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纠纷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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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导致新类型劳动合同纠纷增多，《劳动法》对其的调整已力不从心。对于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别、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规定或者规定并不明确，对此，学术界及司法界应作深入探讨。

关键词：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实际履行

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在我国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就目前审判实践而言，法院处理劳动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及劳动部颁布的相关法规。而客观事实是，尽管我国已经颁布了《劳动法》，劳动部又颁布了大量的劳动法规，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时期，劳动用工制度及相应配套措施正处在急剧变化之中，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新类型的劳动合同纠纷层出不穷，现有法律、法规对日趋复杂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调整已明显地力不从心，法律调整的漏洞也日渐显现。这增大了法官正确处理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难度。

一、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的正确认定

劳动合同又称劳动契约，我国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劳动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言之，凡一方对他方负劳务给付义务之契约，皆为劳动合同。举凡雇佣契约、承揽契约、居间契约、出版契约、委任契约、行纪契约、运送契约、合伙契约等皆属之。由是观之，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乃是包容关系，但应当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劳动法》所称的劳动合同（或曰劳动契约）并非前文所称的广义上的劳动合同，乃是狭义上的劳动合同，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目前，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尚未规定雇佣合同，而在审判实践中，雇佣合同纠纷已普遍存在，由于雇佣合同在表象上同劳动合同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便为此合同与彼合同的正确界定增加了难度。合同性质的不同，必然导致适用法律的不同，以及当事人利益的不同，因此，对两者进行差异性比较，无疑会对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按照我国学者的观点，雇佣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法律上明确区别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以德国劳动法为代表，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的相同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择其要者言之，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均以当事人之间相对立之意思之合致而成立；两者均以劳动之给付为目的；两者均为双务有偿及继续性合同。正是由于两者具有如此的相同之处，才导致审判实践中对两者的区分极为困难。但实际上，两者还是具有明显的差别的，也正是由于两者存在差别，法律上才分别规定了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

首先，雇佣合同是一方给付劳动，另一方给付报酬的合同。其纯为独立的两个经济者之间的经济价值的交换，雇主与雇员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当事人之间是彼此独立的。而我国《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则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在对他方存有从属关系的前提下，向他方提供职业上的劳动力，而对方给付报酬的合同，其特点在于当事人双方存在着特殊的从属关系-身份上的从属性，因此，劳动合同更强调一方的有偿劳务的给付是在服从另一方的情形下进行的，这种从属关系常因特殊的理由而成立。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其不得不处于用人单位的指示监督之下而给付劳务。劳动力与劳动给付不能与劳动者本人分离，劳动者本人在承受劳动的同时进入高度服从用人单位及其意思的从属的关系。正是由于劳动合同以当事人之间存有从属关系为条件，因此，劳动合同才被称为特殊的雇佣契约或曰从属的雇佣契约。基于这种身份上的从属关系，劳动者有义务接受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指挥，并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当然，我们强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从属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为所欲为：第一，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所为的工作不得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的义务范围；第二，用人单位的所作所为要受到《劳动法》的约束，如果用人单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劳动者可以请求有关部门处理。

其次，合同的主体不同，劳动合同的主体具有特定性，一方是用人单位，一方是劳动者，根据有关劳动法规，用人单位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中国境内的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而雇佣合同的主体则主要为自然人。

再次，劳动合同调整的是职业劳动关系，而雇佣合同调整的是非职业的劳动关系。

正确区分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事人的保护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第一，合同性质的不同导致解决纠纷所适用的程序不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因雇佣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其权利受到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如果是因劳动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一方可向人民法院，就是说，仲裁是人民法院受理劳动合同争议的前置程序，而且，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6个月，可见，两者的时效期间的长短不同，而且，雇佣合同的时效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时效中止和中断的规定。劳动合同的仲裁时效不存在中止和中断的问题，非基于不可抗力或正当理由，超过时效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因此，合同性质不同，对当事人的保护便不同，这也说明：正确划分合同类型，对当事人关系重大。

第二，两者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条款的约定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协商的余地，除非雇佣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否则，当事人可以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条款充分协商。而劳动合同则不同中，国家常以法律强制性规范规定劳动合同的某些条款，干预合同的内容的确定。以合同的解除为例，在雇佣合同中，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和时间，雇主解除合同是否提前30天通知雇员，由当事人自主约定，法律并不干预；而劳动合同则不同，用人单位只有在具备劳动法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时，方可解除合同，而且单方解除的须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未提前通知的，视为合同未解除。再如，工资的支付，在雇佣合同，当事人有权约定雇主支付工资的形式，既可以约定以人民币支付，也可以约定以其他形式的支付手段（股票、债券、外币等）支付工资；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按年或按日支付。而劳动合同则不同，用人单位必须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工资。

第三，处理争议适用的法律不同。当事人因雇佣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的，法院处理此类纠纷所适用的法律是《民法通则》。当事人因劳动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的，法院处理此类纠纷所适用的法律是《劳动法》，只有在《劳动法》对有关问题未规定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民法通则》。

第四，责任后果不同。因雇佣合同不履行所产生的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而劳动合同不履行所产生的责任不仅有民事责任，而且有行政责任。

第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同。劳动合同的履行体现着国家对合同的干预，为了保护劳动者，《劳动法》强加给用人单位以过多的义务：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大病统筹、失业保险。这是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得由当事人协商变更。而雇佣合同的雇主则无义务为雇员缴纳养老保险、大病统簿、失业保险。

在审判实践中，正确区分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由于工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制，下岗职工渐趋增多，下岗职工迫于生计需要再就业，但他们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原单位仍在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金并发放生活保障费用，即下岗职工仍在享受原单位的职工福利；同时，下岗职工往往又找到了新的单位并与新单位签定了合同。那么，一旦下岗职工与原单位或新单位发生争议，应当如何处理？我们认为，由于下岗职工的保险及福利费用仍由原单位缴纳，而原单位因效益不好又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下岗职工与原单位的劳动合同并未解除，只是劳动合同关系的变更（这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情况下的变更），因此，下岗职工与原单位间的争议，仍是劳动合同争议，应当依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而新单位讲求效益，希望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下岗职工因为有原单位为其缴纳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新单位不负担其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因此，新单位与下岗职工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雇佣合同关系，一旦发生争议，其争议应按照雇佣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

《劳动法》第31条规定之评判《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从合同法理上讲，此条实际上是赋予劳动者以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1]《劳动法》做此规定的目的，我国学者多认为主要是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维护劳动自主的权利。但从民法理论和审判实践来看，这一规定有悖于法理。

第一，对《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法律性质。

学者多认为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劳动部1994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也将此解释为劳动者的辞职权。一般言之，权利就是自由，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当做的事情。如果法律对权利的行使没有加以限制，那么该权利则得以由权利人自由行使。《劳动法》第31条除规定劳动者解除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外，对劳动者辞职权的行使未做任何限制，因此，劳动者可任意行使此权利，然而，殊不知，这一权利的授予却在有意无意间损害了劳动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的利益，换言之，劳动者辞职权的行使是以牺牲用人单位的利益为代价的。依合同法原理，合同的单方解除是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的行为，它不必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要解除权人将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直接通知对方，或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向对方主张，即可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然而，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是，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在当事人间便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信守，及时、适当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信守是我国法律所确立的重要原则。只有在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情况下，合同继续存在已失去积极意义，将造成不适当的结果，才允许解除合同。这不仅是合同解除制度存在的依据，也表明合同的解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便是违约，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不产生违约责任。由于《劳动法》第31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劳动者以任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这无疑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众所周知，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从时间上划分可分为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其中尤以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为常见，依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不约定终止日期的劳动合同。由此可推知，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规定合同有效的起止日期的劳动合同，就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言，由于当事人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的履行期限，基于合同法原理，约定了履行期限的合同，非经当事人协商或法定解除事由的出现，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系属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责任，但是，《劳动法》不附加任何条件地赋予劳动者单方合同解除权，这无疑是认同了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的有效存续期间内任意单方解除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只需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即可），这便造成了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基于劳动合同的约定，在合同有效存续期间内，劳动者单方擅自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有权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不得提前解约是劳动者应负担的义务；而根据《劳动法》，提前解约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辞职权），那么，提前解约，究竟是劳动者的权利还是义务？如果认为提前解约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这对用人单位无疑是不公平的，这会导致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期限条款只能约束用人单位而无法约束劳动者的现象发生，这会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内可以随意解除合同，这将使用人单位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的缺员威胁。相反，如果认为不得提前解约是劳动者的义务，那么，该义务将与《劳动法》的规定相违背。综观各国合同立法，虽有当事人单方解除权的规定，但当事人单方解除权的行使，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或言之，须符合法定的条件，而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单方解除权的行使不加任何限制，这极有可能导致劳动者单方解除权的滥用，特别是在“跳槽”现象普遍的今天，如果任由用人单位的员工特别是掌握某些专门技术的高级技术人员行使单方解除权（如软件公司开发人员的单方解除合同等），常会使用人单位处于措手不及的境地，因为只要员工提前30日书面通知了用人单位，那么用人单位只能坐视员工的离去而不能追究员工的违约责任[2]，这将极大地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审判实践中此类案例已多有发生，因此，《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固然会重点保护劳动者，但却与合同法原理不合，它使用人单位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严重地失衡，违反了公平原则，确有修改之必要。

综观各国劳动合同解除的立法，多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纳入同一调整范畴，同等授予权利，施加义务，使双方在解除合同方面地位、能力平等，例如《日本民法典》第627条规定：当事人未定雇佣期间时，各当事人可以随时提出解约申告。于此情形，雇佣因解约申告后经过两周而消灭。《意大利民法典》第2118条规定：对于未确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任何一方都享有在按照行业规则、惯例或者公平原则规定的期限和方式履行了通知义务之后解除合同的权利。与此同时，各国法律均规定，单方解除权不适用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外国法之立法体例，实值我国借鉴。

第二，《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还是条件，有待法律明确规定。

条件和程序是不同的，条件是成就一个事物的前提因素，具有或然性。程序是行动的步骤、手续及时限，具有可为性。《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提前30日通知”是程序还是条件时至今日尚没有明确答案，劳动部《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l条明确指出，通知是程序而不是条件。但在1995年劳动部给浙江省劳动厅《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复函》中却答复为“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也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有权机关的解释尚且如此，适用人员如何认知便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此外，如果劳动者未提前30日通知，或者劳动者未采用书面形式提前30日通知，那么劳动合同是否解除呢？此类案例在审判实践中已经发生，如何处理此类纠纷将是《劳动法》给法官出的又一道难题。我们认为，劳动合同是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应当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劳动法》在赋予劳动者单方解除权的同时却不附加其他任何条件，实为不当。因此，《劳动法》的该条规定应当修正，一是赋予用人单位以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二是增设单方解除权行使的限制条件。

三、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

实际履行在性质上是一种救济制度，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在大陆法系，学理均将其放在救济制度中作为一种救济手段而论述。实际履行又称为特定履行、继续履行，是指在违约方不履行合同时，相对方请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债务的责任方式。实际履行的真谛，在于它要求合同债务人应当实际地履行合同而不得任意地以赔偿损失来代替履行合同债务。我国《合同法》赋予实际履行制度以一席之地，《劳动法》对此未予规定，但从劳动合同的性质考虑，在处理劳动合同纠纷中适用实际履行原则意义重大。

就用人单位而言，在审判实践中，常有用人单位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提前解除合同的，这在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尤为明显。如果不考虑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单纯从合同角度出发排斥实际履行制度的适用，尽管可以追究用人单位的违约责任甚至令其补偿，但这并不能完全弥补劳动者所遭受的损失，特别是在就业机会少，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如果认可居于优势地位的用人单位任意提前解除合同而仅承担经济补偿责任，那么这将使居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只能坐视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合同。于此情形，劳动者所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追究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责任，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劳动合同纠纷中强调适用实际履行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此制度的适用，并非无的放矢，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须要有违约行为的存在实际履行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当违约情况发生时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它是违约方因不履行合同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作为一种违约责任，当然要以违约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违约行为的发生，那么此时仅是债务履行的问题，债权人有履行请求权，债务人有履行债务的义务，尚属第一次性义务阶段，谈不上作为第二次性义务的强制履行问题。在劳动合同中，能引起实际履行责任发生的违约行为包括：（1）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有权在连续工作满一年后享受带薪年假，而用人单位违反合同的约定，不准劳动者休假，此情况发生后，劳动者要求休假的，应当准许；（2）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未满，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合同没有正当理由的，劳动者如果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判定用人单位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判令其继续履行合同，直至合同期满；（3）基于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福利条件而未提供。

2.必须要由非违约方提出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由于实际履行作为一种救济措施的着眼点在于补救非违约方所处的不利境地，而事实上只有非违约方才真正理解实际履行的实际价值，因此，实际履行制度的适用以守约方提出请求为前提，如果守约方不请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而是要求解除合同，则不发生实际履行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法院能否依职权判令实际履行劳动合同？我们认为，实际履行制度的适用，以当事人行使请求权为前提，是否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取决于守约方的意思，如果守约方认为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自己更有利，则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守约方认为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在经济上不合理，或确实不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则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因此，是否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乃是守约方意思自治的范畴，实际履行的请求只能由守约方向法院提出，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做出。

3.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合同实际履行以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合同为适用条件，如果违约方确实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那么实际履行已失去其适用的客观依据，不应再有实际履行责任的发生，否则无异于强违约方所难，于理于法均有不合。

4.实际履行必须符合劳动合同的宗旨实际履行不得违背劳动合同本身的性质和法律，这是适用实际履行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其他双务合同不同的是：在劳动合同中，实际履行仅发生在用人单位违约的情形下，当劳动者违约时，用人单位不能请求其实际履行劳动合同，这是因为，劳动合同有人身依附性，如果强制劳动者履行劳务，无异于对债务人人身施以强制，这样做涉及侵犯人身自由的问题，与现代社会以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受到保护之基本价值相违背。我国宪法和民法都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受侵害，这也意味着对公民个人的人身不得实行强制的方法，如果法院判令劳动者实际履行劳动合同，势必会侵害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和其他人格权。因此，当劳动者违约时，只能采取要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和支付违约金的办法，以替代履行。

参考文献：

[1]李景森主编，劳动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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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问题

案件受理与否是解决劳动纠纷的前提条件，所以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是相当关键的。一般来说，人民法院在受理这类案件前首先要审查劳动争议是否经过仲裁机构仲裁，未经仲裁机构仲裁，人民法院是不能直接受理的。但是对于当事人依法提出仲裁申请后仲裁机构对劳动争议纠纷迟迟不作受理或在法定的期限内得不到答复，或者仲裁机构在案件的受理后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合理的裁决，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从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是应予以受理此类案件的。

在受案过程中，认定劳动关系是解决纠纷的核心问题。劳动法的目的就是调整用人单位或组织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而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劳动关系都能归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之内。譬如公益事业的劳动，个体户雇佣的临时劳动，都不属于劳动法调整之列。《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合同。可见，劳动关系是一种要式法律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单纯以这点来认定是否有劳动关系存在，必然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也有背于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如果当事人订立了书面合同，法院在立案和审理中也就有据可依，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也较为明确。但是，劳动法规定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不能将其理解成为“必须订立”，更不可将订立书面合同视为确认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事实劳动关系并不存在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况且当前社会上求职找工作难的情况，用人单位往往提出不合理条件，避开订立书面合同。目前，我们从文昌、琼海、儋州、琼山、屯昌等市县劳动用工情况调查分析，如“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等的雇工未订立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聘用的临时工未订立合同也是屡见不鲜。对于这一类型纠纷案件，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不能片面地强调形式，本应以是否订立书面合同作为立案的依据，否则将会出现那些没有订立书面合同而又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告状无门，致使很多的劳动纠纷得不到合法公正的解决。在我们对各县市的劳动市场和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调查中，发现未订立书面合同的占将近一半。特别是私营的饮食店、宾馆、茶艺馆、工厂和商店招聘的职工或服务员，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以订立合同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对于这种情况，法院若以缺乏形式要件为由一概不予受理，则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必要保护，劳动法的立法精神就无从体现。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问题上，也应将事实劳动关系归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如果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仲裁裁决或劳动仲裁部门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当事人诉至法院时，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主要强调的是凡由行政部门或企业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劳动仲裁机构应予以受理。只有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才应予受理。因为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程序和法院审理程序是两个不同程序。劳动仲裁机构行使的是仲裁权，而法院行使的是审判权。其各自是独立的，法院受理案件后仲裁裁决就失效而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但最高人民法院给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几个问题函》中明确地指出：人民法院在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不得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也不应含有撤销或维持仲裁决定的内容，所以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应当依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应准确地把握这些问题。

二、案件的实体问题

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因执行劳动法律、法规以及履行劳动合同而引起的纠纷。所以审查劳动关系是否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是否符合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劳动主体是否合法等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故我们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要以劳动合同或事实劳动关系为依据，审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此基础上确认和处理双方的争议，其双方争议的内容也应包括劳动合同的争议，不服用人单位作出的辞退、开除等处分决定而引起的争议，在有关调动、工时、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及工伤事故处理的争议。其中，工伤事故争议的处理比较复杂，分清责任，确认权利义务是审判人员最难把握的问题之一，因为对于认定事故的发生、经过、后果是一个较难的问题。应依据劳动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本省本地区有关规定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公平公正处理。但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对劳动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予支持。审理实体问题在2000年第四期《审判参考》和省高院第9-10期《特区法坛》上已详述，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能否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是我们审判人员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最高院李国光副院长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依法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制止违法劳动关系，促使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履行义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劳动制度。我们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除了适用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外，还应当参照适用国家有关劳动政策以及我省制定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如果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并在确立劳动关系时已告知劳动者的，是可以作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从切实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角度出发，对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制止违法劳动关系，促使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履行义务，维护合法正常的劳动制度，如琼山市龙昆南的某茶艺馆有服务员上百人，该用人单位规定服务员每月休假两天，平时不准请假，有事请假就要辞退，还必须交保证金等，其规定显然是违法的。一旦发生纠纷，告到法院我们应当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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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波市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现状及特点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企业成本特别是用工成本加大，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各种客观因素给用人单位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扩散和蔓延，直接导致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增幅放缓，我国经济特别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外贸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我市经济以外贸加工出口为主，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且严重。体现在劳动关系上，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有相当数量的小、微型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因企业经营困难导致的停工遣散、欠薪裁员现象大量出现，由此引发的各种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大幅攀升，表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剧升，内容复杂多样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市劳动争议的发案呈现井喷，虽然2009年和2010年的案件数量有所回落，但我市劳动争议的发案总量一直在万件以上。

从内容上看，以往纠纷大多仅涉及工伤赔偿及劳动报酬给付等单一内容，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法律赋予劳动者权益多样化，争议纠纷内容出现复杂化趋势。2010年共发生集体劳动争议案件297件，涉及劳动者8656人，并连续二年持续走高。劳动争议单一型请求已不多见，请求在两个以上的多个请求一并提起的案件成为普遍现象。

另外还出现了大量要求补办社会保险或退休手续、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求依据同工同酬原则给付工资及福利待遇，以及确认辞退开除决定无效并恢复工作等新的诉求内容。

二是案件区间多样化、申请主体群体化

劳动争议不仅表现在合同履行期间，还出现了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过程中所产生的附随义务的纠纷，诸如订立劳动合同时的缔约责任，合同终止后产生的竞业限制和保密义务等等。

因诸多纠纷所涉问题在同一用人单位甚至在同类行业企业间具有普遍性，劳动者之间具有利益和诉求上的共性；许多的案例又使人们普遍感到通过集体仲裁或集团诉讼更能增强与资方的博弈能力，也更能引起政府重视，更有利于实现其诉求，故纠纷群体化倾向明显。此外，法律服务市场的不规范催生了部分劳动争议职业人。个别公民人和少数律师为谋利，往往采取不当手段引导甚至误导、煽动劳动者利用用人单位管理的漏洞进行仲裁或诉讼，这也是群体性纠纷频发的另一个重要产生原因。

三是案件处理难度加大

随着劳动用工关系的日趋多元化，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也日益丰富，劳动者的诉求内容更趋复杂，这给案件处理带来不小的难度。又由于劳动争议案件普遍发生在普通基层工人、进城农民工、社会再就业人群、学生就业等弱势群体。另外这类案件的社会敏感度较高、相关法律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健全与完善，这又给案件的处理增添了非常大的难度。

二、纠纷案件激增背后的三大成因

第一，特定经济环境下劳资矛盾日趋激烈

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和严重影响，用人单位拖薪、欠薪现象普遍，携款逃逸事件时有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追索基本工资、加班费等劳动报酬产生的纠纷日渐突出，劳动者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的时机绝大多数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后，呈现离开用人单位时“算总帐”的特点。同时，亦出现一些劳动者抓住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尚未依照《劳动合同法》完善自身管理之机，短期内频繁跳槽，多次针对不同用人主体提出仲裁申请的现象。

第二，“两法”实施，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保障

《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实施，在实体法方面为劳动者依法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更为周全的保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进一步规范了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途径，明晰了相应的操作规程，并在程序方面为劳动者以更简便、经济的解决劳资纠纷提供了方式与依据。上述两部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保护，客观上鼓励了劳动者通过仲裁与诉讼维权。而目前用工者且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效益下降，甚至出现了一定比例的亏损企业，这样一来，两种反差的形成，也更导致了劳动争议案件增加。

第三，仲裁和诉讼的门槛大大降低

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不论标的大小，只收10元钱；简易程序审理、调解结案的仅收5元；劳动仲裁则分文不收。仲裁、诉讼门槛的降低对劳动者维权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滥诉、甚至个别恶意的诉讼现象。此外，还出现了有些职业人以“零成本”为由向劳动者提出风险，也存在将矛盾引向诉讼程序，这也是引发案件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三、应对措施与建议

第一，正确认识新时期劳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观念劳资关系是指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当前首先是广大企业是由国有、集体、民营、私营主甚至是个体，而原有的职工，正式工、临时工，甚至还有不确定的比如试用期、临时雇用、实习生、假期学生帮工等各种形式，从用工性质来讲，有城镇用工、也有量大面广的进城农民工等，由于各种劳动纠纷涉及面广，用工性质情况又比较复杂，所以往往在处理劳资纠纷矛盾中，仲裁部门也是应接不暇，甚至会发生劳动纠纷后，由于受理条件的不确认性而发生无处投诉、难以投诉等现象，这也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应及时针对新时期劳动用工状况依法制定可操作性的界定标准与依据。

第二，健全劳动法律体系，加强与司法的沟通协调

正如前述，我们现有的劳动法律体系，既有国家法律层面上的《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又有实施条例、实施办法等行政法规，还有各级行政主管机关颁布的部门规章以及各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面对如此浩繁的劳动法律体系，对建立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仲裁员队伍提出了挑战。另外，目前还存在对政策层面的不同理解，也往往出现政策相互矛盾与打架等，使行政相对人产生无所适从的现象。因此，建议我市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组织力量着手清理所有的涉及劳动的规范性文件，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不合理规定，建立统一的劳动法律执法体系。

另一方面，仲裁机构应当及时与当地的人民法院建立长效协作机制，实现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仲裁和司法资源的整体效益，竭力降低当事人的诉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司法公正。

在实践中，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件案例，劳动仲裁部门和人民法院会做出不同理解。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会将“一裁二审”程序进行到底。这不但造成了诉累，极大的浪费了仲、诉资源，更重要的还是将影响党和政府的信誉。想要从根本上减少上述情形的发生，应当将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定义为或裁或诉。而在目前框架下，笔者建议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及时进行典型案情交流、分析及统一认识的机制，必要时可建立诸如联席会议、定期会晤、相互通报等的沟通协调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第三，政府应担起劳动争议纠纷处理的责任

笔者认为，无论是仲裁机构的仲裁，还是乡镇调解机构的调解，我市各级政府都是其间的主导因素，应当担起劳动争议纠纷处理的责任。

一方面，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尤其是基层的调解机构应当得到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的稳定保障。鼓励各县（市）、区普遍建立专门的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尽可能做实基层调解组织，保障固定工作场所和固定工作人员的配备。唯有如此，调解组织公信力才能得到累积和提升，调解率才有望得到不断攀升。

另一方面，我市各级政府应允许并鼓励设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化调解机构，提议并鼓励各地发掘已有社会调解资源，发挥工会、行业协会、妇联等社会团体的力量，使他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中来。同时，留心选用合适的调解人员充实到劳动争议调解工作队伍中，尤其是熟悉本地域企业情况，有多年调解工作经验的、劳资、工会、妇联等专职干部。

再者，政府应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培训机制，及时向各级各类调解员传递最新的劳动法规政策，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保障调解工作符合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和地方性的规章政策，即能保证在调解工作中合理维护争议双方的法定权益，杜绝出现显失公平的调解结果。仲裁机构在对社会各级各类调解组织的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利用各种媒介大力宣传劳动争议调解方式的优越性，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充分认识调解的好处，回归理性思考，共同营造社会重调解重和解的氛围。

第四，积极探索与构建新时期调解模式

外学广州等地新的用工模式，内推慈溪、北仑等地新的调解机制，依靠基层力量，着重调解解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简化用工关系，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我市外贸出口加工型企业较多，对劳动用工有着临时性、短期性、用工人数多且系劳动密集型等的特点，与上海、广州等地企业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人力资源公司”和“派遣用工”的出现，使得企业对劳动用工需求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不但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也极大的减少了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劳动争议纠纷的产生。

无论劳动仲裁机构或是人民法院，都只能是在劳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进入该程序后，才能够介入处理。而劳资矛盾发生伊始是处理的最佳时机，劳动调解机构的及时介入为劳资矛盾化解到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提供了可能。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慈溪市在20个乡镇（街道）和杭州湾新区都建立了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这些基础组织发挥接近纠纷源头、熟悉企业情况等自身优势，与仲裁机构开展良性互动，大量运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不仅处理了大量未提交仲裁的纠纷，还使得54%的已经诉到仲裁院的案件得到妥善解决，既有效缓解了仲裁机构的工作压力，又使纠纷得到及时解决，实现了处理劳动争议的多赢，受到企业主和劳动者的肯定。北仑区是我市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重灾区，2008年下半年的案件受理量较前一年同期上升了128%，呈井喷态势。受限于仲裁人员数量，该区在2009年年初受理的案件开庭时间就已排至2009年下半年，大量案件积压的必然结果就是案件的久拖不决，增添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此情况下，北仑区委区府组织协调区工会、劳动、司法、工商联、等五家单位集中研讨，确定了“工会牵头，三方整合”的新调解机制，从工会、劳动和司法三家单位抽调骨干，组成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调解辖区内发生的劳资纠纷，妥善快速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同时为企业、职工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协调指导乡镇街道、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工作。北仑区这一做法有效地整合了现有的社会、行政和司法资源，有利于将大量的劳资纠纷在矛盾萌发时期得到控制和化解，节约社会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目前，北仑区的劳动争议案件先交到联合调解中心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仲裁再予立案。

通过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高达5772件，占全年受理案件的49.2%。2010年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高达4795件，占全年受理案件的50.67%。成效非常明显。经过各方共同努力，2009年和2010年的案件受理量呈持续下降趋势。

篇4

近年来，厦门市总工会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力推行“执法重心下移、维权窗口前置、服务对象延伸”的维权工作模式，呈现出隐患排除在萌芽、纠纷化解在基层的良好态势。

依法维护重心下移，构建基层劳资纠纷防控体系一是加快推进基层劳动监察“网格”建设。依托64个职工职务中心（站点），对区、镇（街）、村（社）三级劳动保障队伍进行有效整合，加快推进基层镇（街）劳动监察室建设，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察网格。二是加大基层“网格”参与力度。厘清市、区（产业）、基层（企业）各级工会职责，明确赋予监督职责，及时顺畅上传下达，对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劳动关系隐患，做到及时掌握、底数清楚，遇有问题、立即参与；三是着力构建“立体式”纠纷处置体系。近年，通过“12351热线”受理、“工会是我家”广播电台接互动、轮值“市长专线”答疑、“主席接待日”接访、深入基层一线收集意见反映等形式，受理职工来信来电来访4000余件（次），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音，群众满意率90%以上。

维权端口街站延伸，创新劳资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依托镇（街）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机制创新，努力将劳资纠纷调解工作向村（社）、园区、企业延伸。一是创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示范点。在工会设立“一室两庭”，配备5名专职工作人员，坚持每月参与2件仲裁、2件诉讼案件，以现场庭审活动为教材，每月开办1场面向社会开放的“法庭大讲堂”。2014年以来，与思明区滨海法庭联合举办“法庭大讲堂”10场，组织近千名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观摩庭审现场、参与研讨互动、听取专家点评辅导，法律素养明显提升。这一做法在全省推广，各级领导充分肯定。 二是率先全省试点设立规范化街道仲裁派出庭。重点规范殿前、江头2个驻街仲裁庭建设，在试点先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仲裁庭与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员合作办案机制，先后调解劳动争议案件44起、裁决30起，有效实现了调解仲裁“一窗式申请、一站式受理、一体化办案”。三是推进劳资纠纷综合调解室建设。以殿前街道为试点，由区驻街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街道综治、劳动保障、司法、工会等部门联合组建劳资纠纷综合调解室，建立联席会议、轮流值班等工作制度，负责调处劳动争议、劳务纠纷，排查化解劳资纠纷隐患，先后调解劳资纠纷案件70起，达成调解协议47起,调解成功率67%。四是积极参与人大立法。厦门工会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源头参与人大《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制定发展规划，指导、监督工作开展。着力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和适宜的纠纷解决途径。就二审提交的草案通过在线调研、座谈会等方式征集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提出十七条53处的修改建议意见。五是编印工会维权案例工具书。精选近年来的典型案例，提供给各职业化工会干部学习查阅。

篇5

在XX年的普法工作中，尝试了一些新颖活泼、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普法形式。采用律师讲坛、法律咨询、橱窗、黑板报等形式的进行法制宣传，各社区成立法律读书角和法律服务咨询站为辖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可以说XX年普法宣传是"有声、有色、有味道"。同时，我们加强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经常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我们坚持对适龄应征青年进行普法宣传，讲授“宪法”、“国防法”、“刑法”等内容，XX年普法工作的开展不仅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而且对指导今后普法工作开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满足社区居民对法律服务工作的不断需求，营造良好的街道社区法治环境。某街道以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主线，在辖区内广泛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突出法律服务的便民、利民特色，实现了法律服务与辖区居民“零距离”的接触。

某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班子对“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高度重视，把全面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深化基层社区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纳入街道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了4个社区法律工作者联系卡，与弱势群体结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法律援助模式，为辖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社区根据各自实际开展不同内容的法制讲座，采取以“辖区居民需要什么形式的法律服务”和“您对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有何建议”？的法律需求问卷调查。同时，利用社区法制宣传画廊，普及宣传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其次，建立社区法律服务咨询接待站，开展“一事一法”法律服务活动。如：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劳动争议纠纷案、家庭矛盾引发的房屋纠纷案、房屋动回迁引发的纠纷案、经济合同引发的债务纠纷案等，针对不同案例，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修竹社区法律服务咨询站的马平原、范东升律师坚持做社区的义务法律顾问，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他们对群众提出的各类法律咨询认真解答；对家庭、邻里间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耐心调解，使广大居民群众提高了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程度，增强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不受伤害的常识。辖区居民宋玉凤和老伴是一对再婚16年的夫妻，前不久，因老伴患脑血栓住院治疗期间，宋玉凤身体不好，没能及时到医院探望，加之宋在经济上不够大方，引起老伴及子女的不满。从此，不允许宋探望老伴，家庭矛盾就此开始，并日趋加剧。宋玉凤准备离婚，律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耐心细致工作，平息了老人的冲动。最后，宋玉凤同意律师的建议，放弃了离婚念头，待老伴病情好转后，再进行调解。家住隆盛巷18号的低保户刘冬英，农转非，无工作，丈夫张军多年患精神病，且病情逐年加重。刘冬英已无法忍受张军的不正常行为，向张家提出离婚要求，由于涉及房屋问题，张家不同意离婚。刘冬英找到范律师，寻求法律解决，律师通过向张家人宣传法、讲解法，使张家人同意其离婚请求，并将房屋及孩子的扶养权给一并给了刘冬英。

某街道建立（4个）社区法律服务咨询站都配备了两至三名的律师，各类相关法律服务宣传、咨询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目前，各社区共举办法制讲座（4场），解答各类法律咨询（36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起），各类诉讼案件（2件）为维护辖区社会稳定做出了努力。举办大型活动（2次）司法所联合街道工会在中山广场开展大型法律服务活动，各社区以不同形式的主题开展法律服务宣传活动。进社区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志愿者（13人）。

群众对法律服务进社区的意见和反映：

年初司法所开展您需要什么形式的法律服务问卷调查结果比较满意，希望法律服务进社区经常性的开展下去，以形式多样、便民、贴近百姓的形式开展下去。

篇6

——以__省__县人民法院为例

【内容摘要】根据对__县法院两年来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总结两年中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的主要情况和案例特点，对审判实务中存在和出现的若干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交通保险 审判实践

近些年，随着我国进入汽车时代，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民事案件中数量增长最快、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较大的案件类型。虽然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只是侵权案件的一种类型，但在审理中，往往涉及到《侵权责任法》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尤其是在现代侵权法与保险制度结合较为紧密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理侵权责任制度与保险制度之间的关系；应当采用何种标准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如何兼顾权益保障和行为自由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的类型和范围；如何在实现《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功能的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从而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协调；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前提下，如何设计更具有效性的一次性解决纠纷机制，实现案结事了，保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是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侵权法、保险法的基本问题。

如何解决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华人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章专门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该条文规定提升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紧以该章的六个条文仍然难以涵盖道理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纷繁复杂的情形。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过程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基于对法律规范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也出现了裁判依据不统一、裁判尺度不规范等影响法律统一适用的情形。为此，笔者就我院两年内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的案例进行了调研，形成如下报告。

一、 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情况和案件特点。

笔者就修正后的保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与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笔者深入到本院民一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有选择性地就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与资深法官进行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并对本院的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以及对本院两年年来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统计情况及表现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

2010年至2012年，我院共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169件，其中判决158件，撤诉4件，调解6件。在审理这些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过程中，表现出保险公司普遍不同意调解，调解率级低，故这类案件绝大多数是以判决方式结案，且上诉率较高。从受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可以看出所呈现三大特点是：

（一）撤诉、驳回少。两年来，我院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原告撤诉的仅有4件，占审结的169件的0.24%，驳回率为零。统计表明，即使事情清楚，责任明确，原告依然坚持，而保险公司坚持既定理赔思维和理赔标准，不愿意通过协商达成调解意愿。

（二）判决的多、调解的少。（1）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调解结案的为6件，占审结的3.5%，调解率极低，低于民商事案件的平均调解率，审结的案件判决158件，占审结169件的94%，且在各类保险合同案件中判决率呈现逐年上升势头。这表明，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除级少数能够调解外，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抗较为激烈，造成调解难度不断加大。（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少，在基层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强于机关业务庭。两年来按照简易程序仅占审结的 31%，按普通程序结案占审结69%，在基层法庭，按照简易程序基本能占审结的50％。

（三）诉请金额逐年增大、审限意识良好。根据统计数据看，我院两年中所受理道理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争议标的上升幅度达到了173.1%，但近两年来我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超审限率为1.31％，低于省高院所规定的3％标准，这体现了我院近两年来在各类案件审理中，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保证了案件的及时审结，加大了对案件审理期限监督、管理和规范的力度。

总的来看，我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较好。但调研中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对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涉及保险法相关业务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些基于理论认识不同，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上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从而导致案件处理存在失误，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二是执法尺度极不统一。从调研的典型案例重点分析来看，存在着同样案例，在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上出现不同

的的判法。二、从调研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和意见。

笔者从八件不同类型的道理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发现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仅供参考。

（一）关于被侵权人所主张的伤残鉴定费法院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

针对此问题，案例呈现的判法是，如果被告是财产保险公司，不予支持，比如（2012）旬民初字第00348号判决书，如果被告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则应予以支持，比如（2012）旬民初字第00113号判决。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承担伤残鉴定费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区别保险公司的类别，如果判决支持了受害人的伤残赔偿金，就应当判决保险公司承担鉴定费，理由如下：第一、《交强险保险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的保险责任内容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条款以列举的形式对保险责任做了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未能将“伤残鉴定费”列入其中。那么，仅就该约定，是否就能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伤残鉴定费？分析认为，《交强险保险合同》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条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未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即保险责任的赔偿内容做明确的规定，而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中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但可惜的是，某前我国尚未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制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审理中涉及赔偿的项目和标准只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作为确定赔偿项目及标准的依据。而《人损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可见，《人损解释》也未能将“伤残鉴定费”规定其中。这是否就可以据此认定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因无法律规定应由受害人承担呢？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人损解释》之所以未将伤残鉴定费单独列入其中，是因残疾赔偿金包含了伤残鉴定费，伤残鉴定意见书是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依据，无伤残鉴定费的发生，就没有伤残等级的认定意见及残疾赔偿金的产生；二是《交强险保险合同》既然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制定，当然适用《人损解释》的规定，理应将“伤残鉴定费”包括在残疾赔偿金的范畴中。第二、《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第十条第一款（四）项规定：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依据此条约定，是否能将“伤残鉴定费”划归“其他相关费用”从而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呢？下面我们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1）《交强险保险合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制定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对保险公司的免责作出规定，“伤残鉴定费”也不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据该规定，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交强险保险合同》时，如果认为“伤残鉴定费”属于责任免除事项的“其他相关费用”，保险公司应当就该事项向投保人单独列明并提示或明确说明，不能以概括性规定“其他相关费用”，这样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2）《交强险保险合同》既然属于合同，当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交强险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合同，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果第三人存在伤残事实，则伤残鉴定费亦必然发生，第三人此项损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就应当预见的。如果保险公司单方免除承担伤残鉴定费责任，应当行使提请和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就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规定，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由保险公司承担“伤残鉴定费”于法有据。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受害人申请鉴定伤残，鉴定机构作出不构成伤残而支付的鉴定费，受害人应当自行负担。就“伤残鉴定费”承担主体问题，笔者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论述，认为能够形成统一的认识。但遗憾的是，目前法院对此却判决不一，甚至在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对此判决也不一。笔者曾以上述理论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伤残鉴定费”，保险公司以不承担“伤残伤残鉴定费”为由而上诉，结果被维持，甚感欣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即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二）多个被侵权人对交强险限额的分配原则。

《交强险》第21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的、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据此规定，同一交通事故存在多个受害人即多个被侵权人的，则所有被侵权人都是交强险受偿主体，且所有被侵权人总的赔偿不超过交强险限额。因此，在有些案件中，由于被侵权人的损失均超出或者总和超出了交强险责任限额，所以就产生了被侵权人之间还存在保险金的分配问题。对此，从案例调研情况来看，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相同，有统一执法尺度的必要。

针对该问题，根据我院两年来所审理的道路

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的归纳，基本形成如下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一起交通事故存在多个被侵权人，且交强险不足以赔偿所有被侵权人的情形下，应当由损失多的侵权人首先获得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有受害人、不管损失大小，应该平均获得赔偿，即平均确定各被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获得的赔偿数额，其中一方或多方被侵权人再次平均分配。持本观点的理由是：（1）每个被侵权人是平等的，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获得的赔偿数额也是等额的；（2）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在交强险中的赔偿数额在实务中往往难以操作，因为很多情况下总损失很难确定；第三种观点认为，交强险对于被侵权人只是获得赔偿的一种保障，并不能代替全部的赔偿，它仅仅是一种保障，未能者并不丧失获赔的权利，只是失去获得赔偿的一次保障，故应按照谁先，谁获得交强险赔偿的方法处理。对于不的当事人，法官不存在释明的义务。第四种观点认为，对于同一交通事故存在多个被侵权人的情形，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司法解释不宜作硬性统一的规定。

对上述争议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理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根据该条解释，调研案例中又发现如下问题：问题一、交强险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否可以突破呢？我院由于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在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中的分项限额不能突破的复函》【（2012）民一他字第17号】的规定，所有案例均未突破，是值得借鉴的。

问题二、如果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在同一法院将如何审理？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将案件合并审理，理由如下：一、分别的案件是同一事故引发的，引发纠纷的原因相同；二、因涉及交强险的分配，合并审理有利于就交强险公平处理；三、合并审理能够避免就相同的事实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

问题三、如果出现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在不同的法院将如何处理？针对此问题，调研中，笔者听取了我院资深法官并结合案例分析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向不同的法院且均有管辖权的，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后受理的法院将案件移交先受理的法院后再进行合并审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后受理的法院动员当事人撤诉后到最先受理的法院重新。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有益的探索。但笔者认为，第一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民诉法》关于移送管辖的规定，第二种观点如果经法院释明后当事人自愿撤诉的，则符合《民诉法》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不撤诉的，法院不能强迫其撤诉，不同法院之间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并参照本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尽可能同时判决。

问题四、如果多个被侵权人未同时法院将如何处理？

针对此问题，调研座谈中，形成的意见是：一、对只有部分受害人的，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确定的当事人找出交强险的受害人，由受案法院通知其他未的受害人参加诉讼，当其他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权利的，就不再预留其交强险赔偿款份额，否则就应由其他受害人都参与到诉中一并审理。二、如果仅有部分赔偿权利人，法院应通知未的赔偿权利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并审理。三、如果只有部分被侵权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未的被侵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如果预期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已分配完毕的情况下，将不能向保险公司主张交强险。四、如果只有部分被侵权人的，法院无需通知其他被侵权人参加诉讼，若交强险责任限额不足以全额赔偿，部分受害人先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为其他受害人保留必要的赔偿份额。法院可以根据各受害人的伤情、治疗及善后事宜的迫切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侵权人赔付能力（包括商业三责险）等各种因素，综合预留交强险赔偿金额。这四种意见做法均属于就这一问题进行不同的处理，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完全一致，但这些都是实践中有益的探索，值得借鉴和参考，笔者倾向第四种意见。

另外在调研分析案例中，发现对于多个被侵权人时对交强险分配的具体计算办法还存在模糊的认识。比如在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的情况下，计算某个被侵权人从交强险限额中应获得的赔偿数额时，一些法官是按照某个被侵权人的总损失进行计算的，这种计算办法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计算办法是应该按照不同的损失项目在各自的分项限额范围内分别计算。具体的计算办法可借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颁布的《交强险理赔实务规程（2009）版》，该规程第四部分赔款计算部分规定如下：

基本计算公式。

保险人在交强险各分项赔偿数额内，对受害人①死亡伤残费用、医疗费用、财产损失分别计算赔偿：

总赔款=②各分项损失赔款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医疗费赔款+财产损失赔款

2、各分项损失赔款=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即：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医疗费用赔款=医疗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财产损失赔款=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超过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各分项损失赔款等于交强险各分项赔偿款限额。

第二、当保险事故涉及多个被侵权人时

1、基本计算公式中的相应项目表示为：

各分项损失赔款=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即：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各受害人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医疗费用赔款=各受害人医疗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财产损失赔款=各受害人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之和超过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的，各分项损失赔款等于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

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之和超过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的，各受害人在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内应得到的赔偿款为：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对某一受害人分项损失的赔偿金额=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事故中某一受害人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各受害人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

第三、案例说明③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在计算每个被侵权人应得的交强险赔偿数额时，应根据上述复函的精神，并参照《交强险理赔实务规程（2009版）》的公式，分项计算然后再求和。以下举例说明：

陕GA车肇事造成两行人甲乙受伤，属于陕GA车一方全部责任事故。事故共造成甲的医疗费损失7500.00元，财产损失1800.00元；乙医疗费损失5000.00元，财产损失600.00元。假设陕GA车投保了交强险，其适用的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00元。则陕GA车交强险对甲乙的赔款计算为：

陕G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医疗费用部分）=甲医疗费+乙医疗费=7500.00元+5000.00元=12500.00元，大于适用的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赔付10000.00元。

甲获得交强险赔偿（医疗费用部分）：10000.00×7500/（7500+5000）=6000.00元

乙获得交强险赔偿（医疗费部分）：10000×5000/（7500+5000）=4000.00元

2、陕G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财产损失部分）=甲财产损失金额+乙财产损失金额=1800+600=2400.00元，大于适用部分的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赔付2000.00元。

甲获得交强险赔偿（财产损失部分）：2000×1800/（1800+600）=1500.00元。

乙获得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部分）：2000×600/（1800+600）=500.00元。

3、甲合计交强险赔偿金额=6000+1500=7500.00元。

乙合计获得交强险赔偿金额=4000+500=4500.00元。

以上是多个被侵权人同时侵权人时，每个被侵权人在交强险中的赔偿数额的具体计算办法。在上述案例中，需要注意的两个

问题是：（1）计算甲乙每个人应该获得的交强险赔偿额时，需要将其医疗费和财产损失的赔偿额分开计算；（2）虽然甲乙两人的医疗费损失总和及财产损失总和均超过了交强险的相应限额，但是，也不应该突破分项限额即使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三）多车相撞后交强险保险公司责任承担的难点和突出问题。

由于道路交通的发展，机动车数量的增加，道路交通状况愈发复杂，由此造成实践中多辆机动车导致一起交通事故、一起交通事故涉及多辆机动车、非机动车或行人的情形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承包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如何赔偿、多个保险公司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部分机动车未投保时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与未投保车辆的责任如何分配等等，成为审判实践中的难点和突出问题。

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二十一条已有规定，但如何理解与适用本条的规定则显得尤为关键。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形。根据案例归纳和实践，从造成损害的类型区分为：（a)造成车上人员及财产损失，但不涉及车外人员或者财产损失的；（b)不仅造成车上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且造成车外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从发生交通事故所涉及机动车辆 不同划分为：（c)两辆机动车相撞；（d)两辆以上的机动车相撞。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投保交强险的赔付规则。这里要区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未造成人身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的；第二种是造成车外财产损失的；第三种是造成人员伤亡的。

1、两辆机动车相撞均有责任未造成人身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的交强险赔付规则。④

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机动车交强险均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按实际损失承担对方机动车的损害赔偿责任。

例如：AB两车相撞各付同等责任。A车损失3500元，B车损失3200元，则两车交强险赔付结果为：A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赔偿B车损失2000元；B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赔偿A车损失2000元。

2、两辆机动车相撞一车全责一车无责未造成人身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的交强险赔付规则，此时则由承保各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各自限额内对对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例如：AB两车相撞造成双方车损，A车全责（损失1000元），B车无责（损失1500元）。假设B车适用的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为100元，则两车交强险赔付结果为：A车交强险赔付B车1500元，B车交强险赔付A车100元。

3、多辆机动车相撞，部分有责任（包含全责）、部分无责时，宗原则是各方按其适用的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占个分项限额之和的比例，对受害人的各分项进行分摊，计算公式为：某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该分项损失金额×（适用的交强险该分项赔偿限额÷各致害人交强险该分项赔偿限额之和）。

（a）一方全责对方无责的情况下，对于无责一方而言，所有无责方视为一个整体，有各自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全责方财产损失进行赔付。如果全责方的损失未超过多个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总和的，由各交强险保险公司在无责任财产损失限额内对全责方财产损失平均分摊，但无责方之间交强险不再互相赔偿。对于由责任方（保护全责）而言，如受害人损失总和未超出责任限额之和，则由保险公司在其有责限额内对受害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果损失超出责任限额，则由保险公司在有责限额内对无责方按照损失占所有无责方损失总和的比例承担赔付责任。⑤

例如：ABC三车相撞造成三方车损，A车全责（损失600元），B车无责（损失600元），C车无责（损失800元）。假设BC车适用的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为100元，则赔付结果结果为：A车交强险赔付B车600元，赔付C车800元，BC车交强险分别赔付A车100元，共赔付200元。又假设B车无责（损失1800元），C车无责（损失1200元），则A车交强险应当赔付B车为：2000（财产损失限额）×【1800÷（1800+1200）】=1200元；应赔付C车为：2000（财产损失限额）×【1200÷（1800+1200）】=800元。

（b)多方有责一方或多方无责时，所以无责方视为一个整体，在各自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由责任方损失按照平均分摊的方式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责任方对各方车辆损失在交强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责任方之间不互相赔偿。多方有责任，一方无责的，无责方对各责任方车辆损失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以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限，在各有责任方之间平均分配。多方有责，多方无责的，无责方对各由责任方车辆损失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以各去责任方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之和为限，在个由责任方车辆之间平均分配。

例如：ABCD四车相撞造成各方车损，A车主责任（损失1000元），B车次要责任（损失600元），C车无责（损失800元）、D车无责（损失500元）。假设CD车辆适用的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为100元，则赔付的结果为：第一、C车、D车交强险共应赔付200元，对A车、B车各赔偿（100+100）/2=100元；第二、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C车损核定承担金额+D车损核定承担金额=（600－100）+800/2+500/2=1150元；第三、B车交强险赔偿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C车损核定承担金额+D车损核定承担金额=（1000－100）+800/2+500/2=1550元。

前例中，ABCD四车获交强险赔偿分别为1000元、600元、800元、500元。CD两车即为AB两车的共同的第三人，由于CD两车的损失未超过两个交强险有责限额中的财产损失限额之和，根据司法解释21条规定，应“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于AB两车均为有责，因此简化处理为由AB两车的保险公司在有责限额内对CD两车平均赔付。

多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外财产损失交强险赔付规则。

此种情况的赔付规则是：有责任方在其适用的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各方车辆损失和车外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所以无责任方视为一个整体，在各自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由责任方损失按平均分摊的方式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责任方之间不互相赔偿，无责任方也不对车外财产损失进行赔偿。⑥

例如：ABC三辆车相撞造成三方车损，A车主责（损失600元），B车无责（损失500元），C车次责（损失300元），车外财产损失400元。则A车、B车、C车的交强险赔付计算结果为：（1）先计算出无责方对由责任方的赔付数额：B车交强险应赔付A车、C车各100÷2=50元。由于A车、C车在各自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代赔。

由责任方再对车外财产、各方车损进行分摊。分摊的规则是“按照有责任限额与责任之和的比例”进行分摊。例如，车外财产损失为400元，由A车和C车的交强险按照前述比例进行分摊，由于两车都是有责任的，其交强险责任限额相同，因此简化计算为A车和C车的交强险在各自的有责财产损失限额内平均分担。具体各车的交强险赔偿为：

A车交强险赔款=（500+400）÷2+（300－50）=700元。

C车交强险赔款=（500+400）÷2+（600－50）=1000元。

3、多车相撞造成人员伤亡交强险赔付规则。

1、肇事机动车均有责任且适用相同责任限额的，各机动车按平均分摊的方式，在各自交强险分项限额内计算赔偿。

例如：AB两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两车均有责任，AB车损分别为2000元、5000元，B车车上人员医疗费为7000元，死亡上餐费为60000元，另造成路产损失1000元。

A车交强险赔偿计算公式为：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受害人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受害人医疗费赔款+受害人财产损失赔款=B车车上人员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B车车上人员医疗费核定承担金额+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1）B车车上人员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60000÷（2－1）=60000元。

（2）B车车上人员医疗费核定承担金额=7000÷（2－1）=7000元。

（3）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1000÷2+5000÷（2－1）=5500元，超过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按限额赔偿，赔偿金额为2000元。

其中，A车交强险对B车损的赔款=财产损失赔偿限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5000÷（1000÷2+5000）】=1818.18元。

其中，A车交强险对路产损失的赔

款=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1000÷2）÷（1000÷2+5000）】=181.82元。

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60000+7000+2000=69000元。B车交强险赔偿计算公式为：B车交强险赔偿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1000÷2+2000÷（2－1）=2500元，超过财产损失赔偿数额，按照限额赔偿，赔偿金额为2000元。

其中，B车交强险对A车损的赔偿=财产损失赔偿限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2000÷（1000÷2+2000）】=1600元。

B车交强险对路产损失的赔款=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承担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1000÷2）÷（1000÷2+2000）】=400元。

（四）关于赔偿范围的认定。

在案例调研中，__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判例基本上能够形成统一的认识，比如设计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赔偿范围等方面在适用法律上都运用的很准确。这里只是对通过案例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作一阐述。

问题一是在认定误工费上，需要把握的几点要求是：（1）侵权行为与误工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误工费是按照一定公式计算出来的，是拟制的法律真实。不是客观真实，从事不同行业、岗位、必然存在误工费计算的差异。（3）在计算误工费的赔偿时，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以侵权造成的损害发生以后，受害人财产减少的差额作为计算标准；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定型化标准赔偿。（4）对于误工的时间，一般侵权未造成受害人死亡、伤残的，按照受害人就医的医疗机构确定的时间标准，一般称之为非持续性误工。造成残疾的，误工时间计算到定残前一天；死亡的，侵权之日至死亡之日为误工时间。

问题二是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的标准认定问题。

通过上网公布的案例和调研中发现，在支持受害人精神抚慰金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认定标准不统一。

笔者认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除了需要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加害行为与精神损害有因果关系外，还需要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而对于“严重”的标准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例究竟如何把握，一直存在争议。为了使争议尽量能缩小，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标准的情况下，当前实践中以伤残作为严重精神损害的依据，不失为一种妥当的做法。原则上，只要达到伤残等级标准，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达到伤残等级标准的精神损害是否构成后果严重，则应视为情况而定，但一定要从严把握。至于仅仅引起些许的不高兴或者不舒服，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问题三是关于对停运损失赔偿。在调研中发现，对于受害人请求的停运损失一般均未予以支持。

如果说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法院不支持停运损失是不可置疑的，但司法解释已经出台了，并且关于“停运损失”规定了“合理”的限制。那么合理的因素包括哪些方面，司法解释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合理”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车辆停运的时间。一般应以车辆实际维修或重置的时间来计算停运时间，以期贯彻全部赔偿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提交交警部门出具的处理交通事故的扣车天数证明、车辆维修机构出具的出厂日期证明、修理工时证明或者重新购买车辆的发票、提车单等证明其合理的修理或重置时间，但如果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存在故意拖延等情形，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扩大部分损失则不予支持。（2）损失的具体范围。该损失不应再包括停运而造成的其他损失，比如因停运产生的违约金等。在具体计算停运损失的数额时，要考虑受害人的运营成本、运营能力、近期平均利润等案件具体情况，综合确定。

对策和建议

（一）为更为有效地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明确裁判依据，统一执法尺度，平衡各方利益，更为准确地适用法律，建议审判委员会就本文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做出统一指导性意见。比如对停运损失“合理”的界定、对误工费标准、精神抚慰金认定“严重”标准等问题做出统一指导性意见。

（二）建立上下级法院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道路保险纠纷案件的沟通交流、统一法律适用、联手化解纠纷，通过规范工作事项报备制度，解决法院日常工作中信息掌握不及时、了解不全面、沟通不到位的问题；通过建立审判业务指导例会制度，解决上下级法院指导流于形式、审判监督相互脱节等问题；通过完善发回改判案件沟通协调制度，解决发还改判率过高、上下级法院法官沟通协调过少、司法资源交叉浪费过多等问题；通过建立上下级互动基本制度，解决思想无共识、步调不一致的问题，实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业务指导。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在人民法院所审理的赔偿类案件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在审判实践中，也会面临更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上级法院可以加大对相关典型案例的，培训和指导下级法院，尤其是对基层法院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上级法院应该尽量统一标准给予指导。各办案法官，也要加强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各方面问题和法律的研究、学习，以提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质量，提高案件当事人以及人民群众对法院案件审理的满意度。

（四）就完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形式、内容、说明告知义务进行探索和研究，通过司法建议形式，加大对保险行业的监督，助推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人的行为规范和管理。

①注：依据《交强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此处的“受害人”为被保险机动车的受害人，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

②注：符合表示求和，读音为sigma,英文意思为sum,summation,即和。

③注：参见奚晓明所编《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71页

④注：指人民法院认定机动车一方在交通事故中应承担责任，并不一定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认定标准。

篇7

1 医患矛盾、费用纠纷的成因

1.1 医疗机构收费项目、名称不规范 医保政策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后付制，并在各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费用结算处设立政策单机版，通过其药品、诊疗、服务设施三大目录库实现费用总控。当患者完成就医过程，出院结算时，凡不符合三大目录库的收费项目，均被筛查出来并归为自费内容。这样就使医疗机构中的诸多不规范、不符合医保政策的收费项目暴露出来，但此时费用已然发生。患者不同意支付，相关科室不同意退款，于是矛盾、纠纷产生。

1.2 医保意识淡漠，服务态度不积极 基本医疗保险是一项新生事物，对于它的政策、要求，定点医疗机构中的医保办公室是最先、最直接的接触部门。由此，医院中的其他部门对“医保”均感生疏，进而“敬而远之”。遇有医保患者的提问、质询等不问原委一律请他们到医保办公室解决，造成推委现象的发生，矛盾随之而来。

1.3 对医保工作重视不足，宣传、监督管理不利 医保是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方向。在医疗机构中，他的政策开展涉及到物价、财务、机、药剂、临床及其相关辅助科室等诸多部门。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监管措施不力，各相关科室、部门间协调、沟通不足，导致医院内时有政策的盲点和误区。一些科室、人员对医保政策疏忽、不重视，以及科室、部门间相互积极配合不够，为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提供了空间。

综上种种原因，如何才能使医疗机构中的医保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即缓解医患双方的矛盾，又减少患者-医院-医保三方的损失取得共赢呢？我们不妨透过以下几个具体案例，来分析纠纷的症结所在，并找寻出合适的医保工作的切入点。

2 费用纠纷案例（一）与分析

2.1 案例介绍 1例急性脑出血患者，经手术脱离生命危险，已在康复之中。其家属在患者出院前一天为感激大夫准备送锦旗，第二天出院结算时却拒不结帐，其理由：住院期间有一部分药品属医保报销范围外用药，因医生没有告之，所以不同意支付该部分药费。

医生陈述：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就先给患者用了药，事后疏忽了同患者家属签定自费协议书的事。希望通过补写证明材料来解决患者的费用报销问题。

2.2 案例分析 (1)为推进医保政策的顺利实施，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市医保中心与各定点医疗机构均签定《服务协议书》。其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向参保人员提供超出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包括药品、诊疗、服务设施等），应事先征得参保人员或其家属同意并签字。(2)公费医疗、大病统筹时期，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如需要使用特殊、贵重药品或材料，只要履行审批手续或由医生开具诊断证明书就存有报销的可能。但在医保政策下，无论何人、何种原因凡不属于报销目录库范围内的药品、诊疗、服务设施项目均为自费，不存在人为操作、通融的可能性。(3)医保施行住院医疗费用“后付制”。患者出院结算的同时，就完成了其医疗费用的报销。符合报销条件，应由医保基金支付给患者的费用，由医院先行垫付。不属医保报销范围的自付、自费部分，患者需全数交纳现金给医院。结算方式大异于公疗时期的三联单记帐或单位支票付费。所以患者对自己掏钱的这部分费用非常敏感，维权意识亦迅速提高。

2.3 结论 在医保政策制约下的就医行为中，医生的医保意识没有与患者同步提高，忽视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选择权。单纯的为治病而治病，重医术，轻算帐而较少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问题，极易导致患者的抱怨、怀疑多于其感激和赞誉之情。

3 费用纠纷案例（二）及分析

3.1 案例介绍 1例离休老干部手持两张药品底方，找到其就诊医院的医保办公室要求解决费用问题。理由是：其单位认为处方不合格，不能为他支付这两笔药费。患者认为处方的书写与自己无关，是医生的行为，所以只能找医院解决问题。

处方存在问题：一张处方超量开药（超出限定量的部分需要由患者自费支付），另一张处方疾病诊断（椎管狭窄）与所开药品（密钙息）的“报销”适应证（严重骨质疏松并多发骨折、癌症骨转移止痛、高钙血症）不相符（与报销适应证不一致的用药由患者自费支付）。

医生陈述：当时该患者以自己是特殊医疗照顾人员为由，要求医生为其超量开药。另外医生认为制造出药品的“临床治疗适应证”与“费用报销适应证”两个概念的不同完全是行政干涉医疗，是政策制约医学。

3.2 案例 (1)医保中心与各定点医疗机构签定的《服务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定点医疗机构收治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及参加医疗费用统筹管理的离休干部，应严格执行《服务协议书》的有关条款。(2)医保政策对于开药量的严格限定，目的在于减少浪费，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服务于更广泛的参保人群，杜绝公费医疗时期一人看病，全家保健的不正规现象。所以上至北京市医保中心，下至患者的具体费用报销部门，均对医生为患者开出的处方进行严格的审核，从最基础点着手引导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步入一个有序的良性循环。(3)药品的“临床使用适应证”与“费用报销适应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通常情况下报销适应证是依据药品的使用说明书范围制定的，而往往我们的医生在他们长期的从业经验中，积累了相当一部分药品超出其说明书使用范围的临床经验（亦称“经验用药”）。对于这一部分用药，医保政策是不支持、不予报销的。（4）教学始终以医疗、教学、科研一条线贯穿整个医院的管理体系。在我国医生的传统观念中，治病救人，为疑难杂症开发出新的治疗领域，减轻病患痛苦是医疗的全部。所以医生们认为：一切政策的制定都应服务于临床需要，忽略了医保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

3.3 结论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广泛推广是必然趋势。在医生的头脑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就诊人群没有级别、费别之分，唯有政策的权威性、统一性。国家政策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选择权”两者均不容忽视。

4 费用纠纷案例（三）及分析

4.1 案例介绍 1例青光眼术后出院的医保患者，在完成其住院费用结算月余后，又找回医院，要求退还其手术费用。理由是：医生为其实施的手术是可以报销的，但费用结算清单却显示该部分费用为自费，是医院结算错误。

经了解，该患者患青光眼，需手术治疗。医生为其成功实施了“青光眼滤过术”。在医保的诊疗目录库中，只有“抗青光眼类”手术。由于该患者接受的“青光眼滤过术”没有列入医保报销目录库，所以不能通过医保的政策单机板进行分割结算，系统自动将其划归为自费内容。

医生陈述：两种手术方式大同小异，目的一致，而且后者的手术收费标准更趋合理，应该都给予费用报销。

4.2 案例分析 (1)“抗青光眼类手术”在1998年《北京市统一收费标准》中和医疗保险诊疗目录库中均为可报销项目（351.00元/例，三甲医院）。但2004年第13期的北京市物价信息中又单独新批复了一项“青光眼滤过术”（基本手术费440.00元/例）。虽然它也同样是为解决青光眼的手术，但因手术名称不同，收费标准不同，它即成为一项新的诊疗项目。任何一项新项目得到物价部门的物价批准后，在医疗机构中被，仅意味着可以合理地收费，但患者不能进行费用报销。(2)若使一个新项目既能合理收费，又能合理报销必须履行向市医保中心进行“新诊疗项目”申报的手续。在未得到其正式批复，并将该项目列入诊疗目录库之前，这些新项目就是自费项目。(3)近年来，各医院在经营管理模式上都在不断探索改革之路，科室成本核算是重要改革方式之一。由于我们现行的诸多诊疗、服务设施等项目所执行的物价还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前的定价，与当今的实际劳动力价值、新的仪器设备、实验试剂等价格存有巨大偏差，造成诸多医疗服务项目虽然收支不平衡甚至负运转，但又不能取消的事实。这就直接到了相关科室的效益，导致在一些医院中向高收费项目靠拢或挂靠收费等违反物价规定的现象较为普遍。

4.3 结论 任何一项新的诊疗项目，在通过多方论证走向成熟，准备用于临床时，相关科室或个人首先应有物价申报、项目申报、使其合理合法化之意识。医生对物价原则、合理收费、医保报销间的相互联系模糊不清；导致未与患者正确表明手术的费用报销性质，造成即付出劳动又未能得到相应价值回报的事实。另者，物价问题是一个有待社会上多方面统筹解决的问题，不能因其有欠合理的地方，就可以忽视现行的物价政策。

5 对策

通过上述3个案例及其分析，我们得出总的结论，即围绕费用纠纷的问题症结就是一个：自费协议书的订立。医生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忽视了费用方面的“知情同意”和“告知义务”。虽然他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医保政策、常识，但关键还是医疗至上，偏废经济核算以及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医老大”思想在作祟，使得一些医务人员既不重视国家政策，医保意识淡泊，也不重视自身权益的保护和顾及患者的权益，较少对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的关注。

篇8

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法律中心在诉讼案件、非诉业务、合同审查、纠纷防范以及制度建设和业务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截至200*年12月1日共办理各类案件138件，其中诉讼案件62件，非诉案件76件；共审查起草各类法律文书185件；共清回欠款140余万元；根据集团实际需要依法出具各类法律建议书和法律意见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份；完成三项集团科研课题，发表业务研究类文章二十余篇；受理集团内外法律咨询数百起。

一、案件总数138，基本与去年持平（去年136），诉讼案件62件（去年58件），略有上升，其中新闻官司17件，经济纠纷增幅较大达到19件，占诉讼案件总数的31％，其中劳动争议案件23起，同比有所增加。非诉案件76起，与去年持平。

案件特点：

1.案件总数及案件分布情况与去年大体一样，以新闻诉讼和经济纠纷和劳动争议为主，总体情况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法律工作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

2.经济纠纷数量增加，表明集团多样化经营的深入发展急需市场准则的介入，但是今年19件经济纠纷案件多为经济欠款引发，类型单一且多为历史性纠纷，因为周期长的原因我方胜诉后往往执行困难，而我方被诉则情况相反。

3.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反弹，这说明劳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深层问题需要解决，仅仅通过个案的处理不能全面解决问题。23起案件中1起是物业管理公司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1起为新闻大厦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其他均为老报业发行公司产生的纠纷，这说明老报业发行公司前期的用工存在较大问题。上述案件除新闻大厦的案件正在处理外，其余的均作了妥善处理。

4.非诉案件成为法律中心工作的半壁江山，非诉业务成倍增长，非诉纠纷和公司改制、注册等业务增多，个案的复杂程度明显上升，很多已经超过诉讼案件。法律咨询成为日常性工作的重要部分，受理集团内外各类法律咨询数百起。表明法律中心的职能已经由简单的处理纠纷转变为纠纷防范和全面服务。

二、合同审查

截止200*年12月1日，共起草、审查合同等各类法律文书185份，比去年同期（150件）增长23.33％，涉及标的额246，286.00（仅限于有标的额的和较易统计的法律文书）；涉及分社（记者站）、子报刊、物业管理公司、发行公司、信息产业公司、新闻大厦、办公室、物品采购部、基建处、计财处、审计处等我方送审主体。

特点：

1.在起草、审查法律文书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相关的招投标活动以及合同纠纷的和解谈判活动，体现了全面参与的原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报社（集团）的权益。

2.继去年公布第一批合同示范文本后，今年又公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十余份合同示范文本，对集团各部门、单位规范签订有关合同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提高了签约效率。

3.为强化监审力度，我们制定了《收查已审查合同一览表》，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着重对重要部门、重要事项的重要合同进行了跟踪收查。该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若干规定》的全面实施，开始逐步体现合同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清债工作

今年清债办的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欠款的移交数量低、债权质量差，费用特别紧张。但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回款额达到了140万元，基本完成预定工作任务，减少了报社的损失，对报社相关部门的规范经营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法律建议和内部立法

为了实现中心对内法律监控、法律服务的职能，今年的工作加强了法律建议书的范围和作用，针对各种实际问题和形势发展，先后法律建议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件。强化法律把关和监督职能，加强对案件的预防和法制宣传教育，对集团发展中一些重大情况及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强调法律工作提前介入，避免和减少了纠纷的发生。

篇9

历时一年的讼战中，众多工友默默地支持李宛，很多人五块钱五块钱地捐助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工人群体之间的团结互助，正是此案闪亮之处。

“深圳的沃尔玛工人有的做了很多甘地式的尝试，找企业进行集体谈判；也有人采取罢工这样的强硬对抗方式，都没有成功。而李宛通过法律，经过工友互助，战胜了一家巨无霸企业。”此案的人何远程说。

什么绑住了企业工会的“手脚”

案子看起来多少有点讽刺：李宛被开除，与她参加劳动维权培训相关。

2011年7月18日，李宛接到沃尔玛的开除通知书，称其以腰扭伤为由请全薪病假，却于病假期间参加劳工维权培训，违背公司诚信原则，造成公司实际经济损失。

在那次5天的病假期间，李宛参加了由香港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举办的劳动法知识培训。沃尔玛发现主办方贴在网上的活动照片，将照片传至各个分店进行人员辨认。

在反诉李宛的状中，沃尔玛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并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法院最终判决：《员工手册》中关于“不诚实行为”的规定过于宽泛，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且病假得到批准，李宛在病假期间的活动可以根据病情自主安排，“沃尔玛以李宛病假期间前往香港参加培训活动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过于严苛，属于违法解除”。

“沃尔玛担心我在工人里传播维权的‘坏’思想，这才是开除我的真正原因。”李宛说。

在被开除前，李宛就因敢言而获得很多工友的认可。她曾反复要求，令分店工会掏钱为闷热的员工更衣室添置了风扇。她还一度曾是分店工会的“女工委员”，为女工们争取了生理周期的保护措施。

依照劳动法规定，企业解雇员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然而，在沃尔玛和李宛的这次劳资纠纷案件中，本该起作用的工会组织却没能说上话。

因沃尔玛在全球无工会的惯例，沃尔玛在中国一度反对成立工会。但事情在2006年出现转机，沃尔玛泉州店首先取得突破，分店工会宣告成立，后来在全国总工会的努力下，几乎全国的沃尔玛分店都成立了工会，很多分店甚至进行了工会委员直选。

但是多名沃尔玛工人向记者介绍，除了最早一届工会成员直选之外，后来工会的管理人员便基本上由分店经理、副经理或人力资源主管担任。

“在企业内部，工人首先要有工会的自由组织权，同时工会也需要资方的合作和接纳，因此很难生根。”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陈步雷直言，“目前很多情况下，企业工会不但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而且还帮企业的解雇行为披上‘合法外衣’。”

难以启动的劳资谈判

对于劳动者而言，维权的道路通常极为漫长。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采取“一调一裁两审制”，首先应当由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调解失败由劳动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不服仲裁者再提讼。

在长达一年的诉讼过程中，李宛的家人几次劝她放弃，她坦言，如果没有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劳维所”）的帮助，她不可能坚持到最后。

这个“全国首家专业从事劳动维权法律事务的律师事务所”，由律师段毅于2005年设立，所章程里写明：“只代表劳动者，不代表用人单位”。

大量的劳资纠纷，显然不可能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近几年，强化工会在解决劳资争议的作用，从立法到政策，一直是明确的目标。但在现实中，企业工会在劳资争议中往往难以有作为。

在过去的2012年中，劳维所多次介入沃尔玛的群体性劳资纠纷。

2012年7月，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深圳配送中心四十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同月，沃尔玛深圳分店多名员工被任意调岗、解雇，沃尔玛深圳多家分店员工联名与公司交涉，希望启动劳资谈判。

在配送中心员工与沃尔玛的劳资纠纷中，劳维所律师告诉工人，罢工是劳资博弈的最后手段，在现有制度下往往会造成劳资双输的结果，而且有可能给工人带来更大的损害，应尽可能通过其他更合理有效的办法提出诉求。但最终律师建议未被采纳，员工们进行了罢工，双方的纠纷至今没有结果。

后一个案例中，沃尔玛工人正在尝试着发起一场“甘地式”的集体谈判，提出的诉求同样是指向管理政策。几名积极分子接受劳维所的建议，开始了工人之间的经历分享和联络工作，努力争取地方工会和沃尔玛工会的支持，希望合理有序地启动真正的劳资谈判，来解决员工们普遍不满的问题，同时使这种谈判长效化。

但在2012年7月，有积极推动谈判的工人突然接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理由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有损公司形象”。至今，双方的劳动争议案还在审理中，而集体谈判也无下文。

个人维权与集体意识

在过去七年时间里，劳维所了近3000个劳动案件，既有人数成百上千的大规模劳资纠纷，也不乏李宛这样的维权个案。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个案来帮助劳工，但是后来发现个案太多了，做一个一千个一万个也改变不了现状。我们只能通过个案发动工人互助，形成团结意识和身份归属感。”何远程说。

在劳维所的个人案件和集体案件中，律师费都是通过每个人捐一份钱来实现的。尽管费用很低，但每一个案子，劳维所都坚持收费。

“我们做的是探索未来集体维权中的律师介入机制，”何远程说，“收取服务费用，这也是一种风险控制，不管从事件本身还是对律师的保护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工人在需要付费时，对事情的投入度、关注度、参与度不一样。”

以2011年的比亚迪汽车劳资纠纷案为例，劳维所仅收取了3000元钱费，由100多名拿到赔偿金的维权员工平摊。

同一年西铁城的代工厂黄埔冠星精密表链厂上千工人进行了半个月的罢工行动，584名签名员工分摊费共同委托劳维所与厂方展开谈判，上千名工人共享了谈判成果。

尽管与上述集体维权案件不同，作为个人维权的李宛案背后，也表现出工人自发的团结。

篇10

关键词：国际私法；弱者权益；实质正义；法律适用

一、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权益原则的含义及其意义

（D）保护弱者权益原则的含义

保护弱者权益原则在国际司法中的意思就“是保护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正的一项法律原则”。又如，章尚锦教授认为其应“是在制定、运用、实施和解释国际私法时，应侧重于保护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再如，赵相林教授认为，所谓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权益，“是指国际私法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对处于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适当的特别保护”等。

（二）保护弱者权益原则的意义

有利于公平妥善地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有利于维巧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

二、我国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权益原则的现状

我国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权益原则在立法上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未明确规定保护弱者原则作为我国国际私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在《法律适用法》有关于保护弱者的条文，但往往是规定适用相关弱者当事人行为地法、经常住所地法等，虽然有保护弱者权益的美好愿景，但实践中很可能只会流于形式，无法达到实现实质公正么目的。第二，未对弱者的主体范围进行界定。《法律适用法》第25条明确规定适用“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但却未对“弱者”的主体范围作任何形式的界定。这无疑会给司法实践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之后果。第三，保护弱者权益的领域和范围过于狭窄。《法律适用法》中对弱者权益保护的领域近仅涉及了涉外婚姻家庭、涉外合同、涉外侵权领域的某些方面，许多需要对弱者提供特殊保护的领域并未涉及。

三、我国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权益原则的立法与实践之完善

（一）我国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权益原则的立法完善

1、在立法中明确界定弱者的主体范围。弱者的主体范围通常应该包括：涉外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妻子、子女、被监护人、被收养人、被扶养人、非婚生子女等；涉外侵权领域中的被侵害人；涉外消费领域中的消费者；涉外劳动关系领域中的被虐佣者；涉外技术转让领域中的技术受让方；涉外知识产权领域的产权人等。

2、载明保护弱者权益原则是我国国际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我国认真审视当代国际枉会国际私法的立法与实践，将保护弱者权益提高到我国国际私法之基本原则的高度，一方面可引起受案法院在审理有关涉外民商事案件时，对该原则的进一步高度重视，从而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尽可能地适用更有利于保护弱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另一方面，有利于唤起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保护自身利益之法律意识，学会利用法律的利器在选择法律适用时，更为理直气壮地选择适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法律。

3、适度拓展保护弱者权益原则适用的领域和范围。第一，涉外合同关系领域尤其是消费合同关系领域。第二，涉外保险、涉外信托、涉外、涉外技术转让、涉外知识产权等领域。第三，进一步适当拓宽保护弱者权益原则在涉外婚姻家庭领域的适用。第四，进一步明确保护弱者权益原则在涉外继承关系领域的法律适用。第五，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还应注意对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进行关注。例如，对网络侵权中的弱者如何保护等。

4、注重弱者权益在法律适用结果上的保护。从当代国际社会国际私法立法与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无论是国际私法立法还是实践，特别注重政策定向和结果选择方法的规定和采用。所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者应当注重政策定向和结果选择方法的规定，尽量在立法中加入更加灵活的方式，赋予受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强调实现对弱者权益在结果上的保护，彻底实现弃形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之立法目的。

（二）我国国际私法保巧弱者权益的司法实践之完善

1、提高法官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意识。通过对我国涉外民商事纠纷涉案件的考察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受案法官缺乏必要的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意识与修养。所要想达到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对弱者权益保护之目的，提高受案法官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意识便显得非常必要，且必不可少。一方面，各级法院可针对涉外案件中弱者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庭的审判人员进行专口培训，另一方配法官也应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提高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意思，唯有如此，才使弱者权益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必要保护成为可能。

2、建立专口和稳定的审理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法官队伍。由于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常常会在不同岗位间轮换，故一直存在流动性大的问题。虽然这样的方式有利于审判人员全面熟练掌握并运用我国现斤法律进行不同法律关系领域的司法实践，但就涉外民商事法律纠纷案件而言，由于其具有在审理巧程中需要适用相关外国法的特殊性，为保证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能够熟练并公证进行司法实践，克服因不断轮岗而造成的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审理的生疏，有必要建立一支专口和稳定的审理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法官队伍，这样，才可保障受案法官在深刻领会我国现行国原私法保护弱者权益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实现司法实践中对弱者权益的保护。

3、积极总结审理涉外纠纷案件适用保护弱者权益之法律的经验。如前所述，我国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判决中缺少贯彻保护弱者权益精神的案例，所以也就缺乏相应的适用弱者权益之法律的司法审判经验。但是，在涉外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加与复杂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停留在被动地就现有案例进巧借鉴参考的层面，而应主动地、巧极地去总结国内外审理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适用保护弱者权益之法律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寻求最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适用方式与途径，达到最终判决结果公平的目标。

4、强化司法队伍保护弱者权益的责任意识。在有关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判活动中，如果主审法官明知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为弱者，应该适用更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而拒绝适用更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其审判行为本身就是藐视我国国际私法的有关明文规定的行为，一旦导致该案件中的弱者权益受损，该主审法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此来弥补因该审判行为而给弱者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章尚锦，徐青森国际私法.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网冲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3] 郭玉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造用法中的婚姻家庭法律选择规则[J].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

[4] 王葆莳.论我国国际私法中的人权考虑化法学杂志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