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国内4个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

在重庆等7个自贸试验区获批之前，我国的自贸试验区有4个，分别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它们相对成熟的政策与配套值得重庆借鉴。

上海自贸试验区

3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始终抓住5个关键点探索创新。

一是参照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建立健全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负面清单3年多缩减36%，90%的行业对外资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超过90%的外资企业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外资企业新设立数为前20年的总和。

二是对标国际便利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自贸区，建立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贸易监管体系。进出境时间较全关区平均水平分别缩短78.5%和31.9%，通过“单一窗口”办理的船舶申报达99%，口岸货物申报超过80%，互联网申报仅需1―2分钟。

三是着眼于形成符合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政府监管体系，建立健全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相对分离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了信息查询、协同监管、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社会监督、数据分析和双告知、双随机的“6+2”功能框架，实现了部门间协同监管和分类监管。

四是着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索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中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开放创新。自贸试验区累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6.4万个，累计办理跨境结算约10.5万亿元，业务涉及118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发生金融风险事件。

五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深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实施浦东新区地方一级政府管理体制整体创新。落实国家和上海市要求，全部取消64项地方设定的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审批制度，优化政府服务，企业办理相关证照由原先26个工作日减少到9个工作日。

天津自贸试验区

适当放开政策限制。依据天津实体经济优势的特点，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适当放开政策限制，制订调整负面清单。

创新金融租赁。将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使现有金融w系结构更具活力，更加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更加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的困境。

重视服务行业。注重引进技术含量高、带动作用强的项目来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又注重能够发展民生的服务行业。

广东自贸试验区

改善投资环境和产业机构。加强自贸试验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职能由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

坚持技术创新道路，全面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人才支持。

福建自贸试验区

构建闽台协同经贸圈。协同发展包括内生协同发展模式和外生协同发展模式，以投资、贸易为主导，以金融领域合作为突破，全面对接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六海一空一区”，逐步实现信息共享，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等自由化进程，共建海峡两岸一体化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承接台湾高端产业转移。采取直接复制推广、逐步复制推广、建章立制后复制推广等三个层次甄别、消化和吸收，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对接合作，建立一个与国际高标准开放体制接轨和相容的高效管理体制。

国外自贸区建设经验

与国际先进自贸区建设相比，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对此，本刊特梳理出新加坡自贸区和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经验。

新加坡自贸区

实行双层自贸区市场管理模式。依据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法》和《自由贸易区条例》，新加坡自贸区主要是由本国中央政府和自贸区内特定企业分别进行管理，即中央政府进行引领规划，区内特定公司从事日常经营，是典型的双层级自贸区管理模式。

专设国际商业法庭处理国际商事纠纷。2015年1月5日，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正式成立，专门处理包含自贸区在内的本国涉外商事纠纷，具有专业、高效、公平公正的特点，国际商业法庭设置于新加坡高院体系之中，是新加坡最高等级司法审判机关的一部分，其判决具有最高效力，可最大程度保障判决结果得到他国承认和认可。

较为完善的外资市场监管制度。新加坡自贸区对外自由开放的局面离不开本国较为完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2004 年《新加坡竞争法》正式颁布，通过该法减缓了市场开放对本国内部市场的冲击，维护了本国对外交易市场安全，对于有序市场竞争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区内赋税优惠制度。新加坡自贸区内实行统一企业所得税政策，除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外，区内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义务人包括按照新加坡法律依法成立的国内公司、在新加坡依法注册登记的外资公司，以及虽不在新加坡注册登记但依照新加坡属地管辖原则有来自于新加坡应纳税款的域外公司。在区内税率方面，自2010年起，新加坡自贸区内采取百分之十七的公司税率，所有区内企业可享有前三十万元应税所得部分豁免优惠待遇。

自贸区大金融监管模式。目前，新加坡自贸区金融监管事宜主要是由新加坡金融监管局负责，其具有央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两大职责。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为加强管理和控制风险，新加坡进一步扩大了金融监管局的职权范围，除属于央行职责的货币发行权力外，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同时对本国银行、证券、保险业等全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大金融监管模式具有集中、高效、统一的特点，有利于提升自贸区内的金融监管效率。

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园区

明确主要服务功能。纽约港自贸区属于一个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园区，伴随着自由贸易园区数量的不断增加，纽约港也在与时俱进，持续明确其服务功能。比如，纽约港主要采用围网等方式将片区分隔封闭，担任货物中转、区内自由贸易交换的功能。另外，纽约港自贸区在区外专门划分若干区域，主要经营包括手表、汽车、制药以及饮料等进出口加工制造业务。

创新体制机制。纽约港自贸区大部分园区分布于新泽西州，但园区的管理者并不是单独由新泽西政府进行负责，而是由地跨两州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全权负责。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在法律上独立于两州存在，配备自己的警察执法力量，其统一的跨州机构确保了整个大纽约地区港务业务的流畅运行，为纽约港自贸区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篇2

2015年12月29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条例（草案）》分六章，共四十六条，具体包含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航运服务体系、航运科技创新和航运营商环境建设等内容，其中尤其体现了三个需要。

依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航运政策突破的需要

海运业包括海上运输、港口、航道和航运服务等诸多方面。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改善了航运发展的综合配套环境和创新环境。为主动对接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交通运输部与市政府联合又了《关于落实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上述实施意见中，都提出了加快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创新航运政策，《条例（草案）》予以了必要的吸纳：一是国际中转集拼政策，其是衡量国际航运枢纽港的重要指标，主要好处在于同一集装箱的货物在中转港通过拆箱分拣和包装，再运往不同目的港，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运输效率。二是沿海捎带政策，即指国际航运船舶在沿海港口之间从事外贸集装箱的国内段运输。实施沿海捎带政策，可以有效提高船舶运输效率，有利于吸引国际航运船舶集聚上海港。三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船舶登记量是衡量国际航运中心的一项重要指标。2014年底，在上海登记的国际航行船舶数量为415艘，其案免税船舶25艘，“中国洋山港”籍船舶仅有5艘。目前，本市正在对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作进一步研究，并需要法治层面进一步推进。

适应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

2015年5月，市委、市政府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对科创中心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科技创新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内生性需求。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诸多领域都需要科技创新予以推动。《条例（草案）》着力从支持骨干船舶制造企业建设国家级的船舶、海洋工程装备以及船用设备研发实验中心，扶持以创新型航运产品和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发展，鼓励航运相关企业逐步推进信息化与生产、服务、管理各环节的融合，支持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等研发和制造以及适航审定和航空器运行评审能力建设等方面推进航运创新科技发展。同时针对利用创新科技提高航运领域的环保水平，打造绿色航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草案）》规定了相应措施。

建成功能完善、辐射全球的大型国际航空枢纽的需要

国际航运中心，具体包括建设国际航运枢纽港、国际航空枢纽港。2012年，国务院了《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着力把上海等机场建成功能完善、辐射全球的大型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空枢纽港建设的核心要素包括航线网络、货运物流、通用航空、空港服务和空域容量等方面。为进一步推进相关建设工作，《条例（草案）》分别作出了规范：在航线网络方面，鼓励本市基地航空公司积极拓展国内外航线，完善航线网络布局，提升航线网络的通达性、衔接性和枢纽航班密度。在货运物流方面，明确支持国内外航空公司以及综合物流服务商在上海机场建设航空物流转运中心，推广应用物联网技术，加快航空货运发展。在通用航空方面，要求加强公务机基地建设，满足公务机运营保障需求，以吸引更多的公务航空运营机构在本市开展业务。在空港服务方面，要求机场管理机构、航空公司等单位采取措施，提升机场安全运营效率和综合服务质量。同时，鼓励国内外航空公司和航空联盟来上海发展，共同建设品质领先的世界级国际航空枢纽。

篇3

如今五年已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今年，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推出的一张囊括多达73项重点工作分工表给出了答案，其中“自贸元素”是工作重心，成为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诸多改革突破口。

金融行业成写字楼需求主力

一般来说，写字楼市场的兴旺与冷清，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城市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波动。近几年，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工作的推进，金融服务业租户的强劲租赁需求催热上海的写字楼市场。

戴德梁行研究部数据显示，上海甲级写字楼2014第二季度整体平均租金为每天每平方米 8.57 元，环比下降 0.92%，同比下降 1.27%， 为两年半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其中，浦东区域内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持续上升，达到每天每平方米 9.20 元，环比上浮 2.22%，同比上涨 4.90%；而浦西区域为每天每平方米8.29 元，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2.36%与 4.05%。上海国际超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为每天每平方米12.39 元，环比上升 5.45%，同比下降 1.59%。小陆家嘴地区甲级写字楼一室难求的局面仍在持续，其中，上海国金中心写字楼的租金成交价首次冲入每天每平方米20元区间。

仲量联行研究报告称，浦东新区写字楼平均租金本季度环比上涨2.5%，并已开始带动浦西中央商务区租赁市场的需求。仲量联行华东区董事总经理顾东尼表示：“我们看到内资资产管理、私募股权及其他金融服务行业租户，正积极寻求扩张或设立新办公室，从而产生强劲的租赁需求。”第二季度，来自金融服务业的内资公司在上海中央商务区租赁市场尤其是浦东新区市场表现愈加活跃。上海自贸区及相关金融改革方案吸引了内资公司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强烈意愿，并且选择在传统中央商务区内租赁办公面积。为了提升公司形象，许多此类公司表现出租赁陆家嘴办公面积的意愿。例如，新华产权交易所在自贸区内注册，并于2014年第二季度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内租赁了约10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由于供应稀缺，加上自贸区效应的发酵，浦东涌现了大批内资金融机构，这是浦东租金涨幅较快的重要原因。有的优质项目个别楼层甚至让租户自己出价，业主挑选。”一个浦东写字楼业主这样解释了浦东写字楼空置率低的原因。

小陆家嘴是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浦东新区的黄浦江畔，面向外滩，轨交2号线和6号线连通人民广场、南京西路的核心商务圈。从1990年成立至今，小陆家嘴汇集证券、期货、外汇、黄金等金融行业，是外资银行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贸易、投资和中介服务机构等的集中之地。成熟的金融产业链和相关服务配套，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租金一直处于高端价位，而中外各大金融机构在强大的财务支撑下，也纷纷进驻此地。中原地产研究部最近的调查显示，自今年3月开始，小陆家嘴5A甲级写字楼租金略有上行，约12～20元/平方米/天，而空置率一度下滑至历史最低点2%左右。

在多家房地产顾问看来，内资金融机构对写字楼行情的影响不容忽视。有意思的是，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今年却一度传出了“招租难”的消息。2008年在全球金融海啸背景下开工的上海中心大厦，比著名的台北“101大楼”还要高出约四分之一，地处有着“东方曼哈顿”美誉的陆家嘴金融城。上海中心大厦计划于2014年底基本土建竣工，2015年中投入运营。上海中心大厦已在5月敲定由仲量联行和世邦魏理仕两家跨国行负责写字楼租赁业务，被认为力求吸引海外租户。

对于“招租难”一说，上海中心大厦公关总监朱亚萍予以了否认，“上海中心赶上了一个较好的时机，因为这是小陆家嘴最后一幢综合办公楼；另一方面，跨国企业扩租的需求还在释放。”上海中心大厦对外表示，目前意向租户很多，主要分布在金融、保险、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这和我们的定位非常吻合。不过租赁许可证还在申请，所以还没有正式签约。”

按照上海中心大厦建设之初的定位，他们首选金融行业，聚焦国际标准的超甲级办公、超五星级酒店和配套设施、主题精品商业、观光和文化休闲娱乐、特色会议设施五大功能，其办公面积约22万平方米，商业面积约5万平方米，预计容纳规模2至3万人。

事实的确如此，世邦魏理仕中国区负责人林天春表示，现阶段，他们洽谈的目标公司主要为国际知名的银行、金融机构、商务中心、制造业、文化娱乐业、建筑师事务所等。

根据睿意德的数据显示，在针对纽约、上海、香港等城市的超高层办公楼租户背景分析后发现，金融与专业服务业租用了超高层办公楼80%的面积，为主力租户。由此看来，比起租金，上海中心更关注企业本身，如果是国际知名金融总部愿意搬过来，租金议价空间也许好谈。

此外，上海中心大厦作为陆家嘴区域最后一个办公楼项目，它的竣工将为陆家嘴金融区20年建设发展的成功拼上最后的一块拼图。可以说，上海中心大厦的落成无疑将给浦东陆家嘴带来约22万平方米可租高档办公用地，届时，小陆家嘴写字楼空置率将会反弹，将一定程度缓解陆家嘴“一房难求”的局面。

国际化程度仍较低制约重重

尽管金融行业成为上海写字楼需求主力，但多位专家认为，上海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且面临很大的阻力。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7月19日在“2014・上海新金融年会暨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因素，至今仍未有太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指标，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可以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金融业的相对发达程度。金融中心城市意味着其金融业相对于其他行业较发达，金融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高。上海去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823.29亿元，比上年增长13.7%。今年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为1384.84亿元，增长9%，可以看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成效。但是，上海金融机构的密集度、规模仍落后于成熟国际金融中心。

按照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Richard N.COOPER的看法，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规模，必须要达到一个最基本的规模；第二是汇率可兑换；第三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争端处理机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分析，上海曾经推过跨境支付的结算功能，但发现有人利用我国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和海外市场汇率之间的差价来套利，做虚假贸易，上海很快意识到要防止这种利用金融套利的行为，必须要让利率汇率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不是上海能够决定的，必须要靠整个国家银行能力和监管能力的提升。另外，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建立尚不完全，若开放给国际投资者，会使一部分投资者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健全来投机，容易造成金融危机。“在制度建设完成以前，只能逐渐开放，想一步开放是不现实的。”至于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孙立坚称，由于前两个功能都还没有做好，市场投资欲望不足，不能利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来影响国际的金融产品。

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说：“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市场化、法制化等软环境方面，和香港等地区还有着较大的差距。譬如，法制化方面，现在像股市等违法违规成本都太低，必须提高监管透明度，否则市场很难长期健康发展。”

自贸区金融创新是重点

对于上述存在的障碍，多位专家都提到，上海要主动对接、主动推动中央进一步的金融改革措施，可以把自贸区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潘英丽说，“上海现在有自由贸易试验区，什么叫‘试验区’？就是要大胆地先行先试，要利用好这个试验区主动跟有关部门报方案，争取在金融改革上先行先试。”

经济学家连平亦提出，首先，可以借助自贸区开展人民币产品的各种创新。现在全球至少有六七个地方，都在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这将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易、回流、投资需求会越来越大，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所能获得的机遇。自贸区内政策比较宽松，有利于人民币产品的发展和创新，如利率、汇率等衍生产品均会获得很好的发展空间。第二，可以借助自贸区推进上海资本市场的开放。是否可以考虑向前推进一步，把香港和上海的金融机构，在上海结合推出一些人民币的理财产品。第三，可以借助自贸区推进离岸金融的发展。比如，探索将现有银行的离岸业务嫁接到自贸区的账户体系当中；除了银行业的产品创新，是否可以在离岸证券、保险、租赁等非银行业务方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推进。第四，借助自贸区的平台，通过自贸区的账户体系和创新，拓展上海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适时建立私人财富中心。

自从去年9月自贸区挂牌以来，在自贸区内注册的外资银行机构多达22家，眼下还有更多外资银行在申请中。在自贸区里，金融改革创新与跨境贸易投资制度创新，正形成一道相互促进、交相辉映的独特风景。

今年4月，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召开会议，提出上海今年将以推进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为重点，努力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的突破。会上，一份重点工作分工表，73项任务对应的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一一明确，要求以改革统领全局，以推进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开放程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努力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的突破。上海将做好金融监管信息与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征信系统的对接，研究完善自贸试验区金融产业发展布局。

目前，73项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各种面向国际投资者的金融交易平台，堪称今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此外，上交所、中金所、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在内的金融要素市场，也正积极研究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

其中，自由贸易账户业务的启动，无疑是一大亮点，为金融市场与机构开拓了全新的领域和无限的想象空间。6月18日，自由贸易账户（FT）在上海正式落地，首批已接入央行上海总部系统的中行、工行、建行上海市分行、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银行共五家银行，实现了开立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而有了FT基础，黄金交易所将吸引区内和国际资本进入黄金交易市场。据悉，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已经完成注册，业务规则已经修订完毕，交易系统等技术准备已经上线，交割仓库已经通过海关验收，加上此次接入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并与相关银行达成结算合作，上海黄金交易中心已经搭毕。

在此前一直被视为上海短板的互联网金融领域，7月21日，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促进本市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要打破思维定势，避免用传统产业发展的眼光看待互联网金融行业，决不能轻视“山寨”和“草根”，要主动适应互联网金融的新业态、新模式，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从人才、创新、信用、配套体系、法制等环境因素着手，营造适宜产业发展的环境，并加强防控行业风险。

篇4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改良刍议

一、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实践及其比较

2013年9月29日，上海市政府《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沪府发〔2013〕75号）；2014年7月1日，上海市政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修订）（沪府发〔2014〕1号）；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5〕23号）；2016年3月2日，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发改经体〔2016〕442号）。其中，“负面清单”2013和2014m用于上海自贸区，而“负面清单”2015和“负面清单”草案2016则适用于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

由于立法环境及依据和发展阶段的不同，适用于上海自贸区的四版“负面清单”各有侧重。“负面清单”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见证了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无到有、并一再取得突破的发展历程。

2013版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为基础，但二者主体内容基本相同，仅仅是从结构和编排上进行了相关调整，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2014版“负面清单”的变化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开放度和透明度提高，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调整为139条，较2013版减少了51条，调整率达到26.8%，此外还取消了14条管理措施、放宽19条管理措施，使得负面清单的开放比率高达17.4%；二是列表结构和可读性的变化，以“特别管理措施+保留行业”的列表结构替代了2013版“保留行业+特别管理措施”的列表结构，侧重强调“特别管理措施”，避免了“负面清单”禁止和限制项的表述不清和易混淆性。

2015版“负面清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四大自贸区，并有了如下主要变化：其一，开放度和透明度进一步提高，2015版的特别管理措施持续减少，由2013版的190项、2014版的139项，至2015版仅为122项，尤其是特别管理措施中缺乏限制条件的措施由2013版的55条、2014版的25条，降至2015版的8条；其二，“不符措施”内容拓展，除针对国民待遇的“不符措施”外，2015版“负面清单”还增加了关于“业绩”、“高管和董事会”要求的“不符措施”；其三，可读性增强，2015版“负面清单”无“门类、大类、种类”的分别，而是以“领域”替代，表述更加直观清晰；其四，描述更加细致，2015版“负面清单”中有关金融、文化、体育、娱乐业等的特别管理措施都得以增加，用以更加详细地描述相关特别管理措施。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知，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其开放度和透明性不断增强，内容更加简明易懂，与国际高标准的对接也更加紧密。

二、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内容方面

（1）形式大于实质。率先出台的两版仅适用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即2013版和2014版）与之前适用于全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几乎相差无几，仅删除了后者中的“鼓励类”，重新调整了其中的“限制类”和“禁止类”，降低了部分行业的外资准入条件，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对清单的修改、新增等方面的规定也不完善，未取得国际“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正向效应，也难以达到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要求。

（2）开放度和透明度不高。“负面清单”开放度不高，尤其是清单中对服务业的开放明显不足，如：清单中对金融服务业开放的限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资质、业务范围的要求较高。此外，“负面清单”的透明度也不高，其中部分条款管理措施缺乏准确细致的限定和执行细则，由此会导致实践管理中的界定模糊和认定困难，进而引起管理模式操作风险的增加。

（3）行业规定的不足。“负面清单”除一般性行业外，往往还包括了不能开放或暂时不能开放的行业和暂时不存在的行业或领域。而对于上海自贸区，其“负面清单”对部分关键行业的界定比较模糊，也缺乏对“未来行业”的详细说明与解释，尤其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更是讳莫如深。

2.制定主体与实施过程方面

其一，上海自贸区内仅是暂停“外资三法”①的施行，“双轨制”②依旧存在，且国内外资准入的管理往往为部门立法，尚未形成功能类似于“外资三法”的“负面清单”统一立法，容易导致自贸区监管的乱局；其二，现行自贸区“负面清单”仅适用于四大自贸区，执行主体为地方政府，实施过程中难免与其他行政法规、国际法律相冲突，导致“负面清单”若干条款无效，阻碍其实行和推广；其三，国际成熟的“负面清单”往往作为附件存在，而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却属于正式法规，存在一定程度的地位偏差。

3.监管方面

由“审批制”向“备案制”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事中事后监管压力的急剧增大，上海自贸区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尝试构建事中事后监管的“六项基本制度”③，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日趋成熟，但也存在诸如政府和社会缺乏互动、“官本位”现象严重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监管效果和效率是上海自贸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促进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断完善的建议

1.对接国际高标准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风向下，积极研究国际法律动向、对接国际高标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善的必由之路。具体对接应做到以下三点：其一，紧密跟踪国际投资新动向，尤其要关注典型的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和“负面清单”制定的进程与经验，并对与中国国情相似的菲律宾、印度等国的自贸区发展及“负面清单”最新动态和经验成果予以及时关注、及时联系、及时取经；其二，由商务部牵头、上海地方政府主办，积极构建以自贸区构建和“负面清单”发展为主题的国际高峰论坛或学术研讨会，以汇聚国际国内相关人才，探索自贸区发展出路；其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投资贸易的研讨与制定，特别是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负面清单”规则标准体系，争取话语权。

2.完善“负面清单”内容

完善“负面清单”本身的内容是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进的基础和核心。实际操作中可考虑下列建议：一是，要提高“负面清单”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一方面，基于对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整体评估和具体论证，以国际成功经验为借鉴，理清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各项特别管理措施间的关系，适当增删部分条款，以提高其开放度，尤其是对清单中涉及服务业等关键产业的特别管理措施，更要反复讨论、多方取证；另一方面，对清单涉及的法律法、投资领域的界定，切勿含糊其辞，应结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实际国情，加以明确规范。二是，要平衡行业开放与国家安全。开放度和透明度的提高不是一味无原则的提高，行业开放和国家安全的平衡也是不可忽视的，要以审慎性的态度和前瞻性的视角，科学地评估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内容，既考虑自贸区开放发展的需要，又要保证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核心领域不受外资冲击，对能源、通信、航空、农业等领域和新兴脆弱行业的开放采取适当保留。

3.弥补“负面清单”的法律缺陷

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发展的关键保障，针对其存在的缺乏统一立法、与它法冲突等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协调同一层级与不同层级的立法，梳理国内关于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法律和与其相关的行政规范、监管条例等，明确各法律法规间的冲突或重复，并针对具体法规及时进行调整、修订或者废止，若存在律法缺失，也要及时出台相关补充规定；其二，适时出台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可由国务院主导进行，综合考虑上海自贸区和其他三大自贸区以及国内其他区域的立法特征，对“负面清单”或外资准入进行统一立法，以进一步统一步调，扩大开放；其三，全面调整“外资三法”，终结“双轨制”，根据内资与外资的特点以及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开展情况，修订、调整“外资三法”的适用范围和对象，进而形成新的外资准入法律，统一指导内外资。此外，参考国际经验，“负面清单”可作为新外资准入法的附件加以说明。

4.改进“负面清单”的监管模式

监管模式的有效运行可为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保驾护航。而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监管模式的改进需着重于以下几点：其一，要重点做好事中事后监管，遵循“备案制”要求，同时强化信息规整和联网共享，及时识别并控制风险；其二，结合公司法、投资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等的适用范围和特征，综合运用或针对具体领域展开特色法制管理；其三，借鉴国际成功的监管经验，灵活监管，保障监管合理、合法、公平正义。

注释：

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

②对本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适用相关调整投资活动的法律，而涉及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则适用“外资三法”.

③安全审查制度、反垄断审查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健全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和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监督制度.

参考文献：

[1]邓宏涛.负面清单模式国内推广的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究--基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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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郝红梅.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发展趋势[J].对外经贸实务，2016（02）：4-8.

篇5

离岸贸易（Offshore Trade）：指本国（地区）或者对外贸易区内的商业机构提供的货物直接由关境外的生产地付运到客户，而不经过该商业机构所在国家（地区）或者对外贸易区。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离岸贸易的主要特点是交易所涉货物并不进出贸易商的经营所在地，实现了货物流、资金流和订单流跨境的“三流分离”。离岸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是全球贸易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离岸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中间商贸易方式，中间商主要利用其庞大、发达的贸易网络在交易领域内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我国企业发展离岸贸易的现状

由于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和区外实施的是不同的外汇管理政策，我国离岸贸易业务的开展主要集中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国内其他区域还无法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2008年修订），第十四条“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在传统贸易方式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货物流、资金流和订单流是“三流统一”的，这些贸易方式下买家可以通过提供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报关单、运输提单等有效单据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外汇，从而顺利完成对外支付。但是，在离岸贸易方式下，由于贸易中间商的存在，导致货物流、资金流和订单流“三流不一”的情况出现，货物不经过贸易中间商所在地，后者无法获得与货物有关的进口单据，故无法完成对外支付，导致离岸贸易业务无法开展。

但是，我国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不同的外汇管理政策。根据200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汇发【2007】52号），尽管没有直接使用离岸贸易的概念，但实际上允许区内离岸贸易方式的存在，只是区外企业无法享受这种政策。因此，离岸贸易业务在保税区内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2010年10月8日上海正式开展关于离岸贸易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允许试点企业设立专用外汇账户，并简化单据审核程序）以来，先后有两批共20家企业获批试点资格，试点账户贸易额累计50多亿美元（截止到2012年8月），目前正在准备申请第三批试点。

上海的国际贸易企业发展离岸贸易有其特定的优势：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全球有效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比较利益，同时也是规避和应对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其次，便利外汇收付，收付汇只需提供合同和发票，无需提供报关单、进出境备案清单等资料（由企业自行归档备查），但要保证该业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原保税区收付汇政策限制问题基本解决；第三，在上海建立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大背景下，可获得国家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扶助。加入保税区营运管理中心，可获得税收返还等特殊优惠，加入保税区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可简化收付汇手续（离岸账户）；第四，具备全球网络，拥有广泛的贸易渠道，掌握大量的实用商业信息，资金实力雄厚。

三、上海企业发展离岸贸易业务的瓶颈和政策环境

1、发展离岸贸易的瓶颈

首先是外汇支付问题。目前外汇管理局对上海企业离岸贸易各种商业单据的审核程序比跨国公司要复杂得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一般都是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属于生产型离岸贸易，目前外管局对这种ERP系统比较完善的跨国公司（合同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审核上相对宽松。而上海的国际贸易企业大部分属于纯贸易型的离岸贸易，公司内部的ERP系统但对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次是贸易便利化问题。其一是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普通货物贸易一般由贸促会签发，但离岸贸易货物不是从中国出口，贸促会以此为由不能签发证书。所以，这种情况下通常在香港签发。其二是转运贸易：法定商检的产品（机械类产品），在综保区转运时，货物可能只是在港口卸下来转船后又离境，但是根据商检局规定，这类产品也要进行商检（事实上这种产品跟中国无关），办理进境备案清单和出境备案清单，耗时耗资。

第三是非贸易项下的付汇问题。如定船费用、运费；客户抵扣等费用不能对外支付，主要因为这些费用属于非贸易项目的对外支付，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这种情况下无法完成外汇支付。

2、上海发展离岸贸易的政策环境

（1）外汇监管

目前，国内至今没有专门法律和文件对离岸贸易进行政策解释，但是，根据外汇管理局《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汇发【2007】52号文，实际上承认了通常意义上离岸贸易存在的合法性。《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区内企业向境外或者境内区外支付货款，有下列形式之一的，应当持证明交易合法、真实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到银行办理：一是直接从境外进口，或者从区内或者境内区外购买境外企业的货物，可以从外汇账户或购汇对境外支付；二是与境外签订出口合同，货物由境内区外企业报关出境，境外货款可以由区内企业收汇后原币向境内区外企业划转；三是从境内区外企业购买货物，可以直接向其支付，银行按照规定为境内区外企业办理结汇或入账手续；四是其他向境外或者境内区外的支付” 第九条的实质含义是保税监管区域的区内企业获得订单以后，货物可以不经过保税监管区域，只要具有反映货物贸易真实性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即可证明交易合法。实质上就是资金流和货物流不一致形成的贸易交易方式，就是本文所讨论的离岸贸易的交易方式。

（2）税收水平及交税成本

我国与离岸贸易有关的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与同为亚太区的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我国企业开展离岸贸易业务的税负水平明显偏高。以贸易企业为例，从税收种类来看，香港仅征收16.5%的企业所得税，没有营业税，最高个人所得税为17%；新加坡没有营业税，企业的所得税平均水平仅为17%，获得全球贸易商（GTP）资格的企业开展离岸贸易业务仅需缴纳低至10%甚至5%的企业所得税，新加坡的最高个人所得税为20%；而我国贸易企业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5%的营业税以及最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

四、上海进一步发展离岸贸易的政策建议

1、政府层面

2013年3月底，国务院总理在上海调研期间考察了位于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并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目前，上海已经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上报给国务院。因为，未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将给上海离岸贸易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首先，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在上海综合保税区内实施全球贸易中间商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国际贸易活动，鼓励国内外大型跨国贸易公司以上海作为区域或国际贸易活动基地，进行从采购到分销的一系列贸易增值活动，以拓展区域和全球业务。通过全球贸易中间商这项税收优惠激励计划，不仅可显著提高上海综合保税区的贸易总量和贸易辐射能力，而且可借此打造和建设以跨国公司共享服务中心为基础的贸易平台，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进程。获得上海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中间商计划资格的公司，将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申请上海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中间商计划的公司必须以上海作为它在本区域进行贸易活动的中枢，并进行一系列相关商业活动和支援功能。

其次，促进与离岸贸易相关配套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一方面，应抓住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的机遇，在2012年交通运输业和航空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试点的基础上，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逐步将试点扩大到会计、咨询、法律等与离岸贸易发展发展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与差额征收间接税的国际惯例接轨，降低专业服务业的整体税负。另一方面，应继续用好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对带动效应明显、辐射范围大、示范作用突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及会计、咨询、法律专项现代服务业项目，通过贴息、补助等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2、企业层面

从事离岸贸易的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跨国公司贸易型子公司，另一种是独立的贸易中间商。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跨国公司还比较少，因此独立的贸易中间商居多。但是，事实上能够开展离岸贸易的本土贸易中间商也不多，因为本土贸易中间商的贸易网络总体还不够庞大，远远没有形成全球贸易网络结构。以下的建议主要基于本土贸易中间商如何进一步扩大离岸贸易发展而提出。

首先，战略上要逐步构建和形成全球贸易网络。企业开展离岸贸易的最根本的优势在于贸易网络，这是贸易中间商立足和发展的关键。全球贸易网络一旦成型，贸易中间商很快可以得知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客户所需要的产品，可以从哪些国家或地区的供应商处进口，从而实现供需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配对。

企业构建和形成全球贸易网络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通过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寻找国内外客户和供应商；二是通过参加国内外专业展会，逐步发展客户群和供应商群；三是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直接了解和跟踪国外的客户和供应商的最新需求和供给情况，实时地将这些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所以，第三条途径是最重要的形式，但企业需要付出较高的固定成本建立和维护国外分支结构和渠道，因此只有资金规模实力较大的企业从具备这种可能性。

其次，组织构架上适合采用产品事业部构架。产品事业部构架主要是以企业所生产或经营的产品为基础，将生产或经营某一产品有关的活动，完全置于同一产品部门内，再在产品部门内细分职能部门，进行生产该产品的工作。这种结构形态，在设计中往往将一些共用的职能集中，由上级业务单元委派以辅导各产品部门，做到资源共享。

大中型国际贸易企业采用产品事业部组织构架，给予产品事业部负责人较高的权限和发展空间，因而可以很好地发挥负责人的人力资本优势，并且可以建立企业在具体产品经营方面的专业化优势，这一点对于从事高、精、细机电设备等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贸易中间商企业而言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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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借力国家战略，谋划蓝色国土

“十二五”开局的第一年，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发展战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经国务院批复，我国沿海地区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大幕迅速拉开。山东省委、省政府借力定位，提出要把山东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全国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十二五”末再造一个“海上新山东”。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同年6月，又批复同意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两项国家战略部署，吹响了浙江省全面进军海洋的“集结号”，他们围绕“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空间布局，提出“十二五”末把浙江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际枢纽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世界级海滨城市群、新型城市化先行区、海洋综合开发体制改革试验区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务院批复《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后，广东省明确了“四区”定位，即建设全国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提升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区、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高效转化的集聚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综合管理的先行区。环渤海经济圈的河北和辽宁也乘势而上，2011年1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河北省提出了海陆统筹的战略构想，着力把河北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极、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辽宁省则面向东北亚，依托环渤海，突出建设经济带。

产业：突出科学发展，构筑开发体系

产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撑。山东省围绕建设海上新山东的目标，以陆促海、以海带陆、海陆统筹，着力形成“一区两极三带”的产业格局：“提升核心区”——以青岛为龙头，以烟台、潍坊、威海等沿海城市为骨干，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端海洋产业集聚区；“壮大两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海洋产业集聚区和鲁南临港产业集聚区，前者突出滩涂优势发展现代渔业、滨海生态旅游业，后者依托日照深水良港培育海洋先进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油气储运加工等临港工业，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构筑海岸、近海和远海三条开发保护带”——优化美化环胶州湾、石岛湾、威海湾、芝罘湾和莱州湾五大海湾为重点的人工岸线，开发保护烟台岛群、威海岛群、青岛近岸岛群、日照近岸岛群、滨州近岸岛群等五大岛群，发展现代渔业和观光休闲旅游业。2011年11月，浙江同国家海洋局在宁波主办首届中国海洋经济投资洽谈会，签约106个海洋经济重大项目，总投资达3600亿元。浙江省的舟山市抓住国务院批准舟山为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的机遇，建设“一港多区”，全力打造六大基地。广东依托海洋资源，在产业发展格局上放大粤港澳经济圈效应，加强海洋运输、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岛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力求从整体上形成“一盘活棋”。辽宁全面构建海洋经济产业板块，锦州滨海新区、盘锦临港产业带、葫芦岛北港基地、营口海铁联运、丹东沿海经济带都在加速推进。河北举办了与中央企业的恳谈会，使111家央企同他们签署了6900亿元的海洋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兴办的海洋产业全部是绿色、循环、资源节约型产业。

科技：强化创新驱动，支撑蓝色梦想

山东以在鲁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海洋新能源研究院等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在海洋生物、海洋化工、新材料、海洋装备制造技术等领域组建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乌克兰、印度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科技交流，建设国际科研合作平台。浙江宁波规划建设占地面积150平方公里的宁波海洋科技城，·以海洋科技研发、海洋教育培训、现代海洋产业为三大支柱，建立军民结合科技转化示范基地，建设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在甬科研基地和海洋高科技孵化中心，围绕海洋先进技术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工程的研究和开发，形成新的海洋科研体系。舟山建成中国(舟山)海洋科学城，在温岭东海塘围垦区漫长的海岸线上，20多台白色的巨型风力发电机一线排开，海风一年吹出7000多万千瓦时电，可供4万多户家庭使用；世界第三大潮汐能双向发电站——乐清湾江厦潮汐电站，利用潮汐能一年发电1.6亿多千瓦时，成为我国利用海洋新能源的典范。广东珠海与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广州能源研究所、南海水产研究所、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6家科研单位及高校的合作，开展了海洋风能、太阳能、波浪能等海洋清洁能源集成技术的试验，并在海洋生态立体增养殖方面进行探索，实现从近海捕捞、传统海水养殖向现代鱼、贝、藻类生态综合养殖转变，不仅提升了养殖效益，而且改善了海洋生态，保护了渔业生态链条。

政策：立足差别竞争，给力海洋经济

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山东按照“交通同网、市场同体、环境同治、信息共享、产业联动”的原则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18家金融机构牵手打造“蓝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为再建一个“海上山东”注入了强大动力。浙江宁波推出了临港工业及新兴产业、港航物流服务、海岛基础设备设施、海洋科教创新、海洋生态文明等5大类重大海洋经济项目的减税、免税等优惠政策支持；舟山则对落户创办科技型企业的海洋经济领军人才和团队，给予100万至300万元不等的创业启动资_金、3年内减免租金等优惠。广东组建“南海开发”投资基金，设立海洋产业发展专项贷款，对海洋开发重点项目优先安排、重点扶持，并重点建设珠海万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广州海珠海洋生物技术科技园等一批科技兴海成果转化集聚区。辽宁出台了《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以法规形式明确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政策措施。河北在唐山、沧州、秦皇岛三大海洋经济区增辟保税区、保税仓库、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以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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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是在我国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2013年8月，我国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2015年，福建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先后挂牌成立。其中，上海自贸区立足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广东自贸区发挥毗邻港澳优势，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福建自贸区依托临近台湾地区的区位优势，立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天津自贸区则立足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根据建立目的，自贸区内除实行传统的保税政策外，更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促进制度创新、优化要素和资源配置，以便在全国形成辐射效应。而我国自贸区内很多中小企业设备落后、技术水平较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进行设备更新和改造成为当务之急。与此相应，企业的资金需求空前增长，完全通过传统的债权或股权融资，很难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在此背景下，简便快捷而无需提供额外担保的融资租赁业迅速崛起。基于此，商务部办公厅及各自贸区所在地政府部门对融资租赁行业制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支持及鼓励政策。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税收优惠政策。

二、融资租赁业务的共通税政

融资租赁分为不动产融资租赁及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又区分为有形动产直接融资租赁及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租赁。直接融资租赁行为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物件和供货人的选择，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分期支付租金。租赁期限满，一般由承租人以象征性的价格购买租赁物件，租赁物的所有权由出租人转移到承租人。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属于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与供货人签订的合同属于购销合同。融资性售后回租，是指承租方为融通资金的需要，将资产出售给融资租赁企业后，又将该资产租回的业务。融资租赁行为涵盖了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的若干税种。本文研究的融资租赁业务税政，仅指出租人的税政。

（一）流转税

1.有形动产融资租赁。自2013年8月1日起，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不动产租赁服务仍然征收营业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及其附件，纳税人的有形动产直接融资租赁业务，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人民币及外汇借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保险费、安装费和车辆购置税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以及对外支付的人民币及外汇借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这是因为，融资租赁出租人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中已扣除了有形动产价款本金，该部分价款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会产生重复抵扣的结果。

与一般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相同，融资租赁业务增值税税率为17%。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如标的物在境外使用，免征增值税。对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2015年12月31日前，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2.不动产融资租赁。除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外，不动产融资租赁在实践中亦广泛存在，且多表现为售后回租的形式。关于不动产融资租赁业务的流转税，目前尚未出台明确规定。本文认为，不动产融资租赁应比照不动产一般租赁业务征收营业税。出租方应参照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承租方收取的不动产价款本金及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以差额计算缴纳营业税。

（二）企业所得税

1.有形动产直接融资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租金收入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基于此，对于有形动产直接融资租赁业务，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的日期和金额确认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2.融资性售后回租租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3号），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在所得税上不确认为销售收入。对该项被出售的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租赁期间，承租人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前扣除。因此，不论是有形动产，还是不动产的售后回租租赁，对于提供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出租方，该项业务的所得税处理虽无明确规定，但应当比照上述公告。既然承租方不确认收入，出租方亦不应确认资产。承租方虽未采取借贷形式，但由于售后回租行为占用了出租企业的资金，由此产生等同借贷行为的法律后果，承租方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利率向出租方支付相当于资金利息的报酬。该部分报酬构成出租方的收入，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日期和金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其他税种

1.房产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8号）规定，融资租赁的房产，由承租人自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日的次月起或自合同签订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因此，融资租赁房产的出租人不缴纳房产税。

2.印花税及契税。融资租赁业务，实际上是分期偿还的固定资金借款。因此，对融资租赁合同，应根据合同所载的租金总额按“借款合同”计税贴花。融资租赁期间，不动产权属仍属于出租人，不缴纳契税。若融资租赁期限届满，不动产权属发生转移，承租方应缴纳契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2号），对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承受承租人房屋、土地权属的，照章征税。若售后回租合同期满，承租人回购原房屋、土地权属的，免征契税。

3.土地增值税。融资租赁期间，并未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出租人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若融资租赁期限届满，不动产权属发生转移，出租人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

三、自贸区融资租赁业的特殊税政及财政扶持政策

目前，四大自贸区对融资租赁行业的扶持政策，多采取直接补贴形式，运用税收政策进行间接引导的规定并不多见。而与税收相衔接的扶持政策，又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税收优惠，二是与税收相关的财政补贴。

（一）直接税收优惠

1.全国范围内税收优惠。

（1）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税[2014]62号），自2014年10月1日起，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的试点范围由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扩大至全国，并规定了适用范围、计算依据及退税事项。根据上述文件，一是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固定资产”条件的货物，若融资租赁出租方以融资租赁方式提供给境外承租人使用，且租赁期限在5年（含）以上，并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的货物，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政策。二是对融资租赁出租方购买的，并以融资租赁方式提供给境内列名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且租赁期限在5年（含）以上的国内生产企业生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视同出口，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政策。

（2）租赁企业进口飞机的税收优惠。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飞机租赁业发展的意见》（[2013]108号）及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租赁企业进口飞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4]16号），自2014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的租赁企业一般贸易项下进口飞机并租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享受与国内航空公司进口飞机同等税收优惠政策，即进口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的飞机减按 5%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自2014年1月1日以来，对已按17%税率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上述飞机，超出5%税率的已征税款，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可以退还。另外，[2013]08号还规定，暂定5年内免征飞机租赁企业购机环节购销合同印花税。

2.区域性税收优惠。

（1）上海自贸区。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3]75号），自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之日起，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比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提前享受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按5%的税率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2）广东珠海横琴自贸区。根据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横琴新区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试行办法》，允许区内融资租赁机构从境外购入飞机、船舶、游艇及其他与生产有关的大型设备实行保税监管，并办理有关进境备案手续，上述大型设备租赁给境内外企业时，由原购入机构按照租赁方式分期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或在租赁期限届满前一次性缴纳全额税款。

（二）与税收相关的财政扶持政策

自贸区的财政扶持政策，可分为与税收相关的财政扶持和与税收无关的财政扶持两种类型。如根据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额度给予一定数量的财政补贴，或根据其为区内其他企业提供融资总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等，属于与税收无关的财政扶持。对融资租赁企业的财政补贴政策，亦有相当一部分与企业纳税金额相联系，该部分政策多源于市辖区或保税区，进而延伸到自贸区。

1.税收返还式补助。《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五年内，对依法在天津市新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法人机构，自开业年度起，前二年和后三年分别按其缴纳营业税的100%及50%的标准给予补助；自获利年度起，前二年和后三年分别按其缴纳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100%及50%的标准给予补助。对上述公司或机构新购建的自用办公用房，按其缴纳契税的100%标准给予补助，并在三年内按其缴纳房产税的100%标准给予补助。

2.财力贡献总额式奖励。广东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横琴新区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试行办法》规定，自2014年8月26日起，对在横琴新区注册、经营的融资租赁机构给予三种类型的财政扶持。一是按照其对横琴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情况，分别就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形成横琴新区年度财力贡献总额的一定比例，区分纳税年度给予奖励；二是对横琴新区内政府物业和商业物业售后回租业务，按照融资租赁机构购买环节和原业主回购环节缴纳契税形成横琴新区年度财力贡献总额的100%给予奖励；三是融资租赁机构开展跨境融资业务的，按照其为境外主体代扣代缴的预提企业所得税形成横琴新区年度财力贡献给予一定比例奖励。

3.保税监管式扶持。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前海湾保税港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意见》（深府金发[2014]3号），注册在前海湾保税港区的融资租赁公司以及租赁项目子公司，从境外购入的飞机、船舶或大型设备可以办理进境备案手续并实行保税监管。上述货物租赁给境内区外企业时，由境内承租人按照租赁方式分期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4.个人所得税补贴。各自贸区对于融资租赁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规定了个人所得税的财政补贴政策。如根据《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对融资租赁企业从外省市引进且连续聘任两年以上的公司副职级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第一次购买商品房、汽车或参加专业培训，区分行为是否发生在辖区内，分年限，按比例根据上述人员缴纳的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予以奖励。福建厦门海沧保税港区，广东珠海横琴新区对于融资租赁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住房、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和就业等方面都规定了相似的奖励政策。

篇8

经国务院批准，银监会于2013年9月29日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中外资银行入区经营发展、区内设立银行金融公司以及区内开展离岸业务等八项内容予以明确。其中明确指出了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表明以后民营资本可以在自由贸易区设立民营银行。但随之而来也带来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我国银行对于储户的损失都是由政府来兜底承担的，但这次随着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的设立，大多数的风险都将由市场来承担，此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以后的部分民营银行万一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不能偿还储户的存款金应该如何处理?我们迫切需求一个新的制度来为储户提供安全保障。

二、国外经验借鉴

于是，我们把目光集聚到了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认可的存款保险制度上。

真正意义上的存款保险制度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美国的银行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到1933年夏，整个美国有一半的银行倒闭。挤兑风潮的发生不仅使银行业受到巨大冲击，而且导致金融不稳社会动荡不安。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以挽救濒临崩溃的银行体系，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世界上第一个存款保险制度自此诞生。

德国在1974年赫兹塔特银行倒闭事件发生后，发现现有制度不能保护银行和存款人的利益，于是在1976年建立了存款保障基金，以期能保障德国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

日本在1971年7月1日，由日本政府、日本银行、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出资4.55亿日元设立了存款保险机构。

截止2011年，己有111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同期正在建设该制度的国家有8个，同期正在研究如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达到33个。绝大多数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国(地区)都建立了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金融稳定理事会的24个成员国(地区)中，只有沙特阿拉伯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三、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

(一)含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种保险机制。银行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成员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成员银行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防止挤兑发生及危机扩散，稳定金融秩序。

(二)分类

1.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缺乏法律规定或正式的保险机构提供保险，主要表现为事后由中央银行或政府采取相关紧急措施，保护存款人和非存款债权人利益的存款担保形式。特点是具有随机性和隐蔽性。但是隐形存款担保模式最大的缺点是它不是一种明确的制度安排，所以当储户的存款一旦出现损失时政府进步进行救济就缺乏制度硬性规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用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规定存款保险的机构设置、职能定位、受保对象、保险费率以及各相关主体责任等问题的保险制度。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因其确定性、强制性符合保险的大多数原则和现实情况而广为各国所采用。

(三)中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隐形存款担保模式由于政府在后面做兜底性的担保，造成了银行缺乏风险防范的意识，他们往往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而进行高风险的投资经营方式，而将冒险所造成的额外成本转嫁给政府，政府财政负担加大的同时也不利于银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另一方面，储户缺乏动力去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亦不利于对银行的监督，这在以前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在经济上也和国际接轨越来越密切，在银行业的竞争上也越来越激烈，上海自贸区放开自担风险民营银行的开办，由市场优胜劣汰导致的银行退出迟早也会出现，市场化的经营方式使得政府不可能一直充当兜底护航的埋单人。故而为了保障广大储户的利益、稳固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保护银行的商业信誉，建立一套对储户存款的保护制度相当必要。

1.是克服我国现行的隐性存款保险模式弊端，防范道德风险发生的需要。出于保障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考虑，长期以来，我国对退出市场的银行的储蓄存款大都采取优先偿付和全额收购的措施，实行的是一种由政府承担存款保险责任的隐性存款担保模式。一方面因为我们计划体制残余的习惯性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广大储户的保护和对金融业稳定的考虑，但是时移世易，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愈加深入，隐形存款保险制度的弊端也越加明白.一方面这种政府担保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弱化了对银行的正常监管，导致存款人在选择存款银行时往往忽视了它们的经营状况，而只顾自己的收益:另一方面，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会肆无忌惮的选择高风险的业务，把收益留给自己，而把风险转嫁给政府，极易引发道德风险。

2.金融业改革使政府埋单行为缺乏合理性。随着今后上海自贸区中出现越来越的民营银行，一方面让政府为银行正常经营损失埋单失去了合理性，另一方面，就算政府还想维持以前的隐性存款担保模式，也会因为银行数量陡增而有心无力。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建立起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为储户的资金加上一道安全锁，也为银行自身建立一个保护墙。

3.可以确保我国居民储蓄的安全性，维护公众信心，促进储蓄额的高速增长。随着自由贸易区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的出现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以后我们国家的银行间存款利率肯定高低不同，会吸引储户在不同银行间自由流动，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大部分存款人却无从得知所存款的银行具体从事哪些经营活动及其风险大小，加之风险自担，有些银行就有可能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储户的存款就有可能化为乌有，甚至不等银行出现实际的经营困难，在没有任何担保的前提下，只要储户风闻银行有资金困难可能就会蜂拥而至进行挤兑。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由于具有制度的规范性和刚性，对储户的利益保护具有可预期性，可以缓解储户的恐慌心理，保障金融业务有序开展。

4.可以对银行进行监管，构建一个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具有监管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办理存款保险业务来检查银行的经验活动、加收保费或必要时候撤保等多种方式来构建一个监督管理机制，与银监会从不同层面对银行进行监管，通过事前控制预防银行风险。同时，就算危机无可避免的发生，也可以通过最小波动的方式让问题银行平稳的退出市场竞争。

(四)应用于中国的可行性考量

2012年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其的《2012年金融稳定报告》中称，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己经基本成熟。首先，我国己经建立起完善的银行体系截止2010年末，我国281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达到了监管的标准:其次，我国己经形成证监会、银监会和中央银行分工配合的监管体系:再次，现行金融制度的改革呼唤着存款保险制度来进行安全保障。最后，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政府对维护金融稳定有进行财政支持的意向。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巨大成绩，政府财政能力提高，有能力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财力支持。2013年6月，根据国务院2013年立法工作计划，由央行起草的六大立法项目电《存款保险条例》也被列为预备项目。

四、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考量

(一)建立新法，完善旧法

由于保险遵从的大多数原则使得存款保险制度不可能仅仅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实施，因为这样一来风险分散功能将无法实现，存款保险制度也无法有效实施，所以我们只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一制度。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定一部《存款保险法》，依法设立存款保险机构，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地位、职能、组织机构及业务操作，分别对投保对象、投保方式、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投保标的、保险费率、存款保险公司资金的运用、赔偿限额和法律责任等各方面做出详细规定。其次，对原来的《企业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进行相应的修改。这两部法律仅仅只规定了银行破产，但破产后储户的存款损失应该如何保护却未有明确规定。

(二)依法建立我国存款保险机构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成熟的经验，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存款保险机构:统一制度、统一组织、统一运作。个别不支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学者认为我国不该像美国一样确立存款保险机构在银行日常监管中对参保银行机构的监管职能，因为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以及货币建管署共同构成了银行监管体系，其监管范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中国的《商业银行监督管理法》将监管权明确赋予了中国银监会，其职责范围己经覆盖了全部的银行业机构，并不存在美国曾经存在过的监管真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保险公司如果以一个监管部门的身份出现，可能会给我国的银行监管造成一定的混乱。笔者认为，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的监管不同于银监会和央行的监管，存款保险机构不是从宏观政策方面来考虑，而是通过缴费和赔付过程中对保险费用的核算、银行资信状况的了解等相对微观的角度来掌握银行经营信息，通过调节保费和预警等措施来对银行的风险进行一种事前的控制和事后的救济。

(三)立法中应合理设计存款保险制度，对相应的职能等进行细化的规范

存款保险制度功能的发挥与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密切相关。存款保险机构职能、组织模式、金融机构参保方式、参保范围、保险费率、赔付标准等问题都应在《存款保险法》中予以明确，这样才能让各方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减少履行过程中的矛盾和摩擦。

(四)完善相应配套制度

在筹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等相应配套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加强银行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加强风险提示:其次，应该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因为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银行风险自担后，储户的资金风险加大，需要存款人自己甄别存入银行的经营风险，所以只有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才能使广大存款人了解存款风险。再次，要加强储户风险意识的树立。之前我国的银行利率受国家管制，储户存款损失由政府埋单，长久的安逸使得大部分储户风险意识比较差。今后随着金融改革的越加深入，银行的优胜劣汰也必定会上演，所以应该提前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储户的风险防范意识。

篇9

一、两岸金融合作现状

随着两岸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破冰，两岸专家与学者对两岸金融合作的现状研究不断增多。

2.海峡两岸金融合作虽取得进展，但合作程度还很低。王劭佑、乔桂明(2012)应用定量研究方法，依据金融业发展的传统三大板块(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结合两岸金融合作的业务实际，设计了两岸金融合作程度的指标体系，包括台湾银行对大陆银行与非银行客户债权债务合计、大陆证券市场上台资上市企业的重要程度、大陆保险市场对台湾保险机构的重要程度，量化评价了当前两岸金融合作的程度，以获得对两岸金融合作现状的客观评价和量化认识。同时，应用VAR模型对两岸金融合作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论为：当前两岸金融合作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两岸金融合作对两岸经济增长的推动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显现应有的作用[6]。

3.两岸金融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发展条件，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和实践具体的合乎两地客观实际的政策与措施。在建立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方面，朱梦楠、陈文奇(2004)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对建立实验区的必要性和目前存在的种种政治与技术性障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两岸相互开放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给予台湾金融机构对大陆的进入机制、允许人民币与新台币的汇兑、加速两岸信用联盟的构建、金融信息的相互交换、资讯传递方式的技术改进、人员互访与交流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和设计[7]。黄海波、黄颖(2005)分析了两岸间接通汇到直接通汇、互设金融分支机构、货币兑换、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目前进展与突破，指出：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正由低层次的间接往来走向直接、双向的更高级的合作，并逐渐变得正常化[8]。张帆(2005)对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的设立时机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当前时机已经成熟。在具体策略上建议先易后难，先试后行，步步为营，让厦门实验区出思想、出经验[9]。张文棋、郑境辉(2008)则对两岸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开放和合作交流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们认为，大陆证券、保险业的蓬勃发展与台湾证券、保险业的经验和成熟度，为两个市场的未来合作与发展带来很好的需求和发展空间。同时，他们就试验区中两岸零关税的实施、两岸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两岸证券和保险业资源分享平台设计和市场互惠空间的拓展、两岸征信系统的学习借鉴、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定价机制、加强两岸金融界人员往来、建立两岸金融资讯共用和政策协调机制等实际问题都做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和探讨[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已经形成了金融合作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近年来，在金融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两岸的金融合作水平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两岸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还很有限。

二、影响两岸金融合作深化的瓶颈与主要障碍

1.政治因素影响和开放积极性有限。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内地已经根据加入WTO时的承诺，同意并实施对台湾地区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逐步开放，允许台湾地区金融机构来中国大陆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开放的速度在加快，开放的限制和条件逐步降低，但台湾当局的政策规制依然是坚持政治优先和所谓的安全至上，不能够按照WTO的规则做到对等互惠，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依然不能同意中国内地的金融机构赴台湾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甚至离香港的中资金融机构在台湾地区的跨境活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样，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问题也因为台湾《两岸关系条例》第38条的规定而变得很难实现。台湾当局对两岸金融往来一直采取禁止的态度。

2.金融机构互设条件苛刻。在银行业开放方面，虽然台资银行已经有7家在大陆设立办事处，但都由于两岸双方金融监管协议没有签署或台湾当局只答应间接参股大陆银行等原因无法将办事处升格为分行，这就严重地削弱了银行的竞争力。保险业开放方面也存在许多障碍，大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规定，无论是产险还是寿险，外资保险公司其母公司的资产必须达到50亿美元以上，在大陆设立办事处的时间一定要2年以上，同时还规定在原地区这家公司本身业务的经营时间也要30年以上，等等，这样苛刻的条件，显然，台湾的保险公司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只能与大陆保险公司合资，用这样的合作模式在大陆开展业务。证券业面临的问题也一样，使得合作与开放进展缓慢，到目前为止，仅有台湾的群益证券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成为中国大陆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台湾券商。台湾的元大京华、兆丰、宝来、金鼎、台证、日盛、元富等与大陆的合作均未有实质性进展。

3.已有的合作管制严格。中国大陆虽然逐步对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开放，但在参与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同样对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业务活动存在较强的地域性管制，台湾金融机构不能全面进入大陆进行机构和业务布局。在组织协调机制方面也不够完善，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创新和效率有限，所以两岸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还很较低。而台湾当局更是没有提供对等互惠，甚至离大陆金融机构都不能进入台湾，更谈不上对大陆金融机构的业务开放。

4.直接通汇问题障碍重重。首先表现为台湾地区银行大多还只允许与中国大陆金融机构做到间接通汇，仅有不到50%的银行获批实施直接通汇。二是即使获批做到两岸直接通汇的银行，对属于非商品与劳务性质的汇款仍有严格限制，直接通汇形式仅限于在贸易和非贸易项下进行，这使业务交易量大大受到限制，同时，也使两地结算和经济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三是普遍的间接通汇制度给两岸企业和民众，尤其是台湾同胞带来不菲的资金汇兑损失。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银行没有建立同业间银行的互设账户关系，所有的业务结算还得通过第三种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元)的兑换才能实现交易，也就是说，所有业务的后台清算还必须借道别的国家的银行来进行，这种间接的通汇方式会给台胞民众以及大量的台资企业带来两次兑换的损失，结算成本大大增加，也助长了两岸地下钱庄越演越烈，也有损于海峡两岸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5.国际通用性的货币清算机制难以建立。目前，人民币和新台币的通用性清算制度还没建立，不能保证人民币在台湾的供应量，也无法满足台湾民众对人民币的需求。中国大陆新台币结算也存在抛补困难、结算头寸不平衡等难以克服的问题，而且经营业务的银行只有中国银行一家，网点又少，而且将新台币视为表外记账货币，因此，结算不便，流通困难。在交易轨道上看也十分单一，只能把兑入的新台币押送境外卖出，在汇率上也不透明，不挂牌，非市场化，价格根本不是由供求决定。6.存在技术标准差异与制度性障碍。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管理和监督，要依赖于一整套规范的、通用的、国际化的制度和标准。中国大陆和台湾长期政治上对立，业务上隔离，造成对金融机构的分类标准、金融业务的定义名称及金融统计口径和会计标准等都会出现不一致性，所以，必然带来金融管理和评价上的不协调，从而也带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信息平台共享互利、技术网络合作利用的困难和麻烦。

三、积极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战略与建议

一项经济目标的完成，首先依赖于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决策。要实现海峡两岸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的双赢，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战略制定尤其重要。在战略制定上，从总体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维度：实现两岸优势互补，减少两岸贸易摩擦;扩大两岸对外开放和促进两岸经济发展和繁荣等。从具体区域安排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方针：突出重点，立足周边，着眼于市场的多元化，实现全球战略布局的总体协调。从合作内容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步骤：经济互补优先，周边发展优先，重要伙伴优先。从体制协调安排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措施：从战略上综合统筹，一切全局出发，实现贸易、金融、投资和服务等各种资源的整合;同时，做到从机制上总体把握，遵循国际化、标准化、市场化的原则，建立并实施一整套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的运行机制。具体为：

1.提高新台币的兑换与流通效率。目前，台商与民众来大陆旅游、观光和投资，先得在台湾将新台币兑换成自由外汇，才可以在大陆用自由外汇兑换成全流通的人民币，这样不仅损失惊人，而且费时费力。要实现人民币与新台币的直接兑换，只要通过全球清算系统就能方便实现，在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和台湾央行分别指定一家大型的行库来签订清算协议。具体是：首先，未来新台币的兑出业务不仅允许中国银行做，还要像新台币兑入一样扩大到其他商业银行，同时，地域上的限制也应逐步取消。其次，改变目前新台币现钞买入价明显低于国际行情而现钞卖出价明显高于国际行情的状况。再次，允许两岸贸易以新台币计价，既可减少以美元计价结算带来的汇率风险，又可减少外汇占用，降低贸易成本。另外，为方便两岸小额贸易进行，应允许其用新台币现钞结算，凭专营对台贸易公司的申请书及进口合同等，向指定银行购买新台币。还希望允许台商以新台币作投资货币。同时，允许台商企业汇出利润或清算时以新台币作为结算货币。

2.CEPA为台湾金融机构进入大陆提供新思路。2004年，大陆与香港地区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正式启动，这让众多台资的银行看到了一条借道香港通往大陆市场的新路线。未来CEPA在促进两岸金融交流当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3.积极开展两岸金融业务的交流与合作。两岸金融合作目前还十分有限。我们可以在以下领域进行试点和拓展：各类金融市场规范与监管，策略联盟的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关系的建立，行业务合作关系的建立，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培训，有关金融危机管理、不良资产处理、货币金融政策运作技术的研讨，金融创新技术的推广和借鉴等。当然，以上合作的领域和策略，可以先在厦门金融合作实验区实行，待取得成功经验和业务优化后再做全面推广。同时，也建议国台办或海协会在厦门设立办事机构，以推动两岸金融合作的深化。

篇1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涉及了《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文物保护法》4部法律中的条款，唯独《文物保护法》第55条第三款的规定没有松动，即：“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文物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究其原因，有人认为限制一旦放开，文物流失将会更加严重，但也有业内人士向本刊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上海泓盛拍卖董事长赵涌表示，对于历史文化比较悠久、艺术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来说，其《文物保护法》均比较保守，这条限制没有通过，也能看出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因为之前包括“”、走私、盗墓以及其他海外交易，均对国内文物造成了破坏，甚至一些海外拍卖公司不受中国法律的限制，也上拍过一些出土或来历不明的文物。而国内公司对于文物拍卖比较正规，这也说明政府把机会留给了国内守法的公司，同时也提醒了国际性的拍卖企业，要遵守中国的法律。除此之外，这条法律的限制，也说明文化产业进入中国并不容易，这涉及到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目前政府更为重视中国文化的输出，亦即中国文化影响世界，而不是大力引进国外的文化，这也是为了在长远上达到一种平衡。

不过，对此事件，大家最感兴趣的或许还是已经进入内地市场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的反应。在刚刚结束的苏富比秋拍预展上，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表示，政府的目的可能是想先发展好国内的业务，不想在开放之初就处理那么多问题。但他也说，《文物保护法》已经通过很长时间，不排除有人以此作为一种保护主义的令牌，因为这涉及很多国内同行竞争者的利益，如果外资企业可以拍卖文物，肯定会影响他们的业务，可能有些人也做了游说的工作，“所以通不过也是意料之中的。”

国内公司害怕竞争吗？

程寿康的一席话折射了国内另一种有关“狼来了”的呼声。但是，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发展20年，真的害怕国外企业的竞争么？

其实，早在今年4月佳士得在上海开办独资公司之时，针对“狼来了”的论调，国内几大拍卖公司的老板均持积极的态度。赵涌当时表示，海外公司规范的操作以及人才聚集效应等等，均会对国内行业造成积极的影响。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更是称：“我更盼望两家海外公司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内地参与竞争，就像我们去香港一样，规则平等。”近日，针对上海自贸区事件，董国强再次对媒体表示，外资拍卖企业在中国更像是一条腿走路，无法对国内造成任何威胁，即便是放开文物拍卖，也不会对内地拍卖行造成太大的冲击，因为双方各有各的优势。

对此，北京天问国际拍卖董事总经理季涛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首先本土公司已经很强，而且海外公司还需遵守国内其他的相关法律，存在一定的适应性问题，因此不会对国内公司构成威胁，只是会在有限的范围内稀释掉一部分资源。但是长远来看，如果将来海外公司可以拍卖文物，势必会产生潜在的示范效应，也会为本土公司带来危机感，这种‘鲶鱼效应’无疑利大于弊。”

外资拍卖进入中国不容易

虽然部分业内人士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外资拍卖企业进入中国，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佳士得和苏富比就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大陆市场。1994年，佳士得率先采取行动，在上海成立代表处，盛况空前的开业庆典暨世界艺术品展览让国人大开眼界，据说直接费用就花费了60万英镑。而苏富比也不甘落后，相继在上海希尔顿酒店开设了代表处。隔年之后，佳士得又冲破重重阻力，首度在北京王府饭店举办拍卖预展。尔后，两家公司又先后在北京成立代表处，进一步加速了进军内地市场的步伐。

而中国加入WTO之后，虽然文物拍卖仍属限制开放，但拍卖业保护政策却于2004年12月11日终止。对此，佳士得迅速反应，于2005年参与有关机构合作成立北京永乐拍卖公司，输出“佳士得”商标授权，附带相应的培训和管理。据说此举令北京拍卖界大为紧张，当时曾有人有关部门抵制。

随着今年佳士得在上海独资公司的成立，佳士得与永乐之间商标授权合作随后也宣告终止。而近日业内又传出北京永乐将要关门的消息，不能不让人再次联想到外资拍卖企业在国内的适应性问题。因为北京永乐在经营上一直采用佳士得的规范性管理，很难在国内复杂的法律环境、人情关系、监管以及所谓艺术品市场起步阶段的种种问题中独善其身，结果便是客户的非正常流失和成交额的下降。假如传闻确有其事，这也为佳士得和苏富比未来在内地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文物拍卖有多难？

回过头来再来看文物拍卖。即使上海自贸区内放开了《文物保护法》的限制，外资企业想要拍卖文物，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近日，艺术市场研究中心（AMRC）便撰文表示：文物拍卖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拍卖许可证。我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包含《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申领文物拍卖许可证，应当向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发给文物拍卖许可证；决定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佳士得想要拍卖文物还需要拿到拍卖许可，至于什么时候能拿到，或者什么以资格拿到就跟自贸区没有什么关系了。

AMRC进一步指出，我国文物拍卖资质还有细化分层。一类文物拍卖尤其严格，根据2003年国家文物局《关于对申领和颁发文物拍卖许可证有关事项的通知》（文物博发[2003]95号）的规定，文物拍卖经营范围按品类分为以下三类：（一）陶瓷、玉、石、金属器等；（二）书画、古籍、邮品、手稿及文献资料等；（三）竹、漆、木器、家具、纺织品等，其别指出对经营第一类文物从严控制。文物拍卖企业经营第二、三类文物，较易通过审批，而第一类文物拍卖经营资质的审批，则首先要求企业取得第二、三类文物拍卖经营资质3年以上。这一规定显然已对经营年限提出了硬性要求，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上海佳士得目前能够取得文物拍卖资质，要想拍卖含金量高的一类文物也需要3年内合法经营。

静观其变

据了解，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涉及近100项试点任务，其中超过一半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这主要包括4个方面：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金融领域的开放，以及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金融领域方面，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产品创新、离岸金融服务等措施给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这些优惠措施堪称保税区的升级版，受此影响，自上海自贸区获批消息以来半个月，股票市场自贸版块整体涨幅已超30%，多只个股上演过6涨停，甚至8涨停。

那么，这些开放政策是否会对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此，赵涌表示，自贸区的建立对各个行业都会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和外汇流通方面的意义更重，但是对艺术品仓储和物流行业也会有所促进。对于国内的拍卖公司而言，赵涌认为，如果拍卖行进入自贸区，会对海外业务的拓展带来优势，但国内公司的主要客户都在国内，如果在自贸区内拍得艺术品，入关还得交税，所以目前对国内影响不大。

与赵涌的观点相仿，苏富比和佳士得方面也在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至于未来《文物保护法》中的这条限制是否会松动，几位受访者均表示了期许和肯定。程寿康更是强调，假如苏富比未来可以在国内拍卖文物，依然会受到中国法律的监管，因而并不会导致文物流失。那么，假如政策放宽之后，国内拍卖公司是否会感受到压力？赵涌对此表示肯定，但压力之下也有竞争，市场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对未来市场的培育将起到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