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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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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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因素

地理气候条件对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具有深远的影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地处北半球中纬地带，接近亚寒带，冬季寒冷而漫长，所以朝鲜族服饰略有高寒地区的服饰特征。朝鲜族传统女装为长裙，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裙子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并且里面穿着较厚的衬裤也不会影响外观形态，在衬裙的支撑下，又能够形成一定的空间，这种空间就形成了一层保暖层，起到一定的避寒保暖的作用。短衣长裙的结构设计不仅起到提升腰线的作用，而且膨大的下裙也给人一种视觉膨胀的效果。由于气候因素，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饰在清洗时比较耗时费力，所以朝鲜族年轻女性一般在上衣斜襟处镶上一条白布边，这样不仅能保持衣服干净，便于清洗，同时加强了服装的层次美感。

2.社会因素

（1）民族历史对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款式的影响

朝鲜族传统服装是随着民族迁徙、融合发展起来的。从服装发展的历程来看，上襦下裙的服饰是我国历代妇女常服的主要形式，朝鲜族传统女装的款式也深受其影响。“襦裙”属二部制形态。襦，交领右衽，衣身窄而合体，衣袖宽大。传统女装上衣吸收襦的精华，领型为交领右衽，呈现V字形态，从视觉上拉伸脖颈曲线，使上半身看起来纤细优雅。系带形式代替纽扣作用，带子逐渐变宽、变长，由最初仅具有实用性逐步转化为兼具装饰性与实用性。襦的袖子多为宽袖，最初朝鲜族传统女装的袖型也为宽袖，后来受劳动和蒙古族袖型的影响，在袖肘以下位置设计了比较宽大、圆顺的弧线，但袖口收紧，使袖型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弧线。从上衣的长度来看，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逐步缩短了上衣的长度，提高了腰线，给人瘦高的感觉。裳是一种下宽上窄的服装。朝鲜族传统服装吸收了其基本形式，裙子由整块或多块面料拼接而成，腰间有细褶，穿着时可搭配衬裙，使下部膨大，这样增强了服装整体的造型感，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在古代，朝鲜族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服饰等级制度在朝鲜族服饰中也有所体现。朝鲜族女子在穿戴时讲究礼节规范，这样使朝鲜族传统服饰也有了一套明确的服饰制度。如，婚前女子可穿着短款筒裙并搭配艳丽的色彩，但已婚的女子不得穿短裙。

（2）生产方式对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款式的影响

生产方式也影响着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的形成与发展。朝鲜族以种植水稻为主，这种源于水田劳动的“水田文化”也影响着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的款式造型。从款式上来看，上衣下裳的形制便于水田劳作。传统服装在满足人体基本运动要求之外，也要考虑到人们需大量弯腰的水田劳作对服装的要求。筒裙从腰部进行分割，配有丰富的细褶，为劳作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朝鲜族传统女装的袖型属于连身袖，为了便于生产劳动，被设计为连身插角袖，而这一结构延续至今。女装筒裙的长度也会影响到农业生产，一般筒裙作为礼服，下摆会很长，给人一种庄重之感；筒裙作为日常服饰，为了便于种植水稻以及操持家务，长度一般不会超过膝盖。传统服饰给人一种浑厚的体量感，伴随着劳作和人体运动产生自然的曲线变化，达到一种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的美感。所以，这种“水田文化”既赋予了朝鲜族年轻女性传统服装以生命，也维持了传统服饰的发展。

二、总结

篇3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上海 王琦瑶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09(2010)07-0043-02

在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王安忆和她于1995年问世的作品《长恨歌》是不得不被提及的两颗璀璨明珠。当时女性文学普遍呈现作家多产,作品质量走低的态势。如较之王安忆更年轻的一些被称为“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在现代都市大众传媒的吹捧中和以身体、性、欲望等女性身份所具有的独特商业卖点的刺激下,粗制滥造出一大批没有内涵可言的文化垃圾。在女性文学面临严峻挑战之时,《长恨歌》以其鲜明的文化寓意,为当时萎靡的女性文学整体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女性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长恨歌》描写了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的生命历程。按照王安忆一贯的视角,故事很平淡,一个算得上普通的女人的一生,甚至缺少惊心动魄。正是在这样的不急不缓、平心静气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可以看见《长恨歌》蕴含着的更深层的文化寓意――通过描写上海的女性,完成作家对上海这个大都会的文化阐释。

一

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①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恨歌》实则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完成了对一个城市(上海)的书写,王琦瑶的历史就是整个上海的历史。上海在《长恨歌》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空间境遇,而转换成一个“大角色”,《长恨歌》的主角与其说是王琦瑶,不如说是上海,是王安忆所力图演绎的一个存活在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

《长恨歌》开篇就大段大段地细绘上海的点点滴滴,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王琦瑶到了第一部的第二章才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王安忆试图通过这种描述传达出:没有上海,没有上海的弄堂、鸽子、选美、谣言,“王琦瑶们”是不可能存在的。“上海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②而写王琦瑶的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都是在写上海:尽管王琦瑶穿着素淡的旗袍,以打针度日,严师母还是看出“这女人有些来历。王琦瑶的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③没有人能说上海是不繁华的,而这种繁华好像是专属于上海女人的,也只有上海女人能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是女人唱的,舞是女人跳的,旗袍店是为女人开的,公寓是为女人建的,连电影院若没有女人的捧场,生意也是做不下去的。上海真正的魅力,就在于王琦瑶们的一言一语,衣饰鞋帽,一次次舞会,乃至流水一样消逝的光影与爱情。此时,王琦瑶成了上海的背景,而前台演绎着的正是十里洋场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

二

事实上,王琦瑶的性格都是上海化的,只有上海才能养育出这样性格的女性。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半殖民地城市,以一种忍辱负重的姿态存在,但是,上海既没有做不光彩的退让,也没有很强硬地抵抗,而是默默地等待,暗自准备,不放过任何发展和崛起的机会。上海是这样,上海女人也是这样。王安忆曾说过:上海女人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④王琦瑶又何尝不是:等待,从不出手,最危急的时刻,也不动声色。这种性格延伸到她生命的结束,女主人公四十年的繁华梦,繁华散尽,梦醒时分,她的命运戛然而止,甚至没有象征性的反抗。王安忆甚至在安排女主人公生命的终结时,也不忘给她的性格做一个强有力的特写。她这是在重申:看,这就是上海女人的性格,这就是上海的性格。

小说主人公王琦瑶的整个生命与婚姻无缘。在王安忆的书写中,几乎没有提及王琦瑶对婚姻的看法与渴望。这再一次印证了王安忆以女性反映城市的目的。家庭的涵容量显然不够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展拳脚,只有城市能提供给她们一个广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王琦瑶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家庭,直接走上了社会。没有家庭的羁绊,王琦瑶的青春和美貌快速地进入流通并得到认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一个大都会连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都接受不了,难以包容,那么它实在不算是合格的。在这里,作者又彻底地表现出上海的开放性。“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一种传统资源的浪费,社会化大都市的运作方式,就是要使一切都公开化地进入流通。”⑤

三

不可否认,王安忆描写上海具有巨大的优势。她并非出生在上海,在青少年时代有过长期离开上海下放的经历,后来又回到上海。这出出入入之间,使王安忆在感受上海时,兼备“旁观者”和“当局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将上海繁华背后的冷静,风光背后的平凡,世俗的把戏轨迹看得透、写得生动;又因为在性别身份上的独特,使她在书写及表现女性时,是恰到好处的。这两个最主要的因素,注定作家对城市以及女性的独特的视角与阐述,也注定了《长恨歌》在表达城市―女性二元文化寓意上的巨大成功。

[注 释]

①②④王安忆:《上海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③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⑤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王安忆独语[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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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树》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小说中女主人公艾米·帕克的形象历来备受争议。从异化角度入手，分析了艾米对丈夫和儿子强烈的占有欲，揭示艾米失去自我，心灵扭曲以致最终难逃被异化的厄运。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亚文坛的执牛耳者，也是澳洲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人树》被评论界认为是怀特文学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评论界对《人树》的研究多集中在主题分析或写作技巧上，还鲜有人从异化的角度对《人树》中的人物性格，尤其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艾米的形象进行深人的挖掘。而本文正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异化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重要主题，尤其到了现代主义作家那里，这一主题得到全面的拓展和深化。异化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丧失了自我的本质，丧失了主体性和精神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变态。其结果便是人丧失了理性的，，意志的能力，成为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受害者。艾米是((人树》中性格近乎扭曲，有着严重变态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个被异化的人的自我丧失，失却精神自由，人格趋于分裂等特征在她身上表露无遗。艾米“不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觉得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某种力量。于是，她对所依赖的某种力量产生极强的依赖性和占有欲，迷失自我，成为一个与自我相异化的人。

艾米对丈夫斯坦怀有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结婚之前，“她还没有爱过任何人”，也“还没有被人爱过”，“除了母亲在临死前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怀着一种焦急和烦躁的心情给过她一点点爱”。于是，童年时代爱的缺失为她日后一旦发现爱，获取爱便产生极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埋下了伏笔。婚后的艾米体味到爱情的甜蜜。但这种甜蜜很短暂。斯坦的沉默寡言和疏远，使得艾米越是深爱斯坦，越是感到爱的缺失，越是深陷于一种爱的激情中无法自拔。她对爱越来越贪婪。“她确很贪婪，对面包;一旦发现之后，对他的爱。”艾米甚至把斯坦视为自己的上帝，“上帝的慈悲只是表现在集市结束，大车回来时辘辘的车轮声。上帝的爱便是印在她唇上深深的亲吻。”然而，“人供奉给上帝的越多，他自身中留存的越少”，直到“这个男人吞噬了这个女人”。她越来越深陷于对斯坦的占有欲中无法自拔，也越来越的在感受着自我的丧失中惶惶不安。所以艾米常常处于一种害怕失去归属感的焦虑当中。对她而言，斯坦就是她的归属。因此，他对斯坦的爱情时常伴随有歇斯底里式的狂热和奋不顾身。“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迸发着爱的呼声引颈就戮”。然而，尽管她自信“她对他熟悉得连每一个毛孔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始终“她还是没能把丈夫成功地‘吞噬’了”。当她最后一次“用她的身体和意志所蕴藏的全部力量，紧紧地抱着他”时，她抱住的只是一具已经冰冷了的尸体。 艾米强烈的占有欲还体现在他对儿子雷的感情上。艾米对雷的感情超出了常理中的母爱之情，显得扭曲和变态。雷刚出生时，艾米就坦言她“就能把他吃了!她对他真是爱不够，甚至那种长久的，要吞下去似的亲吻也不能发泄她心中的爱”，她甚至盼望“他能再平平安安地回到她的肚子里”，那样，雷就可以永远为她一个人所独占。这也是为何艾米一开始不喜欢雷的妻子埃尔西，而在知道雷并没有完全被妻子所掌握时，“怀着这样一种可怜对方的心情”，她开始喜欢埃尔西了。她甚至都不想与斯坦分享儿子，所以在斯坦和雷发生龄龋时，她会产生古怪的快乐。总之，她只想独享对儿子的占有权。任何人对儿子的共享都会招致艾米的嫉妒和怨忍。

艾米穷其一生都是活在强烈占有欲的奴役中，失去了自我，没有丝毫的精神自由可言。在言及女儿塞尔玛的婚姻时，来看艾米和斯坦之间一段简短却意味深长的对话:

“可她真的得到他了吗，斯坦?”她急切地望着丈夫的脸。

“她得到他了吗?”

他把脸转过去，毛发因为什么而直立起来。有时候，他脖颈后面的头发确实会直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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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此表根据（美）周锡瑞《》的起源中表2“山东举人分布情况表”稍作变动而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③ 此表根据（美）周锡瑞《》的起源中表3“大运河沿岸各县的举人数”改造而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④ 资料来源：2008年10月11日与田庄赵连仲（77岁）交谈所得，四本手抄本现在赵连仲老人处珍藏。

⑤ 由于是卷下，故严格的按照《戏谱杂集》目次记录之，本书目次是从第九个剧目开始的。

⑥ 笔者于2008年10月9号在德州市夏津县做田野调查时所得。

⑦ 笔者于2008年10月9日下午摄于临清市田庄乡吹腔戏老艺人赵连仲家中。

⑧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⑨ 王福润（1884-1969），巨野县人士，柳子戏演员，擅演小生。

⑩ 李文远（1896-1976），柳子戏演员，原籍邹平，后迁汶上南站区何楼。在济宁、汶上、曲阜、泗水等地演唱三十余年。

[11] 王传明（1904-1982），荷泽市郓城县人士，柳子戏乐师，工三弦、笛，会弹唱柳子戏曲牌三百余支。何善芳（1917年生），定陶人士，十三岁入科班学戏，擅演文武小生。

[12] 张春雷，原名张兴然，曹县人士，柳子戏演员。擅演红脸、花脸。尤擅演张飞戏，在鲁西南有“活张飞”之称。

[13] 郑兰亭（1920-1994），定陶人士，柳子戏演员，主攻青衣花旦。20世纪50年代初，与其他柳子戏艺人组成郓城工农剧社，后随团调省，成立山东省柳子剧团。

[14] 苗悦芹（1889-1966），嘉祥县人士，柳子戏演员，初习小生，后攻丑行。1960年任职于菏泽戏曲学校和菏泽专区柳子戏剧团教师，口述曲牌300余支，由庞礼记谱整理，共计九册。

B15 黄遵宪（1932年生），荷泽市郓城县人士，主攻文武生。1956年主演《孙安动本》，饰演孙安。

B16 杨汉春，荷泽市郓城县人士，柳子戏演员，擅演青衣。

B17 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B18 ［美］周锡瑞《的起源》，第50页，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B19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30，《兖州府风俗考》，转引自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B20 一部分剧目来自于2008年2月10日中午访尹成省，并见到其手抄的部分剧目。一部分来自于在沂南村与剧团人员的聊天所得。一部分是近年春节演出剧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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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省柳子剧团编.柳子戏音乐曲牌大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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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建中.山东戏曲论稿［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60.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dong Liuzi Drama

HE Li-li1,2

(1. School of Music,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2. School of Musicology,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Liuzi drama mainly spread in Shandong section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Various culture factors of areas around the Grand Canal impacted much upon western Shandong plain, forming characteristics combining humanity and military of Liuzi drama. Historically speaking, humanistic culture always prospered in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handong regions where plays of Liuzi drama were brought up. Meantime, an ingenuous and straightforward style well developed in such drama could not be dissociated with advocating of martial arts in the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篇6

论文摘要：文化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试图对文化的定义，中国奢侈品市场发展现状等进行研究，说明文化因素对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的影响，同时对此提出几点思考。

一、文化内涵和文化维度

Hofstede（1980）认为，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规划的精神，以区别于那些独立的人。“文化”是将社会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亚文化”是用于组织、职业或家庭水平上的。尽管各个社会之间的文化会各不相同，但一个社会内的亚文化之间通常会拥有共同的特征。

Hofstede（1980）将文化分为四个维度，第一，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代表在社会框架中，个人倾向于照顾自己或他们的家庭。相反，集体主义更关注它们的群体。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的个人相互依赖的程度。第二，大权力距还是小权力距？权力距（powet distance）是指社会成员接受组织机构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在大权力距社会，人们接受等级制度，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而不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在小权力距社会，人们为权力的平等而奋斗，当权力不平等发生时社会是如何处理不平等的。第三，强不确定性避免还是弱不确定性避免？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ly avoidance）是指社会成员对不确定性和含糊性感觉到不舒服的程度。强不确定性避免的社会中，人们对信仰和行为保持刚性原则而不能容忍不正常的人和思想。弱不确定性避免的社会中，有一个比较放松的氛围，不正常的人或事更容易被接受。第四，男性文化还是女性文化？男性文化表示偏好于业绩、英雄主义、自信和实质性的成功。相反，女性文化代表偏好于关系、谦虚、关怀弱者、生活质量。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对不同成员分配不同的社会角色。

二、我国奢侈品消费的兴起及现状

根据高盛投资银行（Coldman &Sachs）研究报告，2004年，中国人消费了60亿美元的奢侈品，占全球奢侈品销售的12%，位居世界第三位。未来成长率预期将高于经济成长率，持续以10%~20%的速度快速成长，预估在2015年，中国消费的奢侈品将占全球销量的29%，很可能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看好此一成长潜力巨大的市场，各国精品商纷纷抢滩中国大举扩张，全球各知名品牌几乎都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五星级饭店、商店街、百货公司等地，设有专柜或店面。书店架上生活与时尚类杂志的种类，在十年内急速增加，巨幅精品广告看板林立。各种国际奢侈品展也纷纷在我国举办，2007年在上海举行的百万富豪奢侈品展，规模较2006年成长一倍，总计有超过14000人愿意花费600元进厂参观国际精品的展示。

2005年，颇负盛名的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Comite Colbert）在北京举办年会，为其创立50年来，首度在欧州以外的地区召开年会，可以看出中国精品市场受重视的程度。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大部分知名品牌在中国市场多半是亏损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精品消费有很高的比重是在海外旅游时购买的，但是由于厂商预期未来市场将高度成长，并且考量在当地设点的广告效应与传递信息的效果，对于中国人在海外市场的消费有很大帮助，他们依然前仆后继的进行投资。

三、文化因素对我国奢侈品市场的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的影响。参照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特征总体来说是崇尚集体主义，大权力距，强不确定性避免和女性特征。西方发达国家40岁到70岁之间的中老年人因为消费能力强，是主要的奢侈品消费群，且其主要以追求内在经验型消费为主，例如豪华度假、艺术品、名酒等。名牌皮包、大衣、手表等奢侈品虽然也有消费，但主要是对于品牌内涵的认同已经转化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随着年轻人进入职场，我国奢侈品消费者主要在20岁到40岁之间，而且心态多半是带着炫耀性的。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促成了众多的高档消费，笔者认为这与我们的集体主义有一定联系。集体主义关注群体，我们太关注他人的看法，需要象征性的东西展示财富。奢侈品在中国被当作财富象征，重其辨识性，企业家之间透过这类符号来区别群体。我国传统文化特征中大权力距性决定了中国大众对所得不均与奢侈消费并存的高度容忍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报告，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93年的0.41持续上升到2004年的0.47（亚洲国家中仅次于尼泊尔），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其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数也达到了11.37倍，为亚洲受调查国家中最高。也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所得分配下，我国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的国家，才能够以人口规模，造就足够人数的富人阶级，以支撑如此成长迅速的奢侈品市场。我国传统文化偏向于关系、谦虚、关怀弱者、生活质量，维度上具有女性特征。开放后的经济转型初期，国家仍然牢牢掌握游戏规则，部分国内外企业家为了打好关系，必需以现金或礼品赌赂官员以求打开商机。强调关系的文化持续促进了我国奢侈消费的发展。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其实是崇尚俭约的，但我国传统文化维度总的来说是与奢侈品市场发展相适应的。

2.西方文化对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个人开始有动力努力提高收入，追求物质财富和享受。西方奢华的生活形态与消费也透过媒体影响人民的消费意识，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奢侈品消费成为最容易复制的符号系统快速兴起，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规则，新的社会地位由财富来决定，而财富的辨识则透过西方所定义的消费来展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奢侈消费风因此成为中国新富人阶层的主流，因此，世界知名品牌受到追捧。

四、奢侈风盛行的不良影响

由于很多奢侈消费是提供效用满足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建立在他人无法消费之上，因此，其对社会具有负的外部性，彼此的竞争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无效率性，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且奢侈之风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健康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如果大家都将奢侈消费作为展示个人财富的途径，那它终将会失去显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信号作用，这就造成了另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五、对抑制我国奢侈消费过热的建议

1.对奢侈消费增加课税，增进社会和谐。根据我国学者王小鲁于2007年6月的针对我国灰色收入调查显示，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9.7万元，相当于官方数字的3倍不止。因此，对于更靠近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我们可以推测，其财富被低估的程度应该更高，对中国奢侈消费的带动力量更大。若能选择适当的商品与税率，奢侈品消费税将能够使所得重新分配，这将有助于缓解我国政府对许多富人由收入面课不到税的困境，对极度不均的所得分配，会有些许助益。

2.新闻媒体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奢侈消费往往对大众消费有示范性作用，事先预告了未来大众消费形态的可能发展方向。以我国的规模而言，其对国家的永续发展可能造成深远影响。以目前科技与环境能源承载力而言，我国的发展毫无疑问要走节能和环保的道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新闻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大力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对当今部分新闻媒体热烈追捧豪华车展，奢侈酒会等，政府应该给予适当谨慎的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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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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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性；世界；中国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19-2

一、世界女性之性研究历程

在人类发展史前时期和历史早期（大约公元前7000至公元599年），人们获得现代性知识和性别角色知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各种宗教均由象征着造物能力的女神们领导。之后不久，“通过强迫接受和最终接纳男神为尊的宗教，女性被看成了低人一等的动物，凭神的力量让她们生儿育女，取悦男性。”整个中世纪女性的性形象被分为两个极端：一是崇高的宗教献身者圣母玛利亚，一是伊甸园中罪恶的女人夏娃。这两个对立形象的隐喻是――女人不应拥有性，这既是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性的价值判断，也是社会约束女性的性的规范戒律。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的《女权辩护》中断言，“性满足对于女性和男性同等重要，婚前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动都不是可耻的”。但一方面，“想结婚的女性把她的保持得像她的束腰那么紧”；另一方面，那时业却很繁荣。现代性学奠基人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在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病》中说，“如果妇女的精神发育是正常的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将是很低的。如果不是这样，整个世界将变成妓院，婚姻和家庭将不复存在。”女性拥有性的合法性仍然没有得到承认。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霭理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开表达了对性的肯定态度，并在其著作《性心理学》中承认了女性的存在及性快乐对于男女两性的同等重要性。接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性学三论》中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女性心理发展，在专著《爱情心理学》中，他以精神分析学原理解释了原始人类为何设置婚前的“处女禁忌”，这一传统又如何削弱了女人对男人的威胁并使女人愈加屈从于男人。

20世纪20年代后，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伦・霍妮开始反驳弗洛伊德关于嫉妒和女性发展的学说，指出“弗洛伊德的家长式观点削弱了女性自主并降低了她们的身份”，这对于“重新构建妇女在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性格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妇女，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胜利。1976年，美国性学专家雪儿・海蒂完成了《海蒂报告：全美女性研究》一书，它以大量直白、未加修饰的原始记录展现美国女性的性体验和性问题，一经便迅速获得了千万销量。海蒂成为性学领域第一位描述女性经验的女性研究者，她的报告使当时的社会看见了女性在性体验中的真实感受，一种与过去男性性研究者迥然不同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很多女性读者通过了解其他女性坦率的性表白而获得了心理支持”。

二、中国女性之性研究综述

当代中国性学界关注女性之性的研究相对有限。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特定女性群体的性观念、性心理与。李银河研究员于1998年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是该领域的代表作，该著展现了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国女性情感世界与性生活各方面的真实图景――除了本身的基本事实之外，还包括了性压抑、性无知、性学习、反感、性观念、女性性权利等影响了数代中国女性的重要问题。也有不少学者针对女学生进行研究：吴纬纶等人在针对台湾女大学生进行研究；李丹等人对重庆贫困地区初中女生做了调查。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处于少数地位的女性群体进行的研究，对象包括少数族裔女性、女性性工作者与女性同性恋者群体。

二是中国女性的性话语与性权利。英国Westminster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艾华女士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该著指出尽管从80年代开始，“性问题讨论的整个环境都改变了”，主流的性话语依然把女性作为“维护性道德的一般标准和家庭秩序的主要力量”，“对女性婚前的贞洁的期待并没有在占主要地位的性话语中消失”。她还指出，在对侵犯女性基本的生存权力、对女性的性暴力、拐卖妇女结婚和等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性是产生性别等级的场所的观点得到了一定的传播。潘绥铭、黄盈盈教授则提出了女性的性屈从地位正在改变、女性的性革命正在发生的观点，即女性摆脱了唯生殖目的的性身份、女性拥有了主动追求性的权利、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以及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达方面的革命。然而，该观点同时认为，在社会性别问题上，女性的性权利仍然被置于“阴阳协调”的框架之内而非作为独立的个体快乐来考虑，“男性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中心位置”。

三是性创伤研究。性创伤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大陆性学研究中是一个不太受关注的话题，涉及创伤问题的研究大多从社会性别、法律与权利的角度探讨性骚扰与性暴力，研究涉及的受害方主要是包括已婚妇女、女学生与女性性工作者在内的女性。柯倩婷在对中国高校约会案例进行调查。台湾桃园县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的专号《害、性骚扰》则反对主流女性主义“固定化女性受害位置、制造阶级年龄种族的压迫效应”的性别本质论，主张“积极串联性别、阶级、年龄、种族以及公民政治”以实现害问题上的性解放，为思考与面对性创伤问题提供了中外最新的研究思路。然而，针对性创伤的探讨至今仍然集中于因性骚扰或性暴力导致的创伤。

三、女性之性研究的伟大成就与发展空间

在女权主义运动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针对女性之性的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在于：首先，肯定了女性之性的存在并给予其合法性。从中世纪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形象的两个极端到现代社会对女性性存在的普遍肯定，尽管公开表达对大部分女性而言仍然难以实现，女性已经赢得了男权社会对自身性存在的承认甚至重视；其次，将女性的性与生殖分离，使女性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性权利。再次，全面探索了女性之性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最后，以女性性存在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为在世界范围内辟除女阴损毁与忌讳、减少对女性的性犯罪、消除对女性的性歧视提供了积极的支持，极大地促进着女性性权利的保证、性认知的完善与性地位的提升。

然而，就笔者所掌握的既有文献而言，女性之性研究，尤其是国内的这方面研究还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空间：

第一，在研究方向上，对女性性心理的关注应多于对其性技术的关注。强调客观存在的传统女性性学研究与各式各样的商业广告、时尚杂志经常向女性灌输这样的假设：想在性中获得快乐的途径只有两个，要么挖空心思取悦自己的丈夫，要么理直气壮享受的快乐。潘绥铭教授曾在《在旋飞的社会中学会选择》中讨论了社会传媒对男性性满足感的负面影响，同理，女性同样是此类流行信息轰炸的受害者，从广告传媒的罩杯崇拜到教人“计算你的女朋友值多少钱”的网络原创帖，越来越多的女性像男性担心障碍一样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

第二，在理论发展上，应增加对两性性互动，即男性的性与女性的性之间关系的探讨。早在波伏娃写作《第二性》时，就已提出了性生活中双方“博弈”的说法，这一视角应当能够为女性之性乃至性存在本身的理论研究提供崭新的方法与视野。

第三，在方法论方面，对主体感受的关注应当重于对客观事实的关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际性学界提出了与以生殖或为中心不同的“性感受中心论”，强调双方全面配合的能力与个体在中的感受。胡鸿保为《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所作的序中提到，性研究应当强调“主体的构建”，尤其应当注重“女性作为个体的经验”。而潘绥铭教授则曾经坦承，在当今中国的身体研究或性研究中，“不但还根本没有主体的声音，甚至研究者还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

第四，针对女性性创伤问题，应关注不同维度与层次下的女性性创伤。性创伤领域的探讨至今仍然集中于因性骚扰或性暴力而导致的创伤。事实上，在中国当代女性的性成长历程中，还存在着比骚扰或暴力更多的、能够导致性创伤的社会因素，以褒扬情爱而贬斥的纯情文化与处女膜崇拜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性观念所导致的认知偏差与观念压力以及性权利意识淡漠的性文化与社会性别身份固化所强化的女性性屈从地位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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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论文关键词：哈代；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男性思维；女权意识

一、、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托马斯·哈代是l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杰出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作品中树立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命运的描写批判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道德规范和对妇女的摧残，表现出了独特的妇女观。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哈代既有男性思维，又有女权主义意识。哈代的思想意识是矛盾的，是男性思维与女权意识的交融体。

在他的作品中，哈代自然地成为了性别权力的拥有者。仔细审视哈代创作的思想意识可以看出，一方面哈代未能摆脱l9世纪末男权意识对文学中女性人物的定式，他以男性的观察视角、男性的叙述模式、男性的话语和人物的二元对立语言将一个个女性描述成具有符合父权制下传统观念的各种贤良美德的妇女形象，让她们去被动地忍受各种苦难，体现了男性文学中妇女的理想模式，因而体现了哈代的男性思维；另一方面，哈代又赋予她们反叛意识，使之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塑造了一组背离了传统价值取向和世俗道德标准的新女性形象。新女性们向往自由生活，追求人格独立，反对传统习俗，具有叛逆精神。从这一点来看，这些充满女性自我意识的反叛女性，正体现了哈代的女权主义思想。在他的男性思维与女权意识交融下，哈代的女性们在读者面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鲜明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双重个性。

二、父权制男性思维塑造下的传统妇女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妇女往往被传统地归类为弱不禁风、缺乏理性，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对待婚姻，总是竭力找一位好夫婿，相夫教子成了她们婚后的天职。她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一种平等，因为她们是脆弱的。那个时代的完美女性是容貌美丽，感情细腻，纯洁温驯，宗教上虔诚笃信，心理上依赖男人，绝对服从命运安排的婚姻。女性完全失去自我，成了为他人而存在的他者，在地位上自然也就成了依附男人的第二性。

作为塑造这些女性的创造者——哈代，认为女性总是按照男性的需要和意愿存在的，男人才是女人真正的创造者，因此哈下的女性只能背负着男性赋予她们的重负生活或者死去。实际上男女之间是一种天然的互补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却违背了这样一种相互平等和协调的关系，总把女性解释为一种纯粹的附属物；而在男权主义社会中所熏陶的女性，也习惯于在丈夫的监护下生活，彻底放弃主体，甘心情愿地变自己为客体，默默无闻地活着，最后销声匿迹。从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男性作家不可能超越于在男权主义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人类集体的陈旧意识来塑造女性。正如十七世纪的女权主义者贝利所说的那样：

“男人所写的关于妇女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像在诉讼案中，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官。”囡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代在描写的过程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在感情上的一种焦灼与困扰，想以此来缓解情感上的匮乏，最后来满足本人的欲望，寄托对婚姻的理想。

在他男性思维的固执下，他让她们每个人脸上都烙着“弱者”的字样，“作为是她们生成女体的惩罚；这种情况，只要是毫不通融的自然律，像它现在这样存在一天，那就不管她们有多大心愿，有多大本领，肯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她们变成强者。”当爱情受到挫折的时候，她们将会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最后走向死亡。

苔丝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在男权文化熏陶下的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她性情温柔，能够容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这正是在男权文化下的男性对女性的标准和要求。苔丝从被骗、挣扎、绝望到毁灭的悲剧命运，除了社会和时代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她由于自己缺乏立足于“自我”的意识，缺乏珍视自己人格价值的能力，这是她在男权文化下不自觉地形成的心理结构。当失身于亚雷后，她时常自问：女人的贞节，真的一次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吗?她处在一种混沌、柔弱的心境之中。其实是体现了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期待，甚至是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占有欲(在这里哈代有意无意地使故事情节迎合传统的男权文化意识和趣味)。而当克莱知道了她的过去并意识到她不是他所期待的女性时，便断然地对苔丝说：“我原来爱的那个女人并不是你”。面对这样一种在男性统治的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安排，苔丝却跪在克莱的脚下，趴在地上，缩成一团，苦苦地哀求着他的宽恕，愿意像一个卑微可怜的奴隶一样，绝对地服从于他，就是叫她倒地不起，舍身送命，也不违背他。这些听来似乎真切感人，能唤起人们对女主人公的怜悯之心，但苔丝完全成了一种没有自我意识、自我决策和自我行动能力的女性。她不可能来挽救自己，相反只能使克莱的行为更加放纵，更为可悲的是她把这种结局归罪于自己，甚至被克莱抛弃后，还是执迷不悟，最终被男权文化所吞没。

在哈代的小说中，女人成了被男人任意践踏乃至被抛弃的占有物。女性在这样一种古老的文化背景下变得无知，变得麻木，甚至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看作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任意被买卖，完全屈服于男权主义的统治，默默地忍受着自己不幸的命运。沃尔夫(woolf)注意到，哈代对所描述的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有一个基本分类：“无论女性人物有多么可爱，有魅力，她总归比较赢弱；无论男性人物有如何倔强，不走正道，他总归比较强健。这是哈代的视角的一个基本：部分，女性人物常常较纤弱，她依附于男性强者，使之视觉模糊。”

综上所述，哈代在小说中，无时不刻地以男性的意识去规范和塑造女性：她们美丽可爱，天真无知，任人摆布，牺牲自我，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男人生活中的点缀品，如果要与传统的文化抗争，与至高无上的男性抗争，等待她们的只能是死亡，这就是哈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归宿。

三、强烈的女权意识孕育出新时代女性

无论哈代是否描述了现实中的妇女，也无论他是否了解她们、喜欢她们，或对她们是否公正，欧文·豪在1966年自信地宣称，哈代抓住了“凭直觉感觉妇女感情生活”的窍门，而且“他喜欢妇女”。其他评论者常常赞同豪的观点，许多早期研究者将哈代看作是豪所称的一位“对女性原则开放”的人。因而在1976年安·梅克森(annez．mickelson)称哈代“预料到了70年代人们对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对女人的看法”。而且，他的方法对“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常常是探寻式的，有时又是深思态的，常常有洞察力的，又总是充满激情的。”网哈代为了塑造活跃的、决然的、有自主力的妇女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性别原型，他的人物被认为是所有历史时期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代表。

哈下的新女性形象没有落人“天使”和“妖妇”的俗套中，作家对于女性的观察与刻画都超越了固定的模式。她们是具有现代的思想、鲜明的个性的新型女性。具体地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些新女性有主动的、丰富的自我意识。她们有文化知识，有聪明才智，对人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对社会的种种现象也有深入的思考，如《远离尘嚣》里的芭丝谢芭；二是在与男性面对面的情况下，哈代的新女性不甘处于卑微、被动的地位。她们性格倔强、勇于抗争，具有新时代的叛逆精神。对于自己理想中的目标和爱情，她们还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勇敢、大胆地追求，如《卡斯特桥市长》里的卢塞妲；三是哈代的新女性之不同于旧式传统妇女最为突出显著的一点，表现在她们对待爱情与婚姻问题的不同态度。传统观念通常把婚姻看成妇女的最后归宿，是妇女获取幸福的唯一手段。而新女性敢于对传统的宗教伦理和封建道德提出质疑并进行反叛，强烈谴责婚姻中歧视和限制女性的“双重标准”，《林地居民》中所涉及的离婚主题充分揭示了婚姻内存在的“双重标准”问题。

哈代在他的这些小说里塑造了非正统的新女性形象，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楷模。哈代认为女性都有权利去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自由。他反驳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片面强调道德义务，全面漠视情感权利。这种观念抑制和扼杀了女性的个性，女性很难依靠这种带有强烈偏见色彩的道德评价体系使自己应该享有的感情权利得到承认和保障。从这方面看。哈代是一个女性的同情者，他洞察女性的艰难处境，他支持女性的叛逆思想，他欣赏女性追求美满生活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哈代没有把女性人物塑造成“天使”或“魔鬼”的两极形象。在父权制传统的文学中，将女性神圣化，是由于需要她们为男性而奉献或牺牲，把女性妖魔化是源于对她们不肯顺从的厌恶与恐惧。究其实质，无非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进行着歪曲和贬抑。在这一点上，哈代不同于其它的男性作家。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就是要还女性作为正常人的本来面目。哈代一反传统文学对女性的歧视、偏见乃至非人化的描写，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超越。

哈下的这些女性正是经历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认识变化，完全否定了自己以前持有的男权社会对妇女认识的传统观念，转而证实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哈代为这些女性的安排完全是从女性本体出发去认识女性，摆脱了女性纯粹为物为客体的审美认识地位，而以人的双重价值——主客体融合的实现为特征，从观念及方法上否定了男性中心及男权社会对妇女的界定，从这点来讲，这些小说又深深打下了女权主义意识的烙印。

篇10

2005年春天，陶艾民以搓板为材料创作出第一件装置作品《女人河》――56块搓板被并置悬挂起来，高低起伏缓缓而下，犹如一带宁谧流淌的河水。陶艾民把每一块搓板使用者的肖像画在了搓板上，将每一位凡世女性的青春流迹、生命历程汇聚成感人至深的女人河。在展览中，陶艾民还特意以现代家庭生活中的洗衣机转动声为背景，水银灯的光线投射在作品上，幽暗的空间中潺潺流动着女人河。

半年后，陶艾民又为“汉字艺术大展”专门创作了一件作品《女人经》。她将72块搓衣板以“竹简”的方式用麻绳连接起来，将之制作成一部可以阅读的经书，如古代的竹简，但陶艾民的“女人经”没有文字，有的只是日久天长在搓衣板上残留下的斑驳痕迹，“我把这‘痕迹’看作是女人们在经年累月的重复劳作中，用生命和岁月搓洗出来的文字，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字，是一种更为深层的生命语言，是她们已逝的青春岁月的见证”。有力的语言使这部用特殊方式“书写”出来的生命史，更丰富也更感性，也正是这种超越文字的视觉语言，赋予了这件作品悲凉的沉痛感。

2006年春季，陶艾民应“空间”的邀请创作了她的第三件作品《一个女人的》。她在对这件作品的阐述中说：“一个女人行走在路上，仿佛穿梭在岁月的时光中，而这一路上她们经历人生风雨、艰辛、磨难，而精神上依然坚强不息，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生命轨迹，是一段关于人生的之路。”

在2006年岁末陶艾民又完成了一个新的方案：《出水文物》。这件作品为参加“2006・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而创作，整整用了280块搓衣板，悬挂在一个3.2米高的正方形铁架上，架中的地面部分是一面象征水的大镜子，仿佛是刚从水中捞出来的“文物”，以此隐喻来纪念女人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时代。

2008年，她又以搓衣板为原版，用拓印的方法和传统线装书的形式创作了一件题为《女书》的作品。为了使搓衣板固有的生命语言与女书和谐地融汇在一起，她特地跑到《女书》的发祥地湖南江永县普美村去寻访女书的传人。她对女书一独一无二文字的理解，正如她所说，“它的特有形式，阴柔中暗藏着锐气，尖而斜的字体仿佛将矛头指向天空，发出另类的声音。它是一个个独立而向往自由的灵魂，它为我的《女书》增添了神秘气息。既含蓄而又深邃，呈现的完全是一种不可阅读的视觉语言”。这件作品可以说是她以搓衣板为母语的三年创作的一个总结和提升。

《女人河》《女人经》《一个女人的》《出水文物》《女书》都采用了女性元素“搓衣板”做材料，都表现出对岁月流逝、生命无常的特殊敏感。佟玉洁在其评论文章中更是高度赞扬，称“陶艾民是中国女性文化苦难的发现者与发掘者”。

当记者问她做这么多关于女人的装置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较强的女性意识，她给出的解答是：“我愿意做我更熟悉、更有感知力的东西。”

对于生死，陶艾民也有特殊的理解和感情，她告诉记者，这种感觉源于她家乡的风俗和个人与家里长辈死亡的感受，“生死是一件很神圣、很隆重的事情”。

最近陶艾民一直在忙碌地做一些剪辑工作，她正在进行另一个创作――影像。

在看过树美术馆“鸾凤齐鸣”女性艺术展上陶艾民展出的影像作品后，陶咏白感慨：“这次展览当中给人视觉最最刺激的就是陶艾民的老太太。我一看她，我就想到我老了之后就是这样。很可怕，很紧张，看了以后更紧张，这就是人的生命。”

陶艾民是陶咏白很看好的一个艺术家，她说，“陶艾民是个‘潜力股’。她的许多作品都很好，人很朴实，没什么虚荣心。尽管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她真是全身心地进入艺术，而不是为了任何物质的东西。”

陶艾民在年少时也跟所有的美术考生一样，怀揣着考上中央美院的梦想――那可是美术生中的北大清华，但在经历过两次高考失利之后，她选择了去福建国立华侨大学艺术系。一开始她学设计，后来始终放不下艺术创作，于是转去学中国画。毕业后，她一直边工作边搞创作，直到近几年才开始专职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