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基市场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利基市场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节为（苏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2遗传与进化》第4章第5节的内容。以遗传病的病理、危害、诊断和预防为线索，主要讲述人类遗传病常识性知识与基因的分离定律、染色体变异、“伴性遗传”等相关内容联系密切。本节活动较多：一个边做边学，一个积极思维，一个知识海洋，一个尝试调查人类的遗传病，一个拓展视野。

通过本节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人类的许多疾病受遗传物质控制，能在上下代之间传递，而且多数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只能采取各种监测、预防措施，因此禁止近亲结婚，在婚前进行遗传咨询、产前诊断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此部分知识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素养，指导他们科学的认识遗传病，对于提高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提高人口素质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2. 教学目标

2.1 知识与技能。①概述人类遗传病的类型；②举例说出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遗传病；③说出人类遗传病的监测和预防方法。

2.2 过程与方法。①通过染色体剪贴配对操作理解先天智力障碍与染色体异常的关系；②通过苯丙氨酸耐量试验，理解遗传病的监测和预防。

2.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本节学习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性和婚前检查的重要性。在进行遗传调查和实验活动中，善于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物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大胆做出假设和进行自主性探究，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培养勇于创新与合作的科学精神。

2.4 重点难点。①重点：人类常见遗传病的类型以及遗传病的监测和预防；②难点：人类常见遗传病的类型。

2.5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①教学方法：调查法、辩论法、讨论学习法、赏识性评价；②教学手段：多媒体、投影。

3.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内容（第一小节）：引言

教师活动（第一小节）：①最近甲型H1N1流感已经传染到多个国家，演变成全世界大流行；②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和医药卫生条件的改善，人类传染性疾病已得到控制，而人的生殖细胞或受精卵里的遗传物质在数量、结构或功能上发生改变，使由此发育成的个体患先天性遗传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却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每一个人都想拥有健康、高质量的生活，而这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却因身体疾病而不能拥有健康，其中有些较严重的疾病是因为遗传所致，这些人的生活有着不为常人所知的痛苦，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遗传病吧!

学生活动（第一小节）：学生听讲。

设计意图（第一小节）：引起学生兴趣。

教学内容（第二小节）：人类常见遗传病的类型。

教师活动（第二小节）：流行感冒是不是遗传病？为什么？

教师讲述：遗传病是由于人的生殖细胞或受精卵里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而引起的人类遗传性疾病，而流行感冒是由感冒病原体流感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问：遗传病有哪些类型？（学生自学）

（学生回答，老师归纳）

①单基因遗传病。单基因遗传病是指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遗传性疾病。（强调一对，而不是一个）致病基因有的位于常染色体上，有的位于常染色体下，有的致病基因是显性基因，有的致病基因是隐性基因。比如软骨发育不全是属于常染色体上的显性遗传病。

常染色体遗传病：a.显性遗传病，如并指、多指、软骨发育不全；b.隐性遗传病，如白化病、先天性聋哑、苯丙酮尿症。

伴性遗传病：a.X显性遗传病，如抗维生素D佝偻病；b.X隐性遗传病，如红绿色盲、血友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c.Y染色体遗传病，如外耳廓多毛症。

（银幕出示各种疾病患儿图，加深印象）

总结各种遗传方式的遗传特点：表格显示。

②多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和单基因遗传病的区别是什么？

教师讲述：多基因遗传病是由多对基因控制的人类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常表现出家族聚集现象，且比较容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目前已发现的多基因遗传病有100多种，如唇裂、无脑儿、原发型高血压及青少年型糖尿病等。

出示多基因遗传病的发病率、遗传率表。多基因遗传病中，遗传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称为遗传率。一种疾病的发病率如果完全由遗传基础所决定的，其遗传率就是100%。遗传率高者可达70%~80%，这表明遗传基础在决定一个个体是否易于患病上有重要作用，环境因素作用较小，相反，遗传率低于30%~40%，这表明遗传基础在决定一个个体是否易于患病上作用较小，环境因素对是否发病可能更重要。

③染色体异常遗传病。如果人的染色体发生异常，也可引起许多遗传性疾病。

指导学生完成P86边做边学，完成讨论题。

比如先天智力障碍是由于体细胞中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引起的，（银幕出示“21三体”综合征患儿图）也叫“21三体”综合征，此患者体细胞为47条染色，核型45+XY。

问：先天智力障碍患者的症状是什么？对人类的危害是什么？目前我国是什么状况？

学生回答：患者智力低下，身体发育缓慢，外眼角上斜，口常半张，舌常伸出口外，约50%患者先天性早夭，它是一种常见的遗传病，我国每年新出生的幼儿中有2万人患有此病，患者总数估计不少于100万人。

学生归纳、性染色体遗传病。

教师讲述：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女性会习惯性流产，研究发现其主要原因与胚胎细胞中染色体异常有关。

学生活动（第二小节）：实践：将课本86页图4~28复印下来，用剪刀将每条染色体分析。

设计意图（第二小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内容（第三小节）：遗传病的监测和预防。

教师活动（第三小节）：目前，只有极少数遗传病能够得到有效，大多数的治疗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采取各种检测和预防措施，防止遗传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转贴于 　问：能直接根据表现型来推测患者的基因型吗？

学生：不能，对于隐性基因控制的遗传病，表现型正常的个体其基因型可能是纯合子也可能是携带者。

请大家看教材P87页“积极思维”，并回答后面的问题。

讨论：什么是健康的孩子？怎样才能做到优生？

教师讲述：优生就是让每一个家庭生育出健康的孩子。为此，就应该运用遗传学原理，改善人类遗传素质。我们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提高人口的质量。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措施有禁止近亲结婚，遗传咨询，婚前检查，适龄婚育，产前诊断等。首先，要禁止近亲结婚。

问：什么禁止近亲结婚？有什么危害？

（出示人类《血亲关系表》）。学生讨论，教师归纳，最后指出禁止近亲结婚是预防遗传性疾病发生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小结预防遗传病的方法：临床诊断———实验室诊断———遗传咨询

学生活动（第三小节）：学生阅读P87页“积极思维”完成课后分析。

设计意图（第三小节）：属于“了解”水平，通过自学就可以达到学习目的。

教学内容（第四小节）：自我评估。

教师活动（第四小节）：

①下列有关人类遗传病的途述中，正确的是（　）

A. 遗传病是由于孕妇服用或注射了某些有致畸作用的药物引起的

B. 遗传病都是先天性的，因而某遗传病患者的父母或祖辈中一定有遗传病患者

C. 染色体的变化、基因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人类出现遗传病

D. 先天性的疾病都是遗传病，为避免遗传病的发生，人类应提倡优生优育

②下列疾病与基因病无关的是（　）

A. 腭裂　B. 无脑儿　C. 肝炎　D. 黑尿症

③下列属于常染色体遗传病的是（　）

A. 性腺发育不全综合征

B. 21三体综合征

C. 先天性发育不全综合征

D. 原发性高血压

④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遗传病，该病属于（　）

A. 单基因遗传病

B. 多基因遗传病

C. 常染色体遗传病

D. 性染色体遗传病

⑤从人类遗传病知识出发、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我国《婚姻法》规定“禁止近亲结婚”的原因。

4. 板书设计

4.1 人类常见遗传病的类型：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染色体异常遗传病。

4.2 遗传病的监测和预防。

5. 教学反思

篇2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由市场供求决定。当前．包括国债市场、金融债券市场和银行债券市场等在内的我国的全部金融市场的利率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外币市场利率的市场化也已经完成；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的利率浮动范围逐步放开，对于存款实行上限管理，贷款实行下限管理。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标是取消存贷款利率管制，存贷款利率由各商业银行根据资金市场的供求变化来自主调节，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引导，以同业拆借利率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各种利率保持合理利差和分层有效传导的利率体系。

博弈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即当一个主体，好比一个人或一个银行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的银行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的银行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博弈的参与人，即博弈过程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的个人和组织；（2）博弈信息，即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3）博弈的行动空间，即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4）博弈的次序，即博弈参加者做出策略选择的先后；（5）博弈方的收益，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后的得失。博弈论是一种数学方法，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利率市场化后，随着商业银行自主定价，商业银行之间争夺优质客户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预计贷款定价的博弈将在各个银行间展开，本文突破用成本核算和风险溢价的方法研究贷款定价的思路，用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和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对商业银行在存贷款利率完全放开管制之后的贷款定价行为进行分析。

二、 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博弈模型

为了便于问题的分析。从寡头垄断市场下的竞争情形谈起。寡头垄断，是同时包含垄断因素、竞争因素、更接近于纯粹垄断的一种市场结构。它的显著特点是在一个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垄断银行进行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为数不多的几家垄断银行在市场容量中占据很大份额的特点．决定了寡头垄断行业有别于其它类别行业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寡头银行之间存在着被认识到相互依存性。即每个银行无法自己单独地做出自己的策略，必须考虑到其他竞争者对它的竞争策略所做出的反应。我国目前的银行机构相对较少，规模较大，外资银行进入以后也难以暂时形成有效的竞争。从区域角度分析，由于寡头垄断市场类型与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现状比较接近。因此下面将通过Bertrand的双寡头模型来进行分析。

1. 只有两家银行的情况。根据Bertrand的双寡头模型。考虑到寡头垄断市场的特点，首先假设市场上存在两家商业银行A和B，两者的贷款需求量LA和LB具有完全的可代替性。用交叉价格弹性EAB来衡量产品的差异程度。EBA表示银行价格变化对A银行贷款量变化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其中，LA和LB分别是银行A和B的贷款市场需求量， iA和iB分别是银行A和B的贷款利率。由于银行A和B差异很小，EBA一定较大。

假设贷款的总需求函数为L：L=LA+LB=a-iA-iB

A银行和B银行的贷款需求函数分别为：

LA=LA（iA，iB）=a-2iA+iB

LB=LB（iA，iB）=a-2iB+iA

假设银行A和B的贷款边际成本为均为i0。

在构造的需求函数中。当一个单独提高自己的利率时，该银行的贷款量就会下降；但当它的竞争对手的利率更高时，它的贷款量就会增加。

银行A和B的利润分别为：

EA=（iA-i0）*LA=（iA-i0）*（a-2iA+iB）

EB=（iB-i0）*LB=（iB-i0）*（a-2iB+iA）

两个式子分别对进行iA，iB求偏导，并令其为O，由此可解得Nash均衡条件下的贷款定价

2. 三家银行的情况。假设存在3家银行，其需求函数分别为：

LA=a-3iA+iB+iC

LB=a-3iB+iA+iC

LC=a-3iC+iA+iB

假设银行A、B和C的贷款边际成本为均为i0。

银行A、B和C的利润分别为：

EA=（iA-i0）*（a-3iA+iB+iC）

EB=（iB-i0）*（a-3iC+iA+iB）

EC=（iC-i0）*（a-3iC+iA+iB）

利用极值条件对收益函数分别求偏导．可算出贷款的均衡利率和均衡利润：

从与以上比较可知，三家银行的均衡利率水平i/低于两家银行存在时的均衡利率i，均衡利润也在下降。由此可以逐步推算出，随着银行的增加，银行间的贷款竞争将更为激烈，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水平会逐步降低，利润会下降。

三、 合作博弈分析

从博弈的观点来看。价格战对于竞争双方长期来讲都是不利的，最后导致两败俱伤。因此银行应引入合作竞争的策略，来建立一种全新的“双赢竞争”模式。

模型的基本假设：

（1）假设只有两个银行A、B；

（2）市场中的总贷款供应量为L=LA+LB=a-iA-iB。

由以上可知，银行的长远利益在于合作。

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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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允价值――内涵与价值相关性文献回顾

(一)公允价值内涵研究财务报告研究通常表达为信息观与计量观(Beaver，1998)。在信息观下，投资者会根据信息披露进行决策；在计量观下，资产或负债的计量方法会影响到投资者决策，因此应选择合适的计量方法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信息观和计量观共同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公允价值研究属于计量观，学术界基本认同公允价值计量是潮流所趋，但其概念应用仍存在难题。公允价值计量将未来估计包含于当期财务报表中，有利于提供经济决策有用性信息，与财务报告目标一致，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十分关注公允价值会计(Barth，2006)。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1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分别给出了公允价值的权威定义：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IASB)；在计量日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FASB)。我国公允价值的概念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保持一致。葛家澍(2007)比较了两大权威机构的定义后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乃是财务会计发展的大势所趋，如果公允价值得以全面应用，则财务会计将有可能反映企业的价值(或其近似值)。在应用上，多数学者认为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常勋，2004；谢诗芬，2004；葛家澍，2006等)，实务中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管理层只要提供充分理由和证据便可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公允价值可能存在多种表现形式。陆建桥(2005)认为，现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尚缺乏具体应用指南以指导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尤其是对于公允价值具体表现形式并不明确。基于以上公允价值内涵总结，与其说公允价值是计量属性，不如说公允价值是各种计量属性试图最终达到的理想目标(刘浩、孙铮，2008)。

(二)价值相关性研究如果资本市场对某项会计信息的披露作了显著反应，一般认为该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称为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对会计制度改革、证券市场监管和投资者决策意义重大，从而成为资本市场环境下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价值相关性研究集中于投资者决策，与准则制定目的一致(Barth，2007)，因此大量公允价值的研究基于价值相关性视角。相关性与可靠性是准则制定者评估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标准，国际上，Barth、Beaver和Landsman等人引领了该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基本认同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损害可靠性(Barth、Beaver和Landsman。1996；Easton、Eddey和Hanris1993；Barth和Clinchl998；以及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等)。而公允价值计量并非完全不具有可靠性，如Barth、Landsman和Rendleman(1998)的研究发现采用估值技术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市场价值之间差异并不大，但两者的波动却有显著差异，债券估值与估计顺序之间高度相关，而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则发现了有形资产重估价值与公司未来的业绩变动联系紧密的证据，该研究表明公允价值计量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靠性。近期的系列研究表明，管理层的意图影响到了资产重估的可靠性(cotter和Richardson，2002；Dietrich、Harris和Muller 2001；MuHer和Riedl 2002；Danboh和Rees，2008等)，公司治理因素也影响到公允价值的可靠性(Aboody、Barth和Kasznik，2006；Barth、Hodder和Stubben，2006等)。在我国，政治导向与政府行为一直是中国会计研究的主要特征(汤云为、薛云奎，1998)，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反映了这一制度背景。

时间维度上，1992年启动的与国际接轨的一轮会计改革强调受托责任，重视历史成本计量和利润表因素。虽然1999年的具体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但时间很短。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A股和B股、A股和H股的会计盈余差异比较方面(李树华，1997；Chen，Gul和Su，1999；李东平，1999；蒋义宏，2002；李晓强，2004；邓传洲，2005等)。也有文献研究了A股市场上的价值相关陛问题，如陆宇峰(1999)和王跃堂、周雪和张莉(2005)的研究证据表明，在我国，尽管历史成本计量符合可靠性要求，但损害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周忠会和罗世全(2000)指出，财务会计目标在于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性信息，在计量上要求使用有别于历史成本的多重计量属性。2001年启动的一轮会计改革强调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2006年新准则体系)，历史成本计量居于优先地位，公允价值适用范围虽受到限制，但以概念框架的形式确立了其地位。囿于时间和数据因素，学术界尚未大量开展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谢荣、赵春光和宋德亮(2007)的研究发现投资者逐步认识到公允价值能够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并在投资决策中加以运用；张烨，胡倩(2007)研究香港公允价值计量的实施效果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司价格和市场收益率产生了显著的增量解释能力；杨善林、杨模荣和姚禄仕(2006)找到了权分置改革对业绩较差公司股票价格的偏离程度有修正作用的证据。

二、公允价值概念――方法论视角

(一)价值概念的思考作为思维形式，概念是一种主观认识，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主观认识，必须借助于媒介观察这种认识。价值正是人们定义的一种概念，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体现。《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北京第1版)中，价值有两个涵义：政治经济学中指凝结在商品中的生产者的社会必要劳动；通常指用途或重要性；第一种解释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第二种解释属于一般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高低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长短计量，还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体现商品的价值。而在一般范畴上，实体的用途或重要性通过媒介衡量。美国兰登书屋韦氏词典中(第三版，1998年)对于价值的一个解释是通过货币、商品和劳务来体现等价(equivalent-n money，goods or services)。实体的价值作为虚的概念，必须通过交换或一定的计量方法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其价值，而无法通过自身体现其价值。会计上，用货币计量资产或负债的价值。计量价值时，或者是通过直接的市场交换，或者通过一定的估值技术。市场交换需要另外一个实体来体现价值，而采用估值

技术是利用估值模型的参数组合来表示价值。例如，公司价值在财务学中一般采用股利贴现模型，用未来现金股利的折现值来表示公司价值；在会计学中，则用Fehhom和Ohlson(1995)模型，该模型将公司价值转换为公司账面值与超额回报的贴现值之和。

(二)公允价值概念再思考从计量角度而言，资产或负债是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折现值，因此将对未来的估计包含在今天的财务报表中具有理论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会计以受托责任为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重视历史成本计量，同时配以信息披露，披露无法通过计量而进入财务报表的信息，以解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有用目标。在有效市场理论指导下，会计目标逐渐转向决策有用性，信息观成为指导会计准则制定的主要观点。在信息观的指导下，Barth(2006)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在于决策有用性，当期财务报表包含未来估计有利于提供决策有用性信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因此关注公允价值会计。公允价值是面向市场、以假想交易为对象的一种估计价格(葛家澍，2007)，公允价值自身的特点使得公允价值的表现方式存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活跃市场上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第二层次，不存在活跃市场，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价格；第三层次，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采取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价格。从上述三个层次来看，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只要管理层提供足够理由和证据就可以根据交易目的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使得公允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既可表现为历史成本，又可以是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或现值。概念的特点使其成为一种复合型计量属性，作为一种虚构概念，必须通过交换或计量合法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其价值。

三、公允价值概念应用条件――权利对等与信息对称

(一)IASB和FASB关于公允价值概念的比较比较IASB和FASB的定义，1ASB为公允价值描绘了一种理想状态，但公允这一概念上的模糊必然导致应用的误区。在FASB的概念中，“市场参与者”包含了“熟悉情况的当事人”，也包含那些不熟悉情况的当事人，“有序交易”则有多次交易的含义，从概念的应用上看，IASB的公允价值概念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二)公允价值概念的应用条件公允价值不是从某种量化方法出发，而是从产生计量结果的交易状态出发，通过保证交易的公平性来确保计量结果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实质上是对经济资源背后权利的定价，通过价格体现的公允价值天然地和权利定价联系在一起。IASB和FASB的定义尽管表述上存在差异，都需要两个条件，其一为交易双方权利的平等，其二为交易双方信息的对称。以IASB的定义为例，“熟悉情况”指当事人掌握的信息对称，“自愿”是建立在双方权利对等的前提下。FASB则以“市场参与者”与“有序交易”确定了交易双方权利对等和信息对称两个条件。可以利用矩阵表示信息与权利的四种组合，公允价值是在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一个假想价格，而且这种价格有三种方式体现(存在活跃市场、不存在活跃市场有类似交易，不存在活跃市场无类似交易)，管理层可以根据合同约束选择效用最大化的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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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产权理论

近年来虽然产权理论的身影在一些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论文中时常能够看到，但是特意对产权理论做详细研究的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论文并不多见。许多论文从一个微浅的层面去探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或者只是从产权理论中的其中一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和叙述。本文想要在基于国韧庋术大家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上研究理论成果，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脉络分析，来详述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产权的定义及类型

（一）产权的定义的界定

产权在西方经济学中定义究竟是什么，纵观整个经济学界也只是有些模糊的概念。只能从一些现代产权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对产权概念的不同论述中来进一步了解其真正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定义中，我们不能把产权和所有权简单的归集在一起，也就是说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一结论为研究现代产权理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我们研究现代产权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英语的语法中，产权和所有权的语法和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复数的形式，后者是一个集合名词。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曾在他的著作《企业，市场与法律》中对产权和所有权区分做过精妙的阐述和举例，他指出产权是有所选择的所有权，这种选择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明显的使用范围。有关学者也将产权定义为一种在社会强制力保证下的权利。

（二）产权的定义

通过以上对产权定义的探讨，可以把产权的定义概括为以下5点。

（1）产权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社会风俗习惯以及道德观念来实施的一种权利。这些统称为社会强制力。它是产权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和前提。

（2）产权是一项权利，它为人们区分受到好处和受到损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界线和定义，因而它的外部关联性很强。这就出现了针对损失者和受益者如何补偿和索取的问题。

（3）产权的载体为某种物品。可以直观地反映资源所有者的某项经济利益权利。

（4）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点上面的一些观点已经进行了论证。所有权所指的是某项资源所有者有随意自由处置自己资源的权利，而产权本质上可以看做是一种行为权。即它对人们的具体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5）产权是两种平等权利之间的责任，权利以及利益的关系。从而也反映了市场交换的实质就是两中平等权利之间的交换。

（三）产权的类型

西方学者将产权的类型分为以下三种：

（1）私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权力属于个人，并且私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财产的用途而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但要明白私有产权并不是私有财产，因为产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所有权。

（2）共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法律角度上看的话权利属于公共，公共体内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这些权利，但仅限于公共体内部成员。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不同，并不具有排他性，即公共体内每个成员都公平地享有这些权利。并不能排斥他人。

（3）国有产权，是指产权所有者是国家。行使权利者是国家。

二、产权的结构和功能

（一）产权的结构

产权结构是指构成产权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一些关联性，不同产权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分布情况。产权结构的划分一共有以下三种：

（1）产权的权能结构，若是把产权当做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就可以把这个个体视作一种权利，其中个体是由不同的权项构成，这些权项既可以分布同一个个体中，也可以分别分布在不同的个体中。

（2）产权的微观结构，是指不同产权个体内部权能排列组合状况。

（3）产权的宏观结构，是指全社会和个体产权之间的一些联系。

（二）产权的基本功能

（1）外部性的内部化，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作品对这一功能做过理论解释，指出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一些外部边缘地区逐步走向内部化。产权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明确和界定产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是指产权只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正常的社会中，人们之间需要进行交换活动，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才会具备产权意识，才会互相承认和尊重产权。从这里我们可以把产权看做是一种社会工具。它对个人有着很好的约束作用，约束个人的自利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规范。

（3）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主要受到产权的排他性的使用权、让渡权和收益权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排他性意味着只有该项资源的所有者才能使用这项资源，除此之外任何个人在没有所有者的同意下都不能使用这项资源。在产权的排他性下，所有者可以通过可让渡权来决定自己财产的用途，通过赋予他人使用一部分的权利，他可以从中获取剩余价值，这就体现了产权的收益权，但是同时就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任。在这一前提下所有者就想要争取将自己的资源发挥出最优的效果，投放资源时就会更加的谨慎。同时在使用产权让渡权时也会选择让渡给一些能人之士，这样就起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了。

（4）产权的收益分配功能，是指产权的每项权能代表着一项利益，你可以从中获取收入，或者还可以将权利转换为实物，供人们使用来获取收入。所以产权的界定也必定是利益的划分。虽然在产权的初期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并不明显，但是对收益分配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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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贸易“攻防战”可谓此起彼伏。平行进口,作为一个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国际贸易问题,既是国际贸易竞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知识产权法学界长期讨论且颇有争议的棘手问题之一,在我国立法中尚属空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平行进口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由此引发的法律争议也会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变刻不容缓。

一、平行进口的概念

平行进口亦称为“灰色市场”,我国学者对其定义有一定的差别。一些学者的定义是: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进口并出售带有相同商标的商品”。[1]还有学者定义为:在外国商标权人授权国内商标被许可人(以下简称商)使用其商标制造或经销其特定商品的情况下,其他未经授权使用其商标的国内经销商(下简称非商)通过外国商标权人或第三人合法进口外国商标权人或其授权厂商制造或销售的同牌名商品并在国内销售,从而形成商与非商在国内市场因商标正面竞争的现象,对此现象称之为平行进口。[2]根据第二种定义,必须有被授权商的“先行”使用或进口的事实,才存在非商的“平行”进口问题。而根据第一种定义,则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笔者认为,根据国外诸多国家的立法及实践,只要本国存在商标权人,第三人未经其许可将标有其商标的商品进口到国内就构成平行进口,不管事实上是否存在商标被许可人的“先行”使用或进口。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定义法,不过既无“先行”进口,何来“平行”进口?所以笔者认为使用“灰色市场”这个概念似乎更恰当些。

笔者认为,所谓平行进口,是指当某一商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注册获得法律保护时,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直接或间接从外国商标权人手中合法购得标有其商标的商品并未经本国商标权人许可输入本国销售的行为。在平行进口关系中,有三方基本当事人,即:外国商标权人、本国商标权人、未经授权的进口商(非商)。

平行进口的上述定义表明:(1)平行进口商进口的商品必须是国外商标权人生产或销售的同牌名“正宗商品”。(2)平行进口以非商合法取得标的物以及进口的标的物合法为前提。若平行进口的商品系非法取得或为非法商品,则这种“进口”将因其明显违反国家相应的法律而受到制裁。因此,这种非法进口同牌名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已无讨论的意义了。

二、在平行进口问题上的两大理论分歧

在国际贸易中,出于经济和法律的考虑,有关平行进口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特别是合法性问题,即平行进口是否构成对进口国当事人商标权的侵犯,成为国际贸易领域及知识产权法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商标权地域性理论与商标权穷竭理论之争。

反对平行进口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商标权地域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商标在哪国注册,其所有人的独占权利就应在哪国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未经所有人或被许可使用人同意的平行进口是对进口国商标权人权利的侵犯。而且,商标权根据每一国家的商标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存在,其合法作用除了标示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及其信誉外,在不同的国家事实上具有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当商标使用权发生域外转让时,商标权代表着被许可使用人开发出的独立信誉。为了建立这种信誉,被许可人做出了额外的努力,付出了相当的费用。保护这种独立的信誉,就是商标权地域原则之所以产生的基础,平行进口无疑将使被许可人的这种独立的权利利益受到损害。[3]

反对平行进口者还认为,从经济上看:(1)消费者对灰色市场的存在几乎一无所知,面对市场上价格悬殊而商标相同的商品,消费者会感到茫然。平行进口的商品通常只具备商家提供的服务和担保,不具备厂家提供的服务和担保,消费者通常并不知道或不可能注意到这些差别,特别是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即使同一商标的商品,在质量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平行进口可能使消费者对同一商标但不同来源的商品产生判断和选择上的困难。如果平行进口商品存在质量缺陷,而又没有明确标示出商品来源,消费者就会因无从识别而遭受其害。(2)由于平行进口的货物在质量、售后服务以及担保方面和厂商提供的服务和担保不同,由此引起消费者的不满将直接损及国内商标所有人或使用权人的良好信誉。

赞成平行进口者的理论依据则是商标权穷竭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商标权所有人或被许可使用人曾经同意将标有其商标的商品投入市场,那么该商标权所有人及被许可使用人就丧失了对它的控制,其权利已经用尽。任何人合法取得该批商品后再如何转销,商标权人无权干涉。因此,平行进口是合法的,不构成对商标权的侵犯。

赞成平行进口者还认为:(1)从促进自由贸易的角度讲,商标产品平行进口可以促使相关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通,防止商标权人滥用自己的权利,造成国际市场的人为分割,从而有利于促进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发展,进一步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2)平行进口商与授权进口商之间的竞争,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给进口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廉价的消费选择。由于平行进口商一般不需要库存及厂家售后服务的开支,不需要广告和公关费用,因此,灰色市场进口的商品在价格上会便宜很多。

三、各国有关平行进口的立法、判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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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财务决策行为；金融工具

一、公允价值及金融工具的含义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我国在2014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即“公允价值是指确定在计量日的脱手价格”。这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一致，反映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的趋势。可见，公允价值是指确定在计量日的脱手价格。若脱手价格无法取得，可采用“在用价值”。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都是公允价值的估值手段。

（二）金融工具的含义

IASB将金融工具定义为：形成一个主体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另一个主体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约。FASB将金融工具定义为：由某一个体向其他个体转交现金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在潜在的不利条件下与其他个体交换金融工具的合约规定的义务；某一个体从另一个体收到现金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合约规定的权利。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将金融工具定义为：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企业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可见，各项定义均以合约权利、合约义务和权益为基础要素，反映出“合约”的本质。金融工具的实质应是合约各参与方为融资、投资、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服务的工具。

二、金融工具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依据

根据产权会计观、经济后果说、价值理论、会计计量理论与虚拟经济理论，以及虚拟经济具有隐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公允价值计量更能适应虚拟经济的产权控制需要。刘运国和易明霞选取了投资性房地产行业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与按历史成本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相比，按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更具价值相关性。由于公允价值满足财务报告信息有用性特征并且是唯一具有综合性和内在一致性的计量基础（Barth，2006），因此，金融工具的最优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金融工具进行确认、计量及披露，有利于及时、充分地反映企业的金融工具所隐含的风险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更符合财务会计的目标。

三、金融工具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上市公司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

（一）金融工具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1.公允价值计量会降低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

新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权益法核算下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可见，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下，被投资企业的账面价值既包含了企业现实的经营状况，也包括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从而可以更加真实公允的判断被投资企业的投资预期，降低投资风险与投资成本。

2.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盈余管理机会

（1）金融资产出售、减值和重分类时机的选择具有主观性

新会计准则规定，在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时，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转出，计入“投资收益”。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时，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当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应将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可见，上市公司可选择金融资产出售、减值及重分类时机进行盈余管理。

（2）估值技术的选择具有主观性

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资产或负债，使用的估值技术主要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目前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规定企业应当优先使用何种估值技术，除非在活跃市场上存在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开报价。（此时以公开报价确定公允价值）。从应用层面看，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选择需要更多的职业判断，尤其在不可观察市场中，运用估值技术时，不可避免的需要人为的主观判断和估计，如估值模型、相关参数的选择，风险的估计等。

3.投资行为相对激进

由于价值相关性原则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有相对激进的金融投资行为（曾雪云、徐经长，公允价值计量、金融投资行为与公司资本结构，金融研究，2013）。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管理层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中获得了超过其他利润的薪酬激励，但在面对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时却存在着薪酬黏性。因此，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及价值相关性原则导向下更可能激励管理层的金融投资偏好，导致了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

（二）金融工具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上市公司筹资行为的影响

1.债务风险上升。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由于有价证券的持有动机增加，上市公司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去购买有价证券，上市公司理性的融资决策是以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资本结构最优为目标。上市公司的筹资包括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一般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内源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才考虑外源筹资。外源资金的筹资渠道包括举债和接受投资两种主要方式。一般情况下，上市公司首先会采取债务筹资，然后用混合性质的股权筹资，之后才是股份筹资。这样，随着债务规模的增加，债务不能偿还的可能性加大，从而提高了债务风险。

2.资本成本的计算更客观。资本成本包括个别资本成本和综合资本成本。在公司筹资有多种筹资方式时，通常要考虑综合资本成本。个别资本成本指公司筹资所付出的代价。它是指公司接受不同来源的资本净额与预计的未来现金流出量的现值相等时的折现率。综合资本成本是个别资本成本与其比重的乘积。该比重若以公允价值为权数，保证了个别资本成本与比重的计算口径一致，代表了公司目前实际的资本成本水平，更有利于公司的财务决策。

（三）金融工具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1.利润与股利的发放不一致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包括：股票股利、现金股利、股票回购，股票分割等。其中，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仅仅是所有者权益组成成分的相互转化，并不导致现金的流出；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会导致公司现金流量的减少。交易性金融资产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此时，会导致公司利润的上升或下降，但是并没有导致现金流量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是否有能力发放现金股利，取得于它是否有足够的现金，而不是利润。这样，上市公司可能会出现盈利的公司不发股利或亏损的公司发放股利的现象。

2.导致股价虚高或虚低

由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并不导致现金流量发生变化，上市公司会存在利润较多时能够发放较少的现金股利，或企业利润较少时能够发放较多的现金股利两种情况。但是，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利润较多时发放较少的现金股利，市场会因此认为公司未来有较好的后续投资机会而高估企业的价值，而此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不足，从而导致企业股价虚高；相反，企业在利润较少时发放较多的现金股利，市场会因此认为公司没有好的发展前景，而此时公司的现金流量很充足，从而会导致股价虚低。可见，公允价值会计的引入对公司治理方面存在影响，可能会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四、完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建议

目前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不仅局限于金融市场交易，还拓展到商品市场交易等其他各种要素交易。尽管公允价值计量的优越性很明显，但是也存在着不足，比如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观判断性很强，操作性较差等，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一）健全活跃的市场体制。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有三层次输入值。第一层次输入值为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为类似资产在活跃或非活跃市场上的报价；第三层次输入值为不能直接观察和无法从由可观察市场数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企业使用自身数据作出的财务预测等。第一层次输入值比较客观，第二、三层次的输入值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若健全活跃的市场机制，企业应当优先使用该活跃市场上的报价确定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避免了人为的判断和操纵。

（二）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移到净利润之后。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属于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收入和费用，因此不能计入净利润中。这样防止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带来利润的大幅波动和利润操纵，以及改变了利润的变动与现金流的变动、股利的发放以及股价的变动不一致的现象。

（三）建立非活跃市场上公允价值估价的评价体系。对于非活跃市场，公司可建立综合数据平台，包括估值模型、估值模型验证、估值参数、估值风险控制等一系列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明确相关人员职责，从而提高非活跃市场上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于永生.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09.

[2]张先治.等.会计准则变革、企业财务行为与经济发展的传导效应和循环机理[J].会计研究，2013.

[3]张金若.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性质及其后果[J].会计研究，2013.

[4]曾雪云，徐经长.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投资行为与公司资本结构[J].金融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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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表示：“当期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可以看出全球气候系统变暖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

无论从需要来看，还是从迅速发展的碳交易市场来看，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都显得十分必要。

一、碳排放权概述

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于1968年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碳排放权交易概念的起源。排污权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向环境排放必须和适量污染物的权利，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

《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是与发展中国家联系最紧密的一项机制，其是指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整个会计核算程序中，确认是项目应否应列入财务报表某一要素的第一道关口，是进行其他会计核算程序的基础。

（一）碳排放权是一项资产

1.碳排放权满足资产的定义和条件

根据碳排放权的定义和性质，它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在碳交易后经济利益很可能会流入企业的商品。企业为了获取配额中剩余的排放权，必须进行一定的支出。在开发节能减排项目过程中通过核算相关工程人员薪金、工程物资、与工程有关的资本化借款费用等开发支出时，这些开发支出作为相关成本能可靠地计量。

2.碳排放权与排污权比较

碳排放权概念的起源于排污权，无论从定义上还是属性上都与碳排放权颇为相似，有很大的对照的意义。排污权是环境许可证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而环境许可证又是环境资产的主要类型。由此也可以看出碳排放权应该确认为资产。

（二）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何种资产

1.碳排放权确认为金融资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章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实质上是对金融工具的投资，通过投资获取其中的差额以牟取利润。碳排放权起初由配额获得，然后将剩余的配额或不足的部分在碳交易市场上卖出或买入。如果来源于政府所给的碳排放权的配额，则几乎不需要初始净投资，在这一点上，与金融衍生工具有相类似的特征。但就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来说，还不具备与金融市场一样的条件，主要在于其流动性不强，且在出售碳排放权时风险也比普通金融工具风险小的多。

2.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

存货区别于固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的最基本特征是，企业持有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从这一点上，根据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定，与碳排放权有相吻合的地方，这是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推出的主要目的。

通常意义的存货一般都表现为直接组成产成品或商品的一部分，或者直接在销售产成品或商品之前先储存着。如果碳排放权作为存货，只能是其本身作为在销售之前而储存着的商品。但碳排放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在整个会计年度中无法确定是否会产生剩余碳排放权，会剩余多少的排放权，如果剩余较少，使得获得的经济利益还不能弥补发生的交易成本，也就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那么企业便不会进行销售。从这点可以看出，碳排放权除了不具备存货的实物形态，也无法满足一般意义上存货的生产经营形态。

3.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

（1）碳排放权满足无形资产定义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为：（1）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计量。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2）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

碳排放权不具有实物形态，非货币，能单独辨认，完全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

（2）国际对碳排放权的观点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下辖的财务报告解释委员（IFRIC）会经过几番讨论，在2003年5月了关于管制与贸易机制的会计处理征求意见稿Draft1排放权。在2003年12月，IFRIC对相关文件进行了修改。修改的目的是在相关文件中的无形资产中增加新的会计科目，以便把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排放权包括在内。IFRIC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资产（排放权）和负债（排放义务）在稳定的基础上，与所有应同时报告的对象一起进行计量，以确认其价值变化，继而减轻由混合计量方式和报告制度给企业损益带来的影响。

（3）排污权和采矿权确认的参考

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同样可以比照与之属性相类似的排污权。

2003年五月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对参与政府减少温室效应计划的企业提出了相应的会计建议。将排污许可证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以初始的公允价值入账。

采矿权是指具有相应资质的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依法对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占有、进行开采和获得开采矿产品的权利。通过支付采矿权价款方式获得的采矿权，享有在规定区域内开发、获得矿产品并通过转让、出售等方式获得收益的权利。、

从采矿权的定义可以看出，采矿权与碳排放权也较为相似。而我国已经规定采矿权是无形资产。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

参考文献

[1]彭敏.我国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初探[J].财会研究,2010(8):48-49.

[2]万红波,张泽草.地毯经济下碳排放权相关问题的探讨[J].Commercial Accounting,2010(23):58-59.

[3]陈蕾嫣,张白玲.碳排放会计研究述评[J].财会通讯,2010(10):16-18.

[4]张巧良.碳排放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差异化研究[J].当代财经,2010(4):110-115.

[5]郑玲,周志方.全球气候变化下碳排放与交易的会计问题:最新发展与评述[J].财经科学,2010(3):111-117.

[6]姜永德.关于碳排放权会计性质的探讨[J].Commercial Accounting,2010(21):4-5.

[7]何洪峰,刘桂春.浅谈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0(5):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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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英德日韩等国的金融法制出现了从以往的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了一部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其纵向割据的监管机构对不断创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横向统一规制的问题。本文考察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后，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对适用对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投资者种类、自律规制机构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后，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探讨我国应对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的对策。

21世纪以来，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混业经营格局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又进一步促进混业经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破产重组或被收购，还是主动申请转型，各大独立投资银行纷纷回归传统商业银行的怀抱，开始全面组建金融控股公司。[1]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国的混业经营模式，但这绝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计划通过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的变革最终建立基于市场稳定性、审慎性、商业行为三大监管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主旨就是将多头分业监管格局收缩为混业综合监管格局，将授予美联储综合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力。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就是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而缺乏一有效监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监管机构的纵向割据造成的。美国的金融混业综合监管和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彻底修改《证券交易法》，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对象，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构筑了从销售、劝诱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的横向的、全方位的行业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基本框架，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这是大幅改变金融法律体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从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证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协调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此次美国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日本的金融体系未受太大影响，并且逐渐在充当美国金融危机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继受和创造金融法制的经验，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借鉴和参考。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

此次危机虽未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探讨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

近年来，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代表，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根据单一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模式来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而将传统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趋势。英国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次金融大变革，制订了《金融服务法》(1986年)，20世纪90年后期又进行了第二次金融大变革，并于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中的“投资商品”定义包含“存款、保险合同、集合投资计划份额、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合同等”。通过金融变革，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德国通过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改善法》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修改，导入新的“金融商品”概念，对“有价证券、金融市场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并通过修改《招股说明书法》导入投资份额的概念，将隐名合伙份额等纳入信息披露的对象。欧盟2004年4月通过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引入了“金融工具”概念，涵盖了可转让证券、短期金融市场工具、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和衍生品交易。欧盟内部则出现了金融服务区域整合，欧盟成员国的金融法制也逐渐呈现横向化和统一化趋势。

战后一直学习美国金融证券法制经验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英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随后的证券法修改中不断学习英国和欧盟的经验，早在1998年就成立统一横贯的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在完善统一金融法制的方面，日本一直努力构筑以各种金融商品为对象的横向整合的金融法制。其对金融商品进行横向规制的金融体系改革始于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的“金融大爆炸”。此后，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个三级跳，第一跳是2000年制定的《金融商品销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存款、保险商品将真正纳入一部法律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由四个支柱组成。第一个支柱是投资服务法制部分。具体而言，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横向扩大了适用对象（证券种类、金融衍生品）的范围，与之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等。第二个支柱是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季报信息披露的法定化、财务报告等相关内部治理措施的强化、要约收购制度以及大量持有报告制度的修改等。第三个支柱是确保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的正常运行。第四个支柱是对市场操纵行为等加大了征收课征金（罚款）的处罚力度。《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虽具有复杂的体系，但其特点又可用“四个化”来简单概况：适用对象和业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等的“横向规制化”、规制内容的“灵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对违法行为处罚的“严格化”。[3]其中，“横向规制化”是该法的最大特点。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和影响之下，1998年4月韩国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监督委员会。2003年，韩国政府也开始推进统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17日，韩国政府发表了将《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及间接投资资产运用法等资本市场相关法律统一为《关于金融投资业及资本市场的法律》（简称“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计划。2007年7月3日，韩国国会通过了能够引起韩国金融业“大爆炸”的《资本市场统合法》，该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该法整合了与资本市场有关的15部法律中的6部，其余的法律将一并修改。该法将分为证券、资产运营、期货、信托等多头板块的资本市场整合为一，旨在激励各金融机构自我改革和创新，增强韩国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其推出必将给韩国资本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预示韩国金融业整合期的到来。[4]

韩国《资本市场统合法》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本质上相同，都是金融投资服务法，不是真正大一统的金融统合法，尚未达到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阶段。但日本、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统一金融法制的制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正常发展时期。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行分业经营的大国。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从分头监管走向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分阶段加以推进。韩日两国中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的经验尤为突出，韩国的《资本市场统合法》在2007年迅速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影响。而受到日本韩国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工作，计划于2009年12月1日提交立法机关，并预计2010年4月通过，2011年11月开始实施。

在法制完善方面，一般都是日本先行韩国和台湾地区紧随其后，金融法制的改革也大概如此。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法制、整合投资服务法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各国或地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或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一个最重要的立法原则即是由现行的商品类、金融业者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现行资本市场相关金融规制法律的特征是以“对象商品”或“金融业者”的概念形态或种类为基础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这种规制在如今迅速变化的金融市场环境中日趋不能适应。因此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应从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为了贯彻这种功能规制原则,各国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先将金融投资商品、金融投资业、客户等根据经济实质进行重新分类,以金融投资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投资业(买卖、中介、资产管理业等)、客户(专业投资者、业余投资者)为标准进行分类。[5]以下分别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投资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论证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横向规制特点。

二、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目的在于统一规范投资商品或者具有投资性质的各类金融商品，投资者保护是其根本目的和立法核心，其本质实际上是投资服务法。[6]与许多成文法国家相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证券的定义较为狭窄，不包括很多投资产品。此次修法，日本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适应近几年来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环境。为了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证券交易法》的对象范围即“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商品”为基础，最大幅度地横向扩大了法律适用对象的范围。

1.有价证券的范围的横向扩大

日本此次修法，虽然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并未对“金融商品”做出严格定义，《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仍是“有价证券”的定义。《证券交易法》第2条规定了证券法相关的各种概念的定义，特别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有价证券的定义。1991年的证券交易审议会报告书参考美国的证券概念，提倡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概念。即作为有价证券的定义，在个别列举之外，设置概括性条款。日本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证券交易法》的有价证券的概念重新定义。但1992年的修改并没有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仅完善了个别规定以对应证券化相关商品。1998年的修改对定义条款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扩大向投资者提供的商品类型适用公正的交易规则，构建了方便投资者购买的投资环境。此次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仍未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未对“金融商品”做出定义，只是对有价证券的范围进行了横向扩大。在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上也曾探讨根本修改“有价证券”概念，但考虑到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仍在使用“证券”或“有价证券”概念，且“有价证券”概念长期以来已被日本社会广泛接受，“有价证券”这一用语也被其它法律大量引用，如修改将会影响向国会提交修改法案等情况，《金融商品交易法》仍然延续了“有价证券”的概念。[7]

与《证券交易法》相同，《金融商品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两类：发行了证券、证书的权利（有价证券）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准有价证券）。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有价证券包括：①国债；②地方债；③特殊债；④资产流动化法中的特定公司债券；⑤公司债；⑥对特殊法人的出资债券；⑦协同组合[8]金融机构的优先出资证券；⑧资产流动化法中的优先出资证券、新股认购权证书；⑨股票、新股预约权证券；⑩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⑪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投资法人债券、外国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⑫借贷信托的受益证券；⑬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⑭信托的受益证券；⑮商业票据（commercialpaper）；[9]⑯抵押证券；⑰具有①至⑨、⑫至⑮的性质的外国证券、证书；⑱外国贷款债权信托的受益证券；⑲期权证券、证书；⑳预托证券、证书，21）政令中指定的证券、证书。该法第2条第2款是关于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而视为有价证券的规定（准有价证券）。具体有以下这些权利：①信托受益权；②外国信托的受益权；③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社员权（只限于政令规定的权利）；④外国法人的社员权中具有③性质的权利；⑤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⑥外国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⑦政令指定的权利。

相比《证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有价证券（包括准有价证券）中增加了抵押证券（原由抵押证券法规制）、信托受益权（原由信托法规制）、集合投资计划份额等。《证券交易法》中有价证券的信托受益权仅限于投资信托、贷款信托、资产证券化法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等，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其它的信托受益权均作为准有价证券，无遗漏地横向扩充了适用对象范围。

《证券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考虑到表示为证券、证书的权利的流动性较高的缘故。但2009年7月之后日本的无纸化法即《关于公司债、股份等过户的法律》（2004年6月9日公布）的不发行股票制度开始全面实施，股票电子化后通过账册的过户就实现股份的转让，股份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将权利表示为证券、证书流动性高的立法理念已过时。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仍依据是否具有证券、证书来分类有价证券，被批评是一种古董式的陈旧做法。[10]

2.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

把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列入有价证券的范围内，是为了各种基金适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概括性规定，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近年来在日本依据合伙合同的基金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各个领域，个别投资对象已不在投资者保护的框架内。因此，迫切需要对于依据合伙合同的各类投资基金予以法律规制。

对于不断创新的多样化的集合投资计划，需要打破原有的纵向规制法制，无论运作对象资产和流动化的对象资产如何，构建着眼于运作或流动化构造功能的横向法制。其理由如下：第一，在日本，集合投资计划是“金融大爆炸”之后应成为金融领域主流的“市场型间接金融”的主角，完善其法制是当务之急。第二，集合投资计划一般是销售给普通投资者，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需要对计划的组成和运营进行横向覆盖的法制化和制度建设。第三，投资者人数较多，容易产生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actionproblem），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制基础和制度建设。第四，原有的法制是纵向不全面的，其内容也不充分，产生了诸多不便和障碍。因此，需要对集合投资计划加以横向全面的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完善。[11]

集合投资计划的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从多数投资者筹集资金进行各种资产管理运作（资产管理型），另外一种是，特定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加以组合然后卖给多数的投资者的构造（资产流动型），针对这两种方式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从历史上、经济上、实务上来说都是不同种类的类型，因此针对这两种类型，需要制定横向覆盖的规则体系（交易规则、市场规则、业者规则）。[12]在进行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制完善时，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不管计划的私法上形态(公司、信托、合伙等)如何，是否课以相同的交易规则。[13]《金融商品交易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直接列举和导入了“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该法最大限度地把几乎所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纳入适用对象，进行统一规制。[14]

200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为实现投资服务法（暂定）”中，对作为《投资服务法》对象的金融商品设定了三个标准：①金钱的出资，具有金钱等的偿还的可能性；②与资产或指标等相关联；③期待较高的回报，承担风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以此标准为基础，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第2款第5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事业有限责任合伙（LPS）、有限责任事业合伙（LLP）、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它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主要由三个要件构成：①接受投资者金钱的出资、支出，②利用出资、支出的金钱进行事业、投资，③具有将该事业所产生的收益等向出资人进行分配的相关权利。[15]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权利，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进行何种事业，均属于集合投资计划份额而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16]

3.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

近年来，随着金融商品的多样性发展,钻法律间空隙进行欺诈的事件在日本也频频发生。日本传统的以行业区分的纵向金融监管体制，已逐渐不能迅速应对新型金融衍生商品、混业经营和多种新型金融商品所引发的问题。特别是2003年日本进行外汇交易的机构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关注的大问题，虽然此后紧急修改了《金融期货交易法》，将外汇交易纳入规制范围内，但也未能达到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扩大金融衍生商品的规制对象范围。对此，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的“中间报告”提出：不论原资产如何，均可作为适用对象。但如果完全不限定金融衍生商品的原资产而做出概括性定义，其适用对象的范围则不明确，又会产生过度规制的问题。为避免过度规制，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需要将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予以排除，但事实上操作起来又非常困难。基于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金融衍生商品没有采取“概括性定义”的方式，而是在扩大交易类型、原资产及参照指标的同时，授权政令根据情况予以追加规定。

《证券交易法》中关于金融衍生商品的定义仅限于原资产为有价证券和有价证券指数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衍生商品的对象范围予以大幅度扩大，除《金融期货交易法》的金融期货交易之外，还包括利息、外汇互换、信用金融衍生商品、天气衍生商品等金融衍生商品。

《金融商品交易法》确立了范围广泛的“金融商品”的定义，沿用《金融期货交易法》的“货币等”定义[17]，并将有价证券和确保投资者保护所必须的价格变动明显的原资产金融衍生商品等加以融合而形成。但遗憾的是，该定义仍停留在规定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范围或从业者的一部分业务范围上，并未形成完全横向贯通规制，此为今后改革

当前，世界各国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种类蓬勃发展，已达数千种，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还在不断涌现。同时，金融衍生商品具有衍生再衍生的特性，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发展已经混淆了很多以往认为是泾渭分明的界限，很多交易类型难以界定性质，处于不同金融领域的机构通过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间接地进入了其原本无法进入的市场。在金融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诸多购买新型的金融商品的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无法从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的类别划分而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得到救济，使得金融消费者面临蒙受损失的威胁。同时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依照传统方法已经很难界定金融机构的类型。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必然带来金融机构间兼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和融合，金融监管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调整因多头监管而导致的监管主体模糊、监管空白、监管重复等现象，坚持统一金融监管体制，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发展趋势。[18]因此，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必然会要求建立横向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4.关于存款、保险商品

对于存款、保险商品，《银行法》、《保险业法》等各行业监管法律设置了保护利用者的框架，并不是《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制的对象，但如外币存款、金融衍生商品存款、变额保险、年金等，该法认可其具有一定投资性，但其又不属于存款保险以及保险合同人保护范围内的商品。因此，此次在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同时，对《银行法》、《保险业法》相应部分也进行了修改，设置了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所以，《银行法》、《保险业法》等条文的修改实质上也是投资服务法的一部分。[19]

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标原本是通过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证券、保险、银行、金融衍生商品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进行横向全面的统一规制，但是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规制和统一监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厅、财政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存在部门利益的争夺，导致目前无法实现真正的金融商品的统一规制、统一规范、统一监管。《金融商品交易法》未将所有金融商品进行统一规制，固然存在遗憾和不足，但按照该法的原则和原理，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设置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亦可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最终实现投资者保护之目标。

该法制定后，针对金融商品、投资服务的对象范围，日本正在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存款、保险商品真正纳入统一规制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20]

三、金融业的横向规制

以上分析了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的内容，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趋势也必然会要求金融商品交易业者、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规制机构等金融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内容做出了规定。

1.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

在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对金融商品的进行横向规制的同时，就会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了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了业务规制的横贯化。

此前，日本针对与金融投资服务有关的行业的法律主要有：《证券交易法》（证券公司）、《关于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的法律》（信托投资委托业者）、《与有价证券有关的投资顾问业的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投资顾问业者）、《金融期货交易法》（金融期货交易业者）、《信托业法》（信托业者）、《抵押证券业法》（商品投资交易业者）等。《金融商品交易法》为了构建横向规制的投资者保护框架，也对上述各种复杂的行业类型进行了横向整合，一并纳入该法的射程内，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21]从事该行业的单位或个人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并一律适用登记制度。[22]该法还并进行了重新分类，具体分为①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③投资咨询业；④投资运作业等四种行业类型。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有价证券相关业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商品相关业务以及集合投资计划相关业务；投资咨询业相当于投资顾问业；投资运作业相当于投资信托委托业。除以上四种行业类型之外，该法将从事有价证券的买卖和买卖委托媒介等的证券中介业者，定义为“金融商品中介业者”。[23]

该法依照以上各类行业类型的业务特点制定行业相关规定，但对各类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具体规制、具体业务内容，基本沿用了原有规定。[24]该法根据所要申请从事的行业不同，需要满足的准入要件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资本金额和申请人资格等的要求方面。因此，申请人既可以一次申请从事所有行业，也可以只申请从事准入要件比较低的行业，[25]体现了该法的灵活性。

2.金融商品交易业务行为的横向规制

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扩大和完善众多金融商品的横向化法制框架，填补投资者保护法制的空白，对现有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重整，使具备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金融商品交易法》被定位为金融商品销售与劝诱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而言，不分业务形态适用统一的销售和劝诱规则。具体而言，该法针对广告规制、合同缔结前的书面交付义务、书面解除、禁止行为(提供虚假信息、提供断定的判断、未经邀请劝诱)、禁止填补损失、适合性原则等各方面确定了行为规范，其他行业法(如银行法、保险业法、信托法等)均准用这些行为规范，接受同样的行为规制，以保证行为规制的统一性。[26]

该法作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基本规则，规制各类业务的共通行为，其中，适合性原则、合同缔结前或缔结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等，沿用了《证券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规的原有行为规制。

3.投资者种类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风险资本的供应，降低交易成本。该法根据投资者的专业程度，模仿欧盟2004年新投资服务法指令，把投资者分为特定投资者（专业）和一般投资者（业余），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特定投资者一般具备自己收集分析必要信息的能力。

如果金融从业者的服务对象是特定投资者，则可免除行为规制的适用，力求降低规制成本。具体包括（不包括内阁府令规定的情况）金融商品交易的劝诱时，不适用适合性原则、禁止未经邀请劝诱原则，此外，合同缔结前和缔结时书面交付义务等也可免除。缔结投资顾问合同和委托投资合同时，不适用禁止接受顾客有价证券的委托保管的规定。特定投资者限定性地规定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日本银行、投资者保护基金等。

以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顾客为对象时，免除适用在销售金融商品时销售业者的说明义务。区分专业的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的制度在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中已部分导入。但《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导入的特定投资者制度涵盖从金融商品的劝诱到缔结等与金融交易相关的合同，扩大了行为规制适用除外的范围，在横向规制这一点上意义重大。[27]

4.自律规制机构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针对行业协会、交易所等自律规制机构，在承续原有功能地位的基础上，完善了其机能，构筑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金融商品交易所的横贯化规制。

包括日本在内各国资本市场都设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自律机构，如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这些协会的组织形态比较丰富。为了实现一元化管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第四章中将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业协会等“核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基于民法规定的公益法人制度设立的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公益法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对其进行统一调整，对其设立要件、成员性质、主要业务、章程和准则等分别作出规定，实现了对行业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28]此外，为了灵活运用裁判外纷争处理程序，通过自律规制机构以外的民间团体对投诉等纷争进行公正迅速的处理，该法还创设了“核准投资者保护团体”。

该法又横向整合了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期货交易所，将东京证券交易所等六个证券交易所和东京金融期货交易所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所”，随着法律对有价证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金融商品的定义的扩大，在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的种类和范围也随之扩大。

另外，在交易所内部也进行了横向规制。2003年《证券交易法》修改后放宽了对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要求，以前只能采用非营利性的会员组织形态的证券交易所被允许采用股份公司的形态。大阪、东京、名古屋证券交易所先后转变为股份公司的形态，其中大阪证券交易所在其本身的交易市场上市。证券交易所既是市场运营的营利主体又是自律规制的实施者，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危险。

针对此问题，《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确保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具体有：第一，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外设立从事自律规制业务的自律规制法人，或者在交易所内部设立自律规制委员会。该法明确规定有关金融商品的上市以及停止上市的业务和有关会员等法令遵守状况的调查业务为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内容，突出了交易所作为自律规制机构的重要性。[29]第二，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或者以金融商品交易所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设立“自律规制法人”的独立法人，被批准后可以委托自律规制业务。第三，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是股份公司时，可以在公司内设置“自律规制委员会”，授予其有关自律规制的决定权限。但作为自律规制委员会成员的董事的过半数必须是外部董事，以确保自律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第四，规定必须明确自律业务的范围，规定自律业务的实施体制，以达到强化其自律机能的目的。第五，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原则上禁止其股东单独持有超过20%的交易所的股票，而《证券交易法》中原规定为50%。[30]

四、日本金融法制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日本采取实用主义的立法哲学，根据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最新动向和趋势，及时对本国的金融立法取向做出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变动的需要，应对金融立法的横向化趋势，分阶段有效地推动。如前所述，一直学习美国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学习英国，1998年成立金融监督厅，2000年出台《金融商品销售法》，2006年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31]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需要分阶段地逐步推动在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的横向规制立法，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具体建议。

第一，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完善金融衍生品立法，时机成熟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实现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立法。

我国有关金融商品的现行法规有《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我国金融商品立法还很落后，特别是金融衍生商品立法欠缺。自1990年开始,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历了初步形成、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这是我国内地成立的第4家期货交易所，也是我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虽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展逐渐步入正式轨道，但我国的相关立法比较落后。我国于2007年才对1999年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作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于2007年4月15日正式施行。原有的《暂行条例》只适用于商品期货交易。随着我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逐步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品种的条件和时机趋于成熟。考虑到要为将来推出期权交易品种预留空间，修改后的《条例》适用范围扩大为商品和金融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还是刚起步。《期货交易法》虽然也已经列入新一届人大的立法计划中，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

我国应该尽快完善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的法制，可以借鉴日本，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统一规制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

第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制定《投资基金法》。

2005年之后我国的股市进入迅速繁荣和强烈震荡的特殊时期，出现大量的以合伙、信托等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组合等，目前我国对其缺乏规范。我国对私募基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管理原则。从日本的“集合投资计划”来看，其实私募不需要很严格的监管，但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原则。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做法，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各类合伙形式、信托形式的基金加以横向全面的规制，以达到无缝隙保护投资者的目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投资基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的金融产品。很多金融机构目前都设计了这类产品，包括证券公司的代客资产管理、代客集合理财、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的代客理财，还有保险公司的联结投资理财产品，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新批的专户理财等。这五类机构所做的业务就其本质来说都属于投资基金，就其法律本质来说，都是一种信托关系。

目前我国的现行法中只有《证券投资基金法》来规制，剩下的都是以各个监管部门的规章来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至今已经五年，它对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它已经不能满足、也不太适应目前实践发展的需要。关于如何修改该法，目前的两种主流观点是“单纯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或是“把它真正变为投资基金法”。[32]

笔者认为，借鉴日本的经验，短期内如果无法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金融服务法》，则可以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归纳整理具有投资性的商品，将《证券投资基金法》改组为《投资基金法》亦是一种立法思路。

第三，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协调好金融创新活动和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关系，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的证券立法和金融监管多借鉴美国，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应该及时反省美国危机的教训，应多借鉴近邻日本韩国的经验，逐步推动金融的统一监管和金融横贯立法。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四家，总体上是“四龙治水”的多头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成本高、监管重复、监管缺位、不能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混业经营发展，这与美国的多头双层监管体制颇为相像，而美国此次次贷危机监管部门的缺位、错位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金融业者、金融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机构等金融投资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

混业经营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大势所趋,金融监管模式也会向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主管部门之间的混业监管或者以业务为标准(而非以机构性质为标准)的监管方向进行转化和整合，从而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但从短期看，由于金融改革的复杂性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目前不宜做大的改变，而应在增强各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同时完善更大范围的金融监管机制，这些机构之间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和合作，建立各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的横向协调机制，并注重加强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注重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审计机构作用的有效发挥。[33]

笔者认为，在混业经营的多种实现方式中，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是符合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过渡到混业经营的需要。它可以在保持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格局的条件下，在子公司层面实行“分业经营”，而在母公司层面实现“综合经营”，通过母公司的集中管理与协调，实现子公司之间横向协同，实现在同一控制权下的金融业务多元化和横向化。[34]我国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已经发展十分迅猛，笔者建议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这一重要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性质、地位以及组建方式进行专门规定，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和金融业务的横向规制。

第四，对投资者种类进行横向细分，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

为培育成熟理性的合格投资人队伍，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制订并于2008年9月27日正式实施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个人投资者行为指引》。这只是一个指南而已，目前上交所正积极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制度，以证券品种和业务创新及分类为切入点，依照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知识与市场经验等标准，进行分类监管，包括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准确分析投资者特点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者资格准入制度。[35]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区分为专业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在立法上，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进行投资者分类管理，对于专业的投资者，免除很多行为规制的适用等，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

第五，时机成熟时逐步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

当前，我国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把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统一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横向整合为金融商品交易所，尚不现实。但是，考虑到我国的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所）都归为中国证监会监管，相比日本来说，我国的金融期货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统一，将来一旦实施横向规制、统一整合，困难并不大。

我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也面临着将来是否选择转换为股份公司等组织形态的课题，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与营利业务之间的独立性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确保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设置一系列制度措施。

五、结语

我国向来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制和金融监管研究甚多，而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较少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反思，我们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实践不能“美国一边倒”、“欧盟一边倒”。

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韩国在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立法趋势、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研究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的同时，自然就会借鉴吸收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据笔者了解，日本、韩国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发展趋势和动向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如果让中国学术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等开始重视对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的研究则幸甚。

注释:

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次贷危机对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项目编号：22382008）资助。

[1]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总爆发导致了华尔街传统投资银行的独立券商模式的终结。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其资产分别被日本野村证券、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同样遭受次贷危机重挫的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则同意让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全面收购。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动申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参见张波：《次贷危机下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2期。

[3]参见【日】松尾直彦：《关于部分修改证券交易法的法律等》，载《Jurist》2006年第1321期。

[4]近几年，韩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致力推进包括监管机构及法规在内的金融改革，引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推出《资本市场统合法》等都是为推进改革做出的努力，这将对韩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参见李准晔：《韩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发展趋势》，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4期。

[5]参见许凌艳：《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及资本市场统合法的诞生》，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第1期。

[6]参见[日]黑沼悦郎著：《金融商品交易法入门（第二版）》，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年版，第15页。

[7]参见【日】神崎克郎著、马太广译：《日本战后50年的金融、证券法制》，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马太广：《日本证券法的最新修改》，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8]与我国的合作社相类似。

[9]商业票据是一种以短期融资为目的、直接向货币市场投资者发行的无担保票据。

[10]同注⑥，第22-23页。

[11]参见【日】神田秀樹：《完善集合投资计划法制的思路》，载《关于集合投资计划的工作报告书》，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2006年版，第39页。

[12]同注⑾，第42页。

[13]美国的《联邦投资公司法》，不管私法上的形态如何，要求设置boardofdirectors或者40%以上都是外部董事。这也是横向化的交易规则。

[14]其实质是参考了美国证券法相关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并进行了成文法化。其着眼于经济性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着眼于法的形式的概念。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后，日本法形式上仍维持“有价证券”的概念，但是其概念的内容以“结构性”和“投资对象性”为目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至此，可以说日本20年前开始讨论，16年以来《证券交易法》修改没有完成的所谓“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终于得以实现。

[15]参见[日]三井秀范、池田唯一监修，松尾直彦编著：《一问一答金融商品交易法》，商事法务2006年9月初版，第91页。

[16]参见[日]花水康：《集合投资计划的规制》，载《商事法务》2006年第1778号。

[17]《金融期货交易法》将货币、基于有价证券和存款合同的权利等定义为“货币等”，作为金融期货交易的对象。

[18]同注⑤。

[19]此外，《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法》、《商品交易所法》也得以修改，使不属于《金融商品交易法》适用对象的不动产基金（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和商品期货交易等也适用与《金融商品交易法》相同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同注⑥，第17页。

[20]负责《金融商品交易法》起草的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第一部会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以全部金融商品为对象，制定更加全面的规制框架的课题，将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制化和其实施情况、各种金融商品的特性、中长期的金融制度的形态等情况，继续加以讨论。”

[21]参见【日】大崎贞和：《解说金融商品交易法》，弘文堂2007年版，第40-43页；同注⒂，第13-14页。

[22]但是，通过利用专用交易体系（ProprietaryTradingSystem）和多边交易设施（MultilateralTradingFacility）进行买卖交易等业务，适用核准制。另外，集合投资计划的营业者必须以金融商品交易业的形式登记，不但要提交事业报告书，还须向金融厅报告，成为金融厅检查的对象，并要求披露信息。

[23]参见【日】小立敬：《金融商品交易法案的要点—投资者保护的横向化法制》，载《资本市场季刊》2006年春季号。

[24]但也有变化，比如，《证券交易法》将营利性作为证券业的要件，《金融商品交易法》不再将营利性作为要件，《证券交易法》未将发行人自己进行的销售劝诱行为作为业务规制对象，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将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抵押证券的自己募集、以及集合投资计划（基金）份额的私募均列为规制对象，还明确将集合投资计划中对于有价证券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自己投资）列为业务规制对象，横向扩大了规制范围。

[25]同注⑥，第34页。

[26]参见【日】神田秀树：《金融商品取引法的构造》，载《商事法务》2007年第1799号。

[27]同注23。

[28]同注21，第99-106页。

[29]参见【日】松尾直彦：《金融商品交易法和相关政府令的解说》，载《别册商事法务》2008年第318号，第248-252页。

[30]同注21，第107-121页。

[31]参见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5月号。

[32]参见吴晓灵：《私募监管应写入基金法》，载2008年3月10日《上海证券报》。

[33]参见朱大旗：《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金融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篇9

关键词：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

一、国际会计准则内容的变化

（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修订的内容

2011年5月12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正式修订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13），阐明了计量公允价值的方法，并强化公允价值的披露；但并不涵盖何时以公允价值计量或要求做出额外的公允价值计量。在2013年1月1日或之后的年度期间，几乎所有主体均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因而都将受到新要求的约束。

1.相关基本概念

（1）公允价值的定义

IFRS13提出了公允价值的定义，是指于计量日在一项有序的交易中，市场参与者之间出售资产时所应取得或转让负债时所应支付的价格（脱手价格）。因此，负债的公允价值反映了不履行风险（non-performance risk）（即自身信用风险）。

（2）参照市场

IASB认为有序交易是发生在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中的。主要市场是指对于主体可以获得的资产或负债而言，交易量最高的市场。IASB在准则中提出，当主要市场不存在时，则应该使用最有利市场中的价格来获取公允价值。

（3）市场参考者

这是以前准则中从未提出的定义，也是新修订准则的主要亮点。市场参与者定义为，在主要（或最有利）市场中，地位相互独立的，对所交易的资产或负债有了解的，能够并愿意交易资产或负债的买卖双方。公允价值的计量是以市场为基础，而非针对特定主体。

2.扩展的公允价值计量框架

（1）非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计量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资产和负债在交易量和交易水平上都显著下降，市场进入非活跃状态，因而先前的准则不再能够很好地使用。如果主体认为出现了非活跃市场，那就需要深入分析资产或负债的市场报价是否能够代表公允价值。若主体认定交易价格不能代表公允价值，则应当采用一种或几种估值技术来确认公允价值。IFRS13也给出了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估值技术，并提出在估值时应“最大化使用相关的可观察输入变量且最小化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变量”的原则。

（2）持续和非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IFRS13详细规定了，如果其他的准则要求或者允许在每个报告期末都使用公允价值对资产或负债进行计量，就是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而若其他准则只要求在特定情形或期间内对资产或负债计量其公允价值，就是非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3）资产与负债的运用

针对原准则对资产与负债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较为混乱且无统一标准的弊端，IFRS13规定对于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应该以市场参与者对该项资产的“最高效和最佳使用”为基础，并确立了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对于负债和主体权益的公允价值计量，IFRS13明确其计量是基于转让概念，而非处置概念，对于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还必须将不履约风险纳入考量范畴。

3.公允价值披露要求提高

（1）披露范围扩大

IFRS13要求必须披露每一个层次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信息。从以前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扩展至以公允价值计量或基于公允价值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且同样适用于非经常性的公允价值计量。

（2）对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披露的特别要求

包括期初与期末余额之间的调节、关于所使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和假设的量化信息、对现行估值程序的说明，及就重复发生的第三层级计量的敏感性所作的定性讨论。

（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修订的内容

2013年11月16日，正式修订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9）以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IAS39）。将一般套期部分加入IFRS9，新准则仍将套期分为现金流量套期、公允价值套期和对国外营业净投资的套期三类，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由于以公允价值为导向的业务模式要求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并且混合合同应按其整体进行分类，当前在IAS39中所采用的三项公允价值选择标准之中的两项标准在IFRS9下不再使用。在IAS39中所剩下的那一项公允价值选择权条件将在新准则中继续沿用――也就是说，如果在初始确认时将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可以大幅减少确认或计量的不一致，即通常所说的“会计错配”，则管理层仍可采用这种做法。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指定一旦做出后是不可撤销的。

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适用标准保持不变，主要有：一是负债是否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二是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是否将消除或减少会计错配；三是该金融工具是否是一项应该将其中嵌入衍生工具分开核算的混合合同（即其包含一项主合同和一项嵌入衍生工具）。

选择使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常见理由是主体拥有其不希望与主合同负债分开的嵌入衍生工具。此外，对于导致与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之间产生会计错配的负债，主体可能选择使用公允价值选择权。

对嵌在金融负债中的衍生工具的处理不于嵌在金融资产中的衍生工具的处理相对应。对于金融负债和非金融工具，IAS39中关于嵌入衍生工具的现行指引IFRS9中被予以保留。这就导致有些嵌入衍生工具仍需单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核算。

然而，嵌入衍生工具不再与金融资产分开核算，它们将作为合同条款的一部分，以确定整体金融资产是否满足合同现金流量测试（即该工具需仅包含对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从而判断是用摊余成本计量还是用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损益。

二、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2014年初，财政部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分别修订了《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会计准则》，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39号――公允价值计量》。

在此次准则修订及制定过程中，公允价值方法和原则在存货、资产减值、股份支付等多项准则中均有涉及。下面对修订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与《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2014年3月17日，财政部了《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4]13号），进一步指导和规范优先股、永续债等创新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已经或者计划发行优先股、永续债等创新金融工具进行融资的企业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并需要从具体合同条款的设计协商阶段起，就开始仔细研究和评估准则的实务应用和信息披露效果。

对投资方会计处理的原则性指导，也可能对计划投资于此类创新资本工具的企业如何决策和管理产生影响。要求自之日起施行，要求追溯适用，若不可行，则采用未来适用法。

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企业应当根据所发行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结合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将该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分类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2）可回售工具或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按比例交付净资产的工具。引入此内容为了与《国际会计准则――金融工具：列报》趋同。企业发行此类工具需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但准则提供一项例外，当此类工具符合一定条件时，企业将其分类为权益工具。此类工具的发行主体通常为基金、信托等结构化主体。

（3）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强调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对可回售工具或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按比例交付净资产的工具对应的少数股东权益部分，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而非少数股东权益。

（4）对发行的金融工具从权益工具重分类至金融负债（或反之）的会计处理，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5）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了“其他权益工具”报表科目，用于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但并不包含应归属于其他工具投资方累积但尚未发放的股利，此等股利包含在未分配利润中。要求发行方披露其发行在外的所有归类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优先股、永续债等金融工具的详细情况，包括发行时间、数量、金额、到期日或续期情况、转股条件、转换情况、会计分类及股利或利息支付等信息，并提供了披露的格式。

（6）每股收益计算时，分子为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不应包含其他权益工具的股利或利息，但若存在发行在外的累积优先股等权益工具，应扣除当期的约定股利，无论是否宣告发放。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2014年1月26日，财政部了财会[2014]6号文《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统一了公允价值计量，并改进了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披露。几乎所有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企业都将受到影响。该准则的大部分内容是对现在估值实务的汇总，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不会因施行该准则而需要对原计量金额进行调整。修订后的准则自2014年7月1日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中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准则要求披露的内容明显增多。企业需要研究这些新增的披露要求，更新相应的内部报告内容和流程以获取这些披露所需要的信息，例如针对报告期公允价值计量所采用的估值技术、输入值及其所属的层次等信息。

（2）该准则修订了公允价值的定义，即公允价值是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应注意以下几点：①清算等被迫交易不属于有序交易；②假设有序交易是在主要市场进行的，或者当不存在主要市场时，在最有利市场进行；③应考虑市场参与者（而非特定的企业）在计量日对该资产或负债进行定价时考虑的特征。如资产的状况、所有位置、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资产本身的特征，而非持有人的特征；④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应当基于最佳用途，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基于资产的现有使用方式或状态计量公允价值；⑤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明确了以转移价格为基础计量，不再基于清偿价格，同时还应当考虑不履约风险。

（3）估值技术：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估值技术中的一种或多种计量公允价值，并优先采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

（4）披露要求中，从原先的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扩大至公允价值计量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以及不以公允价值计量但需要披露其公允价值的资产和负债。所增加的披露要求主要包括：确定各层次之间转换时点的政策、第三层次计量的估值流程的描述性信息、重要不可观察输入值的量化信息和敏感性分析的描述性信息、不可观察输入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最佳用途不是当前用途的事实及其原因等。

三、企业准则修订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

（一）对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分类与计量的影响

IFRS9要求所有的金融资产按摊余成本或完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四类金融资产中：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与应收款项类投资，前两者用公允价值计量，后两者采用摊余成本计量。

下面对五大国有银行的年报（财务并表口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是财政部在年初刚颁布的修订的准则鼓励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施行，所以选择的五大行2013年的财务报表都是提前遵循五项新修订的会计准则。

从表2中可以看出，按2014年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编制的2013年的财务报表

大幅提升了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工商银行为例，从2012年公允价值计量金额在整个金融资产的占比由869%提高到997%，低于IFRS9计算的2348%的比例。

主要原因：①这几家银行当前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多以债券类投资形式存在，在当前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并不区分债券类投资与股权类投资，均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而IFRS9规定，只有权益类工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②IFRS9原应收款项资产全部要求按公允价值计量，由此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占比显著增加。

（二）对金融机构的持有权益工具计量的影响

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准则，除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的部分外，主体持有的权益工具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类别。除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按成本计量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五大行将对联营和合营公司的股权投资全部计入到“长期股权投资①，而将其他的所有权益性工具计入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前者的权益工具全部都是具有活跃市场报价的投资，而后者的权益工具包括具有公开报价和没有公开报价的权益性投资。

其他上市商业银行，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投资以及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将计入到了“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的权益性投资则基本计入到了“交易性金融资产”，计入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权益工具金额相对很少。

本次新修订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的定义、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估值技术、公允价值层次与披露要求方面进行了改进，但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的不断修订，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步伐也不会就此停止，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了解公允价值准则改革的方向及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影响。（作者单位：华融资产）

篇10

论文关键词 摊贩 外部性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营业权 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

摊贩是指于户外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依法经营的个体经营者。2009国务院《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行的新《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并没有采纳这一条。只是第29条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可见现如今摊贩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行政相对人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没有主体经营资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笔者试图为摊贩存在的正当性证成，以期为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定义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用概念界定的范畴，所以很多时候甚至避而不谈。

但对于该定义可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所以对于一方主体恒定的外部性问题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有利于该主体使得其生产成本被无形转嫁给他人，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承受他人的成本。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二）摊贩是外部性的受体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伴随国家产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使得长时间里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流向高新技术，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上农村人口都无法和城市人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被廉价的、无返还性的剥夺，这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被城市化”了。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进入工业领域，所以从事小买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自由和公平角度讲正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分配违背市场规律，社会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衍生出从事摊贩行业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摊贩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外部性受体。

（三）摊贩是外部性的主体

给予摊贩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摊贩经营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这是从摊贩作为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讲。摊贩经营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影响公共交通，存在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很多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索赔几乎不可能，对于环境污染更是将经营成本直接转嫁给政府和他人。

摊贩存在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其是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其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同时，也是外部性经济发展的承受主体，所以摊贩的存在是市场主体自由发展寻找出路的结果，如果人为的过分行政干预，试图抹杀这一主体存在的必要性，必将违背市场规律，构成对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侵害。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象为趋利避害，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政府同样要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管理者负有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义务，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秩序需要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政府资源有限，于是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广泛支持，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方面政府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义务，所以为摊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其当然的职责。从事摊贩的主体主要是处在贫困线边缘，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人，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是宪法上平等权的体现。摊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人与摊贩构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和供给链条，使得摊贩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摊贩现象也带来了如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经营商品质量得不到有力保证等诸多问题。所以政府又负有维护交通秩序，城市卫生，维护消费者权利等多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也构成一种公共产品，其需求者与摊贩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要从中衡平。

这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他们之间，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冲突或优先顺序考虑。那么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以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就是政府管理者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执政者会选择对待摊贩的态度，并采取不用的执法措施。这种态度和措施作为一种变量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管理者的支持度。而在支持摊贩与取缔摊贩两个极限取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解，那将决定摊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作为支持和取缔这两个极限取值都不会成为这个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此两者所耗费的资源同样趋向于极限，从成本效益分析将也不会成为管理者的选择结果。而且这两种选择必将失去一部分公众的的支持。所以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讲摊贩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管理者的不二选择，他的存在只存在一个自由度多大的问题。

三、基于营业权分析

“营业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平等的营业机会和独立的投资主体、营业主体资格，可以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营业权的基本内涵包括营业机会的平等享有、营业资格的自由取得、营业领域的自由选择、营业事项的自主决定，营业方式的自我决定、经营管理的独立决策以及营业侵权的救济等。营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典型的私权性质，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一种与就业权具有等值意义的个体经济发展权。” 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的行使上讲，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如何处分和增值。国家不仅具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同样负有消极不作为，维护公民合法处置其资产的义务。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收益权的侵害同样是一种违法。但是营业权更加侧重于从动态角度分析民事主体获得财产，处置财产的权利，而物权则侧重从静态角度反应主体对财产的支配权属性。

我国承袭欧洲大陆法系以物权法为首，构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静态法律秩序的维护，其实是对社会秩序这一法律最低位阶价值的维护。从法律价值角度讲实际上秩序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一个社会追求的秩序必然是一种自由的或是平等的，或是有效率的秩序。所以可以说欧洲大陆法系维护的秩序尚缺乏一种价值追求，它处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角度。也正因此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无法在动态上给出一个直观的态度。因为动态的财产权行使总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第三方利益。正如摊贩问题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一样。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一个价值取向，使得摊贩问题类似一个自然法问题在实然与应热之间产生冲突，不同人却又都能得出不同的但又合理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摊贩这一主体现在存在的尴尬所在。上述外部性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对于摊贩的营业权长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各个地方对于流动摊贩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无法认识摊贩营业行为是其财产权行使的结果，从而掩盖国家干预的不法性。

四、基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分析

所谓商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是指伴随商事主体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度的需求，法律设置不同的商事主体制度以适应其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李建伟教授在《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认为从小商人和农村承包个体户到个体工商户再到个人独资企业是商个人层次发展的路径。从小商人到个人独资企业，商人发展经历自由登记到强制登记，从无名商个人到有名商个人，从非组织商个人到组织商个人。所谓无名商主体是指在法定的商主体形态之外，拥有营业权从事营业活动的民事主体。摊贩就是无名商主体的典型代表。摊贩营业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没有资金的自然人从摊贩做起开展商事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讲摊贩制度的存在是一国商事制度的基石，在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潜在商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起到激活和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今我国《民法通则》中却规定自然人开展营业活动必须取得核准登记，实则没有区别商事主体登记和商事营业登记。自然人是必然的商事活动主体其主体资格不证自明，这与法人这一拟制主体不同。法人从事营业活动必须进行主体登记，然后才能取得营业登记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商个人而言，由于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乃是天赋的，无须登记，所以不存在主体登记程序。又由于自然人的营业权乃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民事（商事）权利，所以商事登记的意义在于确认商个人的营业资格，排除由于公务人员身份等原因不得从事营业的人，向公示其经营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所以从商自然人到商法人、从无限公司到有限公司、从人合到资合，是商事主体发展的层次需要。

笔者认为李建伟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实际上对于摊贩来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试图通过商事登记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取得商号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营业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制其进行商事账簿记载并开征适当的营业税也是合适的。所以从维护商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安全角度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小商人允许其自由登记为商人并受商法调整符合实质正义。

实际上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对于层次发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商个人上如此在公司法人上同样如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化缺乏法律调整规范，而在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更是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高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制度安排缺乏灵活性，使得法律的调整和商主体的层次发展存在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完全相违背。

我国台湾地区《摊贩管理规则》第4条规定：“现有之公、民有市场摊（铺）位，应尽量容纳摊贩，如市场摊贩不敷时，主管机关应会同有关机关指定摊贩临时集中区（段）及营业时间，发证管理。”台湾地区对于市场内摊贩的规范已经脱离摊贩管理体制进入市场管理法范畴，所以此处可知有固定摊位的摊贩已经取得市场主体地位而与没有摊位的小规模摊贩不同，这些摊贩的成长正是验证了层次发展理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30条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引导流动商贩入场（室）从事合法经营。”这同样是层次发展理论的体现。从层次发展理论角度，对于摊贩这一群体内部还有必要做出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设计，以更好的适应摊贩自身的发展。如台湾地区就将摊贩划分为流动摊贩和固定摊贩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