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草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决议草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25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广东亿安集团副总裁、财务总监李鸿清等5人因犯有“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分别被判刑2年3个月至3年半不等。 

1998年10月至2001年2月，广东亿安集团董事局主席、法人代表罗成（另案处理）通过亿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的欣盛、中百等多家公司划拨资金人民币18亿余元，以及在多家证券营业部通过股票质押融资人民币19亿元，用于买卖亿安科技等多种股票。其中，通过上述炒股公司控制的700多个股东账户在全国54家证券营业部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亿安科技”股票交易，使其在最高峰时持股额占“亿安科技”股票流通股的80％以上。致使“亿安科技”股票价格也相应由最初的每股7．55元跃升至每股126．31元。 

2001年1月10日，鉴于“亿安科技”股票出现的种种异常现象，中国证监会宣布调查涉嫌操纵“亿安科技”股价一案，对持有“亿安科技”股票的主要账户进行重点监控。 

2001年7月至9月，亿安集团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鸿清等5人先后被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被广州市检察院以涉嫌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罪提起公诉，今年3月26日，广州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广州中院经审理认为，李鸿清等5人明知亿安集团是在操纵“亿安科技”股票，仍积极参与，严重影响了“亿安科技”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侵害了国家对证券交易的管理制度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

篇2

现在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会议的议程有四项。

一是听取各代表团讨论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汇报；

二是听取酝酿两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情况汇报，确定两委委员正式候选人。

三是审议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四是听取各代表团审议关于两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的情况汇报。

现在进行第一项，听取各代表团讨论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汇报。请各代表团团长发言。

……（待发言完毕）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稍候）

没有。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通过。（或会后请大会秘书处根据这次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下面，进行第二项，听取酝酿两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情况汇报，确定两委委员正式候选人。请各代表团团长发言。

……（待发言完毕）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请发表。（稍候）

没有。

根据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县委批复和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情况，这次会议确定×××、×××、×××……同志为下一届党委委员正式候选人，确定×××、×××、××× ……同志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

下面，进行第三项，审议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经党委提议和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如下。

总监票人：×××

监票人：×××、×××

大家对这个名单有什么意见，请发表。（稍停）没有。

现在进行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稍停）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稍停）没有（或请放下）。

全体通过（或通过）。

下面，进行第四项，听取各代表团审议关于两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的情况汇报。请各代表团团长发言。

…………（待发言完毕）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稍候）

没有。两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通过。（或会后请大会秘书处根据这次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下午1：30请各代表团成员到××会议室召开选举大会。

篇3

一、议事范围

1、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研究落实上级党委、政府所布置任务的具体工作措施。

2、讨论制订本村经济、社会发展、村庄建设的年度和长远规划，以及保证规划实现的工作措施。

3、研究制订《村民自治章程》（草案）、村民奖惩的办法以及村（财）务民主管理和公开等规章制度（草案）

4、讨论决定村助理会计、调解、治保等机构组成人员人选。

5、讨论决定抵保人选和救灾、救济款物发放对象。

6、研究提出有关本村重大村务工作初步方案，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制订具体的实施措施。

7、研究决定村集体大额资金的开支。

8、其它需要村两委会研究或做出决定、决议的事项。

二、会议制度

1、村两委会议，一般每月一次，如工作需要，也可随时召开；村两委会议，由村党支部书记召集主持，经村党支部书记委托也可由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召集主持；村两委会议，各委员均须按时出席，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须事先向召集人请假；村两委会议必须有过半数的委员参加方能举行。

2、村助理会计可列席会议，如工作需要，其它人员也可列席，具体列席人员由召集人确定。

3、村两委会议由村助理会计（文书）负责记录，村助理会计未列席的，由组织委员记录。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审核签名，存档备查。

三、议事程序和方法

1、村两委会议的议题由村两委委员召集人提出，经村党支部委员会确定后列入会议议题。

2、村两委委员提出的议题，须事先由提出人组织人员研究、协调、论证，提出具体方案，供决策时选择参考。

3、村两委会议召开的日期和议题内容，应由召集人提前告之与会人员，一般不临时动议重大问题。属通气性质的问题，可能临时提出，但须简明扼要。

4、村两委会议研究重大问题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先由议题提出人作详细说明后，各委员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采用口头或举手等方式进行表决，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一半，决议方为有效。

5、村两委成员及其他与会人员要注意保密。凡会议讨论的所有问题不论意见有无分岐，也不论是否形成决议（包括已做出的决定尚未公开前），均不得外传，谁泄露谁负责。

6、村两委会形成的决议，会议主持人应及时向因故未参加会议的两委成员传达。

7、村两委会形成的决议，如有必要，可召开有关会议或张榜等形式加以公布，以保证决议的正确实施。

四、执行和反馈

1、村两委成员必须坚决执行两委会集体做出的决定。个人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得在会后有任何反对的言行。

2、村两委成员按照分工负责的原则，必须认真抓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不得推诿、拖拉。如执行中发现新问题，须及时提交两委会讨论，不得自行改变。

篇4

会上，MEPC基于减少国际航运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措施展开深入讨论。在繁忙的议程中，MEPC通过了《MARPOL公约》有关地区性港口接收设施安排举措的修正案，以及有关实施经修订的《MARPOL公约》附则Ⅴ《防止垃圾污染规则》和《香港船舶再循环公约》的指南。MEPC还对使用活性物质的一些压载水管理系统予以“基本批准”和“最终批准”。现将会议有关情况予以扼要介绍。

1　通过执行船舶能效措施有关指南

MEPC通过了旨在帮助执行《MARPOL公约》附则Ⅵ有关船舶能效措施强制性条规的4项指南（预计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2012年新船取得能效设计指标计算方法指南、2012年制定船舶能效管理计划指南、2012年能效设计指标检验和发证指南、用于能效设计指标有关参考线计算指南。

有关通过的指南将支持成员国统一实施2011年7月通过的《MARPOL公约》附则Ⅵ《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修正案，其增加了有关船舶能效的新规定，使对新船的能效设计指标（EEDI）和对所有船舶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成为强制性要求。

EEDI是一种非规范的、基于功效的机制，其给航运业特定船舶设计使用的技术留下选项，只要达到要求的能效水准，船舶设计者和建造者将可对船舶自由使用最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以符合规定。SEEMP为经营者提高船舶能效建立了一种机制。

该支持性指南的完成和通过是一个重大进展，也为监管机关和航运界提供了足够的准备时间。MEPC还同意了一项更新的工作计划，以为当前EEDI规定尚未覆盖的船舶进一步制定指南和能效框架。

2　继续讨论有关市场措施

MEPC对建议的市场措施（MBMs）继续深入考虑。该措施将充实已通过的技术性和操作性措施，并在下一次（2012年10月1－5日第64次）MEPC会议上作进一步讨论。审议中基于市场措施的范围，从针对所有国际航运二氧化碳排放或只对那些不符合EEDI要求的船舶加以摊款或征税，到通过排放交易体系，一直到基于船舶实际效率的方案，都依据EEDI和SEEMP两方面。

MEPC考虑对采用基于市场措施建议所产生之影响进行评估，并详细考虑其应采用的方法和标准。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会议主席提供了用以进行影响评估的审议范围草案，其将在下一次会议上继续讨论。

3　通过有关地区性港口接收设施修正案

MEPC通过了有关《MARPOL公约》附则Ⅰ，Ⅱ， Ⅳ，Ⅴ和Ⅵ的修正案，旨在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遵守港口国有关要求，通过地区性安排措施为船舶废弃物提供接收设施。

地区性安排措施的参与方必须制定一个地区性接收设施计划，提供确定的地区性船舶废弃物接收中心的详细资料以及那些仅配备有限设施的港口的详细资料。该修正案预计于2013年8月1日生效。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包含制订地区性接收设施计划指南的决议。

4　通过有关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设备的决议

MEPC通过一项有关研发船上技术性设备的决议，其根据《MARPOL公约》附则Ⅳ《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指定波罗的海作为特殊海域的规定，呼吁刻不容缓地研发认证的、充足的和富有成效的船上技术设备，使之能满足该附则针对特殊海域运营客船规定的排放标准。这是遵循MEPC第62次会议所通过的《MARPOL公约》附则Ⅳ修正案，其包括按该附则建立“特殊海域”并指定波罗的海作为特殊海域的规定。该修正案预计于2013年1月1日生效。

5　通过有关船舶再循环指南

MEPC通过了《2012年安全、环境无害型船舶再循环指南》和《2012年船舶再循环设施核准指南》，连同MEPC第62次会议通过的《2011年制定有害物质详细目录指南》和《2011年制定船舶再循环计划指南》，旨在帮助船舶改善再循环设施和航运公司引用自愿性改进措施，以满足2009年5月通过的《国际船舶安全与环境无害型再循环公约》的有关要求。MEPC成立了一个通信小组，以按照该公约的规定，进一步拟定有关检验和发证指南的草案文本。

6　通过有关压载水管理系统

经考虑海洋污染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压载水工作小组在2011年举行的第18次、第19次和第20次会议上所提交的报告之后，MEPC对使用活性物质的有关压载水管理系统给予了3个基本批准和5个最终批准。

MEPC还通过了经修订的《便利船舶沉积物控制的设计和建造指南》（G12），这是为帮助实施《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及其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BWM公约》）而制定的14份指南之一。该G12修订指南更新了其2006年通过的版本。

关于压载水管理系统的可用性，MEPC提及现有21个批准类型系统可用。然而由于缺乏批准的技术、有限的船厂能力、可用的时间和涉及的费用等因素，有些代表团对《BWM公约》的实施表示担忧；其他代表团则认为有足够的压载水处理技术和船厂能力，并开始鼓励船舶所有人在其船上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以避免以后阶段可能遇到的“瓶颈”障碍。

有关实施步骤、技术可用性和造船设施附加信息的必要性，MEPC注意到与会代表对之达成共识，要求各成员国提供其有关状况的最新信息，会议同意了用以提供此信息的一个模板。

对那些尚未批准《BWM公约》的国家，MEPC重申其尽早批准该公约以使之生效的必要性。迄今为止，已有合计拥有全球商船总吨位26.46%的33个国家批准了《BWM公约》，公约将在不少于30个国家成为其缔约国（合计商船吨位构成不低于全球商船总吨位的35%）之日的12个月后生效。

7　讨论有关极地环保规则

MEPC回审了船舶设计和设备分委会对船舶极地水域运作强制性规则（以下简称《极地规则》）草案文本的制定进展情况，该规则旨在全范围涵盖有关两极周围水域内航行，以及极地区域独一无二的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等航运相关事务。MEPC指出其意在该规则草案中制定“环境保护”一章。

成员国以及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应邀将有关环境保护条款、被提议纳入《极地规则》的相关建议提交于2012年10月举行的下一次MEPC会议审议，并向船舶设计和设备分委会提供附加指南于其2013年3月举行的下一次会议审议。

MEPC同意《极地规则》应经由《SOLAS公约》和《MARPOL公约》以及其他有关环境保护文件修正案的通过而使之具有强制性。

8　其他有关事项动态

（1）关于船舶能效提高的MEPC促进技术合作和转让决议草案由会议同意被递交下一次MEPC会议进一步讨论。

（2）MEPC通过了《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修正案，该修正案主要关于事先未经试验台认证的发动机和氮氧化物减排装置。

（3）MEPC通过了《2012年实施〈MARPOL公约〉附则Ⅴ的指南》和《2012年制定垃圾管理计划的指南》。该指南旨在帮助实施经修订的《MARPOL公约》附则Ⅴ《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其由2011年7月的第62次MEPC会议通过，预计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

篇5

今天的主席团第二次会议，有五项议程：一是听取各代表团对"三个报告"讨论情况的汇报；二是听取各团推选监票人情况汇报，讨论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三是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四是作关于第二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人事安排的说明；五是通过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县纪委委员候选人预选建议名单。

现在进行第一项，请各代表团长简要汇报对"三个报告"讨论情况。由于时间关系，请各位团长汇报时内容尽量不要重复。下面按编团顺序进行汇报。

（汇报完后）

刚才各代表团都进行了汇报，对三个报告给予了中肯的评价，都很到位。会后，大会秘书处将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三个报告，并起草决议（草案）。

现在进行第二项，请各代表团团长简要汇报一下监票人推选情况。

（汇报完后）

根据各代表团讨论推选情况，建议申璇（女）、申连太、乔软翠（女）、李毛旦、李红亮、郎诗华、郭孝义、崔小占、韩晋生、焦平太等10名同志为大会监票人，徐晔拽同志为大会总监票人。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稍停）

没有（或意见发表后）。现在进行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或请放下）。

弃权的请举手。没有（或请放下）。

通过。

现在进行第三项,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已发给大家，同志们对选举办法（草案）有什么意见？（稍停）没有。

现在进行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或请放下）。

弃权的请举手。没有（或请放下）。

通过。

下面进行第四项，请王立宪同志作关于第二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人事安排的说明。

（作说明后）

大家对人事安排的说明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没有。

下面进行第五项，讨论通过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县纪委委员候选人预选建议名单。请贾长生同志宣读候选人预选建议名单。

（宣读完后）

请同志们对上述名单发表意见。（稍停）

没有意见。现在进行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或请放下）。

弃权的请举手。没有（或请放下）。

通过。

请大会秘书处将刚才通过的选举办法（草案）和建议名单印发各代表团讨论。

分团讨论时间为5：40-6：00，望大家加强时间观念，提高工作效率。

各代表团团长6：00准时回到这里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其他主席团成员因时间关系在此等待。

休会。

代表团分团讨论内容

1、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2、酝酿讨论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县纪委委员候选人预选建议名单；

篇6

    一、债权人会议的概念

    债权人会议是由债权人组成的,表达全体债权人意志的临时性决议和监督机构。设立债权人会议能使所有申报债权的债务人充分发表意见,又能代表大多数债权人的利益,作出统一的意见表示。其职能是监督破产过程,在人民法院的监督和领导下,从事审查债权证明材料,确认债权性质和债权数额;讨论并决定是否通过和解协议草案和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监督债务人执行和解协议和整顿方案等。

    债权人会议随着破产程序的终结而自动消灭。

    二、债权人会议的组成

    债权人会议由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组成。根据《破产法》第13条规定,破产债权人应包括三种:

    (1)普通债权人。即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他们依法都可以成为债权人会议成员,享有表决权。

    (2)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因为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对破产财产比其他债权人具有优先受偿权。所以,他们可以是债权人会议成员,但没有表决权。放弃优先受偿权后的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在债权人会议中才有表决权。

    (3)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保证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保证人可以成为债权人会议成员,并享有表决权。

    债权人会议设主席1人,由人民法院在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指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多名债权人会议主席,成立债权人会议主席委员会。

    三、债权人会议的召集

    《破产法》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向债权人、债务人的通知和公告中,应明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同时又规定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应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公告期满3个月后,在人民法院召集、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应由债权人会议主席在发出债权人会议通知前3日报告人民法院,并由会议召集人在开会前15日将会议时间、地点、内容、目的等事项通知债权人。

篇7

A有限公司与B有限公司于1998年共同出资设立C有限公司，A有限公司出资占总出资额70%，B公司占总出资额30%.

2000年3月，A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某授权该公司总经理王某出任C有限公司的股权代表。C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出资各方股东代表由出资方法定代表人出任或授权他人出任，参加股东会议，代表出资方行使股东权益；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前15天书面通知双方股东，每年召开一次，经一方提议可以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依据《公司法》及本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股东会的所有决议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方为有效。

2001年1月，王某向A有限公司申请辞职，同年4月12日王某向陈某（陈某为A公司的财务总监）出具书面委托，称委托陈某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活动，直至董事会委派新的人选为止。

2001年5月，C有限公司通知A有限公司和B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研究员工对C有限公司参股事宜。王某收到该会议通知后在通知上注明：“我已正式离开A公司，请直接与陈某接洽。” 6月8日，陈某与B公司代表曹某参加了C有限公司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A有限公司和C有限公司的经营骨干以现金出资，对C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陈某、曹某在决议上签字并分别加盖了A有限公司、B公司公章。

6月22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同日，C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如下：一、经营骨干以现金向C公司增资；增资后各方股东的投资额及投资比例为：A有限公司出资占40.83%，B公司占17.5%，10个自然人各占4.167%；曹某以B公司名义签字并加盖该公司公章。陈某以A有限公司名义签字并加盖A有限公司公章。陈某（与上称陈某为同一人）等10人在股东会决议上也分别签字，并随后修改了公司章程。

6月27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C有限公司的变更申请，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2001年7月，A有限公司下达任免通知，批准王某的辞职申请，免去其总经理职务，免去陈某财务总监职务。

2001年8月，A有限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2001年6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2001年12月，A有限公司与季某等6人（10个自然人股东中的6人）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上述六人各自将其在C有限公司中的4.167％的股权转让给A有限公司， 2002年5月，A有限公司将A有限公司职工的出资本金及相应利息支付给各出资职工。后由于上述六人拒绝办理有关股权转让的法律手续，A有限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A有限公司与上述六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并即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2年7月，C有限公司向A有限公司发出召开2001年度股东会的通知，A有限公司答复称：“我公司提议股东会讨论如下议案：……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十名自然人股东应在十名自然人股东名单内推选董事，……”后季某等自然人股东拒绝参加股东会，会议未能召开。

法院观点及审判结果

原告A公司败诉，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C有限公司股东会于6月8日、6月22日作出的两份决议有效。

法院认为：（一）陈某参加C有限公司股东会所依据的是王某的授权，王某的辞职虽然发生在2001年1月，但直到2001年7月20日，A有限公司董事会才批准王某的辞职申请，从王某的辞职自申请到批准的期间长达半年这一事实来看，A有限公司董事会对总经理辞职这样重大的公司事务长时间不作任何决定，可以认为A有限公司董事会在事实上运行已经不十分正常，王某将权力转委托陈某是合理的。因此C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是正当的，王某此时仍应有权转委托陈某参加C有限公司的股东会。

（二）在2001年4月直到同年7月期间，陈某事实上以A有限公司代总经理之职处理公司事务。因此陈某赴苏州参加股东会之时的身份不应再以财务总监、而应以A有限公司代总经理的身份看待。因此，陈某以此身份参加股东会并加盖公章这一事实本身，能够使被上诉人相信他能够代表A有限公司行使表决权。

同时法院认为A有限公司虽然一方面提起要求确认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另一方面又与季某等6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以上述六人为被告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而后者必须以确认上述六人持有的股权合法存在为前提。同时，在对C有限公司召开2001年度股东会通知所作的回复中A有限公司再次表明了接受新增十名自然人股东的态度。因此A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已经实际认可了C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A有限公司在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否定增资后股东资格的合法性的同时，又请求增资后的新增股东转让其持有的股权，这种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的法律行为所造成的在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律师评析-围绕股东会议瑕疵的法律救济问题展开

笔者围绕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展开分析，就股东会议瑕疵的法律救济问题阐析如下。

1.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无效的法律依据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的这项诉权，有限公司的股东也同样应该享有，因为股东会决议的瑕疵或违法，同样会侵害有限公司股东的权益，为有限公司的股东提供一条诉讼救济的途径，也是符合公司法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精神。而且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受公司法的股东人数限制，法律关系相对简单，一般来说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和在审判实践中的难度也较股份有限公司小得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九条至四十一条也规定了股东有权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公司法（修改草案）》（2004年7月5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改草案》）也增加了股东有权提出撤销股东大会诉讼的内容。实践中，考虑到股东滥用“撤销权”可能对阻断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特别是针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提出的这类诉讼，法院在受理的过程中显得非常谨慎。这种观点也得到某些地方法院的支持。

股东会决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局限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决议，对违反行政规章、公司章程的决议能否提起相同的诉讼，法律没有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股东会的规定可以分成程序性的规定和对决议内容的规定，从股东会的通知、召开、提议到表决，整个过程都必须置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设置的框架内，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导致决议无效，在法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之下，也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秉持公平的原则作出裁判。

审理本案过程中法院在判断C公司的两次股东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的时候，着重审查了如下三点：第一，陈某能否代表A公司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第二，股东会会议程序是否合法；第三，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合法。法院的审查大体上也依循着程序性和实体性同时进行的思路。同时因为股东会会议的程序性问题和股东会决议的实体性问题的合法有效与否都取决于陈某是否具有表决权的问题，法院将上述表决权问题独立出来进行综合考查。

2.被遗忘的股东会决议的程序问题-A公司的公司章程变更公司法关于表决程序的规定是否有效？

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C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变更公司法关于表决程序的相关规定是否有效？法院也没有主动对与此相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和认定。

C公司2000年7月15日修改的公司章程第四章规定：股东会依据《公司法》及本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股东会的所有决议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方为有效。这实际上变更了公司法中对于表决程序的规定。本案两审法院都没有对C公司公司章程中的表决程序的规定的有效性作出认定。

公司法规定的有限公司的表决程序可以分为普通决议的表决程序和特别决议事项的表决程序，普通决议的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第三十九条），而对特别决议事项，包括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另外公司法还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应经全体股东过半数的同意。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和人合结合的特点，公司法在规定有限公司的表决程序的时候区分不同的表决事项，设计了三种表决程序。其中，公司法将除了特别表决事项和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其他表决事项的表决程序留给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法针对不同的表决事项采用不同的表决程序，目的在于使那些对公司运作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在更加审慎，得到更大持股比例得股东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实际上体现了在重大事项的决定上保护相对少数的股东话语权的立法精神，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公司僵局的发生。股东一致同意的表决程序固然体现了绝对的股东民主，但是股权比例占优的股东的控股地位被虚置，持股比例与表决权分离，易使公司陷入股东相互掣肘的僵局之中。

公司法对表决程序的规定是否属于强行法性质，变更这些规定的公司章程是否有效，抑或是因与现行强行法相抵触而部分无效呢？传统的观点认为对公司法律规范可以进行强行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的划分。对于授权性规范，允许公司章程变更或在法律划定的框架内具体约定。但是现实中经常出现的争议是公司章程对公司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进行变更（本案C公司的公司章程即属于此种情况），这就引发了所变更的法律规范的性质究竟是属于强行性规范或是授权性规范，划分的标准又如何确定等问题。另有学者提出公司法的规定本无明显的强行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的樊篱 ，倘若存在这种显然的区别的话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关系也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正是因为法意不明，才使研究这一问题有了必要和讨论争鸣的空间。

本案中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中包括增资的事项，属于公司法规定的特别表决事项。增资分为两种情况：有新股东加入的增资和原股东的增资。增资的必然结果是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并且可能导致公司股东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本案中，增资稀释了A公司在C公司中的股权比例，股权比例从原先的70％下降到40.8%，失去绝对控股地位。本案中C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增资的提案进行表决，在公司只存在两个股东-A公司和B公司的情况下，C公司的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所有事项都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方为有效与公司法要求的特别事项表决程序（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在通过条件上没有实质的的差别。但是两者体现出迥异的表决规则-不再区分表决事项的类型，实际上即所有的事项都必须得到出资双方的一致同意才得以通过，实质是在表决中以“股东一致决”彻底排除了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用。

一种观点认为，有限公司毕竟不同于资本结合属性占主导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很多方面应体现更强的股东合意。也有观点认为，这只是在股东对此均无异议时问题隐而未现，事后大股东以此为由，主张表决程序违反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而无效时，公司章程中的约定能否对抗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似乎又演化成-事后是否允许其提起变更公司章程的诉讼呢？

本案中法院之所以认为C公司的股东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的表决程序通过的决议程序合法，可能也是考虑到如采用公司法规定的三分之二表决权通过的表决方式，在A公司占70％股份的情况下，实质上排除了B公司的表决机会，不利于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的表决程序设计在纷繁的公司实践中缺乏灵活性，固守法定表决方式可能导致“一股独断”，在本案中三分之二表决权通过的方式显然不是C公司理想的设计方案。反观C公司章程，股东一致同意通过的约定体现出大股东A公司对表决权的自愿限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B公司入股的信心和参与C公司经营的热情。法院认定C公司的股东会议程序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实践模式。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数量是2－50之间的变量，各股东的持股也可以是任意的比例，可以想见，适用公司法规定的表决程序可能出现本案中C公司的问题，也可以预期新问题的出现 .有人主张此问题的解决应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来进行。问题在于在法院对变更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章程的合法性有效性作出认定前，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效力如何界定呢？笔者赞同我国公司法应在表决程序问题上借鉴外国公司立法经验，增加授权性条款的，建议允许有限公司在特殊的情况下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他的表决程序，同时要求在章程中记载变更的原因。如此操作，一般情况下公司章程直接采用公司法的表决程序，节省股东设立公司的设立成本，符合公司法的制度设计的初衷。同时授权条款保证在作出特殊约定时公司章程的有效性，章程记载的变更原因也便于事后发生相关纷争时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节省诉讼成本。

3.股东请求股东会决议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应列谁为被告的问题

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参加股东会并就有关事项进行表决，是否同意体现了各股东的意志，但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而通过的决议则体现了公司的整体意志而不再是各股东的意志，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果只能归属于公司本身。请求股东会决议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应列公司为被告。在确认被告的问题上，本案一审法院的上海市高院的处理意见大体一致，均认为此类诉讼应以公司为被告提起。

4.股东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或者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是否属于行使撤销权？

所谓撤消权，是权利人以单方意思表示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效力的一种权利。撤消权的行使，可于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时发生，也可于显失公平时发生。依通说，撤销权属于形成权。形成权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内容变更或消灭。而撤销权属于其中使法律关系消灭的形成权，又称为消极形成权，典型形成权。 股东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决议无效，目的就是使原决议中确认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因而属于撤销权。同时此项权利的行使，股东须提起形成之诉，而由法院作出形成判决，有属于学理上的形成诉权 ，区别于单纯形成权。 也有观点认为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股东须提起确认之诉，与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区别在决议的瑕疵的严重程度不同。 笔者认为对决议的瑕疵严重程度进行细分现实意义不大，因为所谓决议存在严重的瑕疵，当然无效的结论依然需要以“起诉-判决”的诉讼模式由法院来确认，且在法律效果上，与形成之诉相同，均为消灭原决议确认的法律关系。

5.股东撤销权行使的期限问题

存在法律瑕疵或违法可能的股东会决议，并不当然使决议中确认的法律关系归于无效，相关的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同时，只有通过法院的裁判才能确定相关法律关系的最终效力。为了促使利害关系相对方尽早的行使权利，使法律关系恢复稳定的状态，法律特别限制了股东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除斥期间。与请求权行使期限法定限制诉讼时效的普通时效为两年不同，我国法律没有对撤销权的除斥期间的一般规定。就某些撤销权，规定了具体的除斥期间起算时间 ，或是规定与相对方当事人催告后逾期未行使的，权利消灭，如《信托法》第十二条第三款。对于股东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权利，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明确其性质为撤销权，也没有相应的除斥期间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1个月，另有国外立法例可以借鉴 .赞同股东会决议的契约性质的学界和实物界人士认为：股东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应该适用可撤销和无效合同的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即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或者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撤销权消灭。但是因为在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问题上，契约主义的观点并不能涵盖和解释股东会决议的所有法律特点，这种观点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没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的《征求意见稿》与上海市高院的《处理意见》中都规定股东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60天，起算时间为公司股东会议结束之日。逾期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是法制度设计上的暗合还是法律移植借鉴的产物，笔者无从查证。但60天的不变期间的规定，一方面意在督促股东行使撤销权，尽快恢复经股东会决议设立或变更的法律关系，保护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另一方面，在股东对股东会的召开并不知情且在会议结束60日以后才发现自己的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法院不受理股东的撤销权之诉使之失去了得到法律救济的机会。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区别股东会会议通知等程序性瑕疵与决议内容违法等实体性瑕疵。对程序性瑕疵和实体性瑕疵规定不同的除斥期间，同时采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的起算时间，受理股东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起诉。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修改草案》中对股东因股东大会的程序性瑕疵而行使撤销权规定了3个月的除斥期间，而对股东因股东大会决议的实体性瑕疵行使撤销权没有明确规定除斥期间。公司法是否会区别股东会议程序性瑕疵和实体性瑕疵针对撤销权行使的不同原因规定不同的除斥期间，对此还要等待公司法正式修改颁布后才有答案。

6.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

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在本案中具有重要意义：

1）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问题可能影响股东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的适用。

2）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影响法院对陈某的行为是否适用合同法第61条的自己的规定。公司法61条，

公司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对A公司而言，陈某参加C公司6月8日的股东会的法律身份有三，一是 A公司的财务总监，二是A 公司的代总经理，三是A公司的股东代表。参加6月22日的股东会时陈某有四重法律身份 ，除6月8日的三重身份外陈某还成为了C公司的新增自然人股东。按照法院审查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参加C公司的股东会时，陈某是以A公司代总经理及股东代表的身份出席并在决议上签字并加盖A公司的公章的。A的代总经理身份吸收了其A公司的财务总监的身份，对C公司而言，从6月8日到6月22日，陈某不是A的财务总监而是代总经理，陈某从具有双重法律身份到三重法律身份混同。

身份的冲突是利益冲突体现，在C公司增资的过程中，A公司的股权比例下降，失去了绝对控股的地位。陈某是增资后的新股东之一，且A公司没有明确授权陈某可以新股东的身份入股。那么陈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公司法61条规定的自己？陈某参加C公司的股东会并在决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否可以归入与A公司“签订合同”或是“交易”？从纸面理解，交易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合同的行为，本案中陈某以C公司增资的新股东的身份与C公司的原股东A公司的股权代表的身份显然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参加C公司的股东会并在决议上签字是否属于“签订合同”或是“交易”，从一般民事的视角分析，陈某的行为是典型的自己属于滥用权的行为，除非得到A公司的事先特别授权或者事后对陈某自己行为的认，其行为应为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虽然本案中的陈某的行为是商事而非一般的民事，但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应适用民事的一般规定。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鉴于A有限公司董事会在事实上运行已经不十分正常，王某将权力转委托陈某是合理的。因此C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是正当的，王某此时仍应有权转委托陈某参加C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诚然，在不考虑陈某的自己行为的情况下，转委托行为可能有效，但是在陈某在利益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作出的自己行为，转委托即使有效也无法取代特别授权的作用。法院审查并在判决书中着力论证了转委托有效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而没有对陈某的自己行为进行认定。笔者认为，对转委托效力的认定与对陈某自己行为的认定是两个法律事实的认定。无疑这两个事实的认定对C公司股东会决议有效性的认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能不说是法院审判中的一大疏漏。

股东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确有相似之处，不妨借鉴学理上对公司章程的分析。一般认为，公司章程具有以下几种的性质：一、自治法性质。依此观点，权利可以放弃的理念应该足以解释和支持股东的意思自治。二、契约性质说。公司是管理层和投资人、公司雇员、债权人签订的一系列的合同。三、性质说。 社团之章程为社团之，系社团组织与实现其目的之准则。

股东大会决议是持有法定比例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就特定事项所作的集体意思。股东大会决议一旦有效作出，即被拟制为公司的意思，对公司全体股东、经营者甚至未来加入公司的股东具有拘束力。股东大会决议原则上仅形成或变更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并不自动创设公司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股东大会决议从性质上看，是公司的意思。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行为是股东们的共同行为。 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即使部分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表示反对，公司法同样将股东大会的决议拟制为公司的意思。一般而言，股东大会决议不同于要求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契约行为或合同行为。因为对股东决议表示反对或弃权的股东在决议生效后仍然要受决议的约束。而且对于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变化更替频繁，更淡化了股东大会决议的契约性质。与股东会决议相比，股东大会决议在表决程序上更彻底的贯彻了资本多数决原则，而股东会决议在坚持资本多数决的同时，也鉴于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和资合性质在特殊情况下适用“一股东一票”的表决方式。对于有限公司而言，特别是在股东一致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股东会决议具有契约的表象，即作出意思表示的股东同时也受生效的股东会决议的约束。股东会决议在一些方面确实符合合同的法律特征，比如说均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也都发生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效果，但是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上来看，决议的内容并不局限于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还可能包括公司经营、投资、劳动报酬、管理人员薪金等一系列问题。发生效力的股东会决议并不仅仅约束股东，决议的效力还及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显然，股东会决议在效力范围上又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

本案中原告A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具有契约的性质，在理论上确实很难自圆其说。认为股东会决议具有契约性质，A公司的目的可能在于为了证明陈某的行为构成《公司法》第61条规定的自己。公司法61条，公司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这属于公司法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信义义务和法律责任问题，本文囿于篇幅，不再赘述。

结语

本案案情包含了复杂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蕴涵着深厚的公司法理论。案件的审理再次印证了灰色的理论和充满生命力的法律实践的辨证关系。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救济问题由来已久，理论界早有充栋之文。笔者孤陋寡闻，颇为此案情体现出的复杂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所吸引，继而希望将其成文以飨法律同仁。无奈能力所限，徒具提出问题的冲动而欠缺阐发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幸而法律界人才辈出，抛砖引玉又何尝不可。惴惴不安感稍减，斗胆呈文。

参考文献

1、 《修改草案》中规定了公司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起诉的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

2、上海市高院《关于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中规定了股东诉股东大会无效并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中诉讼主体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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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海关总署令第202号)。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国家质检令第142号)。

反倾销

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相纸产品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的公告》，初步裁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11年8月10日起实施(商务部公告2011年第45号)；海关总署就实施中的有关事宜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51号)。

商务部《关于磺胺甲唑反倾销期中复审立案的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磺胺甲唑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的期中复审(商务部公告201 1年第49号)。

进口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商务部《2011年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公告》(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公告2011年第18号)。

出口

欧盟委员会对食品中的多环芳烃(PAH)以及重金属污染物法规进行了更新和修订。这四种多环芳烃分别为苯并(a)芘(benzo(a)pyrene)、苯并(a)蒽(benz(a)anthracene)、苯并(b)荧蒽(benzo[b]fluoranthene)和屈(ehrysene)。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在官方公报中修订了食品中苯并(a)芘以及几类重金属污染物的取样方式和分析方法。此次两项修汀的法规于2012年9月1日生效。

欧盟官方公报刊登欧洲委员会“第201 1／477／EU号决议”。决议载有根据其母例(即关于一般产品安全的第2001／95／EC号指令)制订的执行措施，列出关于使用室内窗帘、拉绳窗用覆盖产品和安全装置的具体安全及信息要求，目的是防范儿童被绞勒的风险。

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AQIS)公共检疫警告(PQA0736)，提示纤维制品的进口条件已审-查并修订。内容包括：由植物纤维(含西纳梅麻布sinamay)经深加工制成的纺织品将按照“植物纤维纺织品(含sinamay)”进口条件(ICON)通关，替代“植物纤维一高度精制加工”进口条件；由经许可的灯芯草纤维、海草和棕榈叶所制成的深加工纤维制品(如帽子、礼品盒和篮子等)的进口条件做出调整等。

印度环境与森林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Forests)公布《2011有害物质分类、包装和标签法规》(Hazardous Substances Classification，Packagingand Labelling Rules，2011)的立法草案。法案规范了有害物质经营重要利益方的责任义务和分类标签通报流程。根据这项法案，凡涉及有害物质活动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必须使用适当的海运名称(shippingname)、包装及匹配的标签为该化学品申报危害分类，并要为化学品的运输提供和标识更新的化学品安全数据表(SDs)。

日本厚生劳动省“食安输发0809第1号”，取消对中国产蜂蜜中氯霉素的强化监控检查。

菲律宾卫生部食品药物管理局公布面基类甜食(西班牙小甜饼[PolvoronJ、火龙果[Piayal及蛋卷[Barquillos])和乳基类甜食(奶糖[pastillasl和蛋奶糖[yeala])的最终标准草案和加工处理行业守则推荐法最终草案。

《法国官方公报》(OJFR)公布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及劳动卫生署(ANSES)制定的“关：于泡沫玩具‘拼图垫’新要求”。规定在2012年7月20日之前，不满足特定条件的进口商不得进口或销售泡沫拼图垫。

其他

海关总署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享受协定税率的有关事宜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48号)，并《关于中国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下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49号)。

海关总署《2012年版(协调制度)修订目录中文稿》(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47号)。

财政部《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财税[2011]58号)。2011年第8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文告》光盘索引

一、海关总署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的令(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202号)

二、海关总署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税收保全和强制措施暂行办法》所涉及法律文书格式文本的公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1年第45号)

三、海关总署关于对原产于俄罗斯、日本的进口三氯乙烯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公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1 1年第46号)

四、海关总署关于2012年版《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修订目录的公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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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利弊；条件

引言

“破产重整，是指在企业无力偿债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保护企业继续营业，实现债务调整和企业整理，使之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再建型债务清理程序。”[1]重整计划作为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协商基础上就债务清偿和企业拯救做出的安排，可以说是整个重整程序中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不仅关系到整个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更与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重整计划作为使企业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产物，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也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连。因为“重整法把企业置于中心地位， 并不仅仅是着眼于包含在企业中的各方当事人利益， 而且是着眼于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兴衰存亡对社会生活的影响。”[2]这就意味重整计划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参与或监督，才能使其所负载的公共利益得到实现，这具体表现为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批准和认可，即法院的重整计划批准权，下文将对我国破产法中的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概念、利弊及完善进行探析。

一、破产法中的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

（一）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

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是指当一项重整计划被提交关系人会议进行表决后，法院对重整计划进行审查，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和条件，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权力。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虽然在各国立法中具体的行使条件有所不同，但为绝大多数国家破产立法所承认。如日本《公司更生法》第233条规定，当重整计划具备下列要件时法院得作出批准的裁定：（1）更生程序或更生计划符合法律规定；（2）计划公正、均衡可行；（3）决议系以诚实公正的方式作出的；（4）关于一合并为内容的计划，其他公司股东大会已作出承认合并契约的拒决议等。即使更生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考虑其违反的程度，公司的现状及其他一切事由，认为批准计划不合适时，法院也可做出批准的裁定。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29条则规定，只要计划具备下列条件，法院应批准计划，具体条件则有12项之多。

（二）我国破产法对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规定

我国破产法第86条和87条也对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进行了规定，具体规定如下：第86条“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第87条 “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从以上规定可以得知，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包括两个方面：即正常批准权和强制批准权。正常批准权是指重整计划经过关系人会议的分组表决获得各表决组通过后，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而批准该重整计划的权力，即为破产法第86条规定的内容。强制批准权是指重整计划仅得到部分表决组的通过，但没有得到全部表决组的通过，法院可不顾部分表决组的反对，依据法律设定的标准而批准重整计划的权力，即为破产法第87条规定的内容。

二、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利弊

（一）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必要性

重整制度突破了原破产法构筑的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狭小空间，将所有可能受债务人破产消极影响的利益主体都考虑在内，以拯救困境企业并使各利害相关方实现共赢为目的，从而为破产法对社会利益进行维护提供了制度上的归依。它的出现，使破产法的价值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标志着破产制度由清算型向真正意义上的再建型转变。[3]重整制度的社会本位价值取向必然要求制度设计中注重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这在整个破产重整制度就表现为国家的强力参与，法院的主导地位自始至终贯穿于企业重整的全过程。一方面法院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参与到重整程序中来，为了实现重整的社会价值，在必要时，法院可动用强制力量对权利人权利之行使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法院又扮演了一个中立而公正的裁判者，其运用重整立法对重整债务人和重整债权人利益进行公平保护。

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就是法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代表者参与到重整程序中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实现重整程序实现公共利益的政策需要，法院对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达成的利益调整方案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和条件，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并做出肯定和否定的评价，从而使重整法的社会本位目标得以实现。这尤其表现在法院的强制批准权上，强制批准权不仅体现了司法权力对重整计划的干预，实现了私权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相互协调，而且还体现了重整制度对效率的追求，可以打破钳制的僵局而解决“搭便车”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重整计划都会对索取权人的利益做出某些程度上的限制和削减，因而即使他们已经认识到企业债务人重整成功后自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并在内心里支持重整计划，但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们总是期望其他索取权人能放弃更多的利益，而自己能够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较他人更优厚的待遇，因此往往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意思，对重整计划采取否定的态度。[4]法院行使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权时，必须以所有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为前提。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重整计划往往难以得到表决组的一致同意。“如果需要债权人的一致同意才能批准重整，就会使每个债权人都为了在重整企业普通股分配中取得有利待遇而坚持不让步。”[5]强制批准权的存在可以很好的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如果法院认为重整计划能够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就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强行批准重整计划，从而缩短重整程序的时间，节约有限的财产和资金，使公司尽快开展重建业务，使企业得以顺利重整，当事人和社会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二）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滥用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语。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法治还不健全，各种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备，缺乏对法院法官滥用权力的有效制约，作为社会利益代表者的法官，如果缺乏有效地监督和约束，也易因腐败滥用手中的权力。重整计划作为债务人、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协商基础上就债务清偿和企业拯救做出的安排，与各方利益关系甚大。重整计划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批准，会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行使得当，可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效协调；如果被滥用，则会使当事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害。当法院审查是否批准重整计划时，各方当事人必然会围绕批准权的行使展开博弈，试图用各种方法去影响法院，以谋求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出于自己私利的考虑，总会有部分当事人企图通过法律以外的方式来影响法官，使其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裁决，此时司法腐败的大门便被打开了，法院的重整计划批准权被滥用了。[6]

三、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试用条件

法院重整计划标准权作为破产法赋予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为了实现破产重整法挽救企业，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得到有效保护的目标，并对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防止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滥用，需要设定一定的条件，从而实现破产重整法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就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而言，由于其包括正常批准权和强制批准权两部分，具体适用条件也有所不同，下文将分别阐述。

（一）法院重整计划正常批准权的条件

就法院行使重整计划正常批准权的条件而言，各国规定有详有略，其中日本《公司更生法》的规定较为简单，其批准要件主要是：重整程序或计划符合法律规定；重整计划为公正、平衡且可实行；决议系以诚实、公正方法所形成；以合并为内容的计划，有其他公司股东大会的承认合并契约的决议等。规定最为详细者当属美国联邦破产法，具体审查要件达13 项之多。[7]根据其他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法院正常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条件可以归纳为以下四项： （1）重整计划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包括计划的内容和计划的程序两个方面。（2）重整计划的拟定和提出人提出重整计划是否属于善意，即重整计划是否以诚实和公正方式作出，是否使用了法律禁止手段。（3）重整计划是否符合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4）重整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所谓重整计划的可行性，是指重整企业将会伴随着财务稳定与成功的合理前景而恢复成有偿付能力的状态。关于可行性的标准可通过制定详细的商业计划，向法院提供由财会、商业顾问等专家出具的证明意见予以证明，以便法院予以审查。[8]

我国破产法第第86条规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就该条规定而言，法院只要审查认为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即可行使正常批准权，予以批准。就正常批准而言，由于各表决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可以说充分反映了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即上述各方在各自利益的调整上达成了一致。破产法对法院行使正常批准权的条件仅规定以“符合法律规定”，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重整计划虽名为计划，但实际上它是个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债务人企业重整所达成的一个契约。在正常批准的情形，可以这样理解契约中的法律关系，重整计划的提交人是要约人，各表决组是承诺人（受约人），要约人提出要约――重整计划，各表决组做出承诺――一致通过，承诺做出时契约成立，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审查批准是契约的生效要件，在这个法律关系中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9]

法院审整计划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包括计划的内容和计划的程序两个方面。就计划的内容而言，主要审查计划的条款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等。就计划的程序而言，主要审查计划的表决情况是否符合程序规定，如对债权人的分类及分组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表决过程是否诚实公正等[10]。当然就法院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而言，似乎仅以符合法律规定为条件似乎过于简略，但就我国的司法现状出发，法院的重整计划正常批准权并不仅是一项权力，更是一项责任，当法院审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时，就应当批准，以防止法院的不作为及重整计划批准权的形式化。而且如果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具体到法律规定方面，可增加对各表决组中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提供保护条款，因为重整计划中的意思自治是不完全的，中间包括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因此有对少数人提供保护的必要。

（二）法院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的条件

“强制批准是对债权人自治的一种限制或否定，法院更深地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调整，其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比正常批准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也就需要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为债权人提供更为充分的保护，避免司法权力的滥用或误用。”[11]法院通过行使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以裁定的方式强行批准重整计划，是法院行使司法权对重整程序予以干预的重要体现，也是重整程序不同于和解程序和破产清算程序的一大特点。此项司法干预权的实施有其合理性，符合重整程序公正、公平和效率目标的实现。法院虽然可以强行批准重整计划，但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例如，日本《公司更生法》第234 条规定了在重整计划无法通过计划表决小组时，法院通过更生计划，在保护了债权人和股东利益情况下，可以作出认可计划的裁定。美国《破产法》第1129条（ b） （ c） （ d）规定在确定保护了有关权利人权利的条件下，法院可以强制批准重整计划。 综合各国和地区法律规定情况看，法院的强行批准条件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其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重整计划必须对那些没有接受计划的权利人给予公平和充分的保护，否则将严重损害这些利害关系人利益，有违法律的正义。同时，法院对于重整计划的强行批准，必须考虑债务人企业是否有再建的价值，否则就违背了重整制度的本来目的。[12]

与正常批准权的行使相比，我国破产法第87条对强制批准权的行使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一）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债权就该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二）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或者相应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三）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四）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五）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六）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从上述条文出发，通过与其它国家规定相比较，可以把法院强行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概括为以下几项：

1.最低限度接受原则

至少有一个或几个权益受到损害的表决组已经接受了重整计划，法院才可以批准重计划。这项要求可以称为最低限度接受原则[13]。如果没有任何一个表决组接受该重整计划，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无异以社会利益的名义剥夺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这个条件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对债权人意思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于法院滥用重整计划批准权的一种制约。强制批准适用于“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情形，也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表决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2.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

该原则的含义是，一项公司重整计划必须保证，每一个反对这项计划的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都至少可以获得他在清算程序中可获得的清偿。[14]破产法第87条对此做出了规定，但相应表决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则不适用。一组债权人表决接受某项公司重整计划，并不意味着该组内的每一个债权人都同意该计划，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原本是为了保护这些对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但只要单个债权人所在的表决组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单个债权人就不得要求自己所获的清偿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批准时的清算价值，这与设立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的根本宗旨相冲突，剥夺了少数持反对意见的人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机会。笔者认为破产法应当对这一条件进行完善，确保债权人最大利益的实现

3.绝对优先原则

适用于享有不同优先顺序的债权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如果任何一组债权人反对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该重整计划就必须保证，只有这个组的成员获得充分清偿后，在优先顺序上低于这个组的其他组才可以获得清偿；二是公司重整计划必须保证，在这个组获得充分清偿之前，优先顺序高于这个组的其他各组不能获得超过其债权数额百分之百的清偿。[15]也就是说，破产法对清算程序所规定的优先顺序，在重整程序中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组同样适用。必须指出的是，公平对待原则和绝对优先原则一般不适用于同意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组。因为按照私法自治原则，任何一组债权人都有权通过协商接受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放弃破产法对其提供的保护。

4.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是指法院在行使强制批准权的过程中，必须对其在将来有无实现的可能性做一定的判断，只有那些具有可行性的重整计划，才能得到法院的批准。[16]企业重整成功的基础在于企业重整的可能性和重整经营方案的可行性。重整计划可行性的判断完全是一个商业判断的问题，取决于债务人的资本结构、治理水平、技术条件、盈利能力、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商业因素的分析和预测。如果法院批准一项没有可行性的计划，不仅会在执行的过程中浪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金钱，而且很有可能会产生不小的负效应，将原本比较复杂的破产法律关系推向更加难以控制的境地，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使所有当事人的利益遭到损害。重整计划的可行性直接关系到各方当事人利益，是法院行使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的必不可少的标准。

四、结论

在整个公司重整期间，重整计划处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关系到公司重整程序的有效进行，而且同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司重整计划既是重整程序中各方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彼此让步寻求债务处理的协议，也是他们同舟共济争取公司复兴的行动纲领，是贯穿整个重整程序的一条主线。”[17]在重整程序整个进行的过程中，法院的作用自始至终都是举足轻重的。法院之所以要扮演着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原因就在于重整程序中交织着各方当事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只有法院能够处于超然的地位，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使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得以实现。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则是这个制度设计的产物，是国家通过立法对相应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是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调整。就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而言，必须对其适用条件进行规制以防止其滥用，从而使之运用得当，并有利于当事人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简介：

柏菁（1982年1月），女，天津人，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目前就读于南开大学法学院，主攻民商法专业。

参考文献：

[1]王卫国：《论重整制度》，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

[2]王卫国：《论重整制度》，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

[3]〔日〕宫川知法：《日本破产法的现状与课题》，于水译，载《外国法译评》1995 年第2 期。转引自毕惠妍：《论法院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山东审判》2009年第1期。

[4]武卓：《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5]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等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528页。

[6]参见武卓：《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7]参见汪世虎：《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探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期。

[8] [美]大卫・G・爱泼斯坦等：《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9 - 760页。

[9]参见武卓：《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10]汪世虎：《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探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期。

[11]李志强：《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的思考――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中心》，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3期。

[12]参见张艳丽：《重整计划比较分析》，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

[13]李志强：《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的思考――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中心》，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3期。

[14]汪世虎：《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探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期。

[15]参见汪世虎：《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探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期。

篇10

2006年1月27－28日，在风景秀美的瑞士达沃斯举行了WTO小型部长会议。会上来自25个WTO成员的部长们避开了多哈回合中分歧严重的议题，而将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必须在年底达成协议所的日程和程序问题上。尽管部长们在会上仅仅是根据香港会议列出的一系列最后期限而出一张时间表，但是看得出来，走出会场的部长们似乎对多哈回合的前景不像之前那么悲观了。时间表已经作为非正式文件散发给WTO成员，并于2月7日的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

虽然部长们在达沃斯会议上没有解决任何阻挠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但是WTO总干事拉米称：在会议期间，成员们的“意愿有了变化”――暗指谈判中标志性的“对方优先”的态度有了转变。拉米表示，成员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停止“各挖战壕”的行动了。

据来自日内瓦的消息称，成员们对于香港宣言最终期限的重申并不能减轻对期限能否实现的怀疑。针对各国政府贸易官员以及驻日内瓦的官员作出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2％的贸易官员相信成员可能在4月底最终期限前达成“全部模式”的全面协议，也就是关于农业和非农市场准入谈判中的补贴和关税削减的结构和数量以及例外议题的协议。

阿德莱德大学的商业、经济和法律学院进行的一个民意测验表明，样本中的谈判官员没有一个人相信能够在今年年底结束多哈回合，而这恰恰却是成员坚持表示要履行承诺继续努力的。

时间表建立在香港宣言的基础上

达沃斯部长会议的时间表列出了33个成员需要解决的专业性议题，并列出相应的最终期限。这些议题并非新问题，每个议题都在香港宣言中有所体现，例如，在2006年4月底前建立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模式的期限，以及基于此模式在7月31日前提交全面的承诺表草案等。

在时间表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作程序指南，均与香港会议宣言的要求有关。其中的实质内容绝大多数是关于在7月前提交综合性的规则文本草案(包括反倾销和渔业补贴)以及贸易便利化的全面草案初稿的内容。关于争端解决机制(DSU)的“工作文件”以及知识产权谈判的最终期限现在也确定为7月。

根据时间表，发达国家成员必须在9月之前通报其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免关税免配额市场进入的“实施决议的具体方式”：而发展中国家要在12月前宣布“在此方面的立场”。贸易和发展委员会(CTD)将在11月履行其在香港会议上要求的对成员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准人的努力进行年度审查。同时，5月、7月和10月的总理事会会议将聚焦于其他有关WTO特别协议中的特殊和区别待遇条文的提案，这也是香港宣言呼吁要在2006年12月之前由总理事会完成的任务。

《香港宣言》要求WTO总干事在贸易援助方面创设一个“特派组”，并在7月底前向总理事会提出建议。为促进总干事在3月至5月间与成员以及援助机构进行磋商，贸易、财政和发展方面的部长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9月年会上讨论了多哈回合贸易援助一揽子协议。12月份，贸易援助项目将正式启动，时间表规定该特派组要在2月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