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心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心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十分重要。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自己。比如，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在生产中就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占有劳动产品。

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从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调整，适合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论述，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论。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商品使用价值一定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个历史范畴，价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比较关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他关心的是商品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者之所以也关心商品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所特有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并论证的，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商品价值量理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叫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形成的比列关系不同对商品生产者影响不同，只有当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在现实生产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中获得价值差额。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现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价值规律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商品价值决定之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反之，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到价值以下。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当然，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克服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调节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缺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现代经济的调节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结合。

的货币理论。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是和商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通过对货币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即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商品换成货币。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完不成，摔坏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销售对于商品生产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当商品价值用货币来表现时就是价格，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可以是想象或观念的货币。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就是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流通手段职能改变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商品交换由商品——商品，变成了商品——货币——商品的交换，买和卖变成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危机的可能性就隐藏其中了。马克思分析了货币流通规律，即流通中货币量的规律，它等于商品价格总额/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这一规律在商品经济中普遍适用。马克思还分析了铸币和纸币的问题。货币产生之后其形态经历了贵金属币、铸币、纸币、信用货币，到当今的电子货币，其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货币还有派生职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篇2

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78-04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6]马庆国,舒良超,王小毅.创新营销思维――神经营销发现“购买按钮”[J].企业管理,2007,(4).

[7]Terrence Chorvat,Kevin McCabe,Vernon“Law and neuroeconomics”[J].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2005.

[8]Richard Gonzalez,Marc G.Berman.The Value of Brain Imaging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2010.

Neuroeconomics――New Continent in Economics

Liu Zheng, Chen Meimei

(Xuri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篇3

关键词：信息化；经济学；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2012年5月，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加强信息技术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能力，以先进教育技术改造传统教育教学，以信息化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近年来，不少高职院校在职业教育信息化这一大背景下，运用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学生为主、教师引导”的教学理念，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和创新，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高职经济学教学的现状

《经济学基础》是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一）课程特点

1.理论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而且是一些理想化的假设，大多高职学生表示这样得到的完全数学化、模型化的理论不能够指导我们的经济生活。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不会根据无差异曲线来进行购物选择，生产者也不会按照成本曲线来进行生产决策。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高职学生确实没有多高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

2.数学推导和图形分析较多。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具有较多的数学函数、曲线、图形和方程，对于数学基础较差的高职学生来说，确实感觉晦涩难懂。比如，以“生产成本”一章为例，光是“短期成本理论”，就有七个变量七条曲线需要学生掌握，学生如不能理解其特点，光凭死记硬背，是不能完全掌握的。因此，从学习难易程度来说，高职学生肯定会产生畏难和厌学情绪。

（二）学情分析

1.乐于实践，接受新生事物较快，但目的性较强。一方面，90后高职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创造性较强，对于感兴趣的内容愿意尝试和研究，但不感兴趣或觉得与以后就业无用的内容，他们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另一方面，90后高职学生比较喜欢活泼、有趣的课堂，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课内外实践，“学中做、做中学”是他们乐于接受的教学形式。

2.基础较差，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大多高职学生中学基础都不好，尤其是数学，有的学生连基本的微积分知识都未掌握，逻辑性强的理论再加上抽象的数理分析，学不懂是共鸣。相反，90后学生却很喜欢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经济学案例和新闻，希望只讲案例不讲理论，自己也愿意收集一些例子进行分享，从日常生活中了解和学习经济学。

二、信息化手段对教学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高职经济学传统的教学模式遭遇挑战，现代化教学手段在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及丰富教学资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传统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教学中，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教师为中心、学生为从属，缺乏学习主动性。教学地点一般是普通教室，主要通过板书教学的方式，教学资源多来源于书本或生活经验，某些教师仅仅只是照本宣科，根本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虽然有些教学设备较为先进的院校也尝试了多媒体教学，但也只是把多媒体当作课件播放器，把一些抽象、复杂的图形和公式罗列在上，学生自然很茫然。

（二）信息化教学手段

在信息化环境下，课前，通过网络或资源库，教师引导学生进行预习和自主学习；课堂上，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但不仅限于PPT授课，还应包括合适的新闻、短片、电影等视频资料，以具备足够的课堂吸引力；课后，不同于以往面对面的交流，学生更多地运用邮件、微信、QQ等手段，与授课教师进行探讨。如此教学，既增加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更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思考力，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方案――以《基数效用论》为例

《基数效用论》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章节的重要内容，为消费者均衡的学习奠定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进行教学创新，以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

（一）教学思路

围绕“网上预习――下发任务――游戏导入――课堂翻转――实际运用――课后答疑――无纸化考试”这一主线，利用多种信息化手段及平台，使学生学习并掌握基数效用论的基本知识，学会做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二）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学生在教学资源库平台上观看视频《水和钻石――价值悖论》，通过发帖交流的方式，预习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相关内容。教师在QQ群上“换客游戏”方案，学生根据预习情况，了解游戏内容，准备相关物品。

2.课堂教学：学生进行“换客游戏”，自主进行消费决策，对消费者行为有所感悟。教师讲授总效用、边际效用及二者关系，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视频资料：吃面条），消费者剩余（新闻链接：阶梯水价如何影响消费者剩余）。针对课前预习资料《水和钻石――价值悖论》，教师组织学生利用本次课所学内容进行分析。

3.课后评价：学生在教学资源库平台上提问或发帖讨论，教师及时答疑解惑。学生在无纸化考试系统上进行自测，教师收集测试结果并汇总。

四、结束语

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必然将会越来越紧密，也必将成为一种新常态。作为高职教师，我们应紧跟时代潮流，灵活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改革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思维，吸引学生从被动听课向积极参与转变，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文件.教职成[2012]5号《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

[2]吕超.浅论信息化环境下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J].科教文汇，2014（1）.

[3]黄学锦.信息技术与经济学课程整合研究[J].教育学论坛， 2014（27）.

[4]王寅龙，李前进，李志祥，王希武，林克成.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过程、方法及评价要点探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1（6）.

篇4

关键词：网络经济；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3月7日

一、网络经济的含义

对于网络经济这个概念，目前并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在国内一些学者对网络经济的研究文献中，乌家培对于网络经济的认识较为全面并被广泛引用。2000年乌家培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次对网络经济的含义进行把握。

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

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看待网络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把组织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研究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对激励和经济行为的影响来拓展新古典理论的适用范围。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主要由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违约成本等构成。Willianmson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前与事后两大类，事前的交易成本包括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则是契约不能适应交易所导致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引入，使得经济学对于现实的解释更加合理，拓展了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理解的角度。

制度是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组织结构），这一系列约束构成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制度框架。制度结构的特征严重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的大小反过来也影响着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变迁。Douglass North指出，现有的经济史研究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视了交易成本。同时，North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将交易成本和思维形态引入了经济史的研究，他以经济形态的变革为起点，分析了伴随着经济形态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和思维形态差异在制度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且，他依据自身提出的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了西方经济史上两次伟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农业的发展，即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第二次是工业革命，即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在他看来，每一次新经济形态的出现都有着分工的深化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每一次旧经济形态消失的背后，也都隐藏着分工深化和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交易不断扩大、人们思维形态差异的扩大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

网络经济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回望过去这十几年间，Google、Facebook、Twitter、百度、腾讯等众多国内外网络公司创造了财富神话，如今，这样的神话还在不断地酝酿与创造，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网络经济以各种数字网络设备为载体，传递信息流来实现个体之间的各种交换，信息是网络经济的核心资源。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能够方便、迅速的获取与传播，从而减少了现实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获得与传递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经济，但是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本身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它是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变革。

网络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分工的深化。非一体化，是指企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企业之间的相互兼并，转变为更多采用外包、合作、联盟等形式。非一体化体现了分工的原则，使企业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优势功能，同时又解决了原来分工后的协调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依托自身的网络平台与其他厂商开展合作，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厂商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更加方便，这促进了分工的深化。

网络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易的扩大，交易扩大会产生更多的交易成本；伴随着分工深化的同时，也会促进人们思维形态的个体差异化，这也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North认为，思维形态节约了人们必须拥有的信息数量。当一个社会成员有相同的思维框架时，定义构成制度约束的正式社会规则不必很清楚，实施机制和程序可以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当社会有不同的思维形态时（这反映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程度的提高），就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首先要耗费资源于准确定义规则，继而要耗费资源于实施这些规则。

网络经济的时代，也是信息膨胀泛滥的时代，如今人们担心的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我们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于接受与筛选信息；同时，网络经济本身基于的网络设备与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了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这些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特征，人们容易实施欺诈行为，这需要特殊的监管制度才能有效地监督人们的行为，维护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些只是列举的网络经济带来的成本的一部分。

三、网络经济的趋势

笔者把思维形态理解为世界观，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因此对于同样的客观事物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异，即思维形态的差异。网络经济带给人们思维形态的差异，但它的不断发展又为人们提供了加深彼此沟通交流的物质基础。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交往的扩大和专业化分工的加深是相辅相成的。虚拟的网络将现实中分隔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人们通过网络可以方便地分享自己或者别人的经验，或者直接与别人交谈。这些与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对扩大的社会交往的需求，facebook、校内网、新浪博客的成功就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会促进某些思维形态的形成与传播，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思维形态差异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比如，网络可以使好的厂商的口碑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这样一来许多顾客可以省去搜寻和筛选产品所付出的成本。

人是社会经济的最基本的主体，经济是人们构成的经济，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长期以来，人际关系淡漠的市场经济向人们灌输着“理性人”的思想，同时，专业化分工引起的思维形态的差异也渐渐磨灭了人格化的交易，“理性人”只关注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也会增加，人们不再停留于物质方面的享受，也不再局限于自身周围的小圈子，而会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自身的交往范围，从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正是因为适应了人们不断扩大的交往需求，而这一趋势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下去。如社交网站成功的商业化转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主要参考文献：

[1]乌家培.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J].学术研究，2000.1.

篇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

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篇6

1997年，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制造的女孩儿玩具“芭比娃娃”的典型的成本结构如下：

在最大的玩具零售连锁店“Toys&Us”的零售价格为9.99美元，从中国出口的批发价格为2.00美元，其中：原材料价格、从台湾进口的半成品价格、从日本进口的假发价格、从美国进口的包装材料价格、以及这些材料的运输和管理费用，总共为1.65美元，中国工厂收取的加工费为0.35美元。

这样，中国工厂的边际利润率是17.5%。这一利润率似乎很高，却有极大的隐患。如哈佛教授波特尔早就指出的，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其竞争优势转瞬即逝。不仅如此，基于廉价劳动力资源而获得的高利润率还容易使我们的厂商陷入“低水平陷阱”，即满足于目前状况的技术、管理、营销策略和人员培训。我们见到过许多家族式企业在更广阔的市场机会面前失败了，类似地，那些基于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的企业如果满足于现状，就将在更高层次的市场面前失败。

那么，更高层次的市场是怎样的呢？波特尔把基于廉价劳动力或廉价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市场竞争称为“要素驱动的发展”。为了超越这一阶段，企业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需要不断更新技术和不断扩张生产规模，当然，也就需要不断投资固定资产。波特尔称这一类型的市场竞争为“投资驱动的发展”。

在众多的已经进入了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继续“超越”，进入了波特尔称之为“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形态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关注的首要问题不是投资规模和市场份额问题，而是面向“个性化”的、为最广大客户“量身定制”的、服务导向的“生产”问题。（这是加了引号的“生产”，因为个性化的生产已经不再具有工业生产的特征――追求规模经济。）个性化生产追求的，首先是“价值”，其次是“规模”。

这里的“价值”，在“新经济”语言里特指客户愿意支付的“特权价值”（premiumvalues）。只要产品是个性化的，就应当索取超过“平均赋值”的价格。所谓“平均赋值”，是指在通常所说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同类商品的任何一件商品在市场上能够索取的平均定价，这一价格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这一均衡点所决定的价格，它所反映的价值，是最不需要这一商品的买主和最不愿意生产这一商品的卖主的价值。然后，通过“完全竞争”机制，在这一市场上销售的全部商品就都被“均等”地赋予了最不需要它和最不愿意生产它的人对它赋予的价值。平均赋值，既是均等的，又是平等的。

但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形总是从大规模生产同样的产品，逐渐向着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格局演变。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是人自身，人在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同时，要求更加丰富的生活方式。在人类演化的数百万年的严酷生存环境里，灵活性就意味着最大生存几率，不如此，人类就难以适应变幻无常的大自然。好奇，这几乎就是人类的本性。换句话说，人类本性要求尝试新鲜生活，要求生活变得更加个性化，从个性当中凸显生命的终极意义。

以往的经济发展，或者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把“结构升级”解释为诸如“产品周期”和“天鹅模式”这类的产业迁移过程。例如，大规模的钢铁生产在1960年代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其后是1970年代的造船业和1980年代的化工业，从日本转移到韩国。1990年代，对台湾来说，所谓“结构升级”意味着大规模的飞机制造将从美国转移到台湾。可是，“互联网革命”以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实践，将不再承认这一迁移过程。事实上，台湾的电子企业群体已经验证了这一新的、我称为“结构动力学”的发展模式。

首先，过去十年内，我们看到许多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类型的大企业，例如思科、飞利浦、IBM，都把自己的主产品通过“外包”方式，连同生产设备一起转让给专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企业例如亿联公司（Electronix）。这家成立于1994年的公司，今天为全世界生产着几千种名牌电子产品。这些“名牌”的所有者，例如思科公司，只给“亿联”下大额定单，甚至连定单都是亿联以思科名义找来的。然后，亿联把产品贴上思科的商标，运送给思科指定的客户。

其次，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千家万户的个人独资企业（self-employer）是这样经营生意的：先到州政府，在大约一小时内，领取一张执照，每年交付大约几十美元的执照费。然后在例如亚马逊网站开一个店面，每年租金不过几十美元。或者，更省力的办法是参加eBay网站的拍卖，只要建立了信誉（靠eBay网站的系统积分制度），长期经营拍卖的人就等于在那里拥有了一家店面，网上店面的费用大大低于地面的租金。最后，你需要做的，是与一家大运输公司，通常是联邦快递或UPS签订合同，你只要把商品目录（包括价格）存放在该公司的网站，支付小额佣金，该公司就负责通过适当的渠道分发你的商品目录（当然，运输公司的这项服务也让消费者不得不每天从电子信箱里把大批“垃圾信件”扔到垃圾箱里）。如果消费者愿意购买你的商品，他们先通知的不是你，而是运输公司，因为你的商品（已缴费）存放在运输公司的仓库里，这样送货更快。在许多交易网站，你和运输公司同时收到定单。

那么，千百万小业主们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呢？一句话：设计方案。他们的工作就是设计新产品、新目录、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新的市场。互联网为他们廉价地提供了几乎全部的方案设计手段。

上面描述的，绝不是1997～1999期间的“网络神话”，而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历史永远如此，当革命死去的时候，革命才开始生根发芽结果。

上面的故事可以用被经济学家称为“特征性事实”的陈述加以概括：新的生产过程倾向于把规模生产与方案设计分离开来。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分工格局，在这一发展水平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品味足以支持个性化的产品方案。互联网把个性化的量身定制方案廉价地集结成为具有规模效应的生产。

第二个特征性事实也是现代“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的特征：新经济的方案设计师们倾向于协同设计和协同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这里的“协同”（collaboration），可以是网上的，也可以是地面的，其特征是人际交往（参见我写的专业论文“人际交往、观念创新及研发风险”，《记住“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然而，基于知识的不同性质，网上的人际交往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所传播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前者更适合（费用更低）传播那些“可编码知识”（codifiedknowledge，例如以文字或其它书写符号为载体的知识），后者更适合传播那些“身体知识”（tacitknowledge，直译为“隐秘知识”，或者“意会知识”）。

尽管存在大量与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关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仍然观察到，在目前已经进入“知识社会”的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不同企业的团队成员之间以及企业与其它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建立了广泛深入的人际网络。

如图一的作者们证明了的，技能知识（习惯的、身体的、意会的知识）主要通过面对面交往进行传播。因为，在图一的“小范围世界”里，知识传播的效率最高。在随机世界里，知识传播具有完全发散的性质，大大降低了效率。在正常的世界范围内，知识只通过“邻居”关系传播，大大降低了传播速度。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成果则主要借助知识的编码形态在更广泛的人群范围内传播和对研究开发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知识更适合在图一的正常世界范围内传播。

根据知识生产的不同层次，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应用开发”，知识社会在图一所示的三类不同世界里建构了各种能够有效率地传播知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关系就是知识的协同生产基础。

最后一个特征性事实，或者，一个超越了主流经济学视野的知识经济理论框架，由人们在四个领域内观察到的特征事实组成，分述如下：

（1）包括“新增长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在内的芝加哥学派主流经济学所观察到的技术进步的特征事实。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知识的传播与人群的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及其结构密切相关。

（2）来自“演进经济学”的观察，这一视角强调知识积累和知识交往的演化特征，强调较为长期的演化周期，于是，它能够看到诸如社会制度、价值文化、大脑学习机制这类复杂系统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制约和影响。

（3）以波特尔为代表的对“经济组织”的观察告诉我们，作为知识的载体和知识生产的主体，企业组织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例如以利润为动机的企业行为，又例如非政府组织生产和传播的知识，这两类组织的知识行为截然不同。不同知识类型的生产与传播，于是依赖于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结果。

（4）区域发展视角的观察，这一观察告诉我们，技能或身体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主要通过“相邻世界”来实现。这里需要补充的另一因素是“认知能力”。如果一个区域的人群缺乏吸收新技术和基础知识所必须的“认知能力”的话，哪怕这一区域十分邻近技术先进的区域，知识也难以从先进区域传播到这一区域里来。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事实的观察构成图二所示的理解知识进步的基本框架。

篇7

一、教育创新的内涵

“教育创新”，涉及到“教育”与“创新”这两个基本术语，可以说是一种复合概念。教育主要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和人的自身发展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而创新主要指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者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重新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使其技术体系发生变革以获得企业家利润或潜在的超额利润的过程。显然，这里的“创新”是一种经济学概念，具有特定的经济学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活动的本质是教育家审时度势地对教育结构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按照教育效益最大化的原则重新设计教育生产函数的创造性经济活动。而教育创新的外部取向为实现教育生存和发展的优势，其内部取向为获取相对的人才培养优势，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先进文化、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样蕴含经济学的意义。

二、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

1.智能教育。当今社会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而创新者的培养通常是通过教育来完成。通过智能教育，使竞争者最初的投资能有效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果，沿着技术的进步曲线进一步将自己的生产、学习活动推向更高水平。对高校而言，通过各种形式的产学研使教育形式的成果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活动。对企业而言，具有较大优势的高新技术、高质量服务回报也需要通过智能教育，催生大批高新技术和优秀人才才能实现。

2.终身教育。终身教育认为教育应当贯穿每个人一生的全过程，前阶段用于受教育，后阶段用于工作。新科技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引致价格下降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谁能最先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就会在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正是由于社会上迅速膨胀的对知识的需求，使得终身教育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劳动者对教育的需求不再是某一年龄段而成为生存的第一需要。

3.通才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高等教育的目标应定位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有较强实用性的通才上来，以适应经济发展。在课程设置上融人文思考于专业课教育之中，以专业课程为主导，兼顾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帮助学生打开视野，培养学生宏大的视野、开阔的胸怀、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让学生在拥有专业基础、广博的知识面的同时，追求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提高。

4.管理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由分化走向综合，强调团队精神，联合攻关、联营协作就成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管理教育是为了帮助管理者提高分析、判断能力，运用管理学知识在生产经营中进行理性的优化和决策，在先进技术的市场上建立最初的领先和主导的地位，牢牢控制随后而来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流，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中渗入管理科学的教育，使技术教育与管理教育互为补充，使学生不但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而且兼备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计划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及经济核算能力。

5.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指通过开发和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教育，使学生具备从事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须的知识、能力及心理品质。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的一种发展。通过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上的新商品并给企业带来利润，创新过程中的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应用、新市场开拓和新管理模式的推行，都基于创新，着眼创业。在实施过程中，创新和创业都是在教育基础上进行的，通常都是采取渗透和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教育创新与经济发展

教育创新参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程研究与基础科学，实现三者的协同，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篇8

一、信息技术课程的特点

（1）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信息技术课本知识更新慢，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渴求，因此信息技术课程也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更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从多方向、多角度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2）信息技术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单凭课堂讲解或者演示操作是远远不够的，学生只有通过亲手操作实践，通过在操作过程中解决问题，才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3）信息技术课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学习信息技术的目的就是应用，因此在教学中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由为重要。

二、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主动地、积极地获取知识的过程，而不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知识的过程，在学校里，学习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过程。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要坚决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的方针，把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信息处理能力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学生可以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探究的学习。教师只是这一过程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并培养学生在知识探索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教学方式注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含有更多的认知主义观点，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1）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在新的课改环境下，学校的主体任务已不再是教师的教学，而是从学生自主学习，教师为指导，学生由接收者变为主动学习者，他们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构建者；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独立或协作去构建知识，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和能力水平，进行自主学习和跨越式学习。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积极参与教与学的整个活动，才能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2）教学媒体从演示工具变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和情感激励工具，作为教学的辅助方法，它是教学课堂中表现形式、表现手段、表现工具以及时空的延伸。课本的教材内容不再是学生学习的唯一资源，信息技术学科网站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而且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平台。

（3）教学过程从传统的分析讲授转变为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过程。教师利用教学资源为学生建立教学情景，使学生通过与教师、同学的协商讨论、参与操作、发现知识、理解知识。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时常注重反思自已在学习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实现了学习个别化和教学最优化，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教学方法的转变，交互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探索创新的过程，面对网络和计算机，根据自我发展的需要提出问题，这种可参与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这种新型教学模式使师生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在宽松、平等环境中自主学习，不但有利于学生个体发展，还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创造性，使学生在自主学习、创新思维中完成学习任务，真真正正成为驾驭知识的主人。

三、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教学实践与创新

我在信息技术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个体发展，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使学生在自主学习、创新思维中完成学习任务，真真正正成为驾驭知识的主人。

1.“任务驱动式”的教学

在网络环境下，教师可创设情景，给学生提出任务，驱动学生积极寻找、搜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在实践中掌握知识的学习，增强协作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自信心，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和兴趣。

2.信息技术与其它课程的整合

信息技术课程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为了教授学生计算机理论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因此，同样要按照课程整合的理念，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整合到实际任务中进行学习。

3.调控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首先对信息技术课有了兴趣，充满好奇心，就会主动的去探究它，想方设法解决它。

4.网络教学资源的利用

设计开发了信息技术教学网，对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网络特别适合于学生进行“自主发现、自主探索”式学习，为他们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基于网络环境的协作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学生交流的机会，有利于学生协作能力的培养，团队意识的增强。

5.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

篇9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篇10

新经济社会学下的企业家行为

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结构洞理论和强弱关系理论是指导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故先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嵌入性理论。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科的标志性概念，Granovetter在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从嵌入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及社会学研究经济行动的“社会化不足”及“过度社会化”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嵌入于社会结构、人际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乐意接受的。在随后的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分为两类，即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的，与此同时，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它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因此，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嵌入其构成的社会网络即结构性嵌入。

结构洞理论。在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存在一些特殊结点，它处于重要结点的位置，比其它结点在竞争中拥有更多优势，能够在网络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资源的机会，而其它网络成员往往通过它才能享受这些信息和资源，Burt把这种占据其他未联结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称为“结构洞”。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s）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故称为“结构洞”。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空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个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资源能力。

强弱关系。在关系研究中，按照关系的联结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指主体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是频繁互动所形成联系，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弱关系是指以较少的交往频次、较弱的情感和较少的责任等为特征的关系。Granovetter在“弱关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这是由于强关系之间彼此很了解，其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源与信息，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关系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在新经济学视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以企业家为中心构成的社会网络对集群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企业家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企业可以获得对关键资源的拥有或控制，且利用企业家不同的“弱关系”，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有助于企业的团队成员从原有企业中独立出来，成立与原有企业业务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新企业。因此，集群环境下的企业家行为，具有网络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与衍生效应

集群型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集群内其他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一，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产业集群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扎堆”而成，而是通过企业家网络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机系统。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指集群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通过企业家的强关系或弱关系网络扩散，形成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推动集群不断发展。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业家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业间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之间的口头许诺或其他非契约的关系，常常代替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这样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创新的风险性随着企业家个人网络的拓展而降低，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强联系”为主的企业家个人网络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关系型嵌入，企业家构成以小范围、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加强，集群型企业家往往通过革新的方式，利用“结构洞”使两个或更多没有联系的子网络建立联系，发挥桥梁功能，此时，企业家网络嵌入更大的产业网络，创新效应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大范围、弱联系为主的企业家网络。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强化，企业不断兼并与淘汰，某个产业集群往往集中4-5家实力强大的企业，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发展需要集群企业家更大范围内的创新，集群型企业家会与集群外知名企业联盟，利用后者的声誉、营销渠道和自身的成本优势、领导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国甚至国际品牌，增强集群品牌效应。在这个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大范围、强联系为主（此时的强联系与集群发展初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频繁的业务联系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上）。

第二，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指先前在母公司工作的员工，利用其技术优势或销售网络，出来创办新公司，从事与原公司业务相同或价值链互补的业务，产生衍生企业，形成产业在空间地理区位上的集聚。李永刚把企业的衍生分为裂变衍生、孵化衍生、分蘖衍生。裂变衍生是企业管理者或经营技术骨干从现企业辞职脱逸出来，利用所拥有的人脉网络、信息知识和管理才能独立创办与原企业相同或相关的企业。孵化衍生是有目的的衍生出与母体企业保持生产环节配套、技术上互补、市场空间交叉、利益上兼容或归属的企业。分蘖衍生多发生于多个成员共同创办的企业，随着共同创业者经验的丰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经营理念与目标的不同，成员商议从原企业分出一个或多个新企业，它是一种寻求新的企业制度安排以包容和适应多个企业家共同成长的一种制度创新。新企业无论是通过裂变、孵化还是分蘖衍生，前提都是潜在企业家的存在，而这些企业的衍生恰恰是潜在企业家向现实企业家的衍生过程。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来源于他的创业动机，而创业动机又取决于创业意识、资源获取能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创业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对创业的敏感性和对风险的态度，潜在企业家周围的成功创业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企业家主导的文化氛围，越能增加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勇于承担风险的潜在企业家更具有创业的冲动和激情；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业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潜在企业家除了关注自己的物质收入之外，还关注创办企业带来的权力、自主、成就和被尊重等方面的社会效用。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潜在企业家能否将创业意识转变为实际的创业活动。集群内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信息，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关联企业和机构可以高效和低费用向其提供人才、技术、资金、设备、部件、经营诀窍等必要的投入资源，潜在企业家利用其“结构洞”优势，获取网络内各种资源、整合信息来成立新的企业。

此外，除了集群企业自身的衍生，集群型企业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产业集群的产业环境容易产生合作和相互信任，集群内的经营者容易获得企业分散情况下无法获得的创新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中，经营者在较低风险、较明确的发展路径以及较高的预期收益等激励下，成为创新企业家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外部性，造成局部地区的企业家群体的涌现。正是在集群环境下，由原企业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引发企业的衍生和更多企业家的产生。

结论与建议

在创新成为主流的时代，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依靠集群型企业家。忽视企业家的创业与效仿以及知识信息的作用，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集群所创造的地区竞争优势（李新春）。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通过其创新行为的示范效应、网络效应、衍生效应推动集群的演进，但要注意的是，企业家行为除了带来正的效应之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趋同使集群内的创新行为减少，引发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包括产业定位的同质性、生产产品的同质性、经营方式的同质性等。由于集群内部企业家行为的“效仿性”、基于“裂变”的新企业产生方式及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同构，尤其是传统的产业集群，技术与科技含量较低，进入壁垒不高，产品结构单一，导致企业之间的过渡竞争，甚至影响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在集群环境下，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给企业家创新带来宽松的政策环境，并且完善人才培育机制，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营造良好集群环境。在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前提下，政府应对集群实施积极的引导和调控，并为集群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1）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倾斜、税收和信贷优惠、技术扶持等政策，吸引集群内外企业家进行创业；（2）政府可以通过创建技术创新平台和区域服务体系，促进集群系统内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的有机结合，增强集群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3）政府可以大力加强与集群配套的交通、信息、教育、文化、科技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吸引创新人才，营造有利于企业家交流与协作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此外，政府应该为集群内企业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法制环境的同时，也应当制定有效措施和机制，为集群内各主体间合作提供良好平台，完善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提升企业家素质。传统的集群企业延续了“家长式”和“经验式”的管理方式，这种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合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必须要通过提升企业家素质来提升集群整体的竞争力。（1）建立企业家培训制度。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可以通过与专业培训机构或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开发企业家培训课程，构建企业家交流和学习平台，建立企业家学习机制，提升企业家战略管理能力;（2）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有益于企业家接受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政府要规范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使企业抛弃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二位一体的陈旧模式，进一步提高企业家素质，推动产业集群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