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屠人货肉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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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篇2

关键词：汉代；和亲；人质

中图分类号：K28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3－0119－06

On He-qin and Hostage of Han Dynasty

SHEN Shou-wen

(Law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Yunnan 650091,China)Abstract：The policies of He-qin and Hostage were run through the whole period of Han dynasty base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fore we may consider them as an institution among Han dynasty ,Hun and Xi-yu. The author try to clarify what this institution happen, develop and its rules.

Key words:Han dynasty; He-qin; Hostage.

一、和亲：大国的惆怅

根据史书记载，匈奴和西域诸部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它们的生活习惯、法律习俗相近，但与主流的汉王朝差异巨大，比如《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这样描述匈奴和乌孙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p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马夫马是、马陶马余、马单马奚。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钅延。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1］(卷110《匈奴列传》)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2］(卷96下《西域传》)

这种游牧的环境决定了匈奴民族的生产、生活、军事、婚姻家庭的运作方式。在汉朝人看来，匈奴人是“野蛮人”，因为他们“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特别是其中关于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的社会风气，以及儿子在父亲死后娶自己的后母，兄弟死后娶自己的嫂子或弟媳妇的婚姻习俗，在“礼仪之邦”看来，更是“禽兽行为”。

然而，尽管历史上两汉的公主因其高贵的身份只能嫁给王侯，但两汉王朝仍然不断地向这些“野蛮”的民族输出他们高贵的公主，嫁给“蛮王”，史书中也不乏有关这些“公主”因老单于的去世而又成为新单于王后的记载：

（一）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妇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翕侯妻。[3] 卷96下《西域传》

（二）（呼韩邪）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复株累若L单于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4]卷94下《匈奴传》

而且，从上列的史料中，我们得知并不是所有和亲的公主都愿意远嫁蛮王，也愿意在蛮王死后再嫁给新立的蛮王（往往是老“蛮王”的子孙）。然而汉朝皇帝在上述的史料中却表现出出奇的大度和理解：命令公主们要入乡随俗。确实，不管是汉王朝的皇帝、大臣、公主这些“者”，还是匈奴、西域等北方少数民族礼俗的辩护者，都深深知道两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差距，这在汉使与中行说的如下辩论中得到了验证：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祝冠固何当？” [5]卷110《匈奴列传》

然而，当汉使在痛斥“蛮族”的“劣俗”，中行说在力辩其习俗之正当时，双方都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双方观点如此差异，为什么还要和亲？显然，和亲与双方的生活习惯、法律习俗似乎没有必然关系。通观《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我们清晰地看到，和亲双方的提出者大体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汉高祖始到汉武帝止，和亲的提出一方主要是汉王朝；而汉武帝之后，和亲的提出一方主要是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这一过程恰恰与汉王朝和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能力的消长相一致。不过，有趣的是，和亲妇女（公主）的输出国始终是大国的汉王朝，这种现象不因汉王朝的强大而有所改变。这种状况，仿佛又在提醒我们，两汉的和亲其实仍然与双方的生活习惯、法律习俗有关系。当汉高祖从被匈奴所困的“平城”脱逃回来后，汉代的和亲也就拉开了帷幕。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k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柰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p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6]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主张和亲的理由：既然大汉立国不久、天下未定而匈奴强大，武力解决行不通；而冒顿单于杀父妻母，不讲仁义，以仁义说服不可能；那么只有以公主（女人）和贵重财物（重币）贿赂解决。因为该方法有这样的好处：匈奴单于成为汉天子的女婿，老单于死后，新单于是汉天子的外孙；而外孙是不敢与外公相抗礼的。这种和亲的理由到底能真正否达到和亲提议者的目的，史书的记载显然作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的想法本身就是典型的“汉”的法律和习俗的观念。如果说西汉初期和亲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经过汉武帝以及东汉的武力征伐，汉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和亲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然而，汉王朝的和亲制度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仍然是必须实施的策略，这从班固的观点中可以获知：

……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偷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7]卷94下《匈奴传》

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汉王朝有没有能力对北方桀骜不逊的野蛮民族予以征伐，而在于这种征伐所能给帝国带来的好处。在班固看来，由于这些“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因而“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而即使征服了野蛮民族，也是用处不大，因为“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正因如此，维持和平，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亲可能是当时人们想到的最好办法，因为汉王朝从来不缺少“公主”――不管是名副其实的，还是“冒牌的”（如前文所举汉高祖首次与匈奴和亲的“长公主”）。

当王朝的政治需要居于首位时，野蛮人的生活习惯、法律习俗已然超越于儒家伦理和法律思想之外，正因如此，即使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和亲制度仍然是维持汉王朝处理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主要制度。

二、人质：小国的无奈

如果说和亲制度主要是大国（强势民族）向小国（弱势民族）表示友好的制度，那么人质制度却主要是小国（弱势民族）向大国（强势民族）宣示诚信与效忠的制度。而二者恰恰构成了两汉时期汉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维持和平策略的两个方面。

根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列传》的记载，除了乌孙国外，似乎没有发现两汉与西域其他国家有过和亲的史料，然而却有大量的史料表明了西域诸国曾经向汉王朝提供人质的事实。现择其要者如下：

（一）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Y，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8]卷96下《西域传》

（二）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立之。天子临轩，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引上殿。赐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什物，给彩布二千匹。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Z车马二乘。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9]卷89《南匈奴列传》

上述史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1.西域诸国原臣属于匈奴，后臣属于汉；2.西域诸国均遣送质子（侍子）到汉王朝；3.汉王朝有专门负责管理外国（少数民族政权）人质的机构大鸿胪。这种情况表明，人质制度在当时已是汉王朝一项常规的制度。而且，有趣的是，史料也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当匈奴为汉朝所败而渐趋衰微时，他们也遣送人质到中国”[10](P82)，比如：

（一）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议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L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11]卷94下《匈奴传》

（二）搜谐单于立，遣子左祝都韩王朐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车为左贤王。……车牙单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掸王乌夷当入侍，以囊知牙斯为左贤王。……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遣子右股奴王乌L牙斯入侍。……明年，侍子死，归葬。复遣子左於B仇掸王稽留昆入侍。[12]卷94下《匈奴传》

（三）初，上遣稽留昆随单于去，到国，复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与妇入待。还归，复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与妇人侍。是时，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常赐之甚厚。[13]卷94下《匈奴传》

（四）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K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一]时人见者或相谓曰：“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K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二十六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14]卷89《南匈奴列传》

上述史料至少表明：汉王朝对西域诸国推行的人质制度也影响到匈奴，而且人质制度在匈奴人看来也是一项富有拘束力的表示效忠的措施。正因如此，有时侯汉王朝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会争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人质，比如：

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15]卷96下《西域传》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f弥，f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电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f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f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16]卷96下《西域传》

至哀帝建平二年，乌孙庶子卑援?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泠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八，略千余人，驱牛畜去。卑援?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援?质子。单于受诏，遣归。[17]卷94下《匈奴传》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当匈奴与汉处于势均力敌之际，楼兰不得不同时屈服于汉和匈奴；当汉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时，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得不听命于汉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以强势压力逼迫弱势的民族（政权或国家）提供人质以保证其诚信和效忠的自从它诞生之时就受到人们的强烈批评。根据杨联教授的梳理，在古代著名的周、郑交质这个事件上，《左传》有下列的评论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闲之。”《Y梁传》也有类似的批评：“誓诰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即齐桓公与晋文公）。”

尽管儒家的经典明确地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中找不到反对人质制度的例证，如果说汉初崇尚黄老思想，没有人对人质制度提出批评还情有可原的话，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仍然看不到批评则令人有些意外。事实上，两汉时期，汉王朝不仅没有人反对人质制度，而且还有儒者还在鼓吹人质制度，比如董仲舒和班固尽管在其他方面观点不同，但在人质问题上是一致的：

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18]卷94下《匈奴传》

这种情况也似乎表明，在汉王朝的人们看来，人质制度由于针对的对象是“野蛮民族”而获得了正当性。然而对于弱小的民族、国家或政权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愉快的制度。

三、和亲和人质：怀柔与担保的政策

我们可以说，和亲和人质制度是古代民族（政权或国家）寻求和平而付出代价的可能性制度。在一个“强凌弱、众暴寡”的时代，人性的丑恶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我们阅读史书关于汉与匈奴，以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交互关系时，我们似乎被引导着去理解官方史家强调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在两汉与匈奴和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汉王朝讨伐少数民族政权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正当，而大规模战争和的似乎也往往由“夷狄”的挑恤而起的。事实上，当汉武帝调集大军设伏马邑，诱击匈奴军队时，我们根本看不到汉王朝战争的“正义性”（用今天的话说）。因此，无论是和亲制度还是人质制度，它们实质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含情默默”的和亲制度是贯串两汉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匈奴）战争与和平的中轴线的话；“冷酷无情”的“人质”制度则是与中轴线如影随形的虚线。正因如此，我们讨论两汉的和亲与人质“制度”，因此也可能是我们理解两汉时期主流王朝处理北方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法律”的重要切入点。

由于汉民族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存在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的文明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分别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称之，一方面，农耕社会的稳定性等决定了人们必须定居下来，而无法象游牧的人们那样逐水草而居，因此才有村庄、城郭、也才有惩罚犯罪的监狱；而游牧民族正是由于行踪飘忽不定，所以才需要住简易而又容易安装携带的房舍（帐篷），没有固定的监狱，因而出现“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19]卷94上《匈奴传》的现象。另一方面，农耕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必须注重生产生活的经验，因此，尊重老人便是其自然的结果，因为老人恰恰是经验的化身，而游牧民族的风餐露宿生活，决定了人们的必须承受来自自然和外族较大的压力。因此，崇尚雄壮、轻视老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汉朝的使节与“汉奸”中行说就汉人与匈奴人的生活习俗、法律习俗的优劣进行辩论时，双方并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主要正是这些差异，成为中国传统儒家评判“华夏”与“蛮夷”的当然坐标；也正因此，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那样，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历代中原汉人王朝看来――也可能是最难同化的民族，因此也成为汉民族最为头疼、最难对付的心腹大患。和亲制度和人质制度是在武力剿灭之外的“和平演变”的两种手段。

站在汉王朝的立场上，这种“含情默默”的和亲制度和“冷酷无情”的人质制度背后的实质，仍然是古典儒家对付非我族类的政策：怀柔与担保的政策。两种手段相得益彰：和亲，表明，文明天朝广播仁义的风范；人质，显示出泱泱大国威泽四海的气概。因而，我们可以理解：即使是当汉王朝处于最强盛时，和亲也仍然在继续推行；而对待北方少数民族遣送而来人质，汉王朝大体上也表现得很“大度”；同时，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实现和亲也往往提供人质担保作为手段。 因此，我们似乎看到和亲和人质正演变为统治阶层体现华夏文明（农耕文明）优越性的非常规性机制。这种机制深深地根植在对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歧视（而非种族歧视）观念之中。[收稿日期]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 杨联.国史探微[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1]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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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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