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回的故事范文
时间：2023-05-06 18:20:0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颜回的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市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形势，总结经验，安排部署年的工作。刚才，大队长通报了我区年及近期的道路交通安全情况，客观的分析了存在问题，并对年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我完全同意。
今天，我们与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年度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状，是我们面对日益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所做的一个新的尝试，希望大家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下面，我就围绕做好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道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交通安全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我区交通运输业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不仅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关系到全区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形象。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和乌海市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一系列精神上来，并真正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克服畏难情绪、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消除那种只说不干、纸上谈兵的不良作风，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安全与稳定的关系，集中精力抓好交通安全工作，坚决把道路交通事故上升的势头压下去，防止和减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从年我区发生的交通事故来看，事故四项指数三降一升，全年未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基本稳定。但从全区各类交通事故死亡人员的绝对数和今年以来我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是相当严峻的。年，我区发生交通事故68起，死亡14人，伤22人，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0%和175%，特别是今年年初在世纪大道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死亡3人、伤2人。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定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兴一方经济、保一方安全、保一路平安”的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花大力气、下真功夫，坚决把交通事故预防好、控制好，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着力解决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公安交警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联合行动，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我们今天的会议，参加的部门和单位很多，大家的主要工作职责也并不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但也间接或直接地肩负着宣传、教育、监督、审核等各方面的责任。今天，我们以这样的规模和方式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此项工作，就是要把过去由公安交警一家管交通安全向各部门各尽其职、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的方向转变，尽快构筑起全社会综合治理交通安全的工作格局。特别是今天会上签订责任状的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一定要切实担负起本辖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安全责任，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紧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认真分析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大力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加道路交通安全投入，切实消除事故隐患，努力提高本地区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做好新形势下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必须准确把握交通安全形势，抓住影响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逐项整治，逐一突破。当前，影响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概括地讲，主要集中在交通安全宣传、交通事故黑点治理、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交通安全源头监督管理这四个方面。对此，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和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研究，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同时，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也要加强协调，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组织联合整治。对一时无法完成整改的，必须落实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安监部门要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对整改措施不到位、隐患没有彻底消除的要责令重新整改；对整改工作不力或工作难度较大的，要组织有关人员蹲点、督办，直至问题解决。
篇2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篇3
关键词：灰姑娘;东西方文化差异;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89-02
灰姑娘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普遍流传。各国“灰姑娘”型故事有固定的情节发展模式，即主人公受到后母的虐待，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辅助下获得圆满结局。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所浸濡，因此在细节上出现了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从深层次折射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本文选取了中（《叶限》载自《酉阳杂俎》）、日（《落洼物语》）、德（《灰姑娘》载自《格林童话全集》）、法（《灰姑娘》载自《鹅妈妈的故事》）四个国家中流传最广的“灰姑娘”型故事为研究材料，以Hofstede文化价值观理论为理论依据，探究“灰姑娘”型故事中蕴含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灰姑娘”故事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差异。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社会成员从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一个社会群落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固若磐石，挥之不去，而且代代相传[1]。Hofstede基于问卷分析提出了分析价值观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倾向&集体主义倾向、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权力距离与男性主义倾向和女性主义倾向。本文将从以上四个维度来分析“灰姑娘”型故事所体现出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
（一）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Hofstede观察到有些国家强调个人，有些国家强调集体。在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松散，人们更倾向于照顾自己及家人[2]。而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就融入一个稳固的集体，一生对集体要绝对的忠诚，以换来集体对个人的保护[2]。根据该理论，中国和日本是集体主义倾向国家，德国和法国是个体主义倾向国家。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在“灰姑娘”型故事中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在自己的婚姻中是否具有主动性。这四则故事都是正向结局，但过程却不尽相同。中国叶限的婚姻带有很强的强制性。叶限与陀汗王在成婚之前，两人素未谋面，不存在感情基础。陀汗王因鞋生情，寻得人后便带回宫中。可以说陀汗王对叶限是霸道占有，叶限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本的落洼也没有主动追求男主人公，而是其忠仆不忍见其备受，设计让男女主人公见面。落洼在这段感情中一直是被动的状态。相反，德、法的灰姑娘则表现得非常主动。在王子宣布要召开舞会时，德国灰姑娘就表现出自己热切的心情，为了给自己争取机会，甚至完成了继母提出的刻意刁难的任务。法国灰姑娘将心愿诉说给仙女教母听，借仙力圆了心愿。德、法的灰姑娘们在自己的婚姻中采取了主动的态度，积极地为自己创造机会。
以上不同的主动性最直接反映出的是东西方婚姻观的差异，而决定婚姻观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代表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在封建社会时期要求人们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限制婚姻自由。而代表西方的德法则奉行“恋爱自由”的婚姻观。造成这样不同婚姻观的深层原因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一般形成的是一种以“我们”为中心的思维，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因此中国和日本的灰姑娘受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自己的婚姻中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都是按照社会和家长的要求而实现的婚姻。中国叶限是屈从于强权而嫁，而日本落洼自始至终都是被动接受安排。她们都不惜压抑个人意志，努力地使个体适应并符合群体的要求。而西方文化倾向个人主义，主张以自我价值观为中心，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个人的成功来衡量人生价值。在这样的价值观的指引下，德国和法国的灰姑娘极力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独立自主和自由。她们充分认识到人生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她们积极争取参加舞会的机会，选择反抗不公平的现状。各国的女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上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一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正是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倾向价值观和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倾向价值观的不同。
（二）男性主义倾向
按照Hofstede的理论，中日德法四个国家都属于男性主义倾向的国家。该价值观下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必然是男性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形象。
首先，灰姑娘型故事中对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是符合男性主义社会标准的。在这四则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因婚姻而改变人生。如今“灰姑娘”的形象已经被抽象成为一种女性社会形象，指那些出身低微但最终通过婚姻大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女性。这反映出了人们对于“灰姑娘”的价值判断，即人们普遍认可靠婚姻改变自己命运的女性。这是因为灰姑娘型故事根植于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必然符合男性主义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男性主义社会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在两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评判男性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物质性的，如金钱、地位和权力等;而衡量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则倾向于看其婚姻、家庭、养育子女的情况。在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中，像灰姑娘这样能嫁给权高位重的男性并从中得到财富、地位和名誉代表一个年轻女子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在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中，女性与什么样的男性达成了婚姻很大程度上是评价她是否成功的标志。在四个国家的故事中，无一例外地都遵循这样的评价标准，隐性地暗示着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下女性获得成功的方法。
其次，灰姑娘的成功还隐藏着男性主义倾向社会对女性的扭曲。男性主义倾向下的社会对女性提出诸多要求和限制，如女性要举止优雅、性格温和。在这四则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有美貌、温柔、隐忍的设定，这些都符合男性主义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在这四个版本中，灰姑娘最终所获得成功是通过主动或被动的自我美貌的展示，甚至诱惑，在同性竞争中胜出得来的。如德法的灰姑娘身着华服、惊艳四座，成功吸引到王子;中国的叶限靠一只小巧的绣鞋引起陀汗王的好奇心，小巧的鞋暗示着男性主义社会下的理想女性乖巧可人、柔弱需要保护的特征;日本的落洼美貌温顺，也符合男性主义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要求。由于女性所面对的客观世界是男性塑造和操控的，所以女性必须要将自己打造成男性理想中的形象才能获得认可。而这一深刻的主题被包裹在美德和爱情的美丽外衣下呈现给读者，鼓励着女性读者效仿。
（三）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国家的组织和机构中，权力较小的人期望和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2]。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认为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重视强制的权力;而权力差距较小的文化成员则相反，相信权力只有在其合法时才可用[3]。Hofstede的理论认为中日属于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法德属于权力距离小的国家。
德法版本体现了西方较小权力距离价值观。德法故事中关于灰姑娘与王子接触的情节都表现得十分轻松自然。灰姑娘落落大方地与王子跳舞，在魔法将要失效时逃跑等情节表现出她在与王子的交往中有极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我们能感受到灰姑娘与王子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王子这一角色仅象征着成功的婚姻和富裕美好的生活，没有任何来自权力方面的强制压迫力。
在中日版本中体现出了较大的权力距离价值观。中国版本中作为男主人公的陀汗国王充分体现了大权力距离价值观下，位于权力上层阶级的特权和霸道。叶限丢失的绣鞋被洞人捡到并随货物一起运往陀汗国。陀汗国王见之精巧异常，十分好奇，为弄清鞋子的来由甚至对洞人严刑拷打，又下令挨家挨户地强迫女子试鞋。在寻找灰姑娘这个情节上，中国版本要比德法版本少了很多人情味和浪漫气息，更多的是强权下人人自危的气氛。叶限最终被带去陀汗国，她作为权力较小一方的没有任何反抗，或者说也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接受和默认。这反映出了在权力距离大的价值观下人们会接受这样权力上的不平等。
落洼对上层拥有权力的态度也体现出了日本的大权力距离价值观。在故事中期，落洼的后母曾经发挥自己家长的权力，强制落洼嫁给一个老年丧偶的贵族。在大权力距离价值观的影响下，无论从道义还是制度规定上讲，落洼都没有拒绝的权利。她作为权力系统的底层，在故事情节推动上没有什么关键的作用。相反，故事情节是伴随着男主人公官职的晋升、权力和地位不断上升而向前推动的。男主人公后来官居相位，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和地位，才与落洼终成眷属。可见日本的故事更加强调权力的重要性。
（四）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
回避不确定性是指具有某种文化的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情境感到威胁的程度。人们需要对未知的情境做出可靠的预测、需要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2]。在一些文化中，人们在心理上难以忍受模模糊糊的事，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来减少不确定性。而有的文化则很有能力对付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事，对此没有心理压力[3]。总的来看，西方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低，而东方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高。
东西方故事中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体现在婚俗要求上。在日本版故事中，传统的婚姻习俗成为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的最大阻碍。传统日本的婚俗要求女方服从家长的意志，其出嫁必须征得家长同意。因而日本版本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得不到落洼继母的许可便无法迎娶落洼，只有通过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来给落洼的继母施压，使其转变意志。礼教习俗的制约体现出了中日对不确定性较大的回避程度。为了避免不确定因素的发生，中日社会通过习俗、礼教制度对婚姻的方方面面做出细致的规定。而在德法版本中不存在婚俗方面的限制，体现出西方国家对不确定性较低的回避程度。
二、结论
灰姑娘型故事具有世界性，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文从文化价值观层面分析了中日德法故事中所折射出的文化差异，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今灰姑娘型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有着灰姑娘情结，研究“灰姑娘”相关课题对于了解大众心理和文化发展趋势都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宏.跨文化交际语外语教学[M].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篇4
[关键词]大学生 学习方式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8-0013-03
学习方式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为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达到某种学习目标而采取的学习方法、策略和途径的总称，是学习者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学习模式。学习方式是影响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学习方式的变革是目前我国教育教学改革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大学生的学习方式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
国外关于学习方式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探讨了学习方式的概念、学习方式的类型、学习方式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学习方式的相关性研究等问题。
（一）对于学习方式基本理论的研究
1.关于学习方式概念的研究
学习方式（learning approach 或learning style）是当代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早由美国学者赫伯特・西伦于1954年提出。澳大利亚学者比格斯（J.Biggs）认为，学习方式是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基本的行为和认知的取向。美国学者纽曼（Newman， F.M.）从学生的活动方式角度提出学习方式的概念，他认为学习方式是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方式。也有学者把学习方式等同于学习风格。
2.关于学习方式的分类研究
从学生是接受知识的意义还是自己发现知识的角度，把学习方式分为两类：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奥苏泊尔提倡有意义的接受学习；布鲁纳则主张学生通过发现学习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除了这两种学习方式外，还有一种新的学习方式――超越式学习。超越式学习不仅是对课本知识的扩展和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还要在探讨中对学习对象进行质疑、批判，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不足，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是对书本知识理解的深化和升华，是质的变化。
（二）对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
1.关于学习方式与学习结果的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学习方式和学习结果存在密切的关系。如格斯提出了3P （presage、process& product）模型，该模型描述了课堂学习的前提、过程和产物。在3P模型中，学生自身的特点和教学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产生了以任务为导向的学习方式，不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不同的学习方式，会形成不同的学习结果。影响学习方式的因素有两个方面：教学环境和学生自身的因素。
2.关于大学生深层学习方式和表层学习方式的研究
根据大学生的学习是积极地进行深层次自主建构，还是浅层次接受的情况，国外一些学者把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分为深层学习和表层学习。瑞典的马顿（Marton）和萨利（Salia）最早进行了学习的表层方式和深层方式的研究。如果大学生对学习任务有内在的兴趣，关注学习任务的根本意义，并通过探索学习任务内部及其与其他任务间的联系来达至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则这种学习方式可以称之为深层学习方式；如果大学生学习的动机是外在的，其意图是通过死记硬背等方法再现学习内容，这种学习方式可以称之为表层学习方式。
二、国内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
国内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是最近十年左右才开始的。纵观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现状的研究
有学者对师范类理科大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研究，从性别差异和年级的角度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师范类理科大学生中男生比女生更趋向于深层和成就式学习，而且大学一年级和四年级，不管男生和女生，都比二年级和三年级时期更趋向于深层和成就式学习。有学者针对在内地就读的港澳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加以研究，研究发现影响港澳学生学习方式的四个主要因素为学习策略、课堂外部环境、学习动机和课堂学习情境。另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年级、专业、兴趣在四个因素上差异不显著，男性受课堂学习情境的影响显著大于女性。还有学者对大学生课外学习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课外学习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课外学习的内容具有专业性 ，但课外学习的自主性和探索性表现不突出。
以上研究针对于大学生中的小部分群体或非课堂教学内的学习，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现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与学习结果的关系研究
有学者对大学生学习方式差异及其对成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学习方式与学习质量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王志玲等在对大学生学习方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中，通过对课堂教育情景下大学生学习方式（学习的动机和策略）与创新能力（创新人格和创新思维）两者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学习的深层动机与创新人格（好奇心和意志力）显著正相关；深层策略与创新人格（好奇心和意志力）和创新思维（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也显著正相关。
以上研究证实了大学生学习方式和学习质量正相关，大学生学习方式对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三）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学者就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加以研究，发现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与深层学习方式呈显著正相关， 教学模式中的自主性对深层动机和策略的影响均显著高于互动性，且自主性可以更为有效地促使学生采用深层学习方式。陆根书对大学生感知的课堂学习环境对其学习方式的影响加以研究，以全国 15 所高校 3013 名大一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大学生感知的大学数学课堂学习环境对其学习方式的影响。有学者对促进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知识建构进行研究，提出了“知识建构有效促进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理论假设，并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个案，对大生的学习方式和知识建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从个体知识建构和协作知识建构的角度探讨知识建构的策略，以促进大学生有效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以上主要是从课堂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学习方式产生的影响加以研究。
（四）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研究
信息化多元化时代对学习者的学习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学生学习方式需要得到积极的丰富和变革。研究者从学习方式变革的背景、必要性、方向、策略和途径等方面加以研究。
有部分学者就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必要性进行了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涉及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等方面因素。陈建翔从知识观（新的知识论）、学生观（学生主体论）、学习观、生活世界（学习方式转变的场域）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大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这一研究从深层次来剖析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前提和基础，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有学者从时代背景探讨当代人学习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包括信息技术对于学习方式的影响；科学研究走向量子时代，迫使信息社会的人们必须在学习方式上进行深刻的变革；学习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从而论证了学习方式的变革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必然。
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策略和途径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促进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在教育理念上要“以学生为中心”，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赋予学生学习自由，调适教与学的关系，积极推进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模式。孔企平认为，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当前在课堂中存在的单一、他主与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和发展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如可以推广研究性学习、动手做（hands on）的活动、在计算机环境中学习、小课题与长作业等学习活动。总的来说，所提出的策略均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对于转变大学生学习方式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可操作方法则较少涉及。
三、国内外研究成果评析
纵观国内外对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研究涉及了许多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研究缺失或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思辨研究，忽视实证研究
已有的研究中思辨性研究较多，实证类的研究较少。思辨研究注重价值判断，实证研究更注重事实判断，两种研究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研究中有大量研究涉及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必要性、价值和意义，包括对大学生应有的学习方式的研究，此类研究均属于思辨研究。而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实证类研究，涉及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现状研究、大学生学习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学习方式与学习结果的相关性研究等，此类研究比较有限。因此，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对大学生学习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
探究学习方式的规律，不仅要揭示学习方式的本质、内涵，了解当前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现状，还需要探寻影响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内外因素。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涉及课堂教学环境和某些课堂教学模式，如建构式课堂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积极影响，但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内部因素包括大学生自身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个性因素；外部因素涉及学校的学习资源、教师的教学因素（如教师的作业布置、教师的教学风格、课堂教学模式等），这些都可能对大学生学习方式产生影响。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这里需要研究者们加以深入研究。
（三）缺乏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
研究大学生学习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寻求适合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加以优化。已经有学者对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策略和途径进行了研究，但是此类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有学者提出要调适教与学的关系，促进教师和学生角色转变，积极推进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模式。这种研究仅仅是提出一种假设，缺乏对假设的验证以及具体的操作策略。同时，对于当前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现状缺乏调查和研究，无法了解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缺乏哪些问题，对于是否能进行自主、合作和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操作性的促进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策略应是目前高校教学改革重点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大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应重视对大学生学习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从而为优化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研究；研究的落脚点最终应为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和优化提供有益的可行的策略。
[ 参 考 文 献 ]
[1] 陆根书.大学生感知的课堂学习环境对其学习方式的影响[J].复旦教育论坛，2010，（8）.
[2] 孔企平.论学习方式的转变[J].全球教育展望，2001，（8）.
[3] 钟启泉，崔允郭，张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篇5
中图分类号：R749.5，B845.6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4-0289-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4.012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4）：289-294.）
心理汇报（psychology debriefing，PD）作为一种心理的“急救”，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危机干预是在危机事件或创伤性事件之后提供紧急心理支援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类比作战压力和紧急医疗服务压力的相似之处，米歇尔(Mitchell)认为一个相似的方法可用于减少消防人员、警察、紧急医疗机构人员等其他帮助人员遭遇危机事件（critical incidents）的压力反应。基于此，Mitchell于20世纪80年代详尽论述一个系统的早期干预措施――严重事故应激汇报（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2］。CISD设计是针对紧急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一个团体干预技术。Mitchell认为帮助危机事件中受害者的过程对帮助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事件，帮助者也是脆弱的人类，在面对人们的痛苦时也都会有正常的身体和心理反应。
在Mitchell工作的基础上，Dyregrov发展了自己的模式，并命名为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3］。实际上，PD模式和CISD模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主要区别在于PD模式更强调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进程［4］，例如对感觉信息的关注和对反应正常化的重视。
当前，虽然“psychological debriefing”这个单词被广泛使用且代表了许多不同的东西，而Psychology debriefing的具体模式也有差异，但本质上这些模式都致力于提供一个关于创伤事件的结构性的叙述，包括事实(facts)、认知（cognitions）和情绪（emotions）方面，并且在之后提供一系列关于压力反应的建议。因此，被普遍接受的是“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指各种针对危机事件的心理汇报的模式，而CISD模式是其中最广泛使用的针对危机事件的心理汇报（PD）的模式。本文使用debriefing（汇报）或PD或CISD均尊重原作者在文中的命名。
虽然CISD模式被普遍接受，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团队内得以广泛的应用［5］，并在多种不同的场景和操作下实施［6］84；但是由于CISD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证据较薄弱，因而关于其效果的争论一直持续而无定论。本文将回顾一系列关于CISD的观点和证据，尤其是一些严格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探讨CISD争论的核心焦点并为未来CISD的发展和使用提供一些建议。
1 严重事故应激汇报的基本假设
每一个经历创伤或压力事件的人都存在出现压力反应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风险，对创伤的谈论有助于那些遭受心理创伤个体的心理康复［7］。将这种感受说出来要好于将其压在心底，因而在一个支持的环境下，任何帮助个体体会并抒发创伤情绪的干预都被视为必定是有价值的。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假设：早期的创伤后情绪疏导会降低创伤暴露人群发展出长期心理问题的可能性。
CISD技术的核心假设是：任何人经历一个创伤事件都有产生心理病理症状（psychopathology）甚至PTSD症状的风险，而通过分享经验和学习他人的压力反应，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1］。参与心理汇报团体的成员所表达的积极成分包括分享经验，正常化创伤后的感受以消除恐惧或疑虑，能够谈论各种想法和感受。因此，CISD的效果来源于其在创伤之后立即实施，提供心理社会支持，给予宣泄关于创伤事件的情绪和想法的机会，教导有关创伤的知识并提供压力管理的方法。
2 严重事故应激汇报简介
2.1 模式
CISD通常在危机事件发生后24~48 h内实施，持续时间大约为1.5~3 h，当面对重大灾难时，也可以在灾难后3~4周内实施［6］18。CISD通常以团体的方式进行，且只被用于小的、同质性的团体，每个团体12~20人较为恰当。依据团体的大小，CISD通常由2~4人以一个协同领导的方式实施（每1个帮助者对应5~7名团体成员），典型的CISD是由1位心理健康专家（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和其他的同辈支持人员（peer support personnel）一起来带领［8］。
CISD是一个指导性、支持性、结构化的团体进程，包含7个确切步骤：介绍（introduction phase），事实描述（fact phase），想法（thought phase），反应（reaction phase），身体/心理/行为症状（symptom phase），知识的教导（teaching phase），重新投入（reentry phase）。
2.2 概念
Mitchell认为由于人们对CISD这个术语的错误解释和错误表征，导致了一些有缺陷的研究［9］。因此，对CISD这个术语的正确理解非常有必要。CISD的关键是公开讨论一个人在创伤时的思想、感情和反应，并尝试正常化这些反应。由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教导创伤幸存者如何面对和处理压力反应，促进他们关于创伤事件的情绪和感受的宣泄，并提供关于进一步干预和治疗的信息［10］。鉴于CISD在不同的国家、领域和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具体模式却略有差异，并且Mitchell最初的CISD模式［2］和Mitchell后来所倡导的模式［6］85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本文中，即使是面向个人或一级受害者实施的干预，只要遵循着CISD的基本过程和关键成分的操作也作为支持或反对CISD的证据。
Mitchell强调CISD并非是一个独立（stand-along）的技术［11］，CISD还被视为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包含多个组成部分的危机事件压力管理（CISM）措施的一个成分［12］。CISM并非是干预而是一个管理的框架，它包括与不同背景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策略，每一个要达到一个不同的危机干预的目标。CISD作为一个结构化的团体干预措施被认为是CISM的核心，CISD并非CISM。
3 严重事故应激汇报的效果争论
3.1 支持的证据
Mitchell认为众多实验运用各自的方法证明了CISD的有效性。如，Campfield和Hills［13］严格遵循了CISD模式，随机将抢劫案的幸存者分配成2组（每组41人）。一组接受了一个即刻的汇报（犯罪后10 h之内），另一组接受了一个延迟的汇报(犯罪后48 h之后)。在之后2周内的多次测量中，相比延迟汇报组，即刻汇报组报告更少的PTSD症状。但由于此研究中没有设置对照组而造成结果解释的困难。
一系列遵循了CISD模式的对照研究也证实了CISD的效果。研究中虽然未做到随机，但均设置了控制组，结果表明汇报组相比控制组产生积极的结果。Wee等［14］对参与1992年Los Angeles骚乱的紧急医疗机构服务人员的研究中发现，骚乱后3个月的PTSD问卷测量显示，CISD有效减少了PTSD症状［14］。对于沉船营救人员、维和士兵、交通事故救援人员的对照研究进一步证明了CISD用于团体的有效性，表明CISD在减轻PTSD症状或减少焦虑、抑郁症状，抑或是改善酒精滥用、入睡问题、情绪波动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效果［15-17］。
Everly等［10］对团体心理汇报（group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进行的元分析得到了积极的结果，因而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减轻紧急帮助提供者的各种替代性心理困扰。
在检验CISD和一些心理健康变量的关系时，发现其和消极情绪有弱的负相关，与积极的世界观(positive world assumptions)有弱的正相关，而与PTSD无关［18］。
3.2 反对的证据
众多对CISD研究的批评强调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19］。有研究者认为并没有实证研究证实CISD的有效性［20］，那些支持CISD效果的研究通常并非随机设计，缺乏前测和后续的测量，也没有设置可作比较的控制组。另外，虽然Michell的CISD模式相对其他形式的心理干预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但是CISD的一些具体操作标准和评价标准仍不明确。
在讨论有效性证据时，研究者们认为应该采用可信的、有效的控制研究，例如随机对照试验（RCTs）来对早期心理汇报的有效性进行研究［1，21-22］，而近年来实证研究的结果越来越令人失望。Rose等［23］运用随机对照试验得出了CISD是无效的结果。鉴于CISD被广泛应用并在不同领域得以发展，相似的对不同群体如交通事故受害者［24］、遭遇交通事故的儿童［25］、产后妇女［26］等的随机对照研究也得出了无效的结果。
另外一些RCTs研究发现CISD不仅是无效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而反对CISD作为常规的创伤干预措施［27］，并认为对创伤受害者强制性的实施CISD应该被停止［20］,CISD只是在浪费资源和时间，并且阻碍了其他真正有用的早期干预措施的发现［28］。Bisson等［28］在对133名烧伤受害者的随机控制研究中发现，13个月后汇报组相比控制组在焦虑、抑郁和PTSD 症状上得分更高。另外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随机控制研究［29］以及3年后的后续研究［30］也得出令人悲观的结果。
鉴于支持者强调CISD 不是只实施一次的干预过程。为了检验多次的干预是否会有帮助，Carlier等［31］在研究中对暴露于危机事件的警察部门工作人员相继实施了3次CISD（创伤后24 h、1个月和3个月）。研究者在干预之前和创伤后进行了多次评估，创伤后1周的评估表明CISD组相对于控制组报告显著多的PTSD症状，而前测以及在创伤后24小时、6个月的评估中各组差异不显著。
上述众多RCTs研究中施行的是针对个人的CISD，而Mitchell强调CISD应该只被应用于团体。因此，Adler 等［32］遵循RCTs的要求进行了团体CISD的研究，952名维和士兵被分成3组：汇报组，压力管理组（SMC）和评估组。尽管士兵们报告CISD没有引起不适当的痛苦，而且相比于SMC他们更喜欢CISD，但是结果表明3组在加速康复上无显著差异。
单次心理汇报(single session debriefing)常常是应对创伤事件的标准临床措施，对其进行的元分析表明，单次心理汇报不能减轻心理困扰也不能阻止PTSD的发生；也没有证据表明debriefing可以促进其他创伤相关疾病的自然恢复，减少一般的心理发病率，如抑郁或焦虑［20，27，33］；另外的元分析结果发现CISD没有改善PTSD症状，而非CISD干预和不做干预改善了PTSD症状［34］。另外一项对包括CISD在内的各种早期多次的心理干预的元分析的结果同样让人失望，在最初的各种重要指标的评估上，控制组和干预组无显著差异；而干预组在3、6个月后报告更多的PTSD症状［35］。
4 争论中聚焦的问题
CISD发展至今，其有效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其争论之下，是概念上的混乱和方法学上的问题导致专家们对其有效性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36］。虽然在方法学上，大家通常有这样一个共识：只有可信的、有效的控制实验才能够推进团体心理汇报的研究，但似乎过分的关心研究设计和方法，而忽视了总结和批判性的分析。当前的具体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4.1 研究方法
众多研究者赞同只有RCTs才能够推进CISD或其他干预措施有效性的研究。随机化给所有研究参与者相同的机会被分配到汇报组或控制组，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潜在的组间差异。而最终两组间的结果差异就有充分理由被归结于汇报的效果。CISD的反对者认为那些证明CISD效果的研究都没能遵循RCTs的要求，因而是毫无价值的；而近年来的RCTs研究却恰恰得到了无效甚至是有害的研究结果。
面对众多反对者们认为CISD应该被立即停止使用的批评，CISD的支持者们也针对CISD效果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那些表明CISD无效或有害的研究也没有使用合适的研究方法。虽然RCTs常被认为是评估CISD或其他干预措施有效性的金标准，但RCTs的价值可能被夸大了［6］109-110。具体来说，鉴于CISD是应用于创伤事件，而创伤事件通常无法预期并需要紧急应对的，所以要做到前测并在创伤事件后立即对受害者进行随机分配并设置控制组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危机干预的背景下，这样的研究控制可能会暗中破坏对结果检验的意义。尝试来增加内部效度（实验控制）会以牺牲外部效度（推广到真实世界中危机干预的普遍性）而告终。
另外基于CISD的支持者们对其有效性的坚信，所以他们认为在RCTs研究设计中设置控制组而且控制组中人员不接受任何干预和支持，这是不道德的。因而RCTs可能并不是测量有效性的适合方法。而反对者认为对于一个可能无效的干预方法，使用RCTs来研究没有任何问题。
4.2 Mitchell的模式
CISD的支持者们强调Mitchell的模式，那些表明CISD无效或有害的研究都没有严格遵循Mitchell的CISD的模式［37］。众多的研究中进行的是个人干预而非团体干预，干预是面向“一级受害者”，很多研究中CISD是在创伤24~72小时之后才实施的，实施者的素质没有得到保证并且研究中也没有提供详细的干预内容和有效的数据，所以这样的研究是无须考虑的［6］125。
Ekeberg和Hem认为先前的研究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各种不同样式的干预都被冠以“debriefing”之名［38］，而混乱和不一致的使用“debriefing”这个标签遍布于各种文献，产生了对研究发现错误应用的可能性［36］。Jacobs等［39］对比了CISD被用于间接创伤受害者和被用于直接受害者的研究，发现CISD有效减少了前者（如紧急机构服务人员，医护人员）的PTSD相关症状；而对于后者（交通事故受害者，仍在医院的火灾受害者），效果令人失望。
对于CISD支持者来说，那些无效性的证据很可能来源于未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影响结果的变量包括实施时间，参与者个体差异，CISD实施者的经验和素质，施行的是团体或是个人汇报等。而对于CISD反对者来说，支持者们对于Mitchell模式的强调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当CISD模式被证实是有效的之后才能抱怨其他研究者背离了这个模式［19］。因此，CISD术语和模式的确立显得很重要。
4.3 疗效的评估
近年来，创伤事件后实施CISD的效果受到广泛的质疑，同时众多研究都以PTSD症状作为判断有效性的标准，而忽略其他的结果指标：心理病理症状，社会经济状况等［1，40］。虽然许多创伤幸存者可能达不到PTSD的诊断标准，但他们也经历着一个持续的痛苦过程。因此还需要考虑更多的评估有效性的指标：焦虑和抑郁水平，酒精滥用，疾病的变化，工作能力，生活质量，人际关系问题等。Deahl等对完成维和任务的英国士兵进行团体汇报的随机控制研究结果表明，CISD有效地减少了士兵们酒精滥用的焦虑水平。因此在测量PTSD症状为主要有效性标准的同时，也应该测量共存的心理病理、行为和社会功能状况。同时，更广泛的评估指标也有助于检查其他任何未曾预料的干预结果［16］。
许多CISD的支持者提出应该把当事人的满意也作为评估有效性的标准之一，这种看法引起了高度争论。在实际的实施中，多数CISD的参与者认为这个过程是有帮助的并表现出较高的满意水平。一些研究表明虽然研究结果指出CISD是无效或有害的，但参与研究的个体对CISD仍然有较高的心理满意水平［28，31-32］。所以，可能的解释是高水平的心理满意度只不过是表达对获得他人关注的感谢；高水平的心理满意度和实际的心理疾病症状，日常工作生活等社会功能状况是无关的。因此，对CISD参与者满意度的测量可能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结果测量［1，27］。
5 讨论和展望
5.1 基于CISD争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多年以来，CISD已经不仅仅是Mitchell所描绘的标准干预技术，还代表了许多不同的东西。以Mitchell的概念为蓝图形成了许多针对不同危机的干预技术，CISD被用于不同场合和团体中，包括创伤受害者、生育后的妇女、癌症病人、自然灾害营救人员、受害者、遭遇创伤性事件或其他有害事件的学校儿童等。在CISD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有效或无效的证据，其有效性的争论也自Mitchell最初提出CISD模式以来一直持续至今而无定论。
在CISD的争论之中产生了一个悖论，CISD反对者认为支持者们需要在证实CISD的有效性之后才能够强调所谓的Mitchell模式或具体标准，才可以以此批判那些反对CISD的结论；另一方面CISD支持者认为那些反对的证据来源于未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所以那些结论并不可信。事实上，我们可能过分地关注效果，却忽视了批判性的总结和发现，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在以下2个方面有所进展：（1） CISD的机制和有效性成分。通常认为CISD效果来源于其在创伤之后立即实施，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宣泄关于创伤事件的情绪和想法，教导有关创伤的知识并提供压力管理的方法。当前，仍不清楚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如何促进改变的，而改变的动力、改变的机制都需要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去探索。未来应该做治疗性改变的机制的研究［41］，包括那些常常被看做是不确定的治疗成分［42］。Dyregrov［5］探讨了各种影响debriefing进程的因素特别是团队领导者，并强调应该通过探索和讨论进程问题来提高对debriefing 关键性成分的理解；而Mitchell的CISD模式中早期干预、公开讨论、社会支持、反应正常化和教育等被认为是CISD关键的成分是如何影响CISD的进程和效果，同时这些成分是单个的还是联合的产生作用都需要未来进一步的研究。（2）不同的领域需要特殊的实践指导。为了应对各种公共安全机构和紧急服务机构人员等亚群体的需要，CISD得到发展并呈现多样化。CISD在不同的领域（如法律部门，警察部门，学校，医院等）得到经常实施，但没有具体的针对紧急服务机构指导［37］，也没有好的证据支持其有效性。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促进CISD的发展和多样化，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并全面研究当前的实际经验，帮助发展一些最佳的实践指导（best practice guidelines）［37］来应对具体实施对象的差异。未来应该针对各种紧急服务机构提供具体的指导，提供最适宜的CISD模式和清晰的框架，以帮助处理机构人员在创伤事件后的反应。这都需要针对不同部门的具体的研究。另外在研究中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应用差异，报告结果时应提供详细的干预内容和有效的数据，避免研究结果的潜在的错误应用。
5.2 早期干预的最佳时间
在创伤后的一个特殊时间内施行的干预是有可能阻止至少是减轻创伤后的心理病理反应的，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创伤后的最佳时间（“golden hours”）。创伤后实施的干预应该在这样一个时期内进行，而早期干预正是基于此被认为可以阻止PTSD的后续发展［43］。
Campfield和Hills的研究支持了即刻的严重事故应激汇报［13］，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中干预是针对个人，或2~4人的小团体；另外他们只做了2周的追踪研究而且缺乏控制组，因此其结果值得怀疑。实际上，人们需要一段间歇时间以使创伤事件的影响最小化［44］。在创伤后的几天乃至几周内，个体可能并不希望或并未准备好去讨论在创伤中发生了什么，暂时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阻止创伤事件后的压力反应［45］。
鼓励创伤受害者在创伤后立即讨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可能是有害的，提供早期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需要认识众多创伤幸存者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们需要时间得以正常康复。CISD暴露了创伤相关的内部或外部刺激可能让受害者缺乏适当的时间来习惯，因此对这些刺激更加敏感。而一个通常的假设是由于CISD过早的促进参与者对创伤情绪的分享而没有充分的后续关怀，导致CISD可能具有长期的相反效果［32］。
总之，创伤后的干预不能干扰自然康复过程，而在确定干预的最佳时间时需要兼顾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应尽可能早的干预以减少痛苦，阻止继发性问题如丢掉工作、人际关系问题、物质滥用；另一方面，紧随创伤后，许多幸存者有其他方面需要优先考虑，例如对身体创伤的治疗、获得亲人的信息、重建安全感、恢复正常生活等。
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找到CISD干预的最佳时间点；同时，需要有效的、可信的RCTs来检验CISD等早期心理干预应该或不应该在创伤后的最佳时间点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历创伤事件的人不需要任何干预也可以自然康复；另一些人可能面临更急迫的现实问题：例如生存性需要（吃饭，睡觉等）、治疗身体创伤。另外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因此未来的研究还应该关注面对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创伤事件是否有相同的最佳时间点。
参考文献
［1］Litz BT,Gray MJ,Bryant RA,et al.Early intervention for trauma: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Clin Psychol Sci Pract,2002,9(2):1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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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人民币汇率股票价格格兰杰因果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资本流动自由化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不仅一国之内的各个金融子市场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紧密，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市场联系也开始变得紧密。金融子市场的运行与价格波动己不再单纯的由自身因素决定，外界其他金融子市场的运行与价格波动对其产生的影响越发明显；同时，其自身的运行与价格波动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市场的运行与价格波动，使得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得更加复杂与莫测。
随着相关金融体制的改革，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巨变，国内对资本流动控制的逐步放松，我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获得极大进展。但是，我们又应该看到，中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人民币资本项目仍未完全放开的现实国情。那么在汇率改制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价格复杂走势的表象之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呢？如果有，那它们的特点又是怎样？本文尝试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法，对上述问题做出相应解答。
二、汇率变动与股市关系的理论解释
（一）流量导向模型
多恩布什与费希尔于1980年提出了关于汇率波动的流量导向模型。该模型表明，由于汇率波动影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国际收支平衡和该国的实际产出，从而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影响，即汇率变动影响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的资产组合的真实价值，继而影响股票市场。
按照流量导向模型的观点，本币升值会对公司股价拥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公司的负债或资产上。本币升值减少了以外币标价的负债，从而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有利于公司的利润和股价；同时本币升值也减多了以外币标价的资产，公司利润由于收汇减少而下落，从而下降公司的股价。
另一方面，汇率变动主要通过影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股份公司的盈利状况来影响公司的股价。一般，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却利于进口，而贬值正好相反。对出口导向型公司来说，本币升值，则产品在海内市场的竞争力受到减弱，公司盈利状况下降，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如果公司的原料起源于进口，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卖，本币升值，使公司的原材料成本降低，公司盈利上升，公司股价上升。
（二）股票导向模型
股票导向模型主要由Branson和Frankel于1983年创立，该模型认为汇率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市场需求与供给决定的，资本与金融账户是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若股价上升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进入，售出外币买入本币来购买国内股票，导致本币升值；此外，股价上升还会导致金融财富价值增长，从而增添对本币的需求，引发国内利率的上升，从而刺激外国资本流入，本币再度升值。
（三）汇率变动影响股市的途径
1.通过影响股市决策行为来影响资本流动
在一定价格水平下，证券资产的需求与资产价格同向变动。价格上涨，市场对该资产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增加；反之亦然，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特点。如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形成升值预期，将在短期内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获得以本币计值资产升值的收益，导致证券资产价格上涨；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进一步加大升值压力，推动证券价格上涨。加上证券市场助涨助跌的特点，极易形成市场泡沫。反之，如果外汇市场产生本币贬值预期，则资本大量流出，造成证券价格剧烈波动，并加剧货币贬值。
2.影响上市公司进出口及收益水平
本币贬值短期内可刺激出口，限制进口。同时，为避免本币大幅贬值，政府则会提高利率以支持本币汇率水平，公司经营成本就会上升，利润将会减少，证券价格也会下跌。反之，升值则可提高本币购买力，降低进口成本，可以较低价格收购国外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同时，会抑制出口，造成通胀。
3.通过公开市场、外汇市场等领域操作影响股票市场
本币贬值时，为稳定汇率水平，政府可动用国际储备，抛售外汇，减少本币供应量，导致证券价格下跌。另一方面，也可利用债市与股市的联动关系进行操作，如抛售外汇，同时回购国债，使国债市场价格上扬；既抑制本币升势，又不减少本币供应量。
4.利率平价机制
按照利率平价理论，可以形成以市场利率为纽带的传导机制，将汇率与证券市场价格联系起来，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一国货币升值（汇率下降）将导致市场利率的下降，进而使得股票价格上涨，即二者是反向的关系。
三、结论和建议
关于汇率和股价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形成了两种成熟的理论：汇率波动的流量导向模型和股票导向模型。外国学者运用一系列分析方法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美国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两个变量至少在短期内存在因果关系。两位外国学者Ajayi和Mougoue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8个发达国家的汇率与股价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股票价格的短期上涨会引起本币贬值，而其长期上涨则会引起本币升值；但本币贬值不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都会引起股市反向变化。实验研究表明，我国汇率与股价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只是在部分时间段内二者存在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需要从二者相互关系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宏观调控及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来进行分析。
第一，我国汇率与股价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只是在部分时间段内二者存在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目前，中国的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与成熟经济体之间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在针对中国目前在制定相应政策时，不能简单套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措施，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措施。
第二，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汇率与股价之间的联动机制将日益加强，二者风险共生性程度提高，中国有关决策层在稳定股票市场时，应更加重视汇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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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全球化语境：国际传播面临新挑战
2012年，国际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崛起中的中国无疑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如何凸显“话语权”，发出中国声音，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中学者们新的关注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陈向阳认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和交融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纷繁复杂，未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和争夺的焦点将是话语权；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利益调整期，中国经济的腾飞、与西方发展路径和政治价值观的迥异，使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发展路径受到外部质疑①，这些都给中国国际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沈国麟认为，全球化语境生成了国际传播研究中的许多可能性和新的研究对象，因而必须超越功能主义的路径，对国际传播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将其看作一种全球行动、一类文化现象和对全球化的一种想象建构②。
对于全球化语境与大众媒体的依存关系，英国著名学者科林·斯巴克斯评析道，“全球化具有全新的特殊社会动力，因为它把相当的重点放在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心的地位上……越来越多不同的学术思潮开始关注信息社会、软经济和虚拟平台等方面，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媒体，转变为构成社会真实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我国当前的对外传播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从“边缘”位置步入世界传媒业的“中央舞台”，但现在所面临的更为艰巨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我国对外传播真正实现“入眼、入脑、入心”④。康何艳认为，中国自加入WTO后，更为紧密地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西方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化的驱使下极力向外扩张，并呈现出跨国经营和话语权两大优势。相比之下，我国国际传播理念较为滞后，媒体缺乏公信力，要完成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⑤这一国际传播重大使命，任务极为艰巨。
吕正韬认为，2012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十二五”规划和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一年，而复杂多变的国际态势和国际环境也对中国的外交智慧和国际传播力提出了重大挑战。此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革、大调整进一步加深，快速崛起的中国正成为世界新变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推力。在经济、文化、信息全球化持续深入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软实力”和“话语权”建设提上更高的战略议程，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更好地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赢取心灵认同，以更好地服务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⑥
传播理念：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
这年，国际传播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理论研究，并回到“传播理念”这一本原问题，着重探讨了“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两种理念的差异和传播观念转变的现实必要性。
叶皓认为，“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公共外交所采取的不同理念。两种理念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对外宣传”立足于本国主体，侧重于媒介的一元性与直接性，重视信息的过滤与筛选，具有刚性；“国际传播”则立足于国际受众，重视信息公开，并侧重于媒介的多元性与间接性，因而更兼有柔性。要实现从“对外宣传”至“国际传播”的转变，就要使立足点从“以我为主”转向“以国外受众为主”，使话语体系从“中国官方语言”转向“国外受众语言”⑦。
中国社科院姜飞博士认为，要推进中国传播理念的更新，尽快实现从“宣传理念”向“传播理念”的转型，积极思考和探索核心文化概念和价值观的确立⑧，提升国际话语权。康何艳认为，要解决我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就应该打破原有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尝试转变传播理念，真正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⑨。
史安斌教授认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自，完全受制于内政外交的实际考量，结果是“形式大于内容”，缺乏能够被主流国际社会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因此对外传播的内容要实现从“现实政治”走向“观念政治”，向世界传播清晰而一致的价值观⑩。
传播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伴随全球化语境的生成以及传播观念的转变，传播主体逐渐从“一元”发展为“多元”，而新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则使多元主体的话语表达成为现实可能。
周庆安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民族国家对国际传播的掌控能力越来越低，更主张通过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多种行为体来实现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利益”。(11)吕正韬认为，我们在保持和加强官方话语力度的同时，要特别利用好非官方的话语源。在话语内容上，精选传播主题，做到既有宏大叙述，又有微观镜像。更多地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智库和民间大使来表达观点，传递思想，形成与官方话语互动配合的局面(12)。
学者叶皓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上，“民间”的外交主体具有更好的亲和力和外交弹性，进退都游刃有余。国际传播的主体应从“官办”走向“民办”，思想库、国际文化名人、跨国公司、NGO组织和数量庞大的华侨、留学生都可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其拥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13)。
关于传播主体的建构，王莉丽提出“多中心”理论。她认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政府、智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以及普通公众可以形成多个相互独立的行动体和舆论中心，这种多元互动的传播旨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以“多中心”开展国际传播，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地位的削弱(14)，而是以政府为主导，依托于大众传媒、思想库和民众等多元行动主体发挥出强大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新媒体：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契机
新媒体具有传播迅速而广泛、信息海量和用户深度参与的特性，因而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平台和新契机，它作为一支重要的传播力量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魅力。叶皓认为，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其凭借高度的信息扩散能力和多向互动的全通性特征，已越来越成为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争的政治博弈平台(15)。
隋岩教授认为，现代媒体特有的海量信息集散特性、议程设置功能、公众舆论引导作用等，以及媒介承担外交任务的低烈度性，解决问题的具体性、针对性、短期性，实现内容的新闻性，较之传统外交、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具有独特的外交功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增强，作用日益显现(16)。
沈国麟认为，新媒体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互联网在全球的应用，不仅仅改变了我们对于信息、媒介效果的认知，而其本身崭新的传播方式对于人类传播是一种颠覆和革命(17)。
王莉丽认为，面对国际传播中新媒体化的趋势，中国应在战略布局上突出新媒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扩大基础设施规模，提升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国家网络电视台，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搜索引擎，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网络媒体，从而更有效地突破西方信息壁垒，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促进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更好地参与全球话语权争夺(18)。
技术范式：重构国际传播秩序中心
这年，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传播技术的变革，国际传播技术范式的转移正日益消减传播边界，消减并模糊传播身份，从而导致现代传播生态格局和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构。
龙小农认为，所谓“国际传播技术范式转移”，是指新传播技术给国际传播格局带来革命性变化，改变国际传播原来的主要传播技术平台，迫使所有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传播竞争格局中采用新传播技术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他认为，自国际传播诞生以来，已发生过三次技术范式转移。这三次技术范式转移分别以当时的新媒体——报纸、国际广播和国际卫星电视为传播介质，经历了分别以“英国——英、美——美国”为主导国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变迁。
王莉丽认为，互联网的普及正引起一场信息革命，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和网络民意号召力的迅速上升，对各国国际传播形成了两大挑战：其一是国家的相对弱化；其二是政府可通过新媒体将本国的外交政策、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他国，影响其民众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19)。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融合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第四次传播技术范式转移已初见端倪(20)，网络新媒体成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在这场国际话语权的激烈争夺过程中，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宣扬的所谓“互联网自由”，到跨国媒体集团的极力扩张，美国从政府到媒体展开了全方位的博弈。美国政府一方面高歌“互联网自由”，另一方面却对国际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进行严格管控，意图在“自由”和“人权”的掩饰之下，牢牢地掌控国际话语霸权，主宰世界传播新秩序。第四次技术范式转移过程中，中国一方面要审慎应对“互联网自由”意识形态的渗透，坚持传播；另一方面，更应积极作为，发挥网络新媒体的独特优势，努力型塑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在重构“中心”与“边缘”的国际传播格局的博弈中赢得发展契机。
趋势展望：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
著名华人学者赵月枝认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基于本地的社会实践，因而要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勇敢地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
高红玲、金鸿浩认为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应扎根于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这与赵月枝教授提出的“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这一观点相契合。
是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开题，该课题立足于对中国传媒所处国际竞争环境与趋势的分析，聚焦于中国传媒的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提高的双重议题，考量新的全球脉络下国际传播的发展状况与方向，思考中国媒介所面临的种种机遇与挑战，寻求对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和发展国际传播能力的思想、战略与方案。该课题立足于顶层设计的学术视野，力求通过严谨客观的科学分析和扎实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上提出切实的指导理念和解决方案。课题分为理论、实践两个研究方向和六大子课题。在“国际传播发展趋势研究”和“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建构研究”这两个相互交织的核心主题上，胡正荣认为，要增进对国际传播话题设置能力的研究，重点研究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抢夺国际话语权 、占领道德制高点；增进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研究；增进对中国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增进对国际传播策略的研究，尤其注重中国理念和价值观的全球传播策略，重视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研究，从布局、内容、渠道、运营等角度全方位构建现代传播体系(21)。
关于传播体系的建构，王莉丽认为开展“全方位”(22)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国在“全方位”国际传播方面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主要在政府外交、媒体外交、文化传播三个层面展开。尤其在文化传播层面，孔子学院大力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核和根基，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文化认同(23)，为中国文化以及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之，2012年中国国际传播大体上延续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的重大议题，并对传播理念变化、传播主体转换、技术范式变迁以及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格局变化保持了高度关注。宏观层面，国际传播学术界聚焦于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国际传播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中国国际传播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国国际传播理念的变化；微观层面，研究者着眼于伴随传播观念变迁我国传播主体的多元建设，以及如何超越西方经验，发展中国路径，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并试图通过深入剖析在这一研究上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博士生）
【注释】
①吴奇志：《前瞻舆论形势，构建传播战略》，《对外传播》2012年第6期
②沈国麟：《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路径》，《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
③[英]科林·斯巴克斯著，刘舸等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
④史安斌：《未来5-10年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创新策略》，《对外传播》2012年第9期
⑤ 康何艳：《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的处境》，《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1期
⑥ 吕正韬：《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开展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4期
⑦ 叶 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
⑧ 同③
⑨ 同⑤
⑩ 同④
(11) 周庆安：《当代国际传播的三重困境与策略性突围》，《中国记者》2011年第8期
(12) 同⑥
(13) 同⑧
(14) 王莉丽：《构建“多中心”、“全方位”国际传播体系》，《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
(15) 同(11)
(16) 隋 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媒介外交功能》，《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
(17) 同①
(18) 同(12)
(19) 同(12)
(20) 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
(21)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 ：12&ZD017
篇8
关键词：石仓；五谷会；借贷；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 F1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13811
作者简介：章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婉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上海200240）
会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要民间组织形式之一。其基本特点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一定数量的民众以某种为基础，自发组成宗教和经济的共同体，在满足自身宗教需求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功能的互助。这类组织从中古到近代，历时久远而绵延不绝，是和宗族组织同样重要的“乡族”力量①。学术界对“会社”的研究长期以来以中古时期为重心，强调通过对敦煌社邑文书和相关石刻资料的整理，研究唐五代乃至辽金元时期的“邑义”、“法社”及其社会经济功能②。近年来，随着明清会簿文书的不断发现，对明清时期的会社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新关注点③。
收稿日期：20120926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ZXDF06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清代移民社会的观念、信仰与组织——以新出石仓文献为中心的研究”（项目编号：09YJC770053）的阶段性成果。
①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载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95页。
②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童丕著、余欣等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9页。陈述：《围绕寺庙的邑、会、社——我国历史上一种民间组织》，《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③刘淼：《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以祁门善和里程氏为中心》，《江淮论坛》1995年第4期。涩谷裕子：《从徽州文书中所见“会”组织》，《史学》1997年第67卷第1号。夏爱军：《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祝圣会会簿〉及其所反映的祝圣会》，《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在近代史领域，针对会社的个案研究至今仍不常见，成果比较丰富的是与之相关的“合会”研究。研究者们利用晚清至民国时期数量众多的“会书”和“会券”，详尽地探讨了“合会”的不同形态和运作机理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1年版，第228页。。研究显示，近代“合会”的基本形态是亲友之间凭借着相互的信用，邀集固定人员（“会脚”），按照一定比例支付“会金”，集成一定数量的“会额”，在固定“会期”之内轮流供成员使用，以达到经济互助的效果。这种便捷的“融资”方式流行于民国时期的华北、四川、江南、江西各地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62页。杨西孟：《中国合会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4页。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192页。单强、昝金生：《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伴随着近代华人的移居海外，“合会”习惯也在海外华人社区流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间“微观金融”形式 Pairault， Thierry， “Women， Propert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China”，in JeanMichel Servet et Isabelle Guérin ed.， Microfinance： From Daily Survival to Social Change. Pondicherry： French Institute of Pondicherry， 2003， pp.7598.。
不过，“合会”与“会社”虽然形似，但实际颇有不同。与会社相比，“合会”具有更强烈的临时募集色彩和更明确的经济实用目的，它的地域性、宗教性和稳定性都要薄弱得多。更何况“会书”或“会券”多只是单一年份的集会记录，并非时间连续的流水帐册胡中生：《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陈洒洒：《浅析清朝“钱会”制度——以徽州地区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硕士论文2009年，第20页。，“合会”的实际执行情况仅凭“会券”其实并不容易探知。因此，虽然目前近代“合会”研究已颇具成果，但并不能替代对近代会社的研究。关于传统会社在近代的存在形态，学术界目前仍所知甚少，而近期浙南石仓地区多种近代会社文书的发现，无疑为该论题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
一、 《五谷会簿》与五谷会
石仓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松阳县山区，近年来以富藏保存完好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而闻名学界曹树基：《石仓契约的发现、搜集与整理》，载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在数量丰富的石仓契约文书中，会社文书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对其中的《定光古佛寿诞会簿》等多种清代会簿，我们已经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章毅：《祀神与借贷：清代浙南定光会研究——以石仓〈定光古佛寿诞会簿〉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6期。本文中有关定光会的论述，均可参见该文。。新近发现和整理的《五谷会簿》与前者内容相近，只是记录时间开始于清末光绪十四年（1888），结束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属于比较典型的近代会簿。
《五谷会簿》所记录的主要是当地“五谷会”的活动。会簿《序》记载：
吾乡石仓源赛神之会亦皆有之矣，惟五谷会尚不甚多。现经诸子邀仝数人，欲出谷贰斗，合数生放，大质子母。将所余息，每年五月廿四日，虔摆牲醴、香烛，庆祝益庆堂中殿五谷大神寿辰。雍容揖逊，齐赴礼拜，即午散胙。……光绪十四年戊子岁吉立。……会友鸿名列后：阙执选、阙起先、阙执因、阙芳求、阙珠求、阙举求、阙建求（00786b00789a）阙执选等编：《五谷会簿》，民国抄本，数字扫描件，总140页，现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原件藏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七村。原《会簿》无页码，扫描所形成的文档号为SWScan00785—SWScan00856，本文标注的页码均为文档号之省称，a、b表示扫描页的左右面。
由此可知，五谷会在光绪十四年由阙执选、阙起先等七人发起成立，每人捐出租谷二斗，每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当地的益庆堂集体敬拜“五谷大神”，会后还有相关的宴饮（“散胙”）活动。所谓五谷会，即是指祭祀五谷神的聚会，而且从每人捐谷二斗的数目来看，七人合计捐谷十四斗（折合当地衡制为28桶，约56斤），也正符合一次祭拜聚饮活动的开销。从表面来看，五谷会仍是一个以宗教崇拜为特征的会社，这与清代石仓的其他会社并无不同，只是相比其他的神祇，如关帝、定光佛、陈十四夫人等，“五谷神”的人格化色彩已显淡薄。
但《五谷会簿》正文从一开始即记录了频繁的租谷出入，不仅数额远超起会本金，而且所涉人员也超出了起会者的范围。《会簿》第一页“光绪十七年”（1891）记载：
光绪拾柒年辛卯岁季夏月吉日。
阙执因。该本年八月燥谷本利共贰拾贰桶正。八月十四，收来燥谷本利贰十二桶正。存陈求。
阙佳贤。该丁亥年利谷九斗二升半。该本年八月燥谷六桶三斗三升半。八月十六，收来燥谷六桶三斗二升半。
阙田庆。该庚寅年利谷五斗三升半。八月十一，来燥谷五斗正。（00790a）
阙执因一人的租谷进出量即有22桶（约440斤）之多，而阙佳贤、阙田庆两人也并不在“会友”的名单上。这意味着五谷会在其基本的宗教崇拜功能之外，还承担了丰富的经济功能，且在与会资格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开放度”。事实上，通过对整本《五谷会簿》的逐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长达59年（18911949）的活动中，参与者共有45人，会内外的进出资金总额近600元（折谷约25000斤）。显然，这正是又一个以宗教为背景，但经济功能活跃的民间会社组织。
在全面梳理五谷会的各类经济活动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对《五谷会簿》文本进行比较准确的释读。大致包括四个方面：（1）会簿记录中有关租谷的衡量单位有“石”、“桶”、“斗”、“升”和“斤”五种，它们和近代通行的衡量标准并不相同，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点，这些单位之间的进制关系需要明确。（2）会簿记录中的货币单位有制钱、银元（“英洋”）两类。制钱主要用于晚清时期，但在计算时须将其按照不同时期的比价换算成银元，以便统一。（3）会簿所记录的经济活动常常直接用实物“租谷”（又称“燥谷”）作为计价单位，这些“租谷”在不同时期的价格需要精确核算。（4）会簿中所使用的一些具有“会计项目”性质的术语——如“该”等——的含义，需要准确理解。
石仓地区衡量单位的进制和换算问题相对简单，通过对《五谷会簿》（以下简称“会簿”）的梳理，并参照《定光会簿》中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表1）：表1近代石仓衡量单位进制换算
石/桶桶/斗斗/升升/斤1∶81∶51∶101∶04
严格说来，量制（升）和衡制（斤）之间不能直接换算，但会簿中两者混用的情况比较常见，且只涉及“谷”（或“燥谷”）一种物品，直接将两者对应不会有大的偏差，且比较有利于之后的谷价折算。
关于会簿中制钱与银元之间的比价关系，我们整理了六条资料（表2）。其中1898—1900年为直接资料，即谓会簿本文就已记录了银元和制钱的比价关系。其余三条材料则需要适度的推算。如1908年会簿记载了当年会务开销的结余是银元“壹元贰角三分九”，但在基本均以银元结算的各款项中却有一条制钱资料，“廿八，去尚求钱一百文”。通过前后加减，我们可以推知，这“一百文”即等于“一角”，即当年的银钱比价是1∶1000。以上述方法探究晚清五谷会银元制钱比价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即1903年之后，当地银元和制钱的比价为1∶1000，在1903年之前，则约为1∶900。表2晚清五谷会银元制钱比价
年份银元/制钱资料来源18981∶900“即去光贵英洋壹元正。九百。”（00799a）18991∶909“十二月卅日，收来大钱贰百文。二角二分。”（00801b）19001∶950“又去玉响洋银壹元正。九五。”（00805a）19031∶1000“收去上年秋田租谷壹桶。二百五十。八月去佳贤燥谷五桶。一元二角五分。”（00811a）19071∶1000“去尚求洋五分。”（00818a）“阙尚求，……即日收钱五十文。”（00818b）19081∶1000“前存洋一元七角四分七。共来货洋壹元六角六分七。即去玉响货洋叁角八分。廿八，去尚求钱一百文。八月十四，去田租谷壹桶，三角。廿四，去举求谷洋一元。十二月初四，去培菁洋贰元。廿一，去玉响洋一元。十二月来朱求洋一角贰分七。以上新旧面结对仍存选洋壹元贰角三分九。”（00819a）
谷价的估算需要在银钱比价问题的基础上处理。我们先从会簿中找到能够直接说明当年谷价的记载，然后将“谷”的计量单位统一折算成“斤”，如果是“水谷”（即未干的租谷）则需要先按照90%的干燥率折算成“燥谷”再进行统计。价格的单位则需要先依据表2统一换算成银元，然后再进行单位谷价的估算。会簿中可见的资料共有39条，剔除有币值波动等问题（如使用了法币）的资料，根据其中比较可靠的30条，我们分析得到了1896—1939年石仓租谷的价格（表3）。至于这44年中缺少资料的14个年份，我们根据时期的不同，分别统计了三个平均数，以作为这些年份的谷价的替代资料。表3石仓租谷价格（元/斤）
《五谷会簿》文本中“会计”术语的解读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该”是会簿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词汇，在字面上它的含义是“欠款”。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现代会计学的角度分析，“该”所代表的“欠款”其实包含了两个“会计科目”，一个是“资本账”意义上的“应收账款”，一个是“现金账”意义上的“实际支出”，前者表示一种资产负债状况，后者才反映出现金流量的变化。对于五谷会之类的会社，因为我们只能探知其现金变化情况，因此对“该”所包含的两个记账含义的辨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光绪十八年”会簿记载：
阙陈求。该八月本利燥谷十壹桶正，加利谷四桶一斗。（00791a）
“光绪十九年”会簿又记载：
阙陈求。该本利燥谷十五桶一斗。八月十六期。（00792a）
从表面上看，阙陈求似乎在光绪十八年、十九年均欠了（“该”）会款，但实际上只有十八年才发生了真实的借款，十九年的数字只不过是在十八年基础上的静态叠加。至于具体如何判断，我们认为，与会者在会簿中第一次出现时的记录颇为重要，第一次出现的“该”往往代表了真实的现金流变化，而此后不断出现的“该”只是代表名义欠款的增加而已。
除了会计术语的辨析之外，会簿中记账主体的分辨也相当重要。参照今天的会计惯例，我们既然研究五谷会，五谷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当然的记账主体。换而言之，不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是以五谷会为中心而言的。但实际上，《五谷会簿》中显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民国二十二年”会簿记载：
民国廿二年五月廿五日，临值阙执选为首。办来消用货洋五元叁角五分七。收去上年租谷八桶贰斗半。五四。申价洋五元六角〇七厘。以上对除，该众谷洋贰角五分。（00847a）
这段会簿的记账主体其实是当年的会首阙执选，而不是五谷会本身。当会簿说“消用”和“收去”的时候，这是指阙执选为当年的会务开销了若干，又从上年的结余中收入了若干。当会簿说收支相抵之后“该众谷洋”若干的时候，这是说当年会首的结余款应该属于五谷会所有。既然会簿中有明确的“众”的概念，五谷会作为一个公有者当然是存在的，但在具体的记账过程中，会簿却必须将往来钱款系于具体的个人（会首）名下，才能作出准确的表达。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会簿分析时，也必须留意这种记账主体的转换。
二、 五谷会与石仓借贷
解决了会簿释读中众多的技术问题之后，我们已经有条件对五谷会的经济活动作些整体把握。根据会簿的记载，五谷会创立于光绪十四年（1888），终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前后持续了62年。但因为该会正式的会务记录实际上开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且到了爆发后，随着法币的流通，会簿所记录的金额跟随币值的调整出现了大幅波动，因此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对五谷会经济状况的分析，限定于1891—1935年的45年间。表4五谷会现金收支（单位：元）
从我们整理的《五谷会现金收支》（表4）可以看出，五谷会在该时期内总收入26792元，总支出26654元，余额138元，总体上维持了收支的平衡。显然，五谷会仍是一个能够长久维持的会社，这一点与我们曾研究过的定光会仍然相似。不过，与清代定光会相比，近代五谷会还是存在着三个显著的经济特征。
首先，五谷会的起会本金很小，公共积累薄弱。光绪十四年七名会首起会时总共捐谷14斗，折合银元约09元，只占五谷会平均年收入（约6元）的15%，占该会收入总额则低至03%。相比之下，定光会于嘉庆十三年起会时本金已为8000文，是每年平均收入量（约5403文）的148%，在定光会84年收入总额（约453897文）中占比18%，如果只计算相同时间跨度（45年）的定光会收入总额，其本金的占比量应该还要高。换而言之，仅凭初始本金，清代定光会就足以维持一年的所有活动，而近代五谷会则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五谷会更具有现收现支的特点，它的公存呈现出“空洞化”的样态。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各会首自身的财力应有很大关系，但也应是整个石仓地区经济荣衰趋势的反映。石仓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因为炼铁业的发展一度相当繁荣，而随着该产业从道光时期开始衰落，石仓的经济状况在晚清咸丰时代之后也持续下滑曹树基、蒋勤：《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81本第4分。。定光会和五谷会分别成立于十九世纪初期和末期，两个时期的经济形势已迥然有别，两会呈现不同的经济特征并不让人意外。
其次，五谷会不同年份之间的经济活动量的波动比较明显。从表4可知，五谷会年收入和支出的高值分别为2537元和1933元，两者的低值分别为035元和082元表4显示五谷会年收入和支出的“最低值”均为0，这里的“低值”指“次低值”，以利统计。，低值占高值的比例分别为14%和42%。比较定光会，在该会借贷活动最为频繁的1827—1857年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2%和126%，而到了经济活动相对平稳的1858—191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为726%和492%。与定光会比较，五谷会的年度经济活动量的波动性显然更高。
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应与五谷会的公共积累薄弱有关。因为五谷会缺乏“众产”，每年的经济活动量完全取决于参与者自身的经济能力和需求，且五谷会实际参与者众多，参与者个人情况的差别增加了这种波动的趋势。另一个原因则可能与五谷会性质的变化有关。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如定光会这样的清代会社，虽然有着明显的经济互助和借贷功能，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宗教礼拜和聚会仍是会社的主要活动。经济借贷活动的频繁，往往会引发会社钱款出入量的急剧变化，一旦会社活动只限于常规的宗教内容，出入量的变化也就趋于稳定。这是定光会在经济活跃期和平稳期表现不同的主要原因。而五谷会似乎并不存在这种清晰的段落，换言之，宗教性活动和借贷性活动的差异在经济活动量中并没有显示出来。这一方面当然可以理解为五谷会经济性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将之解释为五谷会宗教的下降或许更为合适。
五谷会的第三个特征表现在借贷利率方面。经由定光会的研究，我们已经了解到，会社内部成员通过定光会来进行借贷时往往享有很大程度的利率“优惠”，其实际的借贷利率远低于当地通行的利率，从而使借贷行为具有比较浓厚的非商业性“互助”色彩。但五谷会的情况有所不同，会内借贷的利率已和当地的通行利率趋于接近。
我们首先全面梳理了《五谷会簿》中直接反映利率情况的125条材料。如“光绪二十年”会簿记载：
阙执因。……该谷七桶。加利谷贰桶四斗正。（00794b）
这就是说，当年阙执因所欠的“七桶”谷，其利息应为“贰桶四斗”，即利率为40%。又如“光绪二十三年”会簿记载：
阙俊贤。该五月廿四期，英洋贰元正。加廿三年加[利]洋四角。（00798a）
由此可知当年阙俊贤“贰元”英洋的欠款，应支付的利息是“四角”，利率为2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利率都只是“名义利率”——当地通行或人们公认的利率，却并不是这些五谷会成员实付账款时的真实利率。对这些“名义利率”的情况，我们的整理结果如下（表5）。表5五谷会名义利率
借贷类型数量（笔）名义利率（%）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粮食借贷（燥谷）2840.935.938.6货币借贷（英洋）按年代分类1895—19115920.018.719.31912—19293821.419.320.2按账户分类（注）阙举求1220.018.719.9阙尚求1921.419.619.9僧鸣利320.019.220.0总计9721.418.720.1注：表中所列仅为代表性账户，未列全部。
表5显示，影响五谷会借贷的名义利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借贷物的类型。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的利率有一倍的差距，28笔燥谷借贷的利率普遍接近40%，而97笔英洋借贷的平均利率只有20%左右。这种情况当然不说明粮食借贷者更富裕、更能接受高利率，恰恰相反，这只说明了当时当地的人们普遍认为，粮食借贷更迫切也更具临时性，相应的，它的借贷人也更缺少信用保证。从表5还可以看出，除了借贷物的类型之外，没有其他的因素能对名义利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时间的前后，无论借贷人是会首还是其他人，货币借贷的名义利率均趋于20%。
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言，上述只是“名义”利率。这些借贷的实际执行情况要复杂很多。我们对在五谷会内曾有过借贷行为的23名会众做了详细统计，尤其对借期在一年以上（包含一年）且信息完整的15例进行了复利测算（表6）。表6五谷会众实际借款利率
账户名活动年份借贷物类型借贷期（年）存入（元）贷出（元）实际利率（%）阙佳贤1893—1904燥谷116.3141.79812.1阙户庆1893—1895燥谷22.8341.79822.2阙官贤1892—1898燥谷73.3851.34415.5阙俊贤1894—1899燥谷/英洋56.1183.79810.0阙永养1895—1896英洋17.5006.00025.0阙执馥1893—1928燥谷/英洋2811.4203.5004.3僧鸣利1896—1901燥谷/英洋54.5852.00018.1阙培菁1896—1917英洋2136.0008.0007.4僧凌云1897—1898英洋11.2401.2003.3阙执仓1897—1900英洋31.7201.00019.8阙玉响1899—1928英洋2949.18010.0005.7阙执发1914—1920燥谷/英洋611.2006.32418.0李佑亮1920—1930燥谷/英洋1012.9208.0004.9阙细吉1928—1937燥谷/英洋936.76420.7806.5邱关土1930—1935英洋54.0802.00015.3利率平均数12.5利率中位数12.1
从表6可以看出，这些五谷会参与者的实际借贷利率最高值是25%，最低值是33%，平均值和中位数则均为12%左右。与定光会成员2%—6%的实际借贷利率相比，五谷会在整体上已有大幅上升，距离名义利率20%已经不远。表6提示我们的第二个信息是，在实际借贷过程中，借贷物的类型和利率并没有密切的关系。15笔借贷中，燥谷3例，英洋6例，洋、谷混用者6例，并没有迹象显示粮食借贷的利率就一定高昂。实际上，从表6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最影响利率的因素是借贷期的长短。除了很少的例外（如僧凌云），五谷会中借期越长则利率越低，反之亦然。20年期的三笔借贷，其利率均不到10%。利率最高的三笔，其借期均只在1—3年之间。
三、 借贷市场化及其限制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近代石仓的五谷会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经济特征：（1）起会本金微小、公共积累薄弱。（2）每年的经济活动量差异明显，波动幅度较大。（3）会内借贷的实际利率升高，与当地的名义利率趋近。
前两个特征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在上节的论述中已经说明，这些均可以认为是近代石仓地区产业衰落、经济萧条的结果。相比之下，第三个特征的意味则比较复杂。借贷利率的升高，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会内借贷趋于“市场化”的一个标志。
在经济史家看来，“市场的出现”意味着“交易经济的兴起”[英]约翰·希克斯著：《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页。，一个物品经常性地“成为市场中之交换对象”，即具备了“市场性”[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译文参考马克斯·韦伯著《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但是，“市场”又并非单纯的便于物品交换的场所，而是一种“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的机制[英]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换而言之，只有意图“谋利”，才能算得上“市场化”的行为，而那些物品的“直接交换”，则只是一种“等价互惠”而已[美]马歇尔·萨林斯著：《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5页。。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率极低的借贷当然具有很强的“互惠”特点，而借贷利率的大幅攀升，则体现了对“互惠”原则的背离，从而具有了“营利”的意味。
这种“营利”的趋势似也并非孤证，五谷会的组织结构方面也有着与之相应的表现，即五谷会的会首与会众存在着两相分离的情况。如果以清代定光会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会首方得为会众”是一个基本原则。定光会的成员资格即始终限于十三名起会会首及其继承人，并没有他人的介入。而参与五谷会的45人中，却有25名“会众”完全在会首资格之外。对这其中的含义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一项有关近代非洲和台湾合会组织发展的比较研究中获得启发。法国学者裴天士（Thierry Pairault）认为，民间合会的发展往往存在着一个自然的趋势：初期的“互合会”会逐步发展到中期的“营业性合会”，以及晚期的“企业化合会”。而所谓“营业性合会”，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会首本身不需要资金，但致力于为其他人提供“有偿服务”Thierry Pairault， “The Institutionization of MicroFinancial Practices： The Taiwan Experience 18951995”， Public Lectur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November 2， 2011. 。我们所研究的五谷会虽然与合会有区别，但仍有可比性，会首与会众的分离，似仍可看成是“营业性”成长的一种表现。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近代五谷会出现了“市场化”的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外的一些证据也显示，五谷会的这种趋势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制约。
比如，五谷会内仍存在着特定的免收利息的现象。虽然五谷会基本遵循了“借期短则利率高”的原则，但如果借期短至数月，五谷会通常就不再计收利息。如“光绪二十年”会簿记载：阙执喜。该本利燥谷伍桶叁斗壹升。庄手。七月廿五，来燥谷伍桶叁斗壹升。（00793a）
五谷会每年五月二十四日“做会”，第二天登录会簿，因此这条资料可以解读为，阙执喜五月二十四日从会内借出燥谷若干，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即如数归还。换而言之，阙执喜的这笔借贷未支付利息。事实上，这类短期无息借贷，会簿中出现了6例，并非偶然现象。
另外，通过对会首账户盈亏情况的仔细核算还可以发现：在长期的会务活动之后，所有会首账户的余额实际上均趋近于零（表7）。也就是说，会首虽然在“经营”五谷会，但从中谋取的“私利”却是相当有限的。表7会首账户盈亏明细（单位：元）
户名其他关联者活动年份会务分摊存入贷出余额A阙执选无1894—193332.26967.18399.1810.271B阙执因阙有求、阙商求1891—193521.23533.71754.5750.377C阙珠求无1900—19302.5675.9548.932-0.411D阙举求阙祖湷、阙思进1900-193114.5734.62623.080-3.881E阙建求无1900—19348.4130.00011.295-2.882F阙芳求阙芬求、阙祖彪1899—19295.7510.0005.5710.180G阙起先阙樟全、阙官雄1900—19348.6290.0007.9590.670
这些现象都说明，在市场化的趋势之下，五谷会并没有完全失去其“互助”和“互惠”的功能。如果深入分析五谷会与会人员的关系，对这一点能理解得更为充分。
五谷会成员共45人，其中会首20人，会众25人。会首中的7名为起会会首，他们均为阙氏，分别属于下宅街的弼文公支系和茶排的其兴公支系，以弼文系居多。7名起会会首有14位直系亲属和近亲属，他们一同构成了五谷会的七个会首组别，每年的会务分担即在这七组范围之内轮流。五谷会的25名会众中，确知有18人与7名起会会首有亲属或宗亲关系，其中以弼文系的阙执选和其兴系的阙起先二人关联会众最多。由此可知，五谷会的成员大多均属于阙氏宗族。
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关系”对五谷会成员来说，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有着实际的意义。颇能说明这一点的现象是，五谷会的会众当中，参与度最高、表现最为活跃者，往往是那些与会首亲属关联颇为疏远的会众，并非会首的近亲属。如阙执晖、阙玉象二人，在超过20个年份中不断在会簿上出现，相当活跃，但他们与会首阙执选、阙起先的关系实际上早已超出了“五服”之外（表8）。这说明那些亲属关系疏远者，在参与会社借贷的过程中对宗亲网络——“宗族”——更为依赖。
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知道石仓地区的宗族力量发育较晚，当地最主要的阙氏宗族大约形成于清代道光时期，大致以道光三年（1823）维则堂的建成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阙氏宗谱》的编纂刊刻为标志章毅：《清代中前期浙南移民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以石仓祠庙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在此之前，地缘性的神明信仰发挥着凝聚共同体的关键作用，这也是当地会社组织比较发达的原因。但五谷会与阙氏宗族的密切关联，则意味着到了近代，宗族关系通过原有的会社渠道，也开始发生影响，成为会社成员凝聚共同意识，维系共同体长期存续的重要媒介。这种宗族关系对会社借贷的介入，应当也是强化会社的“互惠”功能、限制会社“市场化”趋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表8五谷会与阙氏宗族关系
阙氏宗支五谷会会首（族内世系）五谷会会众与会首关系与会年数弼文系F阙芳求（8）B阙执因（7）C阙珠求（8）D阙举求（8）E阙建求（8）A阙执选（7）田庆直系亲属1陈求同曾祖父3江贤同曾祖父1执超同六世祖1官贤直系亲属7俊贤直系亲属5——————执馥同曾祖父4执发同曾祖父3户庆同祖父4执喜同六世祖1执晖同七世祖21执仓同七世祖4佳贤同七世祖12其兴系G阙起先（6）祥云同八世祖1玉象同六世祖23能绪同六世祖1培菁同六世祖13吉道同七世祖1资料来源：《重修下邳阙氏家乘》，1928年刊本，现藏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七村。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近代石仓五谷会的三个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一个令人颇感疑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会社借贷反而出现了利率市场化的趋势？要全面解答这一问题，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对会社文书的各个门类进行更为周详的研究。但石仓五谷会的历史至少提供了一点启思：在传统社会趋于崩解的过程中，“市场化”可能并不等于经济繁荣，更不必然体现“进步”的价值，相反，它有时可能只是乡村社会应对经济萧条的一种被动策略。
结语
浙南石仓的五谷会是典型的近代乡村会社组织，它具有清代传统会社的基本特点，但又体现了新的时代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五谷会由多名会首出资若干发起组成，以宗教崇拜集会为主要活动形式，并以此为背景展开信用借贷活动。但与传统清代会社相比，五谷会受制于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萧条的经济形势，它的起会本金微小、公共积累薄弱。这使它更容易受到参与者自身状况的影响，使得每年的经济活动量波幅增大，差异分明。
篇9
一、教师要更新观念,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徐主任在报各中指出“明确培训目的,充分认识提高自身素质和技巧程度的重要性”，“锻炼师德师风,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为了适应新课标的要求，老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首先，教师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工作充斥热情和信心，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力；其次，教师必须发自内心地热爱学生，同时也要承认学生的个性差异，对于学生的质疑，教师要耐心地启发和诱导。老师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在心里和举动上接受自己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促进者；最后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博览群书，不断学习深造，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二、老师必须控制现代信息技术。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已成为必然趋势。多媒体课件可以生动形象的出现教学内容，使抽象内容具体化清晰化。多媒体的使用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器官，使学生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保持兴奋,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过程，增强教学效果。同时，也有助于加快教学节奏，增加信息输入量。新课程标准对学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新理念，不断提高自己，才干真正成效地实施新课标。一、增强师德认识，树立教书育人德先行的思想。
三、事业心：简单的说就是人民教师应该热爱教育事业，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把自己教学工作与祖国民族的兴衰联系起来，从平凡的教学工作中看到培养下一代的重要意义，教师只有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对教育事业产生深厚的感情，才会对自己的工作有强烈的自豪感、光荣感，从而严格要求自己，坚守教育工作岗位，把毕生经历献给教育事业，许多优秀教师的事迹也证明这一点。
四、责任心：就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要有高度责任心。其原因很简单，教师的职业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其培养的“产品”是人，理想的目标是培养出要符合国家教育的目标的人。最好不出废品，更不能出危险品，教师没有高度的责任心，怎样作到对学生有爱心，又怎能对学生的思想、学习、身体、生活去主动全面关怀呢？
五、平常心：在现代的社会中教师不能和其他挣钱多的行业去对比，更不能与培养出的学生去对比，我们培养出的学生现在当老总、厂长、老板的人，教师如果和他们去对比，你就不能安心去搞教育工作，要求教师要有一颗平常心。
六、积极投入到教改工作中去，为教改多做实际工作。
篇10
一、思想史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之一。与会学者围绕刚刚出版的6卷9册、共计468万字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进行了评议，认为该书继承和发扬了侯外庐学派的优良传统，重视研究发现新材料，吸收相关最新研究成果，从学术史角度深化思想史研究，注重推进对中国思想史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研讨，揭示了中国思想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经学、子学、宗教思想、科技思想等)形成、发展、流变的历史，是继《中国思想通史》(5卷6册)、《宋明理学史》(上、下)之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成果。每卷基本分为社会篇、经学篇、子学篇、宗教篇、科技篇，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历史。例如，“先秦卷”详细叙述了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发展历程；“两汉卷”在汉代经学思潮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经学与汉代政治的具体关系，澄清了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一些模糊认识；“魏晋南北朝卷”论述了玄学思潮的曲折变化，细致分析了东晋玄学思潮的发展及与佛、道二教的相互渗透，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隋唐卷”对纷繁复杂的佛学理论体系做了精炼的释读，补充了6―9世纪佛教宗派冲突与融合的大量史实；“宋元卷”充分展示了理学思潮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揭示了理学思潮的多样性与同一性；“明清卷”对乾嘉学者的学术理念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不过，对于全书的总体评价，尚有待时日。
关于如何进一步深化思想史研究，与会学者认为要注重思想史与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结合，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断拓展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同时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弘扬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研究方面强调儒家经典以及经学史的研究，有学者指出经学及经学史研究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关于百年来的《周礼》研究，有学者认为历代的《周礼》研究对于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宗教及伦理方面强调儒家文化的独特本质和伦理属性，有学者提出。在春秋文化精神转变的背景下，儒家祭祀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祭祀礼仪的宗教性只是形式，本质则是人文理性，它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人物个案研究方面注意考察相似历史现象背后的不同原因，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书院制度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也是研讨会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道家思想发展和文本比较研究，有学者从《淮南子》对道家的自然道德与儒家的仁义道德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的不同理解视角揭示道家学派的思想特质，展示了《淮南子》思想内在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关于近现代思想的学术特点和规律，有学者认为，近代思想学术集中表现为对经子、中西、中印文化的反复比较，在重建中国未来文化上提出了趋同的假设，并尝试实践，表现为东方文化中心趋同、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以及本位文化趋同三种。
张岂之教授提出，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都要坚持三个原则：“兼和”、“守正”、“日新”。兼和原则，“兼”指兼容并包，“和”指和谐统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对“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的把握，即要求在对众多思想家、学术思潮和流派、典籍等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融合，形成具有一定体系性的研究心得。守正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坚守正道，体现为实事求是，坚守学术岗位，维护学术尊严；它也是古代儒家做人的基本原则。日新原则，即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原则。
二、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
如何搞好思想史学科建设，这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又一问题焦点。围绕这一问题，会议取得如下进展：
首先，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作为研究中华民族理论形态的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的中国思想史学科，真正形成成熟的学术范式的是侯外庐先生及其学派。标志是形成代代相传的学术共同体、明确的学术信念、自觉的学术方法、独特的学术理论。新时期，张岂之先生及其领导的学术群体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强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思想史向多学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进行了弘扬和超越，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其次，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学派建设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学派规范的建立、学派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对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特定的条件、突出的特色、独特的学术带头人和持续的学术梯队是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几个最重要和最必要的条件，而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中国思想史学派具备了这些条件。坚持思想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的环境土壤，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基础上实现与相近学科的融合，并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会认为，张岂之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发展侯外庐学派、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及普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攻关项目的主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其次，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结构问题。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了思想史学科的内容构成，认为在历史的动态中形成道统，具体落实为政统、学统、教统。政统，在儒家集中体现现为德政合一，君相师儒，以道衡政，以德抗政等：学统，在儒家学术方面集中体现为经学传统；教统，主要指教化、教育、宗教的传统。
最后，关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思想史人才培养的最高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严格规范的系统学习和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有学者结合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探索自主发展模式和道路，不断创新，重视史料学训练、哲学和科学精神陶冶，结合经典案例加强方法论学习和研究，并帮助学生不断开阔学术视野，培养他们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肃态度和敏感性。有学者主张建立体系化的知识系统，加强学利，的理论建设，重视学术积累，加人对具有创新潜力的研究生的培养力度，为学科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深化和开拓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学科意识角度出发，学者们分析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点，指出：
第一，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要不断加强分析思想史、比较思想史、观念社会学研究以及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同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尝试应对当代问题，提出具有时代性、深刻性和创新性的时代课题，拓宽研究范围。
第二，思想史研究者应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型持开放的态度，如现代感、知识结构、专业层次和科学精神等，避免把中国思想史仅仅作为专业分工的研究对象，努力把专业化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
第三，开放的思想史研究态度离不开超越的文化观。许多哲学和思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存、交叉、渗透和重叠不可避免，参考多种样式的文化成果，做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既要中西兼通，又能超越中西古今，提高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科学性。
第四，要以开放和超越的态度进行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学派。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研究者应具有共同的、不断加深的批判精神。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传统具有文献学的意义，但是不能泛化，鼓励研究者进行实质性的、个性化的、专深的、批判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