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故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的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法律是立法悲哀，有法律而不遵守是公民悲哀。与其诅咒社会的不公，不如点燃守法的蜡烛，营造和谐社会风。愿大家多多学法，处处守法。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我身边的法律故事，供大家参考。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1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法律，社会就会混乱不堪。彼此冲突。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听到法律这个字眼，也经常在课堂中听到。那么法律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一起看看下面这篇小故事吧!

我去云南旅行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太阳公公叫醒了，下楼时，我听到院外时不时传来嘈杂声，于是我走出去看了一下。才理解到原来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住的客栈的主人是一个老爷爷，他每天都出去晨练骑自行车，而村里又有其他人逗猫遛狗，一不小心就碰倒的一个年轻人的小猫。老爷爷满脸抱歉可年轻人就是不肯让步，非要老爷爷陪治疗费。

在我了解情况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爷爷和年轻人被围在人海中，人声嘈杂，一点说“当然是要逼她赔钱啦，毕竟撞到了小猫啊，看那小猫多可怜!”另一些又说“年轻人就不应该这样，又没有伤到，就应该让一下嘛，真是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到最后七点多的时候，老爷爷的儿子出来替老爷爷解围。老爷爷的儿子问清楚碰猫的时间就开始说：“这位小伙子，第一，你的逗猫的时间不对，云南的法律不是有规定的吗?规定时间是早上七点后和晚上七点半前。第二，法律上本身就规定逗溜宠物要系牵绳的。”年轻人听了老爷爷儿子的解释后，意识到是自己做得不对，道歉了几句就走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了：要多多掌握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因为这样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2法律，在我们小学生眼里似乎遥之不及，实际上却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从小就得遵纪守法，做一个学生。

我们要懂法律，遵守法律，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让自己不受侵害。学习法律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避免触犯法律。

有一个品学兼优、善良可爱的小学生——小民，他经常受到家长和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在巷子里看见几名同学聚在一起，过去才得知他们要去网吧。“网吧”这个家伙对小民来说，非常新鲜，他耐不住好奇也跟了去。长期沉迷于书海的他还从未玩过网络游戏，一下子就着迷了。一开始还是用自己的零花钱和早餐钱，上完课才去上网，紧接着上课也想着网络游戏，变得心不在焉，而后，他找遍种种借口旷课，逃学，整天泡在虚拟世界里，夜晚也称在同学家整晚不归，最后他没钱了，就以大欺小，抢低年级同学的零花钱，结果在一次抢钱时，被警察当场抓住，拘留了，因耐不住时时刻刻向他攻击的网瘾，撞墙自杀了。

像这样的悲剧还少吗?悲剧的发生一半原因在于小学生不懂法律，不知道未成年人不可进网吧，一半原因在于老板一时贪钱，不去遵守法律，才酿成如此众多的悲剧。同学们，我们要做一个遵守法律的好公民，不落入他们的后尘。

我想说一句，如果人人都去“学法、知法、守法、用法”，那世界上还会有如此众多的悲剧吗?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3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在法治的蓝天下健康成长，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因此国家十分关注我们的成长。并颁布了许多法律保护我们。

提起法律，往往给人一种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但法律则最权威。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才变得秩序井然，我们的权利才得到了切实的保障。我们未成年人更应该感谢法律给我们带来的一切。

《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专门保护我们未成年人的法律“武器”。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法律保护我们。

在生活中，遇到非法伤害，应通过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在创作中，遇到版权侵犯，应通过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在学校中，遇到打架斗殴，应通过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在……所以，法律与我们无处不在。

法律是国家赋予我们打保护盾，但法律要靠我们大家自觉遵守，由于我们的社会经验不足却自我感觉是大人了，喜欢独来独往，有些学生喜欢拉帮结派，重感情，讲义气，无法无天，没有学生样。喜欢先动手，后动脑。事后无反应，待冷静后见出了大祸才惊慌失措、后悔不已。我们未成年人现在自制力不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够强，所以在这方面还需要家长，老师等的监督和指导，在心中树立起强烈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知识，普及法律。

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相互对立的力量在起作用：正与邪，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人性的光辉与丑恶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每一个人。愿我们在法制的蓝天下健康成长，让法律伴我成长!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4面对欺负和威胁我们该怎么做呢?来看看一个小故事吧!

林林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性格活泼非常喜欢打乒乓球。今天他和几个同学在玩乒乓球。这一局林林正和对手玩的起劲，只见林林一个反扣，结果把乒乓球扣飞了，球正好落到几个六年级的脚下。林林跑过去捡球，其中一个大个子把球抢先捡起来，转身要走。林林说：“同学，那是我的球。”这个大个子同学看看球，又看看林琳“同学，我们也在打球，可乒乓球坏了，不如先借我玩玩吧”“可我们也在玩!”林林说道。还有几个六年级的同学走过来，说：“你如果真惹了我们，你再也就玩不了球了!”说完还摆摆拳头……

我们在受到他人欺负时，首先要有反抗的勇气。受到欺负时，如多我们一再胆小懦弱，只会助长这种不良行为的气焰。其次，我们还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当受到别人威胁时，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明知自己“寡不敌众”还要“以卵击石”，这样只会伤害到自己。再次，我们在遭受他人欺负时，一定要学会理智对待。不能过于盲目，过度反抗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教育部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规定小学生要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待人有礼貌，不打架，不骂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规定，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要处以拘留，罚款或警告。我国《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5在三月的阳光明媚下，我们“天平普法社”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过余杭法庭的大门。一走入法庭庭审的地方，脚步转而放缓，不由自主地也将呼吸放轻，安静等待开始。从被告到公诉人再到辩护人，每一个人都认真严肃，说话也井井有条，法律的一项项规定，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法律对我们的保护，却也十分严厉，不轻易原谅。收获颇丰。

转眼已入四月，模拟法庭的比赛即将开始。伴随着紧张的气氛，未脱去稚嫩的同学们开始扮演。各个程序有条不紊，衔接的恰到好处，公诉人辩护人也讲的头头是道，仿佛这不再是模拟，而是真实发生的，我们完全身临其境了，为被告的行为痛心，同时也为他们的知错的悔罪态度而喜悦，最后判了缓刑，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法律，是一个非常人性化同时也特别公式化的东西。它可以原谅小过错并不予计较，但赔偿不可无，它公正公开，不因地位高低而偏倚，它是每个人都必须去遵守去实行的，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法律。蓦地心中升起了一份崇拜和敬佩，以及向往。或许在不久之后的将来，我也会成为一名律师甚至一位审判长，或许我会看尽世间冷暖，但始终不忘初心，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个人辩护，争取到最大效益;或许我会去处理各种犯法事件，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方，做出最公正正确的决策。

篇2

一、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的重要意义

《指导意见》的制订目的主要是规范评估师的执业行为，明确评估各方当事人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方面的权利义务，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以及资产评估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引导评估行业、委托方、评估报告使用者、包括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正确认识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行为，以正确认识资产评估的作用。

评估目的与其权属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以投资、出售、抵押等资产所有权转让为目的的评估中，资产权属状况对评估报告使用者以及评估目的的实现更是有较大的影响，因此，评估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对评估对象的权属状况进行关注。

法律权属应是资产评估工作的客观性原则的要求，但是我们国家以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倾向于对评估方法及评估原则的讨论，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问题则有所忽略。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认为研讨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似乎不是评估师的“份内之事”，另一方面很多评估师法律知识的欠缺使其不知如何关注资产权属问题、不清楚关注的程度应如何把握。而且，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的规定非常多，政出多门的现象比较普遍，客观上也给评估师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并且，委托方为一己私利，在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上弄虚作假、干扰评估师的工作独立性等等情况层出不穷，使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相背离，导致法庭上作为被告的评估师身影屡次出现。由于我们“圈内人”自身对评估师是否应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应如何关注认识不统一，作为“圈外人”的社会公众、媒体乃至司法界人士对此产生种种看法和“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评估师应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进行关注并恰当披露

评估师如何关注评估对象的权属，以及关注后所承担的责任等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并不明确。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结构，产权不明晰的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近年来，资产评估行业中出现的纠纷、诉讼，与评估对象的权属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行业本身、行业监管部门、委托方、媒体、司法界等对评估师是否应当对评估对象的权属问题承担责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评估师就是评估资产价值，对资产权属不承担责任，因此无须关注；有人认为权属不清则评估没有意义，所以评估师应对资产权属真实、合法性承担责任，这无疑又夸大了评估师的作用。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模糊认识，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当事人大多要求评估师不仅对评估结果的合理性承担责任，而且对评估对象权属问题承担责任，而司法部门、社会公众也有这种倾向，甚至连涉案的评估师自己对此也认识不清。《指导意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明确：

第一，明确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和评估师的责任。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并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并予以恰当披露。

第二，明确了评估的作用。规定评估师应当明确告知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评估师执业范围。并且规定评估师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的能力，不得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第三，明确了评估师如何关注、如何恰当披露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及其责任限制。《指导意见》规定，评估师在执行资产评估业务时，应当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和资料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并对查验情况予以披露，但不应超越执业范围明示或暗示承担验证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的责任。评估师以设定产权为前提对委托方不具有所有权的资产进行评估，应当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和设定产权前提予以充分披露，并明确说明设定产权状况与实际法律权属状况存在重大差别。

按照《指导意见》的规定和我们对评估业务的理解，评估师虽然不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不承担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验证的责任，但是应当关注权属资料的真实，而且如果发现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确有瑕疵还应当恰当披露。这实际上是说评估师虽然不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见，但是评估师还是要对各种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有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在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进行关注时，评估师才能发现并判断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是否有瑕疵；也只有这样，一旦发现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确有瑕疵，才能进行恰当的披露（甚至可以说是艺术的披露，因为评估师一边面对的是委托的客户，一边面对的是公众和法律）。尽管，恰当的披露决不是确认或发表意见，但是评估师只有掌握了充足的法律权属知识，才能够“关注并恰当披露”。这就对评估师在各种资产的法律权属方面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提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三、评估师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的过错及认定

评估师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评估师的民事责任主要是指评估师的专家民事责任，即评估师作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在为委托人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给委托人或第三人造成利益损害，而由责任主体——评估师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在民法或者侵权行为法领域所说的专家，是指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得到执业许可或资格证书，并向顾客或者当事人提供专门服务的人。专家责任是指具有特别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在履行专业职能的过程（执业）中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民事责任应是侵权民事责任，而且是一种过错责任。

侵权的过错责任一般应当有以下四个构成要件，即： 损害事实、致害行为、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致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中的过错是致害行为的心理基础和驱动力，致害行为是过错的外在表现。在过错责任的认定中，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又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过错，是指行为人通过其实施致害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过错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态度，但对过错的认定却主要应运用客观标准，如行为人所从事的业务性质、客观环境等，在法律上通常使用“诚信善意之人”的标准。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他人之权利和利益负有一般义务的人，应当尽到一个“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程度。“诚信善意之人”是指一个受过一般教育，具有一般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具有一般道德水准的人，这个“人”是法律上拟制出的一个标准人，“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程度，就是法律对于一般的人所要求的注意程度。用“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程度作为判断加害人有无过错的标准，具体做法是将一个“诚信善意之人”在当时当地及其他同样条件下所达到的注意程度与行为人的注意程度相比较：如果行为人的注意程度达到或者超过了“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程度，也就达到或超过了一般的注意程度，在法律上不认为加害人存在过错；反之，如果行为人未能达到“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程度，也就没有达到一般的注意程度，在法律上就认为行为人存在过错。

有些法律、法规和一些行业的操作规程对于有关人员的注意义务予以特殊的规定，要求行为人应当达到特别的注意程度。这些负有特别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如医生、律师、注册会计师和注册资产评估师等，不仅要达到一般的注意程度，而且还要达到特别的注意程度。只有在心理上达到了法律、法规、操作规程等规定的特别注意程度，才不具备“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即没有过错，进而不承担民事责任。

过错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故意，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损害后果，仍然积极地追求或者听任该后果的发生。过失，是指行为人因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而未能预见损害后果，并致损害后果发生。未尽一般人的注意义务，为重大过失；未尽处于行为人地位的合理人的注意义务，为轻过失。

如果评估师在为委托人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给委托人或第三人造成利益损害，评估师是否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就要看评估师的主观是否有过错了。当然，由于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没有提供真实、合法、完整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甚至是故意伪造、隐匿、销毁有关资料的，评估师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减轻或免除。

过错是评估师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对评估师的过错认定也要运用客观标准，也要有一个“诚信善意之人”的标准，不妨称为“诚信善意之评估师”，这个法律拟制出的标准人的注意程度应达到专家标准，即在有关符合评估师执业的具体法律法规和行业的执业准则和规则的规定下，具有评估师专业知识或技能，获得评估师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所应达到的标准，在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关注方面，由于不是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及其资料进行确认或发表意见甚至于司法鉴定，所以不能以过高的标准来要求评估师。

按照“诚信善意之评估师”的标准，评估师没有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规定工作程序从事执业活动，或在主观上“明知”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存在瑕疵，而没有充分披露造成侵权的，应当认定评估师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过错。

按照“诚信善意之评估师”的标准，评估师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规定从事执业活动，未能恪尽职守，缺少了应有的合理的职业谨慎，应当知道而不知道或者出于疏忽，而产生侵权行为的，应当认定评估师存在重大过失或轻过失的过错。

评估师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规定从事执业活动，在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即使其评估结果有违客观性，出具了与事实不符或者内容有疏漏的评估报告，我们认为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下面我们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并联系评估工作的特点，来分析一下评估师在进行评估工作过程中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可能出现的无过错、故意、重大过失、轻过失的各种情况：

（一）、接受业务委托前

1.评估师在接受业务委托前，有明确告知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真实、合法、完整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的义务。明确告知行为无过错；如果评估师没有明确告知行为轻过失（因为即使是评估师没有明确告知，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从守法的要求来讲也应提供真实、合法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即便资料不是绝对的完整）。

2.评估师应当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是否存在瑕疵进行初步查验。发现权属资料存在瑕疵时，或当委托方委托评估师对其不具有所有权的资产进行评估时，应当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予以特别关注，要求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提供承诺函或说明函予以充分说明。如这项工作没有做，在法律上尚不构成过错，因为这样只是增大了评估工作对于评估师的风险性，还不能对评估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评估师应当根据前述法律权属状况可能对资产评估结论和资产评估目的所对应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考虑是否承接评估业务。如果发现存在瑕疵，且该瑕疵与评估目的存在重大矛盾，或委托方委托评估师对其不具有所有权的资产进行评估，或且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能提供承诺函或说明函予以充分说明，评估师仍要坚持承接该项评估业务，则接合后期工作情况就可能推断评估师有重大过失的过错。

（二）、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工作过程中

1.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和资料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这时的查验应比较详细、具体，这是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的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当然评估师也没有必要按照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的程度进行查验，否则就超出了评估师的执业能力。评估师只能是按照“诚信善意之评估师”的标准进行必要查验，如果评估师没有进行必要的查验则存在故意的过错或重大过失的过错。

2.如果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有明显重大的瑕疵，而评估师没有发现则可能存在重大过失的过错；发现了而没有披露，则可能存在故意的过错；评估师发现并进行了披露，但披露不充分、不恰当则可能存在重大过失的过错或轻过失的过错。

篇3

古罗马法律中自然法：自然法学派认为，在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之上有一种叫做正义的东西，当制定法的内容与正义相悖时，人们便可以不再遵守制定法，正义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这里的正义也被称为自然理性，是人类内心深处的良知。

罗马法，一般泛指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它既包括自罗马国家产生至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元老院的告示，成文法和一些习惯法在内。也包括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东罗马帝国的法律。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论文摘要: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将反收购的决定权赋予了股东大会。但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控股股东完全可以操纵股东大会，损害中小股东及收购方的利益。为了防止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收购中滥用权利，维护私利，治本之计在于国有股的减持和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当务之急是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增加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和表决权排除制度的规定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处于利益冲突的核心为了防止董事利用反收购维持对公司的控制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将反收购决定权赋予股东大会。但由此可能导致另一个问题，即在股东大会享有反收购的决定权时。对于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完全可以操纵股东大会，对新股东进行反收购的抵制。

我国的股权结构既不同于英美式的股权分散式，也不同于德国式的法人间交叉持股的股权集中式，而是“一股独大”式的高度集中。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析(见下表)，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绝对控股地位(持股比例〕50 %)的达40. 93 %，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达44 . 26 %。

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决定了股东大会常常变成大股东会，几万股东的大会一般只有十几人参加，甚至只有大股东一人参加在大股东的操纵下，虚假的年度报告，不真实的重组方案，不公正的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高价配股方案都可以名正言顺地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收购人通过二级市场吸纳、国有股权行政划转、法院裁决、拍卖、继承、赠与等合法途径导致持有或可能持有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时，必然遭到原控股股东的顽强抵制二根据一股一票和简单多数表决的原则，大股东完全可以控制股东大会，使阻止新股东人主上市公司的做法得以合法通过新股东执意人主。老股东无意让位，导致两家大打出手的景象经常在上市公司收购中上演。

控股股东在收购中对新股东的抵制轻则加大收购方成本，使收购方即使获得股权仍然无法取得控制权，重则上市公司在新老股东的相持与内耗中业绩下滑，公司及股东利益受损。因此，当股东大会享有反收购决定权时，必须有相应的措施防止控股股东滥用权力:

笔者认为，防止控股股东在反收购中滥用权力的治本之计在于国有股减持，引人机构投资者，而当务才急应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增加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和表决权排除制度的规定。

一、国有股减持

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管是内部人控制，还是公司控制权市场作用的无法发挥，其根源都在于我国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大量的国有股的存在且不能流通，造成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难以确立，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产权约束无法实现，中国股市畸形发展。因此，对国有股的减持势在必行。

1999年12月，经财政部批准，中国证监会首批推出试点企业开始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方案出台后，市场出现暴跌，导致该方案无法继续实施;2001年6月财政部《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结果又引致市场出现了持续4个月的暴跌走势，以至于2001年1月证监会不得不紧急叫停了这个方案;2002年1月，证监会出台了《国有股减持方案的阶段性成果》。结果大盘又开始狂跌。

国有股减持的失败给市场造成了重大创伤，使其成为当今市场上最大政策变数和困扰投资者的最大难点。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后，证监会向社会广泛征求国有股减持方案，征求到的方案为我国下一步的国有股减持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但是考虑到前几次减持方案对证券市场的巨大冲击，使国有股减持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造成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政府顾虑重重，裹足不前。

笔者认为，国有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上市公司问题成堆的症结，因此国有股的减持是大势所趋。但鉴于国有股减持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不管选择何种方案，必须采取积极和慎重的态度。为此，在国有股减持中应注意把握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保待证券市场的稳定。目前国有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5%左右，如果通过减持全部投人证券流通市场，对市场的冲击可想而知。因此，国有股减持的价格和数量必须考虑到市场的承受能力，不能以牺牲市场的稳定为代价来减持国有股。为此，国有股的减持应当逐步稳妥的进行。第二，兼顾国家与投资者利益。不能因为国有股现有比例过高而在减持中打折处理，损害国家利益;也不能为了国有股的保值增值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应该选择一个“双赢”的方案，从而在国有股减持中创造多赢的局面。

二、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当达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管理技术进行各类证券投资活动，虽然机构投资者的初衷是维护自身利益，降低投资风险，但其行为客观上起到了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对于我国而言，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同样可以达到抑制控股股东的目的;

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既不同于控股股东又有别于小股东。小股东由于受到知识、能力和所持股份的限制，对公司的管理与监督表现冷淡。而控股股东往往利用中小股东的参与意识的淡漠和自身表决权优势，把持上市公司，对其他股东权益造成威胁。机构投资者则可能通过在证券市场抛售股票来表达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意见，造成公司股价下跌，吸引敌意收购的接管者，也可能直接介人公司治理中以保障自身利益。机构投资者相对个人投资者而言，由于自身实力较强、可调配的社会资源较多以及承担的投资风险较大，具有当然的优势地位。进一步讲，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实力、人才优势和管理经验，如果能够在股东参与意识的基础上得到充分体现，则不仅仅可以使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受到遏制，而且会在整个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川。

我国已有少量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案例一般都是在控制权之争时显示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力。如2000年的胜利股份股权之争中，基金景宏、基金景福、基金景阳、基金泰和分别列胜利股份的第六、七、八、十大股东，合计持有股数占总股本的5.530l}，对股权争执的双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遗憾的是，我国机构投资者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仍然势单力薄，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抑制作用非常有限:影响机构投资者作用发挥的原因既有法律上的障碍、也与我国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有关:我国当前需要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

笔者认为，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有许多工作要做一首先，国有股减持，这是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到公司治理中的基础。其次，健全法律法规，如权的征集办法的出台等。另外，发展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现代机构投资者;让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一定监管条件下投资于资本市场。

三、确立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信义义务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对公司除了缴纳出资外，并没有其他的义务。股东之间也没有权利义务可言。这为控股股东操纵股东大会提供了空间。在上市公司收购中，当反收购的决定权由股东大会决定时，控股股东可以随心所欲的通过或否决任何收购要约，无需顾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对公司收购者简单的否定可能使中小股东失去获得溢价的机会，而其不负责任的肯定，也可能使目标公司“引狼人室”。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权利有着不同的内涵。其不同在于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效力要优于中小股东，即控股股东享有的权利优势往往大于其实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大多数时候股东之间利益有其一致性，但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控股股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压迫小股东;因此，如何保证控股股东在运用权利时，不损害小股东利益，便成为法律需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法院为此采取了大股东对小股东信托义务原理来限制大股东的权利。美国关于控股股东控制权转移的法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拥有一定数量股票的股东认为购买公司股票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基于这个事实的认识，法院通常认可股东为了自身利益的投票权。二是法院认为控股股东具有重要的投票权，这个权力会使其决定向他们自身倾斜。因为他们有权选举和改变董事层，为此，法院施加给控股股东信义义务。这一义务的存在，意味着控股股东没有绝对的表决自由。在几个案件中，控股股东未加调查就将其股份出售给不道德的第三人，而该人成为公司的新控制股东后，通过盗窃方式掠夺了公司资产，美国法院对控制股东追究了责任。美国第七巡回法院对此认为:“公司董事代表公司和股东;公司多数股东代表公司和少数股东。董事和多数股东的表决决定必须针对公司的最佳利益，一切受制于这个问题。从法律意图和目的来看，他是公司利益的受托人。在表决中，在管理中他应该全心地、真诚地、诚实地忠实于公司和公司最佳利益必须忽略自己的个人利益”。

英国《城市法典》基本原则5要求:应善意行使控制权，不能对少数股东形成压迫。德国学术界则从股东权的本质来探讨控制股东的义务，认为这种义务是基于控制股东的地位即体制的控制而产生的。控制股东理应和小股东承担不同程度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大陆还是英美国家都确立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信义义务，以防止控股股东的权利滥用。我国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公司的问题尤为普遍，为此我国《收购办法》第9条规定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其他实际控制人对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及该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收购人对其所收购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负有诚信义务，并应当就其承诺的具体事项提供充分有效的履行保证。”因为没有相应的配套条文，所以这里的“诚信义务”应该如何理解?两个诚信义务是否是同一含义?都不是很明确。如果说此处诚信义务即为信义义务的话，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和本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是基于其对本公司的控制，那么收购方控股股东又是基于什么对目标公司的股东负有诚信义务呢?

为了对控股股东进行约束，不妨在《公司法》完善董事信义义务时将控股股东一起作为约束对象。尤其是在公司收购过程中，控股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更容易侵害其他股东利益，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引人，将成为悬在控股股东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

四、确立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

引人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约束控股股东行为，但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控股股东权力的滥用。而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将存在利害冲突的股东排除在股东大会外，使控股股东无法操纵股东大会通过反收购措施，可以确保股东大会决议的公正性。

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是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的制度。这一制度表明，只要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存在利害冲突，不管其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不管其可能在表决时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一律不享有表决权。该制度有利于事先堵住控股股东滥用表决权。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规定禁止股东在利益冲突的场合行使表决权。

我国《公司法》第106条只对“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做出规定，没有对利益冲突时表决权做出限制。《收购办法》也仅规定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针对收购行为所做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不得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以及在收购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后，目标公司董事会除可以继续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或者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决议外，不得采取的反收购措施，并没有对控股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因此，在实践中，即使明知存在利益冲突，控股股东仍是以自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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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侵权责任；工伤

对于建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很多工人不了解具体处理方式，很多的是私了，但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需要经过以下几种程序：一般都首先考虑是否构成工伤，如果构成工伤，就按照工伤处理程序做工伤赔偿；如果不构成工伤，就按照侵权责任处理，直接进入侵权赔偿程序。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必须存在劳动关系，“天工”和帮工除外，并且劳动者发生事故时要排除以下三点规定情况：（1）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2）醉酒导致伤亡的；（3）自残或者自杀的。

符合以上规定条件之后，工伤和视同工伤主要内容，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大致内容包括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预备工作和预备行为或者在工作最后发生的工作事故；还包括职业疾病以及由于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以及由于工作而导致劳动者下落不明的；不仅包括这些，对于在上下班路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亦可认定为工伤。对于可能存在的其他特别情形，在一定的证据或者是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范，认定其属于工伤。

其次，确认受害者符合工伤认定标准后，可由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按照申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进行处理，首先，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①在遇到特殊的情况时候，可以由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等相关主体向劳动部门申请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当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伤的具体事项进行认定，具体的相关事项办理则有劳动者劳动所在地的市级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办理。不仅如此，由于非劳动者个人产生的相关经费，如果在劳动者工伤期间产生的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内容，其费用仍然由用人单位承担。以及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进行救济和认定。

另外，关于工伤赔偿标准，一般工伤赔偿可以参照最新工伤赔偿标准，具体的涉及几级伤残赔偿细则标准，可以参考相应的工伤赔。②

最后，如果，受伤职工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只能走一般侵权赔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十二条：“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以及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③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和其他相关的法条规定进行适用和解决。

总结：很多的建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大都倾向认定工伤按照工伤处理程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赔偿，导致了实际上对用人单位合法权利的侵犯以及法律事实的忽略。安全事故背后最受伤的受害者不一定就是受伤职工，在“人权”不断倡导的今天，用人单位也被无形之中拉入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本人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希望无论是受伤职工还是律师，在行为时能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从公正角度看待问题。（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3]宋岩：“浅谈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及处理措施”，《科技信息》，2007年第17期。

[4]郭文艳：“论施工过程中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与对策”，《中国科技财富》，2011年第3期。

[5]宋建学：“建筑工程安全事故预防与控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1月11日。

[6]王彤：“论建筑施工工程中的安全管理”，《河南建材》，2011年第2期。

注解

①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18条等相关法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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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生伤害事故法律性质；法律责任；法律救济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4-0052-02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定义

广义的学生伤害事故是指特定主体――学生，在一切时间、空间中所受到的人身伤害。这一概念没有把学生伤害事故与法律上的一般人身伤害区分开，也失去了对其进行单独法律研究的意义。

二、学生伤害事故的特征

由上文可以看出，特定的时间、特定空间、特定主体是学生伤害事故三个基本的特征，这对界定学校的管理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特定的时间。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在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的期间。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以外发生的人身损害，不在此列。如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放学后、节假日或假期等时间，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自行到校发生的；在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内未请假擅自外出发生的等等。

2.特定的空间。学生伤害事故的地点为学校地域内，包括校内的全部范围和校门前的可控范围。其中校门前的可控范围指的是保安及教师等学校相关工作人员的能力所能控制的校门前和校门附近的学生活动的区域。

此外，如果学生参加的是学校安排或者组织活动，不论是否有教师在场，例如企业实习、参观实训等，仍属学生伤害事故之列。

3.特定的主体。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受害人为有学籍登记的在校学生，包括走读和住校学生。退学学生、休学学生在休学期间、租借本校场地进行的培训考试及非本校生在本校时，如果受到了人身损害是不包含在这个范畴内。

三、学生伤害事故法律关系

学生到了年龄被送到了学校上学，则学校与学生就构成了对应的法律关系，只有弄清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问题，才能界定学校对学生的权利与义务，进而依法处理学生伤害事故。

1.学生伤害事故法律性质。（1）学校与学生不是监护关系。监护权是一种特定的人身权利，其设立与变更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学校只可能在本校教职工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其子女没有法律规定的其他监护人的情况下，成为教职工子女的“单位监护人”，但并不能成为所有学生的监护人。（2）学校与学生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虽然我国《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规定，监护人与学校可以通过协商将部分或者全部的将学生的监护权转给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学生的监护（并非监护人），来行使学生的监护职责。但不是家长把学生送到学校上学就代表监护职责就转给学校了。只有学校与家长签订了相应的委托合同才能实现监护职责的转移，而不是依据主观推定。（3）学校与学生是教育管理关系。根据教育法规定，学校有权利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奖励或惩罚，学校具有法人的法律地位，有独立的内部管理权，同时学校还肩负着要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保护的法定义务，学校和学生之间是法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4）学校对学生的侵权民事责任。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自己的过错，实施非法侵犯他人的权益的行为，对受害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学校对学生的事故应当是民事侵权责任。

2.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学生伤害事故依据不同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由于学生伤害事故最常见的学校与学生之间民事侵权纠纷，故本文将其分为学校责任事故与学校无责任事故。（1）学校责任事故。因学校方面有过失而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则应当承担责任。具体情形包括：①校园环境事故；②安全管理事故；③饮食事故；④教学及课外活动事故；⑤教师管理疏忽事故；⑥未成年学生参加不当活动事故；⑦未能及时了解关照学生身体状况事故；⑧救援救护不力事故；⑨教师或工作人员行为不当事故；⑩学校方面不作为事故；{11}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事故；{12}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2）学校无责任事故。学校无责任事故，是指虽然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期间或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活动中发生的，但是因为学生、学生的监护人或第三人具有过错的，学校不应承担责任的事故。①学生和监护人责任。由监护人的过错而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是学生违反规定，实施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二是该行为具有危险性，并学校、教师已经告知而学生仍继续实施的；三是学生身体有特殊情况，比如体质特异，有某种疾病，而隐瞒学校的；四是监护人知道或已被学校告知学生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但却仍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②第三方责任。学校组织或安排学生参加活动，因提供场地、饮食、设备等服务的经营者或学校以外的活动主办方的过错而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则由经营者当事人或者活动主办方负责人承担事故相应的责任。③学校免责条款。在下列情况下，学校已正确积极的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与职责的，可以免责：①不可抗力自然灾害，地震、台风等；②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的来自学校外部的侵害；③学生身体状况、精神心理状态异常，而学校不知情或难于知情的；④自杀、自残的；⑤在对抗性或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的；⑥其他因素造成的。

3.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行为人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归责即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以什么根据来判定及追究侵权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所解决的是侵权民事责任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法院判罚的标准。（1）过错责任原则，又可称为主观归责原则，指的是以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2）推定过错责任原则，经过推定行为人在事故中存有过错，并且行为人无法举证自己没有过错的，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责任。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3）公平责任原则，双方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均无过错，法律有无特别规定时，双方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分担损失的原则。《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笔者认为，公平责任原则不应成为伤害事故处理的基本归责原则。

尽管公平原则应用的前提为当事人双方，即学校与受害人均无过错时的补充判罚原则，但实际在判罚中常为学校与其他当事人分担经济损失，这就造成了无论学校是否有过错，都难逃脱赔偿的命运，陷入无尽的赔偿纠纷。并且，公平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难于把握，极易导致不公正的判罚出现。

四、学生伤害事故法律防范和法律救济

1.学生伤害事故法律防范。学生伤害的防范是指学校、学生及其监护人、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有关方面，针对校园与学生的安全而必须履行的安全管理、校园周边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也包括发生事故之后的积极救治、防止损害扩大的应急措施等。（1）制定《校园安全法》。为了有效地控制和防范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制定《校园安全法》势在必行。目前，关于校园安全的法律法规，在各个法律法规、通则办法中均有体现，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但其中涉及校园安全的法律条文规定大都不是很具体，又存在很多漏洞与空白，对学生伤害事故等责任归属、处理标准等均没有详细的说明。（2）完善《校园周边安全管理办法》。为了避免或减少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完善《校园周边安全管理办法》势在必行。《校园周边安全管理办法》中可以规定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各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创建文明健康、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二是规定社区要建立健全切实有效地预防机制。积极推动社区对未成年学生的跟踪、监管体系。三是司法单位要广泛开展法制教育宣传工作，还要大力开展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工作，积极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2.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救济。（1）通过非诉讼机制解决纠纷。诉讼渠道本身权威性高，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周期长、成本高、法院的压力大等等，因此，利用现有资源开辟非诉渠道，特别是调解解决纠纷具有一定的优势。成功调解的一般前提一是调解组织或调解人比较中立、专业，为双方认可，如聘请律师或司法机关、人大代表参与；二是责任认定比较明确；三是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维护；四是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维护；五是调解协议本身具有权威性和可执行性。（2）学校追偿的权利。追偿指得是学校在向伤害事故中受伤害学生支付赔偿后，有权要求违法行驶职权的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追偿权的产生基础是学校与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因职务聘用而形成的职务委托关系。（3）建立健全保险体制。教育部门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和支持学校积极地参加责任保险，还要积极倡导学生自愿地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学校要依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主动参加学校责任保险，并在充分尊重学生意愿的情况下，学校要为学生参加意外伤害保险提供便利的协助，但不能收取任何附加费用。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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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事故；鉴定；比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其他国家、地区与医疗事故鉴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可以为构建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以下是笔者对大陆法系鉴定法律制度与英美法系的鉴定法律制度的介绍、比较研究及借鉴。

一、大陆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医疗事故鉴定性质属于司法鉴定。当事人如果要进行鉴定，只能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而是否进行鉴定以及鉴定的内容都由司法机关决定。

备选鉴定人的资料登记在专门的名册中，法庭从名册中指派鉴定人进行鉴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命令进行鉴定。”第157条规定，鉴定人“应当从最高法院办公厅制作的全国专家名册中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选取，或者从各上诉法院与总检察长商定提出的名册中选取”，紧急情况除外。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遇情况需要，预审法官可以指定数名专家。

大陆法系国家的医疗事故鉴定人的地位是中立的，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医学知识对案件中涉及的医疗问题进行鉴别和审定，以弥补法官在医学方面的知识不足。他们作为中立的诉讼参与人，不从属于委托的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可以较客观中立地鉴定案件中有关医疗技术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并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作出鉴定结论。鉴定人并不能代替法官，他所作的鉴定结论的证据力是有限的，是否采纳由法官自己判断，属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对于鉴定结论，同样适用对立辩论原则，可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让双方当事人对其进行询问和质证。

以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为例，德国也有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但该机构与法官组织的鉴定人不同。德国类似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机构是医生协会，该协会对医生进行管理，代表医生的利益。在每一个州的医生协会分会中都设立鉴定委员会。如果发生了医生责任的争议，病人可以请求这个委员会进行鉴定，并且进行调解，如果患者能够接受调解和鉴定，则病人不再起诉，就解决了纠纷。病人如果不同意鉴定意见或者调解，甚至认为鉴定结论是偏袒医生的，都可以向法院起诉。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虽然鉴定不是法定程序，但是法官如果遇到相关问题，就必须进行鉴定。法官可以采用医生协会的鉴定结果，也可以完全不采用自己组织医生进行鉴定。每个法院都有一个包含各个专科的医疗事故鉴定人列表，法官从中选取鉴定人组成鉴定委员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4条规定，“鉴定人的选定与其人数，均由受诉法院决定。受诉法院可以只任命一个鉴定人。受诉法院也可以任命另一鉴定人以代替先任命的鉴定人。”根据同一条规定，法官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指定鉴定人，“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指定适于为鉴定人的人。当事人一致同意某特定人为鉴定人时，法院应即听从其一致意见”。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做出的结论，法官根据自已判断接受或者不接受。因此，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还必须对法官有说服力，如果法官认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则会指定其中一名专家对鉴定结论签字以作为证据使用，由签字的专家负相关责任。法官也可以不认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另外找专家进行鉴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5条规定，“法院认为鉴定不能令人满意时，可以命令原鉴定人或命令另一鉴定人为新的鉴定。”而受诉法院可以把这一权力授予法官。法官自己的判断与专家的鉴定意见相左，则法官在判决中必须做出说明，说明自己意见的理由，否则，判决将会被撤销。

二、英美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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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91年9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30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又于1992年1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4条规定：“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该《通知》似乎明确了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并不具有最终法律效力，在法律效力上它不是人民法院审案定案的当然依据，而是必须查明属实的证据。然而该《通知》第4条还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显然《通知》不允许当事人仅就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这在客观上又不能不让人产生公安机关作出的责任认定具有最终权威性质和不可诉的误解。笔者认为，《通知》之所以把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当成终局性的确认行为，并将其排除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其主要原因是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视为与伤残评定一样是一种技术性鉴定，认为它不是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作出裁决，也没有直接设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责任认定不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恰恰是该《通知》的最大缺陷所在，它混淆了责任认定与技术鉴定的本质区别，忽视了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行为属性，有悖于行政诉讼的立法原意。具体理由阐述如下：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技术性鉴定，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而得出的事实性结论。鉴定具有终局性和不可诉性的典型特征。即当事人不服鉴定结论可以向其它鉴定机构申请重新鉴定，而不能向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上一级鉴定机构申请撤销或变更，也不能据此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但人民法院有权对鉴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查证不属实、不合法的，则不予采信。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管理权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鉴定、分析判断后，适用法律法规得出的结论。

通过分析、比较责任认定与鉴定的概念，可以看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主体上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能由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责任认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一项专有职权；而鉴定可以由具有专门知识、技能和资质的鉴定人或鉴定机构等多元主体作出，且鉴定机构一般属非行政机关。2从产生的原因来看，鉴定人的鉴定行为一般基于指派、聘请或依当事人申请而产生，它是消极的法律行为；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只要有交通事故发生，公安机关就必须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必须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认定，它属于积极的法律行为。3鉴定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要求，依照一定的技术标准和条件对鉴定的专门性问题作出符合其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是羁束行为；而责任认定没有既定的规程和标准可以遵循，它是交通警察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酌情认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属自由裁量行为。4具有隶属关系的公安机关之间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即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而上下级鉴定机构之间则不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如对伤残评定问题，上级鉴定机构可以作出与下级鉴定机构不同的鉴定结论，但却无权变更或撤销下级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5鉴定人或鉴定机构可以向申请鉴定人收取一定的鉴定费；而公安机关进行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却不允许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责，它非依申请鉴定人的申请产生，而是依职权主动作出。6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就某个专门性问题另行委托其它技术部门进行鉴定，然后依照有关事实和技术鉴定结论来划分、确认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而鉴定则不允许鉴定机构再委托其它技术机构进行鉴定。总之，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不具有鉴定的属性，它与具有终局确认性质的事实性鉴定结论有本着质的区别。

二、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符合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可诉性。

行政行为的概念有最广义、广义、狭义、最狭义之分。

最广义的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所有行为。它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即只要行为主体是行政主体，其依职权作出的所有行为皆为行政行为。

广义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所有产生行政法律效力的行为。行政主体实施的法律行为可能是行政法律行为，也可能是民事法律行为，行政主体实施的产生民事法律效力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只有产生政法律效力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

狭义的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外部单方行政法律行为。即行政主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并由行政主体单方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具有行政法律效力的行为。

最狭义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外部单方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所实施的、只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产生行政法律效力的行为。

从行政行为上述几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分析，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属行政行为，因为它具备了行政行为的三个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和被授权组织、被委托组织的工作人员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的行为视为行政主体的行为。责任认定行为是交通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以公安机关的名义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并根据当事人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或者依照《办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的规定，推定当事人的责任。非公安机关无权作出责任认定。

2权力要件，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只有当其为了实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而行使国家权力时所采取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办法》第五条已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处理交通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该规定表明，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既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又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专有职权，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

3效力要件，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法律效力的行为，能产生法律效力指的是能在法律上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认定一经作出即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既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也有民法上的权利义务，甚至还有可能产生刑法上的权利义务。如《办法》中明确规定，对造成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的责任人，对其违章行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吊扣驾驶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对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上述分析表明，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作出认定的行为应当属于行政行为。

三、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质就是非终局裁决的行政复议。

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可划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所谓抽象行政行为，是指以不特定的人或事为管理对象，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特定的人或事采取具体措施的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行为对象的特定化和具体化。显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既然责任认定是具体行政行为，那么上一级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又属于什么行为呢﹖笔者认为，上一级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就是行政复议。

我们知道，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条件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活动。这一概念表明行政复议具有五个特征：第一，行政复议只能由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第二、行政复议权只能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行使；第三，行政复议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种程序性权利；第四，行政复议对象只能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五，上一级行政机关复议后，应当作出维持、限期履行、撤销或者变更的决定。据此，我们不难推断上一级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就是行政复议，而绝大多数的行政复议应当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看，仅有五种情形属于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或复审后，该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是终局性的，这五种情形是：

1对国务院各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国务院申请裁决的，由国务院作出最终裁决见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2受公安机关拘留处罚的公民对处罚不服，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裁决见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

3受公安机关罚款或者拘留处罚的外国人对处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裁决见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九规定；

4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布的商标提出异议后对商标局的裁定不服，或对商标局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不服，而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的，均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定见商标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七条、二十九条、三十五条规定；

5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复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见专利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因而，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作最终裁决的范围，当事人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重新认定仍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允许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当事人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防止行政权的专横和滥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是国家管理公共安全的重要行政执法机关，其对道路交通进行管理，并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其行使公安行政管理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当交通事故责任人对责任认定是否合法持有异议或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法律保护，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如果不允许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那就会使这类行为排除在司法监督之外，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与“有权力就有监督”的法治原则相悖。因而，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责任认定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责任认定，判决予以维持；对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判决公安机关重新作出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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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赔 偿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四条 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第二十五条 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其他资金。

    第二十六条 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试行。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

    第三十条 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对赔偿有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

    第三十三条 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或者垫付抢救费用,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需要向有关部门、医疗机构核实有关情况的,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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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史

“三道”分为礼治时代、法治时代、礼法时代。“礼治时代”，在夏商时期，尤其在西周以儒家礼义为纪纲，确立与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文、武周公之道，即“王道”；“法治时代”，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务耕战，不讲信义，唯利是图，惟力是尚之道，以及秦国统一天下后主张法术势所采取的“霸道”；“礼法时代”，是汉朝礼法并用，内法外儒内用刀锯，外示仁义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方式。

一、礼治时代：以神权与宗法统驭社会早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就已经有了最初的法律，也有了刑狱的军队。《左传・昭公六年》中有记载：“夏有礼政，而有禹刑。”这里的“礼政”指的就是伴随奴隶制形成与发展，产生的奴隶主、贵族的神权思想和以家族宗法为核心的礼治思想，用来维护宗族内部的尊卑长幼关系和国家结构中的等级关系。礼对于当时的国家、贵族、平民和奴隶的行为规范都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礼可以通过人的敬畏之心来贯彻其礼俗，知耻之心来维持和谐的社会形态。到了西周时期，就逐渐形成了某种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礼治”文明。周礼对夏商之礼的损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德”充实了礼的内容，沟通了神意与王权，创造了“天命移易”的观念；二是直接取法于夏，重新拾紧了血缘纽带，完善了宗法制度。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的观念成为了西周立法指导思想。君主应当关心民间疾苦，积极寻求治国良策，全心全意惠民、裕民、宽以待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只有施德于民，才能获得民心，稳固政权。“慎罚”则体现了当时统治者注重教化、预防犯罪，重视官吏道德、素质，主张恤刑慎杀。周公第一次提出了：“眚”、“非眚”、“非终”和“惟终”的概念，在定罪量刑时考虑罪犯的主观状态：故意、惯犯从重；过失、偶犯从轻，在中国法律史具有巨大进步的意义。“失之这死，得之者生”是礼对维护社会秩序重要性的极好描述。

二、法治时代：强化法律的强制性，弱化道德的教化作用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时代，新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逐渐形成。“逮于春秋，社会形势一变，法治主义，应于时代之要求，而句出萌达。于是各国政治家，咸以编纂法典为当务之急。”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是对待时形势的深刻剖析。国一跃成为凌驾于其他组织的组织，原先那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的管理模式被建立在地域关系基础上的新型国家所取代。在此背景下，法家所主张的国本位的“法治”和“霸道”受到新型国家的青睐。

法家的核心是“法治”。法成为了制约人民的规矩、准绳、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国家法律则以特定的形式向社会大众公开。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三》中描述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百姓也。”《管子・重令》中有：“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则在乎行令。”由此可见，“重视法律”已经和“巩固君威、国家安定”关系紧密结合，密不可分。

到了秦朝，法家已经占据了国家统治的主导地位。秦朝的法律就是法家思想的产物，是法家度法活动的成果。根据它本身的规律可以将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商鞅的变法一直持续到秦朝的统一后；第二个阶段就是秦朝创立法律制度。商鞅首次变法在当时的秦都雍城，大刀阔斧，轰轰烈烈。但是，商鞅这种酷烈的变法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好的成果。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有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悦。”直到后期秦朝推行行“法令统一”，继续走一“以法治国”、“以吏为师”的“法治路线”。但秦始皇将“法治”推行到极致，一味任用狱吏。因此可以说，秦朝的兴衰都在于法治，秦朝的法治过于强制性和暴力，而忽略了法家最初的道德教化效用，使其实施后的结果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了秦朝的衰败。

三、礼法时代：注重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相结合秦朝灭亡后，汉朝的统治者出于对秦亡的反思，感到仅仅依靠法家的暴虐手段不足以维持统治，还需要与儒家的仁义礼教交替使用，即立法并用。法家“法治”与儒家“礼治”由秦朝的对立理论体系，发展成为了西汉时期的“引礼入法”、“礼法合一”，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相结合，相互补充，最终走向统一。

纵然秦朝亡于过分的“法治”，然而，汉代并没有完全摒弃法家主张，由此可以看来，汉武帝时期，汉朝应用的制度还是法家制定的法律。不过，也做出了应有的修改：《汉书・刑法志》中记载：“令罪人各以轻罪，不亡逃，有年而免。”汉帝废除了“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如黥、劓、刖、宫、|等酷刑，确立了劳役刑，大大削弱了秦法的残酷性。

董仲舒在《天人之策》中认为：“圣王已没，而子孙久安宁教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贾谊则认为“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礼教作用被重视，儒家思想被当作治国之本。

汉朝从周秦的法治中得到启发，并取其优势，避其短处，以此来治国。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无不按照“外法内儒”或者“儒法合流”的模式进行行政。不得不说，周秦法律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参考文献：

[1]孔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