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范文
时间：2023-05-06 18: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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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26（2012）12-0541-02
1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定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患者的权益，减少医患之间的纠纷，在第七章中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该章中规定的内容主要包括：
1.1 明确规定了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即如果因为医疗机构或是医务工作人员的过错致使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受到的伤害，那么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
1.2 明确规定了医生在治疗中具有向当事人说明情况的义务和责任，具体来说，医生在实施特别的医疗活动时应当向患者或其亲属说明相关的情况，包括医疗活动的风险性，可以替代的其他的治疗方案，且要经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书面同意后才可以实施相关的治疗活动，如果医生没有尽到该种说明情况的义务和责任，实施了相关的治疗造成了患者的伤害，那么医疗机构要承担赔偿责任。[2]
1.3 为紧急情况的医疗活动提供了免责依据，如果患者在急需抢救时，医生不能及时取得患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只要经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的批准可以实施相关的手术。[3]
1.4 为医生谨慎医疗提供了依据，如果医生的医疗活动没有达到应有的诊疗效果，给患者造成了伤害的，医疗机构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此规定医生在诊疗的过程中应持谨慎的治疗态度，做好每一个治疗工作。
1.5 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责任，对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包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等三种情况。
1.6 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的免责情形，包括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
1.7 增加了患者隐私保护的规定，医疗机构、医生及其他医务工作者如果未经患者同意公布病历资料或是泄露患者隐私给患者造成了损害的，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异同
《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相关问题，该法做为民法基本法律对医患双方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依据。在此法没有颁布之前，医疗纠纷主要适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认清新法与旧条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有利于医院认清新法对于医疗纠纷责任的相关规定，可以更好地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避免医院因疏忽而承担赔偿责任。
2.1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同之处：从此次《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就可以发现，该法吸纳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损害事件认定的相关原则，二者在归责原则、责任承担和告知义务等规定上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统一性。[6]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1 二者的归责原则都适应过错原则，《侵权责任法》责任中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医疗机构或是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对医疗事故进行的时候也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是一种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条例中要认定医疗事故的存在，必须以过错为前提，同样是适应过错归责原则。
2.1.2 责任承担的主体都是医疗机构，从上述关于《侵权责任法》内容的分析中发现不管是由于医疗机构还是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了患者的伤害，都是由医疗机构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责任承担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尽管没有明确地规定医疗机构是医疗事故的赔偿主体，但是条例在费用结算中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来支付相应的赔偿费用。
[7]
2.1.3 对医务工作者的义务规定相同，首先二者都规定了医生具有告诉当事人及其亲属相关治疗措施的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替代的治疗方式等内容的义务，对于治疗相关的问题，要为患者提供咨询，让患者及其亲属清楚治疗相关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其次二者都规定医院要为患者保守秘密，在患者不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将患者的病历资料向其他人公开，对于患者的隐私不能向外人公开。
2.1.4 二者都规定了医院的免责事由，二者都有关于医生在不能及时获得患者或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但是患者确实需要急救，医生在征得医疗机构负责人同意的情形下可以实施急救而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可以免于承担相关的责任；二者都规定在当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治疗患者的情况下造成患者损害的，医院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2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不同之处：尽管《侵权责任法》继承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原则，但是该法的公布为确定医疗纠纷中的双方责任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依据，具体来说，二者的不同之处体现为：
2.2.1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责任的命名不同，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对医疗事故一词进行了界定，所以其适应范围相对较小，只有确定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才能依据该条例进行处理，而《侵权责任法》中则使用“医疗损害责任”一词，扩大了医疗纠纷处理的范围，能够更好地保证患者的权益。
2.2.2 二者对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不相同，《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医疗机构向患者赔偿的费用应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疾人生活辅助具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8]但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却没有死亡赔偿金一项，[9]说明新法中对于患者的赔偿力度更大。
2.2.3 新法中引入了无过错赔偿责任，新法中改变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认为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患者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规定，[10]认为因为如果输血造成患者伤害的，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也可以向血产品提供者申请赔偿，从《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异同中可以看出，新法中继承了有利于患者维权的相关内容，加大了对于患者的保护力度，这也为医院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3 如何加强管理预防医院侵权
《侵权责任法》既对医院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给医院加强管理形成了机遇，医院应当以《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转变医务工作者的服务观念，真正提高医务工作水平。
3.1 注重医德培训，提高医生素质：医院要专门组织《侵权责任法》的全员培训，让医院从上至下都了解该法对于医疗侵权内容和情形的相关规定，把学法放入医生在职培训内容中，提高医生的综合素质，让医生树立起以病人为中心，让病人满意为目标的从医准则，通过经常性的培训和相关知识的丰富让医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仅提高医生的业务水平，还要提高医生的综合素质，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医疗队伍。
3.2 形成完备的制度，预防医疗损害事故的发生：医院要针对不同的科室和治疗程序的不同，制定一套标准的程序和技术标准，医务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标准程序的规定向患者及其亲属如果告知治疗的相关情况，让家属了解治疗的具体情况，医生严格按照治疗的行业标准完成治疗准备、手术和相关的程序，减少损害事故发生的机率。强化医院内涵建设和内部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加强以血液安全、合理用药、规范执业，强化科室规范化建设和医院后勤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落实患者安全目标，确保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目标的实现。
3.3 建立医疗过程监管机制：要成立专门的医疗过程监管部门，负责医院各个环节的监管，应建立医疗器械验收制度，验收合格后方可应用于临床。医疗机构应对在用设备类医疗器械的预防性维护、检测与校准、临床应用效果等信息进行分析与风险评估，以保证医疗器械处于完好与待用状态。要加强医生执业的监管，切保医生严格履行相关责任。
3.4 加强文化建设，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要形成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医疗文化，通过在医院的公共场所和手术室张贴医疗标准化的挂图的方式，时时提醒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技术和水平，让医生参与相关的讲坐，与医疗事故的受害家属交流，让医生更加深刻了解患者的疾苦，增加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和技术。
总之，《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既为医院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又为医院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医院应当把握机遇，切实加强医院管理，转变医疗工作者的作风，真正提高医疗水平和质量，减少医疗损害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4条
[2]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5条
[3]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6条
[4]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7条
[5]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62条
[6] 徐江，《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继承与变革[J]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第18卷第4期
[7] 参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2条
[8]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16条
[9] 参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
[10] 参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
[11]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9条
[12] 查子松，夏欣，析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规定之特点及可能影响及对策[J].医院管理杂志，2011年第18卷第4期
[13] 徐江，《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继承与变革[J].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第18卷第4期
篇2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具体规定在第37条第2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也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文将结合《侵权责任法》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并对这两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解读。
一、我国侵权法中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我国侵权法领域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经历了一个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
（一）理论探讨
关于补充责任的理论探讨，始自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对于如何解决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学者提出补充责任的构想。[1]其后，学界开始接受并研究补充责任。但是，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适用范围等理论问题仍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补充责任是一种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对应的新型责任，适用于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校园事故两种情形。杨立新教授认为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除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形外，还适用于被帮工人的补充责任和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充责任。[2]
（二）立法演变
尽管学术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探讨见仁见智，并无完全统一的观点，甚至也有学者反对补充责任的适用。[3]但正是理论界对于补充责任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实务界对于补充责任的尝试性应用，逐步推动了补充责任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确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第7条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补充责任引入侵权法领域。在此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无补充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关于展销、租赁柜台经营的损害赔偿和《产品质量法》第42条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时德责任虽有补充责任的萌芽，但仍适用连带责任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思想，在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校园事故中继续适用补充责任，将补充责任这一独立的责任形态予以确认。
二、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其合理性
补充的侵权责任，是多个责任主体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共同责任时的一种侵权赔偿责任，简称为补充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主要发生在一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产生了两个相重合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权利人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行使赔偿请求权。只有排在前位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害时，才能请求排在后位的赔偿义务人赔偿。在这样的案件中，后位赔偿义务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为补充的侵权责任。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一般保证的责任也可以认为是补充责任。[4]
在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即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责任的含义是：在能够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承担的是推定的过错责任：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5]
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多个责任主体对于同一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和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两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害事故的剧增，各种新型侵权行为的涌现，侵权责任理论显然应当不断发展。作为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在法典之外发展起来的理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理论中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尚无统一的答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适用补充责任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其合理性在于：
（一）解决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适用困境
1、非共同侵权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其中的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对全部损害有义务承担侵权责任；在责任主体之一人（或者部分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他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其他责任主体追偿，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数额。而从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权角度看，他既可以向全部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们承担对全部损害的赔偿责任；他也可以向部分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或他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旦责任主体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赔偿了全部损害，也就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受害人一方不得再对其他责任主体提出请求；反之，如果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没有得到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他则可以向其他责任主体请求赔偿全部损害或者赔偿剩余的部分损害。[6]
适用连带责任的责任的前提是数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各侵权责任主体构成共同侵权。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并未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在大多数的第三人介入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只是消极地不作为，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第三人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人直接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内容，而且一个积极的加害行为与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行为也无法构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共同行为。因此，从民法理论上，由于第三人介入情况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因不构成共同侵权而不适用连带责任。从实践的角度，如果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容易因侵权第三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了全部或者最终的赔偿责任。这无疑对安全保障义务人施以过于严苛的义务，与其管理人或者组织者的身份与义务不相符，也不符合民法公平的原则。
2、难以分析原因力导致无法适用按份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各侵权行为人应承当按份责任。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是指在数个责任主体在无过错联系的情况下各自实施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过错和原因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份额的侵权责任形态。适用按份责任的情形下，每一个责任主体人只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负清偿义务，不与其他责任主体发生连带关系的侵权责任，即不存在追偿问题。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在承担了自己份额的赔偿责任后，即从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关系中解脱出来。从受害人一方来看，于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之情形，他只能分别向各责任主体主张不同份额的损害赔偿，这些主张的总合等于其全部损害。
适用按份责任的前提是数人共同侵权以及能够确定各侵权行为人的原因力。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情况下，有些案件可以分析原因力，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无法分析原因力。尤其是在该类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主要是因其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对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从“如果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角度予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析出第三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哪一个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没有第三人的直接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也可以避免。在此情况下，利用分析原因力的大小来确定侵权各方责任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承担多大责任的方法显然难以适用。也就是说，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无法适用按份责任来确定各自的责任份额，因此在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
3、不真正连带责任无法彻底解决侵权责任人的顺位问题。
有学者主张补充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7]本文认为：补充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有相似之处，但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而是与其相对应的一种新型责任形态。
不真正连带责任也称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发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付全部履行之债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归于消灭的债务。[8]具体到侵权法领域，不真正连带责任就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因违反了法定义务而对一个受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因各自不同的行为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各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一种侵权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一直没有被我国法律所采用。相反，对于上述这种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分别侵权行为且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形，我国侵权法则规定为连带责任。[9]
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下，受害人无需确定最终的责任人，即可要求任一责任人行使其赔偿请求权。而补充责任制度下，存在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两个不同的责任主体。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而补充责任人不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而言，其赔偿请求权具有一定的顺位问题。也就是说，受害人只能先请求直接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只有直接责任人不明确或者不能够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时，才能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制度的设计兼顾了受害人的利益要求与补充责任人最终份额的承担问题，既避免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同时利用追偿权的设计避免加重补充责任人的最终负担。
（二）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贯彻始终的一个重要原则。传统的侵权法，对于不作为行为是不得要求赔偿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危险度的增加，源自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得到各国民法的认可，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安全保障义务人因其消极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的做法也普遍应用。但是对于侵权责任的扩张与受害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是否体现民法公平原则的难题。补充责任制度的创设既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了填补，又通过求偿顺位的设置合理限制了受害人的求偿选择权，同时赋予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的追偿权。较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制度较好地平衡了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和侵权责任的最终承担问题，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三）有利于发挥法律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司法实践中，适用补充责任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确定直接加害人，或者虽然能够确定直接加害人但其无力赔偿或者赔偿能力有限。而补充责任人往往是具有一定赔偿能力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补充责任人先行承担侵权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填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三、适用范围：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
（一）立法变迁
法释[2003]20号首次使用“安全保障义务”和“补充责任”的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该条规定了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要承担补充责任，并且将其补充责任的范围限定在过错范围内；同时也赋予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对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享有追偿权。
《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该规定继续采用了补充责任的形态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但未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的承担方式及限额。
（二）法条解读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在“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第三人的积极加害行为”的情况下，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
1、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原则上是法定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将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为一项法定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包括硬件方面的义务和软件方面的义务。硬件方面的义务包括物的方面之安全保障和人的方面之安全保障。软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消除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创造安全的活动环境；对于外部不安全因素的防范，制止来自第三方的侵害；不安全因素的提示、说明、劝告和协助义务。[10]
2、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理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即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主体在其在管理和组织活动中应到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第三人实施加害行为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则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往往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如提供的硬件设施不符合有关的安全规范、经营和活动的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没有及时制止来自第三人的侵害等。
3、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赔偿范围是补充性的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直接责任人承担的责任的大小。由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直接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
4、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的求偿顺序是第二位的
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作为直接责任人承担的是第一顺位的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的是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只有当第一顺位的直接责任人无力赔偿时，第二顺位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才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适用范围：校园事故中的补充责任
（一）立法变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法律关于校园事故的最早规定，确立了校园事故中幼儿园、学校等单位在过错范围内赔偿的立法思想。但是，该条规定当幼儿园、学校内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幼儿园、学校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令幼儿园、学校承担了临时的监护责任。
法释[2003]20号第7条第1款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2款规定“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规定在上述民法通则意见的基础上将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予以细化，并且采用补充责任形态解决第三人侵权时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二）法条解读
对于校园事故中，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所承担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监护责任说、契约责任说、安全保障义务说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所承担的管理职责是基于其与学生之间的法定的教育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安全保障义务。正是基于这种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在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对自身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补充责任。
1、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是第三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仅仅承担了部分赔偿责任。
在第三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情况下，依据自己责任的原则，由第三人对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有能力赔偿时，由他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存在补充赔偿的问题。只有当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下落不明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或者仅能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才承担补充性赔偿责任。
2、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并且是一般过错。
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如果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尽到了法定的教育、管理职责，即使第三人未能承担全部或者部分的赔偿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之所以对第三人侵权行为承担补充责任，是由于其对于学生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存在教育、管理方面的失职。该过错是一般过错，不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在第三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情况下，由受害学生一方证明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存在过错。[11]
3、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赔偿的范围是补充性的。
要求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是为了补充第三人赔偿不足的份额，其赔偿范围是补充性的。如果能够确定实施侵害的第三人，该第三人能够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则由该第三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不需要承担责任。只有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者不能够全额赔偿的情况下，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才承担其赔偿不足的部分。
五、我国侵权法中“相应的补充责任”的探讨
《侵权责任法》第37条关于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补充责任以及第40条第三人侵权时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管理职责的补充责任，均使用了“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表述。对于此处“相应的补充责任”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含义：
1、在第一责任人有能力承担的情况下，补充责任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补充责任，即补充直接责任人所承担责任之不足。从责任承担的顺位上讲，直接责任人承担第一顺位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人处于责任承担的第二顺位。当直接责任人有能力承担其自己责任时，补充责任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当直接责任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处于第二顺位的补充责任人方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2、补充责任是全部补充还是部分补充的问题
补充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究竟是与其过错范围相应的部分补充还是直接责任人无力承担部分的全部补充，《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这将是受害人利益和补充责任人利益平衡的另一博弈，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司法现状作出综合的考量。
3、补充责任人的责任承担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还是与原因力大小相适应的问题。
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在数人侵权行为中，过错的程度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但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对于侵权结果所产生的作用显然更适合用原因力进行分析。如果法律将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补充责任限定为部分补充，则其承担赔偿责任时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还是与原因力大小相适应？本文认为，单纯地采用过错程度或者原因力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上述问题，而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4、“相应”是否考虑各方的经济状况问题
通常情况下，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其经济实力和赔偿能力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制度设计层面，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和承担教育、管理职责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仅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则受害人之损害填补必将大打折扣；如果考虑受害人求偿权实现的最大化，以期实现社会稳定等目标，则需要将各方的经济状况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令经济实力较强的主体适当多承担一些责任。超级秘书网：
注释:
[1]详见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详见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30页。
[3]详见张民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6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5]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6]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53页。
[7]详见杨立新：《论侵权责任的补充责任》，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6期。
[8]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债权篇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篇3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侵权责任法》是我国继《合同法》、《物权法》之后，又一部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这部法律对于明确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和制止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侵权责任法》对目前大量存在的民事侵权案件如医疗纠纷、死亡赔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作出明确规定。值得关注的亮点包括：一是多人死亡事故中同命同价赔偿原则的确立。针对饱受垢议的“同命不同价”现象，《侵权责任法》规定可以不考虑个体的差异而采取统一的标准或者数额来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一规定可以让死者家属在赔偿方面尽可能地享受到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上的生动体现。二是精神损害赔偿得到法律彰显。《侵权责任法》从立法的高度首次确认精神赔偿制度，并为审判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是立法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三是为解决医患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纳入其调整范围，确立了医疗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还对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以及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均作出了规定。
市中级法院徐奎浩法官认为，《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定位是填补损失，其基本理念是以受害人为中心，突出对受害人的关爱，因此，强调在自由保障和权益保护之间，适当向受害人倾斜。
《侵权责任法》的又一亮点，是针对网络侵权事件，在立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因此被学者誉为“互联网专条”。
长期以来，由于《民法通则》等既有法律法规没有对网络侵权行为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造成了两大不良影响：一是少数人利用互联网诋毁他人的名誉，一些网络管理者忽视甚至丧失了自己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有意或不经意间对不符合事实的虚假言论进行传播。二是法院对于此类侵权案件的审理无法可依。网络侵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民事权利，一是人格权，二是著作权。此外，市民商法研究会副会长卢浪秋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名誉侵权，可能侵害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名誉，还会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生产生活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对于著作权，我国已有《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但是对于人格权，仅在《民法通则》中有原则性规定，过于简单，无法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侵权责任法》在网络侵权问题上确立了两个规则，一是提示规则，即“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明知规则，即“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两个规则对网络侵权问题作出了明确立法。
篇4
夏东昌，（1982-），男，汉族，河北省沧州市，助教，大学本科，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研究方向：民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
一、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问题的概述和特征
1、责任竞合问题概述。所谓竞合，是指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民法上是指一个法律事实同时导致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民事责任的产生，同时各种民事责任冲突，导致追究责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来进行追究的情况。其实竞合责任就是一个二选一的过程，权利人不能同时要求在两种方式中得到补偿，只能从中选出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补偿方式。其实民事责任的核心就是补偿损失，而不是让权利受侵害者所得到的补偿超过其受到的损失，这样将于民法的基本精神相违背。请求权是指权利人有要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但是如果权利人同时拥有多项相互冲突的权利，那么权利人只能实现其中一种补偿方式。[1]债权与请求权的竞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1）合同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竞合，例如在加害给付的案例中，消费者购买商品，因为商品的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受伤，就构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这种竞合最为典型；（2）合同行为的请求权与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竞合；（3）侵权行为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例如侵权人借用他人的动产，而后又将动产擅自转让给第三人从而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况。
2、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特征：（1）竞合责任的产生一定是由于同一个行为引起。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刑法中的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是指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罪名，最后处理结果也是选择触犯的所有罪名当中最重的一个，因为一个行为只能受到一种处罚，如果一个行为同时受到多个罪名的处罚，那么就会使犯罪嫌疑人承担的责任过重。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的领域内，一个行为只能承担一种责任，而且责任的承担不应超过造成的损失，刑法和民法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2）一个行为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由以下几个构成要件组成：过错，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而违约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就是严格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完成合同中规定的义务，除了法律当中规定的情形，那么责任方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当然不管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都必须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否则就不是我们所提到多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了；（3）必须是同一个民事主体实施。否则就无所谓竞合问题了；（4）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承担责任的内容相互冲突。这里的内容前面已经有叙述，不再累述；（5）损害给付的内容必须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竞合，权利人只能从中选择一个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责任承担方式。
二、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的原因
不管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都是民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了民事义务所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违约是指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而侵权是指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它们只是责任承担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本质上仍然是责任，而且是民事责任，所以形式不同但是本质相同的概念在责任上就出现了重合，所以权利人应当去选择最有利的形式来谋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有些类似于足球比赛中，一个球员过掉对方球员的方式有多种，但是不管怎样，最终进攻球员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来完成任务，而且一定会去选择最佳方式。过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方法却可以多种多样。所以既然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追求的目的是相同的，那么必然会有重合的地方。
三、处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问题的原则
1、理论设想。（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都属于民法内容，而且民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所以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当事人的因素。所以当事人有权选择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追责方式。[2]因为不同的诉讼种类会产生不同的责任，同时因为承担的诉讼种类不同，权利人所得到的赔偿数额可能会存在天壤之别，因为违约责任的范围限于合同约定的范围之内，最多不能超过合同约定范围的130%，所以有的时候，违约责任与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就是九牛一毛，而侵权责任则是要求侵权人根据所造成的损失来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如果要求赔偿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更能弥补当事人的巨大损失，但是也并不是说侵权责任的赔偿数额一定要高于违约责任，因为有的时候违约责任约定的赔偿数额要大大高于根据侵权责任所应当承担的数额，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侵权责任的赔偿额度一定高于违约责任，所以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考虑的权利人的诉讼成本。由于民事诉讼法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管辖法院分别有不同的规定，而且各地方的法律水平和法律素养差别巨大，造成了不合理的判决以后会加重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所以应当更加注意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选择对于当事人最有效率的解决方式。
四、相关问题的制度完善
1、最高院公布更多指导性案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更多的依靠制定法来处理案件，而判例法一直是英美法系的传统，但是最近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具体体现在判例法的应用上，因为制定法太过抽象，而且由于各地区的法官的素质各不相同，造成对于法律的理解误差很大，而判例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把抽象的法律具体化，用已经发生的活生生的案例和具体的处理办法来诠释法律，就能使法律更加通俗易懂。在我国，最高院将一些典型的案例加以总结细化，形成了指导性案例，这样就为审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笔者认为，最高院应当公布关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指导性案例，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处理制度和法律精神。
2、立法上的完善。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以下几个问题：（1）用专门一个章节列明竞合问题的处理方式。因为法的竞合问题关系到法律适用的效果，所以应当专章规定；（2）明确当事人应当选择性的决定对方承担责任的方式。这样可以对权利人形成有效的指引；（3）明确如果权利人受到的损失小于责任承担数额的情况下的处理方法。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 侵权责任法
安全保障义务
补充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具体规定在第37条第2款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也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文将结合《侵权责任法》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并对这两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解读。
一、我国侵权法中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我国侵权法领域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经历了一个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
（一）理论探讨
关于补充责任的理论探讨，始自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对于如何解决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学者提出补充责任的构想。[1] 其后，学界开始接受并研究补充责任。但是，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适用范围等理论问题仍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补充责任是一种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对应的新型责任，适用于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校园事故两种情形。杨立新教授认为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除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形外，还适用于被帮工人的补充责任和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充责任。[2]
（二）立法演变
尽管学术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探讨见仁见智，并无完全统一的观点，甚至也有学者反对补充责任的适用。[3]但正是理论界对于补充责任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实务界对于补充责任的尝试性应用，逐步推动了补充责任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确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第7条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补充责任引入侵权法领域。在此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无补充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关于展销、租赁柜台经营的损害赔偿和《产品质量法》第42条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时德责任虽有补充责任的萌芽，但仍适用连带责任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思想，在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校园事故中继续适用补充责任，将补充责任这一独立的责任形态予以确认。
二、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其合理性
补充的侵权责任，是多个责任主体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共同责任时的一种侵权赔偿责任，简称为补充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主要发生在一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产生了两个相重合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权利人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行使赔偿请求权。只有排在前位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害时，才能请求排在后位的赔偿义务人赔偿。在这样的案件中，后位赔偿义务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为补充的侵权责任。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一般保证的责任也可以认为是补充责任。[4]
在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即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责任的含义是：在能够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承担的是推定的过错责任：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5]
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多个责任主体对于同一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和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两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害事故的剧增，各种新型侵权行为的涌现，侵权责任理论显然应当不断发展。作为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在法典之外发展起来的理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理论中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尚无统一的答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适用补充责任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其合理性在于：
（一）解决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适用困境
1、非共同侵权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篇6
人格权系以维护人格自主与人之尊严为己任之权利，先经由民法而获承认，后为对抗国家权力戕害，上升为宪法上之基本权利。因此，人格权既是私法权利，也属宪法基本权利。人格权为民事权利之一种，为各国民法所承认。人格权又被分为特别(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前者指法律明文规定之人格权，后者指为保护那些在前者保护范围之外而又具备人格自主内涵且关系人之尊严保护的人格利益之权利。因此，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概括性的框架型权利，在适用上应作为具体人格权规范之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8-102条创设了生命健康权、[1]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5项权利，这5项权利在学理上系属人格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名誉权案件解释》)第7条第3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2款及《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之规定，隐私权亦属人格权之一种。此外，根据《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人格权还包括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权。对于一般人格权，《民法通则》并未规定，而由《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1款予以规定。然而，由于司法解释不是法律，因此一般人格权仍然未获我国法律认可，此为我国民法制度设计上的一大漏洞。为填补此漏洞，学说上认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处之“人身”，是指人身权，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应被解释为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依据。[2]
虽然一般人格权系普遍获得认可之权利，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实务与学说中对其法律适用争议较大。《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权益保护的基本法律，未对此项重要权利作明文规定，不能不说是本法的一大缺陷。
二、身体权未获承认
身体乃为人之生命载体，是人的重要法益，然而对我国民法是否应规定身体权一事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民法通则》第98条只规定生命健康权，而无身体权之表述。有学者认为，此处之生命健康权亦包括身体权。[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民法通则》第119条及《意见》第146、147条都规定了侵害他人身体的损害结果。《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明确将身体权视为人格权之一种，认为对他人身体权之侵害可以产生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明确将生命、身体、健康三者予以区分，也可视为身体权独立之证据。在司法实务中，将身体权作为独立的诉讼理由和判决依据的做法也比较常见。因此，综合来看，身体权之独立性具备现实基础，只差民事基本法对其加以确认这一步。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并未依据法制发展的现实要求，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事实上，身体权作为独立之人格权有其理论与现实的需要。从比较法看，身体皆系独立于生命与健康之单独法益而与生命、健康并列被单独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规定。就身体权之内涵而言，其系以维护身体之完整性为己任之权利，与健康权有明显的界分，自应有其独立存在之意义。[4]因为侵害健康是指侵扰一个人生理、心理与精神的正常状态，使其产生病态。[5]而掌掴他人耳光、侵害他人毛发、强行接吻等即是属于身体侵害，但无关健康。当然，经常出现的情形是既侵害身体也侵害健康，如车祸伤人致残。
三、隐私权首次被明文规定
与一般人格权及身体权“千呼万唤始不出”的窘态相比，隐私权被承认可视为《侵权责任法》在加长人格权权利清单上的一大突破。《民法通则》无隐私权之规定。实践中，在2001年《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之前，隐私一直是根据《意见》第140条、《名誉权案件解释》第7条第3款的规定作为名誉权进行保护的。在2001年《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之后，其第1条第2款规定，行为人必须“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受害人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此规定对于隐私之保护无疑过于严格。《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隐私权为民事权利之一种，就是对之前法律对于隐私保护之规范缺失状态之修正，也是对《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无理规定之拨乱反正，使隐私权获得与其他具体人格权同等的法律地位，有利于维护人格自主与人之自我安宁的权利。
四、死亡赔偿之理论基础有待澄清
死亡赔偿就是对侵害生命权之后果的赔偿，其与一般损害赔偿无异，也应适用损害填补原则。但是，在我国由于掺杂了太多的法律科学之外的非理性因素，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正义感和整个社会对公平的渴求，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丧失了以法律科学为基础的对话平台，成为感性喧嚣和情绪发泄之出口。[6]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的规定繁多，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前主要有：《民法通则》第1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1-4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7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工伤事故保险条例》第37条、《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第3条、《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30条，等等。这些规范构成一个复杂的侵权致死赔偿规则体系。从总体上看，对于上述规范之特点，可做如下概括：(1)死亡赔偿分为财产损害赔偿(丧葬费、抚养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金)；(2)死亡赔偿金数量采城乡差别对待、行业差别对待标准。现行规范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死亡赔偿金如何计算？是否应该“同命同价”？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又与抚养费和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金密切相关，需要综合考虑。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6、17、22条作了回应。下面对这3个条文逐一作些检讨。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死亡赔偿包括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被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死亡赔偿金，《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其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第3款(该款虽然将死亡赔偿金称为死亡补偿费但二者含义相同)的规定将其改为财产损害赔偿。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的规定，死者近亲属之精神损害赔偿另算。《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维持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之立场，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赔偿。偱此思路，再分析《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可发现其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的最大不同在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在死亡赔偿范围之列。究其缘由，应是因为死亡赔偿金既然是财产损害赔偿，而这项财产损害主要用于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当然就不能重复计算。[7]这是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与抚养费并列造成财产损害双重赔偿之混乱局面的拨乱反正。接下的问题就是，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什么？这就需要追究死亡赔偿的目的。如果采赔偿死者余命之观点，那么对话的平台就没有了，因为命是无价的，死者也无法对其余命主张赔偿。[8]理论上对此存在两种见解：一是赔偿预期收入损失，即继承人可获得之利益；二是赔偿被抚养人之抚养费。实际上，前者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人死之后，权利能力丧失，无法再取得财产也无法再成为诉权主体，既然死者再无后续财产，当然不会再有继承问题。此外，从侵权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角度也无法证成继承人对加害人应拥有此项请求权。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观点较有说服力。因为被抚养人之损失是最为直接的，并且这也是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允许被抚养人向加害人请求抚养费之赔偿。[9]因此，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以抚养人实际需要多少抚养费来确定。至于其具体计算，则是一个统计学上的问题，但绝非采用以户籍为标准那么简单。[10]
基于上述分析，再来检讨《侵权责任法》第17条规定的所谓“一案多死，同命同价”。其实，此规定并不新鲜，早已存在，在我国铁路、航空、海运事故中，一直都是采用此项规则，只是不同行业赔偿标准不同而已。显然，这种基于同一损害事实发生之死亡结果而处以相同死亡赔偿金的做法，只是为了消除貌似不公而带来的“情绪”和赔偿操作上的简便，并无太多法理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并未明确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因为《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都对此予以确认，因此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其在解释上应包括此项损害赔偿。但仍须明确的是，亲人死亡侵害了亲属的何种人身权益；否则，《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无法适用，因为该条以侵害人身权益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之前提。对此，笔者认为，加害人侵害的是死者亲属的一般人格权。[11]
五、精神损害赔偿之范围宜从严解释适用
《民法通则》并无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规定，解释上认为该法第120条所规定的“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12]后来这一制度被《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予以全面化和规范化。《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4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侵权责任法》第22条之规定系概括条款，解释上应认为是上述司法解释的总括性规定。但是，《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与比较法上多对精神损害赔偿项目采法定模式相异，如《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及第823条第1款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采法定模式，一方面可避免泛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严格，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属德国。在德国，死者亲属不享有因亲人意外身亡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权，除非在因此种噩耗导致可以由医学认定的疾病发生时才因基于身体、健康伤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此外，在德国，基于结婚照等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品灭失，也不能请求有过错之加害方赔偿精神损失。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对于精神损害的范围，在《侵权责任法》第22条采如此概括条款的模式下，应予以从严解释。在解释上，超出《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4条规定范围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予否认。对基于《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2款中“其他人格利益”被侵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应严格把握“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之前提条件，从严解释，以限缩其适用范围。诸如基于所谓“亲吻权”、“探视权”、“安宁权(休息权)”、“环境权”等被侵害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皆不宜支持。此外，对于刑事被害人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侵权责任法》仍然未予回应，令人遗憾。
六、赔礼道歉的违宪性之争
《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1款第5项规定将赔礼道歉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实际上是沿袭《民法通则》第120、134条之规定。这使得赔礼道歉这一在比较法上广受争议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法上再次被确立。从法律适用上看，我国法院对于此种责任承担方式的运用一般为判令被告登报刊载道歉声明，如被告不主动刊载，则由法院代替被告刊载而由被告支付刊载费用。从比较法上看，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日本、韩国都放弃将赔礼道歉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一之前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的责任承担方式提出质疑。[13]从《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的讨论和立法结果看，这一问题始终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国法学界对该责任承担方式涉及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尊重与维护尚缺乏自觉性，没有认真检讨立法条文可能戕害人民基本权利。当然，笔者亦不认为这一责任形式应当完全取消，毕竟这项制度在我国已经施行很久，许其存在若能达孔子所言“一言以折狱”之效果，亦未免不是一个消除矛盾的好办法。但是，法官在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时须考量基本权利内在的价值理念，维护人格自主与人之尊严，以免使被告人格处于受屈辱之境地。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第1项将生命健康权分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3项权利。
[2]参见张红：《论一般人格权作为基本权利之保护手段》，《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3]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页。
[4]Vgl.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 besondere Teil II， 13 Aufl.，§76 II1 a.
[5]Vgl. BGHZ 124， 52 = NJW 1994， 127. - Schmerzensgeldanspruch wegen Vernichtung einer Spermakonserve.
[6]参见张新宝：《侵权死亡赔偿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7]参见叶名怡：《再论死亡赔偿范围》，《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8]余命不赔是比较法上的通例。Vgl.v.Bar， Gemeineuropaisiches Deliktsrecht II， Rn. 47.
[9]如《德国民法典》第844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192、194条之规定。
[10]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11]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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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出台及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过程中医院与患者之间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医疗纠纷的根源并没有发生变化，一是医疗体制问题，导致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国家对此已经有所认识，正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以改变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二是医疗纠纷的法制问题，由于医疗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统一，各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产生了医疗纠纷双轨制问题；三是处理医疗纠纷的途径不畅，医疗纠纷产生难以解决。因此，医疗纠纷依然很多。
《侵权责任法》的实施使得举证责任规则有了变化。依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明确了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里适用的是过错原则，过错原则采用谁主张谁举证，依据该法，患者应当举证证明医院存在过错。
《侵权责任法》又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针对3种特殊情形，即只要医院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就推定医院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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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侵权责任法；立法；利益衡量
一、立法的利益衡量概述
法律是利益的调节器。当今社会，利益日益呈现多元化。近代民法中的民事主体多为农民、小作坊主、手工业者。他们经济实力相当、地位悬殊不大，因此被赋予抽象的、平等的法律人格。以此平等性为基础，近代民法推定各主体之间的地位能够频繁替换，即具有互换性。此种互换性意味着各主体在利益享有及责任承担上是平等的。在这种平等性及互换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为一般利益衡量。这种在正义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为特殊利益衡量。
二、侵权责任法功能评述
侵权责任法具有补偿功能、预防功能和惩罚功能。
（一）补偿功能
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是“补偿”，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填补损害”。也有人将这一功能理解为“救济”功能，这种观点将“救济”看做是与“惩罚”相对应的功能，强调侵权责任法的补偿性、弱化其惩罚性无疑具有合理性。作为主要功能的填补损害侵权责任法的多重功能并非同等重要，应有主次之分。这既是我们认识事物包括认识法律现象的一个常识性判断，也得到了国外比较法经验和我国法制经验的实证检验。只有充分发挥侵权责任法这一主要功能，同时兼顾其他次要功能，才可能建立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科学立法体系并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二）预防功能
侵权责任法的预防功能在当代侵权责任法理论中得到了高度重视，推动欧洲私法统一的重要学者对此予以肯定，较新的专家立法草案则在制度上作出了相应安排。我国《民法通则》将停止侵害作为侵权民事责任方式之一，二次审议稿继承了这一规定。需注意的是，作为服务于侵权责任法次要功能即预防功能的“停止侵害”民事责任方式之适用，当不以损害发生为前提，并且不要求侵权人一方有故意或者过失。在判例法法域以及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司法解释）不断创新和完善侵权责任法规范的国家或地区，广义的侵权责任法确实具有某种创设民事权益的功能，如美国法上的隐私权，德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企业营业权，我国的人身自由权等，属于此类。
（三）惩罚功能
惩罚性赔偿是指超过实际损害的范围判决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义务的人对受害人予以额外的金钱赔偿，以示对加害人的惩罚。惩罚性赔偿一般被视为英美法系特有的制度，其最初源于英国。至19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制度已成为美国侵权责任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后，为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惩罚性赔偿制度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如今，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美国已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了知识产权领域，但其适用条件限制较严。尽管如此，美国各界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合宪性一直存在争议。
三、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
（一）受害人与加害人财产利益的平衡
受害人财产利益与加害人财产利益的对立，不是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与行业利益、阶层利益或地方利益无关，体现的是主体没有特殊性的一般经济利益的对立。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立主要是孤立的个体之间、偶发的财产（经济）利益的对立。在这样的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的财产利益调整，一般不需要利益保护方面的倾斜。
在一个具体的侵权案件中，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对立最终都表现为财产利益的对立。受害人得到了赔偿则加害人就要真金白银地拿出钱财，受害人损害的填补必然导致加害人财产的减少；不赔偿受害人，加害人就无需为金钱上的支付，进而不会导致其财产的减少；于减轻赔偿之情形，双方的利益对立一如前述。即使是在侵害人格权的案件中，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最终也会体现为财产利益的对立。侵权责任法对精神利益的保护与救济，一般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实现。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对精神损害予以救济，体现了精神利益向财产利益的转化。
（二）过错和因果关系推定中的利益衡量
1. 因果关系推定
新《侵权责任法》第 66 条对环境污染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进行了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2. 过错推定
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章“物件损害责任”中，第 85、88、90、91 条分别对搁置物、悬挂物、堆放物、折断的林木、窨井等地下设施致人损害的情况适用了过错推定原则。
（三）公平责任的利益衡量
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这是“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
参考文献：
[1] 方恩升，“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论[J]，商业时代. 2010（30）
[2] 吴祖祥，环境侵权责任之归责原则――兼论《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与相关法律之间适用冲突的解决[J]. 求索. 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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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转让方式 拼装 报废机动车 法律适用
一、法条的文义解读及存在的困惑
《侵权责任法》第51条规定“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从法条的文义规定可以看出，本条分别规定了适用情形、责任形态以及责任主体。而适用情形即本文试图研究的部分。要适用本条，除满足一般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和一般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之外，最关键的在于对交通工具的特殊要求，即必须存在拼装、报废机动车一方，且对拼装、报废机动车的使用是基于“以买卖等方式转让”这一层法律关系。那么，这就存在以下几点困惑：
首先，如何界定“以买卖等方式转让”这一行为。这种列举加概括的立法形式，并不能很明确的指引司法实践。关于“买卖”的内涵，在法律术语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从《合同法》对“买卖合同”的定义中得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偿；二是所有权让渡。那么，是否意味着此条中的“转让”一定要是有偿和所有权让渡呢？
其次，如何界定“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根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所谓“报废车”，包括汽车、摩托车、农用运输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所谓“拼装车”，是指使用报废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通常统称为“五大总成”）以及其他零配件组装的机动车。从其概念中可知，衡量标准有两个：安全标准和环保标准。那么，这两种标准的拼装、报废机动车是否一视同仁呢？
二、法律适用的立法考量
（一）立法目的上考量
在拼装、报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运行过程中驾驶人的行为，还在于机动车本身不符合国家机动车上路运行的强制标准。机动车是一种特殊的物，其处于静止状态时是普通物件，并不存在任何危险，而在其处于运行状态时，即机动车与人力结合时才被法律视为高度危险活动，道路交通事故是机动车在运行时发生的。对于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条件的机动车而言，只要人力得当，这种高度危险活动是可控的、是安全的；而对于不符合国家条件的拼装、报废机动车而言，即使人力得当，也极容易导致危险发生，这种危险活动是难以控制的、是不安全的。因而，拼装、报废机动车对于交通运行安全来说，相当于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且后果通常非常严重。而这种不定时炸弹的存在，源自市场上存在这种炸弹的流通，流通的主体则是转让人和受让人。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同样是机动车买卖行为，一般机动车的转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拼装机动车的转让人则要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机动车本身安全性问题，后者提供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标准且存在不合理危险的机动车。根据确定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的危险责任理论，后者正好符合危险责任理论，将其控制下的存在不合理危险的机动车投入流通市场，既开启了其不可控的危险，也从中获得了不菲的转让利益。一般情况下，转让人是危险源的提供者和制造者，从中享有了转让的利益；而受让人则是危险源的开启者，从中享有了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两者行为的结合，直接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缺少任何一方，也就不存在“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报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所以，本条从交易环节的视角，明文规定责任主体为交易环节中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其目的是将提供危险机动车的主体和进行人力运行控制和运行利益的主体纳入到了责任主体范围，这不仅有利于机动车的管理和道路安全的维护，而且也有利于及时全面的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此规定有利于预防并制裁转让、驾驶拼装的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行为，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受害人有损害时，也可以根据本条获得较为充分的损害赔偿。
（二）规范体系上考量
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已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六章用了6个条文来规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分别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则性规定（第48条）；租赁与借用机动车（49条），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机动车（50条），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的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51条），盗窃、抢劫、抢夺机动车（52条）四种特殊交通事故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以及交通肇事逃逸后的责任承担问题（52条）。而第48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其指向的正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关归责原则的规定，该条作为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具有普适性，同样适用于拼装、报废机动车交通事故之责任承担问题。从整个规范体系上来看，如果机动车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合一的，即未发生任何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分离，则直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即可；如果机动车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一种是如第49条规定的使用权合法让渡，一种如第50条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形式上分离，一种是如第52条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因非法行为而实质上分离的，分别适用法律规定即可。以上法律规定情形，是否适用所有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呢？尤其是像拼装、报废机动车这种本身即存在不合理危险、为法律所禁止上路运行的机动车。
由于我国实行机动车报废制度和严禁拼装机动车，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属于违法行为，在转让人和受让人的主观上，具有某种共同的过错，即对违法机动车的高危险性明知或放纵，对拼装、报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结果的放任。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共同的间接故意，又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如果一视同仁，则在法律适用上，拼装、报废机动车的原所有人（转让人）没有责任，那么共同侵权行为人之一将不必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有失法律之公允公平之法理。所以，从打击和制裁此种违法行为来看，应将拼装、报废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侵权与一般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侵权分而治之。
三、适用情形的重新审视
（一）“以市场流通行为界定“转让”
关于“转让”是否一定“有偿”或是否限定为“所有权让渡”问题。与“有偿”相对应的便是“无偿”，比如赠与、借用等；与“所有权让渡”相对应的便是“使用权让渡”比如出租、借用等。
从立法目的上看，无论是买卖中的转让人，还是赠与人、出租人、借用人，作为拼装、报废机动车的原所有人或所有人，其行为都将拼装、报废机动车投入了流通市场，即都是提供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条件和存在不合理危险的机动车的主体。所以，从本质上讲，无论有偿与否，无论所有权转让与否，在提供危险机动车的行为上并无任何差异，主观上都明知机动车的非法性和危险性，都属于立法目的规制的对象。如此限定既不利于机动车的管理和道路安全的维护，也不利于及时全面的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规范体系上看，如果限定为“有偿”或“所有权让渡”，则会出现同样是拼装、报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只因使用的方式不同而承担的责任不同的问题。若是买卖，则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若是出租出借，所有人承担过错责任。这样反而有一种错误的立法导向，即鼓励对拼装、报废机动车的出租出借使用，更容易导致拼装、报废机动车的上路驾驶。所以，从规范体系上看，不宜将“转让”限定为“所有权让渡”。
所以，界定“转让”行为，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促进此类机动车在市场上的流通，如果促进此类机动车在市场上的流通，其行为的性质都离不开提供了危险机动车这一事实。因此，无论有偿与否，无论所有权让渡与否，只要促进此类机动车在市场上的流通，都可界定为“转让方式”，都应该直接适用第51条。这一点也在《侵权责任法（二次审议稿）》的征求意见中也得到了印证，有意见认为，实践中对拼装、报废机动车转让的形式不仅有买卖一种，而且采取任何方式转让或者交易拼装、报废机动车的行为都是绝对禁止的，建议对各种转让形式都予以规范。
（二）以不合理危险理解“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如前所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认定标准有两个：安全标准和环保标准。与《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相配套的《汽车报废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规定，也都是从这两个标准进行界定的。《侵权责任法》第51条中的标准是否也包含这两个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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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占有不管是权利还是事实状态抑或是法益，都应该获得法律的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占有的保护更是上升到一个高度，在《物权法》中单独列编予以规定，可见立法者对保护占有的重视。可是，占有的保护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只能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物权法的保护，其二是债权法的保护，债权法的保护强调的是不当得利。那么，占有可否获得即将制定的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呢？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占有虽然不是权利，不适用《民法通则》有关侵权的一般规定，但是占有还是可以获得侵权法的保护。
占有不管是权利还是事实状态抑或是法益，都应该获得法律的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占有的保护更是上升到一个高度，在《物权法》中单独列编予以规定，可见立法者对保护占有的重视。可是，占有的保护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只能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物权法的保护，其二是债权法的保护，债权法的保护强调的是不当得利。那么，占有可否获得即将制定的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呢？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占有虽然不是权利，不适用《民法通则》有关侵权的一般规定，但是占有还是可以获得侵权法的保护。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占有可否获得侵权法的保护？占有怎样获得侵权法的保护？侵害占有的具体责任设计。
一、占有可否获得侵权法的保护
占有可否获得侵权法的保护，取决于对占有性质的界定。占有的性质如果被认为是权利，则权利的侵害必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这样占有获得侵权法的保护便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假如占有不是权利，而是事实抑或是法益，可否获得侵权法的保护便要加以论证了。所以，对占有可否获得侵权法的保护的论证须先从对占有性质的界定展开。
1、占有的性质
关于占有的性质，历来有争议，罗马早期的法学家一致认为，占有是事实，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但在帝政后期，有的学者开始主张占有是一种权利，也像物权一样，可以援用救济程序加以保障。后来争议越来越激烈，以致立法上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例。德国、法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立法中均称为“占有”，《日本民法典》中则称“占有权”，立法中给予了非常明确的区分。后世研究罗马法的学者对此问题也有争论，大致有两种主张，一是事实说，一是权利说。①我国学者也有两种相互分歧的主张，但大都学者认为，占有是事实而非权利。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在其第五编中规定了“占有”，并未冠之以“占有权”，可见立法采用了事实说。
笔者认为，占有的性质既不是单纯的事实，也不是权利，而是一种基于管领和控制的事实而具有的法益。
占有确实是一种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不是占有的性质。性质是事物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这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法律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现象，是人们可以从外部感知的事物的外部联系，这一外在现象是不能被当作体现事物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事物的性质的。同时，性质可以使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作本质区分，然而法律事实与权利根本不是同一范畴的两个定义，无所谓区分不区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可混淆之处。“所谓法律事实是法律使某一权利的取得、变更或丧失赖以发生的条件。”②即法律事实是条件和途径，权利是法律事实行使的结果。
占有也不是权利，占有与权利有许多内在的区别。权利的成立必须具有合法的原因，占有即便是非法获取的也成立占有。在无权占有的场合，占有人可以依据自己的占有主张不受外力的侵害，但占有不得对抗本权。如果占有是权利，如何解释同为物权，为何占有的权利效力低于本权？另外，在公示方法上、权利主体上，占有与物权都存在诸多不同，所以占有不应该被界定为权利。③
占有是一种法益。占有背后所包含的利益是占有制度设立的初衷和最终归宿。占有制度设立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占有者的利益，维护占有的秩序。占有制度对占有的保护最后都必须落实到维护占有者的利益之上。所以，利益是占有最为本质的规定性，用法益来界定占有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受法律保护，而对于某一特定的利益，基于其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如，占有。但是，因为占有这种利益的特征，如前所述，所以法律并不赋予其权利的地位，法律又必须保护这种利益，占有便成了法律所保护的法益。
2、占有法益可否获得侵权责任法的保护
占有法益可否获得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得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说起。我国没有独立的侵权责任法，仅有《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关于侵权的一般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条中并未说明是否侵害的一定是权利才应承担责任，只是笼统的规定侵害他人财产、人身，但大多学者对侵权责任的承担都存在这样的假设，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损害了权利主体的某项权利，占有不能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因为既然“民法将占有规定为一种事实而没有像日本那样规定为权利，就不能像日本学者那样认为可以成为侵权行为的对象。”④
笔者认为，占有可以成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其一，从侵权责任法设立的目的来看，主要还是为了保护利益。立法者设立侵权责任法是为权利遭到侵害者提供救济，包括财产救济和精神救济，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只有提供了救济才能真正地保护权利。权利本身只是一种规范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谈不上救济也无需救济的，真正需要救济的是体现权利内涵的利益，如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等。即侵权责任法设立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救济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利益，而在占有上存在占有主体的各种利益，它就应该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其二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内容来看，侵权责任法保护两种东西，一种是已经上升为权利的利益，一种是没有上升为权利但是必须给予保护的利益，即法益，占有从本质上说是法益，能够成为其保护的对象，理应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
二、占有怎样获得侵权法的保护
前面论述了占有可以获得侵权法的保护，但是占有若想获得侵权法的保护还必须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1、适用侵权法上的请求权还是物权法上的请求权
如果侵权法可以保护占有，那么权利人根据侵权法提出的请求与依据物权法提出的请求到底是并立还是包含抑或是竞合？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分解以下子问题，其一，占有人依据侵权法提出的请求权是什么性质？其二，占有人依据《物权法》提出的请求是什么性质，是否就是物权请求权？其三，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占有人可以依据侵权法提出请求，占有人的这种请求是针对自己的损害而言的，对占有的损害包括对占有物的损害，对占有物的支出费用的损害，对占有物的可预期利益的损害和占有人的责任的损害。不管是哪种损害，都是占有人提出请求的直接依据和最终获得赔偿的根据，即占有人依据侵权行为法提出的请求都是以损害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是侵权损害赔偿的最重要的特点，所以，占有人的这种请求权是损害赔偿请求权。占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占有人因其占有受到侵害而要求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占有人依据《物权法》提出的请求反映在《物权法》第245条，包括占有物返还请求权、占有物排除妨害请求权、占有物消除危险请求权三种以及《物权法》第343条善意占有人对回复请求权人的请求权。⑤占有人依据《物权法》提出的请求权我们暂且把它称为占有的物权法保护请求权，它不是物权请求权，因为其一，占有的物权法保护请求权旨在保护占有，以占有人为请求权主体；而物权请求权，旨在保护所有权，以所有权人为请求权主体。其二，占有物权法保护请求权以占有被侵害为要件，占有被侵害时始产生占有保护请求权。而物权请求权作为物权内在机能的外部体现，自始存在，即从取得物权的同时就取得物权请求权，而在物权遭受侵害时，从“潜在”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成为可行使的权利。其三，占有的物权法保护请求权以占有为前提，物权请求权以物权的存在为前提，无物权即无物权请求权。作为占有的物权法保护请求权行使主体的占有人，可为有权占有，也可为无权占有，即使是无权占有也受法律保护，他人不能以强力侵夺，因占有是对事实和秩序的保护。 ⑥
占有的物权法保护请求权是物上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不同于物权请求权，一方面，物权请求权是基于物权产生的请求权，在物权受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的可能时才能行使；而物上请求权，则是基于物产生的请求权，是在物受到侵害或者有遭受侵害的可能时行使的。物权请求权表明物权是源于物权的绝对性，支配力，是物权权能实现的保障和效力的体现，物上请求权的概念没有抽象出这种法律特性。另一方面，物权请求权表明它是与债权请求权相对应的，而物上请求权则没有表明此种区别。⑦物上请求权包括二种请求权，一为基于所有权及其他物权而生的请求权，即物权人于其物权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得请求回复圆满状态的权利(物权请求权)；一为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⑧
占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界定，到底适用损害赔偿请求权还是占有的物上请求权？这一问题涉及到侵权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以及民法典的体例，取决于侵权救济模式的分立还是统一。笔者倾向于选择侵权统一救济模式，⑨在这种救济模式中，占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统一于侵权责任法中，不分离不竞合。对占有的侵权责任包括侵夺占有、妨害占有和损害占有。其中侵夺占有和妨害占有以及损害占有中的对占有费用中的损害对应物上请求权，其他损害占有对应损害赔偿请求权。
2、适用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
占有人的请求权的提起到底适用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取决于不同的请求权性质。⑩
要求返还原物的侵权责任的构成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的构成。也就是说，在确定侵权责任时，占有人只需证明侵权人有违反占有人的意思，将占有物的一部或全部归于自己的管领和控制之下的侵权行为，而无需证明侵权人是否有过错，不管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要有侵夺占有的行为，就足以构成返还原物的责任的适用。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在这类侵权中，行为的本身就是损害的结果，行为本身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要求排除妨害的侵权责任同返还原物一样也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的构成，占有人只需证明侵权人的某一行为对自己管领和控制占有物形成妨害，如丢弃垃圾于他人土地之上、排泄废水于邻地等。妨害占有的具体责任形式为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与侵夺占有不同的是，妨害占有的损害不是现实的，而是一种能够带来损害的可能性，只要这种妨害行为具备了带来损害的可能性，就是侵权，而这种可能性并不要求高度盖然，这也是这类侵权与一般侵权的区别。
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的构成应该适用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构成，即要有致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过错。但并不是所有的损害赔偿的侵权都是一般侵权，在占有费用损害的侵权赔偿中，应该适用特殊侵权。占有人在占有期间通常要对占有物支出一定的费用，当回复请求人请求恢复占有时，占有人支出的费用就面临损失。要适用侵权责任法，在这一情况下，首先要论证对占有物支出的费用是否构成损害。当回复请求权人要求回复占有时，占有人支付在占有物上的费用便随着占有物的返还一起移转给回复请求权人，而费用和物具有不可分性，那么，占有人的费用就面临损失，笔者认为，在这类情况下，损失就是损害的代名词，占有人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损失，就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当然，主体要件是否适合要参照《物权法》第243条来确定，善意占有人的必要费用是法律认可的损失，其他不予支持。这类损害在过错要件上是不同于其他损害，因为回复请求权人在这类损害中是没有任何过错的，相反他们还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来要求占有物的返还，只是正当的返还给占有人带来了损失，所以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证明损失的存在，无需就过错举证。
3、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是否应该给予不同的对待
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应否给予不同对待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区分不同的请求权分别展开分析。对于侵夺占有和妨害占有而言，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不应该给予不同的对待。因为占有制度保护的出发点以及占有与物权的区别就在于不管占有是有权源的占有还是没有权源的占有甚至是非法占有都同等的给予保护，他们保护的是占有这一事实的管领和控制的状态，我们不能因为占有没有权源而剥夺其要求返还占有物、要求排除妨害、要求消除危险的权利，在这样的责任形式下，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在法律上的效果是应该一视同仁的。而对于损害占有的请求权的规定应该区分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因为损害占有的请求适用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即适用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过错，尤其是过错的要件决定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的区别对待，同样，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的赔偿的范围也应有所不同，这一点在具体责任形式中再给予详细论述。
三、侵害占有的具体侵权责任设计
侵害占有的行为具体来说应该有侵夺占有、妨害占有、损害占有三种。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侵夺占有
所谓侵夺占有，是指非基于占有人的意思而排除其对物的事实上的管领力和控制力，即违反占有人的意思，将占有物的一部或全部归于自己的管领和控制之下。同时，侵夺占有也可能会导致对占有物的损害，也可能会导致对占有物的可预期利益的损害和占有物的责任的损害，这些损害是侵夺占有的后继侵权，存在一次侵权（侵夺占有）之后的二次侵权（占有物的损害），因为我国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通说没有坚持“第二性义务说”11??，而是采纳了“后果论”，即民事责任是当事人不履行民事义务时所应当承担的民法上的不利后果12，所以可以在不利后果中设计一次侵权责任和二次侵权责任。如果是“第二性义务”就不能再细分了。这里说的侵夺占有是作为“预防责任”?的第一次侵权，不包括侵夺之后对占有物的其他损害，所以承担侵夺占有的具体责任形式即为返还占有物。
（二）妨害占有
所谓妨害占有，指非基于占有人的意思妨害占有人管领和控制其物，致使其使用其物的可能性遭到损害。如上所述，我国对责任采取“不利后果说”13， 在不利后果中存在一次侵权责任和二次侵权责任，妨害占有只是“预防责任”意义上的侵权（第一次侵权），不包括因为妨害占有所导致的其他损害（第二次侵权）。所以，妨害占有的具体责任形式只包括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三）损害占有
所谓损害占有，即对占有的侵害造成了占有人的财产损失。损害占有的具体责任形式为赔偿损失。它包括对占有物的损害、对占有物支出费用的损害、对占有物可预期利益的损害、占有人责任的损害。
1、对占有物的损害
对占有物的损害应该区分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有权占有又分为基于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占有和基于其他关系所产生的占有，我国《物权法》第241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依照该条规定，基于合同产生的有权占有，对占有物的使用、收益以及违约责任等直接依照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如果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相关法律(如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的规定处理，即直接依照本权关系处理即可，不需适用侵权责任法。
对于无权占有的占有物的损害，依据占有人是否知其无权占有为标准，可以分为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善意占有是指占有人误信有占有的权利且无怀疑地占有，恶意占有则是明知无占有的权利，或对有无占有的权利有怀疑而仍为占有。我国《物权法》第242条规定:“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善意占有人有权使用占有物，但是恶意占有人无权使用占有物，即善意占有人对占有物享有使用利益，如果行为人损害占有物，导致其不能使用占有物，造成使用利益损害时，善意占有人有权要求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责任形式为赔偿损失。恶意占有人无权使用占有物，对因侵害占有导致的占有物的损害并最终导致占有物的使用利益的损失不享有赔偿损失的请求权。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条只是规定了善意占有人的使用权，并未规定收益权，即对于占有物上的自然孳息或法定孳息，无论恶意占有人还是善意占有人均无权收取。即占有人对占有物的自然孳息或法定孳息不享有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但如果善意占有人不能对其请求损害赔偿，而占有物的原所有人又因为其他原因（不知去向）也不为主张时，岂不是让侵害者获得这一不当得利？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处理是有违公平的，也不符合占有保护的初衷。所以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善意占有人对占有物的受益权，收益遭到侵害是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2、对占有物支出费用的损害
占有人在占有期间通常要对占有物支出一定的费用，当回复请求人请求恢复占有时，占有人有权利就支出的费用请求偿还。我国《物权法》第243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按照该条的规定，善意占有人可以向回复请求人请求返还必要费用。至于恶意占有人可否请求返还必要费用、善意占有人可否请求返还有益费用，我国均未作规定。笔者认为，第一，对于必要费用，恶意占有人可依无因管理的规定请求返还。因为如果不允许返还，回复请求人无疑有不当得利之嫌，但是，如果恶意占有人与善意占有人一样均可以毫无区别地允许返还，那么二者之间同等对待，将会有失法律的公平。所以，允许恶意占有人依据无因管理的规定请求返还，在范围上要小于善意占有人的返还范围，这样区别对待，不仅体现了公平，而且也可以适当地平衡占有人与回复请求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对于有益费用，善意占有人可在现存的增加价值的限度内请求返还，而恶意占有人则不得请求返还该项费用。之所以允许善意占有人只在现存的增加价值的限度内请求返还，是因为有益费用不同于必要费用，必要费用是不得已而支出的，但是有益费用是否要支出，则纯出于占有人的任意。如其物在回复请求人手里时，该项费用是否支出尚未可知，所以回复请求人不当然负有返还的义务，但因其支出导致占有物增加其价值，而其价值现时尚存在者，则回复请求人既享有其增价之利益，自应于其限度内负偿还费用的义务。至于恶意占有人不得请求返还有益费用，是因为恶意占有人既明知自己是无权占有，如果允许其请求返还该项费用，有可能会怂恿其滥支有益费用，从而增加回复请求人的负担与困扰，以致难以请求回复。14?
3、对占有物的可预期利益的损害
笔者认为，占有人圆满的拥有占有物时可以获得的预期利益是应该保护的，对占有物的可预期利益的损害是纯经济损失中的一类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予以保护的利益。有关纯经济损失的问题是目前民事侵权法所面临的一个技术难题，国外讨论较多15?，我国关注相对较少，因为英美法上的“水闸理论”的影响，国际社会大多采取不予赔偿的态度，但是目前社会出现了大量的纯经济损失的案件，慢慢倾向于采取限制性赔偿的解决方法。笔者认为，关于纯经济损失是否应该赔偿已经不用再争论，我国司法实践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所带来的纯经济损失、医疗事故所带来的纯经济损失都有先例可循，人身损害赔偿相关司法解释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也已经率先作出规定。16?目前最关键的是对纯经济损失进行类型化归纳，讨论出哪些纯经济损失该赔，哪些不该赔，构成要件该如何设计。对占有物的可预期利益的损害这类纯经济损失应该给予保护，因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在责任范围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违约责任的承担范围应以所受损害为限，而侵权责任就可以突破这一限制扩充到预期利益损害上。那么，对于占有物的可预期利益损害，在侵权责任上亦可以给予保护。当然，对于占有物上的纯经济损失的致害人应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这一点在具体适用中再论述。
4、对占有人的责任的损害
所谓对占有人的责任的损害，是指占有如果被他人侵害，导致占有人对回复请求权人须负损害赔偿之责任，此种责任的承担对于占有人而言就是一种损失，就此损失，占有人有权向侵害人要求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有权占有，对其毁损、灭失的责任直接依照其本权法律关系(如债权关系、物权关系等)处理即可，无需另外规定。但是，如果属于无权占有时，又分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法律对之给予了不同的规制，我国《物权法》第244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这是我国关于占有人对于占有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的规定。17?
由此可以得出，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善意占有人对于占有物的毁损、灭失，在其所受利益的范围内向物的权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恶意占有人对于占有物的毁损、灭失，向物的权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一责任范围，也正是占有人的占有受到侵害后，有权向侵害人主张的侵权责任的范围。 注释:
①有学者将争论归纳为五种主张，参见刘智慧：《论占有的法律性质》:《民商法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年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②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第150页。
③李岩：《占有法益性质之初步论证》，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第59-61页。
④：《中国民法债编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第128页。
⑤ 绝大多数学者在论述与占有有关的请求权的时候，都忽略了占有人对回复请求权人的有益费用和必要费用的请求权，笔者认为，占有人的这一请求权是其重要的权利，讨论对占有人的保护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这一请求权。
⑥喻文莉：《占有保护请求权若干问题探讨》，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9期。
⑦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01-102页。
⑧王泽鉴：《民法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63页。
⑨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2-352页；魏振瀛：《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4期。
⑩参见拙作：《统一救济模式下的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以占有保护请求权为视角》，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10期。
11黄茂荣：《债法总论》（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64页。
12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268-272页。
13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5-326页。
14?汪渊智、杨继锋：《论侵害占有的侵权责任》，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7期。.
15[德]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