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沟通五步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效沟通五步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城市供水管网；安全运行

前言

城市的发展，给城市的供水带来了压力，为保障城市供水管网的安全运行，将水资源利用好，文章将详细讲解具体的措施和解决办法，如处理不当，将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当发生供水管道爆管后，加压的自来水将产生巨大的冲刷力，造成市政道路损坏，还会危及车辆和人员的安全。同时，大量的自来水喷涌而出，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加大供水企业的产销差，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供水企业为尽快恢复供水还将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抢修，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对外服务压力增大。因此，寻求一套确保城市供水管网安全运行的管理措施，已是势在必行。

1.提高供水管网建设工程质量

供水管网的设计、施工质量直接决定其竣工后运行的安全可靠性，因此，必须对管网的设计、施工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供水管网的建设质量，方可实现供水管网安全运行。

1.1 合理、科学设计新增供水管网。供水管网的设计既要保证管网供水能力为最佳状态，又要保证各管段中的技术参数（如流速、水压、流量等）处于安全经济运行的范围内，因此，设计人员在进行供水管网设计时，要做到经济和技术的合理结合。

1.2 管材及接口形式的优化。管道的断裂及接口的损坏往往由于管材本身质量，或管材受到外力作用、基础不均匀沉陷、温度变化较大等因素而造成的，因此在选用管材时要优先考虑质量好、信誉好的生产厂家的产品。管道接口最好不采用或少采用刚性太强的接口，而采用柔性接口或刚性、柔性相结合的接口方式。

1.3 加强新增供水管网验收管理。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规范进行施工，建立完整的质量验收体系，严格按照有关验收标准对施工工序进行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若上道工序不合要求，下道工序决不施工，杜绝侥幸、迁就的意识。

1.4 合理设置排气阀门。排气阀门是保证管网安全运行的重要设施之一。管道设计时，在管道中高点设置排气阀，且在日常管理中，应经常检查其运行情况，保证排气畅通。

2.引进先进检漏设备检测漏点

城市供水管网安全运行管理中，自来水的漏损控制是一项重要内容，它对提高供水管网安全可靠性，防止因管网漏水而发生爆管事故，节约水资源，发挥供水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起到十分积极作用。

2.1 Soundsens“i”多探头相关仪的使用。要特别注重暗漏检测工作，特别是新型检漏仪器的应用。经多方调研，Soundsens“i”多探头相关仪。多探头相关仪在漏水检测中的应用，为尽早发现漏水，尽快控制漏损，维护供水管网安全运行起着关键作用。

2.2 检漏五步法。检漏工作事关全市用水安全，不是简单听一听、测一测就能解决问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严谨的工作态度及时排除供水管道由于漏水产生的隐患。检漏人员热爱本职工作，钻研业务技能，勇于创新，通过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实施检漏工作五步法。

知：熟知被测漏水管线的确切位置深度。管道的相关资料可以通过查询竣工图纸的方法得到。对于一些竣工图纸不全的供水管道，就需要先用管线仪进行管道定位，然后再使用相关仪进行漏点定位。

看：认真仔细检查漏水主、支管道周边的阀门井、下水井、电力井、通信井等有无异常，然后判断漏点位置，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检漏方法。

测：即用多探头相关仪去确定漏点，多探头相关仪是目前漏点定位最先进的仪器，多探头相关仪Soundsens“i”，使用效果非常好。

钻：开挖前要对确认漏水部位打眼或开孔验证漏水点，确保检测正确，避免误差造成的开挖损失。

存：开挖后使用数码相机对漏点部位进行拍照存档，制作暗漏鉴定报表，总结经验提高检漏水平。

五步法的应用，使漏水检出率就会明显提高，随着各水司对检漏工作的重视，对检漏设备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使用便捷高效的检漏设备，可以快速检测管网漏水，对确保供水管网安全运行起到积极作用。多探头相关仪的引进，对于降低供水管网漏损，节约水资源，降低检漏工作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改进巡线工作管理方法

巡线工作是一项直接接触管网及其设施的管理工作，由于近年来城市大建设的开展，道路改造、立交桥建设等市政建设工作增加，无疑给埋设在道路下面的供水管线安全运行带来严重威胁。为确保供水管网的安全运行。

3.1 明确巡线管理工作的职责。长期以来，巡线员认为日常工作中是寻找漏水为主，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找漏上，对设施维护工作反而放在了其次，事倍功半。其实，如果能够选择一种合理的巡线管理方式，完全可以达到对管网设施进行维护并对管网上漏水现象及时汇报的目的。把巡线员管理区域的管网设施资料交给巡线员，包括管线口径、阀门、消防栓数量等，巡线员通过短期对管网相对位置的熟悉，制定每日巡查的线路，必须沿管线进行巡视，对辖区的阀门、消防栓做到心中有数，并及时制止对管网及设施的堆、压、围、埋、占的现象。只要巡线员确定按管线巡查，漏水完全可以被及时发现。

3.2 加强对市政建设工程施工监视。对于市政工程施工，要求巡线员做到认真监护，做好地下管线标识，并及时向施工单位交底。与施工单位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工程进展状况，巡线员现场监护。对于危及供水管线安全的施工，巡线员积极与施工单位沟通，协商解决办法，在得到施工方对管线有效的保护后才允许施工。市政工程同时开工较多时，要确保监护得力，有效控制市政施工损坏供水管道的事故发生，保障供水管网安全运行。

4.城市供水管网安全运行管理建议

（1）制定源水管道爆管抢修预案，不定期进行源水管道爆管抢修演习。

（2）利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用于阀门、管线定位，不再担心因市政建设造成管线、阀门找不到。一旦发生大口径管道爆管，有了准确的阀门定位，结合先进的阀门启闭器，将有效提高紧急关阀停水效率。

（3）完善供水管网资料，建设供水管网信息管理系统。较为完善的管网资料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出管道的实际情况，是管网的日常维护、新建、改建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整理出一套完善的供水管网资料，建立健全其档案管理体系的网络，配备责任心较强的专业管理人员，以确保管网安全运行。

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安全意识；安全保障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我们经常说“安全需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可是实际工作中，行政抓安全，看得见，摸得着，有手段，可考核，而党政工团“齐抓”“共管”方面，如何抓，如何管，向来都缺少具体实施内容。还是一个模糊概念。笔者通过对企业事故案例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发现，党群系统抓安全，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本可循，并且可以抓出成效来。

人是安全的主要指向之一。从工作角度出发，撇开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是发动不安全状况的唯一因素，所有不安全因素，都源于人的操作行为。在人的操作过程中，安全自保意识、风险识别能力、精力集中程度、反应灵敏本能、紧急避险能力等等，都决定了安全系数的高低，人是本质安全体系中的第一要素。通常的安全检查与监督，易于发现物的静态下不稳定的安全隐患，难以跟踪纠正物与人的动态下的不安全行为。拿油田钻井施工作业来说，作业所动用的一切设备设施处于一种良好状态并不难，但是，并非这种静的良好的状态就是安全的保障。而只是个基本。设备设施，只有在工人操作运转起来后，才会产生对人的伤害，而运转过程中，每个环节都由专业人HSE监督员去盯守、旁站。显然是做不到的，即使有专业人员盯守、旁站，操作的行为还是在于操作者本身，也是盯守人员、旁站人员所无法掌控的。所以，发挥钻井队的团队自我安全保障责任意识和主动性犹为重要，同样，钻井队班组的自我保障安全的能动性更为重要，最重要的是岗位工人的自我安全保护能力。

通过对事故案例统计分析看，注意力不集中、未尽相互提醒义务、轻心大意违章这几个方面占事故发生的绝大比例，这些方面靠通常的安全培训、HSE监督员监管，收效并不大，恰恰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以解决，党群系统抓安全。

既然一切的安全与不安全行为掌控于操作者手里，那么。安全监管必须能够真正解决操作者的思想意识与能力问题。通过灵活多样，符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操作者创造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使操作者持有谨慎的操作态度、保持操作者稳定的思想情绪。调剂操作者从事与之避险能力相适应的岗位，必将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和谐与安全，善尽提醒义务

思想政治工作，是营造企业和谐氛围的主导，和谐的团队，各成员之间团结友爱，团结友爱的岗位操作工人之间，是相互帮助与保护安全的。相互提醒、相互指导、相互顾及等成为联保安全的必然。举例说来，甲某实施某项操作，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操作存在哪些对乙某可能的不安全影响，及时予以提醒，并按规范操作，尽可能地减少波及他人的风险，这是出于对乙某的关爱：同时。乙在甲某实施操作时，适时地进行安全提醒，按安全规范进行校审，尽可能地减少当事人的风险，这是出于对甲某的关爱。推而广之，在相互配合的操作面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相互获得安全。与此相反的是，工友之间不够团结，甚至存有嫌隙，更谈不上友爱，那么甲在操作时，就不会想到提醒对方。也不会顾及自己操作给他人带来的潜在风险。更有甚者，甲某有意夸大动作，希望对乙某小惩以戒，以平日常之怨。往往这种看视平常的心理与举动，就会酿成大的事故。与之相同的是，因为缺乏关爱与友善，在甲某实施操作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乙某又抱着前面所述甲的心理，不尽提醒义务，不尽纠正义务，也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这种工友间一对一的配合，是最直接的安全保护行为，类同于旁站式管理，又不仅仅是旁站式，是相与求得安全的主体，相对于专人监督，专人巡查来比，具有高效、实用、及时、精到的优点。尝与资深的钻井队书记探讨安全工作，感觉现在设备稳定性已经很高了，各环节都有安全操作规范。安全教育十分强化，有什么不安全的?只要操作工人互相关爱，怕伤及别人，怕工友受伤，善尽相互提醒义务，互保安全，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事故案例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以往的不安全现象，多出于“未尽相互提醒义务”这个原因。

善尽安全提醒义务和安全“唯他”的做法，可以推及多工种配合和远程作业。例如，启动电力系统与维修电力系统不在同一工作视线内的情况下，考虑工友是否会因为启动电力系统而面临风险，就会在启动前主动询问与告知，而不是自顾自的，想当然的，下意识地去操作。就可以避免间隔作业区因上下游工况沟通不好而造成的伤害。同牢记规范相比，这种深植人心的对他人的关爱，更容易成为下意识的良好的自觉行为。

二、态度与安全，摒除轻心大意

事故往往出于大意与轻视。先哲说得好，火，看起来很猛烈，人们敬而远之，便很少有被烧灼的；水，看起来很柔弱，人们玩而戏之，却有很多溺水而死的。凡事皆如此，再危险的事情，只要充分预见到了困难与危险，予以高度重视。就易于克服并保证安全；再安全的事情，越是感觉很容易很安全，就会放任自然，粗心大意，安全的也会转化为不安全。这就是河沟里易翻船、登高山而不坠的道理。所以，动态情况下，操作工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安全评估，是否高度重视，万分小心。犹为重要。事故安案例分析中我们也发现，凡艰难险重的环节，事故反而很少，事故多出于粗心大意，多出于轻视的态度，一出事故就是一个没想到。就是一个小违章，就是一个肓区，其根源就在于操作工人对风险的判断不够，或者说，下意识里就觉得没问题，就没有进行风险评估。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抓工作态度。要抓安全态度，本人认为“退后五步法”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相反的论调(多出于操作工人本人)是“那样还要不要工作了”，认为影响了工作效率，这就要从思想上做工作，要教育员工懂得慎重操作的重要性，轻心大意的危害性，但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员工，“退后五步法”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态度。并非真的事事都要退后五步去端详半天才去操作，那可真的不用工作了，甚至退后五步退无可退。再退就掉下操作台了。关键是要员工养成每一次操作都要进行风险评估的习惯。形成这种素质和能力，评估的时间是快速的，是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成为一种本能，就如同开车行经路口本能地带一下刹车一样，并不需要停下车来思考怎样通过这个路口。

三、情绪与安全，保持精力集中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看到，注意力对

于安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精力集中就不会误操作。注意力集中。在突发事故时就会快速正确避险。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常常是那些愣怔中的人在危险面前手足无措，原可以轻松避险的小事件成为了大事故。这是一个反应能力的问题，更是一种能不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问题，当没有更多反应时间的情况下，注意力集中者避险的成功率远远大于走神者。而精力集中与否，有充足的体力精力是一个方面，现在大都能作息平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也不能排除上网、娱乐等熬夜造成疲困以至于精神难以集中的现象，只要善于观察和疏导，不难发现和予以杜绝。容易忽视的方面是员工情绪，情绪不好，是精力无法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情为事为关系，对象、妻子、父母、朋友、工作、钱财、婚丧、喜怒等等。都可能诱绪波动，才下眉稍，又上心头，工作时茫茫然，杂念丛生，都会发生注意力无法集中现象。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善于发现员工的情绪波动。加以疏导和消除。可以根据情绪波动产生的不同原因，对症下药，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强化安全意识；或倾之以心，动之以事。帮助解决困难；或慰之以语，动之以义，解开思想包袱等等，使员工不上情绪岗，不绪呆，不出情绪事。

四、天分与安全，减除人事风险

安全在于教育，安全教育可以提高风险识别能力，这方面行政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成效显著。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有些人天生就反应慢。安全意识及行为能力较差。以往经验证明，受伤害的总是那些天生反应迟钝者。操作不能遵循规范，危险中不能快速走避，办多少培训班，实施多少安全教育，对他都毫无帮助，典型的“避险低能儿”。这样的人不常见，但是有一个算一个，风险系数就得按乘方计算。对于这类“避险低能儿”，要么解除用工(在用工各类限制情况下，恐难办到)，要么调换岗位，安排到安全系数较高的岗位去工作。企业新招录新人时，要设置紧急避险能力测试，凡天生的“避险低能儿”，应慎重录用，或用于风险系数较低的岗位。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善于发现“避险低能儿”，从组织上予以协调，解决安全隐患人或削减安全隐患人造成风险的可能。

综上所述，团队和谐可以善尽提醒义务，联保安全：态度重视可以摒除轻心大意，转危为安：理顺情绪可以保持精力集中，化解风险：辨别天分可以减除人事风险，解除隐患。这是党群系统有的放矢抓安全的四个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安全工作提供保障的四个基本方面，这种思想政治工作保障安全，不是有形的板着面孔做的，而是无形的春风化雨式的，深入心田的一种安全督导。必将收效显著。

篇3

大多数人力资源高管都认为：培训就像吃补药，坏不了事，也救不了急，起的是固本强基的作用，解决不了企业的即时需求。现在的市场瞬息万变，企业要么正在变革，要么随时准备变革，那么一旦企业需要从内部快速大量选拔人才该怎么办？是不是真的就不能依靠培训了呢？

向美集团（本文提及的企业及人物均为化名）是一家时尚服装生产企业，由于进入市场较早，市场占有率一直稳步增长。近年来，随着Zara等国外品牌的入侵，向美集团的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鲸吞。集团总裁程郁眼见市场失守，提出了组织能力的变革思路――产品方面要更有创新能力，市场方面要更有渠道影响力。

变革产生的高压使公司人才出现缺口，外部招聘来的人才由于文化融合性等问题，始终顶不上去，而内部人才供给也表现乏力。从去年开始，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邵阳开始建立二三级管理人员的高潜质（后备）人才队伍，启动了“Hi-Po（高潜质人才）成长工程”，针对空降兵和内部人才提供一系列培训。

邵阳和他的团队找来咨询公司开发关键岗位的素质模型，辛辛苦苦设计培训课程，并从外面聘请知名讲师来讲授。然而，大量成本投入后，人才培养效果却羞于见人。人力资源部费心设计和组织的培训课，并没引起参训者的兴趣。大家纷纷反映：有的课听着让人热血沸腾，但解决不了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有的课程引经据典，但与实践完全脱节。集团总裁程郁得到这些反馈后，果断决定止损，不再允许邵阳在这种培训模式上继续烧钱，要求他探索一种“真正有效”的培训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悖论

邵阳和大多数人力资源经理一样坚信人才培养是有周期的。但他们眼下面临的情况是，老板对培训的要求越来越功利，越来越要求立竿见影，恨不得钱一投进去，马上就能收获人才，一旦关键岗位顶不上人，往往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归咎于“人才培养不力”。面对这样的问责，“邵阳们”几乎难以辩驳，他们不得不正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希望能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

传统培训――看上去很美 向美集团的人才培养模式比较传统，主要依赖于培训，其做法无非是按照人才素质（包括知识）的短板设置课程，根据课程招募内外部师资，再设置培训后考核或奖励（如学分）以确保参训学员的学习积极性。这种逻辑似乎非常有力，邵阳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模式，但是，在总裁程郁要求创新的压力之下，他组织了一次调研，结果发现这种模式有很多缺陷。

第一，培训形式老套。传统培训大多采用课堂授课模式，这让“职场一族”感到颇为枯燥，为了调节气氛，很多讲师在授课时会加入“包袱”和“段子”，但这很可能让课程变成管理相声，冲淡了主题。更尴尬的是，有时这些段子也不新鲜，讲师才说了上句，员工就接上了下旬，然后笑成一团，大家对培训课顿时失去了新奇感，热情大减。

第二，知识更新不足。由于课程体系中对于知识的规划是基于顶层设计，由人力资源部决定，参训人员学习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管理基础知识。但现实中，员工需要掌握的知识时时刻刻都在随着环境更新而更新，过于厚重的管理基础知识从理解到转化为实践需要漫长的过程，员工更需要新颖轻快、能“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的知识。

第三，能力发展不够。知名咨询公司开发出的素质模型以能力素质为导向，但据此设计的课程体系却没有“情境化”，没有考虑到参训人员所处的现实大环境和小环境。例如，针对采购人员素质模型中的谈判能力这一维度，人力资源部设置了相应课程，但根据高潜质人才上级主管的反馈，其培训效果依然不明显，参训人员的谈判水平没有提高。学员则反映，课程讲的是那个道理，自己也记住了要点，但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好像不是一回事。

发展中心――阳春白雪的独舞 传统培训模式走不通，邵阳开始求助于“外脑”。多番咨询后，他发现了发展中心（Developing Center）这一工具。发展中心来源于评估中心（Assessment Center）的概念。评估中心原是为了选拔高层次人才而设计的测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在三天左右的时间里为评鉴对象设置公文筐、演讲、角色扮演、商务谈判、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模拟的工作场景，并观察他们在这些场景中的表现。这样的评估方式，效度和信度都比较高。后来，学者和实践者逐渐发现，在这种模式中嵌入一定的辅导也能帮助人才发展，于是，又提出了发展中心的概念。换句话说，这种做法相当于让人才去打仿真的“热身赛”，并安排教练进行辅导，比起讲授课程后让他们自己摸索，自然更能够促进高潜质人才的能力提升。邵阳尝试为向美集团引入发展中心，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其一，定制化使得成本失控。发展中心本来就是针对少部分高端人才的培养模式，此类模式要为每个培养对象设置一系列模拟工作情境，每次只能针对一人，还要有多个心理专家随时跟踪辅导。高度的定制化必然使其无法规模化量产，因而造成了成本高昂。而向美集团的需求是针对大规模的人才库进行发展，其成本更是难以估算。

其二，“一元化模式”使得功能受限。发展中心对于“能力”的发展大于“知识”的扩展，功能倾向一元化。这是因为评估中心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被测评者已具有必要的知识，因此，它仅仅设置了少量关于知识的考核点。发展中心受限于这种传统，对于被测评者的知识扩展自然有限。而在现实中，人才培养应该兼有“能力发展”和“知识扩展”的二元化模式。比如，按照向美集团对于高潜质人才的培养需求，战略性知识的更新就应该是一项重要目的。所以，发展中心还不能完全满足向美集团的人才培养需求。

看来，走新路和走老路一样吃力不讨好，邵阳感到自己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之路上已经走到尽头。身为向美集团的一名外部咨询专家，我向邵阳推荐了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剧场。这种培养模式，简言之，就是模拟企业现实情境编写“剧本”，让参训人员充当演员来演这出“戏”，在戏中获得成长。这种做法不仅能实现人才培养的规模化，有效降低培训成本，更能在“知识导入”和“能力提升”两方面都有所兼顾。

剧本编写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企业剧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剧本，剧本决定了培养的内容和形式。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一般通过素质模型来确定培养内容，所谓素质模型，是由若干个素质指标组成的指标组，它们包括了某些工作范围内最重要的能力要素，能够区别不同员工在履行这些工作职责上的能力高低。但是，素质模型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精炼的过程，这一过程很可能损失信息，因此它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而且大量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模拟工作情境中对人才进行观察才是最准确的。因此，我带领团队以“关键情境”为中心，运用“五步法”进行了剧本编写。（参见副栏“企业剧场剧本编写‘五步法’”）

第一步：确定关键情境 关键情境是指挑战性达到一定程度的工作情境，这些工作情境能够区分高绩效人员和一般人员，换句话说，处理这些情境是需要特定素质的。收集关键情境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来自高层、中层和其直接下属的访谈，人力资源部基于对战略的梳理，为这些访谈设置了半开放式的访谈框架；其二是来自“绩效关键事件”的记录，人力资源部在盘点绩效时会发现一些中层管理人员所在部门或个人的绩效异动，此时进行“复盘”可以发现是何种事件影响了绩效，而这些事件就是“绩效关键事件”。

例如，我们发现，向美集团在转型过程中重新设计了一些运营流程，但这些流程尚不稳定，因此，随着市场变化，常常有临时任务倒逼到各部门，而能否处理好这些临时任务就成为组织能否高效运行的关键。于是，“临时任务的处理”便成为向美在当下的一个“关键情境”。

第二步：扩展关键情境 以关键情境为中心，对情境可能涉及的对象进行定向访谈，充分还原这些情境的完整信息，明确情境中不同的角色分配。

中层管理人员通常需要对高层的指示上承下达，尤其在当前向美集团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事务性工作之外还有许多临时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往往时间紧、工作量大、责任压力大，且受到高层密切关注。我们为此设置了一个问题：在面对这类任务时，你是怎样处理的？能否给我们举个例子？

针对此类问题，我们采访了30名二级管理人员和62名三级管理人员。其中，“临时任务处理”采访记录的范例如下。

采访一名二级管理人员，他提到自己比较成功的一次相关经历是：“接到上级临时安排的紧急任务，我迅速找到若干部属，发动大家加班。接着，我考虑下属的能力特点，有效分配了工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一方面积极协调跨部门的资源，支持下属的工作，并协调下属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对承担重点工作的下属进行了辅导。

最终，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接着采访一名三级管理人员，他提到了类似的一件事，但他的描述是：“接到上级的临时召集，其他工作进行了安排，确保自己迅速到位。在上级分配任务的过程中，积极影响上司理解任务，衡量自身的任务承载能力，用自己的长处承接任务。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与周边模块的同事积极沟通协调，处理冲突。任务完成后，对于任务的处理模式进行了总结，提炼了方法，确保下一次处理相似任务时能够更加高效。”

不同层级的人员、同层级的不同人员从自己的角度给出了描述。所有描述叠加在一起，关键情境的信息就基本呈现出来了。

第三步：关键情境“碎片化” 每个碎片相当于剧本中的幕（act）或景（scene），对每个碎片中不同角色的考核点（也是培养点）进行提炼，并贴上素质标签。事实上，这相当于为重新开发素质模型采集基础素质指标。

在向美集团“临时任务处理”的关键情境中，对于二级管理人员的角色来说，下属激励、解决问题、沟通协调、冲突管理、教练技能等素质都是考核点；而对于三级管理人员来说执行力、向上管理、团队协作、任务管理能力等才是考核点。

根据这些素质标签，设定不同的行为分级（参见副栏“沟通协调的行为分级”）。一方面，这些行为分级方便了对参训者进行评估；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分级也为引导员工矫正行为并对其辅导提供了依据。

第四步：角色配型 为了明确参训人员需要提升的素质，我们为其未来职业发展模板（例如成为渠道环节的中层管理人员）*设计了素质模型（参见副栏“中层渠道经理素质模型”）。按照职级和职类，我们提取前面采集的基础素质指标，一共划分出20余个素质模型，每个素质模型都对应一个职业发展模板。这些模型包含的素质指标就应该是剧本关注的重点，也是关键情境应该包括的内容。从人才培养成本的角度来说，一个适合采用的关键情境应该包括尽量多的角色和尽量多的考核点（针对素质指标），所以，能够符合这一特点的若干关键情境都被挑选出来。随后，首批50多个高潜质人才（10名二级管理人员后备，40名三级管理人员后备）被分配到了5个小组中，每个小组设置6个左右的关键情境。以某小组中的中层渠道经理为例，我们挑选了包括3个以上考核点的6个关键情境，当然，这些关键情境同时也符合为其所在小组其他参训人员设置3个以上考核点的要求。

第五步：剧情串联 用“主题思想”关键情境串联成剧本，并对剧本进行修正补充。从第一个层面上看，主题思想关乎剧本的实体内容，这一内容是与企业当前的战略密切相关的，是连接各个小组剧情的关键。我们针对向美集团力图实现的“战略转型”，编写了一幕《转型之痛，转型之美》的剧本，5个小组被分别设置为采购组、研发组、生产组、渠道组和终端组，共同在虚拟的情境中推动向美转型。从第二个层面上看，串联每个小组关键情境的主题思想又是企业当前战略下该业务模块的子战略。例如，分配给采购组的主题思想是“灵捷供应链”，根据剧情安排，该小组必须通过改造灵捷供应链以适应公司的转型，它所经历的关键情境都围绕这一主题思想展开（参见副栏“采购组剧本片段”）。换句话说，每个小组相当于分到了一个行动学习主题。按照上述模式，每个小组的剧情策划都在三天内完成。

剧场公演和演员评估

完成了剧本编写，我们组织团队开始进行“公演”前的准备。

首先，每个小组分到我们从外部邀请的“行为教练”和“知识导师”各一位。行为教练都是职场经验丰富的经理人，负责参训人员（演员）的“能力发展”，主要是观察他们的培养点，进行等级评估，并在固定时点进行一对一的行为纠偏；知识导师是对各小组行动学习主题有一定研究的学者或咨询师，负责参训人员的“知识更新”，主要是在剧情推进的过程中，随时进行知识辅导，帮助参训人员“干中学”（leam by doing），并对各小组的行动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小组和人员确定后，我们向行为教练和知识导师介绍了剧本梗概和参训人员，并对其进行辅导技巧和测评方式的培训，统一了标准。

随后进入“公演”，正式“公演”当天，我们了简单的“演出规则”：每个参训人员都应忘掉自己在企业中的身份，进入剧本设置的角色。我充当“总导演”，行为教练则充当各小组的“导演”，“导演”给出演出背景，设置冲突点，负责剧情推进。各小组之间是协作与竞争的关系。协作是因为各组任务之间存在关联，必须共同推动向美集团转型，违反合作原则被扣分；竞争是因为各小组的成果接受知识导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评估，按照评估结果排名，并获得相应得分。小组的得分平均到参训人员的记录里。

正式表演开始后，各小组开始在行为教练的引导下推进剧情。起初，参训人员们觉得新鲜，有点游戏心态，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大家都进入了角色，开始真刀真枪地争资源，搞辩论。如果他们之间只产生一般性冲突，行为教练是不会介入的，只有当冲突升级影响剧情推进时，行为教练才会叫停。

所有成员的表演（能力表现）都被行为教练记录在案，到了晚上，行为教练依次为每个人进行15分钟左右的一对一行为反馈和辅导。高潜质人才在向美集团都是绩效优秀的员工，大家习惯了平时的行为模式，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此时，行为教练找到了问题点，进行“复盘”，并自己作为第三方的感受反馈给高潜质人才，同时向他们展示一些行为范例。这种做法对一向自我感觉甚好的参训者形成了极强的冲击。

例如，行为教练张铭在对剧情中的二级管理人员肖汉进行反馈和辅导时有如下对话：

张铭：我注意到，您今天作为组长在对小组成员的工作成果进行点评时，好像比较严格？

肖汉：嗯，这是我的领导风格，我想对下属保持一定的压力。

张铭：您认为这有效吗？他们会对您的管理服气吗？

肖汉：应该会吧，都是为了小组的工作，只要我一片公心，大家都能理解吧？

张铭：不见得，据我观察，好几个人在听到您对于成果的批评时明显有消极情绪。随后，我收到的反馈也显示，好几个人认为您只会批评，不会表扬，批评也没有具体的改进意见，仅仅是体现您要求比较高。

肖汉：但我也表扬他们了呀……

张铭：对，我注意到您说：“大家都很辛苦，做得也很出色，好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我主要挑挑刺。”您知道吗，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这是管理当中能够排上前三位的“忌语”，是一种虚伪的表扬，重点是在批评，对下属是极大的伤害。其实，您的潜台词是：“我是很严格的，我简单说一句好已经是对大家最大的表扬了。”但您应该清楚，下属是需要表扬的，表扬一定要具体，表扬一定要针对特定对象，具体和针对特定对象才有真实感，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

肖汉：（若有所思，仍不完全信服）就算我没有表扬好，难道做得不好不该批评吗？

张铭：不是不能批评，而是批评一定要有具体的点，而且要对下属给予辅导和支持。您在批评××时，只抛下一句话：“反正你这东西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根本不知道您要的是什么，也得不到您的支持，自然只有抱怨。

肖汉：（开始梳理思路）嗯，我下次会注意及时对他进行辅导。

张铭：如果您当时对问题也想得不太透，我建议您发动小组成员进行头脑风暴，一起来帮助××，您自己仅仅做观点的汇集和点评，从大家的思路中找出思路。这样您既能避免尴尬，又能巩固自身领导者的形象。

肖汉：我明白了，谢谢！

除行为教练之外，另一个重要人物知识导师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识导师不是体系化地灌输知识，而是知识碎片化，最关键的碎片在大家推进剧情的过程中适时导入。这种好处显而易见，成人学习具有极强的目的性，选择在参训人员需要时导入显然更能帮助其理解知识。另外，在介入一个新领域时，参训人员没有统一的知识基础（常识）和沟通语言，难免出现为争吵而争吵以强化话语权的现象。此时，知识导师能够通过自身的权威地位进行判断，避免各方走入歧途，转而形成有价值的争论。

三天的公演（脱产）接近尾声时，每个小组都要花半个小时对行动学习的成果进行汇报，知识导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则对汇报进行评分。公演之后

公演结束后，行为教练和知识导师对于参训人员表现的评估结果被汇总到参训人员的《人才发展档案》中，其中不仅包括评估得分，还包括对参训人员在剧场中表现的行为描述，还有对其未来素质发展（包括知识和能力）的建议。参训人员及其直接上级可以查阅《人才发展档案》，而总裁程郁等向美集团高层则都收到了一本《人才发展白皮书》，这是对参训人员培训成果的整体评估，包括参训人员整体素质短板、长板、明星参训人员、行动学习成果等。

邵阳说，他以前曾费尽力气搞各种名目的评估，辛苦地组织问卷、考试、回访，甚至计算一些培训的投资回报率（ROI）。结果，领导和同仁们看到他整出来的结果，只是客气地笑笑，称赞他挺能“来事儿”。有一次，一个私交甚笃的朋友实在忍不住劝他说：“你那些走形式的玩意儿就别弄了，尤其别算那个投资回报率了，人家怎么看怎么觉得你是在忽悠。”邵阳现在想想也是，那些考核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从培训到企业的收益，真的有那么强的逻辑联系吗？

以企业剧场这种方式进行的评估则不同，它目光聚焦在参训者的素质上。当这些人再次进入企业剧场，第二次评估结果与第一次评估结果一比对，人才发展的成效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人才发展档案》和《人才发展白皮书》的生成，更能够直接影响到各级决策者对高潜质人才的选用，如此，培训工作便得以和人力资源管理其他模块高效联动。

不久之后，邵阳组织人力资源部对参训人员的直接上级和同事进行了回访，受访者普遍反馈，参训人员的“职业感”越来越强，对于业务领域知识的掌握也明显提升，大家甚至惊讶于这些变化来得太突然。邵阳正准备这一情况向总裁程郁汇报，不料却受到了程郁的召见，在总裁办公室里，程郁手持《人才发展白皮书》，狠狠地表扬了邵阳……

篇4

一、夯实基础，创设氛围，把课堂真正的还给学生

从课改之初，就一直受到新理念的熏陶，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笔者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曾经也试图这样去做，可总是收获甚微。提出一个问题，举手回答者寥寥无几，真的站起来回答了，又很少有人能真正答到点子上，这样原本准备一节课完成的内容，总是无法完成。还有的学生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或者干脆闭口不答。究其原因，并不是学生不想很好地表现自己，而是由于知识储备不够，学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或者是原本会回答的可是课堂的紧张气氛让他无法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所以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笔者注意培养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交给他们不同题材文章的阅读方法，让他们在课堂中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而且，不论是课上课下笔者总是注意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从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让他们敢于在老师面前亮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有的时候和老师的意见并不一致。

在上《秋兴八首》（其一）时，许多的内容都不需要笔者来讲解，学生就可以自己完成。比如，对诗题的理解学生可以结合课下注释完成，对作者的介绍学生可以结合以往的知识储备来完成。这时笔者会对他们进行适时适当的鼓励，以激发其积极性。在进行诗歌鉴赏的时候，笔者先带领学生回顾以往所讲的赏析诗歌的方法，学生的记忆被唤起，想起了“诗歌鉴赏五步法”——看诗题、想作者、通诗意、明手法、品情感。然后学生自己就可以分组按照这种方法进行赏析了。赏析完以后，每组派出代表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和其他组进行交流、学习，共同提高。他们的讨论热火朝天，有时甚至还会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真的成了课堂的主人。

二、立足文本，深挖文本，提升学生的能力

许多刚刚由初中升上来的学生很困惑，为什么自己初中时语文成绩很好，到了高中时就不行了呢？怎么初中时读读背背的方法到了高中就不适应了呢？确实如此，初中时候，语文的学习更多的局限于课本，只要你不懒惰，该读的读，该背的背，考试时总会在试卷中碰到熟悉的面孔。可是高中的试卷更注重学生语文能力的考查，哪里还能再找到书本上的原题呢？这就要求教师要摒弃原本死板的读读背背的方法，注重学生能力的提升。学生的能力如何提升呢？教材是最好的抓手，文本意识绝对不能丢。

在教学《秋兴八首》（其一）的时候，笔者重点培养学生通过感知意象、把握诗人情感的能力，培养学生品味诗歌触景生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的能力。于是在鉴赏诗歌的过程中，笔者先让学生找出诗歌中的重点意象，体会这些意象有何特点，有何作用。学生很快找到了意象，首联中的玉露、枫树林，颔联中的江间波浪、塞上风云，颈联中的丛菊、孤舟，尾联中的刀尺声、捣衣声。接着笔者请学生讨论这些意象分别有什么特点。学生结合着写作背景很快发现这些意象都能给人带来萧瑟凄凉之感。如首联颔联中的玉露、枫林、波浪、风云等意象，表现了巫山巫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笼罩在一片萧瑟阴森的气象之中。接着笔者又请学生思考，作者为何要描绘这样的景象呢？结合背景，学生自然能理解诗人写景的目的所在。首联颔联情景交融，既是写自然界的萧瑟冷清，也是暗示诗人内心的感伤。颈联见菊开而落泪，系孤舟而生故园心，是触景生情。尾联不直接言情，而是以景结情，给人余音袅袅之感。这样就使学生明白了一个道理：“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下次阅读诗歌时就有了突破口，就明白阅读诗歌要从意象抓起，去品味诗人通过意象所传达的情感，同时也就把握了诗人抒情的手法。

三、联系文本，适当延伸，注意学生能力的迁移

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我们在一节课上重点培养他们的一到两种能力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一两种能力的培养上，又显得过于单一。因此，在每一节课上，笔者都注意学生能力迁移的训练。

比如学习《秋兴八首》（其一）时，当学生悟出了诗歌的主要内容、表现手法及人的情感时，笔者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引导学生对诗歌进行个性化的解读：“你最欣赏诗歌中的哪一句？为什么？”学生这下有话可说了。有的说：“我喜欢第一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这一句中‘伤’字用得好，比‘落’字更能传达一种深深的感伤。”有的说：“我喜欢颔联，颔联中‘兼’字和‘接’字用得好。波浪在地，却说兼天而涌；风云在天，却言接地而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巫山巫峡自下而上，在上而下，全都笼罩在一片萧森的气象之中。”借此笔者引导学生去品味诗歌的语言，使之明了品味语言的方法：有没有使用修辞？有没有使用传神、具有变现力的词语？在诗歌中的作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等等。有的说：“我喜欢诗歌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颔联颈联对仗，二四六八联押韵。”借此笔者引导学生掌握律诗的特点。还有的学生说：“这首诗歌的构思很巧妙，首联写景，为颔联蓄势，颔联承上展开，颈联转而由景生情，抒发感慨，尾联再次写景，而实际上是以景结情，给人留下余音袅袅之感。”由此笔者引导学生去把握杜甫诗歌中奇妙而严谨的构思。

这样一节课下来，学生不仅学会了通过意象把握情感，也明白了赏析诗歌还得注意赏析语言、音律、结构等，使他们的能力更加多样化。

四、储备知识，培养能力，让学生真正爱上语文

每一位老师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兴趣却让人大费脑筋。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成绩好的同学，越对学习感兴趣；越是成绩差的同学，越对学习没有兴趣。为什么呢？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缺少学习的能力，每每总是在学习方面受挫，几乎从未品尝成功的喜悦。试问长此以往，谁还能对学习保持兴趣呢？人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而我却说：“成功更是成功之母。”如何让学生经常体会成功的喜悦呢？必须增加他们的知识储备，想方设法地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让他们遇到问题时，可以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促进自己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从此进入学习的良性循环。

比如在教学《秋兴八首》（其一）时，笔者设计了一个对比阅读的环节，让学生比较阅读杜甫不同时期的诗作，体会他不同时期诗作的特点。笔者选择的是《望岳》、《前出塞》（其一）和本诗。一首是学生初中时学过的，一首是课外的，一首是刚刚学习的。这样学生可以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如对杜甫生平经历的了解以及对《望岳》这首诗的了解，再运用赏析诗歌的方法来赏析《前出塞》（其一）所表达的情感，再加上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很快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漫游时期，杜甫满怀报国热情，作品多是抒发自己的抱负；困守长安时期，国家遭受了空前之大难，诗人自己也倍尝艰辛，看尽冷暖，于是作品更多地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对人民的同情，对国事的担忧；西南漂泊，作者进入人生的暮年，历尽了人生的一切苦难，所以诗歌中多了感伤的意味，创作的艺术也进入了更为精醇的境界。

了解了这些，学生是不是对杜甫及其诗作更感兴趣了呢？拥有了诗歌鉴赏的能力，下次再遇到诗歌时，学生是不是更愿意看了呢？兴趣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中培养起来的。

高效的课堂是真正有魅力的课堂，这课堂首先要是学生的课堂。夯实基础，立足文本，不断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让学生越学越想学，越学越会学，才能真正实现高效课堂的目标。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浇灌高效之花，在课改的大路上越走越宽阔！

参考文献：

[1]沈龙明.高中语文有效教学实用课堂教学艺术[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

篇5

Abstract Psychological care has been patient during recovery from disease in question can not be avoided.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teaching content is gradually expanded. When psychological care teaching， most teachers will choose the way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his mode of teaching can not only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psychological care， and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the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care teaching will present papers， teaching problem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used in the presence of psychological care teaching discussion， help you establish the correct sense of psychological care，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Key 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teaching application

1 心理护理的教学原则及现状

1.1 心理护理教学应该把握的原则

（1）交流性原则。在心理护理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讲授护理者要接受被护理者内心的世界，这是心理护理非常重要的原则。作为一名护理者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若是护理者和被护理者之间没有任何推心置腹的交流，这样根本就是失败的心理护理。交流不是简单的言语交流，更应该是内心的交流，或者说是一种帮助病患减轻思想的包袱，内心上的释然和解脱。

（2）有的放矢原则。作为心理护理人员，不仅仅要对被护理者诚心相待，更加要懂得被护理者内心的想法，而且还必须是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简单的听病患从嘴里说的想法和意愿，更要走进内心。这样才可以真正的了解护理者内心的想法。

（3）启发患者原则。病患在无论是在生病期间，还是恢复期间，由于身体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所欠缺。因此病患在接受心理护理的时候，心理护理人员就应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告诉病患，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设身处地的为病患着想。同时尝试着去启发患者，让患者自己去思考问题，提高其自我判断能力。作为心理护理人员，要试着去启发患者，在健康期间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停止启发。引导患者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为什么，通过病患自己思考得到结果之后，再同心理护理人员进行交流和验证，最终实现病患自己内心和精神的独立和强大，这就为后期的恢复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心理护理的教学应该让心理护理者树立自我意识，明确应该具备的能力。

（4）引导自理心态原则。自理的原则换言之就是自我护理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对自我生存、自我舒适、自我发展等进行的一种实践活动。自理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不仅是要求自己去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同时还要树立起自我护理意识。重大疾病在恢复的初级阶段，病患很难自理，但是随着身体的日渐康复，逐渐有能力支撑自己去完成某些恢复性练习，就应该让病患首先树立自理心态，此过程需要护理人员的积极配合。

1.2 心理护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不能与实际相结合。在心理护理教学中，很多学生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思考问题，不愿意设身处地的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于所学理论知识不能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本为相辅相成的关系，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得不到扎实的稳固。尤其是站在医学角度，其教学模式与患者的生命息息相关，只有学生具有良好的实践经验，才能对患者有一定的保障。

（2）学习效率低下、难度大。由于心理护理的学习不是理工科那样一个公式“走天下”。它要求心理护理人员要有很深的社会意识和理念，是一门社会学科，更是一门生活中的“艺术”，既然是“艺术”，对于心理护理的好与坏，就要见仁见智的看待了。因此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需付出更多的耐心与细心，而且不同的病患需要的心理护理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如今更多的学生自我约束能力不强，课堂效率低下，再加之学习难度系数的不断增大，无法扎实掌握基础知识的现象频频出现。

（3）学生交流能力不高。对于心理护理来说，虽然和病患的交流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总体说，还是以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为主。通过语言交流得到的就是最直接的答案，但是现在的学生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对教学知识呈现无所谓的态度，无论是向老师咨询还是和同学之间的探讨，他们都没有积极性。这样就会造成心理护理的学生将来与病患的交流能力不足，无法全面得知其身体状况等。

（4）学生抗压能力有待提升。心理护理是一个服务类行业，服务的对象都是“人”，既然是人就会有喜、怒、哀、乐，就会有贪、嗔、痴、慢、疑。人是复杂的动物，他的思想感情都在不停的波动。那么作为病患，他的思想感情更为敏感。因此总的来说，对于护理类学生，自己的抗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或者简单的说要做个“局外人”。这个“局外人”的意思不是不去理解病患，而是要承受住压力，理性分析问题，提出合法合理的建议或者意见。

2 合作学习在心理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2.1 合作学习在护理教学中的遵循原则

（1）高效性。无论什么类型的教学课堂，教师教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高效性进行。要求学生在最短的时间有效掌握最多的知识。心理护理只靠一个人完成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个护理者同时配合完成。所以这就要求课堂的正确实践，小组合作可以使团队的每个学生充当不同的角色，进行角色扮演，配合完成其护理过程。

（2）实践性。专业知识必须要依赖于社会实践才可准确掌握。没有实践的理论就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兴趣，护理教学中团队合作模式的建立至关重要，通过成员间的相互讨论，寻找一个合理的情景进行课堂表演及课后总结，都会有效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也可取长补短完善自己。

（3）团队性。一个团队的合理建立无法脱离成员间的默契配合，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形式，提高了教学质量，缩短了教学时间。团队情景的设立，角色的扮演，问题的探讨，结论的精炼，每一项过程都需共同完成，所以培养学生合作性是必不可少的。

2.2 护理教学中团队流程设计（五步法）

（1）从外界收集信息――资讯。

团队合作模式的建立，收集信息是核心。首先，要从外界收集完整的护理信息，可通过网络、杂志、教师、同学等各方面获得想要了解的信息。其次，需要结合团队成员自身情况，了解知识层面，实践能力等进行定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团队情景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2）对信息整合，决定――决策。

所收集信息内容可能存在分散或涉及层面太多的问题，而对于护理研究，只需针对某一方面展开综合探究，通过实践得出结论。那么就需要对收集信息进行合理整合，确定研究核心，要针对哪一方面进行展开，选择符合本核心的信息研究。

（3）方案的制定――计划。

一个流程的实施，完整的方案是必不可少的。举例，如每个小组按照10人进行合作，在上个步骤中，对所要研究的核心已经进行了决策。其次，对操作时间、操作地点、操作人物、操作课题等进行计划，并说明该流程的目的、方法所在。其方法多样，包括问卷调查，角色扮演等。将所有信息进行决策后，列入自己的计划书中，有利于后续流程的正常运行。

（4）方案的设计――实施。

一份完整的计划书是工作实施的开端，其次需要合理分配人员，如对于护理者、患者、医生等角色准确落实到个人，这有利于教学模式的情景化和生活化，还要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演习。在演习过程中需注意护理需遵循问题，如与患者的沟通，准确运用护理知识进行护理，实践操作的准确性等。第一轮的演习结束后，进行角色互换，保证每一位成员都能感受到不同角色的不同责任所在。

（5）成果汇报阶段――评价。

团队合作的最后一项流程便是自我评价，对整个团队流程进行综合判断，站在团队外的角度，从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团队合作能力、护理实践准确性各方面分析，同时对其他小组的汇报成果进行探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取别人的优势，发现自身的不足。综合老师的意见作出最客观的评价，这也有助于为以后的社会实践汲取经验。

2.3 团队合作在护理教学中的意义

（1）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合作学习在心理护理教学中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模式，首先，它不仅依靠学生单独的学习，且注重合作学习，其强调的是合作，不同的学生在学习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合作学习就是要求在心理护理教学活动中，学生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2）帮助学生培养交流能力。合作学习更多的时候要求学生之间的交流，交流注重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思维。那么这样的学习模式也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心理护理中和病患之间的言语与肢体交流。

篇6

关键词： 反垄断法；横向合并；指南；反竞争效果

2010年8月19日，美国司法部（doj）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联合了新版的《横向合并指南》“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也可译为“横向并购指南”、“水平并购指南”，本文采“横向合并指南”这一译法，其中“合并”为广义。关于2010年新指南，可访问：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hmg-2010.html.（以下简称“新指南”），新指南替代了doj与ftc于1992年共同的《横向合并指南》

虽然美国1992《横向合并指南》在1997年对“效率”部分进行过小部分修订，但1997年版指南并非独立版本，美国在讨论2010年指南的修订对象时均指1992年版指南；美国1992年指南中译本参见《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2期、第3期（王晓晔译本）；关于1997年修订版中译本，参见：商务部条法司.主要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汇编［g］.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王晓晔译本，可访问：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hmg.htm.（以下简称“旧指南”）。美国《横向合并指南》自颁布以来，其制度框架与分析方法便对全球企业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指南的每次修订也都体现了合并反垄断控制理论与实践最前沿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2008年才颁布，我国合并反垄断控制制度仍待完善，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合并指南，更是目前我国理论与实务界面临的重大课题。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此次修订体现出美国合并反垄断控制的重大转型，其极可能对世界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发展再一次产生深远影响，及时对此次修订加以研究，无疑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横向合并指南》修订的背景

美国合并反垄断控制最主要的成文法渊源是《克莱顿法》第7条，但该条只对合并反垄断控制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所以在早期美国合并反垄断控制的执法中任意性非常大。1965年，哈佛大学教授donald f. turner提出反垄断政策应具备更大的明确性与经济延续性，建议执法部门出台合并指南。doj于1968年出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合并指南，内容涉及横向合并与非横向合并，指南对执法部门可能禁止的合并类型及理由进行了明确说明。1968年指南非常强调市场份额等结构性因素，体现了哈佛学派的思想，这也与当时法院重视对市场竞争进行结构性分析的态度相一致［1］。1968年指南出台后，历经1982年、1984年、1992年及1997年4次修订，指南的每次修订不仅体现了当时政府对于经济的理解，也体现了实际的执法经验，其中1982年与1992年的两次修订是重大分水岭［2］。1982年doj对合并指南进行了重大修订，主导思想体现了重视效率分析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极大地增加了横向合并审查中经济分析的比例和复杂程度［3］。1982年版指南提供了一种严格的分析方法去界定相关市场，并提升了判定反竞争效果的市场份额与市场集中度的门槛，该版指南被很多人视为现代反垄断法的一个里程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合并反垄断分析中的模糊性与不可预测性。1992年合并指南首次由doj与ftc联合，作为两个机构评估合并的主要政策依据，联合的指南内容只涉及横向合并。

目前美国非横向合并审查方面的执法仍适用司法部1984年版《合并指南》中非横向合并的相关内容。关于该版指南，可访问：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614.htm.1992年版指南介绍了潜在反竞争效果的协同效应与单边效应理论，明确了横向合并分析的严格步骤：界定相关市场并测算市场集中度、判断潜在反竞争效果、考虑市场进入、效率以及破产。从理论角度看，《横向合并指南》只是表明了doj与ftc对于合并审查的态度，但实际上它也成为美国法院判断一项合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重要蓝本［4］。

就2010年指南再次修订的原因而言，除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革新需要包括指南在内的反垄断制度予以及时调适和彰显外［5］，有两个主要原因直接促成了此次修订：首先，执法部门认为旧指南的分析方法过于僵硬，严格遵循它可能使得部分具有严重反竞争效果的合并逃脱监管。实际上在过去数年中，执法部门内部已经采纳了新的合并分析方法，旧指南中的很多要素已经与执法部门的最终决定关联度不大，执法部门的实践操作与旧指南内容脱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事实。其次，旧指南的部分内容已经成为执法部门在法院诉讼中的严重束缚。美国法院在过去多年间已经逐步接受了旧指南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这导致当执法部门不遵循旧指南行事时，如执法部门没能证明某个旧指南要求的因素或者法院对案件事实运用指南的分析法则得出与执法部门不同的结论时，往往执法部门会在法院败诉。

doj与ftc 2009年9月共同宣布开始此次修订，并邀请公众参与评论，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进行了系列研讨。系列修订研讨会就旧指南是否实际反映了doj与ftc合并审查当前的实践进行了探讨，同时就指南修订过程中如何适当体现相关法律、经济的最新发展情况予以了充分关注。在修订过程中，两个机构广泛收集了包括律师、法学家、经济学家、消费者组织及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提交的公共评论意见。2010年4月20日，指南修订草拟建议稿草拟建议稿（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for public comment）刚好在美国律师第58届反垄断法春季大会召开的头一天，在2010年4月21日至23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大会上，该草拟建议稿成为大会关注的焦点，美国司法部负责反垄断事务的助理检察长christine a. varney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jon leibowitz亲自到场对2300多名各界与会代表就指南的修订过程及建议稿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为建议稿的后续公众评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关于草拟建议稿，可访问： ftc.gov/bc/workshops/hmg/index.shtml.对外，供公众评论，在对草拟建议稿的相应评论意见进行吸收后，两个机构最终于2010年8月19日对外了正式修订稿。

二、美国《横向合并指南》修订的主要内容

新指南反映了doj与ftc多年来对大量合并交易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两个机构2006年联合的《横向合并指南评论》

该评论（commentary on 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对理解美国横向合并制度非常重要，2010年新指南就明确指出“2006年的《横向合并指南评论》的内容对于本指南也具有有益的补充作用”。关于该评论，可访问：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15247.htm.的内容。从指南的整体内容安排来看，旧指南的内容主要包括概论、市场界定与测量及集中、反竞争效果、市场进入、效率以及破产等六个部分。新指南在内容上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与扩展，内容涉及概论、反竞争效果证据、目标消费者与价格歧视、市场界定、市场参与者与市场份额及市场集中度、单边效应、协同效应、强势买方、市场进入、效率、破产、竞争性买方合并以及部分收购等13个部分。下文将主要遵循新指南的体例对修订的核心内容作一简要梳理。

（一）反竞争效果证据

新指南包括一个新的部分称为“反竞争效果证据”，该部分介绍了执法部门在合并审查中主要考虑的用以判定反竞争效果的证据类型与证据来源。新指南指出，执法部门在判断一项合并可能导致的反竞争效果时，会考虑任何可行及可靠的证据。新指南提到的证据类型与证据来源，主要是执法部门在办案中所发现的、在预测合并竞争效果方面最有价值的那些证据类型与证据来源。新指南列举的证据类型包括：第一，已完成的合并中实际产生的竞争效果，比如合并后的涨价。第二，基于经验的直接比较。执法部门会寻找那些在判断合并竞争效果方面包含有用信息的历史事件，比如去评估相关市场中最近的合并、进入、退出等带来的影响。执法部门也会去寻找那些与相关市场类似的市场中所发生的相关变化的可靠证据。第三，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及市场集中度。第四，合并当事人间的竞争程度。执法部门要考虑合并当事人是否已经成为或者如果不发生合并则可能成为实质性的激烈竞争者。第五，合并一方的破坏角色。执法部门会考虑一项合并是否可能通过消除“背离企业”（maverick firm）背离企业是指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扮演着破坏份子角色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会抵制那些用于定价或在其他竞争条件上合作的行业标准。比如，一个企业可能通过新技术或者新商业模式来改变市场竞争条件，或者基于自身能力去扩大生产从而降低价格。来减少竞争。此外，新指南也解释了上述证据的潜在来源，包括合并当事人、消费者以及其他产业参与者和产业观察人士。

（二）目标消费者与价格歧视

较之旧指南，新指南对价格歧视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分析了参与合并的企业判断那些能够承受更高价格的特定消费者或者消费者类型的能力。新指南的这部分内容反映了目前执法部门的实践，执法部门过去数年在市场界定以及对竞争效果的评估中一直都对价格歧视予以重视。新指南指出，当检验一项合并可能的反竞争效果时，执法部门会考虑反竞争效果是否会因为购买相同或类似产品的消费者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比如,当卖方能够通过对特定消费者进行可盈利的涨价来实施价格歧视时，消费者间不同的竞争效果便可能出现。当价格歧视具有合理可能性时，执法部门便可能基于消费者的类型而分别评估竞争效果。不过新指南也指出，只有在满足“区分定价”与“限制套利”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价格歧视才具有可行性。首先，进行价格歧视的供应商必须能够对目标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进行区分定价。其次，目标消费者不能通过套利来克服相关的价格上涨，比如从其他消费者那里购买或者通过其他消费者来间接购买。

（三）市场界定

新指南将市场界定的主要功能明确为两项：首先，市场界定有利于具体确认产生竞争关注的商业及地域边界；其次，市场界定可以让执法部门确定市场参与者并测量市场份额与市场集中度。新指南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降低了市场界定的重要性。在旧指南中，合并分析的第一步是界定相关产品市场与地域市场，在此基础上执法部门通过测算市场集中度等途径来具体判定合并的潜在竞争影响。新指南则指出，执法部门的分析不需要从市场界定开始，市场界定只是执法部门在评估竞争效果时可能运用的一系列工具中的一种，当能够获取反映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据时，执法部门将更倚重那些直接证据而非市场界定。新指南强调，有关竞争效果的证据也能够支撑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比如，如果能够证明因提供一组产品的许多重要竞争者的减少而导致这一组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这本身就能够说明这组产品构成了一个相关市场。

现代市场界定的方法与市场势力的经济原理日趋一致,但同时也受到其他方法尤其是模拟方法(simulation approach)的挑战［6］。新指南中界定相关市场的核心方法与旧指南一样，主要是运用“假定垄断者测试”（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去确定产品市场与地域市场，新指南就这种方法的应用以及可能影响其应用的事实的变化提供了例证，强化了该方法在合并分析中的重要性。新指南明确执法部门进行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测试ssnip即“小而显著的非临时性涨价”，作为一种测试相关市场的方法由美国1982年合并指南正式确定。ssnip测试通过寻找最小的产品群以及最窄的地理区域来判断一个假定的垄断者能否在一定期限内（通常一年）盈利性的维持高于竞争市场的价格（通常假定增长5%），如果假定的垄断者在最小产品群中实施价格上涨而不能盈利，则将下一个最接近的替代产品加入相关市场中并再次运用ssnip测试进行分析，这个测试过程反复进行一直到假定的垄断者可以盈利性地施加一项价格上涨为止，这样界定的产品范围与地理区域就构成相关市场。时，一般将合并没有发生时市场上稳定的主导价格作为ssnip测算的基准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在不发生合并时可能改变，比如由于创新或者市场进入导致价格变化，则执法部门可能利用预期的未来价格作为测试的基准价格。如果由于协调行为的瓦解而使得价格可能在不发生合并时下降，则执法部门可能利用那些更低的价格作为测试的基准价格。指南也指出，在特殊情况下，执法部门实施假定垄断者测试所使用的方法主要关注合并前的企业与假定垄断者之间在市场激励方面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需要明确的基准价格。此外，指南还提到，当反映企业对于产品价值之特定贡献的明确或隐含的价格能够被合理明晰地确定时，执法部门也可能基于这些价格进行ssnip测试。新指南还强调了执法部门对ssnip测试的灵活性，执法部门对于ssnip的运用将基于产业特征而变化，价格增幅可能高于或低于5%，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过去执法部门的实践，如ftc就曾宣称对石油行业以及超市行业的特定交易一般只采用1%的ssnip增幅进行测试。新指南还对“临界损失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临界损失分析主要是试图去测算导致垄断者涨价失败所必需的销售额或产出额的减少幅度，即临界损失，通过将这个幅度与实际涨价后可能发生的销售额或产出额的减少相比较来确定某个替代产品或地理区域是否属于同一市场。如果假定垄断者的销售额或产出额实际损失小于估计的临界损失，表明涨价有利可图，因而合并企业具有市场势力，应将备选市场界定为相关市场。如果实际损失高于临界损失，表明涨价无利可图，因而合并企业没有市场势力，应扩大备选市场，将下一个替代品或替代区域纳入相关市场。作为一种ssnip 测试的实施方法予以了明确。临界损失要考察使得假定垄断者涨价失败（不能盈利）所必需的销售额的减少幅度，新指南将假定垄断者由于涨价而实际可能减少的销售额称为预期损失（predicted loss），并指出，如果预期损失小于临界损失，则涨价对于假定垄断者就是盈利的。在评估预期损失时，执法部门会考虑各种消费者替代的证据，包括对备选市场（candidate market）中合并前产品的利润进行关注。新指南提到，除非企业实施协调行为，合并前产品的利润越高一般意味着企业的产品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就越低，因此预期损失也就越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指南还加强了在界定地域市场时消费者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旧指南主要基于供应商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界定地域市场，而新指南则指出，当因目标消费者所处位置使得供应商的价格歧视可行时，地域市场也可能基于消费者所处的位置而被界定。

（四）市场参与者、市场份额及市场集中度

就市场参与者的判定，新指南提到，那些当前不在相关市场上，但面临一项ssnip时却可能快速进入市场供应产品并且不产生明显的沉没成本（sunk costs）

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而已经发生的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所改变的成本，沉没成本常与可变成本作比较。在经济学理论中，理性人做决策时仅需要考虑可变成本而不应该考虑沉没成本。指南中此处的沉没成本主要指不能在相关市场之外被恢复的进入或者退出相关市场的成本。的企业，也可被视为市场参与者。新指南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执法部门都基于相关市场中实际或预期的收入来测量企业的市场份额。新指南也维系了运用hhi指数hhi 为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的简称，hhi指数通过相关市场中所有市场主体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测算市场集中度。美国1968年合并指南最初确定的市场集中度测试指标是cr4指标，即通过计算相关市场中4家最大的市场主体占有的行业总产出的相对份额来判断市场集中度，美国1982年合并指南采用hhi指标替代了cr4指标。去测算市场集中度的作法，并提高了判定合并可能的反竞争效果的hhi指数门槛（见下表），从而更为接近实践中执法部门应用的标准。

新指南的hhi门槛仍然低于执法部门过去数年实际适用的标准。从实践来看，过去数年执法部门实际采用的标准明显超过旧指南的标准。比如，ftc从1999年到2003年的执法表明，除石油产业以外，如果合并后的hhi低于2000，则ftc很少予以反对，除非是该市场上最大的一些企业参与了该项合并；对hhi低于2400的合并，ftc也不大反对，除非合并导致的hhi增幅为300或更高［7］。新指南也提到，执法部门可能利用市场中重要竞争者的数量来测量市场集中度，当重要竞争者与较小规模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存在明显差距，或者当在相关市场中测量企业收入非常困难时，这种方法最为有效。

（五）单边效应

doj现任首席经济学家carl shapiro认为，1992年到2010年之间，美国合并控制最大的变化就是执法部门对反竞争效果中的单边效应（unilateral effects）

单边效应关注合并可能导致企业具有能力去单方面实施涨价、降产等损害市场有效竞争的行为。越来越重视［8］。较之旧指南，新指南对单边效应的论述更为详细。值得注意的是，新指南还将旧指南中反竞争效应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单边效应成为独立的一部分并调整到协调效应前，这也似乎可以反映出单边效应理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对单边效应的分析中，新指南非常关注合并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程度，重点分析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差异性产品市场中的单边效应、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或由拍卖确定的市场中的单边效应、同质性产品市场中产量或产能减少时的单边效应，以及源自创新减少或产品种类减少的单边效应。

新指南降低了市场份额在评估单边效应时以往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依据旧指南，如果合并后企业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很低，执法部门一般不会关注单边效应。新指南却指出，执法部门可能对与合并企业之间直接竞争程度相关的任何合理、可行及可靠的信息进行评估，从而判断可能的单边效应。另一方面，旧指南规定，如果合并后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35%就意味着合并很可能导致单边效应，新指南则取消了这一假定。

新指南介绍了执法部门用于评估单边效应的新方法，对于出售差异性产品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合并，执法部门可能采用“向上定价压力”测试 (the upward pricing pressure，简称upp测试

upp测试法由ftc现任首席经济学家joseph farrell和doj现任首席经济学家carl shapiro系统提出。（参见：joseph farrell, carl shapior. antitrust evaluation of horizontal mergers: an economic alternative to market definition［j］.the 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0,2010.）)来评估合并可能导致的单边效应。比如，两个出售差异性产品的企业合并之后，企业可能单方面地提高产品价格并能保持盈利，这是因为合并一方的产品因涨价而导致的销售损失可能只是转移到合并另一方的产品上，在这种情况下，合并企业产品之间的直接竞争程度就是判断合并后单边效应的关键因素。新指南提出，执法部门可能通过评估“转移率”（diversion ratio）来判断合并一方销售的第一种产品与合并另一方销售的第二种产品之间的直接竞争程度。这里的转移率是指，因第一种产品价格的一次上涨而导致的转移到第二种产品上的那部分销售比例，即消费者将合并另一方的产品作为替代而产生的销售损失比例。新指南指出，转移率在评估单边价格效应方面能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更高的转移率可以说明发生单边效应的可能性更大。在可以获得充分信息时，执法部门可能评估转移销售额的价值，将其作为测试对于第一种产品而言源自合并的向上定价压力的一种指示器。新指南指出，基于转移销售额的价值来判断单边价格效应，不需要依赖于传统的市场界定或者对市场份额及市场集中度进行计算。因此，在差异性产品市场的合并案件中，执法部门可能更多地依赖转移销售额的价值来判断单边价格效应，如果转移销售额的价值较小，则产生显著单边价格效应的可能性就不大。

新指南强调了执法部门通过审查合并可能导致的非价格效应，比如对创新和产品多样性的损害，来判断单边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创新问题以往只在其他指南如《知识产权许可反托拉斯指南》（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中被强调，新指南表明，执法部门会考虑合并是否会鼓励合并后的企业将其创新努力降到低于合并前的一般水平，从而减少创新竞争。就创新的减少而言，可以体现为合并降低了合并后的企业对一项已经开展的产品开发继续进行的激励，或者降低了合并后的企业重新启动新产品开发计划的激励。此外，指南也提到执法部门还会关注合并是否会导致竞争激励减少，从而使得产品种类减少。

（六）协同效应

合并有可能不是通过单个企业来营造市场势力的威胁，而是在行业内创造有利于串谋的条件［9］。新指南对协同效应（coordinated effects）

协同效应关注合并可能导致市场上的企业更便利地通过共谋去实施涨价、减产等损害有效竞争的行为。的讨论与旧指南区别不大，新指南主要就合并对协同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证明一个市场容易受协同行为侵害进行了分析，更新了判断协同效应时所考虑的因素。依据新指南，如果下述三个条件都符合，执法部门就可能基于协同效应对一项合并进行干预：（1）合并将很大程度地提高集中度并导致一个高度集中市场；（2）市场显示出易受协同行为侵害的迹象；（3）执法部门具有可靠的依据去判定合并可能加重市场的这种易受侵害性。此外，新指南也对企业过去实施过共谋、市场定价的透明度、产品相对同质性、消费者转换低成本以及“一致竞争条款”（meeting-competition clauses）

现实中主要有两种一致竞争条款：一种是“不一致就解除”条款，卖方与消费者签订合同约定卖方将与竞争对手的价格一致，若不一致就解除消费者的购买义务。另一种“不解除”条款使得卖方对消费者的承诺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没有解除条款。一致竞争条款实质上是将消费者作为监督人，这种机制使得消费者有激励去监督和举报竞争对手的价格变化，这使得由于价格背离行为容易被发现，竞争者之间率先降价的激励因而受阻。等能够辅助判断市场易受协同行为侵害的若干证据类型进行了说明。

（七）市场进入

对合并反竞争效果最重要的抗辩就是市场进入，如果市场进入很容易，即使合并产生一个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拥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企业，市场进入也可能确保市场竞争机制在合并后持续有效地发挥。和旧指南一样，新指南只对那些满足及时性、可能性与充分性要求的市场进入予以考虑。新指南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对市场进入的及时性要求上，旧指南明确执法部门一般仅考虑能在2年内完成的市场进入，新指南取消了2年期的规定，采取了更为模糊但实际上更为严厉的要求，即进入必须是“足够迅速”（rapid enough）。在市场进入的可能性方面，新指南指出，如果市场进入对企业有利可图，则市场进入具有可能性。市场进入的盈利性则依赖于进入市场后企业可能的产出水平、价格以及可能产生的依托于进入市场后企业运行规模的单位成本。在市场进入的充分性方面，新指南指出，如果市场进入至少能替代合并一方企业的规模或者实力，则市场进入是充分的。如果一个或更多的小规模企业没有重大的竞争劣势，则这些企业的进入也可能是充分的。此外，重要的是，新指南指出执法部门会考虑其他企业进入相关市场的实际历史，并对这些证据给予实质性的关注。指南提到，当相关市场上的企业利润出现非暂时性的增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缺乏成功与有效的市场进入，则可以说明成功的市场进入可能是缓慢的或者困难的。如果相关市场上企业的市场价值大大超过它们有形资产的重置成本，则可能说明这些企业拥有高价值的无形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市场进入者要去复制那些无形资产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或者非常困难。

（八）效率与破产

1997年旧指南对“效率”部分进行了适当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效率抗辩的具体方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市场集中度很高时，法院与执法部门对于接受效率抗辩还是有所质疑［10］。新指南没有对旧指南中效率的规定作出实质性修改，但从整体上看，新指南对效率抗辩所要求的证据的可靠性比旧指南要高。和旧指南一样，新指南认为执法部门只应考虑那些合并特有的、可认知的效率，尽管研发效率也可能被考虑，但其能否被有效认知，新指南保持怀疑的态度。

新指南在破产相关规定方面也没有实质性变化，执法部门对破产企业抗辩的态度基本没变，执法部分通常不会认为破产企业的资产将退出相关市场，除非满足以下条件：（1）破产企业在不久的将来将资不抵债；（2）破产企业不能依据破产法的规定成功地进行重组；（3）破产企业已作过虽不成功但却真诚的努力去寻找对其资产比较合理的报价，以便既能使其有形和无形资产继续保留于相关市场上，又可使市场竞争受到拟订合并更小的不利影响。

（九）其他方面的修订

除上述这些方面外，新指南还对强势买方（powerful buyers）、竞争性买方的合并（mergers of competing buyers）以及部分收购（partial acquisitions）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新指南专门对强势买方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了执法部门会考虑强势买方对合并当事人的涨价能力进行抑制的可能性。比如，如果强势买方有能力与激励与上游企业垂直联合或者资助市场进入，或者如果强势买方的行为削弱了卖方之间的协同效应，则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新指南也指出，主张强势买方的买方势力可能抑制合并后的涨价要受限于一系列的因素，执法部门不会仅仅因为存在强势买方就去假定其能够阻碍合并导致的负面竞争效应，因为即使是那些能够通过协商而获得有利条件的买方也可能被一项市场势力的增长而损害。此外，即使一些强势买方能够保护他们自己，执法部门也会考虑卖方市场势力是否会对其他的买方造成不利影响。

新指南也增加了一个单独部分来讨论竞争性买方间的合并。新指南指出，正如竞争性卖方合并能够加强市场中卖方的市场势力一样，竞争性买方的合并也能够强化市场中买方的市场势力。买方市场势力有时被称为“买方垄断力”（monopsony power）,在评估一项合并是否可能加强市场中买方的市场势力时，执法部门将运用评估合并导致的卖方市场势力同样的分析框架，在界定相关市场时，执法部门则会强调在面临假定垄断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的一次下降时卖方的替代性选择。

新指南也反映了执法部门近年来对于竞争性企业间的部分收购越来越浓的兴趣，新指南确定执法部门将对部分收购进行审查。新指南指出，执法部门将关注部分收购损害竞争的几种主要方式。首先，部分收购可能通过给予收购企业去影响目标企业的竞争行为的能力，从而减少竞争。其次，部分收购可能通过减少收购企业去竞争的激励，从而减少竞争。再次，部分收购可能通过让收购企业获得目标企业不公开的、竞争性的敏感信息，从而减少竞争。新指南也指出，虽然部分收购通常不能产生合并特有的效率，但执法部门还是会考虑部分收购是否可能创造可认知的特有效率。

三、对美国《横向合并指南》修订的评价

（一）新指南透明度与灵活性大为提高

整体而言，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此次修订呈现出“透明”与“灵活”两大特点，即新指南扩大了执法工作的透明度，同时也反映出执法工作更大的灵活性。新指南在内容上进一步淡化了

主义色彩，制度设计趋向一个事实为基、更富弹性的分析框架，整体上折射出了奥巴马政府积极的反垄断态度。

就透明度而言，doj与ftc在指南修订过程中一直都将透明度的提升作为此次修订工作的主旨。从最终结果来看，新指南在篇幅上较之旧指南有很大提升，内容也更为翔实，增加了诸如反竞争效果证据、部分收购等新内容，对于单边效应等内容则作了重要扩展，并在指南中通过20多个案例对指南内容进行了具体说明。应该说，较之旧指南，新指南更为清晰地传达了doj与ftc在横向合并反垄断审查过程中的执法思路与具体分析方法。

就灵活性而言，新指南抛弃了旧指南确定的“五步分析法”，

旧指南确定了界定市场并测算市场集中度、判断潜在反竞争效果、考虑市场进入、效率以及破产五个核心分析步骤，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也对合并反垄断控制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构成了大量合并控制理论研究的分析主线。降低了市场界定的重要性，青睐更为直接的反竞争效果证据，采取了更为多元的分析方法。新指南指出，合并分析是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程序，执法部门会结合他们的经验对那些合理、可行及可靠的证据，运用一系列分析工具去评估合并是否会实质性的影响竞争。这意味着在具体案件中，执法部门将基于事实、环境和经验去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而非遵循传统上固定的、逐步的分析方法。

（二）新指南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此次修订体现了旧指南颁布后过去数年间合并反垄断控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更好地反映了执法部门的实践。

首先，新指南更客观地反映了执法部门的实践，解决了过去数年执法部门实践与旧指南不一致的问题。执法部门的实践在过去数年间与旧指南的内容存在很大差距，实际上通过旧指南已经无法获得执法部门如何进行合并审查的真实有效信息。比如就相关市场界定而言，过去数年两个执法部门在实际案件的内部操作过程中已经不将市场界定作为必经程序，而对有助于判定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据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再比如hhi指数门槛，执法部门实际控诉的合并交易往往都大大超过旧指南确定的门槛。旧指南的很多内容实际上对于执法部门而言已经名存实亡，新指南更好地反映了执法部门的态度，这将有助于外界把握执法部门对于横向合并的真实态度。

  其次，新指南吸收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合并指南自1982年版开始便明显地不断强化经济分析色彩，每一次修订在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反垄断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合并反竞争效果最初的经济学理论主要集中于协同效应的解释上，1983年salant等人提出单边效应概念后［11］，经济学理论对单边效应的研究便不断深入，执法部门过去数年中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合并可能带来的单边效应。此次修订吸收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在单边效应分析中upp测试法的引入。upp测试法近两年引起了美国理论与实务界的热议，新指南最终予以吸收，将其作为两个执法部门日后判定单边效应的重要工具之一。

再次，基于合并经济效果的复杂性，与过去几次修订一样，此次修订持续体现着“去结构化”特点。竞争作为一种发现的过程，对于合并反垄断控制所体现的人类理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随着诸如网络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现代经济模式的发展，今天的合并反垄断控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美国合并指南出台之初，具有典型的结构主义色彩，集中体现于在判定合并反竞争效果时对市场份额与集中度的过分倚重。从指南过去各版的修订来看，修订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不断挣脱指南早期强烈的“结构主义”特性。在“去结构性”这条道路上，指南的此次修订应该说是很大的一次跳跃，这可以从固定分析框架被打破、市场界定以及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的作用被大大降低这些方面反映出来［12］。

最后，新指南的出台建立在美国所具备的相关成熟条件基础上。美国执法部门在多年执法的基础上积累了合并审查的丰富经验，法学教育体制及专业人员流动机制

美国法学教育的基础学位为jd，这也是美国法律职业的主流学历，由于攻读jd学位前一般需要获得其他学科的学位，这使得美国法律职业人员往往具有综合性知识背景，加之执法人员、学者与律师三者间的流动在美国非常畅通，许多反垄断从业人员都在这三种身份间变动，这些因素也促进了美国反垄断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也促成了美国反垄断从业人员的高素质，而美国在反垄断经济学等理论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也为指南的修订提供了扎实的学理给养，这些因素都为指南的不断革新与执行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三）新指南降低了合并审查的确定性

新指南瓦解了过去多年旧指南建构起来并为社会各界所广为接受的分析框架，吸收了新的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横向合并反垄断审查的统一性，并带来了不确定性。

首先，传统分析框架被打破，使得合并执法的可预期性降低［13］。实际上，在指南修订过程中，对于是否废除传统的固定分析框架，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都认为，传统的分析框架虽然不完美但也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基础，为合并反垄断审查创制了可预期性［14］。对于新指南的修订，甚至有观点认为执法部门打开了“潘多拉魔盒”［15］。就美国司法系统而言，法院多年来已经接受旧指南确定的分析方法，下一步法院是否会接受新指南所倡导的灵活分析模式，特别是对市场界定的态度是否会改变，仍不明朗［16］。实际上这种冲突已经出现，在2010年8月新指南刚不久，美国一个地方法院就否决了ftc对lundbeck公司一项已经完成的收购的事后指控。

ftc v. lundbeck, inc., civil no.08-6379, slip.op., 2010 u.s. dist. lexis 95365 (d. minn.aug.31,2010).该案涉及lundbeck公司收购一种涉及动脉导管的药物治疗方法，ftc认为该收购使得lundbeck将其早期收购的针对同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的价格提升了1300%。尽管ftc举出企业合并后涨价的证据，法院还是因ftc没能对相关产品市场进行说明而拒绝了其诉求，法院仍然认为市场界定是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必要前提。因此，如果日后法院普遍与执法部门的态度不一致，则合并交易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新指南吸收的新经济学方法由于缺乏充分的实证基础，其科学性仍待检验。以upp测试而言，该方法主要停留于学理探讨，仍缺乏充分的实证经验作为支撑［17］,而新指南对其具体运用也缺乏充分的说明，类似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仍待观察。

再次，指南对于合并可能导致的非价格效果的关注度仍显不足。应该说较之旧指南，新指南对于非价格效果的关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对由于减少产品质量、种类、服务或者减少创新而导致的消费者损害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这方面的规定仍显粗糙。新指南后，ftc现任委员j.thomas rosch便了一份独立声明，指出新指南仍然过度强调基于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原则及模型，相比之下，对于非价格竞争效应的关注还是显得不够，没有提供一套有关非价格效应方面的清晰分析框架。

最后，在新指南框架下，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新指南更为灵活的分析框架也意味着执法部门更大的执法裁量权，如在合并申报过程中，当事人需要出示的证据类型可能更为复杂与灵活，而由于新指南对数据的重视进一步提高，则很可能导致执法中对当事人过重的信息要求［18］，新指南的这些变化可能使得部分交易面临更大的交易成本。

四、美国《横向合并指南》修订对我国的启示

（一）尽快研究制定横向合并指南

对于企业合并，我国《反垄断法》借鉴欧盟的作法

使用了“经营者集中”的概念，该法第4章对经营者集中进行了规定，涉及集中的概念、集中的申报、审查程序、审查的标准、附条件批准等内容。《反垄断法》实施前，我国有关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的主要法律规定为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2003年联合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该暂行规定在2006年修改为《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9年该规定再次结合《反垄断法》进行了修订。《反垄断法》出台后，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又颁布了系列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企业合并反垄断控制的主要有：《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金融业经营者集中申报营业额计算办法》、《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关于实施经营者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暂行规定》等。此外，为了指导经营者集中申报前的商谈和具体申报工作，商务部还制定了《经营者集中商谈规则》、《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流程图》、《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和《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文件资料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对经营者集中申报的一些重要环节进行细化和指引，便利当事人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在反垄断基础性法律之外制定具体的合并指南是目前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而考虑到横向合并与非横向合并的经济原理以及导致的竞争效果存在很大的不同，目前各国的趋势一般都是制定单独的横向合并指南。就我国制定横向合并指南的必要性与意义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认识。

首先，制定横向合并指南是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完善的要求。《反垄断法》的颁布不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结束，而是刚刚走完的第一步［19］。我国在《反垄断法》之外积极出台了系列法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但横向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制度体系仍不完善，也不统一，且主要局限于程序性规定。我国需要对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尽快予以整合完善，确保合并反垄断控制这一高度专业的工作能够有效开展。

其次，制定横向合并指南是规范与促进执法行为的要求。只有通过完善干预权的立法，将干预权行使的步骤、次序、方法系统性地纳入规范的渠道，进行具体、完备、透明的操作，才能在根本上防止干预权的滥用［20］。我国《反垄断法》刚实施不久，执法部门的经验积累并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制度的明确性、统一性与稳定性的要求就更高。通过指南来确定合并审查的具体分析框架，有利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的统一与高效，同时也可以提高执法透明度，避免执法权的滥用。

  再次，制定横向合并指南有利于增进市场交易预期、促进市场发展。合并指南的制定可以让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了解执法部门对市场上合并交易的态度，从而在交易中可以进行相应调适，提高合并交易的预期，节约交易成本。

最后，制定横向合并指南有利于市场竞争文化的培育。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期，《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市场自由竞争文化在我国仍然不足，《反垄断法》执法初期合并指南所承载的竞争文化培育功能不容忽视。竞争文化的宣传、教育，可以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减少反垄断法的施行成本［21］。指南通过对具体合并反垄断控制规则的明确，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合并控制机理，可以促进包括企业、消费者在内的各种主体自由竞争意识的生成与深化。

（二）合理把握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

研究制定横向合并指南首先需要对指南的内容有个整体把握，美国《横向合并指南》多年发展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笔者将合并反垄断控制制度归纳为三大子制度群，即“反竞争效果认定制度群”、“反竞争效果抗辩制度群”和“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这种归纳实质上关联于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基本原理，合并作为一种利弊兼具的经济现象，对其理智处理需要关注规模经济与市场势力效果，进行相应的权衡也就不可避免［22］，合并反垄断控制就是在合并导致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之间作取舍。“反竞争效果认定制度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来甄别一项合并可能给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由相关市场界定制度、市场集中度测定制度、单边效应判定制度、协同效应判定制度以及这些实体分析所关联的证据制度和诸如ssnip与hhi等经济分析方法和定量指标所构成。“反竞争效果抗辩制度群”则是判定是否存在特定因素抑制合并反竞争效果或者使得容忍反竞争效果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主要由市场进入抗辩、效率抗辩以及破产抗辩等制度及相关的证据制度和经济分析方法与定量指标所构成。“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则是在维护市场有效竞争与促进企业合理发展之间获得平衡，通过对特定合并交易附加条件来确保在合并顺利进行的同时不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效果，由资产剥离等结构性救济制度与知识产权许可等非结构性救济制度、相关的证据制度、经济分析方法与定量指标所构成。这三大子制度群构成了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基本图景，可以认为，合并反垄断控制主要就是围绕着合并可能导致的反竞争效果的判定—抗辩—救济三个核心环节来展开。

“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即合并救济

“合并救济”源于英文“merger remedy”的中文翻译，也可译为“合并补救”、“并购救济”，“merger remedy”一词为国外理论与实务界的主流用法，我国《反垄断法》中使用的概念是“经营者集中附条件”。制度，是否纳入合并指南，该问题在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最新修订过程中也曾讨论过，主流意见认为合并救济措施的灵活性可能会影响指南的稳定性，因此合并救济不适合纳入指南，最终出台的新指南也维持了这种思路，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美、欧的一致作法。

美国有关合并救济的主要文件是2003年ftc的《合并救济协商声明》（state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bureau of competition on negotiating merger remedies）和2004年doj的《合并救济指南》（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欧盟是2001年欧委会并于2008年修订的《合并救济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笔者认为，合并救济措施的灵活性是相对的，这并不影响将其纳入合并指南，相反，包含合并救济制度的后合并指南在内容上会更完善，整个合并反垄断控制机理也表达得更为清晰与连贯。就我国横向合并指南的制定而言，将合并救济制度纳入指南应作为可能的方案之一。因此，笔者主张我国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设置主要围绕“反竞争效果认定制度群”、“反竞争效果抗辩制度群”和“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三方面展开。就目前而言，我国这三方面的制度建设都不完善，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更是不足。考虑到各方面的条件，短期内我国可以分步骤就三大制度群暂时逐步出台指南或者分别出台指南，长远而言，则可以考虑出台涵盖这三方面制度群的大而全的统合性横向合并指南。

（三）平衡合并审查制度的确定性与灵活性

如前所述，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此次修订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合并审查的制度框架更为灵活，打破了旧指南确定的“五步分析法”，甚至连市场界定这一合并审查传统起点的重要性也被大大降低，这一最新发展趋势提醒我们，要关注合并审查制度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合并审查制度的灵活性实质上主要源于合并导致的经济效果的复杂性，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每次修订的不断“去结构化”主要就是基于对合并经济效果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革新。

灵活的合并审查制度框架可能更为科学合理，但也对执法部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合并反垄断审查应以制度的确定性为原则，个案中的灵活性为例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目前我国执法机构及市场主体的相关经验与专业知识仍然不足，人员素质还不足以去适用一套太过灵活的合并审查制度。其次，我国也缺乏足够的执法经验去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灵活分析框架。美国新指南的灵活分析框架建立在多年的执法经验上，而我国仍处于反垄断执法的初级阶段，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实证经验积累去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市场特点的灵活性制度体系。再次，我国合并反垄断审查的经济学理论支持也不充分，特别是针对我国特定经济转轨期及产业特点而开展的合并反垄断经济学研究仍然不足，这使得现阶段我国对于采取更为灵活的合并审查框架更应该慎重。最后，合并审查的可预期性在反垄断执法初期非常关键，不应盲目追求制度的灵活性而影响制度的可预期性。反垄断执法初期，合并审查更大的确定性对于执法部门与市场而言都非常必要，一套相对稳定与明确的制度框架有利于节约各方成本，也对市场竞争文化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

在把握合并审查制度确定性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对制度的必要灵活性给予足够的重视，这要求我们在特定案件中也应保留一定的灵活性，而不能完全拘泥于形式化的分析路径。笔者认为，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来把握合并审查中制度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首先，一般案件的分析应遵循相对稳定而明确的分析框架，这套分析框架主要围绕相关市场界定、市场集中度测定、反竞争效果判定、市场进入与效率等反竞争效果抗辩因素的考量以及合并救济等环节展开。其次，允许执法部门在特定案件中打破常规分析框架进行审查，比如避开市场界定而采纳特定的直接证据类型。再次，执法部门在内部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内控机制来确保非常规分析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如建立非常规案件的内部复审制度。最后，通过外部辅助机制进一步确保非常规分析机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比如，在非常规分析案件中引入专家证言、强化这类案件审理中对竞争者、消费者、社会团体等第三方主体的咨询以及社会听证等。

（四）加强合并审查中法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反垄断法与经济学理论的联系非常密切，反垄断法自诞生以来就将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23］。近几十年以

来，经济学对反垄断法的作用更是越来越大。波斯纳法官甚至指出，当今在反垄断问题上，经济学方法之外的其他各种视角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24］。目前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地区的反垄断法发展更是呈现出法学与经济学加速融合的趋势，包括倚重数学工具的计量经济学也都在美、欧反垄断立法与执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合并反垄断审查的实质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合并作为企业成长的一种重要途径可以带来规模效应，但合并在带来效率增进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反竞争效果，如横向合并就容易导致企业间的协同或者单边限制竞争行为。但是，要具体对合并可能导致的经济效果进行利弊分析并作出定性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需要结合各类市场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这就需要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以及相应的模型对个案进行具体分析［25］。因此，对企业合并这种经济现象进行反垄断审查时，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经济分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倚重经济分析，这就要求在合并反垄断审查过程中，将法学与经济学进行高度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通过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来支持法学的定性判断。

合并审查中法学与经济学的融合主要可以体现在合并审查规则中经济学理论的融入、执法人员经济学基本素质的提高以及执法工作机制中法学与经济学分析的协调三个方面。首先，合并审查规则中经济学理论的融入。这包括合并审查规则对合并关联的经济学原理以及特定经济分析方法的吸收以及量化指标的确立。比如市场界定中的替代性理论、合并竞争效果的单边效应理论与协同效应理论，以及ssnip法、临界损失分析法、upp测试法和hhi门槛等，这些都是合并审查规则中经济学理论融合的例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应加强针对自身市场特点的反垄断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诸如市场份额与市场集中度的量化指标不能简单地借鉴国外的数值，必须结合我国的特殊市场条件进行测算，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合并审查制度中经济学理论融入的科学性。

其次，执法人员经济学基本素质的提高。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体制，许多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背景单一，缺乏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基础。就反垄断执法而言，我国必须重视执法人员必要经济学知识的培训，因为这对于理解反垄断规则以及更好地执行规则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执法部门应考虑建立常态化的执法人员经济学培训机制，从而提高反垄断执法人员经济分析与理解的能力。

最后，执法工作机制中法学与经济学分析的协调。由于合并审查的经济分析专业性非常高，因此执法人员适当的经济学培训并不能替代专业性的经济分析工作，美、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反垄断执法部门都有一套成熟的法学专家与经济学专家分工合作机制。我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已经建立了专门的经济分析部门，但规模仍然有限，下一步如何加强合并审查中的经济分析力量，并形成科学的法学、经济学分工合作机制，是我国执法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

（五）建立合并案件跟访制度

合并案件跟访制度是指对于审结的案件（包括无条件通过、附条件通过以及禁止）中具有典型特色或重大影响的案件，执法部门内部建立一套对这些案件的市场反应进行后续跟踪回访与分析总结的制度。对以往案件的跟踪与研究实际上也是国际经验，美国、欧盟都会基于对以往案件的分析，就合并反垄断审查相关研究报告。

建立合并案件跟访制度的积极意义可以体现在下述几方面：首先，案件跟访有利于及时总结执法经验，可以加快我国执法经验的成熟，并为制度的完善与执法的优化积累实证信息。其次，通过案件跟访可以基于个案来检验制度的科学性以及执法的合理性。由于我国缺乏充分的反垄断实证经验，制度的建设主要还是靠借鉴域外经验，制度的本土融合性并未历经充分的验证，因此反垄断执法初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试错”性质。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案件跟访来尽量减少“试错”的代价便具有积极的意义。最后，案件跟访制度也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市场竞争特性的深入认识。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特殊的经济体制与产业格局必然对市场竞争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案件跟访制度来考察合并当事人的市场行为以及市场竞争格局的真实反应，这无疑也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市场竞争特性的认识，而诸如市场集中度等定量指标的设置也可以通过这一过程进行检验与测试。

合并案件跟访制度的建构可以从案件跟访的途径与原则以及跟访所获信息的处理与利用两大方面来把握。首先，案件跟访的途径与原则。目前我国执法资源有限，案件跟访应尽量通过低成本的途径来进行，并且以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为原则。比如，开通特定的执法信息跟踪网络平台，就合并案件的后续市场反应向社会提供信息传导平台。此外，还可考虑对特定案件涉及的经营者、竞争者、行业协会、社会团体、消费者代表等定期召开座谈会、进行电话或邮件回访与沟通。其次，跟访所获信息的处理与利用。执法部门可以在内部建立审结案件数据库，并可以有意识地分产业进行案件跟访与数据库建设，尽量把握不同产业的特性。执法部门还可考虑定期对案件跟访获得的信息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究，为下一步的制度完善与执法改进提供有益的支撑与帮助。

参考文献：

［1］rudolph j. 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history, rhetoric, law［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32.

［2］franois lévêque, howard shelanski. merger remed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3:13-47.

［3］迈克尔•d•温斯顿.反垄断经济学前沿［m］.张嫚,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58

［4］phillip areeda, louis kaplow, aaron edlin. antitrust analysis: problems, text, and cases［m］.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2004:717.

［5］antonio cucinotta, roberto pardolesi, roger van den bergh. post-chicago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law［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2:68

［6］杰伊•皮尔•乔伊.反垄断研究新进展:理论与证据［m］.张嫚,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