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有一言九鼎的政治人物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于是，这本世界名著在问世150多年以后突然在中国“火”了一把，一时间成了“人人争读”（凤凰网上用语）的热门书。“书有书的命运”，倒也不足为怪。

坊间对这本书的评介热闹了一阵，至今也还没完全消停。不少文章关心的是这本探讨法国大革命之前因后果的书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用语），似乎有揣摩推荐者深意的意思。这当然也是一种读法，“读史使人明智”，揣摩者终归也是想以史为鉴。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此类文章都聚焦于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这段文字说的是改革有引发革命的风险，与改革正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中国的关联性”自不难找到。有评论就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参看2013年1 月8日人民日报）。不过我以为，历史毕竟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总是会有很多，太简捷的类比怕是很难得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譬如，如果就此得出中国的改革应该缓行甚或止步的结论，显然就很可笑甚而有些可疑。但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说，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需要审慎云云，却又不过都是些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所以，倒不如少去揣摩，而多去领会作者说出了什么“最普遍的东西”（托克维尔语，见于本书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极富洞察力的书。上述这段文字也堪称名言，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与习常之见不一样，作者托克维尔在这里断言，最激烈的反抗（革命）往往是在统治者着手改革，因而压迫减轻、情况变好的时期发生。这一断言得自一种历史观察，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细想一下，我们习常的看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其实却不是得自观察，而是从某种历史哲学做出的推论。孟德斯鸠就曾反驳过这种推论：“从上面所说，就好像人类的天性将会不断起来反对专制政体似的。但是虽然人类喜爱自由，憎恶残暴，大多数的人们却还是屈从于专制政体之下，这是容易了解的。”还有必要强调一点：托克维尔这里所论述的改革（以路易十六为例），大体上是以改善民生为本的。相对而言，一个以增强国力为本的改革（例如商鞅变法），目标就不会在于“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改革中或改革后的政权也往往不会“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所以不在托克维尔的论列。这里的“更好”，当然是以臣民的感觉为准。

托克维尔的洞见在于：随着改革的进行，臣民们对专制弊政的容忍度会日益降低。为什么会降低？一方面是改革滞后的弊政会显得更加扎眼，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臣民们的“感觉却变得更加敏锐”。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也许会认为臣民们太不知好歹，甚至认为人性就是贱，只配接受最残暴的统治。但实际上臣民们的容忍度降低完全可视为改革的一大成果，只不过统治者往往不作如是想。托克维尔说得很清楚：原先“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可以说，是改革让人们意识到苦难并非不可避免，事情完全有可能得到改变，变成（改革者承诺的）另一种样子。因此，容忍度降低表明，臣民们对统治者从而也对自己的生活开始抱有希望，心智因而才变得活跃起来。有什么改革成就会比臣民在精神上的解放更为根本？所以我总觉得，这应该是改革者也希望看到的，至少对于以改善民生为本的改革者来说是这样。所谓民生，从来就不是只包含物质生活一个方面，“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也不会仅从物质生活方面着手，除非认定臣民如牲口。

问题却在于，改革的进度似乎总是慢于臣民容忍度下降的速度，这或许是由于统治者改革的意愿总是与臣民被唤起的希望有较大距离？当臣民们的容忍度下降到接近零时，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托克维尔于是说道：“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 听上去像是一句感叹，在我看来却是这段文字中最为要紧的一个论断。风险的确巨大，但成功规避风险的可能性总还是存在的。托克维尔不是凭空道来，他心目中显然有实例在。

这个论断的中文译文有可能会引起某种歧义，即：似乎需要有另一个“伟大天才”去拯救想要改革的“君主”。我请法文很好的一位朋友查对过原文，原文中那个“伟大天才”的意思很确凿地是指君主自己的“伟大禀赋”。澄清这点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澄清它却使我得以找到一个佐证――阿克顿勋爵也有一个很相似的论断。他说，古希腊的梭伦就是靠着自己伟大的“政治天才”在雅典完成了一次“温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有理由相信，托克维尔也必会同意把梭伦引为自己论断的一个范例。

梭伦是怎样做的？事虽古远，阿克顿做出的一个精辟概述却可帮助我们得见其荦荦大端。梭伦的改革启动于雅典城邦做出的一次选择：“雅典像其他城市一样深为特权阶级所烦扰，为避免暴力任命梭伦修改法律”。阿克顿说：“这是历史记载中最令人愉快的选择”。接下来轮到梭伦做出一系列选择。“通过使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其自身利益的看守者，梭伦让民主的因素进入国家。他说：‘一个统治者的最大光荣就是创造一个公众的政府。’”于是，“依靠同意的统治取代了依靠强迫的统治，倒立的金字塔被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对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所以，他将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置于其服务对象的带有警惕性的控制之下。……他将在他看来普通民众有能力运用的影响力都交给了他们，以便让国家免于专横统治。他说，民主的要义是不服从任何主人而只服从法律。”……不难看出，梭伦所完成的改革其实就是一次革命。所以说，他成功避免的并不是革命，而只是流血与骚乱。

从今天看过去，梭伦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招妙策。他所做的，不就是我们这里自1970年代末便反复申说的：加强民主与法制，或者说以法治取代人治？或许值得一说的是，在梭伦那里，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了推进改革的主要手段，即便在“维稳”一事上也是如此：“人们到那时为止所知道的反对政治骚乱的唯一方法，就是权力的集中。梭伦则开始以分散权力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这一点，使他的改革得以进入了良性循环？

梭伦是以伟大立法者的不朽声名载入史册的，他是人类法治传统的奠基人之一。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人类复兴这种古老传统的努力尚起步不久（路易十六就未必认同），时至今日则早已成为世界潮流。人类在推进法治方面确已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要完成梭伦式的改革，已不必依赖梭伦式的“天才”人物。现如今改革所需的智慧，似更多地体现在以完善法制为主的“顶层设计”上。梭伦改革也许还像是一个传说，但近现代完成的“温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已不算罕见。或许就近可举的一个例子是蒋经国。据回忆，1986年10月7号，蒋经国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采访，当葛兰姆问“你们什么时候结束令”时，蒋经国回答说：“我们正在草拟《国家安全法》，一旦颁布，就立即结束令。”当时在场的说他听到这话时，身上像有电流通过，因为他知道，这是“在写历史”。一年后，台湾果然结束了长达35年的令。蒋经国是一位天才吗？不像是。他只是下了大决心，并做好了周密的准备而已。

附记：本札记写完后读到雷蒙・阿隆论及托克维尔的一段文字，录于下或有助于理解。

他之所以接受大革命，是因为大革命已经发生，但他并不为大革命歌功颂德。不可避免的是民主运动，而不是革命风暴。这样的风暴不仅把古老的贵族“连根拔起”，而且给自由造成了尚未愈合的伤害。

篇2

关键词： 法国大革命 家庭罗曼史 男权

封建专制生根、发芽、成熟、鼎盛，在中古时期成为在世界上占绝对多数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依靠统治的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能够在肉体上给被统治阶级造成伤害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对肉体疼痛的恐惧逃避心理，及至最后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潜移默化，演变成一种普遍的对统治的强权阶级畏惧、变相驯服的自然心理。多数君主都利用的君权神授或类似的带有厚重的神话色彩的宗教理论，给君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同时也让统治阶级内部及被统治阶级的人民对君主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一如其对神灵的态度。

以上带有负面因素的大众心理便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构成了封建专制统治时期所必需的心理基础，这无疑带有一种较为客观的心理因素，具有一种“理性的含义”③，但正如柏克所言：“要民爱国，国必须先有其可爱之处。”④所谓的“可爱之处”，“若用现代的讲法，应该是认同”⑤，这种认同除了上述“从来不会自动发生”的压抑性的感情之外（这些压抑性情感至今还依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以理性著称的民主国家），还源于一种更为原始的、与家庭有关的心理，即对父权的敬畏、服从心理，这种心理可能源于原始社会中，由于依赖强势而获得生存乃至足食的好处，而趋向强势的心理。这种对父权敬畏、服从、信任、敬爱的心理，是在微观上使封建王权矗立而不能轻易被推倒的感性因素，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大众心理因素一样，都源于对强权矛盾的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从家庭出发，发展至封建王权利用其与宗教、武装的结合来塑造自己成为一国之父，从而即在感情上，其实对大众而言也是最为敏感、最为彻底、最为直接的层面上，扎实奠定了封建专制的统治根基，即封建社会中，公共政治蕴含着几近于根基性的私人情愫，而这些私人情愫，便能够解释，为什么奴隶社会的命会比封建社会短得多，为什么改称“传统文化”的封建因素，或是说孕育于封建之中的传统文化至今还留给我们的现代化社会那无法一次性彻底抹去的记忆和影响。

“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援引自文学批评领域，通常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学说有关。弗洛伊德以‘家庭罗曼史’指称神经官能病患的某种幻想，在其幻想中病患希望能逃离自己鄙视的亲生父母，而由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取而代之”。“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家庭罗曼史属个人层次，是个人（尤其是男性个体），美化社会地位的方式”，“由于涉及关于家庭的想象以及家庭内部之冲突，因此‘个人心理层次’与社会秩序便发生了关系”⑥。作者林・亨特利用“家庭罗曼史”中的“家庭”（相较于国家而言）、“罗曼”（意识，相较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言）这两种含义，指称此词为“政治（换言之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并赋予此名词正面意义，将其视为构成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某种集体而无意识的家庭秩序的设想”，“透过关于家庭关系的论述，法国人形成某种集体却无意识的政治理念”⑦。

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出于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子对父过分压迫（如1789年的三级会议，以及王印封书（lettres de cachet）⑧）的反抗（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种作用与被作用的实际上是由于基于强势者对利益的追求与维持，依赖者的生存机会被超限剥夺，强势者由起初的保护者角色（虽然并非出于自愿而进行保护）转化为杀手的角色，当依赖者、被保护者无法从强势者处得到想要的生存时，造反便有理了。这种违反传统稳定秩序的造访，对父和子都造成了一种由于长久习惯了某种生活和阶层状态，突然遭到扰乱甚至粉碎而产生的焦虑感，甚至是一种恐惧改变的心理。这种焦虑，对于子而言，是一种对自己冒渎的滔天暴行所感到的惊恐，为了掩饰、消除这种惊恐，对于已经无可挽回的对旧有秩序体制的破坏，子只能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对付曾强极一时、如今身体逐渐衰老的父，使父无法再就自己的破坏对自己实施惩罚，以及确保生存权，能够在反抗后不会带来更残酷的压迫。法国人选择了弑父，在找出父的种种不可容忍的罪状之后（譬如法王滥用权力），子名正言顺地处死了父，抚平了自己内心的惊慌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在吉拉德的仪式性献祭⑨的理论中，某一社群犯下滔天罪行，从社群中找出一名被认为是罪恶深重至极、足以抵消之前社群所犯错误的替罪羔羊，作为牺牲，献祭，进而将罪恶从社群内部转向外部，而社群经由替罪羔羊的选择，也在这种偿还式的杀戮中，完成了自我定位，使新秩序得以较为稳定地建立。在法国大革命中，这样一只替罪羔羊恰与作为子犯罪对象的父相重合。

法国人在使路易十六魂断断头台之后，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大肆庆贺，同时在共和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向前，反而，社会的态度模糊不清，这可能是由于法王历来拥有的两具躯体中神圣性的一具⑩，对已经习惯，或者说是潜意识上习惯了变相服从的人们的深刻影响：激进的一方，强调国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认定国王被处死，“系应所有了解‘自由代价’的人的要求而生。死刑的执行是为全体人类复仇。极端派只有透过将国王处死并接受人民全体的神圣性，才能拒斥国王本身的神圣性。仪式性地献上法王以为牺牲，并象征地食其肉，是达成这场神圣性质转移的主要手段”，“极端分子要大家一起来纪念这场事件，众人才不会忘记自己在这件行为里面同谋共犯的身份”。但不少人表示：前王“地位神圣，人没有权利碰他”{11}。国民公会的代表们，作为弑君者的代表，则更为犹疑不定――他们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思弑君的问题，罪疚感日渐深重，这种罪疚感可能是在最浅的层次对法王曾有的神性最后的回应，但更多的是对“大革命所产生的暴力将有解除仪式牺牲的效力的危险”的担心――“如果情况不能控制，因牺牲而产生的危机将永远不能度过，食人的暴行与无政府的混乱，必将威胁全体社群的继续存在”。于是，该如何处理弑君周年纪的问题也就成了代表们在1794年1月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最终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该有的偏颇之处而导致的恶劣后果，国民公会制订了常规的纪念办法――“法兰西末代国王周年祭”（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he Last King of the French），在有必要纪念这场赋予共和生命的暴力的同时，需移除、封制、驱散其中的暴力成分也是绝对肯定的{12}。至此，王权已经从肉身和政治中心中被抹去，作为其重要表征的父权，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着逆子的反抗，而逐渐退出家长制的主宰地位，家长制也渐渐衰落。父权作为旧有家庭秩序的核心而衰落，表明旧制度、旧秩序在不断解体，同时伴随着新制度、新秩序的渗透，曾经非常明确、非常成熟的旧秩序如今逐渐模糊，不可遵循，新生的秩序又缺乏清晰成熟的原则，一切陷于混乱之中，父系血缘遭到打压，这一家庭秩序混乱的伦理话题在当时越来越多的文化载体中呈现，反映这一时期人们对新社会既向往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向往其光明与新生希望，恐惧其过渡阶段的混乱，以及担心自身对新生事物的适应性。这一新生秩序的核心是兄弟（而非“众子”，因其父已死）。如何维持兄弟间的紧密联系，或者说“兄弟”一词在此时的本质上是否与血缘有关？父亲已死，血缘的联系已经毫无意义，感情的维系已经无法因为血缘一统而获得合法理由，感情是否可以紧密联系与血缘是否相同已经毫无关系，一方面，革命通过为国捐躯的英雄死后的安详及对其反抗暴虐的道义行径的鼓吹使革命者获得心理上对投身革命的自我认可，使得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则是革命者之间几分隐约的同性恋的气质已经无形中、有意无意中得到允许被保留下来，这几分同性恋气质也隐约透露出的影子，透露出动荡而不稳定的秩序中，对的习惯性抵触，以及一定程度的依赖与认可――背后似是含有新秩序常伦的意味，但也只有在新旧交替阶段，才会被认同为是一定程度上的常态，过渡阶段之后，当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之后，终究也会被定性为，新的常伦依旧会与旧制度下的相对立，而不是画上等号。

父子之间、夫妻（男女）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不安中，源于一种双方对峙的焦虑，这种焦虑无疑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一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子的胜利逐步结束，了结的是国家层面的王权，以及家庭层面的父权，但是，王权、父权并未结束，在家庭中找到了可以被作用和寄生的对象――女性，于是，王权转化成父权潜入新秩序中的家庭内部，与家庭中苟延残存的父权相结合，转变为男权，继续对女性进行专制统治，所以，法国大革命表面结果了王权，限制了父权的发展，都是为了解除男权的统治危机，就正如之前所有的封建王朝，我们也就不能过多地希望，法国大革命。以及它那著名的《人权宣言》在人本的历史潮流中向女权主义迈出一大步，而维护男权的统治，恐怕也就是大革命根本目标所在。

注释：

①作者简介：林・亨特（Lynn Hunt，1945―），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费城宾州大学，之后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迄今。主要著作有：《大革命与法国外省特鲁瓦、兰斯的城市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等；并先后主编了两部重要的新文化史理论文集：《新文化史》、《超越文化转向》。

②［美］林・亨特 著.郑明萱，陈瑛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2008.本书以“家庭罗曼史”指称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图像，这种家庭秩序的图像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调。作者借着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阐述这种政治理念；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彻底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呈现给读者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典范之作。

③同上，第8页。

④同上，第8页。

⑤同上，第8页。

⑥同上，第1页。

⑦同上，第1―2页。

⑧同上，第24页。

⑨同上，第15页：吉拉德认为仪式性牺牲的意义，基本上不在弑亲与，却是出于社群对自己冒渎的滔天暴行感到惊恐，因此加以掩饰，将暴力行使仪式化――挑出一名替罪羔羊――具有重新划定界限的作用，遂将罪行由社群内部向外转移，“牺牲的目的，在恢复社群和谐、强化社会纹理”。界限之设，尤为重要，因为“牺牲危机”（sacrificial crisis）危及“性别区分”（sexual differentiation）。而单挑出一名替罪羔羊之举――羔羊可能是任何人，不一定只是父亲――在吉拉德的眼里，则是一切神话（myth）、仪式、亲族体系，甚至象征思维（symbolic thought）的根源。

⑩同上，第103页：根据对“‘王有双身’迷思”（the mystic fiction of the King’s Two Bodies）有所研究的坎托罗维奇（Ernst Kantorowicz）表示，英法两国的君王，都各自拥有两个身躯，一是看得见、摸得着、会死、会腐朽的个人“肉身”，另一是看不见、摸不着、永远不会死、不朽、代表模范理想的“政治躯体”，亦即国家。其实这“政治躯体”也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神性之上的。

{11}同上，第68页。

{12}同上，第72页。

参考文献：

篇3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48小题，每小题1.5分，共48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答案涂在答题卡上。)

1. 有学者认为，分封制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它的实行从内部和外部对原族群的血缘关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变 革。那些姬姓以外的氏族人群，在周人对其亲族子弟及同盟者的分封中被包围、分解、隔绝、控制了。这种族群关系的重新组合

A.有利于文明和文化的共同创造 B.不利于原族群的进一步发展

C.彻底地瓦解了原有的血缘关系 D.完成了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

2.先秦时期的官阶，一般以天子授予的爵位来称呼，往往是依据血缘关系亲疏，与分封制、宗法制互为表里，但到了秦汉时期则用“若干石”称呼，如郡守是2000石，则习惯上称作“二千石长史”。这一变化说明

A.宗法观念消亡 B.官僚体制确立 C.粮食产量剧增 D.爵位制度废除

3.据古代文献记载：秦汉时期铁犁牛耕技术虽有进步，但尚未普及，占主导地位的起土、翻土农具仍以锸、锄为主。导致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A.冶铁技术的落后 B.精耕细作的需要 C.小农经济的阻碍 D.耕牛的极度缺少

4.董仲舒以《春秋》中的事例补充汉代法律;长孙无忌用经、义解释法律，编成《唐律疏议》，后来被唐高宗赋予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一变化表明

A.独尊儒术已成定势 B.仁政思想等同于法律 C.文官阶层主导立法 D.儒学理念渐趋法制化

5.明朝初年，政府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规定盐商若赴边塞纳粮，可由官府酬给盐引(取盐的凭证)，商人持盐引到官府控制的盐场支盐，然后贩卖取利。晋商抓住这一机会，获得了一次大发展。这一事例

A.揭示了官商结合是商人获利的主要途径 B.开创了封建国家官营商业发展新路径

C.说明了商帮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 D.表明明朝初年不再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6.孟子提出，人的内心存在仁、义、礼、智的思想胚芽，天也具有仁、义、礼、智的的特质，因此心性可与天命相通。连接二者的途径是“反身而诚”，即存心养性以扩张四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其思想的进步之处在于

A.削弱了天的神秘色彩而将其义理化 B.突出了人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强烈愿望

C.形成整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体系 D.用外在比照方式寻求天与人的内在联系

7.有学者发现：历代制作指南车的仅有20人，秦青铜宝剑的防金属腐蚀技术在后世失传，王祯《农书》记载的早期蒸汽机原理断裂，明朝热兵器技术的大量推广在清代终止。依据材料推断，传统手工业技术没有实现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原因最有可能是

A.周期性动乱造成技术失传 B.传统行业技术被严格保密

C.与周边缺乏经济文化交流 D.重农抑商使手工技术停滞

8.近年来，不同学者从地方到全国的研究都证明，如果考虑到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不过三百个左右的大家族，而且还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以下各项对材料的理解正确的是

A.宗族社会与科举考试有必然联系 B.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无关

C.经济状况与科举制度的必然联系性 D.世家大族否定科举制的垄断地位

9.据记载，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作坊多配有专门“技工学校”，工匠要根据不同的工种接受期限不同的技术训练和学习。秦代《均工律》中就规定“工师善教工，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由此可知，古代官营手工业

A.注重新技术的研究与传承 B.强化了对技术市场的垄断

C.注重保证官营产品的质量 D.具有严密的产品制作工序

10.顾准曾说：“雅典还在变成工业和商业的城市以前就组成了一个单一城市领导周围比较广阔农村地区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个城邦的务农的平民，初期还算不上是城邦的公民。史料表明，梭伦改革前这些平民的处境是贫困而悲惨的。”材料实质上反映了

A.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平民不是城邦公民 B.雅典民主制的形成开始于梭伦改革

C.狭小的城市国家为雅典民主提供条件 D.工商业发展是雅典民主发展的基础

11.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 那样多自由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 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由此推断，托克维尔认为

A.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优良的社会制度 B.不同时期自由所依赖的社会条件不同

C.主张法国革命应该在专制君主倡导下进行 D.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有其弊端

12.西方近代的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古代希腊的公民观念与之相比，不同之处是

A.公民的身份特权 B.公民的义务责任 C.公共事务的意识 D.参政议政的权利

13.某学者在一本书中写道：“衰落是一个容易使人上当的词，因为它包含了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一是外部力量的减弱，一是内部力量的衰败。拿意大利来说，在外部因素使其丧失了经济强国的地位之后，内部文化仍可达到巅峰。”这里所说的“外部因素”是指

A.贸易通道的改变 B.殖民争霸的失败 C.世界市场的形成 D.黄金白银的流失

14.钱乘旦说：“‘光荣革命’建立起一个以议会为工具进行统治的多元寡头政府制度，操纵这个政权的是一二百个贵族，他们是乡绅地主和大商人集团的联盟。”以上材料说明

A. 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力超过了王权 B.光荣革命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巨变

C. 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寡头政治 D.光荣革命使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

15.1832年，南卡罗莱纳州议会以退出联邦相威胁，通过了反对执行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法的法令，联邦一面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又表示逐步降低关税，该州最终撤销了这一法令。这说明

A.工业革命降低了美国的关税税率 B.联邦政府主要维护北方的经济利益

C.联邦权力的扩大受到州权的抵制 D.联邦权力高于各州的权力

16.1871年，德国天主教会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要求有“独立处理和管辖”自己财产和事务的权力，为此，俾斯麦在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法律限制教权。当时教会和政府间的这种斗争

A.体现了德国皇权与贵族已结盟 B.压制了自由，不利于民主进步

C.说明经济发展推动了德国统一 D.结局是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17.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作者旨在强调工业革命后

篇4

关键词：法国；乡村共同体；瓦解；原因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87-03

一

法国乡村共同体是我们研究法国农村发展史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它是法国传统社会的构成细胞，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法国农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法国史学界中，早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十分可观。如：阿尔贝•索布尔的《18、19世纪法国的乡村共同体》，安托万•福兰的专著《旧制度时期的村庄》、论文《法国的乡村共同体•定义与问题》及《19世纪法国乡村共同体合并之争议》，保罗•乌利亚克《中世纪法国南部的村庄共同体》，罗贝尔•福西耶《中世纪法国北部的村庄共同体》，布里吉特•马亚尔的《十七八世纪居民共同体与达依税的征收》，罗杰•萨鲍尔特的《一个乡村共同体的教育与变化――家加蒂内省的马齐雷，1848-1914》等等。可以说，法国学者对法国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各个时期、各个方面――起源、发展变化、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等。反观国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专门对此进行论述的论文寥寥无几。除了熊芳芳的《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专门对法国乡村共同体及村民自治进行了深入探究外，其他的只是在文章专著中涉及，如：许平在《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20世纪》（专著）、《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论文）中，对现代化进程中法国乡村共同体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孙娴的《试论彻底与妥协――18世纪末法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剖析》，对大革命中法国乡村共同体公有地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为了加深对法国乡村共同体的认识和了解，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和把握法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对近代法国乡村共同体走向瓦解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二

关于法国乡村共同体（Communauté rurale），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在其著作《法国乡村史》里描述到：“许多个人，或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经济的、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①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形式，每个共同体都形成一个封闭的、以自给自足的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组成了法国整个农业社会的基础。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法国农民在共同生产、共同承担义务的过程中产生，并在战后重建以及与领主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完善的。

18世纪前，在反抗领主的压迫、大资产阶级的侵蚀以及沉重的封建义务的斗争中，法国农村共同体还显示出一个永恒的未来，但后来为什么会消失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经济基础的破坏与丧失，是乡村共同体瓦解的主要原因

法国乡村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由集体财产、集体权利及相应的集体约束构成。②其中，集体财产主要指村民们共同拥有的公有地，如：牧场、草地、森林、沼泽、荒地及池塘等。另外，1/3甚至1/2的休耕地、已经收割后的田地和第一次割草后的草地也被纳入公有地的范围。公有地是集体权利以及相应集体约束的基础。而共同体成员在公有地上享有的放牧权、拾穗权和采茬权等则构成了共同体的集体权利。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共同体成员还必须遵守共同体对居民群体私有财产的集体约束，如禁止圈地、强制轮作、粮食或葡萄的播种与收获时间、公共牧场条例等，以实现对共同体内部生产生活的统一管理。

对于经济基础和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法国早期研究古代村庄的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巴博在其著作《旧制度下的村庄（1879）》中指出“共同体的集体财产和集体权利的保留以及所获收益的分配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理由和基础。”③而它的破坏和丧失，也预示着共同体的衰落和终结。

那么，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是怎么一步一步削弱并走向丧失的呢？ 从中世纪时期开始，领主和臣民对公有地的争斗就从未停止过。按照习惯法，领主对公有地具有最高的实际权利，如：约1070年在鲁西永实行的巴塞罗那习惯法就写道：“公共道路、河流、泉水、草地、牧场、森林、灌木丛、岩石……属于领主，但他们不能将这些作为自由地”。④而实际情况却是，领主们通过大规模的开垦来扩大自己的领地，这使得共同体失去了对公有地的使用权，共同体的集体财产受到威胁。

到16世纪，当领主以全部的热情投入领地的开发事业时，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也向公有地伸出贪婪的双手。13-16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部分从事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农民、资产者开始富裕起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资金用于继续投资，而是购买土地。当时出现的价格革命和战乱无疑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5世纪末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致使领主制衰落，领主对共同体的控制减弱。而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则使共同体负债累累，为了摆脱这些负担，保证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共同体出现了全部或者部分出售公有地的愿望，这项举措获得了领主的支持。因此，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大肆购买土地，其中有很大部分就是公有地。1747年，奥弗涅地区克劳巴的人就抱怨道：“村中的居民热罗•萨拉-帕泰贡，由于是富人，是村中的头面人物，……就扩大其私人的权力，甚至把属于村庄共同体的大部分土地圈围起来……。”⑤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段时间内，相对法国农村广袤的公有地来说，领主、资产阶级以及富农对公有地的蚕食是有限的。对共同体公有地的破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它废除了封建权利和什一税，取消了贵族的免税特权，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但是，它在使封建生产关系分崩离析的同时，也致使共同体因公有土地减少和集体权利削弱而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从而最终加速了共同体的瓦解。

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来实现的。1792年8月14日，吉伦特派促使立法议会通过法令，规定除林地外所有的公有地都必须强制分割。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又通过一个法令，规定共同体内的公有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至于是否分配，由25岁以上的公社成员表决，有2/3的人投票赞成即可分配。这些法令因受到贫农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没有完全的贯彻执行，1795年议会颁布法令暂停分配公有地，1803年执政府时期，终止了对公有地的分配，但承认已经分配或者出售了的公有地。“到1815年，法国整个面积仅有约1/10归共同体所有，主要是林地和山上牧场，集中在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孚日和汝拉的林地和高原草场上，北部和西部的公有地几乎绝迹。”⑥公有地的破坏，必然导致相关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约束削弱。

另外，大革命在解放封建束缚的生产力的同时，还激起了个体经济自由的浪潮。1789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了公民对财产的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包括：圈地自由、耕种自由和限制集体权力，同时还给予乡村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由。⑦1791年9月，制宪议会通过法令，再次强调土地所有者都可按其意愿自由耕种土地，这实际上是对共同体集体权利和集体约束的一种否认，⑧加速了共同体的瓦解。

（二）共同体自治权的衰落，是加速其瓦解的重要原因

自治权是维持乡村共同体内部稳定，并有序运行的主要因素，它主要通过村民会议以及一整套完整的习惯法来实现。

村民会议是共同体的最高决议机构，由于教区和共同体在地域以及利益上经常混杂在一起，因此，村民会议又叫“教区会议”或者“堂区会议”，是共同体居民政治生活的中心，负责商量和处理共同体的一切公共事务，如：出售、购买、交换或者出租共同体的财产；修理教堂、公共设施、道路和桥梁；选举共同体的代表、学校校长、神甫、征税员、陪审员等,有时候还要确定收获的时间以及日工的工资。村民会议在不同地区召开的频率并不相同，一般都在星期天或者节假日的弥撒结束后举行，而平时的日常管理就由村民会议选举出来的“村官”负责，村官代表共同体的利益。

习惯法则是共同体以及村官进行民主自治的依据，是共同体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不仅包括行政法令，还包括宗教法令、司法法令，主要用来约束共同体居民的行为，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村民会议和习惯法对乡村共同体群体意识的形成、延续和巩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⑨，有利于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但是，从近代早期开始，共同体的自治权开始缩小。⑩究其原因，主要可以从内外两条主线进行分析：

1.共同体经济基础的削弱是造成自治权缩小的内因

在上一节中，笔者已经对共同体经济基础的不断削弱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里就不再赘述。经济基础的削弱，尤其体公有地的不断丧失,对共同体自治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使习惯法遭到破坏，共同体失去了进行管理的依据；另一方面使村民出席村民会议、商议公共事务的热情降低。这一点可以从会议出席率的降低得到反映。虽然村民会议对出席的人数有最低的要求，如与王室直接税有关的会议，要求一半以上的纳税人出席；与共同体债务有关的会议，要求2/3以上的家长出席；如果讨论永久性转让公有财产，或分摊领主捐税、劳役等，则要求全体居民出席。但随着集体财产及集体权益的减少，会议的出席率远远达不到规定。如：法国东部博若莱的贝尔维尔堂区在1695年共有398户居民，但是在同年举行的8次会议中只有67户居民出席。B11安托万•福兰在其《旧制度时期的村庄》中指出：“村民会议的出席率从16世纪到18世纪不断下降，到18世纪，高缺席率已经成为常态。”B12

2.王权的渗透从外部分化了共同体的自治权

中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国家，奉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而领主制与王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世纪早期，领主制几乎统治着整个乡村，领主们无限制地滥用手中极度膨胀的权力，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对农村的控制，这严重威胁到国王的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君主政府怎么会放弃对地方社会集团的依靠呢？

为了加强王权，君主政府开始通过乡村共同体向农村进行力量渗透，以求加强对农村事务的控制和管理，以维护自己的统治。1630年，路易十三在部分省份设立检察官，由其负责地方事务的管理。到1661年时，监察官全面接管地方的行政、财政和司法事务，这“剥夺了乡村共同体几乎所有的行动自由”，B13尤其是自治管理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检察官对村民会议的掌控。从17世纪开始，村民会议的召开要得到检察官的授权，出席的人数由其决定，做出的相关决议也要由检察官进行审批。到18世纪中叶，大部分地区的村民会议由监察官主持，至此，乡村共同体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为了便于政令的统一，政府于1787年6月颁布法令，要求在全国各个省区建立“市政会议”，由领主、本堂神甫、陪审员以及根据共同体大小选出的3、6或9名成员共同构成，同时规定纳税额在10利弗尔以上的居民才能与会。这标志着村民会议从全体共同体居民均享有参与权和决议权的“直接民主”转变为“具有寡头统治和纳税选举性质的代表制”，共同体正式成为国家行政单位；（2）对村官的控制。在政府加强对村民会议控制的同时，村官也未能幸免。到18世纪，监察官取得了村官的任免权，村官要么由村民会议选出，监察官授权；要么直接由监察官直接任命。这样，村官不再代表共同体的利益，而日益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

共同体的自治权在内部经济基础的削弱，外部王权的干涉下逐渐丧失，共同体的命运不再掌握在农民自己的手中，而只能听从国王的人、资产阶级等的控制，因而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三）共同精神文化的淡化也是促进共同体瓦解的重要因素

法国乡村共同体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的地域基础之上的社会集团，共同体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与外界有过多的交往，这使得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范围十分狭窄，“农民与外界联系的正常地域范围是25公里，即行一天可往返的路程”B14。可见，居民之间以及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因而，在共同体居民的思想中有着强烈的血缘观念、地域观念和集体认同感，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传统习惯甚至语言，正如19世纪前期流行于法国西南部的一首民歌所唱的：“每块土地有自己的冲突，每个乡村有自己的风貌，每个村庄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音，每座房屋有自己的规模”。B15这种共同的精神文化使每个共同体自成一体，加强了对其居民的凝聚力，维持着共同体的稳定。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共同体内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首先，交通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界限，改变了法国乡村闭塞的状态。从19世纪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大力投资全国交通网的构建。1824年议会通过了建立以巴黎为中心，连接各省的铁路网的议案。这个议案开启了铁路修建的先河，自此，法国铁路迅速向全国各地延伸，并把触角深入偏僻封闭的乡村。公路的修建也在完善，尤其是乡村公路的建设。1836年通过的法案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公路的修建，乡村公路的修建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交通的发展把各个地区联系成一个整体，为村民走出村子，走进世界提供了便利条件。

与此同时，法国的工业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催生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组织形式――工厂制，这种现代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共同体的瓦解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农民涌入工业。B16从19世纪 50年代开始，法国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迁往城市。1852-1882年农业雇工减少130万人，其中有100万人离开农业，B17从土地和农村中解放出来，投身于城市工业的建设浪潮之中。这打破了乡村共同体人口生态平衡，使其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随着与外部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加强，共同体的精神文化，包括思想观念、行为习惯、道德规范和语言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方文化和习俗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乡村共同体的精神文化陷入“礼崩乐坏”的局面，地域观念也随之淡薄。

三

法国乡村共同体在一个世纪的坚持与抗争之后，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退出历史舞台。B18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经济上，集体财产、集体权利以及相应集体约束的破坏和丧失，使共同体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政治上，自治权的分化瓦解使共同体失去了维持其稳定及正常运转的手段；文化上，共同体在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文化传统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对居民成员的凝聚力。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共同体作为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而，它必然被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当然，法国的农民在面对自己祖祖辈辈赖以生活的共同体走向衰落时，并没有无动于衷，他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力――耕地、土地、森林、牧场的使用权等――而斗争，当国家政权与统治阶级的力量越小时，他们的反抗就越激烈，如：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这虽然为共同体赢得了一丝生气，但这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终不能改变其瓦解的命运。试问，谁又能与历史潮流相抗争呢?

注释：

①④⑤马克•布洛赫.法国乡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89-190；205；208-209.

②Eugène Petrow.《18世纪乡村共同体及其地位》，《法国大革命历史年刊》，1938.

③阿尔伯特•巴博，《旧制度下的乡村》。

⑥J.H.克拉潘，《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发展1815-1914》。

⑦⑨B16索布尔.18-19世纪的法国乡村共同体[J].思想，1957，（3）.

⑧B14B17许平.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1994，（4）.

⑩关于法国自治权的衰落，可以参考熊芳芳的《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和村民自治》，世界历史，2010年1月。

B11让•皮埃尔•居东：《旧制度时期法国的乡村社会生活》，第78页。

B12B13熊芳芳.近代早期法国乡村共同体与近代自治[J].世界历史，2010，(1).

篇5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世界近代史上发生的两大思想解放运动，它们都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来世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中开展反封建斗争，都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作了思想准备，因此，两大运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产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受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影响，其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斗争形式、指导思想、成就的侧重点、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又是有所不同的，现就这几方面谈谈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不同：

一、从产生的背景看

文艺复兴于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兴起的一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14—15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孕育成长。居意识领域支配地位的教会对西欧文化的垄断，僵化了人们的思想，这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兴起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格格不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要求在意识形态上打破教会神学世界观， 改变教会制度的各种传统观念，创立为自己服务的新文化、新思想体系，以彻底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展开了在意识形态里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文化运动。

启蒙运动发源于英国。18世纪时，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17—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掌握了越来越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制度却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种要求推动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们对封建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本身发起全面的批判。因此，启蒙运动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的时代要求，是资产阶级结束旧制度的舆论准备。

二、从斗争形式上看

文艺复兴时，新兴资产阶级刚登上历史舞台，没能够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从斗争形式上，文艺复兴是收集、发掘和研究被湮没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借古典文化中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因素来作为同封建王权作战斗的思想武器。

启蒙运动是根据人的“理性”来思索和判断世间事物的思潮，矛头直指封建特权、王权、神权。

三、从指导思想看

文艺复兴以“人性”为中心，形成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形成的世界观，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神学束缚、否定神的绝对权威，强调发展人的“人性”、价值和力量的愿望。

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矛头直指封建特权、王权、神权。启蒙思想家们宣扬天赋人权思想、人民主权论，强调人生自由，不分等级地位，有自由权利，包括人身、言论、宗教、信仰与自由，这就否定了等级特权。他们认为人权自由只能靠法律来保障，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提倡法制论，这就否定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启蒙运动对神权的批判比文艺复兴时期更彻底，他们提供了无神论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神权。 转贴于

四、从成就的侧重点看

文艺复兴时期，成就最大的当属文学和艺术，出现了“文学三杰”和“美术三杰”，他们几乎成了文艺复兴的代名词。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许多不同于中世纪的特点，艺术家们反映现实生活的人，歌颂人的力量，刻画人体的健美，赞扬人性的复苏，体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人文主义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完满的体现。

在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领域都有较大的成就，但最突出的是政治学。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并为未来社会描绘了美好的蓝图，批判和否定一切不合理现象，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阐明了经济自由、政治平等及国家机构、政体、法制等方面的要求和主张，勾画出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立国原则。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伏尔泰提倡开明的制宪，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有重大影响。

五、从产生的影响看

篇6

由此看来，人们内心的自觉认同才是制度能够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制度文明的演进实质上就是进步的制度体系不断走向完善、制度的运行逐步向成熟、合理的状态迈进，“一般而论，制度运转成熟的特点，在于社会每个人都认为制度合乎程序运行的任何结果都不能用非程序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靠这套程序本身……制度趋向成熟，就在于这种心理和认识不断发生作用，同时社会提供了足够的各项条件保证制度的形成和存在。”因此，制度逐步获得人们接受和社会普遍认同的过程其实就是制度文明演进的过程。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于19世纪30年代实地考察美国后认为，这里的人们不管是民主的敌人还是民主的朋友，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帮助和促进民主效劳。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制文明在当时美国的演进情况，也说明民主的价值正在俘获人心。也只有这样，民主制文明的功效才能在现实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第二，制度形式由单一走向多元、系统。“制度的耐久性源于自我强化的性质。”为使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制度文明的演进同时也意味着先进制度进一步的自我强化。根据结构－功能理论，制度文明只有使自身的结构根据环境的需要发生分化:从简单走向复杂、由单一性迈向多样化、从不系统向系统化转变，才能增强制度的柔韧性和灵活度，从而更好地适应制度的外在环境。一般而言，当制度置身于新的环境时，就会面临一定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制度只有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开发扩展出众多的新功能，方可渡过最初严重的生存危机、经受住环境的严峻考验。而随着更多新功能被开发，旧有的制度结构必然会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进行适应性调整和改变。根据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应激—挑战模式，人类文明会呈现出循环兴衰轮替的景观，而制度文明的演进只会使自身不断趋向成熟、合理。研究文明史的法国学者基佐经过考察欧洲的历史发展后认为，古代的制度文明明显地表现为单一的特点，“当我们注视那些出现在近代欧洲文明之前的文明时，不论它们是亚洲的还是其他地方的，甚至包括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我们对于它们普遍具有的那种单一性不能不感到吃惊。”

在不同地方，这种单一性的表现尽管不同，但单一性的特征却显而易见，类型相异的文明中各种制度、设施、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均表现出单一性的一面。特别是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就每一个历史阶段而言，古代社会似乎毫无例外地印证着某种同一性:或者民主政治，或者纯粹的君主政治，或者神权政治，几乎每一种政体都能在某一时期轮流占据统治地位。只是到了近代，这种单一性特征才宣告结束并开始向多元化发展，“近代欧洲给了我们一切政体、一切社会组织试验的样本。纯粹的或混合的君主政治政体、神权政治政体、共和政体、或多或少的贵族政治政体，曾这样同时繁荣昌盛地存在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虽然在性质上旧制度是落后的，但就体系机制的完备程度而言却是比较高的。演化发展出一套先进的制度体系是制度文明演进的题中之义，在制度体系内部各个制度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衔接有序，这样制度文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用。17－18世纪以前，欧洲的君主政体占据绝对优势，世袭制与君主制相伴而生。随着时代的进步，君主制逐渐走向衰朽，世袭制则强化了此种罪恶与落后。美国独立战争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指出，世袭制的罪恶在于它因循每个君主承继者性情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依靠偶然性的事件、冲动的情感进行统治，使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秩序被颠倒，“世袭继承制是对君主政体的讽刺”，“它把君主变成一个任何儿童或都能担任的职位，从而使君主政体显得再荒唐可笑也没有。”不仅这些，他还认为君主政体、世袭制所祸害的决不只是某个国家，还包括整个世界。共和制政府则站在君主政体的对立面，其设置纯粹是为了关照集体和个人的公益。大革命洗礼之后，共和政体逐步取代了君主政体。正如与君主政体相伴生的是世袭制，在潘恩看来代议制也和共和政体如影随形，“它无需同任何特定的形式相联系，但是它却很自然地同代议的形式结合起来，因为代议制最适合于达到国民要付出代价来支持的目标。”

他进一步指出，代议制建基于社会、文明之上，以理性、经验和自然为指导，因而代议制增加了共和制的优势，这种制度不仅能够尽可能地延揽人才、创制符合理性的法律、集中全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整体利益，使政府始终保持成熟、稳定的状态，避免知识和权力的相互脱节，而且也预防了世袭制下个体的偶然对整个国家所造成的持续性消极后果。基于此，共和制远非君主制所能比拟。君主制为共和制所取代，世袭制为代议制所替代，已经成为近代欧洲制度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和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第三，时代性特征比较显著。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会产生认识、改造世界、社会及自身的成果，反映在调整和改善社会关系方面的成果即是制度文明。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所处的环境和任务各异，产生制度文明成果的类型也就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先进制度成果的诞生即意味着制度文明的演进。这些制度成果为何会在此时代、时期而没有在彼时代、时期产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时期孕育的结果。由此看来，制度文明成果不可能不打上时代演化的印记。在西方古典民主时期，在奴隶制的城邦政治背景下，妇女、奴隶、外邦人被摈弃于政治生活之外，民主只为少数人所享有，因此这一时期的制度文明可以被概括为奴隶制民主文明;在神学笼罩的中世纪，尽管神权统治一切，压抑和窒息思想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活力，但同时也正是由于宗教的保护，使古老的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得以留存，避免了由于罗马帝国后期战争频仍的破坏而导致西方文化断裂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制度成果可以称之为神权制文明;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神权体系日趋成为欧洲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近代制度文明的演进自然应运而生。托克维尔指出，西欧社会到了中世纪末期已经呈现出变乱纷繁的情势: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交流，相互学习和模仿，但又相互观望、倍感困惑，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民族一方面对自己历史上沉淀流传下来富有特色的制度失去了信心，而另一方面又感到别的国家的制度与自身的制度相比并不具有多少优势。“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现一套共同制度的设想，这种制度正因为它既非本国的，也非外国的，所以能适用于无论何时何人。”这种共同制度设想的出现即预示着欧洲制度文明终将突破神权政治体系的羁绊而发生演进。作为时代产物的宗教改革运动应时而生，在形形的国度和各种非常不同的环境中，欧洲到处弥漫着制度变革的风气。“如果我们发现，尽管运动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而它追求的目的是一个，获得的结果是一个，保持的特性是一个，那么很明显，这一特性超越了条件的差异和机会的不等，它必然是这一事件的基本特性，而这一结果必然是它的基本目的。”12至16世纪，欧洲一直发生着缓慢而又不易被察觉的变化，似乎有一种力量要将整个社会引导到某种具有崭新形式和发育成熟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君主制逐渐代替神权制而成为制度文明演进的潮流，君主政体在欧洲不同地区纷纷建立，“君王就像一个可以安装在许多异样躯体上的头颅，不同种子结出的同样果实。”

从一定意义上说，君主制在各国的普遍建立是欧洲近代制度文明演进的起点，以后新的政体形式及各种不同进步的制度形态逐步在社会发展中演化而生，譬如共和制、分权制等，这些均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制度文明的演进状况，从而也体现了这一阶段制度文明的鲜明时代性。第四，思想文化领域会出现重大变革。从制度文明的构成来看，构成制度文明系统的第一要素是理念文明，它支持和规定着特定制度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进步社会制度的本质意义、思想价值原则、性质规律及社会制度所规范社会关系的价值、本质和规律。理念文明是制度文明演进的前提和支撑，只有先进的理念产生后，进步的规则、机构、设备、机制等才能在其影响和指导下建立和形成。另外，也只有依赖进步的思想、理念，方可彻底摧毁旧制度的精神，尽除制度文明演进的隐形障碍。事实上社会发展往往如此，尽管某一制度因衰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旧制度的精神并未彻底随之消失，往往继续附着于新制度之上而仍旧施展各种消极影响，“同一个祸害本身会采取新的形体。精神是在轮回的;但它远不是由于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原则，它在自己新的躯体中以一种青春活力的新鲜生机而新生了。当你以为你在鞭挞它的死尸或铲平它的坟墓的时候，它却走了出来，继续肆虐。”所以，唯有进步的制度理念方可消除旧制度灵魂的附体。可见，理念文明的诞生是制度文明演进的前奏和序曲，理念文明的进步是制度文明演进的题中之义。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理念文明的进步最直接地表现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创新。此种变革创新一般情况下比较多地发生于社会的重大转折、转型时期，历史发展已经反复昭示:思想文化领域内每一次重大变革的出现，往往开启制度文明演进的序幕。经历了漫长中世纪神学的羁绊后，起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不断扩散，由此而引发的理念转变到处冲击和动摇着既有陈旧知识、思想和观点的藩篱。这样，中世纪陈腐的神学权威逐步被新鲜的现代气息所覆盖，整个欧洲社会的精神领域因之发生重大改变，影响波及至政治世界，这一时期人们的政治思想特质也因文艺复兴而发生重要变化，“对于当初曾有助于巩固关于公民资格的传统共和概念的那些价值，人们的兴趣显著地减少了。”公共领域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享有闲暇生活的私人领域却备受瞩目，结果导致“君主统治的日益专制的形式得到了延伸和巩固。”继之而起的宗教改革又一次使欧洲精神信仰领域出现重大变迁，肇端于德意志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自然首先促使德意志本身在精神领域产生重大转向，接着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宗教意义向欧洲其他地区扩散、蔓延。“在所有发生重要作用的重大事情中，宗教改革是最重大的，是其他一切的归宿，影响一切，也受一切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制度的改革或革命才是宗教改革的核心内容，“宗教改革实质上是宗教制度的改革，革命实质上是制度的革命，唯一复兴实际上是政治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宗教改革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政治变迁，直接产生的后果是“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巨大权力在16世纪突然成为事实;没人处在某个位置上来对它作出任何限制。”

篇7

热词：法国 版权贸易 走出去

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

在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过程中，中法共举办了800多场活动，中法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其中与图书出版、版权贸易相关的活动也是两国友好交流的重头戏，颇为引人瞩目，最主要的有董强先生获得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和中法交流最有影响力书籍评选。

在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落幕之际，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应邀访华期间，授予北京大学法国语言与文学系主任董强先生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这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1995年，董强在法国协助创办了“中国蓝”出版社，专门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沈从文、贾平凹、王蒙、王安忆、莫言等作家纷纷被介绍到法国。在他看来，中法文化的相互吸引、相互传播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强度，“不仅要把别人‘好’的接进来，也要把我们‘好’的送出去，要为这一接一送做好准备”。

2014年4月中法交流最有影响力书籍评选揭晓――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易经》《水浒》《西游记》《骆驼祥子》《鲁迅小说集》《酒国》《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茶花女》《悲惨世界》《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小王子》《基督山伯爵》《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中法版权贸易的现状

（一）2013-2014年中法版权引进情况

2013-2014年，我国共引进版权数18167项，从法国引进版权数787项，占全国引进版权的比重为4.33%，其中，图书为772项，占全国引进图书版权的比重为4.64%;录音制品为3项，占全国引进录音制品版权的比重为0.79%;软件为4项，占全国引进软件版权的比重为2.37%;电视节目为8项，占全国引进电视节目版权的比重为2.10%。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3-2014年，全国共引进版权总数18167项，其中图书引进版权数为16625项，图书占全体的比重为91.51%。而从法国引进版权的数量为787项，其中图书版权引进版数为772项，占全部从法国引进版权数量的98.09%，高于全国图书版权占整个版权引进的比重（91.51%），可以说，目前对法国的版权引进主要是图书版权。

（二）2013-2014年中法版权输出情况

2013-2014年，我国共向国外输出版权数10401项，向法国输出版权数243项，占全国输出版权的比重为2.34%，其中，图书为184项，占全国输出图书版权的比重为2.52%;电视节目为59项，占全国的比重为3.05%。

从表5中可以看出，2013-2014年，全国共输出版权总数10401项，其中图书输出版权数为7305项，图书占全体的比重为70.23%。而向法国版权的输出数量243项，向法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数量184项，占全部输出法国版权的数量的75.72%，可以说，目前对法国的版权输出主要是图书版权。

四、十年间中法版权贸易输出引进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从2004―2013十年间，中国从法国共引进版权 5404项，共向法国输出版权788项，差额为 4616 项，中法版权输出引进比为0.146：1。

从表6可以看出，从2004―2013十年间，中国从法国共引进图书版权5034项，共向法国输出图书版权725项，差额为 4309 项，中法图书版权输出引进比为 0.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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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他们对新事物的渴求心理和好奇心是极其强烈的。因而，教师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理解新事物的欲望。

1.教师应在历史课堂中多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

由于学生对贴近生活的内容更感兴趣，所以高一的历史教学应注意联系实际，把现实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和相关的历史知识联系起来，使学生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例如，我经常与学生共同分析时事热点，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明历史在认识社会、判断社会问题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作用。通过讨论，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学习，体验学习的快乐。这样，学生既可以充分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又能够感悟历史带给他们的丰富知识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2.教师应多向学生介绍一些通史类或者专题类的书籍

教师可以介绍《全球通史》《大秦帝国》等书籍，也可结合时事向学生推荐相关书籍，如《旧制度和大革命》等，既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又拓展了学生学习的视野，对于学生在高中期间的历史学习起到促进作用。

二、理清知识线索，构建知识体系

知识的掌握离不开记忆，但记忆并不等于死记硬背，透彻理解是记忆和掌握知识的前提，在理解基础上的记忆才是稳固的。对于高一学生来说，教材内容是“支离破碎”的，只不过按时间顺序进行了重新编排，这种错误理解无疑是学习的最大障碍。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理清知识的线索，构建知识的体系。首先，在章节上整理单元重点知识线索，这是教学常规最基本的要求。其次，给章节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即阐释清楚每一个章节在本册教材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比如，在讲授必修一第二单元第六课《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时，要突出该课在本册书中的地位，因为雅典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对近代中西方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作为高一历史教师，在传授历史知识时，应注意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

三、打破教材编排，整合教材内容

教材不是历史教学的唯一依据，而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桥梁和纽带，教师可以参照学情和初中教材对高中教材进行大胆取舍，灵活处理教学内容。比如，我在讲必修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这一课时，由于内容多，理论性强，有很多政治经济学概念，非常不好理解。如何让学生把这节课学好呢？我发现教材材料丰富，我结合教材内容和网络上的一些资料把本课内容进行了大胆整合，以美国为例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用James一个虚构的人物的人生经历创设了四个历史情境贯穿全课：第一场景讲了James失业，继而又找到工作;第二场景讲了James在70年代再次失业;第三场景讲James在福利政策下的生活，并让学生分析福利政策的利弊;第四场景讲了James在90年代末生活的改变，每个场景都配有相关探究性问题，学生兴趣高涨，教学效果很好。

四、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建构新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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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之经验。法国法律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主要有三难，必须过三关。一曰语言关。二曰体系关。 三曰思维关。

法语素以语法烦杂、变化多端闻名。法律法语与一般之常见口语差异又甚大。一般中国学生在成年后方开始法语学习，大多数来法国之前的学生所掌握的法语知识又仅仅限于日常的口语交流。即使对于普通法国人，法律法语也是一个拗口的东西。这点相信只要接触法律专业的学生一定深有体会。法学是一个严谨的体系，法语又是一门严谨的语言，强强相加，其难度可想而知。许多在口语中通用之名词再法律法语中却是截然不同之两个概念。例如FONCTIONNAIRE一词，其意为公务员。指经过有权机关正式任命，担任全职工作之公职人员。但一般口语中所指的公务员其意要比行政法之公务员广泛得多，泛指在行政机构工作之全体人员。又如同为原告或被告，由于法院审级不同又各自存在不同称谓，行内人仅看称谓既明了案例之等级及过程，外行则如读天书，撞破脑袋而不得其门而入。今日即使在某些学术著作中，纰漏之处亦常有发生。法律法语之精确可见一斑。

此外，法国的教育多为教授口授，鲜有板书，全靠学生书记。因此，学习法国法律，最先过的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就是语言关。在此笔者向初次接触法国法的学子推荐法国达鲁茨出版之TERMES JURIDIQUE一书。另外有CAPITAN教授所编写之法国法律词汇一书堪称入门之所必备。在有了基本法律词汇之后，方可谈进一步之研究。

第二关为体系关。虽然法国法与中国法同属大陆体系。但在司法体系上却是独成一派。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行政法院体系与一般法院体系互相独立。与此相对应，法国法学教育也划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其间再分为众多次类学科。欲深造之学子不可不知也。虽然公法方向与私法方向在MAITRISE方进行划分，而在DEUG两年学生所学的内容基本一致，但在LICENCE时根据个人选择之深入辅导课的方向已经基本决定了学生个人日后的发展方向。虽然区分并非绝对，公法方向的学生也可在日后转往私法方向，但要付出的辛劳要更多。

许多学子，尤其是中国大学已经毕业的学生或者在读生往往不愿意从DEUG开始，在申报攻读学位时盲目求高求快。非DEA不读，最差也要从MAITRISE开始。笔者私下认为该做法不可取。法国法学教育体系环环相扣（其他国家也一样，法国尤甚），DEUG进行之法学教育是最基本之知识，从中途突然插入必然成无本之木，在做深入研究之时必然困难重重，在选择研究方向上也难做抉择。即使侥幸获得学位，更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忧。

以笔者之经验，学子如有毅力，从头开始固然为上上之策略，但法国法学院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规定DEUG两年的学业必须最多在三年之内完成。而法学院的淘汰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某些学校甚至更高。而LICENCE与MAITRISE则未有此忧。但是由于在MAITRISE一开始时就必须选择方向，校方因为担心学生的能力也往往要求学生从所申请的学位高度下降一个等级，因此笔者建议从LICENCE开始。

最后一关为思维关。笔者未来法国之前，先入为主地以为法国属于成文法国家，法学教育必以理论为主。案例仅仅做为参考材料。下水之后方知大谬，暗骂腐儒害人不浅也。

法国法律教育，虽然仍然以法典为主进行理论展开。在一般法律理论上亦仅把案例作为实质渊源，但案例尤其是最高法院，权限冲突法庭以及最高行政法院，宪法委员会等终审机构之案例在法学院教育中所占比重之大，外人无法想象。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后，革命者鉴于旧制度下法官对革命之消极阻碍态度，普遍对法官存在不信任感，因此在民法典的编撰中对法官的作用做了严格规定，禁止法官在判决中运用衡平原则进行裁量。法官被传统法学家认为是“法律的嘴巴”，其作用仅仅在于适用法律，法官造法是严格禁止的。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的变动节奏加快，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法官在弥补法律空白方面的作用与日俱增。再加上最高法院为了维护判决的稳定性以利于当事人进行预测，极力避免对前例进行频繁更改，下级法院所做之判决如与前例不符，往往有被CASSER之危险（法语中CASSER原意为打碎，破裂之意，最高法院法文为LA COUR DECASSATION），因此在实际上最高法院之判例对于下级法院具有实质约束力。与此相对应，法学教育也对案例给予极大的重视。

一般法学课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主课与深入指导课。主课一般是在几百人阶梯教室内进行，以教授讲授为主，无指定课本，学生有疑问可随时以便条形式直接送上讲台，常见帅哥美女一跃而上的场面。一般来讲，主课主要是理论方面的教授，但一般多穿插原则性案例或最新案例。以教师单向输入为住。

在深入指导课程上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采用小班制，每班一般在20人左右，指导教师一般由博士在读生或者校外律师担任。由于人数少，再加上提问频繁（课程的参与程度在期末成绩中占百分之30比重），无法瞒混过关，因此学生往往在课前做足准备工夫。深入指导课主要以案例教学为主，夹杂实例分析。如果把主课看成是正餐，讲授的主要是部门法律原则的话，则深入辅导可喻为小灶，专讲原则之例外。有便与学生可以及时了解最高法院之最新创造。

在深入指导课上，教师不仅对学生负解说之义务，而且往往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法律原则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批评。用他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是人，难免有犯糊涂的时候。

学习建议：达鲁茨出版有“最高法院原则性案例选编”一书，个案后均付有名家评论，在学完原理后猛啃，获益不浅。此外最高法院亦刊有案例集，平常多看。关于考试与平常课上之案例分析，有如我国之八股文章，如何开题，破题均极为讲究，看完入门方法论后再精读十几个案例评论，一般可以摸到门道，但要想写得漂亮则非靠经验积累不可。相信这点对于已经有数百年八股经验的中国学生来讲应该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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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路原理；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TM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2-0121-02

一、电路原理课程的现状

1.电路原理课程的发展。大学阶段的电路原理课程的学习中，学生需要学习掌握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定律，具备独立分析计算的能力和设计电路、开展实验的初步技能，为后续的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仪表、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课程打下基础。近年来，电路技术的应用领域迅速扩展，如纳米电子学等新学科的兴起，新的元件如无源的电路第4类基本元件（忆阻器）的发现[1]，电路理论的内容不断充实，从线性、非时变、无源、双向和二端元件电路发展到非线性、时变、有源和多端元件电路，电路的超大规模集成推动电路系统体积不断缩小，电路原理课程产生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从上世纪末形成的电路原理课程教学体系却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这种教学体系已经显现出一些不适合课程内容发展的情况。在教学中，仍按过去电路的特点分为强电电路和弱电电路，与新出现的强电电路的信号处理管理（如电脑控制下的UPS供电电路）等新发展不适应；授课中强调理论知识教学，学生更善于列方程求解理想电路，缺乏对元件建模背景的分析，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不足。2011年教育部电子电气课程基础课程教指委《电子电气课程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国内外课程现状及其相互比较，并建议电路课程今后应着重总结教学内容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处理好电路类课程基本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2]。我们认为，电路原理课程发展至今，最重要特征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2.电路原理课程特点。电路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理论性强、实践性强和创新空间大。①理论性强：课程中基础知识点多，经典理论多，数学推导多。课程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电路原理课程在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1]。②实践性强：掌握了电路原理课程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设计电路模型，对任何实际的电路进行分析研究，并通过研究结果指导工程实践，解决实际需求。课程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电路课程的学习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互促进。③创新空间大。电路设计中，采取不同的连接方式，同样的电路元件可以构成不同的电路，发挥不同的作用。课程的这一特点，扩充了电路设计的创新空间，提高了学习的趣味性，为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条件。

3.课堂教学的特点。①学生学习特点。一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运用重视不够，更多采取考前题海战术的方式取得学分，未建立起通过学习扎牢基础、促进今后学习和提升运用能力的目的。②教师授课特点。由于电路原理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教师不得不用更多时间向学生讲解基础知识，确保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运用能力的培养就相对弱化。

根据电路原理课程的发展特点，我们在课程的教改中，需要体现电路原理课程的特点和当代大学课堂教学的特点。

二、电路原理教学方法改革

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在他那本经典的代表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深刻的改革是有充分准备的人们自行动手从事的全面改革。可以说，课程教改需要合适的条件环境，目的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以下三项原则：在教育目标方面，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培养目标的原则；在条件环境层面，依靠现代科技手段促进学习的原则；在具体措施层面，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为主的原则。把握这三条原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更好地推进电路原理课程教改。

1.教学内容中注重理论学习和实例分析相结合。针对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必须强化理论的系统学习，需要通过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理解基本原理，从而建立起电路原理的基本知识框架，为运用知识开展实践和后续课程的学习提供基础。但是，理论学习时，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转化的过程。对于初学者来说，从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到实例运用，有一个逐渐深化认识和转化适应的过程，教师必须在讲授理论知识时，引导学生进入这个渐变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理论讲解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实例分析，特别是对于教学难点和重点部分，有针对性地选择工程实例开展教学，以元件为载体讲解基础知识，以工程模型为依托阐述基本原理，从而在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客观的工程实例间建立联系，让学生在促进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升知识的运用能力。

2.教学方式上注重内容讲解和仿真软件辅助相结合。随着大学教学条件的改善，大学课堂教学中，过去采取的“教师板书―学生记录”方式已转变为“多媒体展示+教师板书―学生纪录”方式。这种变化，由于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将教师从繁复的板书中解脱出来，可以将更多的课堂时间用于内容讲解，课堂教学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即使采取教师课前发放多媒体课件内容的方法，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要学习方式仍然是记录，这种教学方式的变化，其实质仍然是理论学习的经典方法――教师讲解、学生记录，没能更好满足现代教育更注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这一要求，也不能适应电路原理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基于基础条件的提升，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普遍运用，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仿真软件开展分析具备了推广条件。很多教师已经在探索，在电路原理课程的课堂讲解中，运用仿真设计开展辅助教学。运用仿真设计辅助教学就是配合理论知识的讲解，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通过电路仿真软件设计相应的电路模型，计算测试结果，并指导学生观察和总结的过程。仿真设计本身属于一种模拟试验，使用仿真软件辅助教学，其实质就是理论教学与模拟实践的结合。使用仿真设计辅助教学，可以深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学习中，已经从传统的被动听理论讲解转变为主动观察模拟试验，教学的实践性特征明显增强，使学生自然而然地从传统学习方式向现代教学学习方式转变。

3.教学实践中注重电路实验与仿真软件模拟实验相结合。实践是提高工科专业课程教学效果的方式，更是工科专业教育的最终目的。通过实践教学既可以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电路原理课程的实践主要采取实验课的方式。按实验的内容分，可以分为验证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三种。验证性实验就是通过实验对理论进行验证，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实验，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重复实验过程，通过对实验结果的观察，验证课程中基本理论，在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的实验结果间建立联系，深化对理论知识的认识。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主要是为了提升运用能力，学生根据实际问题自主设计实验，并在教师的帮助下开展探索性研究，通过实验结果对设计进行不断优化，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设计方案，从而提升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电路实验是电路课程学习的重要环节，是体现教育理念中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体现，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更是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电路实验对于电路原理课程这一实践性强的课程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电路实验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由于课时限制，以及扩招后学生数量增多，实验设备、场地相对不足，学生进行电路实验的课时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二是由于电路实验是在既有设备、元件的基础上进行，受学校实验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开展验证性实验，实验课具有的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作用发挥不足，不能很好满足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大投入，提升实验室的装备水平，充实实验室师资力量水平，满足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引入仿真软件模拟实验，以最便捷的方式提高实验效果。使用仿真软件模拟实验，就是在实验中，采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电路设计实验，通过软件分析实验结果。实验中，学生可以开展验证实验，利用无形的电路模型开展电路分析，迅速得到实验结果，提高实验效率。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开展设计性实验和创新实验，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学生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电路，并实时调整设计方案，比较便捷地修改电路，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实验灵活性的增加可以促进学生主动性，实验趣味性的增加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效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方式具有容易设计、容易修改、容易实现等优点，有效规避了传统物理实验存在的受设备条件限制严重、实验存在安全风险的问题，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开展科学研究，从而拓宽学生视野、开拓学生思维、锻炼实践操作能力，适应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需要。

通过对电路原理课程和大学教学特点的分析，笔者提出了以坚持依靠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提升学生主动性原则，在电路原理课程教改中，提出了教学内容中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和工程实例分析相结合、教学方式上注重知识讲解和仿真软件辅助相结合和教学实践中注重电路实验与仿真软件模拟实验相结合的建议，以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并提升教学成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