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改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房改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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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谓这即是中国的新房改政策，确实，这其中出现了一些新思维新做法，例如(1)对保障性住房的高度重视；(2)对投机或投资性住房的购买约束；(3)对地方政府的问责；(4)对房屋税的研拟与试点等，都是房屋政策的进步。但也必须看到，这些新思维新做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误区。所以很有必要对全盘的房屋政策做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上的梳理。让整个复杂问题脉络更清楚，思维更清晰，因应更妥善。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以下的分析，或许是一个所谓“调结构”的典范实验的例子。 　分五个部分说明： 　(一)博弈架构。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要看清楚整个房市问题是一个“四方博弈”架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购屋者，而中央政府位居政策的主导地位，在极大程度上可以主导博弈的进行；至于其他三者，博弈的标的都是“利”。

(二)房屋定位。房屋政策设计的核心，就是先要把房屋这个“东西”作出正确的定位。房屋者，可以是“必需品”，对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却还未能拥有房屋的人而言，房屋是必需品；也可以是“投资(机)品”，对拥有众多财富的富有者而言，他可以买二套、三套甚至N套来进行投资(机)。必需品即“保障房”。投资(机)品即“商品房”。

(三)问题本质。当前中国房市，问题出在两个方面：(1)长期性、结构性的巨大供需失衡问题；(2)短期性、阶段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流动性泛滥问题。两者要用不同的政策手段来处理。大略而言，前者需用微观的政策调控，后者需用宏观的政策调控。

(四)政府职能。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1)该做及(2)不该做上的角色分际。对所谓的保障性住房，政府的角色是一肩承担，全力以赴，以满足大多数老百姓温饱之后在住这个民生问题上最基本的需求，这是社会主义。对所谓的商品房，政府的立场是，把它交给市场，尽可能地产业化、民营化、商品化，这是市场经济，也是第一次1998年房改的基本精神。但需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针对商品房的“拥有”及“增值”予以课税，以兼顾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

(五)政策设计。这就分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两大部分了。

首先在宏观方面，要知道当前的房市问题与泡沫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流动性过多问题，现行货币政策已有从紧的必要；再者，CPI从去年11月由负转正，到3月不足半年已上升到2.4％，并且也已超过了一年定存利率，使利率转负，不利于夸后物价及房价的稳定，因此货币政策的从紧除应继续调升存款准备金率外，宜调高利率。利率提升理论上有吸引热钱流入的效应，但如房市泡沫萎缩及人民币汇率升值控制在每年不超过2％到3％的幅度内，热钱流入即缺乏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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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我市房改售房取消标准价后的有关政策衔接问题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1993年以前已按标准价给优惠办法购房的职工（以下简称优惠价购房职工）自愿申请改按成本价购房的，按届时成本价的6％补交房价款。具体计算公式为：

改按成本价购房补交房价款＝成本价×6％×（1＋调节系数之和）×（建筑面积＋阳台面积×系数）×（1－已竣工年限×2％）。

二、优惠价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的，须先按原房计算改按成本价购房需补交的房价款，再按有关规定以届时成本价分别计算原房和调整后新房的房价款。

三、优惠价购房职工申请建立住房公积金的，须补交按下列公式计算的房价款：

改建公积金补交房价款＝成本价×65％×0.6％×（65－购房以前夫妇工龄和）×（1＋调节系数之和）×（建筑面积＋阳台面积×系数）×（1－已竣工年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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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小厕所，大民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和群众满意，聚焦突出问题，全面整改农村改厕后不好用、不能用的问题；查找问题根源、精准制定方案、落实整改责任、完成整改目标，力戒形式主义、；坚持以整改促工作，切实抓好农村改厕，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目标

对全镇2017-2019年实施的农村户改厕、历年来美丽乡村中心实施的农村户改厕以及公厕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着力解决我镇农村改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达到群众能用、管用、愿用的总体目标。

三、工作内容

（一）全面排查问题。各村要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对全镇改厕户进行全面科学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项，切实把厕屋、通水、化粪池、装备设施等存在的问题以及“张冠李戴”现象找全、找准，不留死角。

（二）全面落实整改。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梳理汇总，聚焦群众不能用、不管用、不愿用、不满意的问题，对照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坚持质量第一、群众满意为原则，从实际出发，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做到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户一策，逐户、逐项全覆盖进行整改。

四、时间安排

坚持问题排查和整改落实同步推进，一般问题要做到立行立改，较复杂的问题要在5月中旬全部完成；5月底镇将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整改工作进行全面验收。

五、完善相关资料

1、建立台账：各村要建立所辖范围内所有厕所的排查台账。

2、建立整改清单：各村要建立所辖范围内所有厕所的整改“四项清单”，要明确整改完成期限。

六、保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农村改厕整改工作镇政府为牵头单位，村委会为责任单位，村书记、主任为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本村问题厕所整改及初验工作。

（二）强化督查调度

镇对问题厕所整改工作将不定期开展督查。对整改工作不力、被动应付的村及时作出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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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教育的招生规模扩展迅速

1998年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研究生在校规模应有较大增长'随后《关于200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通知》，就研究生规模问题进行了规定。2000年，我_研究生在学规模明显扩大，比上一年度增长29.8%,此后到2013年，研究生在学规模环比增长都在20%以上。从此，快速增长的规模成为这段时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軍要特征详见图表1

二、研究生教育是分层次的

研究生教育的重点是硕十教育。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强调研究生教育质量，博士授予要求严于硕十，歌点放在了硕十层次。从教育部发表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3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20.26万上升到61.14万人，增长40.88万人，3.01倍。其中硕士招生人数从16.43万上升到54.09万，增长了37.66万人，3.29倍。博士招生规模翻T一倍。（具体数据见表2)。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硕士的规模扩大的更快

三、研究生教育学科划分更趋于合理

学科结构合理分层。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办法》出台，我国高等教育的学位按哲学、教育学、理学等10个学科f〗类授予学位。1996年国务院“学科专业目录”歌新修汀，增减并整合了一些学科后，一级学科72个，二级学科654个。我国研究生教育逐步建立比较完整学科体系。

四、研究生教育类型偏向于多元化

1981年学位委员会上首次提出拓宽研究生培养路径，发展专业型人才少1992年《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方案》出台，正式设置2个专业硕十学位。i5随后出台了《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完善专业学位制度，我国对应用塑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遒视。

就学位类型，可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学位，专业学位可分全日制、在职、半脱产等形式。

五、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区域均衡问题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我国开始实施“211工程”重点建设一批高校和学科。在后期的“211工程”高校目录调整中也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校予以了适当的照顾，采取了“一对一”对U帮助的形式，这时期研究生政策已注意研究生教育区域均衡问题、

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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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4--02

一、人口现状分析

（一） 人口总量分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减少，年均增加人口由2002年的826万人降至2011年的644万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45‰，2011年降至4.79‰，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同时，我国继续保持较低的人口生育率水平。201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全年新生人口为1604万人，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0.93个千分点。

（二）分群体人口数量分析

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2年33.59 %降至16.60%，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上升至1.78亿，所占比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同时，我国家庭户的规模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02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39人，而2011年下降至3.02人。

（三）城镇人口数量分析

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近2100万人，城镇化率为年均1.35%。截止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

二、人口政策调整的现实依据

（一）是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问题的出路

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11年降到0.38，之后将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如果生育率水平不能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后的人口抚养比将会持续上升。在本世纪中叶，将会出现平均4个劳动力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预示着老龄化在今后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二）是中国经济应对“未富先老”问题的途径

中国人口结构中“未富先老”的现象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第一，丧失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内在动力；第二，对于一些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仍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无论是面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在逐渐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这都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

（三）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和小家庭面临挑战的必然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经济领域之外，还体现在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上。许多子女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面临照顾“1+4+8” 家庭成员的责任。与此同时，考虑到独生子女在成长经历、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因素，调整生育政策，让孩子有陪伴自己成长的兄弟姐妹，在成年后也有亲人来共同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在遇到困难时也有人可以分忧解难。以上这些，无论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还是心灵的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人口老龄化将带给中国的挑战

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的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滑。日本尚且如此，那么在收入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欠佳、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我国，老龄化加速也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程度（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之后人口抚养比就明显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放缓。2011年，中国老龄化水平为9.1%，基本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速放缓时的老龄化水平，面临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的困境。

（一）制度安排不健全

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离退休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都尚未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与社会发展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未备先老”，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二）财力保障不足

首先，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社会养老保险占中国公共支出的比例不高，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在全社会得到覆盖，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相对较低。其次，若不改变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许多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而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水平低，年均收益率不超过2%，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养老金面临缩水的问题。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膨胀，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也将增长，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我国在城市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老年人的需求的考虑不足。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老年人的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和老年人服务设施的空缺，将会给老龄人口的生活带来更大挑战。

四、人口政策调整的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分析

（一）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

2012年年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指出，我国应逐步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包含的改革主要有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继续加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关注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发展、统筹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潜力等方面。该报告还特别指出，近期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分阶段分区域放开二孩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同时放开二孩给人口数量带来的剧烈变动，也可防止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

问题。

（二）关于放开二胎是否会带来人炸式增长及社会资源巨大消耗的讨论

1、根据“理性人”假设，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理性考虑是否生育二胎。国内外的经验可以看出，放开生育政策乃至鼓励生育后，人口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一般而言，社会发达程度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呈反向增长趋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实施放开二胎政策，也并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加。只有那些原本有生育二胎意愿而积极执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才可能生育二胎。

2、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威胁的是资源浪费而非人口稳步增长

2.1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浪费令人触目惊心，若能厉行勤俭节约，就能节约大量资源。我国城市餐厨垃圾的年最低产生量为6000万吨，全国年浪费粮食总量为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约为500亿公斤，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粮食能养活2亿人。

2.2科技的迅速发展与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各种挑战。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但生活资料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按照其理论，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此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验证。2005年12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这意味着我国结束了历时26年的受捐赠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人口总数20%的人口，其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充分说明现代科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源的稀缺带给我们的困扰。

五、人口政策调整的建议

（一）人口政策的调整需以“小步走”方式推进，以避免政策波动过大给经济及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人口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流动，调整城乡人口结构，逐步转变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积极推进地区间、国与国之间人口以多方式流动，虽然这种人口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总量上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全球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二）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基本保障制度，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取消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将所有公民，不论户籍所在地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将其同等的纳入到社会和医疗保障这两大体系中。充分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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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性金融；金融功能；市场化运作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6-0021-03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长期融资体制为什么没有迅速实现市场化，除了长期融资领域产品的准公共特性外，制度缺陷和市场发育不足是阻碍市场化进程的最为根本的制度性因素。体制缺损和市场发育的不足，再加上整个银行体系自身资产质量包袱的沉重，使经济发展缺乏基础产业、行业以及地区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融资渠道和机制，出现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脱节。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深化我国融资体制改革，建立新的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制度安排。在这方面，我们要深入研究政策性金融运作与金融市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研究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问题。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市场化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理论界近年来流行的“功能观点(functional perspective)”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金融功能观点与传统的“机构观点(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有很大区别，传统的机构观点将现存的机构与组织结构作为既定的、固化的前提，而功能观点则认为机构形式和内容是可变的，需把研究视角定位在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之上，并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很少随时间和地域范围变化而发生变化，相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形式而言，金融基本功能具有相对稳定性。美国哈佛大学金融学教授默顿(Robert C，Merton)的表述比较准确地概括了金融功能观点的基本思想。默顿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变化很微小。但不同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从长期趋势看，金融产品正不断从金融中介机构向金融市场转移。在现实中，则表现为金融交易从不具透明性的机构向透明性机构转移，即人们所说的“非中介化”。

金融结构和功能重整是分工深化的表现，而不是对分工的否定。在分工深化过程中，一个成功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构原先的职能，重新定位经营策略，并以此重构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国际银行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诸如“重组”(reorganization)、“重构”(reconstruction)等成本管理创新进而发展为全面的“银行再造运动”(reengineering the bank)，按照“客户中心”原则，打破原有的业务分工，削减、归并或外包一些不必要的环节，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目前这种势头实际上已不局限于银行机构，成为金融机构转型过程中的经营策略调整的普遍现象。这种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的背后是功能重构，可称之为职能一体化策略，具备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商业银行等各项职能。

由于金融的基本功能具有稳定性而金融机构的形式具有易变性，我们应当从功能视角而不是传统的机构角度去看待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从体系层面看，一国金融体系的构架及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金融体系更好地履行其功能，改进制度绩效，降低交易成本。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金融功能处于被抑制状态。金融分业管制国家由于金融体系被人为分割，往往不利于改善制度绩效、提高效率。因此，金融改革的目的是消除金融抑制，促进金融深化，逐步完善金融功能，提高金融效率。从机构层面看，应该让市场机制自主决定金融机构如何履行金融功能的问题，政策部门不应人为划定某类金融机构的功能，限制来自其他机构和市场的竞争，因为这样做最终会由于过度保护而导致无效率。从经营看，同一金融功能可以由不同产品来执行，同一金融经营活动往往是几种金融功能的组合体，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某类金融业务出现功能性分化或功能重现组合都是十分合理和正常的现象。这种功能性竞争所导致的比较优势差异，会引起功能配置方式与金融业结构的重整。目前，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其合理路径是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率先在国内试行金融混业经营。为此，政策性银行应当尝试性地介入资本市场上的风险投资领域，并接纳一些相关性的投资银行业务，分享投行业务的积极效应，开展金融混业经营；通过在相关性基础上的业务交叉及跨行业经营策略，力求沿用美国证券市场的“牛铃诱导效应原理”(Cow Bell-effect)，发挥杠杆放大作用，进而实现政策性目标。

二、政策性金融组织形式的市场化

按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可能性边界扩展理论、金融功能观点、金融功能的竞争性配置假说的解释，随着市场分工的深化，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可能性边界在不断向外扩展，导致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业务范围交叉融合及金融机构职能的趋同化，使金融业从数量扩张转向功能重构，从而引起金融体系结构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为了与国外竞争对手相抗衡，各国纷纷建立了金融集团，并鼓励混业经营，以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商业银行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分业经营的界限，业务范围向投资、保险等领域扩展，银行经营国际化、综合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金融控股公司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高级形态和有效形式，它介于全能银行模式和分业经营模式之间，在金融控股模式下，子公司仍然是分业的，或者说是专业化的，而集团是“全能”的，从而兼顾了安全和效率。我国政策性银行若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可取得以下优势：

1、集团控股，联合经营。从一般意义上看，控股公司结构适用于金融集团的多元化经营，这与金融业的资产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就金融业而言，不仅银行、证券、保险各业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而且由于其经营对象是货币资产而非实物资产，相互转换十分便利。因此，金融资产的强关联性和弱专业性，决定了其综合经营比其他形式更能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控股公司结构正是发挥这一优势的合适载体。

2、法人分业，规避风险。由于在金融控股公司结构框架内金融业务分别由不同法人经营，可以防止不同金融业务风险的相互传递，并对内部交易起到遏制作用。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其有通过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的动力，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全球金融市场进入高度动荡时代，金融业的市场风险急剧加大，金融危机日趋频繁，这进一步刺激了分散化经营的动机。

3、财务并表，各负盈亏。在控股公司的构架下，

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相互之间的责任，仅限于出资额，而不是由控股公司统负盈亏，这就防止了个别高风险子公司拖垮整个集团。同时，此举还有利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分账户经营有限的商业性业务，分别经营核算政策性业务和有限的商业性业务，这也是政策性金融的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活动。

三、政策性金融运作模式的市场化

2006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商业化运作”为主旋律的政策性银行改革目标，明确了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方向。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应当把改革与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和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强化，越来越多地向资本市场渗透。

纵观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主导型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主导型两种。从各国的经验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互动发展的格局。从国际比较看，2005年末我国A股总市值占GDP的比例为18％，其中流通市值为5.6％。而目前美国市场股票市值是GDP的1.29倍，香港为3倍，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7.3％。美国、日本、欧盟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分别相当于GDP的143％、136％和82％，全球平均水平为95％，而我国只占到29％。从长远来看，我国应该在发展间接融资的同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下一步金融改革应该着重强调适合金融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企业环境的培养，重点是市场的培育。采取的策略应该是在现阶段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背景下，确立以国家调控与市场并存，政府政策和市场活力相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现代金融体系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与那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体系相比，主要区别有三：一是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从“主体”调整为“主导”；二是资本市场成为金融运作的基础性平台，离开了这一基础，金融机构的运作将难以充分展开；三是在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运作中，商业银行发挥着主导作用，诸多产品创新、交易创新和市场创新都是在商业银行主导下展开的。发展中国家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能够把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诱导机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跨国经营问题，尤其是融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因而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引导和带动商业性资金和社会资本十分重要。政策性资金支持的有效性对于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企业融资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综合财政、信贷、资本市场三者优势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发挥其特有的优势和作用，在建立市场诱导机制方面一展身手。

我国投融资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商业化、投资决策程序化、项目管理专业化、政府调控透明化以及中介服务社会化，最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投融资体制。我国长期融资体制为什么没有迅速实现市场化，除了长期融资领域产品的准公共特性外，制度缺陷和市场发育不足是阻碍市场化进程的最为根本的制度性因素。体制缺损和市场发育的不足，再加上整个银行体系自身资产质量包袱的沉重，使经济发展缺乏基础产业、行业以及地区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融资渠道和机制，出现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脱节。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深化我国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一种新的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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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税收优惠的现状及问题

（一）税收优惠实施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为了大规模地吸引外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适时、分阶段地提出了不同的税收政策目标，经历了鼓励特定地区投资──鼓励向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向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的过程，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1）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从无到有，且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1997年底，全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49万户，其中已开业者近15万户，合同利用外资金额5211．6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218.73亿美元，近5年来，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金额最多、增长速度最快、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资国；（2）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我国在电子计算机、通信、家电、汽车、电梯、农药等行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刺激了一些工业迅速更新换代；（3）外企的成长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现代化企业提供了良好示范；（4）催化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5）增加了财政收人。

（二）税收优惠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十几年前相比，我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十几年不变的税收优惠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

1．侧重东部沿海的“区域”优惠，不利于鼓励公平竞争。

这种十几年一贯制侧重东部沿海的“区域”优惠模式，不但加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而且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税收优惠的政策调控力度也逐渐弱化，在同一特定区域对内资和外资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极不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由此制约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

2．产业优惠政策滞后，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产业优惠没有突出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的政策导向，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知识经济恰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产业优惠实施的滞后势必拉大我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的超前发展。

3．“普惠制”导致政府收入流失。

“普惠制”下合乎规定的投资都能获得政府的税收优惠，而这些投资很多可能是政府不希望鼓励或市场已饱和的领域，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经济的无序竞争和政府收入的流失。

4．优惠操作主要采用对税收的直接减免，易引发税收行为失范。

我国在税收优惠的操作上基本采用降低税率、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直接优惠措施。这种形式的特点是政策的透明度高，征、纳双方易于操作。但这种方式是针对企业利润进行船，主要适应于盈利企业，而对那些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获利小、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交通能源建设、农业开发等项目的投资鼓励作用不大。另外，优惠期从获利年度起开始计算，企业通过人为推迟获利年度、利用“接力优惠期”、实行假合资、假新办等手段，很容易进行偷逃避税，不利于规范管理。而且直接减免优惠的操作容易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

5．税收优惠没有投资额度的限制造成投资规模偏小，投资行为短期化。

从实际情况分析，那些投资小、见效快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简单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于上述企业直接导致投资的短期化发展，而且这些投资规模偏小的项目恰恰是我国不需要的项目或是凭借我国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的。外来投资的涌入必然加大税收效益流失和外来资本的投机性，不利于我国投资结构的良性发展。

二、各国税收优惠政策及借鉴分析

综观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利用税收优惠措施引进外资，但其做法和侧重点以及所实施的政策方案不尽相同，最终实施效率也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区域性优惠

区域性优惠不仅被发展中国家广泛用于吸引外资发展地区经济，而且也被发达国家采用，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有效措施，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实施区域优惠相对较少，而发展中国家实施区域优惠居多。

（二）产业性优惠

根据本国经济的实际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的特定产业和项目，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发达国家偏重实施产业优惠，尤其是对加快科技进步、加大科技投入的税收优惠更为突出，且这种鼓励措施是全方位的。如日本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和科技发展支出，可选择作递延资产处理，也可选择即期全额扣除；或两者兼用。此外，对符合条件的费用（包括研究人员的工资、材料费、设备折旧费）还可直接抵免应纳税额；用于基础技术开发、研究的折旧资产，可按当年这项支出的5%抵免税额；已缴股本在1亿日元以下的中小企业的科技投入，其研究开发费支出可按当年这项支出的6%抵免税额：有效利用能源、废物利用等方面的专项支出，按6%额外抵免税额；在科技开发区的高科技公司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固定资产除进行正常折旧外，在第一年可按购置成本实行特别折旧扣除。这些规定对促进日本企业的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发达国家由于科技进步创造的价值占整体的60%－70%，远远高于我国25%－30%的水平。

（三）税收优惠操作形式的多样化

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很多国家都不局限于一种形式，比较普遍的做法有两大类：一是实行直接优惠操作方式，通常表现为定期减免所得税、适用低税率、税额扣除等，多为发展中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所采用。二是实行间接优惠操作方式，通常表现为：（l）加速折旧；（2）投资抵扣，即对资本投资按其投入额依照规定比例计算的金额抵扣当期应缴纳的所得税税额；（3）亏损结转，企业亏损可以通过以后或以前年度的盈利抵补；（4）费用扣除，规定特定范围费用开支的应纳税额扣除，如加拿大规定，科技开发费用可在当期应纳税额中全额扣除等；（5）特定准备金，为减轻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置的资金准备，如德国税法允许建立可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包括折旧准备金、呆账准备金、亏损准备金等。

实行直接、间接减免优惠操作运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减免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还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减免优惠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表现为延迟纳税行为，是对资金使用在一定时期内的让度，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税收收入。

（四）依投资规模制定区别优惠

如罗马尼亚对外资企业按照投资额的大小。可免征所得税1年至7年；马来西亚的《投资法》规定对超过一定数目的大额投资或与经济有重大关系的投资，可视情况给予全额免税优惠。

（五）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税收优惠

为保持优惠政策的实施效率，须依据客观经济发展状况对税收优惠做及时修正、调整，无限度实施只能导致税收优惠调控方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扭曲。如日本在战后初期，因国内经济实力薄弱，经济秩序混乱，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采用限制的方式，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利用外国贷款和吸引外国的证券投资方面，也就是利用外国的间接投资。当时日本的产业技术和设备十分落后，但考虑到外汇承受能力和技术消化能力，对引进技术也严格控制，坚持循序渐进，使之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承受能力。到60年代后，随着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好转，从1967年到1973年的6年里，实施资本自由化，逐步解除了引资和引进技术的限制。进入8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向开放体制转化，明确提出要积极地、多方位地采取措施引进外国的直接投资。日本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政策从限制到开放的演变过程表明，税收优惠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

（六）对内资与外资实行同等优惠但要保护本国产业

许多国家对允许私人资本投入的地区和行业项目，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实行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大多数国家都很注重对本国产业采取保护措施。比如对有碍于本国生产的项目和已经饱和的行业，控制审批或原则上不予审批；对允许审批的行业项目外资比例一般不超过40％，但对专门生产出口产品的保税工厂和设在自由工业区内的企业，可以允许外资比例达到100％。

从各国的税收优惠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供设计政策时借鉴：其一，区域性优惠的实施要保持区域内政策的统一，以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区域优惠要根据客观经济发展变化适时调整，以保持优惠政策的调控力度和实施效率。其二，产业优惠要充分体现产业导向，重点促进高科技产业、知识经济发展；产业优惠的设计要体现全方位，以增强调控力度。其三，税收优惠形式应从主要侧重直接优惠转向侧重间接优惠。其四，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保障投资的优化和操作运行的规范化。

三、完善我国税收优惠的方案选择

（一）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区域性税收优惠的实施方位

区域性税收优惠要突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或满足区域经济整体均衡发展客观需要的特点。政策实施周期不能过长，视区域性经济而定，一般在实行10年-15年之后即应进行调整。调整的标准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定，一般以赶上或超过全国经济发达（先进）地区、区域经济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为标准。如我国沿海一些经济特区，已经从过去贫穷落后的渔村变成了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与初期相比，其投资环境、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市场建设、社会需求、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国内发达地区、城市的发展水平。区域优惠已从过去的主要表现为投资补偿改变为额外收益。继续保留税收优惠，只能导致愈益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并严重扭曲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控方向。因此，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议适时调整、取消区域税收优惠。此外，建议选择对经济落后的中、西部边远地区和长江库区实施区域性优惠，操作上可选择区域性普惠制的优惠政策。同时，借鉴国际经验，规定优惠区域内的投资不分内资、外资，一律实行同等的税收优惠，以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和保持内。外资企业投资的公平竞争环境。

（二）区域优惠范围外设置的税收优惠，要突出产业性税收优惠导向，全方位加大调控力度，加大科技发展、科技投入的税收优惠，加快知识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

建议我国今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要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对于需要扶持的产业，税负要轻些。需要鼓励的产业，税负更轻些，以正确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根据我国国情，在能源和基础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知识产业以及产品出口企业，应实行产业性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知识产业应实施全方位优惠政策，以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发展。建议选择如下优惠政策：其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开发、研制，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其中机器设备等可规定3年折旧期；其二，鼓励加大科技投入。对企业当年用于科技研制、开发的投入超过前3年平均开支50％以上的，其超过部分可允许一定比例或全部抵扣应纳税额，但不能超过当期应纳税额；其三，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建议政府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形成生产能力，并为科技产品培育市场；其四，允许企业按一定的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基金以弥补科研失败造成的损失；其五，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继续给予税收优惠，以引导投资方向。其六，对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可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三）税收优惠操作方式应从目前的直接优惠转向间接优惠为主

间接优惠的主要操作方法应选择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税前扣除、延迟纳税、亏损结转等措施，以防止税收流失。对现有的直接优惠应逐步调整、取消。选择间接优惠实施既不违反税收公平原则，又能体现鼓励导向，提前收回投资可减少投资风险，同时也有利于应税行为的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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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政府支持共性技术的现状和问题

（一）现状

第一，共性技术研究得到了中央政府相关科技计划的支持。共性技术被作为政府资助对象在我国科技政策中由来已久，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行业技术开发基地等计划都明确支持共性技术研究。有分析认为，“八五”科技攻关成果项目的177个项目中，有44个项目可归结为共性技术。

事实上，政府支持的共性技术研究分散在各类科技计划之中，不仅往往与不同性质的研发项目相混杂，而且采取与之相同的组织管理方式和政策，即统统由政府全额拨款、政府或科学家确定研究项目和技术领域、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等。

第二，行业性科研机构是长期以来支撑我国共性技术研究的主要力量。1999年以前，原国家经贸委委管10个国家局直属的242个科研院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等12家大型科研院所是行业共性技术开发的核心力量。这些院所承担了国家绝大部分行业共性技术研究任务，研究经费由政府全额拨付。

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研机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职能不清、机构庞杂与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存。在这种背景下，科研机构体制改革于1999年启动，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企业下属研究单位，或者技术交易机构。

转制后的大院大所仍然从事一些共性技术研究，但对以下两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一个是国家对这些院所的共性技术研究投入是否削弱了。院所认为经费投入少了，而科技主管部门却认为并非如此。另一争议是，目前科研院所的体制是否有利于共性技术研究，是否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院所和产业界及学术界对此多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自负盈亏且以营利为目的的体制大大妨碍了共性技术研究的发展。

（二）主要问题

1．符合公共财政原则和国际规则、适应产业技术升级和国际竞争需要的产业技术政策尚未真正建立

政府在产业技术发展中的定位和国家产业技术政策重点都还未转变到位。虽然“重点加大对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在中央和地方各种科技政策和规划中屡被强调，但在政策实施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直接资助企业商业化开发，以及“搞工程，上项目”的传统方式仍未根本改变。这不仅有违公共财政原则和世贸协议有关规定，也大大降低了原本就有限的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我国总体研发投入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政府科技计划涉及的领域和深度却远远超过前者。当发达国家尚且采取有重点有层次的技术政策时，我们却在奉行撒大网的策略。因此，无论从符合公共财政原则、遵守国际规则、提高产业竞争力等哪个角度出发，政府定位和国家产业技术政策重点都需要尽快完成转变。

2．对共性技术的概念和评价标准没有明确界定

现有科技计划中，对政府支持的共性技术的技术特征、社会和经济效益、所处研发阶段，以及申请单位的组织形式等缺乏统一标准。如，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科技部的政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出自原国家计委，行业技术开发基地是原国家经贸委的政策等。在相关计划和政策出自不同主管部门的情况下，导致政策目标不明确，项目选择标准不一，直接影响了政策效果。

3．组织方式不够合理

（1）层次不清，重点不突出，组织形式单一

共性技术是有层次的，对不同层次的共性技术研究，政府的支持力度、组织方式和资助比例应各不相同。而我国涉及共性技术的计划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点面结合的特点，在组织形式上也多采取政府直接资助的方式。

（2）以产业为导向的原则不突出

共性技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实验室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市场应用，因此，共性技术研究要以满足企业需求为目标，以服务于产业为原则。政府支持的共性技术研究成果应该是能够为产业界应用的可商业化的技术，不能出现“有成果，没人要”的现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项目申报、课题研究和经费投入等各个环节都有企业直接参与。

目前的问题是：首先，在项目选择上，由政府或科学家确定技术路径的方式仍占主导地位，企业对共性技术的需要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由此导致有些研究脱离企业现实需求，使成果产业化面临很大障碍。其次，在经费方面，政府没有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经费投入机制，政府全部投入的居多。

（3）管理和组织模式不能满足需要

行业性科研院所转制后，我国政府对共性技术的组织面临较大空白。作为我国共性技术研究的主要力量，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难以满足共性技术研究的需要。国外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的国家研究院（所）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全额拨款的政府内设部门，如美国的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IST）和加拿大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另一种是由政府提供大部分经费的非营利性组织，如日本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其共同特征是，由政府提供全部或大部分经费，都不要求自负盈亏。而目前，我国行业性科研院所实行由政府部分拨款（事业费）、自负盈亏的企业制度，与国际通行模式不相符，对技术研发形成了一定的制度障碍。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国内外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政府必须建立能够调动企业积极性和有利于共性技术成果扩散的组织形式。

4．共性技术成果的扩散未受重视，缺乏相关鼓励政策

共性技术扩散的鼓励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鼓励合作研究，在合作中分享知识、优势互补。而我国的共性技术政策中，由一个单位承担课题的现象非常普遍，合作研究没有受到鼓励。另一个是知识产权政策。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有助于研究成果的转移和产业化。在我国，政府对资助的研究成果是否被市场和企业利用、是否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没有相应的考核内容和责任约束，导致成果大量沉淀在研究单位内部。对共性技术这一社会效益更大的技术类型来说，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在“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知识产权的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中，虽然明确了政府资助的项目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项目承担单位所有，但没有明确项目承担单位的研究成果转移和扩散义务，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机构也没有建立。这些都有违政府促进共性技术研究和成果扩散的初衷。

二、共性技术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我国政府在产业技术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正面临着重大转变，使得共性技术政策改革的任务更为紧迫。促进这种转变的压力来自三方面：

一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资助产业技术研发的环节、经费投入比例和方式等受到《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等相关条款的约束。我国要遵守在世贸协议中的承诺，就必须重新调整政府在产业技术研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在公共财政原则下，政府的资助对象和资助行为要改变以往直接资助产品研发和生产等“一竿子插到底”和“撒胡椒面”的方式。而加强对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投入和有效组织，就是政府进行角色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是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一方面，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依赖引进模仿技术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多数产业已经发展到产业整体技术水平需要上台阶、大量关键的共性技术亟待突破的关键阶段，产业界对共性技术产生了更为急迫的需求。如何利用国家有限的资源，抓住重点，及早突破技术瓶颈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问题。支持共性技术研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借鉴国际经验时需注意的几个现实问题

（一）政府定位不清加大了改革共性技术政策的难度

从国际经验看，政府在支持共性技术的作用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引导型”。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而我国既没有像美国那样更多的利用市场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也没有像日本那样承担起更多责任。这种“两头不靠”的政策使我国共性技术研究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改革的难度和力度也更大。

（二）客观认识我国技术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

虽然我国科技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总体上看，我国仍处在从引进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长途中，模仿仿制多，自主创新少还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强调共性技术的前瞻性和探索性，以支持应用研究早期阶段为重点的美国式的共性技术政策并不符合我国现实。而二战后日本在技术追赶时期奉行的重点支持应用研究后期和试验发展阶段的共性技术研究，集中力量突破重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策略应该更值得我们借鉴。

（三）企业技术能力弱，科研院所研究能力占优势的现象没有根本改观，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现状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企业为研发主体的特点有着根本差异。仅强调以企业间合作研究的方式来增加共性技术供给，实现技术扩散并不现实。在我国现阶段，共性技术研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一方面政府要更积极地组织共性技术研究，提供技术成果。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科研院所，特别是行业性大院大所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现实，积极鼓励院所与企业合作承担研究课题应该成为组织共性技术研究的重要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成果的应用与扩散，也有利于逐步提高企业的研究能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同样应是鼓励的对象。

（四）重点行业中若干家相互竞争的国有企业占垄断地位

尽管这些国有企业相互间是竞争关系，但由于都属同一所有者（国家），因此在共性技术研究上更不应该各自伸手向国家要资助。政府可以要求这些企业在申请共性技术资助时，必须以合作研究的方式承担课题研究。对不愿参加合作研究的国有企业，对于相同的共性技术研究课题，政府不重复资助。

（五）有限的国家财政资金

有限的财政资金使政府不可能直接资助各个行业或领域的研究。这就要求：首先，政府的重点是直接资助重点行业关键技术突破。其次，多渠道筹资，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共性技术研究。最后，除了资金支持，通过出台鼓励性的政策法规，为产学研创造合作研究的环境也十分重要。

四、支持我国共性技术研究的技术经济政策

（一）树立政府有责任支持共性技术研究的理念,明确共性技术研究在国家科技政策中的重要地位，率先组织实施战略性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使之成为政府支持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重大技术突破的重要手段

（二）确立支持共性技术研究的原则与标准

产业导向原则。共性技术政策应致力于满足产业界对共性技术的实际需求，原则上在项目选择、承担单位构成等各个环节必须有企业参与。

成本分担原则。以此可以激励企业认真选择和完成研究项目，同时也提高政府资金效率。

鼓励合作原则。充分发挥产、学、研各自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跨学科的研究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技术成果的共享。

促进技术扩散原则。原则上使尽量多的企业分享到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实现共性技术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除了鼓励合作研究外，相应的知识产权政策是实现这一原则的重要保障。

共性技术是一种能够在一个或多个行业中得以广泛应用的，处于竞争前阶段的技术。政府支持的共性技术研究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标准：（1）处于竞争前阶段；（2）有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3）具有商业和技术可行性，有产业化前景；（4）能为一个或多个产业所应用。

（三）改革共性技术研究的组织方式和政策

1．多层次、有重点的支持方式

在国家有限的财力下，共性技术鼓励政策要坚持 “点”“面”结合的策略。所谓“点”就是突出重点，对战略性产业和关键共性技术予以优先、重点支持，由政府直接资助。所谓“面”就是以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与研究单位合作或单独承担共性技术研究。

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共性技术，政府应通过专项计划的方式直接资助，也可以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单位组建合作研究组织，并予以资助。

测量测试和标准等基础性共性技术为产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必需的基础性技术手段。应主要委托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以及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承担研究。

对一般共性技术，政府应引导和鼓励产学研进行合作研究，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激励性和灵活的经费政策

第一，采取成本分担方式。改变政府包揽全部研究经费的做法。通过采取研发成本分摊的方式，激励企业共担风险，加强责任，提高效率。第二，根据市场失灵程度和WTO规则确定经费投入比例。支持共性技术研究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投入全部研发费用。对国民经济重要程度越高、应用范围越广、越处于研发早期阶段的项目，政府承担的比例可以越高，反之则越低。

3．鼓励产学研成立合作研究组织

合作研究开发应该是共性技术研究的主要组织形式，由一个单位承担的情况应属例外。一是原则上要求申请国家共性技术计划的单位必须有两家以上的单位联合承担，其中至少有一方是企业。二是鼓励产学研组成合作研究组织，政府可以提供部分资助。三是给予合作研究机构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

4．必须保留一批精干的科研队伍，捋顺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管理体制

在中短期内，可以将科研院所中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的部门认定为国家实验室，实行国家实验室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可以仿效美国的“政府所有――承包人运行（GOCO）”的国家实验室管理模式。同时，应建立一套针对这部分国家实验室的经费、资产管理，以及国家实验室绩效考核体系。

（四）完善有利于成果扩散的知识产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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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的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

1.国际形势。了解国际形势新特点、世界重大事件和我国对外政策。认清国际形势变化的多种因素，了解党和国家采取的对策，从而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化解不利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第一，大国关系及其走向。主要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根本原则，了解时下中美、中俄、中欧、中日关系及特点；第二，国际热点问题。了解热点的形成以及我国对待这一热点的态度和热点的发展趋势。

2.国内形势。了解我国国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使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基础上，在对国家发展历史进程的了解中，产生荣誉感、紧迫感和责任感。目前，国内重大热点问题概括为“十七大”期间聚焦的热点，中央全会、“两会”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

3.分析形势与政策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一分为二，坚持两点论；区分主次，抓住本质；见微知著，把握形势和政策的发展趋势。

（二）目前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其改进方法

长期以来，我校坚持贯彻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课程体系建设，讲究教育教学方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发挥形势与政策课的特长，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方法论的培养教育。具体教学中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热点问题与基本理论、基本形势教育相结合。形势与政策中热点问题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是形势与政策无法回避的问题。热点问题教育是“形势与政策”课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在该课教育教学中十分注重利用热点问题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热点问题讲述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如最近发生的中东地区的和平“路线图”计划，全面介绍有关事件的历史背景、事件起因、实质、影响、发展趋势等，进行全面分析。将一些基本问题、基本理论讲得清清楚楚，深得学生欢迎。

热点问题是当今社会现象的凸现，热点问题里蕴含着的丰富理论和形势是复杂的历史背景、多种矛盾交织的必然反映。形势与政策离不开热点问题，热点问题既是形势与政策的热点，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兴奋点。利用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在效果上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果将热点问题与基本理论、基本形势结合起来进行教育教学，效果会更加明显。

2.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准则。在“形势与教育”课的教学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事实说明问题。

在国内的形势教育教学中，要重视讲事实、讲事件，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学生。如我国的反腐倡廉形势教育教学中，就列举了大量事实和和典型事件，说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廉政建设、反对和铲除腐败问题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学生耳目一新。从这些真实的事件中，让大学生感悟到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感悟到我们党、国家的希望和前途，

在信息化的今天，坚持实事求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存在出发，用事实和事件说明问题，以事实说话。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要使大学生更信服这门课，从而主动地自觉地接受这门课，形成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树立起形势与政策课的权威。同时，也使教师和学生双方面都认识到在传媒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政治课的生命力所在。

3.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高校政治课教育教学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形势与政策”课涉及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军事学、外交学等。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性、针对性又非常强。如一系列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在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中，必须与时事问题、实践问题、热点问题、重要问题结合来讲，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转贴于 　多年的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过程，我们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进行党的十六大精神教学时，一方面既要讲授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又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和未来20年的具体奋斗目标来讲授；另一方面讲授我国的经济形势时，既要讲经济理论，又讲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说明问题。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键在结合上。讲理论要有实践支撑，讲实践要有理论指导。理论中有实践，实践中有理论。实践主要反映在形势方面，理论则主要反映在政策方面。理论随实践的深入而发展、充实、提高，反过来又作用于实践。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好的政策会促进改革开放，反之则不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搞好了，形势与政策课就会不乏味，学生听完课才会有启发，从中受益。

多年来，我们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处理得当，使“形势与政策”课成为当代大学生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是最好的政治课。在两课评估中，我们的“形势与政策”课连续两次被黑龙江省评为省级重点课程。

4.坚持用数字说明问题。数字是事物的统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十分重视用数字说明问题。在授课的过程中运用大量数字来讲解，学生就容易接受。如：讲授国内的经济形势时，离不开数字，将各种数字列成多种表格，一个表格中包含有一系列数据，学生一看表格，对照表格中的各种数字，对形势就认清了。数字是晴雨表，数字是事实，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形势”。讲形势离不开数字。通过出示大量数字，大学生对我国的外贸形势、西部大开发形势、重点工程建设形势等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中，各种简单的和复杂的数字引用得当，就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也纷纷反映，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在、具体、形象、生动，是一门比较好的政治课。

5.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牵涉到许多学科，知识十分广泛。同时，“形势与政策”课又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想教育课，所以，对这门课的教学要十分注意将传授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为了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到课率，我们在备课、授课的过程中，强调信息量更大，知识面更宽，编写讲义引用材料要新，知识含量要大。通过形势与政策课讲授，使大学生们切切实实感受到新信息、新知识、新科技的感染力，知识科技的魅力。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治课，我们在知识的传授时要注意大方向，做到用坚定正确政治路线贯穿全课、用正确的政治思想观点的影响学生。在充分讲授知识、分析形势后，将落脚点归结到党和国家正确领导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上。形势为政策服务，政策指导形势发展。知识的正确传授也是大学生形成良好世界观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本，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寓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一体，才能达到入人耳脑的目的。空洞的政治说教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事与愿违。

由于我们较好地处理了该课的知识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强调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知识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结合；强调知识性，不忘政治性；强调形势是入门、政治是落脚点，使《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既充满青春活力，贯穿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因此，大学生对这门课评价也一直很高。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内容更新快，知识含量大，政策性强，授课要求相当严格，一般比较难讲好。但由于我们在20多年的教育教学中，注重知识性，讲究政治性，做到知识性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紧密结合，突击热点问题，用事实、用数字说明问题，增强了吸引力，使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事实证明，高校“形势与政策”等政治课虽然难讲，但只要教师认真备课，采用正确地有针对性地教学，注重知识性、信息性、趣味性、娱乐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一定能讲好，起到高校政治课教育人、鼓舞人、鞭策人、吸引人、培养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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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创业 政策 就业

0 引言

1999年被媒体誉为“大学生创业年”，相关的大学生创业政策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纷纷出台。起源于美国的创业计划大赛作为我国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方面，为丰富创业政策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是大学生创业工作的另外两项内容。真正的创业实践开始于创业意识萌发之时。近些年，创业实践中心、创业园等基地建设地如火如荼，逐年高涨的创业热情催生了国家、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下面就列举了我国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部分大学生创业政策。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创业政策一览表（部分）

2 政策分析

2.1 文件出台背景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王亚栋在2010年7月8日举行的“青年创业中国梦”主题研讨会上透露，国务院本着服务于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宗旨，批准了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制定的大学毕业生创业引领计划。该计划从政策引导的视角，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培训和实训环境，并设定了一个“三年计划”，每年在全国45万大学毕业中指定15万大学生作为引领计划的种子引领生创业，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下一步国家将要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同时健全创业培训体系，从英国引进SIYB创业培训项目，完善培训师资配备，并为各高校的创业培训课程提供一批新的创业实践教材。

2.2 环境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始终面临就业岗位不足的困局。自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各行各业。为此，很多企事业单位纷纷裁员，以缩减人员开支，加之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不断迈进，大学毕业生数量将远远超过空缺岗位的数量，高校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紧张的就业形势。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业往往因技术创新不够、缺乏创业经验、资金供给不足而面临失败的窘境。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比较落后，创业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融资相当困难，因而许多优秀的创业计划难以付诸实践，融资难成为制约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瓶颈”。

2.3 价值分析 从本国国情来分析，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本价值，深入贯彻落实“创业带动就业”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从而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政府要持续推进大学生创业，需要深入分析大学生创业的内在价值，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进高职院校与学生家庭对学生创业的理解，从而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科学合理、和谐高效的创业环境。

通常来说，学生出于就业压力而被迫创业的情况属于被动型创业。它有助于推进学生的社会角色实现由“单位雇佣”向“自我雇佣”的转变，可以说被动创业是一种适应现代市场环境的创新性就业活动。一直以来，高等教育始终肩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接班人的重要角色，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基本形式，促进学生就业，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是体现其社会价值的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来讲，闲置的人力资本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政府通过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能够使其自身的专业所学寻得用武之地，从而充分体现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许家暖，梁显忠.大学生创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