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投法实施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招投法实施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实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产生的影响

1.规范了招投标行为

通常，资格审查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实施可以有效惩治腐败，因为其资格审查明有明确要求，既根据规定对投标人有着严格的审查，完善招投标过程。

2.明确了范围

之前我国在某些需要公开进行招标的项目中，有时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致使某些部门故意逃避招投标。因此，《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对需要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明确要求暂估价形式也应该依法进行招投标。

3.完善了体制

通常情况下，串标、行贿中标和虚假中标等等，都会对招投标产生较大的危害。因此《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对串标、行贿中标和虚假中标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细化了法律责任，投标人一旦有上述不良行为就会面临中标无效、接受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触犯法律造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比如第四十一条就列举完善了招标人与投标人进行串通的情况，对具体处置这些违法行为提供了依据。

4.规范了委员会人员的行为

在招投标过程中评标专家的独立公正是招标投标公正、公平的关键因素。实际操作中某些领导和单位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指定委员会成员，甚至干预委员会选取，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评标的公正性。对此条例对委员会专家成员的选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从专家库中随机对相关专业专家进行选取，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如果不是法定原因，招标人不能随意变换依法确定的委员会人员，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对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包括：确定委员会成员和抽取评标专家等。

5.增加了干部影响招投标的处罚条款

在招标投标领域中，某些领导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干预甚至存在着权钱交易，从而使得招投标领域成为了违法违纪的高发区。因此《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就明确要求了国家工作人员不得用任何手段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非法干预。改变中标的，依法记过或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依法降级或撤职；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进行开除；如果构成犯罪，应当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刑事追究。

二、实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对工程招标投标的意义

1.利于解决工程招投标领域存在的法律漏洞

之前颁布实施的《招标投标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执行了招投标制度，促使招投标领域朝着法治方向进展。如今招标采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招投标当事人互相串标、围标，打乱规则，破会秩序；二是某些应该招标的项目规避招标甚至进行虚假招标；三是某些领导插手正常的招投标。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个别人对法律的公然挑战； 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工程领域里有关的招投标法律规章不完善，从而使得个别人能够利用法律漏洞进行违法违纪活动。面对这些问题，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使其具体化、可控化；而且在处理新问题方面也做出了规范，有效的避免了之前招投标中具有的法律漏洞。也是落实中央推动工程建设行业反腐机制的重要任务。

2.促进了招投标行业规则的完善

在只有《招标投标法》实施时，各地区及部门依据自身条件为了做好本身的招投标工作，都相继出台了一些配套法律条文。实际操作中由于缺少应有的协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规程越多操作越不统一的乱象，使得我国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招投标市场，对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后，依据实践经验，对招投标行业进行了法律层面的严格规定，使得招投标实现了规则上的统一，为保证招投标的正常进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加强了招投标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专门用一个章节对监督管理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细化分工，明确了包括交通、水利、铁道等部门在内的监督监察工作，强有力的改善了管理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从而在体制上完善了对招投标行业的监督和规范。现已经在九个省市建立了招投标监督管理局，实现了监督管理工作的综合化。

4.利于招投标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条例颁布实施前招投标领域普遍存在着陪标、串标、围标、转包、分包、恶意竞价等多种不诚信行为，使得不法企业不断得利而诚信企业却步履维艰。依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已经鲜明的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完善的招投标信用制度，对那些失信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使得招投标行业不断朝着自律、守信、诚信的方向发展，营造了一种守信光荣的良好企业氛围。不仅如此，《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还对“招标投标协会”做出了明确的法律定位，使其能够在政府主导下依法有效进行服务和自律工作，不断完善诚信体系建设。

三、结语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根据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加强了公平竞争和预防腐败，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各部门应紧紧抓住条例颁布实施的契机，深入推进我国招标投标科学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卢玲.完善招投标制度改进和加强招投标监管[J] .China's Foreign Trade，2011（04）

篇2

关键词：招标；条例；应用难点；问题；建议

一、《条例》出台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自2000年1月1日起实施已十二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供货商、施工单位，招投标过程中的问题和违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既有招投标方肆意违反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情况，也有招投标方利用《招标投标法》的不完善及未尽规定处随意操作的问题。因此，为有效落实《招标投标法》的立法宗旨，增强招投标活动规范性，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在总结吸收招投标实践经验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国务院第613号令，并于2012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招标人实施《条例》的难点问题与建议

1.关于投标保证金的问题

《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本条规定明确了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2%，未对上限作出规定。但《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简称七部委30号令）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投标保证金的上限不得超过80万元人民币。此外，《条例》关于投标保证金有效期的规定也与七部委30号令三十七条的规定不一致，30号令规定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超出投标有效期三十天。因此，就投标保证金的上限及有效期的不同规定问题，建议有关部门予以明确，避免因理解误差而影响招标程序和招标质量。

2.关于招标文件使用标准文本的问题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使用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制定的标准文本”。但就整部《条例》内容看，并未就不使用标准文本设定任何法律责任，由此又让本款规定的强制力有所削弱。另外，标准文本受编制年代、标准文本需关注各类项目的共性问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难以保证其内容或设置的招标规则涵盖所有行业和工程特性。此外，招标人在编制具体项目招标文件时既要结合项目特点全面、合理的编制，又要遵循上级主管部门在价款支付、履约保函、安全保密等方面的规定，通用的标准文本有时难以体现项目特点和招标需求。建议对此条进行修订，允许招标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参照标准文本另行编制招标文件，确保招标文件既符合《条例》规定又能满足具体项目的招标需求。

3.关于资格预审通知发出时间的问题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资格预审结束后，招标人应当及时向资格预审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本条对资格预审结果通知进行了规定，但对招标人发出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的期限没有明确。建议结合《条例》中有关发放中标通知书的时限规定，在资格预审结束后三日内发出资格预审通知书。

4.关于可以不招标项目的审批手续问题

《条例》只规定了可以不招标的项目，但对是否履行审批手续没有规定。目前工程招投标领域通用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简称七部委30号令）第十二条规定不进行招标的项目需经相关审批部门批准。因此，建议明确招标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按七部委30号令的相关条款履行审批手续。

5.关于组织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的问题

《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可以组织潜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条例》从保证潜在投标人获得信息一致性的公平角度出发，要求招标人“不得组织单个或部分潜在投标人踏勘现场”。按此两条规定，招标人实际操作时只能采用“组织所有潜在投标人共同踏勘现场”一种方式进行踏勘。但这种踏勘方式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即造成潜在投标人名单的公开，为潜在投标人串通投标提供可能。建议采用“允许需要踏勘项目现场的潜在投标人自行前往踏勘”方式，该方式既不违反《条例》规定，也不会造成潜在投标人名单的公开。

6.关于招标人在开标时现场答疑的问题

《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

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应当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但在招标时，对于投标人提出的问题，招标人未必能在现场给出明确答复，有时需研究相关法律规范、招标文件，甚至咨询专家后才能对投标人的问题给出明确答复。建议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说明“投标人在开标现场提出的疑问，由招标人研究后于x日内给予答复”

7.关于串标情形认定及操作的问题

《条例》第三十九条至四十一条是关于投标人之间、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的具体情形。但《条例》并未对串标情形的认定主体、认定程序等进行规定。也就是说，即使招标人在招标过程中发现了投标人串通投标的情形，但却不知如何进行串标认定的后续操作。建议相关部门对串标情形认定后的操作程序进行补充说明，以确保《条例》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奚 庆：《投标保证金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特区经济》，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