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奇故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传奇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股利信号传递理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JohnLinter在对6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理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公司收益分配的理论模型，并提供了有关的实证证据。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当局对分派股利的调整是谨慎的，只有在确信公司未来收益可达到某一水平，并具有持续性，基本上可以保证以后股利不会被削减时，才会提高股利。同样，只有在管理当局认为当前的股利政策难以为继时，才会削减股利。也就是说，管理当局一般会尽力保持一个与其收益水平相当的、长期稳定的目标股利支付率。因此他认为，股利分配政策是独立的，它与长期的、可持续的财务收益水平相关，并不从属于其他的经营决策。

通常认为Pettit（1972）是最早提出股利信息市场反应的学者。Pettit指出，由于受到公共信息披露规范与责任的限制（如财务报表只能提供历史的价值量信息，如果管理当局进行盈利预期，又会带来预期能否实现的未来责任），管理当局可以将股利政策作为向市场传递其对公司未来收益预期的一种隐性手段。他首次将股利信息的变化与向市场传递诸如长期现金流量等新的信息联系起来，而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则取决于他们是否已经为市场所知。Ross（1977）最早系统地将不对称信息理论引入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分析中。他假定企业管理当局对企业的未来收益和投资风险有内部信息，而投资者没有这些内部信息。投资者只能通过管理当局传递出来的信息来评价企业价值，管理当局选择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就是把内部信息传递给市场的一个信号。如果企业发展前景比较好，又不需额外追加大量资金时，管理当局可能会调高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率，以便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增加普通股的每股盈余；同时，如果他们对公司将来有较高的股利充满信心时，就可能采取“昂贵”的但又十分有说服力的方式，即通过支付较高的股利向市场传递这些内部信息。如果企业拥有能带来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而项目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时，管理当局首先总是会尽量使用内部资金，其次是利用负债，最后才是发行股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Miller（1980）正式提出了股利分配的信息含量假说。他指出，公司宣布股利分配能够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前景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是投资者以前所未能预期到的，那么股票价格就会对股利的变化做出反映。这种反映就是股利的信息含量效应。非预期的股利增加预示着好消息，是管理当局给市场的一个信号，它表示公司预期会运转得更好。股票价格上涨是因为投资者对未来股利的预期向上调整了，而不是因为公司提高了股利支付率。反之，非预期的股利削减通常是公司陷入麻烦的信号。由于投资者对未来股利预期的降低（并非是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减少），导致了预期未来股利现值的下降，引起股票价值下跌。股利分配的信息含量假说得到了大量的数据支持。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投资者对股利削减的反应要远大于对同等股利增加的反应。这说明，股利削减中所包含的信息确定性更强，这也与财务管理中的风险厌恶假设相一致。

近年来，财务学者加强了对股利信息含量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传递信号强弱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AlexKane等（1984）结合股票价格的变动，对上市公司同时的盈利信息与股利分配信息作了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两类信息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这表明投资者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的，他们更有兴趣知道这两类信息所传递的信号是否具有一致性。当盈余高于或低于预期时，投资者会更加重视未预期到的股利变化的方向。

SaidElfakhani（1995）的研究更进一步地揭示了股利信号的价值。他指出，股利信号的价值取决于三个因素：股利变化的方向（增加还是减少）、信号的性质（利好还是利空）、信号的作用（确认、澄清还是混淆）。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股利信号的性质而不是股利变化的方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股利减少都是坏消息，也不是所有的股利增加都是好消息。传递利好信息的股利减少会导致正的市场反应，而传递利空信息的股利增加会导致负的市场反应。股利信号的作用则与公司披露事项的多少及一致性相关。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足以揭示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所披露的各类信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揭示具有高度一致性，那么股利增加信号所起的确定性作用对市场的影响就不强，因为所传递信息中非预期信息太少。但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较少或所披露信息之间一致性不强，那么股利信号所传递的信息价值就较高，它有利于消除投资者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所以更能引起市场的反应。

Scott和Keith（1996）通过超额收益对比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市场走势对股利信息前后的超额收益有显著影响，而且与市场走势相反的股利变化信息往往拥有更高的分析价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信息含量假说中非预期股利变化拥有更多信息含量的结论。

二、几点启示

1.股利政策应注重现金股利的作用。股利信号传递理论主要研究的是股利政策中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变化对股票市价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企业在未来不能盈利或不能提高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那么公司股价会大幅下跌。所以，如果管理当局对未来预期把握性不大，应更加重视现金股利的作用。股票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证券品种，应给予投资者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以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股票平均市盈率40倍、2001年平均现金股利支付率35.3％来计算，股票投资者的股利收益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显然，投资者更看重股价波动所带来的收益，这无疑助长了投机行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对高比例送股和转增股股票的盲目追捧是缺乏未来稳定增长的盈利预期支持的，这显然与股利传递信号理论相悖。要想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同时也应该重视股利信号，尤其是现金股利所扮演的对已披露信息的验证性作用。

2.股利政策应保持长期稳定性。在较为成熟的西方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大都采取较稳定的股利政策，股利支付一般不受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因为投资者对股利削减的反应要远大于对同等股利增加的反应，所以管理当局只有在确信持续增加的利润能够支撑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时，才提高股利，而且一经提高，这一股利支付水平应具有长期稳定性。否则，下一年的股利削减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反应。同理，即使公司面临亏损，管理当局亦应保持平稳的股利支付水平，直到他们确信亏损不可扭转。由此，2001年度我国某些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欠佳却照常派现的现象就不足为奇，这一股利政策传递出管理当局仍然对未来发展很有信心的内部信息。但是，比较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可以发现，上市公司基本上没有一个稳定的股利政策，股利分配随意性很大，致使投资者无法正确理解股利变化所传递的信号，限制了股利信号传递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减少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篇2

    许多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在嘉兴期间吟诵题赋、挥毫泼墨,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和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为嘉兴文化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他们与本土人士的切磋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嘉兴文风的兴盛,使得嘉兴的文学艺术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南宋时期随父南渡海盐的干宝,河南新蔡人,其所着的《搜神记》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书中关于由拳陷为湖的传说,留下了远古嘉兴海盐一带海浸的宝贵信息[5]1814。唐代中晚期着名诗人刘禹锡,河南洛阳人,早年寓居嘉兴,其诗“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钓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记述了其童年时代在嘉兴的生活。宋濂,浙江浦江人,明初一代文宗,早年曾隐居嘉兴濮院梅花泾上,所写的《濮川八景诗》描绘了当时濮院镇的八处风景名胜:福善翠冷、翔云高眺、荷塘晚风、西院缠霞、妆楼旭照、梅泾花舞、幽湖月满、化坛枫冷。宋濂的八景诗一出,不仅使得嘉兴濮院美景名声在外,还引发了众多名流唱和作诗,推动了镇上的诗词创作[6]2222。明末清初鄞县籍诗人张嘉昺,居海宁硖石时与周珽、郭滩等十九人结萍社,时相唱和,极一时之盛。清代的董潮本是江苏武进人,后移居海盐,工于诗作,为“嘉禾八子”之一。陈秀民、德诚、申蕙、朱之纯等人寓居嘉兴期间,皆有吟咏传世,他们的诗作被清朝沈季友、胡昌基收录于《檇李诗系》,成为了嘉兴诗词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在书法绘画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客籍名人汇聚嘉兴,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原籍河南开封的宋人王昇善书法,宋徽宗时有“草圣”之称,南渡后寓居崇德羔羊;宋人释子温原籍华亭,迁居桐乡石人泾,善作水墨葡萄,世称“温葡萄”;清代吴震生原籍安徽歙县,善画山水,工篆书,移居海宁时与嘉兴文人查嗣塛、陈元龙诸耆老友好,相互吟咏唱酬。在这些客籍名流的影响下,历史上嘉兴书法绘画名家众多,代有才人各领,而且各种艺术流派绵延至今。

    二、收藏丰富,惠及当人

    一些客籍藏书家如鲍廷博、宋咸熙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罗典籍、校刻古书,在保存与弘扬地方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后定居桐乡县青镇杨树湾,喜购藏秘籍,购书近自嘉兴、吴兴,远至大江南北。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鲍廷博博览群书,对古籍真伪、版本优劣及收藏钞刊之经历知之尤详;他刊刻了《销夏记》、《名医类案》等书刊行世,其校雠之精审,极受时人称道。宋咸熙家富藏图书,有书楼为“思茗斋”。他深感于“藏书家每得秘籍,不轻易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不借阅而被鼠伤虫蚀”,因此他所藏图书,广借给他人,供寒家子弟就读,他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很多藏书家的积极拥护[8]247。宋宁宗时任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使、家居于嘉兴城南金陀坊的岳珂,藏书甚富,着作等身,是南宋着名的藏书家兼出版家;清代的藏书家陆筠,本贯吴江,后居嘉兴,富藏书,校勘精审;原籍安徽休宁而迁居桐乡的汪森,与兄文桂、弟文柏合称“汪氏三子”,有裘抒楼以藏典籍,常与黄宗羲、朱彝尊诸大家游,并建碧巢书屋以迎同好。这些客籍藏书家的收藏与交游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嘉兴地区书籍的流通与文化的传承。

    三、治病救人,传承医学

    嘉兴医药卫生事业历史悠久,中医中药源远流长,各朝各代不乏名医世医。其中客籍嘉兴的名医们妙手仁心,拯救了许多身患疾病的嘉兴百姓,被时人所称颂;他们还大力培养医学人才,积极撰写医学着作,为嘉兴的后世子孙留下了珍贵的医学财富。汴京人严子成宋咸淳年间随父来秀州卖药,定居嘉兴后继承家学,精研医道,以“药师”鸣于市,曾因治愈赵孟頫顽疾而获赠其所绘《杏林图》与孙思邈像。祖籍河南的戈朝荣医术精明,创“纯阳阴虚”之独特见解,开创了浙江平湖的戈氏儿科。

篇3

关键词：传统声乐理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尚自然；潜气内转；依字行腔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100-05

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中心主任王苏芬教授曾明确提出“古典诗词歌曲演唱不同于美声和民族唱法”。那么，该如何演唱古典诗词歌曲？怎样才能使演唱尽善尽美？笔者以为，应该从传统声乐理论中汲取精华，因为它是古人演唱诗词的经验总结，更符合演唱规律。虽然有一些论文和著作中已言及于此，但大多是个案和方法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论阐述。本文力求借古鉴今，通过对传统声乐理论的梳理与总结，借鉴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些思想与方法，为今天的古典诗词歌曲演唱提供启示。

一、“尚自然”与吟唱技术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声乐实践十分崇尚自然的人声。《晋书》卷九十八：“（桓温）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孟）嘉答曰：‘渐近使之然。”孟嘉与桓温在讨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原因时，孟嘉认为“肉”声（即人声）最合乎自然，因而颇受推崇。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将“自然”看成是声乐艺术的审美准则及最高境界，反对“繁声”“声”“慢声”等过分夸张的声乐技法，使古代声乐形成了“吟唱”为主的特征，正如薛良先生所言：“我国的各种声腔系统，从民间歌曲到戏曲音调，其唱法主要是采用‘吟唱’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语具有声调，本身就是一种“旋律性”语言。当它配上音乐曲调时，曲调一定要与歌词的声调相符，不然会出现大量的“倒字”，而使听众难以知晓。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云：“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刘承华先生也说：“中国音乐不追求音高的固定性，而注重声腔性，而声腔性又源于中国语言的声调性与旋律性，植根于中国音乐向人声的接近。”

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古典诗词歌曲的创作与演唱也崇尚自然。比较优秀的古典诗词歌曲往往是根据诗词本身的语气、顿挫来处理歌曲节奏，根据歌词本身的声调格律来创作音乐旋律。左霞在分析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一些代表作时说：“作曲家都注意到了古典诗词的吟唱传统，并将其引入创作实践，使歌曲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吟唱的特点。例如，采用一字一音的处理方式，有的旋律几乎是念白式；有的在句末的字或其他字句上采用拖腔、长音的处理方式；有的旋律采用小装饰音的处理方式等。这些都与古代文人吟咏诗词时似读非读、似唱非唱的音调相仿。”在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过程中，也要尽量采用自然之声，不要矫揉造作，并注意运用和发挥吟唱技术，根据歌词的声调、声腔去调整和发展旋律。李雪梅认为，“吟诵调的运用是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一大特色”，具体表现为“节奏平缓，旋律起伏不大、通常采用级进式方式形成波浪式的线条进行，旋律古朴典雅、富于抒情性，诗词的平仄轻重即形成歌唱，可以即兴”。比如，黎英海为张继诗《枫桥夜泊》所作的曲调旋律完全依照该诗的自然韵律与平仄轻重，如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就是如此，歌者只需要反复朗诵诗句，演唱就能够十分贴切地表达出这首诗的意境之美。

二、“潜气内转”与气息的运用

气息的运用在歌唱过程中至关重要。古人对此早有认识，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三国时期的繁钦《与魏太子书》记载当时有个演唱家薛访车子，“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潜气内转”是指气息在体内运转，而“喉啭引声”即是通过喉头对气息的控制发出声音，薛访车子演唱时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声悲旧笳，曲美常均”。到了唐代，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明确提出了歌者“调气”的方法：“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宋代陈D在《乐书》中说：“古之善歌者，必先调其气。其气出自脐间，至喉乃噫其词，而抗坠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于抗越，细而不至于幽散，未有不气盛而化神者矣。”他们主张歌唱中采用“脐间”吸气（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腹式呼吸）、“喉噫其词”（即利用喉头控制声音）的方法，既要“气盛”，又不能大到“抗越”或小至“幽散”。清代陈彦衡《说谭》中说：“夫气者，音之帅也。气粗则音浮，气弱则音薄，气浊则音滞，气散则音弱。”由于“气”是“音之帅”，所以需恰当用“气”，以避免“粗”“弱”“浊”“散”等毛病。在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中，应该力求做到“脐间”吸气、“喉噫其词”、恰当用“气”，而不是像美声唱法那样过于强调气息的通畅、平稳与共鸣，以至于失去诗词的韵味。

古典诗词歌曲往往抒情性较强，一般乐句也较长，为了配合抒情的需要，需要运用偷气、换气等多种技巧。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中对此多有涉及，在“歌之格调”中说“顶迭垛换”，其中“换”就是指要善于换气。又云：“凡一曲之中，……有偷气，取气，换气，歇气，就气。爱者有一口气。”周贻白先生笺释说，要选择好合适的地方换气，行腔不能停顿，“换气要换得使人不觉，听起来好像只是字音的吞吐，而在其一吞一吐之间，已经‘换气’”，“‘偷气’即换气时不使人觉察；‘取气’即‘吸气’。……‘歇气’或为让板，或为待拍，……‘歇气’实亦‘养气’。‘就气’或为下字就上字，或为起句之发声就落句之尾音，乘势而下之意。……所谓‘爱者一口气’，即指对于‘气’的珍惜。”这对于我们今天演唱古典诗词歌曲很有启发，例如，刘文金为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所作曲的第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朗读时本应一气呵成，然作曲者将其拆分为两个乐句，突出强调“西辞”离别之主题，并凸显了“黄鹤楼”，为旋律开篇造势。这就要求演唱者使用“偷气”和“歇气”的演唱技巧来完成。此外，清代王德晖、徐沅潋在《顾误录》中说：“气由声也，声由气也。气动则声发，声发则气振。如阳音以单气送之则薄，阴音以双气送之则滞。将收鼻音，先以一丝之气引入，而以音继之，则悠然无迹矣。”古人将四声根据声母清浊分为阴、阳二音，即所谓的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人、阳入等，所谓“阳音”是指声母发音时声带振动、气流受阻、带乐音，“阴音”指声带不振动、不带乐音。沈宠绥《度曲须知》列“转音经纬”一节有详细的介绍。在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中，遇到阳音的字时应以厚重之“双气”送出，而阴音的字则要以清妙之“单气”送出，否则便薄滞不分；当带有鼻音的字在收尾时，先送“一丝之气”，再发出声音，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歌者唱情”与歌曲情感的抒发

中国古代的歌唱十分重视情感的抒发。唐代白居易《问杨琼》中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杨琼是当时的一名歌妓，歌唱表演时能融情入声，因而得到了白居易的高度赞赏。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演习部・授曲第三》中阐述到：“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销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俱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李渔提出唱歌时要唱出“曲情”，使“悲者黯然魂销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如果歌唱者“不得其情”，则就会如徐大椿所言：“邪正不分，悲喜无别，即声音绝妙，而与曲词相背，不但不能动人，反令听者索然无味矣。”

我国古代有许多歌唱家演唱时极为感人，如《列子・汤问》中说先秦时期的歌唱家韩娥唱歌时用情至深，她“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续晋阳秋》中记载，袁山松歌《行路难》，“听者莫不流涕”。康骈《剧谈录》中说，唐代有个宫女孟才人，善于歌唱，曾在皇帝御榻前“歌《河满子》一曲，声调凄切，闻者莫不涕零”。这些歌唱家的演唱能让听众“流涕”，说明她们用情至深，真正达到了“传情”的效果。

在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实践中，歌唱者抒发的不仅是词、曲作者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自己情感的加入。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徐大椿《乐府传声》中说：“唱者先设身处地，模仿其人性情气像，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语，然后其形容逼真，使听者心会神怡，若亲对其人，而忘其为度曲矣。”意思是说，歌唱者应该把自己想象成歌词中的人，设身处地，忘记表演，就像是向听众诉说自己的故事。比如，演唱古典诗词歌曲《别董大》（高适诗、傅雪漪作曲）时，演唱者要有身临其境之感，面对着“千里黄云”“雪纷纷”的境界，朋友为了自己的前途即将登上征程，既要表现出担忧和不舍，又要有劝勉和鼓励，最后水到渠成地唱出“天下谁人不识君”，将大唐盛世的离别豪情推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歌唱中以抒发悲伤的情感居多。在今天的古典诗词歌曲中，同样如此，易宁艳《古代诗词歌曲演唱探微》中说：“古代诗词歌曲在感彩上描绘悲情、哀怨、苍凉的歌曲居多，这是古代诗词歌曲在艺术审美方面的独特性，那就是‘悲音美’。”因此，演唱古典诗词歌曲时要注意发挥“悲音美”。

四、“依字行腔”“字正腔圆”与声律韵辙的掌握

汉语言有声、韵、调，因而歌唱时十分讲究“依字行腔”与“字正腔圆”。这一点在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中尤为明显，正如蒋维所指出的，西方艺术歌曲和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时最大的区别是吐字咬字，中国歌词“主要是在口腔的前半部分发声，并且在辅音到元音，元音与元音之间有明显的咬韵过程。在习惯了外文咬字的感觉后，用同样的感觉来做中文的咬字，结果就发现咬字变得含糊不清，唱出来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没有‘味道’”。

在我国古代，关于“依字行腔”与“字正腔圆”的理论很多。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提出了歌唱时吐字行腔的要求：“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南朝齐梁时期，声韵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使歌词的创作更注意声律调谐，而且也为歌唱艺术中吐字行腔的技术提供了便利。宋代时，有些人探索如何才能做到“字正腔圆”，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张炎《词源・讴曲要旨》中亦说到：“字多声少难过去，助以余音始绕梁。忙中取气急不乱，停声待拍慢不断。”元明清时期，“依字声行腔”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提出歌唱中要做到“字真、句笃、依腔、贴调”的要求，并说：“凡歌一句，声韵有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声要圆熟，腔要彻满。”在昆山腔繁荣之后，“依字声行腔”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尤其是人们采用“反切”之法来吐字行腔，使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沈宠绥《度曲须知》中所谓“三音共切一字”，即“上一字即字头，中一字即字腹，下一字即字尾”的方法，就对演唱时做到“字正腔圆”极有益处。

篇4

[关键词]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特点；原因；查找；处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TM8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5-0335-01

前言

近年来我国的海运事业蓬勃发展，在一定上带动了国民经济的进步，虽然我国的造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旧在一些方面存在问题。例如：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频频发生，给船舶的正常行驶带来了较大的安全隐患。鉴于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诱因较多，我们需要在对其进行全面分析、了解的基础上，准确找到接地故障位置，继而再采取恰当处理措施，予以妥善解决，保证船舶的安全行驶。

一、船舶电气接地故障分析

船舶的工作环境非常复杂，并且由于水下存在较大温差以及湿度，还经常出现冲击、振动等情况，这些都会对船舶中安装的电气设备以及线路的绝缘结构产生破坏，继而导致绝缘电阻失效，最终引发接地故障。由于其工作环境以及结构的复杂性、多变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接地故障的查找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1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产生原因

导致船舶出现电气接地故障的原因有很多，通过归纳总结，导致电气接地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分别是：

1.1设计、安装存在问题

由于船舶电气接地的电容较大，并且还会随着工作状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进行电气接地的设计与安装，否则极易导致电气接地故障的发生；

1.2设备老化严重

鉴于船舶的工作环境非常复杂，因此其中接地设备的使用寿命大多较为短暂，一旦达到其经济寿命，必须予以更换，否则极易导致接地故障的发生；

1.3日常维护不到位

船舶中的接地设备必须要定期进行维护，如果维护间隔过长或者维护质量不到位，也会导致电气接地故障的发生。

2 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特点

由于船舶的工作环境复杂多变，其电气接地故障也存在一定的特点，主要是：

2.1复杂性，由于船舶中电气设备的数量较多，并且构成极为复杂，因此导致的接地故障也比较复杂；

2.2多发性，由于船舶常年工作在海上，潮湿环境中提高了电气接地故障的发生几率；

2.3隐蔽性，与一般电气接地不同，船舶电气接地由于都进行过严格的绝缘保护，甚至部分重点部位和设备还做了二次绝缘隔离，因此其电气接地故障存在着一定的隐蔽性。

二、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处理对策

1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点的确定

船舶技术以及造船行业的蓬勃发展，船舶中安装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并广泛使用了先进技术，但是在电气接地故障发生后，仍旧很难确定接地故障点，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办法来对故障点进行定位，继而再采取恰当措施进行处理。故障点的定位可以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分别是：

1.1排查法

在接到电气接地故障警报后，我们需要根据仪表显示的信息先大致确定故障区域。通过将用电区域与施工区域分开的方式，对各个区域分别进行断电，如果某个区域断电后，故障警报消失则表明接地故障在该区域发生。在船舶施工过程中，我们不可采取一次性断电的方法找出故障区域，只能通过不断进行局部断电方法来进行查找。

1.2定位故障发生点

在使用排查法找到接地故障区域后，我们还需要继续排查找到准确的故障点，继而再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拟定故障解决对策。在确定大致的接地故障区域后，我们再不断缩小故障发生区域，最后就可以准确定位故障发生点。首先，我们需要根据绝缘仪表的报告确定故障类型，再通过现场或者系统的排查大致断定哪些设备发生接地故障。由于船舶接地故障大致可分为电气线路的接地故障以及电气设备的接地故障两种，因此如果是电气设备的接地故障就可以对电气设备进行断电检查，在使用兆欧表检查设备的电阻值，当发现设备低电阻或者零电阻时，就可以基本判定故障发生点。

2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处理方法

2.1提高对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重视程度

现阶段在船舶中应用的电源形式大多为三相三线制，这种电源性质的特点是：在船舶电气系统中出现第一处接地故障时，除了故障点位置的电气设备，其他均能够正常运行，如果这一系统中的接地故障并没有及时得到处理，一旦线路中出现第二处接地故障，将会导致线路发生短路，将会对船舶电气系统的正常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说，相关工作人员应提高对船舶接地故障的重视程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船舶的电气接地故障。

2.2提高对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处理水平

笔者根据个人多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通过提高船舶电气设备的管理水平，能够有效控制和减少船舶电气接地故障的发生频率。总的来说，我们应加强对下列几方面的重视。

首先，我们需要结合现行的船舶电气设备方面的相关标准与规范，按照要求定期对其中电气设备的电阻参数进行准确测量。与此同时，考虑到船舶电气的特殊工作环境，极容易导致其中设备与线路出现受潮问题，为了有效延缓受潮问题而导致的绝缘电阻降低以及接地故障等的出现，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对绝缘电阻进行测量，一旦发现测量值低于规定值得情况，我们应立即开展详细的检测、分析，杜绝更为严重的问题发生。

其次，我们需要有效保证船舶电气系统的密封性能，特别是在船舶在长时间连续性处于潮湿、露天工作环境下，我们必须对电气设备上的封条或封泥予以严格保护。与此同时，针对船舶上使用的电气设备，除了必要的维护和更换工作，均需要进行相对应的电气设备防水外壳的更新与恢复，通过这种方式有效提高其中电气设备的密封性能。

最后，我们需要在船舶的实际运行状况下，尽量避免电气设备连续、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通过这种方式减少由于绝缘老化而导致的接地故障。与此同时相关的工作人员在电缆辐射周边区域进行焊接等动火作业过程中，必须在现场进行严格监管，保证电缆保护的有效性，防止由于损坏电缆绝缘而导致接地故障的发生。

2.3推动二次隔离设施的应用

鉴于船舶的特殊运行状态，导致其内部电气设备长期处于高湿度的工作状态（包括船舶甲板、卫生间、厨房以及浴室等区域），为了保证这些区域的电气设备能够与其他线路的电气设备隔离开，保证其独立与其他系统互不影响的状态。我们现阶段主要是通过对隔离变压器进行二次隔离，以实现船舶电气设备绝缘性能的有效提升，并实现船舶电气设备接地故障的有效控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鉴于船舶电气设备接地故障的隐蔽性、复杂性以及多发性特点，会对船舶中的电气设备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不仅会对船舶中的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威胁，还会影响船舶的正常行驶。因此我们必须对船舶电气接地故障予以足够的重视，加强运行状态的检测，并认真查明事故原因，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保证船舶的安全行驶。

参考文献

篇5

内容提要: 按照现行立法，在企业集团中，母公司股东尚无法律依据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由此母公司股东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保护其合法权益。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法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使得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穿越母公司而对子公司产生效力。公司结构的变化给股东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我国现有股东查阅权的规定，难以应对这种挑战。我国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中均已存在穿越制度的应用，将这一立法经验推广应用于股东查阅权，使母公司股东能够穿越母公司去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是我国可行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多数股东往往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导致其陷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为此，各国公司法普遍确认股东查阅权制度，以加强对股东的保护。作为股东手中的利器，查阅权本身虽然不是一项财产性的权利，但是它对于保护股东在公司中的投资利益至关重要：既是股东收集信息据以作出决策的有力工具，又是开展调查、发掘证据的有力工具，同时还是威慑公司管理层、防止其危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有力工具。但是，在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却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在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尤其在母公司属于纯粹控股公司（pure holding corporation）时，企业集团的经营资产集中于子公司之中，母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具空壳。此时，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对母公司股东将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丝毫不亚于母公司本身对其股东的影响。这样，母公司成为介于股东和子公司之间的法律主体。由于传统公司法只承认股东对其持股公司的查阅权，因此隔着母公司这一层障碍，母公司在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得不到法律支持。由此，母公司股东陷于巨大的投资风险和现实危害之中。尤其当侵害母公司股东的证据材料均被保存在子公司之时，母公司股东很可能毫无办法。

总之，在企业集团之中，传统的股东查阅权难以起到为母公司股东合法权益保驾护航的功效。在实践中，母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屡屡遭到侵害，却无法找到有效的救济。如何确保母公司股东查阅权应有的功效，从而保障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成为企业集团化之后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美国法的理论与实践

（一）穿越理论下的母公司股东查阅权

穿越理论（pass-through theory）来源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法理。当母子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之时，母公司股东也被视为子公司股东，从而母公司股东的权利穿越了母公司而对子公司产生效力。

在1944年的Anderson v.Abbott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公司法人格的插入（通过设立子公司从而使得母公司成为插入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的法律主体），不能被用来规避立法政策；如果母公司仅仅只是经营者架空股东控制权的工具，则应当通过人格否认的方式恢复股东控制权。[1]尽管这一判决并未言明穿越理论，但是其却清楚地阐述了穿越的法理。即，为了应对企业集团化所带来的母公司股东权被规避的问题，应当允许母公司股东的权利穿越母公司这层法人实体，从而对子公司产生效力，由此恢复股东应有的控制权。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企业界掀起一股企业集团化的热潮。在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的诸多权利（包括查阅权）与实际从事经营的子公司隔绝开来。母公司股东因此处于危险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子公司是企业集团的经营主体，子公司的决策将实质性地影响母公司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母公司股东的诸多权利触及不到子公司，难以对子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有效监督，其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为此，美国学者Eisenberg提出，子公司的股东投票权要么属于母公司而具体由母公司的股东会行使，要么直接穿越母公司转移到母公司股东手中。[2]Eisenberg从投票权穿越的角度揭示了穿越理论。

支持穿越理论的一个主要理由在于：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存在母公司这一层法人实体的事实，不应被允许用来挫败法律确定的重要股东权利。即，在特定情形之下，有必要将实质置于形式之上，强调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经济联系而并不过多地纠缠于母公司在形式上阻隔了两者之间的直接法律联系的事实，使得法律赋予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利穿越母公司而直接适用于子公司，从而防止他人利用公司独立法人的障碍侵害母公司股东权利。

对于公司制度来说，穿越理论并非陌生。该理论在双重派生诉讼[3]、子公司出售重大资产时母公司股东会的表决权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双重派生诉讼之中，母公司的股东可以子公司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尽管从法律技术上来看其并不是子公司的股东。因此，允许提起这类诉讼，法律实质上是允许以子公司名义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穿越母公司而转移到母公司股东手中。如果没有这种穿越，一项重要的股东权利（保证管理层忠实、谨慎的权利）将会仅由于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嵌入额外的一层实体物而被毁灭。[4]

同样，这一原理也适用于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情形：母—子公司结构的设置，导致原本母公司股东可以依据查阅权获得的信息大大缩减，法律授予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的功效被规避。为恢复查阅权应有的保护股东的效力，在一定情形之下，应当使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穿越母公司这一层法人实体的障碍。如果没有这种穿越，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将会仅仅因为母公司的障碍（也许母公司正是为规避股东查阅权而被故意设置的空壳）而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有违公平。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在许可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进行查阅之时，并未言明其依赖的是穿越理论。不过，法院在论证这种授权的合理性之时，阐述的往往都是穿越理论的法理。即出于维护母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应当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使其能够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二）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实践

对是否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问题，美国各州的态度并不一致。一些州对此表示认可，并在制定法中予以确认。在制定法中没有规定之时，一些州的法院直接采取对制定法进行严格的字面解释的方法，否定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要求；另外一些州的法院则会继续寻找相应的普通法规则，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穿越。无论是依据制定法还是普通法，当法院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之时，其将通过颁发训令（mandamus）的方式，命令母公司促使子公司交出其账簿记录，以供母公司股东查阅。[5]

1．制定法无规定之时的处理

（1）严格的立法解释

在美国大部分州，成文公司法并没有规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穿越（连《标准商事公司法》对此也没有规定）。所以，一些法院直接采取对制定法进行字面解释的方法，否定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要求。

Panitz v.F.Perlman&Co.，Inc.案是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6]在该案中，上诉法院认为，法律解释的主要规则是，立法机构的意旨应居优先。如果一项制定法的语言是直白、清楚且没有歧义的，法院的义务便是简单而明确的，即按照法律本来的规定予以阐述并遵从之，法院并非能够不受拘束地偏离制定法的用语。因此，如果一项法律的语言直白地表明一件事，就不能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赋予其另外的含义。最后，法院认为，该州查阅权的法律仅涉及一个公司的股东查阅该公司记录的权利，它并未授予一个公司的股东查阅另一个公司记录的权利，即使另一公司完全为前一公司所有。所以，依照制定法直白的语言，股东并不享有查阅其并不是股东的公司的记录，因而法院拒绝了原告提出的查阅两个子公司的账簿记录的要求。

（2）普通法上的救济

当成文公司法中没有规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之时，一些州的法院很不情愿在制定法的层面就了结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请求问题，于是便超出制定法的规定，转向普通法寻求解决之道。这又主要包括两种做法：另一自我分析（the alter ego analysis）和控制或支配分析。

另一自我分析原本适用于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件，但在实践中，美国很多法院采用这种分析方法来决定是否准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在股东查阅权的案件中，法院会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决定是否将子公司视为母公司的另一自我。当子公司被认为是母公司的另一自我时，母公司股东就被允许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美国有许多州的法院都采用这种做法。例如，特拉华州在2003年修订公司法之前，就是通过分析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审查子公司是不是母公司的另一自我，以决定是否授予母公司股东查阅权。[7]

法院这样做的道理在于：如认定子公司是母公司的另一自我，母公司的股东在法律上也被认为是子公司的股东，其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便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法院在股东查阅权的案件中，认定另一自我的标准比刺破公司面纱案件中的标准要有所降低，毕竟让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并不会产生责令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样严重的后果。

控制或支配分析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的角度来衡量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适当性，一些法院将其与适用于刺破公司面纱案件中的控制相提并论。在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件中，对子公司进行有力控制或支配的母公司可能会因此而为子公司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卡多佐大法官解释道：“支配可能是如此地全面，干涉可能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依据的一般规则，母公司成为本人，而子公司是人。”[8]将这种推理推广到股东查阅权的案件中，法院主张，在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将子公司的责任归于母公司时两者之间的联系相同之时，母公司的股东就有权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在State v.III Investments，Inc.案中，[9]上诉法院认为，初审法院需要审查母公司的公司结构及其与子公司的关系，以及审查其他相关的事实，以确定母公司是否对子公司进行了足够的控制，从而决定是否准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2.制定法有规定之时的处理

截至2006年，美国已有特拉华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权，因此这两个州的法院可直接援引制定法的规定来处理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请求。两者的规定是相同的：任何股东，可由其个人或律师或其他人以书面请求并说明其目的，在公司正常的营业时间内，为任何正当目的而查阅、复制或摘录子公司的账簿和记录，只要：（1）公司实际持有且控制子公司的该记录，或（2）公司通过对于子公司的控制能够取得该记录，并且自提出请求之日起，股东对子公司的该账簿记录的查阅并不违反与公司无关联的他方与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的协议，同时子公司依据适用于它的法律在公司提出请求之时无权拒绝公司取得该账簿记录。[10]

如何理解和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Weinstein Enter.，Inc.v.Orloff案中，[11]围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b）款第（2）项关于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规定，作出了全面的阐释。

该州最高法院认为，援引第220条（b）款第（2）项的前提条件是，确定被查阅的公司是第220条（a）款第（3）项规定的“子公司”。依据该规定，“子公司”是指直接或者间接为一个公司全部或者部分所有的实体，且该公司是该实体的股东，并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该实体的事务进行控制。依此规定，认定“子公司”应该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所有权关系和控制关系。对于所有权关系的认定通常并不会产生争议，只要确认一个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实体的股份即可。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在于对控制关系的理解。该州最高法院解释说，“控制”一词并没有固定的法律含义，是否存在控制通常是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才能认定的。对于第220条（a）款第（3）项规定的“子公司”的认定，其中“控制”的含义是通过适用在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的目的之下通常使用的控制概念来确定的。在承担信义义务的情形下，当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拥有一个公司的投票权超过50%之时，便存在控制；如果少于50%，那么该股东不被视为应该承担信义义务的控制股东，除非能够证明该股东能够对公司施加实际的控制。

随后，该州最高法院对母公司交出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依据第220条（b）款第（2）项的规定，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母公司才负有交出子公司账簿记录供母公司股东查阅的法定义务：（1）母公司实际持有且控制子公司的该记录，或（2）母公司通过对于子公司的控制能够取得该记录。

对于第1种情况，既然母公司实际持有且控制着子公司的记录，那么该记录可被视为母公司的记录，由此母公司股东便能够查阅之。[12]当然，该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此并没有争议，因为原告要查阅的是子公司实际持有和控制着的记录。

第2种情况是该案的争议焦点。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解释说，此处的“控制”的含义与信义义务中的“控制”并不相同，此处的“控制”是指施加控制的实际能力（an actual ability to exercise control），区别于有权进行控制（have the power to control）。因此，通过了子公司认定中的控制标准，并不表明同时满足了此处的控制要求，即便母公司持有子公司超过50%的股份，其也有可能不享有出于迫使子公司交出其账簿记录的目的而必须的控制。[13]在实际的案件中，法院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以确定：母公司事实上能否通过对子公司施加控制从而取得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最后，该州最高法院同时注意到，依据第220条（b）款第（2）项的规定，即便母公司能够通过对子公司施加的控制取得其账簿记录，在以下的情况下，其没有义务施加这种控制：（1）这样做将违反与第三方的协议，或（2）在依据子公司住所地法律直接对子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子公司有权拒绝母公司取得其账簿记录。

（三）查阅权穿越对母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

为应对企业集团化之后母公司股东查阅权失效的问题，美国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从而涵盖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尽管对于这种做法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但自从1908年Woodworth v.Old Second Nat.Bank案法院判决支持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要求，[14]至今已一百多年，美国越来越多的州采纳了这一制度。在那些尚未采纳这一制度的州，法院也表达了对于采纳这一制度的某种程度的支持。[15]

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能够为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保障。首先，这种查阅权能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通过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以及母公司本身的账簿记录），母公司管理层的非法行为更有可能被发现，由此便对母公司管理层（甚至包括子公司的管理层）形成无形的威慑，促其抛弃侥幸心理，规范其经营行为。其次，这种查阅权能够起到收集证据以支持诉讼的作用，母公司管理层会因此放弃通过转移其非法行为的证据材料到子公司以逃避追究的想法。最后，这种查阅权能起到“踏脚石”的作用。通过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而获得相关的信息，这就为母公司股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事实依据，母公司股东得以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作出其决策。

总之，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穿越，极大地增强了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的力量，使其能够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衡；同时母公司的中小股东也因此能够更合理地对抗母公司大股东的欺压，防止大股东勾结公司管理层作出危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子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规范其公司治理及经营行为。

三、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在我国的构建

（一）对我国股东查阅权规定的检视

我国《公司法》在第34条和第98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股东查阅权。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在内的诸多文件，这可为其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但是，在面对企业集团之中母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之时，这种建立在传统单一型公司结构基础之上的股东查阅权，几乎难以发挥作用。

在企业集团中，母公司董事会作为母公司的代表行使对于子公司的股东权，其获得了对于子公司的完全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传统的股东查阅权止步于母公司而触及不到子公司，因此，母、子公司管理层背信弃义或怠于履行职责，损害母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将变得有恃无恐：只要非法行为是在子公司范围之内进行的，或者非法行为的证据材料均被保存在子公司，公司管理层便可逃避股东的监督和追究。

我国《公司法》第15条已明确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并取消了对转投资数额的限制。由此，公司可以其全部资产投资设立子公司，进行控股公司化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母公司股东的利益与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息息相关，但是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却触及不到子公司。实践中经常发生母公司股东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尤其是缺乏有关于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信息）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事情。[16]总之，公司结构的变化给股东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我国现有股东查阅权的规定，难以应对这种挑战。

（二）立法引入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

美国法通过许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方式，为母公司股东获取子公司信息提供了一条便利途径，从而使查阅权并不因为公司结构的变化而丧失其为股东利益保驾护航的功效。美国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法律实践有一百多年，至今不仅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判例，而且在这些判例的基础之上还归纳出若干规则（普通法的规则和制定法的规则），为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提供指导。美国法确立的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1999年修订其《商法典》时，便借鉴美国法的做法，引入了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查阅权。在2005年颁布统一的《公司法典》之时，日本再次确认了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这种穿越，规定母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17]虽然迄今尚未见到适用该规定的日本判例，但是日本立法机关未雨绸缪地引入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的举措，给我国以启示。

近年来，我国在公司立法方面亦很多参考美国法的规定。尤其在2005年修订《公司法》之时，为解决我国公司领域的相关问题，我国引入了诸多美国公司法律制度。当前，我国亦面临着母公司股东（因无法获取子公司信息而导致的）权益保护问题。在美国已有丰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可为我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我国可以立法引入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并且，这样做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国立法上已将穿越制度应用到一些领域之中，这为股东查阅权领域的穿越提供了先例和立法经验。

依据2008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控股或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相应标准的，应当由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依法作出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18]这其中就包含了表决权穿越规则：上市公司的股东穿越了该公司，对控股或控制的子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行为行使表决权。此外，2003年公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由各级政府出资设立的企业（称为“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19]这就使得在国有企业实行控股公司化改造之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母公司股东）仍可控制重要子公司的重大事项，其代表国家行使的股东权并不因此遭到削弱。[20]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中均已存在穿越制度的应用，将这一立法经验推广应用于股东查阅权，使母公司股东能够穿越母公司去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是我国可行的选择。

（三）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制度设计

1．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界限

引入股东查阅权穿越制度，初衷在于为母公司股东提供更充分的保护。但是，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无疑又会对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带来干扰。子公司不仅要应对其自己股东的查阅请求，还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去应付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请求。过多的查阅，不仅不利于子公司账簿记录的保存，而且也加大了子公司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

在涉及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场合，母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与子公司自主经营权的保障形成紧张的角力局面。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角力时刻存在，在设置股东查阅权之时，立法确认了股东利益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优先于公司利益，要求公司容忍股东经由查阅而带来的干涉。而在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场合，立法似乎要求公司作出更大让步——要求子公司容忍非其股东的他人的查阅。在此情况下，划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合理界限尤为重要。

就美国法的实践来看，尽管做法并不统一，但无论是普通法的规则还是制定法的规则，都从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划定穿越与否的界限。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固然拉近了母公司股东与子公司账簿记录之间的联系，但仅仅从此角度来划定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的边界，似乎并不够充分，有偏向母公司股东之嫌。在实践中，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往往都存在紧密关系，这使得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由此给子公司带来不小的干扰。

穿越界限的划分，既要保证为母公司股东提供合理的保护，又要兼顾对子公司利益的恰当保障。不能为保护母公司股东的利益而无限制地扩张其权利，使子公司利益受损。

为兼顾对子公司利益的保障，使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不至于因母公司股东的查阅而受到严重干扰，应当为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设定一定的场合，使得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成为一种特例性救济而非常态。毕竟，母公司股东并非时刻均有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必要，其只在涉及其自身重大利益的场合才需要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此外，为了防止母公司股东权利滥用，对要求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母公司股东，应当施加必要的主体资格的限制、查阅目的和方式的限制。这样在保障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同时，能够尽量减少给子公司造成的干扰。

总之，只有满足主体资格要求的母公司股东，在特定的场合之下，出于正当目的，以合理的方式，查阅与母公司存在紧密联系的子公司的账簿记录，这样才被允许。这样的查阅并不给子公司造成重大干扰（或者说，在这种查阅条件下，相比于母公司股东能够获得的保护，子公司的“不受干扰权”应居于次要地位），但却能充分保护母公司股东的重大利益，这正是股东查阅权穿越所意图实现的效果。在确定是否准许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穿越之时，应当全面考虑上述各种因素。

2.我国规则的设计

如何设计我国股东查阅权穿越的规则？围绕前述应当考虑的多种因素，笔者尝试提出几点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首先，作为前提条件，必须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才被准许穿越。母子公司之间关系应达到何种紧密的程度？对此，美国有不同的做法。比较而言，特拉华州的做法更适合我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对成文法有着天然的偏好，法官固有的成文法思维恐难以驾驭普通法的规则。另一方面，特拉华州公司法的规定本身更为客观合理，其仅需考察母子公司之间的控股关系以及子公司账簿记录为母公司的可得性（availability），操作起来更为方便。而普通法上的另一自我或控制及支配的分析，涉及对案件事实的全面考量，美国法官尚且感到棘手，我国法院恐更加无所适从。[21]

因此，在我国，对母子公司关系的考察应当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母公司必须是子公司的控股股东。[22]控股股东的地位，表明母公司向子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对于母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有着重大影响，子公司账簿记录对母公司股东而言尤其重要。此外，子公司账簿记录必须处于母公司的持有和控制之下，或者母公司通过施加对子公司的控制能够合法获取。强调子公司账簿记录为母公司的可得性，可为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提供更大的正当性——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子公司账簿记录在实质上如同是母公司的一样，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出发，母公司股东应该有权去查阅该账簿记录；如果任由母公司成为阻隔其股东通过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而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具，这将是不公正的。

其次，只有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场合，母公司股东方可穿越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这种场合，主要是指涉及子公司重大变更的情况，即可能改变子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控制权格局的决策，包括分立、合并、重大资产出售、制定盈余分配方案、建立联营或者其他形式的商业联合、增资、减资、引入累积投票制、选任或者解任董事、取消股东的新股认购权、变更组织形式、修改公司章程、解散、清算等等。子公司的上述重大变更，大多涉及需要股东表决权2/3以上多数通过的事项，其对母公司股东利益将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母、子公司管理层损害母公司股东的非法行为通常也发生在这些场合。此时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显得尤为必要。

最后，从防止母公司股东权利滥用的角度出发，母公司股东欲穿越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是主体上的要求。当前《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的主体并无特别的要求，但考虑到此处母公司股东要查阅的是子公司而非母公司的账簿记录，故有必要对主张查阅的母公司股东进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又不能太苛刻，毕竟有动力去行使查阅权的大多是母公司的中小股东。具体而言，可以参照我国《公司法》关于提起派生诉讼对于股东持股时间和比例上的规定，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才可以要求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这是因为，行使了查阅权发现公司管理层有欺诈、不当管理的行为，母公司股东很可能会提起派生诉讼，查阅和提起派生诉讼的主体将可能是同一的，那么对两者主体上的要求也应该是相同的。

第二是目的上的要求，即查阅的股东必须具有正当目的。我国当前的《公司法》规定了在有限责任公司之中股东查阅公司账簿记录的正当目的要求，但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之中并无此项要求。考虑到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对子公司可能造成的干扰，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在母公司股东要求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场合，查阅人均需表明其正当目的。正当目的是指与查阅人作为股东所享有的利益合理相关的目的。[23]即，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必须出于维护与其作为母公司股东的地位而享有的利益直接相关的目的。实践中，可由法官依据具体案情来决定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是否具有正当的目的。

第三是权利行使方式上的要求。欲行使查阅权的股东必须提出书面请求。“股东提出书面请求的制度设计目的有二：一则为公司预留置备会计账簿的必要准备时间，二则便于公司提前发现股东滥用查账权的蛛丝马迹，从而抗辩滥权股东的查账请求。”[24]此外，母公司股东只能在子公司正常的营业时间内进行查阅，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母公司股东的查阅将给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的妨害。

注释:

[1]See Anderson v.Abbott，321 U.S.349（1944）.该案中，肯塔基国家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和Louisville信托公司共同组建了Banco Kentucky Company（以下简称Banco公司），并将自身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Banco公司，使得Banco公司成为银行和Louisville信托公司的控股母公司。其后，因经营不善，银行与Banco公司破产。银行的破产清算人经过评估，认为银行股东有400万美元的出资尚未支付。因此，该破产清算人起诉并从Banco公司破产清算人处获得9万美元。对于余额，银行破产清算人起诉要求Banco公司的所有股东予以支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2]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Megasubsidiaries：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ucture on Corporate Control，84 Harv.L.Rev.1577（1971），pp.1588—1589.

[3]母公司股东要求代位行使属于母公司的以子公司名义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时，该股东提起的诉讼就被称为双重派生诉讼。See Note，Remedies of Stockholder of Parent Corporation for Injuries to Subsidiaries，50 Harv.L.Rev.963（1937）.

[4]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supra n.2，p.1597.

[5]美国有关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诉讼比较特殊：诉讼的原告方为母公司股东，被告方为母公司，子公司不是诉讼的当事人。因此，若原告胜诉，法院将责令母公司交出子公司的账簿记录以供母公司股东查阅，而不是对非诉讼当事人的子公司发出命令。

[6]See Panitz v.F.Perlman&Co.，Inc.，173 S.W.3d 421（Tenn.Ct.App.2004）.该案中，原告Monte Panitz和Barry Panitz是被告F.Perlman&Co.公司的股东，其要求查阅被告及其子公司的记录，以确定被告及其子公司的董事或高管人员是否存在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被告F.Perlman&Co.公司允许原告查阅该公司的账簿记录，但认为原告并不是其子公司的股东，因此对原告提出的查阅其子公司的记录的要求予以拒绝。初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查阅被告子公司记录的要求不予认可，上诉法院确认了初审法院的这一判决。

[7]See，eg.，Skouras v.Admiralty Enterprises，Inc.，386 A.2d 674（Del.Ch.1978）；Carapico v.Philadelphia Stock Exchange，Inc.，791A.2d 787（Del.Ch.2000）；Saito v.McKesson HBOC，Inc.，806 A.2d 113（Del.2002）；etc.

[8]See Berkey v.Third Ave.Ry.Co.，155 N.E.58，61（N.Y.1926）.

[9]See State v.III Investments，Inc.，80 S.W.3d 855，866（Mo.Ct.App.2002）.该案中，原告是被告Five I公司股东，持有Five I公司2.68%的股份。原告欲向Five I公司出售所持有的股份，但是对于该股份的价格却无法与Five I公司达成协议。为此，原告要求查阅Five I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相关账簿记录，以确定所持有股份的合理价格。被告Five I公司只同意提供有限的资料供原告查阅，其中并不包括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原告起诉到法院。初审法院认为原告并非Five I公司子公司的股东，因而拒绝了原告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要求。该案便被上诉至密苏里州上诉法院。

[10]See Del.Code Ann.tit.8，§220（b）（2）（2003）；Okla.Stat.tit.18，§1065（B）（2）（2005）.

[11]See Weinstein Enter.，Inc.v.Orloff，870 A.2d 499（Del.2005）.该案中，原告Orloff是被告Weinstein Enter公司（以下简称W公司）的股东，其欲向他人出售其所持有的W公司股票，但是无法准确对其股票价格作出评估。为此，原告起诉要求查阅W公司与J.W.Mays公司（以下简称M公司，其是W公司的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原被告双方对于原告是否有权查阅M公司持有并控制的M公司的账簿记录产生争议。该案经过初审之后被上诉到特拉华州衡平法院，衡平法院签发了执行令，强制要求W公司交出M公司的账簿记录供原告查阅。W公司将法院的执行令通知给M公司，M公司认为，交出其账簿记录供原告查阅将对其造成不利影响，遂拒绝之。最后，此案被上诉到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股东查阅权穿越：母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利器

[12]在Siravo v.Sirian Lamp Co.案中，原告是被告Sirian Lamp公司的股东，其起诉要求查阅被告及其子公司的账簿记录。在涉及原告是否能够查阅被告子公司账簿记录的问题之时，新泽西州纠错与上诉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中，被告子公司的账簿记录被保存在被告位于纽瓦克市的办公室里，因此该账簿记录实质上属于母公司的账簿记录，原告当然能够查阅。See Siravo v.Sirian Lamp Co.，124 N.J.L.433，39 Gummere 433，12 A.2d 682（N.J.Err.&App.1940）.

[13]对此，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即便控制股东能够选举子公司董事会的多数成员，仅仅这种能力并不自动表明，为促使子公司交出其账簿记录的目的，母公司控制了子公司的事务。原因在于，子公司的董事负有法律上的义务为其公司股东的利益来管理公司业务，公司董事是由大股东选出的事实并未解除这些董事对公司和公司的小股东所负有的信义义务。

[14]See Woodworth v.Old Second Nat.Bank 154 Mich 459，117 NW 893（1908）.该案的原告对被告Old Second国家银行（以下简称银行）的两位董事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理由是其因为相信了这两位董事的虚假和欺诈性陈述而支付了过高的对价来购买银行的股票。在这一诉讼开始审理之前，为获取充分的证据，原告又对被告银行及其子公司Maltby Cedar公司起诉，要求查阅两者的账簿记录，以获取支持对银行董事诉讼的相关证据材料。本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并非Maltby Cedar公司的股东所以无权查阅该公司记录，这一观点并不成立。Maltby Cedar公司仅仅只是银行的一个工具，银行的所有股东在MaltbyCedar公司之中至少享有一种衡平利益，因此原告作为银行的股东有权查阅Maltby Cedar公司的账簿记录。

[15]例如，在Feldman v.San Mateo Fin.Corp.案中，法院认为，母公司通过采用控股公司的形式，使法律赋予股东的收集公司信息的一般机会与子公司绝缘。依照法院的观点，拒绝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法律规定对于促进公司责任的目标造成损害，应该由立法机关重新审查。See Feldman v.San Mateo Fin.Corp.，276 Cal.Rptr.285，288（Cal.Ct.App.1990）.

[16]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国有企业管理层通过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向子公司转移资产，从而取得对国有资产的完全控制权，进而将之出售或将经营利润据为己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参见《李金华：国有资产流失有五方面，分配不公浪费严重》，载中国新闻网http：//chinanews.com.cn/cj/hgjj/news/2007/05-10/931559.shtml，2010年5月10日。

[17]日本《公司法》第433条第3款规定，股份公司的母公司股东，为行使其权利所必要时，在表明理由之后，经法院许可，可以就该股份公司的会计账簿或与之相关的资料提出查阅请求。（参见崔延花：《日本公司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值得说明的是，日本《公司法》将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者一体化，统称为股份公司。因此，此处虽然使用“股份公司”的称谓，但是其涵盖了传统上的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18]参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53号）第11条、第19条。

[19]参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87号）第24条。

[20]李凡：《论表决权穿越》，《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2期。

[21]有美国学者评论道，另一自我的分析过于主观，其涉及许多因素的复杂平衡与考量，法院在面对同样的案情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且耗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在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记录的领域有所降低的另一自我标准很容易渗透到涉及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件中，对后者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控制或支配的分析则与另一自我的分析方法常常难以区分，其同样存在过于主观的问题，容易产生分歧。See Matthew A.Kitchen，The right of a parent's shareholders to inspect the books and records ofsubsidiaries：none of their business？74 U.Cin.L.Rev.1089（2006），pp.1106—1107.

[2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17条第2款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这一规定与特拉华州认定一个公司是另一个公司的子公司是一致的。

篇6

关键词：中西；古代小说；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26-0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都是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影响最大的叙事文学样式，也是较迟产生的叙事文体。

中国，“小说”一词早在先秦《庄子・杂篇・外物》中就已出现。但他所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中的小说，并非我们今天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他的“小说”指琐碎的言词，意谓修饰琐碎的言词，求得好的名声，这种做法与大道相距很远。庄子对“饰小说”的做法表示不屑一顾的轻蔑。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尾，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诸子十家，其可现者，九家而已。”虽大体未脱庄子的看法，但于轻视中，也客观地指出它不可能消灭，故将其列为一家，因为诚如孔子所说，它“有可观者焉，”即有一定的可读性。中国古人对小说的看法较为接近文体意义的认识是东汉的桓谭，他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是一种文体：短书，这种文体的特点在于“近取譬论”，即以譬喻的方法，将身边的丛残小语，隐喻治身理家的道理，故它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对一般人治身理家有启迪教化作用。由此印证了《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弗灭的理由。显然，小说至此虽为文体一种，但也并非我们今天所言的有完整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小说文体。但古代圣贤对小说轻视、贬斥的态度却不能不影响到后人对同为“小说”之名的这类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看法。

西方的“小说”概念丝毫没有贬意色彩。它受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影响而脱胎于史诗。中世纪欧洲普遍流行一种叫“传奇”的文学样式，可以说是欧洲小说的雏形。传奇带有史诗的印记，内容以史为主，而穿插许多虚构编造的神怪、奇异之事。形式初为韵文，逐渐融入散文成份，最终以散文为主，定格为较早的故事小说。它包括骑士小说、圣经故事等。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正式诞生。它以薄迦丘的《十日谈》为标志，专写社会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被称作“Novel”。故事小说的内容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结束了荒诞不经的胡编乱造。法国拉伯雷写于1532年至1564年间的《巨人传》是欧州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问世，则是西方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起点。书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形象成为小说的经典形象而载入史册。由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史诗等叙事文体历来受西方文人推重且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因而，其孕育出的小说也颇受重视，成为西方叙事文类中被看好的重要文学体裁。

中西小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史传、寓言的影响与神话、史诗的滋养

中西方小说产生都较迟，西方小说定型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小说完成于唐（8世纪）传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有意为小说”始于唐传奇。唐传奇改变了志怪、志人小说或与历史相混淆，或仅粗陈梗概，没有摆脱“丛残小语”的蕃篱等弊病。有意识地虚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具有一定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如《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都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名篇。小说产生较迟，故它们都吸收了前期产生的多种文学样式的养分。然而，由于中西方经济形态的不同，导致文学体系的差异，故而二者较早发达的文学样式也有所区别。西方商业性的经济形态，促进海上贸易的繁荣。经商者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目睹异国民俗风情，感慨九死一生换来的财富不易，往往有许多猎奇见闻向人倾诉，奋勇拚搏的经历向人夸耀，造成西方史诗、戏剧等叙事文体成熟较早，这对其后产生的文学样式特别是小说影响较大。而中国的抒情文学由于更适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国寡民”农业性的经济形态，故而颇受文人雅爱及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着广泛的市场。《诗经》、《离骚》、诸子散文等都给中国后世文学以更多的营养。加上中国古代哲人根深蒂固的“圆形思维”观念，强调事物发展的循环性，认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重视“温故知新”，故而历史学特别兴盛，造成中国史传文学的高度繁荣。隔代修史，盛世修史，人们由初始关注前车之鉴而积淀为中国人的嗜僻。从孔子删定《春秋》，到左丘明作《国语》，再到司马迁写《史记》等等，一部二十四史写尽世间兴衰事。历代历朝都置有写史的编修馆，设有专门的史官。治史成了中国的显学。不仅官府修史，民间还有不少野史传世，以补官史的不足与偏见。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必然影响到小说创作。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突出为两点：一是强调宏大叙事。史传记载的都是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叙述的都是关于国祚民生的帝王将相的兴废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十分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子不语怪力乱神”更是加重了小说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由此造成中国古典小说多偏于历史演义类与公案英雄类题材。二是史传文学从总体看，叙事场面宏大，情节扣人心弦、紧张激烈，人物注重个性描写，语言铺陈恣意。由此，中国古典小说也就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独特个性，小说情节波峰迭起，悬念环环相扣，十分耐读。

篇7

1、《赵氏孤儿》的结局：屠岸贾绝然死去，赵武复仇。隐忍一生的程婴，在最后一刻，与病入膏肓的妻子宋香一起含笑而去。

2、《赵氏孤儿》改编自经典历史传奇故事，讲述了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围绕赵朔之子――赵氏孤儿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彰显了以程婴为首的一群古代英雄坚守忠义、舍生取义、不屈不饶，勇于献身的精神。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谶纬叙事探究

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

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

影视广告叙事分析

中国思想中的道德叙事发微

文学叙事真实论与“可能世界”的接受

试论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

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最后的常春藤叶》的叙事策略

试析《记忆碎片》中的不可靠叙述

试析电影《回到未来》的叙事策略

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

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

礼经建筑空间的元叙事技巧及其影响

中国早期都市叙事性流行歌曲主题探析

史出于巫与先秦两汉史传中虚构叙事的发生

诗歌叙事中的空间标识——以《唐璜》为例

真实的虚拟世界——先秦文学中的移位叙述

试析江西武功山地区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

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叙事建构身份——以《西游记》为例

从画家传奇叙事看中国画写实观念的演变

史出于巫与先秦两汉史传中虚构叙事的发生

黄炎培关注职业教育的心理史学解读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兼论“分科而习”传统对中国画叙事特征的影响

试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押沙龙,押沙龙!》为例

感受作家的叙事体验——与著名作家陈世旭谈叙事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中的时间形态及其运用策略

那些年,我们在上海圣约翰:一群老校友的忆说

在书写之中:台湾客家女诗人王春秋的认同之路

试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押沙龙,押沙龙!》为例

生命诗学:心理传记与生命叙说的新开展

大学名校长之唐文治:一种心理传记学的探索

“成为一个动词”:客家女诗人张芳慈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砥砺风雨路,蟾宫三折桂——奥运冠军陈艳青心理传记学研究

理论即生命经验:以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为例

“清廉卓绝”堪比海瑞——闽浙总督陈瑸的心理传记学探索

千古一相——诸葛亮生命历程的心理传记分析

在无名的生活中突围:一位台湾水电工为尊严进行斗争的故事

幸福进取者与不幸者情绪调节的对比性个案研究

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及其保护性因素的个案研究

开启崭新的一页:两岸携手共创“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中的时间形态及其运用策略

建构女性乌托邦的困境——《克兰福德镇》故事与话语的断裂

向大海进军:以李安的生命叙说反思成年男性的转化之道

篇9

关键词：小说 神话 传奇 话本

明清之后，文坛上涌现了一批反映百姓世情之风的通俗小说，极富趣味性，这些作品，代表着当时普通老百姓心中的“想象世界”。最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明清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通俗化的图解后，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走进寻常百姓家。然而小说产生已久，为何至明清时期才真正进入繁荣期？

一、上古神话――素材宝库

上古神话凝聚着祖先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一些神话形象经过时间和文化的积淀，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深刻的影响。

作为中国小说的源头，上古神话不论是开天辟地，还是女娲黄土造人、五彩石补天，亦或是常羲浴月，雷泽华胥，都以其广博的内涵，生动活泼的形象，为后世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明清小说中，上古神话除了被直接引用之外，还为小说作品提供了不少作品素材。首先，以神魔小说为例，《西游记》当中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可谓达到了顶点。单就孙悟空的外在形象，就和上古神话中女娲人的面蛇身、西圣王母的豹尾虎齿有异曲同工之妙。探究孙悟空这个形象，不难发现，它身上有“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子。其次，有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之称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亦虚亦幻，亦真亦假，以第一章为例，曹雪芹用“木石前盟”的神话传说作为引子，叙写上古女娲补天，后又借助“警幻仙境”的描写，隐晦的反映宝黛钗等主要人物的命运，可以说极大了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由此可见，明清小说采用神话作素材，借助于神话的奇特想象，对故事情节展开再创作的盛况可见一斑。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中也有神话的影子。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明清小说的每一隅，经小说家的再创造，超越了平凡的世俗，重新散发出光芒，使小说作品具有非凡的文学魅力。

二、“六朝志怪”、“唐传奇”、“宋话本”――早期渊源

六朝，为了反击佛教的扩张，道士们也开始搜集民间神异故事，以宣传其教义宗旨，后来这些故事被有心人陆续集结，世称“志怪小说”，堪称中国小说的萌芽阶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搜神记》。《搜神记》继承了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以及诸子百家作品中的妖魔鬼怪故事，深远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小说创作。书中相当一部分记载的是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或者是精灵物怪的神通。比如《吴王小女》的故事中，夫差之女紫玉死后能从坟墓中走出来，与学道术的情郎相会，最后化作一缕青烟飞散的情节模式，深刻影响了蒲松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俗称《鬼狐传》，文中，蒲松龄刻画了众多虽为狐鬼，但可爱善良的主人公形象，饶是富于人间情趣。他从民间传说中汲取营养，而且直接在搜集奇闻异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造，使得这些可爱的花妖狐魅的故事充满了奇幻魅力，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受六朝志怪小说影响，唐代士大夫中，有人在闲暇时间，模仿此类文体创作了一些文艺作品，史称“传奇”，意为传述奇闻异事。其特点是：“源盖出于志怪，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甚趣矣。”继承了上古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志怪和志人小说的风格，唐传奇发展成为了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首先：唐代经济繁荣，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所以在思想内容更加的充实，如陈玄佑的《离魂记》、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内容题材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也更加广泛，涉及到爱情、历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体现了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次，创作手法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展现，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个性化的形象，情节上不但增强了虚构性，也更为曲折，表现力更强。这些都为明清小说，尤其是在人物描写、创作手法上提供了借鉴。以《红楼梦》为例子，曹雪芹塑造了大约七百多个人物形象，其中很多的典型形象让人们津津乐道，究其根本，是因为每个人物都是有自己的独特性，何以有如此清晰的形象，这与唐传奇传承下来的个性化的人物描写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到了宋代，民间开始出现以说书为业的专职艺人。在北宋时期的说书艺人，为说书方便编写了一种类似于故事提纲的作品，作为评说的底本，史称“话本”。艺人们在说书的时候，有时候会加入一些临场发挥，例如民间俗语，评说古今奇事，这就是“话本”更加接的通俗易懂。明清小说，十有八九郡是本于“话本”，最明显得莫过于章回体这种叙述体式，最早的是长篇章回体小说是《三国演义》，另外还有《金瓶梅》、《水浒传》等。这些章回体长篇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或者表现形式上，都能看到“话本”的痕迹，这种模仿就使得传统文化更为通俗，更加向市井百姓靠拢。

三、时代的需求

篇10

关键词：地域文化；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方法探究

0引言

华夏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由文物做了见证；而博物馆则集合保存、展览等功能，成为每一座城市突出的文化标志，成为人们大饱历史眼福的不二选择。为了创设更好的观赏环境，让人们感受真实的历史魅力，人们在博物馆的陈列中开始研讨地域文化与博物馆的融合方式。让博物馆在地域特色的笼罩中，呈多样姿态、海纳之势与千年深沉。

1地域文化概述

如果以世界为界限，地域文化呈现欧洲、亚洲等不同的地域特色；如果以中国为界限，那么也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黄土高原文化、吴越文化等。如此可以看出，在使用地域文化的概念时，首先需要明确自身需要的分类形式。目前，综合各类意见和看法，地域文化整体呈现为两种概念。狭义之下，单属于先秦时代，而广义之下，则是指不同区域当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时间跨度上则更长。最终综合各类说法，认为地域文化就是中国各类传承至今、具备独特特点的文化总称。

2陈列设计

陈列设计需要利用各类道具做好定位工作，借助展示方面的各类技巧将文物呈现在视觉上，借以表现文物的价值。陈列设计融合了艺术、文化、技巧等各类特性，为观者提供更好的欣赏环境。在博物馆进行陈列设计的时候，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中国的博物馆、博物院有数千余座，各地博物馆中的藏品都非常独特，承载了各地的历史，是各地的历史见证。在《国家宝藏》这一节目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当九大博物馆集聚在一个节目当中时，人们可以看到故宫博物院的壮大气派，辽宁博物馆的文化融合，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四朝风范……历史传承到今天，累积出多样的文化风采。而在陈列的时候，如何与该地区的文化相互交融，是博物馆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包含很多类型，例如总体、展示、内容等各方面的设计。而一般情况下，对于展示方面的设计是重点研究的方向，可以借助科学手段、内容创作，呈现出更加多样的风格；而将地域文化的特征加入设计中，更使得文物展示呈现出不同。在地域文化与文物陈列结合的过程中，既需要利用有限的空间达到陈列的效果，又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表现特色。其中，可以呈现自然、文化、技术等各类要素，使前来观赏的人们更好地身临其境，感受历史底蕴、文化风采。

3设计方法

在设计之前，设计人员首先需要针对当地的文化源流进行详细了解，避免将设计工作引向文化收集整合的误区；需要根据博物馆各类藏品的特点，选择传统文化当中合适的要素，进行融合。尤其需要凸显文化重点，选择与当代生活紧密联系的片段，进行文化传达。在博物馆中，文化展示常常呈现为各个单元的形态，单元与单元当中也存在不同；那么在陈设过程中，可以按照该单元文物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进行设计，呈现出独特的效果。例如，在辽宁省博物馆中，如果希望呈现出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图景，使人们在观赏过程中涌起爱国情怀，那么战马、铠甲、马镫、面具、长矛等文物都可以陈设在一起，整体表现一个主题。其中还可以加入文字说明，讲述历史故事，拨动历史脉搏。因此，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首先做好定位工作。河南博物院就以呈现始祖文化为主；陕西历史博物馆就以周秦汉唐四朝为展示主体。由此可以看出，各地博物馆的建立、立意都应与当地历史文化传承的特色为主，表现出不一样的风貌。因此，在设计的时候定位过程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够确定博物馆的整体展示风格，也能够保证设计人员在众多的历史文化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达到文化呈现的目的。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博物馆有限的空间中，要想全部展示是非常难的，因此一般会选择线性表现或重点表现。但无论哪一种陈列方式，都能够形成风格。例如，要表现抗战的故事，则可以选择当地发生过的战事等作为重点陈设，或者可以选择抗战的全过程进行陈设，表现出线性特点，使人们能够全面了解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呈现整体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