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故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人物的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她，一个不起眼的女生，但在我看来她却是一位天使。

她拥有一双小眼睛，樱桃般大小的嘴巴，扎一个低低的 “马尾”，说话慢声慢语，显得懒洋洋的。她的学习成绩与我不相上下，她有一肚子的智慧，和数不清的故事。每次，我们聚在一起聊天时，她总有说不完的话。

她非常热爱写作，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她的文章写得很好，书写也很认真，不管是什么样的习作都难不住她。数学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时，她往往都拿出本子边听老师讲，然后添上一些自己的创意，给我们看。所以，她在我们班具有“才女”之称。

她还有一些独特的爱好，她喜欢古典的音乐，经过自己长时间的努力，古筝已考过了五级。但是这不是她的最爱，她的最爱与我相同——看书。她看起书来比我更痴迷，比我更“疯狂”！那天我找她有点急事，可是她正在看书，我叫了她四五遍，无人回应，早已无可奈何的我一气之下抢过她的书，她这才迅速抬起头，怒气冲冲的大喊：“什么事！”这时的我早已被吓得忘记找她干什么了！还有一次，四年级上英语课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她还不知道我们不好惹的英语老师什么时候走进教室开始讲课，什么时候提问她的！老师大声喊她的大名，可她一声不吭，后来有人举报：“老师，她在看课外书！”老师怒气冲冲地走下讲台，抢过她的书，直到这时，她才如梦初醒——自己闯祸了，但为时晚矣。

篇2

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半生缘》，原名《十八春》，一九五一年结稿，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一些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改名为《半生缘》。作品讲述了旧上海的几对年轻人的爱恨情仇，他们曾经都是有缘人，最后却各奔东西。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讲述了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的故事。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张爱玲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公务员 聘任制 绩效考评

2012年江苏，福建等全国多省市将试点公务员聘任制，这次大范围的试点推行是建立在2007年深圳公务员聘任制成功试点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对我国传统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而为保障公务员聘任制的顺利落实，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也显得非常重要。

1.公务员聘任制与公务员绩效评估体系概念简析

一般来说,机关通过公开招聘或直接选拔的方式,以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与拟聘人员签订聘任合同,让其受聘于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职位,并在任期之内享有行政编制,这样的受聘人员即为聘任制公务员①。

聘任制公务员相比较一般公务员的特点，主要有合同聘任，平等协商，任期明确②三个方面。双方协商工资薪酬，并在一定时期内履行相应的权力义务。

而所谓公务员绩效考评,是指根据政府部门人力资本投入,对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等要素进行客观、公平,而且定性与定量结合评估的一种政府部门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公务员绩效考评是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之一,科学地、客观地、准确地评估公务员的工作绩效,是加强公务员管理、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③。同时也是现阶段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所必须的。

2.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对于实施公务员聘任制的意义

2.1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聘任制公务员积极性

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公务员“退出机制”。这种立足于考评绩效的科学退出机制，不仅是确保聘任制有效推行的关键，也是对传统“只进不出”的公务员制度的重要革新。

2.2实现“鲶鱼效应”，提高组织整体绩效水平

实行聘任制公务员的动机之一，就是在于引进外界优秀的人才，激励传统公务员，从而提高整个组织的管理绩效。绩效考评体系可以为组织成员提供良好的竞争平台，同时也是客观反映公务员自身素质的一种科学的测评手段。

2.3完善聘任制，确保其更有效的推行

作为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的绩效考评体系的完善是推动聘任制走向成熟的关键环节。只有在探索聘任制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绩效考评体系，才能真正推动公务员聘任制的推行。

3.建立完善的聘任制公务员的绩效评估体系

以下将从考评主体，考评指标，考评方法，考评制度四个方面对建立完善的聘任制公务员的绩效评估体系提出建议。

3.1重视外部评估，培养多元化的绩效考评主体

由于任期制原因，聘任制公务员在组织内工作时间有限，与组织中成员比较生疏。因此单单通过组织内部成员对其评估不能有效地反映其绩效水平，应该更加重视外部评估。通过专业的评估机构，结合外部顾客的意见，这样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其绩效水平。当然通过建立360度绩效考核体系，结合自己，同事，下属，主管，顾客不同主体的评估，可以更加全面的反应聘任制公务员的业务水平。

3.2结合业务内容，探索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

考核指标是公务员考核工作的依据和基础,没有合理有效的考核指标,公务员绩效考核就失去了真实性和必要性。在制定有关聘任制公务员的指标体系时，要按照“SMART”（Specific明确性, Measurable可测量性, Attainable可获得性, Realistic真实性, Time bound时间限制）原则④，结合聘任制公务员具体业务内容，运用关键绩效考核评价法改进绩效考核指标，在传统的“德、能、勤、绩、廉”之上，建立起真正适合聘任制公务员的指标体系。

3.3运用网络评估，创新评估方式

传统的公务员绩效考评往往是采用发放各类测评表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进行后期分析。在对聘任制公务员进行评估的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通过发放网络问卷的方式，不仅可以省时省力，同时可以通过相应的后期处理软件轻松地获得相关数据。同时通过建立相关数据库的形式对考评信息进行保存，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3.4反馈考评结果，完善考评制度

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考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中反馈考评结果，建立与之密切联系的奖惩机制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体现绩效考评作用关键所在。良好的反馈环节的建立有赖于相应考评机制的完善，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保考评的结果能够真正作用于公务员的薪酬、奖金以及职位晋升。这也是激励在职聘任制公务员工作，以及决定是否续聘聘任制公务员的重要依据所在。

总之，绩效评估体系的优劣是关系到公务员聘任制能否顺利实施、能否真正发挥公务员聘任制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结合聘任制自身的特点，通过重视外部评估，引入360度绩效考评体系；坚持“SMART”原则，探索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运用网络评估，创新评估方式；反馈考评结果，建立完善考评制度，从而保证公务员聘任制的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1]苏礼和.公务员聘任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2]罗正业 曹秋香.关于公务员职位聘任制的探讨北方文学[J].2011（9）

[3]吴兰.公务员绩效考评对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 (17)

[4]西奥多·H·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篇4

【关键词】宁浩电影；小人物；塑造；喜剧

Many funny little people in Ninghao’ s movies

Liang Chen

【Abstract】Creation of character shaping is a film director of priority. Film is built around the shape of typical characters in a typical environment, people is both a narrative core and basis of the core of the conflict is also a movie styling. Ning Hao as a new generation of God such as Director of the stone of madness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in shaping the figure has its own unique artistic conception, mounted narrative dominated by little peopl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nterpretation of Ning Hao’s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film, understand why Ning Hao comedy films admired,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re Comedy movies.

【Key words】ninghao’movies;little people;shape;comedy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227-01

1 可原谅的有缺陷的小人物与权力至上的大人物

1.1 可原谅的有缺陷的小人物:宁浩的电影中，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平凡的人，没有高大全式的英雄，他的主角都是有一定的缺陷和阴暗面的小人物。宁浩塑造的各类人物形象都是来自社会底层，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四处能看见小人物的聚集区：

《疯狂的石头》中：迷茫焦躁的厂长，窘迫困惑的包世宏。《疯狂的赛车》中被终身禁赛，差0.01秒夺冠的赛车手耿浩。《奇迹世界》中幻想称为英雄与警察斗志斗勇的三儿，警察也不是我们常看到警匪片中威风凛凛的警察，反而是慢半拍“不赶趟儿”甚至需要贼救助的警察。《黄金大劫案》中街溜子党小东北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也是个小人物，他以偷骗为生，连街边小孩子的吊坠都不放过，见钱眼开，利欲熏心。这些小人物都被富裕了戏剧化的一面，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他们以为自己会是胜利者，然而往往他们接近成功的时候，形势去发生逆转，陷入了困境成为被捉弄被追杀的对象，陷入危险和尴尬的境地。

小人物身上虽然存在着种种的缺点和不足却是在观众的忍受范围之内。有缺陷的小人物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更贴近生活，更能拉近观众和小人物之间的距离。观众通过嘲讽小人物，从他们身上得到偷窥和娱乐的后开始同情小人物。即使小人物不是正面的，也会引起观众的全部的注意力和关心。小人物的缺陷和阴暗面不是与生具有的，缺陷的形成是有原因的。《黄金大劫案》中的小东北，坑蒙拐骗是为了给霸道的房东芳姐付房租，他对于金钱有强烈的欲望除了人本身固有的贪欲外更重要的是养活家中老父的责任。他为了救父亲上缴了所有抢来的黄金，观众在这里对他的厌恶，他的滑稽形象也便在这里发生了转变。观众通过审视小东北这个不正义的人物也开始审视自己，若是将自己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谁能保证自己不是另一个“小东北”？

1.2 权力至上的大人物:与小人物相对的则是权威的至高无上的大人物，在宁浩的作品中，大人物永远是缺席的，他们不存在于影片故事发展的过程，只是隐藏在其中的某一个点，仿佛在窥视这整个剧情的发展来凸显自己与众不同之处，凸显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如《疯狂的赛车》中一开始绝尘而去而去的领导，他要保持自己的大人物的形象就必须是自己不参与到小人物的世界中，这样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种断隔。但是对比一下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或者《摇滚黑帮》,我们就会看出,在盖·里奇的影片中, 老大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说话与行事方式,他们理直气壮的存在并颐指气使着。所以在《摇滚黑帮》中,像 Lenny Cole 这样有着黑社会色彩的老大,才可以 大胆地威胁议会议员,威胁像“One two”这样的小人物,并放 肆地说,伦敦是他的。宁浩电影中，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沟通出现了障碍，他们 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语,也弄不明白对方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大人物要莅临小人物的世界,往往要提前摆出一种亲民视察的 姿态,由保镖和媒体贴身护送陪同。大人物自我隐匿的社会是无序而光怪陆离的。任何有着专业身份的外来者, 陷入这样的社区,只能无奈地发现自己也变成了可笑的小人物, 丧失了以前的专业感.《疯狂的赛车》中的台湾黑帮来到大 陆,依着台湾的原则办事,就只会把骨灰当成给捧了回去。

篇5

摘 要：在元杂剧的才子佳人戏中，丫环梅香替小姐传情达意，极力促进才子佳人恋爱婚姻自由。作为小人物，她们在剧中成为大角色，她们既是推进剧情的重要力量，也是作家着墨较多的角色。小人物能够成为大角色是作家心理补偿的附带因素，同时也和元杂剧的观众为普通百姓有关。

关键词：元杂剧；梅香；小人物；大角色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1

元杂剧中的婚恋爱情剧数量很多，大约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又以才子佳人剧最为突出。在这些才子佳人戏中，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另外一种小人物的出现，那就是佳人的贴身丫头―梅香，她们在成全公子与小姐的爱情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有的甚至是促成公子小姐私定终身的关键性力量。笔者以为她们作为一类人物值得探讨。

先界定“梅香”这个词语。旧时称婢女为梅香，她既可以是小姐身边的婢女，也可以是夫人身边的婢女，而本文中，笔者界定梅香为特指替小姐向公子传情的贴身丫头。明末清初的戏曲理论家、剧作家李渔在他所著的小说集《十二楼》之《拂云楼》中写道：“从古及今，都把‘梅香’二字作丫环的通号，习而不察，都说是个美称；殊不知这两个字眼，古人原有深意。梅者，妹也；香者，向也。梅传春信，香惹游蜂；春信在内，游蜂在外，若不是他向里外牵合起来，如何得在一起？”“梅香”即妹向，女子有所向，妹向之情，不好明言，所以谐音“梅香”。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春心跃动于闺内，吉士彷徨于墙外。“妹向”有赖于丫环，故以“梅香”作婢女的代称。

一、小人物大角色

（一）推进剧情的重要力量

梅香传简，极力促进公子小姐恋爱婚姻自由，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才子佳人剧中，佳人多为贵族女子，她们比底层女子更多受到儒家礼教的束缚。在恋爱婚姻中，她们一方面为情所动，跃跃欲试，另一方面，传统礼教又使她们徘徊犹豫。才子也由于礼教对女子幽处深闺的要求而不能够随时随地向佳人倾吐思慕之情，所以即使男女双方互生情愫，这种情愫也只能是一种潜在的暗流，男女双方只能各自黯然神伤，而梅香传简，牵合才子佳人则客观上使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婚姻有了实践的可能性，剧情得以继续推展。

典型例子如《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张生对莺莺有爱慕之心，莺莺对张生也有情意，历经孙飞虎之乱，张生与莺莺本可成就好事，然崔母赖婚。张生和莺莺的爱情眼看即将夭折。剧情看似接近尾声。红娘此时则起了让剧情继续延伸下去的作用。她安慰张生并帮助张生出谋划策，让张生夜晚花园抚琴，并鼓动小姐夜晚花园烧香，这就为张生莺莺再次互诉衷肠创造了条件。(红云)妾见先生有囊琴一张，必善于此。俺小姐深慕于琴。今夕妾与小姐同至花园内烧夜香，但听咳嗽为令，先生动操；看小姐听得时说甚么言语，却将先生之言达知。若有话说，明日妾来回报。

（二）作家着墨较多的角色

在元杂剧中，梅香不仅是推进剧情的重要力量，她同时也是作家着墨较多的角色，这是以往文人作品创作中不曾出现的现象。才子佳人剧多是以才子佳人公侯将相为主要对象，就佳人而言，她们出身名门，家教良好，处于经济的上层地位。

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中，梅香在戏中也是作家着墨较多的角色，除了小姐董秀英、公子马文辅外，她的戏份算是比较多的了，在戏中，她在为董秀英、马文辅“传简”的过程中，不仅有念、做、打等动作，同时她还有唱词，如《上小楼》一曲、《夭篇》三曲、《脱布衫》一曲、《小梁州》一曲。相对于其它元杂剧中的小人物，如店小二、奴役、青楼里的闲汉、军阵前的探子、或是道观寺院中的小道童、小和尚，梅香算是作家用心刻画的人物。一般小人物在剧中作用多是插科打诨，或是活跃剧场气氛，而梅香在剧中不仅有这些作用，同时也是作家用心着墨的人物。

二、小人物大角色的原因

像梅香这类小人物能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大角色其实是有原因的。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仍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属于主体生命的特殊表现形式。隐藏在语言文本之下的是创作主体的心理特性、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所以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以社会现实的创作主体的社会存在状况来透视他们的生活道路、心理状态是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契机。梅香作为小人物能成为大角色是作家心理补偿的附带因素。当然梅香能成为大角色同时也和杂剧的观众为平民有关。

（一）作家心理补偿的附带因素

元代才子多为落魄才子，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这和元代的政策有关。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他们是马背民族，崇尚草原文化，鄙视汉族文化，甚至元初取消科举八十年，即使后来又恢复科举，其制度对下层文人还是极不公平。而汉族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是学而优则仕，以仕进作为他们谋取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所以一旦朝廷不再取仕，他们仕进无门也就失去了支撑生活的物质基础，显得落魄穷苦不堪。同时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鄙视让读书人社会地位低下，当时社会人分十等，有所谓的“八倡、九儒、十丐”之说。

而封建婚姻却是以门第财产作为基础。如在才子佳人戏中，很多家长阻隔女儿自由恋爱婚姻的理由都是“咱家三代不招白衣秀才”。如此，文人与封建婚姻制度矛盾尖锐，现实生活中他们不能得到自己理想中的贵族小姐做情侣，就会在文本中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愿望，构造才子佳人爱情故事，自己虽然落魄，可依然有佳人冲破家长制的阻挠。而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与佳人情感渐进的过程则需要佳人的丫头的帮助。虽然在元代，草原文化一定程度上对中原文化有所冲击，但作为贵族小姐，她们的行为举止仍然受到中原传统礼教的限制。如此在为才子佳人牵桥搭线的过程中，梅香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梅香形象才能在文本中大放异彩。因为来来回回不厌其烦的才子与佳人的沟通是需要梅香来实现的。文人要表现自己虽然落魄仍有佳人眷顾时需要梅香的力量，这样梅香自然也就很意外的成为戏剧中的重要力量，所以说梅香成为戏剧中的重要角色是作家心理补偿的附带因素。

（二）杂剧观众为平民的因素

梅香作为小人物能在才子佳人戏中成为大角色还和杂剧观众为普通百姓的因素有关。元杂剧是综合各种民间技艺如百戏杂耍、讲唱说书等而生成的，本身带有极强的民间性，它所面对的观众不是市井商贩，就是村野鄙夫(虽然也有一些进奉于宫廷，那终究是极少数)，这客观要求作品所描述的对象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是平民百姓，反应平民百姓的力量感，如此才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在文人创作中，占据文本中心的一直是公卿将相才子佳人，文本描述的是达官贵人公子小姐的故事，讲述的是他们喜怒哀乐的人生，底层小人物一般是作为陪衬人物存在于各种文学样式中。也即在文学这个表现人生的舞台中，平民百姓虽然也参与其中，但是他们只是帮助主角演绎主角人生故事的配角，主人公内在自我的冲突或是与外部世界的冲突都是由他们自己来解决，作品反映的是大人物的力量感。作为配角的小人物是对主人公困境无能为力的观众。但是在元杂剧的才子佳人戏中，小人物却能够帮助大人物处理这些矛盾冲突，反映了小人物的力量感。

梅香是戏剧冲突的调和者。在元杂剧的才子佳人戏中，舞台核心人物无疑是落魄公子与贵族小姐，婚恋剧的主题无一例外都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落魄的公子与贵族小姐突破礼教的束缚，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走到一起。

元杂剧中梅香作为小人物成为大角色是元代文学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文学是人学，它反映的是人的丰富复杂的感情。像才子佳人戏反映的是贵族公子小姐的情感，而居于大多数的是底层平民百姓，元杂剧中梅香这个大角色的出现无疑是文学的一次进步。

参考文献：

篇6

《董生和李氏》说来是那么无俚头、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个穷酸书生受死者生前之托，看住死者新寡美貌的妻子，使其恪守妇道，不料却监守自盗，与其生情。创作的源泉实在是奇特，来源于尤凤伟的现代短篇小说《乌鸦》，现代的人物被作者翻版为古人，以梨园戏这么古老的艺术形态来演绎，又赢得今人的理解和笑纳，是什么让这种超越时空的心灵际遇如此谐趣?是什么让实质上语言不通的人相互认同?因为上海观众几乎完全要依靠字幕才能理解闽南话。人们怎么就轻易地宽容它故事的荒诞不实呢?这也并不是一句“艺术创作可以虚构”能简单解释得了的，时下的观众为什么不用这句话去宽容电影《无极》或电影《霍元甲》呢?

当代舞台艺术外在包装上的玄妙精美，实在是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以企及，但在内容上的空洞无物也几乎已登峰造极。在很多戏剧迷失在情节陷阱中的时候，在舞台迷失于复杂的灯光布景的时候，在剧作用空洞无实的主题思想架起跌宕起伏的故事结构，迷失于戏剧冲突、情节、主题思想、艺术真实等教科书的专业术语时，恰恰忘记了最不该忘记的人和事，即观众及其所想所愿，更忘记了戏剧艺术本体之美。当下所有出生地不同，表演特质不同的剧种都在朝着雷同的方向靠拢，让人感叹“世界大同”的魔力。而王剧像散文般的情节让观众经历了水到渠成的流畅与散淡．撤去了外在奢华布景灯光，虚拟空间的设置让观众完成了对戏曲环境的自我修复，它向观众恢复性地展示了古典戏曲表演和唱腔的魅力，它昭示了一种向戏剧本体艺术的回归，在演员表演的举手投足之间，顾盼回眸之际，一进一跟一推一就，摇曳生姿，每招每术、行腔吐字都美轮美奂。

著名学者钱理群曾感慨说“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我看》)实质上这种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并不可小觑，长期以来成了文艺创作的主导力量，形成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我们高谈教化的文化传统，又使创作者总是下意识地提高自己的人格和地位，充当教训他人的角色，然而鲜有作者在普渡众生之前先修成正果的，所以也极少有令人心服口服的说教。创作主题则更大化，动辄爱国、反封建，即使写小人物的作品也往往用大主题来支撑，经常造成观众感觉的错位，给人一种白米饭中含沙的酸痛。而事实正相反，没有几个观众是带着受教育的心态去看戏，而是带着另一种期待去的，这种期待是什么?是期待审美愉悦能得到满足，期待对未知生活领域或情感领域的虚拟涉足，只有唤醒了观众对命运的共同体验，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观众真实的眼泪才流给无由头的故事和人物，也流给虚拟的自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历来是戏剧创作的主体，因为小人物的故事实在难写，于是当代戏曲就有了一种风气，就是不断地借着历史人物之实名，而内容上又主观，率性、无根据地任意虚构，反复地用传统故事和人物去演绎“新思想”，却没有自信和勇气去造一个“新”人。徒有历史人物之虚名，而无生活内容之真实。而王仁杰却很另类，他是时下一个笔下很少涉及宦海宫廷，专写小人物、专门生产制造“新人”、专写他们“内心世界’的特立独行的作者，他塑造了诸如皂隶、女赋、颜氏这样一系列流光异彩的小人物。董四畏也是如此，这样一个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畏妇人、处处忍让，提着小心做人的循规蹈矩的普通小人物，被逼不得已之时，也“出格”了一回，也“发作”一次，释放了压抑，成就了英雄救美的壮举．虽是完全虚拟的，观众却接受认可了，并同时完成了对隐在故事背后的“反封建’主题的升华，给人如同饭中埋肉般的适意。

《董生和李氏。没有太奢华的外在包装，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结构，没有太多交错的线索，而不要忘记，观众是苛刻的，当他们可以忽略不咎其故事的真实性之过的时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细节的丰富和真实。是剧中充实的细节和剧中人物丰厚的内心世界反过来支持了内容和故事，普通小人物“爬墙偷窥”，自我解嘲等等可笑的言语和动作，在谐趣和幽默中完成了性格的塑造，让观众产生认同和理解。在这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之中，无人去深究故事是否真实。而我们很多的戏剧，由于被情节的交代叙述、空洞的主题表白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和空间，细节则越来越少。《董生和李氏》正因了情节的单一，才有了足够的笔墨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细节。由此，我联想到红极东南亚的韩剧，韩剧总向我们反复地展示着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意识的内容，那种细腻素朴，韩国所独有的生活气息的对白和动作，顽强地表现出韩国文化有的生命力和文化底蕴。韩剧《澡堂老板和他的儿子们》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澡堂老板不停地数着一叠澡堂的营业款，坐在一旁的老板娘鄙夷地说：“数什么数？不是告诉你4000元吗?怎么不相信？”澡堂老板眼睛一瞪、理直气壮地说“怎么啦?我就喜欢数钱!”这时，观众则大笑不止。这种琐鄙的生活细节，在我们很多作者心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内容，但却正是这些生活中细节的真实体现了人性真实的层面，才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篇7

如果不注意《失踪的名画》相关信息,你会以为自己读到的是一部虚构小说,但这其实是一部纪实文学。

谜一样的、自始至终未真正出场的天才画家卡拉瓦乔,罗马大学在读女硕士弗兰切丝卡,油画修复师本尼德迪……作品中众多人物都个性形象鲜明。从故事发展看,悬念的出现、发展、解答都有条不紊,这是寻找名画的真实过程。从写作角度来看,作者书写的原则是尊重事实,纪实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而这部作品写出了原本枯燥的日常生活中的传奇,把一幅画的发现及考证――这样繁琐、专业性极强的内容写得让人读来欲罢不能。

《失踪的名画》写普通的女学生和失意的修复师意外发现卡拉瓦乔《逮捕耶稣》画作线索,考证、鉴定画作的曲折经历;从卡拉瓦乔在自己的时代受欢迎、招争议,之后百年间转而一文不名,二十世纪其画作又价值连城的戏剧性历史。两条线交叠,现实与历史交织对话。这部纪实作品中所写的全部是真人真事,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而卡拉瓦乔的油画作品《逮捕耶稣》在1990年之前下落不明,1990年之后是爱尔兰国家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艺术家卡拉瓦乔是意大利巴洛克大师,作为革命性的画家,他的绘画作品具有超越情感和视觉的力量。《逮捕耶稣》的发现,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失踪了几乎两个世纪的大师画作终于被重新召回艺术殿堂,这是纪实文学新闻价值的体现。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小人物执著追寻,最终取得成功,是对坚持到底的敬业者的高度欣赏。书写小人物的意义在于告诉每一个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细心以及耐心漫长的准备,创造生命的奇迹。这部作品比小说更令人震撼的除了故事本身的真实,还在于它展示了纪实文学可以被推至的艺术高度,有力地证实了纪实文学也可以这样写。作品以小说的结构方式展开,从新闻价值来讲,事件本应成为主角,但作品却以人物和情感为表现核心,故事的功能为人物服务。作品中卡拉瓦乔并非主角,而只是一条副线,用以辉映小人物的光芒,而主线随着弗兰切丝卡、修复师等发现《逮捕耶稣》层层铺展。我们不仅要向作者乔纳森・哈尔学习叙事和创作纪实文学的技法,更为重要的是明白,纪实文学并非就是抓大人物、抓伟人、抓传奇,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也一样动人且富有感染力。

篇8

从前，有个人在洛阳一带做官，多次求官均未晋升，直到须发全白，仍旧无功而返，便在路边伤心地痛哭。路人问他：“你为何痛哭?”他痛苦地说：“我谋官多次，都没有机会。如今已老，时日不多，所以伤心地落泪。”

那人追问：“为何一直没机会晋升?”他回答说：“我少年时苦读经史，后来文才具备，试图求官，不料君王却喜欢任用老年人。这个君王死后，继位的君王又喜欢任用武士，我改学武艺，谁知武功刚学成，好武之君又死了。现在，新君王喜欢任用年轻人，而我已经老了，因此至今没有一次机会。”

故事的主人公一直没有机会，空留一生的遗憾，看起来是君王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时运不济之故。但是，这样看问题，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别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何况是不同的“君王”？大家都知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是，很少有人在一个领域坚持“准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更久。我们都希望“投其所好”，以便在一夜之间谋得“晋升”。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心态，人类是因为希望而存活，而不是为了绝望而奔波。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人生，会让本就苦难的人生更加难熬。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在考虑某个“君王”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而没有彻底弄清楚，不管是哪个“君王”，他们都一样“必需”什么！刻意的迎合，反而换来了“一无所获”，这种悲哀最终是自己造成的！承担起后果的也只能是自己！

信息流通越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就越浮躁。红茶热起来了，我们都去做红茶，“祖国茶山一片红”；品牌热了，我们就去大声喊着要做茶叶品牌，“忽如一夜春风来，茶叶品牌处处开”；普洱茶热起来了，我们都去忙着买茶、藏茶，盼着普洱茶增值，以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孰料崩盘之后，一片“凄凄惨惨戚戚”；看到大家在批评立顿，我们就去批评立顿，却不曾了解400年来的茶叶拓展史，辩证地看待立顿品牌的“发家史”，于是，我们创作《指点茶山——中国茶业诊断与谋略》，谈一谈茶叶竞争的实用策略。

千辛万苦塑造茶叶品牌也好，千方百计做好茶叶营销也好，我们都不能像故事的主人公那样，看似辛苦，终究无功。远卓品牌策划公司谢付亮认为，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在看到“大势”的时候，努力做到“大材小用”。大家似乎都不喜欢大材小用，因为，把大的材料用于小的用处，显然是使用不当，不是材料浪费就是人才浪费。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大才”，“小用”了多可惜？！

殊不知，任何茶叶营销的成功都需要“大材小用”。将一头牛看成100万只乃至更多蚂蚁的有机集合，然后又能从一只蚂蚁身上看到一头牛，这才是真正有效的营销。换言之，把复杂的事情一刀一刀地分解，变成简单的事情；重视简单的事情，把简单的事情反复做，做到极致，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做营销。我和张之闯先生在《点茶成金——快速卖茶72招》反复强调：

“采茶也好，卖茶也罢；劳动密集型工作也好，知识密集型工作也罢，工作中的难题都害怕‘分解’二字，分解之前可以是一本‘糊涂账’，‘云里雾里’，分解之后就有可能条理清晰、化难为易，逐一找到攻克或改进的方法。如果分解之后依旧不知所措，那就继续分解，直到解决方法‘历历在目’时再停止。例如，电脑程序开发虽然是知识密集型工作，但不管多么复杂的电脑程序，也不管其出现了多么严重的问题，其最终都可以分解为有限数量的简单数字‘0’和‘1’，都可以在相关程度上解决问题。”

如何在茶叶营销过程中“大材小用”呢？远卓品牌策划公司谢付亮认为，我们至少要从五个方面去做。

第一，工作生活中必须谦卑、必须“接地气”，自信必不可少，但不能总觉得自己很牛气。最可怕的事情，是肚子里没有东西，却也总是很盛气凌人。茶叶营销是一系列具体而又实在的事情，从竞争战略、品牌战略、营销战略、销售战略等等，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也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不能浅尝辄止，人云亦云，一知半解比无知更能害人。若是一个地方的茶叶主管部门，更是会伤害一个地方茶叶产业，错失整个地区的茶叶发展良机。

第二，“大人物”脑子里的优势、嘴巴里的特点，必须转化为“小人物”能够感知的优势和特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在这里用“大人物”和“小人物”两个词，没有任何褒义和贬义，而是表达一种茶叶行业的真实状态，领导相对来说是“大人物”，基层销售人员相对来说是“小人物”。“大人物”总在“小人物”面前指指点点，看似大家都明白了，实际上，真正去搞营销或卖茶的时候，大家还是不知道如何去做。

“大人物”必须站在“小人物”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要想一想如何去为“小人物”服务，帮助“小人物”解决问题。然后，“小人物”掌握其中的奥妙之后，再去为客户提供服务，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现在的茶叶消费者，多半也只是“小人物”。消费者是上帝，常常只是一种宣传而已，出现问题的时候，企业往往把利润当作上帝。这一点茶企需要反省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三，社会大势、行业大势、区域大势、需求大势，如果不能转化为竞争优势，成为平时沟通中的“只言片语”，传达到目标客户的脑子里和心灵中，最终则都是“装腔作势”，“虚张声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依旧有其生存的土壤，在苍白无力的营销面前，不少领导者表面上就像井底之蛙一样“自信”，内心中却为卖不出去的茶叶日日“发愁”。与其这样，还不如去做几件实事，一点点提高卖茶能力。

第四，茶叶营销应该上下都看，左右兼顾，不能眼睛一直往上看，这样才能“大材小用”。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其一，就茶企而言，要兼顾政府、茶产业、茶企和消费者的利益，不能顾此失彼；其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兼顾品牌、政绩、百姓、茶企和消费者，不能厚此薄彼。世界是讲究因果的，善恶到头终有报，茶叶营销必须在有益他人的基础上，一步步成就自己，不以此为基础的茶叶营销最终都会自食其果。

篇9

[关键词]底层;小人物;微观政治

《耳朵大有福》以“平民贺岁喜剧”的宣传定位进入了2008年1月的贺岁档。但观其全片与其说是喜剧，不如说是一部创作态度严肃的正剧。本片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众多王抗美这样的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当下社会人们普遍的生存心态和生活状况。在众多大片竞争的贺岁档出现这样现实题材的电影，能以如此久违了的亲切姿态，直接贴近人们真实生活确实难能可贵。

范伟在片中饰演一位50年代出生的铁路文工团宣传队的普通工人王抗美，单从名字上看就是时代的一个遗留物，充满了政治意味的符号，丧失了最基本的性别可辨性，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附属于更高一层的集体、国家。

作为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沈阳铁路局宣传队的工人，王抗美那份骄傲和自豪感似乎还历历在目，余温犹存。我们还可以从范伟出演的另外一部电影《芳香之旅》（他在剧中饰演一位曾经和握过手的偏远山区的司机）中，寻找和回味他曾经的峥嵘岁月和光荣历史，理解他对已经过去的时代难以割舍的感情。

然而，本片的开场戏就是一场曲终人散的退休欢送会，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已经消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没有“怀旧”式的留恋和回味，也没有“灰色”系的抑郁和痛苦，挥洒无数汗水与青春50年的人生轨迹变成了一面写有“光荣退休”的镜子平静地挂在了墙上，为已经尘封的岁月默默地代言。其实有千千万万个“王抗美”，名为退休，实际则是脱离母体，切实地踏进现今的社会的一次人生转折。退休却不能“休”，对于这些一方面拥有体制的“惯性”和“缺陷”，另一方面受妻儿老小等现实家庭生活窘境困扰的小人物，生存的问题接踵而来，赫然地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立即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曾经是群情激昂、精神饱满、体力充沛的一代，现如今却无一技傍身，处处显得力不从心。

既然本片的着力点已经不是往回看的“怀旧”，故事的发生直接以王抗美退休的第一天开始讲述，其创作的主旨和态度是当下的，没有宏大的叙事，非中心化的题材和主题，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底层人民生活的现实成为影片的主角，讲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史。

片中，刚刚退休的王抗美带着一份落寞和担忧，不得不在“退休”（这个应该是“休息”的意思）的第一天重新寻找一份新的工作，来填补工资和退休金的几百元差距来维持家用。

局促的房间直接表现了局促的生活，始终如一的蹬着自行车，这些同样也是他心灵局促、压抑的象征。在王抗美必须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的过程中，他管不了不争气的儿子，不能帮助女儿处理婚姻问题，不能照顾老人，还要维持卧病在床妻子的伙食，这些生活的重担都像一块块大石头积压在他的心里。这些扑面而来的现实生存问题，随着几次试图工作的失败――一度误入传销的网络，想以骑“倒骑驴”为生又受制于气喘，考察擦鞋行当也认识到其艰难，面试老友所在的东北二人传的私人小剧场失败，原本想组织乐队给某内衣进行促销的热情也很快被浇灭。终于，被生活颠簸心灵疲惫的他，经过兴奋、失意、彷徨、消沉，开始对掌控自己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

片中有一场很重要的戏，也是整部电影的“眼”。范伟饰演的王抗美在街上花了3块钱用电脑算命，算命前为2块还是3块砍价钱，算命之后，小姑娘夸他“耳朵大有福”，他便豪不犹豫地掏出了10块钱讨她的口彩。虽然电脑算命和形象设计是借着科技的外衣糊弄平民百姓，显得有些幼稚可笑，但那张纸上写着的“妻儿老小皆如意，无须劳作自亨通”却恰恰是王抗美所期望的，也正是无数普普通通的百姓所共同希求足以满意的生活理想，最平民化的人生价值观。

“耳朵大有福”也无非是世俗流传较广的一句自我安慰的俗语，给一些相信命运的人带来一点寄托和希望。王抗美就在这过去与现在、梦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从不相信命运，无力于命运，到寄希望于命运，把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托付在“妻儿老小”的身上，连这最平民的价值需求，最基本的生活理想都很难实现。

除了范伟饰演的王抗美这个一以贯之的人物，我们还从片中看到了像擦皮鞋妇女，蹬人力车的中年人，修自行车的，公园里的小商贩还有街头促销的模特等等，无疑都真实地在我们眼前展开了底层人们的生活图景。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构成了整个社会最底层的生存链条。

回到生活本身。这部电影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模范。导演用冷静的镜头，平稳的构图来观望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理想、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将人的卑微性呈现了出来。

影片中，出色地运用了组歌和现今时代纷繁芜杂的声音形成对比。组歌是王抗美人生中最辉煌的那个时代的主音，也是王抗美最骄傲的光荣，连泡澡堂时不时还要哼上两句。现如今时代的声音，正如影片的背景音乐，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流行歌曲，广告宣传和手机铃声。

在经过朋友介绍私人剧场老板面前试唱的那场戏中，导演有意把画外音放大成一种“干扰”音，范伟饰演的王抗美站在前景的位置，没有任何光线，后景却是一个非常明亮的演出舞台，一位演员正在台上演出，十分强烈的明暗对比，使得王抗美成了一个黑色的剪影。尽管他试图排除来自外界声音的干扰，但最终心有余而力不足，唱到一半放弃了。组歌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代已经悄然落幕了。当难以融入现实社会的王抗美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不过是时代在他这个人身上烙下的印痕，历史在个人身上延续而产生的一种回响。

篇10

一、题材选择：温情故事与圆满结局

冯小刚是一位善于选择题材的导演，其贺岁电影的故事内容是观众喜欢且市场需求的。他特别注重选取表现人物间温情的题材，通过温情的营造和传达，慰藉观众的心灵。正如冯小刚自己所说：“电影是为观众推开了一扇门，当观众走进去之后，你就牵着他的手把他催眠了。”这也正是大众传媒文化最重要的功能，有别于那些单纯追求娱乐的影片。冯小刚围绕爱情或伦理展开叙述，制造精彩的情理冲突，由于情节的冲突和碰撞，人和人之间增添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不见不散》中刘元与李清，在远离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状态中奔波劳碌，几次分开几度重逢，爱情已被相濡以沫的温情取代。《没完没了》里韩冬在追不回欠款的时候，想过要绑架，但绑架的故事最后也衍生出一段温暖的爱情。《天下无贼》中的贼公贼婆，是恋人，也是拍档，当贼公死去，贼婆一个人怀念爱人的时候，伤感的情绪流入每个人的心里。

同时，冯小刚在叙述中寄予了乌托邦理想，创作主体鲜明地呼唤理想化的真情挚爱，既是人类情感美好图景的投射，也是创作者对人类美好天性的潜在认同。《不见不散》中刘元在飞机上梦见和李清都终身未婚，风烛残年之际，在养老院中意外重逢，双方都非常后悔，以致刘元梦醒时泪流满面。这一虚构的情节倾注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美好的爱情稍纵即逝，一旦失去，就会永远失去。《天下无贼》中悲情式的调侃展现了对善良美好人性的向往，用更邪恶的势力来反衬一个贼人的善，用人的死来维护一个童话的易碎和可贵。对人道同情与关怀的乌托邦理想使影片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受众的潜在心理期待，进而使其对美好事物的集体无意识渴望得到暂时实现，为影片添加了独特魅力。冯氏贺岁电影选择的故事几乎都有圆满结局，这既是喜剧样式特征使然，也是贺岁档期和观影心理的需要。

二、角色设置：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冯氏贺岁电影始终以都市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中心，并以此人物形象获得观众的心理认同。主人公大都生活在都市里不起眼的角落，也许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在经济上他们小有余钱，既无巨富的满足，也没赤贫的恐惧；在文化上，他们能说会道，侃侃而谈，虽不是大儒亦决非白丁。在生活上，他们无拘无束，轻松自在，尽情享受世俗的乐趣，对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进行调侃。”在市井生活中他们不免流于世俗：功利、自私，喜欢吹牛，爱耍小聪明，但也有着坚定的人生操守和信念，有着真诚善良、富有同情心和坚韧的一面。胡克在研究中国类型电影时对冯小刚喜剧中的小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这种小人物形象在早期中国喜剧电影中就已经出现。“我国现存的最早一部影片《劳工之爱情》奠定了一种基本模式：身为普通百姓的主人公，依靠自己的力量用喜剧的方式解决了涉及个人生存的问题，也使个人情感找到依归。”并首次指出，冯小刚喜剧中的小人物其实是一种后现代的人物形象，因为他既讽喻他人也有自嘲，体现出双重解构的后现代特征。

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寻找大众的认同点，是冯氏电影吸引观众的深层原因所在。尹鸿指出，冯小刚贺岁片用小人物的悲喜剧来唤起大众认同，“其核心故事是小人物在转型时代中的夸张而滑稽的挣扎、错位以及不期而遇的一点温情，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以笑来表现悲凉，以戏谑宣泄欲望，既提供娱乐消费又有一定现实指向”。虽然处于命运不可知的失措状态，却都没有呈现悲剧结构，于是在诙谐幽默的主体氛围和大团圆结局的预期中，使得观众给予主人公以真情关怀的同时达到优越的心理，才更适合成为观众俯视与共鸣的对象。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观众仿佛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可以说冯小刚的电影仿佛就是观众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冯小刚的镜头真正承载了世俗平民的视角和观念，并且以此来看待，甚至是批判现实生活及世事人生。于是在这样的观照与视角之下，各种人望就在世俗的价值评判中，得到了真实坦率和从容自信的展现。正如《没完没了》里的小芸对韩冬的评价那样：“有时候觉得你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有时候又觉得你蛮真诚的；你这个人到底能有多好我不知道，但你这人能有多坏我已经知道了。”

三、叙述方式：戏剧性的仿拟与冷面式的自嘲

冯小刚贺岁电影的喜剧张力也来自于利用互文关系实现的讽刺、戏拟、反讽、自嘲等后现代语言形态，以及现代都市小人物的角色定位所赋予主人公的调侃生活、反叛传统和自由洒脱的外在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在互文关系基础上的戏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拙劣模仿和滑稽效果的含义，成为一种具有通俗化与后现代倾向的典型叙述方式。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创作者可以用调侃、嘲讽、游戏的心态模仿原作，观众在仿文的夸张和戏谑中，以放松的心态，联想到源文，真正体验自由、解脱的。戏拟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构，达到“后现代语境下对权威的消解，对既成模式的突破，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表达，以及自我意识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