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回的故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颜回的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市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形势，总结经验，安排部署年的工作。刚才，大队长通报了我区年及近期的道路交通安全情况，客观的分析了存在问题，并对年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我完全同意。

今天，我们与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年度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状，是我们面对日益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所做的一个新的尝试，希望大家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下面，我就围绕做好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道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交通安全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我区交通运输业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不仅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关系到全区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形象。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和乌海市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一系列精神上来，并真正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克服畏难情绪、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消除那种只说不干、纸上谈兵的不良作风，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安全与稳定的关系，集中精力抓好交通安全工作，坚决把道路交通事故上升的势头压下去，防止和减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从年我区发生的交通事故来看，事故四项指数三降一升，全年未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基本稳定。但从全区各类交通事故死亡人员的绝对数和今年以来我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是相当严峻的。年，我区发生交通事故68起，死亡14人，伤22人，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0%和175%，特别是今年年初在世纪大道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死亡3人、伤2人。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定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兴一方经济、保一方安全、保一路平安”的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花大力气、下真功夫，坚决把交通事故预防好、控制好，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着力解决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公安交警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联合行动，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我们今天的会议，参加的部门和单位很多，大家的主要工作职责也并不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但也间接或直接地肩负着宣传、教育、监督、审核等各方面的责任。今天，我们以这样的规模和方式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此项工作，就是要把过去由公安交警一家管交通安全向各部门各尽其职、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的方向转变，尽快构筑起全社会综合治理交通安全的工作格局。特别是今天会上签订责任状的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一定要切实担负起本辖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安全责任，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紧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认真分析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大力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加道路交通安全投入，切实消除事故隐患，努力提高本地区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做好新形势下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必须准确把握交通安全形势，抓住影响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逐项整治，逐一突破。当前，影响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概括地讲，主要集中在交通安全宣传、交通事故黑点治理、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交通安全源头监督管理这四个方面。对此，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和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研究，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同时，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也要加强协调，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组织联合整治。对一时无法完成整改的，必须落实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安监部门要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对整改措施不到位、隐患没有彻底消除的要责令重新整改；对整改工作不力或工作难度较大的，要组织有关人员蹲点、督办，直至问题解决。

篇2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篇3

关键词：灰姑娘;东西方文化差异;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89-02

灰姑娘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普遍流传。各国“灰姑娘”型故事有固定的情节发展模式，即主人公受到后母的虐待，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辅助下获得圆满结局。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所浸濡，因此在细节上出现了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从深层次折射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本文选取了中（《叶限》载自《酉阳杂俎》）、日（《落洼物语》）、德（《灰姑娘》载自《格林童话全集》）、法（《灰姑娘》载自《鹅妈妈的故事》）四个国家中流传最广的“灰姑娘”型故事为研究材料，以Hofstede文化价值观理论为理论依据，探究“灰姑娘”型故事中蕴含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灰姑娘”故事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差异。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社会成员从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一个社会群落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固若磐石，挥之不去，而且代代相传[1]。Hofstede基于问卷分析提出了分析价值观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倾向&集体主义倾向、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权力距离与男性主义倾向和女性主义倾向。本文将从以上四个维度来分析“灰姑娘”型故事所体现出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

（一）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Hofstede观察到有些国家强调个人，有些国家强调集体。在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松散，人们更倾向于照顾自己及家人[2]。而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就融入一个稳固的集体，一生对集体要绝对的忠诚，以换来集体对个人的保护[2]。根据该理论，中国和日本是集体主义倾向国家，德国和法国是个体主义倾向国家。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在“灰姑娘”型故事中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在自己的婚姻中是否具有主动性。这四则故事都是正向结局，但过程却不尽相同。中国叶限的婚姻带有很强的强制性。叶限与陀汗王在成婚之前，两人素未谋面，不存在感情基础。陀汗王因鞋生情，寻得人后便带回宫中。可以说陀汗王对叶限是霸道占有，叶限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本的落洼也没有主动追求男主人公，而是其忠仆不忍见其备受，设计让男女主人公见面。落洼在这段感情中一直是被动的状态。相反，德、法的灰姑娘则表现得非常主动。在王子宣布要召开舞会时，德国灰姑娘就表现出自己热切的心情，为了给自己争取机会，甚至完成了继母提出的刻意刁难的任务。法国灰姑娘将心愿诉说给仙女教母听，借仙力圆了心愿。德、法的灰姑娘们在自己的婚姻中采取了主动的态度，积极地为自己创造机会。

以上不同的主动性最直接反映出的是东西方婚姻观的差异，而决定婚姻观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代表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在封建社会时期要求人们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限制婚姻自由。而代表西方的德法则奉行“恋爱自由”的婚姻观。造成这样不同婚姻观的深层原因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一般形成的是一种以“我们”为中心的思维，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因此中国和日本的灰姑娘受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自己的婚姻中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都是按照社会和家长的要求而实现的婚姻。中国叶限是屈从于强权而嫁，而日本落洼自始至终都是被动接受安排。她们都不惜压抑个人意志，努力地使个体适应并符合群体的要求。而西方文化倾向个人主义，主张以自我价值观为中心，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个人的成功来衡量人生价值。在这样的价值观的指引下，德国和法国的灰姑娘极力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独立自主和自由。她们充分认识到人生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她们积极争取参加舞会的机会，选择反抗不公平的现状。各国的女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上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一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正是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倾向价值观和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倾向价值观的不同。

（二）男性主义倾向

按照Hofstede的理论，中日德法四个国家都属于男性主义倾向的国家。该价值观下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必然是男性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形象。

首先，灰姑娘型故事中对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是符合男性主义社会标准的。在这四则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因婚姻而改变人生。如今“灰姑娘”的形象已经被抽象成为一种女性社会形象，指那些出身低微但最终通过婚姻大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女性。这反映出了人们对于“灰姑娘”的价值判断，即人们普遍认可靠婚姻改变自己命运的女性。这是因为灰姑娘型故事根植于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必然符合男性主义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男性主义社会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在两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评判男性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物质性的，如金钱、地位和权力等;而衡量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则倾向于看其婚姻、家庭、养育子女的情况。在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中，像灰姑娘这样能嫁给权高位重的男性并从中得到财富、地位和名誉代表一个年轻女子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在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中，女性与什么样的男性达成了婚姻很大程度上是评价她是否成功的标志。在四个国家的故事中，无一例外地都遵循这样的评价标准，隐性地暗示着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下女性获得成功的方法。

其次，灰姑娘的成功还隐藏着男性主义倾向社会对女性的扭曲。男性主义倾向下的社会对女性提出诸多要求和限制，如女性要举止优雅、性格温和。在这四则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有美貌、温柔、隐忍的设定，这些都符合男性主义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在这四个版本中，灰姑娘最终所获得成功是通过主动或被动的自我美貌的展示，甚至诱惑，在同性竞争中胜出得来的。如德法的灰姑娘身着华服、惊艳四座，成功吸引到王子;中国的叶限靠一只小巧的绣鞋引起陀汗王的好奇心，小巧的鞋暗示着男性主义社会下的理想女性乖巧可人、柔弱需要保护的特征;日本的落洼美貌温顺，也符合男性主义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要求。由于女性所面对的客观世界是男性塑造和操控的，所以女性必须要将自己打造成男性理想中的形象才能获得认可。而这一深刻的主题被包裹在美德和爱情的美丽外衣下呈现给读者，鼓励着女性读者效仿。

（三）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国家的组织和机构中，权力较小的人期望和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2]。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认为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重视强制的权力;而权力差距较小的文化成员则相反，相信权力只有在其合法时才可用[3]。Hofstede的理论认为中日属于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法德属于权力距离小的国家。

德法版本体现了西方较小权力距离价值观。德法故事中关于灰姑娘与王子接触的情节都表现得十分轻松自然。灰姑娘落落大方地与王子跳舞，在魔法将要失效时逃跑等情节表现出她在与王子的交往中有极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我们能感受到灰姑娘与王子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王子这一角色仅象征着成功的婚姻和富裕美好的生活，没有任何来自权力方面的强制压迫力。

在中日版本中体现出了较大的权力距离价值观。中国版本中作为男主人公的陀汗国王充分体现了大权力距离价值观下，位于权力上层阶级的特权和霸道。叶限丢失的绣鞋被洞人捡到并随货物一起运往陀汗国。陀汗国王见之精巧异常，十分好奇，为弄清鞋子的来由甚至对洞人严刑拷打，又下令挨家挨户地强迫女子试鞋。在寻找灰姑娘这个情节上，中国版本要比德法版本少了很多人情味和浪漫气息，更多的是强权下人人自危的气氛。叶限最终被带去陀汗国，她作为权力较小一方的没有任何反抗，或者说也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接受和默认。这反映出了在权力距离大的价值观下人们会接受这样权力上的不平等。

落洼对上层拥有权力的态度也体现出了日本的大权力距离价值观。在故事中期，落洼的后母曾经发挥自己家长的权力，强制落洼嫁给一个老年丧偶的贵族。在大权力距离价值观的影响下，无论从道义还是制度规定上讲，落洼都没有拒绝的权利。她作为权力系统的底层，在故事情节推动上没有什么关键的作用。相反，故事情节是伴随着男主人公官职的晋升、权力和地位不断上升而向前推动的。男主人公后来官居相位，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和地位，才与落洼终成眷属。可见日本的故事更加强调权力的重要性。

（四）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

回避不确定性是指具有某种文化的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情境感到威胁的程度。人们需要对未知的情境做出可靠的预测、需要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2]。在一些文化中，人们在心理上难以忍受模模糊糊的事，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来减少不确定性。而有的文化则很有能力对付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事，对此没有心理压力[3]。总的来看，西方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低，而东方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高。

东西方故事中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体现在婚俗要求上。在日本版故事中，传统的婚姻习俗成为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的最大阻碍。传统日本的婚俗要求女方服从家长的意志，其出嫁必须征得家长同意。因而日本版本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得不到落洼继母的许可便无法迎娶落洼，只有通过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来给落洼的继母施压，使其转变意志。礼教习俗的制约体现出了中日对不确定性较大的回避程度。为了避免不确定因素的发生，中日社会通过习俗、礼教制度对婚姻的方方面面做出细致的规定。而在德法版本中不存在婚俗方面的限制，体现出西方国家对不确定性较低的回避程度。

二、结论

灰姑娘型故事具有世界性，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文从文化价值观层面分析了中日德法故事中所折射出的文化差异，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今灰姑娘型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有着灰姑娘情结，研究“灰姑娘”相关课题对于了解大众心理和文化发展趋势都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宏.跨文化交际语外语教学[M].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篇4

关键词：固始方言；词汇；重叠构形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132-06

固始县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位于豫东南地区，北部、东部、东南部分别与安徽阜南、霍邱、金寨三县交界，西南、西部、西北部依次与本省内的商城、潢川、淮滨三县毗邻。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固始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的信蚌片。但固始县几乎是处在中原官话区的最南部边缘，它向南靠近湖北，东接安徽。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历史诸因素，固始方言呈现一种过渡性特点，它具有江淮官话甚至西南官话的一些特点，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独有特色，使得固始方言在语言学、方言学上都有很大研究价值。

在汉语中，重叠是常见的词形变化形式，固始方言也是如此。但固始方言中的重叠构形与普通话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形容词、动词、量词三个词类上。

一、形容词的重叠构形

形容词的重叠构形格式比较丰富，主要有“AA式、A里A气式、A里AB式、AABB式”。它们重叠后，突出和强调了基式所表示的性状特征，无论出现在句中何种位置，其后一般要加助词“的”。

（一） AA式

该格式基式多为非贬义的单音形容词，重叠后表示一种一般性的、能让人接受的性状。

黑黑|白白|黄黄|红红|胖胖|松松|紧紧|瘦瘦|高高|矮矮|长长|短短|厚厚|鼓鼓|平平|淡淡|酸酸|甜甜|香香|软软|滑滑|满满|尖尖|圆圆|方方

它们在句中主要作补语、谓语，很少做其他成分。如：

他头发留得长长的。│那条路宽宽的。│她老爱把菜做得辣辣的。│他把口袋装得满满的。│那孩子脸冻得红红的。

（二）A里A气式

此格式基式为贬义的单音形容词，重叠后用以消极地评价某个人。格式中的“里”为不表具体词汇意义的衬音成分。

蠢里蠢气|疯里疯气|哈里哈气、半吊子|怪里怪气|[phA33]里[phA33]气憨厚的贬义说法|土里土气|妖里妖气|娇里娇气|流里流气|小里小气

它们在句中多做谓语、作补语，有时也做定语。如：

她说话娇里娇气的。|他穿得妖里妖气的。|他长得土里土气的。|他现在咋变成怪里怪气的人了？

（三）A里AB式

此格式中的“里”也为不表具体词汇意义的衬音成分。其基式为贬义的双音形容词，重叠后也用来消极地评价某个人。

毛里毛躁|啰里啰唆|糊里糊涂|古里古怪|邋里邋遢|慌里慌张

它们在句中主要做谓语，但也可做补语、定语。如：

他老是毛里毛躁，不让人放心。|这孩子斗做事慌里慌张的。|她咋变成啰里啰唆的人啦。

（四）AABB式

此格式比AA式要少得多。有些字有音无字，便用同音字或“”代表。

日日浓浓形容不干净│窝窝浓浓指做事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窝窝[ti33ti33]同窝窝浓浓│黏黏糊糊形容人不爽快│利利朗朗形容人办事麻利│俏俏巴巴形容好│麻麻乎乎多形容视物不清，也指天还未大亮│麻麻[lou51lou51] 形容凸凹不平│麻麻噤噤因身体的不舒服而引起的一种冷的感觉│埂埂[lou51 lou51]形容凸凹不平│[pie213pie213]浓浓因地方狭小，做事不方便│[mau213mau213]唧唧没完没了地小声自言自语│[tin213tin213] [la34la34]小气样│磨磨唧唧磨蹭样

它们在句中多做谓语，也可作补语，个别的还可做定语，如“窝窝浓浓、日日浓浓”，但较为勉强。例如：

今个早上天麻麻乎乎的。│他喜欢把活做得俏俏巴巴的。│他是个日日浓浓的家伙。

二、动词的重叠构形

（一）VV（的）

1“VV（的）”语法意义

VV（的）表动作行为的一种反复进行、持续。“V”多为单音动词，即使极少数的双音动词“休息、害怕、高兴、注意、关心、担心”等能进入该格式槽，固始方言也会习惯性地将这些双音动词替换为意义相当的单音动词，如用“怕”替换“害怕”，用“歇”替换“休息”。根据“V”重叠后的语法意义，可将其分成6个小类。

A. 表说话人对动作行为持否定态度 “VV”前多有副词“还”（“还”可省略），后面须以助词“的”煞尾，构成“（还）VV的”格式。如：

（1）人家都让你气哭了，你还笑笑的唻。（唻，语气词，读[lai]）

（2）妈，姐马上就[tou33] 副词“就”，在固始方言中的读为[tou33]要让她婆家接去结婚了，咋还哭哭的？

（3）走个路，他（还）跑跑的。

（4）那灯（还）闪闪的。

B. 表动作行为打算进行但还未进行 “VV”前加“就说”（也可以加“就想”，但没有“就说”普遍），后面须以“的”煞尾，构成“就说VV的”格式。如：

（5）俺们就说找找的，孩子回来了。

（6）俺就说到你家串串的，下雨了。

（7）俺们就想走走的，他打电话过来不让走了。

（8）这车就说修修的，谁知没空。

C表对动作行为重复的一种客观陈述 “VV”后面须加助词“的”，形成“VV的”格式。如：

（9）这孩子一天到晚就在电视前看看的。

（10）这地咋干干的？

“就”，后面加“还”，构成“……就VV的，……还……”的格式，此格式所表示的陈述语气比较强，通过对重叠式的强调，意在表明下一分句中动作行为的不应该。如：

（11）这孩子就哭哭的，她还打他。

篇5

中图分类号：R749.5，B845.6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4-0289-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4.012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4）：289-294.）

心理汇报（psychology debriefing，PD）作为一种心理的“急救”，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危机干预是在危机事件或创伤性事件之后提供紧急心理支援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类比作战压力和紧急医疗服务压力的相似之处，米歇尔(Mitchell)认为一个相似的方法可用于减少消防人员、警察、紧急医疗机构人员等其他帮助人员遭遇危机事件（critical incidents）的压力反应。基于此，Mitchell于20世纪80年代详尽论述一个系统的早期干预措施――严重事故应激汇报（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2］。CISD设计是针对紧急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一个团体干预技术。Mitchell认为帮助危机事件中受害者的过程对帮助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事件，帮助者也是脆弱的人类，在面对人们的痛苦时也都会有正常的身体和心理反应。

在Mitchell工作的基础上，Dyregrov发展了自己的模式，并命名为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3］。实际上，PD模式和CISD模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主要区别在于PD模式更强调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进程［4］，例如对感觉信息的关注和对反应正常化的重视。

当前，虽然“psychological debriefing”这个单词被广泛使用且代表了许多不同的东西，而Psychology debriefing的具体模式也有差异，但本质上这些模式都致力于提供一个关于创伤事件的结构性的叙述，包括事实(facts)、认知（cognitions）和情绪（emotions）方面，并且在之后提供一系列关于压力反应的建议。因此，被普遍接受的是“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指各种针对危机事件的心理汇报的模式，而CISD模式是其中最广泛使用的针对危机事件的心理汇报（PD）的模式。本文使用debriefing（汇报）或PD或CISD均尊重原作者在文中的命名。

虽然CISD模式被普遍接受，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团队内得以广泛的应用［5］，并在多种不同的场景和操作下实施［6］84；但是由于CISD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证据较薄弱，因而关于其效果的争论一直持续而无定论。本文将回顾一系列关于CISD的观点和证据，尤其是一些严格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探讨CISD争论的核心焦点并为未来CISD的发展和使用提供一些建议。

1 严重事故应激汇报的基本假设

每一个经历创伤或压力事件的人都存在出现压力反应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风险，对创伤的谈论有助于那些遭受心理创伤个体的心理康复［7］。将这种感受说出来要好于将其压在心底，因而在一个支持的环境下，任何帮助个体体会并抒发创伤情绪的干预都被视为必定是有价值的。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假设：早期的创伤后情绪疏导会降低创伤暴露人群发展出长期心理问题的可能性。

CISD技术的核心假设是：任何人经历一个创伤事件都有产生心理病理症状（psychopathology）甚至PTSD症状的风险，而通过分享经验和学习他人的压力反应，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1］。参与心理汇报团体的成员所表达的积极成分包括分享经验，正常化创伤后的感受以消除恐惧或疑虑，能够谈论各种想法和感受。因此，CISD的效果来源于其在创伤之后立即实施，提供心理社会支持，给予宣泄关于创伤事件的情绪和想法的机会，教导有关创伤的知识并提供压力管理的方法。

2 严重事故应激汇报简介

2.1 模式

CISD通常在危机事件发生后24~48 h内实施，持续时间大约为1.5~3 h，当面对重大灾难时，也可以在灾难后3~4周内实施［6］18。CISD通常以团体的方式进行，且只被用于小的、同质性的团体，每个团体12~20人较为恰当。依据团体的大小，CISD通常由2~4人以一个协同领导的方式实施（每1个帮助者对应5~7名团体成员），典型的CISD是由1位心理健康专家（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和其他的同辈支持人员（peer support personnel）一起来带领［8］。

CISD是一个指导性、支持性、结构化的团体进程，包含7个确切步骤：介绍（introduction phase），事实描述（fact phase），想法（thought phase），反应（reaction phase），身体/心理/行为症状（symptom phase），知识的教导（teaching phase），重新投入（reentry phase）。

2.2 概念

Mitchell认为由于人们对CISD这个术语的错误解释和错误表征，导致了一些有缺陷的研究［9］。因此，对CISD这个术语的正确理解非常有必要。CISD的关键是公开讨论一个人在创伤时的思想、感情和反应，并尝试正常化这些反应。由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教导创伤幸存者如何面对和处理压力反应，促进他们关于创伤事件的情绪和感受的宣泄，并提供关于进一步干预和治疗的信息［10］。鉴于CISD在不同的国家、领域和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具体模式却略有差异，并且Mitchell最初的CISD模式［2］和Mitchell后来所倡导的模式［6］85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本文中，即使是面向个人或一级受害者实施的干预，只要遵循着CISD的基本过程和关键成分的操作也作为支持或反对CISD的证据。

Mitchell强调CISD并非是一个独立（stand-along）的技术［11］，CISD还被视为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包含多个组成部分的危机事件压力管理（CISM）措施的一个成分［12］。CISM并非是干预而是一个管理的框架，它包括与不同背景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策略，每一个要达到一个不同的危机干预的目标。CISD作为一个结构化的团体干预措施被认为是CISM的核心，CISD并非CISM。

3 严重事故应激汇报的效果争论

3.1 支持的证据

Mitchell认为众多实验运用各自的方法证明了CISD的有效性。如，Campfield和Hills［13］严格遵循了CISD模式，随机将抢劫案的幸存者分配成2组（每组41人）。一组接受了一个即刻的汇报（犯罪后10 h之内），另一组接受了一个延迟的汇报(犯罪后48 h之后)。在之后2周内的多次测量中，相比延迟汇报组，即刻汇报组报告更少的PTSD症状。但由于此研究中没有设置对照组而造成结果解释的困难。

一系列遵循了CISD模式的对照研究也证实了CISD的效果。研究中虽然未做到随机，但均设置了控制组，结果表明汇报组相比控制组产生积极的结果。Wee等［14］对参与1992年Los Angeles骚乱的紧急医疗机构服务人员的研究中发现，骚乱后3个月的PTSD问卷测量显示，CISD有效减少了PTSD症状［14］。对于沉船营救人员、维和士兵、交通事故救援人员的对照研究进一步证明了CISD用于团体的有效性，表明CISD在减轻PTSD症状或减少焦虑、抑郁症状，抑或是改善酒精滥用、入睡问题、情绪波动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效果［15-17］。

Everly等［10］对团体心理汇报（group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进行的元分析得到了积极的结果，因而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减轻紧急帮助提供者的各种替代性心理困扰。

在检验CISD和一些心理健康变量的关系时，发现其和消极情绪有弱的负相关，与积极的世界观(positive world assumptions)有弱的正相关，而与PTSD无关［18］。

3.2 反对的证据

众多对CISD研究的批评强调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19］。有研究者认为并没有实证研究证实CISD的有效性［20］，那些支持CISD效果的研究通常并非随机设计，缺乏前测和后续的测量，也没有设置可作比较的控制组。另外，虽然Michell的CISD模式相对其他形式的心理干预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但是CISD的一些具体操作标准和评价标准仍不明确。

在讨论有效性证据时，研究者们认为应该采用可信的、有效的控制研究，例如随机对照试验（RCTs）来对早期心理汇报的有效性进行研究［1，21-22］，而近年来实证研究的结果越来越令人失望。Rose等［23］运用随机对照试验得出了CISD是无效的结果。鉴于CISD被广泛应用并在不同领域得以发展，相似的对不同群体如交通事故受害者［24］、遭遇交通事故的儿童［25］、产后妇女［26］等的随机对照研究也得出了无效的结果。

另外一些RCTs研究发现CISD不仅是无效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而反对CISD作为常规的创伤干预措施［27］，并认为对创伤受害者强制性的实施CISD应该被停止［20］,CISD只是在浪费资源和时间，并且阻碍了其他真正有用的早期干预措施的发现［28］。Bisson等［28］在对133名烧伤受害者的随机控制研究中发现，13个月后汇报组相比控制组在焦虑、抑郁和PTSD 症状上得分更高。另外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随机控制研究［29］以及3年后的后续研究［30］也得出令人悲观的结果。

鉴于支持者强调CISD 不是只实施一次的干预过程。为了检验多次的干预是否会有帮助，Carlier等［31］在研究中对暴露于危机事件的警察部门工作人员相继实施了3次CISD（创伤后24 h、1个月和3个月）。研究者在干预之前和创伤后进行了多次评估，创伤后1周的评估表明CISD组相对于控制组报告显著多的PTSD症状，而前测以及在创伤后24小时、6个月的评估中各组差异不显著。

上述众多RCTs研究中施行的是针对个人的CISD，而Mitchell强调CISD应该只被应用于团体。因此，Adler 等［32］遵循RCTs的要求进行了团体CISD的研究，952名维和士兵被分成3组：汇报组，压力管理组（SMC）和评估组。尽管士兵们报告CISD没有引起不适当的痛苦，而且相比于SMC他们更喜欢CISD，但是结果表明3组在加速康复上无显著差异。

单次心理汇报(single session debriefing)常常是应对创伤事件的标准临床措施，对其进行的元分析表明，单次心理汇报不能减轻心理困扰也不能阻止PTSD的发生；也没有证据表明debriefing可以促进其他创伤相关疾病的自然恢复，减少一般的心理发病率，如抑郁或焦虑［20，27，33］；另外的元分析结果发现CISD没有改善PTSD症状，而非CISD干预和不做干预改善了PTSD症状［34］。另外一项对包括CISD在内的各种早期多次的心理干预的元分析的结果同样让人失望，在最初的各种重要指标的评估上，控制组和干预组无显著差异；而干预组在3、6个月后报告更多的PTSD症状［35］。

4 争论中聚焦的问题

CISD发展至今，其有效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其争论之下，是概念上的混乱和方法学上的问题导致专家们对其有效性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36］。虽然在方法学上，大家通常有这样一个共识：只有可信的、有效的控制实验才能够推进团体心理汇报的研究，但似乎过分的关心研究设计和方法，而忽视了总结和批判性的分析。当前的具体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4.1 研究方法

众多研究者赞同只有RCTs才能够推进CISD或其他干预措施有效性的研究。随机化给所有研究参与者相同的机会被分配到汇报组或控制组，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潜在的组间差异。而最终两组间的结果差异就有充分理由被归结于汇报的效果。CISD的反对者认为那些证明CISD效果的研究都没能遵循RCTs的要求，因而是毫无价值的；而近年来的RCTs研究却恰恰得到了无效甚至是有害的研究结果。

面对众多反对者们认为CISD应该被立即停止使用的批评，CISD的支持者们也针对CISD效果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那些表明CISD无效或有害的研究也没有使用合适的研究方法。虽然RCTs常被认为是评估CISD或其他干预措施有效性的金标准，但RCTs的价值可能被夸大了［6］109-110。具体来说，鉴于CISD是应用于创伤事件，而创伤事件通常无法预期并需要紧急应对的，所以要做到前测并在创伤事件后立即对受害者进行随机分配并设置控制组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危机干预的背景下，这样的研究控制可能会暗中破坏对结果检验的意义。尝试来增加内部效度（实验控制）会以牺牲外部效度（推广到真实世界中危机干预的普遍性）而告终。

另外基于CISD的支持者们对其有效性的坚信，所以他们认为在RCTs研究设计中设置控制组而且控制组中人员不接受任何干预和支持，这是不道德的。因而RCTs可能并不是测量有效性的适合方法。而反对者认为对于一个可能无效的干预方法，使用RCTs来研究没有任何问题。

4.2 Mitchell的模式

CISD的支持者们强调Mitchell的模式，那些表明CISD无效或有害的研究都没有严格遵循Mitchell的CISD的模式［37］。众多的研究中进行的是个人干预而非团体干预，干预是面向“一级受害者”，很多研究中CISD是在创伤24~72小时之后才实施的，实施者的素质没有得到保证并且研究中也没有提供详细的干预内容和有效的数据，所以这样的研究是无须考虑的［6］125。

Ekeberg和Hem认为先前的研究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各种不同样式的干预都被冠以“debriefing”之名［38］，而混乱和不一致的使用“debriefing”这个标签遍布于各种文献，产生了对研究发现错误应用的可能性［36］。Jacobs等［39］对比了CISD被用于间接创伤受害者和被用于直接受害者的研究，发现CISD有效减少了前者（如紧急机构服务人员，医护人员）的PTSD相关症状；而对于后者（交通事故受害者，仍在医院的火灾受害者），效果令人失望。

对于CISD支持者来说，那些无效性的证据很可能来源于未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影响结果的变量包括实施时间，参与者个体差异，CISD实施者的经验和素质，施行的是团体或是个人汇报等。而对于CISD反对者来说，支持者们对于Mitchell模式的强调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当CISD模式被证实是有效的之后才能抱怨其他研究者背离了这个模式［19］。因此，CISD术语和模式的确立显得很重要。

4.3 疗效的评估

近年来，创伤事件后实施CISD的效果受到广泛的质疑，同时众多研究都以PTSD症状作为判断有效性的标准，而忽略其他的结果指标：心理病理症状，社会经济状况等［1，40］。虽然许多创伤幸存者可能达不到PTSD的诊断标准，但他们也经历着一个持续的痛苦过程。因此还需要考虑更多的评估有效性的指标：焦虑和抑郁水平，酒精滥用，疾病的变化，工作能力，生活质量，人际关系问题等。Deahl等对完成维和任务的英国士兵进行团体汇报的随机控制研究结果表明，CISD有效地减少了士兵们酒精滥用的焦虑水平。因此在测量PTSD症状为主要有效性标准的同时，也应该测量共存的心理病理、行为和社会功能状况。同时，更广泛的评估指标也有助于检查其他任何未曾预料的干预结果［16］。

许多CISD的支持者提出应该把当事人的满意也作为评估有效性的标准之一，这种看法引起了高度争论。在实际的实施中，多数CISD的参与者认为这个过程是有帮助的并表现出较高的满意水平。一些研究表明虽然研究结果指出CISD是无效或有害的，但参与研究的个体对CISD仍然有较高的心理满意水平［28，31-32］。所以，可能的解释是高水平的心理满意度只不过是表达对获得他人关注的感谢；高水平的心理满意度和实际的心理疾病症状，日常工作生活等社会功能状况是无关的。因此，对CISD参与者满意度的测量可能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结果测量［1，27］。

5 讨论和展望

5.1 基于CISD争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多年以来，CISD已经不仅仅是Mitchell所描绘的标准干预技术，还代表了许多不同的东西。以Mitchell的概念为蓝图形成了许多针对不同危机的干预技术，CISD被用于不同场合和团体中，包括创伤受害者、生育后的妇女、癌症病人、自然灾害营救人员、受害者、遭遇创伤性事件或其他有害事件的学校儿童等。在CISD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有效或无效的证据，其有效性的争论也自Mitchell最初提出CISD模式以来一直持续至今而无定论。

在CISD的争论之中产生了一个悖论，CISD反对者认为支持者们需要在证实CISD的有效性之后才能够强调所谓的Mitchell模式或具体标准，才可以以此批判那些反对CISD的结论；另一方面CISD支持者认为那些反对的证据来源于未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所以那些结论并不可信。事实上，我们可能过分地关注效果，却忽视了批判性的总结和发现，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在以下2个方面有所进展：（1） CISD的机制和有效性成分。通常认为CISD效果来源于其在创伤之后立即实施，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宣泄关于创伤事件的情绪和想法，教导有关创伤的知识并提供压力管理的方法。当前，仍不清楚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如何促进改变的，而改变的动力、改变的机制都需要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去探索。未来应该做治疗性改变的机制的研究［41］，包括那些常常被看做是不确定的治疗成分［42］。Dyregrov［5］探讨了各种影响debriefing进程的因素特别是团队领导者，并强调应该通过探索和讨论进程问题来提高对debriefing 关键性成分的理解；而Mitchell的CISD模式中早期干预、公开讨论、社会支持、反应正常化和教育等被认为是CISD关键的成分是如何影响CISD的进程和效果，同时这些成分是单个的还是联合的产生作用都需要未来进一步的研究。（2）不同的领域需要特殊的实践指导。为了应对各种公共安全机构和紧急服务机构人员等亚群体的需要，CISD得到发展并呈现多样化。CISD在不同的领域（如法律部门，警察部门，学校，医院等）得到经常实施，但没有具体的针对紧急服务机构指导［37］，也没有好的证据支持其有效性。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促进CISD的发展和多样化，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并全面研究当前的实际经验，帮助发展一些最佳的实践指导（best practice guidelines）［37］来应对具体实施对象的差异。未来应该针对各种紧急服务机构提供具体的指导，提供最适宜的CISD模式和清晰的框架，以帮助处理机构人员在创伤事件后的反应。这都需要针对不同部门的具体的研究。另外在研究中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应用差异，报告结果时应提供详细的干预内容和有效的数据，避免研究结果的潜在的错误应用。

5.2 早期干预的最佳时间

在创伤后的一个特殊时间内施行的干预是有可能阻止至少是减轻创伤后的心理病理反应的，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创伤后的最佳时间（“golden hours”）。创伤后实施的干预应该在这样一个时期内进行，而早期干预正是基于此被认为可以阻止PTSD的后续发展［43］。

Campfield和Hills的研究支持了即刻的严重事故应激汇报［13］，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中干预是针对个人，或2~4人的小团体；另外他们只做了2周的追踪研究而且缺乏控制组，因此其结果值得怀疑。实际上，人们需要一段间歇时间以使创伤事件的影响最小化［44］。在创伤后的几天乃至几周内，个体可能并不希望或并未准备好去讨论在创伤中发生了什么，暂时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阻止创伤事件后的压力反应［45］。

鼓励创伤受害者在创伤后立即讨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可能是有害的，提供早期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需要认识众多创伤幸存者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们需要时间得以正常康复。CISD暴露了创伤相关的内部或外部刺激可能让受害者缺乏适当的时间来习惯，因此对这些刺激更加敏感。而一个通常的假设是由于CISD过早的促进参与者对创伤情绪的分享而没有充分的后续关怀，导致CISD可能具有长期的相反效果［32］。

总之，创伤后的干预不能干扰自然康复过程，而在确定干预的最佳时间时需要兼顾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应尽可能早的干预以减少痛苦，阻止继发性问题如丢掉工作、人际关系问题、物质滥用；另一方面，紧随创伤后，许多幸存者有其他方面需要优先考虑，例如对身体创伤的治疗、获得亲人的信息、重建安全感、恢复正常生活等。

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找到CISD干预的最佳时间点；同时，需要有效的、可信的RCTs来检验CISD等早期心理干预应该或不应该在创伤后的最佳时间点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历创伤事件的人不需要任何干预也可以自然康复；另一些人可能面临更急迫的现实问题：例如生存性需要（吃饭，睡觉等）、治疗身体创伤。另外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因此未来的研究还应该关注面对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创伤事件是否有相同的最佳时间点。

参考文献

［1］Litz BT,Gray MJ,Bryant RA,et al.Early intervention for trauma: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Clin Psychol Sci Pract,2002,9(2):112-134.

［2］Mitchell JT.When disaster strikes.the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process［J］.JEMS,1983,8(1):36-39.

［3］Dyregrov A.Caring For Helpers in Disaster Situations:Psychological Debriefing［J］.Disaster Manage ment,1989，2： 25-30.

［4］Regel S.Post-trauma support in the workplace: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actice of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CISM) and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 within organizations in the UK［J］.Occupat Med,2007， 57(6)：411-416.

［5］Dyregrov A.The process in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s［J］.J Traumat Stress,1997,10(4):589-605.

［6］Everly GS,Mitchell JT.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CISM):A new era and standard of care in crisis intervention ［M］.2nd ed.Ellicott City:Chevron,1999.

［7］Raphael B,Meldrum L,Mcfarlane AC.Does Debriefing after Psychological Trauma Work［J］.Br Med J,1995,310(6993):1479-1480.

［8］Mitchell JT,Everly GS.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An Operations Manual for the Prevention of Traumatic Stress among Emergency Services and Disaster Workers［M］.2nd ed.Elliott City:Chevron,1996:2.

［9］Mitchell JT.Innovative,precise,and descriptive terms for group crisis support services:a United Nations initiative［J］.Int J Emerg Ment Health,2007,9(4):247-252.

［10］Everly GS,Boyle SH,Lating JM.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with vicarious trauma:A meta-analysis［J］.Stress Med,1999,15(4):229-233.

［11］Robinson RC,Mitchell JT.Evaluation of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s［J］. J Traumat Stress,1993,6(3):367-382.

［12］Everly GS,Flannery RB,Mitchell JT.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CISM):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Aggres Violent Behav,2000,5(1):23-40.

［13］Campfield KM,Hills AM.Effect of timing of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 on posttraumatic symptoms［J］.J Traumat Stress,2001,14(2)： 327-340.

［14］Wee DF,Mills DM,Koehler G.The effects of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 on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personnel following the Los Angeles Civil Disturbance［J］.Int J Emerg Ment Health,1999,1(1)： 33-37.

［15］Nurmi LA.The sinking of the Estonia:the effects of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 on rescuers［J］.Int J Emerg Ment Health,1999,1(1)： 23-31.

［16］Deahl M,Srinivasan M,Jones N,et al.A.Preventing psychological trauma in soldiers:The role of operational su-ess training and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J］.Br J Med Psychol,2000,73(pt1)：77-85.

［17］Eid J,Johnsen BH,Weisaeth L.The effect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on acute stress reactions following a traffic accident: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J］.Int J Emerg Ment Health,2001,3(3)： 145-154.

［18］Harris MB,Baloglu M,Stacks JR.Mental health of trauma-exposed firefighters and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J］.J Loss Trauma,2002,7(3):223-238.

［19］McNally RJ,Bryant RA,Ehlers A.Does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promote recovery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J］Psychol Sci Public Interest,2003,4(2):45-79.

［20］Rose S,Bisson J,Churchill R,et al.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for preventing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J］.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1,（2）:CD000560.

［21］Devilly GJ,Cotton P.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and the workplace:Defining a concept,controversies and guidelines for intervention［J］.Aust Psychol,2003,38(2):144-150.

［22］Wagner SL.Emergency response service personnel and the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debate［J］.Int J Emerg Ment Health,2005,7(1):33-41.

［23］Rose S,Brewin CR,Andrews B,et al.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for victims of violent crime［J］.Psychol Med,1999,29(4):793-799.

［24］Conlon L,Fahy TJ,Conroy R.PTSD in ambulant RTA victim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debriefing［J］.J Psychosomat Res,1999,46(1):37-44.

［25］Stallard P,Velleman R,Salter E,et al.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with children involved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J］.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2006,47(2)：127-134.

［26］Small R,Lumley J,Donohue L,et al.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midwife led debriefing to reduce maternal depression after operative childbirth［J］.BMJ,2000,321(7268)：1043-1047.

［27］Rose S,Bisson J,Wessely S.A systematic review of single-ses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debriefing') following trauma［J］.Psychother Psychosomat,2003,72(4):176-184.

［28］Bisson JI,Jenkins PL,Alexander J,et al.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for victims of acute burn trauma［J］.Br J Psychiatry,1997,171:78-81.

［29］Hobbs M,Mayou R,Harrison B,Worlock P.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for victim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J］.BMJ,1996,313(7070):1438-1439.

［30］Mayou RA,Ehlers A,Hobbs M.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for road traffic accident victims-Three-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Br J Psychiatry,2000,176:589-593.

［31］Carlier IVE,Voerman AE,Gersons BPR.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debriefing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atology in traumatized police officers［J］.Br J Med Psychol,2000,73( Pt 1):87-98.

［32］Adler AB,Litz BT,Castro CA,et al.A group randomized trial of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provided to US peacekeepers［J］.J Traumat Stress,2008,21(3):253-263.

［33］Aulagnier M,Verger P,Rouillon F.Efficiency of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in pre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J］.Revue D Epidemiol Et De Sante Publique,2004,52(1)：67-79.

［34］van Emmerik AA,Kamphuis JH,Hulsbosch AM,et al.Single session debriefing after psychological trauma:a meta-analysis［J］.Lancet,2002,360(9335):766-771.

［35］Roberts NP,Kitchiner NJ,Kenardy J,et al.Multiple session ear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2009,（ 3）:CD006869.

［36］Tuckey MR.Issues in the debriefing debate for the emergency services:Moving research outcomes forward［J］.Clin Psychol Sci Pract,2007,14(2):106-116.

［37］Ireland S,Gilchrist J,Maconochie I.Debriefing after failed paediatric resuscitation:a survey of current UK practice［J］.Emerg Med J,2008,25(6):328-330.

［38］Ekeberg O,Hem E.Psychological debriefing-does it never work?［J］.Br J Psychiatry,2001,178:182-183.

［39］Jacobs J,Horne-Moyer HL,Jones R.The effectiveness of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wi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trauma victims［J］.Int J Emerg Ment Health,2004,6(1):5-14.

［40］Arendt M,Elklit A.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J］.Acta Psychiatr Scand,2001， 104(6)： 423-437.

［41］Devilly GJ,Annab R.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group debriefing［J］.J Behav Ther Exp Psychiatry,2008,39(1):42-56.

［42］Ehlers A,Bisson J,Clark DM,et al.Do all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really work the same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Clin Psychol Rev,2010,30(2):269-276.

［43］Zohar J,Sonnino R,Juven-Wetzler A,et al.Ca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 Prevented?［J］.Cns Spectrums,2009,14(1):44-51.

［44］Charlton PFC,Thompson JA.Ways of coping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fter trauma［J］.Br J Clin Psychol,1996,35( Pt 4):517-530.

篇6

【关键词】 低碳城市；规划；低碳经济；回顾

1 低碳城市规划的提出

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从源头看，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集中地。因此，建设低碳城市成为应对这个问题的重要举措。低碳城市就是在各种实际约束条件下，尽量降低整体城市生活的碳排放。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加速的关键时期，加快低碳城市建设，既是顺应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潮流，也是加快生态城市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2 低碳城市规划研究回顾

关于低碳城市规划研究，英国和日本起步较早，我国近年来也逐步关注相关领域研究。

英国政府在2003年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是“低碳经济”概念在世界上首次见诸于政府文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其规划政策指引中，关于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政策，从规划的编制、实施、公众参与、实施反馈等多方面入手，建立了完善的减排政策措施体系。

日本于2007年和2008年分别颁布了《日本低碳社会模式及其可行性研究》和《低碳社会规划行动方案》，主要遵循3个基本原则，即：在所有部门减少碳排放；提倡节俭精神，通过更简单的生活方式达到高质量的生活，从高消费社会向高质量社会转变；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保持和维护自然环境成为人类社会的本质追求。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开展“生态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等城市规划的研究，这些称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低碳的概念，但是其主导思想与低碳城市的核心内容都较为接近。2008年初，建设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选定了上海市和保定市为试点，退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北京、河北、江苏等多个省市也积极提出了创建低碳城市的想法和初步计划。

我国学者对低碳城市发展的方向与途径等理论基础、低碳城市规划与指标评价体系等领域开展了初步的研究。2009年10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公布了《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从居住环境、土地利用和交通出行3个准则层面提出了关于低碳城市规划的指标评价体系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3月公布了低碳城市标准体系，包括低碳生产力、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4个层面的12个指标。

目前，虽然低碳城市的试点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开展，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低碳城市规划建设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关键技术还不完善，以致低碳城市建设工作难以深入、全面进行，而低碳城市的规划发展也因缺乏科技支撑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评价。

3 低碳城市规划建设研究

低碳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的蓝图，应该是一个全面、综合的城市发展规划。同时，低碳城市规划不能只是宏观的规划，还应该是一个能落到实处、具可操作性的实用性规划。笔者认为，低碳城市规划的关键领域是空间布局、产业、建筑、交通和基础设施。

实施低碳城市规划建设带来的社会整体共同效益最明确的是减低了因城市化而带来的碳排放量，控制全球暖化。不同措施引致的减碳排放量可以按照能源消费水平和结构、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城市内主要碳排放源头的耗能效率等来计量碳排放的减量。

3.1 低碳空间布局

城市空间布局对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水平有重要作用，不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会增加交通出行的次数和距离，人为增加交通能耗和碳排放。并且，城市的空间形态对城市运行具有很强的锁定效应。因而，在城市规划初期，引入低碳的规划理念，对于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城市规划中要合理空间布局，实现低碳化，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职住平衡，即就业-居住平衡，首先是土地的混合使用，使在一定规模的地块上就业和居住人数大致平衡。其次是街区功能混合，在同一街区的土地利用性质达到两种或两种以上，通过多种功能在水平、垂直层面和不同时段的混合，使街区具有持续的活力。通过合理空间布局，可以减少机动车出行需求，降低交通碳排放，从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二是绿色布局，在保证一定绿化面积的前提下，实行绿化带、小公园在空间上分散设置，以减缓城市的热岛效应，减少建筑的供冷需求。

3.2 低碳产业发展

没有产业的低碳化，就谈不上城市的低碳发展，低碳产业在低碳城市规划建设中处于不可替代核心地位。

对于低碳产业发展，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要查清现有产业发展情况，根据各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制定向低碳产业改造升级的路线图，加快现有产业转型发展。二是推动低碳新型产业的发展，构建低碳排放特征的产业体系。提倡具有资源能源消耗低、产业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是低碳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3.3 低碳建筑

在低碳城市规划中，要利用不同的建筑标准进行合理控制，使建筑物达到低碳的目标。这些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建筑节能标准。现阶段采用较严格的是公共建筑50%和住宅65%的标准，但与低碳建筑的要求还有差距，在规划中可在现有基础上合理提高标准。第二，绿色建筑标准，即目前现行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其统筹考虑了建筑全寿命周期内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等评价标准，这些都和低碳密切相关。节能标准和绿色建筑标准要综合考虑，低碳建筑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三是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指建筑的终端能耗中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目的是鼓励尽可能多的使用太阳能和地缘热泵等可再生能源，优化建筑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

3.4 低碳交通

“低碳交通”就是在日常出行中选择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交通方式，这是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大势所趋，目前主要的低碳交通方式以公交、地铁、轻轨等方式为主。

在低碳交通规划中，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建城市低碳交通体系。通过多中心空间布局，缩短居民日常出行距离，减少机动车出行需求；二是优化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工具系统。在控制城市交通需求总量的同时，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减少道路上的机动车交通量，减少交通碳排放总量。三是发达的低碳交通技术。提高车辆技术、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实现降低机动车单车排放量的目的。四是新能源的使用。通过相对低碳的天然气和碳中性的生物燃料替代高碳汽油、柴油，通过合理设置充电桩等办法，推广电动车、混合动力车、燃料电池的使用。

4 结语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加之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快速城市化进程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威胁。如何通过恰当的城市规划手段理清城市空间结构，运用低碳城市规划技术实现城市功能结构的低碳转型，探讨适宜中国国情的低碳城市建设实施机制，是中国低碳城市规划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从总体上看，我国低碳城市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

篇7

关键词风险，风险知觉，历史回顾，展望。

分类号B849:C93

风险知觉（risk perception）这一术语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保险、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是指人对潜伏于环境中的危险的主观评定方式或评定值。由于风险具有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往往很难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心理学领域还没有形成风险知觉研究的成熟的方法学体系以及风险知觉的整合观点。本文以风险知觉的研究历史为主线，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以期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风险知觉的研究历史

1.1风险研究的萌芽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关于风险的最早心理学研究始于Cohen等人，他们把“风险情境”限定于交通情境，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步行者在实际交通情境中横穿马路的风险行为的实验研究[1,2]。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主要围绕“风险行为”这一主题开展了测量方法的精确化和效度考证、游戏情景中的风险行为、风险行为和预期的利益―损失之间的关系、风险行为和人格的关系、皮肤电击反应和事故风险之间的关系、小群体决策风险行为的改变、群体成员间的关系等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心理学家们开始注重从认知层面探讨风险情境中人类行为的危险感受性问题，逐渐开拓了风险知觉的研究方向。日本学者长山等首先提出“危险感受性”的概念，并对影响事故发生的风险承担和危险感受性等主要因素及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3]。学者们在对客观风险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风险行为是建立在风险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并根据二者的关系，将风险行为分为个体没有认识到危险而采取行动的情况和认识到危险而故意采取行动的情况两种心理类型，指出前者属于危险感受性问题，后者属于风险问题，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心理学领域中还开展了关于“风险”的定义和“潜在危险”方面的研究。

该时期对心理学领域的风险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是Starr，他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经典问题的系统而确切的陈述[4]，标志着系统进行风险知觉研究的开始。Starr开创了利用风险―利益分析（risk-benefit analysis）法计算风险值的研究。他在对不同事物之间的风险―利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值的计算方法和风险的两范畴假说，发现由于风险类型不同行为者接受危险的程度也不同，这一结果极大地引发了心理学家们的兴趣。尽管人们对Starr等人提出的研究方法褒贬不一，但这种研究方法确实为后来心理学领域中利用心理物理法进行风险的定量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1.2重视研究风险的本质特征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

在风险研究的萌芽阶段，风险是作为一种现象以及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把研究视点从风险现象转移到风险的本质特征，重视风险情境分析、风险认知方式的研究。研究消费行为的Bettman较早地使用了“风险知觉”这一术语[5]。这一时期，心理学家依然保持风险行为方面的研究兴趣，同时，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开发寻求计算“风险值”的方法。Zwahlen在沿袭Cohen等人20世纪50年代所用实验方法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风险的认知层面的研究，提出了与风险知觉意义相近的“风险接纳”（risk acceptance）一词，尝试利用风险接纳尺度计算不同驾驶员驾驶行为的指标[6]。Wide论述了风险知觉信息和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人在拥有高度风险信息的情况下，通常会表现出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提出关于风险信息和风险行为的“风险补偿理论”（risk compensation theory），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风险平衡理论”（risk homeostasis theory）[7]。

有一些心理学家指责Starr用以进行风险―利益分析的数据是来源于经济学领域的，并对构成其风险－利益分析基础的假定条件提出质疑。但是，也有些心理学家受到Starr提出的“风险定量化”的启发，尝试运用心理物理学的方法，定量研究“感知到的风险或风险知觉（perceived risk or risk perception）”。Lichtenstein等人研究了人们如何推断、评价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的诸如事故、疾病、杀人、自杀等导致死亡的各种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了人们对这些死亡现象的主观评估概率值和各种统计资料显示的实际值之间关系的调查[8]。其后，Fischoff、Slovic进行了关于死亡现象的心理学的主观评估研究。他们不仅从统计资料出发，还从实际的人类行为出发，尝试对Starr提出的“风险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探讨，利用心理物理学的方法，从感知到的风险（perceived risk）、感知到的利益（perceived benefit）和可接受的风险（acceptable risk）三个方面来验证Starr的结果。

1.3研究风险值的测量和风险知觉结构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现在）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出现了诸如臭氧层耗损、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规模的生存危机，再加上人们对吸烟、饮酒等危害健康的个人行为的关注，这一系列社会现象为风险的研究提供了重大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学术性的风险领域的研究与社会应用的关系极为密切，出现了大量的风险知觉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风险评定研究和风险识别研究两种。

1.3.1风险评定研究（risk evaluation research）

此种研究主要应用于工程学、医学、经济学等领域，进行风险管理的思考方式以及心理测量方面的风险知觉的定量评定，侧重于人类认知风险量的测量方法和风险知觉结构的建构研究。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要且意义深远的研究成果是，Slovic通过了解人类的各种风险行为，开创了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分类学研究[9]。其研究方法是，运用心理物理量表和多变量分析的方法，利用心理测量的参数定量表示风险或建立风险的“认知地图”。Slovic把由30个项目组成的各种社会现象（如原子能发电、汽车，手枪等）看作独立的事物让评定者从风险量级（magnitude of risk）和风险维度(dimension of risk)两方面评定其危险性。具体做法是：要求评定者用0～100以内的整数来评定上述各种事物所带有的风险性的大小，同时，把风险的内容从风险的接受度、风险的紧迫度、对风险事物的相关知识和对风险事物的控制等八个维度进行回答。他们尝试利用这些结果，了解这些事物所包含的风险度，建构人类对存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风险的认知结构。至今为止，仍然有大量的关于风险值测定的研究在沿着Slovic的思路继续进行，研究者们还开展了大量的不同人种、文化和社会体制方面的风险知觉的国际比较研究[10]。

1.3.2风险识别研究（risk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前述风险评定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种社会事物和个人自发行为中包含的风险程度的评定方式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索风险知觉的结构。与之相对，关于识别危险源的研究则侧重某一特定领域（如交通情景）和该领域中的特殊事件及情境中所潜伏的危险源的识别等方面的研究。此类研究多集中于危险源识别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主要应用于交通行为领域，进行了关于风险知识的多少、驾驶技术的优劣、不同年龄、性别以及不同民族等差异方面的比较研究[11]。这方面的风险知觉研究，一般把反映实际交通路面状况的照片、录像和图片作为刺激呈现给评定者，考察其对该情境的危险感受性及不同危险源的权重评定[12]。

2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关于风险知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心理测量学取向的定量、结构化研究，其方向是体现个人风险认知体系的风险印象方面的研究；另一种是发现或识别潜伏于现实情境中危险源过程的定性研究，其方向是在由不同权重的危险源构成的风险结构中识别最重要的危险源的认知研究。

2.1风险评定值的定量、结构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用于风险知觉研究的定型化的风险事件清单的适用性问题。Slovic发明的定型化的风险事件清单很有可能存在跨文化的差异，美国人看作带有风险性的事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评定者对于那些自己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事件是如何做出推断的？这些问题都还是悬而未决的。

如何看待测量得到的风险值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明确研究结果和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研究结果的验证支持，仅从建构风险知觉模型的角度出发进行纯粹的数理模型研究，势必导致研究手段自身的发展困境。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甚少，只有Slovic等人给出了唯一的报告[9]。

2.2危险源识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危险源识别过程的分析不够深入。例如，对于在给定刺激情境中充当行为者的评定者来说，当可能给行为者带来危险的危险源是多个的时候，多个危险源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其危险程度，即风险值的大小在相对意义上是变化的，这样，多个危险源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各自的危险程度就构成了不同的风险阶层，评定者必须正确发现与每一时刻相对应的风险性最高的危险源。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中还没有任何关于预测风险阶层结构的方法。

呈现给评定者的刺激情境的意思和其所要代表的刺激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已有研究已经证明，识别危险源的过程与每个人获取信息的特点密切相关，但以往研究中关于视听等感知觉特点，特别是视觉探索行为和风险知觉关系方面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3风险知觉研究展望

3.1理论研究

完善理论研究。由于风险研究的历史较短，风险知觉方面的研究就更不成熟，尤其是基本理论方面的探讨还很不够，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理论建构，以定量的实验研究为支持，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假说直至发展成可以指导生产实践和进行风险识别训练的有力工具。

探索风险评定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制定风险知觉的客观评定体系。尽管在风险知觉研究中，对风险知觉的结构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但还没有强有力的检验风险评定的客观指标。

探讨情绪、情感等因素对具体情境中的风险知觉的影响。早在风险研究的萌芽阶段，人们就开始关注风险行为及人格、认知、动机等因素对风险的影响，但却相对忽视了对人的行为具有重大导向作用的情感的影响。实践表明，情绪、情感和风险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同的情绪、情感状态直接影响对危险情境的分析和判断[13]，今后的研究可以对个体在不同心境、应激、激情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状态下的风险感知方式与其相应判断结果的关系进行研究，考察不同情绪、情感状态对风险知觉的影响。

3.2测量研究

丰富量表测量的反应形式。自Thurstone开创用量表法研究态度的先河以后，风险知觉研究领域也逐步将量表法作为一种主要的定量研究方法。但已有量表主要采用李克特式反应形式，被试往往很难在由多个数字组成的选项中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可考虑根据题目的内容设置灵活多样的反应形式，以得到更为真实的测量结果。

研究方法多样化。同其他一切量表法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一样，风险知觉研究中也出现了诸如取样的代表性、显著性检验的争议等问题，所以，为了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风险知觉研究也可以采用在临床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深度访谈”、“电话访谈”等“软方法”（soft method）进行研究。由于在调查风险知觉的问卷和量表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敏感性问题，通过“面对面”（face to face）的访谈往往很难得到被试的真实回答，所以，在当前的风险知觉研究中，电话访谈、电子邮件访谈等倍受欢迎[14]，这种访谈不但形式灵活，也增强了被试的匿名性。

3.3扩展研究

加强风险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高风险作业和保险领域，对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研究较少。生活中的风险无处不在，因风险认知而导致的焦虑不安、自卑退缩、妄自尊大等心理症状时刻都在侵袭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大风险认知评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探讨风险感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缓解风险认知的负面影响提供支持。

考察无意识在风险知觉中的作用。已有风险知觉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意识层面，对无意识对风险知觉的影响却知之甚少，这极易使人误认为冒险完全是有意识的。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借鉴内隐记忆的研究方法，考察无意识对风险知觉的影响，纵深揭示风险知觉的心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Cohen J, Dearnaley E J, Hansel C E M. The risk taken in crossing a road. Oper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1955, 6(11): 120～128

2 Cohen J, Dearnaley E J, Hansel C E M. The risk taken in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hohol.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58, 93(21): 1438～1441

3 山泰久, 田正一, 太城藤吉. 性における度の. 日本心理学会31回大会, シンポジウムXVII4, 1967

4 Starr C.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 Science, 1969, 165: 1232～1238

5 Bettman J R. Perceived risk and its components: A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3, 10(2): 184~190

6 Zwahlen H T. Driver risk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driver safety index. IDBRA (International Drivers Behavior Research Associa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river Behavior, Zurich, Switzerland, 1973

7 Wide G J S. Theorie der risikokompensation der unfallverursachung und praktische folgerungen fur die unfallverhutung. Hefte zur Unfallheilkunde, 1978, 130(2): 134～156

8 Lichtenstein S, Slovic P, Fischhoff B, et al. Judged frequency of lethal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1978, 14(6): 551～578

9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1987, 236(17): 280～285

10 Lopez-Vazquez E, Marvan M L. Risk perception,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wo catastrophe risk situation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31(1): 61～70

11 Brown S L, Cotton A. Risk-mitigating beliefs, risk estimates and self-reported speeding in a sample of Australian drivers. 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 2003, 34(2): 183～188

12 Albarracin D, Wyer R S. The cognitive impact of past behaviour: Influences on beliefs, attitudes, and future behavioural deci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9(1): 5～22

篇8

关键词：石仓；五谷会；借贷；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 F1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13811

作者简介：章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婉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上海200240）

会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要民间组织形式之一。其基本特点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一定数量的民众以某种为基础，自发组成宗教和经济的共同体，在满足自身宗教需求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功能的互助。这类组织从中古到近代，历时久远而绵延不绝，是和宗族组织同样重要的“乡族”力量①。学术界对“会社”的研究长期以来以中古时期为重心，强调通过对敦煌社邑文书和相关石刻资料的整理，研究唐五代乃至辽金元时期的“邑义”、“法社”及其社会经济功能②。近年来，随着明清会簿文书的不断发现，对明清时期的会社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新关注点③。

收稿日期：20120926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ZXDF06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清代移民社会的观念、信仰与组织——以新出石仓文献为中心的研究”（项目编号：09YJC770053）的阶段性成果。

①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载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95页。

②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童丕著、余欣等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9页。陈述：《围绕寺庙的邑、会、社——我国历史上一种民间组织》，《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③刘淼：《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以祁门善和里程氏为中心》，《江淮论坛》1995年第4期。涩谷裕子：《从徽州文书中所见“会”组织》，《史学》1997年第67卷第1号。夏爱军：《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祝圣会会簿〉及其所反映的祝圣会》，《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在近代史领域，针对会社的个案研究至今仍不常见，成果比较丰富的是与之相关的“合会”研究。研究者们利用晚清至民国时期数量众多的“会书”和“会券”，详尽地探讨了“合会”的不同形态和运作机理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1年版，第228页。。研究显示，近代“合会”的基本形态是亲友之间凭借着相互的信用，邀集固定人员（“会脚”），按照一定比例支付“会金”，集成一定数量的“会额”，在固定“会期”之内轮流供成员使用，以达到经济互助的效果。这种便捷的“融资”方式流行于民国时期的华北、四川、江南、江西各地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62页。杨西孟：《中国合会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4页。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192页。单强、昝金生：《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伴随着近代华人的移居海外，“合会”习惯也在海外华人社区流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间“微观金融”形式 Pairault， Thierry， “Women， Propert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China”，in JeanMichel Servet et Isabelle Guérin ed.， Microfinance： From Daily Survival to Social Change. Pondicherry： French Institute of Pondicherry， 2003， pp.7598.。

不过，“合会”与“会社”虽然形似，但实际颇有不同。与会社相比，“合会”具有更强烈的临时募集色彩和更明确的经济实用目的，它的地域性、宗教性和稳定性都要薄弱得多。更何况“会书”或“会券”多只是单一年份的集会记录，并非时间连续的流水帐册胡中生：《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陈洒洒：《浅析清朝“钱会”制度——以徽州地区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硕士论文2009年，第20页。，“合会”的实际执行情况仅凭“会券”其实并不容易探知。因此，虽然目前近代“合会”研究已颇具成果，但并不能替代对近代会社的研究。关于传统会社在近代的存在形态，学术界目前仍所知甚少，而近期浙南石仓地区多种近代会社文书的发现，无疑为该论题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

一、 《五谷会簿》与五谷会

石仓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松阳县山区，近年来以富藏保存完好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而闻名学界曹树基：《石仓契约的发现、搜集与整理》，载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在数量丰富的石仓契约文书中，会社文书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对其中的《定光古佛寿诞会簿》等多种清代会簿，我们已经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章毅：《祀神与借贷：清代浙南定光会研究——以石仓〈定光古佛寿诞会簿〉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6期。本文中有关定光会的论述，均可参见该文。。新近发现和整理的《五谷会簿》与前者内容相近，只是记录时间开始于清末光绪十四年（1888），结束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属于比较典型的近代会簿。

《五谷会簿》所记录的主要是当地“五谷会”的活动。会簿《序》记载：

吾乡石仓源赛神之会亦皆有之矣，惟五谷会尚不甚多。现经诸子邀仝数人，欲出谷贰斗，合数生放，大质子母。将所余息，每年五月廿四日，虔摆牲醴、香烛，庆祝益庆堂中殿五谷大神寿辰。雍容揖逊，齐赴礼拜，即午散胙。……光绪十四年戊子岁吉立。……会友鸿名列后：阙执选、阙起先、阙执因、阙芳求、阙珠求、阙举求、阙建求（00786b00789a）阙执选等编：《五谷会簿》，民国抄本，数字扫描件，总140页，现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原件藏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七村。原《会簿》无页码，扫描所形成的文档号为SWScan00785—SWScan00856，本文标注的页码均为文档号之省称，a、b表示扫描页的左右面。

由此可知，五谷会在光绪十四年由阙执选、阙起先等七人发起成立，每人捐出租谷二斗，每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当地的益庆堂集体敬拜“五谷大神”，会后还有相关的宴饮（“散胙”）活动。所谓五谷会，即是指祭祀五谷神的聚会，而且从每人捐谷二斗的数目来看，七人合计捐谷十四斗（折合当地衡制为28桶，约56斤），也正符合一次祭拜聚饮活动的开销。从表面来看，五谷会仍是一个以宗教崇拜为特征的会社，这与清代石仓的其他会社并无不同，只是相比其他的神祇，如关帝、定光佛、陈十四夫人等，“五谷神”的人格化色彩已显淡薄。

但《五谷会簿》正文从一开始即记录了频繁的租谷出入，不仅数额远超起会本金，而且所涉人员也超出了起会者的范围。《会簿》第一页“光绪十七年”（1891）记载：

光绪拾柒年辛卯岁季夏月吉日。

阙执因。该本年八月燥谷本利共贰拾贰桶正。八月十四，收来燥谷本利贰十二桶正。存陈求。

阙佳贤。该丁亥年利谷九斗二升半。该本年八月燥谷六桶三斗三升半。八月十六，收来燥谷六桶三斗二升半。

阙田庆。该庚寅年利谷五斗三升半。八月十一，来燥谷五斗正。（00790a）

阙执因一人的租谷进出量即有22桶（约440斤）之多，而阙佳贤、阙田庆两人也并不在“会友”的名单上。这意味着五谷会在其基本的宗教崇拜功能之外，还承担了丰富的经济功能，且在与会资格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开放度”。事实上，通过对整本《五谷会簿》的逐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长达59年（18911949）的活动中，参与者共有45人，会内外的进出资金总额近600元（折谷约25000斤）。显然，这正是又一个以宗教为背景，但经济功能活跃的民间会社组织。

在全面梳理五谷会的各类经济活动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对《五谷会簿》文本进行比较准确的释读。大致包括四个方面：（1）会簿记录中有关租谷的衡量单位有“石”、“桶”、“斗”、“升”和“斤”五种，它们和近代通行的衡量标准并不相同，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点，这些单位之间的进制关系需要明确。（2）会簿记录中的货币单位有制钱、银元（“英洋”）两类。制钱主要用于晚清时期，但在计算时须将其按照不同时期的比价换算成银元，以便统一。（3）会簿所记录的经济活动常常直接用实物“租谷”（又称“燥谷”）作为计价单位，这些“租谷”在不同时期的价格需要精确核算。（4）会簿中所使用的一些具有“会计项目”性质的术语——如“该”等——的含义，需要准确理解。

石仓地区衡量单位的进制和换算问题相对简单，通过对《五谷会簿》（以下简称“会簿”）的梳理，并参照《定光会簿》中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表1）：表1近代石仓衡量单位进制换算

石/桶桶/斗斗/升升/斤1∶81∶51∶101∶04

严格说来，量制（升）和衡制（斤）之间不能直接换算，但会簿中两者混用的情况比较常见，且只涉及“谷”（或“燥谷”）一种物品，直接将两者对应不会有大的偏差，且比较有利于之后的谷价折算。

关于会簿中制钱与银元之间的比价关系，我们整理了六条资料（表2）。其中1898—1900年为直接资料，即谓会簿本文就已记录了银元和制钱的比价关系。其余三条材料则需要适度的推算。如1908年会簿记载了当年会务开销的结余是银元“壹元贰角三分九”，但在基本均以银元结算的各款项中却有一条制钱资料，“廿八，去尚求钱一百文”。通过前后加减，我们可以推知，这“一百文”即等于“一角”，即当年的银钱比价是1∶1000。以上述方法探究晚清五谷会银元制钱比价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即1903年之后，当地银元和制钱的比价为1∶1000，在1903年之前，则约为1∶900。表2晚清五谷会银元制钱比价

年份银元/制钱资料来源18981∶900“即去光贵英洋壹元正。九百。”（00799a）18991∶909“十二月卅日，收来大钱贰百文。二角二分。”（00801b）19001∶950“又去玉响洋银壹元正。九五。”（00805a）19031∶1000“收去上年秋田租谷壹桶。二百五十。八月去佳贤燥谷五桶。一元二角五分。”（00811a）19071∶1000“去尚求洋五分。”（00818a）“阙尚求，……即日收钱五十文。”（00818b）19081∶1000“前存洋一元七角四分七。共来货洋壹元六角六分七。即去玉响货洋叁角八分。廿八，去尚求钱一百文。八月十四，去田租谷壹桶，三角。廿四，去举求谷洋一元。十二月初四，去培菁洋贰元。廿一，去玉响洋一元。十二月来朱求洋一角贰分七。以上新旧面结对仍存选洋壹元贰角三分九。”（00819a）

谷价的估算需要在银钱比价问题的基础上处理。我们先从会簿中找到能够直接说明当年谷价的记载，然后将“谷”的计量单位统一折算成“斤”，如果是“水谷”（即未干的租谷）则需要先按照90%的干燥率折算成“燥谷”再进行统计。价格的单位则需要先依据表2统一换算成银元，然后再进行单位谷价的估算。会簿中可见的资料共有39条，剔除有币值波动等问题（如使用了法币）的资料，根据其中比较可靠的30条，我们分析得到了1896—1939年石仓租谷的价格（表3）。至于这44年中缺少资料的14个年份，我们根据时期的不同，分别统计了三个平均数，以作为这些年份的谷价的替代资料。表3石仓租谷价格（元/斤）

《五谷会簿》文本中“会计”术语的解读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该”是会簿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词汇，在字面上它的含义是“欠款”。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现代会计学的角度分析，“该”所代表的“欠款”其实包含了两个“会计科目”，一个是“资本账”意义上的“应收账款”，一个是“现金账”意义上的“实际支出”，前者表示一种资产负债状况，后者才反映出现金流量的变化。对于五谷会之类的会社，因为我们只能探知其现金变化情况，因此对“该”所包含的两个记账含义的辨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光绪十八年”会簿记载：

阙陈求。该八月本利燥谷十壹桶正，加利谷四桶一斗。（00791a）

“光绪十九年”会簿又记载：

阙陈求。该本利燥谷十五桶一斗。八月十六期。（00792a）

从表面上看，阙陈求似乎在光绪十八年、十九年均欠了（“该”）会款，但实际上只有十八年才发生了真实的借款，十九年的数字只不过是在十八年基础上的静态叠加。至于具体如何判断，我们认为，与会者在会簿中第一次出现时的记录颇为重要，第一次出现的“该”往往代表了真实的现金流变化，而此后不断出现的“该”只是代表名义欠款的增加而已。

除了会计术语的辨析之外，会簿中记账主体的分辨也相当重要。参照今天的会计惯例，我们既然研究五谷会，五谷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当然的记账主体。换而言之，不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是以五谷会为中心而言的。但实际上，《五谷会簿》中显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民国二十二年”会簿记载：

民国廿二年五月廿五日，临值阙执选为首。办来消用货洋五元叁角五分七。收去上年租谷八桶贰斗半。五四。申价洋五元六角〇七厘。以上对除，该众谷洋贰角五分。（00847a）

这段会簿的记账主体其实是当年的会首阙执选，而不是五谷会本身。当会簿说“消用”和“收去”的时候，这是指阙执选为当年的会务开销了若干，又从上年的结余中收入了若干。当会簿说收支相抵之后“该众谷洋”若干的时候，这是说当年会首的结余款应该属于五谷会所有。既然会簿中有明确的“众”的概念，五谷会作为一个公有者当然是存在的，但在具体的记账过程中，会簿却必须将往来钱款系于具体的个人（会首）名下，才能作出准确的表达。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会簿分析时，也必须留意这种记账主体的转换。

二、 五谷会与石仓借贷

解决了会簿释读中众多的技术问题之后，我们已经有条件对五谷会的经济活动作些整体把握。根据会簿的记载，五谷会创立于光绪十四年（1888），终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前后持续了62年。但因为该会正式的会务记录实际上开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且到了爆发后，随着法币的流通，会簿所记录的金额跟随币值的调整出现了大幅波动，因此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对五谷会经济状况的分析，限定于1891—1935年的45年间。表4五谷会现金收支（单位：元）

从我们整理的《五谷会现金收支》（表4）可以看出，五谷会在该时期内总收入26792元，总支出26654元，余额138元，总体上维持了收支的平衡。显然，五谷会仍是一个能够长久维持的会社，这一点与我们曾研究过的定光会仍然相似。不过，与清代定光会相比，近代五谷会还是存在着三个显著的经济特征。

首先，五谷会的起会本金很小，公共积累薄弱。光绪十四年七名会首起会时总共捐谷14斗，折合银元约09元，只占五谷会平均年收入（约6元）的15%，占该会收入总额则低至03%。相比之下，定光会于嘉庆十三年起会时本金已为8000文，是每年平均收入量（约5403文）的148%，在定光会84年收入总额（约453897文）中占比18%，如果只计算相同时间跨度（45年）的定光会收入总额，其本金的占比量应该还要高。换而言之，仅凭初始本金，清代定光会就足以维持一年的所有活动，而近代五谷会则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五谷会更具有现收现支的特点，它的公存呈现出“空洞化”的样态。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各会首自身的财力应有很大关系，但也应是整个石仓地区经济荣衰趋势的反映。石仓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因为炼铁业的发展一度相当繁荣，而随着该产业从道光时期开始衰落，石仓的经济状况在晚清咸丰时代之后也持续下滑曹树基、蒋勤：《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81本第4分。。定光会和五谷会分别成立于十九世纪初期和末期，两个时期的经济形势已迥然有别，两会呈现不同的经济特征并不让人意外。

其次，五谷会不同年份之间的经济活动量的波动比较明显。从表4可知，五谷会年收入和支出的高值分别为2537元和1933元，两者的低值分别为035元和082元表4显示五谷会年收入和支出的“最低值”均为0，这里的“低值”指“次低值”，以利统计。，低值占高值的比例分别为14%和42%。比较定光会，在该会借贷活动最为频繁的1827—1857年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2%和126%，而到了经济活动相对平稳的1858—191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为726%和492%。与定光会比较，五谷会的年度经济活动量的波动性显然更高。

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应与五谷会的公共积累薄弱有关。因为五谷会缺乏“众产”，每年的经济活动量完全取决于参与者自身的经济能力和需求，且五谷会实际参与者众多，参与者个人情况的差别增加了这种波动的趋势。另一个原因则可能与五谷会性质的变化有关。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如定光会这样的清代会社，虽然有着明显的经济互助和借贷功能，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宗教礼拜和聚会仍是会社的主要活动。经济借贷活动的频繁，往往会引发会社钱款出入量的急剧变化，一旦会社活动只限于常规的宗教内容，出入量的变化也就趋于稳定。这是定光会在经济活跃期和平稳期表现不同的主要原因。而五谷会似乎并不存在这种清晰的段落，换言之，宗教性活动和借贷性活动的差异在经济活动量中并没有显示出来。这一方面当然可以理解为五谷会经济性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将之解释为五谷会宗教的下降或许更为合适。

五谷会的第三个特征表现在借贷利率方面。经由定光会的研究，我们已经了解到，会社内部成员通过定光会来进行借贷时往往享有很大程度的利率“优惠”，其实际的借贷利率远低于当地通行的利率，从而使借贷行为具有比较浓厚的非商业性“互助”色彩。但五谷会的情况有所不同，会内借贷的利率已和当地的通行利率趋于接近。

我们首先全面梳理了《五谷会簿》中直接反映利率情况的125条材料。如“光绪二十年”会簿记载：

阙执因。……该谷七桶。加利谷贰桶四斗正。（00794b）

这就是说，当年阙执因所欠的“七桶”谷，其利息应为“贰桶四斗”，即利率为40%。又如“光绪二十三年”会簿记载：

阙俊贤。该五月廿四期，英洋贰元正。加廿三年加[利]洋四角。（00798a）

由此可知当年阙俊贤“贰元”英洋的欠款，应支付的利息是“四角”，利率为2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利率都只是“名义利率”——当地通行或人们公认的利率，却并不是这些五谷会成员实付账款时的真实利率。对这些“名义利率”的情况，我们的整理结果如下（表5）。表5五谷会名义利率

借贷类型数量（笔）名义利率（%）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粮食借贷（燥谷）2840.935.938.6货币借贷（英洋）按年代分类1895—19115920.018.719.31912—19293821.419.320.2按账户分类（注）阙举求1220.018.719.9阙尚求1921.419.619.9僧鸣利320.019.220.0总计9721.418.720.1注：表中所列仅为代表性账户，未列全部。

表5显示，影响五谷会借贷的名义利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借贷物的类型。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的利率有一倍的差距，28笔燥谷借贷的利率普遍接近40%，而97笔英洋借贷的平均利率只有20%左右。这种情况当然不说明粮食借贷者更富裕、更能接受高利率，恰恰相反，这只说明了当时当地的人们普遍认为，粮食借贷更迫切也更具临时性，相应的，它的借贷人也更缺少信用保证。从表5还可以看出，除了借贷物的类型之外，没有其他的因素能对名义利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时间的前后，无论借贷人是会首还是其他人，货币借贷的名义利率均趋于20%。

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言，上述只是“名义”利率。这些借贷的实际执行情况要复杂很多。我们对在五谷会内曾有过借贷行为的23名会众做了详细统计，尤其对借期在一年以上（包含一年）且信息完整的15例进行了复利测算（表6）。表6五谷会众实际借款利率

账户名活动年份借贷物类型借贷期（年）存入（元）贷出（元）实际利率（%）阙佳贤1893—1904燥谷116.3141.79812.1阙户庆1893—1895燥谷22.8341.79822.2阙官贤1892—1898燥谷73.3851.34415.5阙俊贤1894—1899燥谷/英洋56.1183.79810.0阙永养1895—1896英洋17.5006.00025.0阙执馥1893—1928燥谷/英洋2811.4203.5004.3僧鸣利1896—1901燥谷/英洋54.5852.00018.1阙培菁1896—1917英洋2136.0008.0007.4僧凌云1897—1898英洋11.2401.2003.3阙执仓1897—1900英洋31.7201.00019.8阙玉响1899—1928英洋2949.18010.0005.7阙执发1914—1920燥谷/英洋611.2006.32418.0李佑亮1920—1930燥谷/英洋1012.9208.0004.9阙细吉1928—1937燥谷/英洋936.76420.7806.5邱关土1930—1935英洋54.0802.00015.3利率平均数12.5利率中位数12.1

从表6可以看出，这些五谷会参与者的实际借贷利率最高值是25%，最低值是33%，平均值和中位数则均为12%左右。与定光会成员2%—6%的实际借贷利率相比，五谷会在整体上已有大幅上升，距离名义利率20%已经不远。表6提示我们的第二个信息是，在实际借贷过程中，借贷物的类型和利率并没有密切的关系。15笔借贷中，燥谷3例，英洋6例，洋、谷混用者6例，并没有迹象显示粮食借贷的利率就一定高昂。实际上，从表6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最影响利率的因素是借贷期的长短。除了很少的例外（如僧凌云），五谷会中借期越长则利率越低，反之亦然。20年期的三笔借贷，其利率均不到10%。利率最高的三笔，其借期均只在1—3年之间。

三、 借贷市场化及其限制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近代石仓的五谷会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经济特征：（1）起会本金微小、公共积累薄弱。（2）每年的经济活动量差异明显，波动幅度较大。（3）会内借贷的实际利率升高，与当地的名义利率趋近。

前两个特征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在上节的论述中已经说明，这些均可以认为是近代石仓地区产业衰落、经济萧条的结果。相比之下，第三个特征的意味则比较复杂。借贷利率的升高，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会内借贷趋于“市场化”的一个标志。

在经济史家看来，“市场的出现”意味着“交易经济的兴起”[英]约翰·希克斯著：《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页。，一个物品经常性地“成为市场中之交换对象”，即具备了“市场性”[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译文参考马克斯·韦伯著《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但是，“市场”又并非单纯的便于物品交换的场所，而是一种“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的机制[英]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换而言之，只有意图“谋利”，才能算得上“市场化”的行为，而那些物品的“直接交换”，则只是一种“等价互惠”而已[美]马歇尔·萨林斯著：《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5页。。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率极低的借贷当然具有很强的“互惠”特点，而借贷利率的大幅攀升，则体现了对“互惠”原则的背离，从而具有了“营利”的意味。

这种“营利”的趋势似也并非孤证，五谷会的组织结构方面也有着与之相应的表现，即五谷会的会首与会众存在着两相分离的情况。如果以清代定光会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会首方得为会众”是一个基本原则。定光会的成员资格即始终限于十三名起会会首及其继承人，并没有他人的介入。而参与五谷会的45人中，却有25名“会众”完全在会首资格之外。对这其中的含义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一项有关近代非洲和台湾合会组织发展的比较研究中获得启发。法国学者裴天士（Thierry Pairault）认为，民间合会的发展往往存在着一个自然的趋势：初期的“互合会”会逐步发展到中期的“营业性合会”，以及晚期的“企业化合会”。而所谓“营业性合会”，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会首本身不需要资金，但致力于为其他人提供“有偿服务”Thierry Pairault， “The Institutionization of MicroFinancial Practices： The Taiwan Experience 18951995”， Public Lectur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November 2， 2011. 。我们所研究的五谷会虽然与合会有区别，但仍有可比性，会首与会众的分离，似仍可看成是“营业性”成长的一种表现。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近代五谷会出现了“市场化”的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外的一些证据也显示，五谷会的这种趋势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制约。

比如，五谷会内仍存在着特定的免收利息的现象。虽然五谷会基本遵循了“借期短则利率高”的原则，但如果借期短至数月，五谷会通常就不再计收利息。如“光绪二十年”会簿记载：阙执喜。该本利燥谷伍桶叁斗壹升。庄手。七月廿五，来燥谷伍桶叁斗壹升。（00793a）

五谷会每年五月二十四日“做会”，第二天登录会簿，因此这条资料可以解读为，阙执喜五月二十四日从会内借出燥谷若干，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即如数归还。换而言之，阙执喜的这笔借贷未支付利息。事实上，这类短期无息借贷，会簿中出现了6例，并非偶然现象。

另外，通过对会首账户盈亏情况的仔细核算还可以发现：在长期的会务活动之后，所有会首账户的余额实际上均趋近于零（表7）。也就是说，会首虽然在“经营”五谷会，但从中谋取的“私利”却是相当有限的。表7会首账户盈亏明细（单位：元）

户名其他关联者活动年份会务分摊存入贷出余额A阙执选无1894—193332.26967.18399.1810.271B阙执因阙有求、阙商求1891—193521.23533.71754.5750.377C阙珠求无1900—19302.5675.9548.932-0.411D阙举求阙祖湷、阙思进1900-193114.5734.62623.080-3.881E阙建求无1900—19348.4130.00011.295-2.882F阙芳求阙芬求、阙祖彪1899—19295.7510.0005.5710.180G阙起先阙樟全、阙官雄1900—19348.6290.0007.9590.670

这些现象都说明，在市场化的趋势之下，五谷会并没有完全失去其“互助”和“互惠”的功能。如果深入分析五谷会与会人员的关系，对这一点能理解得更为充分。

五谷会成员共45人，其中会首20人，会众25人。会首中的7名为起会会首，他们均为阙氏，分别属于下宅街的弼文公支系和茶排的其兴公支系，以弼文系居多。7名起会会首有14位直系亲属和近亲属，他们一同构成了五谷会的七个会首组别，每年的会务分担即在这七组范围之内轮流。五谷会的25名会众中，确知有18人与7名起会会首有亲属或宗亲关系，其中以弼文系的阙执选和其兴系的阙起先二人关联会众最多。由此可知，五谷会的成员大多均属于阙氏宗族。

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关系”对五谷会成员来说，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有着实际的意义。颇能说明这一点的现象是，五谷会的会众当中，参与度最高、表现最为活跃者，往往是那些与会首亲属关联颇为疏远的会众，并非会首的近亲属。如阙执晖、阙玉象二人，在超过20个年份中不断在会簿上出现，相当活跃，但他们与会首阙执选、阙起先的关系实际上早已超出了“五服”之外（表8）。这说明那些亲属关系疏远者，在参与会社借贷的过程中对宗亲网络——“宗族”——更为依赖。

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知道石仓地区的宗族力量发育较晚，当地最主要的阙氏宗族大约形成于清代道光时期，大致以道光三年（1823）维则堂的建成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阙氏宗谱》的编纂刊刻为标志章毅：《清代中前期浙南移民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以石仓祠庙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在此之前，地缘性的神明信仰发挥着凝聚共同体的关键作用，这也是当地会社组织比较发达的原因。但五谷会与阙氏宗族的密切关联，则意味着到了近代，宗族关系通过原有的会社渠道，也开始发生影响，成为会社成员凝聚共同意识，维系共同体长期存续的重要媒介。这种宗族关系对会社借贷的介入，应当也是强化会社的“互惠”功能、限制会社“市场化”趋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表8五谷会与阙氏宗族关系

阙氏宗支五谷会会首（族内世系）五谷会会众与会首关系与会年数弼文系F阙芳求（8）B阙执因（7）C阙珠求（8）D阙举求（8）E阙建求（8）A阙执选（7）田庆直系亲属1陈求同曾祖父3江贤同曾祖父1执超同六世祖1官贤直系亲属7俊贤直系亲属5——————执馥同曾祖父4执发同曾祖父3户庆同祖父4执喜同六世祖1执晖同七世祖21执仓同七世祖4佳贤同七世祖12其兴系G阙起先（6）祥云同八世祖1玉象同六世祖23能绪同六世祖1培菁同六世祖13吉道同七世祖1资料来源：《重修下邳阙氏家乘》，1928年刊本，现藏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七村。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近代石仓五谷会的三个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一个令人颇感疑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会社借贷反而出现了利率市场化的趋势？要全面解答这一问题，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对会社文书的各个门类进行更为周详的研究。但石仓五谷会的历史至少提供了一点启思：在传统社会趋于崩解的过程中，“市场化”可能并不等于经济繁荣，更不必然体现“进步”的价值，相反，它有时可能只是乡村社会应对经济萧条的一种被动策略。

结语

浙南石仓的五谷会是典型的近代乡村会社组织，它具有清代传统会社的基本特点，但又体现了新的时代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五谷会由多名会首出资若干发起组成，以宗教崇拜集会为主要活动形式，并以此为背景展开信用借贷活动。但与传统清代会社相比，五谷会受制于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萧条的经济形势，它的起会本金微小、公共积累薄弱。这使它更容易受到参与者自身状况的影响，使得每年的经济活动量波幅增大，差异分明。

篇9

关键词:教师 ;流动;反思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13-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教育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作为促进区域内校际师资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的教师流动制度,已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拟对教师流动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揭示已有研究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希冀为教师流动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教师流动的研究历程

笔者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优秀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读秀等资源库对1991~2011年期间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并按照发表的年代、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行整理和分析后认为,可将教师流动的研究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教师流动研究的萌芽阶段(1991~2001年)

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小学教师流动现象及其原因,并初步探讨了如何解决流动问题,为后期教师流动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代表成果主要有:李立国的《市场经济与中小学教师流动》,傅树京的《谈控制中小学教师流失的措施》,李建平的《建立教师流动机制迫在眉睫》,王洪斌的《关于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的思考》,侯文学的《实行“骨干教师流动制”如何?》,等等。

2.教师流动研究的发展阶段(2002~2006年)

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逐渐拓展,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比如,研究对象由骨干教师拓宽到普通中小学教师;研究内容涉及到中、日、韩教师流动的比较以及教师流动的深层次原因等方面。比如:王洪斌的《关于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的思考》,汪丞、方彤的《日本教师“定期流动制”对我国区域内师资均衡发展的启示》,庞丽娟的《加强城乡教师流动的制度化建设,切实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陈言贵的《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流失现象思考》,石邦宏的《经济理性驱动下的中小学教师流动》,等等。但此阶段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多数研究仍局限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和多视角的整合研究。

3.教师流动研究的深化阶段(2007~2011年)

此阶段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涉及到城乡教师流动、幼儿教师流动等方面;研究内容更加广泛,不仅有基于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视角下的教师流动研究、素质教育下的教师流动研究、教师流动中的权益保障研究等等,而且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中小学教师的流动研究。研究视角多样化,融入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其代表成果有:薛正斌和胡德海的《中小学教师流动的实然与应然》,孟令熙的《农村基础教育教师流动的合理性思考》,冯文全和夏茂林的《从师资均衡配置看城乡教师流动机制构建》,贾建国的《我国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创建的制度阻力探析》,孙雅婷的《幼儿教师流动与幼儿园教师管理的相关研究》,等等。

二、教师流动研究的主要内容

1.教师流动内涵的研究

在学术界,学者对教师流动的内涵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和解释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靳希斌认为,教师流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合格劳动者选择了教师职业或者在职教师放弃这一职业,即合格劳动者进入或退出教师职业领域;另一方面,是在职教师由现任职学校转入另一所学校任职,即劳动者在教师职业领域内的流动 [1] 。另有学者认为,教师流动是指教师资源在教育与其他行业之间、在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学校、不同地域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我们将在职教师放弃教师职业,退出学校教育领域,称之为“外部流动”;将在职教师由现在职学校转入另一所学校,或者由所在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任教,称之为“内部流动” [2] 。钱朴认为,教师流动是一种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表现。教师流动是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之间教师的位置移动,它或许是职业水平流动,也或许是一种以人才流动为特征的向上性职业流动 [3] 。

综观现有研究可以看到,由于学者们研究视角、研究立场以及下定义方式的不同,对教师流动内涵的界定也有所差异。目前学者们关注的大多是教师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的流动现象。

2.教师流动现状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教师流动主要表现为一种无序流动。即从教育系统内部流向外部,从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镇,从中小城镇流向城市,从市县流向省会城市,从边远落后地区流向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4] 。从流动教师的个体特征来看,中青年教师比年老教师流动得多,男教师比女教师流动得多,主科教师比副科教师流动得多,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低学历、低职称教师流动得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流动得多[5] 。离开教师队伍流动的主要形式有教师通过公务员考试、干部选拔和辞职等形式离开学校。离开教师队伍的往往是优秀骨干教师,教师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流动,往往是从条件差的农村学校流向城镇学校或靠近城镇的学校、从薄弱学校流向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 [6] 。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与此同时产生了许多新的价值观念,教师作为社会人,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他们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期望和进行着选择,但教师流动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单一方向的流动。

篇10

一、思想史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之一。与会学者围绕刚刚出版的6卷9册、共计468万字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进行了评议，认为该书继承和发扬了侯外庐学派的优良传统，重视研究发现新材料，吸收相关最新研究成果，从学术史角度深化思想史研究，注重推进对中国思想史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研讨，揭示了中国思想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经学、子学、宗教思想、科技思想等)形成、发展、流变的历史，是继《中国思想通史》(5卷6册)、《宋明理学史》(上、下)之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成果。每卷基本分为社会篇、经学篇、子学篇、宗教篇、科技篇，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历史。例如，“先秦卷”详细叙述了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发展历程；“两汉卷”在汉代经学思潮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经学与汉代政治的具体关系，澄清了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一些模糊认识；“魏晋南北朝卷”论述了玄学思潮的曲折变化，细致分析了东晋玄学思潮的发展及与佛、道二教的相互渗透，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隋唐卷”对纷繁复杂的佛学理论体系做了精炼的释读，补充了6―9世纪佛教宗派冲突与融合的大量史实；“宋元卷”充分展示了理学思潮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揭示了理学思潮的多样性与同一性；“明清卷”对乾嘉学者的学术理念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不过，对于全书的总体评价，尚有待时日。

关于如何进一步深化思想史研究，与会学者认为要注重思想史与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结合，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断拓展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同时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弘扬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研究方面强调儒家经典以及经学史的研究，有学者指出经学及经学史研究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关于百年来的《周礼》研究，有学者认为历代的《周礼》研究对于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宗教及伦理方面强调儒家文化的独特本质和伦理属性，有学者提出。在春秋文化精神转变的背景下，儒家祭祀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祭祀礼仪的宗教性只是形式，本质则是人文理性，它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人物个案研究方面注意考察相似历史现象背后的不同原因，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书院制度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也是研讨会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道家思想发展和文本比较研究，有学者从《淮南子》对道家的自然道德与儒家的仁义道德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的不同理解视角揭示道家学派的思想特质，展示了《淮南子》思想内在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关于近现代思想的学术特点和规律，有学者认为，近代思想学术集中表现为对经子、中西、中印文化的反复比较，在重建中国未来文化上提出了趋同的假设，并尝试实践，表现为东方文化中心趋同、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以及本位文化趋同三种。

张岂之教授提出，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都要坚持三个原则：“兼和”、“守正”、“日新”。兼和原则，“兼”指兼容并包，“和”指和谐统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对“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的把握，即要求在对众多思想家、学术思潮和流派、典籍等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融合，形成具有一定体系性的研究心得。守正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坚守正道，体现为实事求是，坚守学术岗位，维护学术尊严；它也是古代儒家做人的基本原则。日新原则，即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原则。

二、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

如何搞好思想史学科建设，这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又一问题焦点。围绕这一问题，会议取得如下进展：

首先，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作为研究中华民族理论形态的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的中国思想史学科，真正形成成熟的学术范式的是侯外庐先生及其学派。标志是形成代代相传的学术共同体、明确的学术信念、自觉的学术方法、独特的学术理论。新时期，张岂之先生及其领导的学术群体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强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思想史向多学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进行了弘扬和超越，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其次，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学派建设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学派规范的建立、学派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对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特定的条件、突出的特色、独特的学术带头人和持续的学术梯队是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几个最重要和最必要的条件，而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中国思想史学派具备了这些条件。坚持思想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的环境土壤，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基础上实现与相近学科的融合，并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会认为，张岂之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发展侯外庐学派、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及普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攻关项目的主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其次，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结构问题。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了思想史学科的内容构成，认为在历史的动态中形成道统，具体落实为政统、学统、教统。政统，在儒家集中体现现为德政合一，君相师儒，以道衡政，以德抗政等：学统，在儒家学术方面集中体现为经学传统；教统，主要指教化、教育、宗教的传统。

最后，关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思想史人才培养的最高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严格规范的系统学习和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有学者结合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探索自主发展模式和道路，不断创新，重视史料学训练、哲学和科学精神陶冶，结合经典案例加强方法论学习和研究，并帮助学生不断开阔学术视野，培养他们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肃态度和敏感性。有学者主张建立体系化的知识系统，加强学利，的理论建设，重视学术积累，加人对具有创新潜力的研究生的培养力度，为学科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深化和开拓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学科意识角度出发，学者们分析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点，指出：

第一，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要不断加强分析思想史、比较思想史、观念社会学研究以及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同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尝试应对当代问题，提出具有时代性、深刻性和创新性的时代课题，拓宽研究范围。

第二，思想史研究者应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型持开放的态度，如现代感、知识结构、专业层次和科学精神等，避免把中国思想史仅仅作为专业分工的研究对象，努力把专业化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

第三，开放的思想史研究态度离不开超越的文化观。许多哲学和思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存、交叉、渗透和重叠不可避免，参考多种样式的文化成果，做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既要中西兼通，又能超越中西古今，提高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科学性。

第四，要以开放和超越的态度进行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学派。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研究者应具有共同的、不断加深的批判精神。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传统具有文献学的意义，但是不能泛化，鼓励研究者进行实质性的、个性化的、专深的、批判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