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献综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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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言：文献综述的前言主要对文章主题思想的概括，简单明了即可。

3、正文：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两个部分，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及其理论依据，并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

4、总结：总结是就文献综述正文部分做简明扼要的总结，作者应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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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要求,文献综述,撰写要求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该部分是要求写国内外围绕你论文题目（或命题）进行研究的研究现状，即是指围绕此命题国内外已研究了哪些问题（可包含从哪些方面、什么角度、采用了哪些方法等方面对此进行阐述，不要求每一个问题都从这些方面进行全面阐述！）？研究的程度如何？已解决了哪些重要问题？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是哪些？或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在努力解决哪些问题？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主要研究了哪些问题？或主要从哪些方面研究了该命题？

该部分的重点是：国内外已研究了哪些问题？研究的程度如何？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是哪些？

二、研究成果

该部分是要求写国内外围绕此命题已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解决了哪些问题？具体撰写时可先将相关成果进行适当分类，再把各成果名称放置到相应部分中。注意：应在各成果名称之后简述其内容（如，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观点、结论等）。

三、发展趋势

指国内外围绕此命题将来主要要研究哪些问题（可包含将从哪些方面、什么角度、将采用哪些方法等方面对此进行阐述，不要求每一个问题都从这些方面进行全面阐述！）？其中热点问题将是哪些？未来的研究将侧重解决哪些问题？

四、存在问题

指国内外围绕此命题的研究还存在什么问题。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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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曾纪泽 晚清外交 中俄交涉 中法交涉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83-01

曾纪泽（1839――1890）字赂眨号梦瞻，汉族，湖南双峰荷叶人。次子。初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官至户部左侍郎，光绪十六年（1890年）卒，年五十一，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光绪年间曾先后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公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官员。在英国办理订造炮穿事宜；其后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改定《里瓦几亚条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时，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力与法人争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是晚清进步分子为保家卫国而努力的真实写照，其外交思想、外交手段、外交理论是那个时代是最为杰出的，为清政府的弱国外交争取回相当多的权益。

关于曾纪泽的学术传记，主要有喻岳衡点校的《曾纪泽遗集》，[1]石源华主编的《中国十大外交家》[2]，潘德利、王宇主编的《曾纪泽年谱》[3]，袁南生的《曾纪泽――弱国外交的代表》，[4]传章的《抗外侮维护祖国尊严――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5]对曾纪泽的的外交生涯、他的爱国情怀以及他为中国民族外交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做了论述。

在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中涉及到较多的关于曾纪泽的外交活动，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6]（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于2014年出简体版），引用了大量的外文资料以及时人日记，高度评价了曾纪泽于晚清内忧外患环境中在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汪衍振的《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7]，此书全面介绍了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在晚清屈辱外交史中让清王朝扬眉吐气。2013年出版的黄小用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8]则通过论述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做了系统性的概括，并将其外交思想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进行对比，是研究曾外交思想的代表作。

对于研究曾纪泽较多的外交思想和西学思想的学术论文主要是杨鹏程、谭扬芳的《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9]认为曾纪泽信奉实力外交。蒋跃波的《试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10]对于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局限和影响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陶亚飞、刘天路的《曾纪泽思想评议》[11]论述了曾纪泽的求富思想和民族思想，也有樊普芳的《曾纪泽外交思想的近代化与困惑》[12]，另辟蹊径，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矛盾出发分析其外交思想。关于曾纪泽的应对各国的外交活动主要有蒋跃波、李育民的《试析曾纪泽伊犁交涉成功的原因》[13]，论述曾纪泽出使俄国改约的背景、原因、过程以及评价。李志亮的《论中法战前曾纪泽对法交涉的得失》[14]采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对曾纪泽与法国之间的交涉进行了探究。梁英华的《试论黄遵宪、曾纪泽、在19世纪80年代对朝鲜外交的策略》[15]论述了曾纪泽对朝鲜的一系列主张：加强宗，联亚抗欧等。卢坤霞的《曾纪泽对保护近代海外华侨所做出的努力》[16]中提及曾纪泽在规范华工出国和海外设领护桥起到重大作用。

也有曾纪泽与同时代的人物的比较研究，譬如说：李芸的《、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研究》[17]论述两人的外交思想与日本观的比较，张浩的《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18]，贾一叶《左宗棠、李鸿章战和观之比较》[19]等论文都论述了曾纪泽与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外交大势以及对待洋务的态度。

但是现有的学界观点对于曾纪泽的研究更多涉及其外交思想，通过阅读原始一手资料，以及相关的论文，希望能通过论述曾纪泽的驻外活动来突出晚清外交的成长和困境。

参考文献

[1]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出版，1983年7月版。

[2]石源华主编，《中国十大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潘德利、王宇主编，《曾纪泽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4]袁南生，《曾纪泽――弱国外交的代表》，《楚材摭英？外交篇》《湘潮》2006年第四期。

[5]传章，《抗外侮维护祖国尊严――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党员之友》，1995年。

[6]（台）李恩涵，《外交家曾纪泽》，东方出版社2014年5月版。

[7]汪衍振，《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8]黄小用，《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版。

[10]蒋跃波，《试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 ，广西社会科学.学报，2004（09）。

[11]陶亚飞、刘天路《曾纪泽思想评议》，《东岳论丛》 1986 年第 4 期。

[12]樊普芳，《曾纪泽外交思想的近代化与困惑》，贵州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13]蒋跃波、李育民，《试析曾纪泽伊犁交涉成功的原因》，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8月版。

[14]李志亮，《论中法战前曾纪泽对法交涉的得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

[15]梁英华，《试论黄遵宪、曾纪泽、在19世纪80年代对朝鲜外交的策略》，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版。

[16]卢坤霞，《曾纪泽对保护近代海外华侨所做出的努力》，《兰台世界》，2011年10月。

[17]李芸，《、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18]张浩，《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清史研究》199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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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脱媒的定义、产生原因及度量

（一）金融脱媒的定义

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主要是指当时在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银行存款资金流向收益更高的证券资产从而产生的银行资金外流现象(Mishkin,2001)。此后许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的定义，Hester(1969)认为，金融脱媒是交易体系从中间人服务向一个没有金融交易存在或者最终的储蓄者和投资者直接交易的一种转变。Hamilton(1986)则直接将金融脱媒定义为企业不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市场上借款行为。Harmes(2001)认为，金融脱媒是指在投资者或金融工具购买者与生产者绕过中介机构直接进行的交易。

国内方面，唐旭(2006)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对金融脱媒进行了定义：狭义是指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存款机构的存款资金流向货币市场工具的现象；广义的定义不仅指存款资金流向高息资产,而且指资金使用方不经过金融中介,直接在货币市场发行短期债务工具的行为。李扬(2007)认为,金融脱媒是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不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的现象。

（二）金融脱媒产生原因

关于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在肯定金融市场发展、技术进步和金融机构利润驱动等市场因素外，大都认可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是金融脱媒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因。自美国之后,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金融脱媒现象通常是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产生的。Roldos(2006)发现,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出现了明显的金融脱媒现象,加拿大银行法案的修订以及全球和加拿大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是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驱动力。Tan和Goh(2007)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马来西亚金融政策向市场主导转变,金融脱媒现象随之不断加深。

国内银行界在2006年的“金融脱媒背景下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研讨会”的综述中指出，政府主导型的金融脱媒是我国经济转轨阶段金融脱媒的一个重要特征。李扬（2007）认为，脱媒现象是中国在确立发展直接融资战略，获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必须接受的事实。

（三）金融脱媒的度量

由于对金融脱媒的定义不同,不同学者关于金融脱媒的度量也不尽相同。Hester（1969）采用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的要求权来度量金融脱媒。Schmidt等人（1999）定义了资产(负债)中介化比率和证券化比率两套指标体系来考察金融脱媒。Capelle和Cluppey（2006）采用信贷中介比率与市场中介比率之和用于度量日本1979-2004年间的金融脱媒。其中,信贷中介比率为国内金融机构向国内非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与国内非金融机构全部外部融资的比率；市场中介比率为国内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发行的证券与国内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的比率。

国内关于金融脱媒度量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宋旺和钟正生(2010)借鉴Schmidt等人（1999）定义的中介化比率和证券化比率，对我国金融脱媒指标进行了度量,并基于MS-AR模型对我国金融脱媒趋势进行了实证检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金融脱媒的度量研究。

二、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以及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一）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Schmidt等人(1999)认为，金融脱媒并不能说明银行的整体功能减弱了，只是使以下两个方面更具现实意义：一是强调脱媒是银行功能在结构上的一种调整，二是表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市场不断分化中其专业化分工趋势加强了，同时也表明银行的混业经营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Nissen（2000）等人的研究发现，金融脱媒的结果并不是金融机构（银行）媒介作用的消失或危机，反而会在促使媒介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使新的中介组织被不断创新出来，形成“脱媒校正”效应，“脱媒校正”是“银行脱媒”的一个正效应结果。

李军（2006）认为，金融脱媒给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风险管理、盈利能力等方面将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更加主动有效地管理风险、加强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以及为商业银行业务结构的优化。周小荣（2007）研究发现，金融脱媒对对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造成的冲击较大。

（二）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金融脱媒几乎是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其金融发展中难免会碰到的问题，金融脱媒现象的出现及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造成冲击，从而削弱商业银行融资中介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未来的生存和发展。David Powell(1998)认为，金融脱媒使银行不再像以前一样从事传统的资金融入、审核、放贷管理以及收回等业务，而是有很多机构专门从事其中的一项或几项业务，这种做法使银行在分开经营中能够分担责任、提高专业化、降低成本。Kevin Rogers等人(1999)研究发现，在金融脱媒背景下，规模较大的银行倾向于拥有较少的利息收入和相对较少的核心存款，通过大力发展非传统业务降低市场风险同时增加银行的市场价值。Mercer(2000)也认为，银行业在金融市场发展新形势下，要注重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客户提供复合化产品与服务，以增强自身竞争能力。

国内学者陈斌（2007）认为，金融脱媒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银行传统中介功能提出的挑战,商业银行可从零售银行业务、中间业务及网络银行等业务推动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此外，许文兵（2006）、胡红业和刘博（2010）认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配置多样化以分散经营风险、提高资产平均收益率。

三、结论与展望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国外学者关于金融脱媒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比较充分；在研究内容上从早期关于金融脱媒内涵的界定，逐渐扩展到金融脱媒的度量及影响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从简单的定性描述向构建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发展，为金融脱媒研究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金融脱媒产生及变动趋势的理论阐释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内方面，由于金融脱媒出现较晚，有关金融脱媒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脱媒的表现、影响及商业银行应对策略等定性描述层面，关于金融脱媒计量研究比较缺乏。因此，在金融脱媒今后的研究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金融脱媒产生动因、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方面，应认识到金融中介长期存在的现实，关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分工合作”关系，尝试从金融功能观、金融生态观等新视角对两者的及合作路径等问题展开探讨。

二是应加大对金融脱媒的量化研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时调整金融脱媒度量指标，采用科学有效的实证方法研究诸如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及金融政策的影响，以指导相关部门及时进行政策调整。

三是应重点关注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从多角度和多层次研究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诸如业务结构、利润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影响，以更好的指导商业银行利用自身在人才、资本、技术、客户方面的天然优势，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服务金融市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Mishkin F S.The economics of money,banking,and financial markets[M]. 7th ed.Addison-Wesley,2001.

[2]Roldos J.Disintermediation and monetary transmission in Canada[Z].IMF Working Paper,2006.

[3]Schmidt.R等.Disintermediation and the role of banks i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1999,（8）:36-67.

[4]Capelle B,Cluppey S.The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inter mediation in Japan[J].Japan and World Economy,2006（20）:40-60.

[5]唐旭.金融脱媒与多层次金融市场[J].新金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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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管激励；企业绩效

国内外学者针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由于众多学者运用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对象各异，到目前为止，对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首先将高管激励分为货币性激励及非货币性激励，分别阐述其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关系。

一、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货币性激励主要包括薪酬激励（包括基本工资、津贴、福利及奖金）、股权激励及在职消费（刘勇）[1]。国内外学者对于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已趋于成熟，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取得一致结论！

货币薪酬方面：部分学者认为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Kevin、刘绍娓和万大艳[2]、陈丹和刘杰琼[3]）。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无显著正相关关系。如魏刚[4]、Jensen和Murphy [5]及Yermack认为高管年度报酬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谌新民和刘善敏的研究也表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

股权激励方面：股权激励能有效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第一类成本（Jensen和Meckling）。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如Kato H，Lemmon M，Luo M、于东智，谷立日、徐宁等均认为高管持股有利于克服管理者的短行为及成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或者负相关。如王锐等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区间效应呈“正 U型”关系。顾斌和周立烨、白洁等均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激励作用不明显。

在职消费方面：理论界关于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有观和效率观两种观点，观认为在职消费是一种难以监控的公司高管为了谋取私利采取的手段，易造成企业资源浪费。而效率观则认为在职消费给高管带来的优越感能够激发高管的潜能，提高效率。Fama、罗宏和黄文华[6]的研究均验证了观。Rajan和 Wulf [7]、朱焱和翟会静研究则验证了效率观。

二、非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非货币性激励主要包括管理层权力、内部薪酬差距及职位晋升等（刘勇）。国内外学者较少对高管非货币性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单独研究，更多的是关注非货币性激励对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管理层权力方面：权小锋等、Bebchuk， L.A. Fried， J.M. 等认为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就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卢锐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可以加大高管内部的薪酬差距，但是对于绩效的影响却不显著。朱焱和翟会静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高遐等证明了在高管理决断权情况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挂钩更加紧密。吴作凤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高，激励契约中设定较长有效期的概率越低。

内部薪酬差距方面：锦标赛理论从动态视角解释薪酬差距，认为企业内部的晋升基于相对绩效排序，薪酬差距来自组织层级的不同，较大的薪酬差距能产生较好的激励效果。虽有少部分学者质疑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认为内部薪酬差距有失公平，挫伤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巫强、张正堂）。但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锦标赛的存在性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常建、林浚清等、白锋和程德俊）。

政治激励方面：国内外更多的是消极的以高层管理者被动变更的角度去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发现高层管理者的变更与企业绩效负相关。龚玉池、张丹等、朱 [8 ]等均认为经营者变更威胁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研究发现高层更换的可能性显著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宋增基则认为政治激励存在的时候，绩效对物质报酬的边际贡献下降，此时物质激励和政治激励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三、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对于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研究：国外学者关于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理论体系已经成熟，但其实证研究主要是以英美或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型上市公司为主，缺乏对发展中国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而我国学者对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数据不同所造成的。我国的行业及地域发展不平衡亦可能是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李玲曾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和持股激励效应存在着较大的行业性差异。对于各项激励措施之间的配合效应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主要在研究非货币性激励对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而鲜少有学者研究货币性激励对非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勇.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长期激励体系构建探析[J]. 市场论坛， 2015，（9）： 43-45.

[2]刘绍娓，万大艳.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比较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3，（2）： 90-101

[3]陈 丹，刘杰琼. 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高管激励和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J]. 东岳论丛，2010，31（11）：44-49

[4]魏 刚. 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 经济研究，2000（3：）32-39

[5]Jensen， M.C， Murphy， K.J. Performance Pay and Top- Management Incentiv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2）：225

[6]罗宏，黄文华. 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9）：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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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唱艺术；音准训练

一、围绕标准音持续长音的六种训练

①持续音训练：训练要求用“lu”持续发音两分钟以上，这个训练要求第一，“三统一”即高位置统一，共鸣腔体打开统一，母音口型统一；第二，要做到两保持“保持音高”“保持位置”；第三，音准上要做到“三要素”，音准不花，需要队员轻声唱多听；用软起声训练声音不颤抖用直声发音；用硬起声训练使声音不会一开始就是滑音。

②断续音训练：在持续发音之后，停下来听一段曲子或者一个笑话，再让合唱队员重新唱出标准音，通过多次反复的“记”与“忆”的训练达到固定音准的概念。

③接续音训练：给出标准音，让合唱队员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按顺序一个个唱出来，然后按顺序一个个停止，最后一个唱的音再和钢琴的标准音对较，看是否走音。

与其他传统练声的区别：接续音训练其一个最重要的效果是让合唱团员做音色模拟训练，让合唱团员对音色有较高的模仿和调节能力，从而能使合唱团员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音色，而传统的练声观念是“男高音声部是小伙子，女高音声部是小姑娘，男低音是老大爷，女低音是老大娘”，这一点是接续音训练作用和训练理念上与我们平时合唱训练的一个大不同，从而尽可能的缩小声部之间音色的差别，从而达到合唱音响的统一。

④力度训练：标准音以“lu”的方式，进行力度变化，因为往往训练过程中，力度变化对音准会有影响，力度强时容易使音偏高，力度弱时容易使音偏低，因此在训练中加强力度的训练，最后于钢琴的标准音对较，可以减少力度变化对音准的干扰。

⑤变化母音训练：给标准音用“U”“O”“A”三个母音训练，以“O”为中心，使声音达到一个圆润的状态，同时也训练不同母音情况下的音准。

⑥变化气口的训练：即“急呼急吸”“急呼慢吸”“慢呼急吸”“慢呼慢吸”，以训练气息的能力。

在这6个围绕长音练习的训练结束后，张老师还会把这几个训练综合起来，让合唱团员不会感觉到训练的枯燥，锻炼指挥与团员的默契。围绕A音进行长音训练是一个需要长期进行的训练，张老师制定的方案笔者认为十分有长远意义，即每节课的前、中、后三个时期都要进行。并且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的长音训练，每个阶段八周时间，第一阶段：听A唱A；第二阶段：想A音唱A音的和声音程，即A与下方小三度F；第三阶段：想A音唱出别的调式的主三和弦。

二、合唱中音准的探究主要有以下内容

1、音准的绝对性

从物理学客观数据的唯物主义角度，用形象的图形法和客观数据阐述了什么是绝对音高，从独唱的音准上升到合唱中的音准，得出合唱在纯理论的条件下要达到统一的本质，从理论上得出合唱音准的重要性与困难所在。

2、音准的相对性

文章从三大律制的角度讲述了合唱中运用十二平均律的优势，介绍了合唱中相对音准的概念，从横向上说明在调式中根据主音的不同而调整音的倾向性，也从纵向和声上说明纯律的优势，从而在不同风格不同时期的合唱作品处理上，三种律制的结合运用是处理音准的方法。

3、从人的听觉和发声的生理和心理角度描述音准问题

强调“自我监听”对音准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强调在“自我监听”的基础上“互相倾听”，它包括个人之见的“互相倾听”和声部之间的“互相倾听”；再者，提出“想象音高”对合唱音准的影响，强调指挥在合唱排练时对启发集体“想象音高”的重要性，可见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也贯穿于整个合唱的音准中。

这是从科学的物理学科、律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科学的论述音准的形成，影响音准的因素，从而指导指挥在合唱排练中对音准的控制有个更加细致、精准的了解。但是并没有经过太多实践经历来写音准训练方法，属于思辨性较强的论文。

三、关于音准训练的思维问题

对音准的概述是合唱中发声同律制相符合，从分类的角度讲，音准又分为旋律音准与和声音准，即横向的旋律之间的音的度数的准确性，纵向的声部与声部之间和声关系的准确性，本文的思路是先大致讲述了音准在合唱中的重要地位，然后从三个方面对提高音准进行阐述。第一，合唱指挥本身需要具有深厚的声乐理论基础和演唱技巧，才能引导合唱队员精确的把握音准，并且还要具备良好的声音听辨能力，能分辨出声音高低、宽窄、音域、声部等一系列问题；第二，强化音高的声辩训练，其中包括横向单音的声辩即听音模仿，还包括加强演唱和弦与音程的训练。第三，做好音准的纵向与横向训练，即前面所说的旋律的音准感和声部和声之间的音准感。

期刊简明扼要的说明问题，但论文更具有系统性和具体性。

四、音准基本规律理论

第一个方面――音高听辨，在训练中要求合唱队员从气沉心静入手，反复熟悉大调音阶的构成规律及音高差，然后集中精神听辨纯一度音程与其他音程之间的音响差别，在反复进行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合唱队员形成用耳动脑的习惯，如在众多人声中找出某个人的声音，在和弦、和声中听出某个声部，并听出声部所处的位置；同时合唱队员通过互相测试互相验证的方式培养学习兴趣，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个方面――音高思维，音高思维即用大脑把视觉感知的乐谱记号，听觉接受的音频振动，发声器官发出的音高信息等，根据 自己记忆 中储存的音高信息提取相应的材料加以对比，作出音高判断、鉴定的能力。提高合唱队 员思维能力的最佳方式只能是在气沉心静的状态下，让他们用脑、用心去思索，去意识歌唱；并将其掌握的音高训练方法用内心视像方式反复放映，逐步加深印象，对音高体系形成概念；经常采用音响高度与思维音高相互验证的方式来指导和提高音高的准确性，调动他们的自我听觉意识，逐步形成音高推理的习惯，养成在生活中随时判断音高差的意识反映。

第三个方面――呼吸保障，正确的呼吸是心静的前提，心静是耳聪的保障。而心静耳聪、思维反映敏捷才能调动自身的听觉意识，使听辨清晰，发音准确。同时，气沉则易控制，呼吸均匀，出气平稳，更能保证气托音出，稳而不乱。让气息轻托声音，关闭口腔，用“哼鸣”来体会感知音的高低位置，更易于调节声带的振动频率。正确的吸气，控制和平稳的呼气对于音准训练举足轻重，对发音的音准意识和稳定性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第四个方面――音高记忆，音高有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的区别，在我国当前普及音高训练一般采用相对音高的训练，而相对音高又受到调式、调性关系的制约。根据这一客观现状，在训练时应刻意的记忆旋律的固定音高，有意识的分析旋律的音高关系，特别是有特色的音程跳进以及音程不同音高的差别，然后再从调式主音入手扩大到属音中音为核心的纯五度、纯四度，大小二三六七度音程，在旋律的基础上增加乐曲的听辨模仿，提高合唱队员乐音的概念和储存量。

第五个方面――半声共振，放声演唱，必然使大脑兴奋、紧张，同时因剧烈振动造成大脑轰鸣而失去听觉的最佳分辨能力，使听觉反应迟钝。所以训练时，在掌握“哼鸣”歌唱的基础上，控制气流平稳上托，用半声或微声发音，为减少对音频的干扰，不用字头，去掉牙、舌、齿之间的摩擦，口腔打开一次到位，统一韵母，保持振频，以避免由于口腔变化而形成的音色及基音的不稳定。半声共振训练可直接调动合唱队员的听觉意识和音高思维，丰富他们的音高记忆，锻炼他们个人的呼吸能力，使每个人的音高听辨能力在集体中得以加强和提高。

第六个方面――字头谈吐，过分强调咬字，口形容易变化过大，气息准备过足，形成僵字散音。因此最好的吐字应该是心中有字，口中无字。声音似抛物线一样轻轻弹出，使气沉沉地在下面（小腹），声音飘飘地在上面 （ 面罩共鸣 ），形成点线面一体的状态。这时，喉头一定要下去，舌根不能抬高，舌尖轻弹，气息平稳托住，保持声音的稳定和坚实。

主要针对的是合唱队员个体的音准提高，简明扼要的从音高的听辩，记忆以及发声方法方面解释出音准训练的规律，由浅入深，说明学习音准应当系统的，按照其规律循序渐进的学习，对合唱音准训练提供了宝贵的规律和理论指导。但没有对合唱中的音准训练做具体的说明。

结语

合唱音准训练需要从音准本身、音准基本规律、训练法、训练思维等方面进行学习和实践，是理论转化为实践，再从实践中提炼出理性思维的一个互相指引相互推进的过程，本文对合唱音准训练问题的解决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但是只是较为综合的把握合唱音准训练问题，还需要笔者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参考文献：

[1]杨鸿年 《合唱训练学》【M】 中央音乐出版社 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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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PO；定价机制；定价方式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9日

一、国外研究回顾及综述

现有的研究IPO之谜的理论大致划分为两类：理性与非理性。因为IPO存在上市首日高收益的原因无外乎是两方面：一是新股发行价过低，即从理性的角度解释认为存在抑价；二是新股上市首日过度反应，即从非理性的角度解释认为存在溢价。我们从英文用词Underpricing可以看出，大部分抑价理论解释是基于理性的范畴，即认为发行价格低于股票内在价值，导致首日超额收益存在。该解释的前提是二级市场是有效市场。

关于理性解释主要分为两类：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息对称理论。尽管大量的实证证明理性理论对于成熟市场IPO之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新兴市场中理性理论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不适合的。国外主流的研究基础是信息不对称理论。因为整个IPO主要涉及四个当事人，即发行者、承销商、投资者、监管者，根据信息不对称所考察的对象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分支：

1、投资银行模型。Baron（1982）提出，与发行人相比，投资银行具有更多的关于资本市场发行与定价的信息，博弈的结果是发行人将定价交由投资银行，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投资银行往往更加倾向于采取抑价的方式发行，以确保发行的成功，并建立起良好的声誉。

2、“赢家诅咒”模型。Rock（1986）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之间并不是信息对称的，即存在知情投资者和不知情投资者。对于新股发行来说，仅拥有知情投资者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一定的不知情投资者的参与，才能确保发行顺利，故此主张IPO抑价是为了补偿不知情投资者所承受的信息风险，以吸引这部分投资者参与认购。

3、信号显示理论。该理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发行人在IPO价值方面拥有比投资者更多的信息，发行人把新股抑价作为一种向投资者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Rock，1986）；二是发行人可以通过委托声誉卓越的投资银行为其承销股票，从而向投资者传递风险较低的信号。Carter和Manaster（1990）以及Johnson和Miller（1988）研究发现，声誉较低的投资银行所承销的企业，其IPO抑价程度要显著高于声誉较高的投资银行所承销的企业；三是那些IPO后有再融资（SEO）需求的企业，往往会通过IPO抑价吸引投资者的认购，并在以后的再融资过程中给予补偿（Allen and Faulhaber，1989）。此外，Brennan和Franks（1997）认为，在IPO后，发起人仍然希望维持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故此发行人倾向于利用IPO抑价产生的超额认购效果，避免大型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的经营权。

大量的实证证明了理性理论对于成熟市场IPO之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新兴市场中多数情况下是不适合的。故此，有些学者开始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角度提出了解释，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投机泡沫假说和异质预期假说。投机泡沫假说认为二级市场在估价新股时是无效的，新股过高的首日收益缘自噪声交易者的参与，其对新股股价存在过度反应（Black，1986）。新股的发行价格没有低于其内在价值，但是噪声交易者使其溢价。新股上市后经历了短期上涨形成投机泡沫，之后破裂，即长期高估。

Miller（2000.1977）的异质预期理论认为，在观点分歧和卖空限制的假设下，认为对IPO最乐观的投资者将决定新股上市后的价格。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消息公之于众，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分歧将减少，结果是市场价格下降。

二、国内研究回顾及综述

目前，关于中国证券市场IPO抑价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层面，其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检验西方的抑价理论是否能够用于解释中国的IPO抑价现象；二是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寻找IPO抑价的影响因素，并探寻我国IPO高抑价现象的形成原因。

1、对西方抑价理论实用性的检验。在对“信号传递”模型的检验上，Dongwei Su和Fleisher（1999）对1987～1995年在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的308只IPO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抑价越高的IPO公司在日后的增发中筹集更多资金的可能性越大，IPO与SEO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这一实证检验结果与“信号传递”理论的预测一致。夏新平和汪宜霞（2002）以1992～1999年的809家IPO作为研究对象，然后选取在8年内有增发行为的56家IPO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Welch的增发信号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虽然IPO抑价水平与随后的SEO有一定联系，但却缺乏统计显著性，增发信号模型在我国的IPO市场上并不能得到支持。Chi和Carol（2006）对IPO抑价和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变动进行了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关系，并认为信号传递假设并不适于解释中国的IPO抑价现象。

在对Rock“赢者诅咒”模型的检验上，王晋斌（1997）以1997年1月8日至6月27日在沪市上市的52只IPO作为研究样本，根据Rock（1986）模型，仿照Koh和Walter（1989）的研究方法，在考虑中签率与申购成本的条件下测度出沪市1997年上半年新上市股票的短期超额报酬率为2.702%，大大高于同期无风险资产利率。这表明Rock的“赢者诅咒”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我国。杜俊涛等（2004）的研究却表明，中国一级市场上的投资者并不存在这种超额收益，因此Rock模型在中国是适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的IPO抑价理论都是建立在二级市场有效以及发行市场是竞争的两个假设之上的，然而，目前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的二级市场是有效的，而中国发行市场一直以来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政府行政管制。既然主流抑价理论的假设前提都不存在，因此得不到中国IPO市场实证检验的支持也就不足为怪了。

2、IPO抑价的影响因素及高抑价的成因。几乎所有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一级市场上存在着远高于成熟资本市场上的IPO抑价，且长期居高不下。这种异常的IPO高抑价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早期的部分学者认为，我国IPO高抑价的根源在于发行价格定价过低，如王军波和邓述慧（2000）、杜莘等（2001）认为，严格的市盈率管制造成了IPO定价过低，从而形成了高抑价现象。然而，这种观点很快收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质疑：

其一，宋逢明和梁洪昀（2001）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了在取消发行市盈率限制后上市的95只股票调整后的初始回报水平，发现个股间发行市盈率水平仍未显著拉开，初始回报仍处于很高水平，影响初始回报的主要因素来自二级市场，如股价总体水平、行业平均市盈率等。

其二，曹凤岐和董秀良（2006）以1997年1月至2004年8月在沪深两地上市的525只IPO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价值变量提取的主成分因子分析了我国股票IPO定价的合理性。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IPO发行价格较市场价格更能反映公司内在价值，造成IPO抑价程度过高的主要原因是二级市场价格虚高。张人骥等（1999）也持同样的观点。

其三，田素华（2002）研究了境内外交叉上市企业的IPO价格差异，发现A股定价明显高于H股，这种同股不同价的现象似乎也暗示，A股IPO的定价可能高于其真实价值。

既然IPO高抑价现象不能由发行定价过低得到解释，那么从二级市场寻找原因就很显然了。在对IPO抑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李博和吴世农（2000）、宋逢明和梁洪昀（2001）加入了换手率因素，发现IPO抑价与其显著相关。这意味着我国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对IPO股票存在着相当强烈的狂热情绪。他们认为正是投资者的这种狂热形成了二级市场价格的虚高，从而导致高抑价现象的出现。周孝华等（2005）也以换手率和看涨指标作为投资者情绪的指标，实证表明IPO上市首日存在相当高的噪声交易，从而形成IPO高抑价。

目前，对我国IPO高抑价现象的研究文献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对抑价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回归，并借此解释IPO高抑价的形成原因。然而，这只能表明某些敏感因素对抑价的形成有影响，但却不能精确度量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因此也就不能判断是不是这些因素导致了高抑价现象的产生。其二，在对高抑价形成的理论研究中，现有的文献基本上是从宏观的制度层面讨论这一问题，很少有人从抑价形成的微观机制入手，而这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主要参考文献：

[1]巴曙松，陈若愚等.中国股市IPO发行与定价方式的演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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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行业 医药供应链 医疗服务供应链

一、引言

医疗服务，要满足患者的需求，不仅要对物流，还要对资金流、信息流、工作流程等进行协调。这种协调要在医疗企业内部进行，还要在政府、医药品供应商、医疗器械供应商、医院和最终患者之间形成的医疗服务供应链上进行，通过所有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达到医疗服务效率的提高。

二、医疗供应链文献综述

（一）医药供应链的创新方法和构成形式

Sophie D. Lapierre， Angel B. Ruiz提出了改进医院物流的创新方法，即改善医院后勤，协调采购和分销业务，尊重库存能力，将重点放在调度决策。提出了一种供应链所产生的算法被认为是由医院管理者提高效率和很好的平衡。该方法可以帮助医院改进物流协调采购和采购。

Olivier Aptel， Hamid Pourjalali分析了美国与法国大医院供应链管理的区别及原因。不同主要来自五个变量：物流部门的责任程度；供应链分销的方式；医药分销的量；医院与分销商、其它医院间的关系；物流部门的努力程度与计划。结论是美国医院比法国医院更有能力降低供应库存水平，提出要JIT生产。

Kager and Mozeson 认为由于传统医药行业供应链整合不足，整个医疗卫生系统中，企业业务范围存在差异。行业的特殊性及并购等活动增加了行业的不确定性，使得药品的库存周转较之其他行业均处于落后状态。

彭向辉对我国医疗供应链现状及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医药供应链的构成形式及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综合治理思路。

宋远方，宋华等以医药物流与医疗供应链管理为主线，分析医药物流和供应链各环节的问题，从药价虚高入手，分析了药品定价体系的整体缺陷。

（二）医疗服务供应链服务体系结构

田江，曲建明等从供应链管理的视野系统分析医疗服务供应链的各功能环节。以医疗服务供应链的流程为基础，强调医疗服务供应商之间的有效协同，构建了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体系结构，提出医疗服务供应链协同管理措施及评价体系，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降低医疗成本和促进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

杜祥，邵鲁宁，尤建新等界定了医疗服务供应链的含义，总结了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供应链管理的主要内容，构建了医疗服务供应链模式，应用QFD方法进行医疗服务供应链模式改进。

杜祥，杜学美，邵鲁宁运用价值链理论对医疗服务供应链进行价值分析，并提出医疗服务供应链管理的PDCA（Plan-Do-Check-

Act）模式并详细探讨了其主要内容。

王振锋、丁清旭、崔岩、应纪来在分析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性、供需双方特殊性、行业垄断性、伦理性和价格机制局限性等特征的基础上，建立医疗服务供应链服务体系，对其实施进行分析。

（三）医疗供应链管理研究

Jourong Zheng ， Elmer Bakker， Louise Knight， Heather Gilhespy等探讨了电子商务对供应链的影响，电子商贸与策略，以及潜在的战略利益，风险和问题。提出电子商贸为实现战略目标，跨越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即健康，供应和业务。

Brennan认为医药行业各类企业为应对成本上升与制药企业及医院之间的合并和收购的压力与挑战，通过与产业链中相关的经济实体及最终的诊所、医院或病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才能取得更为长远的发展。

Robert认为医疗供应链体系包括了三个要素，即生产、分销和消费，这三个要素将所有的参与者整合在了一起，而各个组织都有其特定的信息要求，这些组织的特点以及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决定了如何优化医疗供应链。

Burcham，Liebman等认为优化管理医疗体系中的信息流成为医疗供应链管理的核心要素。

宋华对医疗供应链管理的变革与绩效进行了研究，论述了当今医疗供应链管理变革发展的格局，相应业务运作和信息整合模式，提出了其发展变革的趋势。指出未来的医药领域更关注于客户、IT系统应用及机构运作效率。

三、医疗供应链的研究趋势

医药供应链方面，当前对医药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及结构未统一明确认识，实际运营操作中增加了医药供应链的整体系统构建难度。未来研究先需对医药供应链的运作模式达成统一认识，供应链上多个供应商机构协同发展，建立供应链战略联盟，构建适用各类医药用品供应链物流结构，提高供应链系统化及信息化并予以广泛推广，以提高医药供应链的整体运营水平和运营效率，降低医药供应链成本。

医疗服务供应链方面，学者从多个角度均提出了医疗服务供应链体系系统结构，未来研究需构建最为完善合理的医疗服务供应链体系系统结构，并构建医疗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确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和参数，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和建立电子信息平台以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监督医疗服务供应链的运营操作及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改进，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降低医疗成本。

医疗供应链管理方面，作为医疗供应链上的核心组织，实践中，医院需建立起以顾客需求为根本出发点，选择优秀的医药用品供应商、医疗辅助服务供应商，以其自身为该供应链管理中心的整体医疗服务供应流程。医院树立起整体供应链优化思想，借助先进的电子技术，从医疗供应链整体出发，将复杂的医疗服务过程逐个分解、逐步优化，有机整合医疗供应链上的各组织，提高其运作效率，以达到医疗供应链整体最优。

参考文献：

[1]Sophie D. Lapierre， Angel B. Ruiz. Scheduling logistic activities to improve hospital supply systems[J].Computer & Operations Research. 2007， March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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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拈连 ；综述

一、 拈连辞格的定义

拈连格最初作为具有特征的一种辞格概括到修辞格里是在1932年出版的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写发凡》著作中提出的。陈望道拈连定义：甲乙两项说话连说时，趁便就用甲项说话所适用的词汇来表现乙项观念的，名叫拈连辞。这种拈连的修辞，无论甲项在前或在后，都可应用。1963年出版的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设“连物”一式，实际上就是“拈连”辞格，“连物式是甲乙两类事物连起来叙说的时候，把适用于甲事物的动词连带地应用于乙事物方面，这样就能反映深切殷厚的情谊，就能显出特殊的形象力。甲类事物往往是具体的，乙类事物往往是抽象的，连带地应用的动词，一般是动作动词”。之后，学术界对拈连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关于拈连的定义，诸家主要观点基本一致：

黄民裕的《辞格汇编》（1984）：甲乙两个事物连在一起叙述时，把本来只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拈来用到乙事物上，这种修辞方法就叫拈连，又叫顺连或关连。

80年代出版的倪宝元先生的《修辞》：利用上下文的联系，巧妙地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用到乙事物上来，这种词语的活用叫“拈连”。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1991）：利用上下文的联系，把用于甲事物的词语巧妙地用于乙事物，这种辞格叫拈连。

崔绍范《修辞学概要》（1993）：利用特定的上下文的联系，把适用于上文的甲事物的词语巧妙地用于下文的乙事物上，这种修辞方式叫拈连。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994）：在叙述有关事物时，把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临时拈过来用于乙事物的修辞方式叫拈连。

邵敬敏的《现代汉语通论》（2001）：在完成一个常规陈述或描写后，违反词语的搭配习惯，将其中一个成分顺势与另一个本来不能搭配的词语进行嫁接式组合，从而产生两个相关联的陈述或描写结构。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2004）：当甲乙两件事情并提或连续出现时，故意把只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顺势也用于乙事物上去。而在一般情况下，乙事物同这个词语是联系不上的。上述学者对拈连所下的定义应该说都把握了拈连作为辞格的本质。

然而，程希岚（1984）却跟上面诸家定义不同。程希岚《修辞学新编》（1984）认为拈连是利用一个现成的词语，或反其意或顺其意，将其局部加以变动，生发出一个与之相应的新的词语。在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修辞新例》中提到这样两个例子：

7.盛气凌人不对，但必须盛气凌鬼。

8.他把党和人民对他的要求置之度外，而把他对于党和人民的要求置之度内了。

文章认为，这种“把现成的词语更动一个字而创造出新的词语，且使两者前后连用的辞格，是“新拈连”。胡裕树提出的“新拈连”定义同程希岚、吴鼎所下的拈连的定义本质是相同的。但是于树泉《“同格异称”现象一例》（1995）文中指出“组字、仿词、仿拟、反连、新拈连，并不是五种不同的辞格，而是同一辞格的五种不同说法，也即‘一格多称’。”于树泉将这同一辞格的五种名称正名为“反连”，不认为是拈连。对于这种现象，王永鑫早在1984年就提出将这种辞格命名为“仿连”。我比较同意王永鑫的观点，不认为这种辞格可以算作拈连，主张称为“仿连”。 “一是‘仿造’，一是‘连用’，较为确切地全而地表示这种辞格的特点。给一种事物命名总是要求尽可能完满地概括该事物的本质特征的。”

二、拈连辞格的要素

修辞学界对拈连要素的研究比较少，观点也比较一致，无非就是对各个要素的命名不同。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994）认为拈连由本体、拈词和拈体组成。王勤（1995）《汉语修辞通论》写到拈连是由前项、后项和拈连词三要素构成。周春林2009年发表的《拈连的辞格要素及其辞格结构类型》中也同样认为拈连的要素包括本体、拈体和拈词。

三、拈连辞格的类型

修辞学界对拈连辞格的分类角度各不相同。从拈词的词性角度分类的，如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994）认为常见的拈连有三种：拈动词的、拈形容词的和拈名词的。从拈连词的词性着眼，如周健民、刘善群的论文《拈连的结构、范围与分类》（1994）认为拈连可分为四类：动词拈连、名词拈连、量词拈连和活用词类拈连。从拈连的表现方式分类的，如程希岚《修辞学新编》（1984）将拈连分为反连和关连。吴鼎的论文《试论拈连》认为拈连可以分为顺连、反连、类连、音连四种。根据构成拈连的前后项的不同情况分类，如王勤的《汉语修辞通论》（1995）指出拈连分为自然拈连和借喻拈连。根据构成拈连间的结构关系不同分类的，如王勤的《汉语修辞通论》（1995）认为拈连分为谓宾拈连和主谓拈连。2004年谢英在《修辞学习》上发表的论文《拈连辞格的构成与认定》在主谓式拈连和述宾式拈连之外又增加了状中式拈连和述补式拈连。周春林《拈连的辞格要素以及辞格结构类型》（2009）把拈连分为主谓式拈连、动宾式拈连和偏正式拈连。以拈连辞格的本质特征为标准的，如孟昭泉的《拈连辞格的分类》（1993）把拈连分为三大类：常式拈连、变式拈连和杈式拈连。

四、拈连辞格的功能

拈连具有多种修辞效果，功能丰富。修辞学界诸家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程希岚《修辞学新编》（1984）：1、利用反义词的关系构成反连式，突出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2、适当地运用拈连式可以增强语言的幽默感，从而提高表达效果。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994）：使语势一泻直下，势不可遏，同时，使语言新颖独特，活泼自然，生动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激动心情。它形式新奇，促人联想。用拈连帮助刻画人物形象，可以使人物形象具体可感。拈连往往可以从事物的表面引进到事物的实质。

五、拈连辞格与其他辞格的区别

（一）、拈连与比拟的区别

周永惠《拈连的结构和范围》（1992）提出一种新的辞格辨析角度――拈连和比拟的心理基础。作者认为拈连的心理基础主要是联想，而比拟的心理基础主要根植与想象。在判断这两种辞格时，“如果能准确分析出各自的心理基础，并结合各自的结构特点，就能做到游刃有余了。”

孙建有《辞格的分析应结合语法和语义》（1997）指出“拈连与拟物有相同之处，都涉及到两种事物。”“如果只从‘把一事物当做另一事物’或者说‘把只用于甲事物的词也用于乙事物”这些高度概括的“定义”出发，那么界限是很难划清的。”作者提出新观点，要“正确的地进行辞格分析，必须巧妙地结合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994）指出拈连和比拟都是词语的移用。但是拈连是有痕迹的移用，构成连锁式的格式。比拟是不漏痕迹的直接移用，没有拈连那样结构紧凑。

（二）、拈连与移就的区别

倪元宝《大学修辞》1994从意义和结构连个角度对拈连和移就进行辨析。指出拈连所移的词是不表情状的词，不构成限定关系。

刘筠的论文《论“移就”与“拈连”、“拟人”的异同》（1998）同样从内容和结构两个方面对拈连和移就进行区别，观点和倪元宝一致。指出“拈连不同于移就，拈连要利用上下文的联系，不限于表示人的情状的词语，不限于构成限定关系。”

六、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拈连辞格的研究由来已久，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对拈连的定义、要素、类型、修辞效果、与其他辞格的比较、拈连构成的心理基础等方面又了越来越全面的认识。表现了拈连辞格具有的语言魅力。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拈连的界定、分类、与其他辞格比较等仍存在很多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李阳（1988.7-），女，河北邢台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汉语词汇。

参考文献：

[1]骆小所.现代修辞学[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程希岚.修辞学新编[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3]濮侃.辞格比较[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4]王勤.汉语修辞通论[M].湖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5]倪元宝.大学修辞[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6]崔绍范.修辞学概要[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7]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黄民裕.辞格汇编[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9]孙建有.辞格的分析应结合语法和语义[J].修辞学习，1997（6）

[10]周健民、刘善群.拈连的结构、范围与分类[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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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增长 影响因素 多元化 创造价值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积累和增加社会财富、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企业的目标是创造价值，而增长是创造价值的重要手段；更为重要地，在竞争激烈、管制减少、技术进步加快的市场环境下，增长是企业为适应不确定环境的本能反应，以变求生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哲学。“Growth”一词有“增长”和“成长”两层含意。增长是一个数量的概念，指规模的扩大、数量的增加；成长既是一个数量又是一个质量的概念，是拟人化的表述，有机体“无论条件是否合适，其自然而然发展的过程，……这过程伴随着内部变化导致的体形的不断变大及外部特征的不断变化。增长是成长的目的、前提和结果，成长是增长动因和手段；没有增长的企业难以实现成长，没有成长的企业也难以实现增长。所以，增长和成长是企业发展中不可分割的状态和过程。对企业增长的研究，由于不同学科的视角和研究目的各异、研究方法的不同，虽然“都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对企业增长的观点散见于古典、新古典、现代企业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管理学、公司金融学等的理论和研究中。

二、企业增长理论研究文献

（ 一 ）古典企业理论的观点（1）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斯密在探寻增加国民财富途径的著作《国富论》中阐述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劳动分工推动企业增长的逻辑路径是：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更低的成本，企业规模扩大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又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分工具有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决定着企业的不同增长机会；而分工在经济上的有用性却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限制了企业的增长速度。所以，市场－技术结构决定了企业增长及其规模，技术是内因，是企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市场是外因，是企业增长的限制因素。（2）马歇尔的企业规模经济和有机体成长论。在企业增长方面，马歇尔提出了很多对后人具有启发性的观点：第一，随着规模的扩大，对企业将产生两种经济，一是企业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即内部经济，二是对企业所在产业所有企业产生的有利影响，即外部经济；第二，企业规模扩张随之相伴的组织膨胀，其灵活性和弹性将会丧失，而新成长起来的企业的进步力量如此之多，企业进一步增长的阻力会加大；第三，能干的商人可以迅速增加他所掌握的资本，从而提高了资本运用的效率，有利于企业的增长，所以，企业家个人的才能是影响企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第四，制度对企业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企业家生命的有限性，企业增长难以维持，而合伙制和股份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企业的生命力得以延续。

（ 二 ）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观点 建立在一般均衡和边际概念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中，企业增长被视为从一个均衡态到另一均衡态的规模调整过程，企业内部复杂的结构及其决策和行为能力都被抽象掉了，它只是反映投入和产出之间技术关系的一个生产函数。当决定均衡点的需求和供给曲线或同时或其一发生变化或移动，企业的规模也就会相应作出调整，而需求的变化通常是由收入的变化和消费偏好所引起，供给的变化源于技术进步和要素价格的波动，这些都是企业所无能为力的。古典理论中“规模只是增长过程中的副产品，没有‘最适宜的’，甚至没有能达到最大利润的企业规模。”诚然，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于机器大工业时期，当时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工厂组织，这使得企业增长研究重点放在了外部需求和条件、以及外部的市场结构形态上，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三 ）熊彼特的创新观点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企业增长是一个动态的和非连续的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就是创新，创新是打破市场均衡的“创造性毁灭”，从而达到更高程度的均衡，是一种内生的增长之源。创新带动企业增长，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促进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企业家为谋取超额利润而从事创新活动，其他企业为分享这种利益纷纷进行模仿，创新的利润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但均衡随着另一轮的创新显现又会引起新的不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就是通过经济周期的波动得以实现。在熊彼特看来，企业规模对创新尤为重要。大企业可以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在管理上有规模经济，能承受创新的巨大风险。所以，创新引起的企业增长，最终会导致垄断的出现。当然，模仿者的跟进，使企业的超额利润缩小，这也就构成了企业持续增长的障碍。

（ 四 ）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 （1）交易成本决定的企业边界观。交易成本概念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均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将一直扩大规模，直至在企业内组织一项额外交易的成本，等同于在公开市场中进行此项交易成本，或在另一企业内组织此交易的成本为止。” 边界的扩展可以是纵向的和横向的，而交易成本理论主要分析的是纵向一体化增长。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从体现交易特征的三个维度，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重复的频率，以及契约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考察了交易成本，分析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指出：随着资产专业性程度的不断提高，为了增强对契约的保障，纵向一体化就成为最后手段的组织方式。同时，纵向一体化还是企业应对专业性投资、契约不完全性、败德行为、价格歧视行为市场失灵的重要机制,它能获得信息处理上的规模效应，消除产权界定不完全的讨价还价成本。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看到契约中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契约性权利包括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契约成本较高时，当事人一方就会购入剩余权利，这时所有权就等于剩余权利。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纵向一体化的水平由当事人一方对专用性资产的控制程度决定；纵向一体化实际上是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目的在于获得剩余控制权；进一步地，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对纵向一体化的意义是不同的。（2）成本下的经理人目标观。自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提出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命题后，作为股东与经理之间契约关系备受关注。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指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委托人和人各自的目标函数不尽一致，产生了问题。在经理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下，鲍莫尔（Baumol, 1959）指出只要企业利润达到或超过某一适当水平，经理对销售收入的关心要甚于对利润的关心，经理的目标是在最低获得能力的约束下追求销售收入的最大化。马瑞斯（Marris, 1964）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公司决策由管理者按其效用决定的。一方面，管理者为了满足自己权力、统治和威望的本能，追求的目标是企业的增长，而非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管理者出于被接管的威胁，同时还要考虑市场对企业的估价目标。最优增长率是增长－估价函数与管理无差异效用函数的切点。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64） 提出经理人的目标是在最低利润约束下谋求其效用函数的最大化，经理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酬、在职消费、经营规模的扩大、管理闲暇和维持股东可接受的最低利润水平后的自主性投资支出等。

（ 五 ）彭罗斯的企业增长内生观点 彭罗斯指出必须在企业本性中寻找增长的固有力量，企业被界定为基于管理框架下“资源的集合体”，尤其是现有人力资源的集合体。即便有相似的资源，但企业的生产（Productive Services）与员工在利用资源中获得的经验、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依赖于使用它的历史、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运营活动，所以，每个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企业持续增长就是对不断变化的生产机会（productive opportunity）的把握，生产机会并不必然地随资源的积累而增加，它取决于企业是否能看到、愿不愿意运用、有没有能力做出反应，而这些都是由企业的管理能力决定，尤其是企业家的特质和能力。资源的不可分性、异质性、专业化性，以及经营中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企业总存在着未利用的资源和生产，这种内部资源利用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企业扩张的内部诱因。这些具有继承性的资源，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扩张的方向。彭罗斯认为，增长过程总是存在着一个管理的约束。企业增长中创造出来的新的服务只有在扩张中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企业扩张中规划、协调工作的增加要求所需的管理服务也随之增加。“假定企业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成长，则要维持某特定的增长率，扩张所能获得的管理服务的供给也必须增长，且其增长的速度要至少与每扩张一美元所需的管理服务的增长速度相同。只有在前者增加大于后者的增加时，增长率才会增加；反之，成长率则会降低。”［1］P232当企业的扩张速度快于企业必要的经验的获得速度，企业的效率会受到损害，内部的协调性会打乱，进而陷入增长的“停滞期”，这就是“彭罗斯效应”。它意味着，快速增长之后的一定时期，将有一个较慢的增长，甚至停滞、负增长。

（ 六 ）演化理论的观点 由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 1982）提出的演化理论，抛弃了传统企业理论分析中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两个概念。行为的有限理性使企业决策是获得满意度而非最大化；均衡是一种状态，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完全预测。因此，企业是根据对环境的适应性而择优存在的。演化理论关于企业的增长有两个关键的观点：一是企业的增长及其稳定性遵循一定的惯例（Routine）。惯例与人类的技巧相似，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力；企业的惯例在相对较长时间里通常持久不变，但随着环境的改变会做出适应性的修改；惯例犹如生物体的遗传基因，可以遗传，而且更多地表现出拉马克主义（Lamarckian）的特征。二是企业总是处于不断搜寻的过程中。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原有惯例无法发挥作用时，企业就需要搜寻新的惯例，而搜寻活动遵循已有的惯例，其结果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故企业增长在时间序列的演进依赖于技术上的机遇、企业的搜寻活动和每一时点的决策。演进理论认为，创新是通过企业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意味着改变了原有的惯例，从而使创新者获得竞争的优势。

（ 七 ）钱德勒的观点 钱德勒从企业史的视角研究了美国战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铁路、电报、无烟煤等的广泛使用对企业扩张的推动，其主题就是――市场和技术是企业扩张，也是现代工商企业成长的外部动力。但在他看来，市场和技术仅提供了可能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率的潜力，而实现它们只能依靠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内部组织。以结构为基础的组织能力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为企业持续增长的源泉。“战略性的增长来自更加有利可图地利用现存的或扩张中的资源。如果要有效率地经营一个被扩大了的企业，新的战略就要求一个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结构。……没有结构调整的增长只能导致无效率。”成功的结构是能使高层管理者专注于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决策，而把日常经营中战术决策交由多功能的分部总经理负责的结构。

（ 八 ）马瑞斯的企业增长稳态模型 马瑞斯将新古典的均衡和最优分析方法运用于企业增长的研究。为了构建稳定的企业增长模型，需求增长函数和供给增长函数被同时加以考虑。在需求增长方面，差异性多元化（Differentiated diversification）和利润率两个变量是决定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供给增长方面，主要取决于用于新投资的融资考虑，它是利润率、流动比率、杠杆率和留存比率几个变量的函数。所以，企业的稳态增长率就是需求增长函数与供给增长函数相等的增长率，否则企业的增长就不能持续。其模型可表达为：

需求增长是多元化率的函数：gD=f1（）；供给增长是资产回报率和留存收益的函数：gs=a*p；多元化是资本－产出和利润率的函数： =f2（，v）；平衡增长方程：gD= gs。马瑞斯把企业增长的研究纳入传统的均衡分析框架，得到了稳态增长率，但其思路仍属于一种静态分析，最大增长率在需求增长与供给增长相等时才是稳定的。同时，其模型假设经理人的目标即是企业的目标，经理追求增长率的最大化，这也与现实不完全符合。

（ 九 ）财务学的可持续增长观点 Robert C. Higgins（1977）指出“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因为增长过快而破产的公司数量与因为增长太慢而破产的公司数量几乎一样多。”［6］P76为此，他提出可持续增长（Sustainable Growth）的概念，即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在公司欲以与市场条件所允许的增长率增长、管理者不可能或不愿意发行新股、公司将维持一个目标的资本结构和目标股利政策的约束下，限制销售增长的就是股东权益所能扩展的速度。当公司销售增长率不同于可持续增长率时，模型中的一个或多个比率必须改变。这意味着，当公司以超过或落后于它的可持续增长率增长时，公司要么改善经营，要么改变财务政策，如发行新股、改变财务杠杆、削减股利支付比率或把钱还给股东、有益剥离、实施收购或成为收购的目标对象等。公司管理者可运用可持续增长率协调公司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的平衡增长，同时在预计增长率可行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公司利润水平、资产的周转、财务杠杆及分配政策。

三、企业增长实证研究的文献

（ 一 ）企业增长的外部约束因素Zingales（1998）、Claessens和Laeven（2003）基于跨国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一国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会有更好的增长，金融发展能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Wurgler（2000）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成长性好的行业会得到更多的投资，成长性差的行业投资会减少，金融发展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企业的增长。总之，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扩张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尤其对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其相关性更强。对此有几种解释：金融体系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资金，而且能确保投资者获得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信息, 使企业更易获得外部资金（Demirguc-KuntMak and simovic，1998, 2002）；金融发展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所导致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来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对小企业而言，融资约束会随一国金融的发展而减少（Love，2001）； 金融发展能有效监督并阻止内部人对企业资源的滥用，从而降低企业扩张规模的成本，促进企业合理地规模扩张（Beck、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2003）。江伟和李斌（2006）在考察我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决策影响的研究后发现，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增长；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企业的规模扩张。Thorsten Beck，Asli Demirguc-Kunt和Vojislav Maksimovic（2005）用涵盖54个国家的企业层面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法律和腐败等对公司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腐败等对企业增长都产生不利的影响，高腐败体制下的企业较低腐败国家的企业被影响程度要大；这些因素的影响与公司规模有关，对最小的企业影响尤其更大；各因素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完全相同，银行的官僚、对贷款的抵押要求和银行资金的缺乏等对企业增长的阻碍较显著。针对转型国家国有企业重建和私有化，以及企业增长对转型经济体成功的重要性，Jozef Konings（1997）对罗马尼亚、比利时和匈牙利三国公司层面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体制转型后新设立的私营企业（de novo private firms） 均比国有企业和私有化企业增长快。原有体制下不适应的管理、不适应的经营者动机和政治约束可能是国有和私有化企业表现不佳的原因。为了研究公共政策可以弥补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影响，Ari Hyytinnen and Otto Toivanen（2005）通过考察政府资金支持对芬兰中小企业R&D投资和增长的影响后发现：对于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政府的资金支持增加了企业R&D投资，企业有相对高的增长导向，但这些政策对各企业的促进效果不尽相同。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的ROE有“10%”、“6%”的现象，汪德华和刘志彪（2004）针对国有股一股独大强化了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者追求增长最大化的倾向，即增长的冲动，构建的信号博弈模型表明，有融资硬性指标的情况下，部分低质量公司将追求与高质量公司同样的业绩水平；若考虑上市公司操纵业绩的可能，一些质量很低和很高的公司将会达到再融资标准，但其公布的业绩并不能代表真实的高业绩。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抑制上市公司的增长冲动，必须加大对作假公司的惩罚力度，加强稽查力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 二 ）企业增长和规模、年龄的关系 吉布莱特定律（Gibrat’s Law）指出，在一定时期，同一产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其规模变动的概率是相等的，即企业增长是独立于其规模的变量。但由伊文思（David S. Evans,1987）等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反映企业成熟程度的企业年龄在增长中有重要的作用：随年龄的增长，公司的增长、增长变化和公司失败的可能性减少；对小公司而言，增长与年龄的关系严重背离Gibrat’t Law；对于大公司，增长与年龄的关系背离Gibrat’t Law不严重。Boyan Jovanovic（1982）构建了一个噪音选择理论解释了小企业较大企业有较高的和较易变动的增长率的原因：效率高的企业能够增长和存活下来，而无效率的企业不能增长甚至经营失败；公司规模的不同不是因为资产的稳固性，而是它们更有效率。Edwin Mansfield（1961）研究进入、吉布莱特定律和公司增长关系构建的模型表明：一个产业的资本需求、盈利能力和其他因素对该产业的进入和退出率有影响；在初始规模可比的情况下，企业增长率与是否实施重大创新有关，但成功创新公司间的增长率也不尽相同；企业在规模分布中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决定了它在产业中地位，但其位置也可能只是暂时性的。Sanghamitra Das（1995）把企业增长与规模、年龄间关系的研究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考察了1983-1988年期间印度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因为1983年以后公共部门大规模的计算机化导致了对计算机的巨大需求，新的公司不断进入该行业；在1984年和1985年政府的新产业政策减少了对该行业的进入限制，进口限制被减少，技术进口、与外商的合作被允许。这些举措开创了印度计算机产业的新纪元 “new era”。研究发现：公司的当前规模及滞后规模与增长有负向关系；年龄对公司增长有较强的正面影响。规模与增长间关系的结果与发达市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这里的关系却显得非常的大。滞后规模的负向影响表明，在印度计算机产业固定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说明当幼稚产业的市场需求急剧增长而企业对此做出迅速反应时，固定生产要素就成为一个障碍；与先前在成熟产业的研究相比，年龄对企业增长较强的正面作用可能是该研究的亮点，说明在新生产业中企业从干中学、顾客对新产品的熟悉和企业声誉的建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 三 ）行业层面的企业增长实证研究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技术对传统制造过程的替代，规模经济逐渐弱化，人们开始考察和解释制造业中小企业增长模式。Zoltan J. Acs and David B. Audretsch（1990）估算了1976年至1982年间美国小企业的平均增长后发现：美国制造业小企业的平均增长较快，至少在某些子行业，但不同子行业的增长明显有差异；小企业的增长与该产业资本密集程度、广告和企业间联合程度负相关，与人力资本和产业中创新量尤其是小企业在创新中所占份额正相关，创新似乎是小企业弥补自身规模劣势的一种应对机制。研究还表明，小企业生产效率相对大企业的高，小企业增长得更快，大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不断演变。意大利经济体系中小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理论上看，分布于传统行业的意大利小规模企业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劣势。Piergiuseppe Morone and Giuseppina Testa（2008）运用2004年由意大利2600家中小企业构成的信息数据库，构建了一个概念上的模型，用以说明中小企业增长潜力与创新活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年轻企业有较积极的增长；营业额增长与企业的规模、生产过程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的变化有正向的关系，但市场创新并不会显著影响意大利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增长。Giulio bottazzi等（2001）研究了世界顶极的150家制药企业的增长过程，发现这个长期由创新、模仿和持久创造新市场所驱动而进化的产业显示出几个特点：增长的分布呈现出“肥尾”形态，而大的“飞跃式增长”（“Spurs of growth”）相对较少；增长率有一个显著的自相关性；随着完全依赖于企业多元化模式的规模扩大而下降的企业增长率似乎由企业的能力决定；每个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似乎不影响相对的增长表现。Vidhan k. Goyal, Kenneth Lehn and Stanko Racic（2002）研究了军备预算这一变化过程中军工产业增长机会变化对其债务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他们考察了1980年至1995年间61家军工企业样本和制造企业基准样本的债务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后发现，受增长机会变化影响最大的武器制造企业的债务水平随增长机会的减少而显著增加；这些企业延长了债务的到期结构，私人债务与政策债务的比例也在增加，同时还增加了优先债务。

（ 四 ）企业增长的内部约束因素Robert E. Carpenter and Bruce C. Petersen（2002）建立了一个在资本市场非完美所导致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成本存在差别假设下的融资约束增长模型。模型预测：面临融资约束的小企业，一美元的内部资源大约产生一美元的资产增长；如果公司能获得抵押贷款，则额外一美元内部资源通过“杠杆效应“（“Leverage effect”）能产生略大于一美元的增长。为了检验预测，他们对1600多家小制造企业的统计发现，这些代表性企业为了增长，保留了所有收益而相对较少地利用外部融资。通过现金流比率对增长的回归显示，对于几乎没有使用外部股权融资的企业，增长和内部融资存在略大于1的关系，但占比微小且大量利用发行新股的公司，增长和内部融资之间有一个非常弱的关系。总之，绝大部分小企业的增长受内部融资可获得性的约束。关于流动性约束是否影响增长，Blandina Oliveira and Adelino Forrunato（2006）利用了一组葡萄牙1990年至2001年期间存续的制造企业的不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了估算企业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把衡量流动性约束的现金流与增长的持续性结合了起来。研究发现：葡萄牙制造企业受到融资的约束。当将样本按企业规模和年龄细分时，显示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增长更易受到可获得的现金流限制，资本约束对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有较大的影响。大公司典型地依赖银行这一外部融资渠道，而小企业和年轻企业则更多依赖内部留存收益。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增长对现金流有较高敏感性，这表明对于小企业和年轻企业，融资约束对增长的影响是较严重的，现金流的可实现性决定了它们增长的可能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措施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Larry lang, Eli ofek and Rene M. Stulz（1996）选择了销售在一百万元以内、SIC码在2000到3999的142家企业1970年至1989年构成的观察数据，增长变量分别用净投资增长率、实际资本增长率和员工人数增长率表示，杠杆变量用长短期负债与总资产比率衡量，实证显示：在企业层面和实施多元化企业的业务部门层面，杠杆与未来的增长是一个负向的关系；进一步地，这一负向关系在低Tobin’s Q公司成立，而在高Tobin’s Q公司或高Tobin’s Q产业不成立。该结论说明，杠杆不会降低有好投资机会的公司增长，但会降低那些增长机会没有被资本市场认识或不能克服债务威胁的公司增长。赵山和黄运成（2006）对增长和杠杆变量作了一些改进：被解释变量用以市场为基础的负债比率衡量，以账面负债比率进行稳定性检验；解释变量用主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静态增长的衡量指标，以Tobin’s Q作为未来增长机会的的动态指标。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增长与杠杆的关系的实证表明：公司未来增长机会与企业账务杠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过去的增长状况则与财务杠杆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过去增长率高的企业未来不一定会有好的增长机会，只有具备良好投资项目同时为项目做好融资准备的公司，未来才会有较好的增长机会。因此，他们提出可以结合上市公司过去的增长及当前的资本结构状况来预测其未来的增长。

（ 五 ）企业增长与盈利、财务风险的关系 Cyrus A. Ramezani, Luc Soenen, and Alan Jung（2002）利用美国1990年至2000年每年近2156家公司23720个观察值，研究了相关的两个问题：公司盈利性指标，如经济增加值，与盈余增长或销售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大化公司的盈利是否必然提高股东的价值？研究显示：随着盈余和销售的增长，公司的盈利指标也上升，但存在一个最优点，进一步的增长会毁损股东价值，并对盈利能力有负面影响。认为公司的战略导向应该从“先增长，后盈利”向“有盈利的增长”的转变。基于企业增长与财务危机和企业增长与盈利、价值创造的关系，崔学刚、王立彦、许红（2007）和崔学刚（2008）利用我国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增长与盈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增长超过一定的速度，则会毁损企业价值；超速增长的公司在其后1-3年内能够显著增加财务危机概率，而非超速增长公司的实际增长率与财务危机概率无显著相关性。企业增长速度由企业的资源及其使用效率内在地决定，过快或或慢的增长都不利于企业。

（ 六 ）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模型的运用研究国内学者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研究较多。油晓峰、王志芳（2003）在对希金斯模型、范霍恩的稳态和动态模型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现金流、财务成本和资本结构几个指标，扩展了可持续增长模型在兼并重组、财务困境和解决冲突中的运用。郭泽光、郭冰（2002）探讨了企业增长与价值创造、新股发行、债务融资之间的关联性。汤谷良、游尤（2005）利用万科的数据，将实际增长率与希金斯、范霍恩、拉巴波特的可持续增长率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樊行健、郭晓（2007）基于平衡增长和对可持续增长模型假设条件的放松，重构了可持续增长的模型，并对影响可持续增长的四个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刘斌、黄永红、刘星（2002）对我国1994年以前上市、分属21个行业的287家公司1993年至2003年间的可持续增长和实际销售增长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21个行业中只有电子电器行业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在可持续成长与实际销售增长存在显著差别的行业中，多数行业存在投资过度的倾向。王玉春、花贵如（2007）通过对37家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00年至2005年的财务数据统计发现，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均不服从正态分布，而且可持续增长与实际增长并不一致。王建英（2006）选取我国1998年及之前上市的非ST和非PT公司共676家的财务数据，对超高增长公司和超低增长公司的融资政策选择和效果进行比较。

四、启示与发展

（ 一 ）企业增长机理的复杂性增长既是企业发展的内生要求，也有外部市场和技术的推动，既受企业内部资源的约束，又被外部诸多因素所限制。从企业内部来看，治理的改善、组织结构的调整、员工素质的提高、创新氛围的营造均是促进企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从企业外部看，政府的介入在促进企业持续增长中是不可缺少的。如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加强市场的制度性建设、制定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减少行业进入壁垒、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环境等。彭罗斯的“客观”生产机会受企业生产能力的限制，但“主观”生产机会则依赖于企业对自身的认识能力；马瑞斯的“超环境”（Super-environment）在一定时期一定的范围内也是可以控制的。这些因素就是企业的学习能力、进取精神、企业文化等，是企业增长的遗传密码。

（ 二 ）多元化是企业增长的主要方式 斯密提供的增长方式从节省劳动时间、生产更多产品方面看是一种横向一体化，而从激发发明创造、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方面看则是纵向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把纵向一体化作为增强专用性资产契约保障程度的最后手段。马瑞斯的差异性多元化由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引起，它不以牺牲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为代价，新产品引入增加的是市场总需求，企业增长机会随之而扩大；但过度多元化并不完全对企业有利，因为给定利润率条件下总存在着一个需求增长的上限，超过该上限度的多元化降低了资源管理的效率，是以牺牲利润率而获得的增长。在彭罗斯看来，并购式的多元化是一种跨越式增长，但也仍然不能完全逃脱企业现有资源对增长速度或方向的限制，“通过并购实现的增长能够给予上一步有一个大的发展，但实际经过一个大的发展后，会有一个很长的‘平原期’”因此，解决好并购后的资源整合、生产协调和总体策略制定，是维持持续增长的关键。

（ 三 ）增长的衡量指标不尽相同 马瑞斯模型在考察供给和需求增长时，采用的增长指标就不一致。在供给方面，在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性资源的增长率用资产的增长率衡量；在需求方面，多元化引起的新产品的需求增长不易量化，故马瑞斯用销售额的增长来衡量需求的增长，但其前提是假设资本－销售额比率不变。实证研究中，增长的指标包括了员工人数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投资增长率、实际资本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利润增长率等。营业收入指标操作相对容易，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不受行业资本密集程度和一体化程度的影响，但该指标容易受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影响（Davidsson和Wiklund等，2001）。从评价组织结构复杂性看，员工人数的增长是一个更加直接的指标，但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机器对人工的替代等因素，员工人数难以反映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Greiner，1972；Churchill & Lewis，1983）。

（ 四 ）明确企业增长的目的 理解企业增长行为就必须首先弄清企业增长的目的，而过快或过慢的增长都可能毁灭企业价值，不是所有的增长都有益于企业。所以，从创造价值的角度判断增长的合理性，应该是研究企业增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基于管理耗散结构的企业制度自组织过程研究”（项目编号：76670014）及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云南上市公司成长性研究”（项目编号：09Z005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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