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体制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强化监督机制，严格规范判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

县司法局：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程序，规范开展拟实行假释、保外就医罪犯审前调查评估工作。

2．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健全司法救助制度。

县司法局：按照省州县政府目标办的要求，实现2015年在我县注册律师、公证员年内每人承办法援案件不得少于3件，法律服务机构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年内每人承办法援案件不得少于1件。

3．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加强律师执业监督管理和职业道德建设。

县司法局：加强与公安、法院、检察院的沟通衔接，努力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落到实处。认真落实律师办理重大案件有关制度，加强律师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律师依法阳光诚信执业。

4．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加快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

县司法局：加强与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信息互通和协作配合，完善社区矫正人员交接和日常监管各个环节的衔接程序，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各个环节依法规范。加强对辖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适应性帮扶工作，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探索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中符合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和监督管理工作新模式，切实维护社会安全，努力预防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

做好委托调查。对符合快速办理需求的轻微刑事案件，各县司法局行政机关，要配合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户籍地和实际居住情况进行核实，做好评估工作。

5．健全全民普法教育工作机制，扎实开展“法律八进”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养成守法习惯、善于依法维权、理性有序表达诉求。

县司法局：抓好依法治州集中整治群众普法教育专项行动；区分农牧民群众、寺庙僧尼、干部职工、青少年学生等不同群体的法律需求，开展法治宣传工作；加强法治电视栏目、乡村法治宣传栏等法治宣传阵地建设；注重司法行政整体职能发挥，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全过程，在办案（证）过程中引导当事人合法理性解决诉求。

6.进一步强化接受人大、政协监督的意识，完善联络机制，提高议案、提案和督办案件的办理质量和效率，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政法工作、现场监督等活动。

县司法局：巩固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推动建立起县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篇2

在3月12日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披露中央已批准铁路运输检察院划归地方，“目前正在部署落实”。虽然最高法院未明确表态，但《财经》记者从部分省市高级法院获知，铁路法院的移交也已经确定。

在此之前，铁路公安已启动改制步伐。到2010年上半年，经过一年时间，合乎条件的铁路公安在编人员在统一考试后完成公务员备案登记，铁路公安的铁路职工身份转制为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目前，铁路公安局在业务上受铁道部公安局和当地公安厅双重领导，属副厅级单位。

面对改革，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均低调应对。最高法院相关人士介绍，由于铁路检法此前面临巨大争议，虽然目前基本方案已定，但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如果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争议之声再起，则恐影响改革步伐。”

最高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原厅长陈振东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铁路司法系统存废的最大问题是其人、财、物不独立，并由此引发社会对其司法不公的广泛质疑。”（参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7期“铁路司法手术中”）

此番铁路检法的回归路径，从业务上基本遵循了“整建制”保留的原则，而人、财、物均与铁路系统脱钩，回归地方。人员任用、工资福利与办公装备等的资金来源，一旦与铁路系统脱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的“父子关系”，也摆脱了所谓“儿子审老子”的局面。

至于铁路检法的法律地位，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没有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的明确规定，改制之后，如何修法，则是迈出目前关键一步之后的问题。

业务路径

铁路检法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延宕至今，皆因事涉多方：铁路管理部门、省级检法、省级财政、地方人事编制部门，此外，因为其保留下来的线性管理模式而涉及其原上级部门。

审判、检察的业务路径选择，基本遵循了“整建制”保留。以北京铁路运输中院为例，该院原下辖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个基层铁路运输法院。改革之后，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将在其原有管辖范围内，继续承接一审案件，上诉或者抗诉案件，仍依照原有的线性模式，归口北京铁路运输中院。即，北京市铁路运输中院是其上级业务指导和监督的法院之一。

一年前，北京法院系统内传出消息，北京铁路运输中院将与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并列称为第三中院。

北京市检察院有关人士称，考虑到三家中级法院的建制与整体平衡，有可能从日前的的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划拔到新成立的第三中院，以扩充、丰富其相对单一的职能。改革后上述称谓是否落地，尚未明确。据《财经》记者了解，盖因据有关精神，可能仍需保留“铁路运输”的字样。

北京铁路运输中院的上级业务指导监督法院则为北京市高级法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在石家庄的属于铁路法院管辖的经济纠纷案件，则由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一审，二审为北京市铁路运输中院管辖。一旦该案件需要提审或者由中院的上级法院再审，按照目前的体制改革方案，管辖权已经明确为属地管辖，即由北京市高级法院管辖。

河北省高级法院一位内部人士介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的业务同时会受河北省高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不过，这种指导和监督也仅仅是形式上的。”

与铁路运输法院相比，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属地管理之后，还面临多头管理的现实问题。

仍以北京为例，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下辖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家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属地管理之后，上述三家铁路运输检察院将分别交给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检察院领导和管理。而同时，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对该三家铁路运输检察院也负有领导职责。

两种“领导”的区别在于，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侧重于检察业务方面的领导，而因为人财物的管理和分配都在地方，实际上，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属地上级检察院的领导管理将更为重视。

在广东，改革模式类似：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原属的广州、肇庆、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中，广州、肇庆铁路运输检察院归广东省检察院领导，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归入湖南省检察院领导。广东省检察院和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同时领导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的检察业务工作。

天津市铁路运输检察院一位内部人士认为：“虽然目前的改革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是从业务上讲，无论铁路运输检察院还是法院，其真正的转变是回归国家司法体系，所办理的案件虽然还可能要向原属铁路局汇报和交流，但已经彻底摆脱了企业管司法、企业办司法的局面，原属铁路局在实际上失去了对案件的决定权。可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的铁路司法人员来讲，至少在观念上，把自己视为司法人员，而不再是铁路职工。”

其同时透露，改革前天津铁路检法管理区域南到山东的德州，西到河北的三河，东到河北的山海关。但改革之后，他们的管辖范围将缩至天津市辖区之内，“山东的给山东，河北的给河北。”

此外，在与铁道部和铁路局的关系上，根据2010年12月中旬，中编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铁道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改制之后，各地方铁路运输法院和检察院依然与他们保持业务上的指导关系。

据了解，这一指导关系盖因铁路运输的“特殊性”，将用三年完成过渡。

核心转变

距离上一次铁路检法的调整已过去24年。1987年4月15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撤销铁路运输高级法院和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改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监督；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的工作改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管辖、办理的一审案件的上诉、抗诉改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受理。”

1987年的调整也被视为铁路司法回归国家司法体系的表现之一。但因为没有真正实现人、财、物与铁路系统脱钩，从而导致所谓“回归”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此次铁路检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正是落脚在人、财、物上。按照改革方案的精神，铁路检法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将由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列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回归地方后不同地区的铁路检法人员收入也将相应浮动，此方案在各地一度反响不一。

以安徽蚌埠铁路运输法院为例，因为蚌埠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工资待遇方面，地方要差于铁路系统，改制之后，铁路运输法院工作人员工资水平势必有所下降。因此，部分检法工作人员对改革动力不足，并出现年轻司法人员跳槽的现象。而同属上海铁路局的杭州、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铁路司法机构对脱钩改革反响积极，根本原因在于归属地方后待遇会提升。

因为改革时间表在2011年6月，此前各省省级财政预算并未列入铁路司法人员支出，2011年下半年将作为过渡期。上述河北省高级法院人士表示，根据协调方案，铁路系统将这半年内列支上述人员的工资和其他开支。

在“物”方面亦存在不少难题。部分地方的铁路检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地点，装备上亦相对落后于地方检法。据《财经》记者了解，铁路系统和地方财政的协调方案目前尚未落地，预期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而在人员交接上，对目前各地改革的观察表明，主要路线与铁路公安的回归方式类似：先定编，然后进行考核或考试。不少地方比如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已定下具体的编制人数。

在全国铁路检察院改制中，关于考核还是考试，统一的政策是：2009年7月8日（含）在职在编的干部，其中，符合公务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规定条件的检察官、已授警衔的司法警察、检察辅助人员，军队转业干部，已通过司法考试或省级公务员考试的司法行政人员，担任副科级以上领导职务、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干部，将实行考核过渡。其他不属于上述范围的人员，则一律实行考试过渡。经考核、考试合格的，使用政法专项编制进行身份转换，享受公务员待遇。而此前尚未通过司法考试的一线司法人员，则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方可继续从事原检察工作。考试、考核不合格的或者是原离退休人员，均由铁路系统解决。

铁路运输法院的改制也将遵循类似模式。

改制之后，铁路检法的人员任免，目前比较普遍的路径选择是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如山西省，其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检察员的任免，均由山西省人大常委决定通过。其中一个变化是，改制前由铁路系统建议或者提名，改制后则由省级检法机关提名或建议。

篇3

【关键词】司法独立 部院之争 礼法之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律变革的重要时期。当时在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经再三权衡,决定仿行,实行,并且从官制改革入手。“时代选择了沈家本作为修律大臣,成就了修律变法的伟大功业,沈家本其人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物之一。”①在清末立宪变法改革中有部院之争,法典编纂过程有礼法之争。在这个权力场域中,沈家本始终是个主角人物,一直处于争斗的漩涡之中。部院之争,沈家本与张仁黼双方职务对调;礼法之争,被迫辞去修律大臣,使争议得以平息,结局基本相同。

司法独立中的院部之争

清末,鉴于旧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权限之不分”,“职任之不明”,“名实之不符”,②且弊端日益显现,1906年清政府在“”的幌子下,引进各国通行的“三权分立”原则以标榜,对原有的机构进行改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司法机构调整较多,清廷想一改历史上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格局,实现司法独立。1906年3月以奕为首的官制编纂大臣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1906年9月,经慈禧的权衡裁择决定,原有的三法司制度,“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任审判”,③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④试图走三权分立之路,使司法走向独立。奕在进呈折中提出,“司法之权专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⑤9月20日,慈禧任命,“法部尚书著戴鸿慈补授,左侍郎仍著绍昌补授,右侍郎张仁黼补授”,同日又谕旨“以沈家本为大理院正卿,定正卿秩正二品”。⑥按照清廷官制改革方案的规定,大理院不同于大理寺,是专任的全国最高审判单位,负责审判任务,法部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司法与行政,但是法部的司法与行政权,大理院的审判权的范围如何划分,官制改革谕旨没有具体规定,埋下隐患,以致后来的司法改革中,法部和院部为各自利益和权限的大小互相争斗,导致司法独立过程中发生院部之争。出于期望让皇上首肯法部的权限划分方案,1907年5月14日,法部尚书戴鸿慈上书慈禧,单独奏上《酌拟司法权限缮单呈揽折》,提出对部院的司法、审判权限进行划分,提出法部、大理院的各自权限,共十二条。这十二条办法包揽了大理院的大部分审判权和人事任免权,并通过行政权层层监督审判权,最终将审判权汇于皇帝之手,满足清廷“”的大权归于朝廷,皇位永固的目的,因此当即获得批准。奏折和清单发至大理院,沈家本十分无奈和愤懑,他对法部的十二条权限予以全面批驳,并指出“司法独立,为异日之基始,非谓从前现审办理不善故事更张也”,认为“精义以裁判独立为要义”,⑦他坚决反对以行政权干预司法独立,要求法部不能层层监督审判活动,彻底实行司法独立。

“权力场终究还是人的活动场。在权力场里,一切都不过是自然的人的活动,智性规则是靠了人的活动实现的。”⑧清末“部院之争,实际上即沈家本戴鸿慈等人对司法权力资本的争夺”。⑨在这场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沈家本、戴鸿慈、张仁黼和清廷的主要官僚,对院部之争的发展和司法改革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戴鸿慈是院部之争的始作俑者。在院部之争发生前,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多次与法部晤商权限。法部尚书戴鸿慈单方上奏,得到谕旨,引起大理院的不满,导致院部之争。争论的背后,都是为了部门利益和各自权势范围的大小,权力的争夺,导致部门间的矛盾,人与人间的不和。二、院部之争中的沈家本。沈家本在部院之争发生前,处于主动地位,多次找法部晤商司法权限。但在法部上书后,沈家本所在的大理院处于被动地位,但沈家本不畏权势,基于自己的学识和对司法独立的深刻理解,对法部的十二条逐一反驳,使大理院在部院之争中由被动转化为主动,赢得尊严,同时也给清廷出了个难题。三、光绪皇帝、慈禧处于尴尬的境地。清朝官僚出于法律的无知和对理解的不到位,对法部关于司法权划分的上谕给予批准,随后收到沈家本的《酌定司法权限并将法原拟清单具案语折》后,陷入了两难境地。无奈,清廷于三日后(即5月23日)将大理院正卿沈家本与法部侍郎张仁黼职务对调,平息院部司法权限的冲突。

法典编纂中的礼法之争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存在礼教派和法理派之争。但实际上,我们分析有关资料发现,情况并非这样。张之洞、劳乃宣与沈家本都主张变法。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专门论述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坚定表述采用“西政”“西律”,修改中国传统法律,“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⑩劳乃宣也支持变法,“穷则变,变则通。”“今天下亟矣,……官司无善争,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建之事,日异而岁不同。”如“犹拘于成法以治之”,则“鲜不败矣”,故“法不得不变者,势也”。沈家本作为清廷官员,按照清廷“参考古今”,“博击中外”,“世界通行之良规”,“模范列强”,移植翻译西方最先进的法律,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收回法外治权,富国强兵,挽救大清衰败局势,但切入点不同。张之洞主张修律要从国情民意出发,“必须将中外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记,然后量为变通。庶免官民惶惑,无所适从”。沈家本是“会通中西”,寻找最先进的符合潮流的能强国的法律,尤其是日本榜样的力量,双方论辩的角度不一样。但沈家本作为政府官员,在争议中,拥有权力资本,而且沈派人数虽不占优势,但在修律各部门中都处于要害部门,手握实权,且得到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谕,将新刑律总则、分则及暂行章程全部颁行,层面上结束争斗,但思想上双方的斗争仍在继续。宣统三年二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上书清廷,指斥“法律大臣离经叛道,置本国风俗于不问,专取欧美平等之法。并请清朝廷再定国是。不问新律可行不可行,先论礼教可废不可废。断不容法律馆阳奉朝廷尊崇礼教之旨,而阴破纲常自行其是”。在礼教派的强大压力下,沈家本经再三考虑,新律也通过了,立于其位也无济于是,终于辞去职务,回到法部侍郎本任。对于沈家本的辞职,苏亦工曾评论说,“至于沈氏的去职,不过是清廷玩弄丢卒保车的小把戏而已,最终未妨碍新刑律的通过,沈氏充其量是作了清廷的替罪羊。”实际上,这次沈家本的辞职和院部斗争时的职务对调,都是清廷为平息争端,协调各方矛盾,在权力场中惯用的传统手法。

对争议的理性思考

透过清末院部之争、礼法之争,我们看到,清廷配合仿行,平息争议后,仍然采取西方的司法独立原则,改革传统的司法体制,相继制定和颁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近代法典,引进纸面上的司法独立,介绍了辩护制度、陪审制度,推进了传统司法体制的近代转型。但是,骨子里的传统理念,历经百年而不衰,纵观百年历史,院部之争、礼法之争,“以长时段眼光观之,事件亦不过是整个社会变迁中的所谓泡沫而已,国家制度的结构改变并不大,由于法律制度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与实践的天然滞后性,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司法体系这个小的社会世界还是稳定不变的,基本保持了原有结构的延续。”法律是现实社会的实际的反映,基于人们的行为而产生,它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法律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必须与特定的国情、民情相适应”,它不能脱离产生的环境和文化共同体而存在,不能脱离具体的法文化环境,移植固然能缩短同西方法律的差距,但效果并不如愿,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命力。社会结构不同,文化观念相异,法律产生的路径不同,东西方法律有同有异,盲目的移植,只会导致更多的院部之争和礼法之争,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作者单位:许昌学院)

注释

①⑨郑定,杨昂:“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

②③④⑤⑦《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2、47、463、464、827～828页。

⑥《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第114、116页。

⑧霍存福:《权力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443页。

⑩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上海书店。

《桐乡劳先生遗稿•谈瀛漫录》。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北平楚学精庐刊本民国二十六年。

李贵连:《沈家本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309页。

篇4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青岛市编办：一是抓好全年工作目标的落实。建立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制度，10月底前编制完成市和区（市）行政审批事项目录，12月底前向社会公布。进一步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由国家、省设定的非许可事项，清理后上报有关部门；我市自行设立的年内一律予以取消。

二是抓好制度建设。坚持边清理边规范，做好制度创新。制定印发《青岛市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规定》和《青岛市行政审批批后监督管理办法》，规范网上办理、门户网站与部门网站统一管理程序，做好对审批事项的全流程规范管理。公布我市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化服务指南，提高审批服务质量。

三是抓好工作创新。建立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投资领域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企业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制度、政府服务清单制度等“五项清单”制度。精简和规范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8月底前编制我市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淄博市编办：一是优化流程，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按照“应进必进、充分授权”的要求，加强政府督查，督促各区县全面完成“两集中、两到位”工作。加强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进行政服务标准化建设，建立公开、高效、规范、可问责的工作机制和标准体系，做到审批行为、办件质量、档案管理、收费监管的标准化。提高行政审批服务便捷水平。逐项编制行政审批事项流程图并向社会公开。清理行政审批申报材料，无法定依据或者非必要的一律剔除。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力争将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在现有基础上压缩30%以上。规范行政审批自由裁量权。通过梳理裁量依据、明确裁量标准、强化裁量监督，进一步缩减自由裁量空间。

二是创新方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深化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在市、区县实行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市、区县纵向联动审批机制，重点开展区域化评估评审和“项目主审全程代办”的“柔性管理”模式，开发应用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和远程视频联动系统，大幅简化建设项目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全面推行网上审批。加快网上审批系统建设，实现申报材料电子数据化，尽快实现市、区县、镇办三级行政审批服务系统的联网，推动政务服务向农村、社区延伸。

三是放开市场，提高中介机构服务水平。进一步放开中介服务市场。坚持“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原则，允许具备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进入市场，尽快建立起充满活力且有序竞争的中介服务市场。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建立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平台，定期市场招标，将服务优、效率高、收费低的中介服务机构纳入信息平台，统一向社会公布。建立健全中介服务机构评价机制。制定行政审批中介机构服务评价标准，对中介机构服务质量、服务时限和服务收费进行全面评价，并建立健全严格的市场退出机制。

四是健全体系，强化行政审批监督检查。探索行政审批事后监管模式。研究制定加强行政审批事项监管服务的意见，从注重事前审批为主向事前、事中与事后管理为主转变，加强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重点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对行政审批效能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建立行政审批网上举报投诉平台，健全行政审批网上投诉受理、处理和结果反馈制度。强化对审批权力的制约监督。健全部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加强作风效能建设，着力解决庸懒散、吃拿卡要等问题。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强化对服务窗口、审批事项、审批单位和责任岗位的实时监控、预警纠错。

日照市编办：一是编制完成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下步将各部门上报的审批事项列出审核清单，清单将部门审批事项分为行政许可、非许可、非审批事项和初审类事项四类，其中对属审批事项的按照保留、取消、整合、下放、暂停、调整管理方式提出相应的处理方式，将审核清单书面通知部门，征求部门的意见后，对保留和整合的审批事项，形成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按程序公示并报请市政府研究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及时向省编办备案。市级目录公布后，对审批事项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进行增加、取消和调整。同时，指导区县完成编制县级审批事项目录工作。

二是承接落实好省政府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根据咨询委委员提出的意见修改后，将承接和落实目录提交市政府研究后，及时向社会公布。下一步，对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下放的项目及时承接落实到位。

三是取消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结合市级审批事项目录编制，在与部门沟通一致的基础上，年内按程序取消和下放一批市级审批事项。加大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力度，从清理上报情况看，我市没有自行设立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市编办将适时会同监察局等部门进行专项检查，一旦发现严肃处理。

四是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市级目录保留的审批事项，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监督指导部门负责对组织实施的审批事项制定具体的监管措施，并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对取消审批后需加强监管的事项，督促指导部门制定具体措施、完善监测体系、加强后续监管；对下放到区县的审批事项，督促区县编办制定监管措施。市编办会同监察局等部门加强对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情况的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调查处理。

五是进一步规范优化审批流程。按照市级审批事项目录，逐项编制审批流程图，制定具体的服务标准和办理时限；探索并联审批、联合审批，积极推进行政审批事项的网上办理；巩固企业注册“多证联办”成果，探索建立各类证照联办机制；对各审批环节进行监督，开展行政许可案卷评查；鼓励政务服务创新，组织开展政务服务创新奖评选活动。

菏泽市编办：一是建立行政审批目录动态管理机制。根据上级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及时调整目录。

二是发挥牵头作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推行网上审批。督促并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行政审批电子政务建设，按照“部门全覆盖、事项全覆盖、流程全覆盖”要求，开发联合审批办理平台和网上办事平台，逐步实行审批事项全公开和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取消审批后需加强监管的事项，根据事项的性质、内容和要求，建立健全后续监管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防止监管“缺位”。对保留的审批事项，依法依规实施审批。加强对审批服务的监督管理。建立跟踪投诉处理机制，畅通投诉建议渠道。加强投诉数据整理分析，及时对审批事项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和动态调整。强化电子监察，市级审批职能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入网率、系统使用率达到100%，筑牢审批权力“阳光”运行的技术防线。强化立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司法机关监督以及社会力量监督等传统监督方式，也要开辟新的监督途径，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进行网络舆论监督，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对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建立网络电子档案，行政审批相对人可匿名对其进行评价、监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对审批服务履行情况考核监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考核细则。

三是加强指导考核，促工作平衡开展。加强对县区的指导，强化日常调度和平时考核，既交任务又教方法。市编办从自身工作抓起，高标准，严要求，靠示范引领推动县区审改工作和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工作全面开展。将市级改革形成的文件资料汇编成册，供各县区参考使用。建立网络统一公示平台，确保公示效果。

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潍坊市编办：一是严格抓好清单事项的清理审核工作。依据省政府文件要求，调整权力事项分类，扩充工作内容，规范事项格式，坚持做到“三个对照”，即将清理成果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对照，确保权力合法；将清理成果与工作实际对照，力求简单明了、客观真实、信息全面、方便监督；将清理结果与上级主管部门对照，保证职权名称统一。

二是统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工作。研究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方案。做好部门交叉、管理分散行政权力事项、以及事业单位承担行政权力事项的梳理摸底工作，优化职能配置。成立行政审批制度咨询委员会，畅通社会参与渠道，探索建立倒逼机制，推进简政放权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是优化行政权力运行。结合工作实际，对需上级政府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提出调整建议。对保留的各类权力和服务事项，进一步明确实施部门、实施依据和收费标准，编制工作流程图，落实权力事项全公开制度，固化权力运行流程。全面推行并联审批、联合办理和模拟审批办法，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理时间，提高行政效率。

四是强化行政权力监督。按照省里部署要求，积极协调推进“一库四平台”建设，加快形成规范、高效、有序的权力运行动态管理体系。建立权力事项动态管理机制，按照法律、法规修订要求，对权力事项进行及时调整，今后，未纳入清单的权力事项，一律不得实施。探索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落实部门主体责任，促进工作重心由事前审批，转变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

市县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泰安市编办：一是抓好改革工作部署。待省委、省政府批复泰安改革方案后，立即起草制定《泰安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审定印发。拟于9月10日前召开全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议，安排各项改革任务。

二是严格时限节点推进。市编办充分发挥改革牵头作用，周密安排，积极推进，同时，加强与纪检、组织、财政、人社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限节点推进。改革动员部署后，1个月内完成涉及机构整合或职能变动较大的部门“三定”规定制定工作。职能变动小的部门，以编委文件予以明确。

三是推进县市区改革。强化对县市区改革工作的督查指导，确保9月底前各县市区完成改革方案，经审核后报省编办备案。待市委、市政府审批后，督促各县市区抓紧铺开，确保全市各项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莱芜市编办：一是积极推进市级政府机构改革。市级改革方案经省委、省政府批复后，立即制定莱芜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审定印发。适时召开全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动员会议，安排部署各项改革任务。改革方案批复后，1个月内完成涉及机构整合或职责变动较大的部门“三定”规定。充分发挥改革牵头作用，周密安排，积极推进，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财政、人社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二是统筹推进各区机构改革。督促各区尽快制定改革方案，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政策指导和培训，9月底前报市编委审核并报省编办备案同意后，市委、市政府批准实施。

三是同步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工作。按照统一标准、分级负责、梯次推进的要求，全市统一部署、分阶段组织实施。9月份启动召开全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会议，11月底前完成审核确认，2015年一季度市、区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

聊城市编办：一是一体化推进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改革方案经省委、省政府批复后，及时制定市级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召开全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安排部署全市机构改革工作。各县（市、区）上报改革实施方案后，报市编委审核并经省编办备案同意后，市委、市政府及时批复。

二是完善部门“三定”规定。凡明确职责调整的，必须按上级要求不折不扣调整理顺；凡明确人员编制调整的，必须按“人随职责走、编制随人走”的原则及时划转；凡涉及机构规格、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核定的，必须严格按照核定标准规范操作。对新组建的部门及需要完善职责的部门，认真制定“三定”规定，理顺职责。为彻底杜绝明合暗分现象，将挂牌机构的内设机构整合设置、彻底融合，避免出现新的限额外独立运行的机构。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完善“三定”规定，促进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三是统筹推进权力清单工作。根据统一标准、分级负责、市县同步推进的原则，全市统一部署、分阶段组织实施，明确领导责任、安排专职人员集中办公，10月底前编制完成市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12月底前，公布本级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并在政府门户网站、机构编制部门网站、各有关部门网站上公开。

四是完善工商登记制度，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行“宽进严管”、“先照后证”，完善企业注册“四证一章联办”制度，进一步减少前置审批，整合申报材料，继续推进服务业许可联审联办，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推广网上审批、并联审批、联合审批，继续完善管理制度，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切实方便企业和群众。进一步转变观念，改进管理方式，出台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明确事中事后监管部门，完善制度措施，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

德州市编办：一是加快推进市级政府机构改革。市级改革方案经省委、省政府批复后，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市级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力争方案批复1个月内，完成发改、国土、卫计、农业、文广新、工商、质监等机构职责变动较大的部门“三定”规定的制定，11月底前全部落实到位。

二是抓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督导。加强县市区政府机构改革的督促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培训，跟进政策指导，9月底前完成县级方案审核报批。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加强督导，督促各县市区将改革方案落到实处，特别是规范政府机构设置、整合职责机构、划转人员编制等事项，坚决杜绝改革、运行“两张皮”的问题。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将全市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由市以下垂直管理调整为市县政府分级管理，落实政府对地方金融组织金融活动的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职责，9月底前完成调研，提出改革方案，11月底前将方案落实到位。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试点

枣庄市编办：一是持续扩权放权。对试点镇的赋权实质上就是赋予其部分具体行政行为实施权，这点要从立法上予以明确。县级政府应按照权责一致、按需下放的原则，持续向试点镇放权，并多下放有实际业务、含金量高的权限，尤其是项目审批、执法监察、社会管理等试点镇迫切需要的权限。同时，可探索规划权限下移，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方面赋予试点镇一定权限，确保长效发展。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适应试点镇发展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提高相关税费返还比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切实增强试点镇的财力。省、市、县有关部门应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适度向试点镇倾斜，并对试点镇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优先列入各级重点项目，在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

三是注重社会管理。乡镇政府是直接面对百姓的“一线”政府，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完善公共服务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发挥便民服务的示范效应，拓宽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完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提供形式，形成养事不养人的公益服务提供机制。

四是优化组织结构。围绕提升试点镇党委、政府“抓人促事”的能力，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干部管理方面给予更大政策空间，为试点镇配强班子、招才引智等创造条件。目前，我市正在研究推进滨湖镇“大部制”改革，并将抢抓滕州市被确定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机遇，酝酿相关改革措施，进一步优化滨湖镇政府架构，完善政府职能。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监管

济南市编办：一是做好事业单位分类的收尾工作。对个别暂未分类的单位，进一步调研沟通，研究确定类别，做到应分尽分。对个别与省里相对应的机构，待省里有明确分类意见后，参照省里作相应调整。将分类意见按程序提请有关会议研究并审议通过后，发文明确事业单位类别。

二是研究制定分类改革配套政策。发挥好牵头部门的作用，认真学习研究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结合济南实际，研究制定我市改革配套文件，作为推进改革的政策依据。

三是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已报经省编办备案列入行政类的事业单位，按照“能转职能不转机构”的原则，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通盘考虑解决，逐步将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收归行政机关。对列入生产经营类的事业单位，转企条件成熟的先行推进转企，并做好宣传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对不具备转企条件的单位，通过整合或锁定管理、人员只出不进等方式，逐步消化。对公益类单位，区分不同类别，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加大清理规范力度，盘活机构编制资源，激发事业单位活力。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新途径，进一步提高公益服务水平。

东营市编办：一是待省备案批复行政类事业单位后，及时按程序研究批复市和县区各部门事业单位分类方案，确保按时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工作。根据上级改革配套政策，与东营实际和原有改革政策相衔接，制定完善我市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政策，为深化改革提供政策依据。

二是结合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和简政放权，全力推进行政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探索推进事业单位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行业协会学会与主办机关分离工作，使事业单位回归社会公益属性。

三是加大事业单位整合力度。在去年整合县区检验检测机构和民生热线资源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整合市直涉农产品检验检测机构和部门单位民生热线资源。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细化完善工作流程和措施，进一步扩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四是加强事业单位监管。完善事业单位设立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通过绩效考核、信用评级、加强法人监管等多种方式，切实履行机构编制部门事业单位监管职责，推动事业单位健康快速发展。

济宁市编办：一是全面推行公益类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组织召开全市绩效考核动员大会，部署绩效考核工作。强化考核工作机制，避免重复考核、多头考核，事业单位绩效考核与全市年度考核统一部署，同步开展，共性指标考核、个性指标考核与年度考核统筹实施。强化市事考委成员单位职责分工，齐抓共管，真正形成合力。确定范围分类实施。市直公益类事业单位共有160多个，今年纳入120个，并按类别划分为综合、教育等6大类进行分类考核，另外40多个单位将按照事业单位改革政策进行调整规范。完善细化指标体系。调整共性指标与个性指标分值比例，更加突出工作绩效份量。充实调整指标内容，细化、完善标准，组建评审专家库。加大对县（市、区）的督导。建立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及时督导县（市、区）工作。同时，通过召开工作现场会、举办业务培训班等方式，及时推广先进经验，提升人员素质，确保县（市、区）绩效考核快速推进。

二是探索多种监管方式有机结合。绩效考核与专项检查有机结合。在绩效考核的实施过程中同时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探索专项监督检查与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措施，达到考核与监督检查相互促进的目的。绩效考核与年度报告有机结合。将绩效考核共性指标的绝大部分内容通过年度报告书反映出来，使考核工作更具针对性。统筹年度报告与绩效考核时间安排，提高工作效率。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将事业单位登记管理信息公开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是健全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监管机制。拟订我市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管理办法，对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资格、权利、义务、工作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将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内容列入管理办法，并按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加强对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监管。

威海市编办：一是改进服务，努力营造良好环境。通过拓宽新闻媒体宣传渠道、编印发放宣传材料、强化法人业务培训等措施，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服务对象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更好发挥服务窗口作用，优化服务平台建设，提高电子登记监管效率和档案管理标准化水平。强化工作督导检查和年度考核，跟踪抓好各项目标落实。

二是查漏补缺，稳步提升登记水平。坚持依法登记，加大市、县两级登记机关工作力度，自今年四季度起，以基层事业单位为重点，制定有效措施，稳步提高登记率，逐步扫除登记监管“死角”和“盲区”。

三是强化措施，全面推行绩效考核。根据事业单位不同特点，加强对个性指标的研究，提高考核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以公益类单位为重点，建立健全日常监督管理台账，按照自评申报、考核预告、现场检查、社会评价、专业评审、确定等次、公示备案等程序开展考核工作，兑现奖优惩劣办法，提高事业单位公益服务能力。

四是积极探索，推进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加大探索创新力度，结合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小学、公立医院“去行政化”，适时在图书馆、博物馆、公立医院、中小学等公益单位和山东船舶技术研究院等有条件的单位探索推进试点。

加强和创新机构编制管理

烟台市编办：一是健全机构编制总量调控机制。严控行政机构编制增量。在本轮政府机构改革期间，除中央、省有明确规定的外，一律暂停受理和审批党政群部门新设行政机构、机构升格、增加编制和领导职数等事项。机构改革结束后，对确需调整的，在现有总量内统筹研究，确保有增有减，增减平衡。从严审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以后，一律不再审批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和公益三类事业单位，严格控制经费自理事业编制转为财政拨款或财政补贴事业编制。确需设立的公益一类、二类事业单位，坚持机构撤一建一、人员编制内部调剂。对按照机构编制标准核编后出现增编的，将一律在本地总量内调剂。对于公立医院等确因事业发展需要增编但暂无编制资源调剂的单位，将实行一次性核编，分步到位。

二是健全存量编制优化配置机制。着眼于用好盘活现有编制资源，实行“三个一批”：结合改革收回一批编制。对已被认定为承担行政职能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尚未调整到位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从严控制，空余编制逐步收回；对职能弱化、工作任务不饱满、人浮于事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实行重点管理，原则上只减不增，空余编制予以收回；对撤销和转企改制的事业单位，编制全部收回；对编制实行专项管理，相关部门因接受干部增加的行政编制，要在该干部退休或调出接收单位时，将所用编制予以收回。清理规范一批编制。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提前离岗、“吃空饷”等问题的研究，积极稳妥地改变现行提前离岗做法，彻底清查“吃空饷”人员，对相关人员所占编制进行全面的规范和清理。调剂用好一批编制。对精简压缩收回的编制，将统筹掌握、动态管理，重点用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全局性重点工作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行业。精简压缩编制后的超编单位，人员只出不进，超编人员随自然减员逐步消化。

三是健全重点工作提前介入、跟踪服务机制。深入分析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走势，突出优势产业，体现区域特色，超前提出重点区域的体制调整、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配备的意见办法。及时跟踪了解重点领域机构设置、职能履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调整、加强建议。

四是健全机构编制监督检查机制。加强日常监督。坚持每年在全市开展一次专题性的机构编制例行检查，对各部门（单位）是否按规定设置机构、按职数配备干部、贯彻执行机构编制政策法规等情况进行检查。加强协作监督。与人力资源、财政等部门协调配合，无论是考录、调整人员，还是核拨经费、办理保险，都要以编制部门批准的相关手续为依据。继续开展纠错监督。完善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发现问题，严肃查纠。探索评估监督。定期对部门履职情况和机构编制资源使用效果进行评估，引入社会监督。

临沂市编办：一是加强实名制建设，提升机构编制管理精细化水平。积极做好省市县三级联网的相关准备工作，同时加大对信息平台建设的探索力度，总结目前与组织、财政部门信息共享的经验做法，探索完善多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名制数据库管理办法，加强长效机制建设，探索完善数据库信息更新与机构编制使用核准等业务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夯实机构编制管理基础。

二是强化刚性约束，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对精简压缩后收回的编制实行专项管理，压缩后超编满编的机关事业单位，不再下达用编进人计划，人员只出不进。扎实开展政府部门和重点行业系统机构编制评估工作，积极探索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预防机制，从源头上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结合各类改革工作，组织开展专项督查活动，提升刚性约束的合力。

三是坚持动态调整，盘活用好现有机构编制资源。将改革思维贯穿到每个工作领域，统筹考虑各重点行业的发展实际，加强对体制机制创新的研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职能普遍弱化的行业领域进行专题研究，积极做好机构编制“减”的文章。探索完善机构编制资源分配办法，综合考虑人口、面积、公共财政收入、现有编制数等各种因素，制定科学的量化指标，作为分配依据。

滨州市编办：一是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借助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试点工作的有力支撑，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三项重点工作纳入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全市机构编制工作有序开展。

二是探索建立机构编制工作责任审计制度。探索会同纪委、组织部、审计局、监察局联合实施机构编制工作领导干部责任审计制度，把各县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市直及县区机关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纳入机构编制责任审计范围，明确审计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要求，将机构编制审计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同步进行，机构编制责任审计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表彰奖励、干部教育管理和选拔任用的依据。

三是建立和完善领导职数审核备案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领导职数审核备案管理制度，规范领导职数审核程序和办法，有效防止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等问题的发生，准确掌握市直各部门领导职数的使用动态。

篇5

关键词:会计委派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会计人员是信息的直接生成者，因此，成为“猫和鼠”游戏双方争夺的焦点对象。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游戏的制定者———国家(猫)凭借特权直接控制会计人员，并授予他们许多耀眼的桂冠和美丽的花环。游戏参与者———(鼠)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下，虽然解决了信息真实，但整个运行机制的懒惰、浪费、效率低下等社会垢弊也难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游戏的制定者根据有效制度，制定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对任何参与者均平等有效，不存在歧视和不公。游戏参与者在游戏规则范围内可以自由发挥。即政府仅限于确认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并不争夺会计人员直接管理权。会计人员的待遇、职业道德等属于微观组织运行机制的，由企业自行确认。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正处于“转轨变型”特殊时期，“猫和鼠”游戏中，“猫”是只小猫，“鼠”却成精。在鼠精们的操纵下，导致了当前我国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并到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会计信息失真严重，会计人员难辞其咎，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亦是必然。关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观点是“会计委派制论”和“回归企业论”。本文以管原理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为背景，在对会计委派制理性评价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1 会计委派制述评

会计委派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义，一般是指由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经贸委等部门，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主管、财会机制负责人和一般会计人员，经考核录用后，派到需要进行监控的单位从事财务会计工作。这一制度时下正在不少地区积极试行，如湖北、四川、江苏、重庆等地，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长远战略来看，“会计委派制”不是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价值取向，因为它存在以下缺陷:

1.1 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现代企业依靠独立的法人财产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使现代企业不服从行政权威，而服从于市场权威，使现代企业对行政命令产生了“抗逆机制”，以维护单位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在现代企业内部形成了一套客观、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要求是现代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因此，不能将产生于企业内部管理需要，服务于企业管理，企业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职能机构———企业会计与会计机构独立出去。会计委派制割裂了会计与企业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水火不相容，是会计委派制最根本的缺陷。

1.2 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关系，将会计人员置于“两难”的尴尬的境地

衡量一种企业制度是否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关键的一点是看这种企业制度是否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本质要求。现代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认为:一个人或组织不能接受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命令来源。因此，会计委派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国家与企业的双重领导机制能够协调一致，形成事实上的一个命令源。会计委派制一方面意味着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的外倾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动力结构基本内倾化。权力结构和动力结构的脱节，导致了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与权利的脱节，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与国家在利益分配、目标、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当国家与企业存在矛盾时，委派的会计人员怎么办?倾向国家就可能被“炒鱿鱼”或“穿小鞋”，偏向企业又与会计委派制的初衷相悖，会计人员必将处于两难境地。

1.3 会计委派制与《会计法》立法宗旨相悖，是对会计监督的误解

提出会计委派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监督乏力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严重。根据《会计法》，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形式，主要是衡量和评价企业内部其它管理控制行为的有效性。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的成败并不取决于会计本身，而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的认识程度、利用程度和信任程度，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合理化建议的采用率。根据《会计法》，我国会计监督体系是由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会计监督四部分组成。司法监督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对违法会计案件的判决来维护的尊严，保证会计行为依法进行。如对“琼民源”聘用的会计班文绍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的司法判定。[2]行政监督主要是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服务和支持等方式约束规范会计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监督上。社会监督主要是会计职业人员和自律性组织通过业务活动来矫正会计行为，从而起到维护会计秩序的作用。社会监督的主体是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主要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工作在单位“管理层”的授权下，对单位的财务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对授权“管理层”负责。《会计法》突出了内部控制的要求，体现了单位负责人对法律负责、单位其他人员对单位负责人负责的立法基本精神。形成我国目前会计监督不力的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监督承担了部分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职责，这是一种“错位监督”，这种“错位监督”是使会计人员处于两难境地的根源。为强化会计监督力度进行会计委派是对《会计法》会计监督体系的误解，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定国安邦的长久战略之策。

1.4 会计委派制实际操作问题

1.4.1 企业会计人员的身份问题

会计委派制意味着会计机构中的负责人、主管会计和会计人员不再属于企业，而是属于政府或者其职能部门的委派人员。企业财会人员就由企业的“内当家”变成了企业的“外管家”，其工作范畴属企业财务，身份却变成了准国家干部或委派的监督人员。实际工作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诸如董事、监事、经理)必然对委派人员怀有戒备之心，要么违背委派初衷，与企业管理人员“同流合污”，要么被架空，认认真真做假账。

1.4.2 委派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问题

企业经济效益有好坏之分，则其所属的会计人员待遇也应有差异。如果委派人员按原标准执行，则工作相同，待遇不同，不合理;如果按折衷标准进行，则原经济效益好的会计人员不愿接受委派;若委派人员的开支纳入国家预算，统一收取，势必倒退回到以财政代替财务的尴尬境地。若要以行政手段强制“均贫富”，按统一的标准执行，则委派会计人员势必吃“大锅饭”，无法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分配原则。

1.4.3 机构设置庞大的问题

会计委派制后，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管理变为直接管理，会计人员的考核、提拔、培训、交流、资格认证等都需要有专门的班子和人员负责，原财政部门下属的会计管理机构设置必然增加，不符合政府是“守夜人”的经济学理念。

1.4.4 委派会计人员业绩考核和考评问题

委派会计人员是由委派单位提供证明，写出鉴定，还是由会计局直接考核;考核和考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考核和考评成绩优秀或不合格的会计人员如何奖惩等问题，很难确定的方法与措施。

1.5 会计委派制忽略了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的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会计监控服务体系。注册会计师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拿薪水的“经济警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有企业会计报表质量，加强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财政部制定了《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暂行办法》，企业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不再实行财政审批制度，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3]

1.6 会计委派制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为实现财政监督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决定取消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开展13年的财税物价大检查这种直接监督形式。正如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指出“取消大检查，不是取消或弱化财政监督，而是调整财政监督的方式，更好地履行财政监督职能。”[4]有些人认为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就应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是错误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会计的管理已经转变为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法规，颁布会计准则;通过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支持与约束;对会计案件的审判等手段来完成。)

1.7 “会计委派制”存在的其它问题

1) 割裂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项基本职能的内在关系:会计的核算与控制职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没有核算，控制就失去了依据;反之，没有控制，核算就没有真实性。

2) 为加强会计监督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那么，为加强统计监督是否需要对统计人员进行委派呢?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是否需要对厂长、经理们进行委派呢?

3) 会计委派制缺乏法律依据，与《公司法》等法律矛盾。

4) 与国际惯例不协调，其他国家政府没有介入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人员的聘用、职务、待遇、升迁等由企业自行确定。[5]

诚如刘玉延副司长指出的那样，“会计人员委派制”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它的提出和实践是受一定环境因素制约，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认为它是灵丹妙药，适合于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我们认为，“会计人员委派制”仅适合于行政事业单位、中小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村级单位和企业集团对下属企业，不适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值得指出的是:向国有委派财务总监，根据《公司法》等相应法规应属于投资者委派监事，属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事会范畴，不应属于委派人员范畴，有不少同志将两者混为一谈。[6]有关委派财务总监的将在审计运行机制中进行。

综上所述，会计委派制是高风险的改革方案，不符合我国体制改革目标，与建立企业制度背道而驰，不应成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目标，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会计法》的立法宗旨，建立有特色并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2 “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新模式

“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2.1 宏观措施国务院财政部门与其它部门运用立法手段，通过颁布实施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认定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等，政府部门与会计职业团体相结合的宏观会计运行机制。《会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明确了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国务院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的手段在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是以间接管理为主的“立法主导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的主要职责是:

1) 负责制订、完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系统的协调运行创造条件。《会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实行统一会计制度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且按统一会计制度进行企业会计核算，相对比较容易，简单，主要适用于非上市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按会计要素、分经济事项制定，对某个会计要素或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定义、特征、确认、计量和披露等进行阐述，主要适用于会计事项复杂，经营规模较大，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似应考虑上市公司采用会计准则形式，中小企业采用会计制度形式;”[7]

2) 积极与立法部门合作，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为此必须加快会计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国务院财政部门应为会计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如《税法》、《公司法》、《证券交易法》、《商法》、《会计法实施细则》等)涉及会计内容的制订和修改提出建议。通过法律手段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披露加以制约和规范，强化对会计工作的宏观指导，依法惩处违法行为，为会计行业的提供服务;

3) 负责我国会计发展的战略性研究，预测我国会计发展的前景和趋势，及时、合理地制订、完善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尽快解决我国会计研究中与实践脱节的矛盾问题;

4) 负责国际会计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好我国会计的本国化与国际化，为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和会计行业参与世界分工与合作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客观上要求建立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接受客户委托，独立、客观、公正地执行查帐、审计和咨询服务业务;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会计法》第三十三条);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会计法》第二十七条)。3种监督管理体系相互结合，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同时，建立司法监督体系，加大对会计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推动会计工作规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大力发挥会计职业团体的作用。国务院及地方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的管理不可能过细、过多，应大力发挥会计职业团体的积极作用。我国会计职业团体(如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应是非营利组织，其主要作用是负责会计管理日常工作。诸如组织注册会计师资格和评定工作;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组织实施会计专业继续;制订颁布实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标准;对违反职业道德标准的会员进行处理(触犯刑律的，依法惩处);协调会计行业、会员之间的矛盾等。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团体相比，我国的会计职业团体数量比较少、规模比较小，应大力发展诸如高级会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协会等民间会计职业团体。

2.2 微观上: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是企业管理人员和职能部门

会计人员须取得相应会计资格认证后，由企业根据客观需要聘请。“单位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8]被聘请的会计人员依法为单位服务，向单位相应经理层负责。被聘请会计人员的工资关系、人事关系以及组织关系等属单位权限范畴。会计人员在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体系的约束下，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有权根据单位相关利益者的偏好，进行资金、财产、成本、费用和利润等的会计核算，有权根据单位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编制各种会计报表。单位对外编制的财务报告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应作为单位纳税、贷款等的依据。会计责任应分为两类:有意过失责任和无意过失责任。前者指会计人员及单位负责人由于获利动机驱使，有意违反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的会计责任。根据《会计法》，单位负责人是会计行为的第一责任主体。后者是指由于会计人员个人原因(如会计业务不熟、自身贪污受贿等)形成的会计责任，此类责任会计人员为第一责任主体。若分不清责任主体，单位负责人是会计行为的第一责任主体。

“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框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基于如下考虑:

1) 体现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管理体制既有利于政府对全国会计事务的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单位会计工作为单位经营管理服务，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

2) 理顺企业会计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建立“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有利于财政部门集中精力，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运用财政杠杆和财政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有利于企业会计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更好的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3) 与国际惯例协调。大多数国家对会计事务的管理，也采用“立法主导型”管理模式;

4) 有利于“抓大放小”;[9]

5) 建立“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运行机制相比，其改革成本、风险都较小，而且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方向一致，是现实和理性的必然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此运行模式将游戏规则制定权赋予宏观会计运行机制，而将具体从事会计工作，从属于企业的会计人员的管理权限赋予微观会计运行机制，使企业会计人员回归企业，使会计机构和财务机构等一样，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体现企业行为，维护企业利益，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机制中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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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 会计准则问题专集[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1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S]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制度[S]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4

[4] (美)罗伯特C·希金斯，沈艺峰等译 财务管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0

[5] MBA必修核心课程编译组 理财:资金筹措与适用[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6] 梁汉星 资本委托管理制度〔M〕 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7] 郭复初 财务专论[M]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篇6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历经20年多年的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公务员制度已渐趋成熟和完善。先期而行的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试点、近期确立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之制，彰显出了分类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文认为，优化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应采取以下措施：设置独立的职务序列，进一步细化职位；实行有针对性的信息化管理，确立科学合理的薪级工资制度；加强相关的制度构建与衔接，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关 键 词：分类管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序列；薪级工资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1－0070－05

收稿日期：2014－10－31

作者简介：邹丽君（1968—），女，湖南祁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学、公务员法学、法律史。

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人事管理法制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西方公务员制度，经过多次改革更加规范和成熟。历经20多年的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公务员制度亦日臻完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公务员法律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公务员管理机制逐步健全，公务员的素质、能力和作风建设得到了加强。分类管理改革是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重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的任务。近期的司法体制改革亦确立了司法领域的分类管理制度，即对法官、检察官不再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近几年，作为分类管理改革的一部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在有关部门和地方进行的试点工作均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基于现行法律关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制度设计，在总结该类型公务员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队伍建设、实行精细化管理的构想。

一、现行法律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的设计

分类管理是现代公共职位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科学管理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分类管理制度可以为各类公务员设计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呈现各类公务员职业发展的规律。分析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后发现，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构建了成熟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体系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位分类管理制度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品位分类管理制度在经历了各自漫长的制度设计、变迁、创新过程后，呈现出两者的分类界限不清晰、利弊互避、类型互补的倾向。顺应社会分工逐步细化之发展态势，立足于传统人事管理制度，我国渐次构建起了具有“本土性”特征的职位分类制度。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8条第2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根据职位分类，设置公务员的职务和等级序列。”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的肇始，然而，其职位类别的划分体现得并不明显，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职务序列也呈单一化的特征。有关公务员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之“是否承担领导职务”的简单分类标准无法体现职位性质与工作特性，不平衡的非领导职务设置更是难以适应队伍基数较大的行政机关管理之需，而且这种分类只体现了公务员职务级别高低的纵向性，没有横向的分类，行政管理工作的复杂性、行政层级与工作岗位的多重性和多样性无法凸显，［1］制度设计仍然没有脱离“官本位”的思路。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在承袭《条例》既有内容的基础上，针对原来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创新，明确规定分类管理是我国公务员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务员法》第14条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首次从法律层面将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单列成类，外显了各类型公务员之殊异，有助于提高公务员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公务员法》对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序列进行了列举性规定，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职务序列却未能得以明确列举，仅被以“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的职务序列，根据本法由国家另行规定”简单述之。制度设立的初衷旨在改变公务员“大一统”的单一管理模式，然而分类设计仍存在过于简单、原则性强之缺憾，职位分类仅仅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框架，相关的细节性规范明显缺失，必然导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各自对法律的理解进行职位设置与选拔人员以及地区规范、选拔标准不一致等等。因此，制度在实践运行当中难以达到理想的预期，况且，现实中的公务员队伍主要由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构成，公务员队伍中90％是科级以下干部，60％在县以下机关工作，职业发展空间、职务晋升通道受限，分类管理制度之优势尚未真正得以彰显。

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试点改革经验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发展存在自我强化的倾向，从而形成的“路径依赖”制约着制度变迁过程。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发展亦无法避免制度自身的自我强化，导致制度运行的成本增加，难以发挥制度的优越性。受制于政治、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以及制度具体操作与运行的复杂性、技术性、规范性等，分类管理制度在实施初期曾暴露出投入大、程序繁琐、结构复杂、难以接受等缺点。制度设计的优势无法被多数利益相关者认同，制度预期收益不甚理想，制度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阻。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选取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了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试点工作，选取质检、工商、税务等系统开展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试点工作，选取深圳市开展公务员分类管理综合试点工作。2010年2月，深圳市全面启动改革，对职位类别进行了全新划分，具体为：将原来单一的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位类别分而列之，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职位被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类，凸显了各职位类型的工作职责、职务序列、升降机制以及工资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构建起了不同职类分途发展的基本模式。依据“四五”改革纲要，①司法体制改革亦明确了“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2］以改变长期以来沿用的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凸显司法职业特点。改革选取上海市、湖北省、吉林省、青海省、广东省、海南省进行试点，并由上海市率先“破冰”。

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试点的情况看，按照《公务员法》总体框架，试点基于职位的特殊性设计具体内容，涉及的职位主要是履行监管、处罚、稽查等执法职责的职位，试点中适用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称谓不一，包括工商系统的“企业注册官”，质检系统的“质量技术监督官、检验检疫官”，深圳市的“执法员”等。试点改革提供的经验主要有：一是设立了单独的职务序列。按照试点制度设计，江苏等五省（自治区）的质量技术监督系统从事法规、标准化、计量、质量管理、质量监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合格评定、执法稽查等业务工作的公务员，被聘为七至一级质量技术监督官，检验检疫系统内从事与执法相关工作的公务员被聘为七至一级检验检疫官，各级公务员分别承担重要程度和难易程度不等之工作职责，尤其是一级官被赋予了全面的本专业领域质监业务的技术管理权，承担重要、疑难质监业务工作以及对下级质量技术监督官的业务指导工作。深圳市的行政执法类职务统称为执法员，一般分七个职级，均为非领导职务，职务设置不受机构规格限制，一、二级执法员实行职数管理，三级执法员以下职务不设职数限制。公务员主要依据个人年功积累和工作业绩晋升职务，给市、区、街道和基层所、站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提供了均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3］同时，晋升的路径较为清晰、平稳，没有明显的最终发展高度差异。二是探索建立了薪级工资制度。深圳市按照“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思路建立了薪级工资制度，并与公务员的住房、保健等福利待遇挂钩，与现行公务员工资水平进行比照，薪金制度简化了工资构成，确定薪级工资为工资总额；按照综合平衡的原则确定了薪级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各职级的对应关系，即每个职级对应若干个薪级，根据个人年功积累和现实表现情况，每年年度考核称职以上等次的，可在其职级对应的薪级范围内晋升一个薪级，实现了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的稳步增长，绝大部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退休前可以晋升到二级执法员，大致能够享受到综合管理类副处以上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三是确立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招聘制度。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可以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选任使预设选拔人才的范围更大。结合行政执法类职位的特性和需求，招聘考试的内容侧重于考察报考者执法的基本素质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行政执法基础知识等为考试科目，凸显了职位的专业化要求。四是平衡了与公务员其他制度的对应、协调关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试点改革的制度设计有效对接了聘任、考核、培训、交流等其他公务员制度，区分了委任制和聘任制两种情况，即原属试点单位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统一套转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新进入行政执法队伍的人员采用聘任合同管理方式。

三、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优化策略

“大一统”的公务员管理模式压缩了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与待遇提升的空间，阻碍了公务员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以“为公务员开辟专业化发展道路，拓宽更为合理的职业发展空间”为着力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然而试点改革仍难逃制度之弊，实际运行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对一、二级执法员严格的职数限制仍然为大多数公务员设置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造成了执法类公务员现实发展的“瓶颈”；年轻公务员也因此会产生晋升无望之感，导致其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受挫。在薪酬制度设计上，现有的薪级设置级数偏少，总体上少于综合管理类的级数，直接制约了执法类公务员职级工资提升的空间；并且经过套改后，不同薪级之间无较大差距，正处级公务员套转执法员后，其原本工资水平就已达到或超过一级执法员的顶薪水平，会使其产生职业发展前景丧失之感；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跨职类流动设置严格的制度障碍和交流代价也有失公允。①因此，吸纳先行试点部门和地区的分类管理经验，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进行制度层面的优化设计十分必要。

⒈设置独立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序列。按照现行的法律制度安排，只有综合管理类职位明确设置了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各自序列体系，各级职务实行职数管理，其他类公务员尚未设置法律层面的独立职务序列。上海司法改革方案提出，“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计划用3—5年时间，实现司法机关各类人员分类管理，促进队伍专业化、职业化。”［4］

司法改革后的法官、检察官助理或初级法官、检察官应有单独的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可统一设置含七个职级的职务序列，职务仍沿用试点中的“执法员”称谓，除少数较高层次职务外，其他层次职务不受职数限制，并适度扩大一、二级执法人员职数，给大多数公务员创造职业晋升的机会；明确各层级职务的非领导职务属性，且上下级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以保障执法员执行公务的独立性。职级晋升以客观公正为原则，依据年功积累和工作业绩情况进行合理考量，提高晋升的透明度，以最大限度激发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切实达致职务与职级并行之预期目标。

⒉进一步细化行政执法类职位。为实现人岗相适，不断增强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和精准度，行政执法类职位可以进行职组、职系归并，同时亦需进一步具体细化。可以在行政执法类职位中单列出“行政执法类专业执法职系”，把执法队伍中诸如食品执法、特种设备执法、药品执法、医疗执法等专业要求较高的职位纳入其中，以更精细化的管理激发公务员的创造力，提高其执法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需继续探索实施职位说明书制度，明确规定职位的入职资格和方式、主要职责、适用范围、职务序列、薪酬待遇等，并且统一规范职位说明书，适时向社会公开，保持职位说明书的稳定性。

⒊实行有针对性的信息化管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优化配置与动态管理需要创新性的管理理念、手段和模式，先进、开放性的信息化管理方式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借助完善的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对各类机关进行信息采集，并且逐步汇集形成公务员基础信息库，进而对公务员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全面利用，准确把握公务员队伍状况和发展趋势，为公务员管理部门提供决策、管理的依据；同时，优化和重塑管理业务流程，减少和消除各管理环节之间的间断，增强管理职能运行的协调性、准确性，促成公务员管理职能从事务管理向战略管理的转换，提高行政执法类公务员队伍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

⒋确立科学合理的薪级工资制度。合理的薪酬制度是实行公务员科学、高效管理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依据心理契约理论，提供公平的报酬是组织对公务员承担的责任，否则会影响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5］我国公务员管理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资待遇与职务挂钩，大多数普通公务员晋升机遇较少，待遇偏低。

现行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无法呈现专业分工与业务分类对薪酬待遇的不同需求，难以彰显不同职位公务员的专业化特点，因此，改革现行的公务员工资体系，探索建立类别工资制是公务员薪酬制度建设之着力点。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公务员分配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弱化职务在工资内的构成，强化类型级别在工资、福利等方面的作用，确立年功在分配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注重工资确立的合理性和平衡性以及工资立法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司法改革后的法官、检察官将实行适应司法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继续实行目前的工资制度；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可以确立结构相对简单的薪级工资制度，同时适当增加薪酬的等级，扩大不同薪级间的级差和数额，并根据考核情况逐年对工资予以动态调整，使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得以稳步提升。这样，既能体现公务员群体内部的公平，在公务员体系内部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也有利于公务员工资的外部竞争。

⒌加强相关制度的构建与衔接。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明显提升了公务员的专业化水平、服务意识和执法效率，但是制度和机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需要将一些相关制度细化和有效对接，以构成符合职类特点的制度体系。在用人机制上，可以采用单独招考方式选拔新入职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基于职位之间的差异性对入职者提出更为精准的职业素质要求，以申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行政执法素质测评》等为考察内容，同时进一步细化考试的具体内容、要求、组织、程序等等；对相关职位新入职的公务员实行聘任制，以灵活、便捷的聘任合同管理方式激发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坚持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有机结合的原则，克服现行考核制度缺乏明确、可行、有效的测评办法以及考核走过场等积弊，针对不同层级和岗位的特殊性设计绩效考核标准和办法，细化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考量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素质能力、知识水平和行为能力。此外，仍需加强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职位特性相匹配的晋升、培训、交流等制度建设，使公务员制度体系更趋完善、合理。

⒍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水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关涉的范围较广、调整的利益关系复杂，相关试点系统和地区分别颁行了制度运行规则，为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依据。比如：深圳市颁布实施了《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试行）》，就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招聘、培训、交流、晋升和薪酬待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了规定。2013年，国家公务员局起草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暂行办法》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暂行办法》。待条件成熟时还要适时修改《公务员法》中与之相关的条款，以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法律保障机制。

总之，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是行政机关中直接执行法律和公共决策、提供公共服务的“特殊职业者”，《公务员法》有针对性地对公务员职位重新进行调整和设置，单列出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职位，建构起行政执法类与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平行管理、特色运行的发展模式；给不同类型的公务员设计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职业发展路径，拓宽了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提供了公务员均等、公平的职业发展机会，实现了管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一些部门和地区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试点显示出了预期制度绩效，然而还有诸多体制、机制因素使既往的改革无法“尽善尽美”。基于职类特点和履职要求，改革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仍需着力于公务员的专业素质建设，在进、出、管、评等机制方面的改革应更加具有针对性，同时与之相关配套的社会综合改革支持亦需及时跟进，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分类管理制度建设，真正达致公务员分类管理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吴高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辅导读本［M］．人民出版社，2005．46－47．

［2］王逸吟．法院改革再出发［N］．光明日报，2014－07－10（05）．

［3］王春业．行政公务员全员聘任制改革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3．168．

［4］郝洪．告别“盆景式” 摸索“可复制” 上海司法改革掀起盖头［N］．人民日报，2014－07－13（01）．

篇7

××市财政局：

在市财政局的指导下，我局根据五五普法工作安排和自身实际，以管理为重点，以提高素质为目的，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针的总体要求，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广泛深入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现将我局五五普法的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积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规划落实

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我局始终把加强领导和狠抓规划落实作为普法的首要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五五”普法教育工作的领导，我局成立了“五五”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担任组长，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任成员，并在局综合科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健全了法制工作机构。普法工作始终做到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负责抓、职能部门具体抓，工作目标层层分解到位，具体任务专人负责落实，有效的促进了工作开展。

（二）狠抓规划制定

为使“五五”普法教育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财政工作的职能和特点，我局制定并印发了《××县财政局“五五普法”规划》，明确了我局“五五”普法教育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教育对象、工作要求、方法和实施步骤，全面指导“五五”时期普法工作。不仅如此，在各个年份我局还根据新情况、新形势对规划作适当的调整或补充，并制定各年度的法制工作计划，使普法工作真正做到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检查、年末有总结。

（三）狠抓实施落实

为使《规划》落在实处，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经常协调各部门，按照“统一规划，各负其责”的方针，认真落实

“五五”普法教育的各项工作。我局将法制工作列入全局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实行责任制管理，对考核不合格的科室、个人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参评先进的资格。在主管局长的指导下，我局建立了兼职法制员制度，每个科室确定一名同志具体负责本科的法制工作，并引导他们积极有效开展工作。通过这些措施，逐步使普法宣传教育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全局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进一步振奋，法制意识和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制氛围

加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对于促进财政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县财政局“五五普法”规划》要求，我局把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一）加大领导干部的普法力度

坚持定期向领导干部宣传财政法制工作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讲解财政方面的基本法律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水平。

1、坚持领导班子成员学法制度。局里明确规定：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一局长办公会上，由法制部门负责人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学习财政法律、法规，以增强局领导班子依法理财的自觉性。几年来陆续分章节认真组织学习了《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及有关辅导材料，切实增强了领导的依法行政意识。

2、明确法制部门负责人列席局长办公会。局里要求法制部门负责人要参加局长办公会，并参与全局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全局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对镇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每年财政局长在人代会上所做的财政预决算报告等重要文件，法制部门都参与了决策过程，保证了相关政策、文件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也提高了科学决策的水平。

（二）开展对财政干部职工的法制宣传教育

我局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其法制意识和依法行政的水平。

1、制定工作计划，规范普法教育工作。每年年初，根据总体普法规划、上年普法进展情况和本年工作重点，我局制定普法工作计划，明确要求各科以集中辅导与自学相结合的形式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全年每人学法时间不少于40学时，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

2、举办各类法律知识讲座。几年来我局先后邀请了县司法局领导为我局干部职工举办法制讲座，专题讲授《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等知识。同时为巩固和保障学习的效果，我局积极组织相关考试，组织全局人员参加了《行政法知识测试》，并对成绩优异者给予了表彰，不仅极大的提高了人员的法律素质，而且使依法理财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3、组织财政干部参加各类法制培训。一是组织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以及专职负责、保密、档案、安全保卫的工作人员，参加市里或区里有关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分别对他们进行《行政许可法》、《条例》、《保密法》、《档案法》、《交通安全法》等法规的培训，提高其依法行政的能力。二是在全局公务员中开展学法用法和依法行政培训：组织全体公务员参加集中培训，提高公务员的法律素养。组织了《行政许可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公务员法》集中辅导，全体人员参加，收到良好效果。

4、办好法制宣传橱窗，创办法制宣传刊物。多渠道进行普法宣传，我局利用宣传橱窗、标语专题宣传《行政许可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等法规。创新宣传形式，着力宣传《行政许可法》和财经法规，交流法制工作动态，增强全局人员的法制观念。

5、结合“12.4”法制宣传日，加强全局普法工作。配合县妇联开展“三八”维权周和县工商部门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配合县国土房管部门开展“4.26”世界产权日和县公安机关开展“6.26”国际禁毒日、“7.13”反宣传日、配合县卫生局开展“12.1”世界艾滋病日、县财政部门的“12.4”税收宣传日等重要宣传节日。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每年的12.4的全国税收宣传日，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会计法》、《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全面发动，大力宣传，营造和谐的普法教育工作氛围，通过办板报12期、宣传栏12期、张贴标语100张、悬挂横幅20幅等形式，做到人人知道，个个明白。通过各种宣传的形式，提高了财政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准，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

几年来，我局人员较为全面地学习了《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有效的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

（三）面向社会宣传财经法规

通过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法人、财务人员及时了解与自己的工作、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财政法律、法规，懂得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

1、组织人员上街宣传。结合全局的中心工作，我局组织干部职工到财政局联系的高坪乡政府以展板卡片、赠送资料、现场咨询等形式宣传相关法律。几年来，相继进行了《宪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财政普法读本》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累计发放材料近万余份、现场咨询解答逾六十小时、投入工作人员过百人次，有效地普及了财经法规。

2、发挥网络优势面向公民普法。我局充分利用财政局网站和政府采购网向网民宣传相关的政策法规，在网上公开了《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县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财政资金拨付暂行办法》、《财政监察工作程序》、《监督检查人员行为规范》等内容，为公民了解、学习、查阅相关法律条文提供了方便，也为我局的法制宣传开辟了新的途径。

3、与时俱进，突出重点进行宣传。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实际需要，对有关法规进行专门宣传。一是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不做假账等会计职业道德为主旋律，收到了良好效果，获得社会和上级部门的普遍认可；二是针对政府采购活动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和重要作用，组织人员持续宣传《政府采购法》，特别是对采购的内容、范围等有更新完善的地方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宣传，这些工作为完善政府采购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严格依法行政，推进依法理财

普法目的在于知法、守法、用法。我局结合县委、县政府依法治县工作，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一）贯彻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根据县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我局制定了相应实施意见，对行政执法责任进行量化分解，确定了执法责任和工作目标，确保落实到各科室和各执法人员，完善了《××县财政局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并发到各相关科室，要求在工作中予以落实，实行了严密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形成了相互联系的两个管控体系：一是局领导、科长、工作人员之间纵向的管理控制体系，二是科室之间、科室内部人员之间横向的牵制控制体系，通过两个体系的紧密配合，充分实现了组织、人员、职责三落实，有力的保证了执法责任制的贯彻执行。

（二）加强制度建设

为推进依法理财，我局重视加强制度建设，取得良好效果。

1、为了认真推进依法理财，我局转发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财政局执法过错责任制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工作内容和方法，从实践上进一步规范了工作的事项和流程，夯实了各项工作的基础。

2、制定行政执法相关制度。为更好的贯彻《行政处罚法》，我局制定了行政处罚相关配套制度，对行政处罚工作进行严格规范，并认真制定了行政处罚听证相关制度和法律文本，为规范实施听证奠定了基础。为贯彻实施好《行政许可法》，参照市局的有关规定，我局相继制定了行政许可工作规程等配套制度，明确了行政许可实施全过程的工作内容、监督方式、违规责任；对原从事会计记账业务机构设立批准实施程序进行重新修订，有力的促进了行政许可的高效便民办结；保证了实施行政许可每一环节、每一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三）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备案

规范性文件是财政法制工作重要内容，我局制定了××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县财政集中核算支付中心管理制度》的通知、协助县府出台了××县乡财县管乡用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并严格贯彻落实。为实现决策的科学合法，由领导提出修改意见，有效地保证了文件的规范合法。对各科室起草的规范性文件，我局从三个方面加强审核：一是审核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其符合财政上位法的规定，同时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相衔接；二是审核执法主体是否明确，做到文件规定的执法行为有明确的执法主体，着力避免权力滥用、越职权执法。三是审核作出决定的依据是否充分，要求规范性文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政策为依据作决定，否则就是不合法。我局还将制发规范性文件及时向市局法制处作了备案。

（四）开展检查监督

为了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我局认真开展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先后开展了专项资金检查、票据稽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措施，维护了财经秩序。通过实行社会监督，虚心听取社会各界对财政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提高财政依法理财、依法行政的质量和水平，构建起社会化的检查跟踪监督机制。

篇8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二）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原地位。无论是抽象的经济法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法中制度，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交融。（1）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越来越重视吸收经济学的理论营养，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论证经济法的存在依据、基本假设、调整范围、宗旨（或价值取向）、主体等基本问题。如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理论中，得出经济法为弥补“双重失灵”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的本质。又如从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得出经济法所确认的国家干预应当与经济民主相伴同的适度干预。[2]（2）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中，经济学的渗透甚为普遍。①经济立法中的许多概念，是转用原来为了把握经济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或经济学上的概念[3]，如公开市场操作、预算、垄断、经营机制、产权、私营企业。阐释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应的经济学原理。②许多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合理性及其内容，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如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都能够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找到依据；又如金融立法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或混业经营体制的选择，也可以从当时的金融风险理论中找到解释。③经济法体系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运用经济理论来论证。如有学者依据国家针对市场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机制唯利性和市场被动性、滞后性）采取三调节（强制、参与和促导）的理论，将经济法体系设计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三大块[4].而笔者根据国有投资经营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原理，将国有投资经营法列入宏观调控法之中。④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评价。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对经济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行为之法，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所得的结论来检视经济法律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达到目的，更能客观评价其优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预测能力的学科，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行或将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既可以对经济法的实施效果作超前预测，又可以增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应注意的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法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5].经济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媒介的。对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思考：（1）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两者在表现形式、调整范围、稳定程度、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区别，从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别和职能分工。（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范围和途径。就范围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说来，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长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则不宜法律化。就途径而言，一般指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体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法律所吸收；当改革中出现立法空白领域时，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必要通过执法和司法系统而直接适用。但这种“以政策代法”的现象必须从严控制。如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任何税收政策想在转化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指导和拘束人们行为的规范。（3）经济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①经济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需要由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强其确定性，给当事人展示一种明确的预期，这在反垄断法域尤为突出[6].②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受到经济政策的严重影响，如美国反垄断法在20世纪60年代因风行中小企业保护政策而执行非常严格，70年代却因政策变化其执行由严厉走向宽松。③经济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性语言，这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确定性和约束力，以致出现了所谓的“软法”现象。这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尤为明显。为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研究“使软法硬化”的对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经济学理论向法学理论的转化问题。这主要是如何适当淡化经济学色彩、增加法学“浓度”，避免以经济理论来取代法学理论的倾向。（2）经济法学如何转换和选择经济学概念的问题。应尽可能使用在经济学界已有明确和一致含义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其法学含义应同其经济学含义相通；当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种含义的经济学概念时，应当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释中明确选择其何种经济学含义。（3）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法律经济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以理性人、个人主义和完全竞争为假设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应当注意其在法学中的适用范围，不宜将其用来分析一切法律问题；效益目标应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准确定位，不宜过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不宜照搬国外的调查文献；经济分析工具应当尽可能从各种经济学科中寻找，不宜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学。（4）保持法学独立品性的问题。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二、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学界所提出的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构成的经济法规体系（或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整个法律体系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将传统法律部门中有关经济的法律规范，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进行重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它体现了现代法以“经济性”为时代精神[7]的特征。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主题或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相比，它不仅是法律体系框架，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入的。这四个切入点较完整地反映了现代法规范经济的着力点，因而许多学者自发地利用经济法规体系框架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如运用这种框架讨论经济审判庭的存废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纠纷（即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按照这种框架来分类，更能显示出各种纠纷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传统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场主体法中的企业兼并与破产纠纷；市场规制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反垄断纠纷等纠纷；宏观调控法中的政府采购纠纷、税务征管纠纷等纠纷；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纠纷、劳资纠纷等纠纷，一般都难以套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来解决，有的超出现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收案范围；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渠道解决，但成本过高。因此，设置处理这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如经济审判庭、社会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法，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撤销原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和交通运输审判庭，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

一、

二、

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机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还可以分析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例如西部开发、扩大内需、通货膨胀（或紧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三、“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现代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调整对象是个复杂系统，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在该系统中，含有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和社会组织内部等多类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属性、要件、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制约；任一主体都处于多维关系中，在不同关系中相对各方主体处于不同地位，实施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制。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公法关系，而且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作为主要是对私法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法律关系框架对经济法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如税收法律关系兼有权力关系和债权关系的双重属性，其运行过程中含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因素。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来论述税法问题时，不仅不能实现权力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有机融合，消除它们在实践运作中的冲突[8]；而且与税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对税收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税制要素分析框架实质上就是“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我们注意到，现代经济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关系框架，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这种框架实际上对各个法律部门都通用。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应以“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为主、法律关系框架为辅。

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中，主体理论一般应回答以下问题：（1）给主体定位。将主体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综合其在所处多维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对其进行全方位、宽口径定位，如既在实体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场规制中定位，也在宏观调控中定位；既在市场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场竞争中定位。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主体定位所受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制约因素。（2）确定主体资格。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和方式，特定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内容构成，特定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法律主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等等。（3）设定主体体系框架。这主要研究一定体制下主体的法律形态，并按不同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以凸显其具体人格，并展示其对不同方位相对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依主体的职能，主体一般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工商者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4）评价和选择主体立法模式。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门关于主体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现行立法体例的特点和利弊，在既定体制下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的运行规则，其中以行为的属性、内容、形式、目标、效力等要素为重点。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域中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各种行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异质性多而同质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为则不然-尽管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种类繁多，但各类行为之间同质性多而异质性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象出涵盖经济法域各种行为的一般行为理论，一则难以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或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相区别，二则可操作性不强，无助于各类行为的制度设计。因而，经济法中的行为理论，与其仿效民商法学或行政法学研究各种行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为理论（如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倒不如着力分别研究各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等类行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鉴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又具有经济行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市场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对手、交易对象等市场相对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为，另一方面是相对调控者或规制者等而言的市场对策行为[9].在研究市场行为时，既要研究其双重属性的区别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为市场对策行为的特殊性。

责任理论一般应研究三个问题：（1）责任形式的确定。既要研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域中运用的特点，也要研究经济法域中出现的专业性制裁、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责任形式。（2）责任形式的组合。既以主体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如企业、社会中间层主体、政府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也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即分别研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等制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3）立法模式的选择。既要研究经济法律法规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规定经济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也要研究经济法体系内各部门如何就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分工和协调。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象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简单的法律关系，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却显得过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论中由于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不便适用。鉴于法理学界已有以权利与权力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尝试[10]，我们建议在经济法学中尝试采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因为其中的主体、行为、责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着“政府-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研究框架。这体现在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力与权利等方面。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都处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状态，市场“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场“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运用这种框架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时，普适性受到局限。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互动。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其在政府与市场互动构架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已成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中“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政府-市场”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这种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场”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11].这种框架已在现行立法有较多体现。如《证券法》（1998年）中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质量管理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用户、生产商、销售商”框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里指尚未改造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框架；《劳动法》（1994年）、《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1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劳动行政部门-职业介绍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框架。总之，在这种经济法主体体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机构，社会中间层主体[12]包括社团类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交易中介类主体（如产权交易所、拍卖行等）、经济鉴证类主体（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和经济调节类主体（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运用该框架进行研究，至少应注意：（1）研究框架的适用范围。这种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任一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但对主体研究具有优势。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体的制度设计。（2）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社会中间层主体同政府一样，具有内部性，存在缺陷。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中间层主体缺陷的表现和原因，也要研究弥补这种缺陷的对策，如研究政府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适度监管，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制约。（3）不同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市场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主体有多种类型，各自职能和任务以及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探讨这种互动关系的共性的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过渡。我国现阶段社会中间层主体缺位、错位、越位状态并存，不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们应当以“三元框架”为目标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时，研究如何培育社会中间层主体及其与“二元框架”的衔接，探讨“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过渡的路径。

五、法益主体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明晰其法益主体，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几种更有特殊意义：

（一）归属主体-代表（或实现，下同）主体框架。其要点包括：（1）法益主体可以分法益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如个人利益，其归属主体是个人，一般由个人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2）归属主体有单个归属主体和共同归属主体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东权益和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权益都可以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3）代表主体有一元代表主体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体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讼的案件中，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都是代表主体。（4）关于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的关系，存在着两者统一的自我代表模式、两者不统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诉讼中的自诉；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在这里公诉既实现受害人利益，也实现公众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诉“富平春”酒厂案中，王英作为原告提出人身伤害赔偿和在产品标签上作警示标注两项诉讼请求，前项请求是实现自我利益，后项请求是实现公众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还可以分为形式代表模式和实质代表模式。如在国有公司中，董事长在法律上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表；只有当其行为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时才是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代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国有资产代表实施的违背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之说。可见，要使形式代表转化为实质代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二）当事人-相关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同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和异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后者包括强弱当事人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行业与区域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特定行业或区域间的关系等等。（2）相关人依不同标准，可分别作出特定相关人和不特定相关人（公众）、直接相关人与间接相关人、显性相关人与隐性相关人、当代相关人与后代相关人、相当个人与相关组织（行业、区域）等分类。（3）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共生理念的体现。因而，法律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能只是关注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当考虑到当事人与相关人间的利益配置。如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至少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还应当考虑供应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相关人。（4）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例如，在构成同业竞争的甲、乙两个企业与消费之间，就竞争关系而言，甲、乙企业为当事人，消费者则为相关人；就消费购买关系而言，消费者与其中某企业为当事人，另一企业则为相关人。相关人一般可以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公众，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当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当事人与相关人的相互影响有大小、正负和主客观之分。如果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无须考虑相关人问题。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正负影响的最好说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创造发明，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效应既可能是主观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观形成的。（6）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利益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有补偿和限制两方面。补偿即针对当事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正负影响而采取相应的利益弥补措施，对产生负面影响者增加其负担，如征收排污费、收取容器或包装物回收押金；对产生正面影响者增加其收益，如贷款扶持、财政补贴。限制即对产生负面影响者的行为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如颁布许可证、监督检查。就协调方式而言，有协商（如劳资集体谈判）、参与（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垄断企业的价格听证）、诉讼（如赋予职业团体对职业者的支持权）、政府干预（如征税、市场准入）等多种方式。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对主观制造负面影响者实行过错责任（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或严格责任（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对客观形成负面影响者（如环境污染损害者）实行无过错责任。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代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当人类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模式时，代际利益配置的重要意义才凸显出来。（2）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代人的优势在于拥有后代人“缺位”时对资源的垄断和先占。因而，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当代人会损害后代利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当代人对后代人必须承担不损害后展而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这也决定了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要创新，不仅要“治于已然”，更要着重“防于未然”，法律调整的功能必须向前、向未来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续竞争力。（3）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责任的实现方式。“经济人”属性会对当代人向后代人主动（或自觉）承担责任造成障碍，而后代人又处于“缺位”状态。这就需要当代人中有人充当后代利益代表，构建代际利益协调机制。实践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充当后代利益代表较为理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由个人来充当这种代表。政府应将后代利益纳入其目标体系，组织和动员当代各种资源，为后展创造条件；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给予禁止、限制和惩罚；对有利于后展的行为给予鼓励和支持。政府还应支持民间成立各种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赋予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会责任；等等。当然，民间主体作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作保障。但依我国现行立法，当代主体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时无权提讼。而有些国家已有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宾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个判决中承认42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世代对损害健康环境者的资格。[14]因此，我国立法也应赋予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资格，而不论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与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

六、比较框架

比较研究对于面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法和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过“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价优劣利弊，综合衡量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的各种方案，并结合本国的实际作出抉择。基于此，运用比较研究框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经济法是现代兴起的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定位时，首先应处理好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的联系与区别，一直是经济法学的研究热点。这在其他法学领域是不多见的。但这种比较，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应当克服的缺陷。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在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重视国际比较而忽视了中国的区际（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比较。在一国四法域的中国，大陆有着中华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有着大陆法系的传统，香港地区有着英美法系的传统；并且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具有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成熟的特点。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这种区际比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较，也包含了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与欠成熟市场经济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较，还包含了外国法在中国不同区域本土化的比较；既体现了世界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所以，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应当并重。在国际比较中，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来选择可比性较强的国家进行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大国的、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选择发展中国家、大国、体制转型国家、东方国家作为比较对象，更能借重他国既有的法制经验、学说与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为问题探讨的理论基础，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法律对策。在加入WTO后，中国法律变迁面临着既要与WTO规则接轨，又要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的双重任务。鉴于WTO规则受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成事实，应当重视与英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法制作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我国经济法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接轨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接轨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应当重视与WTO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在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我国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WTO以及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则的路径。

（三）经济法的“法条-背景-效果”比较。法律比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鉴和移植。因而，既要对法条本身进行比较，还要对隐匿于法条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况下，才可考虑是否借鉴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或移植。否则，就难免盲目借鉴或移植，导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体请求法律公设的机构（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用来判断纠纷的属性。法的不可诉性则是指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应当注意的是，法的可诉性不同于权利的可救济性。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但救济的途径除了诉讼、仲裁外，还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没有履行《劳动法》第10条规定的“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的职责时，失业者虽然不可能通过对政府提讼的方式获得救济，但可以从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救济。事实上，经济法领域存在突出的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如依《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又如该法第4条虽然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法律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的权利。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如《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第4条虽然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经理国库，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的职责。而当中国人民银行未能完全履行这些职责时，法律没有规定能对其提讼。又如依《预算法》（1995年）第3条和第13条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实现本级预算的收支平衡负有职责，但当政府未经依法批准甚至变更预算未能实现收支平衡时，虽然该法第73条作了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规定，但没有作出对该政府提讼的规定。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既要研究可诉性规范，也要研究不可诉性规范，还要研究这两种规范的联系，避免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人为割裂。

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即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在经济法域的适用效果进行分析，着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弥补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对策。可作两种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使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二是构建独立于民诉、行诉和刑诉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使其与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15].同时应当对这两种思路的制度设计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增强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方案。（3）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经济审判庭的存废、劳动（或社会）法院的建立；等等。

经济法的不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不可诉性的现状、成因及评价。在分析其现状时，应注意有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本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16]；有的确实既不具备可诉的理论条件也不具有可诉的法定条件。对其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不可诉性由于减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对经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因诉讼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诉讼外救济方式日趋增多的现代趋势，从而正确认识经济法中不可诉性存在的合理性。（2）弥补不可诉性的对策。对本应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其如何向可诉性规范转化；对客观上本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如何确定其合理范围，并通过诉讼外救济方式来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篇9

1、根据需求，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一是外出引才。今年，我们根据需求，先后组织企业参加*市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安徽（合肥）大型综合人才招聘会和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招聘会，还组织企业赴*、*、*等地进行招聘。今年，我市共引进各类人才5790名。截止年底，我市人才总量达到115545人，其中高层次人才1866人。二是“订单”引才。继续发挥与高等院校紧密合作“订单”引才优势，引进*职院、*学院、*职院、*职院等多所院校毕业生560人。三是参加*市首届校企科技和人才合作恳谈会。10月28—29日，我市组织102家企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78所高等院校进行洽谈对接。钱江摩托、新界泵业两家企业分别与四川大学、*科技大学签署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明华工贸、爱仕达电器两家企业则分别与*大学、*职院签署了实训基地协议。我市还与四川大学、*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三所院校签订了就业实习基地协议。

2、强化服务，搭建人才供需平台。一是扩大市场交流。今年年初，我们举办了第三届春季人才招聘周，期间企业进场设摊415家次，张贴信息328家次，推出岗位4326个，进场应聘者超过3700人次，达成就业意向1986人。同时每周日定期举办“人才集市”，全年共举办53期，进场设摊单位4327多家次（其中张贴信息1630家次），推出岗位19910个。二是开辟网上交流。*人才网全年新增企业会员322家，网站点击率达23万次，现共有个人会员18749人。三是更新硬件设施。市人才交流中心于今年12月重新整修办公区，实行窗口式服务，规章制度和办事流程上墙公布，方便毕业生办理报到落户等手续。

3、出台政策，优化人才吸纳环境。一是印发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意见（温政发[20*]1*号）。意见对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聘用人员提出了要求，同时对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二是扩大人事数量。今年市人才交流中心新接收毕业生档案5724份，人事档案数量已达29002份。全年共办理人事6536人，集体2621人、32家单位。三是大规模开展人才派遣。今年是我市人才派遣大规模展开的一年。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合同用工的管理、派遣协议签订和执行、劳动合同签订和工资发放、社会保险费缴纳等事宜。截止年底，实行人才派遣的已有企业单位21家、877人，机关事业单位198家、2162人。

二、实施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机关事业单位队伍建设

1、坚持实行“凡进必考”的人事考录制度。根据本市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队伍建设需要，建立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正常补员制度。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原则，进一步完善人事考录制度。今年，我们组织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39人，向社会公开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210名，从高校毕业生中公开招考（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次、考录（招聘）81名，选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次、选调15名。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人员165名。在考录过程中，实施“阳光操作”，从制定招考简章到报名、考试、体检、考核每个环节都规范运作，严格把关，并推行面试考官异地执考制度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面试旁听制度。最大限度提高整个招考过程和各个环节的透明度，赢得了社会的共识。

2、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管理。一是开展公务员日常登记工作。办理131名新录用公务员和20名干部公务员登记手续，补办7名公务员过渡手续，重视公务员信息数据库建设。二是开展事业单位申报参照公务员管理工作。严格条件和程序，积极做好申报工作。今年共申报了市体育局等13家单位。三是做好公务员年度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的考核原则，以公务员职位职责和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做到规范考核行为，严格考核程序，提高考核质量，注重考核结果应用。重点把好优秀等次比例和不称职等次人员的确定关，对本年度受党政纪处分和效能告诫，单位未按规定确定考核等次的公务员，严格审核并一一予以纠正。全市2734名公务员参加考核，被定为优秀等次454名，称职等次2173名，基本称职等次19名，不称职等次1名，不确定等次87名。四是完成竞争性公开选调工作。我市报名参加省级机关面向县（市、区）乡镇（街道）机关公开选调主任科员以下公务员有54名，通过资格审查有35名，其中有2名被省级机关选调。我市市级机关共选调公务员11名。

3、继续做好干部安置工作。今年，*市下达给我市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共计28名，其中团级干部4名、营职干部11名、连排职干部10名、技术干部3名。为圆满完成今年干部安置任务，我们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落实安置计划。把团职干部作为安置工作的重点，下达指令性计划安置，并与接收单位领导班子配备通盘考虑。对营职以下（含营职）及技术干部继续实行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安置，根据考试考核总分，从高分到低分，由干部按照职位要求自愿选择接收单位，已全部安置完毕。28名干部中，安置在行政机关21人，占75%，事业单位7人，占25%。

4、积极推进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改革。为确保我市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改革顺利推进，1月30日，市委办和市府办联合下发了《*市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办法》，并召开会议，部署全市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工作，还对参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按照“先易后难、先行试点、以点带面、逐步深化”原则，建立定期联系沟通、定期检查督促和定期通报进展情况的“三定期”制度。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如对镇（街道）计生服务站原县招聘人员，提出了在继续执行温人劳社薪[20*]33号文件的基础上，可参照《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执行的意见，较好地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市人事局和市领导的肯定。截止目前，全市已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事业单位102个，占全市事业单位总数的24.6%；签订聘用合同人员32*名，占事业单位人数的19%。

5、重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今年以来，按照上级人事部门的统一安排，市人事劳动培训考试中心对全市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全国普通话等级测试。参加测试人员2510人，达到合格标准有2496人，其中二甲1人，二乙562人，三甲1356人，三乙315人。还对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公共课继续教育培训，共举办培训班23期，参加培训考试人员5462人。首次开展省二三级等级英语培训，举办培训班3期，培训考试人员114人。积极开展全国计算机等级培训考试，共举办培训班7期，培训人员315人，参加考试人数782人，模块考试2830人次。

三、加强机构编制控制，规范事业单位管理

1、积极探索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水平，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我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方案，将政府各部门涉及城市管理有关的行政执法职能调整划归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法独立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组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下设16个中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后，有关部门不再行使已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统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2、切实加强机构编制控制。一是确立从严控制、严防反弹的思想。除上级有明确要求外，不再审批各部门有关增加机构和行政编制的请示报告，职能调整和任务增加的部门，所需编制也要通过转变职能、调整机构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途径解决；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再扩大机构编制；对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也要从严掌握，做到总量控制。二是维护机构改革方案和“三定”规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重申经上级党委、政府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和同级党委、政府批准的部门“三定”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调整变动。三是加强机构编制的集中统一管理。严格实行机构编制管理的“三个一”制度，即凡属机构编制事宜由机构编制部门一家承办，主管机构编制的领导一支笔审批，机构编制部门一家行文。严肃认真对待机构编制审批工作，坚决按规定程序办事，杜绝政出多门、越权乱批机构编制的违规行为的发生。截止12月底，全市行政编制总数为3098名，实有2986名，缺编112名。其中市级机关行政编制770名，实有768名，缺编2名；政法系统行政编制1163名，实有1131名，缺编32名；镇（街道）行政编制1165名，实有1*7名，缺编78名。

3、规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市编办把建立规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作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重点工作来抓。经过积极筹备，今年10月开始实行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为认真做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一是把好法人条件审核关。按照依法成立、机构名称、开办资金、住所、法定代表人等条件严格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予法人登记。二是把好年检关。加大力度，对已办理法人登记的事业单位全面进行年检，今年参检事业单位224家，年检率达97%。年检时对事业单位进行认真审查，对合格的继续确认其法人资格，不合格的依法取消其法人资格。三是对新设立事业单位进行跟踪督办，符合一个登记一个。全年新登记事业单位15家，办理事业单位法人变更76家。

4、清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用工。一是建立组织机构。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市清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劳动合同用工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二是召开会议，部署清理工作。下发《关于切实做好清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现有编制外劳动合同用工工作的通知》（温市委办[20*]3号），并于1月15日，召开全市清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劳动合同用工工作会议，部署清理对象和范围。三是规范管理工作。制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劳动合同用工管理的实施意见》（温市委办[20*]4号），规定从5月1日开始，机关事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使用编制外人员（包括补充人员），需填写《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外人员审批表》，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批，经批准后方可使用。招用人员要按照岗位需求，面向社会择优录用。编制外人员纳入财政预算，市财政根据审批计划和实际使用人数核定各单位编制外人员预算。在核定指标内，编制外人员全部进入派遣公司派遣。经清理整顿，共核定使用编制外用工机关事业单位226个，使用人数4634人，已实行派遣人数2150人。

四、推行专技职务评聘分离，加强专技人员队伍建设

今年，为加强我市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全面推行专业技术资格社会评价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离，使广大专业技术人员脱颖而出，为我市人才总量增加和人才档次提升作出了努力。一是制订下发2007年度*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工作通知，对各单位上报的登记表和名册进行审核。二是召开20*年春节我市入选*市“211”人才工程和省“151”人才工程人员及国务院特贴人员座谈会。三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共有979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四是对766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非公企业人员进行初定专业技术资格。五是审核推荐委托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市评审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221人；召开农业、工程、建筑、船舶、中小学中初级评委会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481人。六是上报我市省“151”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推荐人选，组织我市入选省“151”人才工程和*市“211”人才工程人才赴海南休养。七是参加*市组织的20*年企业与博士后科技项目洽谈会。

五、关心干部职工切身利益，认真做好工资福利工作

工资福利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关系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切身利益的工作。我们认真执行上级工资制度政策文件，以极其负责的态度认真、细致做好工改工作。今年，共办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改15家、教育卫生管理人员工资套改60家100多人。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级别工资滚动升级和正常晋升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21000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务（职称）变动升级769人。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财政统发）年终一次性奖金6000多人。办理农村教师任教津贴审批5482人并列入财政统发。办理机关事业单位新录用人员工资确定506人。办理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手续159人。办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干部住房困难补助242人。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100多人。组织春节慰问老干部和住院干部职工200多人。完成2007年度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工资统计年报工作。做好今年全市公务员身体健康检查工作。通过努力提高体检标准每人400元，邀请专家拟出体检项目，进行反复论证，最后确定必检项目和个人选择项目（建议），起草文件并打印体检通知书5000多份。

按照职能要求，做好企业退休干部和退休干部管理工作。根据我市企退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实际，制订企业退休干部管理服务办法，从依托主管局健全工作网络、加强退休干部学习管理、抓住有利因素树立正气化解矛盾、正确引导营造和谐氛围、切实做好年终慰问工作、加强活动中心管理等六个方面开展工作，尽可能缓解企业退休干部上访问题。根据省人事厅等部门《关于调整企业退休干部生活补贴标准的通知》（浙人发[20*]30号）要求，提高了我市326位企业退休干部的生活补贴标准，并及时发放到位。春节和“八一”建军节期间，对长期患病和家庭生活困难的企业退休干部进行重点慰问，共走访慰问74人次，发放慰问金4万元。对排查出来的重点人员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员，采取“五包”措施和综合办法，确保我市企业退休干部思想稳定。

六、用好就业再就业政策，做好就业再就业服务

按照“立足经济发展，注重岗位开发，坚持市场导向，完善服务体系”的工作思路，继续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一年来，全市城镇净增就业人数8223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2835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832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5%。

1、开展创业富民促进就业试点。3月至9月，我局在石桥头镇开展了创业富民促进就业试点。通过试点，该镇逐步走出了一条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子。其主要做法一是领导重视，资金保障。二是坚持发展经济，开发就业岗位。三是构建队伍网络，做好就业服务。四是调查摸底，建立台帐。五是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该镇创业富民促进就业取得了初步成效，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提高了农民素质，增加了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就业再就业的造血功能，解决了困难人员就业再就业难题。

2、加强再就业援助。帮助2700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是今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我局一是开展调查摸底，搞清下岗失业人员人数和分别情况；二是制定分解指标到各镇（街道）；三是下到各镇（街道）进行面对面沟通，商讨措施办法；四是用足用好再就业相关政策，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经过努力，已超额完成2700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任务。另外，止年底，我局已发放《再就业优惠证》1150本，对就业困难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并确认开业审查核发一次性创业补贴计386人，发放资金77.2万元。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新办营业执照有1000多户，其中就业困难人员有509户。

3、举办就业再就业推介会。今年共举办了12次大型就业再就业推介会，共有885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8896个，会上前来求职登记7246人，达成意向4780人，当场录用1973人，其中下岗失业人员560人。每次推介会前，预先进行广告宣传，争取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被征地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参加。会上还开展就业再就业政策宣传咨询活动，设立下岗失业和被征地人员培训报名点。

4、开展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按照“规范、对路、适用、专业”的原则，根据市场和企业需求，通过联合办班、企业自培等方式，开设计算机硬件维修、计算机系统操作、车工、钳工、电工、市场营销等专业，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另外，对有创业意向和创业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创业培训，鼓励他们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创业。市就业处全年组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1760人，其中创业培训220人。同时对外省来我市务工人员进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到年底，参加培训的外省务工人员为10012人。市技校全年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1280人，务工农民岗位技能培训1276人。

5、做好城镇“零就业家庭”帮扶工作。一是深入各个村居进行“地毯式”排查。摸清“零就业家庭”情况，对初步确定的23户35人“零就业家庭”建立台帐和资源数据库。二是开展“一对一”帮扶。对有就业愿望的“零就业家庭”建立就业服务档案，实行“一家一策、一人一策”，并签订结对帮扶协议。三是提供职业培训。对缺乏就业技能的“零就业家庭”成员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使其获得一技之长，提高基本的就业竞争力。四是完善“零就业家庭”动态管理。建立健全“零就业家庭”调查登记、申报认定和就业服务制度，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并建立回访制度，确保“零就业家庭”出现一户，帮扶一户，消除一户。至6月底，已基本实现“零就业家庭”清“零”目标。

6、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一是加强对公共职介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和职业道德素质，树立良好形象。今年市劳动力中心市场被工商部门续评为三星级市场。二是严格审查用工信息，杜绝虚假信息，提高介绍成功率。今年进市劳动力中心市场求职登记有30067人，提供就业岗位35418个，介绍成功有18162人，成功率为60.4%。三是开展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活动。2月份，我局对全市职业介绍机构进行了清理整顿，责令改正16家，注销职业介绍资格1家。四是加大民办职业介绍机构管理力度。开展年度审验和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截止年底，全市共有民办职介机构49家，分布在全市9个经济较为发达的镇和街道。

七、加强社保体系建设，发挥社会保障功能

1、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全面推进。一是按照浙政发[20*]70号和浙劳社老[20*]125号文件精神，在11月份减征企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减征金额达到3640万元。同时根据文件精神，向市政府提出将企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从16%降到12%。二是根据浙劳社老[20*]136号文件精神，做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工作。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增资123元，20*年度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达到1180元。三是正在出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两低”与“统一办法”并轨衔接办法。四是开展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工作。截止11月底，全市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0416人，事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60人，其中在职职工4432人，退休人员1288人。全年共征缴养老保险费45383万元，基金支出24189万元，基金累计结余119942万元。

2、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不断发展。一是积极稳妥做好医保扩面工作。将参保范围扩大到市属集体以下各类企业，实行用人单位职工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捆绑的参保办法。二是正在出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部分政策调整办法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调整办法。三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办法，实施动态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门，帮助分析问题，制订解决方案，将监督与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预计全年医保基金减少支出600万元以上。至11月底，完成了*市下达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指标，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总数达到89*0人，全年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12709万元，基金支出78*万元，基金累计结余36122万元。城镇居民医保参加人数达到58000人。

3、工伤保险参保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方便企业参保，各镇、街道劳保所都采取了便民服务措施，代办各项手续。我局社保科在规定时限内给参保职工作出工伤认定，缩短认定期限，提高工作效率，并在新河和箬横两镇进行工伤认定简易程序试点。加强工伤认定工作管理，制订并实施工伤认定操作规程和业务流程。通过实地调查和询问等，有效遏制冒名、虚构、伪造申请工伤资料违法骗取工伤待遇歪风。截止11月底，全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3*70人，完成*市下达的工伤保险扩覆任务。全年共认定工伤7832起，组织职工劳动能力鉴定1812人。全年工伤保险费收入3586万元，基金支出2339万元，基金累计结余2142万元。全市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22800人，生育保险费收入239万元，基金支出138万元，基金累计结余367万元。

4、继续做好失业保险扩面和基金征缴工作。一是抓基金征缴。年初通过与各镇（街道）沟通联系，落实*市下达的失业保险征缴扩面任务，确保全市征缴任务按时完成。二是积极探索失业保险征缴和发放新思路。完善失业保险金发放程序，做到既方便失业人员，又能严格把关，服务好失业人员，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金促进就业的作用。三是积极配合市审计部门做好失业保险基金的督查审计工作。四是出台《*市失业保险基金内部控制办法实施细则》，加强失业保险基金内部管理和监督，提高内控能力，确保基金安全。截止11月底，全市失业保险参保总数为86453人，比上年净增8557人。征缴失业保险费3236.5万元，失业保险金累计结余9417.1万元。

5、调整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障政策。一是调整保障待遇和缴费标准。8月28日，我局会同市财政部门，下发调整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障待遇和缴费标准文件，调整幅度达10%，直接惠及19540位参保人员，月增发保障金68.5万元。二是调整参保政策，落实“即征即保”。12月8日，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被征地人员参加养老保障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该意见调整了参保办法，使保障对象不受以“户”为单位条件的限制，能够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自愿的基础上自行选择“即征即保”或“择期参保”。新办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调整参保办法，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为全面实施“即征即保”创造了条件。截止年底，新增参保人数5883人，新增保障资金12409万元，新增享受人数4906人，全年发放养老保障金7363万元。

6、加大社保基金监管力度。一是加强基金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基金收入、待遇支付各个环节互相监督的正常的工作机制，规范基金收支管理。二是及时发现和解决基金使用管理中的存在问题。针对基金内部使用管理及审计部门审计出的问题，开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各类保险基金自我核查工作，形成基金自查报告，并及时研究解决基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三是走访欠费单位，催缴欠缴基金。到教育局催缴欠缴的1000多万元医疗保险基金，财政部门已在7月份解决了欠缴的医保基金。上半年收回欠缴各类保险费1835万元。

八、依法调处劳动争议，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为方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就近、就地、就快”解决劳动争议，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我们本着“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积极指导各镇、街道劳动关系协调委、劳动争议调解委和派出庭开展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工作。今年新增设了城西街道仲裁派出庭。城北街道积极探索调解网络向村级延伸，提出了“劳资纠纷调处个案不出村、不出街道”的目标，此举得到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陈小恩厅长的肯定。今年各镇、街道劳动关系协调委共受理各类劳动争议案件4598件，结案4214件，为11384位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4339万元，保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加大市本级仲裁委办案力度。随着《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实施，全市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今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去年上升了近30%。今年共立案416件，其中工伤赔偿321件，劳动报酬68件，劳动合同13件，其他争议14件。已审结411件，结案率为98.8%。通过审理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860.17万元。为切实维护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化解矛盾，一是在案件处理中尽量做到方便当事人，保障其充分行使申诉权利；二是严格按仲裁规则办案，保证案件质量；三是调解与裁决相结合，并以调解为主、裁决为辅的原则处理劳资矛盾，迅速化解矛盾；四是在处理好个人劳动争议的同时，集中精力审理好集体争议案件。

3、重视组织和制度建设。一是及时调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保证仲裁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加强仲裁人员培训，提高仲裁员业务水平。组织仲裁员参加省厅举办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培训。规定专职仲裁员定期学习制度，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和最高法院关于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进行了专题学习。三是明确内部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实行内部监督。为保证办案质量，在仲裁科（院）内部实行分工负责制。从案件立案、审理到结案实行分工负责，落实各人责任。

九、开展劳动保障执法监察，营造良好用工环境

20*年，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动检查754人次，检查企业854家，涉及职工55989人，责令补签劳动合同24729份，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和《劳动保障限期改正指令书》30份。畅通“12333”投诉举报电话，日平均接待劳动者达20多人，受理劳动者投诉举报384起，结案384起，为3*9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克扣工资972.45万元。行政立案处罚案件32起，结案36起，处罚金额25万元（其中查处非法使用童工案件26起，清退童工31人，处以罚款21.75万元；违法招用无合法证件人员案件7起，处以罚款1.9万元）。完成书面审查9504家，其中上报失信企业5家。获*市劳动保障监察案卷质量评比第一名，并被*市局评为劳动保障规范化达标综合先进单位，推荐为省劳动保障监察*年度考核先进单位。

1、完成各项专项行动监察任务。监察大队今年圆满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专项行动监察任务，主要包括“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整治行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的“春暖行动”。通过整治清理，我市劳动用工环境大为改善，企业依法用工氛围逐步形成。同时处理突发性群体性业主逃匿拖欠工资案件25起，联合各部门和镇（街道）为1893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700多万元，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2、开展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工作。今年，我市共有9504家用人单位参加了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任务数为7790家，完成率达118.95%。为保证书面审查工作顺利开展，我局专门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同时将书面审查时间及相关事项在*日报上刊登公告，还以邮件的形式发往各企业。大队专门设立了诚信档案股，落实专人负责书面审查工作。通过书面审查，确定A级企业126家，B级企业5624家，C级企业3749家，上报*市失信单位5家。

3、建立企业欠薪预警机制。今年1月份，市委办和市府办

联合下发《建立企业欠薪预警机制的实施意见》（温市委办[20*]9号），要求各部门明确各自职责，加强配合联动。大队根据文件精神，积极配合各镇、街道处置各类突发性、群体性和业主逃匿案件，落实了欠薪预警机制中确立的各项措施，有效的防止和解决的发生。12月25日，*市政府召开防范处置企业拖欠工资工作视频会议，我市林先华常务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题为《建立欠薪预警长效机制，依法妥善处置欠薪事件》的经验介绍。

4、健全欠薪保障金制度。落实《*市欠薪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办法》，保证该项资金适时发挥作用。同时，继续落实好《*市建筑业企业欠薪保障制度实施办法》，督促在温建筑企业建立欠薪保障金。已有70家企业（项目）共交纳欠薪保障金1100余万元，为切实解决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提供了资金保障。今年2月，我局与市交通局、中国人民银行*市支行联合下文，贯彻实施浙江省交通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根据办法规定，建立交通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切实解决交通建设领域的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截止11月，市交通领域工程共有4家交纳欠薪保障金319万元。

5、抓好“双推”工作制度化管理。今年是《劳动合同法》实施第一年，我们很抓了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签订的推进。12月上旬，我局组织人员对各镇、街道“双推”工作进行了一次抽查。截止12月底，全市共有20735家企业与375390名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1795家企业工会或联合工会与所在企业或被覆盖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与年初下达的目标任务基数比较，企业覆盖面超过了5.8%，劳动合同签订率超过了3.96%，集体合同签订率超过18.54%，点上劳动合同签订合格率达到100%。企业职工台帐均已建立，并已输入电脑。

6、推进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我市自20*年在新河羊毛衫行业率先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来，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总结和提高，现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规范有序、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目前，我市已在羊毛衫、水泵、轴承、注塑、制鞋、帽业、船舶修造等7个行业中开展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企业600多家，受益职工达3万多人。此项制度得到了有关专家、上级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去年11月26日，得到了总理“*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的重要批示。今年3月10日，全省推广*市工资集体协商经验现场会在我市召开，陈加元副省长亲临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7、加强基层劳动保障网格化建设。经过几年努力，目前全市大部分镇（街道）已建立了劳资调解四级网络体系，即市、镇（街道）、管理区、村（居）四级，还有些地方已经延伸到企业内部。以城北街道为典型，该街道重视基层劳动保障网格化建设，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基层劳动保障协理员制度。现在该街道的大部分劳资纠纷都能在本辖区自行消化和妥善化解，为解决劳资纠纷设立了第一道防线。城北街道加强基层劳动保障网格化建设的做法和效果在《中国劳动保障报》等各级报刊上多次刊登。箬横镇、石桥头镇、城西街道、横峰街道等借鉴城北街道做法，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己的网格化路子，分别在本辖区的工业园区和村设立劳动保障协理员，完善了基层劳动保障网络。

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1、加大高技能人才培训力度。今年*市局下达给我市高技能人才培训任务为技师2*人、高级工795人。为完成培训任务，我们深入各镇、街道进行宣传，征求意见，制作高技能人才培训（推荐）鉴定计划数，并将培训数列入市政府对镇、街道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我们多次下到各镇、街道，督促落实培训推荐任务的完成。至12月底，我市完成高技能人才培训推荐1040人，其中高级工820人，技师220人。

2、开展技能大比武和首席技工评选活动。一是在大溪新界泵业有限公司举行全市水泵嵌线工技能大比武活动，共有9支代表队、27名选手参加。二是在箬横舜浦帽业有限公司举行帽业编织技能大比武，共有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参加。三是开展市首届首席技工评选活动，共分车工、电工、汽车修理工、美容美发师、烹调师等五个工种。四是组织市第四届中等职业学校师生职业技能竞赛。通过大比武、竞赛和评选活动，促进了技工岗位练兵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3、积极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今年我们不断拓展考证的空间，经过艰苦努力，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全年共培训鉴定核发《职业资格证书》21343本，其中初级19275本，中级1248本，高级820本，超额完成*市下达的鉴定任务数。

4、重视做好市技工学校的招生、学生实习和毕业生就业推荐工作。今年市技校在招生难度增大的情况下，努力拓展招生渠道，寻求更多形式的合作办学思路，基本完成招生任务。通过学校推荐与召开就业洽谈会形式，至9月份，毕业生就业工作基本完成，就业率仍保持在96%以上。该校力抓德育核心，主抓教学中心，强化技能教育，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在12月份举行的*市中职学校师生技能比赛中，该校普通车工和数控车工分别获得师生个人第一、团体第一，工具钳工和演讲比赛分别获得团体第二的好成绩。通过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在9月份学校督导评估中，顺利通过了07学年学校发展规划评估，八个方面规划目标，全部达标。

十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1、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本年度因不服工伤认定，申请人向市法制办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43件，申请人提请市法院行政诉讼案件33件。针对如此多的工伤认定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我局高度重视，积极应对。一方面依法规范做好工伤认定工作，另一方面加强与市法制办和市法院的联系与沟通，做好应诉工作，在业务科室指定专人专门负责。所有工伤行政复议结果均维持我局所作出的行政确认，工伤行政诉

讼也未出现败诉。10月22日，我局在省厅召开的全省劳动保障依法行政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工伤认定行政应诉思考和建议》的经验交流。

2、继续组织开展调研活动。继去年我局组织开展调研活动，共撰写18篇调研文章后，今年我局从5月份开始，局领导率先垂范，广泛发动全局各科室和下属单位深入基层，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到8月底，调研活动基本结束，共收集调研报告22篇。11月中旬，组织优秀调研文章评比活动，分别评比出一等奖4篇、二等奖8篇、三等奖10篇。这些调研报告对市领导和局领导进行工作决策提供了参考。其中《*市人事制度改革问题探讨》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促进农民创业就业》两篇调研文章分别被《浙江人事》和《浙江劳动与保障》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