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许多学者在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书上已经做了太多专业的解读与注释，笔者窃以为大多数的解读只是对《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进行思想与理论上的重构与综合，并没有太多的创新点。如辽宁行政学院学报刊发的《独辟蹊径的社会学视角――心智的品质》、学术书评登载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情、洞察及重塑》等文章，它们的共性便是都是从理论层面来解读社会学的想象力，更多的是一种术语的统合概括，漂浮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虽然无可否认这些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社会学的想象力，但是正如此书所言，我们需要的是用它来理解周遭，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这是他的使命与前景。而仅仅纠缠于概念本身并非其本意。

米尔斯在书中写道：“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23页）

摘录本段话的关键词，即可归结为五个字，即心智的品质。而在此书中，米尔斯的这种心智的品质主要通过了其的一种批判精神与理念阐述所表现出来。而笔者在此想借用中国式的拆迁所涵盖的问题来试图理解米尔斯的批判框架。

一、宏大理论的晦涩抽象以及脱离具体情境的意识形态运用

在米尔斯看来，宏大理论缺乏可理解性限制了公众对他的理解和偏爱。它太偏重于概念而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太执着于制度与秩序，并且认为其一旦出现就必将是稳定的。

用中国式拆迁问题来套用这个理论。先从概念入手，即拆迁。在宏大理论的学者看来，这个概念就应该是这一整个制度的整合，即涵盖着拆毁房屋迁居他处的一整个过程的程序，并且既然秩序一旦出现就必将是稳定的，则此套拆迁制度出现并且已经运用多年，就先假定其是稳定的。而在构建概念并为其寻找合理性时，又加入了另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解读为帕森斯所谓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合法性。这个价值或称之为公众共享的标准则是公众利益应大于个人私利的一种思想模式与结构。这样一来，就在宏观层面构建了这样一个假设，公众共享着个人私利服从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在政党政府笼络公众构建了一个秩序并在操作过程中将其制度化时，即拆迁制度有了合法性与强制力作为后盾，这个秩序将会是稳定的且合理有效的。

那么回到再回到具体实际当中来。拆迁这个概念并不是绝对化的，甚至有时是与事实相悖的。如在中国，拆迁实际上是先迁后拆，它虽然整合了一整个制度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只是参照而非完全严格执行。而这些操作在宏大理论的宏观层面是无法窥测到的。另一个便是，在美国同样强调公众利益，但是在拆迁过程中加入了补偿标准，当补偿标准达到人们的要求时，公众利益其实便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说当人们共享了同一个价值取向与标准时，也还会有其他的变量来影响其独立性，这是与具体历史情境相关的。宏大理论如果看似能够解释美国的此种现象，那是因为当补偿标准这一个变量起作用时，人们由于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与控制总是不自觉地认为是公众利益这一标准实现了其控制。而在中国，当补偿标准尚未达到人们的心理期望，则公众利益的约束力与控制力就下降了，所以出现了反拆迁事件，而城市拆迁问题也从私人困扰上升为了公众论题，宏大理论在其宏观层面也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

由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宏大理论的缺陷在于脱离了一般的问题情境，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太形而上，从而便无法解决历史、社会结构甚至一些普通的具体情境下的问题。

二、抽象的经验主义，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本末倒置

相对于宏大理论而言，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便是“抽象经验主义”。如果说宏大理论是对概念的盲目崇拜，那么抽象经验主义就是对一种过于强调在具体细节上进行“科学方法”的痴迷――对方法的关注超过了对社会研究本身的关注，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反而被忽略了。米尔斯认为，方法的熟练程度不能够决定研究的价值，相反，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可能是用研究者“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

如果套用抽象的经验主义来试图解决中国式拆迁的问题，则应当有一套详尽的研究方案。笔者在互联网上曾经看过许多关于此方面的调查问卷与统计数据。综合其词语应用大概有以下几种：是否满意、是否愿意、看法如何、应该如何等可有不同选择的疑问词语，而问卷的答复设计一般有以下几种词语：有、没有、好、一般、比较不好等。而关于此问题所做的访谈一般也是以上几种问题。且笔者观察到一般做这种大规模的调查都已政府为牵头人研究所来包办进行。

那么同样再通过实际分析来看待这种实证主义的调查。在中国式拆迁这个问题来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拆迁问题的进展与解决进展过程中遇到的反拆迁问题。先从整个大层面看来，正如米尔斯所说，“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有两种流行的辩解，若它们被接受，则意味着抽象经验主义成果的贫乏，与其归咎于方法所固有的特征，不如说是缘于一种‘次要方面’，即：金钱和时间。”通过对城市拆迁问题的研究主住归类可以发现，一种是由政府主导进行，一种是由政府部门拨款而研究所包办进行。这种研究的成本来源使他们研究的研究风格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研究的结果也多为了政府的喉舌之用。

从研究上来说，他们并不关注你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用相似的方法来建构指标进行研究。而从对拆迁问题的研究结果来看，他们的研究采用问卷、访谈等，但是由于这种科学化的操作使数据缺少对实际的心理与思想层面观念的细致区分，而更多的是一个数据的叠加，没有充分考虑到差异性与多样性。加上政府主导的桎梏，由上述用语不难看出，其用语的偏向明显。并且操作时太注重定量研究的机械性，所以这种看似科学严谨的方法所得的数据并没有实际反映具体情况，而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堆砌。

从上述我们也可以窥探出一些抽象经验主义的缺陷，过于迷恋方法而忽视了要研究的问题本身，而方法即使不断完善也无法穷尽所有变量，这都使看似科学的研究显得过于概括性、堆砌性与粗糙。

三、自由主义实用性的分散、局限与新的实用性的狭隘

自由主义实用性倾向于分散关注点，他们保有对多元主义含混的因果关系的信仰。认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对事物发生影响，但通常这些因素又是相互平等的，所以我们只能够通过每一个因素来认识整个事件的发展，这就是自由主义实用性的意义所在。但是此种观点却大大降低了其观察社会全貌的可能性。

米尔斯在书中写道：“这个思想往往很空洞，没什么具体内容。但它的内容实际上也经常是一种政治宣传，鼓动人们服从那些与小城镇中产阶级达到理想适应的规范和特性。……许多学者建议使用不怎么会引起混乱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可他们一般并未考虑到，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框架，那些处于非特权位置的群体和个人是否可能实现这个目标。”(96-97页)。这是对自由主义实用性的一个阐述与批判。

如果将自由主义实用性中国化并将其应用于城市拆迁问题则可以解读为：影响城市反拆迁的因素有很多，每个因素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居民个人都应为其担负起责任。而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之处可以通过调适来解决，个人私利应当服从于政府所代表的公众利益。从上述套用中我们不难看出米尔斯所批判的自由主义实用性缺陷在哪。在中国，政府是占有比公众更加权威的话语权，在拆迁问题中城市居民个人甚至于小群体都无法与政府进行对抗与博弈的，在此过程中，甚至可以形容其为弱势群体。而将政府利益先放大为公共利益再放大为可以无条件或低条件凌驾于个人合法利益之上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它并没有对整件事情做出合理的判断，而只是分散的关注了公共利益这个因素。至于实现二者利益的协调必然是一方做出妥协与让步，其结果更是不言而喻。所以除却将将政府与个人的因素等同是不合理的之外，意图通过调适来实现均衡也是不公平的。

而新的实用性则是与商业紧密结合并为其建构了一个道德合理性，他们的政治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些大制度的短期目标给蒙蔽了。

同样的，新实用性在中国也有其表现。若拿拆迁为案例，则可具化为房地产商与社会学的勾结。某部分社会学家或是伪社会学家为中国房地产的强制拆迁辩护，认为其是践行国家政策，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为整个国家的拆迁制度进行辩护。一旦做出了如此假设或是立场，则新实用性的学者也丧失了其学术独立性，无法为制度的长远发展与变迁做出该有的贡献，改革尚无建设，更别提彻底的革命。

四、科层制气质的社会研究危害研究的自主与独立性

科层制社会学大致有以下的内容。首先，社会科学的目标是预测与控制人类行为。（122页）而要想自如的谈论预测和控制，就必须接受一些官僚的观点，如马克思说指出的，世界是个可以纵的客体对象。但作为社会学家如果要获得这种操纵力，就必须和政治沾上关系。其次，社会科学研究者组成了各种学术组织，将独立的个人整合起来，在组织中有明确的分工，一切都被程式化了，以便组织中的个体能够尽快熟悉和掌握它们。

篇2

而平等公正的观念也会在社团内部的种种活动中形成与体现。各个成员或社团间的合作会促进他们之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主要的是：能够在无形之中让学生形成民主、自主、竞争与合作的意识；更能锻炼他们组织与思考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在社团会员之间形成，会员之间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社团活动中，会员能够自由平等地发表交换自己的意见，不存在所谓的上级与领导的权威，民主气氛较为浓厚。社团组织者从开展活动的方式到思维方式，从不独立依赖变为有主见自立，从有问题求助到有问题思考，从各个方面以及各个层次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2激发学生思维，促进高校科研创新

在这种过程中学生成员可以深刻认识某些事物本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共同研究同一个问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内而外从而总结与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听取专家报告，查找资料后形成自己的独立创新思维。社团活动除了让社员能够锻炼自己实践的能力，社员在参与社团组织的个性比赛或者竞技中，也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或者某方面的能力，共同进步，在思想与知识方面有深层次的交流，特别是在科研创新方面的碰撞，更能促进高校的科研创新发展。

3学生社团对社会管理的影响与作用

3.1拓宽适应社会生活的综合素质，利于社会管理

学生社团给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让他们在社团中发挥长处，弥补不足。不同的社团类型与种类对学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这些社团在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方面是最为显著的。首先，学生可以自觉地培养与锻炼自己的兴趣爱好，一项良好的兴趣爱好不仅可以激发对学生生活的热爱，陶冶自己的身心，还蕴涵了广博的知识；其次，社团成员的构成是多样化的，同一个社团中有不同专业的社员，在这样一个人员广泛，并集聚着不同思维方式与能力的组织中，很多学生在平时的社团活动与交往中感受到年龄与知识的不同，从而受到启发与教育，更能让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受到相互的影响与刺激，并且能在活动与相互交流中能够完善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拓宽自己的知识背景，再次，学生在参与和组织社团活动的过程中，其社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处理事件能力、信息的收集处理加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都会得到提高和锻炼。所以广大学生通过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类学生社团活动可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有效拓展综合素质，有助于个人水平与文化水平的提高，更能有利于将来的社会管理。

3.2促进学生社会化，提供了解社会的途径

社会化是指个体从自然人通过社会实践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其个体要通过学习和实践以规范自身的社会性，并且慢慢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最后经历社会知识的洗礼被社会认可的过程。学生社团是学生步入社会获取社会经验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桥梁和平台，积极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在校期间，除了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参加社团活动，甚至参与管理社团，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更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交流、管理等各方面社会能力上有着显著的效果，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在毕业后能够快速进入自己的社会角色。学生社团与社会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经常邀请一些社会成功人士、专家、企业管理人员等来学校开座谈会，作报告，帮助学生走向社会，走出校门，深入社区，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增强了社会适应能力，在奉献才智的过程中加速了自身的社会化进程。

3.3培养学生适应社会角色变迁的思维，利于社会化管理

社团活动能从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适应社会角色变迁的思维，更有利于社会化管理。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培养合格的社会角色是社会化的全部内容。学生不应该自己来认定社会角色，而是由社会来客观赋予学生的社会角色。大学生在走出校门的一刻，就代表着他们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重新认识自己并担当起新的社会角色，学生只有充分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社会职能与角色，并且认真地履行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与义务，才能真正融入到社会，奉献社会并享受社会给予的回赠。由于学生社团具有来源广泛的成员的特点，依靠自主运行内部规范和章程，使得学生以担任一定的社团角色参加社团，必然承担相应角色的义务与权利。大学生活不断向前，社团内部的分工也不断变化，新旧交替，人员的职能也不断变化，在这种改变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所担任角色的相应期望值，履行好自己的角色的相应职能，在变迁过程中提高了相应的角色适应能力，从而为今后走上社会，适应社会角色的不断变迁以及担任一名合格的社会角色奠定了基础。学生社团的发展对于学生思维的变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学生社会化的进行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有利于社会化管理。

4总结

篇3

一

事实上，“司法空间”的机构意味着在行动者之间确立边界。它区分了两种行动者，一种有资格参与游戏，另一种尽管发现自己也在其中，但事实上由于自己的没有能力完成进入这个社会空间所必需的心理空间（尤其是语言态势）的转换而被排除在外。要确定适当的职业能力，要想在技术上掌握通常与出于常识的简单劝告相反的一套复杂的知识，就需要认定非专家的公平感是不合格的，就需要撤销他们对事实的天真理解，撤销他们的“就事论事观”。将要进入法院裁判范围的个人，也就是说当事人，他对案件的普通想象与专家证人、法官、律师和其他司法行动者的职业想象之间的差异，绝不是不重要的。这种差异对于权力关系而言毋宁是根本性的，两种假设体系、两种意图表达体系，即两种世界观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上。这种差异正是排除非专家的基础，它源于通过场域结构而确立的禁令制度，源于确立有关视界与分类原则的体系（这些原则被写进了基本法即宪法中）。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假定有一种特殊的全面态度，这种态度尤其在语言方面是可见的。

尽管我们可能都同意，如同每一种专业化语言（比如哲学语言），法律语言也无非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使用了普通语言，但是分析家一直很难发现这种“独立与依赖相混合”的真正原则。[31]所谓语境或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网”的效果，并不是根据其通常意义来推断语词和日常语言的用法，但是，仅仅考察语境或“网”的效果依然是不够的。影响所有语言特征的变位与假定某种一般的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所谓一般态度的假定不过是一系列视界与分类原则的混合形式。这些原则构成了场域，这个场域本身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在依赖中或通过依赖而实现独立。提出言说行为的哲学家奥斯丁感到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为什么我们“用同样的名称称呼不同的东西”。

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做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如果说法律语言本身就允许使用一个词语来命名与这种词语在日常使用中所指的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是由于语词的这两种用法是通过两种语言姿态联系起来的，这两种语言姿态如同（现象学上所说的）感知意识和想象意识一样，截然相对。其结果是，通常所谓同一空间中两个能指[32]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的“同形异义的冲撞”（或误解），其实是极少出现的。我们通常讲两个能指之间的相互分离的原则，并将其归结于文本中上下文的效果，但这一原则不过是心理空间的二重性，而这一心理空间又依赖于支撑它的不同的社会空间。这种姿态上的不一致构成了所有误解的结构性基础，这种误解可能发生在那些博大精深的法则的专业使用者（比如物理学家，法官）和普通的门外汉之间，这种误解既可能是句法上的误解，又可能是词汇学上的误解。这种误解中最突出的就是在这种场合中发生的误解：来自日常用法的语词由于学术用法而使得它背离它的通常用法，在这个时候，它发挥了这样的功能，普通的门外汉由于不理解其学术用法而按照通常用法而“牵强附会”地理解这个词语。[33]

二

司法过程的运转如同一个中立的空间，它通过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转变为调解人之间的对话这一过程中所固有的去现实化（de-realization）和远离现实，将任何处于冲突中的利害关系加以中立化。由于第三方在这场冲突中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与中立是两回事），同时它还准备通过参考古老的文本和久经考验的先例来了解当下处于紧张状况中的现实，因此专门化的法律机构就不知不觉地引入一种中立化了的距离。至少在法官那里，这就成为一种发挥作用的命令，但是这种命令已经铭刻在最深层的惯习之中。对那些过分不设防地卷入到金钱交易或政治问题的第三方立即予以谴责和审查的贵族团体（a peer group），不断地回想起并强化着一种禁欲苦行的、同时也是贵族化的态度，这种态度正是这种超然于外的中立化要求的内化了的显现。一句话，将涉及个人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转化为平等主体之间受规则约束的理性论辩的交流，构成了一个与处于冲突中的社会集团相独立的专业化机构的存在理由。这个机构负责根据已经确立的形式将社会冲突以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public representation），并由此来找到被社会认为是公平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这些解决办法之所以被人们作为公平的方案而接受，就是由于这种解决办法的确定是基于形式的同时逻辑上也是连贯一致的学理规则，这种规则被看作是独立于直接的冲突双方的。[34]将法庭描述为利益冲突由以转化为专家对话的一个独立而有回弹力的空间，将审判描述为一个井然有序地通向真理的过程，[35]这种自我表述（self-representation）刚好唤起了司法活动之符号效果的一个维度，即司法活动是自由而理性地运用被人们普遍地并以科学的方式认可的规范。[36]判决作为不可调和的要求之间的一种政治妥协，体现为对立命题之间的逻辑综合，它本身就包含了司法场域的全部混含性。它的效力在于它同时参与到两个相互分离的场域的逻辑之中：一个政治场域，它的特征在于朋友（或联盟）与敌人之间的敌对，在这种对立中，发展的趋势就是排除任何第三人作为仲裁者的介入；另一个是科学场域，它倾向于承认实践优先于真理与错误的对立，从而给专家们的一致意见赋予了产生效力的判决权。

三

司法场域是一个围绕直接利害相关人的直接冲突转化为由法律规制的法律职业者通过行为进行的辩论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它也同时是这种辩论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些法律职业者具有共同的知识，他们都接受法律游戏的规则，即司法场域本身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甚至是要求不顾法律的文字表述而打赢官司的法则（因此，在卡夫卡的《诉讼》中，律师和法官一样使人生畏）。从亚里士多德到Kojève，法学家常常被定义为一个“作为第三人的调解者”。在这个定义中，实质性的理念是调解，而不是判决。调解意味着法学家面前缺乏任何可以直接马上采纳的“判例”。因此，在诉讼当事人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更高的权力，这种权力超越于私人世界观的冲突，而这种权力不过是这些冲突可以在其中发生的结构和社会建构的空间。

进入司法场域意味着默认了这个场域的基本法，这实质上是一个同意反复，它要求在这个场域中，冲突只能以司法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依照这个场域本身的规则和常规来解决。因此，进入司法场域完全是对普通经验和任何诉讼中的所有处于决断中的情形的重新界定。如同其他任何场域一样，司法场域的构成体现了实在（reality）本身的构成原则。加入游戏，同意玩游戏，接受给出冲突解决办法的法则，都无言地接受了一种表述与讨论的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放弃了物质暴力和符号暴力[37]的基本形式，比如辱骂。这首先是认识到了在法律上建构这一问题的具体要求。由于法律事实是法律建构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因此将争纷的所有方面彻底地转译（retranslation）为法律事实必然如同罗马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提出”案件（ponere causam），那就是将争纷建构为诉讼，建构为能够成为受司法规制之辩论对象的法律问题。这样一种转译将可以用法律相关的观点来辩论的所有问题作为案件的一部分，而且是仅有的一部分，最后只有作为事实能够成立的所有东西，或者作为能够成立的所有有利或不利的主张，才能够保留下来。

四

在确定进入司法场域的契约的隐含条款中，依照奥斯丁的观点，我们尤其需要提到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给出一个判决，无论是对原告还是对被告，都要给出一个差不多要“白纸黑字”的判决：确定是有罪还是无罪，是有责任还是无责任。其次，就是要求起诉和答辩都必须符合法律史中确立起来的人们认可的一个程序性范畴。这些程序性范畴尽管有一定的数量，但是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控诉请求和辩护相比，它们是相当有限的，而且是陈规老套的。形形的冲突和争辩由于是针对非常琐细的问题，就可能被认为是还不具备法律来管的资格，或者这些冲突和争辩完全是一个道德的诉求，就可能被认为是不由法律来管。第三，进入司法场域还要求参照并服从先例，这个要求可能导致歪曲普通的信仰和表述。[38]

遵循先例这个规则宣布以前的法律判决对任何目前的诉讼都具有权威效力。它与法律思想的关系就象涂尔干的格言所说的那样：“用社会来说明社会”，而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则是：它以另外一种方式主张法律推理和法律判决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先例被看作是如同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空间在起作用，参照先例就可以使得出法律判决似乎是中立且客观地适用具体司法程序的结果，从而使法律判决具备了合法性，尽管参照先例的动机事实上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先例是被作为使某个判决结果正当化的工具来使用的，同时也是作为某个具体判决的决定因素起作用的。同一个先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也就能够用来为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进行正当化。而且，法律传统中有各式各样的先例和法律解释，从中人们可以选择最适合某一个具体判决结果的先例和解释。[39]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遵循先例无疑不应当被看作是通过限制主观决定来确保法律判决之一致性、可预期性和客观性的一种理性的假定。无疑，韦伯赋予“理性法”的可预期性和可计算性只能源于法律惯习的一致性和同质性。通过基于一种共同家族经验的法律学习和法律职业实践，塑造了法律惯习流行的禀赋，这些禀赋就像一些知觉和判断的范畴那样发挥作用，它们支撑着对普通冲突的知觉和判断，并将这些冲突转化为法律上的对峙。[40]

五

即使人们并不是完全接受“纠纷理论”之方法论的前提界定，但是，这种方法论仍可以用来描述“范畴化”的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倾向于将一个人们意识到的抱怨，甚至是还没有意识到的抱怨，转化为一个可以明确找到原因的伤害，并由此将一个简单的争纷转化为一个诉讼案件。最不“自然”莫过于“需要法律”，换句话说，莫过于使人诉诸法律服务的那种不公正的印象。显然，不公正的感觉和意识到某种经验是不公正的能力，并不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来分布的，它差不多是依赖于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将一个没有意识到的伤害转化为一个被意识到的、被加以命名的且可以具体的找出原因的伤害，期前提条件就是建构社会实在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法律职业者的肩上。发现不公正本身就依赖于他具有权利（“应得的权利”）这种感觉。因此，法律职业者的具体权力就在于揭示出这些权利，这一过程也揭示出不公正，或者反过来，仅仅基于一种公平感否决了这种不公正的感觉，并打消用法律来捍卫这些主观的权利。一句话，法律职业者的权力就是操纵法律激情，即在某些案件中创造法律激情，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夸大或打消法律激情。[41]法律职业者将日常语言所表述的问题重新界定为法律的问题，将日常语言转译为法律语言，并对不同策略的胜算机会进行预期的评估，从而为他们的服务创造了需求。无疑，他们在建构争纷的工作中是由金钱利益所指引的，但是，他们同样受到伦理倾向和政治倾向的引导，这些构成了他们和其当事人之间的社会亲和力的基础。首先，他们被他们更为具体的利益所指引，这些利益是由他们与其他职业者之间的客观关系所决定的。例如，这些利益在法庭上就显现了出来，由此导致了一些明显的或隐含的交涉。司法场域的运作倾向于强加一种封闭的效果，这种效果体现在司法机构生产真正独特传统的倾向中，体现在感觉和判断的范畴，这些感觉和判断永远不能被转译为非法律职业者的感觉和判断。司法机构依照法律外行们无法掌握的深奥逻辑生产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42]

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心理空间的转化依赖于社会空间的改变，这种转化保证了拥有法律资格的人们把握着司法形势。他们自己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允许依照司法场域的基本法来构筑司法形势。那些通过接受进入司法场域而默许放弃了自己直接解决冲突的努力（例如，放弃了诉诸暴力，诉诸非官方的仲裁，诉诸直接努力寻找友好的解决办法）的人们，他们的身份就变成了当事人。司法场域将他们进入司法之前的利益转化为法律案件，并将职业资格转化为社会资本，这种职业资格保证法律职业者掌握着司法场域自身的逻辑所要求的那些司法资源。

六

司法场域的构成与一种职业垄断了生产和销售独特种类的法律服务产品这一制度是分不开的。通过决定哪一种冲突值得进入司法场域，通过确定要将这种冲突建构为符合法律的主张必须被包装成怎样的形式，法律资格包含了一项允许对进入司法场域加以控制的特定权力。仅仅这种法律资格就可以提供完成这种建构工作的必要资源，这种建构工作通过选择合适的范畴，允许将现实化约为我们用法律定义来称呼的有用的虚构。法律职业群体正是由他们垄断法律建构所必需的工具来界定的。这种垄断本身就是一种侵占：垄断市场保证的每一个法律职业者所获得的利润的大小，取决于垄断能够对法律职业者成员的生产的控制程度，取决于对法律人员的训练程度，而且首先是颁发执照从而授权他们出售法律服务的程度。通过这种方式，法律服务的供给收到了调节。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我们都可以在法律职业准入（其实还有医生群体、建筑师群体以及其他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持有者群体的准入）的传统模式出现危机而产生的效果中，找到证明上述主张的最好的证据。例如，在这种联系中，值得一提的是努力通过增加职业准入难度的措施来限制法律职业服务的供给，努力限制不断增加的提供法律职业服务的竞争所导致的效果，比如收入的普遍降低。另一方面，法律职业者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段来努力增加法律需求。这种手段的一个例子就是作广告，这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普遍。另外一种手段就是激进小组的工作，他们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是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支持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鼓励少数者群体主张他们的权利，来开辟新的市场。类似的努力就是更广泛地说服公共当局，使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那些可以被名之为“法律需求”的事务。[43]

最近司法场域的演化使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侵占司法构成的过程，这一过程相应地伴随着将通常的法律外行排除在外，这一过程通过将以前被看作是司法外的冲突解决方式这一社会存在领域，纳入到司法秩序的领域中而创造了需求。例如，在涉及到大量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的纠纷中，劳动仲裁委员会基于一种公平感，依照简化程序来进行仲裁，这种仲裁是由一个在这种纠纷领域中有经验的个人来主持的。这种纠纷已经被缓慢地纳入到司法领域中。[44]通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仲裁委的官员与某些强烈关注社会弱势成员利益从而扩展其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学家之间的客观合谋，这块独立于司法的飞地已经被慢慢地整合到职业法律市场中。于是，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频繁地被迫诉诸法律制度来实现他们的裁决，或者使他们的裁决获得正当性，尤其是原告和被告不断地趋向于诉诸法院并求助于律师的服务。上诉的大量增加也迫使劳动仲裁委员会服从上诉法院的判决。结果，劳动管理机关和各种协会越来越频繁查阅专业法律期刊并求教于律师，从而使后者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45]简而言之，一个循环强化的过程开始运作了：趋向实践纬度之“司法化”的每一步都创造了新的“司法需求”，由此，在那些拥有必要的特殊资格（在这个情形中就是劳动法的知识）的人们中间，新的司法利益在这些需求中发现了新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法律实务者的干预，他们导致法律程序的形式主义的增加，并由此促使对他们自己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也随着增加，促使在实践中将法律外行排除在外。法律外行被迫求助于法律职业者的建议，后者将一步步取代原告和被告的角色，而原告、被告也只不过变成了落到法院管辖范围内的一群人而已。[46]

那种与外行态度所保持的距离决定了场域的成员资格，这种距离将会由于对原告利益的任何过分狂热的捍卫而受到损害。小心地维持这种距离的欲望导致了在交涉机制中发挥作用的半职业的调解人不断地以一种技术的方式参与到交涉过程中，以至于以极其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出他们远离于那些其利益由他们来捍卫的人们。因此，他们倾向于为他们的主张赋予了一个日益具有权威性的中立特征，但是他们这样作的风险就在于破坏了友好交涉本身所具有的逻辑。[47]

三、命名的力量

一

审判就是个人观点之间的对抗，在此，这些观点的认知方面和评价方面很难彻底区分开来。这种对抗只能通过一个“权威”庄严宣布的判决来加以解决，这个“权威”的权力是由社会赋予的。因此，审判代表了社会世界固有的符号冲突的范式展现：这是彼此不同的、其实是彼此敌对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每一种世界观都以其个体的权威，寻求获得普遍的认可，并因此获得自己的自我实在化（self-realization）。在这场斗争中，真正关键的是垄断了强加普遍认可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原则的权力，也就是垄断了强加一个合法化了的归属分配的原则的权力。[48]在这场斗争中，司法权力通过伴随着刑罚（包括物理约束的行为，比如剥夺生命、自由、财产）的判决，证实了某种超越个人视角的特殊观察角度，即国家主权的观点。因为国家单独拥有对合法化符号暴力的垄断。

一个个人作为私下言说而发出的辱骂声，仅仅涉及的言说者本人，就很难拥有符号的效力。相比之下，某个法院的判决通过公开关于人和物真理，从而决定了涉及到这些人和物的冲突或交涉，这样的判决归根结底属于命名行为或创设行为的范畴。判决代表了权威的、公开的、官方言说的典型形式，这种言说是以每一个人的名义的的，同时是针对每一个人的。这些表述，这些实体的（相对于程序的）判决，是由权威机构代表集体作公开做出的，它们都是一些魔术般的行为，它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它们有权使它们自己获得普遍的认可。[49]因此，它们成功地创设了这样一种情形：其中没有人可以拒绝或无视它们所强加的这种观察角度、这种国家主权的观点。

法律通过将国家所持的秩序观神圣化，从而将已经确立的秩序奉若神明。法律为法律行动者赋予了可靠的认同、赋予了身份，而且更主要的是赋予了一系列权力（或资格能力），这些都是社会认可的，因而也是生产性的。这种赋予的途径就是对运用这些权力的权利进行分配：通过程度的设定（比如学术程度、职业程度）和资格证明的颁发（职业专业化的资格证明、患有疾病的证明、无行为能力的证明）。法律还批准所有与那些权利的取得、增长、转移或取消相关的过程。法律通过判决将不同数量的不同资本分配给社会中的不同行动者（或机构）。判决中止了或者至少限制了涉及到下属情况的斗争、交流或交涉：涉及到个体或群体的品质，涉及到个体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涉及到名称和头衔的归属，涉及到联合或分离，总之涉及到构筑社会单位的所有“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结婚、离婚、更替、联合、解散）。法律是命名这一符号权力的最典型的形式，命名创设了被命名的事物，尤其是创设了社会群体。法律给那些从法律的分类中产生的实体赋予了最大限度的、任何社会实体都有权赋予另一个社会实体的那种永恒性，即我们认为归属于客体的那种永恒性。

法律是“主动”话语的最典型的形式，它能够仅仅通过自己的运作而产生效果。说法律创造了社会世界并不为过，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其前提：正是这个世界首先创造了法律。如果我们不想陷入激进的唯名论（在某种意义上，福柯的析就暗示了这种唯名论），不想主张我们生产出我们生产社会世界时所依照的这些范畴，不想主张是这些范畴生产了这个世界，那么，重要的是弄清楚法律的这种类似魔术般的权力的社会条件极其限制是什么。事实上，导致我们建构社会世界的感知和判断的图式是由集体的历史劳动所产生的，因此，它建立在这个世界本身的结构基础上。这些图式是历史上形成的结构化了的结构。我们的思想范畴有助于这个世界的产生，但是其作用仅仅限于它们对应与先前存在的结构。命名的符号行为在这样的程度上，也仅仅在这样的程度上实现了其创设性言说的权力：它们提出的视界与分类的原则在客观上适应了先前存在的分工，这些原则是这些分工的产物。通过将法律所言说的内容神圣化，这种言说使其对象完全成为一种高级的存在，而这种高级的存在正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换句话说，表达的特定符号效力是依照符合生产这些符号的世界结构的图式而产生的，它肯定了已经确立的秩序。一个“正确的”表达以一种人们所认识到的正统信仰的客观性来描述社会世界之分类的信念式看法，从而实际上批准并认可了这种客观正统观。这样一种行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创设行为，这种创设行为以每一个人的名义并针对每一个人来宣扬正统的信仰，从而赋予其作为官方的实践的普遍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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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技能与专业知识水平

专业技能与专业知识水平是高职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内容，更是毕业生需要具备的就业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的高职学校学生培养采取专业划分的基本方案，每个专业都有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学生通过在校学习能够满足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要求。社会用人单位对高职学生的需求也是由针对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的，经历了单一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向注重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专业技能知识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等全方位的能力。从长远发展来看，用人单位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公平公开的就业竞争机会。高职院校要在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则在学好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前提下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

(二)社会实践能力

高职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有其特殊性，学生在校内外的社会活动都是社会实践重要组成部分，校内实践以教师的科学引导为主，校外实践则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主。通常而言，高职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涉及到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等。学生自身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目的在于自我完善，为将来步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社会实践能力的丰富能够让学生更快地习惯就业状态，并有效转化为职业发展潜力。

(三)职业修养与综合素养

职业修养与综合素养已经成为用人单位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在市场需求的影响之下，学生就业力中的职业修养与综合素养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待人接物、集体责任感、自我约束以及诚信品质等都是用人单位所看重的。学生在校期间就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修养与综合素养。

二、社会实践对学生就业力提升的影响

(一)有效缩短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我们都说学生是生活在象牙塔中，主要是因为学生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少，实践能力差。学生社会实践机会的增加与能力的提升，能够让学生更加真切地了解到社会状况与社会需求，有效缩短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二)深化学生对职业生涯的认识

当前，学生的职业规划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学生过于理想化的职业规划必然会阻碍到他们就业力的提升与就业单位的寻找。通过社会实践，学生能够对职业升生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与了解，从而能够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职业生涯规划。

(三)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综合素养的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养是就业力的重要内容，社会对高职院校学生的要求也更加全面而具体。在多方面都有所长的学生相对而言能够在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社会实践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能够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与交流沟通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

(四)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择业观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存在择业观方面的问题，在择业时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倾向于工资高的、轻松的岗位，不符合高职院校对人才的定位。通过社会实践，学生能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在职业平等观念的导向下正确择业。

三、当前高职学校学生在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存在缺失

传统教育观念在高职学校中根深蒂固，单一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也受此影响，不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综合素养的提升。高职学校的学生培养方案目标不明确，改革与创新成为空谈，学生的就业力也迟迟得不到提升。

(二)高职学校就业指导工作缺乏力度

当前高职学校虽然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就业指导体系，但是工作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却缺乏力度，无论是从事就业指导的老师还是学生，对此都不够重视，工作的方式与内容滞后性明显，与学生对就业的需求相差甚远。长此以往，必然会严重阻碍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三)高职学校学生的综合素养有待提高

高职学校的学生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综合素养较低，不能完全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而计算机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差、外语以及交流沟通能力欠缺等都是现状，再加上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基础差，导致学生综合素养难以提升。

四、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对策

(一)转化学生培养理念

针对当前高职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的问题，学校需要及时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在市场需求导向之下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高职学校学生的培养紧密结合，以便培养出需求缺口大的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其次要在常规教学中融入实践教学的理念，转变沉闷的课堂教学，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在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前提下提升学校教学的成效。最后则是要与学生的实习以及将来的就业方向的单位签订合同，制定出顶岗实习、工学交替等培养方案，构建起优化的人才培训互动循环机制。

(二)校内实践平台的构建

高职学生开展校内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做社会调研，从社会调研的前期选题、问卷设计、问卷调查以及后期的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都能够让学生对社会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校内其他有效的实践方式还包括公益类活动，为学生搭建起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平台。校内实践平台的构建可以融入创新理念，例如建立相关网站等，学生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了解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网站还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就业竞争力的提升并达成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三)校外实践基地的建立

保障高职学校学生社会实践走向成熟化、制度化以及规范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建立起校外实践基地。高职学校在筹建校外实践基地时要综合考虑多方利益共同体，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来开展，并尽量争取当地政府、企业的支持，实现实践基地的长期合作与稳定维持。放手让学生自主社会实践，可能会产生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保证能够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工作与实践岗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与学生的专业有关，从而能够为学生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切实提升学生的就业力。

(四)完善社会实践考核机制

推进高职学校社会实践成效的重要保障在于社会实践考核机制的完善，传统的培养方案之下，科学评价标准的缺失导致部分学校的社会实践流于形式，真正能够提升学生就业力的措施沦为几个公章、几条评语、几张证明。完善考核机制的建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是全面规定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时间、单位、程序、评比以及考核等，使社会实践活动更加科学规范。第二方面是做好社会实践活动手册的设计，强调学生专业技能的应用、实践动手的操作以及创新思维的体现等。最后则是建立起实践学分，要求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修够基本的实践学分，体现学分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篇5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 社会体验 积极心理

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工院校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求职择业以及成长、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有研究发现，技校学生的SCL-90总均分、阳性项目以及阳性均分均高于全国正常水平。因此，在技工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而当前的技工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呈现出一种“类德育化”的现象。这种做法，在造成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不佳的同时，在教育模式上，这种教育还越来越呈现出学科化、医学化、片面化、形式化、孤立化等倾向。因此，本研究将集中对如何在技工院校进行社会体验模式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研究，希望能为技工院校乃至各类学校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些可行建议。

一、相关研究

针对技工院校学生学习能力的研究已经证实：与其他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技工院校学生通过视听觉学习渠道来获取知识的效率明显弱于前者。这个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课堂教学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不能在技工院校取得良好的效用。

同时，由于技工院校学生的校园生活模式不同于大学，大学生的心智发展更为成熟，能够借助学校平台衍生出一整套完整的自我教育活动体系，并积极利用学校教育资源。相反的，技工院校的学生尚未找到有效和完善的自我同一途径。作为德育教育补充的课外教育活动，也很难吸引学生参与。

针对心理健康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幸福”一词。这种观点和美国心理学家西格曼的观点相符。西格曼认为，心理学应该对力量等优秀品质展开研究。在这种观点下，心理学研究工作应该包含几个层面，其中主观层面是要积极去体验；个体层面则要对积极人格特质进行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将在各种实践教育的基础上，对技工院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体验模式进行探究，以期有效发挥技工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

二、对象与方法

1.研究工具

研究使用SCl-90量表。

2.研究程序与研究对象

参考有关资料，设置技工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各类活动程序。志愿服务为常规活动，每1至2个星期开展一次；社工站活动不定期举行；团队拓展每个月进行一次；家长小组每个学期举办1至2期；创新评价每学期进行一次。

研究小组在广州市某技师学院随机选择两个班构成实验班和对照班。其中男生53人，女生32人，共计85人。

三、结果

1.组间比较

实验前后两组间阳性项目数和各项心理指标并无显著性差异（P>0.5）。试验后在阳性项目数和各项因子（躯体化除外）得分实验组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2.实验组不同性别测试结果比较

男生在躯体化因子上前后得分有所降低，但是差异不显著（P>0.5），其余因子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P

四、讨论

通过社会体验模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说明在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之外，学校可以创造性地设置平台，以积极心理体验为手段，帮助学生在各种体验活动中发展和培养积极心理品质。

实验表明，实验组实验前后在阳性项目数、人际敏感、焦虑等因子上出现十分显著差异，这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人员的工作提供了参考。技工院校学生面临的心理问题主要有三类：人际关系、自我认识、就业压力，问题产生归因于不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我概念水平低下。因此技工院校应该创造性地开展一些社会体验活动，帮助学生在积极的社会体验中发现内在幸福的自我。

篇6

一、重新回归人本身：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

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图式”学说关注世界的本源，探究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原则，热衷于对终极世界的猜想，这是一种有关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学说，它基本上外在于人，尤其是外在于人的丰富内心世界。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发现人、尊重人等口号，但这场运动主要朝向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这样的人道主义方向发展，而并未回到作为更为本体的人的内心世界。然而，十八世纪以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对理性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开始以直觉、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这些与个人联系更为密切的心理元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弃了有关世界本源以及客观规律的宏大叙事和终极探索，以非理性取性，开启了一个被称之为非理性主义或称人本主义的哲学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以非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本主义哲学第一次真正启动了哲学研究向心理学研究的转向，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直接推动了现代心理学的产生。人本主义哲学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本主义哲学将研究的主体对象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人本身，从对外部理性的关注转移到对人内心非理性世界的关注，具体研究人的情感、直觉、意志、潜意识等心理元素及其社会意义，这一研究范式的转移以及它所开辟的新领域为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是非理性的人，非理性的人以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为表征，人本主义哲学不仅将个人的这些心理内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这些心理内容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本质。在唯意志论代表人物叔本华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在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命直觉和生命冲动；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世界的本质是生、死、烦、忧、畏等情绪体验。他们的哲学研究为人们推开了一扇人类意识世界的三棱镜和万花筒，他们以个人的非理性世界去对抗传统哲学的理性世界，他们把表象世界还原成人的意识和心理世界（这种论说基本上就是后来兴起的心理还原主义的哲学版），正是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打通了一条通往心理学的通道。其二，人本主义哲学不是将客观物质世界作为认识的本源，而将情感、直觉、意志、本能、欲望、潜意识等非理性元素视作世界的本源和人的真实存在，把整个世界看作是自我的产物和体现。他们否认通过理性能够认识真理，相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体验和直觉才能认识真理，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们认识的对象归于人本身，将认识的手段归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直觉。生命原本是鲜活而充满灵性的个体，让这样的个体服从于冰冷的理性逻辑，或者服从于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而罔顾自身的存在，这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坚决反对的。生命具备如此丰富而惊人的潜能，让个体放弃自己的潜能，而仅仅依靠理性去认识世界和真理，这同样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不愿的。历史上的泛神论追求的是“神我不二”的境界，人本主义哲学在个人存在，个人认识问题上追求的“物我不二”的境界，或者这一境界也可称之为泛意志主义、泛直觉主义和泛心理主义。其三，人本主义哲学家不仅仅将非理性视作世界的本源，意识到只有靠直觉等非理性的东西才可以把握世界、认识真理、彰显人性。一些重要的人本主义哲学家还从非理性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从而把人以及人的精神心理世界推向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尼采对人类非理性世界的探索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即已开始，在这部著作中，他比较了代表古希腊文化的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或曰精神信仰，一种是以平静、和谐、平衡为表征的日神（阿波罗）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另一种是以热情、张扬、癫狂等为表征的酒神（迪奥尼索斯）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腊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传统。

尼采敏锐地意识到此后西方基督教文明就是日神文化的延续，而在历史长河中酒神文化却遭到基督文明的压制，人类被基督教所信奉的理性所摧残和毁灭，真正的自我在历史上消亡。正是由此出发，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在尼采看来，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信仰，再造一个新上帝，而这个新上帝就是权力意志和所谓的超人。这种思路不可思议地被另一位思想家弗洛伊德接了过去。弗洛伊德或许是人本主义哲学家中唯一一位具有医学学术背景和医学临床背景的学者，他关于人类潜意识领域的发现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由于他的学术及临床背景，也由于他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他的学说引起了人们普遍重视。弗洛伊德的全部学说与“压抑”这一核心概念紧密相关，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压抑主要是指现实施加诸于人的诸多限制。潜意识是弗洛伊德最为重要的发现，他认为所谓潜意识就是指被现实压抑的欲望、本能以及其它替代物。弗洛伊德对梦及其表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梦就是被现实压抑的愿望的实现。他提出了自成一体的人格结构理论，这个包括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力学结构，其基本运行动力仍然是压抑的本能：本我体现的是一切被压抑的本能，自我把守在本我和超我之间，以确保在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压力的平衡，超我的形成则得之于经过内化而形成的良知和道德的压力，三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压抑机制。不仅如此，压抑这一概念还被弗洛伊德天才地用于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历史考察，他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证明外婚制起源于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父亲并娶母亲为妻之后所带来的负罪感以及恐惧，正是由于他们害怕自己将来遭受父亲那样的命运结局，他们开始以图腾祭奉父亲并宣布“放弃那些促使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在《文明及其缺憾》等著作中他更分析了人类精神疾病可能的重要起因就是习俗、制度和文化对人的压抑，他断言，每一个体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文明之敌，文明的发展就是以压制每一个体为代价的①。尼采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一个事实，尽管后者宣称自己不想读尼采的作品，因为觉得尼采的思想会侵蚀他自己的研究②。吊诡的是，弗洛伊德最终还是接过了尼采历史研究的文化学和心理学思路。从人的欲望、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这一角度去探讨社会历史以及文明的发展在尼采那里已经开始显山露水，到弗洛伊德这里可以说已是蔚为大观，这一思想区别于哲学史上的神意决定论、理性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生物决定论以及经济决定论，它不仅仅为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场所，同时也为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本文来自于《广东社会科学》杂志。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简介详见

二、心理主义范式的兴起及其危机

十九世纪后期现代心理学的诞生以及人本主义哲学的持续发展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二者还推波助澜，开辟了一个心理主义社会学的时代。心理主义试图把一切社会现象还原为心理现象，并将心理变量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去解释一切社会事实，这一理论试图提出人类心理意义上的另外一种“世界图式理论”。心理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以进化论的面貌出现。美国心理进化论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1855—1915）认为：社会力量也就是人的群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支配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是心理力量。沃德于1892年出版《文明的心理因素》一书，提出了社会意识、社会意志、社会智力、社会统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的雏形。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林•吉丁斯（1855—1931）认为：我们确信，社会学是一门心理科学，那种认为用生物学术语对社会的描述是一种错误，对此我尽量注意到社会现象的心理方面。他在《社会学原理》（1896年）中写道：社会就其语词原意来说，是指同伴关系，交谈和交往，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吉丁斯提出了“类意识”理论，所谓“类意识”理论是指“在生命的尺度上，无论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任何生命，将另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视为己类的意识状态。”据此，他不是以阶级来划分人群，他将人群划分为四大类：（1）社会阶级，即社会的精英阶级；（2）非社会阶级，指那些胸无大志的群众；（3）伪社会阶级，指那些依赖他人的人组成的阶级社会；（4）阶级，即由犯罪组成的阶级。吉丁斯的阶级划分理论体现了贵族立场。索罗金（PitirimSorokin）对心理主义的解释是：将个体的心理特征作为研究变量，并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心理特征的衍生物或具体表现。换言之，心理主义就是将社会现象还原到个体水平或心理与行为水平加以研究，从本质上说心理主义就是还原主义③。在人本主义哲学以及心理主义滥觞的大背景下，在美国，不但心理学发展迅猛，社会心理学也很快破土而出。一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这些母体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得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08年在美国两本同名著作《社会心理学引论》出版，作者分别是罗斯（EARoss）和麦独孤（WMcDougall），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24年奥尔波特（FHAllport）出版《社会心理学》，它代表着实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多的人将这本著作的出版看作是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首先是以心理学为先导和基础。但是，明确区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并非易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于区分二者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研究对象来看，一般心理学将个人视为独立于社会关系的个体，研究的重点是个体心理活动产生的基础及一般规律，如心理形成的生理机制，个体的感觉、知觉、思维、记忆、情绪、情感、意志、性格以及能力等；社会心理学更多地将人看作一种社会存在，侧重在社会关系维度中去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如社会认知、社会感情、社会态度、社会角色、群体与互动、文化与人格以及社会变迁等。从研究方法来看，心理学研究既包括过去那种哲学思辨性的心理学研究，也包括冯特以来那些借助于科学实验手段来进行的现代心理学研究，社会心理学则几乎全部采用科学实证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观察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地研究法等。但是，上述区分又不是绝对的。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是有在极少数、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这个让人或者作为楷模，或者作为对象，或者作为协助者，或者作为敌人。因此，从一开始起，个体心理学的该词语义就被扩充了的。然而，从完全合理的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

篇7

关键词 强纲领 社会学转向 合理性

一

“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是英国爱丁堡学派系统阐述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早在60年代，某些新潮知识社会学家就试图证明，我们可以对科学家的所有信念作出社会学说明；只有通过社会学，我们才有希望获得对科学本身的“科学的”理解。他们指责旧的社会学传统把科学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低估了知识社会学的解释力。他们强调，社会原因对于科学信念的解释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所以要“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爱丁堡学派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试图从方法论上证明强纲领的科学性，积极倡导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劳丹对两种著名的论证提出置疑。

在爱丁堡学派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普遍存在一种论证形式。劳丹称之为“偏好描述的谬误”（fallacy of partial description）。其典型论证是：“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它最好用社会学术语来理解和解释。”这种论证形式有大量的变体（通常以作为“实在的社会建构”的科学的名义），但在许多作者的论证中都能够发现其一般结构。布劳尔就有好几种表述。例如，他说：“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为理解它）我们应当转向知识社会学。”［1］他还说，因为科学家经过“教育和训练”，所以“在所有知识中有社会成分”。［2］

劳丹反驳说，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事实，科学家受到团体的训练这一事实，显然不能保证这一观点，即所有或大部分科学最好用社会学工具来理解。只有当科学成为唯一的社会现象时，科学的社会特征才会支持这一观点，即社会学是其研究的最好工具。事实是，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多面性。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种心理现象（例如，考虑其中认知和感觉的作用），因此，科学应当主要由心理学家去研究。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经济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科学是一种有直接目标的活动，并因此合法地处在理论决定和实施研究的范围中。就科学由人这种动物来落实而言，它也算是一种生物性活动。关键是，我们能以各种方式合法地研究科学。劳丹认为，这样说更加接近本质：科学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社会的活动。因此，全部关于人的各种科学都是潜在相关的。

劳丹指出，布劳尔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谓词能正确断言主词（例如，谓词“社会”断言主词“科学”）。显然，这一事实并不表明我们关于主词的知识充其量只限于谓词描述的范围。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科学最好理解为一种社会学现象，这是什么逻辑！

上述观点虽然明白，但一些社会史家和社会学家不愿承认。人们普遍倾向于一个先入之见：通向真正科学知识的唯一途径一定是社会学的。例如，布劳尔说：“如果社会学不能以一种彻底的方式应用于科学知识，它将意味着，科学不能科学地了解自身。”［3］劳丹认为这一评论是狭隘的。我们最终可能利用对社会学没有任何重大作用的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生物学获得一种综合的“科学的”科学知识。这一点虽然不容易出现，但完全可以想象。我们可能发现，有一部分科学活动有助于社会学分析，而其他活动则不能。这一情况同样可以想象，而且更容易出现。

但是，劳丹还是坚持认为，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仍不能确信：所有科学都服从社会学的说明，或者，科学的任何要素都能比认识的任何竞争形式受到社会学的更恰当的说明。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我们就应当把社会学看作首要的研究工具。这像是在论证，因为梅毒是一种社会病，所以只有或主要是社会学家才具备关于梅毒的科学知识。布劳尔把他的科学社会学案例建立在“科学是一项社会活动”这一庸俗的观点之上，难怪有些人对从事这项事业不感兴趣。［4］

二

劳丹承认，与许多科学社会史家喊喊口号不同，布劳尔认真地论证了“社会学转向”。特别是，布劳尔以完整的一般方式表明，所有的理论信念一定具有社会的原因。劳丹称之为“不完全决定的论证”（argument from underdetermination）。布劳尔是这样表达的：

“但是，理论和理论知识不是按照我们的经验给出的……这不是说，理论不解释经验。但理论不是与它所解释的经验一道给出的，也不是由经验唯一支持的。我们要求与物理世界不同的另外的动因来指导和支持知识的这一构成。知识的理论构成是一种社会构成，而它也是真理的必要部分，不是纯粹错误的符号。”［5］

该论证的核心是，具体科学不是由证据“唯一地支持的”。劳丹认为，布劳尔的意思是，可观察事实从不唯一地选择某一理论而排斥其他可能的理论。除了相关证据，似乎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解释，科学家为什么作出他们确实作出的具体选择。像上段中清楚表明的，布劳尔相信，“其他一些东西”其实就是社会文化环境和约定俗成的东西，它们影响具体的科学共同体，并且在其内部发挥作用。

劳丹问：理论的不完全决定论题是否对此作出先验的保证：所有理论选择都有“社会成分”，即它是社会环境和约定的结果？劳丹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把他限定在一个次要的层面上。劳丹说，科学家接受教育，组成共同体，交流学术成果。但这些事实都不能映证布劳尔的这一观点，即理论内容是社会决定的。要证明后者，人们将不得不表明，科学家用于应付不完全决定问题的手段总是社会性的。有好的理由怀疑这一点。要想在两个不完全决定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有一个共同的科学战略，就是选择其中“较简单的”。这里的简单性要根据理论假定的不同类实体的数目来理解。对这一原则的大致的辩护是，在先的经验表明，简单的理论比高度复杂的理论更容易检验和评估。在其他情况下，科学家将使用其他标准（例如维护因果性或保留某种不变性）来克服不完全决定。

对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正确性，劳丹未加评价。但劳丹说，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除非人们以一种深刻的方式证实，这样的理论选择标准是由社会原因引起的，人们不能论证，根据事实本身，不完全决定表明理论选择是社会性的。

劳丹指出，布劳尔的不完全决定论证还面临其他可能更严重的反对意见。概括起来，理论选择确实是不完全决定的；想象一个科学家，如果他切近每一逻辑上可能的关于世界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的子集在经验上确实难以区分。但在解释科学家的实际理论偏好时，我们真地企图解释为什么科学家x从无数他可能求助的竞争理论中选择理论y？在任何给定时间，科学家都会面对一些二者择一的选择。劳丹列举了一些真正得到清楚阐明的选择，这些选择范围虽小，却具有代表性。如果某人在19世纪30年代研究光学，他就要在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之间进行选择。在同一时期，如果某人是一个地理学家，他就要在均变说和灾变说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某人在18世纪90年代研究电子理论，他就要在电的单流体理论和双流体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在这样的情境中，想解释偏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弗雷内尔（AJFresnel）选择光的波动说，而不选择其他许多经验上难以识别（因而经验上不完全决定的）理论？”具体讲，历史学家一般会问：“为什么弗雷内尔相信波动理论，而不相信发散理论？”

这样提问的结果是，劳丹得到了一个解决不完全决定问题的办法。劳丹指出，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在经验上不是等价的。均变论和灾变论地理学，单流体和双流体电学也是如此。对于这样的理论，科学共同体有一些合用的检验办法，以表明，在这些理论配对中，每一方都比现存的竞争者得到更多的经验支持。只有当合用的理论同样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时，不完全决定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中确实发生过，但不经常发生。布劳尔有一个混合论证，其结论是，在科学共同体的每一重大的信念行动中，社会因素都是决定性的。这一论证要求他必须能够表明，每一个理论偏好都是不完全决定的。劳丹说，布劳尔仍然未能表明这一点。

劳丹认为，完全可以设想，社会因素渗入科学行动中，该行动完全独立于不完全决定所允许的弹性范围。但是，劳丹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不独立地确定那些因素是否存在。劳丹想表明：（1）如果理论选择是不完全决定的，它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因素在原因上造成了对选择的进一步限制；（2）在许多情况下，当科学家在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时，如果选择的境况被看成纯粹经验上的不完全决定，那么该境况是被错误地刻画了。

三

劳丹的批评并没有使布劳尔折服。在《知识与社会意向》1991年的再版序言中，布劳尔声称，强纲领过去所受到的批评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不打算改变原先的立场。布劳尔在后记中抱怨说，哲学家对强纲领的描述不准确，他们从没有注意知识社会学家精微之处。他们根本没有领会他们攻击对象的核心信条。［6］布劳尔未免夸大其词，但另一面，我们看到，社会学家确实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根本性的合理性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应当指出，劳丹不是一般地反对强纲领，而是反对现行的强纲领。劳丹也不是一般地对社会学提出置疑，而是对布劳尔的元社会学提出质疑。劳丹说布劳尔的强纲领是伪科学，是因为他的强纲领仍然没有说清它自封的科学地位问题，也没有从教条主义的锁链中解脱出来。而对于至关重要的对称性论题，布劳尔也没有令人信服的阐释，不能说明它在较为合理的同时也能对付知识社会学的那些竞争的损害强纲领的方法。我们不能说劳丹的论证十全十美，但面对呼声日隆的“社会学转向”，劳丹确实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劳丹希望修改对称性论题，找到一种名副其实的强纲领，使得它能够提出既大胆又得到证据有力支持的主张。这一希望并不过分。强纲领无论是单独建立在证据支持上，还是单独建立在大胆、冒险的假设上，都不能真正地“强”起来。强纲领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合理性问题。我们还没有忘记劳丹给认知社会学加上的那个紧箍咒：“要想研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7］劳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合理性？

其实，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争论根本上源于对合理性的不同理解。要想让他们在合理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劳丹是倾向于哲学家的（毋宁说他自己就是哲学家），给哲学家以说明信念的绝对优先权，让社会学家接受哲学家的残羹冷炙。劳丹自己的合理性模式确实有过人之处，而那些社会学家却仍在沿用过时的合理性模式论证他们的时髦的主张，难怪劳丹对他们大张挞伐。

劳丹的合理性模式探寻一条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中间道路，尝试在规范和描述之间，在形式和非形式之间寻找最好的立足点。确实，在新的研究方向上，劳丹获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在劳丹以前，没有一个科学家哲学家对科学问题，特别是概念问题作出了如此深刻、详细的研究，劳丹对普遍性理论的研究也超出库恩和拉卡托斯。正是因为抓住了理论解决问题这一重要的功能，劳丹获得了一种对科学进步和科学合理性的新颖、独特的理解。

但是，劳丹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无可挑剔。这一模式，由于其局限性，也面临种种困难。即使是劳丹在八十年代努力，也没有在总体上得以突破。劳丹的合理性理想似乎山穷水尽。我认为，劳丹模式的潜在活力不容忽视，只要打破劳丹模式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开放、更系统、更规范和更精致的合理性理论，就有可能实现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整合。

四

无论是逻辑主义者、历史主义者，还是解题主义者，都承认“渴望之物”（desiderata，亨普尔语；库恩称之为“好的理由”）在理论比较中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渴望之物显然具有超越逻辑和历史的优越性，它能在逻辑与历史的最好结合中体现科学进步的脉搏。对渴望之物的深入研究可能导致我们对方法论和科学史看法的根本转变，从而对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渴望之物?是否因为渴望之物难以定义就要永远满足于一种通常意义的模糊的理解?能否在一种统一的意义上定义渴望之物?幸运的是，在劳丹关于科学进步的解题合理性模式中潜藏着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巨大契机。

作为一种探索，协调合理性的研究旨在 “拯救渴望之物”。在协调合理性模式［10］中，渴望之物就是协调力的单一模型或评估标准，我称之为“解题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经验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多样性、明晰性、统一性和精确性等，概念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明晰性、统一性、贯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协调中的实验、技术、思维、心理、行为等。全面刻画这样的渴望之物十分困难。但是，给每一个渴望之物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是必要的，因为规范地描述科学史需要具体的，客观的，形式化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机制。

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经验协调力”。经验协调力不仅关注理论是否解决了经验问题，解决的经验问题的数量和权值，还关注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方式和力度。经验协调力反映了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理论解决概念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概念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关注理论内部的概念、观点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关注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更广泛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这些关系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是以“概念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劳丹对经验和概念两方面的考察，是对理论的一种静态考察。在这里，理论被看成一个独立的既成结果，因此，即使我们谈理论的变化、发展，也只是局限在理论相互间的关系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看不到理论如何参与一种实际的运动，并在这种运动中体现其价值。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停留在这个圈子里，自得其乐，以致于把科学实验仅仅看作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看作一种可操作的运动，看作实验仪器的一种相互作用，习惯于把技术看成技术理论，而不是客体的功能释放，如此等等。这种科学哲学不关心理论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因而既不知道理论的源头活水，也看不到理论的终极价值。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一大缺点就是没有突破这种封闭性。要突破这种封闭性，理论所牵涉的看来不仅仅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还应该有一个“背景”问题，有一个背景冲突与背景协调的问题。理论的“背景协调力”，即理论解决背景问题的效力，在理论评估上具有理论的经验协调力和概念协调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忽视了这种作用，科学合理性问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其实，在最近几十年中，“背景问题”已受到一些学者的特别关注。反经验论者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就把理论看成我们用来操纵和控制现象的模型，而非单纯描述和说明现象的方式，强调实践是事实显现自身于境遇（contextual）中的背景。［8］刘大椿在80年代中后期认识到，“事实上，科学不仅仅是知识体系，它是一种人类活动，这种活动在当代具有特定的结构”。［9］他把科学作为活生生的过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来研究，同时考虑到科学活动的内在方面和它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及其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从而使得作为建构尝试的“科学活动论”形成一种富有特色的完整体系。到90年代，科学哲学研究越来越关注“科技-经济”关系研究，包括STS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经济哲学、经济方法论等。这些研究后来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命题的推动下形成“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研究方向。当然，协调合理性所讲的“背景问题”有着自身的特殊内容。

协调合理性将背景问题提到一个与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同样重要的高度，为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合法地进入科学哲学开辟了一条大道，同时也反对强纲领的激进主张，要求知识社会学退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所谓“社会学转向”的论证方式仍然停留在逻辑主义的合理性观点之上。将科学发展中的诸多要素中的一个看成是决定性的，这不仅得不到逻辑的证明，也得不到历史的印证。

合理性探索是对科学某个总体目标的追求，也是对科学的某些局部的不变目标的追求。科学的总体目标是消解冲突，追求协调。科学的整体目标是一些科学个体目标之和，例如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科学的个体目标是科学目标的最小单元，例如经验简洁性，概念统一性，背景实用性等等。

科学的任一个体目标都可能存在一种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形式化不是逻辑的“小形式”，而是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内在轨迹的“大形式”。它将表明，科学合理性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非形式的。科学合理性的这种大形式体现了规范和描述的最好的统一，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最好统一。此外，我们不能在科学的任何单一目标之间确定较为重要的目标，确定一种处于优越地位的目标，应当赋予所有单一目标平等的地位。这是因为，所有单一目标都构成科学进步链条的一个环节，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就无法对科学进步作连贯的描述，也无法尽量全面预知科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社会学转向”只是一种过时的合理性理论的产物，它的时髦的外表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应当在一种统一的合理性范式下工作，目标一致，各尽其责。

注释

［1］［2］［3］［5］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1974：9、28、40、12-13.

［4］Laudan，L．Beyong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theory，method and evidence，Westeiew Press，Colorado， 1996：201-202.

［6］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1991：163.

［7］Laudan，L.Progress and Its Problem: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7：222.

［8］江天骥：“西方科学哲学的新趋向”，《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4期，第18-22页。

篇8

关键词：社会心理 大学生 思想变化 研究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来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社会的整体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和改观。与此同时，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都伴随着社转型而转变，新的观念、心态、行为方式不断更替着人们习之为常的传统的观念和心态、行为方式。大学生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的,必然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大学生所处的外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社会心理。各种社会风潮浮浮沉沉、起起落落,社会心理也随之变迁,大学生的思想变化产生了影响。

1.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理发生改变

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次强劲推力：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使中国现代化全面发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三是世纪之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则使中国进一步迈入改革开放的大门。社会心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产生,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与日常生活直接联系,表现为信念、情感、习惯、成见、倾向等。社会存在的改变导致社会心理的变迁。三次强劲的推力有助于社会心理的改变。

2.大学生思想变化受社会心理影响规律

21世纪大学生的思想是不断的变化的，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心理，从而体现出多种多样规律，下面是一些规律：

2.1思想变化适应社会心理变化

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现实的情况以及思想变化轨迹的描述,可以看出作为个体的大学生,其思想变化适应了社会心理的变化。纵观大学生思想的变化规律,社会心理是主要影响当代大学生社会心理的环境因素,这种因素是动态的,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开放性的特点。复杂性影响因素的规范性,影响性质的多重性与影响方式的多样性；多维性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影响角度开始多面化；开放性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上更没有严格的界限的。社会心理时时、处处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心理。从社会学角度看,个体学会独立进入社会生活,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社会化。大学生多方面的社会会，如政治社会化、知识技能的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等等,社会心理对当代的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相当的宽泛、更加深入、更加复杂。受教育者年龄与教育的目标之间的特性使个体迅速地走向成熟、走向独立、走向主动,担当相应的社会义务。中国的知识阶层,自从1895年反对签订，到1919年的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到执政府门前的“辗转于文明人发明的枪弹之中”,到“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到、林昭,到“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到“小平同志你好”,社会凤巢总是最热烈的。虽然某一时期后中国知识分子会整体失利,但大学生依然接受社会的心理,适应这种变化。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群体中很容易受到模仿、暗示、感染等因素的影响,趋向于追求时尚,舆论接受。大学生行为特别的敏感、激情并且是具备一定素质的群体,更加容易受社会风潮带动，甚至成为当代引领风潮的主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变化与社会心理的变化是相一致的。

2.2社会心理的选择性

社会心理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着大学生思想变化。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任何外界影响因素也需要大学生的内在的因素起作用才可是实现。内在因素包含自身的成长经历,已形成的道德观、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个体的心理因素,如习惯的迁移、分辨是非的能力、心理倾向的特点、已有观念等等。不同的大学生之间的思想变化，内在因素差异很大,因此,在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具有选择性。例如,某些不好的事件强烈的冲击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对党领导的地位作出多种评价,通过调研究,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基本认同。也说明大学生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多数大学生能够很好的独立思考。

2.3思想变化背离社会心理

从大方向看,大学生思想的变化看起来是适应了社会心理的变化,从我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很多实例可以反映出此种变化。然而去深入剖析真实的现状就是大学生的思想变化和社会心理是背离的。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我国的法制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人们也开始用法律来武装自己,各种产业也越来越规范。诚实守信、遵守规则是当代社会人们主要的准则。然而我们考察大学生考试中进行作弊的态度的变化轨迹,发现是与之相背离的。大部分同学对考试的作弊表示理解,反对、不参与的比例开始下降。由此可见大学生的思想变化和社会心理之间具有背离性。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改革教学内容,教育形式的多样化,能够的引导当代大学生,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以便于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

结语

总之，根据现在各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认识上的模糊和实践上的偏差。要对大学生心理和谐高度关注,每个人都达到一种和谐的心态时,人际关系会变得和谐。高校应该更引导学生做到人性完善，如同情心、责任心培养、诚信教育、与爱心激发，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同时呈现全球化的多种特征，如风险意识、公共服务意识、环保意识、珍爱生命意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等。这种社会心理世界将更加符合时性，更能表达深切价值理解，更深体现全面人本关怀。

参考文献：

[1] 张倩.面向心理和谐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2011.03.

[2] 李纪岩.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04.

[3] 游向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比较研究[D].西南大学.2009.10.

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有效性； 社会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3－0035－04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促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以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过程。它是由教育者（主体）、教育对象（客体）、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介体）、教育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教育环体）四个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运行有效，才能实现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有效性问题必然涉及教育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四个方面的有效性。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德提出的“态度改变—说服模型”把说服看做信息交流的过程，着重分析了影响态度改变的四个关键因素—沟通者、沟通本身、接受者及沟通情境，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有效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笔者尝试从作为信息沟通者的教育主体，作为接受者的教育对象，作为教育介体的沟通本身和教育情境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有效性问题。

一、教育主体的有效性：基于教育者可信度的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效，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备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能力和素质，成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社会心理学认为，沟通者是最主要的信息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息源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提出者或传授者，也就是教育者或者说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关系到教育信息的可信度。教育者的可信度是教育主体有效的基础。分析教育者可信度可以从教育者权威、教育者立场、教育者意图三个方面着手。

1.教育者权威影响主体的有效性

权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支配与服从，是“社会生活中靠人们的公认的威望和力量形成的支配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权威就是教育者由公认的威望力量形成的对教育对象形成的支配力量，没有权威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无效的教育主体。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更侧重指教育主体因其个人修养、学识所拥有的感召性的权威，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进一步形成教育者的“法理的权威”。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强大的人格魅力。

心理学家阿伦森等人进行过一个实验，证明了“权威”的存在。他们列举了由不同诗人撰写的几首诗，向被试者征求意见。这些被试者对其中的一首诗作出了否定性评价后，他们告诉这些被试者说：有人认为这首诗写得相当好。他们又对其中的一些被试者说，作出这一评价的是著名的诗人艾略特；而对另一些被试说，作出这一判断的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然后让所有的被试重新评价这首诗。被告知是艾略特意见的有更多的人改变了对这首诗的评价。这个实验表明，高权威的传播者比起低权威的人来说，能够更有效地改变信息接收者的态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教育信息源，在受众中的权威对于教育工作的效果有很大影响。教育者的高权威性可以显著增加人们信服的程度，也正因为“权威效应”的普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应重视提高教育主体自身的综合素质来增加其信息传播的说服力，或者就是选择具有较高权威效应的教育者开展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训练将成为影响其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加强自身的学术修养：一方面要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中，丰富社会经验与人生阅历，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除了具备非常广博的政治理论知识、方法论知识外，还应具备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既应该是具有丰富知识的学术型通才，还应该是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用型专才。

2.教育者立场影响主体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效性跟教育者所占的立场有很大关联。站在教育对象的立场考虑问题、传达教育信息，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给予教育对象更多的人文关怀，可以提高教育主体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实现主体的有效。

社会心理学家沃尔斯特·阿伦森和阿伯拉罕进行过一项名为“增加低信誉传达者说服性”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传播者站在自我维护的立场上，则他所提供的信息影响很小，因为人们怀疑其动机；而如果传播者的立场是自我牺牲的，则甚至是无名的小人物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若总是站在社会要求的立场上作为社会要求灌输的代言人出现，往往被认为是对个人需要的压制。这种情况下，教育对象即使接受了教育内容，也仅是迫于强势力量的压服而不是真正的心悦诚服。因此，教育者的立场影响了教育对象的接受状况，是教育主体有效的重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应同时立足于教育性和服务性两个立场。教育性立场即社会要求和社会规范的传播者立场；服务立场即从关心关怀和服务教育对象发展的要求给予帮助。教育主体服务性的立场主要就是为了让教育对象认识到教育者的行为并非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从教育对象的角度出发。教育者的这种反自我利益行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所传达信息的说服力与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无原则地丧失自身的教育性立场，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

篇10

关键词 大学生 人际交往能力 社会实践

1 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性及其功能

人具有社会属性，这决定了人在社会活动之中必然产生相互交往和交流沟通。人们在运用语言或者非语言符号交流意见和思想，表达感情和需要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人际交往关系。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宝贵财富。于大学生而言，通过接触交流，可以交换信息，拓宽视野、增进感情、互帮互助，从而实现个人价值，增强群体凝聚力。而且协调解决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矛盾，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不仅是大学生自身的情感需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2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以自我为中心

当代大学生以“90后”为主体，大多数学生为独生子女。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父母长辈的养成教育，部分大学生容易形成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征。具体表现为不能正确客观地认识自我，对自我期望过高；不懂得关心他人，与他人关系较为疏远；固执己见，对他人的正确观点也很难持赞同态度；自尊心过强、过度防卫、有明显的嫉妒心；说话做事不顾及他人感受，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冲突。以上种种行为都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与恶化。

2.2 主动性不足，回避与人交往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正式步入社会之前的缓冲期，校园人际关系既单纯也复杂。尤其是大一新生，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群时，有时会出现情绪紧张，甚至行为失常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交往恐惧症”。极有可能是大学生曾经有过的消极情感体验或者是长期形成的性格缺陷，如自卑、孤傲和胆怯等，最终导致大学生不敢或回避与人交往，这都严重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不过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网上开展学习、工作和沟通。特别是对于当代大学生，网络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出现了一些大学生平时不善于交际，但在网络空间却异常活跃、乐于交友的现象。从内心来说这类学生渴望表达与沟通，有着极强的交往意愿。

2.3 功利倾向严重

心理学家霍曼斯提出，人们之间的交往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交换过程。它不仅包括物质的交往，还包括非物质的交换，如服务、信息、情感方面的交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都希望这个交换是对等的，这样人们的心理才能够维持平衡。因此，人们的一切交往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持都是围绕一定的价值观进行选择的。对于值得的，便会主动地去建立和维持，对于不值得的，就会选择放弃或回避。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的行为特点趋向于利益最大化，表现在人际交往上就出现更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本来人际关系是以情感为交往基础的，但受到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影响，或者是受到现实社会和网络世界的诸多负面信息的干扰，大学生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在交往过程中，呈现出亲近物质条件好或者拥有一定权势的人，并且渴望短期内获得超值回报的特点。如，评比奖学金或各类荣誉称号前，主动与老师或评比小组成员拉近关系。

3 以社会实践活动解决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的路径

目前，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愈发重视，已经逐步改变以前重技能、轻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除了传统的设立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定期开展校园心理知识普及活动，开设一系列选修课程或者专题讲座外，我们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将出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转化为潜移默化继而提升能力。学会转变思维角度，把人际交往作为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通过利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增加才干的有效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有利于大学生正确把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和方法，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良性发展。

4 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发展的调查研究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拥有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从而发生心态或者行为上的改变。通过笔者对本院2013级100位参与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同学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了解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有何影响。

我院在2013年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2013级学生开始试点，开展大学生素质拓展分类引导项目。初衷来源为我院为师范院校的理工学院，除完成基础专业课程外，还要花大量时间在实验课程上，课余利用时间十分有限。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去完成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抑或有针对性地提高某方面的能力，便有了分类引导这一举措。分类引导总共分为4大类，科创考研中心、文体艺术中心、教师教育中心、社会实践中心。每个中心设置一名相关专业的导师，全面指导学生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中选择两类参加（如某生可以同时参加科创考研和社会实践两类）。一旦加入，便必须参与该中心组织的活动，完成该中心下达的任务，也获取该中心提供的各类资源。每一学年初始，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重新选择参加。我选取的100名调查对象正是在2013全年参与我院社会实践中心的2013级学生。

通过为期1学年的跟踪随访，采用问卷调查法，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统计，100名同学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频率最高的依次为以下几种：教师类（35人），包含一对一家教和一对多的班级授课销售类；暑期三下乡（31人），由学院统一组织开展文化辅导活动或者是宣传与咨询活动等志愿服务，以及社会调查活动；销售类（27人），主要包括商场促销、电话销售、发放传单等活动；科创实验（16人），结合自身专业，跟随导师进行科研课题研究。而从社会实践的类型来分类，主要为勤工助学、志愿服务、调查研究以及自主创业。从参与社会实践的时间长短来看，教师类平均时长最长，大致有20～40小时。销售类时长最不稳定，有只参与过一两次的，也有几乎每天都在外兼职的。

5 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发展的影响

5.1 社会实践活动改变了大学生对人际交往关系单纯、理想化的认识

学生身处大学校园，主要交际对象为老师、同学。交际范围相对狭小，交际关系相对单纯。而参与社会实践之中，特别是在外兼职，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而其文化素质各有高低。如果大学生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套交际手法，且心理承受能力较差，那么在面对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中必然会受到重挫。而人际交往的失败，一方面会给大学生带来挫败感，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大学生面对复杂的现实状况，有意识地进行调整。首先是角色转化，不再自视为“天子骄子”，而是现实社会的普通成员。其次是价值观转化，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功利性和工具性，认为人际关系就是日后可以利用的人脉资源，一部分大学生正是因为认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开始注重人际交往。

5.2 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包容自信

自卑、羞怯是大学生人际交往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心理障碍之一。而社会实践活动恰恰有助于大学生克服这类心理障碍，使大学生能够更加主动地与他人交往。第一，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与外界的互动增加，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会更加全面深刻，以前一些自认为不足，甚至感到羞耻的缺点，发现这其实是大部分人的通病。甚至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般人没有的特长和潜力，从而能够促使大学生更好地接纳自我。第二，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认识到，他人并不会时刻关注自己的行为，自己也不必过分苛求完美，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并不总是消极负面的。这些都有利于大学生更好地树立自信心。

5.3 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掌握更多的人际交往技巧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亲身经历往往更加印象深刻。大学生通过实践与尝试，会逐步认识到人际交往技巧的重要性，尤其是从事产品销售、团体活动等配合度较高的工作，对人际交往技巧的要求更高。通过亲身参与、发生失误失败、总结经验教训等一系列过程，能够让大学生更快掌握人际关系的技巧。大学生发现一些领导或者前辈能够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那么通过自身的观察交流便能不断掌握提升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诸如良好的语言沟通、办公室礼仪，这些都是大学生学习交往的“第一章”。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也迫使大学生们日益优化自己的各方面能力，渴求通过“第一印象”占据先机，提升自我的核心竞争力。由此人际交往能力已被视为良好适应社会的重要能力之一。

社会实践活动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广泛交往的平台，帮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累交往经验，提升交往技巧，促进心理健康成长。作为高校教育者，我们不仅需要给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人际交往空间，更需要经常鼓励学生，特别是存在交际困难的学生多多参与交往活动，以培养大学生养成良好的个性品质。

参考文献

[1] 姚天保.大学生人际交往障碍的归因分析.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