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合同纠纷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服务合同纠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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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3）10-111 -03

保险合同是保险关系双方之间订立的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保险合同纠纷就是保险双方在保险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争议及利益冲突。如何妥善处理保险合同双方的纠纷，也成为保险业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之一。

一、保险合同纠纷的主要特征

除了具备合同纠纷的一般特点外，因为保险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保险合同也具备独有的特征。

（一）保险合同纠纷较为复杂性

由于保险合同自身的特殊性，保险合同一般涉及到多方的关系人，同时在保险的不同阶段以及保险合同的各部分内容上都可能出现纠纷，因此保险合同纠纷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纠纷主体和纠纷内容上。在纠纷主体上，由于与其他合同关系不同，保险合同关系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等，因此不同关系人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合同纠纷，都有可能成为纠纷主体。在纠纷内容上，不同保险人之间有可能在承保、理赔、退保、投保资格、保费及支付等许多问题上产生矛盾，其中以理赔纠纷最为常见。由此可见，与一般合同纠纷相比，保险合同纠纷具有复杂性特征。

（二）保险合同纠纷专业性较强

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人履行合同与否取决于事件是否发生，这一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别于一般的基于等价有偿原则的合同。另外保险合同上的条款大多由专业性的词汇和语句组成，有着专业性的解释。在保险合同的解读上出现分歧时，就很可能导致保险合同纠纷。再者，保险合同也具有较强的跨学科专业性，涉及保险学、统计学、人口学、法学等若干专业学科。保险合同中的费率釐定是基于专业的保险精算基础之上，因此在费率方面产生的保险合同纠纷颇具专业性。

二、保险合同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缺陷分析

由于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途径了解不多，通常要么最后不了了之，要么就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司法解决机制固然是解决纠纷的一种可行途径，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彻底性等优势，是目前最常用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方式。但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应用中，司法解决机制也显现出自身的一些缺陷。

（一）消费者角度

对消费者而言，诉讼程序过于繁琐，需要很高的综合成本投入，这也是许多消费者对维权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诉讼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这使消费者面临着巨大的举证压力。另一方面，诉讼费用高昂，这使得消费者经济状况受到较大压力。另外诉讼还存在延迟问题，整个诉讼过程耗费时间长，无法解决消费者对赔偿金的燃眉之急。

（二）保险人角度

对保险人而言，诉讼也并非是解决纠纷的完美途径。一方面诉讼对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负面舆论影响，无论诉讼结果如何，保险公司都将面临着公司形象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法院在审理保险纠纷案件时通常具有倾向性，这就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很可能受败诉而遭受经济损失，同时应对诉讼的过程也将增加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另外，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对保险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利的影响，行业形象和消费者信任都很可能因为诉讼导致的社会舆论而受损。

（三）社会角度

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具有高度专业性，法院在处理保险诉讼案件时会有许多问题难以认定。一方面这增大了法院处理这一类诉讼时的压力，导致法院司法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受限于专业能力，法院也可能给出不合理的处理结果。大量的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增加了法院的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出现的处理失当也可能加剧诉讼双方的矛盾，引发更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三、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优势分析

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是区别于司法程序之外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包括谈判、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出现于雇主与雇员的劳资谈判中，之后渐渐在各种纠纷处理中得到很好地应用和发展。司法外解决机制具有自愿性、灵活性、高效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这使得它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应用上存在着许多优势。

（一）快速化解矛盾，尽早解决纠纷

和司法解决机制相比，司法外解决机制具有灵活、高效的特点。通过司法外解决机制，可以给出当事人双方都较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迅速解决纠纷，让被保险人尽快挽回损失。另一方面，司法外解决机制一般是非公开的，相对而言不会产生负面的社会舆论，也便于保险人树立起良好形象。

（二）重塑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司法外解决机制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解决方式，通过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沟通和解来达成纠纷的解决，从而可以避免因诉讼而导致双方的关系恶化。纠纷的司法外解决有助于维持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有助于保险公司的形象维护和客户关系维持。

（三）有利于未来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保险业的发展和良好的行业形象是密切相关的，司法外解决机制的灵活高效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保险合同纠纷，避免过多诉讼案件对保险业造成不利影响。

四、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国际借鉴

（一）德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为了提高保险纠纷的解决效率，德国设立了保险投诉局。保险投诉局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组织，其运营资金由加入组织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投诉局有自己的程序规则，由保险投诉官负责解决纠纷，对于低于一定金额的纠纷保险投诉官的决定具有最终效力，双方必须遵守。德国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某类纠纷须先由其他调解机关进行处理，调解未成功的才可以。保险投诉局被认可为“其他调解机关”，说明其在司法外解决机制中有着重要地位。

（二）瑞典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瑞典十分注重司法外解决机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应用，一些行业性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保险合同纠纷方面，其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有个人保险委员会和患者保险协会两种。个人保险委员会是由瑞典保险联合会设立的专门负责涉及保险赔偿纠纷的行业组织，其运营费用由各个保险公司承担。保险消费者在跟保险公司交涉遭拒绝后可选择由个人保险委员会处理。其处理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仅具有参考价值，但实践中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能遵守。患者保险协会则主要负责医疗事故发生后的纠纷处理，其裁定同样没有法律约束力。以上两个协会都能迅速高效地处理纠纷，且对消费者的投诉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尽管都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能遵守裁定结果。

（三）英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英国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主要由金融服务局负责。《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制定将原先承担这一职能的保险投诉局纳入金融服务局之下，由其统一对金融业和保险业进行管理监督，法律规定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成为今日服务局的会员并承担其运营费用。保险消费者与保险公司发生纠纷并交涉未果后，可以向金融服务局提起投诉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金融服务局一般按照和解、裁定、仲裁等步骤来解决纠纷，其对10万英镑以下的保险纠纷的裁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我国目前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现状概述

目前，我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消费者协会调解

消费者协会在纠纷解决中能起到较大的作用，其具备经济性和效率性的特点。但由于保险的专业性，而消费者协会中缺乏保险领域的专家，同时缺乏透明严谨的程序，因此消费者协会在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仲裁机构仲裁

我国的仲裁机关主要解决民商法上的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也在其处理范围之内。虽然仲裁具有专业性和高效性，但由于保险合同中对仲裁的规定大多落于形式，且仲裁机构又仅设置在地级城市，因此鲜少有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保险合同纠纷。

（三）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解决

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具有处理保险消费者投诉的职能，虽然存在保险监管部门对有关保险合同纠纷的投诉不予以受理的规定，但实践中仍有对这一类投诉的处理。作为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还是难以直接对保险合同纠纷在实体上进行调节，只能通过对保险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理，因此其纠纷处理能力十分有限。

（四）保险行业协会的仲裁或调节

为了提高保险合同纠纷处理的效率，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我国开始在各地的保险行业协会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机制试点。然而目前各个试点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统一性，特别在人员组成、运营费用、纠纷解决程序、审理方式、裁定效力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规定。若要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则应该对这一司法外解决机制加以改革，使其早日趋于成熟。

六、对完善我国保险合同司法外解决机制的建议

从国际上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经验看，我国可以对目前保险行业协会的仲裁调解机构加以改革，建立一个具有高效性、经济性、公正性、及时性的司法外解决机制。

（一）建立独立、统一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构

为规范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我国应当由保险协会牵头组织、保监会负责监管，建立一个在运行上完全独立、规则统一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构。对机构设置、人员组成、运营费用、解决程序、裁定效力等方面进行规定。以此推动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提高机构的权威性和消费者的信赖度。同时，为了保证机构运营的独立性，鼓励更多非政府组织介入，逐步削弱政府机关参与调解工作。

（二）方便保险消费者通过司法外解决机制解决合同纠纷

借鉴国际上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应当为消费者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纠纷提供便利。在发生纠纷并与保险公司交涉未果后，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出投诉。同时，应当对消费者的投诉免收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提供纠纷解决机构的运营费用。

（三）优化司法外解决机构的人员设置

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时，需要更多律师、保险领域的调解员、仲裁员及专家参与其中，并尽量弱化调解机构与保险公司之家的关联关系。另外，纠纷解决人员中应当有消费者利益的代表，这一人员可由消费者协会负责推荐。

可见，司法外解决机制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和保险消费者、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业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建立有效、独立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构是解决我国目前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困扰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陶建国.国外保险纠纷诉讼外解决制度分析[J].保险研究，2010，（02）：106—110.

[2] 孙蓉.我国保险合同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J].保险研究，2010，（12）：108—114.

[3]王佳颖.建立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探讨[J].中国保险，2012，（11）：27—29.

[4]唐余.我国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探索[D].西南财经大学，2007.

[5]齐霁.我国保险合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D].吉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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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民间金融 发展策略 选择

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是在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要使民间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在对民间金融监管中应该摆正自身的位置,以引导、监控为己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曾经在广大农村兴盛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作为政府,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金融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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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型企业 融资 金融 现状 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理论和实践均表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具有先导作用，是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型创新驱动的关键。因此近几年来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技术创建起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其自身技术先进性、创新性和高成长性，逐步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力军，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市科技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初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超过20000户，数量居江苏省第一，苏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在苏州市经济“转型升级”浪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年产值、纳税收入均居全省前列。与此同时，科技型企业融资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如何针对科技型企业特性，有效支持苏州科技型企业发展也面临众多难点和挑战。

二、金融支持苏州市科技型企业发展成效

（一）苏州银行“科贷通”搭建银企绿色通道

“科贷通”是苏州在全国地级市率先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后，推出的一款金融创新产品。2014年以来，苏州银行通过“科贷通”产品对全市名单内科技型企业贷款规模、支持客户数均位列全市同业第一。根据苏州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在2015年7月15日的数据显示，“科贷通”累计为156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129亿元，入库科技企业7383家，新增兴业银行为“科贷通”合作银行，累计达19家。上半年有521家入库企业提出贷款需求，进入“科贷通”流程贷款的有357家，对接率达68.5%；合作银行已为241家企业提供贷款，贷款金额16.83亿元，风险补偿资金16521万元，撬动比率达10.2倍；241家科贷通贷款企业中贷款金额在500万元以下的企业共174家，占比72.2%。

（二）新三板“苏州板块”拓展融资渠道

与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相比，新三板具有审核周期短、准入门槛低、挂牌数量大、审批程序简便等特点，满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截至2015年底，苏州新三板挂牌公司达到117家，数量列北京、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三位，占全省的39%。117家挂牌企业中，苏州工业园区以25家位居榜首。挂牌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80%，其中，制造业企业总数87家，占挂牌企业的74%。涉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不同类型。

（三）初步形成“一库一池一平台”苏州服务模式

一库，即全市中小科技企业数据库。截至2014年底，已经遴选了6642家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信誉良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企业；整合了120家各类科技金融服务机构，422位专家资源，342项科技金融创新产品，有效改善了企业融资环境。

一池，即省、市共建的苏州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首期规模达到3亿元。

一平台，即科技保险、创投、担保等蓬勃发展。2014年，科技保险为81家企业补贴193.62万元，提供风险保障37.05亿元；累计帮助我市创投机构向上争取各类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支持达5.4亿元，投资总额125亿元；累计为68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补贴科技贷款利息支出4822.5万元，平均为每家企业减少利息支出约20%。

三、金融支持苏州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点

（一）银行信贷支持面临宏观环境、企业与银行三方面的制约因素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行、行业不良贷款风险加大和区域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使整个社会的金融文化都偏于谨慎，并且在制度层面上，我国的征信体系尚不健全，相关的约束机制还不成熟。在外部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苏州市吴江区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等情况，导致商事金融案件高发，区域信用评级再次堪忧。2015年上半年，苏州法院共新收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6654件，同比上升17.60%；涉案标的总金额为187.74亿元，同比上升18.68%。新收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236件，同比上升151.06%。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担保追偿权纠纷、信用卡纠纷是金融商事案件的主要类型，占整个金融商事案件的九成以上。这些案件涉及辖区内绝大部分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

从企业层面来看，影响银行信贷支持的原因依次为科技型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风险、有效担保抵押物品不足、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状况无法满足贷款条件、经营状况欠佳无法满足贷款条件、申请贷款项目的风险较大、缺乏可靠信誉记录、不符合银行要求的其他贷款条件。

最后，从银行层面来看，主要是银行管理制度和对新技术新产业特点认识与经验不足。首先，银行内部考核激励制度落实存在一定难度。其次，对科技型企业及其创新活动的认识把握不足，信贷经验不足，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放贷的风险控制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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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些企业曾利用银行承汇票进行融资。不过，随着一些企业将套现融资作为申办的唯一目的，以伪造购销合同等方式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导致非经营汇票贴现、协助骗取汇票、违规出具汇票等犯罪的发生，这一融资通道不幸被堵。在这种情况下，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成了解决中小企业“三角债”问题的重要工具。

据融道网中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郑海阳介绍，除了“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外，许多城市商业银行，还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产品，如富滇银行推出的“富滇成长”收费权账户质押、出口退税账户质押；金华市商业银行推出的“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乌鲁木齐商业银行的“应收利息质押贷款”等等，都是针对特定的应收账款，如收费权、出口退税账户、物业租金、应收利息而推出的。当然，对于大部分没有出口、没有特殊的收费权的中小企业来说，最可能采用的，还是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些有特色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产品供大家参考。

中国银行：应收账款质押

债权人以其合法拥有的普通应收账款设定质押，为其在银行申请办理短期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

适用企业： 成立时间2年以上、企业主或法人代表从业经验4年以上、无不良信用纪录；债务人资金实力雄厚，具有一定资产规模、现金流量充足，具有较强的付款能力，与债权人有长期合作，过去一年中无因产品/服务质量或履约期限等问题而与债权人发生商业纠纷

应收账款条件：

（1）仅接受现存的应收账款质押，不得以将来的应收帐款出质，即债权人在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的义务已经完全充分履行完毕；

（2）仅接受全额质押，原则上不接受部分质押；

（3）债权人应对应收账款拥有完整、合法、有效的债权，无其他抵质押行为。不存在合同纠纷或其他法律纠纷，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合法有效；

（4）用于设定质押的应收账款必须是依照法律和当事人约定允许转让的。出质的应收账款基础合同中无禁止或限制转让、限制披露、设定抵销权、可延期付款、账户控制等特殊限制约定；

（5）应收账款到期日应不晚于所担保债务的到期日。

办理流程：

（1）授信申请人向银行提供申请资料、欲质押的商务合同、应收账款债务人的情况介绍等；

（2）银行进行贷前调查，审核授信申请人和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资质，商务合同的合法合规性，取得应收账款债务人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函等；

（3）银行根据相关材料进行业务审批；

（4）审批通过，签署相关法律文本，办理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手续，发放贷款。

交通银行：网上应收账款质押贷款

网上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是指客户可以通过交行企业网银自助申请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并实现贷款流程全程电子化，银行自动审批通过后客户即可自助申请放款，随借随还。

适用企业：大中型企业上游供应商

额度、期限和利费率：网上应收账款质押业务授信额度单户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利率按照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

产品优势：拓宽了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只要是符合要求的应收账款都可以质押贷款；客户可以通过企业网银自助申请贷款，为企业融资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贷款流程实现全程电子流，大大提高了贷款审批和放款效率。

申请材料：除了常规的材料，如“经年检的营业执照、经年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验资报告、企业章程、法人代表身份证、贷款卡、近两年的财务报表”，还要求“应收账款所对应的贸易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发票原件及复印件”等。

招商银行：应收账款质押融资

指企业将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质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从银行获得授信。

适用企业：核心实力企业和信用程度较高的企事业单位的中小供应商。

期限和额度：应收账款质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单笔业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根据是否可以用新的应收账款置换原质押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模式，动态质押模式允许在保证不高于批准的质押率的前提下，可以用新的应收账款置换原质押的应收账款或回款专户内的资金。

产品优势：

（1）无需额外的抵押或担保条件即可获得融资；

（2）盘活企业资产，加快企业资金回笼，提高资金周转速度；

（3）企业利用远期付款条件，增加销售；

（4）应收账款质押率最高可以达到有效质押金额的80%。

平安、民生：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

企业将连续、多笔应收账款汇聚成“池”，整体转让给银行，只要应收账款持续保持在一定余额之上，无需提供其他担保，即可在银行核定的授信额度内，批量或分次提款。提款方式多样，可以本外币多币种提款，还可采用贷款、银票承兑、票据贴现、进口开证、押汇和保函等形式。

适用企业：适用于长期向国外多个固定的买家出口货物，出口收汇记录良好，保有相对稳定的应收账款余额的中小企业。

产品优势：

（1）零散、小额的应收账款也可汇聚成“池”申请融资，无需其他担保；

（2）盘活应收账款，加速资金周转，把握更多商机；

（3）享受专业的应收账款管理服务，准确把握收款情况，节约管理成本；

（4）一站式融资，手续简便。

华夏银行：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

是指企业将在国内外采用赊销方式进行商品交易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或质押给银行，银行向其提供包括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催收等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适用企业：在华夏银行信用等级评定为A级及以上，有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已经与债务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贸易合作关系，且与债务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币种及期限：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币种为人民币，贷款的期限根据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生产经营周期和还款能力综合、合理确定，最长不超过一年。

产品优势：

（1）融资快捷：在提供资料完备的情况下较短时间内可出审批结果；

（2）手续简便：一般情况下无需企业提供其他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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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

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

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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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保理;商业银行;现状;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099-03

一、国际保理概况

（一）国际保理的含义

国际保理是国际保付的简称。又称为承购应收账款。指在以商业信用出口货物时，出口商交货后把应收账款的发票和装运单据转让给保理商，即可取得应收取的大部分贷款，日后一旦发生进口商不付或逾期付款，则由保理商承担付款责任，在保理业务中，保理商承担第一付款责任。商业信用出口方与保理商间签订契约后，根据该契约，出口方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进口方（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为其提供贸易融资、销售账务处理、收取应收账款，及买方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

国际保理通常采用双保理制，它是一种涉及双方保理商的保理方式，即有出口保理商和进口保理商，这是区别于国内保理的特征。出口保理商根据出口商的申请从进口国选择进口保理商，将需要核定信用额度的进口商名单提交进口保理商，在进口保理商确定的信用额度内负责催收账款管理，并于到期日在扣除相关费用后付款给出口商。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进行信用调查后确定进口商信用额度并承担信用额度内100%的收取货款风险担保，于到期日付款给出口保理商。事实上进口保理商是出口保理商的保理商。

（二）国际保理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保理业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保理服务传遍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国，70年代在亚太地区陆续被采用，目前已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诸国。随着保理业务的发展，世界上先后建立了几个国际性的保理组织机构，其中最大的是1968年成立的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它是在荷兰成立的国际性保理组织，它的建立以及1988年正式的国际保理公约标志着保理业务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目前，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已经有150家会员，这些会员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国际上的保理业务大多由专业保理公司从事，他们中90%以上是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的会员，有着相同的行业准则和标准化的业务平台。专业保理公司具备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够清晰地识别不同客户的偿还能力和财务状况，并且相应核定信用额度和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给予相对优惠的定价。专业保理公司通常与保险公司合作，在保理业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满足企业多种需求，服务较为周到。他们遵守统一的国际保理业务规则，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保理商体系，互相为对方的出口商提供资信调查服务。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起步较迟，中国银行于1988年中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国内一些商业银行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会员。国际保理业务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产品被各家商业银行引入，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市场培育，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加入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的成员从2000年前的两家猛增至二十多家，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一）保理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前景广阔

国际保理业务在发达国家已是一项非常成熟的业务，在国际结算中占有的比重大大地超过了其他的结算方式，但在中国还是一项新业务虽然近几年中国的保理业务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质量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经营范围狭窄、品种较少、规模很小，阻碍了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赊销记账和承兑交单交易量的增加，但是出口企业从交易观念只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如果中国商业银行不尽快发展保理业务，从长远来看不仅会对中国出口数量、收汇质量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也会使银行的业务发展受到限制，直接会导致一些黄优质客户转向外资银行。

从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公布数据来看，中国保理业务每年都以倍增方式发展。1999―2004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保理业务由最初3 100万欧元的市场规模，发展到40亿欧元，增长了12倍;2004―2008年，中国商业银行保理业规模由40亿欧元增长到550亿欧元，增长了近10倍。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2010年度统计数据，2010年度中国保理业务额为 1 545.5亿欧元，相比2009年度的637亿欧元，增加了142.6%。其中，国内保理总金额为1 199.6亿欧元，国际保理总金额为345.9亿欧元，全球保理总额为16 482.29亿欧元，中国保理业务量已占全球的 9.38%。2010年6月，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第四十二届年会在维也纳隆重举行，中国民生银行从众多会员中脱颖而出，荣获全球“最佳出口保理商服务质量进步奖”第二名。这既对民生银行以“新起点新模式新保理”为口号全面树立保理专业品牌形象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中国本土打造一流的贸易融资银行的充分肯定。保理业务，尤其是中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发展潜力已得到有力证明。

（二）缺乏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为基础、各种银行监管规章相配套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强银行监管，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保障银行业合法、稳健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保理业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滞后，中国早在1988年就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并接受了《国际保理公约》和《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但由于这个公约和规则是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习惯和风俗等制定的，不能直接指导和监督中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符合国情且操作性较强的保理业务规章制度和法律体系，类似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完整法律体系也没有形成，极大地阻碍了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这样会出现一旦发生保理业务下合同纠纷时，监管和司法部门则较难区分作为保理商的银行和客户的责任并维护他们的利益，这种状况明显不利于中国保理业务的发展。因此，中国当前急需建立指导保理业务顺利发展，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改变目前中国开展该项业务无法可依的现状，以此引导更多的企业开展保理业务，推进这项业务在中国的发展。

（三）缺乏综合型人才

国际保理业务是银行为企业提供的一项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具有国际结算、融资、信用担保、现金流量管理等多种功能，且涉及到国际贸易、银行、法律、计算机等多个业务领域，因此要求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人员不仅具备熟练的英语、计算机操作能力，还要有较丰富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熟悉相关国际惯例、国际贸易交易规则和习惯等目前，中国较大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开办了国际保理业务，但缺乏高水平专业人才，保理业务工作人员少部分进行过专业国际保理业务培训，取得专业资格的人员非常有限。在实践中，从业人员也缺乏实务方面锻炼，其对国际协定的不了解、业务经验不足、国际交流的缺乏、实务操作较少以及人才储备不足等因素也制约了中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从而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的拓展。

（四）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中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中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五）面临的风险较大

国际保理业务是建立在买卖双方赊销或承兑交单方式基础上的结算和融资相结合的一种业务，所以虽然作为保理商的银行事先已对进口商的资信进行了调查与评估，并规定了信用额度，但银行保理商所承担的风险大于信用证开证行所承担的风险。因为在O/A、D/A支付方式下，进口商先收货后付款，一旦进口商到期拒付或因破产倒闭无力付款，作为进口保理商的银行就必须自己负责偿付而信用证的开证行对外凭单付款后，如遇到进口商拒绝付款赎单的情况，则可扣留进口商所交的开证押金，而且由于货运单据在开证行手中，开证行可凭单据提货并转售货物，用所得的货款来弥补其所遭受的损失。而保理商则没有这种权利，因此作为保理商的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大，再加上中国银行的国外行较少，在世界各国分布也不均匀，所以银行在开展保理业务时不能很好地掌握国外客户的情况，致使在办理保理业务时面临的风险更大。

三、中国商业银行加快拓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建议

（一）完善法律规章制度

中国应参照国际现有的保理业务惯例和公约，如《国际保理公约》和《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一部既符合现代国际保理业务的特征，又能够满足中国现阶段保理业务发展需要的保理法律规定及实施细则，并与国际立法规定接轨，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中国银行于1998年制定了《中国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国际保理业务操作规程》、中国农业银行2001年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出口保理业务操作规程》等等。但这些都是各家银行根据开展业务的需要自己制定的，缺乏统一的标准，这样一旦发生贸易纠纷就难以很好地处理因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应该尽快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规范保理业务的运作，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推动中国保理业务的迅速发展。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或银监会应加强对保理机构的监管，保障商业银行在保理惯例、公约及国家法规框架内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以确保其合理有序发展。

政府也应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提高出口商和保理商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积极性，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同时，政府应激励出口企业应用国际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鼓励商业银行拓展经营范围，大胆开展国际保理业务。

此外，中国商业银行要想在全球国际保理业务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应加快与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其他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开展交流合作，以确保国际保理活动中的所有文件都力求标准化。建立具有全球国际保理业务水准的技术、产品、业务、管理和服务标准，提升中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实力。只有建立科学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标准体系，才能提升中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前瞻性和主动性，也才能对国际保理业务更好地规范运作，提高应变能力和运营效率。

（二）建立专门的国际保理公司

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将国际保理业务从银行业务中独立出来，发展专业保理商，并给予不同的政策待遇。中国人民银行或银监会作为监管机构，应鼓励有能力的商业银行开办国际保理业务;允许设立专门的保理机构，并给予不同的政策待遇。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际知名保理公司，以独资或合资公司形式进入中国的国际保理市场，加速中国国际保理机构的建设。

（三）加大保理业务人才培养力度

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商业银行应创造良好的条件，选派人员到国外学习，尽快提高业务经营水平，邀请国外大保理公司业务人员或专家来交流，举办培训，利用国外成熟的管理模式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加强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间交流，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四）积极开发国际保理业务新品种

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使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着与外资银行争夺优质客户的压力。中国商业银行若想把国际保理业务做强做大，应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认识到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巨大盈利空间，抓住数量众多、资质优良中小企业推动国际保理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要分析客户需求多样性，不断拓展国际保理业务范围，重视创新求异，探索国际保理与信用保险结合的新思路，开发新的国际保理业务种类，增强自身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萧朝庆.国际保付[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2005.

[2] 蔡珍贵.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实践中的障碍与对策探析[J].当代经济，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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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卡常见安全问题

（一）不法分子利用硬件方式犯罪。利用在正常的银行支付设备上附加的装置，盗窃储户的银行账号和密码。从破获的犯罪案件可以发现，犯罪分子将携带的读卡器安装在自助银行门禁系统上，并在自动柜员机上安装有摄像功能的MP4，窃取客户银行卡的磁条信息及密码，利用窃取的这些信息资料伪造银行卡到银行提款。

（二）不法分子利用银行软件漏洞犯罪。据报道许多不法分子利用自己的电脑技术，侵入某银行的网络信息系统，掌握了大量的使用“123456”、“666666”等简单支付密码的银行账户的账号和密码信息，据此伪造银行卡，大量提款用于挥霍，给客户造成数百万的经济损失。他们还研制了一算法，可以很快破解客户的复杂密码。一旦犯罪分子大规模作案，后果不堪设想。

（三）不法分子利用银行管理漏洞，内外勾结犯罪。银行内部人员往往对管理漏洞了如指掌，这就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如，银行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利用虚假客户资料办理信用卡，大肆透支不还款。还有的银行内部工作人员把持卡人的信息和存款数额等资料卖给不法分子，不法分子利用电脑等工具克隆持卡人的卡，从而盗取银行卡内的金钱。还有某银行在客户向银行专门的咨询电话要求开通银行卡电话查询时，银行咨询人员要求客户在电话中提供支付密码，方给予开通。如果银行咨询人员恶意利用这一信息，是有可能伪造假卡到该客户的账户提款的。

（四）利用在餐厅等服务场所工作之便盗取持卡人的信息和密码，通过“克隆卡”的方式克隆持卡人银行卡，窃取卡内的金钱。

二、产生法律问题

据VISA统计，伪卡欺诈带来的银行卡业务损失占所有犯罪损失的46%。目前，我国伪卡欺诈风险损失金额约在1.5亿元左右，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近期，媒体相继报道了系列“银行卡被伪造，银行被判全赔”案件，显示司法部门在此类案件审判中有加大银行责任，保护持卡人的利益的倾向，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将对银行和持卡人产生重要影响。自从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漏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此类案件属于民事案件后，多数法院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认定方式，即银行承担责任须由储户举证银行存在过错。但是从2008年以来，一些法院开始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即银行作为被告，须举证储户存在过错，否则必须承担损失。法院认为，卡或折持有人将钱存入银行，银行与持卡或折人订立合同关系，钱的所有权即归属于银行，卡被盗刷，银行仍应承担付款给持卡或折人的义务，除非银行能举证证明持卡或折人存在过错，否则银行须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基于以上的法律判断，法院认为，1.对于自助银行门禁处或ATM等机具上安装读码器或MP4等窃密装置的，银行应承担全部或至少主要责任。2.对于未能有效识别伪造或变造的银行卡/折、身份证的，银行应承担全部责任。3.有证据证明储户银行卡/折密码保管不善，储户应就此过失承担责任，银行因此可免责。在双方都无法举证对方在密码泄露方面存在过错时，法院倾向于银行负全部或部分责任。

法院在近期存款被盗取案件的判决中加大银行责任，是对社会公众“保护弱势群体”吁求的呼应，必将形成示范效应，应引起银行业的高度重视。

三、银行业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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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保理；中小外贸企业；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3―0090―04

一、引言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政局的飘摇动荡，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受到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国内融资难度增加，对我国中小外贸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而实际上，中国在外贸方面作为一个大国，中小外贸企业却占了出口总额很大比例。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实力小，抗风险能弱，在国际贸易方面缺乏经验。我国保理业务起步较晚，如何将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小外贸企业迅速推广、普及和发展，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因为，国际保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跨国金融服务，对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控制信用风险、降低管理成本和扩大产品出口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国际保理的起源、发展和内涵

国际保理业务萌芽于古代巴比伦，兴起于19世纪初美国商的商业业务和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大陆贴现商的贴现业务，80年代进入亚洲。1987年，中国银行（BOC）与德国贴现和贷款公司签署了国际保理总协议；1993年中国银行加入FCI；2001年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促进商业银行对保理的研究和拓展；截至2011年底，全国银行保理商约30家，注册的商业保理机构25家，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和国内量折合人民币达2.24万亿元，约合3560亿美元。但国际保理业务量在我国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很小，与国外银行相比，无论在业务规模、服务水平和经验方面都存在着差距。

对于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的特定内涵，国内外主要有三种界定。一是《国际保理业务通用规则》对保理的界定。该《规则》认为：“保理协议意指供应商与保理商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该契约，供应商可能或将要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其目的可能为获取融资，或为获得保理商提供的下述服务中的至少一种：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坏账担保。”二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对保理概念的界定。该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第1条第2款对保理功能进行了界定。指出：“保理商至少应执行以下功能中的两项：①为出口商融资，包括贷款和预付款；②管理与应收账款有关的账户；③收取应收账款；④保护供方不受债务人拖欠的影响。”三是国内学术界对国际保理的界定。国内学者认为：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称保付，是指出口商（卖方）以赊销（O/A）或承兑交单（D/A）等方式销售货物时，保理商买断出口商的应收账款，并向其提供进口商（买方）资信调查及信用评估、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担保、销售账户管理、账款催收等一系列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通过以上三种定义的比较分析，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此定义强调两点：一是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际贸易中以赊销方式为主的国际结算，这也是中小外贸企业扩大出口的国际结算方式；二是国际保理业务所采用的法律根据是债权的转让，而这正是国际保理的核心。

三、国际保理在中小外贸企业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其中大部分为家族企业这一经营组织形式，其员工的核心成员大部分为家族成员。在出口贸易结算中，中小外贸企业更喜欢以预付30%的TT（电汇，Telegraphic Transfer）方式结算，这对出口商而言，既安全又快捷；其次是选择传统的结算方式，如信用证、托收等，现实中存在不少问题。

（一）产业集群对保理认知度不够

产业集群化具有高度集聚化和专业化特征，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提升产业整体水平的重要渠道。由于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开展较晚，许多中小外贸企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研究新型结算方式的动力，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也没有发挥产业集群的绝对优势，宣传和普及国际保理业务不力，没有认识到国际保理业务的优势，这都影响了保理业务在中小外贸企业的推广和应用，也不利于产业集群对产业提升的作用发挥，也影响国际保理市场在我国发展、成熟和壮大。另外，我国中小外贸企业产业集群的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容易引起合同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因买卖双方对产品争议而保理商不承担付款责任，因此，中小外贸企业更愿意选择打包放款、出口押汇等传统结算方式，这些都影响保理业务在中小外贸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保理业务立法建设滞后

首先，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晚，并积极加入了（FCI）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界公认的“两规一约”，即《国际保理惯例规则》、《国际保理仲裁规则》和《国际保理服务公约》。由于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和国际保理市场的特殊性，这些规则不能直接对我国保理业务的实施进行有效指导和监督，如“南京爱立信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国际保理业务的一些通行做法与国内法律环境的“不兼容”，使得保理业务面临着很大的法律适用风险，这是由于国内立法建设滞后所致；其次，我国现有的《合同法》、《公司法》、《物权法》和《民法通则》也未对国际保理业务的债权转让等相关法律问题和纠纷解决进行明确规定，这是由于保理法律和法规建设严重滞后所致；另外，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中没有《保理法》，使保理商、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一旦发生纠纷，使其无法可依。因此，法律的欠缺使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时受到种种制约。

（三）信用管理体系不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整个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首先，社会诚信体系的不完善，会对国际保理业务的推广和创新带来种种障碍，如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和经济诈骗问题，给保理业务的发展蒙上阴影；其次，我国企业信用体系不健全，使金融机构和保理公司开展国际保理时忧心忡忡，而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保理业务，保理商基于风险的考量，将保理业务需求旺盛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另外，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库和评级机制的缺失，以及保理业务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小企业融资程序变得更加复杂。

（四）保理专业人才队伍缺乏

无论是金融机构、专业保理公司，还是中小企业，保理专业人才都严重缺乏。从目前我国保理实践来看，保理从业人员缺乏保理实践机会，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而拥有FCI资格证书的专业保理人员更少之又少，因此，保理专业人才成为我国稀缺人才。从国际保理人才的培养机制来看，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如高校培养的既懂金融、贸易和法律，又精通专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其原因主要为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跨学科专业知识融合程度不高、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另外，在人才的后续培养上缺乏长效机制，对FCI资格证书、国际保理业务人才需求等方面宣传不到位，没有形成人才成长的环境；同时，从保理理论和立法研究队伍来看，这支队伍仍需要大力加强宣传和建设，这些都制约了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推广、应用和创新。

四、国际保理在中小外贸企业应用中的优势

目前，我国的保理业务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这对扩大中小外贸企业出口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小外贸企业应勇于接受新理念，敢于尝试新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方式，敢于有效利用国际保理本身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发挥中小外贸企业主力军的作用。

（一）出口贸易融资优势

目前，中小外贸企业融资难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而国际保理业务却为出口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模式。具体做法是：在保理商核准的信用额度内，付款方式为承兑交单（D/A）和赊销（O/A），出口商品品质和交货条件符合合同规定，通过叙做保理，出口商在货物装运完毕向保理商转让发票后，即可获得80%的预付款融资和100%的贴现融资，通常为无追索权。这种融资的益处首先为手续简便，无需担心坏账和海外托收的风险，从而规避汇率风险；其次可满足维持和扩大经营的需要，适应进口商苛刻的付款条件，增加交易机会。另外，这种融资出口商可作为已收货款对待，从而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改善其财务状况，有利于有价证券上市和进一步融资，有利于其扩展融资渠道。

（二）销售分户账管理优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要求中小外贸企业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管理国际贸易的应收账款业务则交给专业公司打理。国际保理业务中销售分户账管理服务满足了这一要求。1994年FCI启用EDIFactoring系统后，有助于保理业务信息的电子数据的交换和信息传递，提高了国际保理业务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销售账务处理是保理商配有专业人员，充分利用IT技术为出口商设立管理账户，同时输入出口商及进口商的有关信息。保理商在收到出口商交来的销售发票后，提供账务处理服务，如为出口商提供利息结算清单，对出口商的应收账款进行催收，定期出具账务清单。因此，销售分户管理为出口商免除了繁杂的账务簿记、应收款管理与托收等工作，能简化结算手续、降低管理费，提高管理效率，减少非生产性支出。

（三）收取应收账款优势

保理商通常是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银行或银行附属公司及专业的保理公司，具有专业的收账知识、专业的收账人员和专业的国际保理律师为其提供服务，帮助出口型企业成功办理应收账款回收业务。企业应收账款的回收涉及国际贸易、国际司法、各国的不同交易习惯和信息技术，因此对出口型企业难度较大，很耗费精力，可能会使应收账款变为呆账或死账，不利于企业资金的及时周转，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甚至会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

保理商提供的应收账款服务不仅缩短资金占用时间，且手续简便，办理保理后就可以依照销售合同发货，并及时获得80%-90%的货款融资便利，提高资金周转率，减少资金占用。另外，将销售与收账分开，有利于保持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在买方市场情况下，能向进口商提供灵活的付款方式，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有利于拓展海外市场，有助于扩大出口业务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为出口商的货款的收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买方信用风险担保优势

国际保理一般是由商业银行、银行控股公司或专业保理公司来承做，因此，其分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承担对进口商的资信情况调查，包括进口商的债务额度、平均付款期限、结算方式等，在此基础上为出口商核定一个信用额度，在此额度内，只要出口商提供高质量的符合合同规定的商品，保理商就可有效防止因进口商信用而造成的坏账风险，提高风险担保质量。

对于目前我国中小外贸企业来说，企业规模本身很小，资金实力不雄厚、面对激烈竞争的国际买方市场，抗风险能力不足。再加上出口企业对进口商的资信状况、市场需求变化、偿债能力等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交易中的各种不可测风险，一旦发货后，货款的回收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使企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破产。如果做国际保理，根据国际保理的业务性质和流程，保理商先对进口商进行资信调查，进而控制风险，这样进口商的财务风险就由保理商承担了。

五、对策和建议

国际保理业务对中小外贸企业的适应性有种种优势和巨大的诱惑力，在政府、银行和非银行保理公司以及中小外贸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为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小外贸企业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一）从政府层面而言，完善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

政府对国际保理业务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扶持和适当的优惠政策，以便鼓励中小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领域积极采用国际保理结算方式，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银行保理公司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首先，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前提和基础。政府需建立一套宏观信用管理模式，以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如政务公开、依法行政、信息资源共享等，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加快企业微观主体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从企业内部管理上健全信用管理机制，规范经营，完善管理，特别是信息共享和披露机制的建设，为中小企业的国际保理业务提供信息帮助；另外，建立和健全信用评价体系、信用担保体系和信用服务体系，促进企业信用制度健康有效运行。第三，建立健全我国法律体系，尽快制定《保理法》。明确保理业务的监管机构、监管职责和监管内容，明确保理商资格、条件和组织形式以及准入和退出机制，明确限制“禁止转让条款”的效力，承认隐蔽性国际保理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障保理业务的健康发展。

（二）从企业层面而言，提高创新意识和保理意识

创新永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对于中小外贸企业来说，创新不仅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创新和结算方式创新。从目前创新国际保理业务来说，中小外贸企业充分利用国际保理业务，更好地开展和扩大融资服务、信用风险担保、销售账户管理和账款催收等服务。中小外贸企业应改变传统的结算方式，诸如信用证、汇兑和托收等方式，而积极寻求和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另外，应提高企业的保理意识，从管理层和业务层的重视和推行，选派员工参加FCI资格考试培训，积极参加保理业务培训班和研讨会，提高员工的保理业务水平和保理意识，为企业开展保理业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从人才层面而言，加强国际保理人才培养

国际保理业务是一项涉外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利用国外成熟的管理模式和丰富的交易经验培养专业人才。一方面，要建立保理从业人才的形成机制，如高校与金融机构、非银行保理公司联手，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设置课程体系，打造符合国际保理业务发展趋势的人才体系。同时，加快我国商业银行加入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的步伐，学习与借鉴他国的保理经验，结合我国保理业务的现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保理从业队伍；进一步推进和宣传国际保理业务，为形成一支强大的保理人才队伍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聘请国际保理业务专家定期举办国际保理业务培训，组织从业人员参加FCI组织的保理课程学习和考试，以获得FCI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另外，采用“走出去”的战略，从企业层面积极组织从业人员到保理业务发达国家培训、交流，为此后的国际保理业务合作打下基础。

（四）从风险层面，增强保理商的风险防范意识

首先、要增强风险意识。保理商应强化自身信用风险的管理水平，提高保理商的风险防范意识，有助于保理业务在我国的顺利开展。出口保理商与出口商应建立密切的业务伙伴关系，保理商要密切关注出口商的产品质量、市场销售、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等，为出口商建立业务和信用档案，随时跟踪企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对出口商的信息要了如指掌，把保理商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的信用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口商的主体资格、资产状况、股权分布情况以及经营情况、交易历史等，如果存在大量集中应收账款，其清偿能力就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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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保合作的概念

近几十年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现象在全球发展得如火如茶，是世界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动向之一。而其中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混业经营更是独树一帜。而在我国，近七八年来，银保合作的发展势头也很迅速。据统计，2001年全国银保业务保费收入仅50亿元，占寿险收入的17，1％。而到了2003年此项保费收入达8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0％。

银保合作(又称为“银行保险)，狭义上是指保险公司通过银行出售保险产品、代收代付保险费，即银行作为保险公司的兼业人实现保险分销。广义的银保合作则指银行和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相互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所以，就广义的银保合作而言，一般可以分为这几种模式：

1、兼业型。即所谓的狭义上的银保合作。机构利用自身便利条件销售保险产品，但不承担保险产品的风险与收益，并且获得一定的手续费。

2、专业型。指银行投资于专业保险公司，通过自身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的优势获得保险销售费用，也不承担产品的风险与收益。

3、战略合作型。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合作，指银行接受保险公司及保险客户委托收取保险费并支付保险金；或者是银行与保险公司进一步合作，在代收代付保费、保单质押贷款、协议存款、资金网络结算、融资业务、银行卡业务、电子商务等领域进行多项合作。

4、金融控股集团下的银行保险业务模式。金融控股集团，是指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统一控制下、通过内部组织与股权合作，形成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各自分业经营，但又相互协作配合的混业经营集团。

总体而言，我国的银保合作出现了上述几种模式。但是，最普遍存在的是第一种模式，以分销协议为主，融合程度并不高。确切地说，我国的银保合作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这种层次较低的合作形式的弊端在于，双方以追求短期收益为目的，银行要的是费，保险公司追求的是迅速扩张，因为其营业网点规模与广度与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相比，显得十分有限。

二、银保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后。纵观我国金融业的分业与混业经营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当中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混业经营阶段——九十年代相关法律法规确立的分业格局——本世纪以来的混业经营迹象这三个发展阶段。

我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并于1999年最终确立国内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业的分离格局。但随着近年来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如火如荼趋势，以及为应对加入WrO后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带来的潜在混业经营冲击，我国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有所松动，并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同时，也新增添了几部金融法律，但仍未达到明晰银保合作法律地位、填补法律缺失的作用例如，2003年12月27日通过的《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和之前的相关规定相比，不难看出，这种规定实际上是为银行业投资其他企业，包括银保合作预留了未来开放的窄间。因此我们认为，银保混业经营已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条规定还是显得有些模糊。《商业银行法》仅对保险业务这项业务范围进行规定：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只将保险业务作为普通的中间业务并进行参与分类及定义，没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管理规定，缺乏操作性；对保险手续费的支付、收取缺少规定，容易造成银行私设小金库、公款私存的现象。

(二)监管问题

1、单一监管与多重监管。根据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4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开办中间业务，应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同意，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检查。然而，根据2003年12月通过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由国务院监督管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商业银行开办同一业务，去受到两个机构的监管，而且两个机构的权限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样，难免就产生了监管权冲突的情况。当各个监管机构对同一银保合作有不同的指令时，银行、保险机构就可能无所适从。

2、合业经营与分业经营。在我国保险业，合业经营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合作形式甚至深入到了对方的股权，并进行投资。但我国目前所实行的仍是分业监管银保合作，主要是由《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等几部重要法律进行规制。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监管作用，无法“越权行动”。这种传统的分业对不同领域的业务活动和相应风险完全隔离的分业管理来说是适合的，但是，它无法应对当今的这种合业经营趋势，无疑就出现了监管壁垒和监管真空。这不仅无助于合业的发展，甚至起到了一些直接的掣肘作用。

(三)银保勾结．其实，在公众眼中，银保合作并未如业内人士所极力推崇的那样令人期待。相反，已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声音，甚至出现不少储户和银行、保险公司对簿公堂的情形。问题出现在当银行保险产品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高额的佣金，推销人员(其中不乏银行的工作人员)难免会误导、甚至欺诈储户，而银行和保险公司又为其提供保障欺诈的平台和资源，并由银行快速为保险公司直接划拨转账，将储户在银行的存款瞬间变成一张保单，达到非法占有储户存款的目的。

(四)风险问题。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大多采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目前，这种模式也已在我国崭露头角，但随之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内部风险。主要表现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风险传递、财务杠杆风险及大量的关联交易风险。其中，金融集团的内部交易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实施合业经营的金融集团为了实现协同效应、降低金融成本、增加利润，必然进行一系列的内部交易，由此便会产生一系列的内部交易问题，滋生新的金融风险。金融集团的内部交易问题主要包括：风险传播、信息不完全、利益冲突等。

三、银保合作的制度改进

(一)立法先行

1、明确银保合作中的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在银保合作的诸多方式中，我国目前最普遍的是协议合作方式。在这种合作方式中，银行和保险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一般委托关系，该委托关系又可以分为、行纪和居间关系，这三种不同关系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同。所以，务必明确银行与保险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何种关系，以及何种方式更有利于银保更加稳健地发展。如果银行是以保险公司的名义进行保险业务，其行为直接后果归于保险公司，这属于关系；如果银行以自己名义仅从事报告订约机会或为保险公司和客户订约充当媒介，则属于居间关系，银行对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纠纷不承担责任。我国当前的银保属于情形。由于行纪方式不利于客户对该保单销售行为的定性以及保险责任的明确与分担，且不易与情形进行区分，所以今后我国逐步放宽混业经营的限制时也不宜采用行纪方式。至于，银行以居间人的身份进行银保合作这种灵活经营的方式，风险最小，又是金融服务创新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便利了银行和客户。因此，随着我国银保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将会得到很好的发展。鉴于银保合作关系的复杂性，很有必要事先明晰银行、保险公司、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明确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责任承担，这能有效地防止银保合作中纠纷的发生，并且能促进银保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2、进一步规范银保合作协议。除了在宏观的法律领域中对银保合作所依赖的环境进行完善，如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放宽混业经营的限制，允许银保合作进行资金融合、业务融合、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等，更有必要规范银保合作协议本身。应进一步规范银保合作的义务范围、业务操作流程、建业业务宣传、人员的服务、业务的风险控制标准和要求、合作方式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规范银保合作。银保合作以合法、有序的流程进行，一旦其中一方违反相关规定，也可以明确追究其责任，这样才更有利于增强客户对银保合作的信誉感和信心，有利于银保合作更快、更好地发展。

3、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立法。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一些国家已发展得较为成熟，而在我国尚属新兴之物。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高度合作模式在未来将会成为金融混业经营的主流。因为纯粹的营销联盟不能实现银保之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双方深层次的合作应当以资本联合为基础。当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来规制金融控股公司的运作，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立法，就其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内部交易处理机制、风险预警机制、信息披露机制、“防火墙’制度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

应逐渐突破现行分业监管的模式，实行功能型监管制度。所谓功能型监管模式，是指根据金融产品的功能即金融业务进行的监管，而不管这个业务由哪个金融机构从事，即由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转变为针对金融产品的监管。与传统金融分业监管模式相比，功能型金融监管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功能型金融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2)功能型金融监管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这样可使监管机构对金融风险的关注视野放大：(3)由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系和监管规则更具连续性和统一性，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功能型监管提高了金融机构利用市场手段进行金融创新产品的能力，避免了监管部门由于无法实施跨产品监管而采用行政性手段对金融产品创新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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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经营长期合理、有序流转，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1～3＼]。为了全面了解全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农村农用土地健康有序流转提供政策建议，笔者多次深入衡阳市有关县市实地走访，结合问卷调查和文献检索等方式，对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调研。

2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流转现状及成效

分析 近年来，衡阳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推动衡阳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大力推进“一流转五服务”，促进了农用土地加速流转、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4]。

2.1农用土地流转成效明显

（1）农用土地流转规模日益扩大。据衡阳市农办统计，截止2014年3月底，全市农村土地农用土地流转480.5万亩，比2013年同期增加60.8万亩；其中，耕地流转面积为236.84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49.02%。

（2）土地流转形式日益多样化。截止2012年底，以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等形式实现流转的土地面积分别为143.35万亩、169万亩、27.76万亩、11.83万亩、39.43万亩，其它方式（代耕、反租倒包）流转的土地面积23.35万亩，以转包、出租为主要形式，两者占总流转面积的73.27%。

（3）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是以农户间的自发流转为主。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在衡阳市农村，69.7%的土地流转是主要是农户之间自行协商进行的。村集体组织的农用土地流转仅占小部分。其中，集体组织参与农户土地之间流转的比重较2011年提高了近6%。

（4）流转程序不断规范。衡阳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制定了统一的农用土地流转合同规范样本，并对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管理、备案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衡阳市市委强调要不断完善农用土地流转过程，进一步推动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范化流转。截至2012年底，全市参与流转耕地的农户达71.07万户，占全市总农户的47.33%；共签订流转合同67.44万份，其中签订规范的书面流转合同33.45万份，占流转农户的47.07%。

（5）农民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度、认同感明显提高。据问卷调查，衡阳市87.2%的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改变的政策有所耳闻，76.1%的农民了解或者知晓《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若干规定，81.2%的农民知晓农用土地可以进行流转，42.2%的农民还知道在农用土地进行流转后还可以进行经营权的登记。其中，男性对农用土地流转认同感达为61.5%，女性为51.8%。

2.2农用土地流转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1）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随着土地流转机制不断完善，流转市场的日渐形成，一大批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人员把农业作为一个新投资领域，积极发展规模种养殖业。截止2012年，通过土地流转，全市规模经营50～100亩经营主达3 519个，规模经营100～500亩经营主达944个，规模经营500亩以上经营主达318个，规模经营涉及的土地流转面积超过200万亩，个别经营大户流转土地面积高达5 000亩以上。

（2）缓解了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衡阳市工商资本参与土地流转面积达43.56万亩，其中以直接经营方式流转的面积为23.97万亩，占工商资本参与流转面积的53.01%，分片承包经营方式流转面积8.35万亩，占其工商资本参与流转面积的16.16%，流转资金投入达26.18万元，缓解了因农业分散经营造成的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土地流转也推动了金融支农的创新，如截至2014年6月末，常宁市工商银行累计发放新型农业经营贷款245.1万元，其中土地抵押贷款220万元；安邦公司为连片在300亩以上种田大户提供担保，农信社为给予种田大户50～100万元的授信额度，目前已发贷款17宗计1 350万元。

（3）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农用土地流转使得农村农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流转土地主要用于油茶、果蔬、畜禽、粮食、烤烟等规模种植、养殖。农用土地流转对衡阳市名、特、优农业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促进作用。又如，土地流转促进了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的发展，全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达1.24万亩。

（4）促进了农业技术推广。随着土地流转，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有力地促进了良种及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有害生物化专业防治、各种机械的推广，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如近3年全市新增大中小型拖拉机2 115台、联合收割机3 586台、插秧机1 278台，农业机械化提质提速明显加快。

（5）推进了农业生产标准化。土地流转基础上的规模化经营，为农业生产标准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全市共创建了73个标准化示范区（示范园）、623个标准化畜禽养殖基地、31个水产健康养殖基地，拥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369个，总产217万t，为农产品安全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改善了生态环境。如常宁市的江山、西施等油茶生产企业通过土地流转，新建油茶林面积4.7万亩，一大批宜林荒山、火烧迹地得到垦复，重新披上绿装，改善了生态环境。

2.3农用土地流转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1）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流转价格也得到逐步提高，土地流转由原来的多数无偿代种、代耕转变为有偿流转，流转价格一般在100～500元/亩之间，最高的达到750元/亩，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2）促进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农民务工收入。由于农村农用土地流转有效的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为离乡创业的广大农民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摆摊了土地的束缚，一部分农民洗脚进城就业、创业，不但推动了城镇化，也增加了农民务工的收入[5]。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40.94万人，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每年带来的经济收入近80亿元。

（3）增加了农民服务业收入等其他收入。土地流转推动了农民分工，促进了农业技术指导、仓储、机械耕作等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服务业收入等其他收入。据调查显示，78.5%的农户认为其经营土地所取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很小，只有7.6%的农户认为土地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81.2%的农户认为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务工、服务业、养殖业等非土地经营收入。

3衡阳市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主要问题

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流转总体上来说是很健康的，对衡阳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3.1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较多

（1）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部分农民不愿意流转。衡阳市虽然已经开始了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医疗改革试点，部分地区还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保障覆盖面积小、保障水平低下、农民工进城务工等因素，部分农民依旧对自己名下土地存在着很强的恋土情节，部分农户依旧把土地视作自己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保障，宁可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坐视土地荒弃，也不愿意让名下土地进行流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加大了土地之间流转的难度。

（2）流转信息不畅通，想流转也不好流转。该市目前许多县、乡还没有设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也很缺乏、土地流转信息不流畅，这些问题都使得土地流转的成本增加，致使有需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受让方找不到合适的土地出让方，而有意向流转土地的农民又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影响了衡阳市土向更大范围或更高层次的流转。

（3）土地确权颁证滞后、流转价格难统一等因素，也影响到土地流转。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滞后，四至不清，流转面积难以确认。在流转实践中，还存在农户众多，流转价格不能达成一致，造成成片流转困难。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水利设施、机耕道路建设滞后，土地形状、分布不规则，规模经营需要更多的前期投入，影响土地流转。

3.2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1）流转合同签订不规范。在实际流转过程中，许多农户之间小规模的流转，往往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即使有签订书面合同的，也因为内容不够规范，双方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易引发纠纷。据统计，有50%以上的农户没有正式的土地流转书面合同。

（2）土地流转中存在“非粮化”、“非农化”现象。个别企业在与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契约时，打着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的幌子，实质上利用流转得来的土地进行房地产的开发，从中获取不正当的利益。

（3）土地流转政策的有关政策未能严格执行。如按照国家政策，国家粮食直补、综合补贴待政策性补助资金应该补给种粮者，但实际上一般由原土地承包经营户享受，违背了粮补政策的初衷。有的村集体签订虚假土地流转合同，实际上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骗取种粮大户补助和奖励[6]。

3.3土地流转纠纷多、不稳定、期限短

（1）土地流转的不规范、不稳定，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不敢进行长期投入。在农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为农用土地的有序流转、合法流转、稳定流转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往往对农用土地流转进行不正当干预，人为地扭曲农用土地流转的市场价格，损害农民利益，致使农民对政府行为不信任，影响农用土地流转的稳定。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过程中，农民由于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对土地未来的升值空间缺少预见性，兼之法律意识淡薄，部分农民签约之后，发现自己名下土地开始升值，农民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因而强行毁约，造成土地流转纠纷，极大地挫伤了土地经营大户的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如衡南县某种植大户流入100亩土地，投入8万元修好机耕道后，农民强行收回，自己耕种农业合作社员稳定性不强，其松散的管理模式对社员约束力不强，收益绝大多数用于分红，客观上使得农民合作社的资本和资产运营始终牌不稳定状态，难以保证必要的长期积累的投入用于扩大再生产。

（2）土地流转期限短，制约了农业企业的长期积累的投入，容易出现短期化行为。规模农业投资大，周期长，需要长期稳定的产权才能保证投入的积极性[7]。但是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流转以短期流转为主，制约了农业长期投入和做大做强。据调查，目前农用土地流转周期在5年以下的比重占全部土地流转的58.7%；6～10年的占26.3%，10年及以上的不到15%。

3.4土地流转服务机制不完善

（1）土地流转过程中指导和管理尚不到位。衡阳市在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过程中，原来的乡镇农经管理机构被削弱，有的乡镇农经管理机构甚至只有几名兼职人员。根本不能对衡阳市县乡土地的管理起到指导和监督作用。直接后果就是衡阳市部分县乡土地流转转过程不规范，农用土地流转产生的纠纷无人受理。

（2）金融部门支持力度不大。目前农村基层农民可以申请贷款数额小、利率高、门槛高。而金融机构在贷款抵押上不允许农民用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等等。这些约束，也造成了衡阳地区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的资金供应困难，约束了农业项目的发展。据调查，90%以上的种植大户存在贷款难的问题，贷款难已经成为农业扩大再生产的一大“瓶颈”。

（3）农业巨灾保险服务缺位。农业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农业具有资金回笼慢、产业风险高、受市场经济及自然风险影响大等特点，如果出现旱灾、水灾或者其他灾害，农业将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但是农户受到的损失却难以得到补偿。这是限制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4）财政扶持力度不大。农业投入特别是水利设施、机耕道、道农业技术等投资大、周期长、收益外溢等特点，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需要财政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或财政贴息，才能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是，衡阳市缺乏对农村农用土地经营主体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扶持政策。

4完善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流转的建议

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流转是衡阳市经济发展、劳动力解放的结果。随着第二、第三产业链的发展，衡阳市县乡的农民越来越多的农民将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将有重要作用。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定要坚持条件，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

4.1高度重视农村农用土地流转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按照经济规律努力解决农村农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但是，在推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用土地的流转不能脱离现实情况，盲目地追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速度和规模，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人为下指标、定任务、求速度，违被农民愿，强行推动土地之间的流转。

4.2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三个原则，防止出现土地流转纠纷，稳定流转经营权。即要坚持“有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农用土地流转主体资格、流转方式和程序合法，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尊重土地承包权人土地流转的决定权；坚持“三不准”原则，不准改变原流转的农用土地的用途，不得改变农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得在流转过程中损害到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登记”原则，维护流转土地的经营业体能合法、有效、稳定。

（2）规范流转流程和合同管理。首先，县乡相关机构在征求农户土地流转意向和社会各界对农用土地流转需求时，应当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将相关土地信息张榜公布。其次，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应当根据自主协商的原则，由农民自主跟受让人去洽谈其名下土地流转的方式、期限及金额，不得强加干预。再次，根据土地流转双方的协商结果，组织农户与受让方签订农村农用土地流转的书面合同，并将有关合同送往相关管理机关备案[8]。最后，根据农用土地流转双方所签订的相关合同，做好流转登记、变更注册等事宜。

（3）规范企业租地、用地行为。要规范企业租地、用地行为，企业租用的农用土地应当是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用科技推广，防止农用土地的非农化”或“非粮化”。

4.3完善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机制

（1）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保障收益权”的总体思路，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步伐，做实农村土地产权界定等基础工作，完善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政策，明确农村农用土地产权、流转管理办法、农用再转让及抵押贷款等，推进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载满、有序的发展[9]。

（2）加强对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市场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现有的土地等级评定结果，对不同地段、不同区域的农村土地价格进行划分，颁布一个市场指导价格，让农民在这个最低指导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流转。对于规模化的土地流转，可以将招标竞价、融资租赁等方式引进进去，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土地流转的价格。

（3）完善基层管理。笔者建议在衡阳市土地流转活跃的县乡设立基层土地服务中心或者土地管理所，用来监督管理该地区的土地流转行为。在管理区域内，对需要流转的土地进行登记，在土地市场中，免费供求双方需要的土地信息，对土地出让方提供价格评估、政策咨询、合同纠纷调解、土地流转档案管理等等。

4.4政府加大对土地流转的政策扶持力度

（1）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衡阳市政府可以建立多层次、广范围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包括社会救济、农村社会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只有当农民真正放下担子，没有后顾之忧时，衡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真正取得成效。使农民增加收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