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计划生育条例范文
时间：2023-05-06 18:13: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北京计划生育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草案送审稿)
一、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本市各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发展改革、公安、民政、统计、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信息通报制度，促进人口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实现人口信息共享。”
二、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做好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接受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负主要责任。”
三、删去第十二条第三款。
将第七款修改为：“科技、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
四、将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五、删去第十六条。
六、将第十七条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双方可以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再婚夫妻婚前合计只生育一个子女，婚后又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再婚夫妻婚前合计生育两个以上子女且没有违法生育行为，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
(三)夫妻合法生育的子女，其中一个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的夫妻持相关材料经一方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核实后,报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确认。”
七、删去第十八条。
八、删去第十九条。
九、将第二十条修改为：“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奖励假三十天，配偶陪产假十五天。休假期间不得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十、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且已经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凭证继续享受以下奖励和优待：
(一)每月发给10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奖励费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发至其独生子女满十八周岁止;
(二)独生子女的托幼管理费和十八周岁之前的医药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报销;
(三)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农村在推行养老保险制度时，应当为独生子女父母优先办理养老保险。农村安排宅基地，对独生子女父母应当给予优先和照顾;
(五)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扶持独生子女家庭发展生产。
第一胎生育双胞或者多胞的夫妻，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凭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享受前款第(三)项规定以外的奖励和优待，但只享受一份独生子女奖励待遇。”
十一、删去第二十二条。
十二、删去第三十三条。
十三、将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已享受本条例规定的各项奖励和优待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停止其奖励和优待，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十四、删去第四十一条。
十五、删去第四十二条。
十六、将原条文中“市和区、县”修改为“市、区”、“区、县”修改为“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修改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条文序号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调整。
本修正案自20xx年 月 日起施行。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相关阅读】
对北京人口计生条例修正案解读
“全面二孩”后产假怎么休?
增加30天+配偶陪产假15天
最受大家关注的“二孩产假”问题，草案送审稿第二十条修改为：“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奖励假三十天，配偶陪产假十五天。休假期间不得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独生子女费”还有吗?
已领“证”且承诺终身只生一个仍享受
草案送审稿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且已经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凭证继续享受以下奖励和优待：
(一)每月发给10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奖励费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发至其独生子女满十八周岁止;
(二)独生子女的托幼管理费和十八周岁之前的医药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报销;
(三)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胎生育双胞或者多胞的夫妻，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凭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享受前款第(三)项规定以外的奖励和优待，但只享受一份独生子女奖励待遇。”
哪些情形可生三孩?
再婚夫妻有两个子女可生三孩
草案送审稿第十七条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双方可以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再婚夫妻婚前合计只生育一个子女，婚后又生育一个子女的;
再婚夫妻婚前合计生育两个以上子女且没有违法生育行为，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
夫妻合法生育的子女，其中一个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不再鼓励“晚婚晚育”，两孩间隔自己做主!
正在征集意见的草案送审稿，删除多项条款。
其中包括：
删除“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女年满二十三周岁、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二十四周岁初育的为晚育。”
删除“依照本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周岁。”
篇2
199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她被陕西省商州市板桥乡的计生队抓起来，推上一辆手扶拖拉机，顶着寒风来到15公里之外的乡卫生院，做“自愿”结扎手术。
在没有暖气的手术室里，医生打开她的腹腔。这时停电了。医生于是坐等来电。 40分钟过去了，医生让护士点起蜡烛，开始做手术。此时，效力已过。
阎梅说：“幸好我没有死。”
在当年，有阎梅这样遭遇的育龄妇女不在少数。那一年，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12年。
两个宝宝的惊喜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只生一个好。”
20多年来，这句口号在广大衣村俯拾即是，甚至“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的极端标语也在个别地方出现了。
“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地区三孩，80％的农牧区没有限制”，中国逐渐形成如此生育模型，并成为国际上人口控制的楷模。
转眼又过了12年，到了2004年。
2岁的儿子在身边蹦蹦跳跳，微微隆起的肚子已在孕育新的生命，幸福的上海妈妈陆颖芸，怀孕4个多月就在家里安心等待第二个宝宝的降生。
35岁的陆颖芸是上海一家事业单位的财务，和丈夫一样，都是家里独苗的他们忘不了童年的孤单。“那个年代还不提倡计划生育，同学、朋友家里都是兄弟姐妹成群，于是就老幻想要是有个妹妹、弟弟的该多好。”
今年5月，陆颖芸再次怀孕。恰好，新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半个月前生效，取消了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夫妇(如双方均是独生子女)必须间隔4年再生育的限制。
这个新条例在取消生育间隔的同时，也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涵盖到13种情况。
今年9月，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10多个国家驻沪总领馆官员做专题介绍，表明上海在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同时，不提倡丁克家庭，取消原先对婚后无子女夫妻在退休时给予一次性奖励的政策。
新举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有报道称“中国的计生政策即将做出重大调整”。与“只生一个好”对应的另一句话――“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也成了万众瞩目的话题。
微调从上世纪就开始了
要说起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属不得已。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为遏制人口过陕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不过，在这期间，中国事实上也在微调生育政策，如80年代中期，就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做了适度调整。
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新华社2000年报道说，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出台法规，规定均为独生子女的城镇夫妻，可以自愿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华社说，由于此前中国多数省份已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农村夫妻生育二胎，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多数独生子女夫妻可以生两个孩子。
2000年5月7日，中国政府《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提出今后10年人口总数要控制在14亿以内，要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政策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宋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多数省份允许城镇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是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微调，这符合国情。
而农村的情况也与以前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已婚育龄妇女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包括结扎、宫内节育器、避孕药、、避孕膏膜等在内的各种短期或长期避孕方法。
所谓“知情选择”就是要确保已婚育龄妇女在选择避孕方法时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决定权，这是2001年12月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作出的明确规定。
本文开头提到的阎梅式的故事，慢慢听到得少了。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对计生工作者形象的描述：我们正从过去“可恨的人”、“可怜的人”变成“可爱的人”。
多数省放开了二胎生育间隔
最近，部分城市实行的取消生育间隔的新措施，实际上对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作了“更符合人性”的进一步放宽。上海不是第一例。
两年前的7月，湖南就对该省的计划生育条例做了调整，扩大了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范围。同年8月，浙江省也调整了计划生育条例，对生育间隔不再做硬性规定。9月，安徽省也出台类似举措。
2003年9月1日实施的新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按照北京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微调。旧条例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得少于4年，女方年龄不得低于28周岁”；新条例中修订为，依照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只要符合“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和“女方年龄不低于28周岁”两者中的任一条，即可生育第二个子女。
今年10月14日出版的《法制日报》援引张维庆主任的话说，各地方新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突出了依法行政、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合法权益的思想，普遍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制度，修订了各种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收费和罚款项目，如二胎生育调节费等。多数省放宽了二胎生育间隔，吉林、上海、海南三地取消了生育间隔。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人口学博士任远目前受命担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研究员。他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根据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的规定，20年后，由于进入生育期的大都是独生子女，中国城镇将自然过渡到大部分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条件。
目前仅是针对特殊人群
专家认为，部分地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微调，有利于调整城镇和农村人口比例，减缓人口老龄化，提高人口素质。
以上海为例，连续11年的人口负增长后，劳动力结构日益老化，人口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型社会演进。早在1979年，上海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数量超过10％，提前全国20年迎来银潮。
“从2006年起，上海劳动力适龄人口总数将逐步减少。届时，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巨大压力。”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说。
近20年来上海年出生人数峰值为22万，低谷仅为7万，专家预测新的生育高峰要到2006年才开始。
“年龄结构的多峰谷交错现象对教育、卫生、就业、医疗和养老等产生交替性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不利于上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复旦大学人口所所长彭希哲对《望东方周刊》说。
“压力之下，上海一直在争取积极的生育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告诉记者。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年的调查表明，15.17％的城市受访者希望生育2个孩子，而且生育意愿与年龄、文化和经济收入成正比，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最想拥有两个宝宝。
“从研究者的角度讲，最理想人口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地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周海旺对《望东方周刊》说。
在2002年上海举办的人口与发展论坛上，时任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周剑萍就曾建议：“建立人口出生公众预报制度，同时，取消对计划内第二孩的生育间隔规定……2010年左右达到生育高峰后，应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允许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张维庆表示，这样的调整仅仅是针对特殊人群。“我们讲大政策的稳定，大政策稳定就是说，主流人群的政策要稳定，特殊人群的政策可以微调。”
基本国策毫不动摇
张维庆的说法，实际上表明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会做大的调整。
媒体说，“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这句话出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之口。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沧萍表示：“这是于学军作为个人意见来谈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调研员顾海路告诉《望东方周刊》，于学军说这句话既非官方意见，也非个人意见，而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意见。他表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于学军尚未担任该司司长。
顾海路说，从目前来看，人口政策还没有松动的迹象。“计划生育是国策，不是我们政策法规司说了算的。如果有大的调整，那也是由中央做出决策。”
于学军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表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在还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我们现在正在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待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向中央提出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段成荣教授评论道，“比较一下最近几年的政策，其实没有松动。”
于学军认为，一些地方生育政策的变化只能说是在国家总的生育政策范围之内所做的微调，在政策上和指标上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并没有突破或超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原则范围。
想生不一定能生
虽然部分城市已经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生育二胎，但中国多数城镇年轻夫妻事实上无意要第二个孩子。
经济的压力、个人价值诉求的提高以及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等使得现代城市人有了不同以往的生育文化。“生育文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在心理上起着深层次的阻滞或推动作用。”彭希哲所长告诉《望东方周刊》。
还在2000年，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100240名20至30岁的被调查者中，表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占69.9％。上海去年的调查表明，想要二胎的人也只有15．17％。
“以目前0．4％的总和生育率为基数，如果50％的符合者生育了二胎，总和生育率最多回升到1．4％―1．5％，仍然处于低生育率范围。可以肯定的是，上海不会在短时期再度扩大生育二胎的范围。”周海旺说。
新条例颁布之初，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了20649名现场访问者的 18―30岁年轻人生育意愿调查发现，青年一代的生育意愿已降到20年来的最低，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1．10'’，较20年前的“2．04'’几乎缩减一半。
独自经营广告公司的崔丽是那种特别嚷嚷着要生二胎的人，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是不可能。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她终日忙于经商，儿子由外祖母带着，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老人已感力不从心，崔丽不得不每天抽出时间辅导孩子功课。她告诉《望东方周刊》：“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根本没有精力管教。”
最想要两个孩子的群体之一当数“海归”。年届不惑的李双龙留学日本11年，回国任教后带回了一双儿女。
虽然4口之家被朋友视为美满，但是李双龙却一脸疲惫。“教育支出成了国内家庭最大的一笔投资。尽管我们夫妻双方都是上班族，但经济和精力上的压力比以前大很多。”
独生子女奖励、独生子女家属医疗补助……李双龙发现和孩子有关的很多制度都和一胎制挂钩，“这和日本有很大区别。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可以享受单位的医疗补助福利，我们还得面临着孩子健康支出的压力”。
那么将来呢，按照任远的“过渡理论”，20年后，大部分城镇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条件，届时，中国会不会迎来人口猛增的高峰?
张维庆向媒体表示：这个我们测算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个孩子，从人口总量上来讲不会增加多少。第一，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他们结婚不一定都生两个，现在一个孩子不要的也多的是。他们也不一定养得起。另外，城市人口只是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多，但对中国的人口总量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人口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管怎么说，庞大的人口，既是中国的资源，也仍然是中国的巨大拖累。
任远博士说，中国人口总数已达13亿，已经超过了目前技术条件下的社会承载力，致使人口、土地和资源的矛盾非常突出，且今后20年里看不到矛盾的任何缓解迹象。
任远透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等数十家单位正对中国人口的发展进行严密监测，未来人口在哪一年达到最高峰，各家单位的监测数据并不相同，但最保守的判断是在 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5亿，在2043年左右达到15．5亿，不超过16亿。
篇3
北京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全市下辖16个区，总面积16410.54平方千米。浏览更多2021北京育儿假天数请点击“育儿假申请”查看。
北京育儿假多少天在子女满三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享受五个工作日的育儿假。
?更为人性化的是：夫妻双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调整延长生育假、育儿假的假期分配。女方自愿减少延长生育假的，男方享受的陪产假可以增加相应天数;夫妻双方享受的育儿假合计不超过十个工作日。
11月26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1.条例调整完善了本市的生育政策，明确本市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同时删去了有关社会抚养费、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等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理措施。
2.为了更好地保障生育妇女的身心康复，条例明确，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三十日调整为六十日，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
男女双方休假期间，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得将其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工资不得降低。
3.条例对女方的生育支持优待政策也给出了进一步提升空间，规定，女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
也就是说，加上国家规定的98天正常产假，女方最多可享受到八个月左右的生育假期。
北京育儿假申请书尊敬的领导：
本人__年_月_日剖腹产一对双胞胎男孩(两个男孩)，产后出血，现在孩子4个月，产假已到期，由于是双胞胎及家庭不是很富裕，没有条件请育儿嫂，只能和我的家人照顾孩子，有时饭都吃不上，暂时无法回到工作岗位，请领导谅解，批准我请育儿假，如果不是两个孩子，我是不会为公司领导添麻烦的。烦请领导能体谅我的难处。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申请书模板
__年__月__日
育儿假出现的原因1、全面落实产假政策
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全面落实产假政策，支持脱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为家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提供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
2、鼓励地方探索试行育儿假
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
3、支持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支持用人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条件的可向附近居民开放。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的幼儿。
4、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
按标准和规范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在就业人群密集的产业聚集区域和用人单位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
篇4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开展预防职务犯罪，三峡工程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几年来，经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三峡库区移民资金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逐年下降，为实现工程优秀、干部优秀作出了努力。”
据介绍，2003年，高检院突出了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中的专项预防、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系统预防以及发案单位的个案预防三个预防重点。据上海、安徽、四川等地检察院统计的资料显示，去年，重点建设项目职务犯罪发案率平均下降40％。
同时，检察机关还重点组织了对交通、教育、计划生育、司法领域职务犯罪情况的调研。四川省检察院重点对教育系统和计划生育系统开展调研，派出100余名预防工作人员深入到150个县、900多个乡（镇）村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其中，《当前农村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建议》引起了四川省委和四川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加强管理，以预防犯罪。
据高检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形式多样的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预防咨询在去年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预防理论和专题研究工作的加强也推动了预防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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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预防：到目前为止，哈尔滨市二环快速干道、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等黑龙江省39个总投资328亿元的重大工程，没有发现职务犯罪和工程质量问题。这与黑龙江省自2001年实施为期三年的预防职务犯罪工程密不可分。1月6日，由黑龙江省委组织的预防职务犯罪三年工程总结大会在哈尔滨召开，107个先进单位和181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篇5
29省修订计生条例 社会抚养费呈四大变化焦点一：
各地抚养费按什么标准征收?
记者梳理发现，29个省份修订的计生条例基本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多生育子女的，属于超生。对于超生公民，各地都要求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标准各异。
按本地人均居民收入基数征收，有的给出弹性区间。对于违反条例多生育1个子女的，河南、山东等地按计征基数的3倍征收;江苏按照计征标准的4倍征收。
以家庭年收入为基数征收，有的还按月预征。山西明确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与超生人群收入挂钩，按照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的20%，合计征收7年的社会抚养费;湖南要求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2至6倍征收。贵州还按月预征夫妻标准工资各30%的社会抚养费。
按职业制定处罚标准，国家工作人员还要受行政处分。河北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按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2.5倍的金额征收，民营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按本人上年度纯收入2.5倍的金额征收。
多生多罚，超生2个及以上子女或重婚超生的加重处罚，有的递进累加。吉林规定，超生2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1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照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按生育第3个子女的征收金额各加百分之百征收，生育第5个以上子女的，征收金额以此递进累加。
焦点二：
征收标准是否过高?
多地公布新修订的计生条例后，一些网民提出，社会抚养费征收过高，且标准差异较大。
记者注意到，目前，新修订计生条例中明确征收标准的22个省份，不少地方改变了原来的征收标准倍数。如山东省在今年1月22日通过的计生条例修正案中，已将原来规定基数的3到6倍，改为按规定基数的3倍征收。湖北、河南等8省也将计征基数调整至3倍及以下，其中黑龙江最低，只征收计征标准的1倍。
但是，部分省份的征收标准未作调整，比如，北京和辽宁计征上限仍然定为10倍。
据了解，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给予各地自由裁量权：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邓相超认为，虽然各地情况不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有适度差别是必要的，但差别过于悬殊会损害征收的公平性。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表示，针对个人的财产情况不同，法律上允许存在一定弹性区间，但是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带来执法不规范和权力寻租。
焦点三：
钱花在哪里了?
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去哪儿了，一直为公众关注。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社会抚养费上缴国库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由地方政府连同其他财政收入一起，统筹用于本地区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支出。
然而，多年来，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数目不清、去向不明，备受诟病。据了解，仅在20xx年，22个省份公开了征缴总额且支出不详。此后，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几乎再也没有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山鹰认为，社会抚养费征收程序、执法手段应充分法治化、透明化，并加入外部监督力量;还要明确其用途，如失独家庭的补助、社会公共服务等。
焦点四：
征收抚养费是否与上户挂钩?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1月份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山东省公安部门要求，新生儿一律凭《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出生登记，不允许设定其他前置条件;合肥市新生儿上户与征收社会抚养费分别由市公安局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两者不挂钩。
山东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富源派出所所长范玉超介绍，目前，在不需要其他部门提供社会抚养费缴纳证明的情况下，已有一些不符合计生条例的新生儿在该所顺利办理户口登记。
篇6
准生证，无法撼动的“硬指标”
2012年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针对当前群众反映突出的计划生育证件办理难问题，为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转变工作作风，简化办证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其中针对流动人口办证难的相关政策受到人们的关注。通知规定，“流动育龄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并实行首接责任制”，引起人们关注的正是这个“生育服务证”。
生育服务证，俗称准生证。在生育管理中，它起到备忘录的作用，便于计生部门为已婚妇女上门提供避孕药具。正是这样一个证件，让很多准备当父母的人有了顾虑。在异乡工作生活多年，这里却不能接受自己后代的到来。万一这小小的证件办不下来，孩子出生怎么办？进不了医院，上不了户口，谁来见证他的降临？谁会承认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
准生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本意是防止不符合条件的对象违法生育，所以孩子的出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但这却给一些符合生育条件但没有来得及或者忽略办理“准生证”的准妈妈们带来了喜悦之外的麻烦。办不了准生证，在一些医院就不能产检，不能建档，也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婴儿出生后也无法上户口，即使上了户口也会被处以重金罚款。
办理这个既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及，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的证件，依据的是地方条例。然而各地根据各自情况制定出不同的政策，这让双方户籍在不同地方的夫妇头痛不已。一位在京工作的媒体人就在自己办理准生证时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是山西户口，妻子是山东户口，在办理准生证时，被告知要在女方的户籍所在地办理，妻子的老家却告诉他需要在男方的户籍所在地办理，准生证办不下来，没有医院敢接收已经怀孕的妻子，无奈之下，他只好托人办下准生证。这又导致了准生证办理过程中“萝卜章”的出现，托关系、走后门才能拿到孩子在这个世界的“入场券”。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对合法适龄夫妻生育的第一胎没有任何限制，但无论是谁，都无法绕过“准生证”这个门槛。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地方开始慢慢改变有关准生证的政策。2003年，广东出台《计划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规定一孩生育由过去的审批制度改为登记制度，无需再办理“准生证”（即《生育服务证》），这算得上是地方放开准生证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全国统一的政策，对于流动人口，准生证的办理依然是个问题。
于是许多人将希望寄托在了建立计划生育信息数据库上，2011年国家计生委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出要加快人口信息化建设步伐，初步建立国家级全员人口数据库，并加强与相关部门人口信息交换和共享。但即便信息数据库建立起来，人口流动的特殊性又导致信息库的数据不能及时更新，无法准确地证明个人情况。
至此，准生证，这个新生儿出生的“硬指标”依然无法撼动！
户籍下的一纸条文
异地购房、购车，异地上学、高考，现在是一个“异地”标签狂贴的时代，人们因各种原因，走出家门，走出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去外面闯荡世界，却发现，户籍就像一根扯不断的风筝线将你与故乡相连。这种联系中不仅有扯不断的情感，还有一种不得已的约束。为了在外过得舒适，为了在异乡能有家的感觉，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于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运送着各种盖章的纸张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而这不仅仅是成人的事情，哪怕尚未出生或刚刚出生的婴孩，也得与父母的户籍挂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否则他的降临也会异常艰难。突然想到生活中一段母女的对话。女儿说：“妈妈，谢谢您把我生下来！”母亲回答：“我也得谢谢你呀。我没有问你的意见，就把你生出来了。”如果当时遇到了“准生证”这样的烦心事，这位母亲还会如此幽默地讲述当年的事情吗？母亲能说的大概是：“孩子，委屈你晚点出来吧，这个世界还没有你的位置。”
“准生证”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人口流动量远远低于现在，无论单位与社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组织，组织对个人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证件办起来倒也方便。但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的介绍，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2.3亿，即相当于全国大约六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在户籍所在地工作和生活。如果说原来的人被称为“单位人”，现在的我们则被冠以“社会人”的新名号，流动人口的增长，为国家生育政策的推行带来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难题。
在我国大的生育政策环境尚未变动、新问题出现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完善现有政策、为流动人口提供方便，成为亟需考虑的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方便群众办证的通知》的下发，给处于生育年龄的流动人口带来了一丝希望，但在各地政策不一、国家政策又不明朗的情况下，“方便”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是如何证明办理的是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这需要户籍所在地办理婚育证明。虽然根据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的规定，流动人口中的成年育龄妇女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婚育证明，但一般情况下，谁也无法对未来的生育作出预期。所以要想在居住地（非户籍地）办理生育服务证，仍需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婚育证明。二是如何实现把个人承诺当作凭据，怎样向受理地证明自己的信息核实确实存在困难。三是如果各地政策不一，手续简化也只能在一省一市之内来谈，而如今的人口流动恰恰不是一省一市那么简单。
从准生证到计划生育服务证，从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到可在居住地办理，名称变了，政策也变了：从“准许”到“服务”，叫法似乎更加人性化，政策也更加贴近民情，但与时俱进的不应只是纸上条文，而应是条文指导下政策的实际落实。否则，我们只能感叹新生命到来的不易。生与不生，一个自然的事情，现在却成了必须谨慎考虑的难题。
篇7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的专项法规。《规定》自1988年颁布以来，对保护女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调动、发挥女职工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规定》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起草、颁发的，因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及改革的深入，各地普遍反映《规定》中的有些条款已不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规定》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已经刻不容缓。
2008年2月，原劳动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将《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议。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地方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论证、修改，于 2011年11月21日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公布了《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连日来，该稿引起了新华网、人民网、中工网、易安网等媒体及网民的高度关注，究竟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的重点与难点在哪儿？我们就此加以归纳，供大家思考。
以人为本亮点多
上海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劳动法专家谈育明，天津孚惠律师事务所劳动法专家赵秀玲律师，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诉讼部主任、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委员张帅，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霞等法律专家认为，该征求意见稿主要亮点如下。
亮点1：禁忌岗位须书面告知
谈育明认为，征求意见稿规定：应将本单位属于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岗位书面告知女职工。增加该规定意味着所有劳动妇女在上岗之前都将获得禁忌岗位的明确信息。
亮点2：禁忌劳动范围以附录列示范围扩大
赵秀玲认为，为避免因禁忌劳动范围的调整而导致《条例》频繁修订，将禁忌劳动范围作为《条例》的附录加以列示，并规定：禁忌劳动范围需要调整时，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公布。上述规定，增强了《条例》的可操作性。
谈育明指出，征求意见稿扩大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女职工在月经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更为具体，怀孕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也由现在的8项变为10项。
亮点3：核心理念是强调协商原则更为人性化
赵秀玲认为，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协商原则，只有在与女职工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才可以调整其工作岗位，否则就是侵害女职工权益行为。该稿对女职工怀孕、产假、哺乳作出明确细化规定：如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规定，将产假由90天增至14周；参照原劳动部有关规章，规定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不少于2周的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不少于6周的产假；同《社会保险法》衔接，同时参照《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其工资或者生育津贴以及生育、流产的医疗费用，所在单位已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以及怀孕7个月以上、女职工哺乳(含人工喂养)未满1周岁的婴儿期间，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其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其夜班劳动。更为人性化的是 “国家鼓励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而“用人单位应当每2年至少安排1次女职工进行妇女常见病检查，检查时间算作劳动时间”。
亮点4：单位违规将受罚
赵秀玲认为，原《规定》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难以操作。为了保证《条例》的贯彻落实，该稿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改正，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定处以罚款，或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其中的罚款金额将“按照受侵害女职工每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处以罚款”，同时辅以工会、妇联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协助行政部门开展工作，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最后再次强调女职工的“自救渠道”――女职工可以依法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举报或者申诉，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样势必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保护体系。
亮点5：生育保障或取消“计划生育”歧视
现行法规规定女职工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其劳动保护应当按有关计划生育规定办理，不适用本规定。征求意见稿中这一规定被删除。张帅认为这是立法进步，此前该条款备受诟病，因为无论什么原因，女职工生育保障应当是平等的。
尚需明确更完善
建议1：将民办非企业单位列入适用范围
征求意见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等单位及其女职工，适用本条例。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个体经济组织。谈育明认为，范围扩大有利于保护劳动妇女的合法权益。对于未将民办非企业单位(例如民办高校、民办中小学等单位)列入适用范围，他以为，《劳动合同法》已经将民办非企业单位列入适用范围，《条例》也应将其列入适用范围。
建议2：将“痛经假”纳入立法
张帅透露，2009年时的草案，尚有对女性经期的保护，比如规定痛经的女职工1个月可以有1到2天的休假。目前的征求意见稿已经没有了这个规定。张帅建议法律恢复关于痛经女职工休假的规定。
建议3：将劳务派遣工的劳动保护纳入立法，并将电磁辐射纳入禁忌范围
易安网的一些网友们在讨论中反映：“我们这些被派遣员工中的女职工，虽然在用工单位工作，但却和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派遣公司的人，我们成了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两不管’的员工，建议征求意见稿将我们劳务派遣工的劳动保护纳入立法范畴。”
还有一些易安网的网友们认为，电磁辐射对女职工孕期、哺乳期间有一定的危害，建议应将有电磁辐射危害的作业纳入禁忌范围。
担忧对妇女歧视更严重
新华网在报道中指出，该征求意见稿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网友的意见基本分为3派。
一种是赞成， “是法治和人性的进步”“希望有成套的配套执行措施，否则仍是白纸一张”。
另一种认为，“对于私企员工来说，99%的人享受不了90天，更不用说14周。”
第三种是担心对妇女歧视更严重，盐城一网友认为，“这一条例，很多企业会刻意回避尽量避免招聘女员工，或导致妇女无法从事重要工作。”
易安网的网友们也担心，《条例》如将部分相对高薪的岗位列为女性就业，在客观上会形成了女性就业的障碍，加剧职业性别隔离。建议职业禁忌中增加“女职工自愿的除外”的表述，禁止用人单位任意扩大劳动禁忌范围，并以此为由拒绝录用妇女。
落实需要制度
保驾护航与监管及时跟进
篇8
2008年6月8日，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全面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并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完成重建工作。
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医疗机构，如今，恢复重建工作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2010年8月，卫生部在汶川地震灾区医疗卫生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会议上报告：
截至2010年7月底，灾区3省开工建设项目1667个，其中已经竣工1370个，分别占规划总数1750个（不含村卫生室）的95%和78%。
其中，四川省开工建设1355个，已竣工1196个，分别占该省规划项目数的95%和84%。
甘肃省开工建设221个，竣工105个，分别占该省规划项目数的94%和44%。
陕西省91个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已竣工69个，占该省规划项目数的76%。
纳入对口支援的24个受援县（市）规划项目648个，目前631个项目开工建设，576个项目已竣工，分别占规划项目数的97%和89%。
2011年1月，四川省有关部门在2010年卫生工作会议上报告：截至2011年1月，四川省39个重灾县有1229个项目完工，1136个项目已投入使用，分别占规划的90.23%和83.41%。
截至2011年3月底，纳入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29692个项目已完工92.4%，完成投资7871亿元，占概算总投资8658亿元的91%;未纳入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属于省定灾区县需恢复重建的13647个项目，已完工81.6%，完成投资1052亿元。预计今年9月底灾后重建任务将全面得以完成。
这不是一串枯燥、简单的数字，而是一张张优秀的灾后重建成绩单。
它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医疗机构灾后重建的重视，还是重建科学性、有序性的完美体现。它甚至创下了一个纪录：汶川速度――创造医院重建的奇迹。
科学重建
在这次重建中，“科学”二字贯穿始终，建设规模经过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内容和功能布局经过了科学的设计，建筑结构经过了科学的分析。
*依法重建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是我国首次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制定的法律条例。“条例”将灾后重建上升到法律高度，使重建纳入法制化轨道。
在“条例”中，对灾后重建怎么建、怎么规划、怎么实施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鉴于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2008年8月12日，国务院《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其中指出，要加快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
随之，恢复重建的重要文件还有很多:
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卫生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通知》，等等。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成功执行开启了灾后依法重建之门。有鉴于此，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以及《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2010年甘肃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后，国家也了《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对口援建
北京援建什邡，上海援建都江堰，浙江援建青川，福建援建彭州，广州援建汶川……
对口援建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重建政策。在医疗卫生系统，卫生部相继下发了《关于医疗卫生对口支援地震灾区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医疗卫生对口支援地震灾区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指导相关省（市）做好对口支援工作。
都江堰医疗中心，是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项目中规模最大的单项工程。竣工后，它是集门急诊、医技楼、住院部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也是都江堰市今后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标志性医院，设计日门诊量达2000人次，床位数达到600床。
上海为这个项目付诸了相当大的心力，不仅派出最优秀的设计队伍，也派出了最优秀的施工队伍。
为了确保施工质量，他们特地花费了600万元，在都江堰专门设立了混凝土搅拌站。
为了确保视觉效果，他们采用了最好的镀塑模板，成本比其他模板贵20%左右，仅此一项，就多投入了100多万元。这一道工序，得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高度认可，在其召开的18个省市援建工作质量安全交流会上，都江堰医疗中心被指定为观摩单位。
2010年7月，上海市卫生局宣布，历经两年，对口援建都江堰灾后重建任务全部完成。
*总体规划
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恢复重建，《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重点恢复重建县级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及乡镇卫生院、中心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恢复市县乡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统筹企业办医疗机构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恢复重建；恢复市级药品监督检验所；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妇幼保健与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三类机构设施设备原则上要共建共享；服务人口较少的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用房与乡镇卫生院统一建设，不再单独重建；适当配置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增强服务能力。
根据“总体规划”，四川、甘肃、陕西将恢复重建医院169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63个、妇幼保健机构52个、乡镇卫生院（含统建普通乡镇计生站）1263个、药品检验所7个、计划生育服务机构66个、中心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348个，配备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450辆。
除国务院的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外，需恢复重建的省、市、县也据此制定相应的重建规划。比如，四川省北川县制定《北川羌族自治县灾后重建实施规划》，制定的依据就是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四川省、绵阳市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的要求。
四川省青川县是“5・12”大地震中受灾极重的“三川”之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遭受严重破坏。青川县在制定卫生灾后重建规划时，将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衡发展作为工作重点。
如今，在浙江省的对口援建下，青川县的卫生院重建工程获得较大成效， 2009年9月， 35所崭新的乡镇卫生院整体交付使用，并添置了救护车、医疗器械、办公用品等，使青川卫生院的硬件设施条件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让青川县的百姓不再跑到县城或广元市就医。通过科学的规划与重建，青川卫生体系更加完整，硬件设施水平相比过去至少提前了20年，尤其是基层乡镇卫生院层面的水平，甚至提前了30年以上。
绿色重建
讲究生态、节能、科技、环保的“绿色”，已经代表建筑的未来，医院也不例外。
这次重建中，绿色医院的建设理念得以深化、实践。
*适当降低层高
这次灾后重建中，很少有高层或超高层的医院。彭州市人民医院地上9层，甘肃省茂县人民医院住院医技综合楼地上9层。其余的医院，大多数为3～6层的建筑。
四川省青川县竹园新区医院，按规划要求为200床的综合性医院，用地19217m2。设计师们考虑到竹园镇当地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建成后几年内患者不会很多，将医院床位数由原来的200床降到110床，主楼降为4层，五、六层结构预留，整体布局基本不变。这种着眼于建设小型精品医院的设计模式，既提高了抗震效果，又降低了建造成本。
*绿色技术在灾后重建中的应用
节约能源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做到？
重建医院时，设计师们除了在空间的组织与设计上注意自然通风、采光，各专业用房布置尽量缩短管线，减少能耗，设备选型、系统设计、计量方式尽可能考虑节约能源外，还充分运用新工艺和新材料，比如外墙保温材料、节能型灯具、节水型器具的充分使用，都可以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
*绿色材料的应用
在灾后重建中，国家鼓励充分使用当地材料。就地取材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使用本地材料还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四川省青川县中医院在重建时做了外墙保温设计，以减少热辐射，设计的材料为聚氨酯泡沫，但当地买不到这种材料，经过多次考察，并重新进行了计算，设计师们选用了当地的聚苯颗粒材料。
轻质墙体材料的利用也是这次重建的一大特色，如在填充墙内使用加气砼、舒乐舍板，屋顶使用轻钢屋面结构。这样，建筑的抗震性能得以加强，又降低了造价。
*结合地域特色
“粉墙、青瓦、人字顶、穿斗木、木兰花窗”，一些川北民居特有的元素在四川省灾后重建中得以显现。参与恢复重建的设计师们充分结合地域特色，设计出既现代又富有强烈民族风格的医院建筑。
新建的四川省小金县人民医院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及强烈的时代特征。建筑采用了小金县传统的嘉绒藏族建筑风格，并融入现代建筑元素加以创新，由于整个医院建在坡地上，建筑群分设在两块台地上，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整个建筑基色以米黄色为主，在底层设置了灰色仿石外墙漆，屋顶采用砖红色瓦屋面。在入口及楼梯间顶部用藏红色花格栅点缀，在窗套、门柱、梁等细部位置采用藏式彩绘。
在陕西省略阳县中医院的规划中，设计师设计了独具特色的建筑外檐，它吸收了陕南建筑坡屋顶、大挑檐等元素，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
安全重建
“5・12”地震三个月后，8月14日，汶川县映秀镇遭遇特大泥石流，岷江江水淹没了新建的医院、水厂、居民楼。
频繁的灾害警醒设计师和建设者，灾后重建，不仅要重视抗震等级，还要充分考虑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选址的安全、材料的安全、施工的安全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关于选址
“条例”明确指出：地震灾区内的城镇和乡村完全毁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者人口规模超出环境承载能力，需要异地新建的，重新选址时，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或者生态脆弱和可能发生洪灾、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的区域以及传染病自然疫源地。
“条例”明确要求：地震灾后重建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抗震设防、防灾减灾要求，避开地震活动断层、生态脆弱地区、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和传染病自然疫源地。
可以看出，“条例”对恢复重建的地质要求及对抗震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汶川县映秀镇泥石流发生后，所有设计部门都更加重视了在原地重建或迁址另建过程中的选址问题，毕竟像映秀镇这样出现二次重建的教训值得记取。
*关于结构
在这次重建中，大多数医院，包括乡镇卫生院建筑都采用了抗震性能良好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或框架―剪力墙结构。浙江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四川省青川县35家乡镇卫生院和5家福利院以及县中医院的设计，35家乡镇卫生院全部采用框架结构。
对一些乡镇卫生院，因其属于小型建筑，使用砖混砌体结构便能满足抗震要求，故而除了在重要部位设置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外，主体可采用施工简单、快捷、造价相对较低的砖混砌体结构。什邡市南泉镇卫生院就采取了这种办法，卫生院主楼长度50.40m，宽度为14.10m，地上3层，总高为11.25m。根据建筑平面的布局及立面处理的要求，主楼及后勤用房的主体结构均采用砌体结构，并采取了抗震构造措施，满足了抗震要求。
记者发现，在重建医院项目中，设计师们都有意避免了那种严重不规则形状的建筑造型，即使出现不规则的单元，他们也会在满足建筑功能的要求下，使用抗震缝把平面分割成规则的单元，将防灾避险的设计理念贯穿在整个设计中，保证建筑的安全性和抗震性能。
什邡市人民医院门急诊医技综合楼是一幢主楼12层，裙楼5层的建筑。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在做结构分析时，发现主楼偏置，影响抗震性能，于是他们设置了100毫米的抗震缝，将主楼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单元结构。而在什邡市妇幼保健院的结构分析中，大楼主体某处柱截面的变化对结构的地震反应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使结构在地震力作用下保持良好的反应，设计师们认为应该增大这个柱截面的面积，但此处柱截面又受到消防楼梯间使用功能的制约，不能增大太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们选用了L型柱截面，保证了整体结构具有良好的地震反应性，又保证了在消防上的安全。
*关于抗震
为确保建筑的抗震性能，除科学、合理的结构设计外，一些抗震技术在重建医院中得以尝试。“基础隔震”和“消能减震”技术在一些医院中得到广泛运用。
厦门市援建的彭州市人民医院，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病房综合楼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师们在竖向构件底部采用了部分铅芯橡胶隔震支座体系；彭州市妇幼保健院也采用了基础橡胶隔振支座结构体系，在基础和建筑上部结构之间共设置126个橡胶隔震支座，其中普通型叠层橡胶支座有96个，铅芯叠层橡胶支座有30个。
重建的汶川县映秀镇乡镇卫生院设计标准为抗震设防烈度8度，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楼梯间四周合理布置了剪力墙以确保结构刚度及应急逃生通道的安全，同时采用基础隔震技术确保其抗震能力，地下室顶板下（有地下室部分）及基础顶面（无地下室部分）均设置橡胶隔震支座以减少直接的地震作用。
重建医院采用的“隔震技术”，其实就是利用在建筑物内设置隔震层，吸收地震带来的地动影响，避免建筑物受到损坏。
除此之外，消能减震的抗震设计也在重建中被使用。例如，由广东援建的汶川县人民医院门诊医技楼采用了带消能减震粘滞阻尼器的抗震设计。所谓的阻尼器，就是用来提供运动的阻力，耗减运动能量的装置。汶川县人民医院在门诊医技楼设了46套非线性消能减震粘滞阻尼器，构成了41组钢结构粘滞耗能阻尼支撑，这样，大楼的主体结构抗震承载力将大幅度提高，并能减轻地震反应。
后记
篇9
[关键词] 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 R318.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3(c)-120-02
Affect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of r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analysis of potential factors
CHEN Chenxing
(Qiaotou Town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of Donggu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 Dongguan 523523,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underlying factors of reproductive health approach, which mainly includ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of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system was inadequate,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service accessibility is poor, subject to family planning is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 labor intensity over large and poor health habits, knowledge of contraceptive measures in the area bound. To this end w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flow of population, family planning, rural management,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floating population reproductive health policies, regulations, doing well in rural mobile family planning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mprove reproductive health, protection of migrant organizations, increase the technical staff training and operational guidance.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Contraception; Birth control; Sexual knowledge
众所周知,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现象,是典型的弱势人群。同时流动人口的生殖保健状况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流动人口不易获得常住人口享有的生殖健康保健相关服务;流动人口成为城市预防和保健的真空地带[1-3]。在上述问题的影响下,在严重威胁农村流动人口健康的同时,也开始影响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此,有必要了解农村流动人口的卫生保健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农村流动人口健康的对策和措施。
1 当前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的现状
笔者2008年在全国多个地区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流动人口未婚有过性生活的人群中,使用过避孕节育方法的比例为55.2%;未婚者使用过或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避孕方法为,其次为避孕药、安全期以及体外排精等;流动人口未婚妇女对失败后的补救措施,如紧急避孕方法的知晓率较低,正确使用率也较低[4]。同时有38.5%的人不知道最易怀孕的时间;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中高达55.2%和60.1%不知道最易怀孕的时间;已婚人群对上环的认可度较高;男女对的认可度均较低,同时女性的认可度低于男性[5]。已婚外来务工人员中大多数是夫妻双方共同决定避孕方法,通过计划生育干部宣教和建议后自愿采取方法的占33.3%。其他的一些研究却发现,65%左右调查对象的避孕措施是由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指定的,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使用的比例很低[6]。同时笔者在某市农村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未婚青年生殖健康调查”,结果显示15.0%的未婚女性回答至少有过1次人工流产;在有婚前的女工中,50%左右的工厂女工有意外怀孕,而25%左右的服务行业女工有意外怀孕现象;同时2006年北京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1%的对象有人工流产史。2008年,上海的调查显示,30%的已婚农村流动人口,21%未婚流动女性有人工流产史[7]。
2 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的潜在因素
2.1 农村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各地农村流动人口计生工作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对流出人口计生工作不重视,对去向不明难管的流出人员不闻不问;一些流入地对流入人员的计生管理只收费不管理,或遇到困难躲避,甚至撒手不管;还有一些地区对外出人员的婚育节育证审检、发现以及落实双查、节育措施等基础工作不扎实,对外出已婚育龄妇女落实双查不到位,管理失控较为突出;一些制度尚不健全,属人属地管理责任不明,责任难以落实。
2.2 受计划生育教育程度明显偏低
农村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她们缺乏基本的生殖健康和生殖保健知识。很多农村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在月经期和产褥期没有禁忌性生活,不利于她们的生殖健康。对月经期和产褥期性生活的禁忌情况,在不同文化程度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禁忌率增高。因此,应加强对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帮助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了解生殖保健知识,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促进她们的生殖健康[8]。同时一些青少年流动人口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态度存在一定的误区,在同龄异往、性病、艾滋病、生活技能等方面,流动青少年人口的态度都存在一定的误区。例如在同龄异往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流动青少年人口认为在谈恋爱期间会发生性关系;对于婚前现象,他(她)们表现出了很强的认同感,对于“只要恋人彼此相爱,在婚前也可以有”持赞同态度的比例在一半左右:在对待艾滋病感染者方面,相当比例的流动青少年人口表现出了明显的歧视态度。因而,加强对流动人口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
2.3 劳动强度过大和不良的卫生习惯
当前农村流动人口一般从事劳动力强大的工作,繁重工作使之无暇考虑自身的生殖健康状况。其次,相比城市人口来说,农村流动人口居住地区缺乏应有的洗浴条件和良好的卫生习惯,繁忙季节,尘土、汗水、病菌夹杂在一起隐藏于体表,遇上经期或,产后或其他情况,致病物质就会趁虚而入,引发生殖器官炎症,不及时治疗,继发上行感染,很快累及整个生殖系统。
3 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生殖健康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3.1 制定相应的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政策、法规
农村流动人口中妇女、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等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现有的《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共同成为我国维护、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三大法律支柱。另外,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0-201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又如《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管理条例》、《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农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等法规或法规性文件为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水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2 做好农村流动人口计生宣传和教育
健康教育要适应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要结合农村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保健、疾病和健康的突出问题,要根据他们的保健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如根据农村流动人口的特点提供通俗易懂的科普性读物;开通青年生殖保健咨询热线电话;社区内定期向外来人员宣传生殖保健知识等,以此提高他们的生殖健康意识和知识。要宣传计划生育法规,宣传妇女儿童保健,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预防接种知识和相关要求,使他们能改变传统观念,自觉接受卫生保健服务,逐步适应及融入城市生殖健康保健环境中。
3.3 健全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的保护组织
根据《妇女保护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要求,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单位工会、妇委会等群众组织,尤其是要加强对个体私营单位、农村行政村的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各级妇女保健网络,使全市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的普查普治工作逐步实现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强化政府行为,加大对妇女病普查专项经费的投入,督促各单位将妇科疾病防治经费纳入年度工作计划。
总之,随着性观念的改变,加上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处于性活跃期的育龄农村流动人群容易发生婚前和婚外,且存在商业和多性伴的现象,而农村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网络还不健全,农村流动人口性健康服务可及性差。未婚农村流动人口女性恰是性健康服务高需求人群,提高她们的性健康水平面临严峻挑战,在今后必将是一个多部门通力合作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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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行政过程论概述
行政过程指行政法中作为核心主体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作为监督主体的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监督机关与行政主体的关系。研究其运作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行政过程一般分为红、绿、黄灯三种模式，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下，行政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红灯理论实质是一种控权模式，采用规范主义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先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绿灯理论实质是管理模式，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人视为行政客体，突出地强调行政权力，认为行政法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黄灯理论实质是一种平衡模式，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罗豪才、湛中乐教授为代表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核心在于以现代行政法的目的、功能以及整个制度设置应该是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元利益。
我国对生育政策的规定本质上体现的是管理论，也即绿灯模式。正如前文所述，管理论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人视作行政客体，强调行政权力行使的必要性，行政主体地位的优越性，漠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因此，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在管理论的模式下，国家往往缺乏对行政相对人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缺乏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重此轻彼的背后反映出将法律看作统治民众的一种工具。
（二）从行政过程的角度解读我国生育政策
从行政过程的角度解读我国生育政策，不难看出有以下特点。
1.计划生育属于命令式行政管理
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在于服务我国当前的行政目标。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制定是政府进行维护社会秩序，国家秩序以及统治秩序的需要。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往往将意志加于行政相对人一方，双方并不需要合意。
2.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
主要体现在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参与行政过程的不对等、责任承担的不对等。在制定并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行政决策之前，普通民众很少有参与或者听证以表述反映自己意见的机会，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后，也很少有申辩和质证的机会，决定往往由单方面做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往往只有行政相对人一方。
3.行政自由裁量没有边界
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行政权的控制有限，往往是自我授权，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没有边界，各种规范性文件、政策取代法律法规的实施。
4.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往往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例如司法监督，行政复议等，内部仅仅局限于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内部纪律的行政处分。这些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没有边界。
二、我国生育政策面临的主要困境与出路
（一）主要困境：自由裁量权过大
由于立法授权过于宽泛，无法为行政机关提供明确、具体的规则，因此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本条只是规定了计划生育是国家的一项权力，但并未规定具体采取何种措施来实现计划生育。实行计划生育的措施很多，一类是行政奖励措施，对执行计划生育的公民予以经济上、精神上的奖励;第二类是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其中就包括引人诟病的强制引产。在网络上搜索会发现，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计生办“强制引产”的案例实在太多，令人触目惊心。
国家计生委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群众工作纪律》等文件，要求计生工作中不非法关押、不打骂侮辱群众;不强迫群众手术，然而实际中却屡禁屡犯。不顾实际强制引产、乱定计生罚款数额、非法拘禁以收取社会抚养费等等。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法律所规定的执行计划生育，为何在实际中被赋予了这些不同的“含义”，权力究竟从何而来？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5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指导下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第一，非婚妊娠的;第二，已生育一个子女，无生育证又妊娠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生育证妊娠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行政权的控制有限，往往是自我授权，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没有边界，各种规范性文件、政策取代法律法规的实施，立法授权的宽泛成为最深层次的原因。
（二）应对思路探析
1.规范自由裁量权
正如戴维斯将自由裁量权理解为“只要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不足以排除权力行使者进行判断和自由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可能导致的非正义，对形式法治的理念和制度无疑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形式法治旨在建立明确、合理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既然法律不能做出面面俱到的详尽规定，宽泛的立法授权总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权力或大或小都会存在，那么只能够对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定和限制。在做出决策之前，设置某个公共行政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既定目标的各种可选方案及相应手段，评估每种方法实现目标的有效程度，从而挑选最大程度上可以实现目标的方案。这通常称为“专家理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实现这个目标。
规范自由裁量权对于贯彻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有着极大的意义。如今，在多数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约束而不能自由实现时，富人却可以通过特权顺利地多生，这种反差鲜明的对比，将破坏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使人们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合理性产生质疑。经济发展使中国的中高阶层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富人有能力交罚款，往往会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各个地方的罚款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罚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罚款。在田亮、叶一茜超生之后，这次安康孕妇遭遇强制引产的事件被曝光，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既没钱也没“关系”的群体当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连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都对中国的这一国情作了分析，在实施30年后，虽然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不可逆转的人口总量下降趋势以及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2.优化公共参与机制
在黄灯模式，也就是平衡论下，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沟通――协作――服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注重服务行政与秩序行政并重，积极行政与消极行政并存且越来越突出服务行政与秩序行政所占的比重。既然行政法旨在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为避免权力侵犯权利，权力排斥权利，就需要优化公共参与机制，增加民主参与机会、注重与行政相对人的协商、沟通与合作，从而摆脱两者完全对立的关系和模式，改变传统观念，使其处于良性互动的关系之中。
优化公众参与机制，需要为公众参与行政过程提供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对通过参与过程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行协调，做出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对公众是否实际享有公平有效的参与机会进行有效地监督。具体就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定和执行过程而言，从以下方面入手：
（1）公众利益表达组织化
分散的、未经组织化地民意表达不仅会加大参与成本，而且因分散而容易被忽视。民主听证会是组织表达民意的重要途径之一。把计生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民主听证的范畴，在民主听证日，推选威信高的党员、干部、计生协会员、育龄妇女小组长、群众代表等为听证会员，会前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筛选汇总，作为听证的重要依据。明确流程，明确议题，明确对象，保证听证会的有效进行。
（2）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应当通过信息开放使得公众与行政机关在信息配置层面处于均衡化。透明的信息资源有利于公众及时做出意愿的选择，也有利于行政机关进行事前控制。因为行政立法直接关乎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强调立法过程的公开与开放，可以防止对相对人不利结果的发生。
（3）公众参与程序的规范化
任何公众利益的表达都需要经过协商，在理性分析慎重思考的基础上选举利益的代表。具体体现为事前参与和事中参与，借助于平衡论的视角，通过行政过程或者说是行政程序来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来加强对于行政相对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
（4）公众参与的救济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