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
时间：2023-05-05 18:16:2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财产保险；理赔；车险；问题研究
一、某财产保险公司理赔中心车险人伤理赔情况
(一)车险人伤案件赔付概况
2015年，某财产险公司投保汽车保险案件3976起；2016年，交通事故4025起；2017年，汽车事故数量为4418起(来自某财险数据，与保险公司理赔中心内部统计数据一致)。过去三年，汽车保险案件总数一直在上升。此外，从2015年到2017年，车险理赔金额从17046元增加到21057元，增长23.5%，增幅较大。三年来，人身伤害赔偿比例分别占汽车保险理赔总额的18.53%、19.46%和20.34%，总体增幅继续上升。
(二)诉讼案件情况
索赔案件是依照车险事故进行的相关操作，在这个过程往往会发生赔偿的差异造成的相关诉讼，或者在金额赔偿的标准中存在赔偿金额无法满足被保险人的要求所产生的索赔纠纷，2015-2017年，人身伤害诉讼案件数量分别为366件、389件和417件，人身伤害诉讼案件数量继续上升。
(三)人伤理赔投诉情况
在人身伤害的情况下，客户对索赔工作的要求较高，处理各种索赔的索赔人也容易受到客户的投诉。2017年，保险公司的索赔中心的投诉人身伤害索赔服务的三大：人类伤害的损失金额(135年，占23.19%)和文档的集合(117年，占20.09%)和索赔期限(88例，占15.08%)。
(四)人伤理赔时效情况
2015年至2017年之间，保险公司对于理赔时效的规定在一个月30日为基数的情况下，结算率依次为35.65%、37.32%和38.44%；90天为基准的情况下，结算率依次为72.36%、73.74%和74.65%。
二、车险人伤案件理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赔工作量大，人员配置不足
2017年，某财险公司理赔中心人身伤害理赔部有6名调查员，主要负责全县郊县人身伤害案件的现场调查和后续理赔；有2人在核事故中受伤情况。负责索赔中心对人身伤害案件的损害赔偿的确定。一方面，人员受伤人数继续增加，而受伤调查人员只有六人。每一名受伤者的调查员不仅对郊区住院患者的住院情况进行住院调查，而且了解伤者和估计的医疗费用；受伤调查人员还负责对案件进行详细的了解与判断，并调解其中的争议，因此在工作要求上范围较广，这会造成在工作中疲于全面的控制，对相关的索赔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导致在时间周期上花费的较多，在这个过程中索赔人会不断提提出各种要求，这无疑加大工作量的同时增加了投诉量。第二个层面，人身损害赔偿部门只有2人受伤。以2017年为例，2017年财产保险公司理赔中心的汽车保险理赔案例为4418起，可以计算出每人在案件审查中平均值差不多在2209起，依照过往三年的发展趋势，受伤总人数呈上升趋势，工作量不断增加，医务人员明显不足。
(二)人伤案件理赔流程复杂
根据公司规定，医疗费用索赔所需的文件包括医院诊断证明、出院证明、出院小结、用药清单、医药费发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证明、投保身份证原件、被保险单位所需单位、被保险车辆驾驶证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索赔要求需要更多的文件，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往返才能在完整文件的情况下成功处理索赔，这很容易导致客户投诉索赔人。2017年，涉及索赔单证的投诉共117件，占投诉总数的20.09%，在人身伤害索赔服务投诉中位居第二(第一个是“人身伤害损害金额”)。大量的投诉也会降低客户对公司的满意度。
(三)人伤理赔案件结案周期长
在车险案情的索赔情况上，整个流程需要花费的时间较多，从住院治疗、再到后来的出院的伤情鉴定，以及后续的康复治疗。与其他类型的保险相比，收款周期较长，这可能会导致客户抱怨“索赔缓慢”。根据公司内部统计，2017年个人的相关投诉事件总共有88起，这个比例占据到了15.08%。另一方面，在人身伤害理赔率上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指标是保险公司对公司内部评估的重要参照标准，就依照2017年的数据分析，财产保险公司在15天、30天、45天、90天内的结算率依次为22.73%、38.44%、42.61%、74.65%。这可以看出，在理赔的时间上存在的时间过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客户对财产保险公司工作效率不满的主要原因。
三、对策建议
(一)提前介入协谈调解，与司法部门积极沟通
沟通是保险公司在处理相关的诉讼案情之前必备的，因此保险公司在处理相关的工作事宜上需要加强对诉讼案情的了解与分析，并积极沟通，保证在索赔阶段客户对于赔偿事宜的认可度，在这个层面上要求业务员对于公司的相关索赔政策能有清晰的了解，尽量减少客户提起诉讼来造成对公司形象的影响。在另一方面需要与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积极的交流，保证在沟通基础上解决相关存在的纠纷问题，进而建立好沟通机制。
(二)增加人伤理赔人员数量，提高理赔效率
人员的储备是保险公司需要注重的问题，因此保险公司需要加大相关的专业人才培养，增加理赔人员人数，解决人员和审核人员不足的问题，保险公司应加强对理赔人员的考核管理，加强技能考核，服务考核，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篇2
案例:小男孩超超(化名)才3岁,健康可爱。可他的爸爸洪强(化名)在与他妈妈杨妮的离婚官司中,竟声称超超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法院为此委托司法鉴定研究所鉴定超超是否是杨妮和洪强的亲生子女。研究所根据亲子鉴定程序,分别抽取了洪强的静脉血3毫升、超超的静脉血2毫升、杨妮的静脉血3毫升,经用常规PCR进检验,检验人员根据国际常用标准,认定洪强和杨妮是超超的生物学父母,即他们是超超的亲生父母亲。原来,作为亲生父亲,洪强不承担离婚后对儿子的抚养义务,以不是亲儿子为由想赖掉超超的抚养费。
法院依据鉴定结果作出判定,保障了超超的合法权益。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是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刑事案件受害人在犯罪行为发生时精神状态及行为能力鉴定;还有涉及侵权纠纷的民事案件,侵权行为发生时侵权人的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由人民法院委托的民事赔偿案件中当事人及刑事案件中有关被害人精神状态与特发事件的关系,刑、民事案件被(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评估。
案例:萧萧,女,13岁,学生。以往身体健康,无家族精神疾病遗传史。2001年10月24日,被老师用夹条抽打双下肢后出现少语、怕上学、常做噩梦,并有自杀倾向,常想起被老师打的情景。2002年2月4日萧萧因“压抑2个月,想死,感压力大,睡不着,记忆力差”到昆明市某医院就诊,诊断结论是:抑郁障碍。后又到多家医院就诊,均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状态。至此,萧萧的父母决定通过法律讨个说法。
2002年11月21日,受理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研究所对萧萧是否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与外伤的关系及伤残等级作出鉴定。专家结论:萧萧患创伤性应激障碍后抑郁状态,该病与2001年10月24日被体罚有一定关系。萧萧的伤残等级为10级,属智力残缺部分。
除上述鉴定外,司法鉴定还有家庭暴力伤害专项鉴定和美容损伤鉴定。专业人士指出,家庭暴力受伤害人伤后应去医院诊治,以及时作出伤情检验鉴定;美容损伤被鉴定人则应持司法鉴定委托书,携带有关病历和放射学影像资料,持本人有效证件到场。
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凭据支付。参加处理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上面的规定计算,按照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担,但计算费用的人数不得超过三人。交通事故的伤者和残者需要住院、转院、护理的,应当有医院证明,并经公安机关同意。擅自住院、转院、使用护理人员、自购药品或者超过医院通知的出院日期拒不出院的,其费用由伤者和残者承担。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规定,申请司法鉴定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委托: 司法鉴定机构和社会专业司法鉴定人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从事委托请求事项的司法鉴定;非诉讼案件鉴定的受托从其行业规定。
1、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司法机关、仲裁机构的司法鉴定委托。
2、在诉讼案件中,在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司法鉴定机构也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司法鉴定委托。当事人委托司法鉴定时一般通过律师事务所进行。
二、受理:司法鉴定机构收到委托书后,应对委托人的委托事项进行审核,并作出如下决定:
1、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能够即时决定受理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委托受理合同》;
2、不能即时决定受理的,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司法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在收领委托材料之日起7日内对是否受理作出决定;
3、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退回鉴定材料并向委托人说明明理由;
4、对于函件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收到函件之日起7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答复。
三、初次鉴定
鉴定机构受理案件后,应当指派具有社会专业司法鉴定资格的人员承担鉴定工作,同一鉴定事项应当由两名具有社会专业司法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
四、补充鉴定。 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进行补充鉴定,应当对委托人请求的事项进行审查,不属《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向委托人说明情况,并退回委托书。
补充鉴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指定原鉴定人进行,也可以指派其他社会专业司法鉴定人进行,补充鉴定文书是原鉴定文书的组成部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补充鉴定:
(1)发现新的相关鉴定材料 ;
(2)原鉴定项目有遗漏 .
五、重新鉴定。 对重新鉴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要求委托人提供与原鉴定材料相同的材料。重新鉴定仍在原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不能由原鉴定人承办重新鉴定的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重新鉴定:
(1)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超越司法鉴定业务范围或者执业类别进行鉴定的;
(2)送鉴的材料虚假或者失实的;
(3)原鉴定使用的标准、方法或者仪器设备不当,导致原鉴定结论不科学、不准确的;
(4)原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有矛盾的;
(5)原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6)原司法鉴定人因过错出具错误鉴定结论的;
六、复核鉴定。对鉴定结论有异议需进行复核鉴定的,其他资质较高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复核鉴定。复核鉴定除需提交鉴定材料外,还应提交原司法鉴定文书。
七、司法鉴定文书的出具 . 司法鉴定人完成社会专业司法鉴定工作后,应当出具司法鉴定文书。社会专业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应当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要求。司法鉴定文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交委托人,两份由司法鉴定机构存档。
篇3
一、全力防范虚假赔案，以最大限度地挽回公司的损失。
去年余杭支公司有位离职员工方忠良，利用职务之便，与修理厂勾结，采用汽车套牌、虚假发票、制造假事故等非法手段，而且通过诉讼来达到其赚取或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在我们与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和杭州营业部的配合下，不仅粉碎了其企图，而且争取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把案件移送检察院立案侦查。其中两起典型案例，涉案金额就达到14万余元。通过我们的努力，防止了公司损失的发生。这两起案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起是用他人名义买得二手车然后套用河南电力公司的号牌，制造单方保险事故，谎称车辆是方忠良母亲顾美珍所有，以原告顾美珍的名义，由方忠良作为人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诉讼标的8万余元。案件发生后，通过永安河南公司协查得知，河南省电力局的车辆不曾到过浙江，而且事故发生时，该车辆停在电力局大院没有使用。挂真实车牌的车主河南电力局出具了所有权证明，这直接否定了方忠良向法院提交的其母亲是车辆所有权人的事实。我们去过公安、法院，还多次向保监局反应情况，经过努力，方忠良向法院撤回了诉讼，放弃了车辆的理赔。
几个月后，方忠良又以他母亲的名义就另一辆宝来汽车向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讼。该车辆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生的单方事故，交警事故认定书是在事故发生10来天之后补开的。方忠良用一张假的汽车修理发票向法院主张保险赔偿近6万元。该案我公司定损员定损3万余元，一审由杭州营业部法务人员参与了诉讼。一审法院按全部支持了顾美珍的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由本法律顾问担任诉讼人。起先中院法官认为，既然事故是真实的，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是没有道理的。在与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多次沟通后，我提出了有力伪造假发票证据，并且把河南电力局的案件作了书面报告，要求中院把案件移送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两次庭审，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顾美珍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按照本人的请求，将案件进行了移送。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中。
仅上述两起事故，经过我们法律顾问的努力，就为公司挽回了经济损失14万余元。
二、积极参与理赔案件处理，尽力使公司在诉讼中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分公司很多机构都由法务岗参与诉讼工作，因此真正委托法律顾问应诉的案件不是很多。一年来共委托案件十余起。但是这些案件，基本上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下是一些案例说明。
杭州滨江区的章毛案，章毛开车撞死了人，理赔案件在交强险结案后，受害人亲属反悔，以城镇标准为诉讼请求，把侵害人和我公司一起告上了滨江区人民法院。起先主审法官认为这个案子中，保险公司应该按照城镇标准理赔，在三次庭审后，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判决保险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湖州茂兴化纤有限公司雷击案，原告茂兴化纤有限公司要求我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本案在理赔过程中对于保险责任是没有争议的，只是赔偿金额存在异议。接到委托后，我们分别向浙江省气象局和湖州气象局取证，得到证据表明，原告主张的时间没有发生雷雨天气。于是我们按照拒赔处理，后来在法官的主持下，该案以明显有利于我们保险公司的调解方案进行了调解。
绍兴凯利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原告绍兴凯利达纺织品有限公司的驾驶员肇事后逃逸，但是我公司在承保时未妥善尽到保险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一审按照近40万判决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审经过努力，以23万元赔偿金额的方案进行了调解。
绍兴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在法律顾问的努力下，判决我公司商业险不承担保险责任。仅这一个案子，就为公司挽回了20万元的经济损失。
嵊州照相馆失窃案，原告诉讼请求8万元。我上网查询了照相器材的价格，结合承保情况，在法官的支持下，迫使原告答应了3万余元的调解方案。
诸暨吕建云保险合同纠纷案，争议标的4万元左右，由于我公司承保时吕建云的车辆就已经过了年检时限，我公司尽管已尽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但是不能改变我们承保不可保风险的事实。本案仍在调解中，为了减少损失，我们将以5千到1万的金额争取调解。
温州胡荣会案，贵州人胡荣会在交通事故后重伤一级伤残。该案一审由公司法务人员参与，一审判决中包含了56万元的护理费和23万元的后续治疗费。法律顾问了解到胡荣会死亡的事实后，要求温州公司上诉，但是因为法务人员超期没有缴纳上诉费被温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后来在温州公司的要求下，法律顾问亲赴贵州，取得了案件再审需要的关键性证据。本案面临执行，我们即将申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诉讼环境对保险公司并不有利。法官、仲裁员从弱者保护的角度出发，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一般都会倾向于被害人或者被保险人。比如杭州营业部王琪人身保险争议案，争议焦点是非医保用药应不应该理赔的问题，我公司一审二审都遭遇了败诉。但是本法律顾问准备为公司免费打再审官司，希望能够从法律的角度讨个说法。
三、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法律建议书，指导分公司及公司各部门有序开展法律事务工作。主要表现如下：
(一)就环峰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保险合同案，该案法律顾问是人，因为争议起源于机构与被保险人签订的统保协议，本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建议书，要求分公司严查类似协议。
(二)就湖州王梓勤劳动争议案，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案由其他人处理的，到本法律顾问处已到赔偿判决生效阶段。该案与王梓勤截留保险费案件相关联。本法律顾问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湖州公司的配合下，得到了湖州法院的谅解，本案至今未被执行。
（三）就绍兴尉杏芳劳动争议案，出具法律意见书，还为公司人事部门草拟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和通知等法律文书。
（四）妥善处理了杜亦东劳动争议案，劝说并迫使杜亦东撤回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由于杜亦东具备丰富的保险从业经验，有良好的业务资源，于是经过多次协商，起草了与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并协助谈判，最终和杜签订了协议。
（五）从丰富的应诉经验出发，给公司承保部门提出约定争议处理途径的法律建议。由于浙江杭州地区的法院对所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交强险都不分项处理，而杭州仲裁委在处理时就会考虑这一点。于是建议杭州地区的争议处理约定仲裁。而由于仲裁委的整体管理不如法院规范，那么建议杭州以外的机构的保险单上，约定法院诉讼作为争议处理途径。
（六）积极联系中国青年报记者，为山东潍坊法院违法执行案件讨说法。温州公司承保的车辆在山东昌乐县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害人把侵权人和温州公司都告上了法院。一审温州公司缺席被判决承担6万元的经济赔偿责任，因为不服温州公司提出了上诉，并缴纳了上诉费。但是在等待上诉开庭阶段，却等来了一审法院的执行法官，不仅执行了6万元的保险赔偿金，而且执行走了16万元的罚金。在分公司法律事务人员向本顾问反映了这情况后，我十分重视，多方联系了中国青年报的主任记者，请他们介入采访。目前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审查流程已经走完，本顾问也在准备前往了解情况的阶段。相信通过努力，事情会有良好进展。
三、为规范公司管理，审核理赔单证，加强培训，提供咨询，继续出谋划策。
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特别理赔服务工作，稍不留意，就有可能引发诉讼风险。在分公司风险管理部和车险管理部的要求下，本法律顾问对公司理赔单证逐单进行了审核，并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的意见，依法对其进行规范。
保险业务不仅具备经济属性，更具备法律属性。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活动，都应该在保险法的框架内进行。在新保险法实施后，本法律顾问及时向分公司提交了《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同时与分公司各有关专业讨论研究，做好新法实施后的有关准备工作。
为了使公司适应新的保险法，让理赔人员知道并熟悉新保险法，在富阳本法律顾问分两次对分公司下属各机构的理赔负责人和理赔人员进行了法律培训，以提高其法律意识，用法律知识规范从业行为。
在平时工作中，本顾问并不因案件是否委托而作不同对待。比如在一起损失扩大案件中，尽管没有委托，公司法务询问处理思路，我把应诉技巧和对策悉数向他作了讲解。平时各机构理赔管理人员，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也都会咨询，比如使用临时号牌驶出了规定区域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否应该理赔的问题，比如和法官沟通出现困难的时候，比如财产险理赔的比例问题，比如诉讼案件程序问题等等，我向来是耐心解答，认真辅导，出谋划策。
四、审核业务员管理合同和保险业务合同，以杜绝不合规风险
(一)审核了《业务员管理规定》和《业务员劳动合同》，并就一部分营销人员的合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建议。
(二) 审核了永安临海支公司《医疗责任保险协议》，并提出了审核意见。
五、 坐班顾问，参与业务谈判，协助各业务管理部门的工作
一年来，每周至少一次在分公司坐班，处理法律咨询和顾问事宜，从未中断。而且只要各部门有需求，本顾问都会安排时间帮助解决。
篇4
近来，一些当事人在使用公路时，由于某种?因，导致自身权利受到损害，遂认为公路维护、管理有瑕疵，以《公路法》第34条保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讼，举张权利，公路管理（养护）部门由此成为被告。目前，此类案件有快速上升的势头，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本文试图通过案例分析、法律法规赋予公路管理（养护）部门的权利和义务、怎样防范此类案件三方面对涉路诉讼案件做些思考，以期公路各级管理部门切实加强公路巡查工作，在履行法定义务中免除诉讼法律责任，维护公路部门的权利。
一、在审理涉路诉讼案件中公路巡查义务走向前台，成为争议的焦点。
案例：汤××、李××诉××市公路处人身损害赔偿案。20__年4月20日21时23分许，?告汤××、李××之子汤某驾驶小客车沿新339省道行进时，因避让路中碎石块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汤某当场死亡、车辆不同程度损坏，依据《公路法》、《?苏省公路条例》的规定，认为公路管理机构未主动、及时、有效的履行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通的法定职责，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市公路处赔偿。法院审理中公路管理机构是否履行了公路巡查义务成为案件争议焦点之一。
?告认为，根据《公路法》、《?苏省公路条例》的规定，公路管理机构未主动、及时、有效的履行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通的法定职责，导致339省道不处于安全、畅通的状态，从而引发了事故的发生。被告认为：公路管理机构在本案中已?充分履行了公路巡查的法定义务，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根据《公路法》、《?苏省公路条例》的规定，公路管理机构是负有“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通”的义务。但是法律没有同时对此义务的履行作出具体规定。《?苏省公路路政巡查规定（试行）》第四条规定，受委托管理的国道、省道和省定重点养护路线?则上确保每天巡查不少于一次，其中夜间巡查每月不少于一次。××市公路处提交的路政管理、日常养护等公路巡查记录证据证明××市公路处已按照规定履行了昼夜巡查的职责。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3条虽然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畅通，但该法第35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对公路进行养护。因此，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及?苏省交通厅根据国道、省道的特点，所制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应当作为衡量被告是否履行养护义务的标准。事故当天，根据公路巡查记录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被告已按照要求进行了巡查，履行了养护义务。因此，尽管新339省道在巡查之后留有石块，并影响了道路畅通，但只要被告按规定履行了养护义务，被告就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如果要求被告在省道养护中，必须随时清除路面杂物是不可能也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法院判决，驳回?告汤××、李××要求××市公路管理处赔偿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公路部门能够胜诉，主要?因就是，××市公路管理处向法院提供了公路巡查记录，证明公路管理（养护）部门已?按照《公路法》第35条要求以及国务院、省交通主管部门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履行了义务，该证据?过审核查明被法院采信。由此可见，公路巡查记录是公路管理（养护）部门履行公路巡查义务的基础台帐，更是决定本案胜败的关键证据。
二、有关公路巡查义务的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
在道路管理（养护）瑕疵致人损害案件中，公路管理部门的公路巡查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同时也有行业管理部门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职责要求。
公路法第35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对公路进行养护，保证公路?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第43条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公路的保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并努力采用科学的管理办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水平，逐步完善公路服务设施，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
交通部根据公路法第35条授权制定的《公路养护技术规范》，提出公路养护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此外，《公路管理条例》、《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路政管理规定》、《?苏省公路条例》也都对公路巡查做了较为?则的规定。《?苏省公路路政巡查规定（试行）》则进一步将路政巡查规范化、制度化，该规定第4条十分明确地提出，受委托管理的国道、省道和省定重点养护线路?则上确保每天巡查不少于一次，其中夜间巡查每月不少于一次。受委托管理的县道、乡道按照合理时间间隔确保每周巡查不少于二次，其中夜间巡查每季度不少于一次。
这些规定都是衡量公路管理机构是否完整履行巡查义务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执行这些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上级管理规定，全面履行好公路养护管理中的公路巡查义务。
三、防范过错责任风险，公路巡查工作有待完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道路管理瑕疵致人损害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赔偿责任。根据该解释的规定，公路管理机构要免责，必须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就是说，此类案件的归责?则仍然是过错推定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要避免此类诉讼的风险，笔者认为完善以下几点十分必要。
1、勤勉履行对公路的巡查、维护和管理义务。对任何职责范围内的安全隐患都要及时进行整改。全面、正确、及时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是避免此类诉讼风险的根本所在。面对现阶段公路管理责任扩大化的趋势，管养部门在具体管养过程中，要严格以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为依据，实现超前养护、机械化养护、精细化养护，逐步突破?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争取达到更高层级养护要求，以适应现代公路管养的历史要求。
2、制订每条养护路段公路
小修保养的具体作业标准。特别要结合本地列养公路行政等级、技术等级、路面状况等实际情况，重点明确对列养公路日常养护中的对公路清扫的频率，并做到定期清扫和机动清扫相结合。有条件的要进一步加强机械化清扫力度，提高清扫和养护效率。
3、要做好日常养护记录。日常养护记录作为?始证据是证明已?履行了定期清扫义务的重要证据。同时，为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公路涉诉案件需要，对养护日志要按照法院案件审查的要求加以完善，以达到证据确定的效果。
4、制定和完善路政巡查规定。明确路政巡查频率（每周巡查天数、每天巡查次数、每次巡查线路数等）。公路管理机构不可能对公路全线进行全方位全时段的监控，只要按规定履行了路政巡查义务，也不能认定为疏于管理。
巡查后及时、准确、规范填写巡查记录，对路政巡查的情况进行详细记载。当班巡查人员应分别签名，注明天气、巡查时间、路线、停车处理事故的地点和处置?过以及路政执法和监督管理情况；文字记录应当言简意赅。路政巡查记录是证明公路管理机构履行了路政巡查义务的重要证据，应按照法院案件审查的要求加以完善。
篇5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我的实习律师生涯已近尾声,真正静下心来回首这过去的一年,感触颇多,收获颇丰。这一年在指导律师与其它律师事务所同事的帮助下，我成长了，基本上也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公民到法律执业者的蜕变。通过这一年的学习，我对法律的信仰也在逐渐加深，这不仅使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而心生自豪，也更加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决心，对自己未来的执业生涯充满了期待与向往。
在这一年的实习过程中，基本上我所接触的案件都是诉讼案件，因此收获最多的也要算是诉讼的技巧与经验了。对于我这样一名初来乍道的新人在实习的初期，指导律师并不敢让我过多地参与案件的过程，而是让我不断地观摩他案件的开庭以培养我的法律思维与触觉。过了一个多月左右，我开始有机会独立地协助指导律师的案件承办，对于自己的第一次开庭我觉得等这一天实在等得太久了，于是在接到法院传票的那天开始，我便精心准备，不断地在脑海里设想庭上法官可能会问到的问题，自己怎样的回答才能让证据看上去滴水不露。为了防止第一次上庭的慌乱，我把证据的每一个小细节都用红笔标注出来，把上庭所需要的材料都按顺序准备了一遍又一遍，让这些顺序都牢记心中好让自己在法官或律师需要任何一份证据材料原件或复印件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地一通乱翻。即使是这样细心的准备，在第一次开庭那天，当我作为人坐上了法庭，我依然按捺不住自己的紧张与慌乱，就算是简单地按照自己写好的举证意见一层不变地念出声来我也明显感觉到自己声音的颤抖，更别说是在庭上能够头脑清晰地针对对方律师所抛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当时的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下了庭，指导律师对我上庭的情况做了总结，虽然指导律师也看出了我上庭时的窘迫，但他依然鼓励我，在总结我上庭时的不足方面也轻言带过，但我知道这是他在给我勇气去改进自己。在以后的案件承办中，指导律师依然给了我足够的信任，也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历练与打磨过程中，我慢慢学会了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所接触到的案件，在法庭上的思维也清晰敏捷了许多，在法庭上的发言也逐渐大胆自信了起来，但我知道这离在庭上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还有一定的距离。庭审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不仅需要法律执业者有很深厚的法学基础、渊博的社会知识、雄辩的口才，同时还需要一些悟性与情商。要做一名好的执业律师实为不易，我只是翻开了其中的头几页。
在外行人士看来，律师是一份光鲜亮丽的职业，律师一直都顶着精英人士的光环。在律所实习的初期，我不敢把自己与律师这个名词挂钩，即使是“实习律师”这样的称号我也觉得怕自己的无知与愚钝称不上它。于是，当有朋友问起我做什么职业，我只是含糊其辞告知我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却不敢大大方方地对朋友说我是实习律师，我怕我破坏了律师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我想当时的不自信也确实是来自于自己在知识与经验上的欠缺与匮乏。律师真是一份需要不断学习的职业，大量层出不穷的法律法规需要我们的法律知识不断更新，当事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而作为律师需要在有限地时间内去回答去解决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在最开始有当事人来咨询指导律师的时候，我就把当事人的问题拿来问自己，如果当事人问到我，我的回答是什么，经常我会回答不上来。为避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状态，我去图书馆借阅了不同领域的法律书籍，从劳动案件、工伤案件、交通事故案件、公司法律实务…我都一本一本地认真研读再结合实习中所碰到的案件来运用。随着我接触的案件不断增多，我也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的法律原理去回答当事人的咨询。当有朋友或是陌生人来电咨询我法律问题，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出现别人把我问得我哑口无言的尴尬场面，就算是在做面对面的法律咨询的时候，我有时也可以自信满满地有条不紊地帮当事人分析案情解决问题。在面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当事人的时候，我还算沉着冷静。但有时在面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当事人，当事人问的问题又比较棘手的时候，那份沉着冷静有时也是装出来的。这方面还要不断加强学习，想赢得别人认可的同时也必须付出辛勤的汗水。
在律师执业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案源。如何接到案子，这对于实习期满后即将独立执业的我们来说是很现实又很头痛的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实习过程中，我只为指导律师接了两个小案件，还是通过同学介绍的。在实习过程中我并未学会如何“自我营销”。有时担心像保险行业二手房销售行业那样的地毯式营销是否会亵渎法律降低法律执业者的身份，我把这样的困惑与指导律师交流。指导律师为了解答了这样的困惑，也转变了我对营销手段的看法。我们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律师行业也是服务行业的一种，也要走向市场。不走出去如何又能把自己推销出去，推不出去就算你学得再好也是无人问津无用武之地。在我去交警大队扣违章分数的时候，在交警大队门口就有人向过路人发一本书，我随手接过翻开一看是深圳某律师编著的一本《深圳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指南》，上面也有该律师的联系方式，这本书以他实际操作过的案例现身说法，看上去是一名在处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方面很专业的律师。我想如果我是一名需要聘请律师处理交通案件的当事人在看过这本书后我会优先考虑该名律师。我觉得这样的营销方式很不错，既达到了宣传自己的效果又显示了自己的专业水准。
实习小结是结束也是开始，未来的执业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会坚持地走下去。我相信柳暗花明的那天终归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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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矛盾纠纷“早发现”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滚动排查长效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和集中排查、专项排查、滚动排查相结合的动态排查机制，细化排查责任、任务，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切实掌握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主动权。全区各级“大调解”协调机构要充分履行综合协调职能，整合力量，形成排查工作合力。要建立“倒查”追责机制，确保矛盾纠纷排查及时、全面。要强化“大调解”信息网络运用，规范矛盾纠纷排查信息录入，促进排查信息动态管理、信息共享。各乡镇（街道）、区“大调解”协调中心成员单位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报区“大调解”协调中心。
（二）深化矛盾纠纷“早预防”机制。建立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和报告制度，区级每月、乡镇（街道）每半月要组织开展分析、研判，及时向党委、政府预警、预报重大矛盾纠纷及其隐患动态，形成动态分析预警报告报同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大调解”机构的工作格局。加强对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领域和改革深化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的专项调研，促进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的改进完善，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三）深化矛盾纠纷“早化解”机制。坚持工作重心向下转移，调解网络向源头延伸。巩固扩展一线调解组织网络，依法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完善直接面向群众、贴近矛盾源头的一线调解组织及其窗口平台常态工作机制。全域推进调解文化大院（小区）建设，重点加强对城镇小区、老旧院落和农村中心户调解室等基层群众自治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进一步推进边界联调工作，把网格员纳入基层人民调解员队伍，源头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深入开展“下访寻问题，就近解纠纷”活动，推进机关干部分片包干，在联系群众中发现问题、排查矛盾、化解纠纷。全面推广人民调解“随手调”，推行“流动调解”、“巡回调解”、“网络调解”等，就近就快解决纠纷。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推行“群众的事情群众议，群众中产生的纠纷群众解”的人民调解工作模式，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化解身边的矛盾纠纷，促进民间纠纷群众自治。全面推广群众代表参与调解评议制度，大力培育社会公益性组织积极参与调解工作。
（四）深化矛盾纠纷“早稳控”机制。完善排查、调解、稳控“一体化”对接机制，加强维稳、综治、、“大调解”及其相关部门工作协调，统筹抓好矛盾排查、调解、稳控等工作的同步落实和工作对接。对于短期内难于化解且具有重大涉稳隐患的疑难纠纷、依法不能调解或当事方执意不愿调解、调解不成功等矛盾，要同步制定矛盾纠纷稳控方案，逐案明确稳控责任单位、责任人和稳控措施。同时，积极引导纠纷当事人采取仲裁、诉讼等合法渠道解决诉求、化解纠纷。
二、推进专业调解
（五）加强重点领域专业调解工作。进一步落实征地拆迁、劳动（人事）争议、环境污染、医疗纠纷、交通事故、民间借贷、物业管理等重点领域专业调解工作责任及其分工，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促进医疗纠纷预防、调解、处置联动协调工作机制法治化建设；推进交通事故纠纷联调联动工作机制“全覆盖”建设；创新劳动（人事）争议多部门联动、调解与仲裁有机衔接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在调处化解重点领域矛盾纠纷的法定职能和专业优势，完善行政职能部门专业调解工作网络。推进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健全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青妇群团组织、专业协会（学会）、仲裁委、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等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和服务作用，积极培育专业性、中立性较强的第三方社会调解组织力量。积极推动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由综合型向专业性、行业性扩展，促进重点领域专业调解体系建设。
（六）深入开展“攻坚破难”专项行动。针对当前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环境污染、民间借贷、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安全等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涉军、企业改制等历史遗留问题，持续深化“攻坚破难”行动，下大力气重点解决到省进京“越级”非访涉及的疑难矛盾。充分发挥“大调解”协调联动机制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对掌握的各类积案、老案、难案逐一进行甄别分类，并按照层级管理办法逐一明确责任、逐一明确措施、逐一进行“清仓”消案，推进“骨头案”、“钉子案”的有效化解。对本级、本部门无力化解的疑难矛盾，要提交各级“大调解”协调中心，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调解组织联动化解；确有重大困难的，要及时报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协调解决，切实做到问题不积压、纠纷不转移、矛盾不升级。要建立统一的分类调解专家库，培养一支善于“攻坚克难”的专家型、实战型调解工作队伍。要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出发，全面系统地反思、研究突出矛盾形成的缘由，推动有关地方和部门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多管齐下，使历史遗留问题逐步解决，新产生的矛盾不再堆积成为积案、难案。
三、强化依法调解
（七）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梳理开展调解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明晰依法调解工作法定职能职责，坚守依法调解底线，依法规范调解行为。尊重当事人依法选择调解、仲裁、行政、司法等多种途径解决纠纷的权利，对法律明确不能调解的案件和当事人不愿调解的纠纷，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合法渠道解决。积极推行刑事自诉案件、民事诉讼案件以及因邻里纠纷、交通事故等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解决模式。全面推广不同类型矛盾纠纷依法调解的“案例工作法”，完善“案例指导”长效机制。健全调解员选聘、培训、教育长效机制，全面提升调解人员依法调处矛盾纠纷综合素质能力。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把法律“七进”活动与基层调解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化解纠纷。总结提升“大调解”实践经验，推动建立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八）提高依法调解能力。加强对基层调解工作指导。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对口指导”和人民调解员法律政策业务培训；各级行政调解相关部门要依法履行法定调解职能作用，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能力。完善分级分类培训机制，不断提高基层一线调解员法律政策素养和依法调解工作技巧方法。积极拓宽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方法，广泛开展律师、专业法律工作者、法律志愿者进社区（村）活动，在矛盾多发的调解窗口单位推广“一调解室一律师”模式，探索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选聘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法治化解决机制的措施办法，全面总结推广不同类型矛盾纠纷依法调解的“案例工作法”，组织开展“优秀调解案例”评选活动，建立典型调解案例资料库，指导推动基层依法开展调解工作。
四、完善联动调解
（九）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加强矛盾纠纷综合治理，推动完善综治、维稳、、大调解工作体系的衔接联动，区、乡镇（街道）各级要建立完善各部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受理、调处、稳控和信息互通共享、工作“无缝对接”机制，将调解工作、综治工作、稳定工作、工作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工作合力。整合综治、维稳、大调解信息网络系统，纳入《四川省大调解工作信息管理系统》规范管理、网络上报，建立越级受理与基层调解信息查询对接机制，促进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十）完善“三调联动”机制。在党委、政府及其“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下，进一步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调解各种资源力量，完善“大调解”体系联动协调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大调解”办（大调解协调中心）和“三大调解”牵头单位（法院、司法、法制办）及其“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的定期联席会制度，统筹解决机制运转中的重大问题。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制度（办法）。按照分级分类层级管理机制和专业调解体系建设要求，进一步完善条块之间、部门（单位）之间“无缝衔接”工作机制及其工作平台窗口，最大限度发挥出“大调解”体系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作用。
五、促进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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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市法院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积极探索和创新调解机制，不断加强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7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5558件，其中调解结案3932件，调解率达70.7%，调撤率达84.6%。在市法院工作考核中，市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一直位居前列，其中“审前程序和预审法官制度”、“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等经验和做法得到了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
（一）发挥调解职能作用，努力维护和谐稳定大局。市法院立足调解职能，积极配合市委中心工作，坚持积极稳妥、以调为主、调判结合的原则，依法调解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案件、共同诉讼案件和因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引发的案件，特别是在审理小康河改造、文体中心工程建设、城区改造工程拆迁案件中，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拆迁户联系沟通，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三年来，共调解结案房屋拆迁案件104件，买卖、租赁、借贷、社会保险等各类合同纠纷案件10214件,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民事纠纷案件1089件。调解过程中，始终坚持平等保护、公平对待的原则，通过调解法官说服疏导，使80%左右案件能够自动履行合同责任。如，2006年8月，在审理原姚哥庄镇高家绪等31户农民与市农村信用联社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中，市法院坚持在庭前、庭审、判后三个阶段实行全程调解，最后市信用联社二审撤诉并赔付本金。2007年11月，又有9户农民以同一案由提讼，市法院通过反复做市信用联社领导的工作，按前案的处结方式结案，既节省了诉讼费用,又维护了社会稳定。对调解离婚案、瞻养抚养纠纷、土地纠纷、家庭纠纷案件时，通过采取上门调解、委托调解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促进了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和谐，维护了安定。
（二）强化内部管理和改革，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为建立公正司法的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机制，市法院在全院挑选了部分熟悉社情民意、办案经验丰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法官担任预审法官，赋予其庭前调解的职能，专司庭前准备和调解工作，为民事调解工作奠定了基础。为不断增强法官办案的质量意识，制定了包括预审法官调解比率、庭审法官调解比率、简易程序调解时限、普通程序调解时限等主要指标的诉讼调解质量考核体系，并将调解纳入“三全一考”审判监督管理机制之中，实行链式监督，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民事案件调解率由2003年的62.3%上升至2007年的70.7%，调撤率由2003年的73.5%上升至2007年的84.6%。同时，探索建立了“三三制”诉讼调解工作法，将调解作为办案的第一方式，围绕庭前、庭审、判后三个阶段实行全程调解，努力做到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彻底解决矛盾纠纷，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市法院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司法界的高度重视，最高法院苏泽林副院长亲临调研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了的经验。
（三）加强网络建设，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是积极维护基层基础和谐、实现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市法院积极发挥主体带动、调解指导、后盾服务的作用，在全市已初步建立起了系统完善、覆盖面广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目前，在农村建立了17处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办公室，市法院从全院选派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担任调解指导员，每周一次深入基层指导调解纠纷，提供法律咨询或调解建议。在城区19个社区建立了法官联系办公室，每周选派38名法官负责开展法制宣传，指导调解纠纷。对涉诉的老弱病残居民，上门办理立案手续，对简易民事纠纷案件即收即调即结。同时,联合11个职能部门、178家企业组成了全市企业法律服务协会，并依托职能局设立了7个行业纠纷调解中心，帮助所辖企业进行矛盾纠纷调处、劳动争议纠纷调解，促进了劳资关系和谐。2006年以来，市法院共举办调解员培训班10期4036人次，邀请陪审员和组织调解员观摩庭审62案次，指导调解组织调解纠纷2017件。
（四）注重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调解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是教育引导。采取外出参观学习、以会代训、聘请专家教授讲课、调解现场观摩、案例评析等形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活动。强化了调解办案意识，提高了民事法官的业务水平。二是制度管理。坚持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案，制定出台了《司法能力建设考核办法》，将调解能力作为考核法官的8项能力之一，将调解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实行数字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记入个人业绩档案，作为评先树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增强了民事法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是治理整改。通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平安创建、作风建设年等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了对队伍的思想作风纪律整顿，解决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事调解队伍干事创业能力和调解水平明显提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市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在稳定全市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个别法官存在重判轻调现象，有的案件通过调解就能结案，也以判决方式结案；二是有的案件调解期限比较长，致使一些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障；三是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四是个别法官“司法为民”宗旨观念有时不够强，有的案件调解质量和效率还不够高。
三、几点建议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建议市法院在今后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注意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提高法官对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现代调解理念，依法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
（二）强化法律法规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高，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布实施，加之一些新的诉讼案例的出现，对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市法院应当继续强化法官业务培训，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并联合其他司法机关认真做好调研，做到前后工作衔接，运用法律准确。要继续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法官的法制观念、大局观念和公仆意识，培养法官独立、中立、诚信品格，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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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赔偿的原则、范围及标准等，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法学家及法官认为，刑事处罚是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制裁，是公法（刑法）对侵害公共秩序的调整；而精神损害赔偿是私法（民法）对侵害个人权利的调整。两者法律关系不一，不应也不能相互代替。此外，从法律现代化及与国际刑法接轨的角度出发，刑事犯罪行为作为最严重的侵权行为，其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所无法比拟的，故从法律固有的公平精神及人们不断发展的思想观念从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精神赔偿似乎又应予以支持。正是由于法律与观念的冲突，造成了刑事司法实践中就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问题产生了混乱，出现了同一地区的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合议庭之间，就此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从而影响了刑事执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笔者以为，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制度不仅是刑事法制发展的必然势趋，有其客观依据，同时也有法律上的依据，但是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原则应与纯粹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
一、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赔偿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个特殊的诉讼，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从程序上讲，应以刑诉法为主，辅之于民事诉讼法；但在实体处理上，则应以民事法律为主，辅之于刑事法律。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包括精神赔偿的法律依据，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第一，刑法与刑诉法是否对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赔偿的原则、范围作出了禁止性的规定。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我国刑法及刑诉法将精神赔偿排斥在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范围之外的，那么原告人提出请求精神赔偿的诉求就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予以支持。但事实上，我国刑法及刑诉法并没有作出如此的规定。因此，就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问题均应以民事法律为依据，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精神赔偿的制度。 确立精神赔偿制度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是对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我国《民法通则》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规定实际上确立了侵犯精神性人格权的精神赔偿制度，并且在理论界及实践部门形成了共识。但是，就人身损害（物质性人格权损害）的精神赔偿之立法（民法）保护，人们观点不一。笔者以为，依司法解释及审判实践部门的做法，对民法通则第120条中的“赔偿损失”应理解为包括精神利益损失之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民法通则》第117条第3款又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此条款中“赔偿损失”与《民法通则》第120条中的“赔偿损失”在同一法律之中存在，应认为是同样的概念，故也可以理解为包括赔偿精神利益损失。《民法通则》第109条还规定：“……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中“赔偿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从《民法通则》第117条、120条的规定来看，第109条的赔偿责任应当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否则，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据此，我国《民法通则》就精神性人格权及物质性人格权，以及身份权中精神赔偿，已作了肯定的规定。
事实上，早在罗马法中就有对侵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权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制度，即人身损害的慰抚金赔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1、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或侵夺他人自由者，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数额”；《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法国为大陆法系国家，但判例与学说皆认为此条款中“损害”应解释为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包括财产赔偿与非财产权上的赔偿即精神赔偿。《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不论侵害他人之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权，依前条规定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者，对于财产以外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日本民法对人身损害的精神赔偿规定得相对全面，其“财产以外之损害”即精神损害。瑞士新债法也有此规定，美国判例认为不妨认可对人身损害之精神赔偿请求。
第三、从逻辑上分析：法律既然规定了侵犯名誉、荣誉等精神性人格权的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可获精神赔偿，那么较之更为严重的达到足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侵犯名誉、荣誉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更应得到赔偿。据此，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罪、奸幼女罪、传播性病罪等等，由于给被害人在名誉、荣誉等方面造成了损害，故法院理应根据情况，对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的精神损失赔偿请求作出相应的判决。我国唐律中的《名例律》中尚有“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的规定，因此，相比之下，故意杀人、抢劫、重伤、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造成了较上述犯罪更为严重的伤害，故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更应得到赔偿。
（二）、理论依据。
首先，在我国，对于精神赔偿采用的是立法非限定主义，非限定即指立法没有范围限制，何种侵权行为不应获得精神赔偿。而精神赔偿的范围，总有一定的限度，其限度主要由法官依法律规定精神和社会发展实际酌情决定，同时受害人亦会因一般之社会观念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赔偿。事实上，在立法非限定主义国家中，并没有出现如持限定主义观点的学者所顾虑的那样，会使凡因侵权行为直接或间接受有痛苦者，纷纷向法院起诉，使法院案例巨增的情况出现。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采用立法非限定主义，亦可认为肯定人身损害之精神赔偿请求权。从立法的宗旨来看，法律是保护一切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而创设的，就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主体之合法精神利益的保护自然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有损害而没有法律的救济自然也就违背立法的原意。而我国法律之所以对精神赔偿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乃是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时代下观念的束缚，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具体表现在人格权问题，它随着社会的进步呈不断扩张的趋势。一方面人格权愈来愈受立法者的重视，对执法者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立法的意图，立法尽管有滞后的一面，但立法同时具有一定弹性，从而使审判实践部门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不至于过份呆板；另一方面人格权的范围不断扩大，需要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人作为民事主体，包括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主体，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存在物质利益与人身的非物质利益，而在人格权方面尤其在物质性人格权方面，这两种利益都必然存在，并且构成密切的关系。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决定了法律必须顺应历史的发展，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此外，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将精神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也不在少数，如意大利刑法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可赔偿性损失（包括财产性或非财产性损失）提出赔偿要求；法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原则上规定，只有因犯罪直接造成的损害才能经刑事法院得到赔偿，但该法典第3条第2款同时又规定：“对因受到追诉的行为所引起的物质上、身体上、精神上的各种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均得受理之”。
其次，从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来看，其实质应是民事诉讼。如果精神赔偿不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实践中势必会造成当事人放弃在刑事案件中的赔偿请求，而是待刑事作出判决后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请求，这样就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初衷相违背，从而增加了诉讼成本与讼累，更会因为同一事实，在不同诉讼程序，产生不同的法律结果而影响法律的统一性与严肃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赔偿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之一。
（三）、实践依据。
精神赔偿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之一，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实践中，法官碍于刑法及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精神赔偿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往往对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但是，法官同时会依照诸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原告人提出的死亡补偿费请求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第4辑中刊登的“于景森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中，即对原告人所提死亡补偿费等予以一次性赔偿。笔者以为，犯罪被害人提出的诸如抚恤费、安抚费、精神损失费、残疾赔偿金、残废赔偿金（补偿费）等，都不是可见、可计算的物质损失，其性质都应认定为精神损害的抚慰金，据此，可以认为，审判实践中日益增多的支持原告人死亡补偿费的做法，实质上就是肯定了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
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原则。
就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应适用的原则，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案件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适用的法律是民法规范，而不是刑法规范。依民法规范就应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精神赔偿的权利，即适用全额赔偿原则。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第36条规定，只能“根据情况”判赔，即法官根据本案的事实，包括被告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被害人的过错、被告人的受罚程度等确定赔偿的数额，即酌情赔偿原则。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理由是：
第一、刑法第36条规定的，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其实质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考虑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接受刑罚处罚的事实，视作对被害人或其亲属在精神上一定的抚慰，只有在诸如被告人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的刑罚尚不足以弥补被害人精神上形成的痛苦时，法院才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偿其精神损失，以示慰籍。如果完全不考虑被告人的刑罚受罚情况，作出全额的精神赔偿，对被告人显然不公。
第二、刑事判决的权威源于其作出的判决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都有相应的职能部门予以落实。如果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完全不考虑被告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只是依照纸上法律全额赔偿精神损失，势必会造成被执行死刑或长期徒刑的罪犯，因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予以赔偿，而导致判决中的民事部分无法执行，即空判，从而从整体上影响了判决的权威性、严肃性，并导致公民对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丧失信任。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一方面，法官应根据案件的事实，就损害赔偿，包括精神赔偿作出综合的判断，尽量使判决，主要是民事部分的判决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护公民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赖，应制定相关的措施，以保证犯罪受害人得到相应的经济救济。如以刑罚中的财产刑（罚金、没收财产）作为资金来源，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被害人基金），以弥补被告人赔偿能力的不足。
第三、被害人的过错，也应当成为其或其近亲属丧失了全部或部分的精神赔偿请求的原因之一。被害人的过错，并不直接影响被告人罪与非罪的界定。然而，被害人的过错应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内容上得到相应的体现。尤其是被害人具有全部过错责任（挑起他人犯罪的，或应其要求请求他人对自己实施犯罪的），或者对刑事案件犯罪后果具有主要过错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应丧失精神赔偿的请求权；被害人仅有一定的过错，甚至可忽略不计的过错，则被告人仍应承担精神赔偿。这也是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应该体现的民事责任分担的一种原则，是公平原则的具体表现。
第四、因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主要是已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先前的某种行为，导致其丧失了全部或部分赔偿请求的资格。精神损害赔偿以精神利益的减损或精神痛苦的产生为前提，存在损害事实，但没有精神利益的减损，请求精神赔偿是缺乏依据的。如被害人的近亲属曾经有、或将有对被害人不利的行为，或者法官认为有证据证明被害人的死亡不足以引起被害人近属精神利益上的减损的，可依情况不判或少判精神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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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事人滥用权之典型案例介绍
案例一：2003年6月份某日，北京市的一居民李某和朋友开车去山西省五台山旅游，途径山西省某县一偏僻路段时，发现有一人被过往车辆撞倒在地上，且昏迷不醒。李某当时没来得及细想，急忙和朋友把伤者抬到自己车上送往附近医院抢救，并打电话报告了110.后伤者经医院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并诊断为严重脑震荡。正当李某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而自得时，没想到几天后收到山西省某县法院传票，告之其出庭应诉。原来，伤者的亲属把李某当成肇事司机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其承担伤者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类赔偿费用20余万元。这突如其来的官司一下子就把李某给整晕了。但无奈之下，李某也只好聘请律师帮着应诉。
尽管伤者的亲属无法提供李某就是肇事司机的有效证据，而李某已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判李某败诉。后李某通过上诉程序将此案改判，总算没有让其再掏20万元的冤枉钱。但李某为打这场官司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总计花费了5万余元。后来据说真正的肇事司机也给找着了。
案例二：2001年7月份，我国东北地区某市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破产企业”）因严重资不抵债被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12月12日，破产企业清算组委托该市拍卖行对破产企业的有形（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和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药品批号等）进行了公开拍卖，列入拍卖的资产中还包括破产企业的部分债权（约一百余万元）。上述被拍卖破产资产（实际应称“破产财产”）被该市另外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A公司”）购得。2003年2月13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破产清算程序终结。
2005年7月份，也就是在破产企业宣布清算程序终结两年以后，A公司突然将已破产企业的原股东B公司（在南方某省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和C公司（在北京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在破产企业所在地告上法庭，要求B公司和C公司对其已购买的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承担偿还责任。需要说明的是：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是破产企业在破产整顿期间因对外销售药品形成的债权（债务人也不是B公司和C公司），而且该破产债权已经破产企业清算组选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过合法有效的审计确认，与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在破产整顿和清算期间，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违反股东义务或责任之情形。
此案法院已开庭三次，至今未结案，给被告当事人已造成为应付诉讼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5万余元损失（因此案件未审结，有关费用损失还可能继续增加）。
二、关于滥用权行为的法律构成要素
通过对上述两个当事人滥用权行为典型案例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案件就表现形式或法律构成而言存在如下一些共性要素：
（一）涉案被告与被诉之案由不存在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即作为案件的诉讼依据来说，不具备的“讼因”。在案例一中，被告没有涉及交通肇事，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就是实施侵害的肇事司机，而仅是依据被告把伤者送往医院的事实来提出诉讼；在案例二中，被告与破产企业没有债权或债务关系，原告也无法证明其所购买的破产企业债权与破产企业股东（被告）之间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而只是依据被告曾是破产企业股东之事实来提出诉讼。如果涉案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则不属于不具备“讼因”的情况。
（二）针对被案由，涉案被告“不适格”。在案例一中，如果原告以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为由提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肇事车辆司机或肇事车辆主人，而不应该是无关的第三方；在案例二中，如果原告以欠款或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具体的欠款方或合同债务人，而不应该是破产企业的股东。如果是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而只是原告不具备的主体资格，那么不符合被告“不适格”的条件。
（三）原告方具有通过滥用权达到某种不正当目的的主观过错，且已经实施了行为。在案例一中，原告方因暂时找不到真正的侵权责任人，试图通过李某的方式让其承担法律赔偿责任；在案例二中，原告方因超过了诉讼期限，难以去找真正的债务人（债务人有几十户）求偿，所以试图通过诉讼的形式达到让破产企业股东承担该笔债务的目的。上述原告方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讹诈）的性质。
（四）法院已经对有关的案件进行了立案受理和开庭审理，且被告方当事人已到庭应诉，并为此遭受了相当数额的经济损失。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被告方当事人为了应对诉讼事件，都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费用（若直接诈骗或毁坏5万元的公私财物是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而且该等费用损失与原告方当事人滥用权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综上，需要明确说明的是：关于滥用权行为的法律构成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一方败诉就一定构成权滥用之情形。因为原告方败诉的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提供证据不充分、超过诉讼时效等都有可能导致其承担败诉结果，而滥用权只是导致其败诉的一种情形而已。本人以为，对滥用权行为的法律构成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程序法上被告与被诉案由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或者说被告“不适格”。
三、关于滥用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上述案例是我们所选取的关于当事一方人滥用权行为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典型案例，其实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案例在是否符合权滥用法律构成上还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其间所涉及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对一些模糊性的非典型案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现在需要先行讨论的是滥用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一）只要有了损害，是否就一定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大家都非常清楚，并不是对所有的产生损害结果的行为都会有人来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比如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介入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另外，当事人对其正当行使诉权行为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不承担责任。但是在一方当事人完全没有过错，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故意滥用法律上的诉讼权利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陷入到诉讼中来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不仅给另一方当事人带来了讼累，制造了经济上的损失，有时甚至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或名誉上的损害，且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审判资源不说，甚至还促成腐败案件的产生。所以，我们只有要求滥用权的当事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才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法治原则。
（二）是当事人责任，还是法院责任？关于滥用权的行为，如果只认为是当事人一方的过错，恐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当事人滥用权必须借助于司法机关（法院）才能实现，如果法院对滥用权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核且不给予立案受理的话，想必是不会轻易把“不适格”的被告牵涉到案件中来的，也不会让被告一次又一次地出庭，徒增相关应对诉讼的成本和费用。所以，对当事人滥用权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当事人另一方是否直接有权要求法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提出国家损害赔偿）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
（三）是一种补偿性责任，还是惩罚性责任？从法律性质进行分析，滥用权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的性质（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讹诈”或“坑人”）。这种行为对社会显然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至少不可能是法律或道德所提倡的行为。如果只是让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损失补偿责任的话，恐怕不利于制止或打击滥用权的行为，也不利于实现受害一方的损失赔偿或心理平衡。我们认为：法律应该对滥用权给他人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要求承担惩罚性的加倍赔偿责任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制止和杜绝权滥用的情形；而且，行为人所承担的赔偿额应当包括对方律师费在内。
以上关于滥用权行为之法律责任承担的分析只是笔者个人目前的一些粗浅想法，它的可行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四、处理滥用权案件所应遵从的基本法律原则探析
司法实践中所实际发生的滥用权案例可能还是不少，但是真正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恐怕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目前尚无追究滥用权责任方面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依据；而且即便是真正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当事人总是先从司法腐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很少从滥用权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解决问题，并且对权滥用之行为所产生社会危害性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但是发现问题后，我们还是要必须处理和解决的，并且一定要按照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来进行解决。下面我们就对处理权滥用案件所应遵从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再做些简要探析。
（一）处理此类案件首先应遵从“比照本诉和反诉案件处理方式实行合并审理”的原则。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针对原告一方当事人的，被告一方有权提起旨在抵消或吞并原告诉讼请求的独立的反请求，即反诉。反诉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它基于诉权的基本理论，旨在为了避免被告处于被动地位，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同时也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多次判决。对传统的反诉请求，还必须要求反诉标的与本诉标的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而被告方对原告方滥用权的诉讼标的与原告方对被告方的诉讼标的在事实和法律上是没有牵连关系的，是不符合传统反诉标的条件要求的，但是如果不将此两案按处理反诉的方式进行合并审理，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被告方的诉讼成本，达不到方便诉讼、节省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的目的。
（二）其次应采用“滥用权先行确认”原则和“合议庭审判”原则。因为原告一方一旦被确认滥用权，则必须向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审判机关为审慎处理此类案件，防止审判过程中出现过大的偏差，对涉及权滥用的案件应当在诉讼答辩期或证据交换期限内对是否滥用权问题依照被告的请求先行进行确认（超期不申请则视为放弃此项权利）。如果确认原告有滥用权的可能性的，应当告之原告（原告可申请撤销或变更原诉讼）；若原告坚持的，审判机关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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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要准确
节目定位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节目的生命力。如何搞好法治节目定位?笔者认为：
一要突出节目形态特点。例如，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栏目，开播十几年来，追求的目标还是1999年开办之初的想法，用屏幕上的法治故事，擦亮社会的眼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儿。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定位是“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守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重庆电视台的《拍案说法》栏目的定位是“拍真实案例，说民生法理”。不同电视台的法治节目，有不同的定位方式和生存之道，如潍坊电视台的《说法时间》栏目，就是围绕不同的受众，力求突出本土化特色。2008年1月初该栏目开播，其栏目定位为“以法律为准绳，用法律做支撑，讲一段法治故事，讨一个公道公平。”当年，该栏目就获得“全国十佳法治栏目”的荣誉。
二要适合地域特点。不同的地域，受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等差异的影响，必须有针对性地定位当地的法治栏目，才能有生命力。据资料显示，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截至2010年4月14日已播出3475期节目，报道了18000多条法治新闻事件。10年来，北京警方通过该栏目发出的通缉令，已有97％的犯罪嫌疑人或自首，或被观众举报出来。
三要适应受众口味。要考虑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人群的喜好，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栏目的定位。例如潍坊电视台的《说法时间》栏目，其宗旨和特点是：从法律视角观察社会，以法律观点评价是非，以生动案例警示人生。开播3年多来，该栏目正是因为抓住了当地受众的收视口味，着力打造本土化品牌栏目，才得以健康稳步发展。
策划要超前
电视节目策划应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观众，掌握受众的心理吸引观众，不断创新赢得观众，打造品牌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目的。
首先要把握好节目采编的时机，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是要做好新法律新法规出台前的策划，配合有关部门搞好法治宣传。比如，2008年9月18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出台之时，潍坊电视台《说法时间》栏目记者及时对该条例进行了深刻的解读，积极围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劳动合同的订立、解除和停止以及劳动者应享受的权利和义务，制作了7期特别节目，用典型的案例说话，用以案释法的形式，让新法的出台深入人心。二是提前做好与法治节目相关的活动日的节目策划。比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6国际禁毒日、12・4普法宣传日等重要法治宣传日，栏目记者应该根据不同的宣传主题进行当天节目的策划，从节目的内容、形式、效果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编排。例如，潍坊电视台《说法时间》栏目在每年的3・15当天，记者都会与当地工商部门一起在人群聚集区建立“一号服务台”，实地解决消费者当日的投诉。该栏目开播至今，“一号服务台”已成栏目的重要节目品牌之一。三是对本地区的刑事大案、要案要及时跟进。如惊动全国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北京影视演员“吴若甫被绑架案”、歌星“臧天朔涉嫌聚众斗殴案”等，都是瞅准了百姓关注和热议之事，及时地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四是对本地区有影响力的热点民事、行政纠纷等案件第一时间进行报道。比如说催讨农民工工资的纠纷问题，建筑房屋质量和购房合同纠纷问题，交通事故赔偿以及医患纠纷等等。五是要根据季节变化特点，配合相关部门搞好检查、监督和曝光。记者要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以及灵敏的嗅觉，特别对一些重要节日前容易出现的黑市场、隐藏在边缘地带的黑网吧等，要配合好相关部门给予重力度的打击曝光，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
其次要畅通信息渠道，主动寻找信息来源，从中遴选好的素材。掌握信息是搞好节目策划的重要基础。法治节目的信息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获得：一是公检法司的宣传部门提供的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如公安机关办理的有特点的刑事、治安等案件，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刑事、民事、行政等类型的典型案件。二是工商、房管、劳动仲裁等部门提供的非诉讼案件。三是其它媒体的法治报道，如报纸、网络登载的官方消息和公告。四是本台及观众通过信息平台和热线电话提供的线索。五是基层信息员提供的有关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民间调解等处理的非诉讼事件。据统计，2010年潍坊电视台《说法时间》采制的法治节目，司法机关提供的线索占70％，来自各信息平台的线索占10％，来自相关媒体和其它渠道的线索占10％，另外10％是自办的特别节目。
第三要有创新意识。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好的策划，是节目成功的一半。目前，电视节目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节目策划的竞争，因此，增强创新意识对节目策划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要培养乐于学习、精通法律、善于调研、开拓创新的策划人才。要着力在提高策划人才能力素质上下工夫：一是要提高学习能力，策划人员要善于动脑、勤于用脑。二是要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是有想象、联想意识，有超常的想象力。三是要提高搜集整理的能力，善于捕捉信息，搜集运用资料，会研究、会分析判断、会提炼运用。四是提高激发创意能力，要求策划者应具有创作潜能，注重锻炼和培养发散式、逆向性、超前性的思维品质。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能使法治节目长盛不衰。
制作要精细
常言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要使法治节目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就必须在严谨、周密、完善上下工夫。法治节目既要有新闻的真实性，又要具备艺术性。要达到两者的完美结合，就离不开现场感、故事化。笔者认为，制作法治节目应抓住以下关键点：
一是采访时要突出现场感。现场感是记者在采访新闻事件和拍摄过程中最直接的主观感受，也是最能反映现场氛围的可视性元素，利用生动的镜头画面传达给受众，使节目直观易懂。记者应利用好新闻与110联动的信息平台，力争与一线民警在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掌握特定环境中的现场气氛、事件经过、当事人状态、矛盾纠葛等细节，并予以客观真实完整的展现。通过记者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使观众感同身受。由于现场的真实性、动态性、可视性等特点明显，现场感强的节目最容易吸引
观众的注意，这也是法治节目打造品牌的重要因素。
二是撰稿时要凸显故事性。所谓法治专题故事化，是指“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凸显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法治节目的制作，重要的是增强节目编排的趣味性、可视性，使节目力求达到故事化。要把节目做得有看点、有趣味，还应在故事中体现出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深深打动观众的心。如潍坊电视台“说法时间”栏目，2009年12月制作播出的《妈妈的无奈》这期节目，就突出反映了一位姓黄的母亲，在对其子王某(未成年人)实在无法管教的情况下，到当地派出所请求民警把王某抓起来，黄某既不是大义灭亲，也不是英雄之举，是因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才做出了如此举动，目的是怕王某越陷越深成年后被重判，在黄某的举报下，民警一举将王某抓获。记者把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做成了感人肺腑的法治故事，达到了教育人、警示人的目的。
三是设悬念要扣人心弦。古语云：“看戏看轴，听书听扣。”“扣”就是说书的人“卖关子”，说到紧要处，将响板一拍，丢下一句“刀声起处人头落地，不知死者是谁，且听下回分解”，便戛然而止，留下悬念，逼得人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种技巧就是我们制作法治节目所说的制造悬念。好的悬念设置，能使节目的表述跌宕起伏，增强节目的故事性。设置悬念应根据栏目的时间长短和事件的复杂程度来确定，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一期15分钟的法治节目，平均5分钟左右设置一个悬念就比较合适。首先要设置一个总悬念。总悬念在节目开始就要提出，并要随着矛盾冲突的上升不断加强，直到事件发展得以释疑。总悬念往往是节目的主要情绪支柱，最能吸引观众，也是节目的重要看点，其设置应符合现实生活发展规律及人物性格命运。其次要设置两个小悬念，并在节目中穿行，作为事件的副线或者次要方面不断展现，以加强观众的期待心理，小悬念的设置应符合观众的收视心理，张弛有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节目全篇贯通，看起来精彩，也能较好地消除观众的收视疲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