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演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莫言获奖演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此事必有蹊跷！”至于啥蹊跷，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我不知道"高密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有没有这个单位建制？管委会主任范珲是不是政府任命的？如果确实存在，有此人，是他个人信口开河？他说的话能不能代表管委会官方？是不是需要组织批准或者审查？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跟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一样，现在炒得沸沸扬扬，是是非非，上纲上线，各种正面的、反面的甚至攻击性的言论不绝于耳，足可以反映世态百相；不管此奖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不管有怎样的争议或者说法，不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于莫言，再说大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码会起到一个关注和反思的作用。值得祝贺！

大众在狂欢，为了莫言，肆无忌惮的消费莫言。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也不甘落后计划投资6。7亿元，种一万亩红高粱。起码说明了一种思路或者姿态，要借助莫言的影响，这个最热的新闻，大打当地名人效应和品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的地方啥都没有，都敢挣来抢去胡乱搭建，诸如建什么金瓶梅遗址公园等等，借助《红高粱》，借势"莫言热"，造福民生有何不可？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还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等。

这个思想或者说计划、规划很大。我们最大的质疑不是这个项目名称，而是这个项目资金来源，经营管理，包括收益情况等等。如果市场化运行，那肯定有人会科学预测，即使赔了恐怕管的人不多；关键是如果政府要主导，投资搞，老百姓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纳税人"血汗钱付之东流。

高密市隶属于潍坊市，位于山东省东部，胶莱河和潍河之间。总面积1605平方千米。全市总人口86万人。辖7个镇、3个街道。距省会济南265公里，距潍坊市75公里，距青岛市70公里。这是个县级市，从资金上来看要一下子或者分几年组织、投入6。7亿元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如果招商的话，我估计，从旅游的角度来看，高密属于"旅游飞地"，恐怕难以得到游客认可，取得较好的回报。

我们一些领导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最后往往取得的效果不一定是好的。有时候为了政绩太急于求成。我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媳妇农村政府为了上规模、搞面积，给每家农户强行贷款种苹果树，过了几年，全被农民自己砍伐，产量不高，套耕麻烦、病虫害严重，现在上了我们的塬，几乎看不到当年的苹果树的影子了。最后这笔帐全记到了老百姓的账上。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就有类似事件的叙述。

借用名人效应，借势新闻热点，搞旅游文化一些产业链延伸，为当地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无可厚非。最近热播的电影《白鹿原》，也想仿照宁夏张贤亮的镇北堡影视城搞一个千里麦浪起伏，祠堂院落古旧的影视主题公园或者景区。巧妙利用名人可以，过度消费名人"莫言"尚需谨慎，投资必有一定风险。但一定要综合考虑，科学谋划，落实到位。全国搞油菜花海的地方不少，婺源、汉中、兴化、荆门、罗平、潼南、门源等等。在搞一片花海的时候，要充分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也要处理好土地流转，以及旅游综合收入合理分配的问题等等。过去，我们种植红高粱是为了生存，现在种植红高粱已经无利可图，高密当地老百姓早已经不种植，看来，如果单靠种植红高粱取得经济作物的生产效益，不太可行，假如要搞成"万亩红高粱"壮景，变成了旅游现代红色农业观光观赏，或许好些。但是，巨额的宣传推广、广告营销、日常管理维护等费用怎么来？固然有电影《红高粱》等文化诱因，有莫言乃至其小说的吸引，但是我觉得一般普通人，或者说大量的游客不会因此而直接去既不是旅游目的地也不是游客集散地的高密旅游消费。

当然，高密的一些其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交通食宿等能否跟上，还有待考虑。

在我看来，从思路上讲，高密种植万亩高粱地，起步是好的；但如何操作成功，正常运转，尚需要充分论证，或许需要三五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但是机遇不可能再来。从旅游的角度看，项目先宣传再逐步建设完善也可，项目一步到位建设完后再大力宣传也可，都有成功的案例。一句话，要因地制宜。因为对高密"种植万亩红高粱"具体项目运作资金、融资等不知，所以不好下结论。

套用一下作家的话，莫言在谈新书《我们的荆轲》中说："你不可能完美但至少可以追求纯粹。"山东高密"计划投资6。7亿元，种一万亩红高粱"，气魄很大，我建议暂时放慢一下脚步，重新审视，不妨从公益的角度出发，从细节着手，全面规划，小处落实，做好胶东文化的点点滴滴。有时候，越小越精巧的东西可能价值更大。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化的点滴渗透，世代相传，对一个地方、一个人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或许一件文学作品因为个人审美价值、写作倾向等种种原因不具有"普世性"，但是我们政府的每一个项目应该为老百姓考虑并让他们能充分分享。

篇2

说实话，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十月这天差不多同一时刻守候在电话机前面等待采访了—今年也有不少国内媒体和NHK电视台等日本主要媒体早早预约—等待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接受采访。有的已经事先给了采访提纲，如村上作品在中国的发行情况、村上作品的特点以及何以在中国走红等等。于是我用汉语和日语分别打了腹稿，专等电话铃响起张口就来。不用说，结果年年落空。不过今年并未完全落空，因为获奖者是莫言。若村上获奖，我作为译者脸上有光，使得我从“小资”作家的译者，一下子蹿升为大牌诺奖作家的翻译家；而莫言获奖，我作为中国人脸上有光，使得自己从眼巴巴酸溜溜的“他者”变为扬眉吐气顾盼自雄的“当事者”—事情很简单，村上再好也是外国人、日本人。

没想到采访还是接踵而至，或要我发表感想，或问我是否认识莫言和看过莫言哪几部作品。最后渐渐聚焦于一点：莫言这次获奖是不是因为翻译得好。

是的，据说此前中国作家拿不到诺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翻译得不好。毕竟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之中只有马悦然一位懂汉语。其他人都要通过翻译阅读莫言—翻译即莫言，译本即文本。记得作家毕飞宇说过，文学翻译不同于“文件翻译”。后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换言之，“文件翻译”大体译出字面意思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文学翻译更要译出字面背后的东西，即要译出文字中潜伏的原作者的喘息、心跳、体温、气味以及节奏和音乐感。而这谈何容易。说夸张些，翻译既可成全一个作家，又可毁掉一个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诺奖评审的确不是原作间的PK，而是译作间的比拼。幸运的是，莫言作品的译者应该都很够档次。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透露，莫言多数作品的翻译均出自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之手，“其精准程度令人信服”。评论家栾健梅也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莫言作品的翻译无疑是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而这，也令众多当代作家羡慕不已。”说白了，假如没有好的翻译，莫言的作品再好也休想捞到诺奖。翻译绝非林语堂所说的好比女人大腿上的丝袜，丝袜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至少就诺奖评审而言，翻译即大腿，即曲线美。

但另一方面，莫言作品中也有不必翻译的部分。那部分是什么呢？窃以为就是忏悔和救赎意识，这是其作品的灵魂。灵魂是不需要翻译的。

年纪稍大些的人都知道，“”期间和那以前有“家庭成分”之说，农村人一般分为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我不知道莫言属何种“成分”。但既然莫言曾经参军，那么肯定不会是地主或富农成分。而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却为地主喊冤—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认为自己有地产而无罪恶，死后在阴曹地府尽管受尽酷刑，但仍不屈不挠地喊冤叫屈。这意味着，作为非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对灵魂的拷问和忏悔。在新作《蛙》中，主人公“姑姑”作为妇科医生，曾给许许多多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那些被引掉的婴儿和死去的孕妇后来化作无数青蛙向“姑姑”复仇。“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以期通过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使自己获得灵魂救赎。那当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

应该指出，忏悔意识和灵魂救赎自觉正是很多国人所缺少的。大多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委过于人、委过于体制、委过于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莫言拒绝这样做。就凭这一点，他就有足够的资格进入世界级文学家的行列。我想这有可能是莫言获奖的最主要的理由。

篇3

本文作者：刘意工作单位：《作家文摘》编辑部

经过研究，笔者发现，一种文化要在处于其他文化圈的受众中引起共鸣，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至少要具备以下三种要素：能被受传者所识别的、无歧义的“符号编码”，即“普世价值”；能引起刺激或审美、趣味上的新奇感的迷人特色，即“地域特色”；以及那深藏于一切表象内部的、能在异域受众中引发文化震撼和永恒思考的价值差异，即“民族灵魂”。莫言的小说就充满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学意象，比如，《丰乳肥臀》中象征着大地般丰沛的生殖力却饱受煎熬磨难的母亲形象，《天堂蒜薹之歌》里弱小者所遭受的暴力和他们不屈的抗争。那些由美国制作的、具有中国元素的动画电影，如《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之所以能被西方观众所喜爱，也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比如亲情、友情、爱情，比如个人奋斗与自主选择，比如勇敢和自信。“地域特色”也是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每种文化对于“他者”来说，总能引起某种新奇感。比如日本的漫天樱花、法国的浪漫、古埃及的神秘。这一因素可能是跨文化传播中最表象的东西，却也是能最快吸引受众的。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中浓郁的中国乡土风情、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以及铺天盖地的对“红色”的痴迷与叙述，都使这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中国风情与地域特色。跨文化传播中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就是“民族灵魂”，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根本所在，也是形成其独特精神内涵和气质的文化基因，因此最具有跨文化传播价值。比如美国的奋发进取、实用精神，英国的精英主义、绅士情怀，德国的批判精神，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及对于极致美感的追求，中国人对和谐的追求以及对血缘和家庭的重视。但同时，一种文化的灵魂也是异域受众最难捕获的，因为它隐藏在一切表象之下。这就要求传播者自己首先要深谙自己所要传播的理念，洞悉其一切内涵和外延，然后将它以最准确的方式、毫无歧义的语言传达给受众。然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很难走向世界的原因所在：与注重哲理和叙事的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更注重情感和意象，而这种意象，又是因浸润了太多文化因子而高度凝炼的，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所以，这种文化的内涵一旦换了表达方式，就难免发生歧义，其独特的美感也将严重受损。当一种异域文化的价值法则通过成功的编码和译码，最终被受众确切而完整地感知时，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正是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震撼和异化的结果”。莫言的作品在这一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授奖辞这样写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所处的齐地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就有浪漫不羁、怪力乱神的一面，《聊斋志异》正是这种文化的结晶。蒲松龄小说中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启发了莫言，这才有了《红高粱》中敢爱敢恨的“我奶奶”。而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一开始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最终被强行送入轮回，转世投胎。这个故事的框架，莫言承认是从《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学来的。另外，童年时村里老人讲的鬼怪妖狐、历史传奇、战争英雄等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也成了莫言小说的素材。这些原汁原味的中国民间生存哲学、价值观、独特美学，在莫言的笔下都以世界文学界所熟知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出来，就如同将其放进了“世界语”的解码器，使异域读者对遥远的中国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

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是文化。人类学是这样界定文化的：一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疆界的，基于差异性文化认同的，自下而上由个人实践的多元“民族文化”认同。这让我们认识到，文化不是某种固态的、可以界定、描述或浓缩的生存方式、价值观，而是对于浸润其中万事万物的解释方式和审美感受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气质、时空观、文化感知。所以，跨文化传播应该是通过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乃至个人的不断实践，共同塑造出一个多彩的、层次丰富的“中国形象”。在考虑传播主体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了解特定的受众群体是如何选择媒介与接受信息的。在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中，耶鲁大学的霍夫兰教授总结出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三要素：信息来源、说服方式和环境影响。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所面对的受众——西方主流社会群体，是一个在文化上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群体，他们每天占有大量的信息，并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选择性地接受。他们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是发散的、不定向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跨文化传播通过一种民间的、平等的姿态，到其他文化中去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传播，并寻求对话与合作。莫言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规律，与其它国家的译者和文学家成为朋友，充分吸收他们的意见，并允许译者在其作品基础上进行符合西方文化解码方式的“再创作”，才取得了最佳效果。事实上，莫言称得上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最好的中国当代作家。自《红高粱》起，其重要作品往往在国内出版一两年后就被翻译到海外，而且译者水准都很高。2004年，莫言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一奖项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2006年，莫言获得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是继巴金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作家。莫言在海外持续的影响力，使得他早已进入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的视野。跨文化传播的说服方式应该是平等、互动、共享的，这正是网络媒体所具备的特性。传播者和受众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网络媒体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处于不同阶层、领域的文化传播者可以在网络上大量的、多样的信息，受众可以根据其特定的关注点和喜好，自由地浏览信息并给予反馈。传播者可以根据反馈，更有效地锁定自己的目标受众，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好赶上新媒体传播的全盛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新媒体和民间传播的方式，打破西方传统媒介的偏见和异化，开拓属于中国的文化传播的新领域。

篇4

——题记

文友大生的《让世界读懂中国》再次让我思潮起伏。前天，当我耳闻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一直很激动。我不是个感情用事的人，虽然我很坦白，也有点童心未泯，但不代表我不淡定。

一个文学奖对莫言来说，只是个文学最高荣誉，但是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文学奖如此浅薄，而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起点，一个让世界深入中国的契入点。引用一句石林闲散的话“灵魄是人的，而人是现实社会的”，说的是人内心与现实碰撞的矛盾和痛苦。假如延伸到国家，那么中国就是痛苦的，中国的文化内涵是中国的，而中国是现实世界的。中国已经痛苦了很久，不是为了得不到一个世界公认的虚幻文学名誉，而是我们将文化闭关锁国。经济“闭关锁国”的可怕性，中国民族是有切肤之痛的。一个曾经于世界独领的泱泱大国，由于清政府的故步自封，沦落为列强欺凌侮辱的对象。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封闭，我这样说自己民族的文化，可能会遭到中国文人的攻击，但这就是现实。如同《让世界读懂中国》中写到，中国经典的典故和成语到了外国就成了天马行空。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为中国的文学得不到世界的认可作辩解。比如：一、文化厚度的差异，中国作为五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历史沉淀，让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可企及。二、地域的差别，东方文化的整体性和西方文化的个体性的差别。三、语言障碍，中国的方块字和西方的拉丁字母的隔阂。

无论有多少理由，无论中国民族的文化有多么丰厚，但是中国文化必须面对现实：中国文学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文人可以很清高，不需要世界的荣誉，只要做自己内心欢喜的文学。但是，中国是世界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隔阂绝对不是文学范围上的狭隘，而是我们国家缺乏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文化基础。若是从人类的角度看，人类的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缺乏共同理解和相互融合的文化基石。

篇5

教室里依然是寥寥数人，而学习的也无非只有那几个同学，也有在教室的，也不知道在谈着一些什么，眉飞色舞的，手里拿着冰棍，零食不停地往嘴里送着，走到这里跟这位同学说上几句，到那里和那位同学笑上一会，要知道午饭刚过，饭刚吃过，水刚喝过，便又吃起了冰棍和零食，喝起了饮料.果然本来有几位还想学习的同学经受不住学习的难耐和寂寞，也参与到了其中，而不管这个过程在如何进展着，总有一位同学在那里一直埋头苦读着，这已经也显然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对她来说，吃过午饭再到教室学十分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是一种毅力，这是一种磨练，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坚守住奋斗的那一颗内心.

的确是这样，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一个同学成绩的取得总是与他的奋斗所分不开的，王璇同学的品质和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每位同学学习，她对学习的这种认真程度，刻苦精神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所不具备的，她不属于聪明那种类型，但她的努力程度足以弥补她在聪明程度上的差距，所以她的程度一直很稳定，尽管考文昌的时候拿到的仅仅只是三等奖学金，但现在她的成绩等级从没下降到过B，她的这种成绩的稳定也是任何同学所无法比拟的，为什么她的成绩会如此稳定，而我们大多数同学的成绩起伏不定？我想我们除了要佩服她一直保持这么好的成绩外，更应该去感受一下她的努力和付出.那就是当我们饭饱水足后，她选择了继续学习，而更多的我们选择的是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或者是买上一堆零食，跑到教室，便开始了吃着零食冰棍，喝着饮料，谈天说地的午间生活，而此时，我们汲取零食的同时，她在汲取的是知识.这时，我们是否会想到哈佛图书馆的那一句训言：即使是现在，对手也在不停地翻动书本，所以不少人在竞争中就逐渐地处于下风.走到一楼的教室看看，总会看到一些默默地奋斗的同学的感动.也许，这就是差距.

当然我们并不是去抹杀天性，但在保持着天性的同时更不要放弃我们内心的理想和目标，真得要有所成就就应该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摆在我们青少年面前的诱惑着实太多，网络，情感，言情小说甚至就是那诱人的冷饮和零食，如果我们经受不住诱惑而陷入这些泥淖，当我们明白过来再抽身而出的时候就已不再是当初的那个青春少年了，当别的同学汲取知识的营养而我们在汲取零食的营养的时候，差距也就逐渐在产生了.成功更是一种坚持，一种坚守，而坚持和坚守都是寂寞的，不是没有了朋友，而是在自己的梦想前方，努力付出就注定要舍弃一些东西，一些诱惑自己的东西，一些影响自己的东西.

华人著名导演李安是唯一一位获得奥斯卡导演奖的中国人，曾经在面对电影事业的选择的时候，有过七年的寂寞的坚守，这七年是他平庸的七年，但他一直没有因其他的诱惑及原因而放弃自己心爱的电影事业，在寂寞了七年后，他终于成为华人最优秀的导演之一.

篇6

大家早上好！

今天作为优秀员工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沉重及复杂，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肯定。很感谢我的同事们平日里在工作中给我的鼓励和协作，以及领导在工作中给我的指导和帮助；公司给了我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工作心得，我很荣幸、也很感谢。

客服员；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让我学到了一些实在的东西，无论喜好、总之、一些对我来说很有益的东西。

《心态决定成败》我觉得任何事情只要用心去做，不管能不能得到他人的肯定，都将会累积成自身无形的财富，只要用心去做，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每个人赋予它的意义都不相同。任何时候，也不要把工作当成一种负担，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样工作起来也会很开心；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做人，去感恩生命的赋予和伟大，用感恩的心去面对社会、生活和工作，去化解工作中的消极与不愉快，用感恩的心把公司的利益放在最前线，乐观的把工作当成一种享受，这样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很多方面的收获。

今天，有幸成为优秀员工，我很荣幸，也会以更高的目标来要求自己，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一如既往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篇7

但领奖并不是一场尘埃落定的嘉奖，而是一场纷争的开始。从新闻会上答记者问到文学讲座，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讲座到颁奖典礼的演讲，莫言此行的所有发言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争论。

有关“母亲”

据新华社通稿，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开始，外界就在猜测莫言到了斯德哥尔摩到底要讲些什么。12月8日凌晨，莫言发表了名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在这篇演讲当中，最重要的线索是回忆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莫言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在演讲一开始，莫言就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莫言说，去年，因为要修铁路，自己无奈迁移了母亲的坟墓。开棺时，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从那一刻起，莫言觉得母亲已经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站在这片大地上的诉说便是对母亲的诉说。

通稿显示，莫言关于母亲最初的记忆，是他失手打碎了家里的唯一一个暖水瓶。

当时，他因为害怕，躲了起来，但母亲最后并没有责罚他，而是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

而对于莫言来讲，童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母亲捡麦穗被打。他说，从母亲眼里看到了绝望的眼神。多年之后，莫言与当年那个打母亲的人再度相逢，莫言想替母亲报仇，但最后被母亲劝住了。让莫言最难以忘怀的，还有母亲对贫苦人群的悲悯之心。有一年中秋，莫言家吃饺子，每人只有一碗。一个老乞丐前来乞讨，母亲给了这个老人半碗饺子。而让莫言最后悔的事情，莫过于当年跟母亲去卖白菜，多算了买菜老人的一毛钱，莫言的母亲觉得儿子给自己丢了脸。

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莫言仅用了83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在这本书中，莫言“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在卷首语位置，莫言也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因为相貌丑陋，莫言说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还因此打过他。最后母亲开导莫言，让他多做善事，这样丑也能变成美。童年时的莫言非常喜欢听说书，听到后来自己也能说上几段，家人最后都成了他的听众。母亲很担心他将来靠耍贫嘴吃饭，于是提醒他少说话，笔名“莫言”由此而来。

新华社通稿称，莫言自己说，自己的故事起初都是他个人经历，是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虚构的。在诸多小说之中，最贴近他自己的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除了把母亲写进小说，莫言的亲人和乡亲也都在小说中登过台。在小说《蛙》中就出现过姑姑的形象，不过，现实中的姑姑与小说中的姑姑完全相反，莫言做了文字化的处理，小说中的人物超越了现实。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莫言认为自己的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莫言强调，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

他还特别用《天堂蒜薹之歌》作例子，提出了“人的立场”：

“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关键的三个故事

莫言的演讲稿题为《讲故事的人》，这同时也是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一本随笔集的名字。

莫言的演讲几乎全是在讲故事，先讲母亲的故事，再讲创作的故事，最后讲的三个似乎最关键：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自己举报过一个参观苦难展览不哭的同学，多年之后因为告密而忏悔。

莫言总结说，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年轻的时候，因为反驳老长官“我不是人吗”而得意，现在则觉得内疚；最后是听爷爷讲的故事，风雨大作的庙宇里，八个泥瓦匠在避雨，他们需要找出那个有罪的人出庙接受惩罚，七个人都认为是第八个有罪，结果把他扔出庙宇时，庙就塌了。

和莫言的所有表现一样，对于这份演讲稿，赞贬都有。贬的人说莫言的演讲“又臭又长”、“只讲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没有情怀”，“演讲太一般了。一堆感伤，并无神奇。苦难并不是文学。母亲并非信仰。”

香港作家廖伟棠直接在微博中表示莫言的“假哭”故事放在演讲里不妥：“关于哭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莫言再一次偷换概念。……你的小学同学在表演哭，不等于今天现实中哭泣的人都在表演哭，你可以有不哭的权利，但绝对不能说哭的人就是在表演。”

赞扬的人则认为他的故事意味深长。网友“树下马兰”这样解读三个故事：“第一个，人人都在演戏，人性就是装；第二个，人人都在自说自话，沟通就是鸡同鸭讲；第三个，人人都是愚昧的，存在就是合理。”

作家陈村在微博里透露：“今晚和朋友们吃饭，王安忆几次赞赏莫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同为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此前一直被拿来和莫言作比较，被认为是一位“低调”、“中立”的作家。蒋方舟在网上也表示对莫言的最后一个故事很喜欢：“最后那个故事，怎么解读都会挺有意思的，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其实还挺大胆很深刻的。相互勾心斗角的结果可能是整个庙宇都塌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多关注莫言作品

从莫言得奖的消息传出直到领奖的整个过程，争议似乎都围绕给莫言制订道德标准有关。批评莫言的人希望莫言承担得多些再多些，支持莫言的人则高呼政治要和文学松绑，把文学还给文学。

但仍有不少人不满意莫言此次瑞典之行的讲话，对莫言提出了种种期望和要求，甚至连莫言的演讲里只讲故事都为人诟病：“本来能说得明明白白的话，可谁叫你莫言非要嘴里含枣儿曲里拐弯地表达。”作家陈村对这些要求表示无法赞同：“搞文学又爱搞政治……手伸得太长，就没本业了。1949年后的古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序言，往往谴责作者们不够政治，带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局限性。某些人深得这衣钵。”

篇8

距离屠呦呦获诺奖仅仅一个晚上之后，屠呦呦在宁波的旧居姚宅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了，不少宁波市民带着家中的小孩前来参观。其中，就有市民表示，自己是特地带孩子来的，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沾沾喜气。而据《钱江晚报》报道，在获诺奖前，姚宅曾无人问津，以至于转手到了开发商的手里。

和屠呦呦旧居前想“沾沾喜气”的宁波市民相似，也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前去参观莫言旧居，不过他们“临走时要从园子里拔个萝卜给孩子吃，说是吃了能沾上文气日后也能得奖”。莫言的二哥管谟欣曾说，他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就默许参观者拔萝卜了。可没几天，萝卜都拔光了，于是种的豆类成了参观者临走捎的纪念品。很快，豆类也不见了。

管谟欣说：“最后有人临走就用塑料袋从园子里装土，说要回家冲水给孩子喝，喝了莫言院子里的土，子女肚子里就满腹文章，日后必成大器。还有的临走拿块石头、瓦片作纪念，于是西院墙的底基石头被抠了个洞。”迫不得已，当地政府成立了莫言旧居服务办公室，防止莫言旧居的砖瓦被破坏。

因为有了莫言旧居的前车之鉴，在屠呦呦获诺奖后，管理其旧居姚宅的物业公司加强了保安力量，要求保安24小时巡逻。

目前，这座走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民国老建筑是一座待售的商品房，售价1.5亿。而该建筑今后是作为名人旧居被列入文保点，还是商业开发，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

除了海明威，主席的美国书单上还有哪些作家？

2014年初，主席在访问俄罗斯索契和法国巴黎的时候，两次向媒体公开了自己的阅读“书单”，囊括了几十部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经典。美国当地时间9月22日，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他阅读的数部美国经典。

主席在演讲中提及的美国经典包括《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海明威《老人与海》，以及一本基辛格博士近作《世界秩序》。演讲中，主席提到的美国作家包括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这几位美国作家不是第一次提到，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主席提到他喜欢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最喜欢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老人与海》显然是主席最爱的小说之一，他在西雅图的演讲中说，“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

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南怀瑾之子50万字还原父亲一生《父亲南怀瑾》上市

2015年10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与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联合重磅推出南怀瑾传记――《父亲南怀瑾》。

南怀瑾先生近年来享誉国内外，是华人读者眼中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家。他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一生从军、执教、经商、游历、考察、讲学，精通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对西方文化也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被尊为大师。

篇9

关键词：莫言；人文主义；苦难

一、 苦难根植于灵魂深处

论及莫言小说创作受到的影响，提到最多的无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这两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高炉”了。在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前，莫言创作的多是军旅题材的小说，主要是歌颂军人正义、高大的光辉形象和赞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牺牲精神，这时的莫言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特点。而在其接触到这两座“高炉”后，莫言小说创作发生了质的改变，在最初吸收和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小说写作手法后，莫言将目光停留在作家的灵魂上。他本人直言不讳的承认福克纳不仅在小说创作手法上给予他很多灵感，相似的人生经历也使他们的灵魂发出了共鸣。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看似信马由缰的回忆过去的片段，可这随手拈来的故事不正是在向大师致敬吗！是福克纳的强烈乡土观念使莫言重新认知了自己的故乡。对故乡的逃避与再认同，成了两位作家精神历程中一条重要的线索，而且精神变化的轨迹几乎完全一致。

童年的苦难深深地扎根于莫言的灵魂之中，“饿”成了他少年时期的关键词。无论是现实中食煤的伙伴，还是《丰乳肥臀》中七姐乔其莎吃两个馒头的过程都让人惊诧的发现，与生存下去相比，尊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人在挨饿的情况下，被人性压抑的兽性会强烈的爆发，红着眼睛的人，与动物无异。逃离故土成为了一种本能的选择：

“十八年前，当我做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瘩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①

可参军后的他仍摆脱不了故乡对他的制约。在经历了反复寻找和灵魂撕裂般的煎熬后，莫言重新审视了自己厌弃并逃离的家乡：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②

故乡在他的艺术视野里被重新认定和发现。受苦难的人生经历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莫言极力凸现那种蔑视一切道德的自然人性的抗争精神，而对普遍认同的历史观念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消解与颠覆。《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被苦难挤压得如沉默的老人一般；《枯河》中小虎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本能地厌恶父兄在权势面前的卑躬屈膝，而结果却只能以无意义的毁灭生命来结束苦难；《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即使他的身躯成人化，但他的智力、社会生活经验始终处在儿童阶段。他们有父辈或者祖父辈旺盛的、强大的生命力庇护，可他们的精神却显得支离破碎、卑微，甚至混乱。莫言以为当代人“种”的退化是文化和文明过于发达的缘故，所以他以反文化的姿态，要求回到以前、上一辈情感的世界中去，因而民间有血性、有胆色的草莽英雄成了他历史观念的主角。《红高粱》中红遍天的高粱成了不竭生命力的象征，余占鳌和九儿高粱地里的野合，被看成是原始生命力强大的诗意体现。我爷爷这个被世道逼迫成为土匪头子的人，成为了及善恶美丑于一身的英雄。

莫言这种以否定现状、关注个体而显示的现代意识，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用反文化、反主流价值观的创作思想，来关注“不完美的人”。

二、 苦难残缺的生命之美

在莫言小说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中，他似乎对残缺人物形象情有独钟，他通过对残缺人物形象的描写，来铺展出这些异于常人的命运百态。他叙写残缺人物苦痛的背后，是他对残缺人物命运富有关怀和敬畏的生命观照。莫言在现实主义的视域下书写残缺人物遭遇的苦难生活。感叹命运的莫测，残缺人物面对自己的的残缺只能无奈承受，而残缺的后果和影响更是生命苦难的延展与叠加，他们连爱与最基本的尊重都无法得到真正满足，自身的残缺更牵连到亲近之人，造成他人的苦难。残缺在莫言笔下成为一个象征生命苦难的符号。

《丰乳肥臀》中的哑巴孙不言从出场到最终的退场，从双腿截肢前到截肢后，他的身上都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强劲生命力。在战斗中受伤双腿截肢后，孙不言虽然年岁增长但其生命力却更强悍、更惊人，“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一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③。虽然孙不言成了一个“半截人”，但却丝毫没有减弱他的气势，相反，“剩下半截的孙不言，更显示出上半身的粗大威武，人虽然只剩下半截，但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④。这种残缺之后仍然具有的强悍生命力量让人敬畏，在金童与驱魔山人之间的争斗中，孙不言救出被山人死死咬住的上官金童，动作敏捷、利落、有力，丝毫没有截肢后本应有的笨拙。《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天生有语言障碍，瘦小的身躯下却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力。他在公社加宽滞洪闸的工程里更表现出了他强大生命力。他对疼痛更是有超强的忍受力，他能“用脚指头把一个个六个尖或是八个尖的茨黎撕下来，用脚掌去捻。他的脚像骡马的硬蹄一样，茨黎尖一根根断了，茨黎一个个碎了”⑤。他徒手去捡一根滚烫的钢钻子，钻子的热度把他手的皮肉烫熟了，他只是把手放到水里泡了泡，又重新抓住钢钻，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连蛮横的小铁匠都感到了恐惧，黑孩却在整个过程中表现淡定，仿佛失去了知觉。如孙哑巴和黑孩这样的残缺人物在莫言的作品中不胜枚举，他们展现着强悍的生命力，如同野草一般，坚韧顽强的活着，身体上的残缺掩盖不住他们生的希望。

生命有各种存在形式，残缺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生残疾、天灾、人祸……残缺经常不约而至，是不能避免而又难以承受的存在。关注生命中的缺憾，书写生命里如影随行的残缺也就是书写更加完整的人类生命。

三、 结语

西方人文主义的演变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关注“完美的人”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关注“非理性的人”，再到后现代主义的“人被消解了”。而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的区别，是不同时期对“人”和“人的经验”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莫言的小说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对“种”的退化的担忧，对强力原始生命力量的渴望，都是用急切的心情表达着对民族精神与民族生命力衰退的焦虑，他想找回那种蓬勃向上、不服输、不屈从的血性力量。找回那种蔑视一切、相信能够超越一切的自信与放纵，保持那种毫无顾忌、勇往直前的民族生命力。他通过书写残缺来表达关于民族生命力传承的思索，极力在作品中展现了一个民族历经苦难后散发的磅礴生机。其小说中对人的关注所流露出的人文主义情怀，就是一把能够让世界读懂莫言的钥匙。（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2]莫言.会唱歌的墙[M].作家出版社，2012.

篇10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葛浩文 莫言 文学作品翻译 操控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因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国的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转换，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外在形态，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而打上了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分子，融入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它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的。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同时能动性发挥还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因此，主体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内在基础，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它既表现为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体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我性”，即翻译的目的性。任何文化翻译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并且任何译入语方的翻译都面向自身的文学、文化。

茅盾说过：“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而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自然也是翻译艺术的成熟境界。我想，“从心所欲”就是得模糊处不妨模糊，得自由时不妨自由，但是不能超越正确的范围，这就是“不逾矩”。

二、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年出生于美国的长滩，美国著名的翻译家，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翻译作品包括萧红、陈若曦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因而，夏志清教授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曾经回应别人，为什么自己笔头功夫好却没有从事写作而从事翻译的原因时，回答道：“我喜欢拿中文读，用英文写。我喜欢这其中那种挑战，那种似是而非，那种不确定。我喜欢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免不了的折中——那股费琢磨劲儿。”他认为，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背叛”。就是在这种琢磨中，他从事了三十多年英文小说的翻译，而其中有20年的时间是在翻译莫言的作品。

正如莫言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所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

是葛浩文的英文翻译使莫言的作品为西方人所了解、所认可，然而，也正是因为翻译莫言

作品，葛浩文步向了自己翻译事业的高峰。葛浩文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喜欢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酒国》可能是其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

德国波昂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直言，葛浩文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起到了两种作用：第一，他是很好的译者，他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而是概括大概的意思。这样，他避免了长篇小说的诸多毛病。因此，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另外，无论葛浩文去任何地方，都公开推广莫言。

三、译者主体性在葛浩文译莫言作品中的“操控”

1.葛浩文的翻译观

葛浩文在选择作品的时候通常在乎两个条件：一是喜欢，二是适合翻译。在葛浩文的眼里，翻译不应当有什么技巧，也不应当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他说：“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所以，在一般翻译过程中他会选择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以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而在一字一句逐步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结合具体的翻译实例，文军教授等对葛浩文的翻译观做了如下四点归纳：（1）对原文和译入语的忠实；

（2）翻译即背叛；（3）翻译是重写；（4）跨文化交际活动。他认为翻译是背叛、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知，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使得“背叛”和“重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

2.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作为母语是英语的美国人葛浩文在翻译选材时，就会对所选文本的内容和文化的可接受度进行遴选，同时，因为受到本国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及对译入语读者需求的满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改动；同时，他非常清楚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想读什么，然后有效地将这些信息翻译过去，传达给译入语读者。

基于译者的民族性，葛浩文对自己本国的语言和文化相当精通，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加之其教育、文化背景，使他在翻译的时候能尽可能地让译入语读者和源语读者接受到同样的信息，而针对其研究领域，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题材、文体、内容等方面都会有很细致的选择。

3.葛浩文译莫言作品时主体性对文本的“操控”

自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阐述了翻译始终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控以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对翻译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且收获颇丰，但此处的“操控”主要是突出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材、内容、布局和策略选择中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葛浩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你翻译文本时，拿走了原来的语言，换成了你自己的。虽然这不是一种，但我始终是夺走了原作并做了一些很糟糕的阐释。这是能让人人都阅读到文本的唯一方法。翻译者一直都在抱歉，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说‘对不起’”。

从1988年至今，葛浩文翻译了莫言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共翻译了莫言的九部作品。之所以喜欢译莫言的作品，在葛浩文看来，译者下笔要同时考量作者原意、读者喜好、编辑建议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在其中寻求平衡，受到的限制比作家多，而莫言对翻译的态度开放，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也就是说，他在翻译莫言的作品中，寻求到了译者和作者的平衡，寻找到了作为译者的拓展空间。

《红高粱家族》（以下简称《红》）的翻译开创了葛浩文中译英翻译旅程的新篇章，是其翻译走向高峰的标志。因为《红》是莫言第一部一译介到美国就进入商业运作流程的小说，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译入语读者的需要及潜在市场的考虑，对文本进行了相应的变异，加之译者在读原文之前的固有观念、认知水平以及他不同于汉语的语言背景、政治观念、审美情趣、伦理价值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译者在翻译时对文化的误读。虽然会使得译入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相互包容，丰富译入语文化的题材和各

种技巧，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传播和交际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而对《天堂蒜薹之歌》的翻译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可以充分论证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体现出的译者主体能动性。当时莫言乃是一无名作家，据说一听到有外国人要翻译他的作品，开心得不得了。但葛浩文觉得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莫言沟通。最终说服莫言修改，使得小说的英文版本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

《生死疲劳》可以说是获奖颇丰的一部作品，因为其本身是根据中国民间的传说创作出来的关于世间生死轮回的反复，小说中的聚焦人物共经历了六度轮回，采用了“历史—家族”的叙事模式，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而译者通过调适、置换、改编和对等四种曲径翻译的转述模式将其呈现给译入语读者，

使其更能与译入语文化的意象相匹配，准确、形象且生动地表达源语的言外之意。

因为翻译了诸多的作品，此处只探讨了三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进行分析，阐述了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为了使译作在译入语读者中有更高的可接受度，实现更行之有效的传播与交流体现出的对译作的“操控”。

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就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诉诸读者以感情和想象，其鉴赏者侧重于艺术真实和审美创造的判断。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求译者对源语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均有所了解，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过程、内容、方法及策略进行适当的“操控”，以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实现源语文化的有效沟通和传播。

参考文献：

[1] 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舒晋瑜.十问葛浩文[db/ol]，http：//gmw.cn/01ds/

2005-08/31/content-297896.htm，2005-08-31.

[3] 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j].小说界，2000（5）：170-173.

[4] 尹维颖.没有译者葛浩文，莫言就不可能获得诺奖[db/ol]，http：//news.ifeng.2013_05/07/25008740_0.shtml，2013-7-5.

[5] 作家葛浩文：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db/ol]，http：//oktranslation.com/news/twininfo25863.html，201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