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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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09-0138-03
[作者简介] 贾春光,农行宜春市分行经济师､厦门大学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贷风险管理(江西 宜春 336000)
担保作为一项重要的融资条件,在间接融资中一直被广泛使用｡2004年6月正式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对作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担保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尽管新协议中相当一部分具体规定对国内银行目前并不适用,我国银监会也已经明确表态暂不实行新协议文本,但是掌握和吸收新协议中具体规定背后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担保在信贷风险控制中的主要作用
西方融资担保理论研究认为,信贷担保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解决借贷双方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委托问题｡处置成本的存在使得担保对借款人的价值高于对贷款银行的价值,因此担保可以加大借款人的违约成本,抑制借款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终降低信贷风险;二是担保质量是确定信贷定价的重要因素,并实现银行对信贷客户的筛选｡对银行而言,担保价值比借款人预期的项目收益更容易被客观识别,因此银行可将担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来设计一套信贷合约,低风险的借款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合约,而高风险的借款人选择高利率､低担保合约,从而使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风险类型对其进行分离和筛选,良好的担保可以降低借款人的借款利率水平;三是降低信贷风险处置时借贷双方谈判成本｡在没有债务担保的情况下,借款人一旦违约,其所对应的各债权人在协议分割借款人剩余资产的谈判中将耗费很高的成本,而在债务担保情况下,由于担保条款事先已经决定了担保资产的归属,这将不仅降低借贷双方事后的谈判成本,而且将剔除其他无担保债权人的“免费搭车”问题;四是担保质量是银行进行信贷风险分类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重要依据｡
二､新协议对担保的相关要求
1.担保的确认｡一是对担保主体的原则性规定｡标准法规定,有资格的抵押品应该具有法律地位明确､能客观估值或采取盯住市场价值､良好的流动性､价值波动较小､和交易对象的信用相关性较低等特征;保证人的风险评级必须高于借款人,否则不予认可｡二是认可的担保主体的具体范围｡标准法认可的抵押品包括现金类､黄金､债券类､股票类､证券和基金类等五类,全部为变现能力强的金融产品,而变现能力稍差的实物抵押品没有得到认可;保证人为履约能力容易得到认可的实体,主要包括国家､公共部门实体､银行和风险权重低于交易对象的证券公司､评级为A-以上的其他实体等,范围非常有限｡
2.担保的接收与管理｡银行使用担保作为风险缓释工具的政策,包括对担保的接收､管理和会计上处理的各项具体规定,都必须清晰一致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接收担保时,银行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履行法律要求,确保在借款人违约､无力偿还或破产时银行能够及时处置担保并获得担保权益而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贷款发放后,银行应该连续考察贷款的信用状况;经常对担保人重估;连续追踪抵押品价值,经常盯住市场,对抵押品的种类､位置和质量进行考察;保守地估计抵押品的市场价值｡
3.担保的处置｡银行应该建立清晰和稳健的程序及时处置担保,以保证能够有效遵守违约条款的规定,一旦借款人违约迅速处置担保;对担保进行最终处置时,违约损失的估计应该建立在历史清偿率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只建立在估计的抵押品市场价值基础上｡为了建立合理的违约损失率模型,银行应该建立健全的历史数据积累机制,这种健全的历史数据至少要覆盖两个以上的经济周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有专家认为,我国两个经济周期的年限通常在10年以上｡
三､我国信贷担保存在的主要风险
新协议认为,尽管使用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可降低或转移信用风险,但它同时可能使银行承担其他的风险,这种情况在具有注重担保传统的我国银行系统表现得非常明显｡
1.担保法律风险｡与新协议要求不同的是,我国金融实践中采用的担保主体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涉及信贷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既庞杂又分散,导致银行在现实操作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以目前很多银行办理的各种收费权质押贷款为例,《担保法》中所列明的权利质押中并没有明确包括收费权质押,在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中第九十七条确认了“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质押的地位,但是对于类似学校､医院等收费权质押还是没有涉及,也就是没有明确承认其法律地位｡类似的情况还有关联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或循环担保､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借款人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抵押贷款等,这些贷款一旦涉及担保处置,很可能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法院判决为担保无效,或者银行即使胜诉也根本无法执行,最终造成信贷资金损失｡
2.担保操作风险｡新协议对担保作为风险缓释工具在接收､管理与处置各环节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这些环节在银行的实际运作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操作风险｡接收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未核实担保人对抵押品所有权及处分权的真实性､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存在瑕疵､未履行法定担保登记手续､相关担保权属凭证未转移银行占有､信贷档案管理混乱导致重要法律文件缺失等;管理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缺乏对抵押品保管状况的后续监测､缺乏对保证人担保能力和抵押品市场价值的重新评估､贷款展期重组时未征得担保人同意并重新签订担保合同并办理登记手续等;处置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担保权诉讼时效维护不力､对担保处置不及时以及处置方式不恰当､不注重对担保处置成本及其效果的数据积累等｡
3.担保价值风险｡一是担保与借款人信用度相关,违背了保证人与债务人在法律人格上应当相互独立､第二还款来源应具有补偿性的担保原理｡二是保证人保证能力不充分,如担保人与借款人同属一个行业,具有相同的行业风险,或者保证人的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低于借款人,这种不被认可的担保却往往成为银行考虑的第二还款来源｡三是高估抵押品价值｡为了增加融资能力,有的借款人会通过对现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增加抵押品价值,如果银行调查不到位或者抵押品价值认定政策存在偏差,将导致抵押品价值被高估｡
4.担保流动性风险｡一旦发生借款人违约,担保能否被及时处置变现就成为银行降低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法》要求银行非自用不动产必须在一年之内处置完毕,各银行同时进行大量抵押品处置导致市场成交价格大幅下跌,再加上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抵押品交易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交易秩序不够规范､交易法规不够完善､交易手续十分烦琐而且交易费用偏高,因此大部分抵押品变现费时费力且损失惨重｡另外,外部是否存在一个高效､快速和透明的法制环境,也是决定担保流动性高低的重要因素｡据调查,银行执行担保债权的司法费用平均占请求金额的4.7%,税费占担保物金额的17%,如果加上法庭费用,则整个司法费用基本要占到银行诉讼标的金额的22%以上,有的金融机构此类案件的费用最高达到34%以上｡
四､加强我国信贷担保管理的建议
1.树立科学担保理念｡银行信贷人员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争论放款时是应该更多地注意借款人担保的价值,还是关注整个借款人的财务实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担保可以解决信贷业务中多种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在估价和处置变现上存在诸多困难,其为银行带来的好处是很有限的｡在金融实践中,担保不能代替对借款人的全面评估,银行必须将借款人自主还款能力(第一还款来源),特别是借款人未来产生稳定､足额现金流量的能力作为最主要的贷款条件,不应该过度依赖信贷担保｡对银行而言,通过法律手续处置担保以弥补贷款损失的成本很高,事实上银行已经在担保处置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担保作为对借款人违约的防备,最好是备而不用,一旦需要使用则必须确保担保合法､足额､有效｡另外,我国近期的金融实践表明,银行对不同规模的贷款提出的担保要求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对较大规模贷款的担保要求主要用以解决逆向选择,降低信贷风险处置时的谈判成本;而对小额贷款的担保要求则主要用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信贷运营成本｡
2.加强担保相关法律法规研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布,现有的法律法规不断被修订,这些变化可能对信贷担保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银行必须加强担保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一是银行各级信贷人员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熟练掌握与信贷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并在信贷实践中灵活运用｡二是银行要提高法律风险意识,纠正政策法律无风险的错误观念,把防范政策法规变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对国家涉及银行贷款债务存在和处理的法律规定调整变化,要认真学习､及时把握,深入研究分析对贷款可能造成的影响,如可能造成贷款风险的,要及时研究对策,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三是谨慎对待“另类担保”｡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而非判例法,因此学校､医院收费权质押等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或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担保方式很可能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3.规范担保接收处置操作｡基于担保的信贷业务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需要准备复杂的法律文件､公开登记等,实施过程中很容易犯一些操作错误,这些错误的成本极为昂贵,因此有必要对担保接收处置操作进一步予以规范｡一是科学界定认可的担保种类及对象,所确定的担保种类和对象必须被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认可,并具备与借款人信用相关性低､可客观估值､价值稳定､流动性强等特点,尽量向新协议文本的要求靠拢,严格控制担保准入关;二是合理确定抵押品的担保价值｡银行一般通过历史成本价､市场评估价来确定抵押品的价值,这两种方式确定的抵押品价值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实际操作中银行必须在充分考虑抵押品价值市场波动､处置变现所需的估计成本费用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抵押品的担保价值;三是严格规定担保接收程序,担保法律文件的签订､担保法定登记应该有银行法律部门(人员)的全程参与,相关档案必须得到妥善保管;四是制定明确的担保处置政策,一旦出现信贷违约,应该立即进行风险评估,符合担保处置标准的应尽快选择合理方式进行处置,处置的时间越长管理成本越高､处置难度越大,久拖不决将导致风险扩大｡
4.连续追踪担保市场价值｡担保在接收时所确定的价值即使是准确的,也仅仅是当时的静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可能会发生波动,其风险缓释的效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导致风险敞口扩大,因此银行有必要对担保的市场价值进行连续追踪｡对保证人的价值追踪主要包括保证人的重大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净资产价值､资产构成以及或有负债等方面的变化｡对抵押品价值的追踪主要采用盯住市场的方式进行｡抵押品价值盯住市场,客观上要求抵押品具备高度的流动性,每天能够获得市场交易的成交价格,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尚未形成完善的抵押品交易市场,盯住市场存在较大难度,频繁价值重估则存在操作成本过高及评估结果可信度差的缺陷｡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跟踪当地金融系统抵押品拍卖实例,以同类型抵押品拍卖成交价格剔除相关费用,如律师费､交易税金､佣金､抵押品过户费用等,作为本行抵押品的当前市场价值｡在追踪市场价值时应该采用非常保守的方法并考虑抵押品折旧损耗的影响以及估价和处置中的各种限制｡
5.重视担保历史数据的积累｡目前各银行对担保的折扣率､处置的完全成本､对违约损失挽回率一直依靠历史经验主观确定,管理方式原始､粗糙,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以抵押率的确定为例,由于未建立统一规范的评估市场,同一抵押品在不同机构的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既定的抵押品价值折扣率很难发挥作用｡银行应该认识到担保历史数据的重要性,尽快建立担保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历史数据的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合适的定量模型,分析担保的不同特征,包括价值波动､变现难易程度､处置成本､违约损失挽回率等,为规范担保管理､精确量化和控制信用风险提供决策依据｡据金融时报报导,最近工商银行在担保历史数据积累方面取得了突破,该行抵押品价值评估管理系统2006年1月已经正式投产,标志着该行风险管控能力正在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
6.将担保质量作为信贷定价的重要依据｡风险和利率是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首要关心的两件事,每一笔贷款所确定的利率必须覆盖其风险及成本,否则,银行就难以控制其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盈利性也无从谈起｡担保程度直接影响着信贷风险大小,风险大小影响了利率的高低,而风险水平又取决于借款人提供担保的质量,因此担保质量与信贷利率水平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根据风险与收益配比的基本原则,银行应该制定明确的信贷产品定价政策,将担保质量作为信贷产品定价的重要因素,在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对高质量的担保提供优惠利率合约,而对低质量的担保要求高利率合约｡将担保质量与信贷产品定价直接挂钩,一方面可以增强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提升信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借款人自主提高担保质量｡
参考文献:
[1]马亚军.西方融资担保理论综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1).
[2]中国信贷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报告[R].北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05.
篇2
关键词：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资本计提 信用风险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3-032-05
一、概述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的根本目的是要求银行持有充足的经济资源（包括：准备金、资本和核销）来抵御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损失。其中，准备金用来覆盖银行的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 EL)，这是可以通过历史的长期数据来估计的；而资本则被要求用来覆盖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 UL)，即实际损失超过预期损失的部分（见图1）。由于银行无法预先知道非预期损失发生的时间和大小，而且有些巨额损失的发生对于银行经营和生存的影响是致命的，因此持有充足比例的资本来保证银行的长期稳健经营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银监会用于对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是按照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第一版（以下简称老协议）制定的，该办法要求商业银行统一按照风险加权资产的8%来计提每笔敞口的资本要求，该方法简便易行，但对于风险的区分能力和敏感度明显不足。新协议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针对各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差异较大的状况，增加了内部评级法，鼓励有能力的银行自行开发信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相应的信用风险参数：违约概率（PD，初级法的要求）、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时的敞口（EAD，后两者为高级法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给出了覆盖每一笔贷款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计提公式，着重于将银行资本无法覆盖巨额损失的概率控制在监管当局能够接受的水平内（公式中为0.1%），同时提高资本要求对于风险的敏感度和精确度。
计提资本的公式基于随机信用组合模型的研究成果，公式设定了具体的分布状态、贷款风险关联度和统计精确度，并针对不同的资产类别设定了不同的权重参数。根据该公式，银行对于每笔信贷资产所需的资本大小主要取决于客户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时的敞口(EAD)、敞口的期限、资产违约的相关性和资本覆盖损失的置信水平等参数。对于实施高级法的银行来说，不仅应该有能力按照新协议的要求估算PD、LGD、EAD等参数，输入公式计算所需资本，还必须了解这些公式背后所蕴含的含义和委员会的真正用意。
笔者基于对新协议的研究，总结了新协议对于资本计提要求的三个原则，并通过对资本计提公式的理论基础和公式含义的解读和探讨，以期让读者了解委员会在设计资本计提公式时所考虑的因素和用意，在此基础上对国内银行业使用新协议资本计提公式提出三点建议，希望对国内银行风险管理人员实施新协议能有所帮助。
新协议中资本计提的具体公式详见文章的第五部分。
二、资本计提的原则和理论基础
根据笔者对于新协议的研究和理解，认为新协议资本计提公式最主要体现了三个风险管理原则：
1）资本计提要求的理论基础应当尽可能在简单和精确之间取得平衡，可操作性强，能够为尽可能多的国家银行业所接受；
2）银行对于风险的计量应当基于谨慎保守的原则，充分考虑经济萧条等恶劣环境的影响，确保银行在任何情况下的稳健经营；
3）不同信贷资产的风险特征和水平差异很大，银行应当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业务发展方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险和收益配比点。
基于以上原则，委员会在设计资本计提公式时遵循了“抓大放小”的思想，既考虑到关键的风险影响因素，保证计量结果的精确度，又尽可能使公式理论简单、易操作，达到“精确――简单”之间的平衡。委员会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资产组合之间的相关性、经济周期的影响、贷款的期限长短和资产价值的分布规律等。
针对资产相关性，委员会考虑过两种不同的信用风险体系，一种体系在模型中考虑到资产组合之间的相关性，典型的如：J.P. Morgan的CreditMetrics模型，该模型有专门的模块来计算资产组合的相关系数，并以此来计算整个组合的风险价值；另一种体系在模型中不考虑资产组合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对模型的结果进行调整，典型的如：瑞士信贷金融产品公司的CreditRisk+模型，该模型将保险精算技术引入信用风险评估，把客户的违约事件看作被保险人的死亡，通过建立借款人违约“死亡表”来对信用风险进行预测，由于没有关于违约原因的任何假设，因此该模型无法计算组合之间的违约相关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分析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估算出各项资产之间的违约相关性。
委员会最终采纳了后一种体系的方法，因为前一类诸如CreditMetrics的高级信用风险模型虽然更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这种模型由于考虑了各组合之间的相关性，结构往往非常复杂，对于绝大多数的监管当局和银行来说是难以实施的。委员会希望新协议框架能够在尽可能多的国家和金融机构中被实施，因此新协议所采用的模型的理论框架应该尽可能的简单、容易实施。
因此，委员会对模型作出了重要的限制：假设模型具有资产组合不相关性，即对于一笔特定贷款所需计提的资本应当仅依赖于该贷款本身的风险大小，而与该贷款所属的贷款组合风险性质无关。也就是说，在这种方法的框架下，资本的计提仅仅与反映该笔贷款本身的风险因素EL和UL有关（也就是PD、LGD、EAD），这种满足资产组合不相关性的资本分配方法也称为是“基于评级的资本计提方法”。
当然，委员会也意识到“资产组合不相关性”的限制使得资产组合分散化的效果无法体现。因此，新协议框架以分散化程度较好的银行作为基准，对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校验，确保模型的结果较好地体现组合分散化的效果，同时，新协议还在第二支柱中针对贷款集中度要求各国监管当局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风险和问题。
数学上可以严格证明，只有一种叫做渐近单风险因素（ASRF）模型才是满足“资产组合不相关性”假设要求的，该模型假设整个贷款组合是由许多相对较小额的暴露组成，每个单项暴露所特有的风险之间往往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只有那些系统性风险（诸如行业和地区等风险因素）才会对整个组合的损失分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这样一来，模型就能够比较简单地加总各贷款的EL和UL之和作为整个组合的EL和UL。但是，由于在ASRF模型框架中没有考虑组合的分散化和集中度方面的信息，委员会采用了设置转换函数的方法，将各银行自行估计的反映在一个一般的经济环境下的平均违约率PD转换为能够反映宏观经济较差时期的系统风险因素值下的条件违约概率CPD（对于LGD，新协议并没有提供转换函数，而是直接要求银行基于保守原则，自行估计能够反映经济衰退情况下的LGD，后面将介绍委员会的具体考虑），从而将模型的结果校验到组合分散化效果较好的水平上，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周期对于资本要求的影响作用。
针对贷款期限的影响，事实上，几乎所有银行的经验和研究结果都表明，期限越长的贷款违约风险也越高，因此也就需要越多的资本，委员会也认可了这一观点，在其资本计提公式中考虑了贷款期限的影响，对公式基于一年期贷款计算出的资本结果进行了修正。
另外，资本计提公式中还对资产价值的分布做了正态的假设。这实际上来源于Merton的信贷组合单资产模型。Merton(1973)将借款人的资产的市场价值看作为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随机变量，并假设借款人的资产的市场价值服从正态分布，他将借款人的违约定义为其资产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负债总额。Vasicek在2002年证明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Merton的模型可以满足“资产组合不相关性”的条件。因此，委员会采纳了Merton和Vasicek的研究结果，决定采用正态分布的假设。
三、资本计提公式的解读
我们以一般公司贷款的资本计提公式为例，来具体解读体现以上原则和风险因素的资本计提公式的具体构成（其它贷款类型的公式类同）。
资本计提公式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体现图1思想的UL计算公式（基于一年期贷款计算），第二部分是贷款期限的调整公式。
上述公式中，就是委员会提供的条件违约概率转换函数。该转换函数要求两个输入变量：一个就是要求银行自行估计的平均违约概率PD，另一个是委员会确定的风险抵御置信水平99.9%。新协议采用正态分布函数的逆函数将平均违约概率PD和置信水平99.9%分别转换为“违约临界值”G(PD)和反映系统风险因素的保守估计值G(0.999)，并以资产相关系数R的函数为权重将两者加权求和得到所谓的“条件违约临界值”。随后再用正态分布函数N(x)将这个“条件违约临界值”转化为条件违约概率CPD。因此，LGD×CPD就是前面图1中的VaR，扣除预期损失PD×LGD，就得到了覆盖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要求（详见图2），这个资本要求总额能够抵御给定的概率水平下（99.9%）整个组合的可能损失。
正如前一节所述，对于LGD，新协议并没有提供类似于PD的转换函数，而是直接要求银行基于保守原则，自行估计能够反映经济衰退情况下的LGD（一般来说，这个LGD要比银行基于整个经济周期历史数据估计的平均LGD来得高，详见[1]，468段 -471段）。因为委员会意识到，各国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对于LGD的估计能力和水平总体来说不论是数据积累和建模方法，远没有达到开发PD那么成熟的地步。因此，简单地给出一个转换公式，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转换公式所需的输入变量并不是每个金融机构都有能力准确估计的（例如：LGD、业务品种、抵押品类型和价值等），所以委员会最终决定要求银行基于内部数据直接估计能够反映经济衰退时期下的LGD，所以最终在资本计提的公式里，LGD就不像计算PD那么的复杂，而直接选取银行自行估计的LGD。
资本计提公式中，采用了资产相关系数R的函数作为和的加权权重，对于不同资产类别，相关系数R的计算公式有所差异，这体现了委员会的观点：不同资产的相关性和分散化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做不同的校验，以体现他们各自不同的风险特征，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高波动性的商用房地产敞口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公司、和金融同业敞口次之；中小企业和零售敞口之间的相关性最低。这种规律也是与我们的主观经验相吻合的，通常房地产之类的价值往往与整个市场的景气有很大的关系，相互间的关联性很强；大企业和、金融同业组合中的客户数量往往较少，因此相关性也会比较高；而中小企业和零售之类的敞口往往数量很大，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本身的质量好坏，相互间的关联性就比较弱。同时，相关系数R与PD是呈递减关系的，即：当前违约概率越低的客户，相互之间的违约相关性越高；对于那些当前已经是较差的客户来说，其自身违约概率已经较高，因此相互间的违约关联性就比较低了。
另外，中小企业的相关系数还与销售额的大小有关，见图4的三维图。图中，x轴是违约概率PD，y轴是销售额，中小企业的相关系数就是PD和销售额的二维函数关系。委员会用销售额来衡量企业的规模，规模越小的企业，相互间的违约相关性也就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老协议而言，新协议对零售信用资产的资本计提给与了优惠措施，结果是导致零售信用资产所需资本的下降，从而鼓励银行开发零售模型，发展优质零售信贷业务。
公式的第二部分是一个期限调整公式：[1+(M-2.5)×b(PD)/[1-1.5×b(PD)。该公式同时考虑了贷款期限和违约概率PD的双重影响，这体现了委员会的两个基本观点：
1) 贷款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高，贷款的资本需求随着贷款期限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2) PD较低的借款人的贷款期限对于资本需求的影响程度要大于PD较高的借款人的贷款期限对于资本需求的影响（实际上这个观点来源于KMV模型所做的违约概率迁移矩阵分析，因为长期的历史数据表明，评级较好的公司，其降级的可能性往往较高；而那些评级较低的公司，其降级的可能性相对前者来说反而比较小，因为他们往往一年期的违约概率就已经比较高了，下降的空间有限）。
期限调整的基准定为2.5年（这样可以和实施初级法的银行保持一致，初级法中的贷款期限统一定为2.5年），最少一年（某些特殊的短期贷款可以例外），最高5年，318段-325段）。期限调整公式中的b(PD)=(0.11852-0.05478×ln(PD))2实际上就是基于2年期贷款和3年期贷款的迁移数据对2.5年的基准期限所做的平滑回归估计。
四、资本计提公式在国内实施的若干建议
新资本协议是西方十国集团的监管当局制定的用于十国集团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纲领，其资本计提公式的分析基础和数据来源也是基于十国集团金融业所积累的数据，这些国家的监管当局已经建立起自己的评级体系和历史数据，他们用这些数据对资本计提公式进行校验和测算，得到相应的权重系数，应该说这些数字是适合于十国集团的，特别是资产相关系数，非十国集团的国家与十国集团的标准差别会非常大，统一按照十国集团的标准实施对于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建议我们的监管当局应当对这些参数进行调整和校验。
1、尽快研究和探讨建立国内银行业统一数据库的可能性，由监管当局汇总各家银行数据，为监管当局校验和调整新资本协议公式提供国内统一数据支持。笔者认为目前更可行有效的方法是监管当局提出需要修改的参数，由各家大银行根据各自的数据测算这些参数值，上报监管当局；监管当局可以根据这些参数采取某种方法的加权平均，得到国内统一的参数值。
2、基于国内银行业的数据，尽快研究和建立我们自己的违约概率迁移矩阵表，用于资本计提公式有关期限调整的校验和修正。
3、对于资产相关系数R计算公式应当做适当调整，以反映国内的真实情况。资本计提公式中针对不同类型资产设定了不同的权重，比如：大企业的相关系数公式：
公式中权重系数分别是0.12和0.24，根据公式的含义，当PD=0（无风险资产）时，R=0.24；当PD=100%（违约客户）时，R=0.12。因此，需要测算违约客户和无风险资产的相关性，作为对资产相关系数公式权重的修正值。而对于像住房抵押贷款和合格循环零售贷款给定固定的相关系数R，就需要针对国内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并作调整。
另外，对于中小企业的相关系数R计算公式：
其中还考虑了企业销售额S的影响因素（公式最后一部分），委员会基于十国集团所制定的标准是小于5000万欧元年销售额的企业称为中小企业，并且设定了下限500万欧元，小于这个规模的，统一按照500万欧元来考虑，公式中对于销售额S的调整是基于这个标准的，其中S的单位是百万欧元，因此公式中的5代表500万欧元，45其实代表了上限5000万欧元和下限500万欧元的差。建议监管当局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统一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对此公式作必要的修正（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对此公式的调整是港币5亿到5000万之间）。
五、新协议资本计提公式罗列
新协议中对于资本计提的公式区分不同的资产类别，针对各自不同的风险特征和相关性，给出不同的参数调整，具体如下：
参考文献:
1.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 A Revised Framework[M], 省略, 2004
2. Merton, R. C, On the pricing of corporate debt: The risk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J], Journal of Finance 29, 449-470, 1974
3. Gordy, M. B, A risk-factor model foundation for ratings-based bank capital rul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2, 199-232, 2003
4. Vasicek, O., Loan portfolio value[J], RISK, December 2002, 160-162
篇3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全面风险管理；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2-0020-03
近日，银监会在中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实施高层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制度将在2008年、2009年准备和测试，2010年起监管部门开始接受商业银行的实施申请，银行推行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正当其时。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1987年12月10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典(十国集团)以及里斯本和瑞士在内的12国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其下的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the Basel Committee nnBanking Supervision)于1988年提出以规范信用风险为主的“统一计量资本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对银行的资本比率、资本结构、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等方面作了统一规定。然而，此协议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粗线条的风险权重不能精确地把资本与银行面临的风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未能从监管上为银行改善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提供激励；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对所有的企业，无论其信用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没有充分认可风险缓解技术的作用，例如抵押和保证。有鉴于此，巴塞尔委员会不断修改完善协议，于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简称新协议)；其后，在广泛征求各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意见的基础上，新协议又经过多次修改，于2004年6月公布正式稿，并计划从2006年底开始在成员国推广实施。
新协议由三大支柱组成，分别从资金管理者和风险管理者角度、监管者角度以及投资者角度对银行风险的内涵、计量方法以及风险防范方式等做出了更加全面系统的阐述。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金管理者和风险管理者角度)。新协议将银行风险的范围确定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方面，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
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便银行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监管者角度)。这部分内容是第一次纳入协议框架。新协议认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审核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情况、所在市场的性质、收益的可靠性与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在其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进行必要的干预。
第三支柱：市场约束(投资者角度)。它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其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和促进银行体系运作中的安全与稳健。新协议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合理地分配资金及控制风险的作用，市场奖惩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须要建立和完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新巴塞尔协议对风险考察更广泛、全面、灵活。它摒弃旧协议“一刀切”式的监管框架，为银行提供了更多的风险计量方式，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地进行选择。同时，新协议提供的衡量风险的方法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准确性，从而能够更为有效地确保监管目标的实现。此外，新协议重点强调市场约束，这使银行经营更加透明。随着银行一系列敏感信息被定期、强制地披露，公众能够更为准确地了解银行的清偿能力，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保证银行经营的合法、高效、透明，同时也有效避免了由于信息不对称给客户造成的损失。为达到新协议的要求，银行必须将构建自身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
二、全面风险管理
通常情况下，风险管理是指银行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所承担的各类风险的全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20世纪80年代，由于信用风险导致金融机构大量倒闭，结果是产生了“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性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猛发展，市场风险日益突显，其结果是出现了市场风险测量新方法VAR(风险价值方法)。第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银行风险管理理念、方法与模式需要重新设计，于是全面风险管理应运而生。
全面风险管理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内在推动力主要有二：其一是金融风险机构面临的风险因素多样化，各银行都会因风险控制措施不当而发生损失，有的案例损失金额巨大；其二是银行风险管理模型和风险度量技术日趋成熟，尤其是信用风险和操作性风险量化取得了较大突破，全面风险管理具备可行性。
全面风险管理是指统一集中管理整个机构的各种风险。这是一种思想或理论，而不是具体的风险管理方法或技术，是基于风险一体化的基础，采用一致的标准测量并加总这些风险。对于银行而言，全面风险管理就是银行为了达到经营目标，由董事会推动和参与，由具体业务和管理部门实施的风险管理程序。该程序贯彻于战略制定和业务经营各个环节，覆盖各风险类别和业务单元，目的在于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并实现银行利润目标。其内涵包括：一要覆盖全面的风险因素，这些因素来自不同风险种类(信用、市场、操作、流动性及其他风险)、不同地理区域、不同业务部门和不同的管理层面；二是强调从银行整体的角度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全面的汇总和整合，但不是简单罗列和汇总。
三、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从2007年起，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开始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因此有许多银行已经开始全面风险管理的实践。尽管全面风险管理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但由于其覆盖面广，技术复杂，整合程度高，信息传递频繁，因此要求银行合理设计组织架构，优化职能配置。具体而言，应该包括如下若干要素：
1 构建全员化的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管理文化决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它影响着银行业务的各个环节。要建立风险管理文化就是要倡导和强化风险意识，树立囊括各个部门、各项业务、各种产品的全员化的风险管理理念。一些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和经验表明，风险管理文化是内部控制体系中的“软因素”，在银行经营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落后的企业文化尤其是风险管理文化往往是金融业在风险管理上出现问题甚至失败根源。因此，银行应当针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建立学习型团队，重点加强学习、提倡和培育风险管理文化、鼓励银行各部门对全面风险管理与新巴塞尔协议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一种全员化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积极推行涵盖事前预测、事中管理、事后处置的全过程风险管理行为，为防范金融风险打下良好基础。
2 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行为组织学告诉我们：组织结构是企业的“经脉”，是保证企业经营正常运转的基础性制度因素。为了提高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和针对性，职能配置往往要与业务单元紧密结合；为了增强管理的有效性，又必须在整个银行层面上进行快速整合，这就需要管理架构存在强大的综合和集中能力，这种集中包括风险基础数据的集中、风险报告的集中、限额管理的集中等等，因此就需要构建一套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结合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应将高级管理层、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部、风险管理团队及风险经理等全面囊括进去，实现上下联动，保证风险管理实施效果。具体组织模式不一而足，下面所示组织模式仅供参考。
3 应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
新资本协议中包含了三种方法：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
(1)标准法(Standard Approach)。新资本协议对不同的信用风险标的加以区分，主要有国家、银行、公司风险等。同时按照不同信用等级，给予了不同的风险权重。例如，对公司风险不再一视同仁皆为100％的风险权重，而是依据信用评级机构给予的评级，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此外，新协议要求进行国家信用评级，并鼓励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但在使用外部信用评级时，不允许使用者仅将信用评级结果纳入风险权重的计算，而是要深入了解并复核外部评级的方法及结果。
(2)初级内部评级法(Foundation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新资本协议规定银行运用内部评级法估计借款人资产的信用风险时，要遵守严格的方法和计量标准；同时，针对不同的贷款种类要采用差别的分析架构，如公司贷款损失与消费性贷款损失等。使用初级评级法的银行需评估借款人的违约概率(PD)，并将其结果转换成未来可能发生损失的金额。如果银行采用自己的评级体系来计量风险资产，必须由金融监管机构审查，并通过批准，而且应严格遵守财务披露的规定。在内部评级法下，银行被允许按照监管标准，使用其内部评级法估算违约概率(PD)，而其他要素则由监管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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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资本协议 全面风险管理 EKM
世界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在使银行客户需求发展变化的同时，也让银行不得不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银行管理者必须能以一种更全面、更清晰的视角来审慎某些事件究竟是机会还是风险。因此。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Framwork，ERM)迅速纳入世界主流商业银行的议事日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明确指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式应由单纯注重信贷风险管理的模式转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重、组织流程再造与技术手段创新并举的模式，并于2004年6月26日正式实施。这一标志性事件更意味着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自此迈入了全面风险管理时代。本文以解读《新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思想为切入点，着力探索国内商业银行实现ERM管理的路径。
一、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概述
全面风险管理是指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包括这些风险的资产或资产组合纳入统一体系中，依据统一标准对各类风险进行测量，同时依据全部业务的相关性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
比较完整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含8个要素：风险管理环境、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制定、风险监测和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内部控制、风险信息处理和报告及监控追踪和持续改进。要素之间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这种关系借助图1将有更直观体现。
二、解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理念
首先，微观层面的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运用适当风险评估方法对所有风险做出一致、准确、及时的度量。根据度量结果借助一定工具和程序进行风险定价，并在不同部门之间合理配置资本。针对其中的风险识别、风险计量和风险控制三大环节又都同时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计量信用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建议采用由易到难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市场风险计量则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IM)的要求，操作风险的计量要求采用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内部测量法(IMA)。
其次，宏观层面的全面风险管理可从其提出的三大支柱展开。资本充足率作为第一大支柱，计算公式为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在199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其分母反映的主要是银行信用风险。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分母同时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层面，因而是对银行全面风险数量状况的监管。监管当局检查作为第二大支柱。重点是监督银行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是对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行业监督。市场纪律作为第三大支柱。重点要求银行公开信息披露必须强制合规，是对全而风险进行的社会监督，是监管当局监管的有效补充。
三、解读《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巴塞尔委员会对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规定经常散落在其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如《利率风险管理原则》、《信用风险管理原则》、《健全银行公司治理》等。经过对文件的研究笔者发现，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在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过程中应注意遵循几方面的原则。
(一)一致性原则
由于ERM功能是为银行业务发展提供健康环境，而非障碍业务发展。所以银行在制定ERM框架时，应确保风险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二)全面性原则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银行应确保其ERM框架能涵盖所有业务和环节的一切风险，同时能准确加以识别。
(三)独立性原则
ERM框架的构建要求在银行内部建立起一个职责清晰、权责明确的风险管理机制。重点包括独立于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评估监督部门，其职能发挥都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
(四)互通性原则
这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而在内部形成一个有效信息沟通渠道――包括信息上报、信息下达及内部信息的横向流动。这是确保所有工作人员及时得到相关信息，进而保障ERM各环节正常运行的关键。
(五)分散与集中原则
为提高ERM效率和水平，新协议要求不同类型金融风险应由不同部门负责，即实行风险分散化管理。与此同时，不同的风险管理部门最终都必须直接向高层的首席风险官负责，由首席风险官统筹规划，实现风险的集中管理。这样能在充分调动各部门加强风险控制积极性的同时，又有利于从整体上对风险进行掌控。
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思想在我国的适用性
新资本协议中有关ERM框架的使用范围，官方的表述是国际活跃银行。而我国商业银行大部分尚不属国际活跃银行范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非国际活跃银行就不适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ERM框架。因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为全球一体的“游戏规则”，在我国金融市场已实现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以国际“游戏规则”参与全球竞争日益被提上议事日程。不仅如此，在新资本协议“促进公平竞争”目标的引导下，它应该对国内包括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所有竞争主体一视同仁。国内各商业银行之间风险管理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又是不争事实，如果忽略这种差别，简单采取“一刀切”做法则又可能“欲速则不达”。因此，国内各家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综合考量薪资本协议中ERM框架的可适用性。
五、基于ERM框架，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思考
根据笔者对ERM框架的描述，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由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同样应该基于这样一个逻辑思路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风险管理环境塑造过程中，应注意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队伍与搭建垂直管理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环境因素中，人始终处于第一位，没有强有力人才的支持，一切目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另外，在搭建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时可行做法是在总行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和首席风险官。在职责、权限划分清楚的前提下，下设专职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
(二)风险目标设定过程中应注意将目标细化。而这一点可通过制定分层目标得以实现
该目标层次主要包括最高层面目标比如年度不良贷款率，中间层面目标比如各大风险管理目标及微观层面目标比如单一客户或业务流程风险控制目标等。
(三)风险识别方面
可考虑引入并优化差异化的风险识别技术和工具，比如通过引入VaR、损益表敏感度分析、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技术工具，实行对风险的高效识别。
(四)风险评估方面
有必要改变面对风险时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的局面。为实现对风险的有效评估，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组织实施“风险内部评级工程”，综合客户财务和非财务因素分析的量化评估技术，提高风险量化指标的准确性。
(五)风险处置方面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优化风险应对决策程序，提高风险应对过程的科学性。其次需要根据各类风险的特征，明确各风险处置措施的适用范围，并通过对既往经验的提炼，形成对不同情境下风险处置都有指导意义的方法体系。
(六)内部控制完善方面
国内商业银行应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内控评价试行办法》的要求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内控体系。在控制活动中应重点关注控制活动是否与风险应对相结合。同时，在为既有风险选择控制活动时应适当借鉴针对该项风险采取多种控制活动。
(七)风险信息系统建设方面
应在借鉴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经验的同时，考虑国内市场环境，利用现有客户资源和历史数据，构建涵盖风险监测、风险分析与风险处置等风险管理环境的风险管理系统。另外，国内商业银行还需逐步建立起风险损失数据库，以便为风险量化技术的推广运用打下基础。
(八)风险监测和持续改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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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全面风险管理 工商银行 现状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6月了新资本协议，提出将资本要求的覆盖范围由信用风险延伸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积极鼓励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要求以提高资本的风险敏感性。《新资本协议》的出台和应用，无疑成为全面风险管理的推动力，对银行业由单一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转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原则
银监会于2007年2月《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将在国内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业采取分类实施、分层推进、分步达标的原则实施新资本协议【2】。首先，对中小银行采取与其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资本监管制度，降低资本监管的合规成本，对大型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其次，各家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时间可以先后有别；第三，采取分步达标的原则。先开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计量原则，再开发操作风险计量模型，现阶段主要以信贷业务为重点推进内部评级体系建设。
二、商业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现状
根据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原则与要求，工商银行于2003年就积极投入到新资本协议的建设中去，深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1）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涵盖的风险类型
目前工商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基本涵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国别风险、声誉风险等在内的所有业务环节与风险。工商银行在年报中从信用风险敞口、内部评级状况等方面对信用风险进行了披露；对市场风险从利率风险与汇率风险方面进行了披露；对操作风险从操作风险事件、损失率等进行了披露；对流动性风险的各项指标进行了分析。工商银行在2011年年报中披露，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为17，144，063百万元，正常类贷款为74840.60亿元，关注类贷款为2318.2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4%，下降0.14个百分点，；利率敏感性负缺口为9108.5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81.21亿元。
（2）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与专业风险管理互为补充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工行在2004年就重组了风险管理委员会，目前已形成了以董事会为风险管理最高权利机构、由风险管委会和总行风险部门管理全行风险、由分支行风险管理机构负责所辖内风险的分层风险管理体系。形成了风险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风险总监——风险主管——风险经理为条线的垂直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了以“纵向负责报告线为主，横向层级报告线为辅”的双线报告路径。由此形成了垂直领导、横向牵制的风险组织架构。
（3）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全面风险管理的框架要求银行必须具有良好的管理信息系统。目前工行的信息系统建设已初见成效，工行内部评级法已达到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达标的要求。2010年建设了市场风险管理系统，目前已基本完成了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A M A）建设的主体工作，系统框架已经搭建完毕，内部损失事件收集系统（I L D）、风险和控制自我评估系统（R C S A）等模块成功投产，2010 年A M A 系统也开始全面试运行。
三、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问题
（1）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还需优化，董事会与监管层的有效性还需强化
目前工商银行虽已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设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与首席风险官制度。但风险管委会对全行的风险管理与掌控机制尚未形成，其管理权限与管理机制并未强化，有时甚至导致功能缺失。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管理偏软、偏弱。风险管理部门并未能总缆全部风险管理工作，风险管理的独立性未得到有效运用。
（2）风险管理理念与国际一流银行还有一定的差距
通过调查显示，目前工商银行大部分员工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普遍不强，风险管理会创造价值的理念未贯彻到全行全员。一是管理层普遍从组织架构、管理流程、技术运用等各个方面提高全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但是基层员工对风险的敏感性不强。二是中、东、西不同地区的分支行在风险管理的认识上差距较大，让每位员工认识到自身岗位上的存在的风险点，还相当困难。三是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未深入人心。现阶段风险管理的重点仍然在风险的事后控制与管理上，对于西方商业银行所普遍采用的动态分析方法还处于引进阶段，尚未研发与投产使用， 风险管理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
（3）风险管理人才匮乏，制约全面风险管理的全面推行与实施
现代风险管理不仅要求以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数理统计学等学科为基础，而且还需要借助系统工程学、物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对银行风险管理人才要求很高。现阶段，工商银行总行通过引进与外培的方式已经配备了风险管理的高端人才，但是分行层面与基层行的风险管理人才相当匮乏，有关风险管理方面的培训也未得到普及，陈旧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与需要。中、东、西部地区的人才分布极为不均衡。
四、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对策
（1）优化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提高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的独立性与实效性。
要吸取国际上先进银行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风险组织架构经验，切实发挥最高风险管理机构如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功能。风险管理机构的设置要深入到每一个基层业务线、每一个职能部门，将集中管理和分散管理有机结合。不同的风险由相应的部门或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以提高效率，但这些管理主体要及时将信息反馈给上级风险管理部门，由其进行综合考量，从而使银行风险管理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
（2）构建全面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对风险的事前管理。
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银行现在已经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但未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潜在风险因素无法进行有效监测与防范。应该综合银行所处的内外部风险因素，设立各项风险预警指标、建立数理统计模型，利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衡量银行的风险水平，如果发现有风险异动，及时采取挽救措施。
（3）在全行牢固树立风险与效益平衡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队伍
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将风险意识贯穿于每位员工的行为规范中，在全行范围内树立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要渗透到银行经营管理活动各个层面、各项流程之中。一是要形成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风险理念，处理好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辨证关系；二是要不断探索和创新风险管理的新技术、新方法。三是对不同业务、不同品种、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风险管理。另外，要从国内外引进一批具有数理金融知识的人才充实风险管理队伍，也要让员工“走出去”，广泛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培训、交流项目，为风险管理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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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法律风险;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5-0007-04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在2004年6月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International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ARevised Framework,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①中,首次将法律风险纳入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要求国际活跃银行采用规定的方法计量法律风险,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其资本标准。该协议对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完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于2006年底开始在十国集团国家实施。因此,解读《新资本协议》和其他有关巴塞尔文件的规定②,阐明“什么是法律风险”、“由谁来管理法律风险”和“如何管理法律风险”等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与国际银行监管惯例接轨,优化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和综合经营能力。
一、法律风险的概念及类型
法律风险是银行业务中的固有风险。然而,对“什么是法律风险”,各国监管当局的理解并不一致。例如,英国金融服务局(FSA)侧重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法律风险,认为这种风险是因“法律的效力未能认识到”、“对法律效力的认识存在偏差”或者“在法律效力不确定的情况下开展经营活动”而使“金融机构的利益或者目标与法律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则侧重于从交易层面上来认识法律风险,认为诉讼、客户基于规避法律或者避税的目的而与银行进行的交易,以及客户实施的其他违法或者不当行为都可能给银行带来法律风险。芝加哥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也认为:“法律风险是不可执行的合同、诉讼或者不利判决等使银行的营业中断或者对银行的业务活动或者经营条件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就“什么是法律风险”形成共识,无疑是建立统一的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监管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基础。为此,在1997年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1997)》)中,巴塞尔委员会首次以列举的方式对法律风险做了定义。《核心原则(1997)》指出,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因下列情形而引发的风险：(1)不完善或者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或者业务文件；(2)现有法律可能无法解决与银行有关的法律问题；(3)法院针对特定银行作出的判决；(4)影响银行利其他商业机构的法律可能发生变化；(5)开拓新业务且交易对手的法律权利不明确。为使各商业银行在建立和实施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方面保有一定的主动性利灵活性,《新资本协议》在前述定义的基础上又作了概括性的说明,即“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监管措施和解决民商事争议而支付的罚款、罚金或者惩罚性赔偿所导致的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并明确要求国际活跃银行采用规定的方法计量法律风险并为之配置相应的资本。
进一步分析,法律风险又分为运营法律风险(operationallegalrisk)和环境法律风险(enviro-nmental legalrisk)两种类型。所谓运营法律风险,是指因银行自身的操作风险控制体系不充分或者无效,未能对法律问题作出反应而产生的风险。这种类型的法律风险与特定的银行相联。
所谓环境法律风险,是指法律本身导致意外的、不利的后果的风险。其主要表现为可能对所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产生不利影响的外部法律事件,即法律的变化。与前述运营法律风险相比,环境法律风险不仅有着不同的风险来源和风险事件类型,而且还属于不可控风险,单个银行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特定风险事件的发生。尽管如此,银行仍然可以运用风险缓释技术把环境法律风险的不利影响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环境法律风险管理也是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管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法律风险的特征
首先,法律风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操作风险。根据《新资本协议》的规定,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是指“由不完善或者失效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者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本定义包含法律风险,但不包含战略风险(strategic risk)和声誉风险(reputational risk)”。从上述定义来分析,操作风险不仅包括一般性操作风险(general operational risk),也涵盖了运营法律风险。归纳起来,操作风险事件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1)内部欺诈；(2)外部欺诈；(3)雇佣政策和工作场所安全；(4)客户、产品和业务操作；(5)实物资产的毁损；(6)业务中断和系统失灵；(7)执行、传递和业务流程管理。通常,前两种风险事件(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不可能属于法律风险事件,尽管银行在这些风险事件中可能遭受损失,但这些损失与法律责任无关；后五种操作风险事件则都有可能引发法律风险。由此可见,法律风险并不是操作风险的一种独立风险来源和风险事件类型,而是一种因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者外部事件造成的,具有一定法律特征并需要由法律人员(内部律师或者外聘律师)运用专业判断才能够有效地管理的操作风险。
其次,法律风险区别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与“法律”的紧密联系,且普遍地存在于商业银行业务活动和管理控制的各个方面。研究表明,信用风险是指“银行的借款人或者交易对手不能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它与特定的某个或者多个交易对手相联系；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变动而导致银行表内外头寸遭受损失的风险”,它与特定的产品、资产组合或者资产类别相联系；而法律风险则是指银行因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导致风险敞口的可能性,它与特定的内部程序、人员、系统或者外部法律事件相联系,其信息来源异常分散。正是因为如此,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管理强调统一和集中,风险管理活动主要由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来进行,而对法律风险的管理则强调分散化。除了法律风险管理部门,所有的业务部门以及与管理和控制有关的部门(如操作风险管理部门)都在法律风险管理程序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应当独立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其管理程序和主要方法也不同于管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程序和方法。
再次,法律风险也不同于合规风险,因为商业银行需要为之配置充足的资本。所谓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是指“银行因未能遵守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或者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者声誉损失的风险。……合规所涉及的法律、规则和准则不仅包括那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诚实守信和道德行为准则”。显然,合规风险广泛涵盖了一般性操作风险、运营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但不包括环境法律风险和其他的外部事件风险。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强调商业银行应当有效地管理各种风险,但是《新资本协议》只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资本要求。合规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其目的在于确保银行遵循有效的合规政策和程序,并采取适当的措施纠正违规行为,计量风险并不是合规风险管理程序的重点。因此,对于属于合规风险但不属于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的声誉风险,商业银行只须审慎地管理而不必为之配置资本。但是,对于法律风险,商业银行不仅要采取措施予以控制,而且还应当为抵御这类风险而维持充足的资本。这是法律风险区别于合规风险的重要特征。
三、法律风险的管理程序
(一)法律风险的识别
法律风险的识别(identification)是运用法律风险的定义对各种风险事件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商业银行应当能够识别所有重要的产品、活动、程序和系统中固有的法律风险,这是整个法律风险管理程序的基础性工作。为此,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银行在提供有关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积累的经验等主观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等客观标准,对业务活动中使用的各种文件的合法性、导致风险敞口的潜在法律责任的性质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对风险敞口的影响等因索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这种分析判断应针对具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及其风险状况来进行,在已经或者准备跨境提品和服务的情况下,还应建立在国别的基础之上。
(二)法律风险的评估
法律风险的评估 (assessment)是对已经识别出的法律风险进行量化的过程。根据量化结果,银行能够确定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法律风险敞口,并对后者采取适当的风险缓释措施。按照《新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以及法律风险管理水平选取基本指标法 (Basic Indicator Approach)、标准法 (Standardised Approach)或者高级计量法 (Advanced Measurment Approach)来计提法律风险资本。其中,高级计量法要求商业银行依据风险敞口指标 (exposureindicator)、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probability)和风险事件损失(loss given event)等三个方面的数据来计算各业务线(business line)的预计损失量(expected loss amount),并以此为基础汇总确定其法律风险资本标准。为此,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并实施独立的法律风险评估程序。基本指标法和标准法则对法律风险没有敏感性,不考虑不同商业银行在法律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差异,只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年度业务总收入或者各业务线年度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提法律风险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律风险评估程序并不是法律风险管理的必经阶段。尽管如此,对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也会使商业银行更准确地掌握自身的风险状况。
巴塞尔委员会指出,对内部损失事件数据的跟踪记录是开发使用可靠的法律风险评估体系的前提。因此,损失数据的获取是法律风险评估程序的重点和难点。按照《新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在采用高级计量法计提法律风险资本时,应当以至少五年的损失数据为基础计算确定法律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法律风险事件损失。为此,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注意收集本行的法律风险损失数据,并按业务线、法律风险事件类型和法律责任的性质分类进行统计；如果内部损失数据不充分,或者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管理水平较高,没有发生“足够”的损失事件,就必须考虑利用相关的外部数据,即同业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公开的数据,也可以是行业集合数据。
(三)法律风险的监测
法律风险的监测(monitoring)是及时地对已经识别出的法律风险进行重要性(significance)方面的判断和评价,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重要的法律风险信息的过程。巴塞尔委员会指出,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一系列程序来定期监测法律风险状况和重大的法律风险事件。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测程序对充分管理法律风险而言至关重要。定期监测行为有助于迅速发现并纠正法律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中的缺陷,从而大大降低法律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率和重要性水平。
法律风险监测的对象是可能造成损失的法律风险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测活动仅仅局限于那些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除了监测法律风险事件,商业银行还应当明确适当的法律风险指标(legal risk indicators)及其临界值(threshold)并持续地对之进行监测,以便为法律风险事件的发生提供早期预警。这样的指标应该具有前瞻性,并能够反映法律风险的来源。根据法律风险工作组的建议,比较常见的法律风险指标包括：(1)法律的立、改、废；(2)市场惯例和标准合同文本等的重大变化；(3)关键人员的变化：(4)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者进入新的市场；(5)跨行业提品或者服务：(6)主管当局针对其他银行的监管行为或者其他法律制裁；(7)在重大问题上,外聘律师意见的重大变化：(8)聘任不熟悉的法律顾问；(9)正式法律意见别的条件或者假设等。需要说明的是,法律风险在不同的商业银行、同一商业银行的不同业务线中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穷尽地列举适用于所有银行的法律风险指标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应当根据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建立自身的法律风险指标体系。随着法律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法律风险指标体系也将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四)法律风险的控制和缓释
法律风险的控制和缓释(control and mitiga-tion)是通过有效的授权审批和监督机制来防范法律风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降低重大法律风险的过程。如前所述,运营法律风险属于既可以控制也可以缓释的风险,而环境法律风险则属于不能控制但可以缓释的风险。巴塞尔委员会强调,商业银行应当制定控制或者缓释重大法律风险的政策、程序和步骤。为了控制运营法律风险,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对业务活动中使用的文件进行全面的审查,井根据法律和交易惯例的发展和变化,定期更新标准合同文本等法律文件；法律风险管理部门还应当配备足够的应诉或者参与行政程序的法律专业人员,并对法律风险事件可能造成的财务影响进行分析。
对于上述可以控制的运营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加强法律风险培训、改进产品设计、完善信息披露、明确划分客户群体和投保商业性责任保险等方式进行缓释。对于无法控制的环境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接受。如果特定环境法律风险的重要性水平难以接受,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建议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层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包括缩减业务范围、停止某些业务活动或者裁撤某些海外分支机构。
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监管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细化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
明确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管理水平、构建有效的法律风险监管体系的前提。根据《新资本协议》和其他有关巴塞尔文件以及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可能承担的运营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1 合同可能依法撤销或者确认无效；2 合同可能被依法变更,且变更的结果不利于银行；3 因违约、侵权或者其他事由被提讼或者申请仲裁,依法可能承担赔偿责任；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5 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等的规定,依法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我国商业银行可能承担的环境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下列可能对银行的业务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外部法律事件：1 有关法律、法规等的制定、修改或者废止;2 有关国家机关依法作出的法律解释；3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③4 海外分支机构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制度不完善。
(二)引导商业银行完善管理法律风险的组织结构
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法律风险管理部门以及向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共同组成的组织结构是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运作的基础,这种组织环境能够保证商业银行有关的管理部门和业务部正确理解并有效执行法律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程序。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管理法律风险的组织结构是有其“形”而无其“实”。目前,我国四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独立于合规风险管理部门的法律事务部门,其他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大都在法律与合规部内设立了负责法律事务的处(室),其主要职责是出具法律咨询意见、参与法律文件起草和谈判签约以及管理法律诉讼等。虽然这些职责都与法律风险管理有关,但并未全面覆盖法律风险管理程序的各个方面,法律事务部门系统地开展识别、评估、监测以及控制和缓释等法律风险管理工作还缺乏应有的组织保障。此外,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不强也是制约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与操作风险管理部门和合规风险管理部门还没有完全分开,既负责管理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又负责监督内部控制体系和各种风险管理程序的实施,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并且,虽然《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内部审计部门独立评估并向董事会报告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效果,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内部审计部门并不是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其地位与一般的管理部门并无二致,事实上也无法对其他风险管理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引导商业银行重新定位法律事务部门的职责、提高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应当成为法律风险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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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从新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产生到目前新协议难以顺利实施的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的顺利实施，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
2001年6月2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П）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同时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完成新协议制定的日期以及正式实施新协议的安排都向后推迟。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进程安排，2003年第4季度才能正式公布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定稿，2006年银行同时按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和Ⅱ运作，2006年底到2007年初，新巴塞尔资协议正式生效。但实际上，巴塞尔资本协议П是否能够如期实施及实施后能否产生满意的效果，目前不太乐观，新资本协议的顺利实施正面临着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能否实现各国之间、各银行之间公平待遇的问题。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Ⅰ的产生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目前两易其稿难以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公平的涵义
何谓公平，学术界并无定论，公平往往与公正、平等、正义等概念相互替代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迄今为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他将公平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后者指社会成员间重新建立原先已经确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他的公平概念的另一内容是平等，即要求法律平等地对待争议各方。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的正义观，他的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最广泛的、全部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二是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这两个原则的主旨是，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的理论是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上所有对公平价值观念所作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
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公平原则
公平竞争呼吁统一的资本充足性比率管制
巴塞尔协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即通常人们所称的《巴塞尔报告》，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Ⅰ。报告的核心是树立了8%的资本充足率的思想，使得从事国际国内业务的各国银行在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方面有了国际统一的标准和内容。
而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依然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管制已经逐渐成为了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
斯蒂格勒（Stigler）等人主张的“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也就是管制是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按照这种观点，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也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的一种商品。但笔者认为，银行资本的充足性管制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决定于需求，或者说供给是需求的函数。
在诸多银行资本充足管制需求的原因当中，除了降低破产风险的需要、降低道德风险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市场经济追求公平竞争的需要。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存款者无法甄别不同银行的风险大小，会造成资本少的银行可以获得同等甚至超过资本多的银行所能获得的存款，出现少量资本获取相对更多利润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巴塞尔资本协议Ⅰ之所以规定一个统一性的资本充足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界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公平竞争的原则而提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国内市场更加严重，从而可能出现资本少的跨国银行在竞争中反而占优势的现象，这不利于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可比标准，至少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要求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应当持有一个最低资本。
公平原则呼唤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
尽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并且简单易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等优点，但同时也正因此而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和粗糙。的确，8%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8%成为标准的依据仍不得而知。事实上，该比率是否合适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由于不同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特别是不同国家银行的情况差异更大，8%会是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优资本比率吗？
实证分析显示，各国银行之间的最佳资本比率是肯定不同的。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比率，这种“一刀切”的管制方式是否有悖于公平原则的初衷？实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5年早已认识到这种“一刀切”的资本充足管制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的发展，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作为对标准方法的替代。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他们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
除此之外，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Ⅰ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其他规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因此种种原因，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出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协议的主旨重在对银行资本金进行精确计量并与其潜在风险相匹配，使监管资本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性和激励相容性。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给出了两种具体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从巴塞尔委员会的观点及世界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趋势来看，内部评级法是风险管理发展的主流和趋向。内部评级法在提高对风险敏感性的同时，更加强调银行内部对其风险特征的评估。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样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环境
如果目前巴塞尔资本协议П只是为了要成稿而使之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更让人担心，各国监管当局会在执行协议时各行其是，不仅谈不上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意味着银行又回到巴塞尔协议出台前的无序竞争状态。
此外，巴塞尔资本协议П对不同银行集团在竞争环境上有着倾斜性。新规则不仅因为其复杂性，而且因为协议第二支柱下的监管检查程序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问题，因而增加了很多的障碍，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像大银行那样应用内部评级法，小银行将被该协议置于严重的不利竞争地位。按照目前的巴塞尔资本协议П，大银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风险评估模型，据估计可以节省20%到30%的监管资本，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再次显现出来。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П实施的可能效果来看，也许会加剧这种不公平竞争。根据2001年9月花旗集团下属机构Schroder Salomon Smith Barney的一项研究报告，新协议下竞争的胜利者将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银行，他们将能节省20%到30%的资本，从而可以用剩余的资本发展业务。而同时，那些较小的银行会发现其监管资本要求急剧上升。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新协议的实施会加速银行间的并购活动，甚至出现超级的大型银行，造成银行市场被少数银行垄断的局面，从而更不利于银行之间的公平适度竞争，并使得金融系统风险扩大。
结语
新巴塞尔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它比旧协议更复杂、更全面，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其风险敏感性也越大，较全面地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它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激励相容性。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使银行更透明地面对公众。
但是，应当看到，新巴塞尔协议同样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实施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判断。旧巴塞尔协议产生，基于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新巴塞尔协议取代旧巴塞尔协议以及顺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如何做到公平和效率、标准和灵活、激励和约束、风险和收益最佳的协调，可能是监管当局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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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风险;内部控制;巴塞尔资本协定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机构,一方面其自有资金占有比重远低于一般商业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大;另一方面银行作为货币的流动枢纽,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不仅关系到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也影响到周边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金融和经济稳定,故银行业对风险的识别抵御要求相对较高,内部控制显得更为重要。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多家全球著名大银行先后退出金融舞台: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联难逃收购厄运,政府不再轻易为市场买单,众多银行似乎熬不到金融冰山的融化,危机面前只得自救。
与20世纪八十年代前因流动性风险导致银行失败不同,近期的银行问题多由内部控制失效引起。痛定思痛,现行内部控制制度面临新的质问与考验,健全银行业的风险预警机制、银行业的监管体制等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提出新见解需要充分了解旧体制,银行监管重点可从新旧巴塞尔协议中得到映射。
一、20世纪八十年代的初始阶段
为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十国集团于1974年底成立了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7月由国际银行监管的权威机构――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1992年底执行)就是在一系列重大银行内部控制失效事件背景下、在吸收COSO-1992年报告(1994年修订)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该框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评价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指导原则,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研究的历史性突破。1988年巴塞尔协议目标有二:一是确保国际银行体系拥有充足的资本水平,使全球银行经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资本质量上来;二是为各国银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此项协议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引导银行经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资本、资产质量。通过确立了的资本充足率原则,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比率。银行的资本金规模须与其业务规模相匹配。
第二,确立了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世界上一些大的信用评级机构都普遍使用旧协议所提供的标准来审定对国际银行业的信用评级。
第三,确立了一种国际监管合作机制。旧巴塞尔协议从母国监管者的责任和东道国监管者的责任两个方面确立了母国并表监管和东道国当地监管两项基本原则。二者共存互补,统一构成有关跨国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原则体系的核心,共同服务于“充分监管”的既定目标。
二、20世纪九十年代的补充完善阶段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不断使旧协议的有效性受到怀疑。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新业务新品种不断涌现、金融衍生产品大量使用,而对旧巴塞尔协议风险权重的确定方法却不能真正体现其风险性(旧巴塞尔协议主要针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和法律风险的破坏力日渐明显,在银行保持8%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银行却不断发生巨额亏损甚至是倒闭,从而促使人们关注市场风险。
1996年初,十国集团签署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核心内容是银行必须量化市场风险并计算相应的资本要求,并提供了两种衡量市场风险的方法,但对于操作风险、利率风险及其他风险旧协议仍没有作太多规定。
1997年9月《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个支柱原则,这在2004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制定中发挥了借鉴意义。1998年又发表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用以预防计算机故障、内控制度方面的缺陷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旧巴塞尔资本协定的适用范围。
这一阶段出台的原则报告多是对旧巴塞尔资本协定的修修补补,并没有做出彻底的革新。
三、21世纪初期的变革新阶段
旧巴塞尔协议的优点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旧协议已不能完全满足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虽然巴塞尔委员会对原协议多次补充和修正,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风险评级制度的僵硬;对于信用风险的度量非常粗略,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从而不能准确反映银行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对金融危机预见能力有限。仅有资本充足率要求,并不能保证银行的稳健运行:1993年底巴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超过8%,1995年1月巴林银行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1995年2月末,这家银行就破产并被接管了,这引起了人们对资本充足率要求在防止银行出现危机方面作用的怀疑,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亦没有发挥丝毫的预期作用。面对危机的无所作为,使得巴塞尔委员会感到重新修订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已刻不容缓。
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前主席麦克唐纳在第十届银行监管者国际大会(悉尼)上提出要以新资本协议全面更新现行的1988版资本协议。在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修改资本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此后经过2001年1月第二稿和2003年4月的第三稿合计长达六年的讨论,巴塞尔委员会在吸收1997年9月1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核心精神的基础上又颁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于2004年6月定稿,委员会通过国际清算银行的网站公布了新巴塞尔协议,对其于1988年的第一个基础性的资本协议以及1998年的《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再次进行了重大适应性修订。
巴塞尔委员会指出新协议的目标是为建立完善的资本充足率制度。根据新协议的规定,新协议主要致力于实现以下四个目标:第一,仍致力于促进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健运行,至少维持原有的资本水平。为达到这一目标,提出了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新协议是第一次提出操作风险度量方法,而市场风险度量方法维持原样;监督检查是首次被纳入资本协议框架之中;市场约束具有加强银行自行进行资本合理调节和控制内部风险的作用,从而潜在地强化资本监督和促进银行的安全性和稳健性;第二,致力提高公平竞争;第三,构成解决风险的更全面的方法;第四,确立的资本充足率制度,应对银行头寸和业务的风险有足够敏感性。
新协议力图在维持原有资本水平不变的同时,使其对风险管理更全面化、更敏感。与旧协议相比,新协议中的硬性规定略少了一些。尽管新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复杂,可是它却能够为银行提供一系列对风险具有更高敏感度的分析方法;同时,巴塞尔协定对银行业规避风险,增大资本安全系数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今天面对新的危机,据此协议制定的防火墙却失效了,可见此机制的漏洞急需弥补。在今年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预期与设想,这些必将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制,新的内控监管体制必将出台。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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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上公认的国际银行监管的权威性文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被称为国际银行业界的“神圣公约”。2001年确定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对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监管理念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当借着银监会成立的契机,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监管理念,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水平,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加入WTO的挑战。
一、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看当前监管理念的发展趋势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把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作为新资本协议中的第二支柱,同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共同构成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监管当局参与的程度和重要性较之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了显着的提高。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对监管的要求包括:(1)监管当局应当采取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持续监督检查与其风险水平相匹配的银行资本充足状况。监管当局要参与评估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及时检查和评价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同时,在银行资本下滑不能有效抵御风险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实施必要的干预。(2)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足比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利率风险的资本要求和监管方式也有了相应的调整。(3)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不能只注重数量指标方面的检查,而忽视银行实际资产质量的检查。所以其监督检查还应该包括:管理层的才能;系统控制的能力;经营战略的活力;潜在的获利能力等。
当然,即使在新资本协议的框架下,监管思路依然存在较大的调整可能。例如,新资本协议框架允许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方法计算资本要求,或者对新协议下的各项选择按不同标准、方法行使国家酌情权。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本身也体现出国际金融监管中的一个理念上的变化。从监管机构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运作和机制的介入程度看,新资本协议显然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也更为积极主动的要求,促使监管当局积极参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评估等过程。同时注重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在监管方法中考虑到适当提供对于金融机构改善风险管理的激励机制,给予金融机构更大的选择空间。
二、我国中央银行原有监管模式的缺陷
在中央银行原有监管模式下,我国银行监管工作存在着监管力量不足、监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组织结构不适应,以及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后查处、轻过程控制等问题。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比,我国在对银行业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具体而言,原有人民银行监管模式的缺陷表现为:
(一)权力监管已经不能适应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发展趋势
《巴塞尔协议》推崇的是权威性监管,这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趋势,是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压力,使金融机构自发地加强内部的风险管理。具体做法是:以资本充足率为主要评价指标,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采取内部模型来确定资本充足率,但是辅以严格的事前检查和事后惩戒措施,同时要求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增强市场利益相关者在促使银行拥有充足资本方面的作用。
而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权力监管,通常由监管当局直接对银行行政命令,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设立标准、业务范围甚至存贷款利率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采取权威监管的条件。从我国现行权力监管过渡到巴塞尔协议推崇的权威性监管,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我国银行监管法规制度不健全,执法不严
我国现行的金融法规缺乏科学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技术手段,可操作性不强。银行监管法规不完善,阻碍了银行监管工作的法制化进程。我国现行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担保法》、《贷款通则》等主要是在 1995年前后制订的,不仅与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相距甚远,某些方面也不能适应当前风险管理和监管的要求。例如,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过于简单:《商业银行法》简单地在第4条、第39条规定“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此外,现有法规体系和各项管理规定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管理上出现了很多漏洞。
人民银行在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执法的过程中更多地采用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法律武器,执法不严。在处理有关事务时,客观上总是普遍存在着执行不严、徇私舞弊等现象。一些违规行为长期得不到根除,严重影响了金融法规的权威性和银行监管的效果。
(三)对商业银行的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管力度不够
在我国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中,在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方面较弱,并且二者混合使用,职责不明,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央行长期以来一直习惯和侧重于现场监管的工作方式。随着金融业务的迅速发展和现代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现场监管会受到人力、成本、区域等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降低了监管的效果。目前来看,虽然人民银行自上而下是按照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并重的原则,建立现代监管的框架和工作机制,但实际上非现场监管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在非现场监管上,着重于收集报表和统计数字的工作,忽略了风险分析和判断。
(四)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陈旧落后
原有央行监管主要是靠手工操作,与现代银行的电子操作手段不相适应,获取金融信息不及时,使人行失去监管的“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譬如,监管方式主要以日常报表分析为主,而且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目前国际上已采用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商业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
(五)与外资银行母国进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有关立法规定不明确,没有实行国际公认的“综合监管原则”。譬如,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综合监管”问题只规定,申请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并要求申请者提交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关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有关规定。我国的监管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的配合,无法有效遏制外资银行的许多不规范行为。
三、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
我国银监会的成立,将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有利于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防范化解风险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我们应当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借着银监会成立的契机,消除原有央行监管模式下的缺陷和弱点,加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使我国的银行监管水平逐渐与国际趋势接轨,并逐步实现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的转变。
(一)结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法律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法律框架下的行业自律,银监会的监管模式应逐渐过渡到权威性监管。早在1997年5月,人民银行就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但由于《指导原则》只作了提纲挈领性的原则规范,操作性方面有所欠缺,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落实,我国商业银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差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伴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银监会可再以“内控条例”形式,按照新协议要求,把《指导原则》所确立的各项原则、目标、要求予以细化和量化,以方便实行。
2.加强稽核制度立法,保障银行内部稽核风险监督职能的实现。银监会可以考虑提升银行稽核部门的地位,实现稽核本身的独立性和超脱性。可以用立法形式确认稽核部门直接隶属于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保证其监督职能得以充分实现。设置科学的量化监控指标体系,以便对监控对象的状况快捷地做出判断并采取措施。在具体设置指标体系时,可研究新协议的监管框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运营中的主要风险,从敏感性分析、应力检验等方面着手,使稽核真正成为银行内部资本监管的最后防线。
3.银监会应高度重视银行内部资本管理建设,将其作为准入监管和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原来,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关注的主要是资本金和一些形式问题,对内控机制的要求则没有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银监会可以参考巴塞尔委员会 1999年9月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文件,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督与管理五个因素入手,制定具体考察标准,完善我国准入立法。在资本充足的日常监管方面,新协议对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从考察因素到挽救措施的指标,可供参考借鉴。如在考察因素上,银监会就可以从银行敏感性分析和应力检验、管理部门处理意外事件办法、高级管理层设置等方面综合评估。
篇10
摘 要 本文从巴塞尔协议相关规定入手，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并进一步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途径方面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得出结论。
关键词 《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率 商业银行
一、理论综述与背景
（一）《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
1．最初规定：1988年7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要求核心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4%，总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8%，并规定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
2．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通过新巴塞尔协议，将最低资本要求列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该协议延续了8%的最低资本要求，有关资本比率中监管资本构成的各项规定保持不变。协议规定商业银行的总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其中附属资本总额不得超过核心资本总额的100%，次级长期债务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50%，坏账准备金不超过风险资产的1.25%。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
1．根据新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其中，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四。
2．2009年，中国银监会提出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下限分别提高到11%和10%。
3．2010年，中国银监会再次提出商业银行应当持续满足银监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
（三）本文问题提出的背景
银监会要求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商业银行应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即新资本协议；经银监会批准可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底；其它自愿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商业银行可以从2011年后提出申请。
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建设还不完善，尤其是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跟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实施该协议的时候，基础方面相对很薄弱，存贷款产品不健全，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较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尚处于初期阶段。因此，对于银监会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实行新的巴塞尔协议，会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基于此，本文通过研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分析其潜在隐藏的风险，进而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途径来提出一定的应对策略。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及潜在的风险。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不高。自1998年以来，我国采取了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2007年和2008年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但伴随银行资产的扩张，资本充足率问题又随之凸现。
（二）我国商业银行即将实施新资本协议面临的风险
资本充足率反映了银行资本抵御意外风险损失的能力，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国际水平相比明显偏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进行，我国商业银行要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和紧迫。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远未达到要求。与国际大银行相比，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存在着较大差距，从而制约着其抗风险能力和扩张能力。新协议对风险的高度关注，使国有商业银行架构资本运营与管理系统的压力开始逐渐加大。新协议不仅对信用风险提出了信用组合模型的设想，而且还将操作风险等提出与风险相应的资本要求，然而在信用风险的测算和其他风险的量化和衡量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处于一种事实弱项的状态，不仅内部缺乏一套精密测算风险的规则，而且外部也缺乏权威性的测算机构，无形中加大了我国监管机关对风险的度量的难度，根本无法对不同的资产进行合理的风险权重评级。
三、提出面对挑战的几点应对策略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处于震荡时期，对于部分马上即将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商业银行来说，急需作出应对策略。本文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入手，来应对其带来的风险，从以下几点对其提出建议：
首先，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两个大的方面要相互配合。即政府帮助和自身努力协调一致。同时要偏重于自身努力。
其次，通过自身努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通过减少分红，来增加留存收益。这是国际大银行补充资本金的主要方式。其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不会稀释股东对银行的控制权。第二，继续发行带有期权条款的次级债务次级债券期限长，不会稀释原有股东权益，且利息计入成本，资本成本较低，又能较好地解决资本流动性问题。第三，调整资产结构，降低风险资产比重。主要通过更多持有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券，因为新资本协议中规定的债券的风险权重较小。第四，增加附属资本。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中附属资本比重所占太小。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分析各种途径的优劣，择优选取适合自身状况的策略，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为经营的安全性保驾护航。在短期内，商业银行要在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的基础上，重点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换债券、引进战略投资为提高资本充足率。而在中长期内，通过股份制改造进行上市融资，建立良好的资本补充机制是最优选择。也就是说短期内就以提高附属资本为重点，中长期内应以建立良性资本补充机制为目标。同时这些方案之间是互补的，因此，要按照现实可能性的大小争取利用各种途径、多种组合来充实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