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投资范文
时间：2023-05-05 11:36:5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证券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证券投资账户; 顺差; 单位根检验; 误差修正
一、引言
证券投资账户在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证券投资账户对于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非常必要的。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差额在1997年之前都很小,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而1997年开始大幅上升。随着我国分别于2002年11月和2006年8月先后推出QFII和QDII制度,资本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不仅使得我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全球资本的空前关注,也为国内企业和个人购汇对外金融投资提供了规范的渠道。近年来,我国证券投资项目呈现两大特点: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特别是股本证券的投资快速增长;我国机构对外证券投资大幅增长。但是,我国国际收支中证券投资账户大多表现为逆差,尤其是2006年逆差达676亿美元,是上年的12.7倍。逆差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虽然证券投资逆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资本账户顺差,但是越来越多的证券投资逆差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调节证券投资账户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要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本文在解析中国证券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证券投资账户运行的动态规律以及各种关键因素对它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证券投资账户解释变量选取及数据整理
(一)解释变量的选取
总体来看,中国证券投资规模较小,管制较严,开放程度较低,因而影响的因素主要以政策及短期的冲击因素为主,另外还受一些长期的宏观影响因素的左右。从时间趋势来看,我国资本项目下证券投资的开放程度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说明我国对证券投资政策时紧时松,是渐渐放松的过程。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等政策出台和业务的开展,证券投资项目更加活跃。从证券投资项目的特征和规律来看,解释变量具有以下重要的作用:
1.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EOSM):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证券投资规模小、管制较严的证券投资账户十分重要。开放程度高,则证券投资较活跃,可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扩大证券账户的余额。但我国传统上对证券开放程度的测量没有一种固定而有效的方法。笔者现以美国为参照,假定美国的开放程度为完全开放,则中国证券账户的投资规模同GDP的比例除以美国证券账户同美国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度的指标。
2.国内外的实际利差(ISRR):利率是资本的收益,同时也是资本的机会成本,一个国家国内外的利差,是驱动其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但是名义的利率并不能反映中国与外国利差的真实情况,真正驱动国际资金流动的是真实利差。笔者选取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利率,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反映两者的真实利差。
3.实际汇率(RFER):汇率是影响证券投资及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国际资金围绕汇率进行的套汇及投资行为对我国证券投资账户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笔者认为,汇率的变动可能会影响我国证券投资规模的大小。
4.外汇储备(BFR):一国外汇储备,表明了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需要和能力的大小,外汇储备多,则以外国债券形式表示的外汇的数量就多,购买的能力也越大。而我国商业银行外汇头寸的调拨又在证券投资账户中起重要作用,因而可作为对证券投资账户的解释变量。
5.财政赤字:如果一国财政赤字严重,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和影响经济的发展,但它有一定的通胀预期。加上税收的关系,通常会引起包括通过证券投资方式在内的资本外逃。
6.汇率的预期:对汇率稳定的预期会减少证券投资活动的活跃程度,从而减少证券投资的余额规模;相反,对汇率变动的强烈预期是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会增加证券投资余额规模。1998年资本外逃现象的出现跟汇率贬值的预期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也是证券投资账户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7.亚洲金融风暴:众所周知,1998年爆发了影响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很显然,这一因素对我国证券投资账户余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确定市场经济的方向,从1993年开始,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开始顺差,并逐年递增。我国在1998年之前证券投资账户余额还是顺差。但是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受到外资的冲击,资本大量外逃。1998年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出现大额逆差,针对这一影响因素,笔者选取了虚拟变量D2来度量这一影响因素,在1998年以前为0,在1998年及其之后为1。
8.QFII:它是影响我国证券投资账户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我国QFII启动较晚,2002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QFII制度进入试点,累计投资额度上限为40亿美元。2003年6月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和野村证券株式会社成为首批获得投资额度的QFII。直到2007年12月,QFII投资额度扩大至300亿美元,QFII的额度相对证券投资账户额来说较小。笔者采用虚拟变量D3来度量这一影响因素。以2003年第一支QFII进入中国为分界线,2003年之前为0,2003年及其之后为1。
9.经济增长率(GDPR):经济增速是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直接的指标,他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增长率过低,预示着整体经济进入衰退期,如果出现持续降低,可能会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引发资本外逃;经济增长率高,可以增强投资者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吸引资本进入。所以经济增长率因素对证券投资账户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证券投资账户余额PIB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1982-2007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美两国利率分别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pbc.省略)和美国劳工部网站(bls.gov)。中美两国的物价水平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美国劳工部。中美的汇率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mofcom.省略)。中国1982-2007年的GDP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
三、实证部分
(一)平稳性检验
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如果两个变量存在时间趋势,即使两者不相关,也有可能出现较高的R2值。所以,如果两个序列非平稳,即使两个序列互相独立,在经济上也无任何相关关系,但用传统的回归方法及显著性检验时,仍可能会显示出两者在统计上有高度的相关关系,即出现所谓的“虚假回归”现象。此时,传统的统计变量如R2、t、F检验都不能用来判断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回归关系的依据。基于此,本文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鉴于实践中的运用,笔者采用ADF检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5.1软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PIB、ISRR、EOSM、GDP、BFR、RFERl六个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检验,表明这六个变
量是非平稳的。对这六个变量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再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以上六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六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因此这六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均为I(1)过程。
(二)模型的建立
根据现代计量经济理论,当两个序列具有同阶单整,就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那么证券投资账户影响因素的待估计模型可以设定为:
PIB=β0+β1ISRR+β2EOSM+β3RFER+β4GDPR+β5BFR+β6D1+β7D2+β8D3+μ
其中β1,β2,β3,β4,β5,β6,β7,β8为各个影响因素的系数,β0为截距项,μ为随机误差项。
1.显著性检验
通过Eviews软件估计出各个系数的值,各个系数的显著性见表3。
从上面的结果来看,估计出来的方程式为:
PIB=24 116.68624×ISRR-13 229.64438×GDPR-12 863.66009
×RFER-975 335.5412×BFR-9 401.280526×D1+17 172.46207
×D2-3 674.981025×D3-797 208.3605×EOSM+60 737.88391
从表3中可以看出,拟合出来的模型不十分理想。除ISRR、RFER、常数项的系数较为显著之外,其他的系数都不显著。从中可以推断出,虚拟变量D2的不显著,是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虚拟变量D1所表示的对将来汇率预期存在重复性,因为1998年金融风暴使得投资者产生了汇率预期。所以这里保留D1,剔除D2的影响。虚拟变量D3的不显著性是由于QFII的数量太小,所占证券投资账户额的比率太小导致的,也应给予剔除。
2.相关性检验
另外,通过对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个别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ISRR和GDPR的相关系数为0.627925,这两者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当一个国家处于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形下,资本在高经济增长的国家投资收益将高,并且投资者对该国的经济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外资流入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为了防止经济的泡沫和经济过热,将会采取扩大利差的行为。因此可以只考虑ISRR的影响,而剔除掉GDPR的影响。
还可以看到,ISRR和BF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32356,这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较高的负相关性。在现实情况中,还可以了解到,我国通过外汇储备途径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当外汇储备增长越大时,通过这一途径投放的基础货币也越大,这将使得我国的利率下降,从而扩大利差。这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有理由剔除BFR因素的影响,而用ISRR来代替这种影响。
经过进一步分析,根据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相关因素经济意义的考虑,剔除了重复影响的因素及作用不明显的因素,保留了ISRR、RFER、D1、EOSM这四个有明显影响力和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的解释变量,笔者重新建立了回归模型:
PIB=β0+β1ISRR+β2EOSM+β3RFER+β4D1+μ
通过OLS方法得出回归结果:
PIB=41 728.99504+14 276.30835×ISRR-1 072 503.802×EOSM-7 711.491137×RFER-9 513.401765×D1
其中,统计量的特征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在重新设定了模型以后,各变量系数都是显著的,F检验的结果也显著。
3.自相关检验
这里运用布雷殊-戈弗雷(BG或LM)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的问题,应用于回归模型结果如表6。
从检验的结果表明不能拒绝无自相关的假设,即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的问题。
4.协整检验
进一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笔者对模型的残差数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表明,可以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平稳。这就表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一种稳定的长期关系。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可知,ISRR的系数为正,说明中美实际利差为正,就会吸引外国的资金向中国注入,从而导致证券投资账户出现顺差。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利差对证券投资账户余额的影响相对较小。EOSM的系数为负,表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更多的资金是向国外流动,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制度与政治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及国内企业存在许多缺陷及对外国股权投资的热衷所造成资金外逃的冲动有关。从结果可以看出,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对证券投资账户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RFER的系数为负,表明了真实汇率的变动方向与证券余额的方向相反,在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贬值预期,从而导致资金流出,使证券账户出现逆差。D1系数的负号,表明在存在变动预期的情况下,证券投资余额有反相的变动。这表明,我国汇率总体来说可能存在一种升值的预期,从而导致了这种反向关系。最后,从模型的总体结果表明,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证券投资账户余额的情况,有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据格兰杰定理,从上面修正后的模型可以得出误差修正模型,模型方程如下:
PIB=β1ISRR+β2EOSM+β3D1+β4RFER+β5ECMt-1+μ
其中,PIB、ISRR、EOSM、D1、RFER分别表示PIB、ISRR、EOSM、D1、RFER的一阶差分,ECMt-1表示滞后一期的RESIDUAL。
(三)回归结果
通过Eviews软件估计出各个系数的值,见表8所示。
通过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短期证券投资余额方程为:
PIB=10 605.26535×ISRR-1 280 469.588×EOSM-7724.709517×D1
+1 665.057042×RFER-1.20313529×ECMt-1-709.3398396
误差修正模型为:
PIB=10 605.26535×ISRR-1 280 469.588×EOSM-1.20313529×ECMt-1
T值1.422889 -2.795078 -5.394787
-7 724.709517×DD1+1 665.057042×DRFER-709.3398396
-1.3335750.231971 -0.311071
R2=0.750453Durbin-Watson=2.0768145
其中误差修正项为:
ECMt-1=DPI-(41 728.99504+14 276.30835×ISRR-1072 503.802×EOSM
-7 711.491137×RFER-9 513.401765×D1)
误差修正模型描述的是各个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相互影响,PIB证券账户余额在短期内时根据实际利差、证券账户开放程度、汇率预期、实际汇率和长期均衡关系失衡程度来调整。从表8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模型很不理想,所以,笔者剔除不显著的几个变量,剔除了DD1和RFER,重新做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PIB=-1 256 751.029×EOSM-1.214702179×ECMt-1+11 756.23137
-2.87 -5.52 1.77
×ISRR589.5842432
-0.27
R2=0.687798 Durbin-Watson=2.079531F-statistic=18.62446
经过剔除变量之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还是-1.2,说明虽然被解释变量趋于长期均衡的关系比较显著,但是在短期内确定性变量对我国证券投资账户余额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在偏离均衡值之后一段时间内,较难得到调整。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同、中美的实际利差、中美的实际汇率、人们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同国际证券投资账户的余额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一个逐渐开放的经济实体中,证券投资将在国际收支的金融项目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证券化融资以其收益高、风险小、流动性强、投资大众化以及管理专业化等特点,正在逐步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国际证券融资在今后我国吸引外资政策中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当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推进利率市场化,有效引导资金流向;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稳定人民币币值的预期;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其健康发展;完善我国QFII制度下证券监管法律体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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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映梅,曾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变迁的阶段性及其特征[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2).
篇2
一、价值投资理论的定义
价值投资理论又称基础性投资理论，从本质上而言，价值投资是投资者的一种投资行为，在此过程中需要研究与分析证券投资公司的债务状况、经济实力水平、经营状况等多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完成相应的股票价值与市场的比对，最后投资者可结合分析的具体情况自主选择所要投资的股票。从理论角度而言，上市公司或企业的内在价值与其股票价格并不是完全等值的，而是其股票价格随内在价值上下波动，而最终则回归到上市公司或企业的内在价值。然而，公司或企业的内在价值主要会受到经营管理的影响，而股票的价格也会受到资金链的影响。因此，内在价值与股票价值之间的价差可视为一种安全边际，投资者可在这一价差违范围内进行证券投资。
二、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投资市场中的应用研究
（一）缺乏稳定且有效的投资市场
就目前中国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而言，很多证券市场的参照物投资利率在不断地变化，而产生通货膨胀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之下，众多的投资者未能准确、有效地进行投资效益比对，进而无法针对性地运用价值投资策略，导致投资收益降低。随着我国股票投资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人民币价格就处于时刻波动的状态。就市场有效性的角度而言，目前我国股票投资市场普遍存在股权分割的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中国股票交易的整个行情就处于相对矛盾的气氛之下，进而造成不同股票的价格出现较大的差异。而股票价格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价值投资收益的差异，同时也影响了价值投资策略的准确应用。除此之外，我国的股票投资市场缺乏必要的收入分配功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政府对证券投资市场进行过多的宏观调控，继而导致了证券市场未能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与功能，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策略的运用。
（二）缺乏必要的参考数据
相对于国外投资市场而言，目前，我国股票投资交易市场数量较少，而且股票交易产品品种也相对较少。由此可见，中国股票投资市场尚未形成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易体系，很难给予众多的投资者更多的投资选择。在这些有限的投资选择中，每一类的股票交易条件是不尽相同的，而投资收益率也是较为模糊不清的，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容易受到主观情绪的影响而盲目地进行投资。
（三）投资者缺乏理性地思考
现阶段，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经常会出现投资价值大起大落的不良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巨大的投机者数量与有限的投资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当前我国证券投资市场中，中小型投资者与一些投资机构有着全然不同的获利方法。其中，中小型投资者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时间，所以具备较强的流动性，因而不能建立较大的投资群体。然而，绝大部分的投资机构具备较强的专业性，拥有专门的投资团队，还可以获取上司公司或企业的经营管理资料，从而避免获得一些虚假信息。因此，在我国证券投资市场存在较多投机者的情况之下，股票投资参与者会选择在股票市场大涨后买入，进而使股市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而在股市恢复到正常运作时，他们又将手上的股票卖出，从而导致股票市场的波动。由此可见，价值投资策略在股市投机者较多的情况下并不能有效地应用。
三、加强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投资市场中的应用
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很多条件还不够成熟，很多的证券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传达给投资者，因而使得证券投资市场总是处于无效状态，很容易受到资金风险的冲击。因此，投资者应努力加强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投资市场中的应用，提高自身的投资素质，合理科学地利用价值投资策略，真正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影响。此外，政府也要加强对证券投资市场的监管力度，打击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制定相关的证券投资政策；我国的证券投资市场也应做出相应的改革与变化，建立健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或企业的分红比例，从而进一步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平稳健康地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
篇3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篇4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收悉。经研究，同意公布实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上市的管理，规范基金交易行为，促进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基金上市，是指封闭式基金经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挂牌买卖。
第三条 本规则所涉专门用语，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条 本所依据有关证券法律、法规、本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对上市基金进行监督。
第二章 基金的上市条件
第五条 申请上市的基金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公开发行；
（二）基金存续期不少于5年；
（三）基金最低募集数额不少于人民币2亿元；
（四）基金持有人不少于1000人；
（五）有经审查批准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六）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
（七）本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基金的上市申请
第六条 基金管理人申请基金上市，应完成下列准备工作：
（一）聘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募集的资金进行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二）采用无纸化发行基金的，应完成其托管工作；采用有纸化发行基金的，须完成其实物凭证的分发及入库工作；
（三）应完成的其他准备工作。
第七条 基金管理人申请基金上市须向本所提交下列文件：
（一）上市申请书；
（二）上市公告书；
（三）批准设立和发行基金的文件；
（四）基金契约；
（五）基金托管协议；
（六）基金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
（七）本所一至二名会员署名的上市推荐书；
（八）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基金托管人的审查批准文件；
（九）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人设立的文件；
（十）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的营业执照；
（十一）基金托管人注册登记的营业执照；
（十二）基金已全部托管的证明文件；
（十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八条 基金管理人向本所申请基金上市，其提交的文件应内容真实、资料完整，不存在虚假或其他可能产生误导的陈述。
第九条 基金管理人在提出申请至基金获准上市前，未经本所同意不得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第四章 基金的上市批准
第十条 本所对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第七条所述基金上市申请文件进行审查，认为符合上市条件的，将审查意见及拟定的上市时间连同相关文件一并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十一条 对符合上市条件并经批准的基金，由本所出具上市通知书。
第十二条 基金上市前，基金管理人或基金公司应与本所签定上市协议书。
第十三条 获准上市的基金，须于上市首日前三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公布上市公告书。
第五章 基金上市公告书的内容及要求
第十四条 基金管理人应按规定和要求编制基金上市公告书，并就基金简称、交易代码、上市时间、上市场所等作以明确提示。
第十五条 基金上市公告书至少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基金概况；
（二）基金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三）基金设立主要发起人、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简介；
（四）基金投资组合情况；
（五）基金契约摘要；
（六）基金运作情况；
（七）财务状况；
（八）重要事项揭示；
（九）备查文件。
第十六条 基金上市公告书可列示有根据的业绩资料，但不得进行业绩预测。
第六章 信息报露的原则和要求
第十七条 上市基金应该披露的信息包括定期公告和临时公告。定期公告包括基金资产净值公告、投资组合公告、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的公告，其他公告为临时公告。
第十八条 上市基金披露信息必须在第一时间报送本所。
第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应保证公开披露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二十条 本所根据各项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形式审查，对其内容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基金的报告在披露前须向本所进行登记，本所对定期报告实行事后审查，对临时报告实行事前审查。
第二十二条 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涉及财务会计、法律、资产估值等事项，应当由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审查验证，并出具书面意见。
第二十三条 一个基金年度内的信息披露事项必须固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公告。
第二十四条 基金管理人在其他公共传媒披露的信息不得先于指定报刊。
基金管理人不能以新闻或答记者问等形式代替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基金信息披露工作，办理基金与本所及投资人之间的有关事宜。
第二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每个基金会计年度的前六个月结束后三十日内公告中期报告。除特殊情况外，中期报告不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二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九十日内公告年度报告。基金年度报告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二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定期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每一基金单位资产净值，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审查后公告。基金资产净值每月应至少公告一次。
第二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每三个月应至少公告一次基金的投资组合。
第三十条 遇有下列情况，基金管理人须即时向本所报告，并依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予以公告。
（一）基金持有人大会形成决议；
（二）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变更；
（三）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四）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主要人员一年变更达30％以上；
（五）基金所投资的上市公司出现重大事件；
（六）重大关联事项；
（七）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重大处罚；
（八）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九）基金提前终止；
（十）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一条 基金召开持有人大会须于召开日前30天公告，并在召开后第一时间公布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
第七章 基金的上市费用
第三十二条 获准上市的基金须按本所规定交纳上市初费和上市月费。
第三十三条 基金上市初费的标准，按基金总额0.01％交纳，起点为10，000元，最高不超过30，000元。上市月费按年计收，每月为5000元。
第八章 停牌、复牌、暂停交易及终止交易
第三十四条 基金的停复牌原则上由基金管理人向本所申请，并说明理由、计划停牌时间；对于不能决定是否申请停牌的情况，应及时报告本所。
第三十五条 本所可根据实际情况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决定基金的停复牌。
第三十六条 下列情况，对上市基金予以例行停牌及复牌：
（一）基金于交易日公布中期报告，当日上午停牌半个交易日，当日下午开市时复牌；
（二）基金于交易日公布年度报告，当日上午停牌半个交易日，当日下午开市时复牌；
（三）基金召开持有人大会，如会议期间与开市时间有重叠，自持有人大会召开当日起实施停牌，直至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布当日下午开市时复牌（如公布日为非交易日，则公布后第一个交易日即可复牌）；
（四）基金于交易日公布分红派息决议和公布实施该决议，当日上午停牌半个交易日，当日下午开市时复牌。
第三十七条 下列情况，对上市基金予以停牌及复牌：
（一）在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与基金有关的消息，可能对上市基金的交易产生较大影响，本所对上市基金实施停牌，直至基金管理人对该消息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上作出正式公告后，当日下午开市时复牌（如公布日为非交易日，公布后第一个交易日即可复牌）；
（二）基金出现交易异常波动，本所有权对其实施停牌，直至有关当事人作出公告后复牌。
第三十八条 基金于交易日公布临时公告的，基金管理人应向本所申请停牌，本所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停、复牌时间。
第三十九条 上市基金的管理人在基金运作和基金信息披露方面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性质严重，被有关部门调查期间，本所在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并获得批准后对被调查上市基金实施停牌，待有关处理决定公告后另行决定复牌时间。
第四十条 基金上市期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将暂停交易：
（一）基金发生重大变更而不符上市条件；
（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上市；
（三）严重违反本所的上市规则；
（四）连续半年未缴纳上市月费；
（五）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认为须暂停交易的其他情况。
第四十一条 基金上市期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将终止交易：
（一）在暂停交易期间未能消除被暂停交易的原因；
（二）中国证监会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三）基金期满未被批准续期的；
（四）基金经批准提前终止的；
（五）其他必须终止的原因。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则解释权属于本所理事会。
第四十三条 本规则经本所理事会讨论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实施。修改时亦同。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基金上市行为，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基金指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第三条 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应当遵守本规则的规定。
第四条 本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和本规则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上市推荐人等进行监管。
第二章 上市申请和审核
第一节 上市推荐人
第五条 本所对基金上市实行上市推荐人制度，基金在本所申请上市，必须由一至二名上市推荐人出具上市推荐书。
第六条 上市推荐人应当是具有股票上市推荐资格的本所会员。
第七条 基金上市推荐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确认基金符合上市条件；
2.确保基金管理人了解其应当承担上市规则及上市协议所列明的责任；
3.协助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上市申请工作；
4.向本所提交上市推荐书；
5.确保上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文件内所载的资料均经过核实；
6.协助基金管理人与本所安排基金上市；
7.与基金管理人签订的上市推荐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8.本所规定上市推荐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 上市推荐人出具的上市推荐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概况；
2.基金的发行情况；
3.上市推荐人与基金主要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关系；
4.基金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5.上市推荐人认为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以及基金本身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
6.上市推荐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第二节 上市申请和审核
第九条 基金申请在本所上市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公开发行；
2.基金最低募集数额不少于二亿元人民币；
3.基金的存续时间不少于五年；
4.基金管理人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5.基金托管人为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开展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
6.基金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比例符合有关规定及基金契约的要求；
7.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
8.基金持有人不少于1000人；
9.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基金管理人申请基金上市，应向本所提供下列文件：
1.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签署的上市申请书；
2.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设立的文件；
3.上市推荐人出具的上市推荐书；
4.基金契约；
5.基金招募说明书；
6.基金托管协议；
7.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文件及基金管理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8.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基金托管人的审查批准文件及基金托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9.基金管理公司章程；
10.经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基金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新设立基金除外）；
11.基金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
12.上市推荐人和基金管理人签订的上市推荐协议书；
13.上市公告书；
14.基金管理人指定两名代表的授权书；
15.基金已全部托管的证明文件；
16.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基金管理人、上市推荐人应当保证向本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十二条 本所对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第十条所述基金上市申请文件进行审查，认为符合上市条件的，将审查意见及拟定的上市时间连同相关文件一并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十三条 如中国证监会对前条上市安排无异议，在本所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签订《基金上市协议》，深圳证券结算公司和基金托管人签订《基金持有人登记服务合同》后，本所向基金管理人发出《上市通知书》。
第十四条 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上市日前三个工作日内将《上市公告书》刊登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并将《上市公告书》备置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所在地、本所、有关证券经营机构及其网点，供公众查阅，同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第十五条 《上市公告书》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基金概况；
2.发起人持有基金情况；
3.基金持有人总数及前十名持有人；
4.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简介；
5.基金投资组合；
6.基金契约摘要，包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决策、投资组合和投资限制，基金持有人大会，基金托管人、管理人的更换条件和程序，基金资产估值，基金费用和税收，基金收益与分配，基金会计与审计，基金的信息披露，基金的终止与清算等；
7.基金的财务状况；
8.重要事项揭示；
9.备查文件。
第十六条 基金的《上市公告书》只可列示已往的经营业绩资料，但不得进行经营业绩预测。
第三章 信息披露
第一节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基金信息披露义务。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应委托两名授权代表负责办理基金信息披露等事宜，本所仅接受和确认授权代表办理信息披露事务。
篇5
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首批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发行工作在即。为确保基金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证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基金帐户的开设和基金申购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和证券经营机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二、各地证管部门应督促当地开户机构和证券经营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提供周到服务，维护好开户、申购秩序，保证基金发行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发现问题要及时妥善处理，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篇6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稳定性；羊群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上有两类投资者，一类是个人投资者，另一类则是政府大力扶持和发展的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是指为进行金融意义上投资行为的非个人化、也即职业化和社会化的团体或机构，包括券商、证券投资基金等，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势力。
一、证券市场稳定性特征
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就是指股票市场的价格处于理性的波动状态，它是相对于股价的异常波动而言的。正常波动是指在市场环境、交易者预期等因素改变供求关系的情况下，交易品种价格呈现出经常性变化的特性。稳定性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股价正常波动是证券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正常的波动可以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合理的波动会妨碍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严重扰乱股票价格作为市场指示器的功能，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证券市场和经济体系的稳定。通常流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透明性是监管层诸多监控目标中的四大目标，其中稳定性即是指市场波动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衡量证券市场稳定性的指标
要衡量证券市场是否稳定需要借助一些量化指标来分析，下面介绍几种常用指标：
1.极差
股价极差指标主要用来考察价格或指数变化极端值之间的差距，即用最高价减去最低价。该指标反映了在考察期间股价的最大波动程度，股价极差指标越大，表明价格振荡的幅度越大。
2.振幅
为了弥补极差衡量波动性的不足，可以对极差进行修正，得到振幅指标。该指标衡量证券市场的波动情况，可以避免极差指标所产生的量纲上的缺陷，但仍不能真实衡量股价的波动情况。
3.涨跌幅度
用极差或振幅这两个指标度量证券市场的波动幅度时，只反映出了一个考察期内极值的情况，是离散的分析证券市场的波动情况。而涨跌幅度可以考察一个时期股价相对于另一个时期的股价情况，是一个联系的过程。
4.换手率
“换手率”也称“周转率”，指在一定时间内市场中股票转手买卖的频率，是反映股票流通性强弱的指标之一。总体换手率反映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个股的换手率反映了市场的热点所在，也是反映投资者持股时间的一个衡量指标，如果一只股票的换手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比较严重，持股时间较短。一般而言，新兴市场的换手率要高于成熟市场的换手率。在成熟股市中，换手率相对稳定而且数值不高。
5.收益的方差或标准差
该指标运用概率论中的方差或标准差来测量和比较不同证券资产或整个市场的价格变异情况。方差或标准差越大，对应的股票价格波动性就越大。
三、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一）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稳定的正面效应
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丰富证券市场投资品种，扩大市场容量
证券投资基金、QFII等机构投资者既是市场的投资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投资品种，证券投资基金的出现满足了不同层次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降低投资者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也降低了整个证券市场的风险。同时，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采取集合理财的方式，将社会闲散资金集合起来统一管理，集中经营，增加了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市场的容量。市场容量越大，市场越趋于稳定。
2.改善证券市场结构，稳定证券市场
（1）机构投资者可以使一、二级市场收益、风险均衡化
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投资于股票一级市场，使得在一级市场中的中签购买率提高，使得更多的个人投资者收益提高，风险相对减少，更有利于发展“公平、公开、公正”的证券市场，增强其稳定性。
（2）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否，同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密切相关。个人投资者由于掌握信息不对称，缺乏专业知识，其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很容易导致市场的激烈波动。而机构投资者由于精通业务知识，投资经验丰富，信息资料齐备，分析手段先进，投资行为相对理性，因此能有效改善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
3.倡导市场理性投资文化的形成
在国外成熟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始终引导着市场主流的投资理念，无论是投资于新成长行业、还是投资于国内绩优蓝筹股，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都始终伴随着先进的产业理论和管理思想，走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最前沿。
4.有助于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稳定证券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国际化程度低，这也是其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通过发展机构投资者，能够加速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实行的QFII筹集国外资本市场资金，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的合作；实行的QDII允许国内的机构到海外市场投资。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定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稳定的负面效应
但是机构投资者的一些行为也会导致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加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
当机构投资者存在羊群行为时，其大量的资金集中持有少数的证券。如果众多的机构投资者同时买入或卖出大量价格不断下跌的同一证券时，会加剧证券市场波动，影响市场的稳定，挫伤广大投资者信心。中国A股市场2008年的表现即是最好的佐证。
2.机构投资者的短视行为
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以投资增值为目的，这就决定了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趋利性。在既定的投资目标下，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追求高收益。一旦条件允许，追求暴利的原动力就会促成机构投资者放弃自身投资风格和长期投资理念，转而投机操纵市场，改变投资组合策略，频繁换股，获取高额回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降低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如中国近几年最牛的基金经理王亚伟就特别喜欢操作重组题材的股票，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短视行为。
3.机构投资者的流动性压力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
机构投资无论是数量和金额都要远大于个人投资者，其需求变化对股价具有很大程度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市场出现情况时，如爆发金融危机、重大利好公布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链出现问题时，机构投资者都会争相卖出或买入股票，或者频繁跳槽，此时也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的不连续性和“雪崩效应”，从而降低证券市场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汤大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为及其市场影响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8,1.
篇7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道德风险；内部治理结构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它是通过发行基金单位凭证，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进行投资。证券投资基金体现了一种信托关系，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不发生直接关系。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自起步发展至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市特征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系统风险
纵观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相关监管部门全权审批负责了从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直至开放式基金的发行的全过程，这也导致尽管市场因素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政府政策仍是决定我国证券市场走向的首要因素。
一般而言，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只能分散非系统风险，对系统风险却无能为力。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市特征，只有能够准确预测和及时掌握政策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投资决策，才能够分散政策风险，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因此政策风险作为系统风险之一，政策市特征无疑扩大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系统风险。
（二）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影响证券投资基金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很多却较为分散，但是没有完整健全的投资基金法律体系确保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在现行法律如《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并未规定基金托管人、经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利义务等，各方的权利义务难以平衡。为了保障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正常运行，实现投资基金业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建立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尤为重要。
（三）“老鼠仓”问题难以杜绝，名利追求引致道德风险
“老鼠仓”是指庄家在用公有资金拉升股价之前，先用自己个人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将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我国也曾先后曝出一些“老鼠仓”案例。在基金管理公司中，这种部分基金经理利用自己的岗位便利在基金投资时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造成基金公司蒙受经济损失与商誉缺失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形成了社会性的诚信危机。
基金经理作为基金投资的主体，在投资过程中，主要的驱动力是来自对声誉和报酬的追求。基金经理人承担了较大的市场和业绩的压力，同时还需兼顾股东或者控制人的各种利益，缺乏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他们作为基金公司投资项目的决策人在投资时，往往会以自利为前提，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其并不拥有投资资产的所有权。这种基于对名誉及利益追求的投资行为很有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引致道德风险。
（四）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主体缺位
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基本都采用契约型基金内部治理结构，其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体来代表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履行监督职责。基金持有人委托信托人行使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基金，基金托管人监督基金管理人的实际运作。目前在我国基金的实际运作中，基金托管人在某种程度上兼任了信托人的角色。我国基金托管人只能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担任，对于基金托管人在基金运作中违规操作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等问题，应采取何种法律制裁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代表主体缺位，无法实现对基金管理人的有效监督。
（五）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缺乏认识，其非理性因素易导致羊群效应
投资基金的风险介于股票和存款之间，能够兼顾收益性与安全性，是一种较为可观的投资品种。但目前国内投资者没有足够认识到这一点，大多数国内居民金融投资意识淡薄，对证券投资的参与度及认同度低。
在非专业的证券投资持有者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并不能掌握市场中的全部信息，而由于开放的金融市场中信息变动速度迅速且不确定，导致投资者易产生跟风行为，而实际市场中要想获得想要的信息所付出的成本很大，因此投资者会选择从他人的交易行为中获取信息供己所用，从而以产生羊群效应。
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缺陷对策分析
（一）健全法律体系，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证券投资市场
在正式约束层面上，我国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健全的基金法律体系，在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正和补充基础上，尽快制定完善《投资基金法》。同时建立以风险和回报为评估标准的基金评估考核制度，监督基金信息的披露，完善基金治理机制，降低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成本，充分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
目前我国基金业的自律机构是中国证券业协会，该机构虽弥补了政府对基金业全面直接监管的低效率，但其专业程度不够，缺少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权威。因此在投资基金方面应专门设立相关基金专业协会，发挥其行业自律性，在依法同时遵循行业协会规定，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加强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信用评级机制，实现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有效监管。这不仅能够提高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减轻政府监管的压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基金监管市场化进程。
（二）向公司型基金内部治理结构转型
公司型基金是指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投资于特定对象的股份制公司型基金，其最大优点是基金持有者拥有更多的投票与监督的权利，改变了在契约型基金运作中投资人只是信托契约的受益人，而对基金运作少有发言权的状况。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基本为契约性，相比英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基金发展并不健全，契约型基金的设立应以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信托制度及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前提，而我国目前在上述各方面的发展尚不成熟。实行公司型基金更有利于维护基金持有者的利益，因此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内部治理结构应努力向公司型发展。
（三）对基金管理人加强监管，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价体制
目前我国基金治理结构中关联交易现象十分普遍，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职能根本就得不到保证，大大增加了基金运作的风险。如果引入并实行基金持有人代表诉讼制度，则会加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约束。
对于基金公司的考察不应以短期排名作为对基金经理的考核标准，而应在维护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的利益关系上引入声誉机制，以其职业生涯发展牵制其对于短期不良利益的追求，规避道德风险，避免“老鼠仓”问题。
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价体制，投资者可相对客观地评价基金经理的投资目标及在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程度。这在保护基金持有者利益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防范，同时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竞争，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良好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四）引导基金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观念，推进产品创新多元化
在证券市场上伴随着“高风险，高收益”，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应摆正心态，不能一心追逐暴利，尽量规避羊群行为。投资基金不同于股票，股票投资需频繁买卖，基金投资应淡化时机选择而注重长期持有。对于市场上繁多的基金品种，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基金类型。同时，我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借鉴国际基金业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适时推出丰富的基金品种，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要求，推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妍.浅析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J].经济视角,2011(34).
[2]陈元.我国证券头i帧基金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证券期货,2011(3).
[3]张铁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内部治理结构及优化[J].轻工设计,2011(04).
[4]向珍.浅议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J].现代交际(下半月),2011(10).
[5]张明霞.浅析证券投资基金面临的风险与对策[J].经济生活文摘(下半月),2011(8).
[6]邹定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管理及对策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1,27(3).
篇8
内容提要: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原则。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应当优先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其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相应优先，但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并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一般来说可以扩张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然而，如相对人的利益涉及社会公益时则持有人利益并不当然优先；而其利益的优先也不构成对其他相对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独立的专业受托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其勤勉、谨慎的积极行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实现和基金制度存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并且，在信托机制与投资需要下其依法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受基金持有人的约束。因此，基金法制必然以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为重点与中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制度中存在着基金持有人与基金受托人之间天然的利益冲突，并且还会因基金管理人的营利本质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负面影响而愈加严重，从而基金制度理论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客观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体系中，基金管理人的内部公司治理具有内因性和基础性之价值与功能，具有治理成本与信息上的优势，是基金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核心组成。并且，在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与外部约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治理更具有相应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上述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础价值与功能，法律法规设置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基本治理原则，并以此指导着相关法制与实践。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在具体意义上应当如何适用呢?也就是说，该原则所规定的究竟是绝对的优先还是相对的优先呢?如果是相对的优先，那么其相对于谁、适用范围有多大?这些尚需要加以充分的研究与论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内涵与法律依据
我国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均在保护基金管理人股东利益的同时，要求保护其他相关当事人，尤其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即“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司股东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即：“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规章制度、工作流程、议事规则等的制订，公司各级组织机构的职权行使和公司员工的从业行为，都应当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而其他诸如《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规章中亦有充分且明确之相应内容。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贯穿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相关规范的始终。其本质是要求在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中要充分体现基金持有人的意志，要优先考虑持有人的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持有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和基本中心。
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不仅是对传统公司治理中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摈弃，而且也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演进，即基金管理公司不仅需要在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其中某一个（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越于其他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且，要求后者在持有人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法律关系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法律边界
证券投资基金是通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以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投资组织。信托制度构建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原理与法律基础。基金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有的资金以及相应的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利均交付给基金管理人而仅保留了受益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是在于其相信基金管理人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并且会尽忠职守、勤勉谨慎地为其谋取利益。基金管理人因信托制度与投资需要而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利，其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使委托人的权利与利益发生改变；而委托人则必须接受其管理和投资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对其行为加以完全的控制或者有效的监督。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上而非法律上的不平等，法律必须要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赖义务，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以及损害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无论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其特殊企业经营组织性质，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权利如何广泛，作为受托人与经营者，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服务。因此，该优先原则首先必然是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下的优先，并且应为相对的优先、整体意义上的优先，而非绝对的优先、个体意义上的优先。
首先，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优先。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法规明确规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而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涉及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督察长、投资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亦要求上述主体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利益，“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在其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自身利益以及基金托管人、“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从法规的相关文字表述上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要求，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之中对相关当事人信赖义务的具体规范。
其次，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进一步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是抽象的整体概念，是由具体的众多持有人的利益所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针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而非个体利益。或者说，即便出现对个体利益的考虑也必然是在符合整体利益的前提之下。必须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可能会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并不一致的情形，从而可能会产生对个体利益的限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正是通过集体决策的相关机制对此加以协调与解决。基金份额持有人亦仅得自行行使部分在性质上归属于自身而与整体无涉的权利。
最后，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同一基金管理人依法可以同时受托管理多个基金，而在这些基金之间，无论其受托时间先后、资产规模大小、采取开放或封闭形式等等，其持有人利益之间均无优先与劣后之分。不同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不得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3]“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4]是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而在同一基金的具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其利益亦应平等，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否则，即构成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约之行为。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扩张——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否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并非等同概念，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但基金管理公司仍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参加其他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具有相应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然而，由于相关法规直接将此优先原则规定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5]那么，该原则是否可以扩大化地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非基金法律关系中的交易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以优先于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并且，只有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而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完全取决于其自愿以及积极行为，并且，我国基金的设立、销售等亦依赖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与工作。那么，在以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的私法视野下，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必须遵守基金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必须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规范，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要件与要求。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上位原则，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与其股东、员工均应予以遵循。
具体就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的权益而言，其作为公司法人的具体构成，是特定的法律拟制人格的实际行为的必要因素。法人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其内部主体的行为或行为的集合。基金管理人为抽象的法律拟制之人，从理论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之重大决策决定于公司的股东，但是，基金管理人的任何行为在客观上最终都必然是通过其员工的行为与选择来实现。基金管理公司自愿申请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行为也不例外。正是员工的相应具体行为才能使拟制的公司法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其不仅完全可以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且，只有其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与约束，才会有上述的选择与行动。进一步而言，公司的股东、员工都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利和退出渠道，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亦为保护其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反之，当股东、员工不选择退出时，由于其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其必然应对公司负担起具有相应特殊内容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而不得违反。进一步来看，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实现，也最终要落实到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具体行为之上。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法人及其内部主体应当承担起遵循基金法制基本要求的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后。可见，公司的股东、员工的利益与个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相互比较，前者的选择与行为决定了其利益的实现应以基金制度的存在、发展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这是市民社会中自由主体自愿选择与法人制度客观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基金管理公司未担任任何基金的管理人、未参加任何基金法律关系，则即无遵循上述优先原则之必要与可能，也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能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需要具体分析和判定。
目前来看，我国基金管理业务与管理人身份是基金管理公司最为重要的经营领域和法律地位，也是其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并且，从目前的客观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不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2008年61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60.04亿元，其中主要的是管理费收入，为313.4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7.06%。[6]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从事其他盈利活动并取得的利益，其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运用固有资产进行投资、参加到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中。目前，这些非基金业务正呈现日益发展的态势。就社保基金管理业务而言，截止2008年底，共有博时、长盛、国泰、南方、招商、华夏、嘉实、鹏华和易方达等9家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管理的社保基金总规模达2377.55亿元。就企业年金管理业务而言，共有海富通、易方达、南方、华夏、广发、工银瑞信等12家基金管理公司获得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管理的企业年金总规模达到435.46亿元。[7]就其他如专户理财业务（基金一对一、一对多）、咨询业务等其他业务而言，亦有着大幅的增加。
可见，基金管理公司的非基金业务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客观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那么，就这些脱离了基金法律关系的活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上述相关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利益呢? 其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原则上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
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与外延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诸多分类方法，然就其利益与公司及公司行为是否直接相关为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前者既包括物质资本出资者，如股东、债权人，也包括人力资本出资者，如各级员工。公司及公司的经营行为直接影响着其客观、具体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或者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反之其行为亦对公司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后者则是指诸如社区、政府、社会公众、环境和资源、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等与公司经营行为有着间接利益联系的主体。也就是说公司及公司的行为并不会直接给其带来利益或者说具体地给其某种利益造成损害，但从长远、整体或间接的角度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直接利益相关者应当是公司治理所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并且，可以是公司治理的参加者。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其利益在因果上和内容上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公司治理要对其进行考量，但一方面无法确定其考量的成效和界限以及考量到什么程度方为足够；另一方面也无法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加以真正或具体的比较，其至多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或者是无法确定履行的宣言而己。其进而无法获得立法上的切实的制度性支持，而受制于诸多主体、诸多行为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经营者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等随机因素。[8]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权衡与比较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应只存在于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基金管理公司相关主体的利益比较时亦不例外。
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其直接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股东、员工以外，还存在着基金公司在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以及运用固有资产时，与之发生相应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归于债权人范畴，而基金份额持有人亦同为基金公司的债权人。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之间并无谁更重要之分，公司在各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均可能负担有法律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也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然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却打破了上述私法的原则，其强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公权力要介入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相应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一更高层次的法益，限制和牺牲某些私人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将在所难免。由于基金的法律特性，众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或者说集团利益与基金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人、股东、员工的普通债权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更多的影响和意义，因此而产生的两者的不平等具有相应的经济法视野下的正当性。并且，就字面意义而言，这种经济法意义上的不平等性也己在相应立法中有所明确规定而非仅仅是理论分析。
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公司所从事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存在着利他才能利己的情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具有长远上和整体上的一致性。从之前的数据分析来看，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管理费收入，是基金管理公司偿债能力与利润水平的客观保障。因此，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制度的长期的有效发展，是对其他债权人的真正、客观的保护，符合其根本的长远利益。而如何保障相关当事人能够理性地认识长远利益、服从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予以正当行为，则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介入。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其客观的长远利益原则与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强调或强制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
进一步来说，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缘起、功能定位与社会现状，甚至是其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均使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在与其发生相应法律关系时可以充分预见其基金管理人之身份或者是成为基金管理人的可能与必然，能够充分知晓其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制度特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损害。即便此时该公司可能还未成为基金管理人，但是，基金业务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最为基本与核心的业务，是投资人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实践中尚不存在不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因此，从一般社会认知角度出发，仍可推定其具有预见的可能与必然。并且，在法理上，如法律对某种行为或某项权利有明文规定，那么，即可认定当事人在实践之中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而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为治理原则，暂且不论相关法规的真实意思或者说是否正当，至少仍可以此认定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应当知道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应特殊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交易时，其明知交易相对人为基金管理人、负担着法定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义务而仍与之交易，已充分享受了法律和事实所赋予的自由选择和自我救济的权利，因此，其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后果。或者说，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人进行其他交易时，即默视地附带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限制性条件。而此条件并不影响债权人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自由，不构成对其真实意志的妨碍。除非特定当事人能够充分证明其没有认识到交易对象与基金现有或可能的关联，或者说其有足够、充分的善意。此时，则应由执此主张的相对人负担举证义务，以获得相应的撤销权、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然而，现有的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似乎可以排除其证明的可能。并且，客观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仍可以通过私法自治而获得相应的保护，公司法制也认可并且通过相应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利益。
如上所述，基于对经济法视野下社会本位的思考，以及对基金管理公司各方利益主体共同之长远利益的实现和其他债权人的交易时的认知与选择等性质的分析，结合基金法制的价值目标与法律特性，笔者认为，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债权人）。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问题，在其利益与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为重。
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原则有例外与限定。
如上所述，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的股东、员工和其他债权人。然而此优先亦非绝对的优先，其适用应当符合相应的条件，或者具有一定的例外。
第一，在基金管理公司所从事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具有公益目的的受托管理业务中，由于事实上投资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具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色彩，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此情形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从管理人的性质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在受托管理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时亦承担着或多或少的由于彼此之间在地位、权利、信息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信赖义务。如此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对于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直接所涉的公共利益、社会利益而言，则应至少存在平等的关系，或者依其法益之高低在发生冲突时予以平衡。此应为上述优先原则的除外特别情形。
第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由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财产与其固有资产之间并不相同，且依法需要严格划分与相互独立，那么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到期债权时，除非从根本上直接影响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具体利益，或者说将客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基金管理职责和活动，方可依据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加以调整。而在公司仍得以正常经营时，或者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影响更为间接或抽象时，则不应适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并不否定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也不排斥其他债权人权利的行使与实现，更不否定债权在本质上的平等性。举例来说，如其他债权人主张债权可能导致公司破产时，应当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谨慎地考虑是否可以宣告破产，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必要时可以限制其他债权人的破产申请等权利，但是，在宣告破产后，其他债权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无特别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仍享有同一顺序的平等的受偿权利与机会。
四、小结
在相关立法中，存在着对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概念的混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从其规定的内容与本质来看，应当属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适用于特定的基金法律关系的相对优先。并且，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且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而该原则并不能简单地依法规的字面规定而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或者说，是否能够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需要加以法律的分析与研究。在不同的法律视角下加以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公司及其股东、员工应当时刻遵循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宗旨和准则，除非公司尚未成为基金管理人或没有加入基金法律关系；对于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即主要是其他非基金业务法律关系的相对人而言，原则上由于社会本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以及自身交易的选择等原因，亦应服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规定和原则。但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与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无优劣轻重之分，在无法衡量其法益高低之时应予以平等的对待。而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注释:
[1]《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一条。
[2]《证券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二条。
[3]参见《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5]我国现行相关立法中虽均以“基金管理公司”为规范用语，但究其实质却是以基金法律关系为前提。而事实上，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客观实践中均无法等同。具体分析可参见奚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辨析与现行立法检讲，楠京大学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春季卷（总第33期）。
篇9
在跨国证券投资交易过程中，证券发行人或承销商以及投资人三者之间适用的合同关系精神之约束，那么理所当然应当是受到合同法律关系的调整。根据在证券投资中所指向的相对人的不同，可以将证券的发行过程分为公募和私募，由于公募和私募所适用对象的不同，对于其相应法律关系的规制也应当不同。对于私募来说，在私募交易过程中所进行的都是双方之间要约与受要约或者协商谈判的方式进行，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双方所有活动都是在两者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进行的，两造行为都应当受到私法之调整，若是适用合同的话，也应当通过合同的冲突规范来选择相应的准据法。对于证券投资中的公募活动来说，在采取合同适用的特殊方法的准据法来确定，也就说通过直接使用之法律的规定来确定相应法律适用，因为，在证券公募投资交易活动过程中对证券投资发行地的社会公共利益都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以下就重点讨论跨国证券投资中可能适用的法律规则。
(一)适用发行行为地法在法理精神上来进行考量证券发行所应当适用的法律，首先就应当要明确证券的法律性质。在很多国家证券都被视为一种债权，那么作为合同关系产生基础之一的债权，其适用的法律就应当是契约关系性质法律，由此角度来考察，证券的发行就应当适用契约关系的法律，契约关系的发生最主要的还是契约关系发生地，对于证券投资中的发行来说就是发行行为所在地的法律。从契约精神的实质来看，证券投资的发行适用发行行为地法律也是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原则，其主要法理基础在于“场所支配行为”传统的私法理念与行为习惯，证券的发行涉及资金募集、信息披露等行为许多国家均规定以行为地法作为准据法。早在20世纪年代初，美洲国家会议通过的国际私法就作出了相关规定，关于股票或者债券在缔约一国内的发行都应当要按照发行所属地法来适用相关法律。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里，一般都是采用的股票证券遵循股份发行地法律，在他们的法律观念里，证券涉及到国家金融秩序的运行，一旦发生证券发行或者交易，势必会对国家金融证券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为了相对限定这类问题产生的影响，就必然要对证券投资中法律的适用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至于在冲突发生的过程中会出现适用法律依据不确定的情形，而适用法律常采用证券发行地法律，便于证券投资发行行为中的冲突解决。
(二)适用发行属人法在部分国家将证券作为公司股权的一种存在形式，那么就采用公司内部章程相关管理制度来进行证券投资行为。采用属人法的优势在于只要确定了证券也即公司股份等有价证券的所有权人，就可以立即明确证券发行所应当适用的法律，而无需调查证券发行过程中的一系列运行。在罗马尼亚国际私法典规定的适用原则就是属人法，其具体体现在记名股票、可转让股票、不记名股票以及有息债券的发行适用支配发行股票的法人组织章程的法律，同样是采用属人法原则的还有匈牙利国际私法中确定，如果证券涉及社员权利，证券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适用发行人属人法。在早期的德国司法实践中，也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将发行人的属人法作为证券交易准据法的判例，在一起个案中将投资者购买的德国以外国家股份有限公司的无记名股票，在购买之后将其寄存于德国，在证券投资的后续发行过程中，由于证券的发行地在德国之外的国家，其取得或者丧失可能会丧失取得国的公司其他股东利益，那么此时德国的法律规定将采用证券属人法的形式保护股东利益。
(三)可选择适用属人或属地法当然，不乏有些国家的立法将证券定义为股权兼具债权性质，在可选择适用属人或属地法国家来说，一旦发生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问题，就会通过国家有关国际私法程序的规定采取选择性冲突规范来解决相应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瑞士联邦国际私法中就有规定，通过发起书等形式或类似方式而发生的证券投资，就可以由公司的准据法或者发行地国家的法律进行相应的规制，从这条规定来看，一旦确定为证券投资中发生的法律冲突，就应当根据上述准据法冲突规范来予以解决，而这一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就是典型的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无论是选择属人法还是属地法，都可以作为解决冲突规范的依据，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操作中，就可以根据密切联系以及冲突解决便利原则来确定应当如何适用。
二、证券交易的法律适用
(一)证券转让适用证券所在地法一些国家将证券视为动产物权，而证券转让在性质上属产权交易行为。因此，证券交易适用的法律应当是适用证券物权关系，那么证券交易过程中所涉及的转让、抵押乃至交易中与第三人产生的关系，在这些法律关系中，很多国家都会参照物权适用原则采用证券所在地法的原则。在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中作出如下规定，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及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适用不记名证券所在地法或者适用指示证券支付地法。在新修订的韩国国家私法中规定，涉及无记名证券权利的法律适用要以该无记名证券所在地的法律。在我国证券交易中采取的也是该种规则，在我国境内涉及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认定的其他证券之发行和交易，均适用证券法，可见，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的适用是采用证券所在地的法律，其中，作为连结点的所在地应为实物证券或者记录证券持有人名册所在地。
(二)证券交易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有些国家将交易中的证券视为债权，采取与其他债权法律适用一致的模式，如波兰等国的国际私法典。在证券交易的法律适用多是采用契约关系的原则，这些国家所采用的跨国证券交易中采用的准据法就是以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为根本，连接到契约关系中就是契约关系履行地，匈牙利国际私法中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合同，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法律，此外，波兰、加拿大等国家也规定了与国际私法理念“场所支配行为”相一致的操作规则。在我国的立法中也是主张我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等其他证券的交易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
(三)适用意思自治及实际联系原则在跨国证券的国际业务中，证券发行人、投资者、证券交易所等主体间所享有的权利或者应履行的义务都是通过书面形式合同来予以认定的，无论是证券发行人与承销人之间的承销协议、上市公司与证券所的上市协议乃至上述各主体相互间的各类证券服务协议，都必须是通过合同来予以明确约定。跨国证券国际业务中的合同关系包含的上述关系适用的原则，一方面各国之间在民事私法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原则，决定了跨国证券业务中也应当遵循这一根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确定相应的准据法，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意思自治、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也应当对其作出必要的限制。另外，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所选择的法律不得与法院地有关资本市场管理的强制性规范相抵触。而对于那些当事人没有作出选择或者作出的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各国均主张按照实际联系原则来确定证券服务协议准据法，那么，按照实际联系之原则确定相应的准据法，依照联系最紧密原则就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得到了推广，例如在证券承销协议中，承销证券构成证券承销协议的特征履行行为，因此承销方的营业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应为证券承销协议的准据法。
篇10
虽然市场对国内经济减速已有一些预期，但当10月中旬出台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三季度的GDP增速出人意料地下降到9％以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发展前景更为忧虑，市场抛压进一步加大，上证指数跌破9月18日的低点，创出2007年10月调整以来的新低。沪深300指数从9月26日收盘时的2243.66点下跌到10月31日收盘时的1663.66点，狂跌25.9％。
不过，可能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自去年调整以来已大幅下跌，而大部分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充分认识到了控制风险的重要性，因此近日公布的“晨星中国私募基金业绩评价”10月报告结果显示，在这个月的狂风暴雨中，私募基金这只小舟总体来说并未遭受太大损失。
晨星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据库，截至10月31日共收录143只基金，有141只公布了10月份的净值。其中只有27只基金获得了正收益，占比约19％。其平均收益率为-5.73％，中值（median）为-3.82％，总体表现强于大盘。但表现最好（11.5％）与表现最差（-26.1％）的基金之间相差达到37个百分点，某些基金不幸翻船落水。
短期表现评价(最近六个月)
具有最近六个月收益率的基金共127只，而最近六个月收益率为正值的基金只有4只，占比为3％左右。这表明在单边市场的熊市行情中想要获得正收益难度巨大。这4只基金分别为：深国投・博颐精选、重国投・金中和西鼎、云南信托・中国龙精选1期和中融・未尔弗一期。
由徐大成管理的上海博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深国投・博颐精选，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6.57％(截至10月6日)，高于上个月-3.26％的收益率。其最近六个月收益率为7.1％，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41.69％）48.79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2.3％）39.4个百分点。
邓继军管理的重国投・金中和西鼎，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0.63％(截至10月31日)，低于上个月2.93％的收益率，但避免了基金净值随大盘大幅下跌的风险。其最近六个月的收益率为4.05％，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57.98％）60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46.57％）50.62个百分点。
云南信托・中国龙精选1期，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0.79％(截至10月31日)，低于上个月2.03％的收益率。其最近六个月的收益率为3.7％，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57.98％）61.68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46.57％）50.26个百分点。
上海未尔弗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中融・未尔弗一期，最近一个月的收益率为0.63％(截至10月15日)，最近六个月的收益率为0.91％，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46.58％）47.48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6.8％）37.71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共有121只基金战胜了同期沪深300指数，占比为95％左右；有96只基金跑赢了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占比为76％左右。其平均收益率为-25.78％，中值为-25.63％，而最高收益率（7.1％）与最低收益率（-62.49％）之间的差别为69.59个百分点。
中期表现评价（最近一年）
具有一年历史数据的共有63只基金，其中获得正回报的只有5只，占比约为7.9％。这5只基金为：
重国投・金中和西鼎。该基金最近一年的收益率为15.09％，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70.75％）85.84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59.68％）74.77个百分点。
深国投・星石系列（1-3期）。该系列最近一年的收益率约为3％-4％，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70.75％）约74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59.68％）约63个百分点。
云南信托・中国龙精选1期。该基金最近一年的收益率为6.35％，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70.75％）77.11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59.68％）66.03个百分点。
在63只基金中，有11只收益率为-60％以上，其中北国投・云程泰1期，平安・晓扬中国机会一、二期，平安・价值投资一期和平安・东方港湾马拉松5只基金估计因为仓位较重，在10月份大盘大幅下跌时，基金净值遭受了高达22％-25％的重创，几乎与沪深300指数25.85％的暴跌同步。
从统计数据来看，63只基金全部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有48只基金战胜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占比为76％。这63只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37.37％，中值为-39.28％。而其中绝对回报率最高的基金（15.09％）比表现最差的基金（-60.98％）高出76.07个百分点。从各统计指标来看，各投资顾问公司风险控制能力的差异，导致各基金中期表现差距越来越大。
长期表现(最近两年、三年)
共有11只基金具有最近两年的历史纪录。有6只基金获得了正收益，有4只基金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有3只基金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
由赵凯管理的云南信托・中国龙1期，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79.55％(截至10月31日)，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6.58％）72.97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12.81％）66.74个百分点。该基金两年的波动率为34.75％，夏普比率为0.51。
由刘红海管理的深国投・亿龙中国1期，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49.69％(截至10月6日)，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23.16％）26.52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24.89％）24.8个百分点。该基金两年的波动率为19.15％，夏普比率为0.59。
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深国投・景林稳健，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40.05％（截至10月10日），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15.19％）24.86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19.24％）20.81个百分点。该基金两年的波动率为27.41％，夏普比率为0.36。
另3只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正的基金，包括由康晓阳管理的平安・Lighthorse 稳健增长，康晓阳管理的深国投・天马以及由杨骏管理的平安・晓扬中国机会一期均低于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后2只基金更跑输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
4只最近两年的年化收益率为负的基金，为惠理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平安・价值投资一期、由王曙光管理的云南信托・中国龙进取、由刘明达管理的深国投・明达1期以及由刘明达管理的深国投・明达2期。
2只具有最近三年的历史纪录的基金中，云南信托・中国龙1期最近三年的年化收益率为57.07％，高出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23.82％）33.25个百分点，超过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1％）26.08个百分点。该基金三年的波动率为31.06％，夏普比率为0.44；而云南信托・中国龙进取最近三年的年化收益率为-0.07％，低于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报率（23.82％）23.89个百分点，落后同期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回报率（31％）31.07个百分点。该基金三年的波动率为46.06％，夏普比率为0.06。
波动率
波动率（Standard Deviation）是衡量风险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所有统计样本中，可计算最近一年波动率的共62只基金，其中波动率最小的5只基金见表1。
波动率最大的5只基金见表2。
风险调整后收益―夏普比率
在62只可计算最近一年风险调整后收益（Sharpe Ratio，夏普比率）的基金中，只有3只基金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正，但均未超过1（见表3）。而余下的59只基金风险调整后收益均为负数，表明这些基金最近一年来所承受的风险并未能给其带来相应的回报。
综合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