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习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学习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药剂人员要加强政治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技术水平，药剂科（部）要在医院统一部署下每周抽出时间，组织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学讲座，并做好考勤和学习记录。

（二）药剂科（部）每年年底初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级药剂人员年度学习计划，根据计划，有针对性地安排学习辅导，培训考核等，在考核中如遇不适，可及时修正，年终分别由本人和科（部）写出书面总结。

（三）青年药师（士）及新毕业的药剂师（士）要加强基础理论和外语的学习，加强基础操作技能的训练。新毕业的药师（士）二年内要在各工作岗位上进行轮换，以便全面了解和掌握本科（部）的工作。

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

一、政府概述

在经济学领域中，国家视为等同于政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国家的起源，提出了国家带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如果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国家的成立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而国家的“暴力潜能”又导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政府在暴力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使得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时具有比其他组织更有权威地位。

国家的目标有两个：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存在着冲突，一种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不一定能够同时确保统治者收益的最大化。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决定了二者矛盾时，通常更侧重于第一个目标。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总结为“诺斯悖论”，其中心意思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国家有其自身的组织利益和内部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的立场不是中立的，其在追求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并非是个能够自发地采取合理行动的市场中立者，而是一个受制于有限理性和人机会主义双重约束的集体行动者。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动地或以其行为的负效应的方式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提高。“诺斯悖论”深刻地揭示了“政府失败”的原因。

现实政府的做法越来越偏离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又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界定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即界定政府的职能。

二、政府主要职能的界定

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供制度。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社会自发产生的，以社会需求为存在动力的，源于社会内在的要求，具有长期孕育性、自下而上性、非正式性、非强制性特征，诸如习惯、内化规制、习俗和礼貌等；外在制度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设计、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具有自上而下性、正式性、强制性等特征，诸如专门指令、强制性规制等。两种制度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制度秩序，外在制度应以内在制度为基础，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必须要尊重社会的自发制度、自发秩序，有意识制定的、立法通过的规则，以及由政治过程决定的制度的整体架构，都必须以内在制度为基础。

尽管内在规则在多数情况下都很有效，但实际上所有复杂大型社会也都采用了外在制度。这是因为由政府建立规则有若干优点：1、与内在制度相比，外在制度可能更易于被认识，从而节约人们的信息成本；2、根据内在规则进行自发的裁决有可能是任意的，可能带有很大的偏见和倾向性；3、“囚徒困境”表明合作常常是有利的。而合作因借助以政府为后盾的制度而得到强化；4、通过政府的外在组织和外在控制有助于防止“搭便车”行为，并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供给；5、经验显示，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只能将经济发展推进至一定的水平，超出这个水平后，外在制度和起保护作用的政府就显示出了规模经济，并能保障所有进入者都获得公正、开放的市场机会；6、在造就一种开放秩序和实现更广泛、更具活力的劳动分工上，设计出来的正式法律和一个正式的司法系统是更有效能的。如前所述，内在制度所无法克服的各种环境因素导致由政府来外在地推行和执行制度，从而形成布坎南所说的“国家保护职能”。政府保护职能的中心应当是支持和增强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制度来实现。

（二）纠正市场失灵。通常认为市场失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效应，不完善的市场，信息的不足，失业、通货膨胀及失衡，再分配，有益物品。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主要方式有：（1）维护法律与规则，对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进行规制。如美国的《反垄断法》、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均对避免市场垄断和消除垄断的负效应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又如美国的“污染许可证交易”制度，通过利用市场机制本身来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从而解决污染的负外部性这一全球难题等；（2）政府直接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与成本和收益能由个人充分内部化的私人产品相比，公共产品将供给不足。对于公共品的供给，政府选择由公共所有的财产来组织生产并为其提供资金。如灌溉、排水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网的建设等。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一个有效的国际经验是鼓励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公共产品民间供给，这会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有效的竞争而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受到规则的约束；（3）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等，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失衡等问题。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累进税制等措施来改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控制贫富差距；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来遏制通货膨胀；通过产业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引导投资、促进出口等。

（三）界定产权，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这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并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国家，人们很难对产权做出有效分析，政府作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职能强调其制度变迁及制度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但国家职能的行使引发相应的缺陷，这些缺陷是国家行使职能所不可避免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存在先天和后天不足。国家作为最大的制度提供者，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如公共选择、路径依赖、政治制度、社会需要、有限知识等，导致不能有效地提供制度或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者，但事实上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的是低效率的产权。诺斯认为，政治制度有一种形成低效率产权制度的天生倾向，这种制度导致了经济停滞或衰退。按照“诺斯悖论”，国家行使作为利益关系协调者的职能，但政府是“理性人”，追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秉性使其容易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往往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而为少数人获利。也即政府协调利益所持有的“非中立”立场，是存在利益偏好的，结果导致分配不公平、社会利益的失衡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由此可见，国家职能及其行使是双面性的，优势与缺陷并存，这昭示我们应该在政府职能转型中认清政府的实质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应关注的焦点问题。换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应为且可以为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思想的启发和制度借鉴。

三、完善政府职能的思考

（一）有限干预。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论核心在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故而制度建构是不完全的，从制度发生学角度，制度建设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起源于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是有限理性人契约的结合，且政府本身作为一个人的集合固然在理性能力、信息完全上有较大的优势，但仍旧逃离不出有限理性的宿命。因此，政府应是有限的，政府职能行使也应是有限的，这正是暗合有限政府的知识论假设要求。在有限政府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边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主动干预市场；以是否有利于市场机制运行、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来判断干预的效果；将干预置于制度约束下。在产权清晰、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政府并不需要直接干预，只需对产权作出规定，使纠纷双方的权利明确，能够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解决纠纷，即把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可以恢复市场正常运行。也就是说，政府干预仅限于产权界定不清的经济领域。

（二）实现“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政府是存在缺陷的政府，因此如何消除政府的缺陷，最大化发挥其职能也是制度经济学的当然命题。政府本质是一种制度，基于交易成本而产生对政府存在必要性、合理性。按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路径，政府缺陷也必然产生交易成本，以科斯第二定理要求产生相对制度的“欲求”，即对政府缺陷限制的制度――法治政府。在科斯的制度结构中，尤其强调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法律制度作为外在性制度具有不同于内在制度的独特优越性，如直接性、强制性、实效性等。这就要求在法治的框架下构造政府，即法治政府。所谓法治政府，是指政府职能的确定，组织机构的设立、变更，权力的运作，人员的编制等都应该合法化、规范化。无论是政府的抽象行为还是行政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合法化、规范化，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法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引入竞争机制。竞争能够提高效率，使投入少而产出多，通过竞争可以打破垄断，能迫使公营垄断组织对消费者的需要作出反应，从而实现消费者与公众；并且通过竞争可以提高公共部门组织内部员工的自尊心和士气。在这里，竞争至少可分为三类：一是公对私的竞争，即让公营组织和私营组织都来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促使其竞争；二是私对私的竞争，即政府要求私营企业彼此竞争，以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三是公对公的竞争，即政府促使自己内部组织之间进行竞争，以达到良好的服务效果。同时，竞争机制能有效解决政府中存在的“委托-”问题；竞争机制有利于技术创新、企业家创新和政治行政制度创新；竞争能防止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正当干预，维护市场竞争机制。

（四）信息公开。强调信息的公开性，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官员的影响力而使寻租变得更加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使政府于众目睽睽之下机会主义行事的难度加大。两个方面都将约束政府采取有利于社会利益增长和经济繁荣的集体行动，而更少机会主义地行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坚持透明的稽查标准、政府定期报告制度、由审计署等独立专家机构来监督会计账目以及由学者、信用评估机构或国际机构等专家监督者对政府活动进行复审，都进一步增强着政府机构的可稽查性，并抑制着政府中的机会主义。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篇3

关键词：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办学机制与模式的一项探索和创新，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独立学院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办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现，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进行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加强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一、教育机制创新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通过借鉴参考普通高等教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在独立学院自身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管理结构以及配套实施策略，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组织形式，具有预见性、参照性和指导性等功能。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构建新机制

对于独立学院来说，普通高校的思政工作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但不能适应独立学院学生个性更张扬、更富有创新精神等特点，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继承――发扬”的基础上，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要与时俱进，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新机制。

（二）加强领导机制

独立学院的管理模式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采用院党委领导下的书记负责制。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从管理层抓起，只有管理层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正确思想态度，独立学院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不会流于形式、不会敷衍塞责。加强领导机制才会出现独立学院思想政治工作“一枝动，百花摇”的良好局面。

（三）优化反馈与激励机制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采取“填鸭式”的方式――“我说，你听”，“授者”与“受着”的真正交流较少，效果不明显。优化反馈机制，鼓励大学生敢于说出心中的想法，对勇于反馈自己想法并提出建议的学生进行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真正互动起来。

二、教育评估机制创新

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评估基础之上的。教育评估是为引导、推动、督促思想政治工作朝正确的方向发展的重要手段。它既是对思想政治工作活动规律的认识过程也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过程。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的创新：

一要立足于利于学生、学院、社会的长期发展，而不是评价单个评估对象的优劣。评估最原始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查漏补缺，对教育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改正，但评估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学院的长远发展。

二是在对评估效果要重视，对评估过程也要重视；评估效果一方面要靠的是对“授者”的教育过程、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反馈；另一方面评估要对“受着”的接受效果反馈。而评估过程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是否能得到落实，都要靠评估程序的是否规范、时间统筹、空间布局以及人财物力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的配置，如果评估工作墨守陈规，不思创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评估工作很难得到有实质性的结果。

三是评估要尽可能的量化，做到更加客观公正。量化的过程首先是定性，设计评估流程和评估方法时，便要对评估进行定性，然后对评估内容定量。尽可能多的数字化定量对于评估的客观公正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此外，评估的具体开展方式可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记录、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访谈、书面测评等方法。

三、教育方式创新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比较强调知识的灌输，时至今日，这种教育方法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这种教育方式不仅不受学生欢迎，其有效性和实用性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创新也要摆脱这些因循守旧、机械式的教育方式，否则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特色，失去生命力。通过教育方式创新，让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变成独立学院教育特色。

（一）从“灌输性”教育方式向“渗透性”教育方式转变

1、将思想教育“渗透”到党团活动中来

党团组织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的载体，党团活动在独立学院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党员身份对于大学生来说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普遍向往成为正式党员。不过党团活动若不能够克服“假、大、空”等弊病，那也会严重挫伤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把党团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下到寝室、班组，走进街道、社区，进入企业、工厂，把最“接地气”的活动和党团活动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进行革命传统、人文精神传承与教育。没有刻意的“宣传”，没有矫揉造作的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在无意间中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2、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融入到文体活动中来

课堂内和课堂外是大学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业余生活对于缓解学生学习压力以及调节情绪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文体活动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总是密不可分的，不管是文娱活动强调的才艺、人文素养，还是体育运动强调的团队意识、志愿精神等也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是一致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与素质的全面发展。

3、将思想政治教育“镶嵌”到校园建设的每个角落

校园文化和校园氛围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育人功能。一尊雕塑、一句热血沸腾的口号、一处温馨的提示语，无不洋溢着校园的人文情怀。如哈佛校园里的华盛顿、杰佛逊雕塑，北大的博雅塔、燕园、淑春园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动宣传画。

（二）由“传统型”教育方式向“现代型”教育方式转变

传统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采取管理教育结合、开展树典型事迹报告会、节假日纪念活动、召开座谈会、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而随着现代教育科技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电教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拓宽了“阵地”也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多样化。

1、思想政治教育“电教化”

有了电教手段的参与，以前单独枯燥的“单口相声”的演讲、宣传、思想教育变得图文并茂。电子课件的应用让座谈会、讲座、报告会变得丰富而具有感染力。

2、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

在普通高等院校，校园网建设已经成为了一项常规化的任务，它成为校园建设“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而独立学院也大多建立起了自己的校园网。网络化的思想教育方式是大势所趋。在独立学院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私密性，运用到网络进行在线心理咨询、就业指导、思想反馈等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他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没有顾忌而畅所欲言的交流场所，在保障学生隐私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校园聊天室、校园BBS、校园社区论坛等都是学生舆情的集聚地。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管理、生活和服务方面的信息，加强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和互动。网络的运用对于实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

3、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

网络化不等于信息化，网络化是信息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信息化离不开网络化。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要信息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与信息平台无缝对接，首先要建立精确的学生教育信息库，掌握每位学生的家庭状况、个人基本信息、德育综合信息、思想及心理健康状况、社会实践信息、所获奖惩信息等，完整的信息链接让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的放矢。其次要开展与通讯商的合作，搭建校园信息平台，如在调查的绝大多数独立学院都构建了学院自己的通讯群，不仅降低了通讯资费，也为提高了信息公布的覆盖面，在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基本上全院师生移动用户都构建了自己的通讯集团。

现代化的沟通方式与信息获得渠道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工作方式，也让思想政治教育变得精彩纷呈。

（三）由“精神”教育方式向“物质精神”教育方式转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将物质利益与精神奖励人为的分割开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一谈到物质便沾染上了资产阶级“铜臭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前进的保证。因此，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物质的因素，只有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才能事半功倍。

1、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把学生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独立学院学生也不可能例外，从他们对工作待遇的期望便可以看出。他们对未来工作的选择以及岗位意愿上都更加趋于实用性和利益性。因此，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利益需求。

2、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原则

物质与精神并不是水火不容而对立的两方面，它们是可以有效的融合在一起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利用二者的相融性，在肯定物质激励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时，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3、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务虚走向务实

解决好学生实际的困难与矛盾才能够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才能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威力。家庭贫困、学习困难、就业压力过大、失恋等一系列的实际状况才是摆在大学生们面前的大难题，在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时，既讲道理还办实事，不让学生感觉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只是“嘴上功夫”――“光说不练”。把问题解决了，思想政治工作才有拥护者。

独立学院逐渐被社会所认可，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新的思想、观点充实自己，推进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探索出适合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模式，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才服务。

参考文献：

[1]肖巧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J]．农业与技术，2003，（10）：129－132．

篇4

关键词 血液透析 尿毒症 并发症

材料与方法

2003年5月～2005年5月收治25例尿毒症患者，年龄28～65岁，其中男16例，女9例。原发性肾小球肾炎12例，高血压并发肾功能衰竭6例，糖尿病肾病7例。出现尿毒症时间为0.5～3年。其中高血压及贫血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心脏扩大，各种电解质紊乱均有心电图改变，为导致心律失常的原因。

透析指征：①血尿素氮(BUN)≥28.6mmol/L；②血肌酐(Cr)≥707μmol/L；③内生肌酐清除率≤0.08ml/(s・1.73m2)；④出现心力衰竭或尿毒症性心包炎；⑤高血钾：血钾≥6.5mmol/L。

血透方法：25例患者中有21例每周进行血透2次，2例患者每周1次或2周3次，3例患者每周透析3次。透析时间除诱导透析为3小时外，常规透析均为每次4.5小时，治疗3个月后行疗效统计。

结 果

透析前后疗效见表1。

讨 论

本组资料显示，任何年龄组的尿毒症患者均可发生高血压及贫血，而40岁以上的病人出现尿毒症性心肌病、心包炎及心律失常多见，病程一般在2～3年以上。

发生心力衰竭的原因：①尿毒症性心肌病；②高血压；③水潴留、容量负荷过大；④心包炎；⑤动脉粥样硬化亦可导致心力衰竭；⑥血透动-静脉内瘘之后血液分流量每分钟可达400～700ml，加重了心脏负荷；⑦所用醋酸盐透析液有抑制心肌收缩作用；⑧本组12例中有4例因肺部感染而诱发心衰。

对心衰处理要进行充分透析和超滤脱水，以减少容量负荷。对心肌病患者，同时要纠正贫血及水、电解质紊乱。对肺部感染者，用氨苄西林+舒巴坦钠或者先锋必控制感染后，心衰方能完全控制。

心包炎：发生原因与贻误治疗有关。有学者报道于透析过程中发生的心包炎多为血性心包积液[1]。本组对容量负荷过度引起的心包积液，治疗中采取限制钠盐摄入，进行超滤脱水等措施。

高血压：终末期肾功能衰竭合并高血压者可高达80%～90%[2]。大部分病人病情反复，必须服用降压药物，如拜新同、洛汀新、倍他乐克等。本组高血压治疗效果与文献中报道相符合[3]，推测与肾素分泌过多有关。

电解质紊乱：电解质紊乱可导致心律失常，从而增加了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率。

我们总结了25例尿毒症患者的并发症，共有9种，其中高血压可发生高血压心脏病，贫血可导致贫血性心脏病；电解质紊乱也可导致心律失常。所以，这些并发症均与心血管系统密切相关。治疗结果表明，对此类患者应进行充分透析，同时对不同的并发症及时用适当的药物对症治疗，则可以达到较为满意的疗效。只有处理好心血管系统并发症，才能延长尿毒症患者的生命，这点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刘平，黄哈尔.慢性肾功能衰竭中的心血管问题.中华肾脏病杂志，1986，2(1)：24.

篇5

关键词：血液透析滤过；尿毒症脑病；治疗

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自2005年5月～2010年5月对25例尿毒症脑病患者使用血液透析滤过（HDF）治疗，取得较满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47例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尿毒症脑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尿毒症脑病的诊断标准[1]。男22例，女25例；年龄32～69岁，平均52.5岁；病程6～23个月；原发病：慢性肾小球肾炎者30例，慢性肾盏肾炎者7例，高血压性肾病者5例，糖尿病性肾病者3例，多囊肾者1例，痛风性肾病1例；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精神障碍、注意力不集中、易激动、反应迟钝等；患者分为血液透析滤过组（HDF）25例及血液透析组（HD）22例。

1.2 治疗方法：47例患者均常规对症治疗。HD组采用金宝公司的AK95透析机，金宝公司14 L滤器，透析液流量为500 ml/min；HDF组采用金宝公司AK超200型透析机、费森尤斯FX60滤器及聚砜膜F60型血滤器，透析液流量为500 ml/min。透析液为碳酸盐溶液，无出血倾向的患者予普通肝素抗凝，有出血倾向的患者予低分子肝素抗凝，每次透析时间均为4 h。HDF组每周行1次HDF治疗和2次常规HD治疗；HD组：每周行3次常规HD。观察时间为2周。

1.3 疗效判定：完全缓解：尿毒症脑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部分缓解：尿毒症脑病临床症状部分缓解；无效：尿毒症脑病临床症状无缓解或加重。两组透析治疗前、后患者的血清BUN、Scr、PTH、K+、Na+及Cl 含量。

1.4 统计处理方法：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两组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疗效比较。

2 结果

HD组患者平均经3次透析治疗后临床症状开始缓解，HDF组患者经2次透析治疗后开始缓解。HDF组完全缓解22例，部分缓解3例；HD组完全缓解14例，部分缓解4例，无效4例。两组患者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04，P=0.035）。HDF组治疗后BUN、Scr、PTH值显著低于HD组（P＜0.05）。见表1。

表1 透析治疗后各项目比较（）

3 讨论

尿毒症脑病是尿毒症患者常见严重并发症，主要见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重症患者，最早出现的症状为定向障碍、倦怠、嗜睡、意识模糊等[2]。尿毒症脑病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认为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①肾功能衰竭时体内代谢的各种毒素潴留中毒；②尿毒症时内分泌功能改变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致血中甲状旁腺素（PTH）增高，从而改变脑细胞内外钙离子的比例最终引起脑组织正常功能受影响；③尿毒症患者的离子转运异常及电解质紊乱扰乱了神经信息在神经突触部位的传递从而影响正常的脑功能[3]。

HD对于小分子物质扩散速率大，但对于分子量较大的物质清除率较差，从而导致部分长期接受HD治疗的患者出现腕管综合征等并发症。血液透析滤过（HDF）是血液透析（HD）和血液滤过（HF）两种治疗方法的结合，它同时具备了HD对低分子的高扩散性清除和HF对大、中分子的高对流性清除的优点，是一个可以同时清除大、中、小分子毒素的治疗方法[4]。因此，血液透析滤过对尿毒症脑病的疗效显著。例如甲状旁腺激素（PTH）是公认的已明确的具有神经毒性的物质，其亦是尿毒症患者血液净化清除中分子毒物效果的充分评价指标。本观察表明HDF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度明显高于HD组，且HDF较HD能够更有效的清除中、小分子毒物如PTH。综上所述，HDF治疗尿毒症脑病疗效显著、安全性高，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4 参考文献

[1] 王海燕.肾脏病学[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417.

[2] 董艳娟.尿毒症性脑病[J].脑与神经疾病杂志，2007，15(4):312.

篇6

关键词：户籍制度；政权统治；行政学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027—04

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任何一项制度，挖掘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是非常必要的，但从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从社会学、人口学及历史学等视角对户籍制度产生原因的研究较多，而从行政学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相对较少，甚或没有去分析和解释这一制度产生的深层原因。本文旨在行政学的视阈下对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内在机理进行剖析，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一、政权统治是户籍制度产生的根本目的

户籍制度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政权统治的需要，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机关实施和运用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有效手段。

对于国家来讲，人是最重要的经济政治资源，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在农业社会阶段，人口的众寡更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尺。而国家控制人口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把人民固定在土地上，让其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不至于四处迁徙，而统治者也才能有固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礼记·大学》中有“有人由此土、有土由此财、有财有此用”的表述，清晰地传达了古人对农业、土地、农民的重视，土地和劳动力是一个国家强盛和富有的标志。在中国古代生产工具简单、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生产效益的高低只能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多寡。在统治者看来，唯有控制更多的人口，才能壮大国家的经济、军事力量，抵抗外域入侵，确保国家的繁荣和昌盛。

户籍制度是随着国家和个体家庭的产生而产生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早的国家是因“治水有功”而“王天下”的夏朝。自夏朝开始，中国开始进入私有制社会，但此时处于从原始的部落社会向建立公共权力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各氏族部落的首领们不过是出于联合抵御自然灾害的需要和对夏禹平定水患的钦佩而推举夏禹为名义上的“天子”，其权威并未真正确立。实际上他并不能直接对国内臣民发号施令，向臣民派役纳税。其政权统治方式只是在于通过更大范围氏族的宗法血缘关系来治理。不是老百姓每家每户直接接受统治者的盘剥，进奉贡物，而是以氏族部落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诸侯邦国为单位，间接地接受国家政治权力的统治。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管理各类人口的国家机构，人口的登记和统计等一些户籍制度必备的内容也在一定范围里出现了。但是，早期国家这种分封制的政治统治方式带有鲜明的氏族血缘色彩，不但妨碍了西周国家形态的完善，也阻碍了以家庭为编制单位、以地缘为标志、纯粹行政的户籍制度的形成。由于宗法血缘关系本身的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宗法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漠，致使宗法礼仪的约束力逐渐消失，天子逐渐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建立在血缘宗法治理基础上的政权岌岌可危。

至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便进入了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时期。各诸侯国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纷纷谋求独立，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以及繁荣和昌盛，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实际控制更多地人口才能真正壮大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抵抗外域入侵。所以，这一时期，各国在进行政治改革和国家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带有集中化性质的户籍制度开始形成。各国开始重视对户籍制度的调整，以齐国为代表，经过管仲实施的改革措施之后，确立了户口登记与征发赋税徭役相结合，编制基层社区的户籍组织与国家对基层社区的控制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相结合的统治模式。战国时期，传统的社会秩序领主制的政治秩序全面瓦解，西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无法维持，夏商周早期国家所发明和使用的政治控制手段完全失去效用。总而言之，一切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完全不再具有约束力，原有的宗法道德、王道礼仪和法律制度对社会的调节作用丧失殆尽。政治统治如何重新确立，呼唤新的手段和途径，如何使国家权力意志得到贯彻，客观上产生了新制度形式的需要。户籍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熟完备起来。秦国在秦孝公时，用商鞅实行变法，外修刑政，内务耕织，有效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和武力的发展，秦国成为战国七雄最有实力的国家，最终统一了中国。秦朝统一之后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了商鞅变法所制定的户籍制度，重新确立了古代国家对各个组成部分的绝对控制关系，所有的土地、人民不再是停留在礼仪上或法理意义上的归国家所有，而是借助于户籍制度实实在在地归属国家亦即统治者所有，国家的社会控制和统治功能大大加强。至此，户籍制度以其对古代国家统治下的人民及其财产（主要是土地）的统计作为手段，完成了古代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与财产掌握，满足了国家对人民和领土的政治控制，是国家通过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在其所统治的疆域上向人民充分伸展政治影响力的反映，正式确立并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完善国家形态、实施政治统治、强化对古代国家控制基层社会和人民的有效手段。

二、生产力水平是户籍制度产生的物质基础

户籍制度的产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是单个家庭生产能够独立进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社会前提和基础。

“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的长久繁荣、文明的延续，基本上都要取决于农业生产能力的支持。”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这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农耕。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从事农耕生产，但农耕技术水平的提高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以及奴隶社会初期，农耕工具使用比较普遍的还是石器、木器、蚌器和骨器，农业生产大多依靠人力，个体家庭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土地所有制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领主制，农业生产基本上都是以公社集体生产的形式，家庭还不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个体化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产生。西周时期，青铜工具虽然开始运用于农业，但是青铜器农具数量很少，农业生产方式依然是集体生产，所谓“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就是对当时生产情景的具体描绘。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迈进，但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未发生过飞跃性的发展，因而氏族公社的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形式都基本上被保留下来。西周时期氏族公社的土地依然需要定期分配，《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差恶，分为三品……故三年一换主（土）易居，财均力平。”这种情形与恩格斯所说的马尔克制度最初一年，而后三年、六年、九年乃至十二年重新分配土地的情况基本吻合。这也说明了在夏商周时代，“氏族制还能以改变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由于户籍制度对户口的登记和统计是以“户”作为基本单位进行的，因而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小农阶层的形成也是户籍制度形成的必要条件。在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也只能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赏赐和剥削的并不以个体公社农民为对象，因而也就没有了解公社内部户口和土地数字的必要。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没有可能出现，统治者也没有必要控制生产者的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农耕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铁的农业器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大大地提高了农耕的效率和质量，再加上水利设施的建设，以及翻土施肥、精耕细作等农耕技术的改进和普及，农民独立生产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集体生产的形式被逐渐打破，土地所有制也开始向私有化的方向发展。同时，铁制的农业手工业器具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农村家庭手工业也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迅速发展起来，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相结合，催生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技术的进步不仅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随着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大量涌现，商业活动日趋繁荣，社会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大量人口繁育，大量荒地得以开垦，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一家一户自耕农阶层广泛出现，土地公有制氏族公社的结构和集体生产的形式逐步瓦解。同时，无地或少地的“隐民”、“私属徒”大量出现，社会流动在更大范围内发生，诱发了封建制地主经济关系的产生，大量的公田被荒置，对领主制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以井田制为基础、以集体生产为主要生产形式的领主制经济濒于崩溃。这些都为户籍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为了应付土地由过去的公社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齐国实行了“正户籍”的政策，此后，春秋其他诸侯国也先后进行了户口的统计和户籍的管理。由于这个时期诸国建立户籍制度的目的在于恢复旧的统治秩序，所以，户籍制度并没有能够获得全面地发展。不过，经过春秋时期近三百年的发展，城市平民与乡村平民在身份上趋于齐等，城市的平民阶层与已经出现的自耕农阶层一起构成了一个崭新的“编户齐民”阶层，为户籍制度的全面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直至战国时期，传统的领主制的统治秩序全面瓦解，封建制地主经济关系进一步巩固，在秦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过程中，户籍制度逐渐发展完备。

三、重礼思想是户籍制度产生的政治理念

国家政权统治得以确立，需要广泛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论证提供支持。人们之所以接受权力的统治，完全在于他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和观念。这种认识和观念是政权统治最根本的合法性所在，也是户籍制度设计实施的指导性思想和理论基础。

农业社会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集家而成族，聚族而成国。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现实中，家族生活扩展为国家政治生活，使得家族的伦理与政治的伦理也合而为一，血缘一宗法关系即是维系家国一体的稳固基础。“凡国家皆起源于氏族，此在各国皆然。而我国古代，于氏族方面之组织尤极完密，且能活用其精神，故家与国之联络关系甚圆滑，形成一种伦理的政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伦理关系是通过“礼”与“法”的控制形式得以强化和维护的。最初的礼起源于氏族社会，主要是习俗之礼。从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随着氏族社会演进到宗法社会，礼就逐渐具有了权力象征的意义。礼的意图在于“分”，即分贵贱、明等级。礼的核心是维护贵贱上下、尊卑长幼、男女有别的等级秩序。这一重要内涵符合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在需要。周朝统治者以“天”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基础，将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制定出一系列礼乐典章制度作为社会的行动准则。《周礼》中所载小司徒“登民数”，“生齿皆登”，以及“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以及“国”“野”两类户口分治等，都反映出了其所宣扬的政治伦理和理念，即尊重权威，保持等级有序。以家编户，以祖定籍，当人们被赋予某种“籍”之后，其意义不仅在于人们需要接受其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或位置，需要接受地方权威或家长权威，更重要的在于统治者借此实现其统治所需要的一种社会秩序观。但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却与天道秩序的理想相去甚远，争战与混乱打破了既有的制度规则。

春秋时期的社会深刻变革对古礼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有所谓“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之说。于是，思想家们纷纷开始反思，先秦诸子都有志于谋求整合政治社会秩序，而各家有各家的主张，于是有了不同的重振政治社会秩序的方略。但先秦诸子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在谋求社会秩序整合时，绝大多数都视礼为一基本方略。春秋末年，孔子以仁释礼，摒除单纯的仪式形式，把“仪制”中的血缘关系和历史传统提取出来，冠之以人道性、人格化内容，将其转化为意识形态上的自觉主张，对超出生物种属性质、起着社会结构作用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等级制度做出明朗的政治学解释，表达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道德主张，使“礼”具有了普遍和长久的社会性含义和作用。在儒家那里，把天道与人伦统一起来，由此也为等级秩序求得了合乎天道的验证。儒家思想把天道更多地理解为一种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井然有序的级差格局，它应当体现在仪式所规定的现时的秩序中。儒家思想把‘人’当做‘天’的产物，再从‘人’的角度为秩序寻找依据，因此无论是人的性善还是性恶，维持亲疏远近上下贵贱的秩序都应当是一种自觉的积极的‘天道’。强调“立于礼”，“礼者为异”，异即等级。实行礼的目的在于通过划分等级固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使其能安于天生的血统给自己带来的或贵或贱的命运，以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达到天下的安定。存在于社会上的贵贱上下等级与存在于家庭中的尊卑长幼等级都被儒家看成是维护社会秩序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社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循礼制标准，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说等级秩序是君主政治得以生存的制度保障，那么等级原则的提出则从认识上提高了统治者维护和巩固等级秩序的自觉性。等级原则成为巩固君权的基本手段。”在重礼思想的指导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包括秦国在变法过程中，户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即是加强社会控制，依据伦理规定，围绕巩固权力统治，定期进行户口登记，进行职业体系的分类，重新确定社会身份地位，严禁迁徙，用制度把农民及不同身份的人约束在相对固定的领域或范围里，强调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先赋性，以便于对他们灌输有利于政权统治的价值观念，施行礼教和道德教化。所以说，户籍制度是对“礼”内涵的外在制度化，是礼制观念的体现，同时，对于推行礼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社会结构是户籍制度实施的现实条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细胞，包含着社会结构的某些基本特性，是理解社会结构的重要分析单位。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是在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伴随着氏族社会的衰微和没落而产生的，远非近代以来核心家庭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

在农业社会中，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夏商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结构都是由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构成的。血族关系是古代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等级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血族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通过父家长制而得以延续的。原始共同体中的血族等级最主要的就是血缘家族的辈份关系和老者享受的特权，随着婚姻关系的固定，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继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代、父系氏族时代之后，伴随着私有制和奴隶社会的形成，进入社会宗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向国家政治结构转化。张康之教授概括了这个时期社会的特征：“农业社会是一个以‘家元共同体’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家’是社会构成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单元，‘家’在社会的结构化中构成了社会，因而，社会无非是‘家’的扩大和以‘家’为其单元的共同体。‘家’是家元共同体中的‘点’，‘家’放大后成为‘族’，就有了地域的特征，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了，‘族’的放大则是‘天下’。近代的人们也把这种‘天下’称作‘国家’，实际上，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王权发挥支配作用的范围，其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和流动的。”家国一体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中国的家，横向可以扩及到家族、宗族以至氏族，纵向可以上通祖宗、下及子孙，是一个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家国一体性的维系是通过宗法制度实现的。这是一种自我封闭又拥有相对自治权力的一种社会基层系统，其中，每个成员都被置于高度系统化的等级名分体系中，并由此而产生宗法式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它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沿着从家庭亲属差序向外延伸扩展，架构了把一定数量的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家庭网络。在这个大家庭里，等级观念、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在家、族与国的组织结构关系上，呈现出一种严谨的一体性：家国同态，家国一体。无论是国家对家族的替代，还是家族与国家的混融，都不可否认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无不是家庭结构、功能、伦理等内容的放大。

篇7

制度作为衡量财富的一杆标尺，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投资基金制度中有一种典型的关系，即：委托—，基金投资人将其投资的项目委托于基金管理人来证券的投资，从基金的发展过程中来看，人往往会对市场行情的发展拥有一个更为透彻的了解，他能准确的了解到市场行情的变化，因此委托人更多的倾向于将所投资项目交予人。在投资者与人关系形成之后，就产生了一定的选择性和风险性。

(一)逆向选择

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对称，这就使得逆向选择应运而生。基金投资者在对基金管理人的选择中，更多的倾向于业务水平较高、诚实信用度高且能熟悉洞察市场动向的管理人员。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基金管理人员总会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道德品质，往往会刻意的隐瞒自己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如果投资者在对管理人员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其自我推荐，那么一些夸大其词而专业知识水平较低的管理人员就会被选择，从而就产生了逆向选择的问题，如何能更好的克服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一些困扰，就必须在寻求外部信息的基础上来对管理人员进行一个正面且客观的评价。

(二)基金管理人员的选择

选择在基金管理领域及相关领域接受过专业教育及管理的人员，教育是一种传递知识，培养能力的方式，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才能促进能力的提高，同样教育也能提高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基金管理人员在接受高程度的教育时，就能轻松的完成相关学业，从而降低教育的成本。道德水平同样也是体现基金管理人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基金管理人员既要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水平，还有拥有诚信的道德品质，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下，管理人员要将勤奋作为一块敲门砖，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将基金管理人员之间的业绩进行比较，是在当期按的基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中最为高效且客观的一种系统评估，基金管理人员作为利益的共同体，不仅对市场的公正评判起到一定的作用，还能使投资者在对基金管理人员的选择过程中减少成本的运用。

二、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证券基金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

只有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健全证券投资市场的管理制度，才能有效的保证证券基金投资市场的稳定快速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在理睬以及规模化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不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理论上来说，证券投资基金在投资回报上来对于个人投资更具明显优势，在较高利润和回报下，证券投资仅仅更加促进了投资者对于投资的积极性。证券投资基金及其管理公司作为一种为了他人而用他人钱的机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与不完整以及法律、制度以及市场竞争条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员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为自身争取利益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体系的约束，人就很难拥有足够的自制能力在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为自身及所在机构谋取更多的利益。证券基金市场在我国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后，其在规模和资源配置方面也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但是在证券市场上一些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违规行为的损害，因此加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证券基金市场发展的重中之重，以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市场基本原则，维护好证券基金市场的良好口碑和声誉，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保持证券投资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证券基金市场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在不断的增加，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证券基金市场的发展尚处于新型市场阶段，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保证投资者权益的基础上，促进我国证券基金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稳定发展。

三、结束语

篇8

【关键词】 法律经济学 效率 土地征收制度 公共利益

一、前言

土地征收作为一种基本的土地法律制度，普遍存在于各国的法律之中。综观各国法律，土地征收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国家或政府为了公共目的而强制将私有土地收为国有并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所有权形式。鉴于征收制度自所有权制度产生时起就作为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一直存在，它与所有权制度一起发展，并在社会所有权的观念下觅得其存在的合理性。本文论述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作为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而土地征收制度作为一种剥夺所有权的制度，必须具备“公共目的性”和“补偿性”的条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这正是应用法律经济学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分析的重大意义所在。

二、法律经济学视野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缺失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于分析财产制度是否符合经济规律以及怎样促进资源向更高的使用方式转移。征收制度作为财产法中一种十分特殊的制度，引起了法律经济学者极大的兴趣。在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通过法律促进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效益并以效益为目标(或称之为进行制度创新)。即所有的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社会效用的增加为目的。而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规定与“公共利益”的目的存在矛盾，导致 “公共利益”的范围规定得不够明确，不能使土地资源在征收过程中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

（1）立法上的缺失。《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该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可以申请使用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也不排除申请使用国家征收的土地的可能。如果是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法律中出现这种矛盾之处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区分开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以至于土地征收与建设用地笼统地被规定在一块。因此，在土地征收的立法中，我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2）实践中的困境。虽然立法者对征地目的有着更为严格的限制的意图，但是我国有关土地征收目的的规定依然不够具体、规范，实践中依然不能很好地防止土地征收的滥用。立法上，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土地征收必须经过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对被征收人认为土地征收目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时的救济机制却没有任何规定。但由于我国行政机关现在的工作水平和透明度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此，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不利于约束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实施土地征收。

2、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我国补偿的项目较少，远不能覆盖被征地人所有的损失，这是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

（1）补偿标准偏低，而且以地平均年产值作为补偿标准极不科学。虽然1998年《土地管理法》已经大幅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但这样的补偿标准在经济发达地区与土地的市场价格相比还是偏低。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在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按照这个标准，以现金形式的补偿通常都在每亩1.5~3.5万元。实践中，不少地区征地时仅以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计算补偿额，被征地方获得的补偿是相当低的。

同时，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级差地租是由经营较优土地获得的、转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的一部分超额利润，由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部分的差额构成。在市场经济和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优等地、中等地上的超额利润，最后会通过土地所有者与租地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转化为土地所有者占有的级差地租。所以，土地所有权是使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的原因，而同级差地租的形成没有关系。不难看出，土地生产条件的差别是级差地租产生的物质条件。土地的有限性和以此为前提的土地经营的垄断，是级差地租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而我国在土地征收的补偿上采用平均年产值的标准，从法律设置上忽视了土地征收过程中级差地租存在的这一经济现实。

（2）征收补偿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农民不能从土地增值中分享利益。政府往往以较低补偿费获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出让金转入市场，实践中，这部分的增值额是非常大的。这些增值额实际上是土地从农用地变为城市用地产生的级差地租。但是，国家对征地过程中的这部分增值额不予确认，也没有让失地的集体组织或农民从增值额中获利。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应当是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过程，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城乡差距，因此，应解决土地增值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3）补偿发放和补偿方式存在缺陷。首先是土地补偿费用收益主体不够明确。由于历史遗留的因素，土地在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权属界定并不非常清晰，不同所有权主体的土地经常交错在一块。众所周知，征收土地与征用土地是不同的，前者改变的是所有权，后者改变的是使用权。在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如果征收土地就涉及到对两个主体进行补偿的问题：一是对所有者即农民集体进行补偿；二是对土地所有权上依法设立了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人进行补偿；三是如果上面附着物另为他人所有的，还涉及到第三人补偿，如果土地使用权上设定了抵押权的，还应通知抵押权人，以保障担保物权人的利益。但是，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是怎么规定的呢？只通知和公告农民集体和农民，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竟规定，土地补偿只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那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费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土地法没有考虑到我国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已流转的法律现实。这给确定土地补偿费用收益主体带来了困难。

其次是土地补偿方式不够灵活，安置方法过于简单，无法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劳动力安置是主要实行货币化安置的方式。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的就业安置是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劳动力安置办法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很少使用，已失去意义。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一并计算补偿给集体纠纷组织，对农民安置问题不再考虑。而我国现在征地补偿的利用机制还不是很成熟。补偿费用有时就直接发到农民手上，出现农民坐吃山空的现象。农民失地后很难再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缺乏长远的生活保障。

三、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缺失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者认为，征收制度的潜在无效率是可以被潜在效率抵消的。法律经济学者对此的解释是，政府征收所涉及的项目一般都是巨大的，牵涉到与许多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交易，这些复合交易的谈判成本是很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政府在规划确定以后放弃原来的购买计划而购买其他土地的成本巨大，私人所有者知道这点后会提出高昂的收购价格；二是因为每一位所有者都希望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出售者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势必影响收购的进度。如果征收者承担了巨大成本，只能提高服务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消费者和征收者双方都不能获益。此外，鉴于征收成本巨大，征收者也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替代征收他们计划内的土地，结果这些土地就不能转到使用效率更高的征收者手中。因此，对于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应当做如下分析。

1、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土地征收制度的目的。

（1）在制定土地征收的法律制度过程中应如何理解要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呢？法律经济学者运用有关公共产品的理论予以回答。根据该理论，对抗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所有和提供，具有非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如国防）则应该由公共所有，政府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是更有效率的。由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的高效率，因此，政府在供应公共产品时征收私人财产才是正当的，反之，政府为了供应私人产品而征收私人财产则是不正当的。供应公共产品也就要求政府的征收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要求。因此，我国应采取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概述加列举式的立法方式，除了保留现有“公共利益”的原则性规定外，还应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项目范围与世界各国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我国可以将这条规定作为确定我国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基础，同时将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项目明确列入“公共利益”的范围之中。此外，我国还应加强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各项事业的立法，建立我国完整的公益事业法立法体系，具体规定各项公共事业中的哪些建筑、设施可以适用土地征收。

（2）应该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收审批制度，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土地征收严格限制在公益性建设用地内。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在申报征地过程中，由指定的机构审核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各级人大来审核较为可行，只有经审核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方可核准征地。

2、至于为什么要“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法律经济学者给予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它能预防政府过度使用征收权。如果不存在公平赔偿规定，政府很可能就会积极的征收更多的土地以降低自己的投入成本，而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来讲往往是浪费资源和低效的。征收补偿至少部分是为了强迫政府将征收的成本内部化，从而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佳点。显然，征收行为不仅具有管理成本，而且具有昂贵的机会成本：一旦财产被政府征收，它就不可能再被任何私人使用。如果政府不需要给予补偿，即不需要花钱就可征收财产，那么政府可能会受到“财政错觉”影响，也就是政府官员将误以为所征收的资源没有机会成本或机会成本很低，从而作出非理性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过度征收，进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为了避免发生财政错觉，宪法要求政府给予完全补偿或赔偿，迫使政府比较征收的机会成本和征收后的财产价值。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对土地承包关系定位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要完善土地征收的补偿制度。

（1）扩大征地补偿范围，提高征收补偿标准。征收条款与补偿条款在法治国家被视为“唇齿条款”，不可分离。土地征收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失去生活的可靠来源和保障。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无法补偿因征地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带来的损失。我国在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补偿的内容，这是立法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征用、征收补偿立法和实施征用、征收补偿活动提供了宪法依据。立法中应通过对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种植种类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地上作物、农民房屋等补偿予以明确，对相邻土地的损害补偿也应予规定，不断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

（2）国家需要承认征地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并使农民从土地增值效益中分享利益。当然，土地征收造成的土地增值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开发建设带来的，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征地后的土地增值也应该有一部分为政府获得。政府可以通过开征土地增值税获得此部分的份额。对被征收土地上的农民进行妥善安置，是征地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安置工作应当实行由“以安排劳动力就业为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途径安置”的原则，拓宽安置渠道。可以考虑以土地补偿费为主，采用以下补偿方式：货币安置；地价款入股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留地安置；用地单位安置；农业安置；土地开发整理安置等等安置途径。但不管采取何种途径，应坚持“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的原则，使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还能保证其生存权和发展权。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 ［美］麦考罗、曼德姆著，吴晓露、潘哓松、朱慧译：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法律出版社，2005.

[3] 杨松龄:两岸土地征收法制比较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篇9

[关键词] 羊 肠毒血症 预防 治疗

[中图分类号] S858.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6-0190-01

羊肠毒血症又称为软肾病，由D型魏氏梭菌引起，是一种急性非接触性传染疾病，主要发生在绵羊尤其是羔羊中。由于羊肠素血症患病羊死亡很快且死亡率很高，常常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D型魏氏梭菌侵染羊体后会在羊肠道内大量繁殖，产生的细菌毒素引起一些列变化使羊患病。症状多表现为抽搐、昏迷，死亡快，死后肾脏软化，空肠、十二指肠严重出血或出血性坏死。羊肠毒血症已经成为羊养殖业中的主要疾病，是养殖户养羊必防的重大疾病之一。但是该病目前还没有较好的治疗措施，主要以预防为主。

一、病因

D型魏氏梭菌是引起羊肠毒血症的病原，又成为产气荚膜杆菌，属梭菌属，为厌氧性革兰氏阳性菌，可以在羊体内形成芽孢，经消化道进行疾病引发和传播。该菌分布比较广泛，在土壤、污水和粪便中均有存在，羊误食被污染的饲料或污水后，细菌会在羊肠道内大量繁殖，产生的外毒素会引起肠道的溶血、坏死和致死，从而引发羊肠毒血症。常用的消毒药剂都能很好地杀死D型魏氏梭菌的繁殖体，但是芽孢的抵抗能力很强，不易消除。

该疾病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在春夏多余季节、秋冬气温骤变季节最为多发，育肥羊喂食过多高蛋白精料导致病原体繁殖增快、小肠渗透性增高，饲料由干草突然改为富含蛋白质的草料或谷类时最容易病发。总体来说，引发羊肠毒血症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羊只误食了被D型魏氏梭菌污染的饲料、青草或污水，导致细菌在消化道内繁殖产生大量毒素；二是饲养羊只过程中，饲料配制不合理，含高蛋白的精料过多，或有饲喂干草突然转变为放牧时，牧草且富含蛋白质。羊只免疫力低，或胃肠道功能出现病变时也会成为引发肠毒血症的病因。

二、病症

羊肠毒血症是一种急性病，患病羊只常表现为突然发病，且多在发病1小时～4小时内甚至数分钟内就会死亡。临床症状较少，主要有体温较低，精神沉郁，食欲下降甚至废绝，全身颤抖，四肢抽搐，步态不稳，奔走不安，呼吸困难，磨牙，口鼻流沫甚至流血；有明显腹泻症状，所排粪便为红色或黄褐色水样，最后昏迷来不及用药就死亡。病羊死后尸体腹腔迅速膨胀，进行解剖尸检可以发现肾脏肿胀软化触压即烂、充血，腹腔、胸前心包积液、心内外膜有出血现象，胃肠部位充满气体和液体，全身淋巴结肿大、切面呈现黑褐色，肠粘膜严重充血和出血、呈现红色、有溃烂坏死部位，肝脏肿大、包膜有血点，胆囊大幅度肿大、充满胆汁，化验尿液会发现含糖量增多。

三、预防

羊肠毒血症是急性病发疾病，患病羊只常常在1小时～4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就会死亡，一般还来不及治疗，所以对于该病应以预防为主。

1.加强饲养管理。该疾病季节性较为明显，在多雨季节、温度骤冷季节最容易发生。建设羊圈时，应注意圈舍的通风干燥和保温，放牧形式养殖地区应选择将放牧地点选择在地势较高且干燥的草地，远离被病羊或病羊尸体污染过的草地。圈养羊只饲料喂养需注意不要突然转变，特别是干草和含蛋白质丰富的谷类饲料的转变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放牧羊只牧草由干草转换为青嫩、富含蛋白质的青草时，也要循序渐进，不能过多取食青草。在该病病情比较多发的季节，可以给羊喂食适量的食盐，注意预防羊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加强羊只的运动量，增强抵抗能力。

2.在羊肠毒血症病情多发地区，每年应该在春、秋两季定期给羊只接种“羊快疫、肠毒血症、猝狙三联苗”或“羊快疫、肠毒血症、猝狙、羔羊痢疾、黑疫五联苗”，接种疫苗时羊只不论大小，肌肉注射或皮下注射用量一律为5毫升。接种疫苗后的羊只会在2周左右产生免疫力，疫苗保护期可达到半年。

3.在羊群中发现羊只有发病现象时，要及时对病羊进行隔离，同时将同群羊只立即更换圈舍并进行紧急预防接种，疫苗可选羊梭菌病四联浓缩苗、三联苗等。对被污染的圈舍要及时清理污染物，圈舍墙壁、地面、屋顶及圈舍内的所有器具要进行彻底消毒，消毒药剂可选用5%的苏来儿或强力碘。病羊死后的尸体不能随意抛弃而要进行严格处理，需焚烧深埋，并远离水源。

4.羊群中出现发病情况后，要及时更换羊只的饲料，加大粗料的配比或添入一些添加剂以促进羊只的胃肠道蠕动，同时加强羊只的运动，避免病情进一步蔓延和扩散，减少羊只的死亡率。

四、治疗

羊肠毒血症病程短、死亡快，目前对该病还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应以平时注重预防为主。对于发病比较缓慢的病羊，可以对其肌肉注射青霉素，用量为80万～160万单位，每天2次；还可以灌服10%的石灰水可以软化病羊盲肠内的粪便，大羊200毫升每只，小羊50毫升～80毫升，连续服用1次～2次；灌服磺胺脒8克～12克，第一天一次性服用，第二天分2次服用即可；灌服消气灵可以防治瘤胃内部出现泡沫性气胀，补充生理盐水、强心液有助于缓解病情。

羊肠毒血症是羊养殖业中必防的重大疾病，为了减少损失，养殖户需以预防为重点，做好羊舍建设和羊群饲养工作。

参考文献

[1]杨笑庆，刘丽红，闫振富.一例羊肠毒血症疫情引发的思考[J].北方牧业，20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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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法治视域；改革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6)0003-000139-01

一、法治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必要性

(一)教育观念变革的保障

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爱因斯坦也曾在《论教育》中强调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和谐的人。和谐人才的培养需要完整教育观念的指导。法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有助于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是教育观念变革的重要保障。

(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教育改革一直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大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建设对人才提出不同的要求。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开始，我国一直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之相对应，法治教育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法治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去，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三)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

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需要结合法治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策环境，将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法治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性和规范性，为教育的发展创建了一个基本的可持续性格局。

二、基于法治视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维度

(一)构建法律规范体系

至今为止，关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任何明确的法律规范。虽然不时会有“红头文件”下发，但它相对于法律意义来说更具行政的规范性。所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结构上进行优化，逐步形成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机结合构建的规范体系。

(二)完善执行模式

1.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存在多方主体，相互之间存在多重法律关系，比如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等都存在法律关系。我们必须要首先明确每种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建立完善执行模式的基础。2.落实资源和权力配置。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规范比较模糊，对实现教育工作正常开展的各项教学资源不能有效调配和整合，对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不能进行组合和优化。我们要落实各项教育资源，把人财务的安排尽可能地明确和量化；对各主体的权利进行配置和协调整合，以便统筹安排和一体推进。这样就从“质”和“量”上保证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的确切落实。3.细化具体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实现法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法律意义上，行为模式通过确立规则来对什么人、根据什么、做什么事进行明确的规定，实现了实体和程序的统一。可以说，行为模式通过确立、明晰和巩固，在微观层面实现了法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发挥出教育资源和权利配置的重要作用，完成了教学任务并取得教学实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阶段性进展成果也需要通过法律的行为模式进一步强化，使教育工作更加制度化、成熟化、高效化和常规化。

(三)强化监督与问责机制

1.完善督导制度。首先制度化是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督导条例的制定，构建完善的法制化的督导机制，明确各督导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强化对各地高校法规政策的监督和检查。系统化是指我们要结合高校教育监督指导工作的整体要求，成立专项的督导组织，完善督导工作的立法和执法过程，促进形成性督导和评价性督导，进而构建完整的督导制度体系。常规化是指督导工作要长期性的展开，结合阶段性的重点反馈和检查，成立专职的督导人员队伍，对相关政策法规执法落实的全部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整改提高。2.建立评估体系。我们要及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落实过程中的相关法规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具体情况、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查找原因，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的部分要改革创新，而效果显著的部分则要进行大力的推广。通过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可以保证督导工作能够更加地科学、合理和规范，对于督导制度的预防、控制和矫正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的评估工作主要以定性回报的方式进行，比如自查报告和座谈汇报等，这样的形式缺乏定量的科学分析，不能形成整套的指标体系。我们要促进评估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要把评估工作的依据原则、标准指标和权重参数等进行量化的规定，从而构建科学化的评估体系，然后从政策法规投入、教育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三个维度入手进行全面的测评。3.落实问责机制。问责机制的落实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法规政策的执行力度，是实施依法治国、依法治校政策的重要标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主体通常要承担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责任。对于实践中违反相应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不进行教学资源和权力的优化配置，未实施有效执行行为的责任主体我们要切实追究其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我们要在法治的视域下，从崭新的维度来践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起法律与政治相结合的创新教育体系，为国家和发展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