含有许诺、道歉等的动词。施为句的主语是说话人，表达以上功能的言语行为动词用一般现在时。为了使言语中的行为得到真正实施，奥斯汀认为必须满足三个大的恰当条件，否则就是不适宜的言语行为。这些条件是：①必须存在允许某种人在一定环境下说某些话并且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双方都接受的既定模式，而且特定的人和环境必须适于这种既定模式；②所有参与言语行为者都必须正确而完全地遵照这种行为模式；③说话者必须言自内心而且言出必行。

奥斯汀认为“言即行”，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由三种行为组成。因此他将言语行为划分为：①说活行为(1oeutionaryact)是一种以言指事的言内行为，主要强调言语的发出，用句子叙述、报告、描写事物，句中有意思、有指称，所叙述的事物可分真伪。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说些什~(sayingsomething)的行为。②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言外行为，主要强调说者话中的用意，如要求、命令、询问、祝愿、承诺等。奥斯汀用公式“Insayingx，1wasdoingY”来表示这种行为。比如Insaying“1wilcometo--m olTow”，1wasmakingapromise．③取效行为(perloeutionaryact)是一种以言成事的言后行为。行为本身是讲活的结果，主要强调听者受到的影响。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并不是单一的，同一句话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比如“走过来”这句话。

他对我说：“走过来。”——说话行为

他命令我走过来。——施事行为

他说服我走过来——取效行为

施事行为是三中言语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其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

2塞尔言语行为理论

塞尔发展了奥斯汀的观点，在同意奥斯汀的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这一基础论断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说话者通过说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若干个言语行为，可是言语行为本身与用于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不能混为一谈。塞尔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研究言语行为对语言哲学是重要的，是因为一切语言交流都包含言语行为。语言交流的单位，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符号、词或句子，甚至也不是符号、词或句子的标识，而是完成言语行为时符号、词或句子的产生。更确切的说，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句子就是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是塞尔的重大贡献。塞尔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而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又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有可能具有多种功能。哪一种是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呢?听话人又该如何理解呢?比如“Canyoupassthebook?”这句话我们就不能从字面去理解，它并不是“询问”听话人是否具有递书的能力，而是向听话人作出某种“请求”。这就是语言使用中的语言间接性现象。语言间接性是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不一致带来的结果。塞尔认为：通过实施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就是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就是解决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的言外之力。

此外，塞尔还把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conventiona1)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noneonventiona1)l~接言语行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即根据句子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以立即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力”。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应用，主浅鲇诙蕴叭说睦衩病1热纾骸癈ouldyoupleasebeatitltemorequiet?”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更依赖于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背景知识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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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 searle)在批判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自从语用学被确认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来，作为语用学研究中心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zheory)就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兴趣，它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而不是用之于“指”这样一个问题，体现了“言”则“行”这样的语言观。

1.关于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奥斯汀认为，传统语法把句子按其功能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类型，这不利于人们对言语的理解和使用，因为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他认为不少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或帮助完成许多行为。奥斯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在《以言行事》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表述性(con-stative)和施为性(perfom}ative)话语。表述性话语指陈述、描写事情的过程或状态;施为性话语则具有行事能力，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可以表达许诺、道歉、指责、感谢、祝贺等。例如:i visit her once a month.它的意思并不是“我”现在去拜访她，而是陈述“我每月去拜访她一次”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是表述性话语。而i ad-vise him not to give up trying.这句话不是要陈述“劝告”这件事，而是说话人“我”在说话的过程中实施了“劝告”这个行为，所以它是施为性话语。两者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表述性话语是描写某一事件的过程或状态，因而有真假之分。施为句是用来实施某种行为的，说话本身就是在做一件事，因此无真假之分，但有合适不合适之分。随着研究的深人，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成显性施为句和隐性施为句两类。显性施为句即他原先所说的施为句(该句子的主要特征为:主语是第一人称，时态是现在时，谓语动词是行事动词)，如:" i orderyou to close the door"o隐性施为句则指不具备上述特征的许多其他种类的语句，如:" close the door"。这类句子大都可以加上显性施为句所具有的语言特征而变成显性施为句，如“( i order you to) clouse the door”。

    在此基础上，奥斯汀又把人们说话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分作三类，即“以言指事”( locution)(又叫言内行为)、“以言行事”( illocution)(又叫言外行为)、“以言成事，" ( perlocution )又称言后行为)，或称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指事泛指一切用声音说出的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如:断定、疑问、命令、描写、解释、道歉、感谢、祝贺等;以言成事涉及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所达到的效果，如:使之高兴、振奋、发怒、恐惧、信服等，以促使对方做某事或放弃原来的打算。每一个话语都同时完成三种行为。例如，甲对乙说"clouse the door"，这是言内行为;甲的意图是让乙关门，这是言外行为;乙听了甲的话后，把门关上了，达到了说话的效果，这是言后行为。可见，言语行为理论对于解释言语行为的意图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奥斯汀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1)裁决类( veidictives )，如估计、宣告;2)表述类(fxpressives )，如描述、肯定;3)承诺类(comrnissives)，如答应、保证;4)行动类(behabitives )，如感谢、欢迎;5)行使类(fxerctives )，如命令、禁止。后来，塞尔批评了这一分类，把言外行为分为“新五类”:1)断言类和阐述类(assertives or repr-esentatives):这类以言行事行为表示说话人对某事作出一定的表态，对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作出真假判断。它的适从方向是说话人的话语符合客观现实，说话人的心理状态是确信的。2)指令类(direct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表示说话人不同程度地指使听话人做某事。它的适从方向是让客观现实发生变化，以使用说话人的话语;说话人在心理上的需求是希望和需要;话语的命题内容总是让听话人即将作出某种行动。3)承诺类(comrniss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指说话人对未来的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承诺。适从方向是让客观现实发生改变，以适应说话人的话语;说话人的心理状态是怀有意图;话语的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即将作出某一行动。4)表达类(fxpress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指说话人在表达话语命题内容的同时所表达的某种心理状态。它没有适从方向，因为说话人在表达这类行为时既不试图改变客观现实以适从说话人的话语，也不希望话语符合客观现实。不过，实施该行为的前提是话语命题内容的真实性。5)宣告类( declarat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指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它的适从方向是让客观现实符合说话人的话语，同时又让话语适应客观现实，它不需要真诚条件。说话人可以通过宣告类行为改变有关事物的状况和条件，因而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但宣告类行为往往需要考虑一定的语言外因素，即合适条件，比如要宣告某人为公司总裁，我们就要考虑宣告人的特殊地位、权力等因素。

2.间接言语行为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并产生了大量的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语言行为。不过，他又进一步指出，说话者通过说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若干个言语行为。可是，言语行为本身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揭示了实现言语行为的各种有效条件，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是直接的言语行为;当我们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话语本身之外的效果时，这就称做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 act)。简单地讲，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或者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塞尔提出了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怎么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所谓对字面用意作出一般推断，实际上就是根据话语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立即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力”(语用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复杂，也较不稳定。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按习惯就可以推断话语的间接言外之意，但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却主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

    间接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句，祈使句不是祈使句，疑问句不是疑问句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候，发话者说出一句话，借此表示该句字面意思，但同时又表达字面之外的其他含义，也就是说，话语意义与语句本身意义不完全一致。如:"can you give me the book ?”字面意思是询问听话人是否有此能力，但其言外之意则往往是请求。该请求是以询问形式发出的，但还要表达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至于如何理解像“it’s cold in here.”这类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句，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发话者可能真的是陈述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请求对方关上窗或门，或打开电暖气。遇到这种情况时，听话者需依赖语境、双方共知或语用推理等等才能奏效。

    间接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间接言语行为理解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有时取决于语境，有时取决于听话人的身份、背景等，有的还取决于听话人的分析、推理能力。因此间接言语行为句的理解已不单纯是语义范畴，还包括语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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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尝试对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评述，指出其产生的哲学背景、局限性及其对外语教学和翻译的启示作用。

    1舍尔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背景

    在1879年弗雷格改革逻辑学并创造出语言哲学以前，哲学家们也对语言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一般倾向于把语言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现象。比如英国的经验学派、洛克以及休漠等人都认为:大脑中的观点(ideas)通过模拟(resemblance)来代表世界中的客体，而词语(wo记s)又通过代表大脑中的观点来获取意义(meaning)(sear1e① : ps)。可以看出，传统的哲学家和语法学家重视的仅仅是语言的描述功能。

    到了20世纪30年代，wittgenstein对这个看法给予了挑战，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描述事实只是语言无数使用中的一项。“奥斯汀在3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有关语言施事使用的想法，并在1946年的‘他人的心’一文中首次公开表露了这一想法…与wittgenstein不同的是，奥斯汀不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的，而坚持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认为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概括和分类。”(杨玉成2002:p68)奥斯汀把语言的使用划分为两类，即“记述话语”和“施事话语”，并对言内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外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做了区分。由于行为主义(behaviorism)语言观总是试图从他人处获得行为效果(behavioral effects)，而没能对其运作机制加以细分，从而显得过于笼统(sear1e② : p3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把传统的语言哲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人们对语言的关注焦点由语义的真值介定转向了语用范畴。

    然而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划分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在舍尔(searle 1979: p9-11)看来，它至少有以下缺陷:第一，它不是对言外行为的划分，而是对言外行为动词的归类。奥斯汀似乎认为，对不同动词的划分就是对言外行为的划分。但事实上，有些动词仅标志着言外行为的完成方式。第二，最重要的缺陷在于，它没有清晰一致的划分原则。这也是舍尔要对言外行为重新划分的重要原因所在。第三，由于没有统一的划分准则，导致言外行为和言外行为动词混淆不清，并经常造成范畴间的重合。此外，王路(1999:p198)也指出:在奥斯汀的语言分析中，经验的分析太多了一些.先验的成分太少了一些。他的经验分析完全依赖于对句子的具体涵义和具体运  用的理解，很难说这些方法是普遍有效的。顾曰国(1989)则从取效行为的角度批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奥斯汀的因果流程，无论是影响因果或其他因果，都没有传递性，因为听者不是无意志的、听任说者支配的机器人。这就挖去了奥斯汀的取效行为的哲学基础。”由此看来，有必要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修正。

    2舍尔关于言外行为的分类

      舍尔认为存在十二条划分言外行为的区别维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言外行为的目的、适合世界的方向、说话人的心理状态、言外目的表达力度等。在此基础上，舍尔确立了四条划分言外行为的标准:基本条件、真诚条件、先决条件和命题条件。其中，基本条件对应于话语的目的，真诚条件对应于表现的心理状态，先决条件对应于说话人的语词和世界的关系也即适合方向，命题条件对应于命题内容。

    根据上文所确立的标准，舍尔把言外行为归为五类:

    断言行为(assertives)，这类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者确保命题的真实性，它的评价维度是真或假，它的适合方向是使语词与世界相符，说话人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仰。这类动词包括:suggest, insist, boast, affirm, deny等。

    指示行为((directives)，这类行为的目的是说话者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合方向是使世界与语词相符，命题内容总是听者去做一个将来的行为。这类动词包括:ask,  order,  request,  plead,entreat等。

    承诺行为(commissives)，这类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者对将来的某一行为作出承诺，它的适合方向是世界与语词相符，真诚条件是意图，命题内容总是说话者做某一个将来的行为。这类动词包括:guarantee, pledge, promise, swear, vow等。

    表达行为(expressives)，这类行为的目的是表达命题内容里事态真诚条件的心理状态。它没有语词与世界的适合方向，命题条件是对某种事态的描写。这类动词包括:thank,  congratulate,apologize, condole, deplore等。

    宣布行为(declarations)，这类行为的基本条件是说话者想改变某一对象或情形的外部条件，真诚条件是不表达任何心理状态，其适合方向是相互的，即令语词与世界相符，同时也令世界与语词相符。这类动词包括:resign, define, declare,nominate, name等。

    张绍杰(1994)认为:按照合适条件对言外行为进行分类的最大优点是，似乎无限的言语行为功能可简约到有限的范围内，为解释语言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舍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贡献则是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的问题，并对其加以分析。

   3舍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舍尔于1975年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特殊的言外行为类型。他的依据是:显性的言外之力可以根据施为动词来识别;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命令句)这三种主要句型通常表达各自的言外之力，即陈述、疑问和命令。他把这种与语句类型相联系的言外之力称为字面言外之力，而把不具备这种联系的言外之力称为间接言外之力(段开诚1988)。

    舍尔认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者依赖他们彼此分享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背景信息，加上听者一方的一般推理和推断能力，说者与听者所交流的要比说者实际说出的多。说的具体一些，为说明间接言语行为的间接部分所必需的条件有，一种言语行为理论、合作会话的某些一般原则、说者于听者彼此分享的事实背景信息以及听者一方的推理能力。一个典型的间接言语行为的例子如下:

    (1)学生x:让我们今晚看电影去吧。

    (2)学生y:我得温习功课准备考试。

    舍尔通过十步论证，在理论上说明了如何通过次要以言行事行为来实现首要以言行事行为，并认为次要以言行事行为是字面上的，而首要以言行事行为不是字面上的。在对指令式的研究过程中，舍尔认为礼貌是间接形式的首要动因。舍尔进一步区分了六种惯例上用于完成间接指令式的一些语句，既有关h完成a的能力的语句、有关s让h去做a的希望与要求的语句、有关h做a的语句、有关h做a的愿望与意愿的语句、涉及做a理由的语句以及将上述成分中的一种成分放人另一种成分之中的语句或是将一种明确指令的以言行事动词放人上述语境之一的语句。

    间接言语行为可分为规约性的和非规约性的两种。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重要特征是，它的间接言外之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在语言形式中，并为人们普遍接受;在使用中，发话者和受话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字面言外之力。而非规约性间接言外示力行为更为复杂和不确定、更依赖于背景知识和语境(段开诚1988)。

    4舍尔言语行为理论的综合评述与外语教学    舍尔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交际意图与话语理解之间的关系，对人类语言中的言语行为进行了分类，指出了其相互关系，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判明句子的真值条件就可以获取一定的理解，这给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以致命一击。verschueren (1999: p24)认为舍尔对言语行为的划分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影响力的，但有两点缺陷需要指出:一是各范畴间决不是相互独立的(mutually exclusive)，现实的语言运用包含许多类型的言语行为，比如:if i ever see you with mysister again, i’  ll kill you.这一句即是指令式的同时也是承诺式的。第二，这一划分完全建立在三个变化维度上，即心理状态印sychologicalstate)、适合方向(direction of fit)和以言行事目的(illocutionary point)。这样看来，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得出不同的分类。

    ixvinson (1983: p240)也认为舍尔对言语行为的划分缺乏理想的规则基础(principled basis) ,并不完全建立在他本人倡导的依据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而建立的系统划分方式上，因而存在着矛盾。舍尔(searle② : p4 )也认为这种划分方式的理论依据是:大脑反映现实的方式是有定的(the basis of this taxonomy is that there areonly a finite number of ways that the mind canrepresent reality)，这中理论本身就有待于介定。辛斌(1995)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有句子才是表达言语行为的最合适的语言单位。实际上，在真正的言语交际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应该把言语行为放在其出现的序列上考察其合适性。到后来，舍尔(searle② : p5)提到网络(network)与背景(background)两个概念，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阐释话语理解的机制。他认为，要想成功的理解一个句子必须依赖很多其他相关的句子，即相应的网络，而网络的特征是其不确定性(indefinite)，而对网络内语义内容(semanticcontent)的解释能力的外在表现就是背景。应该指出，这都源于wittgenstein的学说。

    尽管舍尔的理论有一定缺陷，但他是继奥斯汀之后最有影响的言语行为理论家，他有关言语行为的一系列观点和概念，现在都被普遍接受和应用。尤其是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和启示，将会使我们受益菲浅。辛斌(1995)认为，外语教学要想真正培养学生在言语交际中有效实现语言形式的交际价值，必须超越单个言语行为而加强连续话语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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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Austin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在((论言有所为》书中,Austin明确地把话语分成叙事句(performatives)和指陈性的语句,即施为句(consta-lives)。前者描述所做的事情,而后者是说事同时也在做事。他指出叙事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报道事实,是有真假之分的句子,如:1 am an English teacher.说此话时,此人只是陈述了自己是英语教师这一事实。施为句则不具有报道,描述或表述的功能,而是在说话的同时实施了某种行为。Austin认为对施为句不能用“真假”衡量,而是用“适宜性条件”或“得适宜性条件”“诚实”或“不诚实”“真实”(authentic)或“不真实”(inauthentic)“使用得当”(i n-yoked)或“使用不得当”(misinvoked)来衡量(张莉,2005) 如:I declare the ceremony open.此外,两者的句法特征也有所不同。前者可以用副词hereby来修饰,而后者则不可(张春隆,1994)。

    Austin把言语行为分为五类:裁决类(verdictive),如“描述”、“预估”;施权类(exercitive ),如“命令”;承诺类(commissitives),如“应允”;阐述类((expositive ),如“否定”;表态类(behabitive ),如“埋怨”。Austin后来还根据施为动词的有无,把施为句进一步划分为显性施为句和隐性施为句(explicit/implicit performatives)。显性施为句即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包含有施为动词。隐性施为句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不包含施为动词。

    在此书的后半部分,Austin重新讨论了在什么意义上说话就是说事这个问题。他开始尝试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是应该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他提出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由三个层次的行为构成,即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言内行为所表达的是字面意思,如:I have a gun.其言内行为所表达的就是说话人有把枪。言外行为表达的是言外之意或者是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称言外之力。如上句如果是抢劫者在银行里对银行工作人员说的话,其言外之意就是他将威胁银行人员交出钱财,否则将威胁其安全等。言后行为又称取效行为,涉及话语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通过告诉听话人某事,说话人可以改变听话人对某件事情的观点,误导他,令其惊讶等。例如抢劫者说完“I have a gun."这句话威胁的话之后令银行人员交出钱财,银行人员或报警,或害怕得不知所措等都可理解为这句话的言后行为。换句话说,言内行为包含意思,它能产生可理解的话语;言外行为体现一种语势,它通过语调、态度、感觉、动机或意图来实现。言后行为包含因果关系,它对听话人产生影响。

    二、Searle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会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给后人带来启示。Austin的学生Searle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着作影响深远。Searle系统地发展了Austin的言语行为思想,揭示了实现言语行为的各种有效条件,指明了言语行为的分类原则及标准,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的相关问题。

    (一)间接言语行为概念

    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在Austin言语行为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指的是通过一种言外行为来间接地执行另一种言外行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意思”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Searle,1969)。听话人想要明白话语中的言外之意,就需要依靠他与说话人都知道的背景信息来进行推理。间接言语行为可分为常规性的间接言语行为和非常规性间接言语行为。常规性间接言语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例如“请人关门”这一功能,人们常用间接的请求形式如“W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非常规性间接言语行为更为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共知的背景信息,取决于语境。Searle以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具体地进行对间接语言的理解和推理:A:I,et usgo to the concert tomorrow.  B:I have to prepare for the finalexam.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碰到的间接言语行为无处不在。为了理解言语行为,听话人需要根据当时的语境、说话人的语气、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语用推理等判断。

    (二)言语行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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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言语行为　意义理论　间接行为 

    一、引言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产生了大量的哲学著述，其中尤以塞尔的著作影响最大。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认为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又进一步指出，说话者通过说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若干个言语行为，可是言语行为本身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揭示了实现言语行为的各种有效条件，阐明了言语行为的分类和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问题，并探讨了言语行为的形式化。

    二、塞尔对言语理论的发展

    如果说奥斯汀把言语行为理论看作是孤立的话语的意义的研究，那么塞尔则把这一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正如塞尔在“什么是语言”一文中所说:“言语行为也被称为语言行为或语言性的行为，通过这个引言，我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我认为言语行为在语言哲学中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须包含一个语言行为。语言交际的单位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符号、词语或语句，甚至也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的标记，构成语言交际的单位是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更确切地说，在一定条件下给出语句标记就是以言行事的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为是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在塞尔看来，讲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语言活动，如陈述、命令、询问、允诺等。语言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理论，说话是一种受规则约束的实施行为方式。奥斯汀曾提出过实施言语行为的三个恰当条件，即(1)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2)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抱有诚意;<3)说话人对自己的话不能反悔。在此基础上塞尔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实施言语行为有两种规则:调节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调节性规则是交际对象的活动，这种规则在实施言语行为时不是非要不可的;构成性规则是实施言语行为的基本规则，遵受这种规则本身就构成某种活动或行为，违反了这种规则，某种活动或行为就不存在”。在发展言语行为理论的过程中，塞尔修正了奥斯汀关于言语三分说，认为每个语句都包括:<1)说话本身构成的话语行为;<2)指称和述谓，即命题行为;<3)以言行事或施为性言语行为。塞尔认为不存在以言指事的表述性行为，而奥斯汀说的以言指事的表述性行为实际上是以言行事的施为性言语行为。关于命题行为，塞尔举出下面五个例句来说明其中包含的命题行为:

    will john leave the room

    john will leave the room.

    john, leave the room!

    would that john left the room?

    if john will leave the room, i will leave also.

    五个句子完成的是不同的以言行事行为，第一句是问题，第二句是预言，第三句是请求或命令，第四句表达愿望，第五句表达意图，但是这五个语句包含一个共同的内容，即约翰离开这个房间，每个语句都提到约翰这个人，并提到离开这个房间的这个活动，塞尔把这种共同的内容称为“命题”，命题所完成的行为叫做“命题行为”，他认为命题不同于断定或陈述，因为断定或陈述属于以言行事行为，而命题则不同。塞尔认为，通过话语实施一个施为性的行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他以允诺为例，确定了九条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把这些条件大体上归纳为四类:(1)命题内容条件;(2)预备条件;(3)真诚条件;(4)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分类。在阐述区分单个施为性言语行为归纳为五大类，分别为:断言类或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

    三、塞尔对意义理论的发展

    塞尔认为要把意义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结合起来考察。在他看来，言语行为是通过一些声音

或画出一些符号来完成的。但是发出声音或画出符号与完成言语行为是有区别的。重要的区别在于为完成一定言语行为所发出的声音或画出的符号必须具有一定的意义，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声音或符号是不能完成任何言语行为的。为了回答为何某些声音或符号具有意义这个问题，塞尔引用了英国哲学家格赖斯的观点，并加以修正和补充。格赖斯在“意义”一文中区分了自然的意义和非自然的意义，指出这两种意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与意向性无关，后者则涉及到意向性问题。如:“那些斑点意味着麻疹”，这句话包含的是自然的意义，与人的意向无关;而“那三声铃响意味着‘车满了”，这句话包含的则是非自然的意义，它与人的意向有关。格赖斯着重研究非自然的意义，并把“意义”与“意向”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考察。

  塞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更加强调意义、意图及惯例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无意去推翻格赖斯的意义理论，因为在他看来，格赖斯的观点虽然很不完善，却可以作为说明意义概念的一个恰当的出发点。因为，首先，它表现出意义概念和意向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它抓住语言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即说话者在说话时企图把某种思想传递给听话者并通过听话者认识到自己的意图正是把这些思想传递给他，不过塞尔也指出格赖斯这种观点的不足，他认为，格赖斯的这种观点没有清楚地说明意义与惯例或约定俗成的规则的联系，即没有说明意义如何受到惯例或约定俗成的支配，同时用一个人意图达到的效果来给意义下定义，会使以言语行事行为和以言成事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塞尔认为有必要修正格赖斯的理论，即“在分析以言行事的行为时，我们必须既考虑意图又考虑规约，尤其要考虑二者的联系”，塞尔的这种观点引起西方哲学界的普遍重视。

    四、间接行为理论的提出

    间接行为理论的提出是塞尔的最大贡献所在。在《间接言语行为》一文中，他指出:意义，简而言之，就是说话人说什么就意指什么(字面用意)，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的用意是产生某种以言行事行为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是通过听话者根据对支配话语的规则的掌握理解说话者的意图，但事情并非总是那么简单，在有些情况下，如暗示、讽刺、比喻等等，说话者说出的话的意思与句子本身的意思并不是一致的。一种情况是说话者说出一个句子，表示其字面用意，但还有别的用意，如:

    can you pass the book?

    这个句子如果按其字面意义去理解，那么它是“询问”听话人是否具有递书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是该话语的施为用意。这个话语实际上是用以表达“请求”这个言语行为的典型结构，这就是语言使用中语言的间接性现象。可见，语言的间接性是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所带来的结果。这种间接使用语言的现象就是塞尔所认为的间接言语行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

    那么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是基于什么假设呢?具体如下:

    显性施为句或明显的施为用意可以根据施为动词辨别出来;

    传统句法上所讲的句子三大类型: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都有各自的功能，分别表示“陈述”、“询问”和“命令”，这实际上就是这些句子的施为用意。

    这些用意传统上看作是字面用意，从而与间接的施为用意区分开来。后者来自前者的结构形式以及说话人使用这些结构形式时所表达的功能，听话人可以通过推理得出说话人真正要表达的施为用意。

    间接言语行为可以分出常规的与非常规的两大类。

    五、结束语

    塞尔在继承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及意义理论，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虽然塞尔的这一理论在语言学家中还有争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塞尔在发展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概念，不但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为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此外，塞尔主张从意图和惯例相结合的角度去考察意义问题，以弥补格赖斯只考虑意图，而忽视惯例的作用这一不足。可见，塞尔重视研究说话人或听话人的意向、意图、目的、信念等等心理因素以及语境、惯例等因素在形成和确定意义中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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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言外之力；语用等效

言语行为理论的实质是句子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完成行为;人们不仅发出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而且还暗示发出这些语言单位的目的以及期待这些语言单位以何种方式被理解。换言之，以言施事行为有着某种效力，即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言外之力是语言使用者想让他的行为产生的交际价值或这个行为意欲产生的功能。相同的言外之力可以由许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不要到那里去”和“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到那里去”表达了同样的言外之力，虽然前者是直接的劝阻而后者是间接的建议。因此，解释话语字面含义的以言表意行为应当服从于言外之力。在言语行为理论中，言外之力是被最广泛讨论的，因为它表现了话语的交际用意，与语言使用者的意图相一致。事实上，“言语行为”这个术语通常在狭义上仅仅被理解??为话语的言外之力。

语言交际是由一系列的言语行为构成的，所有的话语除了有意义之外，事实上还有着作为交际中动态成分的交际用意。Austin探讨了在何种意义上说话就是行事，并区分了说话即行事的三种基本意义，也就是人们说话时同时发出的三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act)、以言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

以言表意行为是产生有意义的语言表达的行为;以言施事行为是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所实施的行为，如命令、提议、许诺、威胁、感谢等;以言取效行为是对听者施加影响的行为。实际上话语的表意是它的字面意义;话语的施事是话语发出者的交际意图;话语的取效是表意对话语接受者产生的相应影响。以言表意行为与以言施事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通过说出句子表达了字面意义，而后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图。一旦意图被识别或得到满足，就会在听者身上产生一些变化或结果，也就是言语行为的取效。

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局限于口头言语，而且对于书面言语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从而对翻译有着有效的指导作用。

交际不仅仅是通过命题内容达到的，而且还要借助言外之力。因此，在翻译中仅仅停留在命题层次是不够的，因为说话人木但要发出表意行为，而且常常还要传递其施事行为并期望产生一定的取效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必须确保译文的言外之力和取效结果与原文的相一致，必要的时候抛弃表意意义，这就是翻译中的语用等效。仅有形式翻译或语义翻译不能执行给译文读者传递言外之力的功能，译者有必要掌握原文作者的意图并将它以适当的方式传递给译文读者。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言语行为在翻译中可以不言自明，但有时“不同的文化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言语行为”。再加上认知环境及语言习惯的不同，译者难以完全转换原语的文化语境并将其在目的语中再现，但通过体会原文的以言施事行为，也就是原语作者的意图，译者应该能够使其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等同或类似于原文给原语读者带来的影响和感受，从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充分再现原语的文化语境。

在翻译中，言语行为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尤其当言外之力偏离了表意意义，或者取效结果违背了作者或读者的期待。译者应当在语境中推断出原文的意图，然后找到适当的方法将它传递给译文读者。也就是说通过作者发出的表意话语(locutionaryact)，译者应当推断出作者脑海中的特定目的?(illo-cutionary?force)，并且努力使他的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原文对原语读者产生的相同或相似效果(per-locutionary?effect)。正如Hatim和Mason所说:“在单个成分的指示意义之上，译者应当尽力依次传递每一个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从语境中可以推断妈妈不仅在陈述女儿的房间已经摆满花的事实，而且还表达了她拒绝为女儿买花的意图。原文的言外之力在(la)中没有自然地表现出来。(1b)通过使用“得了吧”适当地在汉语中传达了原文表示拒绝的言外之力。

在汉语口语中，人们使用“放屁”来表明“胡说八道’，的含义。Buck的译文只传达了原文的表意意义，使得译文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感到疑惑。在另一方面，Jackson的译法没有完全将原文的言外之力译出。在原文中，武大郎被描写为一个未受教育并且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他在这句话中使用的语言是粗俗的。为了正确地传达原文的言外之力，作者尝试译出了(38c)的译文。这个例子表明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理解原文，在原语和译语中做出比较，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原文的意图。

原文是麦氏咖啡的广告。作者的意图是说明这种咖啡口感香醇，令人回味无穷。(39a)的目的是复述原文的信息，(39b)是要达到和原文相同的言外之力。虽然(39a)似乎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表意意义，(39b)却通过简洁和生动的语言实现了广告翻译的功能，取得了和原文相同的取效结果。因此，(39b)更有可能使译文读者按照原文作者期待的方式做出反应。

言语行为的三分说对翻译有很强的解释和理论指导作用。言语行为理论从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中的行为关系来分析话语职能，在它指导下的语用等效翻译不仅追求传统意义上句法或词义等表意行为上的对等，更是力求语用功能和言外之力的动态对等，使译文读者能够领会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的言外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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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综述

一、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对语言意义的追寻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对意义的研究仍局限于语义学的范畴，“它研究句子和词语本身的意义，研究命题的真值条件。因此，语言学研究的意义是句子的认知意义，是不受语境影响的意义”（何自然，1996）。经过长期的研究总结，奥斯汀在其论著《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彻底了以逻辑――语义的真值性为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观点。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该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语言理论实际上应该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原因有两点：第一，句子形式本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想了解某句话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说话者通过这句话所完成的整个行为；第二，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把句子看成言语行为的一部分来研究，可以为解决一些哲学上的争论提供依据。他引入了另一对概念来对陈述句分类，即表述句（constatives）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表述句是用来说明、报告或描绘事物的句子，而施为句则是用来完成某种行为的。施为句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它们并不“描述”、“报告”或“说明”任何事物，它们不存在真假问题；二是说这句话本身构成了一个行为。但是，后来奥斯汀意识到这种叙述句/施为句之分并不科学，因为说一句话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行为。叙述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施为句。在此基础上，奥斯汀又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力求使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更为普遍的涵盖性。他认为，所有句子都可以被看作为施为句，而每一个施为句都包含着三种言语行为：（1）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运用发音器官，发出一定意义的声音的行为；（2）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在发话行为的同时，表明说话的意图，即“表达”行为，包括言外之意；（3）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指说话行为或行事行为在听者身上产生的某种效果。

然而，奥斯汀也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每个施为句都能达到其目的，即并不是每一个以言行事都能带来以言成事，比如“I now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如果是演员在电影里讲的一句台词，则收不到言后之果。为此，奥斯汀为言有所为得以有效实施设立了一系列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它们是：（A1）必须存在一套能带来规约性效果的、为普遍认可的规约性程序；这一程序包括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合所讲的话。（A2）在一具体事件中，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场所必须符合特定程序的要求。（B1）程序必须由对话双方正确而（B2）彻底地执行。（C1）该程序的提出是由于具有一定的想法或感情的人为了一定的意图，或为了给对方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该程序的参与者必须实际上存在那样的想法，而且参与者必须拥有一定的实施行为的打算。（C2）最后，还必须付诸实施。（Austin：2002）

奥斯汀认为，尽管施为句不存在真假问题，但我们仍可以从某些方面来判断它的可接受性。奥斯汀列举了几个影响施为句成立的因素：1. 说话者无权或无能力实施这一行为；2. 说话者不怀诚意；3. 说话者没有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则；4. 没有一定的言后之果。奥斯汀把语言意义和语境紧密结合了起来，他的这一理论吸取了行为主义语义学的有益部分。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的语境意义论并非行为主义的翻版。他的言之力，言之果以及真实条件的分析，对进一步修正行为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也对语言使用的分析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束定芳，1989）。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意义

言语行为理论是研究语言使用问题的基本理论，它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使学者们在有关方面的研究从以语法或语言形式为中心转向以言语功能为中心，从以单句为中心转向以语篇为为中心，从语言本身为中心转向以语言使用者、社团以及语言环境等为中心，另一方面，言语行为理论使诸多研究从以语言知识为中心转向以交际功能为中心，也使外语教学从以语言形式和教学方法为中心转向以语言功能和教学内容为中心。

关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对当代哲学和语言哲学发展的意义，很多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束定芳，1989；杨玉成，2004；邱惠丽，2006；杨宁芳，2008），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第二，对语言本质看法的改变会直接导致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当语言是一种行为时，它就能够参与到建构世界的实践之中。第三，奥斯汀在意义的真、假之外寻找到意义的另一因素――语用力量，从而使人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对话语意义的理解是语义学中的“意义”与语用力量二者的整合；第四，“语用力量”概念的引入，既为语用学与语义学划出了界线，又说明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第五，奥斯汀在传统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引入了新的评价维度――是否合理等一系列合适条件，这就使得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中“不可言说”的伦理、价值等领域变得可以言说，奥斯汀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为这一领域如何言说提供了参考依据。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奥斯汀虽然在古典文学和语言学方面造诣高深，但在现代逻辑知识上存在欠缺。这使得他一方面在日常语言分析领域对行为动词的分析得心应手，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言语行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乌姆森（Urmson J. O.）认为，在奥斯汀的哲学目的中没有什么本质上新颖的东西：新的东西是他追求哲学目的时所使用的技术，以及所具有的严谨和耐心。他这里所说的新技术，实际上就是语言分析，且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分析。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哲学和数理逻辑发展的大背景选择了奥斯汀，并把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推向语言哲学的舞台，但是他却没有选择现代逻辑作为语言研究的工具。

四、结语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漏洞。实际上，言语行为理论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各种批评和挑战。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理论，并对语义学和语用学进行了合理的整合，并将在各个相关领域内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何自然. 1996. 语言学导论[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邱惠丽. 2006. 奥斯汀言语行为论的当代哲学意义[J]. 自然辩证法研究（7）.

[3]束定芳. 1989. 言语行为理论述评[J]. 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

[4]杨宁芳. 2008.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探究[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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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言语行为理论，从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对语言的间接性进行探索和研究，通过对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剖析，探讨这个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以及如何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论证了运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指导外语教学、培养学生的交际和语用能力的启示。

近年来，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的发展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新的语言理论基础。语用学是研究语言运用及其规律的学科。语用学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utterance)，强调在语境中(context)研究词、句、话语等言语行为的意义(meaning)。作为语用学中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对语言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主要阐述了如果从语义的角度看语言，只能解决“言之所述”，而从语用的角度看待语言，则可解决“言之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即“所述”，“所为”之后给言语对象带来的影响和后续发展。言语行为理论在语用学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同时给语言教师和语言学习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言语行为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本文将就语用学中重要课题言语行为理论做简单的介绍并试就该理论谈一些对外语教学可能起到的启示作用。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它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而不是用之于“指”这样一个问题，体现了“言”则“行”这样的语言观。这一理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奥斯汀首先提出，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讲座，以《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为书发表了这个讲座，在他的论述中，提出的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出某种语言就是用这种语言在实施某种行为。奥斯汀之后，他的学生美国著名哲学家塞尔( J. R. Searle)在继承和批判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 Theory)。

1.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长久以来，哲学家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者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选其一，别无他用，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叫哲学家历来关心的只限于陈述的可验证性，即如何验证某一陈述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以及如何规定某一个真实的陈述必须满足的条件等。奥斯汀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怀疑。并提出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推翻了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一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传统观点。奥斯汀认为并非所有的可分真假的陈述句都是“描写”的，他用语言事实表明有许多极为平常又有意义的句子，他们的逻辑值既非真也非假，由此奥斯汀把句子分为两类，把可以区分真假值(truth value)的句子称为“叙事句”(constatives)，其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和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所表述内容是可以验证的;把无法区分真假，只能区分适当与否的句子称为“施为句”(performatives)。它们不具有报道、描述和表述的功能，却具有实施某些行为的功能。施为句的话语都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谬误。奥斯丁关于施为句的行为功能举了以下四个经典的例子加以说明:

(1) I do.

(2) I name this shipthe Queen Elizabeth.

(3) I give and bequeath my watch to my brother.

(4) I bet y ou six pence it will rain tomorrow.

奥斯丁指出出以上话语是当事人在适当的场合上说的。比如(1)是在结婚仪式上，(2)是在给船命名时，(3)是在某人立遗嘱时，(4)是在某人打赌时。这些话语的说出，实施了结婚、命名、赠与和打赌的行为。奥斯汀指出这些施为句没有真假意义上的区别，但是必须满

足三方面的“合适条件”，即:说话者必须具备实施这一行为的条件，如(1)必须是结婚的当事人，即新郎或新娘;说话人自己要有实施这一行为的诚意。

奥斯汀起初对他的言有所述和言有所为的区分十分满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意识到某种意义上每个句子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不是只有施为句才有这种功能。于是，奥斯汀终于摒弃了最初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他又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言语行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指事”( locutionaryact ) ，“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act)，“以言指事”指一切说出来的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指说话人表明其意图，是言内行为，如允诺、断定、请求、命令、愤怒等。至于实现了以言行事这个行为之后，听话人会受到什么影响，这就是“以言成事”了，如说服、鼓舞、欺骗、留下印象、恫吓等。言语行为的三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每人的话语都同时完成这三种行为。例如Class is over。老师通过这句话，首先说话人表明意图，同时，实际也是在向学生宣布课结束了;最后结果可能是学生离开教室，是言后行为。

2.塞尔对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这一概念是塞尔在奥斯汀的间接施为句的基础上提出的。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有时我们为了求礼貌，在想让对方做某事时，人们常常不直接使用命令句式，而是“转弯抹角”地说出自己的意图，通过某种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这种现象即为语言的间接性。人们只要稍加观察便可发现语言具有间接性。例如:

Can you give me the book?

字面意思是询问听话人是否有此能力，但其言外之意则往往是请求。该请求是以询问形式

发出的，但还要表达请求这一言语行为。换句话说，上述例句所表达的就是间接言语行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询问)来间接地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请求)，这就是语言使用中语言的间接性现象。 虽然塞尔的理论很快遭到了其他某些学者的抨击，塞尔的这一理论却能把一些表面看来没有任何关联，甚至是前后矛盾的话语解释得清晰明了。此外，塞尔还将人们的潜意识对言外之意的理解过程明示出来，使人们能够对自身的语言交际过程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因此，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二、言语行为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1.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强调的是语法以及词汇的学习，过分强调解释语法规则和教材中的语言点，往往忽视了培养和提高学生日常交际能力，导致合理的教学大纲无法有效实施，这种填鸭似的教学法会给学生增添沉重的课业负担，他们会觉得学习英语就是死记硬背，同时学生对目的语的背景知识匾乏，交际失误屡屡发生，久而久之自然会丧失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此外，这种传统的教学法也会让课堂气氛变得极为沉闷压抑，收获的课堂效果更不尽人意。

2.言语行为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及指导意义

Canale和Swan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外语学习者，仅仅会造出正确的句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语言结构及语法规则要受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规则及交际环境制约的，交际双方必须根据说话场合、交际身份、谈论的话题及交往的社会准则、文化习俗诸因素来决定语调、语言结构及话语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说得好”、“说得得体”。学生在理解话语意义时，不仅需要语言的一般知识，还要根据语言的实际运用知识，文化背景知识，了解会话合作、会话含义等语用规则，要有较好的理解和推理能力。而对这些知识和能力的传授和培养正是我国英语教学中所缺乏的。如果英语教师能把言语行为理论运用到英语课堂教学中去，并认真研究，细心总结，这必将对今后的英语教学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定能使学生对语言的表达和理解更透彻、更准确，使教学效果更佳。因为在对言语理解的过程中，对字而意义的理解和“言外之意”的理解是最重要的两个层次，语义推理和语用推理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英语教师也应一改往日以讲授语言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作法，把教文化渗透于教语言之中。胡春洞在其著的《英语教学法》一书中曾说到“学生是整个建筑，文化是建筑风格，语言是建筑实体，而教师就是建筑设计师。中学英语教师的主导作用应该在教人、教文化、教语言一体化中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通过教文化带动外语教学，推动中学外语教学的全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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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转贴于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篇10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