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2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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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融危机中的表现,重新审视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和不足,并从资本充足率和系统性风险管理两个角度阐述了笔者对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系统性风险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17-02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1 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
1975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立。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即《对外国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 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78年《综合资产负债表原则》,实行并表监管。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总体思路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
1988年7月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即《巴塞尔协议Ⅰ》,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1992年7月“1992年声明”,强调东道国对银行的监督。
1995年通过《资本金协议的修正案》,引入了市场风险。
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
1997年9月推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1998年《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价框架》和操作风险管理咨询文件。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资本监管框架草案第一稿,即《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1)。
2001年1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2)。
2003年2月通过《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的稳健做法》。
2003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3)。
2004年6月推出《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协议Ⅱ》最终稿,并于2006年底全面实施。
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2 新巴塞尔协议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2.1 危机爆发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支持意见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一些国际化大银行大幅度亏损,甚至摇摇欲坠,但这不仅没有否认新资本协议的技术合理性,反而进一步凸现了加快推进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新协议三大支柱下的规定是较为完整的。第一支柱提出了包括信用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全面资本要求;第二支柱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监管技能,以更好地评估银行的特有风险;第三支柱对市场约束的规定提高了包括证券化和风险削减在内的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
(2)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本次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机构的弱点。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风险评估本身就必须得到有效监管,否则它就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风险隐患。
2.2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有很多,本文从笔者比较熟悉的角度,主要介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以及风险监控所带来的挑战。
(1)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未能有效预防高杠杆作用。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是8%,即最高可产生12.5倍的杠杆效应,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了高杠杆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而由于监管缺失,投资银行利用融资工具在发行证券化产品时,只需要不到1%的资本充足率。如果再算上一些表外业务的杠杆效应,那么投资银行的杠杆倍数可高达50-60倍。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不足为银行的高杠杆经验提供了可能。表外业务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监管银行的真实风险和资本充足率有巨大的困难。
(2)新巴塞尔协议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
新协议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提出了要求,但对系统性风险控制方面存在着局限性,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此次危机说明,根据经济繁荣时期的历史数据进行模型计算对产品的实际风险估算往往是偏低的,而衰退时期风险的波动程度往往会超出预期。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工具而言,由于创新工具存续时间短,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可能不足涵盖一个经济周期,而风险的充分计量其考虑的历史数据应至少在一个经济周期之上。而且,由于像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种风险性极高的证券化产品,产品的风险相关性很强,当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或突发性事件时,产品之间的高相关性将引起风险共振,导致风险被放大。
3 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金融危机表明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紧迫性,同时也暴露了它的许多内在缺陷。危机爆发后,许多专家人士就开始了对新巴塞尔协议改革方向的探索,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笔者才疏学浅,仅从自己稍微熟悉的几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1)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要动态化。
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旨在降低银行的杠杆率,烫平业绩周期性,提升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对抗风险的能力。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新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还是很强的。政府当局要想控制资产泡沫,仅凭控制货币供应是不够的,还需要控制信贷。在这方面,我们最熟悉的手段是存款准备金和最低资本金要求,但目前这两项指标基本是固定的(我国虽然很频繁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大多数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保持固定),根本不顾及市场的情绪。因为他们假定市场是没有情绪的,而事实上市场是有情绪的。当局需要中和市场的情绪,以防止资产泡沫变得太大。因此,他们需要根据情况调整准备金和资本要求。
因此,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应该要保持一个动态的水平,或许我们可以利用杠杆比例来监控银行的资本水平。未来可能出台的具体措施将更加严格资本要求,鼓励银行在经济繁荣时积累超额资本和准备金,以提升银行在危机时对抗风险的能力。
(2)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力度须加强。
由于市场是不稳定的,除了影响市场参与者个体的风险以外,还存在着系统性风险。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监管当局应及时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
乔治・索罗斯说,巴塞尔系列协议犯下了一个错误,它给予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远低于常规贷款:忽略了证券仓位集中所构成的系统性风险。要纠正这一点,必须调高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此举可能有助于阻止贷款证券化。我个人也是十分认可这样的说法的。
(3)我认为应该将更广泛的衍生工具纳入风险监管范围。
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银行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风险转移出去,然后又作为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承担这些产品新的风险,导致总体风险上升。为此,新资本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控制杠杆度,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 结语
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委员会也积极地探索新巴塞尔协议改革的方向,并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指出了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财务报告。
巴塞尔委员会2008年6月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在流动性危机中的恢复能力。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7月出台了《额外风险要求准则以及对Basel Ⅱ框架的修正》,该准则是对巴塞尔委员会于2007年10月出台的额外违约风险资本要求计量准则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8月,巴塞尔委员会在《经济资本模型的实践》中首次提出,经济资本模型的使用变革是由于银行内部资本管理以及监管需要,并可能将对银行经济资本评估的框架融入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二支柱。
2009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又了《新资本协议的修改建议》、《市场风险资本计提修改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三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这些最新的修改以及补充条例,都是在总结这次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操作性。但是我想说的是,从1999年征求意见第一稿到2007年正式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周期过于漫长,而金融创新速度却在不断加快,导致本来代表国际活跃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的新资本协议,在经过七、八年研究、争论、过渡之后,在正式实施之日已变得相对落伍,甚至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希望这次巴塞尔委员会及时总结的宝贵经验能够尽快的在国际上实施。
参考文献
[1]乔治・索罗斯.“别把金融改革抛诸脑后”[J].英国金融时报,2009-10-27.
[2]黄辉.“巴塞尔协议的演变:银行监管新问题与新对策”[J].环球法律评论,2006,(01).
[3]李冬来.“巴塞尔委员会及巴塞尔协议”[J].国际资料信息,2007,(05).
[4]徐铭栋,章礼善.“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福建金融,2003,(01).
[5]顾弦,钟伟.“次贷危机背景下新巴塞尔协议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南方金融,2009,(02).
[6]张,胡海鸥.“次资危机对新巴塞尔协仪提出的挑战与启示”[J].上海金融,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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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武剑.“金融危机如何检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J].中国经济周刊,2008,(48).
篇2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风险管理 内部评级法
从1988年的“关于统一国际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也即《旧巴塞尔协议》,到2004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委员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变得更加严格和全面。要求商业银行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我国政府已经承诺于2010年从国有大银行开始逐步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最迟于2013年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一协议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和提高资产质量。
一、巴塞尔协议的演变
1.1988年《旧巴塞尔协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飞速发展,跨国金融机构层出不穷,金融国际化突显,促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1974 年,西德的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更是令整个国际金融界震惊。加强金融的跨国监管合作,促进各国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显得尤其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以“十国集团”为首的央行代表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发起下,在瑞士的巴塞尔开会,并建立了常设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
通过对1975年9月制定的“神圣公约”和1983年5月通过的《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的修改,巴塞尔委员会采纳了英美监管当局关于统一评估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建议, 于1988 年7 月通过了《关于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即《旧巴塞尔协议》。
《旧巴塞尔协议》把银行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突出强调了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及其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意义。使得全球银行经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资本和资产质量等因素,它的出台标志着西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的完善与统一。
2.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20世纪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旧巴塞尔协议》的缺陷暴露,巴塞尔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各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意见的基础上,对协议进行了多次修改,于2004 年6 月公布正式稿,并从2006 年底开始在成员国推广实施。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管理。重新确立了资本的监管的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新资本协议提出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把风险管理由原来只注重的信用风险扩展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风险的计量方法上考虑到不同银行的发展层次,推出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调高了风险的敏感系数。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结构如图。
3.次贷危机以来巴塞尔协议的新发展
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巴塞尔协议的争论更加激烈。主要集中在新协议的监管框架具有亲周期性和新协议缺乏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基于以上问题,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 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提高公允价值的评估。2008 年6 月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在流动性危机中的恢复能力。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与欧美等国际先进的大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所以风险管理技术落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中存在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在近些年的股份制改制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不彻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完善,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过分依赖于资本的外部注入。部分商业银行在贷款的审批过程中还停留于依靠过去经验,由部门领导讨论定价的问题。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但是由于刚刚起步,在风险控制上缺乏经验。
第二,我国风险管理缺乏科学性。国际先进风险管理工具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之上,而我国的商业银行由于起步较晚,数据极为匮乏。《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倡导的内部评级法,在我国目前尚无法实施。
第三,我国缺乏权威公正的外部评级机构。欧美等先进商业银行对贷款的风险管理,都主要参考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而我国的评级机构多是政府指定,评级也缺乏公正性。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建议
第一,积极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通过次贷危机,许多研究发现,凡是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这充分说明了新巴塞尔协议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新协议推行的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全面考察。
第二,完善风险管理机构,创建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商业银行应制定政策,准确定位董事会、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责任,确保风险管理、风险评估、风险监察的等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创建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
第三,运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提高风险管理的科学性。我国的风险管理人才缺乏,我国商业银行要吸收优秀的风险管理人才,建立高素质、复合型的风险管理队伍,借鉴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提高风险管理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巴塞尔协议III 银行业监管 资本风险
一、《巴塞尔协议》历次修改与完善
巴塞尔协议是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国际银行监管规则的重要协议，协议目前已制定了三个，分别是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标准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I》、2004年6月通过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协议II》以及2010年9月通过的《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框架》两个文件即《巴塞尔协议III》。
《巴塞尔协议I》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强化国际银行间的稳定与安全，消除国际上银行业内不公平竞争的根源颁布的，主要内容为关于银行资本的风险管理标准和银行的资本构成的规定：总资本由一级资本（核心资本）和二级资本（附属资本）组成，其中二级资本的总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总额的一倍，同时还规定了银行资产的风险权重，分别为0、20%、50%、100%四个级别。巴塞尔协议I还重点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本充足率即资本总额和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值）。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银行业在金融创新潮流的不断推动下，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银行业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与金融市场联系更加紧密。然而1995年发生的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使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巴塞尔协议I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仅靠资本充足率一个指标控制无法充分防范金融风险，建立起一个更健全的银行监管指标体系才是治本之策。巴塞尔协议I确立了资本作为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虽然存在许多缺陷，例如风险敏感度低、易出现资本套利问题，但它以深刻的监管思想和新颖的监管理念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末影响力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纲领。
《巴塞尔协议II》是在《巴塞尔协议I》无法适应国际银行竞争加剧、金融产品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产生的，巴塞尔委员会决定修改原协议，来提高协议的风险敏感性。与巴塞尔协议I相比，修改后的协议的对银行经营的风险范围有明显扩大，对于信用风险的衡量方法愈加科学合理，在风险权重的设置上也做出了较大的改进，在原有的标准法基准上进一步扩充了内部评级法，取消了旧协议的100%的风险权重类别，而增加了150%的权重，甚至还对国家、银行及公司等主体加以区别并就不同的主体设置相应的内部评级风险权重。但协议因此也变得分外复杂，难以在大量中小银行实施，全球实施的普遍性也受到了影响，出于这一点，巴塞尔委员会不得不给各国的监管当局留有一部分的自我裁量权。
《巴塞尔协议III》是在2008年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下巴塞尔委员会为了让各国商业银行采取紧急补救及应对措施，形成的关于巴塞尔协议II的一次较大范围的修订和完善。当时的金融危机对于《巴塞尔协议II》形成了重创性的冲击，因此，巴塞尔协议III更多的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救火之策。巴塞尔协议III对第二版协议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修正，在加强银行业宏观谨慎监管和风险控制方面拟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办法，持续严格资本定义，帮助解决相互联系的系统性风险，还大幅地增加了资本质量、数量方面的监控，以减少损失；针对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提高资本质量、延续性及透明度的方法增强银行面对损失的应对和吸收损失的能力；进一步扩大协议的风险覆盖范围，在原基础上增加了对衍生产品、回购和资本证券化行为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引入杠杆率、逆周期监管框架等对原有风险框架进行加固和补充；研究了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行为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方面的解决措施。
本文在梳理了《巴塞尔协议》三次修订的具体内容和相应评价的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的发展与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优化监管政策变革的意见和建议。
二、《巴塞尔协议III》对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III将对我国银行业产生哪些实质影响，又将推动我国银行业发生怎样的变革，都是我国银行业必须仔细考虑和无法逃避的问题。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即有积极的一面，也不能避免地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协议的修订在某种层面上讲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从长期来看，新协议严格的资本监管、流动性要求的严格标准的提高对我国金融行业包括银行的稳定和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都将产生促进作用，但同时，短期内，会对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严格的资本监管标准和流动性水平的控制可能与市场的实际不甚吻合，甚至可能打击宏观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积极性。
（一）积极影响
巴塞尔协议III对资本的严格监管和流动性要求的严格标准的提高能够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监管水平和标准的提高切实地促进了银行业的监管水平。
1、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银行业监管水平。
新协议对金融危机中银行监管架构重现的问题进行了有的放矢地讨论和修正，修改方案有力地总结了金融危机下银行监管体系所暴露出的漏洞，同时希望修订之后，严格的资本管控和流动性水平控制下，新的监管准则能够更有效地约束银行业，增强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使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以防止和应对金融危机。
2、对银行业务具有全方位、多元化的推动和影响。
巴塞尔委员会修订《巴塞尔协议III》前后历时超过两年，此次高效而大范围的修订不仅使巴塞尔协议的内容趋于健全和完善，同时使资本的监管得到了思想上的根本强化，在修正和完善的同时又有适度的创新，推动了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创新和改进。
3、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监管标准变严必然对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流动性水平指标的制定提高了流动性监管的可操作性，而独立于风险之外的杠杆率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资本充足率”作为唯一监管标准的修正和完善，银行必然会在经营管理中对流动性风险采取更加重视而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在风险中失去经营能力。
4、提高了银行跨境经营的水平。
过去的资本充足管理的顺周期不足由新协议修正后的逆周期资本、评级设计以及杠杆率等新监管指标修正和完善，尤其是压力测试这一创新监管方法的推广，为实践中降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作了强有力的补充，强化了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等方面的风险控制，对于跨境交易的开展、银行内部治理的完善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都有了极大的正面促进作用。
（二）负面影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相比起对美国和其它经济体的影响来说，相对小一些，这是由于我国银行业及时采取措施、审时度势的结果，但新修订的巴塞尔协议不可避免地对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变革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1、加剧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环境的复杂程度和监管难度。
新修订的协议对资本的监管愈加严格，这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设定可能会挫伤人们的投资热情，利率的提高可能会一定程度抑制人们的消费。
2、影响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于大银行来说还可以应对，而对于本身内在机制不够健全、经营管理进程还不甚稳固的中小型银行来说，却可能是很难应对的难题。从整个银行业大局来看，《巴塞尔协议III》实施后我国银行业长期稳定运行将成为一个令人不可忽视的难题之一。
3、不公平问题
对于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其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可能存在不公平问题。同样的不公平问题还会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中小型银行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如何让愈加复杂的银行监管体系得到有效的实施仍然是留给国际银行体系监管的一个未解答的问题。
4、跨境交易的发生和跨境银行的协调管理仍然处在“腹背受敌”的攻坚期
跨境交易的发生和跨境银行的协调管理仍然处在“腹背受敌”的攻坚期，《巴塞尔协议III》虽然对于旧协议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尽可能地进行了修正，但仍然存在很棘手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协调和解决。
三、《巴塞尔协议III》下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保证资本充足的监管
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标准要求，《资本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5%，核心资本充足率即一级资本充足率必须大于等于6%，而总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由于我国银行业采取的是审慎监管的策略，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标准略高于《巴塞尔协议III》的标准，其他与协议保持一致。我国的《资本管理办法》还进一步要求商业银行要在最低资本的要求基础上进一步计提资本留存缓冲（风险加权资产的2.5%）作为资本储备，若是在特殊情况下，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标准和资本留存缓冲标准满足之外还要再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些都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不仅如此，系统重要性银行还需要计提另外的附加资本（风险加权资产的1%）作为进一步地储备，同样用核心一级资本计提。我国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办法在2013年1月1日已经开始实施，比许多国家要快速得多。
（二）保证杠杆率的监管
商业银行持有的合规的核心资本与商业银行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商业银行杠杆率越低即核心资本一定时表内外资产规模越大，则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所致使的杠杆化程度将越高，相反，居高不下的杠杆率虽然会使盈利收到影响，但会增强银行的稳定性。巴塞尔委员会使杠杆率的指标设定更简单、透明，来降低其风险敏感性，通过这种方式使商业银行的杠杆化程度在可控制范围内，《巴塞尔协议III》中设定的杠杆率最低标准是3%，因此商业银行在合法范围内的核心资本可支撑的表内外资产规模最高约为33倍。我国银行业的监管采取审慎的监管态度，因此将杠杆率的监管指标设定较《巴塞尔协议III》的标准更为严格，4%的杠杆率标准表示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能够支撑的表内外资产规模最大为25倍，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将继续采用更谨慎的风险控制手段来保证银行面对风险时有足够的资本抵御能力。
（三）保证流动性水平的控制
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最常见风险之一，流动性风险可能使银行陷入无法周转的困境中，当银行所拥有的可用于支付的流动资产不足以兑付客户的取款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挤兑危机，甚至可能导致其破产倒闭。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巴塞尔委员会并没有就银行业的流动性安全提出明确的监管要求，这就放任一些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过于单一，且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中的短期融资，这种批发性的短期融资风险较高，极易导致商业银行产生严重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金融危机之后，融资的短期批发渠道受阻，债务到期的时候便难以兑现偿还，流动性危机自然产生了。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将与贷款规模相关的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引入商业银行监管体系，能够显著增强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预备性和防范性，这样一来，商业银行能有足够的后备资金来消化经济不景气时产生的损失，能在保证贷款的前提下提高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忠君.巴塞尔协议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监管[D].西南财经大学，2011.
[2] 严煊霞.中国银行业监管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篇4
从属于国际结算银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盏管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其最显著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为各国银行监管部门所认可和使用的巴塞尔协议Ⅰ以及巴塞尔协议Ⅱ和目前的巴塞尔协议Ⅲ。
诞生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Ⅰ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而1999年形成的巴塞尔协议Ⅱ则提出了以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的新资本监管框架。金融危机之后。根据G20达成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共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去年12月开始启动了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并最终形成了巴塞尔协议Ⅲ。新的协议主要是针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的一项综合银行监管指标体系，目前各方达成一致的还是银行资本充足率，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提高至4.5％，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这意味着，银行将必须把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到7％。
――级资本的限制性定义。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资本的定义做出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即一级资本只包括普通股和永久优先股。并要求银行在2017年底前满足更严格的资本定义。
――过渡期安排。为了减缓市场对巴塞尔协议Ⅲ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忧虑，监管机构给出了8年的缓冲时间来让银行逐步适用新规则，其中，在全球各商业银行达到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要求方面，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2015年达6％；在达到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升至4％，2015年升至4.5％；同时，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1月1日起将协议列入法律当中，并且要求从当日起各成员国的商业银行必须满足其最低要求。
相比于原有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Ⅲ有了许多的突破。一方面，资本充足率要求明显的提高，其中银行一级资本率比原来提高了2％。核心一级资本率比原来高出3倍多。虽然在巴塞尔新规下银行可以将核心资本比率降低到7％以下，但可能会面临分红、派息以及股权回购等方面的限制，特别是一旦银行的资本金比率降低至4.5％以下，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制裁。可能由国家监管机构出面干预。另一方面，巴塞尔协议Ⅲ第一次提出了资本缓冲资金的规定，该规定将从2016年1月开始启用。并于2019年1月完全生效。
虽然各国对于巴塞尔协议Ⅲ都投了赞成票，但由于各国银行的生态状况不一样，新规所产生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差别。
为了减少自身的负债数额。美国、加拿大等国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都已经添加了新的管理资产的基金。不过，即便是经过了2009年的压力测试。美国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目前也只有4％，而且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按照一级资本的最新定义。包括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在内的7家美国银行也将面临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局面。依据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2009年年报分析，其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1.67％和9.25％，但若在新的定义实施之后，二者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低于6％。
与美国银行业相比，欧洲的商业银行在一级资本充足率上更加捉襟见肘，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某些欧洲大型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等都将陷入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新规定的麻烦。正是如此，欧洲银行业未来10年可能必须筹集数千亿美元计的新资本，而且德意志银行日前已经宣布增发总计100亿欧元股票的计划。资料显示，虽然德意志银行的增资安排是为了将部分所筹资金用于增持德国邮政银行的股份，但为了满足巴塞尔协议的新要求，德行肯定会调整后者的资本结构，使其符合银行资本新规的要求。由于德意志银行本次的增资计划是其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增资计划，也是欧洲今年以来最大的银行增资案，因此，有分析人士预计。更多的欧洲银行将追随德意志银行公布各自的增资计划。
篇5
关键词：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关于风险管理的新理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阐述的不仅仅是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其内容远比我们一般意义上所归纳的三大支柱要丰富得多。《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它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
（一）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商业银行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企业，核心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金融服务，是典型意义上的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由于来自外部、内部的压力，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理念不断创新，其业务已不再局限于信用中介，而是多元的综合的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定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核心功能不是简单的信用中介、金融服务，而是风险管理，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基本任务是管理风险。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信用风险上，忽略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使风险管理对象不全面，这种状况是受1988年《巴塞尔协议》影响的。1988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对应的是信用风险，虽然我们分析其中隐含了市场风险，但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在该协议的指导下，商业银行在资本金管理中强调商业银行资本金如何满足信用风险，把信用风险作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风险。随着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以来，以利率风险为主要风险的市场风险成为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的、重要的风险，使商业银行对风险有了新的认识，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指出，商业银行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三）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重要贡献是“三大支柱”，其中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第二、三支柱。在三大支柱中，尽管第一支柱继承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在整个新协议中占据大量的篇幅论述分析，但并不能说明第二、三支柱不重要。因此，《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的重要性是这样描述的，“对风险的判断和资本充足率的考核仅考察银行是否符合最低资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新协议提出的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突出了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应提高风险评估的能力。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包括更具前瞻性的新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都落后于复杂程度化高银行不断变化的风险轮廓，特别考虑到这些银行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各种业务机遇。因此，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对第二支柱给予充分的重视。”
（四）建模是风险计量的基本方法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提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基础上，给出了计量三大风险的方法。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IRB初级法）、内部评级高级法（IRB高级法），其中标准法延续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由外部评级机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评级，有人称作外部评级法，而IRB法由商业银行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评级。市场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模型法，其中内部模型法的计量基础是风险价值（VaR）。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是基本指标法、标准法、高级计量法（AMA），其中高级计量法要求商业银行自己建立内部模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计量三大风险共设计了8种方法，除信用风险的标准法外，其他7种方法均建立在模型设计的基础上，其中信用风险的IRB法、操作风险的AMA法要求商业银行自行设计内部模型。这反映出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量风险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的新要求。尽管风险是否能够通过模型计量精确计算存在争议，但从理论上看，商业银行通过符合监管当局要求的内部模型计量的风险敏感性强，资本消耗小。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
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及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起点低、起步晚
历史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负债管理，就是拉存款。第二个阶段是资产管理，主要是信贷风险管理。第三个阶段是资产负债综合管理，比如比例管理。第四个阶段是资本充足率管理，标志是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推出。第五个阶段是全面风险管理，标志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推出。西方商业银行大概处于第四个阶段向第五个阶段过渡的时期，而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处于第一阶段，少数银行可能已经到了第四个或第五个阶段（钟伟，2004）。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点低，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我国商业银行开始认识并逐步重视风险管理起步于1994年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风险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1998年的增加资本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从1994年算起，才不过二十几年，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成熟的风险管理是无法比拟的。
（二）规模扩张与风险管理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重规模扩张、轻风险管理的现象，对一家银行的评价，基本上以规模为标准，似乎哪家银行规模扩张快；哪家银行就发展得快，哪家银行规模大，哪家银行就是好银行。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银监会风险监管力度的加大，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规模扩张、资本约束、风险管理之间关系，但是，规模扩张的冲动并没有从经营理念上根本解决。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一些不合规的项目纷纷下马，使这些行业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而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扩张规模、追逐利润，把大量的信贷资金集中在有限的行业、有限的地区，且单笔贷款规模大、期限长，风险集中度明显。而在国外，并不是简单地把商业银行规模作为衡量经营者的唯一标准，规模是指有效的规模。银行经营者非常清楚发展和市场、规模和质量之间的辨证关系，在国外中小银行界有 “小即美”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越小越好，而是说小规模的银行，只要保持盈利稳定甚至超过大银行，同样能受到尊敬。英国有一家中小银行，规模不过300多亿英镑，只做单一的按揭业务，但总资产盈利率5年始终保持在 1%，达到了花旗银行等欧美大银行的水平，在英国银行界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在西班牙，仅经营本土市场上传统银行业务的西班牙人民银行也在国际金融界享有极佳声誉。这说明在国际金融界，银行是不以大小论英雄的，关键是看盈利能力和市值（陈小宪，2003）。
（三）风险管理方法单一
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技术非常丰富，而且分类科学、量化准确、手段先进，这些技术来源于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计量方法和模型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技术上的重要发展。目前，不仅针对市场风险开发了以风险价值VaR为代表的计量模型，而且对信用风险、一般认为不易量化的操作风险也开发了计量模型。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的先进技术与方法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在风险量化管理方面还非常薄弱，大多数银行还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和头寸匹配管理的水平上，风险价值VaR、IRB、AMA、RAROC和持续期等概念刚刚开始引入，甚至不太熟悉，更谈不上普遍使用了。
（四）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没有建立独立的审贷官序列。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线都是纵向式的，适应这种体制，其审贷官序列也都是纵向式的。目前国内银行的审贷体制基本上是横向的，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专职的风险经理，无论是内部稽核部门、信贷管理部门（管理信用风险）或资金管理部门（管理利率等市场风险），都没有能力承担起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能够有效管理银行各个方面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责。
三、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逐步实施，必将像《巴塞尔协议》一样，成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准则。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一）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的引入和使用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是对风险进行精确管理的具体实践。我国商业银行要紧跟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步伐，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一是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商业银行使用计量方法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意义，这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二是研究能够准确计量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方法。在争取巴塞尔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充分掌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思想的前提下，设计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计量模型，然后积累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测试，修正后确定三大风险的计量模型，并且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推广，全面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二）加强外部监管，严格信息披露
在外部监管方面，2003年4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对商业银行外部监管加强，从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外部监管的四项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是，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银监会对风险的评估过于简单化，只是强调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评估状况，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则要求确保风险管理覆盖所有风险类型，并且对任何风险种类以及对金融创新等相关因素进行监控。鉴于目前的状况，监管当局要在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统一监管标准，建立统一的考核监测平台，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尽快赶上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
在信息披露方面，《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频率、范围有着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适用范围，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有着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商业银行，除上市银行外，大部分在信息披露方面不规范，没有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要严格信息披露，一是要完善银行会计体系和会计财务信息披露；二是要加强风险披露。三是要完善资本信息披露。
（三）淡化特色，强化国际标准
2004年，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作为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过渡，这一法规既体现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思想，又体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思想，但不是这两个协议的翻版，是“中国特色的《巴塞尔协议》”。从理论框架看，《办法》的制定以巴塞尔资本协议为基础，充分借鉴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整体框架，体现了对《巴塞尔协议》原则的贯彻和实施。但是，从2007年开始，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准则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显然，《办法》与之有较大的差距。在2006年4月“中西银行业重组经验高层研讨会”上，刘明康表示，从2010年到2012年,中国银监会将开始要求“拥有相对较多境外分支机构”的国内银行执行新的资本协议，也就是说，经过四年多的过渡期，我国将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时，严格执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标准，切莫再制定一套新标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银行监管要淡化特色，强化国际标准，使我国商业银行与跨国银行在风险管理的标准上站在同一起跑线。
[参考文献]
[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委员会，北京: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2]钟伟.新巴塞尔协议和全面风险管理.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2005-10-23.
[3]黄宪.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及其在我国的构建.中国软科学，2004,(11).
[4]阳.中国是拒绝还是接受新资本协议.金融时报，2004-07-20.
篇6
不平等的巴塞尔协议
西方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是希腊的风险巨大的垃圾国债，在巴塞尔协议下风险权重也是为零的，而次级债，即使是雷曼兄弟这样的破产垃圾债，其风险也仅是20%。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标准，西方银行持有的大量次级债是要被计入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当中的，这样西方银行大量的次级债融资反而成了银行的次级资本。但中国的银行发行次级债需要审批而且极为不易，所以中国的银行必须不断地再融资，造成中国的银行在巴塞尔协议下的不平等待遇。
同时，巴塞尔协议对于风险资产的规定对中国也是不平等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资产分为四大类，分别以相应的权重（K）反映其风险大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0；
对于OECD的商业银行及OECD以外的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20%；
抵押贷款的风险暴露权重为50%；
其他所有商业银行、企业、个人的风险暴露权重都为100%。
然而，中国不是OECD国家，市场经济地位不被西方所承认，因此中国的所有商业银行、企业、个人的贷款风险暴露水平都被计算为100%，中国国债的暴露风险是20%。
但是西方OECD国家的国债在银行资产里的风险权重是零，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地发行超额国债，这些国债均可以被银行不计成本地持有。中国的银行持有中国政府的国债不仅要计算20%的风险资产权重，还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持有地方政府债务的要求就更高，这样中国进行市场化和证券化的金融改革的时候就存在巨大的歧视，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更可笑的是，这一次欧债危机中的“欧猪五国”竟然是OECD的创始成员，他们的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0，但这些国家的国债等风险显然是高于中国的。
更重要的是，持有西方OECD国家的银行债务，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只计算20%的风险权重，持有中国的银行债务就要被计算100%的银行风险资产权重，这样的结果就是银行的金融杠杆率受到了巨大的差别待遇，为西方银行炒作衍生品打开了方便之门。
西方金融机构的次级债在到期的前五年可以最高100%的比例计入银行的次级资本，一年内到期的也有20%，而且这些银行债务的风险权重才20%，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不到其次级债金额的2%，在巴塞尔协议Ⅲ以前，这个资本要求甚至不足次级债金额的1%。但是，中国的银行发行次级债就要被计算100%的风险权重，与银行的贷款风险权重差别不大，中国的银行要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就要有高于西方银行5倍的股权资本的需要，银行股权融资的压力可以想象。
纵容西方银行贪婪
西方金融机构在巴塞尔协议下，通常是一家金融机构发行的次级债被另外一家持有，然后另外这家金融机构的次级债又被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最后可以循环回来由第一家金融机构用发行次级债所得的资金购买，于是就出现了次级债循环持有的怪圈，而且这样的持有经常是隐秘的。而对于CDS等金融衍生品，西方评级机构给予这些债券高高在上的信用评级，按照他们的高评级，这些债权债务的风险权重很多只有20%。
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刻意“忽略”了上述资产的关联性，有关协议根本没有考虑到不同资产间的相关性，其背后是西方这些金融机构获得了巨大的利益。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2008年危机前，摩根大通利率衍生产品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626:1，堪称世界之最，而且还都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控制的要求。
巴塞尔协议维护美元霸权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风雨飘摇当中，谁有话语权谁就有了最大的力量。美国通过巴塞尔协议的规则和三大评级机构掌控着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维护美国霸权。
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不同，提出了信用风险计量的两大类方法：（1）标准法：基于商业银行资产的外部评级结果，以标准化方式计量信用风险；（2）内部评级法：基于商业银行自身健全和完备的内部评级体系计量信用风险，但必须经过监管当局的技术检验和正式批准。
巴塞尔协议的信用风险计量标准法对、商业银行、公司的债权等非零售类信贷资产，根据债务人的外部评级结果分别确定权重，零售类资产根据是否有居民房产抵押分别给予75%、35%的权重，表外信贷资产采用信用风险转换系数转换为信用风险暴露，过分依赖于外部评级，对于缺乏外部评级的公司类债权统一给予100%的风险权重，缺乏敏感性；此外，也没有考虑到不同资产间的相关性。这样的风险权重评估就是对于没有经过西方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的金融资产100%的计入银行的风险资产，再对于风险资产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乘以资本充足率得出银行必须的资金数额。而对于经过评级的金融资产则可以降低计入风险资产的比例，降低比例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必需的银行资本金随之降低。因此，这个评级实际上就决定了银行的资金杠杆水平和银行的发债成本。
如此，高评级可以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就会有更多的银行愿意持有次级债等债权。实际上，就是把生死大权交到了评级机构手上。
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计量的内部评级法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的内部评级体系，自行预测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期限（M）等信用风险因素，并根据如下权重公式计算每笔债项的信用风险资本要求（K）：（1）公司、及商业银行暴露：①非违约风险暴露；②违约风险暴露。（2）零售暴露：根据对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依赖程度的不同，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①初级法要求商业银行运用自身客户评级估计每一等级客户违约概率，其他风险要素采用监管当局的估计值；②高级法要求商业银行运用自身二维评级体系自行估计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期限。初级法和高级法的区分只适用于非零售暴露，对于零售暴露，只要商业银行决定实施内部评级法，就必须自行估计PD和LGD。
我们看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计量的内部评级法是要求必须经过监管当局的技术检验和正式批准的，要以美元结算就要经过美元的结算机构，能否符合巴塞尔协议就是该结算机构说了算。巴塞尔协议实际执行起来的结果就是谁做结算货币谁监管，除非交易的双方有特别的约定。因此这个内部评级法实际上就是美国以及美国认可的金融机构可以使用，其他金融机构只能使用标准法来进行风险计量，而使用标准法的风险计量的结果，就是必须屈从于美国控制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下。
涉及国家金融安全
巴塞尔协议还要对金融机构的信息安全进行挤压，如果想让三大评级机构评级，就要对评级机构公开信息，也要对监管机构信息公开，也即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想要获得评级，就必须向美国公开信息。对此，中国显然是难以做到，结果就是中国银行的资产均要按照100%的权重计入风险资产，这对于中国显然是不平等的。
美国金融机构对美国评级机构和美国监管机构信息公开是没有什么额外风险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就涉及到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核心秘密。
宽松空间被挤压
在美国前两轮QE时中国没有及时跟进，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到32000亿美元，比危机前增加一倍。快速增加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市场早已被外来的热钱所潜伏，如果中国此时进行宽松，则进来的投机热钱就要大幅获利。想一想2008年1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5898.10亿美元，到2012年6月是32400亿美元，这新添的美元当中有多少热钱？而我们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11年6月末外国来华投资15838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如果此时中国宽松，股市等资本市场价值翻倍上涨，外资获利就可能超过我们的外汇储备，如果股权的价值翻倍，外国来华投资的资本价值就要30000亿美元以上，还有隐藏在房市和股市的热钱资金，如果中国宽松，他们就要胜利大逃亡了，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彻底压死，因此在国外抢先宽松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宽松的机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巴塞尔枷锁和评级霸权不解除，中国是没有宽松的机会的。在内外宽松不同的情况下松紧不同，如果开放外资进入则对中国也是一个剪羊毛的过程。
巴塞尔协议不但对中国是枷锁，对于欧日压力也是很大的。每一次评级的下调，对于欧盟和日本就意味着要银行和金融体系进一步地去杠杆化，压低了欧日的杠杆也就使得货币衍生的货币乘数降低，货币供应必然是紧缩的。
巴塞尔协议订立之初就有限制日本当年量化宽松的作用，是美国和英国共谋针对《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央行大量印钞应对升值攫取世界财富所采取的限制策略。现在限制日本的策略变成了中国的枷锁。
篇7
摘 要 次贷危机爆发后，新巴塞尔协议减缓还是恶化了危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从次贷危机爆发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争议、巴塞尔委员会对新协议的修正等几个方面，总结了次贷危机后新巴塞尔协议暴露出来的问题。
关键词 次贷危机 新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率
一、次贷危机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反对意见
危机后，新巴塞尔表现出的问题是大量的资产证券化及其信用违约率上升导致银行业流动性紧缺。新协议在危机期间是否发挥了它应该有的作用，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协议对模型及统计分布过度依赖。尽管银行的内部模型认识到资产收益服从厚尾分布，但其对尾部事件和极端事件的概率估计不足，导致了模型特别容易易低估风险。另外，模型也缺乏与金融市场业务模式创新变化的一致。
2．新协议因具有放大周期效应而提高了金融不稳定性。稳定时期的统计分析数据对危机时期不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监管者来说，模型应用对市场价格风险的度量可能会加大风险的错误信息，这会放大风险。
3．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有待完善。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重要风险转移”概念的确认，二是对“隐性支持”审慎性管理的使用，三是对一些特殊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尤其是表外资产的风险。
4．交易账户中违约风险的资本充足要求不明确。在危机中可以看到，由于对信用评级正确性的怀疑以及短期负债持有方不愿意继续持有资产，一些特殊目的工具面临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最后被迫折价出售资产因而蒙受了巨大损失。
二、次贷危机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支持意见
尽管新巴塞尔协议在危机中暴露出各种缺陷，大部分监管机构对新协议依然持支持态度，并且强调了实施新协议的重要性。总结来看，对新巴塞尔协议的支持意见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新协议三大支柱下的规定是较为完整的。第一支柱提出了包括信用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全面资本要求；第二支柱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监管技能，以更好地评估银行的特有风险；第三支柱对市场约束的规定提高了包括证券化和风险削减在内的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
2．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提高了对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要求，减少了高风险资产证券化所带来的资本不充足情况，并在第一支柱下提出了包括证券化资产风险暴露在内的银行须持有资本数量的几种计量方法。当前的危机提供了一个检验新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稳健性的机会，考虑对复杂证券化产品的资本要求、压力测试的法律要求、表外产品带来的名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以及信息披露等问题。
3．新协议放大周期效应的问题值得商榷。对于新协议的放大周期性，至少有三点因果关系需要考虑：第一，资本要求本身应该在经济萧条期有所增加、在经济繁荣期有所下降；第二，银行实际资本本身是顺周期的；第三，信贷行为依赖于与银行资本无关的需求因素，这应该由供给因素决定，并不直接与银行资本水平相关。
三、次贷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委员会对新协议的修正
针对次贷危机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争议，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出台了以下文件：
第一，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报告。首先，应建立起银行在市场条件恶化、市场价格变化无法预测情况下的应急计划，并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分配更为充足的资源；其次，银行在风险与价值评估过程中不应过多依赖于外部评级，信息来源应该多样化，稳健的内部评价方法尤其重要；再次，由于财务报告和风险管理目标角度的差异，前者的价值评估反映会计准则范围内的风险因素，后者的价值评估着重反映价值不确定性，银行应该妥善处理这些存在差异的目标，并进行相应的价值调整；最后，在当前的会计准则下，银行采用公允价值进行价值度量。
第二，健全流动性监管原则的咨询文件。巴塞尔委员会2008年6月出台的《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强调了在整个银行系统风险管理框架内建立一个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的重要性，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全面识别、衡量各种流动性风险；其次，加强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强调了对整个市场范围内压力因素的测试，以及在紧急时期融资能力的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最后，发挥监督者的作用，强调了各监督人在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过程中的沟通与协作。
第三，交易账户中额外风险资本要求的咨询文件。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7月出台了《额外风险要求准则以及对BaselⅡ框架的修正》，该准则是对巴塞尔委员会于2007年10月出台的额外违约风险资本要求计量准则的延续。新出台的准则扩大了资本要求考虑的风险范围，全面考虑了危机时银行交易账户中债务抵押债券及其他二次证券化产品的损失，因此，IRC的计量也反映了由违约、信用等级变化、增大的信用差价及股价波动等因素带来的价格变化风险。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巴塞尔 薪酬 风险管理 绩效
一、商业银行薪酬制度回顾与总结
（一）商业银行及其薪酬制度
商业银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同于中央银行或者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主要进行存款、贷款业务，通过存贷利息差额获得盈利。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范围还包括吸收公众、机构以及企业的存款、向他们进行贷款，以及票据贴现级其他中间业务。而根据《中华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商业银行指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业务等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
由于商业银行的特殊地位，商业银行拥有双重属性：公共属性和企业属性。[2]一方面商业银行是盈利性组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具有社会性，需要承担促进社会福利良性发展的责任。因此商业银行的薪酬制度不仅要考虑内部员工福利及绩效激励作用，还要考虑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商业银行的高管不仅没有为罔顾风险和投资人资产安全的行为买单，反而被曝享有天价薪酬，遭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以及信用。因此，商业银行的薪酬制度制定及管理需要谨慎。
（二）商业银行薪酬制度主要内容
商业银行的薪酬制度的组成主要有基本工资、年度奖金、长期激励以及福利和津贴。[3]基本工资不受个人及公司的绩效影响，缺乏灵活性，也是薪酬的固定部分。年度奖金是直接将薪酬与银行业绩挂钩的基本方法。奖金的具体制定各个银行有所区别，财务指标或非财务指标都会运用到业绩的衡量中。长期激励，特别是针对高管的长期激励，常常牵涉到股票和期权。高管在达到一定的解锁条件后，期权才能被解锁。福利和津贴则更多是隐形的福利，例如公司用车、带薪休假、旅游等。
在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高管的薪酬结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基本工资占较小的比重（25%左右），而其他的长期激励，如股票和期权、分红等占比很大，接近75%。这种薪酬制度无疑向这些银行的高管传递了一个信息：不顾一切让利润最大化。[4]因此这些银行高管愿意冒巨大的风险去进行高回报的金融业务。薪酬制度是推动金融危机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巴塞尔薪酬管理要求
2010年底，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了《全球更稳健的银行及银行体系监管框架》及《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及监管的国际框架》两份文件，明确提出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预计在2018年底达标。这是自1988年出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来的第三版，因此简称“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于70年代，其职能是组织制定并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指导文件。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Ⅰ），核心内容是按监管标准计量信用风险资本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巴塞尔协议Ⅰ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其风险权重计算简单、计量标准没有考虑风险的因素等。经过多年修改、补充和完善，巴塞尔于2004年6月出台《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巴塞尔协议Ⅱ），其核心内容为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监督检查、市场纪律三大支柱。巴塞尔协议Ⅱ出台后，全球100多个国家都陆续接受并实施。不过，实施中暴露出资本定义较宽松、表外风险约束不力、忽视资本监管亲周期性等问题。为了改进，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协议III特别针对针对商业银行的薪酬制度做出了规定，要求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建立薪酬管理制度。在随后的2011年，巴塞尔出具了《将薪酬制度与风险、绩效挂钩的方法》①。该报告希望使监管当局级银行能够加强对经风险调整后的薪酬制度的认识，促进银行业的薪酬制度改革。
巴塞尔报告认为，健全的薪酬制度的调整机制应该包含薪酬制度的设计、业绩考核的方法、事前和事后的调整、延期支付以及奖励程序等。对薪酬制度进行风险调整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大多数薪酬会在风险结果显示之前就已发放，因此需要引进事后风险监控机制，结合事前的风险预估，更好地进行风险调整。这份报告还详细的讲解了风险调整需要考虑的因素，例如风险的性质以及风险结果显现的时长。某些风险可能是超长期的，此时就需要引入事前风险调整机制用于预防风险发生。对于一些确定可见的、短期的风险结果，可以通过事后风险监测机制来控制。对于衡量风险的指标，报告指出需要合理结合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定量指标需要从单纯依靠经济指标转向为经济效率指标，如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融资成本等。而定性指标考量薪酬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背景、职能、薪酬管理方案等。
三、巴塞尔薪酬管理规定对我国的启示
银行的薪酬管理对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十分重要，也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巴塞尔薪酬管理规定的颁布，中国各商业银行应该按照指引，结合中国国情和银行的实际管理，调整薪酬管理体系，从以往只注重业绩评价指标转变为效率与风险兼顾。另外，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填补监管的真空，完善薪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5]另外，中国也应该积极参与金融监管改革，掌握主动权，改变之前被动接受西方规则的局面。
注释
①Range of Methodologies for Risk and Performance Alignment of Remuneration
参考文献
[1]潘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一个基于银行业特征的理论分析.金融研究，2006，（3）：37―47.
[2]陈萌B.商业银行薪酬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2012.
[3]Bruce Overton & Susan E. Stoffe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swer book[M]. Citic Publishing.
篇9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面板协整模型
一、引言
2007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民众开始质疑巴塞尔协议II在资本监管方面的有效性，各国监管当局也开始意识到巴塞尔协议II在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经过数月激烈争执，2010年9月12 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法案，业界普遍称其为《巴塞尔协议Ⅲ》，随后又相继公布了《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更加稳健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等文件。《巴塞尔协议Ⅲ》被称为是全球最严银行业资本新规，这一次对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可以说是历年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银行监管领域里实行的最大规模改革。
二、《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从具体框架来看，《巴塞尔协议Ⅲ》较之前的版本来说，在资本的定义和流动性的监管标准方面都可能有所放宽，可以预计，对正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全球银行业来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所可能经受的冲击会有所降低①。此次的修订主要关注逆周期的缓冲资本设立、商业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流动性比率的监管指标等几个方面，具体表现为：
（1）新协议规定商业银行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资产的下限提高2.5%，即从2%提到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提高2%，即从4%提至6%；资本充足率则保持在8%不变，此外还设立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及引入最低为3%的杠杆率指标。
（2）加入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两个指标来监管银行业流动性，其中，规定LCR不低于100%，NSFR必须大于100%。LCR是为了应对突发的流动性中断情形，手段是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短期流动性；NSFR则鼓励银行经营业务资本来源使用的是稳定资本，常作为衡量流动性错配的一项指标。
（3）2008年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大警钟是，顺周期性的应对无力以及系统性风险监管不足等现有监管的缺陷，因此此次巴塞尔委员会提出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这是指各大商业银行在信贷充分的时候能做好第二手准备，当信贷规模过快增长时，系统范围内的风险会不断积累，这样反周期缓冲资本则会降低风险，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出《巴塞尔协议Ⅲ》宏观审慎的目标。
2009年金融海啸爆发前，我国仍以《巴塞尔协议II》为实施标准。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当局对全球的金融形势进行了全新审视。我国自2009年4月加入巴塞尔委员会以来，加快了国内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并将其写入“十二五”规划中。2011年2月在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订出四大监管工具，确定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随后，银监会相继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分别在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流动性风险等几个方面确定了具体适用于我国国情的监管要求。统计数据显示，实行这一系列资本监管后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分别于2010年上半年增加至11.1%、186%。
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变量和模型介绍
监管政策的实质可以说是对资本的监管，我国新监管政策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引入杠杆率的监管标准，其实是要求银行持有足够多的一级资本来抵御风险，保持稳定性。金融的发展必然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金融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选取了贷款增长率（LOAN）、资本充足率（CAR）、经济增长率（GDP）三个变量，并加入存款增长率（DEP）和利率（R）水平，进行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及贷款规模增长的实证分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008-2013年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分别为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数据均来自和讯网站及wind资讯，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2、实证检验
（1）回归模型
首先，用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本文经过综合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略）来判断应采用何种形式的模型，结果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因此我们得到两个回归方程为： （2）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保证结构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了多种检验方法： LLC 检验、IPS检验、PP-Fisher Chi-square及ADF-Fisher Chi-square。相应检验结果在表1中列出。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上述五个变量的原值在三种检验方式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这五个变量序列为非平稳，然而从变量的一阶差分来看，这些变量均为平稳过程，即一阶单整I（1）过程，因此可进行下一步面板协整检验。
（3）面板协整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时，本文根据Pedroni（1999）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所有检验的原假设均是“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从表3的检验结构来看，只有Panel rho-Statistic与Group rho-Statistic没有拒绝原假设，其余都拒绝原假设，因为在小样本中，panel adf-stat、group adf-stat检验效果最好，因此，综合来看，方程各变量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4）面板协整关系估计
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只是证实了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贷款利率、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具体协整方程还需进一步估计，之前我们已经判断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这里仅对以GDP为因变量，CAR、DEP、LOAN、R为自变量的方程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通过以贷款增长率为因变量，其余三个变量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可以得出，贷款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成反向变动关系，即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率会下降0.45%；贷款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度及利率也呈负相关关系，每提高1%的贷款增长率会分别降低0.26%的经济增长率及3.82%的贷款利率，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变动对贷款增长率变动的影响较小；二是通过协整方程，我们可得出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系数小于1%，相关性并不显著。这与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相同，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后，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资本监管达到要求，短期内并不会给银行经营和经济增长带来太大的影响，另外，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变动关系，贷款利率每上升1%，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0.12%。因此，总的来看，新监管标准的实施，从短期内看，并未对经济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造成较大影响。但是如果从长期看，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和银行经营的稳健性，我们仍需加强动态的监管政策的建立，各商业银行应采取多渠道补充资本、完善内部评级法和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来应对风险。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巴塞尔协议Ⅲ》下的资本监管进程及其影响[J].西部论丛，2010（10）.
[2] 蔡允革.资本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J].西部金融，2008（10）.
[3] 巴曙松.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新进展[J].中国金融，2010，（19）：98-99.
篇10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双轨制;风险管理;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62-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14
为了推进新资本协议在我国的实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于2007年下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将商业银行分为两类:新资本协议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主要指中小银行。银监会自2010年初开始接受新资本协议银行的申请,新资本协议银行从2010年末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其他商业银行自2010年末开始实施经修订后的资本监管规定。即新资本协议银行主要采用内部评级法,主要是高级计量法来计量资本,而其他商业银行主要按标准法来计量资本[1]。
目前,已确定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等七家为首批试点实施新资本协议的7家银行。在《新巴塞尔协议》下,大银行将首次按照与其他中小银行完全不同的正规化资本监管制度经营。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会对商业银行产生什么影响,是否会影响竞争力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中小银行。因此,本文探讨了《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信贷行为、经营发展的影响,并就中小银行如何在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下立足与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策。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国内外实施情况
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现在惯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决定于2006年末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充分考虑到银行面临的独特风险,在“三大支柱”①的框架下,提出了由易到难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简称IRB法)以供选择[2]。
目前,欧盟成员国、十国集团主要成员以及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体已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自2009年起,美国主要大型银行将直接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全球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将在2010年前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实施以新资本协议为基础的监管制度。
然而,由于新协议对风险计量要求的严格性和复杂性,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所有银行都有能力立即实施,即使是发达国家,目前也仅仅局限于从事国际业务的跨国大银行,而其他银行则将继续保留现行的资本管理制度。在《新巴塞尔协议》下,大银行将首次按照与其他中小银行完全不同的正规化资本监管制度经营。在一些实力雄厚的大银行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高级计量法,其他中小银行主要采用巴塞尔旧资本协议标准法计量资本,从而形成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下的资本监管“双轨制”。
二、“双轨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的影响
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双轨制”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对资本要求不同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银行都在采用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价法,特别是高级法。亚洲银行家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认为采用内部评级法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能力。对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还表明,从长期来看实施平均法之后,商业银行有降低资本要求的可能。根据研究,对交易额巨大的银行来说,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模型法比标准法要节约资本20%-50%[3]。
我国准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七大银行在2007年已完成规划制定工作,引入外部咨询机构,梳理数据,建设相关信息系统,逐步采用内部模型法来计算风险资本,但在一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各大型银行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实施机构,编制了新资本协议实施规划,交通银行的公司业务内部评级体系已开始在授信政策、授信审批、贷款风险报告和监控等方面发挥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资金投入为5~10亿元人民币,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入为1~2亿元,平均成本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持平。
相比之下,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差距更大。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个别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比较先进,而大多数银行还是停留在起步阶段。因此,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七大银行资本要求要比其他中小商业银行低,造成了“双轨制”下的不公平竞争。由于实施原协议的银行对资本要求的敏感度不高,很可能处于竞争劣势。而拥有优质客户的大银行本身资本充足率就比较高,在新协议下还可以更有效地扩张业务,有可能形成“胜者通吃”的市场格局。
(二)影响银行的经济资本、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绩效评估
经济资本也被称为风险资本,是在一定的置信度水平上、一定时间内,抵御银行承担的未预期损失所需要的资本,是根据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大小计算出来的,与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相对应[4]。《新巴塞尔协议》体现了对银行经济资本体系的重视,鼓励银行构建自己的经济资本体系。经济资本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银行决策的核心依据,中国银行业也开始积极引入经济资本管理,而中国银监会也明确鼓励国内商业银行逐步确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现在许多银行都采用经济资本考核客户经理对经济资本的占用情况,在“双轨制”下,新资本协议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经济资本,而中小银行采用了标准法来计算经济资本。如果在计算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其他方面一样,只是经济资本不一样,对于低风险业务,实施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银行的RAROC会高于中小银行,对于高风险银行则会低于中小银行[5]。因此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也会影响的经济资本、风险调整收益率,最终对两类银行的绩效评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银行的信贷取向。
(三)影响资本套利
由于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大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大银行可以比较资产在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用不同的方式计算资本金的大小,这即可以根据将资产在交易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转移,以规避资本要求。而对中小银行,银监会规定交易账户总头寸高于表内外总资产的10%或超过8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须计提市场风险资本。一般银行都不需要单独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而包括在信用风险资本计算中,或者只是采用标准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在资本套利上空间较小。随着未来利率市场化,利率下降,净息差缩小,银行为增加收入,交易类账户资产会逐步增加。例如2000―2006年全球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翻了一番,其中绝大部分是交易资产的增长,结构化信贷产品风险大大上升。因此对中小银行而言,采用标准法来计算市场风险资本,相比新资本协议的银行是处于劣势的。
(四)影响银行信贷行为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双轨制”对银行的经营信贷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的“双轨制”可能导致高风险的企业寻求资本监管敏感性不高的银行――即仍执行旧协议的银行,低风险企业则寻求采用新协议的银行。
在贷款违约概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由于中小银行对高风险贷款价值的高估,使得它们在决策时更倾向于持有高风险贷款。在与大银行的竞争中,大银行由于对高风险企业贷款有更加理性的认识,面对中小银行这种不甚理性的偏好,会逐渐放弃高风险企业贷款市场,从而使得中小银行逐渐占领市场,形成完全由中小银行向高风险企业提供贷款的局面。可以将这种均衡描述为“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局面,而这无疑会使中小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对中小企业筹资来源也十分不利。
一般来说,对于高风险的企业贷款,在高级IRB法下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持,即越是简单的风险度量方法,对高风险企业的贷款的资本准备就越少,从而高估该贷款的价值。在高风险贷款市场上,中小银行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偏好,在与大银行的竞争中可能愿意提供更优待的条件,从而迫使大银行逐渐退出该市场。从而更可能形成中小银行提供中小企业贷款的局面。在低风险贷款违约概率较小的情况下,由于中小银行对贷款价值的低估,使得它们不愿持有更多的低风险贷款,最终造成大银行向低风险企业贷款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中小银行回避了低风险贷款,失去了本应赚取的利润,同时还会使低风险集中聚集于大银行。
综合来说,商业银行如果高估贷款风险会造成过度持有资本,低估贷款风险会造成不愿持有资本。这无论是对中小银行,还是整个银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系统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整个银行业进化博弈的结局就是大银行专职提供大企业的低风险贷款,而中小银行专职提供中小企业的高风险贷款,这种结果会造成各方的利益受损。首先,对于中小银行,虽然高风险贷款支付的利率高,但大量的风险集中于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加大了破产风险。为此,他们还要持有较多资本,从而又加大了经营成本。其次,对于大银行,主要从事低风险贷款,造成收入较低,而较低的资本持有量是否加剧了银行的倒闭风险还是一个未知数,此外,缺乏高风险贷款业务无形中也是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能力的一大浪费。最后,对于企业而言,大企业(低风险贷款需求者)可能不会遇到太多问题,而中小企业的筹资难问题无疑会雪上加霜。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整体信用级别较低,在日益国际化的市场上我国企业的融资环境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通过分析可看到,在资本监管的条件下,为了满足监管当局规定的最低资本比率,商业银行会调整自己的信贷行为。虽然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银行的稳定,但也会由此引发银行行为的变化,干扰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这样“双轨制”的情况下,实施原协议的银行对资本要求的敏感度不高,很可能处于竞争劣势。
四、中小银行在“双轨制”下的立足与发展对策
由于未来竞争的激烈,面对新资本协议的“双轨制”,作为弱势的中小银行究竟是通过软硬件建设来实施新资本协议,还是在此弱势格局发展也是值得考虑的。
(一)达到条件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其他商业银行可以从2011年后提出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申请,申请和批准程序与新资本协议银行相同。如上海浦发银行等大型股份制银行由于资金雄厚、风险管理技术较先进,能够逐步达到新资本协议要求。其他股份制银行为避免在“双轨制”下的资本监管不利局面,也应逐步规划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6]。
(二)寻求合并、收购,进行扩张
对多数城市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受资本金、规模的限制,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因此,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避免遭受被收购的可能,需要主动寻求合并、收购,以扩大规模,并逐步规划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寻求立足之地。
未来将迎来一个银行业兼并、混业控股的时代,尤其在利率市场化后,息差随之缩小,当前银行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将大大减小,银行业将重新洗牌,如过去的五年中大型银行变得更为庞大。2001―2005年,大型银行在欧洲银行总资产的份额从54%上升至68%,而新协议的实施很可能会通过加大不同规模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差异而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大量中小银行倒闭、破产,银行资产进一步集中于大型银行。我国银行一是主要通过扩张、收购成为全国性的大银行;二是立足区域,做强区域,深耕区域,保持在区域内的龙头地位,做区域精品银行。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R/OL].cbrc.省略/chinese/home/jsp/index.jsp,2007.
[2]巴曙松,牛播坤,向坤.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路径的国际差异比较及其发展趋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6(4):52-59.
[3]Michel Crouhy, Dan Galai &Robert Mark.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32-139.
[4]付正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与风险控制――释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32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