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判决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事故判决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11）园民初字第XXXXX号

原告XXXX，女，1989年10月1日生，XXXXXXXX。

委托人崔新江，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XXXXXXXXX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XXXXXXXX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分公司，住所地XXXXXXXXXXXXXXX

原告XXXXX诉被告XXXXXXXX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XXXXX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1年5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XXXXXX、被告XXXXXXX、被告XXXXXXXX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XXXXX诉称，2009年11月2日，被告XXXXXX员工驾车与原告所骑自行车相撞，致原告受伤，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合计245050元，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XXXXX辩称，对于发生事故的事实以及事故责任不持异议，被告已实际支付48900元，其中垫付医疗费18900元、交警队预付2万元、交由原告单位转交1万元，鉴定费应按责任比例承担，请求依法处理。

被告XXXXX辩称，对于发生事故的事实以及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不持异议，同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合理的赔偿责任，对于原告的损失需要进一步审核，此外被告已预付医疗费10000元。

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2日20时02分，被告XXXX公司员工XXXXXX驾驶苏EXXXXX中型普通客车沿苏州工业园区葑亭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港浪路交叉路口处时，车头与葑亭大道由东向南左转至上述路口处原告所骑自行车相撞，致XXXXX跌地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过错程度相当，分别承担同等责任。

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苏州九华医院治疗，累计花费医疗费75361元。2011年4月19日，经苏州同济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XXXX因车祸致骨盆多发骨折严重畸形，产道破坏构成七级伤残，误工期限为伤后14个月，护理期限为伤后一人护理5个月，补充营养期限为伤后4个月。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520元。

XXXXX驾驶的苏EXXXXX中型普通客车所有人为XXXXX公司，该车在XXXXX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XXXXX垫付了医疗费10000元，被告XXXXX公司垫付医疗费及预付赔偿款累计48900元。上述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

在庭审中，被告XXXXXX及XXXXX对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620元、营养费183552元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 医疗费，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提交的票据金额75631元均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XXXXX认为其中用血互助保证金8165元不应作为医疗费计算。本院认为，用血互助保证金虽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退还，但在原告提供了未能够退还且当事人提供了相应票据的情况下仍属于治疗中的合理支出，应按实际发生的医疗费论处，故被告XXXX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医疗费本院确认为75631元。

2、 护理费，原告主张按50元每天计算为7500元，被告对计算期限150天不持异议，但认为计算标准偏高，认可按4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数额符合目前本地护工市场劳动力价格水平，故对原告主张的数额本院予以确认。

3、 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20000元，被告对数额不持异议但认为原告应根据自身过错分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数额符合现行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标准，故对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4、 交通费，原告主张543元，被告认为数额偏高，请求法院酌定，本院认为，交通费的支出以治疗、康复所需为前提，以合理为限，原告主张的数额明显过高，根据原告的实际医疗情况，本院酌定该项费用为300元。

5、 误工费，原告起诉时主张误工费34432元，为此原告提交了2008年至2010年三年的完税证明，在庭审中原告根据完税证明中所载明的收入状况以事故发生前一年的月平均收入计算14个月误工费减去该14个月中实际领取的收入计算为13957.23元，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该计算方式及数额均不持异议，故对于误工费13957.23元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告损失累计为：

75631+1620+2400+7500+300+13957.23+183552+20000=304960.23元。以上损失超出了交强险限额，故应由被告XXXXX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扣除已预付的医疗费10000元，被告XXXXX仍应赔偿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184960.23元应由被告XXXXX原告XXXXX根据责任比例分担，因原告系非机动车辆，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告XXXXX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28422.16元（184960.23*70％）扣除被告已支付的48900元，被告XXXXX尚应赔偿80572.16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XXXXX110000元（含精神抚慰金20000元）；

二、 被告XXXXXX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XXXXX80572.16元；

三、 驳回原告XXXXX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13元、鉴定费2520元，合计3333元，由原告XXXX负担1633元，被告XXXX负担1700元。原告同意其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中剩余部分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被告XXXXX应在履行判决时一并向支付原告XXXXXX支付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1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号：550101040009599.

篇2

本案发生在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左右，北京市南二环路菜户营桥东侧。即媒体予以高度关注的“奥拓撞行人案”。

从以上判决看，本案独任审判员柴虹的思路是：首先确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然后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

一、负事故同等责任，承担该案损失的60%，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精神的误解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该交通事故认定的原则是过错原则在交通事故认定中的体现。

为了实践《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是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它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一部分人使用其中的七十六条进行关于机动车与行人事故的认定的做法混淆了“交通事故责任”和“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概念，因而是错误的。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以“（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为桥梁，通过“（七十六条）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通过“（七十六条第二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体现《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立法精神。

所以，本案的判决中，独任审判员柴虹在作出双方各自承担同等交通事故责任的结论后，由于我们国家“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尚未建立，即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的规定，取奥拓车“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金额为零，然后，依据“（七十六条第二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判决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承担该案损失的50%.

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自然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判决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承担该案损失的60%，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精神的误解。

如果柴虹是因为面对“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尚未建立的现实，要把“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体现在审判活动中，从而在认定双方各负同等交通事故责任的前提下，要求刘寰承担事故损失的60%，那么，柴虹的行为，很明显是将有关部门从《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到实施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未依法建立“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行政不作为后果，强加于刘寰。就更是不应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刘寰没有代人受过的法律义务。

二、关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以人为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相关法律条文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超出法律规定增加对死者方的赔偿，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的误解。

参考资料：

篇3

一起交通事故案例

2006年1月25日，上海通饰贸易有限公司职工某女士，从外地出差匆匆回家。也许是归心似箭，她在上海浦东新区川沙路4628号港湾式公交车站附近闯红灯过马路时，不慎被上海浦东巴士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公司”）的大客车撞伤，被送到医院救治。因为某女士是违章过马路，警察认定某女士负主要责任，而机动车方为次要责任。受伤后，某女士从机动车方所属的巴士公司获得了暂支款17万元，用以支付医疗费。后来某女士进行了伤残鉴定，结论为五级伤残。

这起交通事故属于雇员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工伤条例的规定，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工伤。因此，某女士在住医院期间，通过其丈夫向她所在单位借现金4.46万元，用于支付医疗费。

由于某女士在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且考虑到机动车方的巴士公司已经借款给她17万元了，所以某女士就不想再跟巴士公司要钱了。因为，如果她向机动车方巴士公司索赔，即便医疗费17万元，再加上五级的伤残赔偿金约24万元，合计索赔额可达41万元。但是，如果按照机动车方承担40%的责任，也就只能向巴士公司索赔41万元的40%，即16.4万元。因此，某女士可以再向机动车方巴士公司索赔的金额不大了。

于是，某女士在咨询了她委托的律师之后，决定先向其工作单位上海通饰贸易有限公司提出工伤理赔。但是，单位认为某女士拒绝向交通肇事方索赔，因此拒绝了她的要求。

为此，某女士到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某女士主张单位赔偿的医疗费和伤残金，应当先处理交通事故，只有在机动车方理赔金额不足的情况下（没有达到工伤赔偿标准），才能向单位要求赔偿（补足）差额部分。

某女士不服劳动仲裁，将其单位上海通饰贸易有限公司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闵行法院认为：某女士不交通事故的肇事方，是她的权利。她有权利要求单位先垫付全部的费用。某女士得到的肇事方的17万元属于借款，不属于理赔款，不同意在本案中抵扣。法院判决单位全额承担17万元的医疗费以及误工费、护理费和伤残金，合计金额33万余元，仅同意前期支付的4.46万元可以从判决中抵扣。

单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单位认为：民法通则规定保护单位的合法权益，第一侵权人是机动车方，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案件，当然应该先处理交通事故，追究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二审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工伤条例只规定，在受害人拒绝做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单位可以拒绝给予工伤待遇，而没有规定职工拒绝向肇事方追偿，单位可以拒绝理赔，故判决维持原判。这样，单位就输了官司。某女士在2008年1月，向一审法院闵行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单位被迫全额支付判决金额。

败诉后的再次诉讼

如此一来，单位因受害员工某女士个人的原因，未参加社会统筹的工伤医疗保障，因此在诉讼遭到意外败诉时，导致单位出现了重大经济损失。现在，既然法院不承认受害人获得肇事方的17万元是赔偿，而只是借款；单位在该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案件中，只有垫付医疗费的责任。那么，在机动车肇事方没有赔偿，受害人单位垫付了全部医疗费损失后，单位当然有权要求机动车肇事方赔偿该单位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民法通则不是规定，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吗？

于是，上海通饰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机动车肇事方巴士公司，要求赔偿损失。承办法官了解该案件情况后，很同情原告。但是，判决书下来的结果却是，以原告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无权巴士公司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至此，受害人某女士事实上通过机动车肇事方的借款，通过和单位打工伤官司，获得了两笔17万元的医疗费赔偿。

其实，这个案件很典型，并无特殊之处，这样的重复赔偿情况也不是个别现象。如果单位是参加社会工伤医疗保险的，这个损失只是由社保工伤基金来承担，也同样无法向受害人或肇事方追回重复赔偿。因为，受害人获得肇事方的赔偿后，通常是不会通知本单位或社保基金的，也不会主动向单位或社保基金退还重复的赔偿，虽然《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等文件规定，受害人必须退还。

而法院之所以这样判决，有他们各自的理由。闵行区法院认为：单位在职工遭受的交通事故中，是受害人的工伤单位，有全额垫付的责任。基于垫付责任，判决单位全额承担医疗费。浦东新区法院认为：否认单位在垫付全额的医疗费后，有向侵权人（机动车肇事方）追偿的权利；否认单位向受害人赔偿是承担垫付责任，认为就是最终的工伤理赔责任。

该案涉及的三个法院，闵行区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浦东新区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笔者认为，主要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观点认同“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案件中，受害人有权利从单位和机动车肇事方两头理赔”。如果浦东法院支持单位向机动车肇事方巴士公司追偿，则巴士公司不可能再赔偿受害人，使得受害人无法获得重复理赔。

工伤可以重复赔偿？

关于损害赔偿，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固定金额的损失，其赔偿不得超过损失金额。而且财产权（私人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如果财产被损害，财产的所有人应当获得100%的赔偿，既不是50%的折扣赔偿，也不是200%的超额赔偿。任何意外事故，如果能获得赔偿的话，有固定价值的损失，其赔偿不得超过其价值；没有固定价值的损失，如人身价值是无限的，则死亡赔偿金和伤残金可以多次理赔，因为不可能超过其价值。

那么，我国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法律法规呢？关于单一赔偿，我国的《保险法》有类似的规定，如第四十条：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第四十一条：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上海市的地方性有关规定，也不允许重复赔偿，获得重复赔偿的要退回。

但是在这起案件中，上述受害人樊女士事实上获得了17万元医疗费的重复赔偿。如果该受害人继续巴士公司，还能进一步获得误工费、伤残金等理赔。这样重复理赔的情况，估计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这是违背中国法律的。之所以在执行法律和工伤政策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原因大致如下：

其一，工伤条例等政策，没有针对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做周密的规定。比如，只规定了职工拒绝做伤残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单位可以拒绝赔偿；而没有规定，职工拒绝向肇事方追偿，单位也可以拒绝赔偿。再如，政策缺乏可操作性，规定了单位向职工赔偿后，职工又从肇事方获得赔偿，单位则可以向职工追偿。而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人会主动向单位退还重复赔偿款。此外，政策没有规定单位也可以直接向肇事方追偿，从而导致法官机械地理解政策，认为单位赔偿后，单位并不法定地获得了追偿的权利。因此出现了单位赔偿职工后，单位居然无权向肇事方索赔的判决。

其二，有部分法官认为，既然人身损害的赔偿，是可以多次理赔的，那么医疗费用的赔偿也可以多次赔偿，只要在判决书上不直接这样表述，不给抓到把柄就可以了，从而使得受害人事实上获得重复赔偿。这样的法官，可能从本位主义出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为法官没有义务弥补政策规定的缺陷，在《民法通则》抽象规定的法律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具体的工伤政策缺陷之间发生冲突时，习惯遵循具体的政策。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应该尽快修改完善工伤赔偿条例等政策和法规，以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存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国家财产受到损失。■

链接：上海地方性有关规定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因交通事故引起工伤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处理的补充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职工不递交《调解书》或者工伤职工不愿做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等级鉴定的，企业不予办理工伤保险待遇。

第二条：企业应当帮助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工伤的职工向交通肇事者索赔，获得赔偿前可垫付有关医疗、津贴等费用。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工伤津贴）。企业先期垫付的有关费用，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退还。

篇4

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武陟县汽车运输总公司仅向本公司提供了李文红住院治疗的医药费单据向本公司提出索赔。本公司迅速依照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进行核查后认为，该起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依法予以拒赔。

1999年12月21日被上诉人武陟县汽车运输总公司以运输形势不好等为由申请退保，要求解除保险合同。本公司同意其退保，双方解除了保险合同，本公司退还其保险费936元。

2003年2月28日被上诉人武陟县汽车运输总公司书写诉状，向武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支付74314.44元保险金，在诉讼中增加为117871.14元。

在审理的过程中，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仍然是李文红的医疗费单据、伤情鉴定及子女情况，未提供该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被上诉人武陟县汽车运输总公司承担的任何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调解书、判决书。车辆经营人李继本以武陟县汽车运输总公司的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原审法院让李文红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本案诉讼向本公司索要保险赔偿金。

原审法院不审查该起事故所引起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直接错误依据保监会对《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三项、第二条第三项的解释认定李文红疏于该起事故的“第三者”，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条、第五十条判决本公司直接向参加本案诉讼的第三人支付保险金。支付数额为经该院核定后扣除不合法、不合理部分总数额的100％，即100265.33元。

为此，特提起上诉。上诉的理由是：

一、该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车是李继本一人购买，而不是李继本及其儿子李文红等人一起购买家庭共同经营。该项举证责任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属于李文红及李继本。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李继本和李文红系父子关系，并且李文红早已成年。这些证据均属于李文红、李继本等持有。其在诉讼中不举出该部分证据，应该推定属于李继本、李文红共同经营。

二、该起事故和保险合同的签订均发生在2002年之前，该判决引用2002年修正后的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五十条条文显属不当。虽然该错误属于普通的技术问题，但是足见该判决适用法律的错误程度。

篇5

    车祸官司 见不到肇事司机

    据交警部门证实，2004年12月27日晚上9时许，石羊立交桥至天府立交桥路段，仁寿县人陈建辉驾驶川AZ9800面包车与骑摩托车的邹泽兵同向行驶。因违章，正在路边值勤的交警打手势指挥陈建辉靠边停车。陈建辉在变道时撞倒了邹泽兵。成都市交管局认定，陈建辉承担这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昨日上午10时许，邹泽兵在妻子廖君兰和人的陪同下来到高新区法院。当他们领到判决书的时候，肇事司机陈建辉的人已经先将判决书领走了。邹泽兵准备在法院与陈建辉见面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此前开庭时陈建辉就没有露面。

    35岁的邹泽兵是锦江区琉璃乡人，由于治伤花光了积蓄，面临第二次手术需要的上万元医疗费，邹泽兵不得不拖着伤腿到金花镇一个朋友开的皮鞋厂去打临工，每月领600元工资。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凑够医疗费，而医生已经催促过几次，要求他尽快做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领到保险赔偿金 肇事司机跑了

    邹泽兵住院花费了4万多元，用光了积蓄还借了一些钱。今年2月，再没钱治伤的邹泽兵只好出院。出院时，肇事司机陈建辉支付了4000元。

    今年4月4日，经交警调解，邹泽兵和陈建辉达成了协议，陈建辉在5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邹泽兵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等4万余元，扣除已经支付的4000元，还应支付36274.47元。陈建辉说，他要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费领到后才能支付这笔钱。当着交警的面，陈建辉向邹泽兵写了欠条，并将邹泽兵住院的发票全部拿到保险公司索赔。

    但直到7月15日，陈建辉才通知廖君兰，他已经将保险费领到了。廖君兰赶到石羊场信用社门口时，陈建辉给她看了存折，说只有24000元。廖君兰先要求按照欠条上的数额全部支付，但禁不住陈建辉的再三说情，最后要求他一次性支付29000元了事。陈建辉说回家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两人各自回家了。

    7月16日上午，廖君兰给陈建辉打电话要钱，却打不通了。她连忙到石羊场丰收村7组陈建辉的暂住地找，但邻居们说陈建辉前一天晚上就搬家了。从此，邹泽兵夫妻再也没有陈建辉的消息。

    7月25日，邹泽兵到高新区法院起诉，要求陈建辉及时支付所欠的36274.47元。7月26日，邹泽兵夫妻到成都市车管所查询才知道，陈建辉所驾驶的车辆也已于7月18日卖给了双流县九江镇一居民。他们又到仁寿县陈建辉的老家找，但陈建辉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家了。尔后，他们还查到在石羊场做生意的陈建辉妻子也搬走了。至此，他们才明白陈建辉是恶意逃单。

    司机恶意逃单 法院执行难

    高新区法院判决陈建辉在判决书生效15日内返还邹泽兵36274.4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昨日上午，双方到法院领取了判决书。但是，陈建辉始终没有露面，一切都委托律师。“我被车撞伤后弄得一贫如洗，肇事司机不但没有全部赔偿，还卷走两万余元保险费，他撞伤了人反倒赚了钱！他太不道德了！”邹泽兵气愤地说。据市交管局透露，陈建辉卷走保险费一事在全市尚属首例，性质非常恶劣。

    昨日上午，记者与陈建辉的律师取得联系后，他十分肯定地说，陈建辉就是在逃单。这位律师说，陈建辉接到法院的传票后立即委托他全权这场官司，然后就到广东了，现在他也不知道陈建辉的联系方式。他说：“陈建辉以前称愿意协商赔偿1万元，邹泽兵不同意。后来陈建辉就称没有钱赔偿了。对于法院的判决，陈建辉不会上诉，但陈建辉不露面，法院的判决是无法执行的。”

    律师看法

    保险金应直接支付给受害人

    四川应天缘律师事务所郭高律师认为，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和肇事司机在处理赔偿事宜上都走入了一个误区。按照道法第76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先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的基础上进行赔偿，保险公司赔偿后剩余的部分才在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划分责任，如果双方都是机动车，则按照过错责任划分赔偿比例。但是，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并没有直接向保险公司提出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要求，一般是由肇事司机向保险公司索赔，这样就造成了像陈建辉逃单的情况。

篇6

    行政判决书

    （2001）深中法行终字第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招娣，女，汉族，广东省紫金县人，暂住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福兴印刷印刷厂宿舍。身份证号码：442522580830482.委托人：郑史传，男，汉族，住深圳市童乐路5号708室。身份证号码：441622570119481.委托人：张国文，男，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凤安镇上坑村南云村民小组32号。身份证号码：44252219630811485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第三工业区和平西路。

    法定代表人：罗伟国，大队长。

    委托人：夏旭昆，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科员。

    委托人：董正流，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律顾问。

    上诉人林招娣因诉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交通事故处理行为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01）深宝法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1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招娣及其委托人郑史传、张国文，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的委托人夏旭昆、董正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作为交通事故处理机关，在处理李焕生、张国强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案过程中，在处理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对损害赔偿进行雕解等三方面的法律适用和程序上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在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方面，李焕生无证驾驶套牌摩托车撞死原告亲属张国强后驾车逃逸，应负事故全部责任，该事实经被告于2000年7月6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予以认定，但被告一直未对责任者李焕生处以行政处罚。对此，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因责任者李焕生已逃逸，无法施以处罚，再者，该处罚行为与原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对此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三）要求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本案原告作为被害人张国强的亲属，有权利要求被告依法追究加害人李焕生的法律责任，被告主张在对李焕生无证驾驶套牌摩托车是否处以行政处罚方面，原告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被告辩称因责任者李焕生已逃逸而无法施以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但被告提供的证据12《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表明，被告于6月5日已决定立案追究李焕生的刑事责任。被告辩称李焕生的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吸收原则不应再对其行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对此主张，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主张被告无权认定李焕生是投案自首并将其放走，该主张涉及被告在刑事侦查中是否有失职行为，不能通过行政诉讼予以审查认定，原告可向其他监督部门请求处理。

    在赔偿方面，被告认为原告的损失是由李焕生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并非由被告的交通事故处理行为引起的，原告应向责任者李焕生主张民事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在处理李焕生、张国强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案过程中，处理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等三方面的处理行为合法；二、驳回原告林招娣要求被告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林招娣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丈夫张国强与李焕生的交通事故的事实，被上诉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作了认定。事故发生后，在群众的协助下，李焕生被扭送给被上诉人处理，根据事故的事实和情节，李焕生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被上诉人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将李焕生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科以现行犯李焕生刑事强制措施。但是，被上诉人却无视法律，未将李焕生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甚至以投案自首为由将李焕生放跑，后又故意拖延期限，给李焕生创造逃避法律责任的条件；至2000年8月30日，上诉人的亲友多次遇见过李焕生在观澜镇活动，而2000年9月4日，上诉人同时收到被上诉人作出的已注明2000年8月11日向当事各方宣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同年8月31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被上诉人对迟延作出上述结论的解释却是李焕生逃逸，可见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是显而易见的。而被上诉人于2000年6月5日决定对李焕生刑事立案，至同年12月14日才开具《拘留证》，均是事后亡羊补牢。以上事实证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已经给上诉人造成了权益损害。二、未依法履行职责应当承担责任。上述事实表明，本案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工作贻误和故意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致使李焕生应赔偿给上诉人的丧葬费和家属安置费也未能实现，被上诉人必须对此予以承担。三、原审判决不公，应依法改判。从原审的审理过程中可见，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确实违法，但在实体权利处理方面，原判依然从中袒护，对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不予认定。人民法院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被上诉人未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上诉人的直接损失，予以确认并判令被上诉人予以赔偿。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向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答辩称：一、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我大队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处理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1）在处理事故现场及调查取证方面。2000年6月4日12时30分，李焕生、张国强交通事故发生后，我大队民警在12时40分接到报案，12时50分赶赴现场。当天，我大队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并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对事故现场进行拍摄，对张国强的尸体进行检验，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并对事故现场的目击证人黄作粮作出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找到另一位事故当事人尹文兰作了调查，也制作了《询问笔录》；办案民警带尹文兰去其住处追捕李焕生未果；6月5日零时，李焕生在其妻及姐夫的陪同下到我大队自首，当天，我大队要求李焕生自书《肇事经过》，两次对李焕生进行讯问和调查，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暂扣了李焕生的车辆并送龙华机动车检测站进行技术鉴定，对张国强的尸体送法医处检验。（2）责任认定方面。2000年7月6日，我大队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李焕生负事故全部责任，张国强、尹文兰无责任。（3）处罚事故责任者方面。2000年6月4日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于事故造成当事人张国强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我大队认为本案符合刑事立案条件，事故当事人李焕生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对该交通事故案进行刑事立案。李焕生逃逸后，我大队多次组织警力到李焕生在观澜大和村的住处抓捕李，但都因其去向不明，未能抓获；此后，我大队先后两次持深圳市公安局签发的《拘留证》去李焕生老家梅县石坑镇同当地公安机关协同突击抓捕李，但因其未在家而暂时未能缉拿归案，当地公安机关已将李焕生情况布栏，协同配合我大队对李焕生的抓捕工作。（4）赔偿调解方面。我大队分别于2000年8月15日和8月31日依法主持调解工作，只有死者张国强亲属参加，事故当事人李焕生及尹文兰无正当理由未到，我大队遂依法于2000年8月31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以上事实说明，在处理本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我大队严格依法行政，分别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和调查取证、作出了事故责任认定、对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调解，履行了法定职责，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行政行为违法和行政不作为之说。在处罚事故当事人方面，因李焕生涉嫌犯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大队抓捕犯罪嫌疑人等刑事侦查工作仍在进行。故我大队在处理该交通事故一案中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诉称的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依据。二、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致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损害，对已经发生的、直接的损失由行政机关赔偿。我大队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完全依法行政，并无任何违法行政行为，上诉人的损失是由李焕生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的损失在我大队处理事故之前已经发生，该损失与我大队的行政行为无任何关联，上诉人应当循民事诉讼途径向法院对致害人李焕生主张民事权利，其对我大队提起赔偿请求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诉称我大队的行政行为违法及其所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以维护我大队的合法权益。

    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2、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4、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5、道路交通事故信息采集表；6、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笔录；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8、摩托车检测记录单；9、法医尸检证明书；10、编号：08（00）-BT-0082-H《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11、第08（00）-BT-0082-H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12、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13、李焕生自供笔录；14、对李焕生审讯笔录。

    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2、《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3、《送达回执》；4、张国强的家庭情况证明。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二审审理，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

    本院确认，原审认定上述证据为有效证据并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正确。

    经本院庭审查明，原审判决还遗漏了原审被告还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交通事故当事人之一尹文兰及证人黄作粮的证词。本院确认，上述两项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亦是有效证据，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00年6月4日12时30分许，李焕生驾驶粤B-C1381号二轮摩托车载其妻尹文兰在宝安区观澜镇观岗路相模电子有限公司路段，与由张国强驾驶的粤P-Q8135号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张国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李焕生驾驶肇事摩托车逃逸。被上诉人于当天12时40分许接到报案后赶赴现场，依法对事故现场作出处理和调查取证：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信息采集表、尸体检验笔录，对事故当事人尹文兰及证人黄作粮作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000年6月5日零时许，李焕生到被上诉人处接受处理；被上诉人对李焕生进行了两次讯问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李焕生还自书了肇事经过；同时，被上诉人暂扣了李焕生驾驶的肇事摩托车，并于当天将该肇事摩托车送深圳市龙华机动车检测站进行技术鉴定。同一天，被上诉人立案追究李焕生的刑事责任。

    2000年7月6日，被上诉人作出了编号08（00）-BT-0082-H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2000年6月4日12时30分许，李焕生无证驾驶载有尹文兰的粤B-C1381号（套牌）二轮摩托车在观岗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相模电子有限公司路段，与同方向行驶由张国强驾驶的粤P-Q8135号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李焕生和尹文兰受伤、张国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李焕生驾驶肇事摩托逃逸的重大交通事故。李焕生于2000年6月5日零时到宝龙大队自首。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材料分析，李焕生在事故发生后没有立即停车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和报警，而驾车逃逸，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根据上述情况，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及第二十条的规定，认定李焕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张国强和尹文兰不负事故责任。

    后被上诉人多次通知肇事双方对该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均因李焕生、尹文兰缺席而未能达成协议。2000年8月31日，被上诉人作出第08（00）-BT-0082-H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并于当天向张国强的家属送达。

    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认定李焕生投案自首与事实不符，因被上诉人超期结案并且未对李焕生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致使李焕生逃逸，造成上诉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而诉至法院，要求：1、认定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精神损害及抚养赡养费2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宝龙大队作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关，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法规、条例、规章等的规定，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行政管理权，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者，行使行政处罚权或者刑事侦查权。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根据检验或者鉴定的需要，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或者嫌疑车辆、车辆牌证和当事人的有关证件，检验或者鉴定后应当立即归还。”及第五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处理交通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被上诉人在处理李焕生与张国强交通事故案件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接到报案后及时赶赴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收集证据、询问、讯问证人及当事人、暂扣肇事车辆并对该车辆进行鉴定、依法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处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等，在处理该交通事故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方面，均按照上述规章的规定进行，并完成了上述规章规定的行政行为。上诉人请求认定被上诉人的上述行政行为违法，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悖，于法无据；原判认定被上诉人的上述行政行为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现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在处理该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未及时对李焕生采取强制措施，即由于被上诉人的行政不作为，致使李焕生逃逸，使其暂时无法主张权益，导致其权益受到损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被上诉人必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作出责任认定，并根据当事人应负的责任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使刑事侦查权。在对交通事故未作出责任认定前，法律、法规、规章并未规定被上诉人可以或者必须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行使行政强制措施，即被上诉人在未对李焕生与张国强的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前，是否对李焕生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应由被上诉人自由裁量。因此，被上诉人在未对该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前，其未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李焕生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不作为，并未违法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被上诉人并未违法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予行政赔偿，没有法律根据，原判予以驳回，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小妮

    审判员 黎汉泉

    审判员 于克平

篇7

    事件回放：下班途中被撞成骨折

    今年7月29日晚7时许，在高明荷城上班的黄小姐下班后，搭乘男同事陈某的摩托车准备去商场买东西，当行至文昌路与东华路的交界路口时，陈某驾驶的摩托车与从东华路方向驶来的黎某（女）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搭乘摩托的黄小姐当场昏倒，不省人事，随后被送往高明人民医院救治。

    7月31日，黄小姐被转至佛山市某大医院，并被诊断为右腿骨折。

    受害事主：先告车主再告保险公司

    由于每天都要花费数额较大的医药费，黄小姐在今年8月中旬将其同事陈某及另一事故当事人黎某起诉至高明区法院，要求两位当事人承担治疗费用。

    然而，两位当事人均表示无力支付黄小姐的医药费。据黄小姐称，自从其入院治疗后，两位当事人很少主动与其联系。

    高明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也发现，两位事故当事人确实存在无力支付医药费的困难。由于黄小姐从8月份开始就未及时向医院支付医药费，在8月底被院方停止用药治疗。

    根据新《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经高明法院法官提醒，黄小姐在11月中旬，一举将承保两辆肇事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推上了法庭。

    考虑到已经停药治疗的黄小姐必须尽快恢复治疗，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且保险公司又有履行能力，法院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相关规定。于是，法院裁定原告黄小姐的诉讼要求先予执行，即两家保险公司应及时支付黄小姐的医药费。

    法院介入：医院已为黄小姐恢复用药

    据黄小姐称，由于未及时支付治疗费用，院方自从8月底停止对其用药治疗，她的右腿比停药前肿了不少，有时伤口处疼痛得厉害。

    在获悉黄小姐被停药后，高明法院认为医院停止用药的行为，违反了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的规定。

    12月9日下午，高明法院三洲中心法庭庭长带着主审法官来到该医院，将一份《司法建议书》送到医院，向医院说明如果拖延救治造成原告黄小姐致伤残等后果，医院将会承担拖延救治的法律责任，并建议医院立即恢复对黄小姐的用药治疗。该院当即表示医院将会支持法院的工作，立即恢复对黄小姐的用药治疗。

    律师点评

    案件有望成交通事故纠纷样板

    黄小姐一案是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高明首例交通事故受害人诉保险公司的案子。高明区司法局法援处的郭律师指出，本案中，法官很好地运用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维护了受害人的权益，可以说法官此举在高明乃至在整个佛山地区具有创造性。

篇8

关键词：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施行，对民事审判作出巨大贡献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废止。由于新旧法律法规的取舍，使道路交通事故民事审判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而据悉最高人民法院的配套司法解释明年才能出台，前期的调研工作今年才能启动，大批的案件不容我们等待、观望。2004年6月，作者结合新法实施两个月来法院系统的工作实践，对新法涉及的相关审判实务进行了调研。

一、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除状外，还应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法发［1992］29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作出的这一规定实际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作为了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其作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一个配套通知，在《办法》废止后，应当同时失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该类案件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不必附加前置条件，只要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的普通规定即可。

二、其他机关正在处理是否影响立案在调研中，部分基层（区县）法院反映，有的交警部门沿用旧的办案程序，对案件久调不决、不愿“放权”，造成当事人诉讼难、人民法院收案难。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条例对于交警部门的办案程序及办案时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交警部门对案件久调不决是违法的。《条例》第九十六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受理调解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期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调解终止。”按此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时其他部门坚持调解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三、关于肇事车辆的扣留及预交事故押金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为保证民事赔偿的顺利进行，多数法院主动探索并介入了扣押肇事车辆、收取事故押金的工作，有的还积极与法医、医院联系估算事故押金的数额，主动与交警部门协调、衔接，个别的还派员参与交警的重大事故现场。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扣留肇事车辆、预交事故押金的措施，对于事故受害人的赔偿得以实现和案件的顺利执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法律赋予不同机关的职责权限有别，新法实施后该两个行为的具体操作应慎重研究。2004年5月1日前，交警部门扣留肇事车辆、预收事故押金，应当是依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办法》第十二条（因检验和鉴定的需要扣车）、第十三条，第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需要抢救治疗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预付医疗费，也可以由公安机关指定的一方预付，结案后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者拒绝预付或者暂时无法预付的，公安机关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仅赋予了交警按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没有赋予为了赔偿款而扣车的权利。以上是交警部门扣留事故车辆、收交事故押金的法规变化。对于人民法院来讲，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很少涉及扣车、预交押金的问题，因为交警部门已经在民事案件立案前包办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人民法院考虑扣留事故车辆、收取事故押金应当是为了案件审结后的顺利执行，司法为民的良苦用心可嘉，但在操作中，应当重视以下问题：1、人民法院扣押车辆、预交押金的性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是基于宪法及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力，超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权扣押财产尚无依据。民事诉讼法所赋予人民法院扣押车辆的权限为财产保全，被扣押车辆的性质属于财产保全的标的物，而事故押金的性质为财产保全标的物或民诉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被申请人提供担保”，向受害人提前支付事故押金的性质应界定为先予执行的范畴。在案件未结之前双方胜败难定，因此应当由受害人提供担保，《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二款分别对诉讼保全、诉前保全、先予执行的担保作出了规定，不提供担保的后果均为“驳回申请”。目前有的法院在原告不申请或不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沿用以前交警的习惯做法依职权扣押车辆、责令车主预交事故押金或提前向受害人支付事故押金，实际是突破民诉法规定的越权行为。2、人民法院立案前与交警部门积极衔接、积极参与的问题。人民法院办理民事案件应遵循“不诉不理”、“私权自治”的原则，与交警部门不同，交警部门处理事故是出于保护国家公权利与公民私权利的行政职能，人民法院作为居中裁判的天平，保护的是公民的私权利，并且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主动干预不符合司法中立的原则。3、新的法规执行得力的话，不存在病员合法救治缺乏资金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制度，同时多处条文规定了保险的缴纳、管理、查处，如：（1）《条例》第五条规定的车辆登记时即应提交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2）《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车辆检验时无第三者保险凭证不予检验，（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的公安机关查验第三者责任险并扣车强制投保及罚款二倍交于社会救助基金，（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肇事车辆）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而相关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等配套法规或措施已经出台或正在制定。因此，病员救助资金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严格执法、国家保障制度的顺利完善等多方面，是全社会的大事，人民法院现阶段仍应严格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理民事案件。

四、关于保险公司参与诉讼的问题以往的交通事故诉讼中将保险公司直接列为当事人的情况少见，一般是人民法院直接将事故的赔偿责任判决到肇事方身上，肇事方另行向保险公司索赔。《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保险公司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首先，该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额的…”。其次，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范围”是案件必须查明的事实，是计算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数额的前提，也是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保险公司是赔偿款支付的主体，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的支付过程中可能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出现拒付或少付保险费的现象，需要民事判决强制理赔；第三，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因此应取得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公司有义务直接对受害人给付赔偿金。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具体解释之前，若当事人申请或人民法院因案情需要，可以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

五、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问题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专业机构根据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制作的专门证据，仍属于证据范畴。由于道路的通畅要求事故现场短时间内灭失，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事故现场已不复存在，所能依据的可能仅限于交警部门移交的材料。而根据公安部新出台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对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如果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依据的材料（如勘验、鉴定）认为不妥可以改变对当事人责任的认定；如果当事人提出充分可靠的证据足以事故认定书则应采信新的证据；如果条件许可，且当事人提供足以质疑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关于重新鉴定的规定，在必要时考虑当事人提出的重新勘验、重新鉴定申请。

六、共同侵权连带责任在交通事故赔偿中的适用问题对于两辆以上的机动车（如车A与车B）或者机动车与其他方（如车A与路边堆放物所有人B）的共同原因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伤害的，交通管理部门出于分清事故责任的需要在以往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分别认定单方的责任额度，许多审判员也沿用责任认定书的责任比例分别判令单个肇事者按份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实这种做法是违背共同侵权赔偿理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该解释属于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普遍性规定，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属于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一类案件，应适用该规定，便于更有力的保护受害人。

七、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理念之先进，首先在于确认机动车在道路上的运行是一种高度危险作业，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原则上应该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抨击了近年来个别忽视人权的“撞了白撞”的地方立法。更先进的是，它不取单一的归责原则，采现代民法赔偿理论，针对多赔偿义务人确立了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1）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无过错责任（第七十六条）；

（2）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在特定情况下垫付受害人的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第十七条、第七十五条）；

篇9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 潘远超,男,1956年10月5日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汉族,初中文化,系辽宁省丹东铁路分局计量设备厂工人。捕前住三亚市港门上村东路3号楼304房,从事个体出租车营运。2000年2月3日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三亚市第一看守所。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审理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潘远超犯交通肇事罪一案,于2001年3月2日作出(2001)城刑初字第4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潘远超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0年2月2日23时许,被告人潘远超驾驶琼B05960桑塔纳白色出租车载客从乐东县冲坡镇往三亚市方向行驶,当车行至西线高速公路342km-100m处时, 由于其视觉判断失误, 技术操作不当, 致使车辆偏右冲出路面覆翻, 乘客朱传云、王向志当场死亡,刘晶受重伤,经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00年2月11日死亡。经法医鉴定,朱传云、王向志均系颅脑损伤致死,刘晶系脑干损伤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琼B05960桑塔纳出租车经鉴定属已报废,残值3831元。

    原判认为:被告人潘远超违反交通法规驾驶车辆,造成三人死亡,车辆报废的交通事故,情节特别恶劣,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依法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潘远超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后,被告人潘远超不服,提出上诉,辩称事发当晚驾车者系刘晶而非其本人,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事发前该车的轮胎系被天涯镇农民黎亚院、胡聪、林少荣(均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己处决)等五人在高速公路上置放的马钉扎破所致,并提出这是2000年3、4月间与其同仓的罪犯黎皇、黎丁海(黎亚院等九人抢劫案的共犯)告诉他的;同时对原审认定的证人符明亮、王缓方、陈慎伟等人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不属实,请求依法处理。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远超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证人符明亮的证言证实了其赶到事故现场时看见被告人潘远超从出租车的驾驶员位置下车并用手机报警的经过。

    2、证人黎鸿的证言证实其接到报警赶到事故现场时,潘远超讲肇事司机就是潘本人。

    3、证人王缓方、陈慎伟的证言证实两人接到120急救电话后赶到事故现场抢救的经过。其中,王缓方的证言还证实在现场时,潘远超讲肇事司机就是潘本人。

    4、三亚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书、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疾病说明书,证实受害人朱传云、王向志均系因交通肇事造成脑颅损伤当场死亡;刘晶系交通肇事造成脑干损伤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经抢救无效于2000年2月11日死亡。

    5、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实被告人潘远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6、财物价格评估鉴证书,证实肇事的琼B05960出租车剩余残值人民币3831元(原车价值人民币127700元)

    7、被告人潘远超的机动车驾驶证证实潘具有驾驶机动车辆的资格。

    8、现场勘查笔录、照片,证实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9、被告人潘远超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详细交待了其驾驶出租车肇事的经过,其供述与上述相关证据能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业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审查,证据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潘远超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潘远超在公安侦查阶段详细交待了其亲自驾驶车辆造成事故的经过,其供述与证人符明亮、王缓方的证言一致;已生效的本院(2001)三亚刑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表明,罪犯黎皇、黎丁海均系于2000年8月1日才被刑事拘留,因此,不可能在此之前的2000年3、4月间与潘本人羁押于一仓并向其讲述肇事车辆系黎亚院等人用镐钉扎破所致一事。上诉人潘远超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潘远超违反交通法规驾驶车辆,造成三人死亡、车辆报废的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且情节恶劣,应依法处罚。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潘远超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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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针对《解释》第3条的规定，对机动车被挂靠人的责任形态和责任财产范围作一评介。

一、对共同侵权致损连带责任纯洁性的突破

《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挂靠运营车辆侵权致损赔偿义务主体包括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从规范层面对共同侵权致损连带责任纯洁性作出了突破。这既有相应的理论依据，又有近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经验作为支撑。

（一）既有规范的演进梳理

我国民事立法中，对侵权连带责任的明确规定，可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理论，侵权行为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过错的主观要件、损害结果的客观要件、侵害行为违法性的可归责要件、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依据文义解释，二人以上所实施的侵害行为满足上述要件，才构成共同侵权，也才属于《民法通则》第130条的涵摄对象。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对机动车挂靠入户有关问题予以明确，“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实际车主肇事后的侵权责任，“收取挂靠车辆营运利益的，被挂靠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大了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力度，在第3条第1款弱化了共同侵权主观要件的限制，第4条引入了“共同危险行为”，拓宽了《民法通则》第130条的涵摄范围。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第8条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在随后规定了数种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行为的类型。《解释》第3条则对运营机动车挂靠人与被挂靠人须承担连带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上述规范的演进历程表明，连带赔偿责任已逐渐突破了民事立法对共同侵权致损纯洁性的限制，其后体现了风险控制与报偿责任的理论基础。

机动车作为一种运输工具，实际控制人对交通运输中的风险应保持适度的理性，他人有对其控制运输风险的合理信赖。而对于从事运营活动的机动车，不仅包括实际控制人，还包括受益人均应对机动车致损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实践中，机动车挂靠经营的被挂靠人往往只收取管理费，而疏于对挂靠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运营车辆的安全管理，挂靠机动车安全隐患比较突出。交通事故发生后，挂靠人往往赔付能力不足，造成赔偿权利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即使是依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复函明确的“收取挂靠车辆营运利益的，被挂靠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被挂靠人承担“适当”责任的限度，显然也很难实现侵权法的恢复性救济功能。

（二）“消极”结案模式述评

机动车挂靠从事运营活动弊端明显，一方面，使有相应资质的运输企业坐享利润，加重了挂靠人的运营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因被挂靠企业疏于安全管理客观上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更为严重的是，挂靠行为导致不少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难以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从审判实践看，道路交通事故致损案件中的赔偿权利人往往不得不面临或者说“被迫”接受三种“消极”结案模式。

模式之一：赔偿权利人撤回

诉讼皆有成本，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赔偿权利人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系属后，受人口流动加速等社会因素制约，法院因按照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无法完成庭前送达工作的，都会通知原告谈话，告知其无法送达以及由此可能承担的诉讼成本、面临的诉讼风险等情况。原告基于公告送达费用、参加诉讼时间成本以及判决书执行可能落空等考虑，往往选择撤回。

模式之二：赔偿义务人缺席庭审

赔偿权利人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系属后，法院按照原告提供的地址，能够向肇事司机（挂靠人本人或者其雇员）、车主（被挂靠人）等多方被告送达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但是，在指定的开庭时间，被告均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缺席审理，因无法查清被告之间的关系，很难判决肇事司机与车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只能判决实际侵害人――肇事司机承担赔偿责任。

模式之三：赔偿义务人推诿责任

法院向多方被告送达了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肇事车辆车主在法院指定的开庭时间参加了庭审，但肇事司机未不到庭参加诉讼的，车主在开庭时未认可肇事司机是其雇工或者是其单位员工等，法院无法认定车主依法承担替代责任，往往也只能判决由肇事司机承担赔偿责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加大，人户分离现象明显。在许多大中城市，很多肇事司机都是外地务工人员，在上述结案模式之二与模式之三中，即使法院判决这些肇事司机承担赔偿责任，生效判决的执行情况可想而知。正是基于审判实践中的客观需要，《解释》第3条从侵权责任的角度，明确了挂靠经营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包括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一般而言，被挂靠人具有从事交通运输的资质，有组织机构、有固定办公场所、有一定的财产。《解释》第3条将被挂靠人引入侵权责任主体，为赔偿权利人实现其合法权益增加了生效判决执行的财产担保。

二、突破连带责任纯洁性后的被挂靠人的责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