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全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诉法全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无论过去招收国际法方向的，还是后来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我安排的必读材料中，均包括史尚宽的6本书。原因是它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直是海峡两岸真有造诣的民法学者的基础读物。当然，有的入学前已读过这6本书，或其德文很好，已读过作为这6本书之源的德国民法原作，则不在此例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　十多年前的《民法通则》中已有了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

传统民法的大多数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取得后的最终确权、知识产权的维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论程序，在多数国家均是如此。在2000年之后修订了主要知识产权部门法的中国，也是如此。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第41、42及49条，均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通过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均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较多，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学者，还是立法与执法者，既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学者应有的思维方式。如果走相反的路子，即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人们传统上熟悉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较大的谬误　。

例如，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我们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注：对于这方面的不同，甚至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都已有论述，可惜有些民法学家却未加注意。)，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版权领域中的作品)。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一般是可以被特定人占有的，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技术方案、商标标识或作品，则不可能被特定人占有——它们可能被无限地复制，因此可能被无限数量的人占有。照着一幢房子盖了又一幢房子，就出现了又一个新的物；照着一部作品复制出又一部，则决不产生新的作品。这些常识，往往又被有些民法学家遗忘。

所以，经典的史尚宽老先生的《物权法论》中错误地认为“准占有”适用于知识产权。从而可以推论“取得时效”也适用于知识产权[1]。注意，史先生认为诸如股东权之类权利物权适用准占有并不错。特定的股东权及其客体不可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而特定的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之类及相应作品，则可以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中国大陆当代物权法领域有的学者则比史先生更大胆地不再让别人去“推论”，而直接断言：“　取得时效”完全适用于专利权、版权、商标权等等[2]。不研究不了解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新、老民法学家都曾一再地出现过类似的很值得商榷的论述。

由于无体，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可能被单独占有，因此以占有或准占有为第一要件的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就决不可能适用于知识产权。设想一项专利权的所有　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了，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了?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了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　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这就不仅是个使97家守法人为难的，而且是个使当代学者为难的问题了。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版权。他们无视欧盟1996年已在认定时间表(包括广播节目时间表)之类　汇编作品不享有版权的基础上，制定了专门指令，也不论美国至今仍难通过类似专门指令而根本不保护这种汇编，更不论《著作权法》在2000年修订之前连有独创性的数　据汇编都不尽保护、根本谈不上保护无独创性的汇编。

除了对版权的独创性要求指的是什么不了解外，“有价值就有版权”论者也不了解知识产权的“法定时间性”。它使仍旧极有价值的鲁迅的绝大多数作品早已没有了版权(其中《两地书》除外，因为包含另一位死后不满50年的作者许广平的作品)。

虽然德、意、俄民法中直接或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绝大多数国家民法典，均不涉知识产权，而由专门法去规范。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实体及程序法上，完全套用适用一般民事权利的或程序，同样会产生不当。例如，知识产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而物权的被侵权人、人身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多数情况，则是侵权已经停止。因此，侵权诉讼的核心或首要问题，是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还是停止侵权，对知识产权与对物权或一般人身权，是绝不会完全一样的。相应地，诉讼时效的适用，也绝不会完全一样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将本来即应属于民事领域的原庭、知识产权庭等等，均归入民事审判庭(民二、民三、民四等)，是完全正确的，从总体上理顺了民事审判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不仅顺应了国内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且与世贸组织各项协议所要求的执法体系(结构)更靠近了。

知识产权审判毫无疑问主要属于民事审判。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中的独有特点(例如，一部分重要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是“经行政批准方才产生的民事权利”)，多数知识产权保护较有效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两大法系国家，均是由特定的民事审判法院(或法庭)全面受理及裁判与知识产权侵权、确权乃至合同等纠纷相关的一切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而绝不会仅仅把这种特定民事审判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却将侵权严重构成刑事或确权中的行政案件推转给一般的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去做。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把具备这种技术及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集中在特定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中(不分散在民、刑、行政等各种不同的审判机构中)，一是节省人力财力，二是避免出差错。由于相应知识产权的技术性、专业性不熟悉，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出差错是难免的。

不仅主要国家均是这样做，而且在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主要规范“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条款涉民事程序的同时，也涉行政、刑事程序，尤其把“行政机关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而要求的司法复审”，作为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不可缺少的补充。由知识产权庭或相应的知识产权法院，越出“民事审判”的范围，一并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与刑事诉讼案，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如果最高法院的民事审判改革后，“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审判庭)被“一刀切”地定为与其他几个民庭一样，只审理民事案，凡进入行政、刑事领域，案件即转归行政、刑事审判庭，那么，在整个改革向国际惯例靠近的进程中，民三庭的改革就离国际惯例越来越远了。近几年，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已尝试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诉讼案(主要是当事人诉专利局)，效果明显好于将这类案子转给并不熟悉专利的行政审判庭。上海浦东法院甚至更大胆地尝试将涉知识产权的民、刑、行政案均由知识产权庭受理，这实际已经与国际接轨了。“一刀切”式的“改革”如果贯彻到这些法院，实质上就是走了回头路。

最近修订的专利法，已把专利最终确权的权力给了法院；商标法的修订也准备作同样的改革。将来当事人到法院诉专利局、商标局及相应的复审委员会的案子，将均由法院有关审判庭处理。我们是走多数国家及国际条约所走的路，还是坚持“一刀切”，规定民三庭仅有职权审涉知识产权的民事案子，而在刑庭、行政庭中再各备一批熟悉专利、商业秘密、版权、商标及新出现的域名、等等的审判人员，使我们审判人力分散、差错率不断上升?这是国内外十分关注，尤其是国内知识产权权利人所关注的。

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了解国外的普遍做法、国内原有审判经验中的得失，认真一下，是否民三庭(及各级法院相应的知识产权庭)可以作为我国民事审判机构的一个极特殊的庭(亦即国外较一般的并非只审民事案的庭)?是否在这个上以不搞“一刀切”为宜?民、刑、行政审判分开，总的是对的。但辩证法在一般承认“非此即彼”时，也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亦此亦彼”。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多次强调的。在1979年有刑法而无商标法时，刑法中的商标专用权保护条款就曾使商标权在1979年至1983年成为一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我们最近一段时期经常谈到“入世”以及与WTO接轨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完全处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WTO、旨在规范国际领域财产流转制度的WTO，却在(而且仅仅在)其众多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中，对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民事、刑事、行政不同程序，统一作出了规定。从法理来看，民商事国际条约却涉及行政、刑事，是不是“文不对题”或“名实不相符”?实际这正是国际条约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因名废实”的例证。而认为“民”三庭却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超出了“民”的范围，名实不符等等，正是较典型的因名废实!也与WTO难以接轨。

在维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知识产权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基本上未引入传统民法的侵权法与物权法理论，所以未遇到太多的困难。90年代初，被侵权人难证明侵权人过错的知识产权纠纷、被侵权人难以证明自己实际损失的纠纷逐渐多了起来　。

这时，一部分人试图完全撇开民法的基本原理，在知识产权领域独树一帜。例如，他们论述着“物权的客体不能是物”、“知识产权的客体也不能是作品或技术方案”、“复制权中的‘复制’、销售权中的‘销售’才是客体”；“凡有权利限制的权利均不是专有权”、“债权不受权利限制，因此无例外地属于专有权”，等等[3]。好在以往十多年里传统民法理论在法学界比较普及，这一方面的失误对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并不大。

另一部分知识产权界的人，试图引入传统民法原理，探讨“无过错者无民事责任”的《民法通则》106条的适用问题——麻烦就来了(注：见《著作权》杂志1996年第4期、《专利法研究》1999年年刊，等等。)。人们发现：专利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多年的查处侵权商品的活动中，大都是违反民法原理或《民法通则》的。例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一旦查到带侵权商标标识的商品，绝不会先去了解商品所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　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这时有民法学家出来作了解释：《民法通则》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　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不仅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首先，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上，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提前，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就失去了依据，本身就违法了。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是侵什么呢?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许多人反对以德国版权法97条与101条相比较来说明制止侵权无须考虑主观过错，原因是其中无过错而可禁止的，是物权上的“侵害”；需要作损害赔偿的，才是债权上的“债权”。但这两条无论在德文本还是本中，都使用的是同一个“侵权”概念，决无与之不同的另一个“侵害”概念。

第三，切勿忘记了知识产权侵权中，有时一并涉及侵害精神权利与权利，例如侵犯作者的“发表权”。在这种情况下，“物上请求”不足以补上原有侵权法的缺，还欠一个“人身请求权”。而几乎所有出来作解释的民法学者，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实际上，所谓“侵权”也者，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我认为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1998年9月登报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后终于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了!讲到合同权之转化为“对世权”的特殊情况，下面再多说几句。

把世贸组织所规范的范围或者是世贸组织诸协议规范的范围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规范三种财产，也就是规范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说商品是一种财产这个比较好理解，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多数人也不会有歧异。但是说服务是一种财产，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多数服务是通过某种合同体现的。讲到合同权是一种财产也可以。不过那已经不是法国民法或者英美法系里讲的“property”了。通常讲property，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对世权，和我们中国有的民法学家讲的“泛财产”不一样。“泛财产”论认为除了人身权以外的通通是财产权。这值得商榷。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了。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是偷了你的财产。你与电信局签了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了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了，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五千块钱的电话费。这与从你家拿走了一台电视机有什么区别?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　英国的Lumley V.Wagner一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财产法》一书的翻译书中引的这一案例实际上是英国劳森写的《财产法》里的一段。中译本把意思译出来了。但翻译得不太准确。原文是a piece of that boy belongs to 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了”。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了，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了。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与抢走我的财产一样。在这个时候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只可惜有的法学学者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债权，这跟该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所以说，世贸组织调整的范围是三种财产，把服务也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当然服务　有时候是无体的，有时候是有体的。人们常常讲“服务无形”。实际上应是无体有形。比如说表演这种服务，如果说无形你怎么去看呢?因此说有形的无体更加确切些。它们与一般的有体有形的商品不一样。当然，有些服务也是有体有形的，就是说他固化在有形物上了。例如把表演录下像来，经营音像制品，这个在世贸组织里属于服务贸易，不属于商品贸易。因为把服务固化下来以后，卖固化产品，实际上卖的还是服务，并不是卖的盘，那个盘并不值钱。

事实上，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怪了。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 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注：参见马歇尔法官2000年11月14日在“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班”的答疑。)。这才是真正搞懂了作品真正这种无体受保护客体与有体受保护客体的区别。

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00年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当然，新老学者都可能在上列出物权请求中的赔偿与债权请求中的赔偿有一二三四条不同，但若一定要他们拿出实例来说明，可能又是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

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按　部分人所坚持的，只能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则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以及“返还原物”之诉　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 of 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案例见.)。

说到这里，可能还需要讲几句与本题密切相关的题外话，亦即所谓“泛财产论”。

在论及债权与物权的关系时，我们现有的不少论述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在讲民法一般原理时，告诉人们：“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在讲物权原理时，又告诉人们：“财产权”包括规范财产归属的物权法与规范财产流转的债权法。这两句话怎么能协调，可能是个难题。说“物”是财产不大；说财产的“流转”(即“债”)也是财产，就有些费解了。过程本身怎么变成了财产，至少从语法语序及逻辑上应找个出路。而且，既然债也是财产，那么规范财产流转的债权法是否也规范债的流转呢?

而且，第一句中所说的“债”，包括“作为”、“不作为”及“给付”，这也是在民法原理中人们常讲的。其中“不作为”怎样被归入了“财产”范畴，也有些费解。实际上，把债权(obligation)不加地一概入“财产”范畴，因而导致的逻辑上的难以自拔，古代的民法学家盖尤斯就已有前车之鉴。至少百年前的Austin及10年前的Zimmermann已经一再指出并加以纠正(注：参看J.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5th.ed.，London，1885;Zimmermann: Law of Obligations，Capetown，Wetton，Johannesburg，1990，at p26。)。

第二句中断言“债权法规范财产的流转”，至少首先忽略了合同法中规范的“合同”，这是规范的是什么样的“财产流转”?其次，还忽略了侵权法(即“债法”的一部分)中无需赔偿的那部分人身侵害。

在上文讲到禁令与公平原则及公共利益原则时，又让人想到“诚实信用”原则这一适用于民法的“帝王条款”。既然是“帝王”，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至少“公平”与“公共利益”(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似乎不愿称臣，而是与“诚实信用”原则平起　平坐地各自覆盖着不同的领域(当然有时会有交叉)。

例如，公共利益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有时也让人感到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也可以说是又一个“帝王”吧(当然，都是帝王，也就无所谓帝王了)。依照公共利益原则建立起的专利上的强制许可制度，保证了第二专利权人不受第一专利权人制约而可以实用技术，又保证了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实用技术的广泛。这些，似乎均与“诚实信用”关系不大(注：参看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前言、第7条、第8条、第31条等。)。

又如，公平原则有时也让人感到是“至高无上”的。“公平”与“诚实信用”有时的确有交叉。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主宰各不相同的领域。

至于讲到“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各自覆盖面，早已被欧陆法系吸收的、英国古老的民商事领域普通法的“禁止反悔”制度及衡平法的“可以反悔”制度(实际与我国民法学者一直推崇的“情势变更”制度极相近)，是个很好的说明。

就普通法而言，禁止反悔法则不仅仅适用于“对某一事实作过某种不真实的陈述的”情况，同时还适用于对某个事实作过某种真实陈述的情况，而且主要适用于后者。专门适用于“不真实陈述”的，是另一个法则，称为misrepresentation。禁止反悔法则在适用时有个前提条件，即：对方已经按照陈述者的陈述开始了不可挽回的行动。例如合同的要约人在要约条件中讲明自己有船，对方若将货物运抵港口，要约人就将承担装船的责任；如果后来要约人表明“我没有船，不负责装船”，否认原来的陈述，法院就将以此作为estoppel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承诺人还没有开始把货物向港口运送，要约人后来的声明有可能被法院判为“补充陈述”，而不被视为“反悔”(虽然它实质上是推翻了原有陈述)。到这里为止，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

与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estoppel in common 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按照意思翻译出来，应当是：“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立下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发挥。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后来人们每讲起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时，总要同时介绍衡平法的“可以翻供法则”(至少英国现有的各种合同法教　科书都是如此)。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实　实在在地适用了。

可见，“诚实信用”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的“诚实信用”作为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了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所以，总的讲起来，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我同意一些学者对“帝王条款”提出的质疑(注：参看武汉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这里不过是增加几个知识产权领域及其他民商领域的例子。

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盖尤斯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又值得我们再度了。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正如在物领域，人们不能否认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但人们同样不能在伽利略已经把自由落体运动定律更新了四百年后，仍旧去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我们又在法领域间或听到历史上曾有过的两种议论。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有些胆小的“哲学家”感到版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专有性要被淡化。有胆大些的“哲学家”则感到不仅版权，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几乎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从“质”上讲，“物质不灭”，人们能创造的只是形式(　发明专利也不例外)；从“形式”上讲，一切形式又都归结为数码，其差别又何在呢?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一样，今天，也有些人把　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　容”二分法相混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Dietz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　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今天，我们也应告诉　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人们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　，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　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之形来说的　。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专利是无用的花架子，没有人愿意去实施，也没有人可能去实施。

好在当代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这种副产品，远不及历史上那两种无意义的议论广泛。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声音几乎把这种无意义的议论完全淹没了。真正乘上数字之驹，而没有反过来被它骑在头上的更多的人们，开始在研究的阔野上驰骋。一大批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中，固然不乏幼稚之作，但它们终归是向上的、欣欣向荣的。的确，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使历史不能重演了。国际上已开展起几年的对于数字技术、互联给(不仅仅是给法学界或知识产权法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研究，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来。国际上多年前已被丢弃的“”，即使在中国被独立地再度翻写出来，也仅仅在版权角度有点意义(它不是抄袭或沿用，而可能确是“再创的”，或称“沉渣的再泛起”)，但不再可能被多数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者误认为“新”东西。

到这里，又要讲几句题外话。沈达明教授在其《衡平法初论》中介绍过，在当代，缺少了信托制度，则动产、不动产、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均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于是原先一直坚持“一物一权”信条的法国、日本等等，均先后从英美法系引进了这一制度。沈达明教授的书中曾形象地借德国人的话表达出德国法中的“形而上学”在面临　信托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你认为应该把信托列入《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篇’还是‘物权篇’?”

真的，如果遇到任何，都只愿走一概念、二定位、三法律体系、四法律关系的思路，那就有不少路走不通，问题解决不了。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一再引入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反向假冒”等初看起来在法理上说不通的概念及原则，已向欧陆法系法理的学生们指出：老师都在变化，学生决不可再墨守陈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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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尚宽.物权法论[M].：荣泰印书馆，1979.547-549.

篇2

10月4日东法审字第5106号报告阅悉。

关于刑事判决后，被告本人并无不服，但其近亲属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应否受理的问题，同意你院意见，仍按上诉案件受理。

此复附：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被告近亲属有无权利上诉的请示东法审字第5106号最高人民法院：

篇3

你院“关于诉前责令停止侵权案件如何编制案号和收取受理费的请示”[沪高法[2003]293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行为的案件是一类独立的新类型案件。为了便于司法统计，并正确表明这类案件的性质，应当将这类案件统一编号为“禁”字号。

关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行为案件的受理费问题，由于这类案件没有争议金额，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按每件交纳人民币500元至1000元案件受理费收取。

篇4

在活动形式上，我们主要采取了：一是多种媒体交叉使用。运用了标语、横幅、专栏、墙报、简报等多种手段，对活动开展进行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二是因材而异，登门施教。针对农民群众具体情况的不同，我们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方法，上门辅导，对个别重点户实行登门施教。舒家村乡将政策法律知识编成了对联形式，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对联贴到每家农产的大门上，既使宣传入情入理，又使活动呈现出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三是开办夜校，分类施教。我们采取开办农民夜校的办法，并编写了乡土教材，对村民实行集中宣传教育。四是鸿雁传法，惠及"游子"。为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各乡镇创造性地摸索了一套"催、叫、劝、寄、导"的特殊服务方法，共请回外地务工、经商人员5672人次，寄出法律书籍7829套，确保教育尽量无死角。五是集市咨询，有奖竞答。我县利用赶集日，在各乡镇设立法律政策咨询台，向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政策服务。如县法院在长潭乡设立了临时法庭，实行现场办案，现身说法，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和平溪乡还开展了有奖竞赛抢答活动，由于全民性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县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育、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六是文艺下乡，富教于乐。自活动开展以来，我县文化下乡活动十分活跃，向村民送去了丰富多彩的法制戏、法制影片、法制电视录相片。组建了一支由原法院院长田良藻为团长的退休老干部"政策法律宣讲团"，深入乡村宣讲，以县花灯剧团为主力军的文艺演出队深入到各乡镇巡回演出，深受农民朋友欢迎。

在"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中，根据农民居住分散，外出打工人员和流动人口、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我们对不同层次的对象采取了多层次的普法教育，主要普及了三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第一，涉及农民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的刑法、刑诉法、行诉法、税法、村民组织法、农民承担劳务和费用管理条例、减轻农民负担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第二是涉及农民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九年义务教育法、计划生育法、农药管理条例等；第三是涉及农民之间交往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

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依法治理力度的加大，目前，我县广大农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活动本身。

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干部们对农民搞"政策法律封锁"，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生怕让农民知道。农民一旦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些政策法律的具体内容，就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县通过这一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农村政策法律读本等书籍共13万册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前些年各村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自"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村民议事，以往只讲个"理"，现在先要看是否合"法"。如谭家寨乡政府搬迁，征用了弄里村土地。由于在征用后，该政府机关工程设备没有完善，造成农民部分土地荒芜。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按照法律程序，向乡人大主席团提出议案，要求对荒芜土地收取荒芜费。通过协商乡政府按《土地法》有关规定每年给弄里村补偿荒芜费1500元，直到没有荒芜为止。

3、提高了广大农民依法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过去一些农民对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不甚明了，只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利，而忽视甚至否认自己应履行的义务。"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大大增强了农民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舒家村乡丁家村过去各项上交提留一直收不上来，乡政府组织干部进村催收，多次遭到村民围攻殴打。"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中，我们向农产开展政策法制宣传教育，依法进行综合整治，收到良好效果。目前，该村已由过去的"失控村"变为治安模范村，上交提留不须村组干部上门催收了。

4、广大农民敢于依法维权。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绿溪口乡洲上村农民向村委会实行三承诺，即(1)遵守法纪，积极交纳税项税费；(2)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3)做一个合格村民。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村委会公开向群众承诺以下三项内容:(1)提供一切法律服务；(2)提供生产技术服务；(3)向特困、五保护等提供相应的服务。相互间还签定了承诺书：自承诺公开后，洲上村秩序井然有序，农民遇事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该村二组女青年张某某，原与中医院一医生自由恋爱，后男方中止了恋爱关系，女方家族准备纠集近百人向男方讨回公道，在"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中，通过学习，张某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主动向法院，通过法律解决了这一纠纷。

5、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共为全县7.8万农产中16岁至45岁村民发放了《农民普法简明》读本，在每个村建立了农民普法夜校。同时与农民签订综治责任状，建立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制。现在，农村中打牌、赌博、扯皮、打架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去年，全县有235个村委会被评为市、县安全文明村，占总比例的70％，有6.3万农产被评为双文明户、遵纪守法光荣户，并涌现大批各种养殖专业户、重点户、省科技致富典型等一大批新型农民。

(二)

目前，我县通过开展"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农民的学法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普遍增强，那么现阶段我县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据调查，得到的回答是：农民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最希望的是发家致富，最怕的是加重负担，为此，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需要法律进农家，因为法律是他们的"护身符"，法比"神"灵验。

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农民需要法律保护，今年元月至4月份，我县各乡镇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37起，其中重大案件14起，特大案件2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刑事案件发案数比去年的105起上升30.48％。今年3月6日，江口墟镇大禾田村三组龙弟弟为泄愤将本组村民龙社友已挂果三年的179株桔树砍掉，价值3万元余元；谭家寨乡咸池坳村一组的张青玉与该村二组村民李叶林因土地纠纷，张青玉对村委会调解不服，为泄私愤，张青玉将李叶林的柑桔树砍断24根，价值1000余元。还有家庭暴力犯罪、凶杀、纠纷械斗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地痞流氓骚扰闹事，在少数乡镇农民缺乏安全感，需要法律的保护。

二、农村山、林、地界纠纷、因催收提留款等经济交往引发的问题增多，农民需要法律保护。如我县石羊哨乡跃马寨村因百亩山地的权属问题发生争执，乡政府指令国土站进行调查处理，国土站获得大量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了《该争议山地的所有权归李家村所有》的决定。然而跃马寨村以村、组干部为首无视党纪国法，纠集数十人，手持刀斧趁夜赶往争议地将该地承包经营大户符某已挂果的柑桔树砍掉一千余株，价值数万元。公安部门出面才平息了这一事件。当今，我县农村渔塘、水库、果园的承包农民在签订承包合同后，为了吃上定心丸，不少的合同办理了公证手续，这些都说明了农民急需得到法律保护。

三、农民减轻不合理负担需要法律保护。前几年，我县不合理上交仍然存在，据农户反映我县和平溪乡的牲猪屠宰税变成田亩税、人头税。绿溪口乡的柑桔特产税也变成田亩税、人均税，而不按实征收，违背了上级的有关规定。此外，还有个别乡镇为了解决经费不足，下达创收任务，乡干部便在农民头上打主意。

(三)经过"政策法律进农家"活动，农民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从我县农村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不难看出，还有少数农民法律意识仍不强，导致违法现象时有发生，要落实好我县"四五"普法提出的抓好基层乡、村农户普法与依法治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如何进一步促进农民学法用法守法，不断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思考之一：应强化基层领导带头学法，把农村依法治家活动抓好抓实。农村问题事关大局，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我县的经济发展，人们要切实转变观念，走依法治村、治家之路，这就要求我们把法律交给农民。事实证明，农民掌握了法律，就可以变成生产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要推动农民学法用法守法，至关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应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思考之二：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农民普法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的任务才能落到实处。要有针对性地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围绕农民普遍关心的减轻农民负担、农民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并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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