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后汉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刘陶，一名伟，字子奇，颍川颍阴人，西汉淮南厉王刘长次子济北贞王刘勃之后。沈勇有大谋，不修威仪，不拘小节，通《尚书》《春秋》。熹平末因被诬告与张角勾结，为表忠贞，不食而死。中平元年被追封中陵侯。

刘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共百余篇。

史籍记载：

《后汉书 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后汉纪·灵帝纪》。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史记》；《后汉书》；奇；诞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国史学渊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黄帝始立史官仓颉。黄帝之世，渺茫难征，然《尚书》所录虞、夏诸书，虽或出于后世之追记，而必有所据。殷、周以降，史学日益发达。经孔子删定之《春秋》，为现存最早之编年史著，但编年体之诞生，实在孔子之前。《国语》等著作的出现，也标志国别体的较早成熟。《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史著，体例虽有不同，皆秉承载言记事的古史传统。史著自先秦时代的侧重载言记事发展到汉代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堪称中国史学的飞跃。而纵观先秦以来史著，无论记事写人，虽崇尚实录，却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倾向，《史记》无疑堪称好奇的典型。但先秦两汉的史传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至陈寿撰《三国志》，始专辟《方技传》等载录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大量著录怪诞内容，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对史传文学趣尚由奇到诞的变化及其缘由，学界关注尚少。本文试对此略作探讨，聊作引玉。

一、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司马迁的《史记》体现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对前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与继承，被公认为史传文学的巅峰。

司马迁向以好奇著称，但更“好学深思”，故怪诞离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虽然有时也舍弃不尽。《史记》首著黄帝，内容虽多取自百家传说，但司马迁对“其文不雅驯”者，则自称“未敢言”。而纵览《史记》，其内容记载表现对奇人奇事的偏爱又甚为显明。

试看三十“世家”中，吴太伯是让位之奇人，齐太公是虎变之奇人，勾践是忍辱之奇人，张良是运筹帷幄之奇人，陈平是阴谋之奇人；……七十列传中，伯夷是隐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隐之奇人，孙子是军谋之奇人，伍子胥是复仇之奇人，扁鹊是医药之奇人，李广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体之刺客、游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叶封弟，齐太公之垂钓渭滨，吴季札之挂剑冢树，勾践之卧薪尝胆，程婴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宠得祸，窦太后之因祸得福，张良遇圯上老人，陈平娶张负之女，子胥复杀父之仇，韩信报漂母之恩，甘罗十二为上卿（此事或为夸诞），冯唐九十举贤良，蔺相如完璧归赵（此事亦有可疑），鲁仲连义不帝秦，吕不韦善居奇货，赵养卒谈笑解围，郦生之连下齐城，陆贾之惊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难怪扬雄有言：“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汉书》堪称一部严谨的史著，但绝非一味典正，而同样时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内容。如《王章传》载王章落魄时的牛衣对泣，《陈万年传》载陈万年夜半教子，《李广苏建传》载李陵、苏武的奇崛人生，《霍光传》载霍光妻、子作恶后的恶梦连连，至于《游侠传》载汉文帝为陈遂偿博进一事，虽或不为班固所称道，但作者显然对其谐趣盎然的内容颇有兴致并津津乐道，使当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读前汉书汲黯传》有“兰台语过夸，马迁之同途”之论，不无道理。

三国乱世，英雄、奇士辈出，《三国志》诞生于西晋，陈寿记事以精简著称，对诸葛亮之奇谋巧技，也多略叙。但《三国志》也有“好奇”之表现，如《程昱传》首叙程昱奇计保东阿，《典韦传》载典韦勇力绝人，至于《张昭传》载张昭力谏孙权遣使辽东，因“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则“恨之，土塞其门”，张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最终，遣辽使者被杀，孙权立即认错，“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整个事件可谓充满波澜与奇趣。

另一方面，《三国志》又表现出对怪诞内容的兴趣。如《魏书・方技传》载华佗、杜夔、管辂等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属夸诞；《吴书・吴范刘赵达传》载吴范等种种占验，更为虚无不实之词。

《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本着严肃的著史态度，力图弘扬忠孝节义之儒学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驰骋翰藻、显扬文才，且深受时风影响，使《后汉书》不但与《史记》一样具有明显“好奇”倾向，而且显现较突出的夸诞色彩。

《后汉书・方术传》不仅所记人物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增加数倍，而且所载事迹也更加夸诞。如王乔有神仙之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赵炳巫术奇绝，“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费长房能与卖药翁同隐壶（即葫芦）中，且能死而复生。蓟子训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所谓士大夫向慕之语，显然为增加此事的可信。刘根颇能令人见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妄，将其收执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时寿光侯者同样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对左慈的神道幻术，《后汉书》更是津津乐道：

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汉书》于其他传记中也表现了对奇诞内容的兴趣。如《独行・李善传》为突出李善对主人的忠孝，写其抚养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为生（乳汁）”。《独行・范式传》所载范式、张劭交谊被传为千古佳话，但其中所叙张劭卒后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内容明显夸诞。《独行・王传》显王义行而感动鬼神也过于神奇。他如杨震冤死，顺帝下诏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杨震传》），“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 （《卓茂传》），“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鲁恭传》），“（江陵）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儒林・刘昆传》），广汉郡大旱，太守求雨不应，“（谅）辅乃自暴庭中，……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独行・谅辅传》），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宋均传》），“（蔡顺）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周磐传》附《蔡顺传》）……诸种神奇怪异之事，几乎不胜枚举。

二、史传奇诞趣尚转变之由

中国史著从一开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载：“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后事尤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语怪力乱神”，经其修订的《春秋》虽偶载奇事而无怪诞内容。

至《左传》，不但颇为好奇，而且对于鬼神怪诞之事时有留意。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2]，并非妄论。《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后，掘地与其母在黄泉相见并赋诗和好，就显然带有滑稽与传奇色彩。另如《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载翳桑之饿人等。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刺杀赵盾事，受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结果却自触槐树而亡，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时的身份表白其复杂两难的内心，这已不止于一般的虚构悬想。至于各种神奇怪异之梦，更是充斥于全书而无烦枚举。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对奇事也未尝忘怀。如《周语下》载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事，《鲁语上》载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晋语一》载晋献公卜伐骊戎及骊姬夜半而泣事，《晋语四》载晋人将烹叔詹，叔詹对晋文公语，《晋语八》记载“平公射不死”事等。《晋语九》载董叔拒听叔向谏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献子吊于槐树，奇趣的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认为出于战国之时的《逸周书》，已有开启《战国策》文风的倾向，其《太子晋解》篇记述师旷见太子，聆其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叙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鲁迅先生称：“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记》，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

至先秦末期出现的《战国策》，更以语言夸饰著称。《战国策》虽因此而有别于严肃的史著，但对其所载奇谋异事，严谨的学者刘向也说：“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4]

先秦早期社会，本是万物有灵、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们脑海的时代。然而随着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纣的灭亡，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清人事对历史的决定意义，变得空前理性。作为肩负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对历史兴衰之由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对流传的怪异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与改造，虽有损于上古神话的传播，但无疑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经其所修订的《春秋》，更将丰富复杂的历史批判寓于严谨简约的叙述之中。《左传》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毕竟源自巫官，自夏历商而至西周，经历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离的漫长过程。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已占据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史官文化未能尽脱巫文化的影响。《左传》颇多神奇怪异内容，不仅显示作者“好奇”的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等认识的复杂性的体现。细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规诫，体现道德内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仅为补充情节，使叙事保持连贯性之需要。《国语》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观。战国世风浸润之下，产生了风格更加夸诞的《战国策》，因其文风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严肃史著之外。但《战国策》乃为给后来策士们提供游说的经验与范本，其创作仍然体现一定的史学意旨。

司马迁生当西汉大一统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历史文化而著成亘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司马迁排斥了大量“不雅驯”的材料，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使《史记》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时有夸饰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马迁常因悲惜历史人物之命运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历史，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显例。相对于司马迁，深受经学思想浸润的班固更有一种严肃的著史态度，其对司马迁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订正。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笔，而且同样展现了好奇与浪漫的性格。

随着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动荡，士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愈加呈现。经学的衰微，玄风的弥漫，促进了士人放达奇诞风格的形成；离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人们超脱痛苦不幸的种种幻想。玄风弥漫的同时，佛学也渐趋流行，清谈、饮酒、服药的士人，言行放达的同时，往往也受有神论的浸染。尽管六朝时期不乏倡导无神论的斗士，但有神论思潮无疑占据了主流。一般热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学和史学者也不例外。干宝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其《晋纪》更被誉为“良史”，而其又颇热衷于搜罗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数为其辑录加工）《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5]虽然作者于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含以至社会批判。这种往往为史学前贤拒绝的有神论思想，却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学之流行，不仅促进有神论的泛滥，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带来巨大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影响了传统语言，佛教理念及佛经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甚或于魏晋时代即漫入史著。陈寅恪先生曾以《三国志》载曹冲称象和华佗断肠破腹故事为例，论证《三国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不独裴松之注解颇采佛教小说故事而已[6]。

《三国志》中夸诞内容，向来鲜为人们关注；而对《后汉书》的奇诞内容，后世论者又多以为“不足书”，然其所开之风却为后来史著如《晋书》、《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刘知几《史通・书事》论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7]从严肃的史学观念看，荒诞不实的内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门外；但从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无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且自史著诞生之初就呈现好奇的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虚诞内容。如《左传・庄公八年》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扁鹊饮上池之水后，能透视人五脏六腑，尽见人体内症结。前者体现了先秦人们的神灵观念，后者或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方术一类。自战国晚期至两汉，神仙方术思想渐趋流行，广泛渗入秦汉社会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习尚的浸染，自《三国志》始为方技人物立传，广摄奇诞之事，至《后汉书》更后来居上，实非偶然。

古人论文有“踵事增华”之说，文学的发展，文章的流变，总体遵循由简趋繁的路径。由汉魏到南朝，诗赋文章均渐有驰骋翰藻之势，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响。现代以来，论者普遍认为《史记》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称自《汉书》开始即呈现正史的史学与文学分途。实际《汉书》较之《史记》，固然逊其生动与风神，却又有明显的斟酌文辞、追求整饬的美学倾向。而这种典雅与整饬在魏晋六朝的文学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许并被发扬光大。至于范晔，论其所作《后汉书》，更自逞且自负其文采，《宋书》本传录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传之作，自两汉至南朝，某种意义上同样呈现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轨迹。范晔生活于儒学日衰的南朝，继承深厚的家学传统，自觉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学为己任，试图通过重写后汉一代历史，使统治者见盛观衰，更要通过描写东汉一代众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扬忠孝节义之主题。范晔一生，仕途多艰，结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经历使他如司马迁一样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风格。时风的浸染，宣扬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爱好，使其于史著中对奇诞之事往往兴趣颇浓而屡屡采摘入史，如其《方术传》中王乔、刘根等事迹均从《搜神记》演化而来。其对需要颂美的历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强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对《史记》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贬参半，现代以来则一致称颂，认为是《史记》高度个性化和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汉书》总体平实的风格几乎掩盖了其中好奇的表现。《三国志》简洁的风格也使人们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诞的内容。《后汉书》大量夸饰以至虚诞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增加了其叙事写人的生动性，使《后汉书》的文学色彩进一步凸现，因而仍然堪称一部史学兼文学名著，且与《史记》一道对后世史著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以来，因充分肯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现了低评《汉书》文学成就的明显倾向，以致出现所谓自《汉书》开始而呈现正史史学与文学分途的观点。考察《汉书》至《后汉书》的实际，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确切。实际上，由于中国历代作史者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学见长，所以即便严肃的正史传记中，也多数都呈现出史笔与文笔、严肃史料与逸闻趣事的交错，更无论杂史、野史著作。沈约撰《宋书》，大量取材《搜神记》；房玄龄等修《晋书》，则《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素材兼取并用，均是显例。要之，一方面，久远而强大的史学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自古即有“六经皆史”之论，钱书先生则又提出“史有诗心、文心”[9]之说，可谓别具只眼。纵观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正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6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诱.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55.

篇3

一、官吏选拔的术语

1.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它是一种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的制度。

2.荐举制：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荐举的科目主要有贤良方正、孝廉、太学博士弟子及特举特科等。

3.科举制：创于隋代，发展完备于宋代，衰落于清代，先后绵延1300多年，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主要铨选制度。考察科目繁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童子等科，各科考试方法和内容各异。明代以后考试程序又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殿试三年一考,由皇帝亲自裁定名次,定一甲前三名，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

4.除此以外，还有纳赀、军功、郎选、恩荫等途径。

二、授官的术语

1.征：皇帝特征、聘召人才。

例：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后汉书・张衡列传》）

2.辟：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

例：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

（《后汉书・马援列传》）

3.举：提拔，任用。

例：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史记・五帝本纪》）

4.授：授予官职，任命。

例：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荀子・儒效》）

5.除：任命，一般指免去旧职授予新职。

例：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6.拜：用一定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

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7.赠：用于追封已故者。

例：可赠给事中振恤遗孤，以慰存亡。

（颜延之《阳给事诔》）

8.起复：官吏守孝未满或降职后重新起用。

例：遭母忧去职，寻起复本任。

（《北齐书・清河王岳传》）

三、升官的术语

1.擢：由选拔而提升。

例：时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

（《明史・海瑞传》）

2.陟：升迁，指官吏的提升和进用。

例：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诸葛亮《出师表》）

3.进：用于较高职务追加。

例：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

（《汉书・孔光传》）

4.升：官职得到提拔。

例：名因文著，位以才升。

（白居易《祭卢虔文》）

5.超迁（擢）：破格升官。

例：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四、贬官的术语

1.谪：贬官，降职并外放。

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范仲淹《岳阳楼记》）

2.贬：降职并外放，与“谪”相近。

例：贬连州刺史。

（《旧唐书・刘禹锡传》）

3.黜：罢免官职。

例：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

（高启《书博鸡者事》）

4.罢：罢免、停职。

例：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

（高启《书博鸡者事》）

5.免：免除官职。

例：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汉书・文帝纪》）

6.夺：罢官免职。

例：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

（高启《书博鸡者事》）

7.褫：撤职查办。

例：张勃进陈汤而坐以褫爵。

（谢庄《上搜才表》）

8.左迁：降职。

例：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

（白居易《琵琶行》）

五、调动的术语

1.徙：改任官职，多指一般的调职。

例：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后汉书・张衡列传》）

2.迁：改任，转调原职品级的官职。

例：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后汉书・张衡列传》）

3.转：迁职调任，无所谓升降。

例：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后汉书・张衡列传》）

4.调：调动、调迁。

例：调为陇西都府。

（《汉书・袁盎传》）

5.量移：被贬边远地区的官员，遇赦酌情移至近处任职。

例：三年随例未量移。

（白居易《自题》）

6.出：指出京受任。

例：永和初，出为河间相。

（《后汉书・张衡列传》）

7.放：也指京官调任外地。

例：即放宁夏知府，旋升为宁夏道。

（梁启超《谭嗣同》）

六、兼职的术语

1.领：以本官兼较低职。

例：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后汉书・刘焉列传》）

2.摄：暂时兼任比本官高的职务。

例：周公摄政，践祚而治。

（《礼记・文王世子》）

3.权：临时代职。

例：兼权殿中侍御史。

（《宋史・李纲列传上》）

4.行：代行某职而尚无此官衔。

例：安国行丞相事。

（《汉书・韩安国传》）

5.署：暂任、官职。

例：成祖继位，命署礼部事。

（《明史・宋礼传》）

七、到任、离任的术语

1.新（始）视事：刚刚到任。

例：是时，茂陵守尹公新视事。

（《汉书・游侠传》）

2.下车：官吏初到任。

例：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

（《后汉书・刘宠列传》）

3.秩满：官吏任期届满。

例：秩满，造行在所，顾不数见公卿。

（陆游《傅正议墓志铭》）

4.致仕：交还官职，即退休。

例：永宁元年，称病上书致仕。

（《后汉书・刘般列传》）

5.归田：辞官还乡。

例：官中无人，不如归田。

（《晋书・李密列传》）

6.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

例：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后汉书・张衡列传》）

八、考核的术语

1.铨：衡量官吏的资历和劳绩。

例：府州久勤将吏，依劳铨序。

（《宋书・武帝纪中》）

2.课试：考查、考核。

例：境内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名问举错。

（《韩非子・亡徵》）

3.考绩：考核官吏的政绩。

例：故考绩黜陟，以明褒贬。

（《后汉书・马援列传》）

4.考功：考核业绩。

例：今朝廷不考功校德。

篇4

[关键词]两汉 经学 家学 地位和影响

在汉代“家”,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思是,《汉书》言诸《易》家说,皆祖田河、杨叔、丁将军;第二种意思是“家世传业”,如桥仁的《礼》、欧阳氏的《书》。本文所论即“家世传业”意义之家学。

家学顾名思义乃家传之学,又称“家业”,传家世袭的学业才称得上家学。汉武帝以后,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下,汉朝的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两汉家学也得以蓬勃发展。主要根据两《汉书》,并参考《八家后汉书辑注》、《两汉三国学案》等其它史料,笔者经过粗略统计,发现明确表述有家学情况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

家学是两汉经学内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两汉经学史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家学所传习的内容也很宽泛,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学范畴。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姊子颜安乐以传其学。虽然情形各有不同,但他们父以传子,师以传弟,并且开门授徒,为两汉经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书•儒林传》中记载“某氏之学”亦是从家学的角度展示了两汉经学的发展,如治《尚书》的“欧阳氏学”,治《诗》的“韦氏学”,治《礼》的“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治《春秋》的“尹氏学”等。

家学通过父子相传,世代承袭的方式,不仅在两汉学术而且在政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经学之家是汉代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对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家世经学常常形成累世公卿,这些由家学而致仕的势力也是构成两汉时期国家政权的基础之一。家学中多是名儒硕士,且常常担任重要官职,积极地参政议政。尤其是世代传经、地位显赫的经学世家,他们或代为帝师,或世居显位,不仅是发展两汉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也是当世国家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

一、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

两汉许多帝王都贯通五经,尊师崇儒,许多诸侯王和皇室子弟也都养成了崇儒好学的风气。他们学识品行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臣教育的影响。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1.家学首先直接影响汉代帝王,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等,由此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及两汉经学的发展。

家学中多有为帝王师者,西汉后期时韦贤、韦玄成及其兄子韦赏皆以《鲁诗》显贵。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诗》、《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曾教授昭帝《诗》;玄成兄子韦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韦氏家族如此显赫,以致邹鲁一带人皆以经书贵于黄金。高诩的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孔霸则以帝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

东汉时明帝以下五从桓氏受《欧阳尚书》。桓荣之子桓郁授章帝、和帝,郁子桓焉则授安帝、顺帝,都深受恩宠,声名显赫。桓氏门徒身居高位者亦众,像丁鸿、杨震、朱宠、黄琼以及杨震之子杨秉、孙杨赐,都曾位至三公。另外,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再加上家学的影响,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光武帝“爱好经书,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也“降义好儒”。直到东汉末,汉献帝亦好文学。统治者有如此崇儒好学的风气,也必然有助于经学的发展和家学的繁荣。

东汉时期的君主教育内容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儒家经学,这既是儒学得以独尊的有力保证,也是家学和经学教育得以兴盛的巨大动力。一方面经学给统治者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皇帝好儒,创设太学,主持召开经学会议,也是经学得以昌盛的政治保障,从而刺激家学的发展。

2.家学影响皇太子和诸侯王的教育。

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为保证其能继承大统,特设师傅之官,其制殷周既已有之。在两汉,太子的教育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是故为太子选傅应该受到重视,所谓“选左右,早谕教最急”。他还认为教导太子与治国有很大的关系:“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家学中任太子太傅或者少傅者甚多,他们直接影响着太子的受教育。

西汉武帝以前,为太子太傅者,除叔孙通为文学博士外,其他或者如石奋“无文学”,或者如卫绾“以戏车为郎”。汉宣帝以后,太子师傅一职人选由“忠厚恭谨”型转变为“明经笃行”型。这期间担任太子师傅的人中,除张谭因“廉洁节俭”见称外,其余都是由知识渊博的经学硕儒担任。他们或者是专通一经,或者是他兼通它经,不仅起着辅助、保翼的作用,还起着教师的作用。西汉家学中曾任太子太傅的有治《鲁诗》的韦玄成、治欧阳《尚书》的林尊、治《尚书》的夏侯始昌。另有治梁丘《易》的张兴、治严氏《公羊春秋》的甄宇、和冯谭三人曾拜太子少傅。

东汉时期,为了防范太子与师傅结合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进而威胁皇权,太子太傅、少傅之职虽然保留,但是名存实亡。这个时期的君主教育一变而为侍讲制,由朝廷大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经授课。其实侍讲现象西汉时期已出现,例如张霸宣帝时为大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任高密相。东汉期间家学中为太子侍讲者更为普遍。如包咸习《鲁诗》、《论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光武帝以欧阳学者桓荣为太子(明帝)师;刘昆,光武帝时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张以《尚书》教授,入授皇太子;欧阳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杨震桓帝时以明《尚书》征入劝讲。

二、家学是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与之相辅相成,促进了经学的广泛传播。而且在汉代“以经治国”政策的引导下,私学的教学内容逐渐集中到经学上。另一方面,尽管博士弟子、郡国生徒员额不断增加,但是仅靠官学难以满足众多求学者的要求,全国大部分教育工作仍要由私学来承担。作为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家学的影响和作用自然不可轻视。

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西汉末时大师弟子众至数千人,东汉时期尤盛。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有力地促进经学的广泛传播,也为私学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与之同时,私学的兴盛也直接使汉代家学大批成长。

以下胪列各经家学中私学教育的大致情况。

《诗》家学:薛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儒林列传》);鲁恭及其弟“习《鲁诗》,闭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后汉书•鲁恭传》);伏湛“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伏恭为常山太守期间,“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后汉书•儒林列传》);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后汉书•文苑列传•夏恭传》)。

《书》家学:桓郁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后汉书•桓荣传》);济阴曹曾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牟纡,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后汉书•儒林列传》)。

《礼》家学:褒少笃志,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后汉书•曹褒传》)。

《易》家学:刘轶传父业,门徒亦盛(《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传》);张兴“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至者,著录且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张兴传》);郎“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后汉书•郎传》)。

《春秋》家学: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其孙“承尤笃学,未常视家事,讲授尝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后汉书•儒林列传》)张霸七岁通《春秋》,后就长水校尉樊受严氏《公羊春秋》,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着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其子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后汉书•张霸传》)

家学中有的学者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讲学。韦贤在担任博士给事中的同时,“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有的经学大师,去官还家后,授徒讲学,如马融桓帝时去官,“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数千”。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东汉章帝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太学曾一度衰落。安帝揽政后,薄于艺文,以致“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如伏湛在王莽乱世仍坚持讲学,“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又如传欧阳《尚书》的桓荣,在王莽衰败,天下大乱的时候,“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更有一些名儒大师在王莽朝时选择了隐居教授。在官学荒废的时候,这些一心向学的儒者对维系两汉经学的发展和教育的延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学中亦有开办学校者。伏恭为常山太守时,就曾“敦修学校”;好经书、通《诗》和《礼》的宋均,“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祀”。能有此举措者虽为少数,但是他们在扩大教育规模、更广泛传播儒家经学上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三、家学是传播自然科学的支柱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私学的内容十分宽泛。当然经学是私学教育的最主要内容。今文经学有“通经致仕”的作用,因而是私学的教授科目;古文经学则对于匡正今文经学错漏弊端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出于学术目的也私授古文经学科目。另外,私学还讲授《论语》、《孝经》、《老子》等。

汉代兴办官学,无论中央太学,还是郡国学校,都是以教授经学为主,其他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则主要靠私学教授。家学作为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而然成为传播自然科学的支柱力量。自然科学也就成了家学所传习的除经学之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楼护的父亲为世医,“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世明法律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汉书•郭陈列传》所载:郭躬家世掌法,其父郭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躬中子,“亦明法律,至南阳太守,政有明迹”;躬弟子镇,“少修家业,辟太尉府,再迁,延光中为尚书”;镇子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僖,“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参考文献:

[1]来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545.

[4]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5]范晔.后汉书•郭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277-283.

[8]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1967.

[9]班固.汉书•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706.

[10]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186.

篇5

例句：

《后汉书》：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

《后汉书》：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

2、猜疑离心。

例句：

《后汉书》：明年春， 傕因会刺杀樊稠於坐，由是诸将各相疑异， 傕汜遂复理兵相攻。

3、疑惑诧异。

例句：

《齐东野语》：忽曛黑中一山横前，有窍如月，数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异，而身亦度窍矣。

篇6

一、新出封泥之齐职官

依据出土封泥拓片所见文字，以下对反映齐国职官的封泥做一些讨论。

(一)三公系统

“司空”、“司空之印”：《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绥和元年，更御史大夫为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又复称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更为大司空。”又《后汉书·百官志》：“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此司空印不冠以“大”字，是为诸侯国之故，见附图(9)、(8)。

“司徒”：《后汉书·百官志》：“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省牲灌濯，大丧则掌奉安梓宫。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汉官仪》：“王莽时，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司徒不冠以“大”字，是为诸侯国之故。

(二)御史大夫

“齐御史丞”：《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有两丞，秩千石。”又“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故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由上“齐御史丞”当为汉代早期齐国的御史大夫属下的两丞之一，见附图(32)。

(三)奉常系统

篇7

逃避的反义词以及造句

一、【反义词】

面对

二、【词语注音】

táo bì

三、【基本词意】

逃避一词出自《后汉书·赵岐传》，基本释义是逃走避开。

四、【英文翻译】

1.escape; evade; shirk

五、【详细解释】

躲开不愿或不敢接触的人和事。《后汉书·赵岐传》：“延熹元年， 玹 ( 唐玹 )为 京兆 尹， 岐 惧祸及，乃与从子 戬 逃避之。” 唐韩愈《与陈给事书》：“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诛，无所逃避。”叶君健《火花》十五：“他们也可以打破常规，找出别的办法来逃避这个命运。”

六、【拓展延伸】

1. 他们的老板为逃避责任溜走了。

Their boss escaped to weasel out of his responsibility.

2. 现实是不能逃避的。

Reality can't be escaped.

3. 这名参议员因逃避缴纳所得税而受到指责。

The senate was censured for income tax evasion.

4. 他总是逃避那些厌恶性工作.

He always shirks the unpleasant tasks.

5. 对有些人来说, 吸毒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

Drug-taking is a form of escapism for some people.

6. 他逃到巴西，企图逃避恢恢法网。

He fled to Brazil trying to escape the long arm of the law.

篇8

关键词：秦汉 夜郎 首邑

夜郎是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一重要的地方民族政权，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首邑是古夜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中心，对于古夜郎国有着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学界对夜郎尤其是夜郎首邑问题做过不少考证，但结果依然众说纷纭。

查阅《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和《水经注》等史料，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夜郎首邑的线索。结合以上史料，本文从三方面入手：从庄入滇的路线去推断；从唐蒙开辟的南夷道去寻找；通过江的源流去探寻。

一、庄入滇线路考

“庄入滇”是一个历来争论不绝的问题。关于此次西征的路线和时间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文献对此主要有两种记载：《史记》、《汉书》所记为“楚威王时”“循江上”；《后汉书》所记为“楚顷襄王时”“从沅水伐夜郎”。对于时间问题，多数学者主张以《后汉书》所记“倾襄王时”为准。但在进军路线问题上却没有取得共识。

关于庄西征事件，《史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汉书》记载与此同，唯缺“蜀”字。《后汉书》载“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船柯处，乃改其名为柯。”《华阳国志》载“楚顷襄王时，遣庄伐夜郎，军至且兰，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船处，乃改其名为。”从以上史料，可以明确，庄入滇必是溯江而上。但问题时，此江为何江，史料却未讲明，迄无定论。

《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是刘宋人，《华阳国志》作者常璩（291-361）是晋成汉时人，二书成书时间距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时已七百余年，距楚顷襄王（前298-前263在位）时亦已七百年左右，年代湮久，变异极大。而司马迁作《史记》之时，如作当代史，对夜郎有关事实的记载，可信度较高。因此，庄入滇路线当以《史记》所记为准。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庄入滇路线为“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我国古代称“江”或“大江”，均指长江。庄入滇，当自楚国首都湖北江陵始，溯长江而上，经三峡，至涪陵转入乌江，再沿乌江西上。此时，川东一带长江沿岸和涪陵地区属巴国地域，所以《史记》中说略“巴”、“黔中”指湖南和贵州东北部地区，“黔中以西”当指今贵州西北部地区。如果庄沿乌江而上，从安顺地区三岔河渡盘江而至云南，则应为黔中以西南地区，这与“黔中以西”所指地区在方位上不合。乌江中游，在清镇、黔西境由二支流会合。北支为六冲河，源于威宁、赫章境。南支即三岔河，亦源于威宁境。因此，庄沿乌江而上，继而向西，沿六冲河而至黔西北，从威宁经沾益、曲靖而达滇池地区。

二、唐蒙入使夜郎线路考

夜郎和巴、蜀的交通路线正式见于文献的，就是《史记》中关于汉武帝派遣唐蒙和司马相如通西南夷道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柯江。”由此可知，唐蒙是取道“巴、蜀关”去的。据《史记会注考证》校正，“巴、蜀关”应为“巴符关”。所以，唐蒙第一次会见夜郎侯多同，是取道今四川合江。

唐蒙回来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后，武帝为解决通夜郎的交通问题，便下令“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柯江”。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唐蒙主持修治的这条南夷道不再取道巴符关，而是取道巴符关西面的道（今四川宜宾）。《华阳国志》说，此道从道至朱提（今云南昭通）要“渡三津”，艰难险阻，唐蒙“斩石通阁道”，至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才修通。

朱提郡并不是此条道路的终点。据《水经注》江水注说，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之迹犹存”。今云南大关县豆沙关，从前叫石门，相传就是唐蒙凿石开阁的遗迹。这里明确记载了这条道路的终点是通到建宁郡的。晋代之建宁郡治所，在今云南曲靖附近。所以唐蒙所通夜郎道，终点无疑在今云南东北角的宣威、曲靖一带。这个地理位置正好在汉代道县的正南方和巴符关的西南方。道比巴符关距云南东北角更近些，唐蒙修南夷道不再取道巴符关，而选择道作为起点，显然是为了缩短距离，减小工程量。

三、江水道考

《史记》载“夜郎者，临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汉代番禺即为今广州。在我国西南地区，能通广州之河流者唯珠江水系尔。由此可见，今南、北盘江及它们合流后的红水河是江的可能性较大。但实际情况与《史记》中所载却有出入。今南、北盘江上游海拔达二千多米，到两江会合口处才降至五百米以下，河床坡度大，断层多，水流急湍，不宜行船。

两汉初，从夜郎首邑虽不可能一路坐船直下番禺，但当时的夜郎依靠江与南越保持密切的联系则是确凿无疑的。如唐蒙出使南越，在番禺所食“枸酱”即由蜀贾人持窃出市夜郎，又从夜郎贩运至南越番禺的。又如武帝年间，南越国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下柯江，咸会番禺”。由此可知，当时西南与华南间必有可行船之水道。

那么，江究竟是哪条河流？笔者以为，江即为柳江。柳江是西江干流中通航里程最长的一条水道，其上游叫都柳江和融江。船由贵州都匀西南的三都县出发，沿都柳江和融江而下，在广西柳州驶入柳江，在石龙驶入黔江，在桂平驶入浔江，从此处始即为西江主流，直达今广州海口。

《史记》载，驰义侯发兵时，“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可见，征发夜郎兵的地点在且兰，说明且兰臣属于夜郎。《水经注》载，豚水“经郡且兰县，谓之水。水广数里，县临江上，故且兰侯国也。”由此可知，且兰当在今北盘江以东今安顺一带。《后汉书》和《华阳国志》载，庄“军至且兰，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由此可知，庄先攻且兰，再灭夜郎，最后臣服滇。所以，夜郎首邑必在且兰之西，而滇又在夜郎之西。

综上所述，既然夜郎在且兰之西，滇又在夜郎之西，又夜郎与滇邻近，所以夜郎在云南东北部地区无疑。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常璩: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

篇9

摘要：汉乐四品是东汉宫廷的四类音乐，大予乐包括郊庙乐、上陵乐、殿食举乐和少量先秦雅乐；雅颂乐则是先秦所遗周颂雅乐；黄门鼓吹包括帝后的朝会、宴饮、丧葬殡仪，属于雅乐性质；短箫铙歌则属于黄门鼓吹的组成部分。汉乐四品实则三品。

关键词：大予乐 雅颂乐 黄门鼓吹 短箫铙歌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汉乐四品是汉代（东汉）宫廷的四类不同性质的音乐，东汉明帝时，将乐定为“四品”。在《后汉书・明帝纪》、《东观汉记・孝明皇帝纪》、《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以及《通典・乐一》等文中均有记载。但是，从以上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乐四品存在两种说法。这里姑且以两种说法中的代表《隋书・音乐志》和《后汉书・礼仪志》为切入点，探讨一下汉乐四品的问题。

《隋书・音乐志》认为，汉乐有四品：其一为《大予乐》，主要用于郊庙祭祀祖先的；其二为《雅颂乐》，主要在辟雍飨射时使用；其三为《黄门鼓吹乐》，天子用于大宴群臣。其四为《短箫铙歌》，作为军乐用于军中。而且《隋书》中也把其来龙作了说明，如“一曰《大予乐》……《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则《孝经》之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责令凯歌’者也”。《隋书・乐志》所谓的汉乐四品，分别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等四类音乐。

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也有四品，主要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这与《隋书》所说前三类基本上一致。而且蔡邕对于汉乐四品的来龙解释除了与《隋书》重复的部分外，又加入了更为详尽的材料，如：“一曰大予乐……《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令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分析蔡邕《礼乐志》与《隋书・音乐志》，不难发现其中的疑点，就是蔡邕所述的汉乐四品与《隋书・乐志》所述少了一品，《隋书・乐志》的四品《短箫铙歌》在蔡邕《礼乐志》中称为《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完整记载“汉乐四品”的除《隋书・乐志》外，还有《通典・乐一》、《通志・乐略》、《资治通鉴・汉明帝永平三年》胡三省注等，这些文献均认为汉乐四品，一为大予乐，二为雅颂乐，三为黄门鼓吹乐，四为短箫铙歌乐。

那么，关于汉乐四品中的短箫铙歌，哪一种记录更可信服呢？为了分清其中的原委，我们先将这四品逐一分析：

一 《大予乐》

东汉的第一品乐为《大予乐》，其名字始于《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从文献记载来看，《大予乐》是新皇登基所使用的音乐，同时也是应图谶而由汉廷下诏改名而产生的。这些音乐皆为祭祀先祖的郊庙雅乐，文中将这些郊庙之乐改为大予乐，将乐官称为大予乐官。而《后汉书・曹褒传》则较为详尽，其认为三皇五帝的礼乐都不互相因袭，而是各自体现了自己的功德特征。作为再次一统华夏的大汉，理应和三皇五帝一样，重新制礼作乐，以体现大汉的威仪和皇家的功德，而不是再因袭使用前朝的礼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百世的模范。文中还借用《河图括地象》及《尚书璇玑钤》等书典为其寻找依据。如：《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大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以上不难看出，《大予乐》就是东汉的郊庙之乐。

而郊庙之乐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西汉时期的郊庙祭祀之乐主要包括：高祖唐山夫人《房中乐十七章》，以及武帝时《郊庙十九章》，这些乐皆为西汉所创制的新乐，原属乐府职掌，哀帝罢乐府后改由太乐领属；还有一部分为西汉诸位皇帝郊庙祭祀所常奏之乐，如《文始》《四时》《五行舞》《盛德》等，这些郊庙之乐除了少量先秦雅乐外，大多为汉代所创制的新乐。这些雅乐在哀帝罢乐府归太乐领属，进而上升为汉代的雅乐，东汉时成为《大予乐》的一部分。

蔡邕《礼乐志》所述《大予乐》的另一组成部分为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这又是什么乐呢？《后汉书・礼仪志上》云：“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阙，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据史载，东汉明帝时对礼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每年元旦要求公卿百官、外国使者、各郡计吏及皇亲国戚等，皆到光武帝的原陵进行祭拜，要面对“神位”汇报粮价、民间疾苦、风俗动向等；八月，各贵族还要把最好的酒（酎）奉贡给宗庙，其礼与上陵之礼类同。此种仪式由过去的殿堂改为先帝的陵寝举行，由此看出，东汉对郊庙祭祀的重视程度。

而“殿食举之乐”，则承袭于周。《周礼・大司乐》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礼记・王制》云：“天子食，举以乐。”可知，天子食，需奏乐。

而以上这些仪式活动所用之乐是什么呢？古人认为，天子饮食起居必须顺于四时五味，而且需奏乐，这些音乐就是食举乐。食举乐的作用就是顺应天地，祈求神明，赐福人间。但是从文献来看，汉代的食举乐并非古雅乐，而是汉廷新创作的音乐。如《隋书・音乐志下》引马防奏言“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

因此，这些食举之乐是“太簇之律，雅颂之音”，而非“今请官雅乐黄钟”，说明其并非当时的“宫中雅乐”，而是以新创为主的新乐。

二 《雅颂乐》

汉乐四品的第二品是《雅颂乐》。《隋书・音乐志》认为，《雅颂乐》为辟雍飨射之时所使用的，因为《孝经》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是最好的教化工具。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周颂雅乐，是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的大典之乐，也引用《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字句，而且又索引《礼记》为其找依据，如“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二者的不同是《隋书・音乐志》所涉及的名称缺少“周”字，而蔡邕《礼乐志》则有之，且后续文字加入了“六宗、社稷”的名称。

“辟雍”是讲习、教化之场所，“飨射”是春秋两祭之典，“六宗”是上下东南西北之神，“社稷”是方社和五谷之神。古人将雅乐用于人，颂乐用于神。“辟雍”和“飨射”是用雅乐而不用颂乐的，由此可知，《隋书・音乐志》所云二品《雅颂乐》就是蔡邕《礼乐志》所说的《周颂雅乐》。

而两汉的《周颂雅乐》主要是武帝时好古的河间王刘德所献的雅乐。这些先秦古乐当时武帝将其“立之太乐”，但“并不常御”，只在春秋飨射之时“作于学官”。在两汉这些都属于先秦雅乐，其包含的内容今已无从考证。

三 《黄门鼓吹乐》

东汉汉乐四品的第三品是《黄门鼓吹乐》。所谓的“黄门”就是天子的“禁门”。东汉之时，“黄门”隶属于“少府”，是侍奉帝后的官署之所。

蔡邕《礼乐志》云：“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文中将《诗经・小雅・伐木》（雅乐）的“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又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由此推知《黄门鼓吹》是雅乐，其对象是“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用的。如司马彪《礼仪志》刘昭注引蔡质所记“立宋皇后仪”中便有“黄门鼓吹三通”方面的记载：皇后在殿中即位，太尉手持玉玺和绶带，天子要临轩在旁，朝中百官也要陪侍在侧，然后由主持仪式的宗正念读册封皇后的策文。皇后行拜礼称臣妾后即可坐到所要加封皇后的座位上，此时太尉将玉玺和绶带授予皇后。然后，需要黄门鼓吹三遍，鸣钟鼓。皇后即位仪式方结束，便可大赦天下。

此外，皇帝作朝会时，也用“黄门鼓吹”行仪：“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悉坐就赐。作九宾散乐……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小黄门吹三通，谒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罢。”

“黄门鼓吹”还可用于殡葬丧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丁孚《汉仪》记载：永平七年，光武阴太后驾崩，当时宫中下诏要求灵柩先置于殿中，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宫中男女侍官三百人皆身穿白衣，引棺挽歌，下殿就车，在黄门宦者带领下走出宫门。同时，“黄门鼓吹”还用于宫廷“大傩”之仪等。

从以上材料可看出，“黄门鼓吹”主要用于宴乐和礼仪两个方法面，具有雅乐的性质。

四 《短箫铙歌》

汉乐四品的最后一品是《短箫铙歌》。《隋书・音乐志》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所使用的音乐。《隋书・音乐志》与《宋书・乐志》的记载完全相同，但二者的记载则与蔡邕《礼乐志》的记载完全不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第三类的黄门鼓吹，是天子宴乐群臣所使用的音乐，且引用《诗经》中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字句为其找依据，并进一步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之乐，并索引《传》为其找依据，如“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蔡邕在《礼乐志》中所述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另立的一类。《后汉书・祭遵传》也有类似记载：“建武八年，帝东归过 ，幸遵营，劳飨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李贤注云：“黄门，署名……武乐，执干戚以舞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也说，“黄门即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武乐，即短箫铙歌也”。

《后汉书・祭遵传》中所记载的是光武帝犒赏、宴请士卒之时，用的是“黄门武乐”，也就是沈钦韩所说的《短箫铙歌》。那么天子宴请群臣诸将应该是《黄门鼓吹》，现在刘秀所用是“黄门武乐”的“短箫铙歌”，因此可以证实“短箫铙歌”就是第三品《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说来，《隋书・音乐志》、《宋书・乐志》所述的汉乐四品的第四品为《短箫铙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黄门鼓吹》中的武乐，它的功用主要是用于“王师大捷、军大捷”，是一种“凯乐”和“凯歌”。

综上所述，汉乐四品实际上只有三品。蔡邕《礼乐志》和《隋书・音乐志》在前三部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蔡邕的解释更为全面些。而所谓第四品《短箫铙歌》在《隋书》中另分为第四品，而蔡邕《礼乐志》中可能是《短箫铙歌》和《黄门鼓吹》皆有军乐属性的原因，将其归类于《黄门鼓吹》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二者所处的时间来看，蔡邕之说最为接近汉代音乐的真实，因此蔡说应当较隋说更具有权威性，所以汉乐四品其实应当为汉乐三品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刘珍：《东观汉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5]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6]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

篇10

1、虎、鹿、熊、猿、鸟。五禽戏是一种中国传统健身方法，由五种模仿动物的动作组成。五禽戏又称五禽操、五禽气功等。据说由东汉医学家华佗创制。五禽戏中的五禽指虎、鹿、熊、猿、鸟（一般用鹤为代表）五种野生动物。出自《后汉书-华陀传》。

2、五禽出处：《后汉书-华陀传》言：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态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日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以利蹄足，以当导引，后世有谓华陀为武术之始祖。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