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诉讼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学诉讼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西方国家，除有大量超然的、持批判立场的学者外，也存在着多种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制定的学者和智库机构。如在美国肯尼迪政府时代，就职于诸多学术中心、从事各种学科研究的一大批学者们都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策建议，他们提出的现代化理论在相当长时间主宰了关于国际社会变迁的各种问题的学术研究。所以，如若仅就中国的诉讼法学者对于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度投入而未能作出更大理论贡献这一表象提出质疑和批评，其实并不特别具有说服力。实际上，对此问题真正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的是，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固化的对策研究范式，使学者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形成了对其头脑中深植的这种立法—政策导向立场的集体无意识，无视在制度的建构中，还存在着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外的众多行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特定的立场，而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经验性行动系统，其所具有的社会有效性，取决于规则的“主体间的有效性”（哈贝马斯语）。另一方面，在这种研究范式下，学者们倾向于直接将自己的立场等同于立法者或政策制定者的立场，不对自己与立法者、政策制定者之间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前提作出界分和变量设定，甚至完全无视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那么由此带来的后果就只能是：所谓的学术研究，其有效价值极低。所以，尽管从事的是立法和对策研究，但民事诉讼法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却越来越被实务界认为是“一纸空言”，这种知识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知识归属和知识含量都极其可疑。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主流是规范法学研究，研究焦点集中在对法律规范的设计、解释和分析上，而过于忽略对当下司法实践和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学者们长期局限于规则制定、概念法学、宏大叙事和西方经验，这使得从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人自身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其研究往往陷入“空洞的说教”、纯粹的理论抽象和演绎，缺少对于现实的关怀，并导致民事诉讼法学日益贫困化（参见张卫平：《无源之水———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的思考之一》，载徐昕主编：《司法》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一问题，在有关借鉴外国民事程序制度、经验以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们基于各自不同的外语所长而产生的知识偏好，习惯性地用日本、德国或者美国化的思维来对中国的民事诉讼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往往得出只要在中国建构了类似于西方的法律制度体系就可以解决目前种种乱象症结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的法学理论以及许多公共法律话语中已经近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但是，人们有理由质疑，为什么要以美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发现程序或者德国、法国作为参照来构造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学者又是从何归纳出三审终审是民事审级制度建构的所谓“国际通例”，并以此作为论证改革我国两审终审制的理论依据？这种比较和借鉴研究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研究，而只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的现实，把西方国家的制度潜在地当作校正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标准。特别是，由于关于社会的个人主义观是西方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石，西方国家诸多民事程序理论和制度的前设都是将个人自治置于正义理论的中心，把这些制度及其理论预设视作当然，并用以佐证和说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应有状态，进而对中国的种种问题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致使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无力认识和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忽视正在发生的司法实践，缺乏对于相关社会事实的呈现与研究，是造成中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在知识体系上存在诸多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使得中国学者无从判别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更遑论其所作选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了。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作为一种认识的进步意味着对认识条件、认识对象的认知所取得的进步。

法律和法律体系的基础都在于社会实践，在面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转型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建研究的起点，即确立面向民事诉讼社会事实的研究方向，构建关于中国民事司法实践和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这种社会事实，不是法条主义所研究的次级事实（second－order　facts），而是次级事实背后的初级事实，即由各种地方性情势以及司法人员和其他与这些复杂的法律规则相关的人士（包括一般老百姓）的实际行为所构成的那些事实（参见Dennis　Lloyd：《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99页）。其中的主体不能被化约为抽象的“当事人”，而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利益分层和具体的社会群体；其中的问题，也不应被简单地概括为“立法问题”、“体制问题”，而是以最繁复、最细微的形式呈现出的各种权力关系和结构，以及人们对这些民事诉讼社会事实的认识和解释，由此才使得那些旨在适用于它们的程序规范和诉讼架构具有意义和目的。或许这样的研究在最初可能会显得琐碎或微不足道，但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变迁犹如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类实践活动的试验场，并且已经对于一些规范性理论形成挑战。为此，我们必须以探寻具体社会事实的方式去建构有关中国民事司法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否则无法使宏大的历史、制度变迁本身得到明晰的理解。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和积累，成果已经覆盖了很多问题领域，但其间也充斥着大量简单重复性的知识转述。要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反思目前的研究范式和思维定势，明确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知识转型的方向以外，还必须要确立那些能够使学术研究得以自我批评和重建的基准，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体系化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篇2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和发展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

在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一般认为，民事诉讼行为是指民事诉讼主体所实施的能够引起一定的诉讼法上效果的行为。这一界定，强调诉讼行为的诉讼法上效果，称为“效果说”。还有学者主张“要件与效果说”，即不仅其效果，其要件也由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才是诉讼行为。[1](P331)诉讼行为受民事诉讼法调整，具有诉讼性质。然而，有一些诉讼行为不仅能够产生诉讼法效果，也能产生实体法效果，比如，合法的行为就能够产生中断时效的实体法效果。

在民事诉讼中，各种诉讼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结成了相互关联的行为锁链和诉讼关系，推动民事诉讼程序向着判决这一目标而展开。各种民事诉讼主体如当事人和法院由于其诉讼地位不同所实施的诉讼行为亦相应不同。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不同于私法行为，但同时也具有与私法行为相互交错的一面，探讨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的区别和关联是诉讼行为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法院的诉讼行为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区别明显。民事诉讼制度是以国家公权力（审判权）解决私权纠纷和保护私权的国家的正规的制度。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诉讼行为和法院职权行为的集合，内含着当事人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体现着当事人诉权、诉讼权利与法院审判职权的统一。

然而，国外的诉讼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这是因为，在采取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程序的条件下，事实上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诉讼的结果。[1](P309)由于诉讼行为本身是为取得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被实施，因此，从程序上保证正当诉讼行为的实施，显得极为重要。可以说，诉讼行为理论也是程序保障理论的重要基础理论。[2](P223)

（二）诉讼行为的发展

在诸法合体的时代，实体法和诉讼法没有分离，诉讼行为的法律规范散见于诸法之中，理论化的民事实体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并未产生，诉讼行为理论也未形成。实体法和诉讼法在体系上的分离，使得实体法上的法律行为具有了独自意义，由诉讼法规范的诉讼行为概念也得以成立。诉讼行为概念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在19世纪末，国外学者开始重视对诉讼行为的研究。诉讼行为理论的发展与诉讼观、诉权论等发展轨迹基本一致。

据德国学者勒赫考证，“诉讼行为”(Prozesshandlung)一词最早由18世纪德国自然法学者Nettelbladt（1717－1791）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勒赫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莱特尔布拉特和民事诉讼》（NettelbladtundZivilprozeβ）中指出，尽管Nettelbladt提出了诉讼行为的概念，但由于其理论深受德国学说汇纂法学及私法诉权理论的影响，因此将诉讼行为等同于私法行为，诉讼行为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Nettelbladt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私法一元观或实体法的诉讼观的体现。这种诉讼观以实体法理论来解释诉讼问题（包括诉讼行为），从而认为，诉讼法从属于实体法，诉讼行为从属于私法行为并且不具有本质上的独立性。

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尤其公法及其观念和理论的发展，诉讼法被看作是公法，与实体法相独立。这一时期的诉讼观，早期是诉讼法一元观，基本上是从诉讼法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民事诉讼问题。公法诉权说强调诉讼法的独立性，进而为独立的诉讼行为及其理论的生成创造了契机。自此，私法行为和诉讼行为成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早期的诉讼行为理论建立在诉讼法一元观和抽象公法诉权说基础之上，只强调诉讼行为的诉讼法性质或公法性质，而忽略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一些诉讼行为（如合法行为等）可以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

二元论的诉讼观，是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来理解和考察诉讼问题（包括诉讼行为）。按照二元论的诉讼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诉权学说（如具体诉权说等）的解释，诉讼行为是受诉讼法调整的，然而也存在能够引起私法效果发生甚至包括了实体法内容的诉讼行为（即诉讼法律行为）。至于诉讼法律行为的性质以及与私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大陆法系主要有：两性说、并存说和吸收说。两性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同时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的行为。吸收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是吸收了私法行为的诉讼行为。吸收说认为，诉讼法律行为会引起实体法上的效果甚至包括了实体法的内容，这是因为诉讼法对实体法内容的吸收所造成的，但是并不影响诉讼行为的独立性质。

对于此类情况，应依何种标准认定其行为属诉讼行为抑或私法行为？大陆法系通说是主要效果说，此说认为，应视该项当事人行为的主要效果属于诉讼法或实体法的领域而定，若主要效果为诉讼法而实体法上的效果为次要的，即认定该项行为是诉讼行为。根据主要效果说，当事人行为即使在诉讼开始以前或在诉讼外实施的，如果该行为主要目的在发生诉讼法效果，就认定其诉讼行为。例如，前当事人以书面授与诉讼权的行为、合意管辖的行为等。

二、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一）法院的诉讼行为

法院诉讼行为的最大特性是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或者说具有法定的职权性。法院的法定的裁判者的地位而决定了法院可实施审理行为、裁判行为和执行行为等。具体说，

法院的审理行为，即在审判程序中，法院就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进行审查核实的行为。比如，审查当事人的、反诉、诉的合并和变更、上诉、再审以及申请回避、期间顺延、复议等，是否具备法定条件；审查核实证据是否真实合法、案件事实是否真实；审查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

法院的裁判行为，这是法院最重要的诉讼行为，即在审判程序中，根据审查核实的结果，法院依法作出是否同意或许可的行为。裁判行为可分为判决、裁定、决定等。

法院的执行行为，主要包含：审查执行申请是否合法；决定采取具体执行措施、实施执行措施；主持和维持执行秩序等。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对于执行程序事项的争议（如执行异议等）和实体事项的争议（如异议之诉等）的解决，实际上属于法院的审理和裁判行为。

法院的其他诉讼行为，比如，法院依职权主动指定或变更期日和期间、裁定中止诉讼程序和恢复中止的程序、调整辩论顺序（对辩论进行限制、分离或者合并）、许可或禁止当事人陈述，等等。

法院的上述行为中，有关法院主持和维持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有序进行的行为，属于法院诉讼指挥行为。

（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1．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分类

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予以分类。但是，大陆法系的诉讼行为理论比较重视取效性诉讼行为（Erwirkungshandlungen）、与效性诉讼行为（Bewirkungshandlungen）这一分类。

取效性诉讼行为无法单独直接获取其所要求的诉讼效果，必须借助法院相应的行为才能获取所要求的诉讼效果。例如，当事人要求法院作出一定裁判的申请、被告以原告不适格为由请求法院驳回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调查证据的申请等等。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主张和举证行为也属于取效行为。当事人取效行为只得向法院实施，法院也应当调查当事人取效行为是否合法及有无理由。

一般说来，取效性诉讼行为以外的诉讼行为都是与效性诉讼行为。与效性诉讼行为无须法院介入，即可直接发生诉讼效果。当事人的与效性诉讼行为大部分是对法院实施的，有些情况下也可向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实施，例如解除委托诉讼的通知等。与效诉讼行为可以是单方当事人实施的，例如当事人的自认、原告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放弃上诉等，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实施的，例如协议管辖、协议不、协议不上诉、协议变更执行方法等。这类诉讼行为中很多属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契约，即当事人之间对于诉讼程序的进行和形态而达成的以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合意。

大陆法系学者认为，有些诉讼行为可同时为取效行为和与效行为，例如，提讼，一方面发生诉讼系属的法律效果，此为与效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取效行为，因为提讼须待法院的判决才有意义。[3](P460)

2．当事人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民事行为）的比较

当事人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有着诸多区别。在法律规范方面，前者受民事诉讼法规范，后者受民事实体法规范；在法律性质方面，前者具有程序性和公法性，后者具有实体性和私法性；在法律效果方面，前者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有些诉讼行为则可同时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而后者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在行为主体方面，前者须由有诉讼能力人实施，后者可由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当事人诉讼行为与民事行为还存在着如下两个重大区别：

（1）诉讼行为采取“表示主义”，即诉讼行为的有效成立仅以当事人的表示行为为准。这主要是基于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和安定性的考虑。诉讼是由前后不断的多数诉讼行为有序构成的，后行的诉讼行为必须以先行的诉讼行为有效为前提才可进行。如果允许当事人以意思瑕疵为由任意撤回或撤销诉讼行为，则不利于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和安定性。这一点与民事行为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对于诉讼行为，原则上拒绝类推适用民法上的意思瑕疵可撤销的规定。

能否根据诉讼行为的表示主义原则，一律拒绝行为人以受诈欺、胁迫或意思表示错误等为由撤销诉讼行为？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来说，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取效诉讼行为可撤回；德日通说和判例认为，对于管辖合意、不上诉合意、诉讼和

解等与效诉讼行为，由于是在诉讼外实施并不直接牵连诉讼程序或影响程序安定程度不大，所以这些行为可以错误、诈欺、胁迫为由予以撤销。近年来，德日有学者主张，对程序安定影响不大且对诉讼行为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诉讼行为，不宜适用诉讼行为的表示主义原则，可类推适用民法有关意思瑕疵的规定，准许主张其诉讼行为无效或撤销。[3](P465)

（2）诉讼行为原则上不得附条件。在大陆法系，通说认为，由于后行的诉讼行为是建立在先行的诉讼行为之上，所以在诉讼中诉讼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若诉讼行为附条件则无法符合诉讼行为之间关系必须确定的要求。诉讼行为如以将来不确定的事实为条件，则该诉讼行为的效果不确定，对方当事人和法院就必须等待该诉讼行为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才可实施后行的诉讼行为，这种情况极为不利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并可导致诉讼的迟延。

但是，也存在着例外，比如在诉的预备合并之中，允许诉讼行为附条件。诉的预备合并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原告同时提起主位之诉和备位之诉，原告请求：若主位之诉败诉的，可请求就备位之诉进行判决。如果主位之诉获得胜诉，原告不得再就备位之诉请求作出判决。因此，主位之诉败诉是法院判决备位之诉的停止条件。再如，在预备抵销的情形中，被告可同时提出：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若被告这一要求失败则被告主张抵销。

三、民事诉讼原则与诉讼行为

（一）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诉讼行为

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或平等权）在民事诉讼中则体现为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或平等权）。从诉讼行为的角度来说，诉讼当事人和法院必须根据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实施诉讼行为。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处于平等诉讼地位，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同时，该原则要求法院应当平等尊重、对待和保护各个诉讼当事人。该原则不仅强调当事人之间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而且还强调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的平等维护。在这一方面，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就程序利益的平等维护而言，比如，我国现行撤诉制度没有将状送达被告后征得被告同意作为准许撤诉的条件之一，事实上状送达被告后，被告为参加和赢得诉讼而付出了经济费用等，并且原告撤诉后还可再行以致于被告将再次被原告引入诉讼而付出诉讼成本，可见，我国现行撤诉制度忽视了被告的程序利益（已付出的诉讼成本）及其对诉讼结果的期待利益，仅仅考虑了原告的权益，从而违反了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

当事人平等原则实际上仅适用于民事争讼程序和争讼案件，并非完全适用于非讼程序（或非讼案件）和强制执行程序。因为非讼案件是非争议的案件，非讼程序中并不存在或者不存在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很少有适用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可能性。强制执行旨在国家依凭公权力强制义务人履行法院确定判决等执行根据，迅速、经济和适当地实现权利人权利，所以一般认为自不宜使执行义务人与执行权利人处于同等地位（即执行当事人不平等主义）。尽管如此，对执行义务人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等也应予以充分合理的保护。同时，由于强制执行是个别执行，所以许多国家对于执行权利人之间采取优先执行原则并非平等执行原则。[4]

（二）处分原则与诉讼行为

处分原则是指诉讼的开始终结和诉讼对象由当事人决定。当然，当事人的处分权范围限于私益的事项，在此范围内法院不得予以干涉。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原则上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法院不得为当事人而主动启动诉讼程序、进行诉讼和解等；诉讼对象（或诉讼标的）原则上是由当事人自行确定的，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受其限制而不得以职权变更或替代诉讼对象而作出判决，否则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然而，对于具有公益因素的事项，当事人的处分权则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在外国民事诉讼中，对于公益性较强的人事诉讼以及非讼事件等，则限制或排除处分原则的适用，采行职权进行主义和干预主义，法院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而依职权继续或终结程序，也可以超出当事人请求范围作出裁判。

再如，在大陆法系，诉讼要件一般包括：（1）法院对该诉讼拥有管辖权。（2）存在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适格；当事人具有当事人能力和诉讼能力；当事人若缺乏诉讼能力，应由其法定人合法。（3）诉讼标的须是法院能用强制执行程序执行的；不受既判力拘束；没处于诉讼系属中；具有诉的利益。至于是否存在仲裁协议等诉讼要件，只有在被告提出异议时法院才予以考虑。一般地说，诉讼要件具有程序性和公益性，即是说具备诉讼要件是法院作出本案判决的前提条件，若具备诉讼要件则诉讼程序继续进行下去直至作出本案判决；若不具备诉讼要件，诉讼程序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法院应当直接驳回诉讼而不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诉讼，节约审判成本。因此，诉讼要件是法院职权审查事项，法院应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5](P75)

（三）辩论原则与诉讼行为

外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辩论主义）的基本涵义是：1.当事人没有主张的直接决定实体法律效果的案件事实，不得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2.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应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3.原则上，法院只能对当事人提出来的证据进行审查判定。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相对应的是司法消极性原则。辩论原则体现了当事人对判决基础的案件事实证据的处分。按照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处分其实体权利，在此延长线上，辩论原则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自由。[6](P109)

我国有必要根据民事诉讼特性，参照外国的合理规定，重塑辩论原则。[7]但是，考虑到我国律师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的法律水平以及整个的制度配置等，难以适应外国辩论原则运作的要求。因此，在遵行辩论原则的前提下，法官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失的，这方面可借鉴外国相应做法（如法官阐明权）。

根据强制执行（程序）的目的和特性，辩论原则不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8]至于强制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执行异议之诉）则须依照争讼程序处理，当然适用辩论原则。非讼程序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不适用辩论主义，即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法院可以依职权收集；当事人对事实的自认对法院没有拘束力；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法院可以调查。

（四）诚实信用原则与诉讼行为

现在，愈来愈多的国家特别强调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并将诚实信用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诚信原则，然而理论上已开始探讨该原则及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当事人等本着诚实信用实施诉讼行为，诚信原则构成对法院、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正当约束。[9]民事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来源于道德上的诚实信用，但是作为法律原则，该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不允许诉讼主体约定排除适用。

诉讼实践中种种因素导致了当事人之间实际的不平等，那么运用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加以约束是保障当事人平等实施诉讼行为的一个手段。[10]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是当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基本保证规范，其规范取向并不是对当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限制，但是当事人的自主和自治又必须限制在正当的限度内，这种必要限制可由诚信原则来完成。[11]P80-81

（五）程序安定原则与诉讼行为

程序安定原则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实施诉讼行为。因此，诉讼法规定了重要诉讼行为的行使要件（如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从而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并禁止法院和当事人随意改变程序。后者是指由法院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判决，其终局性效力就应得到保障，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就同一案件重复审判，即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2]P80-83

既判力禁止就同一纷争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以判决既判力制度实现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一般说，相对于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和权威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在我国，判决的既判力因再审程序的频繁发动而受到致命破坏。由此，本可以通过个案判决来构筑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及法律秩序或法共同体，在这样的再审机制下，却大失所望。

当然，因维护法律和诉讼程序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过分牺牲个案正义，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及能否维护其权威性和安定性，也值得怀疑。因此，法律和诉讼程序的权威性和安定性不应绝对排除个案正义，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可以排除既判力，比如可以通过严格的再审程序对既判事项再次审判。

四、诉讼行为的瑕疵及其处理

当事人和法院必须遵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要件或者必须依据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所承担的诉讼义务而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违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和要件而实施的诉讼行为，则为有瑕疵的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或善良风俗的诉讼行为，也存在着瑕疵。诉讼行为是否存在瑕疵，考察的重点并不是诉讼行为的内容而是其形式或方式是否与诉讼法规定相符。

在此，笔者从诉讼行为违背强行规范和任意规范的角度，扼要探讨诉讼行为的瑕疵及其处理问题。

（一）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的处理

在民事诉讼法规范中，强行规范是法院和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任意违背或者以合意方法排除或变更其适用。关于、上诉和再审的法定条件，审判组织的组成、回避、专属管辖、当事人能力、公开审判等规定属于强行规范。强行规范是为了确保裁判的正确合法和诉讼程序的有序安定，具有公益性。

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虽然构成程序上违法，但是诉讼行为并非必然无效，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方法予以纠正和补救。这是因为基于程序安定性的考虑应尽量减少变更撤

销诉讼行为，并且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对于当事人未必不利。

对于法院裁判的瑕疵，例如，审判组织的组成违法，没有传唤当事人，违背专属管辖、回避、公开审判等规定以及把无诉讼能力人误认为有诉讼能力人等而作出的裁判，原则上只能通过当事人提起上诉或再审取消或变更之。在国外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再审，违反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或诉讼程序就维持原状；而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即使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再审，法院和检察院也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于法院证据调查等行为一旦出现瑕疵，就有可能影响到当事人权利的实现，所以这些行为原则上应予撤销，不能通过追认使其有效。[1](P363)

一般说，当事人违背强行规范的行为，如果是取效性诉讼行为，法院应依职权进行调查处理，以不合法将其驳回；如果是与效性诉讼行为，法院应不加以考虑。对于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必须另外实施合法诉讼行为以代替之，即必须在有效期间内重新为无瑕疵的诉讼行为而获得其预期的法律效果。必须注意，当事人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并非当然无效，可利用追认等方法予以矫正。比如，无行为能力人的诉讼行为，经法定人的追认则溯及行为时有效，其瑕疵因此被治愈；法定人不追认的，该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则无效。在法院确定的补正期间，如果遇有危及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利益的，可允许其在补正期间暂时为诉讼行为。当事人违背强行规范的行为在诉讼程序也能产生（非预期的）法律效果，比如，上诉人无正当理由超过上诉期间却提起上诉，该上诉行为也能引起上诉审程序的发生，只是法院须以其违背强行规范为理由，裁定驳回其上诉。

（二）违背任意规范的诉讼行为的处理

在不危及程序的安定性和不违背诉讼公正的前提之下，为了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任意规范，这些任意规范的公益色彩并不重。当然，任意规范必须由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才可援用。至于强行规范和任意规范的识别，一般是，民事诉讼法容许当事人合意、行使责问权的事项的规范就是任意规范，不容许的就是强行规范；或者说，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的就是任意规范，非仅为当事人的利益而设的就是强行规范。当然，区分强行规范与任意规范，还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规范的具体内容来判断。

任意规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民事诉讼法明文允许当事人就某一事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的规范，例如协议管辖、申请撤诉等规定，违反此种规范的行为一般是由当事人主张是否合法有效。

另一种是有关当事人责问事项的规范。外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责问事项主要包括有关法院的通知、传唤、送达，诉讼行为的方式、期间，非专属的管辖，诉讼程序的中止等形式方面的事项。法院或一方当事人违背当事人责问事项的规范时，当事人或对方当事人享有依法主张该行为无效的权利（责问权）。对于法院或当事人违反责问事项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主动舍弃或者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责问权，以后该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项行使责问权（即丧失了责问权），该诉讼行为的瑕疵因此得到了治愈。这是因为对于违反责问事项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舍弃或者丧失责问权，法院也没有发现，法院或当事人基于该诉讼行为而实施了后行的诉讼行为，如果允许当事人行使责问权则将使该后行的诉讼行为归于徒然，从而不利于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经济，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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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组成与固守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统编教材的体例和内容,就会发现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安排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体例和知识点与法典几乎是同质同构;第二,理论内容主要是对法典条文的注释。例如,陈光中先生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其第一编“总论”主要对应《刑事诉讼法》法典第一编“总则”;教材第二编“分论”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再如,宋朝武教授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教材“理论编”包含了《民事诉讼法》法典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教材“制度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一编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教材“通常审理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审判程序”的第十二章至十四章、第十六章;教材“特殊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的第十五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教材“民事执行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三编“执行程序”;教材“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这样安排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是科学合理的,它的好处在于便于学生迅速地掌握国家法律规定,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现行法律法规。

以法典为基础、着力注释法典内涵其实是诉讼法学教学的传统风格,在大陆法系各国以及旧中国都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民国时期陈瑾昆著述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就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法典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再如日本学者松尾浩也著述的《日本刑事诉讼法》与日本刑事诉讼法典也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在西方,中世纪后兴起的法学,首先一个流派就是注释法学派。通过对罗马法的注释,传播法学知识、灌输法律理念,对西方法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今天我们进行包括诉讼法学在内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应当坚持这个传统,提高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当然,言讲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与法典同质同构、以注释法典条文为主,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就是简单的法条释义。理论的铺垫、理性的解剖、理智的批评、理想的建议,在诉讼法学教学中是随时都存在的。比较而言,本科教育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生教育则以“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为主。笔者认为,可以把我国现行以法典为基础、结合理论论述的诉讼法学教学内容分解为四大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

1.基础理论

该部分主要讲解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若干诉讼原理和诉讼理念等。台湾学者的教科书也有这部分内容,尽管有人阐述得多,有人介绍得少。

2.基本原则

这部分基本都是把相应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加以详细介绍。稍微复杂一点的会增加外国法律中的基本原则和学理上主张但立法尚未采纳的一些基本原则。从法的要素角度看,法律原则是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并列的组成部分。从法的适用角度分析,法律原则有助于准确理解法律、正确运用法律,以及可以弥补具体规则之漏洞。因此,这部分的学习其实非常重要,但常被学生所忽视。

3.诉讼制度

诉讼法学对诉讼制度的介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大诉讼法共同的、内容基本一致的诉讼制度,往往称之为“基本制度”,例如回避、合议、两审终审、公开审判、陪审等;另一类是某诉讼法独有的,或者其制度安排有特色的诉讼制度,例如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等。诉讼制度作为比较集中的规则安排,对于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是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

4.诉讼程序

诉讼程序是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重中之重,是最为复杂的一个版块。以民事诉讼程序为例,首先,它可以分为国内诉讼程序和涉外诉讼程序;其次,国内诉讼程序可以分为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第三,审判程序可以分为通常审理程序和特殊审理程序;第四,通常程序又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特殊程序又包括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海事诉讼程序等;第五,一审程序可以分为一审普通程序和一审简易程序。如此众多的诉讼程序构成一个严谨的体系,内容复杂,学习难度也大,但是也最重要。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教学内容都是诉讼法学应该固守的。但是,除此之外,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还需要拓展。

二、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拓展与理由

笔者一直主张且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施行,诉讼法学应当拓展法律适用技能的讲授。

1.在诉讼法学中增加法律适用的教学内容的理由

(1)这是司法裁判的本质要求。陈光中先生指出:“司法”从中外的词义来说,具有以下三项相关的内涵:其一,实施法律;其二,解决狱讼;其三,体现公正。而作为司法中心的审判,则是指法院或者法庭对案件通过审理,认定事实,适用相关法律,加以裁判的活动。这充分表明,诉讼活动是一个法律适用的活动,就是把相关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把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运用三段论推理得出裁判结论的过程。诉讼法学作为研究诉讼活动的法学学科,为什么重视事实认定而轻视、甚至忽视法律适用呢?为什么看到裁判推理的小前提而忘却大前提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事实认定困难、法律适用容易,是法官就自然会法律适用。其实,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2)这是诉讼程序救济的审查内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89条、《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行政诉讼法》第61条都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二审法院更改一审裁判的充分条件。可见,在程序救济的体制安排中,一审中的法律适用是与事实认定、程序规范一样作为审查的内容的。毫无疑问,诉讼程序有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事实认定,它要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程序操作,它要求规范合法;三是法律适用,它要求正确、准确。既然都是程序的组成部分、都要面临上级法院、社会大众的监督,为什么只是关注程序操作和事实认定,偏偏又忘却了法律适用呢?

(3)这是有效解决疑难案件、遏制司法错案的具体措施之一。什么是疑难案件?无非是事实认定难、法律适用难,或者案件事实与法律法规结合难。什么是错案?也无非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如何解决这些疑难案件或者错误案件?当然应当采取包括提高法律适用技能在内的各种综合措施。如果仅仅解决了事实认定中可能出错的地方,而忽视法律适用中的错误,同样会发生疑难案件和错误案件。

有人认为,外国和民国时期的诉讼法学教育也没有法律适用的专门内容,不是照样培养了许多合格的法律人才,这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科学生,他们本身的教育模式就是以法律适用为教学依归,那么诉讼法学教科书中有无这个内容就不重要,因为他们每堂课都在学习着活生生的法律适用。美国的判例教育法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科学生的教学计划中有专门的、必修的法律适用方面的课程,那么诉讼法学也可以忽视这部分内容,因为学生可以在其他课堂上学习到法律适用的技能。德国注重法律方法论的学习就是如此。假如这两类情形都没有,试问:法科学生何以获得法律适用技能的理论学习与培训呢?仅仅在法理学课程中讲一点就足够了吗?笔者认为不够。而我国法科学生现行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恰恰就是欠缺这方面技能学习的。所以,作为诉讼法学教师,笔者主张应当首先在诉讼法学教学内容中拓展法律适用技能的学习。

2.诉讼法学中增加法律适用部分的内容

如果说在诉讼法学教学内容中增加法律适用的部分是有必要的,那么我们应当给学生讲授哪些具体内容呢?笔者主张最低限度应当告诉学生如何找法、定法、释法、用法。

(1)所谓找法就是三段论裁判大前提的寻找与确立。找法可以分找到、找不到、找到不太适合的等情形,出现这些情形时法官如何采用体制内许可的方法加以解决是一项重要的技能。笔者认为:找到合适的法律规则需要对其进行结构分析;找不到法律规则就要进行诸如漏洞补充的措施;找到不太合适的法律规则就要进行诸如利益衡量的措施。

(2)所谓定法就是排除已经找寻到的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如果说找不到适合于本案的法律规则是法律的消极冲突,那么找到两个以上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而彼此又有矛盾,就是法律的积极冲突。由于立法主体的不同、立法背景的不同、立法目的的不同等原因,法律规则之间的积极冲突是一个无法根本杜绝的现象。出现这些现象就要遵循一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加以确定。这些规则很多,诸如“新法大于旧法”、“特别法大于一般法”等皆是。

(3)所谓释法就是对确定下来的法律规则进行一定的解释,包括文义解释和各种论理解释。正如本文前述,诉讼法学本身的内容结构就是一种对诉讼法典的解释。培养的法律人才也应当会对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必要的解释。

(4)所谓用法就是将法律规则这个大前提与案件事实这个小前提进行结合推理和法律论证。推理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包括形式逻辑的规则和辩证逻辑的规则。这种规则的运用还要体现为心证公开中的裁判理由公开。也就是说法官不仅要会推理论证,还要把这个过程表示出来接受上级法院和当事人以及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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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教学法在民事诉讼法学课中的运用价值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习惯于运用注入式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一直以来也是大学普遍采取和主要的教学模式［1］。教学实践充分证明，注入式教学模式讲授方法单一、学生接受知识比较被动等。针对这种教学的实际情况，教学中除了应该注重向学生讲清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外，还要结合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才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在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的运用，已被教学实践证明是较佳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教学方法。为了证明这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笔者选取民事诉讼当事人这个案例:即有一对夫妻共同到某法院离婚，夫妻双方在诉讼地位上，都坚持作原告，法院以没有明确的被告，以此诉不能成立为由不予受理。这样做对否?针对这个案例，我们应当分析，从诉讼的一般定义和该案例的当事人为着眼点进行具体分析。“从理论上讲，此诉不能成立。因为没有被告，法院无法进行诉讼活动，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不能实现的。然而在此案中，法院以此为由不予受理当然是不对的。针对此案，法院要向当事人讲清道理，使当事人了解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和被告人只是称谓上的差别，其诉讼地位是平等的，而且被告还有反诉权，也会取得原告人的诉讼地位”［2］。这种运用案例进行教学的方法，不仅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加深理解，而且能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能力。

二、民事诉讼法学课程案例教学的目标取向

民事诉讼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门法，作为三大程序法之一，与其他部门法律一起构成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整体框架。伴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民事诉讼法在保障民商事实体法的贯彻实施、保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权益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民事诉讼法学案例教学的目标取向概括地讲表现在:

(一)提高学生正确把握题眼的能力

案例教学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只有正确把握题眼，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举一案例说明:“李赵夫妻于1997年7月关于离婚一事，李于某县法院，法院经审理判决不准离婚，审理该案的书记员两次到李家送达判决书，李某均拒收。对此案应如何处理?”［3］教师与学生分析此案时，首先把握的案情题眼是留置送达制度。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根据这一规定，书记员将该判决书留置李某的住所即可。可见，把握准题眼是迅速解决问题的关键，就会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

(二)帮助学生准确分析案情

课堂教学因受时间限制，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按照教学计划既要完成法理讲授，还要完成以案解法的教学任务。基于这样的课堂教学目标，针对复杂的案情，教师要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帮助学生准确分析案情。现以案论述:王甲继承其父遗产房屋三间，后将其改为铺面经营小商品。王乙(王甲之弟)知道此事后，认为自己并没有放弃继承权，故与王甲交涉。王甲对此不予理睬，王乙便向法院提讼。案件受理后，李某向法院主张自己作为被继承人的养子，拥有继承权，并通过法定程序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诉讼。诉讼中，李某认为自己与王氏两兄弟关系不错，担心打官司会伤和气，便退出诉讼。不久，李认为退出不妥，再次向法院要求参加诉讼。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和诉讼法理论，下列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A．作为诉讼参加人，李某不能重复参加本案诉讼;B．根据诚信原则，李某不能再参加本案诉讼;C．在最后一次庭审辩论终结之前，李某均可以参加本案诉讼;D．只有在开庭审理之前，李某才能再参加本案诉讼。就此案来讲，教师的主导性分析地位应体现在瞄准法条，切中案件关键性问题。教师的分析过程应当逻辑严密、层次清晰。下述分析过程为论证提供了充实性参考。教师在课堂教学分析此案时，就应当紧密结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54条规定，根据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从该条规定来看，本案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李某的诉讼地位并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使李某没有提出诉讼，人民法院也应该依职权追加。抛开必要共同诉讼分析本题，教师还应当讲明:

(1)当事人(包括原告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参加之诉)后撤诉，并再次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仍应当受理，民诉意见第14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为了防止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参加之诉对本诉的审理造成不当影响，拖延本诉的及时结案，法律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介入本诉在时间上的限制，即其只能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方可以参加到本诉中来。民诉意见第156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可见，教师帮助学生准确分析案情，以现实事例把抽象的法理讲解的通俗易懂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必要目标。

(三)要求学生正确明辨法理

以案说法的目的在于明辨法理，掌握法理的意义在于正确理解法律规范。教师在讲授民事诉讼法学时，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法理是必要的。例如在分析下列关于民事诉讼中的法定人与委托人的表述中，哪些是正确的问题时，有四种观点:A．委托人的诉讼权利不可能多于法定人;B．法定人可以是委托人的委托人;C．法定人的被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D．委托人的被人是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教师在讲解分析此题时，运用法律条文是无法解决的，这样类型的问题只有在掌握扎实的法理基础上才能迎刃而解。教师在讲解时，要讲明本题考查的是委托和法定制度。A项中，因委托人权来源于被人，其在民事诉讼中并无独立的诉讼地位，故此其诉讼权利不可能多于被人;而法定人与被人诉讼权利是同一的，所以A项正确。B项中，法定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类似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委托诉讼人，也可以是委托人的委托人，因此B项正确。C项中，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行为能力的分类不同于民法中关于民事行为的分类，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三种，而诉讼行为能力只包括有诉讼行为能力和无诉讼行为能力两种，对于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应当由其法定人代为进行诉讼。因此C项正确。D项中，因委托的被人需要与委托人签定委托合同和签发授权委托书，因此必须以有诉讼能力为限，此项也正确。可见，法律问题的解决除了依据法律规范以外，还需明辨抽象的法理。要求学生正确明辨法理是教师案例教学的重要目标。三、民事诉讼法学实施案例教学的主要原则和方法设计“案例教学法是由哈佛法学院院长朗代尔教授首创的，是英美法国家进行法学教育的传统教学方法”［4］。

案例教学法必须遵循的教学原则:一是案例选择具有目的性。选择的案例要符合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不能使选择的案例与教学内容脱节，更不能单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而无目的性。二是案例选择具有真实性。真实性是案例的本质属性，如果选择的案例缺乏真实性，不能反映客观实际情况，不仅给教学带来难度，而且不利于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案例选择具有典型性。因为“案例教学是一种启发式教学，它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积极思考，而且使学生积极参与分析解决案情，锻炼和提高学生运用诉讼法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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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深刻融入，刑事诉讼法迎来了新的改革和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教学的基本要求和教学方法却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认为在教学中应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并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教学要求；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

刑事诉讼法学是各级各类院校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性质上属于程序法，是国家制定的关于如何惩罚犯罪的基本法律，讲授这门课面临的问题是法条众多，学生记忆困难，理论庞杂，学生难以理解，知识点琐碎，学生容易混淆，应用性强，学生缺乏实践。这些问题给教师的课堂教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另一方面随着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更是得以凸显。因此，如何讲授好该门课程便成了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笔者通过此门课的教学工作粗略地总结了该门课程的教学要求，并尝试运用了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来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刑事诉讼法教学的基本要求

随着刑事诉讼法律的逐步完善，对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使学生掌握关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学生除了要掌握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内容之外，还要掌握其他关联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过年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行政法规、规章（如《法律援助条例》）等诸多有关刑事诉讼的内容。教师就是要通过教学把这些内容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能够全面掌握。

（二）加强理论教学，改变学生“程序法无理论”的认识误区，提高学生的理论底蕴

在“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下传统观念认为刑事诉讼法属于纯粹技术性规定，无须掌握相关理论。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理念发生了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程序法更需深厚理论的支撑，所以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内容既要有法条内容的传授和讲解，又要有理论的支撑和升华，使学生通过对基本理论的掌握从而深刻理解法律的规定。

（三）把刑事诉讼法教学与司法考试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复习司法考试时能够有的放矢

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司法考试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每年的分值有60分之多。刑事诉讼法教师要研究历年来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真题。针对司法考试考察的内容和出题思路，培养学生缜密的逻辑思维，关注知识的细节，关注实然法条的细微差别。使学生养成一个认真细致，严谨的做事习惯。这种风格不仅对司法考试，而且对法律实务都是至关重要的。[1] (P. 73)

（四）把刑事诉讼法教学与研究生考试结合起来

近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的促使，考研的学生越来越多，针对此种现象，刑事诉讼法教师要研究近几年来各大高校研究生考试刑事诉讼法试题，尤其是一些名校刑事诉讼法试题。有选择性地教授不仅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可使学生学得轻松，学得扎实，记得牢固，理解深刻，有利于学生的研究生考试。

二、刑事诉讼法教学方法

为使学生准确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深刻理解刑事诉讼法的理论，教学中我们对刑事诉讼法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与实践，引入了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

（一）启发式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运用启发式教学法，老师授课时可以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事实材料、法律规范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展开讨论。而教师要对讨论结果有重点的归纳和总结。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从被动学习的状态转化为主动学习的状态，而且使学生掌握的知识更为牢靠、更加深入。[2] (P. 50)并通过这种思考和分析学到了法律思维的方法，获取了各种技能，使其综合素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例如，在讲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部分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时，可以提出以下启发式问题：“无罪推定原则需要哪几个制度作为支撑”，“我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吗”，“我国是彻底的疑罪从无吗”等等。针对学生的回答，教师作适当评论并对上述问题作详细的讲解，最终使学生能够很容易地理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法条原文：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是不能得出我国已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结论的。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美国哈佛商学院，当时是采取一种很独特的案例型式的教学，这些案例都是来自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通过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实施之后，颇具绩效。案例教学法到了1980年，才受到师资培育的重视，并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教学模式，而国内教育界开始探究案例教学法，则是1990年以后。由于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刑事诉讼法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作为初学者的学生也缺乏相应的司法实践经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必要运用具体的案例去解析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使学生能够轻松地理解和掌握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使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来，学生由原来单纯听讲、接受灌输的被动地位转化为有机会参与、发现、探究的主体地位。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变为引导者，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平等的。此时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教师引导、同学讨论、自己思考的方式获得的。这种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推理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

模拟法庭教学是指由学生分别担任审判员、原告人(或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辩护人及证人等角色，以司法实践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按照国家有关法庭设置的要求布置法庭，统一着装，按照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来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审判过程。[3] (P. 74)在此之前，由任课教师或指导教师给学生分配任务，学生按照担任的角色要求，积极参与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理论知识准备、搜集案件材料、分析案情、制作审判需要的各种法律文书，剧本编写，与担任其他角色同学协调、实际彩排等等。再通过参与模拟法庭的过程，把自己对法学理论、法律知识的理解、认知，通过所担当的角色，在模拟法庭展现出来，使所掌握的法学理论知识得到初步的验证，还可以将实体法的内容引入案件当中，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是否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等来扩充模拟法庭的内容，也可通过设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等来延伸审判程序，使学生通过模拟审判过程加深对实体内容的理解。模拟审判结束后，教师还应组织学生就该模拟法庭案件审判进行讨论，让每位学生发表对该案的审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点评，如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法庭辩论是否有理有据。控辩双方及法官运用法律是否正确，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使缺少司法实践的学生通过模拟法庭也能熟悉法庭审判的各个程序，学生对于刑事诉讼法庭审判程序的理解就鲜活生动起来。

（四）多媒体教学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多媒体以其强大的优势改变了传统的“粉笔”，“黑板”的课堂教学模式，充分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优化了课堂效果。提高了教学效率，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刑事诉讼法学的课堂教学中。刑事诉讼中有些程序比较烦琐，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便是这类烦琐的程序一。从总体上来说，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由公诉审查、开庭前的准备和法庭审判三个阶段组成。具体来说，法庭审判又包括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以及评议和宣判五个阶段组成。这五个法庭审判阶段又包括更为细致的步骤，如果仅仅依靠教师的口头讲解，学生总会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观月”的感觉。难以真正领会这些程序究竟如何操作。多媒体课件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口头讲解的缺陷，给学生一种直观的印象，从而可以帮助学生轻松把握相关程序的具体操作步骤和方法。多媒体教学还有利于习题的练习，每个章节讲完之后，为了检验和巩固学生对该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都会有针对性地让学生做一些习题，尤其是历年的司法考试真题，如果单凭老师在课上把每道题读出来，那会浪费很多时间，而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事前把全部真题建立链接，以全面展示各类习题内容，使学生认真思考、仔细、琢磨，从而顺利地做出习题。

总之，通过以上诸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形成一套全新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模式。通过实施多元化教学改革，构建一种教学内容多样化、教学方法多样化的新的教学模式，以求实现优质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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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分析方法；刑事诉讼法学；经济学

[DOI]10.13939/ki.zgsc.2016.31.282

由于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在刑事诉讼实际案例中的一些不当应用，使得其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可以对相关法律的发展健全提供参考。

1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分析方法本身存在局限性

虽然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面对一些简单的刑事诉讼案例，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快捷方便的进行解决，但是传统观念的存在，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运用时自身就存在一些弊端。大部分早期支持经济分析方法的法律学者都持有相同观点，无论刑事诉讼或是经济活动，都存在一个社会目的，推动人们进行相关活动，在选择的方法上，都存在最佳路径，以达到最大的利益。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经济分析法早期的学者，还是之后对其进行补充运用的学者，都把刑事诉讼法律上的案例进行抽象化，转变为经济学中的经济问题进行解决。[1]在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就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案例本身进行分析。实际生活中刑事诉讼法的运用存在各种复杂的问题，简单的经济分析方法无法解决。这种经济分析方法本身的弊端也正在显现，在刑事诉讼法学中的运用也存在局限性。

1.2经济分析过程忽略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

在刑事诉讼法中，从诉讼程序到相关法律的修改实施，都需要严格的制度流程，用来保障法律权力更好的执行。换个角度来看，可以把刑事诉讼法学中的各个现象进行分层，每一层对照经济活动中的一段区间，这样便能把经济规律运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中。然而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却存在许多障碍，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忽略了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体行为的理性、自由选择受到较大限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是理性的选择行为模式，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外部条件约束下要使得个人利益最大。如果在理性和自由选择之间实现目标，就会有特殊情形限制。在法律意义上，绝对的理性会束缚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如果说在私法范畴内当事人的行为能够较为自由选择并理性地达成利益最大化，那么对于身处公法领域内的当事人尤其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言，自由选择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具体到刑事诉讼的实际案例中，如果当事人进行理性选择，就不会知法犯法，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事人在做出违法行为时，也存在很多“身不由己”的状况，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两者交叉出现，也不能简单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的理性前提，而是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

1.3分析过程没有论证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前提性

在经济学中，对于纯粹的经济问题都有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但是对于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分析并不完备，对于很多非经济动机因素，经济分析无法考虑进来，也不具备应用性。基于以上原因，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同样面临一些阻力。

一个是关于不确定性的问题。依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古典经济人范式把自利作为目标函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根本动机。但是加里・贝克尔认为，“个人利益”不仅仅是货币收入等纯粹经济利益，而且包括社会地位、名誉等非经济“利益”，这才是经济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新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范式“最终仅仅是提出一个原则：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之间做出选择时――各种选择的结果将对个人‘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将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相反”。[2]但是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对经济分析方法自身所具备的不确定性进行合理的阐释，经济分析方法的不确定性和法律分析方法所要求的确定性之间还是存在很大障碍。

二是关于非理问题。马克斯・韦伯把社会行为分为四种：一是工具理性行动，指个体借以实现其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利目标的方式；二是价值理性行动，这种行动取决于对真、美或正义之类较高等级的价值，或对上帝信靠的一种有意识的信仰和认同；三是情感行动，指由感觉、激情或情感状态决定的行为；四是传统行动，指一种养成习惯了的行动。通常来说，法律经济学中理性人行动属于第一、第二种，社会行动中只有少部分人属于第二种行为，而第三、第四种行为不属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就导致了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研究中本身的弊端。

2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2.1经济分析方法在非经济领域的应用探索欠缺

经济分析方法侧重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在面对非经济领域时，经济分析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就决定了它在适用过程中必然存在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诉讼是有关犯罪方面的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刑法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规定什么是犯罪行为，如果有不法的行为，诉讼时应该要遵循怎样的流程，如何进行应有的程序；如果没有找寻出犯罪证据，该如何找寻有利的证据。刑事诉讼法涉及犯罪人员，立案、审查、审判等过程的复杂程度必然大大增加，因此，经济分析方法在这些专业领域的欠缺是其产生相关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

2.2社会关系网使得刑事诉讼复杂程度极高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社会中关系网更加密集，在私人关系盛行的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一些刑事诉讼案件中，涉及的因素过于复杂，纠缠难清，牵涉的方面太过广泛，这种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3]案件涉及不同区域以及之间所夹杂的关系，都是较为复杂的，这些情境下使得经济分析方法适用难度加大，因此在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时便很容易出现问题。

3结论

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其在某些问题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正是由于刑事诉讼具有某些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分析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就必须要对经济分析方法进行创新运用，灵活地运用法律，才能更好地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同时，经济分析方法本身具有某些专门性，在一些非经济领域存在很多的薄弱部分，加之在运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在将经济分析方法实际运用到刑事诉讼法研究当中时，便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分析清楚它出现的原因，进一步避免它的产生，使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在刑事诉讼法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上的运用。我们要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积极解决问题，最终使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研究中得以更顺利的应用，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羊俊潮，王丽娜.“有限附带”的经济分析与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11（14）.

[2]黎桦.论经济分析方法在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实现过程[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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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益诉讼；现状；困境破解；策略

Abstract:Thepublicwelfarelawsuitisjudicaturereliefmeasureswhichforthepenaltypublicwelfareillegalactivity,theprotectionpublicinterestadopts.From2005bysocialwidespreadattentionwhenuntilnow,thepublicwelfarelawsuitwalkswithdifficultyinreality.ThearticleinviewofcreatestheChinesepublicwelfarelawsuitsituationawkwardpresentsituationandthereasoncarriesontheanalysis,andhowtoexplainthepublicwelfarelawsuitsituationawkwardquestiontothepresentstagetocarryontheexploration,foundthepublicwelfarelawsuitbythetimethenewbreakthroughwhichdevelopedinourcountry.

keyword:Publicwelfarelawsuit;Presentsituation;Thedifficultpositionexplains;Strategy

前言

2008年5月6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江苏省率先建立了环保庭，首次将“环保公益诉讼案件”列入其职责范围，并对其辖区内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条件和案件受理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然而，“环境保护审判庭”正式成立2个月之久却遭遇了“零公益诉讼”的尴尬现状，这与成立之初社会的深度关注、各界民众乃至官员的热切期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值得法学界深入而冷静的思考。笔者认为，“零公益诉讼”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遭遇的尴尬状况有直接关系。中国公益诉讼实践步履维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对此进行探索，以期找到公益诉讼在中国发展的新突破。

一、公益诉讼现状分析

（一）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现实严峻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的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不断涌现出来。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披露，近几年国有资产以年均5%的速度流失。进入90年代后，每年流失1000亿元，日均流失3亿元。?在环境污染方面，酸雨、沙尘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等生态问题无一不与违法行为有关，且已经相当严重地影响到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归纳分析，我国公益利益广泛遭受侵害的严峻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污染环境；（2）破坏生态平衡；（3）侵害广大消费者权益；（4）危害社会公众生命和身体健康；（5）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民事公益；（6）不当处分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7）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8）危害公共安全；（9）侵害其它民事公益。

（二）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处境尴尬

公益诉讼从2005年开始受到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2007年以后媒体上关于公益诉讼的新闻减少很多。其中的原因既有媒体自我限制，也有公益诉讼自身没有实现新的突破的因素。考察我国近年来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主要有以下几种结局：

1．受害者无法或不愿意提讼。以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为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公民国家机关依照全体公民的授权管理国有资产。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公民却无法直接提讼，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往往以不具有法人资格为由拒绝提讼。例如在湖南岳阳县的一个案例中，受害者县日用杂品公司和其主管机构县供销社明确表示不愿意提讼，而岳阳县国资办表示其不具备法人资格，有管理权却没有诉权。

2．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驳回。由于公益诉讼涉及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而对方往往是大企业或政府机关，人民法院出于各种顾虑，不愿立案。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司法界一直认为，法官在诉讼中必须严格依据制定法进行审判。这导致法官遇到无明文规定的情况就无能为力，此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不予受理，或者判决原告败诉。在轰动全国的银广厦案和亿安科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院“受理的时机还不成熟”为理由，于2001年9月24日向全国各级法院下发406号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暂不受理相关诉讼。

3．受害者虽然胜诉，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维护公益的效果。河南淮阳县青年农民葛锐以郑州市火车站厕所收费违法为由郑州铁路分局。该案经过近三年的审理，法院最终判决葛锐胜诉，郑州铁路分局返还葛锐0.3元厕所收费，并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各50元。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郑州火车站在败诉后，仍然继续收取入厕费用。

4．公益诉讼案件的结果来看，通常败诉的居多。在已发生公益诉讼案件中，除少数几起个人公益维权诉讼获胜之外，多数诉讼案件尤其是以公权力和强势部门为被告的公益诉讼，多以败诉或原告撤诉而告终，如引起全国关注的“进津费”诉讼案一审原告败诉；全国首例纳税人状告财政局私自超过预算购买小轿车案，无果而终；全国首例新闻记者因采访政府机关被拒绝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戛然而止……这充分显示公益诉讼成者少，“败”者多，凸显公益诉讼的步履维艰。

5．部分案件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取得了民众的胜利，但这并不能导向一种理性的法治社会。这种模式流程如下：，不在乎法院是否受理，也不在乎是否能胜诉；新闻媒体的炒作，讨论，有关部门出面表态坚决制止或取缔，结果是成功的。这种正义实现模式存在致命缺陷：因为这并不能导向一种理性的法治社会。个案的成功反而使人们过分相信并依赖于这种非法治甚至可以说是反法治模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并不一定永远将结果导向正义，容易被误导甚至纵。

二、公益诉讼困境之原因分析

造成公益诉讼处境尴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制度设计的缺陷、法院审判能力的欠缺以及政府和公众为公益诉讼意识淡薄等等，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我国法律制度排斥非刑事性公益诉讼

在中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明确公益诉讼的是针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授权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除此之外，立法上没有关于公益诉讼的踪迹，无法对损害公益的行为进行法律追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资格采用“适格说”，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诉讼领域，原告的主体资格取决于“是否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从法律制度设计上排除了公益诉讼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近年来许多公益诉讼虽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却得不到法律支持的最根本原因。

（二）公益诉讼得到公众的称赞却没有得的公众的响应

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但并未给公众、社会组织造成直接经济利益的损失，所以，现实生活中，公众大多会采取?“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愿提起公益诉讼。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相当多的民众和社会组织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另一方面是对手相对强大，弱者屈于压力，被迫忍气吞声。因此，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诉讼的人太少。

（三）公益诉讼受到政府的关注却没得到政府的支持

公益诉讼往往涉及重大的公民权利和社会问题，牵涉众多，一般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政府造成极大压力，这可能是政府不能接受和支持的一个因素。2006年02月14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曾指出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然而，事实是公益诉讼案件依然是立案难、胜诉难；政府方面没有出台任何鼓励公益诉讼的措施，相反，主管律师业务的行政机关和协会却从上往下传达了不鼓励律师从事公益诉讼的信息。

（四）公益诉讼举证困难导致最终败诉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简言之，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一方多是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而被告往往是享有某些特殊权力或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原告一方，要求其对被告的违法行为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难度相当大。在实践中，因原告举证不能而败诉的公益诉讼屡见不鲜。

三、破解公益诉讼处境尴尬之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对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一般由主管部门出面解决。对公益诉讼在实践中的尴尬遭遇，有资深法律专家分析在我国公益诉讼机制缺失，法律上对此还没有专门的程序规定，法院在实体上很难支持原告的诉请。因此，在现阶段发展公益诉讼有赖于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一）行政机关树立公益保护意识，积极支持和鼓励公益诉讼的发展

目前对公众利益侵害最大的往往是一些行政性垄断集团，这些集团或者自身直接具有行政权力，或者与行政权力部门有着种种利益上的一致性。以上主体往往为实现部门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无视公众利益的存在和保护。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要树立公益保护意识，加大监管力度，积极支持公益诉讼，为公益诉讼开方便之门.

(二)司法机关应排除干扰，积极保护国家公共利益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实际上在涉及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案件时，面对行政机关尤其是党政领导的干预，法院、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往往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在涉及到法官个人利益的时候，法官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外来的干预。从这方面来看，造成目前公益诉讼之所以不能胜诉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立法，而在于司法机关的主动性、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

一个公益案件，如果法院只判决其停止对本案的侵权，赔偿十元钱，这个案例就只有个案意义和宣传意义。一个公益案件，如果法院在判决本案侵权成立、赔偿十元钱的同时，延伸到其基础的审查，判令其依据的文件违法无效，不得适用，停止其所有的侵权行为、判令禁止其所有的收费行为，那么，一个五元十元的判决，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大公司和公权部门的几亿几十亿的收入，而这样的判决，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都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即使现在的法律框架不作修改，中国的法官们如果真正理解了公益诉讼的意义，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三）法学界应继续深入探索公益诉讼理论机制，为实现公益立法推波助澜

公益诉讼是比较复杂的诉讼类型和权利义务调整机制，如果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也可能导致公益性行动受阻滞。目前我国公益诉讼立法缺失，需要相关法律人士和专家学者继续深入的研究，尝试突破立法技术瓶颈，为实现立法铺垫扎实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文章认为有若干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区分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以便确定公益诉讼的范围和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是探索公益诉讼制度的保障制度，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分摊问题、诉讼激励机制的建构和限制诉权滥用问题上；三是探讨诉讼请求和责任承担方式改革问题，以便实现公益诉讼真正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四是研究确保公益诉讼有效执行的保障制度，包括诉讼过程中和诉讼终结后的执行制度保障，以使公益诉讼达到预期目的。

（四）公众要提高法律意识，积极参与公益诉讼

目前的公益诉讼其实质为带有公益色彩的私益诉讼，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根据目前法律的规定，只要符合的条件，法院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诉权立案受理。按照今天的《民事诉讼法》，无论是必要的共同诉讼还是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几百人、几千人作为共同原告、推举代表人进行诉讼也完全是可以的。这样，即使不修改现行法律，只要公众具备必要的法律素养，提高法律意识，完全可以通过现在的公益诉讼类型以实现维护多数人公共利益的目的。在客观上，这种带有公益色彩的私益诉讼不论是一人或是多人共同都有助于维护公众利益。

（五）构建完善的公益立法是公益诉讼发展的根本所在

公益诉讼实践困难重重，很大的原因就是立法空白。中国公益诉讼要真正开展起来，从现在的实际问题和实践总结来看，立法上的突破是万河之源。近年来，我国以建设法治国家为重要国策，现在又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当然需要高度重视包括公益诉讼机制在内的理性化、法治化治理之道的发展和提高。公益诉讼既能解决很多矛盾和冲突，又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且利于法治等更根本的价值和目标。因而，法治国家对公益诉讼往往采取是容许、鼓励态度。在当今倡导法治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应当明确除环保领域外，在国有资产流失、破坏资源、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等所有关系公共利益的领域，都应该发展与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只有构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公益诉讼所遭遇的各种尴尬状况。

参考文献

[1]颜运秋．公益诉讼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2]杨立新．探索公益诉讼从理想到现实的途径．2005年4月5日，杨立新民商法评论网．

[3]强雨．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思考[J]．人民司法，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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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深度探究

孙记博士指出，“刑事诉讼程序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何者优位，西方强调个人优位于国家、个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或社会是第二位的，主张自由主义。”通过追溯自由主义的开端、分析其基本内涵，厘清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透过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观的爬梳，该书认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要求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必须充分体现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并要在刑事诉讼中把该诉讼利益规定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应在诉讼过程中体现对被追诉人的人文关怀，由此便引申演绎出参与、公平、中立、自治、及时、终结等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要求;同时消极自由观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国家的追诉权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为所欲为，被追诉人“确获承认的私域”乃是其重要的程序性利益，该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表征为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这种基本人权普遍体现为许多国家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被规定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当中。该书指出，有限国家论构成自由主义的另一面。个人优位于国家的理念和消极自由观必然导致有限国家论，即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是保护公民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手段。有限国家论蕴含着法治理念与精神。孙记博士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至少应当包括善法至上、约束权力、权利平等、社会自治。这一法治理念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的追诉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行使职权，恪守“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原则。精神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的核心在于分权。分权思想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主要体现就是控审分离原则，该原则构成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核心内容。据此，该书深刻揭示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之理论依据，建立起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阐发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所蕴含的程序理念及其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由此，孙记博士从学理上澄清了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深层次根源，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方的刑事诉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执着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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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诉讼;法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1非诉讼业务能力培养在法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非诉讼业务是律师接受委托，在无司法机关介入的情况下，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委托方办理各种不涉及诉讼的法律事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非诉讼法律业务快速发展，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介入非诉讼业务。从实务来看，在民商事领域，绝大多数的非诉讼业务集中在合同、公司、知识产权、劳动、婚姻继承等法律领域，且通过调查发现，合同的谈判、起草、审查、修改、拟定、纠纷处理以及公司设立、投资融资、收购兼并、股权转让等方面的非诉讼法律服务，占律师业务总量的60%～70%，而且这一比例随着经济的增长仍在不断提高。总之，非诉讼业务正在成为我国律师业务中的重要内容，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和巨大的发展前景。因此，法学专业教学中，应当将培养学生的非诉讼业务能力作为一项基本要求，从而使学生能够兼备专业知识与实务能力，更好更快地适应律师工作的需要。

2非诉讼业务的发展对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挑战

2.1非诉讼业务所要求的知识和能力

非诉讼业务涉及领域广、工作内容非常复杂，因此对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律师要求更高。首先，从事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必须拥有全面扎实的法律专业基础，这是非诉讼律师开展业务的前提。其次，在业务素质方面，非诉讼业务律师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再次，从事非诉讼服务的律师要具备宏观和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要注重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力求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为客户最大化地实现商业目标。最后，在知识结构方面，从事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在精通法律知识的同时，需要其他学科如会计、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的辅助，形成多学科的知识体系。此外，在涉外的非诉业务中，熟练掌握外语将占据优势。

2.2传统法学教学模式在内容和方式上的欠缺

如前所述，非诉讼业务的承担，需要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全面的能力。而我们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都还存在较大的欠缺。在教学内容上，传统的法学教学通常按照法学的基本分类，以民商法教学为例，多数学校开设民法、商法两门专业课程与合同法、公司法、婚姻法、劳动法等基础课或选修课;在内容上基本以教师讲授为主。与非诉讼业务的实际需求相比，一是专业课程设置不科学，缺少综合性法学课程。二是在教学中未能考虑到实务中诸如合同的起草修改等具体要求。三是忽视了企业管理、经济分析以及专业外语等相关课程的配套。在教学方式上，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多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把法律知识以理论讲解和法条阐释的方式，单纯通过课堂教学环节来完成，忽视了学生自身学习能力、分析能力以及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目前已有的“案例教学”中所谓“案例”是经过删减、提炼和加工的“教学案例”，无法达到实务训练的真正目的，且限于教学时间的安排，案例大多是由教师讲解，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分析。另外，传统的试卷或论文的考试方式，也无法判断学生掌握知识的真实情况和衡量学生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适应非诉讼业务能力培养需求的法学教学内容调整提高

法学专业学生在民商事法律领域的非诉讼业务能力，需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以下的调整:首先，课程设置应当科学。既要考虑到打好全面的法学基础的需要，也应当顾及实际工作中各类法律学科应用的广度与深度，同时根据课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类课程内部的关联性，合理安排开设的学期以及课时。其次，在课程具体内容的安排上，要理论知识与实务训练并重。例如:在民商法教学中，增加合同起草、修改以及公司设立、合并、收购的相关法律实务知识。考虑到课时安排方面的限制，本人认为应当借鉴英美国家法学院的教学方法，适当调整讲授部分的比重，课堂时间重点放在教学重点和难点上，对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掌握的内容进行检查和简单总结。再次，应当在法律基础课程学习结束后，另安排模拟律师开展非诉讼业务的综合性课程。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综合运用法学专业各科的基础知识，全面把握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灵活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有利于其业务能力的全面提升，满足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需要，最终促进就业。最后，在选修课程的设置方面，应当充分考虑此种现实需求，多开设一些会计、投资、金融、税收方面的基础课程，从而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法律问题的经济背景，对于将来提供适应企业商务发展需要的非诉讼服务尤其重要。对于具备较好外语基础的学生，可以提供法学专业英语能力的培训课程，以便更好地开展涉外非诉讼业务。

4适应非诉讼业务能力培养需求的法学教学方式变革

非诉讼业务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因此，法学的教学必须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必须改革教学方式。

第一，应当改变教师的“填鸭式”授课方式，要求学生根据老师的适当指导进行课前自学，教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重点和难点问题。同时，由教师事先给出课堂需要分析的实例或探讨的问题，学生在课下进行充分的准备并在课堂上作为主角辩论、分析、研究，教师负责把握问题分析的大方向及启发学生分析问题。

第二，关于案例教学，可以将经过提炼加工的案例与原始案例相结合。“教学案例”用于基础学习或初次接触相关知识点时，以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原始案例则用于课程结束后，以提高学生的全面分析能力。尤其在前文提及的综合性课程必须学习和研究实务案例。

第三，必须将学校教学和法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法院旁听必不可少，但远不及到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的学习来得直接、迅速。目前，法学专业的实习通常安排在最后一个学年，但是由于考研、司法考试及找工作等原因，实习人数寥寥可数，因此，笔者建议将实习安排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之间，或者可以拆分成二到四次，可以在每个学期末甚至假期安排实习。学校也可以同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处建立合作关系，随时安排学生的实务学习。

第四，法学专业学生实务能力的提高，与教师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应当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给予法学专业的教师更多接触实务的机会。同时，应当将从事非诉讼实务工作的专业律师、企业法律顾问以及专家学者作为特聘教师，以弥补专业教师在实务经验方面的不足。

第五，应当改革法学教学的考试方式，可以将平时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讨论、分析以及每一次法律文件的拟定，都作为确定学习成绩的依据;也可以根据每门课程的不同特点分别设置考核内容。

总之，灵活的考试方法对于准确衡量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都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艳.高校法学教学改革研究［J］．教育探索，2010(4):53－54.

［2］胡辉，黄维娜.论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及培养［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76－77.

［3］王天欣.高校法学本科考试制度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4］陈育君.浅析法学教育现状［J］．知识经济，2009(13):117－118.

［5］蔡科云，宋晓培.商法课内实践教学环节落实的障碍及克服［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7):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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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应用型教学模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1016302

民事诉讼法学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法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一门核心课程。它对于增强学生的程序理念和规则意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促进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具有特殊意义。

黄河科技学院在2013年将学校培育人才的理念转化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这就决定了不能简单地进行理论传授知识，而是要重点教会学生怎样学以致用。在院领导和系领导的管理和支持下，我系进行了教学模式改革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为此，我主要结合我们学校的理念以及系里面的实践谈谈自己对于民事诉讼法这门课的教学模式改革的心得体会：

1组织进行模拟法庭

这是民事诉讼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学院加大了对模拟法庭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支持，确保建设应用型人才的顺利进行。

模拟法庭是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模拟法庭是指在实践教学中，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典型案例，让学生模拟担当诉讼参加人，扮演各种角色去参与预先设计好案件的审理与裁判。它弥补了传统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脱节，使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通过接触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而进一步掌握、理解与运用所学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学生以后进入社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模拟法庭一般由以下几个阶段和步骤构成：

第一阶段：模拟法庭的前置阶段。这个阶段要求学生熟悉民事实体法及民事、程序法和仲裁程序法，沉浸在诉讼和仲裁的法律环境中。

第二阶段：模拟法庭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将案情介绍材料分发给学生，并予以案情分析，要求学生根据案情事实及相关证据的罗列，并寻找本案适用的实体法及程序法依据。

第三阶段：模拟法庭角色分配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加模拟法庭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自己给自己定位相关的诉讼参与人的位置，从而留给学生深刻的学习烙印，使之融入主动求学的行列。

第四阶段：学生积极查找资料进行准备和教师进行指导相结合的阶段。通过学生对角色定位以及相关资料的查找和准备，学生的知识将更加的牢固，加上指导教师的指导，有助于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全方位的浓缩和总结。

第五阶段：模拟法庭的开庭审理及教师和学生对于模拟法庭的评判。经过该过程的历练，学生在综合判断和分析案件的基础上，运用知悉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内容，将其角色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最充分地锻炼了自己的理解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以其学识、机智和经验应对法庭上出现的各种情况，因为身临其境而助长了学生的法律运作能力。

第六阶段：上交相关的诉讼文书和心得体会。学生模拟法庭之后将相关的诉讼文书上交指导教师进行指导，不仅能使学生很好的掌握相关文书的写作，而且能培养学生亲力亲为的能力。通过心得写作，学生能够对于模拟法庭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让下次的开庭做得更好。

模拟法庭的开展让学生更好地领略了书本上的知识，将书本和实践融会贯通，从而让书本知识掌握得更加的牢固。

2充分利用教学实习基地

除了模拟法庭，法律系在领导的支持下，还与律所，法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学生不仅能够到律所和法院实习，还能够定期的让法院的法官到院里进行巡回法庭的审案，方便了学生，加深了对民事诉讼理论的理解。

3加强教师案例教学

学生进行模拟和真实的实践固然重要，但是教师的讲解、授业也不能忽视，针对应用型教学要求，我们在教学上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教学，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典型案例的结合和讲解。案例法教学离不开教师的讲解，教师要从具体通俗的感性材料入手，将案例和所学的理论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案例结合起来，更好的学习。例如：在讲“当事人”一章时，就可以拿学生经常坐公交车的事情进行讲解，既形象，又生动，贴近生活。

（2）学生对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讨论案例有助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它还能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的能力。让学生各抒己见，展开辩论，教师参与点拨，起指导作用，讨论不只限于案件本身，还就案件背后的法学原理、诉讼观念、诉讼传统等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锻炼、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3）案例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教师在选择案例的时候应当注意案例应当难易适中，适合学生使用；案例要根据教学目的有针对性地收集，案例的内容必须适应具体教学环节的需要；要对案例进行精心的编排，尽量将学生所学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等。

4结合学生需要进行有重点的讲解

法律系的学生大部分的就业方向就是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等与法律相关的行业，那么法律资格证的考试对于法律系的学生来说就至关重要。所以在平时的讲课中就注意针对司法考试的相关重点进行讲解，进行分析，使学生在课堂上就能对司法考试的内容有所掌握，对于考试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在法律系的学生通过司考率不断增加上就能体现出来。

5设立专为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法律解决问题能力的学会团体

在相关老师的指导之下，由学生组成的法律团体，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如3.15活动，学生团体组织的法律事件意义宣传，义务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等。

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改革使民事诉讼法课程的改革始终能够把握理论与实践的脉搏，为创造新型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