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纠纷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民事判决书

（2010）闵民一（民）初字第16566号

原告彭a，男，汉族。

委托人陈a，上海市A事务所律师。

被告廖a，女，汉族。

委托人高a，上海B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廖b，男。

被告廖a辩称，由于原告殴打被告，且原告与前妻非法同居，导致夫妻感情不睦，故同意离婚。离婚后，被告与前夫所生之子随被告生活，不要求原告支付儿子抚育费。婚后拆迁所得4套房屋以及其中的大套房屋装修、家具家电，另有2套房屋租金收益，农村生产队分红钱款、股票投资款等均要求依法分割，且被告要求多分。此外，由于原告有家庭暴力等过错，应赔偿被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万元，原告损坏被告的财物，原告应赔偿被告经济损失1.5万元。

2006年11月，被告廖a及其儿子廖c的户口迁入闵行区华漕镇建设村滕更浪xx号原告彭a户中。

2006年12月，原告彭a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1份，约定以货币方式进行拆迁补偿，被拆迁房屋坐落于闵行区华漕镇建设村滕更浪xx号，协议中明确同住人有廖a、彭a、廖c.

原告彭a签署拆迁协议后，认购四套房屋：上海市闵行区爱博家园爱博一村xx号xx室及爱博二村xx号xx室、xx号xxx室、xxx号xx室。目前，安置房还未办理产权证登记，拆迁货币补偿款的共有人还未进行分割。

自2009年7月起，原、被告为安置房产权权属导致夫妻关系不和，双方分居生活。

2009年9月12日，原、被告为安置房的产权权属发生纠纷，并有肢体冲突。被告报警处理并要求开具验伤通知书。诉讼中，原告陈述发生冲突的原因是要求被告交还拆迁安置协议及房屋认购合同，被告陈述其将上述材料交至法院用于诉讼。

原告主张大套房内的装修、家具家电均属其成年女儿与前妻出资购买，表示涉案外人权益的4套拆迁房屋产权，以及安置房内的装修、租金收益、家具家电等财产应另案处理。由于被告坚持要求分割安置房、房屋装修等财产，本院调解不成。

以上事实，由结婚证、拆迁安置协议、认购合同、户籍材料、验伤通知书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并经庭审质证所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彭a要求离婚、被告廖a同意离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准许。被告廖a同意所生之子廖c随被告生活，原告无争议，本院予以准许。由于4套拆迁安置房及拆迁货币补偿款未进行过分家析产，涉及案外人权益，在未析出其他共有人权益之前，本案难以确定属于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关于安置产权房4套、安置房内装修、安置房的租金收益、拆迁货币补偿款等相关财产，本案不作处理。原、被告可在分家析产中对认定属夫妻共同财产部分主张分割处理。被告主张分割大套房屋内的家具家电，现该房还有案外人居住，原告又陈述涉及案外人财产权属，因被告未举证证明属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也不作处理。今后，被告有证据证明属夫妻共同财产时，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主张分割。被告主张原告与前妻非法同居，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本院难以认定。原、被告为安置房屋的财产权属有争议，确实发生过肢体冲突，系双方未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所致，本院根据纠纷起因、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情节，难以认定构成家庭暴力，故被告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损坏手机、洁具等财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确认上述受损财物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因受损财物系夫妻共同财产，被告主张赔偿财物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被原告打伤后自行从药房购买药品所支付的医疗费没有保留收据，但要求原告赔偿，因证据不足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分割原告从农村生产队领取的钱款，被告举证证明原告有签收钱款事实，但不能证明钱款性质、权利人范围、钱款计算等重要内容，本院不能区分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家庭其他成员的钱款，被告应收集证据能证明被告确有相关权益后另行主张。被告主张原告有股票投资款，但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告彭a与被告廖a离婚；

二、被告廖a所生之子廖c随被告共同生活；

三、驳回被告廖a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

四、驳回被告廖a要求原告赔偿医疗费及财物经济损失的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汪彩英

人民陪审员 刘金娣

人民陪审员 陈 英

篇2

    一、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权属、侵权、合同纠纷案件；

    二、申请诉讼前停止侵犯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行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三、其他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纠纷案件。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还规定，下列两种情形，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诉讼请求人的诉讼；

    一、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该行为人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篇3

民事判决书

（2011）乌中民一终字第9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 天山制药公司。

法定代表人：北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邱某，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男，汉族。

委托人：刘某，新疆同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山制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田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0）新民一初字第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田某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商业养老保险金应当在我退休后，由我领取，天山制药公司属于代领行为，其应当将该养老保险金返还给我。另我退休后又被天山制药公司返聘，我领取的是应得的报酬，不是天山制药公司返还的养老保险金。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以上事实有《个人养老保险证》，保险公司付款凭证，《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当事人陈述及一审庭审笔录、二审询问笔录等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田某原系天山制药公司职工，其在职期间，天山制药公司为田某投保了商业养老保险，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田某退休后，保险公司应每月支付田某养老保险金，而天山制药公司代为领取了属于田某的养老保险金，天山制药公司占有该养老保险金没有合法依据，理应返还田某。天山制药公司称已以工资、工会补助、过节费等福利方式支付了田某部分养老保险金，但田某从天山制药公司退休后，自2002年至2008年1月，田某又被该公司返聘，在该公司工作期间，田某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天山制药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给田某的福利即是养老保险金。综上，天山制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 957.63元（天山制药公司已交），由上诉人天山制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 波

审判员 谭建艳

审判员 项 颖

篇4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市法院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积极探索和创新调解机制，不断加强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7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5558件，其中调解结案3932件，调解率达70.7%，调撤率达84.6%。在市法院工作考核中，市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一直位居前列，其中“审前程序和预审法官制度”、“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等经验和做法得到了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

（一）发挥调解职能作用，努力维护和谐稳定大局。市法院立足调解职能，积极配合市委中心工作，坚持积极稳妥、以调为主、调判结合的原则，依法调解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案件、共同诉讼案件和因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引发的案件，特别是在审理小康河改造、文体中心工程建设、城区改造工程拆迁案件中，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拆迁户联系沟通，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三年来，共调解结案房屋拆迁案件104件，买卖、租赁、借贷、社会保险等各类合同纠纷案件10214件,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民事纠纷案件1089件。调解过程中，始终坚持平等保护、公平对待的原则，通过调解法官说服疏导，使80%左右案件能够自动履行合同责任。如，2006年8月，在审理原姚哥庄镇高家绪等31户农民与市农村信用联社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中，市法院坚持在庭前、庭审、判后三个阶段实行全程调解，最后市信用联社二审撤诉并赔付本金。2007年11月，又有9户农民以同一案由提讼，市法院通过反复做市信用联社领导的工作，按前案的处结方式结案，既节省了诉讼费用,又维护了社会稳定。对调解离婚案、瞻养抚养纠纷、土地纠纷、家庭纠纷案件时，通过采取上门调解、委托调解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促进了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和谐，维护了安定。

（二）强化内部管理和改革，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为建立公正司法的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机制，市法院在全院挑选了部分熟悉社情民意、办案经验丰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法官担任预审法官，赋予其庭前调解的职能，专司庭前准备和调解工作，为民事调解工作奠定了基础。为不断增强法官办案的质量意识，制定了包括预审法官调解比率、庭审法官调解比率、简易程序调解时限、普通程序调解时限等主要指标的诉讼调解质量考核体系，并将调解纳入“三全一考”审判监督管理机制之中，实行链式监督，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民事案件调解率由2003年的62.3%上升至2007年的70.7%，调撤率由2003年的73.5%上升至2007年的84.6%。同时，探索建立了“三三制”诉讼调解工作法，将调解作为办案的第一方式，围绕庭前、庭审、判后三个阶段实行全程调解，努力做到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彻底解决矛盾纠纷，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市法院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司法界的高度重视，最高法院苏泽林副院长亲临调研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了的经验。

（三）加强网络建设，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是积极维护基层基础和谐、实现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市法院积极发挥主体带动、调解指导、后盾服务的作用，在全市已初步建立起了系统完善、覆盖面广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目前，在农村建立了17处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办公室，市法院从全院选派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担任调解指导员，每周一次深入基层指导调解纠纷，提供法律咨询或调解建议。在城区19个社区建立了法官联系办公室，每周选派38名法官负责开展法制宣传，指导调解纠纷。对涉诉的老弱病残居民，上门办理立案手续，对简易民事纠纷案件即收即调即结。同时,联合11个职能部门、178家企业组成了全市企业法律服务协会，并依托职能局设立了7个行业纠纷调解中心，帮助所辖企业进行矛盾纠纷调处、劳动争议纠纷调解，促进了劳资关系和谐。2006年以来，市法院共举办调解员培训班10期4036人次，邀请陪审员和组织调解员观摩庭审62案次，指导调解组织调解纠纷2017件。

（四）注重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调解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是教育引导。采取外出参观学习、以会代训、聘请专家教授讲课、调解现场观摩、案例评析等形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活动。强化了调解办案意识，提高了民事法官的业务水平。二是制度管理。坚持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案，制定出台了《司法能力建设考核办法》，将调解能力作为考核法官的8项能力之一，将调解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实行数字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记入个人业绩档案，作为评先树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增强了民事法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是治理整改。通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平安创建、作风建设年等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了对队伍的思想作风纪律整顿，解决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事调解队伍干事创业能力和调解水平明显提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市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在稳定全市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个别法官存在重判轻调现象，有的案件通过调解就能结案，也以判决方式结案；二是有的案件调解期限比较长，致使一些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障；三是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四是个别法官“司法为民”宗旨观念有时不够强，有的案件调解质量和效率还不够高。

三、几点建议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建议市法院在今后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注意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提高法官对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现代调解理念，依法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

（二）强化法律法规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高，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布实施，加之一些新的诉讼案例的出现，对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市法院应当继续强化法官业务培训，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并联合其他司法机关认真做好调研，做到前后工作衔接，运用法律准确。要继续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法官的法制观念、大局观念和公仆意识，培养法官独立、中立、诚信品格，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篇5

笔者最近的一件医疗纠纷案就属于后面一种情形：

某患者，因发高热、咽痛来某医院急诊科就诊。经检查，确诊为炎症引起的发高热。医生为她开了葡萄糖盐水、青霉素、氨基比林、清开灵等消炎退热药物。护士在作了青霉素皮试，结果为阴性后，遵医嘱给她静脉滴注青霉素等进行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青霉素皮试对预测过敏性体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并不能排除皮试阴性者出现过敏反应的可能性。然而患者一时疏忽，竟没有将自己的迟发性青霉素过敏史告诉医生，由此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第二天患者出现多形性红斑、皮疹、粘膜糜烂等青霉素过敏症状。医院立即停用有致敏可能的青霉素、氨基比林，改用氯霉素抗感染并进行抗过敏治疗。

接下来的几天，医院全力对患者进行抗过敏治疗。经治疗后，皮疹、粘膜糜烂等症状痊愈了，但由于患者的双眼视神经萎缩已有4年之久，这次的青霉素过敏症状加重了病情，最终导致双眼失明。

出院后，患者家属以医院未及时进行抗过敏治疗致患者双目失明为理由，要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青霉素皮试阴性后给予青霉素抗感染治疗，符合处理原则，未发现医务人员存在直接造成患者失明的过失行为，医务人员虽然存在着检查不够细致、病历书写得不够详细的问题，但与其失明无因果关系，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患者对鉴定结果不服，认为是医院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其青霉素过敏，又由于院方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抗过敏治疗而致使她双目失明。因此，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了法庭，要求院方给予120余万元赔偿费。

由于患者的状写得言辞凄凉、恳切，并且她出院后的情况又非常凄惨，人人看后为之动容，人民法院十分重视此案的审理。法院法官经多次调查取证，并请教医学专家、咨询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经两次开庭审理，最后认为院方之所以给予患者青霉素抗感染治疗，是由于患者没有告诉医生她的药物过敏史，经青霉素皮试阴性后才采用的，不违反诊疗原则。而患者的失明与全身的多形性红斑，与医院的诊断治疗无因果关系。最终驳回了患者的诉讼请求。

此案到此结束。

篇6

关键词：行政争议；民事争议；民行交叉

1993年的“高永善诉焦作市影视器材公司房产纠纷案”，作为民行交叉案件的一个著名案例，充分说明了单一的双轨平行审判制度无法很好地解决此类纠纷。在案件中，高永善与焦作市影视器材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是基础问题，该争议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并不是由房管局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但是由于行政行为的介入，使民事争议复杂化，该案历经三级法院，十余年审理，十八次裁判，共计作出二十多份裁判文书，仍然没有妥善解决，这样一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案子，却经历了复杂得非同一般的诉讼过程。时至今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两种法律关系交织的现象不仅越来越多，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复杂，协调处理越来越棘手。

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概述

（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概念

所谓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以下简称民、行交叉案件），是指民事与行政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纠纷，由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或者一个法律事实的发生导致了后一法律事实的发生，从而产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争议所引起的诉讼案件。

（二）民行交叉案件的类型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据此各地法院相继成立行政审判庭依法审理行政案件，我国才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和正式意义上的“行政诉讼”，才出现了民行交叉案件审理的萌芽。

从司法实践上出发，就审判程序而言有以下两种分类：

1.民事诉讼中涉及行政争议

该类案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这类案件实质上的诉讼标的是民事法律关系，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非诉讼的起因，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是民事争议中的平等主体，行政行为的介入只是使得民事争议更加复杂化，但关于民事权益的争讼始终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线。

第二，在这类案件的审理中，行政问题具有重要地位，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往往是民事争议解决的前提，不解决前提问题，争议也无法解决。

第三，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往往并不会直接要求撤销相关行政行为，而是将该行政行为作为民事争议中的证据予以呈现，另一方则以行政行为违法作为抗辩理由，从而将行政争议扯入民事争议当中，使得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成为民事诉讼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2.行政诉讼中涉及民事争议

该类案件的主要特征为：

第一，这类案件的诉讼标的为行政法律关系，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诉讼的起因，民事争议作为该行政行为引发的后果之一，是以附属问题的地位出现的，若该行政诉讼不成立，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那么只能就民事争议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在法律事实上必须具有关联性，在处理结果上相互影响。民事争议作为行政诉讼的附属问题，其裁判结果构成行政诉讼解决的前提。

第三，民事诉讼是由行政相对人主动提起的。该类案件通常是行政相对人一方面因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又认为正是因为行政行为违法导致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了损失，所以一并提起了民事诉讼。

二、民行交叉案件产生的原因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张，现代社会中行政权己逐渐介入到传统的私权领域，由于民法和行政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存在大量相互交叉、重合的情形，这就使得当事人的同一行为有时具备了多重法律属性。伴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出现了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在一起的行民交叉案件。

（一）立法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尚不完善，行政诉讼长期处于附属地位，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诉讼体系。首先，相比其他两大诉讼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还不够完善，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体系。其次，民事诉讼法也把一些民事争议的解决授权由行政机关行使，立法机关通过《民事诉讼法》、《土地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已将一部分民事审判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第三，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案件的规定很少，主要是在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和个别法中有所规定，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不相称，导致操作混乱。

（二）行政权行使领域的不断拓展的因素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治的完善，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不仅包括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还包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就有可能涉及甚至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权益。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的特点，使得许多行政行为成为确定民事主体身份以及权利义务的客观依据和重要证据。

（三）民法和行政法的相互渗透

一般而言，民法和行政法在调整对象、方式、手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某些方面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大部分的行政法律规范是从行政的层面调整社会关系，但是其内容往往与民事法律关系有关。同时，在民事法律规范中，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也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法定程序。由此导致了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的交叉。在某些民事法律规范当中，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法定程序要件。

（四）国家司法制度的规定

我国人民法院内部有着民事法庭与行政法庭的分工，分别用以审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者各司其职。比如在房屋所有权登记中，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房屋登记机关做出的或者应当做出而没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提起行政诉讼，交由行政审判庭处理；如果是要解决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基于房地产而发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则应当提起民事诉讼，交由民事审判庭处理。因此，民事诉讼中必然会遇到行政决定、行政确认等的适法与否问题，从而产生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叉现象。

三、我国民行交叉案件诉讼处理机制的现状

（一）立法规定现状

对于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在我国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也只是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当中的一些规定。目前援引较多的是《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5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即便如此，该规范只能说为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某种借鉴或指引，作为法律依据的提法实有欠准确。

（二）现行处理方式

由于“我国迄今尚无完整系统而又具体的法律规定与实践运作规则，理论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指导性意见”，因此究竟何种民行交叉案件的诉讼处理机制才是最切合中国实际需要的，这仍是一个处在不断探索中的课题。目前，全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并不统一，不仅不同的法院处理方式不同，即使同一法院也没有固定采取某种作法，绝大部分法院都是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没有形成统一、成熟的模式。

1.分别处理

当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发生交叉时，有的法院选择并行处理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这时两种纠纷的解决互不构成审判前提。例如，甲乙相邻，甲认为乙的建筑违章并影响其通风采光，向有关行政机关要求拆除违章建筑，未果。甲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排除妨害；亦可以行政机关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给予行政处罚。若甲在行政诉讼中要求行政机关责令乙拆除违章建筑，在民事诉讼中亦要求法院判决拆除违章建筑，则出现了诉讼请求的重迭。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法院可在民事诉讼中判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在行政诉讼中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即要求乙拆除违章建筑，接受行政处罚等。实践中，采用这类解决方式的法院，在判决前，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也会互相沟通协商，尽量保证裁判的一致性。

2.先行处理

具体分为先行后民和先民后行两种，而且针对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先后顺序问题，学术界和实务部门长期存在争议。我认为，这两种解决方法是可以并存的。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之间谁先谁后的问题是由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的次序决定的。

先行后民，是以行政纠纷的解决为前提的民事案件。在民事诉讼中，行政行为一般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的审查原则进行审查，因为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所以在民事诉讼中，即使查出该行政行为不合法，也不能对其进行撤销或者直接确认违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处理方式是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案件判决后再进行审理。例如，弟弟想要结婚，但是还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所以冒充哥哥，用哥哥的结婚证到行政部门进行了结婚登记，若干年后，由于离婚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发现了弟弟是冒充哥哥进行的结婚登记，所以法院不能直接判处当事人离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应先到行政部门确认结婚登记无效，所以就不存在请求法院离婚的问题。

先民后行，是以民事纠纷的处理结果为前提的行政诉讼。例如，甲乙对一套房屋享有共有权，乙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屋转给丙，丙到房产登记部门要求变更登记。房产登记则认为，房屋是甲乙双方共有，必须在甲乙双方同时到场的情况下，才予以变更，乙不能单独处分。后丙以房产登记部门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甲得知后，认为其作为房屋的共有人，对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且乙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处分房产，请求判决乙丙二人的买卖合同无效。在此案中，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则是判断房产登记部门是否应当履行行政职责的前提，因此应优先处理民事纠纷。

3.同时处理

同时处理包括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目前处理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交叉问题的典型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把几个性质不同但却相互关联的纠纷并入到一种诉讼程序中。这种处理方式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虽然对于此规定是否能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仍有争议，但我认为是可以的。行政裁决是依申请为解决民事纠纷而作出的行政行为，针对行政裁决而提起的诉讼，本身是一种行政诉讼。而在针对行政裁决违法提起的诉讼中，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一方当事人既做为民事纠纷的主体，又做为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此种审理方式实质上也是种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在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纠纷并没有另行提讼，而是把据以产生该行政纠纷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对其进行合法性的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更明确的将行政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包括行政行为证书，视为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加以定位。为民事诉讼从证据角度对行政机关的的行政行为审查提供了依据。圳在实践中，一般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处于证据地位，便可以直接对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行政行为明显违法，以此为依据，可能会影响民事判决的公正性。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红星.民~行政交叉案件审理若干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2，（2）.

[2]李燕凌.论民事诉讼中的民行交叉问题的处理[J].法制与社会，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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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施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合同意识普遍增强，合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首先要搞清楚有效合同、未生效合同、违法合同及无效合同的划分区别，才能保证正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其法律特征合理归责，使当事人对民事权力有合理预期，从而提高交易速度，维护市场交易安全。

有效合同是指依法成立的，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未生效合同是指合同成立后，按照法律规定合同不生效，须等到法律规定的条件成熟后才生效的合同，或者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立。这就是说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事后当事人补办批准登记手续的或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成立的，合同是很可能有效的。合同法增加未生效合同，填补了以前三部合同法在这方面的空白。因此，未生效合同绝不等于无效合同。违法合同是指从合同的构成条件看虽然构成一个合同，但是合同目的、内容、标的或形成违反法律、法规的合同。无效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虽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但由于该合同违反法律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合同。

事实上，由于合同违法的严重程度不同，有的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有的是违反法律、法规倡导性规定，有的是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这样就出现违法合同不一定是无效合同。当合同违法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就没有法律效力，即成为无效合同；而当合同违法只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非强制性规定，即违反倡导性规定或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时，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这时合同叫“瑕疵”合同。所以，违法合同不一定是无效合同，而无效合同必定是违法合同。

当然，违反行政法规的任意性规定、倡导性规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虽然对合同效力没有影响，但并不表明违规方当事人可不承担相应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分清当事人应承担的违法责任与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

二、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关系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批准登记等手续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也不是合同的有效要件，仅仅是合同的生效要件，“生效”是与“不生效”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与“无效”相对应的。因此，“不生效”不等于“无效”。笔者认为，合同的生效与不生效，都是以合同成立作为前提的，如果合同根本不成立，则根本谈不上生效的问题，更谈不上有效或无效的问题。

一些法律、行政法规之所以规定有些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登记手续才生效，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所以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未经批准登记就不能生效。

合同成立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生效是指已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的约束力。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二者区别于：构成的要件不同；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

由此可见，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合同成立主要体现当事人的意志，是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合同生效则体现国家法律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属于法律问题。事实问题通过审判活动和民事证据规划来查明，而法律问题则应当通过适用法律来判断，只有在查明合同成立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确认合同效力的问题。

三、缔约过失责任导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法律适用问题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有过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先合同义务，导致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虽然成立，但不符合法定的生效条件而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所谓先合同义务，系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是指自缔约当事人因签订合同而相互接触磋商，至合同有效成立之前，双方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协助、通知、保护、保密、忠实等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又是介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一种特殊民事责任，其导致合同无效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该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最高不得超过合同实际履行时可以预期得到的利润。

尤其应注意的是，因一方缔约过失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时，受损失的一方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及其请求权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竞合，对此问题合同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受损害人适用对其更有利的请求权提讼，以利其及时获得充分赔偿和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后，如果在一审开庭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不得加以限制。

四、不同效力合同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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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纠纷诉讼；调解

[中图分类号]R-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4（c）-081-03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diative system of medical disputes in our country

ZHOU Yao,ZHANG Yuan

(Law Department of Luzhou Medical College, Luzhou 646000,China)

[Abstract]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has become the tendency of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 in our country for its merit, and has been focused by many scholars. By far, lawsuit is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way in solving medical disputes. But there is a great part of medical lawsuits don't comprise medical malpractice, which just waste justice resources. After reference the experiences outside our country, the author thought there should be a mediation system before the case is referred in our judiciary structure , which is composed ofexperts in law and medicine fields.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Medical dispute suit;Mediation

医疗纠纷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 医患双方由于医疗合同关系而发生的纠纷。我国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渠道包括了诉讼、行政部门的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对于后几种，属于近年来比较热门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这对于节省司法资源，节省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减少法庭上双方的对抗，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在现行的制度下，由于公民在法治宣传引导下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受到批评，法律万能的思想被广泛传扬，以及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确立等原因，其适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而诉讼作为法治国家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其具有纠纷的终极解决效力，因此在解决医疗纠纷中诉讼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1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发展的特点

1.1纠纷投诉量急剧上升

近年来随着各种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加上国民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加，各地的医疗纠纷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据报道，北京的医患纠纷案件每年都在以10％~20％的速度递增。截至2006年11月30日，北京市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达1 233件，比2005年全年受理案件多出400余件。据宁波市的数据显示，宁波市在2006年各医疗机构共接待医疗纠纷投诉950起，共计725人次医务人员在146起纠纷中被围攻，96人次被殴打。大小医院支付给患者的所谓补偿赔款更是每年攀升，2004年达到1 700余万元。

1.2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医疗纠纷数量增长迅速

据某地区三级医院2003～2006年解决的医疗纠纷数据分析，在2003~2005年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分别为16、18和22例。医疗纠纷中经诉讼程序解决的比例为18．31％，可见大约每5例医疗纠纷就约有1例通过诉讼解决。 据报道，北京市2004年发生医疗纠纷约8 000起。其中全市经过诉讼程序解决的医疗过失争议案件占全部医疗纠纷的20％~21％。

1.3量的上升与构成医疗事故的数量上升不成比例

虽然近年来医疗纠纷的数量大幅度上升，而在这些纠纷中，真正存在医疗责任、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例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来自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对其附属医院近年来医疗纠纷发生情况和鉴定情况的统计，证实该院近年来鉴定为医疗事故案例的数量还比前几年减少了。按照我国学者的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真正属于医疗事故或者医疗过失的只有10％～20％，约40％属于医疗中的无过错行为，如患者本身的特异体质、不可避免的并发症等，其他的属于服务态度，对医疗过程不理解和对服务态度不满意的问题。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疗纠纷在不断增加，医疗纠纷的诉讼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比例却是在降低。即那些医疗机构没有过错的纠纷发生诉讼的话，医疗纠纷诉讼赔偿最后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2国外及台湾地区构建审前调解制度考察

传统上，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是由第三人在法庭审理外调解或者仲裁当事人纷争的方法，发源于美国，现已在许多国家广为流行，成为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的潮流。由于医疗纠纷具有的专业性、日常性等特点，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审前的调解制度来对进入诉讼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分流，如法院附设ADR，日本的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以及美国的各种法院附设ADR，当事人也多数选择此种程序来解决医疗纠纷。

2.1日本的调停制度

日本是近现代开发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较早，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之一。二战前日本制定了一系列调停法，战后在总结的基础上于1951年制定了《民事调停法》，将除家事和劳动争议以外的各种调停制度加以统一，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民事、家事两大调停制度。它与我国的调解制度都属于传统型的纠纷解决方法，就其主体应归于法院附设的诉前调解。它为当事人回避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具有迅速、简易、费用低廉的特征。

2.2美国

美国一些法院附设仲裁和调停等第三人解决纠纷，附设在法院的调停(mediation)即是第三者居中说和，使当事人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法官不参加调停，但其程序根据法院的规则来决定，有时案件必须交付调停。调停员是从调停名册中选出原告调停员和被告调停员，再选出中立调停员，共3人组成调停委员会。当事人向调停委员会提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主要争点和有关的证据，调停员在归纳调停方案后向当事人进行通知并要求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同意或反对，如果拒绝，案件就转入法庭审理。拒绝调停的当事人如果没有得到比调停更为有利的判决时，由他负责调停以后的对方当事人所支出的诉讼费用（有的州法院并非如此）。

2.3台湾地区

法院调解。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03条第1项第7款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或医疗纠纷发生争执者于前应经法院调解。”也就是说所有的医疗纠纷案件在正式进入审判之前要先行由法官与调解委员会调解，这就是法定的强制调解。

3对医疗纠纷进行审前调解的必要性

我国的调解制度不断地发展完善，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主要审判方式，为解决民事纠纷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代审判技术的引入，国民对自身权利意识的增强，诉讼中“和稀泥”似的调解制度曾遭到过质疑和否定。随着司法垄断纠纷解决的缺陷日益明显，2004年8月最高法院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重新确立了调解在诉讼中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2004年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讲到：“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要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的原则，尽量通过诉讼调解达到平息纠纷的目的。”调解的重要作用才再次凸现出来。而调解作为医疗纠纷的重要解决渠道，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审前的司法调解，其益处是很多的，至少包括以下几点：①医疗纠纷专业性强，法官懂法却不懂医，更多还是靠医疗鉴定结论，因此，通过开庭审理的渠道解决，其公正性并不会有显著的增加。②由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往往审理一个医疗纠纷的案件需要耗费比一般案件更多的资源，如相关鉴定人的出庭费用增多、审理期限延长等。而通过审前的调解，能减少真正进入到诉讼中的医疗纠纷的数量，节省有限的资源。③节省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进行诉讼是一个高成本的活动，它要遵循烦琐的程序和严格的步骤，如果双方通过调解就解决了纠纷，不必再耗时耗力地去进行诉讼，显然是降低了解决纠纷的成本。并且，由于司法调解具有终局效力，可以避免当事人在同一事件上纠缠，形成讼累，从面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④纠纷解决时间跨度更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能更快落实，并且减少双方在解决纠纷时的对抗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但现行的调解模式却是强调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由法官所采用，这样一来所有的案件都能毫无阻拦地进入到诉讼程序中，这对于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并且，由案件的主审法官进行在诉讼的过程中进行调解在理论上也有缺陷，因为法官既是一个审判者，又是一个中立的调停者，但是他的审判者的身份就使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在其主持下达成合意，往往其中立调停者的身份就不是非常确定，而是带有审判者的强制性，使得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主张，否则可能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因此，这样的调解也就将“合意”、“自愿”一定程度上扭曲了。

因此，对现行的调解制度设计，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在现有的司法结构下，类似国外的法院附设ADR的模式，在法院内设立一个单独的调解机构，作为我国司法ADR的制度之一，解决医疗纠纷。

4重构我国审前的医疗纠纷司法调解制度

审视我国现行诉讼中调解机制的缺陷，我们应当建立起一个合法的、合理的、高效的调解机制，使调解真正成为当事人自治处分权利和平等协商对话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建立纠纷调解机制，笔者的初步构想如下：

4.1法院内设立一个独立的纠纷调解处

这样的调解处在法院内应当是独立办案的，在案件立案后，案件即应从立案庭移送到调解处，由相关的专业人员对案件进行及时地分类处理。

4.2调解员的人选

只有在调解员独立于审理本案法官的情况下，调解本身才能够被认为在形式上是中立的，是独立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的。针对以往调解员仅包括审判人员的缺陷，在法院内部设立独立的调解处后，调解员应该包括法律专家和医学专家，必要时也可包括卫生行政部门的人员和非本案主审法官的法院内的其他法官。

对调解员可以建立调解员信息库，并向纠纷当事人公开调解员的资料，当事人双方可以共同来选择案件的调解员。对强制性调解的医疗纠纷案件，如果双方当事人并没有选择的，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来指定。调解绝不是随意地“和稀泥”，而是在事实基础上，依据相应的法律及医学规则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和。只有在对医学专业及法律专业问题都清楚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案件进行合法、合理的解决，让双方当事人在规则的尺度内互相让步，从而达成一致的认识。当然，这些人员并不需要每天在法院工作，只是在遇到医疗纠纷案件时才召集到一起来。

4.3调解的时间限制

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快捷、简便的途径，当然不能在时间上无休止的拖延，因此在时间上应当有所限制。《民事诉讼法》规定纠纷立案后，人民法院应当在5日内将状送达对方当事人，被告则应在15日内提交答辩状。那么，为了与现行的法律规定相一致，法院组织调解应当在被告答辩期满以前，调解的时间不能超过7天，如果调解不成应立即转送到业务庭进行办理，这样也没有干扰正常的诉讼程序。

4.4调解制度的相关费用

这样一个调解处的职责应当是对已经立案的案件进行调解，当然，可以以当事人申请和强制性的审前调解相结合。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如：医疗纠纷、环境纠纷、专利纠纷等，要求必须先进行调解，对其他的一些案件可以由当事人申请来启动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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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3年3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原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360”）诉被告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共同简称“腾讯”）垄断纠纷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1法院认定360错误地定义了涉案“相关市场”，同时认定腾讯在涉案相关市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驳回了360关于腾讯构成滥用其在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违反《反垄断法》2相关规定的全部诉讼请求。

国内媒体对此案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业界普遍认为原告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过高，特别是在涉及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更是如此。

本文就中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进行分析，并且尝试分析业界关于原告举证责任过高的批评是否客观。

中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4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包括反垄断民事诉讼，其基本的举证原则依然是：原告应当为其诉讼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被告则需要为其抗辩主张或者反诉请求提供相应的证据。

 

 

二、垄断协议纠纷

 

（一）法律规定《反垄断法》将垄断协议定义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5垄断协议事实上包括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这两种类型。横向垄断协议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包括“固定商品价格”、“限制商品产量”或“分割销售市场”等条款的协议。6纵向垄断协议则是指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达成的包括“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等条款的协议。

根据前述“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原则，原告需要在涉及垄断协议纠纷的民事诉讼中举证证明涉案协议属于《反垄断法》所列举的垄断协议类型之一。

例如，原告必须举证证明横向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中固定了商品价格，或者经营者在纵向协议中向其经销商强加了转售商品价格的限制性条款。

根据《反垄断法》第15条的规定，不管是横向垄断协议还是纵向垄断协议，如果该协议具有提高经营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促进竞争效果等情形的，都可能被《反垄断法》豁免。该条本身就对举证责任进行了分配，因为其明确表述“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13条、第14条的规定，也即，如果作为被告的经营者希望法院适用该条款给予豁免，则相应的证明责任在于作为被告的经营者一方。

此外，如上所述，《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

的定义表明，垄断协议必然是一种“排除或限制竞争”

的协议。《反垄断法>将其作为垄断协议的定义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单独予以规定。

换句话说，《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原告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是否必须证明涉案协议具有限制或排除竞争效果。

（二）横向垄断协议纠纷由于横向协议是在生产或者销售过程中处于同一市场的经营者（即相互处于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对于竞争的危害程度往往更大；而纵向协议是指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处于不同市场的经营者（即相互之间不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只有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竞争问题。所以通常情况下可以推定某些横向协议当然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而纵向协议则并不必然具有这种效果。如果法院在垄断协议民事纠纷中一味要求原告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那么对于只涉及到横向协议纠纷的原告来说举证负担会过于沉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9（简称“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与涉及到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的专利侵权诉讼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非常类似，都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首先，上述规定只针对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件；其次，它仅仅适用于《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中第（一）项至第（五）项所明确规定的垄断协议，而并不包括该款第（六）项中所规定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只有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才能由垄断协议纠纷的被告来举证证明其涉案协议不具有排除l郏艮制竞争的效果。

（三）纵向垄断协议纠纷针对纵向垄断协议的举证责任，最高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表态。相反，在最高院出台上述司法解释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曾经明确规定：

证明纵向垄断协议具有限制、排除竞争效果的责任在于原告方。但是业界认为：涉及横向垄断协议纠纷的民事诉讼中，最高院明确规定了证明涉案协议不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效果的责任在于被告方，而针对纵向垄断协议纠纷的民事诉讼则没有提及，言外之意是原告必须举证证明该类协议具有限制或排除竞争的效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最高院明确表明，对于纵向协议则需同样适用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原则，因为关于纵向协议是否限制竞争的效果是不明显的，所以原告必须举证证明纵向协议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效果。

强生案中的核心法律问题也涉及到纵向协议是否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在这个案件中，强生的一个经销商北京瑞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作为医疗器材制造商的强生，声称强生在他们之间的分销合同中限定了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该条款属于垄断协议条款。2012年5月，尽管法院认定该分销合同确实包含了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条款，而且当强生发现该经销商以低于其限定的最低价格销售其商品时终止了该分销合同，但是法院还是做出了有利于强生的判决。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案所涉及的垄断协议属于纵向垄断协议，因此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前述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条款具有排除或限强生案中的核心法律问题涉及至n纵向协议是否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从法院的判决结果看来。法院认为原告应当举证证明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条款具有排除或B艮韦4竞争的效果o。

制竞争的效果，然而作为本案原告的该分销商没有成功的举证这一事实，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败诉后果。

 

 

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纠纷

 

（一）法律规定《反垄断法》自身没有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民事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但是最高院的上述司法解释明确了原告应当承担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而被告则需要为其行为具有“正当理由”进行抗辩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现有法律规定的内在逻辑，证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必须首先界定“相关市场”。

（二）相关市场的界定中国采用了国际惯例来定义相关市场。《反垄断法》

第1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由此可知，相关市场包括相关产品范围以及相关地域范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对于如何定义相关市场作了清晰的规定。”在以往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虽然只有极个别法院明确引用了指南的规定（如：腾讯案以及湖州白蚁防治案”），但是中国法院都基本遵从了上述指南所设定的原则。

实践中，对于相关市场的准确界定被证明是对于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主要挑战之一¨1。最明显的案例就是腾讯案，该案的一审法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分析各方当事人关于相关市场的争论。对于相关产品市场，腾讯案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到即时通讯包括社交网站以及微博，因此涉案的相关产品市场应该比原告所主张的相关产品市场更为宽泛。换句话说，腾讯案的一审法院实际上认为原告错误地界定了本案的相关产品市场或者说原告没有成功举证证明“综合性的即时通讯产品及服务”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产品市场，虽然本案原告提交了专家意见支持其关于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但是法院并未采信这一专家意见。

在类似于腾讯案的另一个案例，即中国网通案中，“李方平起诉中国主要的电信经营商之一中国网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李方平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李方平没有成功举证证明涉案相关产品市场就是其主张的固定电话、小灵通和ADSL服务市场。法院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固定电话、小灵通和移动电话以及ADSL上网和无线上网之间存在很大的可替代性。另外，在北京书生诉盛大案中，15原告主张被告滥用了其在“中国网络文学”相关市场上的市场支配地位。上海高院认定，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同时提及“网络文学”和“原创网络文学”市场，因此认定原告没有清楚的界定涉案的相关产品市场。”

关于相关地域市场，腾讯案中的法院同样也驳回了原告所主张的涉案相关地域市场应该是中国大陆市场的主张，反而认定涉案地域市场应该是全球市场。”

综合上述案例可知，原告需要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相关市场就是法院最终所应该认定的相关市场，否则后续的分析以及主张都会建立在其错误的相关市场基础之上，毖然也不会被法院所认可。比如，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国内外其他法院或者反垄断机构在以往案例中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情况。

例如一些决定中关于商务部在审查经营者集中时所采信的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这些决定在商务部的网站上可以获得。”在大量的案例中，商务部的决定清楚地界定了相关市场。在腾讯案中，法院同样明显依赖了关于及时通讯领域中的一个经营者集中的决定——微软收购Skype案——这个欧盟委员会而不是商务部的决定。类似地，当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违反《反垄断法》时，原告互动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互动百科脓靠了北京中、高两级法院在唐山人人诉百度案”中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20另外，原告可以寻求专家证人的帮助，例如，经济学家，给出他们针对相关市场界定的观点。然而，在上述提及的案例中，原告往往并没有穷尽所有这些可能的取证方法来界定相关市场，而仅有腾讯案的原告提供了专家意见，虽然一审法院并未采信该专家意见。

（三）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规定了一些具体的关于如何认定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评估方法。其第17条第2款以“定性的方式”定义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

“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反垄断法》第18条进一步列举出了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考量因素，而第19条则规定了几种推定经营者具有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其中就包括“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即可推定其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这种情形。

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于原告来说可能是最艰难的任务。例如在腾讯、百度、盛大以及中国网通等案件中，所有的法院都没有认可原告关于相应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张。除腾讯案外，上述案件中的法院都认定原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应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腾讯案中，法院在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之后认定腾讯不具有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前述四个案件中的原告都试图主要依靠《反垄断法》第19条所规定的如果“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来推定涉案被告具有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

然而，百度案以及盛大案的法院都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法院应该适用上述推定规则。

在百度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没有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因为原告主要依靠两种类型的证据，诸如媒体的文章（发表在中国证券报以及咨询公司网站上）以及百度自己网站的摘要。法院认为，这种证据材料不能说明其计算被告市场份额的方法和基础数据。类似地，在盛大案中，原告提供了网上获得的市场宣传材料，上海一中院认为那些市场宣传材料的准确性不能得到认定，并因此认定该类证据是不够充分的。21相反，在华为公司作为原告诉InterDigital的垄断纠纷案件中，华为成功地证明了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22实际上，InterDigital案是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它涉及到标准中的必要专利。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使得该必要专利权人处于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因此法院认为无需再进行进一步分析。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案件中，原告关于被告是否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就相对较低。类似地，原告在陕西数字电视垄断纠纷案中也获得了胜诉，该案中原告同样主张被告具有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在这个案件中，被告被认定为在法院所认定的相关市场——即陕西省有线电视传输服务市场上具有100％的市场份额。24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发现其他经营者要进入有线电视传输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非常高，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有线传输网络以及巨额的投资。同样，在湖州白蚁防治案中，浙江高院认定了被告具有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因为该案被告是在湖州地区经过政府备案而提供白蚁防治服务的唯一公司。该法院认定，由于本案被告是该相关市场的唯一经过备案的服务商，其在该相关市场占有100％的市场份额。根据《反垄断法》第19条所规定，单一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超过50％时就可以推定其在该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法院认定本案可以适用该规定而推定该案被告具有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第19条所规定的推定是一条证明相关经营者具有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捷径。

这一规定允许原告集中精力证明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这个单一因素即可，尽管《反垄断法》本身同时规定了市场份额仅仅是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参考因素之一。虽然这一推定规则降低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但是很多原告依然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笔者认为部分原因可能是原告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更有利的证据，许多原告仅仅是通过互联网而打印相关的网页作为证据。然而几个法院都相继认为网络证据不足以证明特定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有许多专业的市场分析家，他们拥有很多关于相关市场以及市场参与者的有益数据和信息。例如在InterDigital案中，原告提供了一份分析报告，而且深圳法院也在判决中多次引用了该报告中的数据。简言之，笔者认为在许多案件中，原告没有成功证明被告的市场支配地位，至少是部分归咎于原告自身缺乏足够的投入和准备。

（四）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反垄断法》第6条原则性地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同时，该法在第17条第1款中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各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情形，包括：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等。

根据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25事实上，在以往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法院也将被告是否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相应的原告来承担。

相较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明责任，原告举证证明被告“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一些。例如，在中国网通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涉案被诉行为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这就意味着该行为是潜在的“滥用”。在腾讯案中，广东高级人民法院更进～步，认定腾讯的涉案行为属于限定交易。这一认定格外让人意外，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腾讯在相关市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也就排除了对于《反垄断法》第17条的继续适用。然而与司法经济性相左，法院继续分析了腾讯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行为。经过法院分析后，法院认定腾讯的涉案迫使用户“二选一”的措施使得360的竞争性反病毒软件不能与其QQ即时通讯服务相兼容（而360主张腾讯在该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腾讯的上述措施构成了不合理的限定交易（但是不属于非法搭售行为）。

相反，百度案中，法院认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百度的行为属于歧视对待或者构成“强迫”，因此百度不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滥用行为。原因在于法院认定百度的涉案被控行为至少部分是合理的，百度具有正当理由。在盛大案中，一审法院则认定原告没有举证证明盛大从事了任何限定交易，并进而分析盛大的涉案被诉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是正当、合理的。”

（五）正当理由根据《反垄断法》规定，除了第17条所列的第一种滥用情形（即，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情形）之外，其他所有该条列明的滥用行为都可以存在正当理由而进行抗辩。《反垄断法》本身没有规定谁承担“正当理由”抗辩的相应举证责任，但是“正当理由”作为一个抗辩概念，显然就意味着被告应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进行了明确地确认。27在以往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例中，很多被告都利用证明其涉案被控行为存在正当理由而非常成功地避免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百度案和盛大案中，法院都认可了被告关于其实施涉案被控行为具有正当理由因此不构成滥用的辩解。在中国网通案中。法院同样认为被告对于不同用户采取不同的策略具有合理性，被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信用风险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在腾讯案中，法院对于腾讯实施被控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有意思的是，法院参考了《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中的“正当防卫”以及“紧急避险”概念。最终，法院认定腾讯所采取的涉案被控措施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法院特别指出，腾讯所采取的反制措施的最终指向目标是QQ用户而不是360本身，意味着腾讯所强调的这种自力救济的直接反击对象是错误的。

 

 

四、推定的适用

 

如上所述，许多业内人士都认为在中国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过高。针对这种呼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上述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规定了一些适用推定的情形，从而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一方并以此降低原告的举证责任。

（一）垄断行为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前面已经提到，司法解释第7条要求被告在横向垄断协议纠纷中举证证明其构成《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的卡特尔式的相关行为不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效果。

在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协会案中，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的成员签订了《自律公约》同意它们的服务费不低于某一最低收费标准。”一审法院以及二审法院都以涉案协议并不具有明显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是，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涉案固定最低价格的《自律公约》具有严重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的效果。

虽然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协会案的一审判决是在反垄断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做出的，但是二审判决是在反垄断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做出。在该案判决中，一审法院明确认为在反垄断民事诉讼方面目前还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定。30因此，如果反垄断司法解释被一许多业内人士都认为在中国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过高。针对这种日乎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7上述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规定7一些适用推定的情形。

从而将举证责任转移至n被告一方并以屹降低原告的举证责任。”

审或者二审法院充分适用，该案就这一特定争议点的认定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

（二）公用企业和依法垄断者的市场支配地位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如水、电的供应商等）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如食用盐、烟草供应商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是该条款同时允许被告提交相反证据来推翻上述推定。

即便如此，这一推定也并非自动适用，因为该规定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法院在考虑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基础上作出上述推定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在陕西数字电视案中，由于反垄断司法解释当时已经颁布实施，所以法院多次引用了该司法解释。当法院在评估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西安中院认定涉案有线电视传输服务市场属于省级专营业务。

毫不奇怪，法院认定被告是该相关市场中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和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因此被告在涉案相关市场具有100％的市场份额。

很有意思的是，根据本案公开的信息，该案并没有适用司法解释第9条，虽然陕西省有线传输运营很可能是属于公用企业的自然垄断或者依法进行的合法垄断。

（三）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自认反垄断司法解释第10条允许原告将被告自己对外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这种情形在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又被称作“自认”。

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如果被对方当事人明确承认的，进行相关陈述的当事人可以免除证明其所陈述事实的鞘Ⅱ责任。”如果来自公共领域的信息能够表明被告自身宣传其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那么法院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认定被告具有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除非被告能够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推定。因此，这一规定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一种推定（有效实现了举证责任的转移）。

在百度案中，该案判决做出时间早于反垄断司法解释的出台。二审法院特别指出，因为现在没有关于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问题的特别安排，所以本案应当适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上述司法解释能够适用于百度案。

也许原告在主张被告具有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已经提交了百度自己在其网页上宣称百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具有超过50％的市场份额的证据，而且原告主张百度的这一宣称已经符合《反垄断法》中根据单一经营者市场份额超过50％就可以推定其具有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条件。法院在该案中拒绝了这一推定方法，认定网络打印件不足以信赖，因为法院认为百度公司所认可的内容，不仅事关其作为本案当事人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关乎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及经济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适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自认”

的规则而免除原告唐山人人公司的相关举证责任。法院的意思似乎是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者往往都为了商业目的而倾向于夸大陈述其市场地位。

在东风日产案中，原告也提交了被告的自认证据来主张被告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该案中，原告给被告客服代表打电话并且将电话交谈内容进行了录音。然而，长沙中院没有认可这一自认证据，理由是被告客服人员的电话咨询既不是被告公开的财务信息，也不属于公开的市场占有信息，因此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这种经由经营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必然产生民事诉讼中自认的法律后果。”

结论反垄断民事诉讼在中国开始得相对较晚，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基本被全部驳回。多数情况下，法院都认定原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其诉讼请求。仅单纯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司法实践似乎表明中国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确实比较高。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结论并不完全客观，或者说至少下结论太早。理由是，在很多案件中，诉讼当事人似乎并没有充分利用一切可以穷尽的手段来准备或者获取相应证据。例如，在中国网通案中，原告仅仅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证据，如少许的第三方网络打印件以及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证据。事实上，中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允许原告通过很多种其他渠道获得证据，例如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法院证据保全、申请专家证人或者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等等。然而在既有的案例中，笔者很少看到有原告通过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司法鉴定、或者申请专家证人等借助外力的方式来取证。因此，既有案例虽然反映出原告败诉的主要原因是原告没有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客观上却不能排除是由于原告并未穷尽现有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下一切可能的举证手段进而导致其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篇10

关键词：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

1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分类

1.1 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此类案件通常出现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是因民事纠纷而引起的诉讼。在此类案件中，民事争议的解决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行为即成为民事争议处理的前提条件。

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时，法院首先要解决该抽象行政行为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在当前法律规定的框架那，抽象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遇到这种情况时，法院也只能就抽象行政行为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而不能进行实质性审查。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当事人主张事实的证据或者抗辩理由时，法院也须解决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例如，在某宅基地纠纷案件中，原告诉被告侵犯其宅基地使用权，并拿出宅基证，而被告称原告所持的宅基证系违法办理，这时，宅基证就成为了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关键依据，法院就必须先解决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例1）。

这类争议案件是因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引起，从本质上讲，属于民事争议案件的范畴，它通常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只是由于行政行为的介入，使其内容变得更加复杂，不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此类民事诉讼便无法解决，行政行为在这类案件里具有重要地位，它是民事审判的前提。

1.2 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这类案件中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可以分开审理，因为它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存在内在的交叉性。它既有民事案件的内容，又涉及行政案件的范围，但行政争议处于核心地位。该类案件通常出现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争议解决必须以民事争议的解决为前提，它是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请求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的诉讼形式。

例如，在某行政诉讼中，原告请求确认房管部门颁发给被告的房屋所有权证系违法，该房应系其所有，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被告答辩原告已将该房出售给其。这时候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经取决于原被告之间房屋买卖行为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例2）。

1.3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此类案件，是指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之间相互独立的案件。例如，甲单位在建房时超过规划部门批准的范围建设围墙，影响邻居乙居住的通行。乙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对甲予以处罚；同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甲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例3）。此类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对独立，一案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对另一案的处理。法院完全可以分开审理，分开审理时一案可不以另一案件处理结果作为定案的依据。

2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处理程序

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解决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应当分别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但是，当一个案件涉及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纠纷时，究竟应当适用何种诉讼程序，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至于审判人员在面对像上述案例的案件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36条则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这条规定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解决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主要程序法律依据。因此，实践中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况分别处理。

2.1 当因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就实行“先行后民”，中止民事诉讼。

如在例1中，被告是否侵犯原告宅基地使用权，取决于原告所持有的宅基地所有权证书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先行后民”，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诉讼处理完毕后再依据行政诉讼的结果审理民事诉讼。

2.2 当因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引起的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就实行“先民后行”。

如在例2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原被告之间房屋买卖行为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就需要实行“先民后行”，中止行政诉讼，先就该合同进行审查，作出民事裁判，然后再以民事裁判结果作为行政诉讼的依据作出行政裁判。

上述的处理方式即当民事和行政案件出现交叉的情况时，民事和行政谁是基础谁优先审理。当民事是行政的基础时，优先审理民事案件；当行政是民事的基础时，优先审理行政案件。

2.3 当因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引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会引起矛盾，也不会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没有因果关系时，即不会影响两种诉讼顺利审结时，就实行“行民并行”的原则，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分别进行审理。例3中所述的案件即属于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