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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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中的助推剂，它是能够保证公正司法的重要措施，能够规范法官自由判决的权利,保障裁判的统一权利，保障法律能够准确且适用。案例指导的建立要和司法解释制度相结合共同促进发挥统一裁判尺度，保障法律严谨准确的功能。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就要明确指导性案件的效力，通过对案件的识别来建立案件和指导案件间的相似性。本文旨在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理论和实践下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和研究。

关键词

民事诉讼；案例；指导制度；司法公正

一、我国指导性案件的产生

指导性案件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以确定而且的、审判范围面向全国法院、有指导性的执行工作的案例。对于法律来讲，最重要的是看是否适用于法律，而指导性案件就是能够推动司法公正和适用的重要措施。要规范司法裁判和保障法律能否适用，就要依据指导性案件。指导性通过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和成果，在具体案件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的探讨研究，总结经验，得出结果。案例指导制度就是相对于判例法下的一个概念，判例法的法律效力不同于两大法系，但是两大法系也都沿用了判例制度。两者都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两个整体。最高人民法院采用指导性案件就是因为在现行的司法制度和立法体系中的特征，才确定了法院的案例不能成为法律。不仅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地位和作用。从建国时期开始，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非常重视案例的指导工作。上世纪，最高人民法院刑事的案例，将指导性的案例司法改革作为一种重要的任务提出来并且要实施起来。为了推进案例指导制度，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案例指导制度解决了裁判的统一问题。

二、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

（一）将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所谓的统一是指法制统一性。不管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审级的法院，都要对一些特定的法律解释进行统一。然后法官要不断寻找最佳的法律解释做出结论，还要依据得出的结论进行裁判。这样不仅适用于法律的统一，还能在有争议情况的时候做到充分合理的处理。其实在实际案例中，有很多突发的问题，会出现同一件案子不会有同一种解决的办法，也会出现同一种解法不同解释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当事人缺乏对裁判的合理预期，就会对司法产生不好的影响。虽然一些司法解释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对于解释一些抽象性和非具体不正式的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件给予裁判正确的指导。裁判可以参照指导性案件来处理类似的案件，这些指导性案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同类案件作为参照指导司法工作。

（二）优化法律适用的过程法官的行为是尤为重要的，要求要规范法官的裁判活动。在方法上就有三个环节：小前提的确定、大小前提的连接、大前提的寻找。在每个环节中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步骤等，才能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在从事裁判活动的方法上也要遵循严格的过程指导和步骤，还要在方法和步骤上形成共同的意识。从这样看来，方法论就在审判实践的普遍适用。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官可以根据指导性案件和实际案件所拥有的相似性，可以参照判决，这样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过程。虽然指导性案件具有典型性、正确性、示范性等特点，为法官节省了许多工作，可以为法官减轻负担。但是，法官必须要通过寻找可以适用的案件，才能对案件进行正确处理。指导性案件还为法官简化了连接的过程，法官不必多次对案件进行连接过程的论证。

（三）有效填补法律的漏洞指导性案例制度作为适应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对司法的有效制度。在社会转型初期，虽然立法推动制定的进程，但是期间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和矛盾。然而为了维护它的权威和稳定，为了解决这样的纠纷，法官就应该在法的续造方式的基础上寻找大前提，给予法官填补法律漏洞的自由裁量的权力，自然法官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就会融入到法律适用过程，所以这样就很难保证以后出现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现象。可以为法官填补法律漏洞提供建议和指导。所以指导性案例是法官正确填补法律漏洞的导向。

（四）规范法官的裁判活动在裁判过程中，法律具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就算立法上的规定是有多清晰和细致，也不能限制法官的裁量空间。还因为我国现在的法律都是比较抽象和原则的，所以在使用法律中，会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给法官。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进行指导。所以指导性案例就可以规范法官的裁判活动，保持了裁判的统一性。

（五）加深裁判的论证整个法律使用过程中始终都是要通过小前提和大前提的运用，才能得到稳妥的结论。法律论证也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员内心判断表露出来的过程。理由越充分裁判活动也就越开明，还能使公众对裁判公正性的理解。作为裁判的说理论据，指导性案例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讨论决定的，本身就具有法律指导裁判的作用，所以指导性案件是重要的依据。如果指导性案件和裁判案件有着高度的相似度，此时法官就要实际情况改变结论，还要进行充分的论证，才能更好的处理类似案件。

三、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现状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中明确要求“要完善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因为在实际案例中指导制度的建设依然有许多问题出现。例如：司法解释权不清晰、审级制度不健全、判决书论证不完整等等。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要纠缠于类似问题，而是要找到如何解决和晚上案例指导制度的方法。

（一）司法解释配置不恰当在民事诉讼中，许多都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才应该具有司法解释的权力，然而一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就没有这种权利，这就严重阻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司法解释都太过于抽象。通常情况下，涉及法律解释就要对案件事实解释，并不是在裁判解释的范围内想象的或则不切实际的案件。在需要使用法律解决案件的时候，在将法律规定的和某个实际案件相结合联系起来，这样才会产生法律解释的问题。我国已经的民事司法解释在我国立法中都不是很完整、漏洞普遍存在、法律规定太过于原则。总结这些问题一些司法解释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有利于补充法律，规范规则，填补漏洞。目前的法律都是把司法解释权当作一种机关权力进行配置的，只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机构，所以法官本人只需按照对主流思想的膜拜和追随。对于法官而言，他们的智慧不是用来创造先例，只是对案件审理进行一个执行的作用。法官一般情况是不会具有和不行使法律的解释权，这样就缺乏了一种对具体案件进行充分思考和推理的过程，只是单纯按照指示执行解释权，太过于机械化，而不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阻碍了建立案件指导制度的进程。

（二）审级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归纳为批复式，就是等级低的法院在法律问题而言要向等级高的法院请示，得到批准后才会回答问题。这样以来，就存在严重的依赖作用，影响下级法院单独审判。所以我国就应该改变这种审级制度。将两审改为三审终审制，对一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三审终审制。这样就可以保证新型案件处理的质量。

（三）判决书论证不完整现在法院判决书的内容都太过于简单，许多的判决理由都是严重缺乏。尽管有些判决书也会对事实进行叙述、法律根据和司法判断，但是仍然缺乏充分的论证和推理。简单的判决理由不能和案例指导制度要求的充分理由相接近，这就阻碍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这种判决书会影响法院的审判效率。

（四）没有建立规范的指导性案例汇编机制虽然目前我国了一些案例，但是这些案例都是通过公报编辑委员会改编的判决原文，这些明显就不符合一件完整的判决原文构成的原始条例，难以满足指导性原则的要求，更不利于体现我国指导性案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四、在民事诉讼中的指导性案例的方法

（一）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方法就是指导性案例中兼顾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要求。因为法律解释的基础就是解释方法，这就体现了在进行法律解释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可以选择的方法。理论研究方法的探索道路极其重要，所以要不断地探索和挖掘，给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活动的时候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还要对解释方法的选择加以规划。让法律解释不会偏离本应该走向的目标。还要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要研究怎样有效的解决疑难问题。通过严格规范审判程序、注重基本原则和实现审判公开的目标，这样就会限制指导性案例制度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

（二）填补漏洞一些法律漏洞不单单是指案件裁判在三段论下的缺失，如果要填补漏洞就要寻找裁判的依据。一是寻找法外渊源作为裁判依据；二是改造实证法规范填补漏洞。在相应的案件形成后，对司法裁判造成了很多困扰时，没有必要太过于探索法律漏洞的问题，只需要参照指导性案件进行裁判就可以了。在缺少“法的计划”中，要求法官要依照法律的必要性，事物的本质和伦理性原则进行思考。通过队自身体系的完善和法律修改进行调整从而来完成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漏洞填补的任务。在规范制定的过程中，指导性案例经验指导和案例推动的左右都是同样重要的。

（三）补充价值在法律解释中要以评价性原则队法律概念和一般规则的原则进行补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伦理观念，能使法律跟上时代的进步和潮流，通过实践来规范它的功能。在一些需要评价性的补充法律概念的条款中多少都会有一些个案要引进法外价值，这就说明了法内的价值补充要适应于现在社会的伦理价值和秩序，要用规范和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

五、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也逐渐开始转型。在民事诉讼中除了要解决民事纠纷还要解决商业经济纠纷，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完善建立健全指导性案例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来解决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丁海湖．案例指导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8．

[2]卢赞赞．民事审判视野下的习惯运用．中央民族大学．2011．

[3]王春．论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西南政法大学．2014．

[4]邹宁．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建构．复旦大学．2008．

[5]袁婧．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中央财经大学．2011．

[6]黄发华．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据的运用研究．南昌大学．2014．

[7]陈南男．派生诉讼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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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讲授

1.1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与思路的讲授

针对学生在分析民事案例时普遍存在的“一看都会，一做基本不对”、“不知从何下笔”等问题，笔者认为不是知识不会，而是不懂得分析案例的方法。为此，在让学生自己讨论、分析案例之前，笔者先就民法案例分析的方法和思路向学生进行讲解，主要分两步进行：

1.1.1讲解分析民法案例的一般方法和思路

笔者认为，掌握了一般的分析方法和思路，不管案例形式如何变换，都能以不变应万变。这些一般的方法与思路为[1]：

1.1.1.1认真阅读案例，熟悉案情

在阅读案例时，既要仔细注意案情细节，又要抓住主要情节和中心问题。切忌一目十行后便匆匆下笔。通过阅读案情，判断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案例、纠纷是什么、当事人有哪些、相互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试卷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分析和解答问题前后一致、相互协调，既能保证答题的全面和准确性，又可以避免反复阅读造成的时间浪费。

1.1.1.2确定法律关系的类型

民事法律关系是贯穿在民法理论中的一条红线，是进行民法案例分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就是通过建立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在分析案例时，要学会能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中抽丝剥茧，把案例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一层一层地搞清楚，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然后再从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法律关系的变动等角度出发，进而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民法案例中的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

1.1.1.3明确争议的焦点和案情事实之间的关系

争议的焦点往往是案例要提出的问题，也是案情最关键的内容。争议的焦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原告的请求理由；二是被告的抗辩理由。二者往往围绕一个事实或者一个情节来争论，整个案情也围绕这一个中心展开和进行。在确定争议的焦点后，要把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弄清楚。一个较大的案例中往往包括许多事实和情节，这些事实中，哪些属于原因事实、哪些属于结果事实，各个事实之间有无关联、关联性质和程度如何等。在此基础上，排除一些对问题没有关联和作用的事实和情节，提炼出回答问题需要的事实和情节，使案件简单化、条理化、清晰化。

1.1.1.4确定适用的法律

针对案例中提出的问题，运用已知的条件和自己掌握的有关理论和法律规定，分析、归纳、总结、得出结论，这是案例分析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这一环要求我们要对有关的法律规定烂熟于心，然后运用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分析案例，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1.1.2讲解几种主要案例的分析方法

在讲解了一般民法案例的分析方法之后，笔者就民法中几种典型的案例分析方法有针对性地向学生做了介绍，以便学生具体操作。这一部分主要结合具体案例讲解了关于民事权利主体制度、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和合同制度、继承和婚姻家庭制度、人身权、侵权制度等方面的案例分析方法。

1.2关于如何书写民事判决书和词的讲授

民事判决书及词的写作不仅能锻炼学生“写”的能力，也能反映出学生对民法知识以及相关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能否熟练地运用浩瀚的民事法律法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法律思维能力。因此，笔者向学生讲授了判决书、状、答辩状、词的写作方法，并要求学生在分析完案例之后都要书写判决书或词。

2案例操作

这一阶段的教学笔者采用学生阅读案例、分组讨论、角色模拟、模拟审判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方式进行，占用了较多的课时。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笔者认为对增强教师与学生的沟通，锻炼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协调组织能力、配合能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笔者具体分以下步骤进行：

2.1精选案例

考虑到该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学生学会运用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分析解决实际民事纠纷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因此，应该精心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能说明问题的案例。案例选得好，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基于此，笔者在选择案例时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尽量是真实的。这点不同于课堂教学案例，教学案例的特点是根据教学课程的需要，由他人自行组合编写出来的案例，优点是能够集中课程所需的若干知识要点，但缺陷是目的性与理论性太强，反而忽视了司法实践与诉讼程序中应注意的细节与问题，使得学生毕业之后遇到实践问题依旧茫然。

第二，所选案例力求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案例不在大小，内容不在繁简，关键要看所选的案例能否解释一个或数个民事法律规则的内涵及运用。以案例的形式，将案例中所叙述的具体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与民事法律的规则联系起来，并且能够在总体上系统地阐述民事法律的规则与体系。

第三，所选择的案例要有一定程度的疑难性。如果案例太简单，一眼就能看出答案，就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所选的案例应涉及到多个民法原理的法律问题，以增强学生综合运用民法原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布置案例，分组讨论

首先，分组并分发案例，组织学生个人阅读和分析准备。这是一个基础环节，必须做好，否则整个教学过程将流于形式。在选定了案例后，笔者将每个班按10人为一组分发案例，并指定小组负责人。为了训练学生“写”的能力，笔者让所有学生对布置的案例自己先查询资料，在阅读案例的基础上，从案例材料中寻找和发现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关键信息和核心材料，联系相关的理论知识，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分析案例是阅读案例的目的，也是进行案例讨论的前提。此外，为了更深入地对案例进行讨论，笔者向学生推荐相关参考文献和资料，为案例分析作铺垫。同时适当提出几个思考题，以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分析。当然所设计的问题要具有启发性、诱导性和可讨论性。

第二，组织课堂讨论。在学生做好分析准备后，组织各小组进行课堂讨论并进行指导。这一阶段是训练学生“说”的能力。笔者鼓励每一位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维，将自己的意见或观点说出来。对于学生的讨论，笔者或提示，或发问，或故设疑团，或充当争论反角，引起争论，把讨论不断引向深入。在讨论过程中，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意见或观点，不追求一种结论，而是重视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正确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充分肯定，对模糊的认识和错误的观点积极引导。积极的讨论交流是案例教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作为教师，在组织案例讨论过程中应合理分配时间，注意控制进程。

一般情况下，一个案例经过一次深入的讨论后，同学们对案件的解决大致有了结论，同时还会随着对案例的分析、讨论的深入，挖掘出一些与该案例有关的延伸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都要求学生记下来并查阅相关资料做出解答。这样，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讨论，同学们不光对所涉案例的有关民法知识有了透彻的理解，同时还对与之相关的法律知识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经过一两次课堂讨论后，学生对案情、案件的解决预案已了然于心，此时笔者则要求学生采取角色扮演、模拟审判等方式进行具体的案例操作。学生扮演原告、被告、人、检察官、法院等不同的角色，要学会与当事人打交道的技巧，学会调查取证和法庭辩论等。通过一系列协商、谈判、辩论、询问等诉讼基本技能的训练，为学生提供了案件、接触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机会，让学生从办理案件的全过程获得体验。这样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各种诉讼程序的全面了解，让学生了解庭审中各诉讼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的地位差异及各角色的作用；让学生认识到学习、运用法律不只是重实体法，而且程序法也极为重要，实现法律公正既要做到实体公正，还要做到程序公正。另一方面，也能锻炼学生综合运用民法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

2.3归纳总结

这里的归纳总结包括两部分，一是就整个讨论工作进行小结。诸如学生讨论时思想上是否重视，准备是否充分；是否积极参与、踊跃发言，有没有为了应景而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等；争论是否深入展开，问题是否分析透彻等；重在鼓励学生下次高质量地参与讨论。二是针对讨论的问题进行总结。笔者的做法是：概括有代表性的几种分析意见，指出各自的优劣，着重说明在讨论中出现的争论焦点，并运用相关原理做出自己的分析解释。笔者认为，教师的总结不是对学生观点的简单综合，而在对学生的讨论分析做中肯、简练的评价的基础上有所升华。为此，教师努力做到“融”、“精”、“透”。“融”就是将案例同法学原理、法律知识融合起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避免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的脱节。“精”就是总结简练、准确，要点明晰，重点突出。“透”就是分析透彻。如果像蜻蜓点水似的，不会有好的效果。之后应该点评学生的表现，要对学生的成绩予以表扬与肯定（这点非常重要），要善于发现学生在分析案例中偶尔迸发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可能是知识结构方面的，也可能是思维方式方面的，都要及时对学生加以鼓励，学生会信心倍增，提高对民法学习的兴趣，不断进步；同时也应该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

3各小组汇报、总结

在每个小组完成了案例讨论后，笔者要求小组负责人撰写案例分析总结，并要求小组成员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这也是作为考核的一项主要内容。此外，笔者组织全班学生进行案例讨论汇报，要求每个小组负责人将讨论、分析案例的具体过程及结论作总结发言。在作总结发言的过程中，如果其他小组的学生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台下发问发言，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不同观点的撞击、不同思路的启迪和不同角度的论证中深化对案例的认识，让学生通过学习和运用相关的原理和方法，取得对课题内容的深刻认识。但要注意的是教师要合理控制时间的分配及讨论的进程，不能无休止地讨论下去。

在各小组总结汇报完后，笔者作最后总结。主要是对各小组讨论的准备情况、态度、参与程度、表现、对民法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存在的问题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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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谎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的基本样态

笔者对北大法意网（2002―2013年） 和《人民法院报》（2008―2013年）中所有涉及测谎的民事诉讼案例进行了统计，共在北大法意网案例数据库和媒体案例库收集到64个案例，在《人民法院报》收集到11个案例，排除其中相互重复的7个案例，有效案例样本共68个。虽然通过上述渠道检索的案例不能反映测谎在全国各法院民事司法实践中的全貌，但对这些案例进行归类整理，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测谎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基本样态。

第一，测谎案件的启动方式迥异。既有当事人申请也有法院建议，但都不存在法院依职权启动。在68个样本案例中，最终实施测谎的为27例，未测谎的有41例。可见在涉及测谎的案件中，真正进行测谎的比例只有40%。在实施测谎的案件中，14例是应当事人的申请，8例是应法院建议，分别占测谎案件数的52%和30%，测谎的启动是以当事人主动申请为主的。从法院的职权干预情况看，法院对主动建议当事人测谎还是较为谨慎的，更不曾强制当事人测谎。如表1所示，法院建议测谎的有18例，当事人申请测谎的有42例，法院职权干预的比例大大低于当事人自主申请，即使是法院谨慎建议测谎的这18例中，又有10例为当事人拒绝。整体样本中，未实施测谎的案件中有30例是因一方当事人不同意，11例是因法院不同意，当事人拒绝测谎比例高达73%，远高于人们的想象。

第二，测谎对当事人的影响不尽相同。在进行测谎的27例案件中，共有53人次被测谎。由表2可知，有的当事人在测谎后主动承认事实或承认撒谎，也有的当事人在测谎后对测谎结论提出异议，认可测谎结论的比率为38%，远低于62%的异议率。对测谎结论提出异议的理由一般是“测谎结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测谎结论不准确”、“己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测试结论对案件事实没有证明效力”等。

第三，法院对测谎的态度日渐明晰。如表3所示，样本案例中，2002―2010年涉及测谎的案例共计43例，裁判文书中明确阐明对测谎及测谎结论态度的为15例，态度明确率仅为35%，而同期测谎率却为42%，高于40%的平均测谎率；2011―2013年案例数共计25例，裁判文书中明确阐明对测谎及测谎结论态度的为18例，态度明确率高达72%，同期测谎率却为36%，低于平均测谎率。11年间的实际测谎率基本稳定，而对测谎的态度明确程度却大相径庭。2011年以前虽然进行了测谎，但在裁判文书中往往以证明责任、诉讼时效等理由下判，甚至完全回避对测谎结论的评价。这充分证明2011年后法院对测谎结论的使用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不再采取回避的态度。

第四，测谎结论对裁判结果的影响各异。由于测谎的内容是围绕案件事实展开的，测谎结论往往直接说明了关键事实，质疑者担心测谎结论因此完全左右判决结果，实质上成为定案证据而非证据资料。从实践情况看，测谎结论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因测谎是否最终实施而有不同。样本案例统计表明：实施测谎案件共27例，对判决结果有影响的22例，未见明显影响的5例，测谎对法官心证、判决结果的影响率高达81%；未实施测谎案件共41例，因当事人拒绝对法官心证有影响的13例，影响率仅为32%，未看出明确影响的17例，其余11例为法院不同意测谎，自然无不利影响，详细可参见表4。测谎对案件走向的决定作用并不如想象中的大。总体而言，测谎和测谎结论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个案差异很大。

2 我国法院对民事测谎的应有态度

（一）明确测谎结论的适用原则

1、不宜在民事审判实务中拒绝测谎

在自由心证用尽的情况下，结合测谎结论作出判决比直接依证明责任下裁判更有利于实现判决的可接受性。首先，从测谎对当事人的影响来看，大多数当事人为了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一般不会拒绝测谎，有的当事人为了增强自己陈述的可信性会主动申请测谎，有的当事人会基于测谎的心理威慑作用会主动承认案件事实，有的当事人在测谎后会接受调解方案或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有的当事人甚至会因为测谎而主动申请撤诉。其次，从测谎对法官的影响来看，如果当事人拒绝测谎，有时会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产生微妙的影响，因为从常识可以判断，理直则“气壮”，理屈则“词穷”；如果测谎结论与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初步判断一致，则可增强法官的心证；如果测谎结论与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初步判断相悖，则可促使法官重新审查证据再作出判断。

2、测谎只能作为发现真实的最后手段

尽管在民事审判中不宜拒绝测谎，但为了避免测谎弱化当事人取证的积极性、破坏举证责任规则等问题，只能将测谎作为发现真实的最后手段。综观司法实务中启动测谎的案件，往往都是因为缺乏证据或出现证据均势、证据相互矛盾、双方举证都达不到证明标准等情况，在这类案件中，如果法院能够依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往往可以打开审理僵局，无需启动测谎。

（二）限定启动测谎的条件

1、测谎的启动必须由当事人同意或者提出申请。首先，测谎技术只有在被测人积极配合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测试过程中记录的生理图谱是被测人真实的心理反映，只有被测人同意，才能保证测谎结论客观真实地反映测谎对象的想法。其次，测谎结论不仅用于判断被测人陈述的真实性，也会影响到对被测人品格的社会评价，这就需要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愿意承受测谎可能导致名誉降低的风险。最后，在民事诉讼中，强调的是当事人主义，当事人要负责举证和质证。法院在承认测谎证据可采性的同时仍应把自愿性作为采纳测谎证据的基本条件，有时甚至可以要求诉讼双方事先签订同意测谎的协议。

2、测谎的案件仅限于难以取证的复杂疑难案件。在民事诉讼中，测谎只能在缺乏证据或出现证据均势、证据相互矛盾、双方举证都达不到证明标准等情况下才能启动，如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某一关键事实作出了正好相反的陈述，法官在穷尽了所有其他“程序上许可的和可能的证明手段”仍然难以获得案件事实的确切心证时，启动测谎并结合测谎结论作出判决比直接依证明责任下裁判更有利于实现判决的可接受性。

（三）完善测谎结论的质证程序

已如前述，在进行测谎的27例案件中，共有53人次被测谎，异议率达62%。测谎人系测谎结论的来源，其出庭当面回答当事人的质询，能够以公开的方式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因此测谎人出庭接受质询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双重要求。

（1）及时通知义务的履行。法院在委托测谎的时候应告知测谎人出庭接受质询的义务，在开庭前应按时向测谎人送达开庭通知书，并书面告知出庭的方式、内容、不出庭的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应对测谎人出庭接受质询的例外情形加以规定。笔者建议，测谎人不出庭接受质询应限于测谎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以及当事人对测谎结论没有异议同意测谎人不出庭这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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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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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立审分立”作为法院内部分工制衡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了下来，特别是98年以来各级法院按照立审分立和审监分立原则的要求，将原有的告申庭分设为立案庭和审判监督庭后，因现行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再审程序立审分立的界限就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再审立案的概念，特征等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本文对民事再审立案概念的几种学术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归纳了民事再审立案的特征，指出了现行民事再审立案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与完善民事再审立案制度的建议。一、前　言

再审程序作为法律救济的特别程序，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诉讼程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再审程序为纠正错案，实现最终的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再审程序所导致的无限再审、终审不终的弊端日渐显露。为此《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将再审程序改革确定为人民法院重要改革任务之一，也是20__年和20__年度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确定的法院工作改革重点。改革与完善再审程序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现年来特别是20__年重庆会议以来，再审改革在全国法院有了很大的进展，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现笔者结合对民事再审制度的研究，对民事再审立案制度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能对再审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二、民事再审立案的概念与特征。

对民事一、二审程序来说，立案是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受理案件的行为，对受理的案件做出受理通知书，对不予受理的案件做不予受理裁定，其规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民事再审程序与一、二审程序，在程序的性质和目的，审理的对象和理由，起动程序的主体以及审判程序的设置上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民事再审立案进行理论分析，确切界定其内涵，从理论上对其进一步研究显得尤为必要。现今对民事再审立案的概念如何定义有以下三种不同的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民事再审立案是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人民检察抗诉或依职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存在法定再审理由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对该案提起再审的行为。其标志是再审裁定书的下达，即再审裁定书下达之前的审判活动是立案，再审裁定书下达之后的审判活动为审判阶段。其实质就是民事再审立案是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对案件提起再审的过程。

第二种主张是民事再审立案就是法院对案件立卷进行复查的活动，其活动的内容就是接收申请再审材料并审查是否符合申请再审的条件，对案件不作实质性的审查，其标志是立卷。

第三种主张是对案件作初步的“实质”审查，对“可能有错误”的案件予以立案。

这三种不同的主张反映在法院内立案庭与审监庭的职能划分上出现了不同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有：一是由立案庭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由立案庭下达再审裁定书，然后交审监庭审判；二是立案庭接收申请再审的材料立卷后移交审监庭复查，由审监庭根据复查结果来决定是否对案件进行再审，再审裁定书由审监庭下达；三是立案庭对案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将认为“可能有错误”的案件移交审监庭进一步审查，并决定是否再审，再审裁定也由审监庭下达。

笔者赞同第一种主张，即再审立案是指人民法院的立案职能部门依据当事人再审申请，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依职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存在法定提起再审的理由进行复查，以决定是否对该案提起再审的审判活动。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即起动再审的程序和再审审理的程序，而起动再审的程序就是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材料，决定是否予以再审的过程，是一种决定是否受理再审案件的审判活动。对受理的下达再审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纪敏认为：再审立案的标志是再审决定书和再审裁定书。再审案件也以此为起点，进入了案件的再审审理阶段。

第二，这样作符合立审分立的要求，做到了立者不审，审者不立，防止了自审自立带来的司法不公，这也是程序公正的要求，而将“再审的立案决定与审理裁决联为一体”由审监庭承担，这样就又恢复到“原告申诉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这一环节上‘一条龙’的审判方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序上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

第三，前述第二种主张实际上仍由同一审判职能部门（审监庭）负责再审的起动和再审审理，立审并未分立。而第三种观点中其初步审查的结果并无法律的约束力，究意是否提起再审仍由审监庭决定，和第二种主张一样，仍未实现立审分立。

那么，与一、二审立案相比，再审立案有哪些特征呢？

首先，再审立案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侧重点在于判定原审裁判是否确有错误。

其次，引起主体与一、二审相比具有多样性，一、二审案件当事人是唯一的引起主体，而民事再审立案的引起主体依现行法律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符合再审条件而申请再审的当事人。

再次，民事再审立案具有审查的“实质性”特征。要提起再审，按现行法律的规定必须是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而要确定原生效判决是否确有错误那就必须对案件进行实质性质审查，而一、二审立案对案件并不进行“实质性”审查。

三、我国现行法律中民事再审立案的规定及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立案的规定包括：一是当事人申请再审而引起民事再审立案的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1.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也就是应予以再审立案；第一百八十条又规定了对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应当再审。二是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提起再审的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 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三是人民检察院抗诉而引起民事再审立案的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从上述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来看，民事再审立案的规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立法指导思想有失偏颇

纵观上述规定，贯穿始终的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立法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对人民法院来说，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原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检察机关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有错误，都可以提出抗诉而引起法院再审，对当事人来说，只需他认为生效的裁决错误，就可以不断的申请再审；这就造成了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现状，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未因求助法律而得到最终解决，而法律的“止争”原则要求法院应作出解决纠纷的最终裁决，否则就无求助法律的必要，因为：“倘若人民求助法律程序来解决争执，那么争执须由某一阶段最终解决，否则求助法律程序就毫无意义”。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目的是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的处理，使每一个错案都得以彻底的纠正，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及审判工作特殊性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诚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主观世界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受到时间及空间的限制，那么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案件的审理恰恰要受到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而且案件所涉及的客观事实又都是过去发生而非正在发生着的，而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所证明的只能是法律上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法律上的事实与客观上的事实有时也是无法完全相同的。因此说“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审判工作中无完全实现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审判实践中有一定的“错误”存在是合理的，但这并影响法律解决纠纷的作用，而这和“廉价的、快速的，大体上符合实事求是的判决，错误的风险虽然有所增加，但对于有效执行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将具有更大的效力”也是相吻合的。

（二）引起民事再审立案的主体不合理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民事再审立案的主体有三种：一是人民法院；二是人民检察；三是当事人。

法律规定由法院作为民事再审立案引起主体是不合理的。首先这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当事人未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双方对生效的裁判是接受的，而民事权利是私权，当事人在不危害社会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是有权随意处分的，在当事人未申请再审的情况下，法院主动予以再审立案，其实质就是在未得到当事人授权的情况下，以公权代替当事人行使了本应由当事人自己行使的私权，而且还很有可能与当事人的本意相左，这是违背处分原则的；其次，与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不一致的，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是“止争”，即通过民事诉讼平息当事人之间的争执，以保证稳定的社会关系，当事人已接受了生效裁判，争执已不复存在，而法院却又主动将争执再次挑起，确有引起讼争之嫌；再次，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因为“判决一旦作出，就对法院产生了羁束力，纵使判决有瑕疵，也不得由法院自行废弃或变更”。

法律对人民检察院作为主体引起民事再审立案的规定过于原则。一是人民检察院抗诉没有期限限制，这在客观上为无限再审提供了制度基础，也是造成终审不终的原因之一。二是对人民检察抗诉的范围未加限制，检察院对任何类型案件均可抗诉是国家职权主义的体现，这与当今民事诉讼弱化国家职权对私权的干预，强调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是相悖的。

（三）对引起申请再审的理由规定的过于笼统

现行法律对当事人申请引起再审规定了五条，对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规定了四条，在这两类规定中，只是当事人申请引起再审的第一条与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的规定不同外其余四条完全相同。也就是说现行法律规定的引起再审的理由实际上只有五条。这五条中实体方面的规定为三条，程序方面的规定为两条，这可以和大陆法系国家中日本的民事再审规定：“1.判决是由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组成的法庭做出的；2.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参与该判决的法官参与了该判决；3.欠缺法定权、诉讼权或人在实施诉讼行为时没有获得必要的授权；4.参与判决的法官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实施了有关该案的职务上的犯罪行为；5.因他人实施了应受刑事上处罚的行为使当事人自认（强迫自认）或妨碍了当事人提出对判决产生影响的攻击和防御方法；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证据材料是伪造的或变造的；7.证人、鉴定人、翻译或已宣誓的当事人、法定人的虚假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刑事判决以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被以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变更；9.对判决有影响的重要事项在此判断时被遗漏；10.被申诉的判决与以前的确定判决相抵触”。相比，可以看出我国《民中诉讼法》的规定不具体，不具有操作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此我们予以借鉴。

（四）民事再审立案的条件过宽

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再审次数无限制欠妥，审判监督程序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的必经程序，而是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的诉讼程序制度。审判监督程序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的补救制度。是对错误裁判的补救，这种补救应当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而不是无休止的。二是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引起民事再审立案主体无时间限制，这是无限申诉，无限再审提供了制度基础，影响了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损害了司法权威。

四、完善民事再审立案制度的建议

（一）规范引起民事再审立案的主体

从引起民事再审立案的主体上，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规范人民检察抗诉引起再审；保留当事人申请再审引起再审。其理由前文已阐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人民检察可抗诉案件的类型要进行规范，一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如：当事人的处分权侵害了社会及国家利益的案件，二是特定的未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可抗诉引起再审。

（二）对民事再审立案的标准具体化

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来说原生效裁判只有在程序上存在以下几点理由方可提起再审：1.裁判法院无案件管辖权；2.审判组织不合法；3.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4.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的；5.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6.办案人员犯有与案件有关的职务犯罪；7.对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未予裁判；8.超越诉讼请求事项作出裁判。在实体上存在以下几点方可提起再审：1.据以裁判的证据经司法认定确系虚假、伪造或编造并足以影响裁判公正的；2.裁判生效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撤销或变更裁判；3.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足以影响裁判公正的；4.裁判与前后就相同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作出另一生效裁判相互矛盾的。但作为实体理由，应看其是否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对于那些虽然存在一般错误但并不影响结果公正的生效裁判，是不应再审的，更不应随意改判。

（三）严格规定民事再审的时限和次数

现行民诉法对再审的时限和次数规定不 严格，而对人民检察抗诉引起再审的时限和次数未作任何限制，只是规定了当事人作为申请再审的主体必须在两年以内提出再审申请，这是社会上存在较大的上访群体及终审不终的制度性因素，故建议对民事案件，无论是人民检察院抗诉还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时限一律为二年，抗诉或申请再审的次数在一级法院只能为一次，这样既能对司法错误进行补救，又能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使纠纷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种规定对个案来说有可能使错误得不到纠正，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及审判工作的特殊性来看，使错误都能得到纠正不易实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主观世界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受到时间及空间的限制，那么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案件的审理恰恰要受到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而且案件所涉及的客观事实又都是过去发生而非正在发生着的现象，而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所证明的只能是法律上的，不可否认的是法律上的事实与客观上的事实有时也是无法完全相同的。那么，在审判实践中有一定的“错误”存在是合理的，但这并不影响法律解决纠纷的作用，因为“倘若人们求助法律程序来解决争执，那么争执须由某一阶段上最终解决，否则求助法律程序就毫无意义”。而这种“廉价的、快速的，大体上符合实事求是的判决，错误的风险虽然有所增加，但对于有效执行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将具有更大的效力”是相吻合的。

篇6

一、民事案件案由的作用

民事案件案由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概念，笔者认为科学地界定民事案件案由的概念，合理地制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确定了民事案件的案由，实际上就是给了案件一个名称。民事案件的案由是否准确、简明、统一，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准确、简明、统一的案由，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对案件的争议点一目了然，便于当事人针对争议点举证质证，进行诉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法院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准确适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

2、案件的案由实际上是案件的名称，在案卷材料的管理中，案由成为了案件卷宗归档管理的一个重要依据。案件的案由的确定是否准确、简明、统一将影响民事案件卷宗归档是否科学、合理。准确、简明、统一的案由对于当事人查阅案件材料，对于有关机关审查、监督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对各类民事案件的统计是司法统计的重要内容，案由是否准确、简明、统一对于司法统计的准确性有重大的影响。民事案件案由确定不准确，民事案件案件规定不合理，将会影响司法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只有制定统一的案由确定标准，各类案件的案由都按统一的标准确定，才能够提高司法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4、民事诉讼案件做到案由概念确定准确和案由规则制定科学，对于具体案件案由的确定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立案人员和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由规定的要求，准确地找出个案的案由，另一方面在个案的案由不能明确确定时，可以根据案由规定找出该案的案由。

5、民事诉讼案件案由的科学确定，有利于案外人了解案情，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通过案由，案外人可以迅速地了解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在旁听法院的审理时，能够理好地发挥监督作用，从而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性，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律信仰，提高司法的权威性。

二、民事案件案由的定义及理解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38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实际上，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到判决作出、执行完毕，民事诉讼案件的案由都始终发挥着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有关案由的问题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致使各级人民法院在对案由的规定中各自为阵。这既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也不利于法院审理案件，给案件案卷的管理和司法统计工作也带来了不少困难。虽然在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前，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9月17日了《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案由的有关要求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一方面因为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颁布而失效，另一方面该《意见》对有关案由问题所作的规定是非常原则的，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不大。

针对司法实务中因为对案由缺乏科学有效的规定而带来的混乱局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30日公布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在《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级人民法院多年的审判经验，将民事案件的案由具体规定为四部分五十四类三百种。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通知》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规定》作了必要的说明，并对各级人民法院在按照《规定》确定具体民事案件案由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作出了解释，比如，对起诉时的案由与结案时的案由有一致时，“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例如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定为借款纠纷。”又如，在同一案件中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时，“如某一案件涉及主从合同关系的，根据主合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当事人仅因为从合同发生争议，按照从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及当事人的争议确定案由，如担保合同效力纠纷。”《规定》的颁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从名称上明确了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有利于当事人了解民事纠纷在法律上的性质；其次、有利于人民法院对案件性质和对当事人争议点的认识，从而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解决民事纠纷，提高办案效率；再次、它克服了因为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案由规定，给司法实务确定案件案由带来的困难，实现了全国案由划分标准的统一；最后、它为司法统计提供了方便，提高了司法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但是《规定》自颁布以来，就受到了批评，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第一、分类有交叉；第二、体例结构值得研究；第三、一些案由的准确性有待提高。①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于案由的若干理论问题，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务界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实践脱离了理论的指导，独自摸索。民事案件案由的问题的提出，使得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开始重新思考民事案件案由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民事案件案由的具体含义，理论界的认识并不统一。《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认为“案由：在民事案件中指原告人起诉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如离婚、继承、收养、损害赔偿、返还财物等）。”② 《中国司法大辞典》认为“案由：案件性质、内容的简要概括。”③《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认为“案由：具体诉讼案件的性质、内容的概括提要”④ 《最新常用法律大词典》认为“案由：案件的由来或内容提要。”⑤笔者认为，案由从最简单的含义上是指诉讼案件的性质。但是对于这一定义必须作必要的说明。因为案件的性质仍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比如就某一案件是否含有涉外的因素，可以将案件分为具有涉外因素性质的案件和不具有涉外因素性质的案件；又比如就某一案件的结案方式，可以将案件分为判决结案性质的案件、调解结案性质的案件和和解撒诉性质的案件。但是，此处所指的案件性质只能是民事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所认定的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案由是指民事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所认定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它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对案件的命名。但对这一定义，有必要作出几点说明。

（一）以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所认定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民事案件的定义适用各类不同案件  作为人民法院受理对象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包含的因素很多，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案件都有时间、地点、当事人、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等等。可是为什么只能以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作为一个具体案件的案由呢？这是因为，具体的案件可能是千变万化的，一方面时间、地点、当事人可能因为案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却是案件中最稳定，最能揭示该案件特征的东西。另一方面案情近似的案件，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不相同。以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作为案由的依据，不但能够真正发挥案由的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出同一类型案件之间的共通之处。另外，在因同时构成多个实体法律关系而产生请求权竞合的案件中，该案件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究竟属于何种实体法律关系，直接取决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权的行使。所行使的请求权不同，案件所确定的案由也就不同。比如商品损害赔偿，可因当事人请求违约之诉或请求损害赔偿之诉，而使案件争议的实体法律的性质不同，但是此时除案件的性质不同之外，其它条件都是一样的。不以案件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案件的案由和名称，将无法区别因选择请求权而提起的两个案件。

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实际上包括了两类：第一类是当事人之间因为民事权益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权利予以保护的案件，比如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各类民事案件；另一类是不存在民事权益纠纷，也没有两方当事人，一方仅仅是请求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满足的案件，比如适用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督促程序的案件。对于后一类案件，由于不存在民事权益纠纷，相对而言案件案由的确定比较容易。因为这类案件，实际上人民法院无需审理纠纷，只存在是否满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问题，依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能够确定案由，即确定实体法律关系。但对于前一类案件，由于一个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多个法律关系的性质有可能不同，如何确定案由，相对而言比较繁杂，但案由仍然是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人民法院对案件实体法律关系的认定。

（二）案由是对诉讼中争议的主要实体法律关系属于何种实体法律关系的判定  案由应当是对案件中的实体法律关系性质的判定，但在一个案件中可能会有多个实体法律关系，不可能将多个实体法律关系都作为判定案由的依据，能够作为判定案由依据的，只能是当事人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由于不是案件的审理范围，不应当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对象的民事诉讼案件，有的案件中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只有一个，此时以该实体法律关系就可以确定案件的案由，但有时案件中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有多个，此时就应当以最主要的实体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本案案由的根据。理由在后文有关个案案由确定时再作详述。

（三）确定案由的时间  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民事法律关系，但这些民事法律关系不可能都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对象。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只能是一方当事人认为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权属不清，要求人民法院对其权利进行保护或予以确认，人民法院认为其符合起诉条件，予以受理的那一部分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的起诉状以后，会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状及相关材料对案件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才予以立案。在人民法院指导有关当事人填写诉讼文书的时候，实际上对案件的案由已作了初步的确定。但是在起诉的时候，法院或者法官对案件的情况只能是一个初步的了解，加上在起诉的时候，法院或者法官对案件的基本情况的了解和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是以原告的主张为基础的，原告在证据的提出上，或者是因为求胜的原因不愿提出对自已不利但又能够反映案件全部情况的证据，或者因为客观上的限制不能提出反映案件全部情况的证据。这就必然影响法院或法官对案件全部情况的掌握和对案件案由的确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为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必然通过举证质证，进行攻守防御，必然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全部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定对方的主张。法院或法官为查明案件的情况，也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调查，对当事人的证据依职权进行确认，从而使反映案件客观情况的证据逐步为法院采纳，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使案件的情况逐步查明。在举证辩论完毕以后，人民法院根据全部证据，或者根据证明责任的分担，基本了解案件情况，并基于法官自己对案情的认识，确定案件案由，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此时，法院或者法官对案件案由的认定，是建立在客观公正地了解了案件的全部情况的基础上的，对民事案件案由的认定应当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正确的。因此，在立案案由与审结案件时的案由不一致时，应当以结案时法院或者法官所认定的案由为准。

（四）案由的确定权只能在人民法院，而不能在当事人  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是以当事人起诉为前提的。当事人因为民事纷争而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会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以后，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予以立案时，有时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该案件的案由，但是这并不表明案由的确定权在当事人。这是因为案由是对诉讼中的案件的争议实体法律关系到底属于何种实体法律关系的判定。而当事人由于求胜的心情，无论是对案件案情的陈述，还是对有关证据的提出，都会是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对案件案由的判定也是如此，这就要求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在对案件的基本情况全部了解以后和对有关的证据加以调查认证以后，对案件的案由作出判定。但是案由的确定权在人民法院的并不意谓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案件案由的确定没有任何意义。有时案件起诉时人民法院所确定的案由，就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于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案件，它们的案由实际上也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另外，在请求权竞合时，民事案件的案由的确定只能以当事人的主张为依据，因为此时产生同一请求权的实体法律关系很多，完全不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很可能在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上出现错误。

三、案由规定

明确案由的概念是为了准确地为个案确定案由。但要真正做到个案的案由准确，就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案由规定。所谓案由规定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中可能出现的全部案由所作出的统一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个案案由是否科学、合理、准确将会受到案由规定是否科学合理的影响。1988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曾过《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案由的要求作出过规定：“案由要简单明了，做到划分类别明确，反映争议确切，判断性质准确。”该规定谈到了在案由规定制定时和个案案由确定时应当注意的问题，但仍然不全面。笔者认为制定一个详细而科学的案由规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制定案由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全部案由必须具有内在的体系，从而使整个案由规定具有系统性、等级性和次第性  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体系的规范。因此，作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名称的案由本身，也应当具有一定的逻辑体系。案由分类的系统化、等级化和次第化，不仅有利于当事人明白争议点所在，进行举证质证，有利于法官准确地对个案案由进行确定，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进行审理，而且在人民法院扩大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时，对于新出现的案件类型，可以通过对案由规定的研究，在种案由不适用时，在其上位案由中，找出新类型案件的案由。从而，避免因为新类型的案件的出现而冲击原有的案由规定体系，使其使去内在的和谐与稳定。为了实现案由规定的体系化，最好参照实体法对有关的案由加以排序。

（二）案由规定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案件的案由是对个案性质的反映，是一个案件的名称，是案件卷宗归档分类的依据，也是司法统计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案由规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系化、等级化和次第化是案由稳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通过体系化、等级化和次第化，在人民法院扩大对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时，一方面可以使原来的案由规定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给新出现案件的案由在案由规定体系中一席之地。避免因为新的案由的出现使原有的案由规定失去意义。

（三）案由规定对于个案案由的规定应当做到不重不漏  案由是个案的名称，对于一个特定的个案而言，它必须也只能够有一个名称。这就要求案由规定必须考虑各种情况，对案由的规定在准确的前提下，留有一定的余地，使个案的案由在案由规定中既能够对应唯一的案由，又不被排斥在整个案由规定之外。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将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案由单独列为一编，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将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案由单列，固然可以使有关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案由集中在一起，但是这样做的一个问题在于，它会冲击整个案由规定，使得案由规定失去内在的和谐与统一。同时容易造成案由规定中的重漏，即使原本可以在一个案由类下的几种案由分别居于不同的案由类下，又让案由规定在新出现的案由面前表现出措手无策。另外，这样做还会造成案由认定上的困难，不利于案由的准确认定。

（四）案由的表述应当准确、规范  案由是法院对所审理的民事案件中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法律性质的确定，它是一个具体案件的名称，是对案件实体法律关系的反映，因此案由应当准确地反映所表述的实体法律关系。如果案由在表述上不够准确，将会使当事人对案件的性质产生误解，不利于当事人围绕争点举证质证，进行诉讼活动。另外，案由作为人民法院对案件性质的确定和对诉讼案件的命名，应当是一个法律术语，因此，对于案由的规定，应当使用准确的法律术语。这不仅有利于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对案件情况的了解，也有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五）案由的表述应当简明  案由作为案件的名称，反映了案件中的争议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案由大致了解他们所争议的案件在法律上的性质。案由简单明了，既有利于当事人对于案件基本情况的了解，从而有利于当事人针对争议焦点展开诉讼，推动诉讼的顺利进行，提高诉讼的效率。也有利案外人通过案由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旁听法庭的审理，监督审判程序，实现司法的透明化和司法公正。

四、个案案由的确定

案由概念的明确和案由规定的确立，其目的在于对个案案由的确定。但案由概念的明确和案由规定的确立，并不等于个案案由的确定问题已经解决。这是因为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千姿百态的。不同的民事纠纷，其中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不仅性质不同，而且个数也不同。正因为这样，笔者认为，有必要谈谈个案中案由的识别问题。

由于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实际上包括了两类，即：第一类是当事人之间因为民事权益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权利予以保护的案件，比如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各类民事案件；另一类是不存在民事权益纠纷，也没有两方当事人，一方仅仅是请求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满足的案件，比如适用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督促程序的案件。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那一类案件，由于没有对方当事人，人民法院无需对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因此，可以以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作为确立案件的依据，或者可以直接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案件的案由。

对于双方当事人存在民事权益纠纷的案件，则应分情况确定案由。如果当事人所争议的民事权益纠纷只有一个，则可以以当事人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案由。但有时当事人所争议的民事权益纠纷中的实体法律关系不止一个，也即是说当事人所争议的民事权益纠纷中的实体法律关系可能有几个，此时，以那一个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作为整个案件的案由就值得研究。由于在一个案件中，不可能出现两个性质不同而又没有任何关系的案件，因为这样的两个实体法律关系的纷争实际上引发的是两个不同的诉讼请求，产生的是两个案件。因此，虽然同一案件中的实体法律关系可能是多个，但是这几个实体法律关系之间却有一定内在的逻辑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使几个实体法律关系的纠纷并存于同一案件中。但是也正是这几个实体法律关系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它们在谁对案件的最终解决起决定作用上有了主次之分。所谓主要实体法律关系纠纷是指该实体法律关系纠纷的解决对于整个案件的解决有决定意义的实体法律关系纠纷，只有它的解决才能完成对于整个案件的解决，或者说只有它的正确解决才使整个案件的判决具有结果上的意义。主要实体法律关系纠纷之外的实体法律关系纠纷就是次要的实体法律关系纠纷，通常它们以主要实体法律关系纠纷的解决为解决的前提。比如，甲侵害乙的权害，乙对甲提起诉讼，而甲侵害乙的原因是因为丙，丙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甲与乙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纠纷的解决就成为了甲与丙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纠纷解决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以决定整个案件能否最终解决的实体法律关系作为整个案件的案由。比如说就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案件，甲与乙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纠纷的解决就成为整个案件纠纷解决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就应以对于整个案件的最终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实体法律关系：甲与乙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纠纷作为该案件的案由。

注释：

①王治平：《<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理解与适用》，北京，载《人民司法》2001（1）。

②栗劲、李放：《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1566页，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③江平：《中国司法大辞典》，574页，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篇7

关键词:民生档案 利用 档案意识

档案是一种普遍存在且意义深刻的社会事物。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档案的利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档案工作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多种积极的作用，而档案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全面推进我国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服务民生是中国档案服务方向的新选择，是档案工作服务于社会的一个新举措。由此，民生档案工作应运而生。

一、民生档案

民生档案是指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形成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档案，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社会管理等民生领域中形成的档案。民生档案具有重要的原始性、基础性、凭证性特征，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民生档案具有泛指性，它不是指某一类档案。总而言之，民生档案就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档案，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始凭证。“民生档案”实际上是一项工作、一种提法，即档案系统要关注民生，转变作风，全力推进档案工作为民生服务。①

提供涉及民生的档案利用是档案部门服务的中心工作。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档案部门提供最直接、最具体的档案信息资源服务于民生社会建设，满足社会对档案利用的需求。民生档案利用程度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档案意识水平的高低。

二、社会档案意识与民生档案利用

1.社会档案意识

社会档案意识指的是社会各方面的人们对档案这一客观事物和档案工作这一项事业的认识和重视，它是由档案和档案工作所显示的社会作用长期影响人们而在社会上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普遍的大众心理趋向，是档案和档案工作面向社会、走向社会并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产物。②

社会档案意识的高低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社会档案意识是档案工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不仅制约着档案事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影响着档案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③

社会档案意识，既包括社会上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也包括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社会公众档案意识的提高是促进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社会档案意识的增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民生档案利用与社会档案意识的关系

民生档案利用的核心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又是社会档案意识的核心。社会档案意识依赖于档案的社会作用，而档案社会作用的高低取决于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的社会意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民生档案利用工作与社会档案意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档案工作的重心下移，是实现档案工作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最直接途径，也是提高社会档案意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档案事业的最有效方法。④

因此，在民生档案利用过程中，基层档案部门的档案信息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有效地促进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

社会档案意识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在对档案的利用意识上。大众对档案的需求情况，即档案的利用率，包括利用档案的人次、卷/件次、种类等都是衡量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标志。

图1 为我单位2003年—2009年民生档案利用卷/件次、人次统计数据表。在档案分类中，无论是哪一类归根结底都是以解决个人的切身利益为目的的档案利用，与解决民生的实际问题息息相关。从近几年民生档案利用的具体数据中，不难看出民生档案已成为各单位档案利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在利用档案的过程中，真正感受到档案对自己的价值，从而增强了档案需求意识。民生档案的利用，充分说明社会对这一类档案需求的广泛性、迫切性和自觉性，提升了社会档案意识。良好的社会档案意识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要保证。只有认真搞好民生档案的利用工作，满足社会对档案利用的需求，才能提高和改善社会的档案意识。

毋庸置疑，在做好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档案意识，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改进民生档案的利用工作。

三、做好民生档案利用工作的主要经验

1.档案工作者增强自身的社会意识

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关键在于档案工作者自身社会意识的提高，这是社会档案意识提高的基础和前提。档案来源于社会，也必将服务于社会。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离不开档案的社会作用，而档案社会作用的发挥又离不开档案工作者的社会意识。

2.强化档案利用服务理念

做好民生档案工作，服务于社会大众，已成为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识。在档案利用中以“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指导，通过热情、周到、快捷的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档案信息服务，让利用者真正感受到档案对自己的重要性，从而提高社会档案意识。

3.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新形势对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有较强的责任感，而且要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计算机能力以及交叉学科的知识，同时善于捕捉与民生相关的编研题材，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档案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档案的社会作用。

4.推进民生档案信息化建设

民生档案信息化建设对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档案数字化工作，整合社会民生档案资源，通过网络实现资源共享，通过民生档案数据库建设，使档案利用工作更加完善、充实，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档案利用的需求，也使档案社会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说档案信息化建设促进了档案意识的提高。

另外，健全的管理制度，注重档案的基础工作，加强档案利用的宣传，省、市档案局监督指导，年检制度，单位领导的重视等均对民生档案的利用及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释:

①严永官.论“民生档案”[J].档案管理，2009(1):21-24.

②杨冬荃.社会的档案意识与档案界的社会意识[J].档案学通讯，199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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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案例的分析中，我国一直缺乏一套规范、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思维模式来分析案例，欠缺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在实务中，有一些法官常常是先确定了事实，然后就直接确定结论，其后为了支持结论再去寻找一些法律依据；也有的判决中，事实清楚，法律的适用也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事实和法律的适用的连接点分析；还有的在判决中，常常从事实就直奔结论，判决缺乏推理过程，逻辑的三段论不能得到运用。这种状况表明逻辑三段论和民法解释学等方法在实务中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采用。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学方法作为共同基础，这也导致在讨论时语境上的差异和沟通上的隔阂，并影响了法律人才的培养[1]。

请求权基础是民法实例研习的一种方法，有利于培养法律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司法实务实现正确推理、保障司法公正的手段，有利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请求权基础理论

请求权规范基础是指可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若想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法律上的救济需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弥补损失。由于请求权在民法的诸多权利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请求权的正确行使与实现将直接关系着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并最终实现法律的保护、补偿等基本功能。

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理论是通过分析具体案件而抽象总结出来的案例分析方法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可以较准确地确定请求权及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并以此去论断具体案件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法学方法论的意义 。

1、请求权基础分析案例方法的结构概括为 “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法官判案或当事人分析案例用的是形式逻辑三段论的方法，即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法律规范为大前提，然后找到大前提与小前提的联结点，最后得出结论。由于请求权基础案例分析法的结构模式是固定的，因此无论案情简单或繁杂，其思维步骤和程序是固定的。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通过对案件事实小前提的整理与说明，通过对法律规范大前提的解释，建立起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的联系，是形式逻辑三段论推理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方法其实是形式逻辑在法律思维中的运用，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它必须与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本文由收集整理形成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

2、用请求权基础分析案例的方法，有对请求权有检索的顺序的要求，即按照契约上请求权，无权等类似契约关系上请求权，无因管理上请求权，物权关系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他请求权。依此种顺序检查的目的“尽量避免于检讨某特定请求权基础时，受到前提问题的影响。”而且在面对具体的案例时原则上对请求权基础做通盘依序的检查，“藉此养成邃密深刻的思考；避免遗漏；维护当事人利益”。

3、构成要件的检视顺序，非但对数个请求权规范的检视有先后，对单个请求权规范之构成要件的检视也有次序。

4、经过以上检查，若某一请求权可以成立，则还需要检查于此请求权上是否存在抗辩。包括权利消灭和权利阻止抗辩。

基于请求权基础的案例分析方法

案例：a教授于3月1日接获b出版社寄来的《台湾法学百科全书》目录，载明该全书共十册，价款一万元，并附订书单一张。a教授于三月四日填妥订书单，即于上课后交c生回家途中于邮局投寄之。c生离去之后，a教授忆起其同事d教授曾参加该全书编辑工作，答应赠送一套，即自四楼研究室窗口呼叫，“不要投寄”， c生于下课钟声中误听为，“不要忘记”，点头离去，而投寄之。a教授于三月五日下午知其事，即以限时专送致函于b出版社，叙明是由，表示撤回订书单，仓促之间，未帖限时专送标签，并误投于平邮筒，延至三月七日上午实行到达。b出版社于三月六日上午收到a教授的订书单，即于当日下午寄发该百科全书，于三月九日到达，a教授拒绝受领。试问b出版社得主张何种权利[2]？

此案的分析堪称范本，极具启发意义，按照请求权基础理论架构、按照请求权检索顺序所做的分析展示如下：

1、b出版社得依法律规定，向a教授请求支付价金及受领标的物。理由：

（1）买卖契约的成立，须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互相同意。

首先，b出版社寄送的台湾法学百科全书第目录及订书单，仅为要约的引诱。

其次，a教授寄发订书单成立要约。a教授填具订书单，其将信件交与使者投寄时，于交付之际，其意思表示已脱离其支配范围，亦属要约已为发出。

a教授试图阻止c生投寄订书单未果，使者权限的授予或撤回，亦属意思表示，于对话人间须于相对人了解时，始生效力。a教授呼叫“不要投寄”， c生于下课钟声中误听为“不要忘记”，未能了解其内容，a教授的撤回不生效力，要约的发出不因此而受影响。a教授于发出要约之后，试图取回，阻止要约达到相对人，乃内心效果意思的变更，对于意思表示的效力，不生影响。

a教授的要约，于三月六日上午达到b出版社，其撤回的通知于三月七日始到达，不生撤回的效力。又此项撤回的信件，不能同时或先时到达，b出版社无即发迟到通知之义务。

b出版社于三月六日上午收到a教授的订书单，于当日下午即寄发书，是为承诺，于三月九日到达a教授时发生效力。

综上，a教授与b出版社之间购书的相互表示意思一致，其买卖契约成立。

（2）a教授支付价金及受领标的物之义务

a教授于三月五日致函于b出版社，表示撤回订书单。撤销

迟到，不生效力。

a教授忘记赠书之事，乃动机错误，不在撤销之列。又a教授亦不得以c生传达不实，撤销其意思表示。

2、b出版社得依法律规定，向a教授请求支付价金一万元，并受领标的物。

第一、此案例分析隐含的前提条件

为案件定性的问题，然后才能立案和审理。如果不能正确定性，找“法”的过程就比较麻烦。解决定性的问题可以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

“法律关系分析的方法，是指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地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三段论的适用以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1]这种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在存在多种复杂的法律关系时，能够条分缕析地分析各种权利义务。通过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把握，将各种法律关系比分开来，以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排除非法律关系的因素，即在区别法律关系与非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将考虑对象聚焦于法律关系；把握法律关系的要素。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由几项要素构成，要素发生变化，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就随之变更；把握法律关系的变动。把握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脉络。”[1]请求权基础方法仅适用于请求之诉，对于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并不适应，本文由收集整理上述分析中这些前提条件是隐含着的。

第二、分析案例的关键要点

（1）关于请求权基础规范（具体法条的得出）的判断，确定适用案件的请求权。

找到制定法对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这个思维过程有时与纸面上展现的过程并不一致。在具体案例分析过程中需要按照下列顺序加以通盘检讨：契约上请求权、无权等类似契约关系上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物权关系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他请求权。各案的情况与上述类型之一对应起来时，才缩小了在制定法中寻找某一具体请求权的范围，对现行制定法的熟练程度和对案例接触的量有助于更快地寻找出请求权基础。

在“a教授的订书单”一案中，王泽鉴老师给出的请求权基础规范法条是台湾地区现行民法 第 367 条：“买受人对于出卖人，有交付约定价金及受领标的物之义务。”这个结论的得出也是应该在整个案例分析的结尾才产生的，此构成三段论中的大前提。

（2）关于请求权基础构成要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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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最近以来欧元区出现欧债危机与欧洲银行业风险叠加效应，特别是欧洲银行业风险引发国际市场投资者担忧，其美元融资渠道和流动性近乎枯竭，触发国际市场投资者避险需求陡增，而大量投资者抛售风险资产、避走美元资产，抬高了国际市场的美元需求，致使美元指数上升而非美元资产价格出现集体杀跌行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市场重要的自由港，美元资产避险需求的走高，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民币离岸汇率的下挫。

若当前人民币离岸汇率异动主要是基于单纯的市场对欧债危机和欧洲银行风险叠加的恐慌，那么一轮恐慌性行情过后，人民币汇率将再度趋强，人民币离岸贬值确实可权作是一个小插曲。不过，笔者以为，诸多迹象显示，欧债危机和欧洲银行业风险带来的市场恐慌及全球美元流动性紧俏，是导致目前人民币汇率走弱的最直接而非单一因素。当前各国政府解困机制在日趋蔓延的债务危机下全然失效，各国央行渐显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之于经济后果的反思，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新支撑点的缺失等，使人民币离岸市场走弱变得不可回避。

而鉴于人民币升值压力既存在国别政治博弈之复杂性，又与目前中国央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吸收入境外汇的特殊结售汇制直接相关，同时中国资本项目管制下的离／在岸市场人民币不可避免具有的政策套利空间等，势必将使人民币面临两类反向张力的相互角力，而更具非市场性的双向波动态势。

毫无疑问，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的处境，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时有着惊人的可比性。所不同的是上次导致市场恐慌和全球美元流动性紧俏的是私人部门危机，如今则是全球债务危机――政府债务危机。而相对于私人部门危机，债务危机几乎很难找到常规性的拯救者，即不论是自救还是如欧债危机试图找到德国等外部埋单者，拯救本身都是以加重和恶化债务危机为代价的――德国可救希腊等小国，但无法施救意大利等大国。

而各国央行用极度宽松货币海量注入市场流动性的政策，目前已因其对金融市场的扭曲而导致金融市场信贷紧缩和私人部门不愿资本支出，而难起实效。一旦债务危机下，各国不得不收紧赤字、节衣缩食，在私人部门资本支出继续不给力之下，各国央行纵然继续海量注入货币流动性，也将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殊不知，在私人部门不愿资本支出下，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撬动主要依仗于政府赤字财政，如今赤字财政紧缩了，自然各国央行有心宽松货币也苦于无人认领。

因此，一则伴随着因欧债危机和欧洲银行系统风险引发的全球美元紧俏，单凭各国央行的掉期操作很难有效缓解市场流动性冻结局面，美元指数的走强也将不是短期趋势，而美元走强则在客观上导致离岸市场人民币走弱；一则欧美国家受债务危机影响紧缩财政，甚至政府开始寻找加税机会以压缩赤字，将给中国出口带来明显的不确定性压力，中国未来贸易规模趋向回落，也会使得人民币走弱。

与此同时，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类有利因素正在逐渐消失，而中国经济却未寻找到有效支撑自身高增长的新支撑点，这是会使人民币中长期趋向贬值的根本因素。具体而言：

其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将加重未来国内劳动力的负担(未来单位劳动力赡养系数趋高，如一对夫妇将赡养4个老人、一个子女)，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而且将压低中国经济赖以高增长的高储蓄。这意味着高储蓄一高投资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诸如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步入峭壁边缘，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劳动力价格趋高，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只是时间问题；

其二，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要素资源也将在未来遇到瓶颈。如果之前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内部资源供给消化要素资源管制低价，支持投资和出口，那么目前石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都超过55％，较高的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意味着中国若继续维持要素资源管制低价，以支持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可能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各类经济的耗损。加之当前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使中国趋向于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也转向资本品出口(如机电产品)，中国传统的国际竞争优势将日益逼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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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企业，档案管理，管理模式，协作式管理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im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file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eans has been in digital age, because each field has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files, thus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archives management methods should be corresponding to reform,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Cooperative management mode is th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mode and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management model of complex, it is to point to the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file management system, the standard and the leaders insist on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archives entity classification of stratified classification respectively centralized management.

Keywords: private enterprise, file management, management mode, cooperative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协作式管理模式的特点

协作式档案管理模式下企业建立总档案室同时各下级部门也要设立档案分机构，二者都按照总档案室制定的统一管理制度和标准管理档案，总档案室要保管有关企业命运和大局的档案，各下属档案机构遵循企业总档案室的领导并各司其职，保管有关本职能机构及下属单位的档案。

(1)统一指导与分散管理相结合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在领导上、制度上和标准上集中统一，档案实体则分类、分级、分层次、分别集中管理。协作式档案管理模式是一个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企业统一制定相关的档案管理标准，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全方位指导，对下级档案管理部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各档案机构是独立于企业之外的机构，在企业的全面指导下进行档案管理工作，当各下级管理机构产生问题时，及时与企业相关领导部门沟通，共同协调并提出解决方案。

(2)管理层次多样化协作式档案管理模式在统一体制之下，使档案的管理工作由原来的单一部门负责变为在一个部门主管下多个部门共同负责，责任的明确更有益于档案工作的开展。运用贝塔朗菲原理，把具有一定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两个或多个事物密切地联系起来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利用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体制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要求，同时它也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

(3)管理网络化特别指出协作式档案管理模式能凸显网络化信息管理的优越性，各职能部或下属部门的档案机构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而连成一个网络，实现了网络管理和集中管理，坚实的保证企业档案管理的高效性，例如浙江省新安化工集团公司就是采用的这种档案管理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档案实施分散保管时不能过度分散，过度分散很难保证档案的完整性与安全性，也不方便利用。也不能过早或过度集中，因为过早、过度集中管理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不便于现实工作的利用。

2.协作式管理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根据我国目前民营企业发展实力不均实际情况，需要一种管理体制更加弹J哇的档案管理模式。

(1)协作管理模式下的追求目标

管理模式下的经济效益性与民营企业的追求目标吻合，协作式档案管理模式下企业各部门拥有自，这样便于档案的保管和利用，工作效率提高的同时又督促企业对档案要认真对待，提高了档案资源的利用率，为企业管理效率高，减少了工作时间及劳动成本，在提高档案的信息量的同时还降低了档案管理费用，为企业的运行及管理带来一定经济效益。民营企业是考虑到现实的生产和经营才建立了相应的档案管理组织，目的很直观就是为了现实利用，但不会花费大量的财力人力去开发，而是建立相对简单却实用的体系来为企业服务。

(2)协作管理模式下的模式使用

协作管理模式的灵活性适用于民营企业，目前民营企业普遍采用这种协作式档案管理模式，各机构在发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调动了档案机构的改进及管理技术和水平的提高。档案机构的集中领导有效的防止了“各自为政”情况的产生，采用这种模式的档案管理更方便灵活。

(3)协作管理模式下的宗旨与理念

协作管理模式为用户服务的宗旨与企业服务理念相同，民营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目标就是满足用户需求，企业积极的开发档案通用服务，在工作内容和服务方式上创新，为企业档案需求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功能，这与民营企业为用户服务的理念相符合。现代企业大规模的将现代化手段加入到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档案工作也同样得到升级，服务手段不断提高，这与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服务水平的理念相符合。企业档案管理事业的创新其中企业三项考核指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和增加经济效益，这些工作要落实到各种档案管理中，违背三项考核指标就是与企业升级原则违背，会造成企业档案管理混乱，企业要针对三项考核指标要求全力以赴实现企业档案管理升级工作，从而为企业的升级服务。

因此，协作式管理模式的实施条件为公司规模较大，企业和各职能部门或下属单位都形成庞大的档案信息，或公司驻地分散，往来不便的企业。

3.协作式管理模式下的档案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