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条例规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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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民事调解　规定　理解与适用

“法释〔2004〕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已于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共24条，内容涉及调解范围、调解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协议内容、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的确认、调解书的生效和执行等方面。

一、关于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讼调解，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程序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对争议各方进行疏导规劝，促使其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又是人民法院审结案件的方式之一。诉讼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一项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条、第155条，《民诉意见》第201条的规定，调解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4］《若干规定》第2条用列举和概括的方式，规定了除6类案件不适用调解外，其他案件均可以调解。这6类案件是：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

1、特别程序案件

特别程序案件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特别程序是人民法院对非民事权益冲突案件的审理程序。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其目的不是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冲突，而是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权利状态的有无或公民是否享有某种资格，能否行使某种权利。［5］如选民资格案件，是确认公民是否享有政治上的权利；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是确认公民是否具有从事某种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或资格。所以，这类案件不适用调解。

2、督促程序案件

督促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催促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的法律程序。因督促程序是一种非讼程序，无须开庭审理，当事人不当面对质，也不能适用调解。

3、公示催告程序案件

公示催告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告知并催促不明确的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申报权利，到期无人申报权利的，则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作出除权判决的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是非讼程序，其发生不是基于当事人的起诉，而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案件无明确相对人，不适用调解。

4、破产还债程序案件

破产还债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终结债权债务关系的诉讼程序。它主要包括破产申请和受理、破产宣告、破产清算三个阶段的程序。破产还债程序中的和解，不同于一般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涉及到债权人会议与债务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且要以人民法院的裁定认可为条件。所以，也不适用调解。

5、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

婚姻、身份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巨至，涉及当事人的配偶、监护、继承等人身和财产权益，以及当事人应承担的赡养、扶养、抚养等义务。调整这两类关系的法律规范多属强制性规范。所以，不适用调解。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婚姻关系确认案件，不是指婚姻纠纷案件，而是指确认婚姻关系效力的案件。如无效婚姻等。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也不是指赡养、扶养、抚养、收养、继承纠纷案件，主要是指亲属关系和特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如血缘关系、配偶关系等。

6、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

司法解释也同立法一样，因受技术上的限制，用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类型，难免会挂一漏万，用此概括条款予以补正技术上之不足，是常有的事。如调解内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案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案件，以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等，就不适用调解。但确认民事行为无效案件，处理结果转化为给付之诉的，同样可以调解。如确认合同无效案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其法定人不予追认案件，处理结果涉及返还原物或折价赔偿时，也可以进行调解。另外，在执行程序中也不适用法院调解，因人民法院的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都不能变更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

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对调解案件的范围并未作限制，而司法解释却作了限制，使诉讼调解难以发挥其全部功能。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粗陋，造成人民法院调解案件范围上的模糊，才未能充分发挥调解的全部作用。司法解释对此予以明确，即规定哪类案件可以调解，哪类案件不能调解，使调解更加具有针对性，既减少了盲目调解，又提高了调解效率，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义。

二、关于调解程序的启动和期限

1、关于庭前调解

在案件受理后，答辩期满前能否对案件进行调解，《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5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规定及相关条款（128条）的理解，只要当事人自愿，调解应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民诉意见》第9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后，可以进行调解。”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3项措施》）中规定：“民事诉讼过程中，调解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进行，法院不得以调审分离拒绝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正当请求。”据此，诉讼调解应包括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和庭后调解。实践中有许多法院采取这种作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总结出了成功经验。如庭前调解有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的“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的“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的“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的“听证调”。［6］所以，《若干规定》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有观点认为，答辩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答辩期是法定期间，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剥夺了当事人的答辩权。还有观点认为，过分强调庭前调解与以“一步到庭”、“当庭宣判”为标志的审判方式改革旨在实现民事诉讼模式的现代化转型，解决审判机能弱化的理念相悖。笔者认为，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是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方式改革是以及时解决纠纷，实现“公正与效率”为目标的，而庭前调解强调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符合现代司法理念。

2、关于调解程序的启动

答辩期满前的调解有两种启动方式，一是当事人申请调解的，可以立即进入调解程序；二是由法院主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也可以进行调解。但在答辩期满前法院不得以职权主动启动调解程序。［7］即使在答辩期满后的程序中，法官也不得依职权开始调解程序，因为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决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案件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调解的。从表面上看，依职权主动进行的调解，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并未违反自愿原则。但实质上，当事人对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往往有种敬畏和服从的思想，当法官提出调解时，当事人不可能不考虑法官的意见。［8］所以，调解开始只能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愿，而不能由法院依职权开始。作为司法政策执行者的法官，在思想观点上应当适应司法政策的变化。［9］否则，将难以发挥调解应有的作用，更得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呼应。我们应当摒弃过去那种调解程序的启动以法院为主，以双方当事人为辅的职权主义模式，树立当事人自愿是调解程序开始的唯一条件的理念。

3、关于调解期限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及时性就是要尽快解决纠纷，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及时调解是人民法院实现“公正与效率”目标的要求。为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案件，尽快解决民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民事诉讼法》对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的一审简易程序、二审程序的审限只有三个月。［10］由于审限的制约，庭前调解一般不能过多拖延，调解不成必须进入审判程序。若长时间调解下去，案件往往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影响了审判人员的调解积极性。有的审判人员对案件进行简单的调解后即进行判决，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笔者认为，审限属于强行性规范，是对人民法院和审判人员的约束，违反该规范即为违法，但不应约束当事人。因为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当事人的“私事”，应让当事人“坐下来慢慢的谈，妥善的解决好自己的事”。所以，应给当事人选择审限的空间和自由。

《若干规定》从有利于促成调解的前提出发，同时又能保证案件不超过法定期限，规定了两种期间不计入审限：一是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当事人在庭外通过协商自行解决纠纷，诉讼进程应由当事人把握，法院不应进行干涉。二是在答辩期满前调解不成，各方当事人同意继续调解的，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81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解释中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和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限制。”在司法实务中，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举证期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举证期间一般不少于十五日（与答辩期相当）。“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但延长的调解期间是否计入举证期间呢？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若干规定》规定的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但应当计入举证期间。因为调解与举证是不同的诉讼行为，调解程序应适用《若干规定》关于调解期间的规定，举证程序应适用《证据规定》关于举证期间的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计入审限的调解期间也不应计入举证期间，因为既然可以把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也可以把调解期间不计入举证期间。

《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是为了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对争议的事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这样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调解是以诚信为基础，通过双方的谈判解决争议。若当事人一边进行“和谈”，一边在积极 “备战”，容易使对方产生不信任感，认为对方缺乏调解的诚意，调解也就难以成功。既然当事人“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以最大的诚意来进行调解，就应当有一个和谐的氛围。若将该期间计入举证期间，因调解不成，当事人失去了举证期间，导致证据失权而败诉，则会影响当事人的调解积极性，不利于发挥调解的作用。所以，应让当事人“以诚相待”，“心无二意”的好好调解“一把”。双方若在此环境中仍“和谈”不成，再进行“备战”不迟。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不计入审限的调解期间，也不应计入举证期间。我们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应从体系上进行把握，切不可断章取义。

三、关于主持调解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第86条、第87条规定调解由审判员主持，即只有审判员才是主持调解的主体，人民法院邀请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只能协助调解，不能成为主持调解的主体。《若干规定》对主持调解的主体范围有所扩大，即人民法院邀请的单位或个人除可以协助人民法院调解案件外，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他们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由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1、审判员主持调解

《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独任制法庭；一种是合议制法庭。在适用独任制法庭审判案件的情况下，调解案件一般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并无争议。而在合议制法庭审判之情形，能否由审判员一人主持调解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独任制法庭和合议制法庭两种组织形式，与其相应，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11］一种观点认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大多是重大、复杂案件，庭审主要是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定，需要合议庭全体人员参加，判决的结果也由合议庭集体决定。而调解过程与庭审过程不同，在调解程序中，审判员只是主持调解人，结果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所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调解程序中，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笔者认为，为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适用普通程序案件，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如果案情需要，也可以由合议庭全体人员主持。

2、单位和个人主持调解

《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在调解程序中，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如当事人所在单位有威信、明事理的负责人、同事，村（居）委会成员、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法律服务所所长），专家、学者，以及亲朋好友等。他们当中有的人与当事人工作、生活、学习在一起，对情况比较熟悉，对纠纷比较了解；有的人在某个方面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具有一定的威望。由他们协助人民法院做调解工作，有利于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顺利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这是人民法院调解吸收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借助社会力量促成调解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若干规定》还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上述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此为司法解释对主持调解主体的扩大之处。由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主持对案件进行调解，须具备三个要件，实践中应注意把握。一是须经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包括参与诉讼的原告、被告和第三人。此规定为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当事人一致同意委托他人主持调解，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二是须经人民法院委托，《若干规定》对委托的程序及形式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委托也应体现程序的正当性，在征得被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制作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委托权限，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三是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就应当确认其效力。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无须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将审查确认过程记入笔录；须制作调解书的，应当在调解书中将审查确认情况予以说明。

四、关于和解协议的确认及调解协议的效力

1、关于和解协议的确认

《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行和解是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对双方争议的事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自行和解分为庭上和解和庭外和解。庭上和解是指在诉讼进行中，双方当事人当着审判人员达成的和解。庭外和解是指在法庭以外，在没有审判人员参与下，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12］自行和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行和解包括庭上和解和庭外和解，狭义的自行和解仅指庭外和解。庭上和解属广义的法院调解范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并制作调解书，以终结诉讼程序。而当事人庭外和解的，往往导致原告方撤回起诉，以终结诉讼程序。当事人庭外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是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但其效力是不同的。和解协议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有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能向人民法院重新起诉。而通过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或以和解协议制作的调解书，则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以往的实践中，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在程序上只有一种选择，即由原告方向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经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讼程序才告终结。从诉讼经济角度考察，当事人自行和解诉讼成本更低，法院的诉讼效率更高。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当另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因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只能通过重新起诉获得救济，造成讼累和资源浪费。为打消守约方的这种顾虑，应从制度上设计一种兼顾各方利益的机制。

《民诉意见》第191条对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和解作了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该规定应是指庭上和解，且仅适用于二审程序，对一审程序中当事人和解不能适用。1995年9月1日施行的《仲裁法》第4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仲裁法》对当事人自行和解设计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程序，以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一是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可以撤回仲裁申请，终结仲裁程序；二是当人达成和解协议，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以终结仲裁程序。这样既节约了仲裁成本，又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仲裁程序中关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规定较为合理，值得民事诉讼当事人自行和解程序借鉴。所以，《若干规定》吸收了《仲裁法》这一合理制度，其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从而改变了过去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自行和解只能选择撤回起诉的单一模式。

2、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

《若干规定》第13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13］《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成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该法第90条同时还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从《民事诉讼法》第90条规定中可看出，立法者并未一概否定调解协议的效力，其第4项“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的规定，为《若干规定》留下了适用的余地。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第90条只规定了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部分案件，调解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并没有规定制作调解书的案件，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该条第1款“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规定，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可以制作调解书。对该条的理解不能作反面解释，应理解为“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也可以制作调解书”。若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对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进行确认，应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因为该条的立法目的是减少诉讼环节，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经调解达成协议，可约定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而无须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进行确认，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举轻以明重”之民法解释方法，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以当事人调解协议为基础，人民法院按法定程序制作的调解书，当然具有法律效力。［14］

一般情况下，调解协议中的当事人应是权利义务的享有者或承担者，但也有调解协议中的当事人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如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不承担义务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等，他们虽是调解协议中的当事人，但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签收调解书后生效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则调解书不发生效力。若对调解内容既不

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而影响调解书的效力，则会损害其他当事人的权益。所以，《若干规定》规定：“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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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层次直销；双轨制；经济学分析

直销进入中国已经快30年了，从无序发展，到“禁止传销”，再到《直销管理条例》颁布，中国直销已经走入规范法制时期。近些年，商务部颁发直销牌照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无照经营的数不胜数，疑似传销比比皆是。百姓更是无法辨别直销、传销的区别，往往误入。直销（Directselling）是将产品或服务直接卖给消费者，没有固定销售地点的销售方式。我国《直销管理条例》中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由于计酬方式的不同，直销又分为单层次直销、多层次直销（传销）。单层次直销减少了环节，故价格能够更优惠，比如天猫或京东旗舰店销售的部分商品，而多层次直销，尽管减少了环节，但是毛利被直销员重新分配，实质上价格没有优惠。无论单层次还是多层次直销均称为直销，而有些地区，称多层次直销为传销。目前中国没有开放多层次直销，《禁止传销条例》中明确指出,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的行为。这其中又有一悖论，商务部颁发牌照的直销公司目前基本以多层次直销发展自身业务，至少国家对发牌的直销企业是默许的。多层次直销的奖励制度以太阳线与双轨制为主，而双轨制已是主流。多层次直销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模式的发展，这种模式的魅力尚不被社会主流认可。Wotruba（1996）发现，直销产品多是家居产品、保健美容等，直销员身兼数职，既要销售、又要售后，还要培训和管理，与分工理论不符，成功者多是外向、激进、热情、冒险。国内对直销的研究，比较少。陈凯、周兴龙,研究了直销员的文化管理；石玉凤等探讨了多层次直销的管理与经济效率，提出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王雨本对《直销管理条例》进行了解读，提出了直销企业的社会责任；郭丽敏等剖析了多层次直销制度，促使直销人员专注于推荐新人，冯蓬蓬基于角色研究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双轨制奖金不同于太阳线制度，每名直销员的业绩只有左右两个区域，发展业务的速度更快。奖金按照左右两个区域业务量计算提成，有按照2:1计算的，也有按照1:1计算的，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双轨奖金制度，探索多层次直销的魅力与不足。以下所有奖金都来源于假设，但基于部分公司的实际。

一、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多层次直销可实现利润最大化

现有直销公司多数收取会员费9000元甚至更多，而不是以销售额计算业绩。双轨制度的魅力在于不断复制，复制的前提在于新人的加入，而企业的拨比率是从会员费中按照固定规则拨比发放给直销员，以某公司制度举例说明。X公司的直销报单有三种，银卡、金卡、钻石卡，推荐奖励为10%，对碰奖按照左右两区BV值的10%计算（BV值与业绩收入有比例关系，随时可以调整），店补8%，其他奖励暂时不计算。假设销售网络是完全的，A推荐B、C，B推荐D、E，C推荐F、G，每直销员网体下都有两名直销员，即第一层1名直销员，第2层2名直销员，第三层4名直销员，第N层2N-1名直销员，且每名直销员报单金额都相同，都是金卡会员。非直销模式的制是按照成本加成、市场或顾客导向的，销售收入是按照零售额计算的，只要消费者消费了就是销售收入，毛利就能计算了，例如成本100元，出厂价120元，零售200元，销售100件，毛利就是2000元；而以会员制为基础的双轨制不同，零售额不产生报单，只能是公司收入，由于没有中间商，直销员从公司按照售价进货200元，销售100件，其中16000元产生报单，拨比率按照50%计算（直销管理条例规定，拨比率不得超过30%，但很多公司超过30%限制，故产品价格偏高），奖金8000元，毛利还是2000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多层次直销的最底层有着幂指数级的直销员，他们没有奖金收入，这部分业绩滞留在公司。另外多层次直销的拨比率是可控范围，直销网络不完全导致拨比率更低。以上述公司为例，对碰奖是按照左右两区BV值提取的。

二、企业与直销员的委托关系，企业更容易控制终端

《直销管理条例》规定了直销不得招募正式员工为直销员，故直销员与企业的关系不是劳动关系，这样减少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负担，不必承担五险一金等。直销员与企业是委托关系，企业是委托人，直销员是人，前者根据后者的业绩提供相应报酬。人的行动是不完全信息，委托人无法掌控。委托人和人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由此就会产生成本。为了使得人与委托人目标一致，众多直销公司设置了针对各种奖金以激励人，如领导奖，对培训下属成为精英进行奖励，如帮助X公司培养N个稳健市场,X公司将奖励4%领导奖；公司分红奖，对于业绩达标的，公司给予分红奖励，成为公司的名义股东，如X公司规定，当年小区业绩达到108000，可参与公司分红；临时奖励，如旅游奖、车奖、房奖刺激直销员快速开发市场，如X公司临时促销，当月业绩达到36000，奖励国内游两天；重复消费奖，对拨发的奖金以产品的形式给付，形成二次消费，彻底锁定消费，部分公司对奖金截留10%，但没有有上限，鼓励消费公司产品，形成二次消费。多层次直销是以团队方式计酬的，有很多层次，直销员众多，产品可以从工作室、地区分公司或公司网购，但是按照二八定律，优秀的直销员是有限的。公司可以通过对临时奖励，组织旅游时，或者年终表彰，授予荣誉称号时，或者晋级大会，参与公司决策时，与优秀直销员建立起密切关系，与公司利益绑定，达到能很好的掌控终端的目的。直销员从A公司转换到B公司的成本过高，不像公司员工跳槽，直接领取更高的待遇。直销员跳槽后，可能失去自己的部分团队，几乎再次从“0”开始，重新建立网络，开始新的市场开拓。转换成本不仅削弱了顾客对价格的敏感性，而且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顾客忠于竞争激烈的同质化原品牌。

三、直销员可以低成本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下，房租日益高涨，员工工资也水涨船高，创业的会计成本是极高的，这里还没有考虑机会成本。的费用不等，从0加盟费到数万，多数需要首批货款限制，这样对资金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基本是一年的房租加产品至少10几万。传统的分级模式，在信息不发达、物流不畅通时，渠道利润空间较大。现在物流畅通、信息发达，消费者只需动动手指就可在京东、淘宝上查到价格，几乎所有产品的价格在互联网面前几乎是透明的。这就需要服务的升级，满足消费者需要。但是对于相当多的直销员来说，资金压力比较大，技术水平也不强，只能放弃创业谋求就业。直销由于不需要店面，直接面对面销售，没有房租压力，可以节省开支。产品多是生活用品和保健食品，家庭必备。推荐产品也无需专业技术，迎合了众多直销员创业的需求。投入少，门槛低，既可以兼职，又可以全职。

四、直销员可以晋升，满足自身需要

直销奖励制度把人性参悟的很透彻，管理学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经济人的所有活动是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金钱是激励经济人的唯一动力。社会人作为集团的某份子出现的，只有投入到集体中，才能得到自由，除了物质，还有心理和社会的满足，不单纯追求金钱，更需要友情、爱情、尊敬、呵护、理解、归属。ERG理论认为人有三种需要，生存、关系、和成长。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提出了，激励因素是保证员工提高积极性的因素，包括成就感、认可、个人晋升等。强化理论倡导对正确的（错误的）行为奖励（惩罚），一定程度上决定这类事情今后是否重复。多层次直销很好的把激励理论融入了奖金制度，以A公司为例进行说明。直销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晋升到银级、金级、钻石级、一星总监、二星总监、三星总监、董事，公司给予了授聘、嘉奖和鼓励，收获其他人的赞许和羡慕。制度保证了，努力就有收获，满足生存的需要。在多层次直销的团队合作下，直销员间的关系是互助互惠，在逐级晋升的过程中，与公司共同成长。这里不只伴随着物质的奖励，更多的是获得晋升，得到尊重。在每隔几个月的促销奖励中，对业绩好的团队领导及优秀个人进行表彰奖励，鼓励团队成员学习，以期重复发生这类事情。

五、帮助政府解决就业，提高保健意识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明显变缓，人口红利期也已过去，2015年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在达沃斯论坛表示，未来中国制造业将失业1.24亿。这些失业人口都是学历较低，技术水平较差的，再就业难度较大。截止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占15.5%(比重超过10%，就代表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但是保健意识和经济水平都没有达到。多层次直销尽管有自身不足，造成疑似传销的企业混水摸鱼，伤害了直销员的利益。但是吸收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对直销员的就业创业培训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在面对面销售加信息手段的推广，消费者的保健意识逐渐也增强，直销员也可以从中获取收入。但是市场上仅存有限的直销牌照，且有直销区域与直销品种的限制。还有公司打着国家项目的名义进行资本运作，既不正规，又有损消费者利益。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现状，建议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加快颁发直销牌照、进行后期监管对满足保证金制度和有关规定的公司，颁发直销牌照，满足市场的需求，可简化审批手续，对直销公司后期进行监管，发现违规行为给予警告、撤牌等处理。2.对违规的涉嫌传销的公司予以约谈建立直销APP，互联时代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信息是滞后的了。对于涉嫌传销的发现就约谈，有事实依据根据相关法律制裁。对境外无法约谈的公司，采取金融手段，封财务账号等。3.实现实时教育，针对直销法律法规进行视频说法多数消费者、直销员根本不懂法律，人云亦云，对行业伤害很大。以往发现涉传均是公安部门教育，没有专门讲述直销法律法规的APP，至少没有官方的详细的讲述。通过网络手段，对直销讲述为消费者、直销员指点迷津。综上所述，多层次直销有益于企业、直销员、政府，但是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下成长，保证企业、直销员、消费者利益。

参考文献：

[1]石玉凤,杨明明,崔海霞.直销模式的管理与经济效率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0(2):260-261.

[2]王雨本.直销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0(3):61-65.

[3]郭丽敏,聂普焱.多层次直销薪酬制度及其经济学分析[J].经济经纬,2010(6):118-122.

篇3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公平竞争，竞争法

GATS是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多边协议，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根据GATS的规定，国际服务业必将进入逐步自由化阶段。GATS协议有三方面构成：第一是GATS文本，这是一个总则方面的内容，包括适用服务、定义、一般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第二是有关服务贸易附件；第三是各成员提交的承诺表，即成员方对具体义务的承诺。本文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角度，分析GATS协议中涉及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并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一、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

从GATS文本及其附件来看，涉及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的条款主要有：

1、GATS第1条“范围和定义”。GATS的适用范围是指，各成员方的中央或地方机构或这些政府机构授权的非政府机构采取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并且协定所述的服务是指，除为行使政府职能而提供的服务之外的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这里，GATS所约束的不仅是成员国全国性的，或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包括“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授予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将非政府机构包括在GATS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同与GATT只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定。这种扩大使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法律和政策更为复杂，这意味着成员方应通过相关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获得政府或当局授权的非政府机构不从事违反GATS的反竞争活动。如违反GATS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等规则而歧视或排除其他成员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竞争。

2、GATS第2条和GATS第3条的规定。即约束所有成员方服务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规则和透明度规则。这二条的基本精神是，任何成员方引入、修改或实施影响服务贸易的竞争政策，无论其形式为法律、法规、一般适用的司法或行政措施，都必须履行这两条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义务。在GATS框架中，第一部分条款的标题是“普遍义务与纪律”（GeneralObligationsandDisciplines），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都被列入普遍应遵守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GATS中的最惠国待遇还规定了一些豁免性或例外性的规定，凡是成员国列出的“免除最惠国义务清单”的措施，都属于“合法的例外”，不属于违法公平竞争的歧视性规定。此外，有关透明度的规定，除了第3条一般原则性规定以外，还在其他一些条款中作了具体规定。如，第4条第2款对发达国家建立“联系站”的要求；第5条第7款对经济一体化成员方提供协议的要求；第7条第4款对成员方提供有关承认学历、资格和证书方面信息的要求；第8条第3、4款对成员方在具体承诺服务领域实施垄断权时，要求其在3个月前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以及第9条第2款要求成员方提供与限制性贸易惯例有关的、公开的、非机密性的资料，等等。

3、GATS第6条“国内法规”。与GATT相比，第6条的规定是一项新的内容，即它要求成员方“应保证：对已作出承诺的服务门类，以合理、客观与公正不偏的方式实施普遍适用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所有措施”（第1款）。为此，各成员方应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的法庭及有关程序，使受影响的服务提供人及时获得司法或行政救济。强调“国内法规”是因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不同，其阻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是各国的“法规”，而不是“关税”。这些法规不仅包括了有关的贸易法规和贸易政策，而且还包括了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竞争法规和竞争政策。有理由认为，政府行为对服务贸易造成的扭曲比货物贸易要大得多。因此，GATS中的这条新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4、GATS第7条、第8条和第9条是约束所有成员方服务贸易的一般义务和纪律规则。第7条（承认）、第8条（垄断和排它服务提供者）和第9条（商业惯例）中的相关规则也是成员方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时所必须遵循的。根据第7条，成员方在专业服务领域就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方面的承认规则应不构成外国提供者服务准入市场竞争的壁垒。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GATS第8条则要求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垄断或专营的服务提供者在相关市场上提供垄断或专营服务时遵守第2条最惠国待遇义务，并不得采用与该成员方特别承诺不一致的行动，也不得以与该特别承诺不一致的方式在其他非垄断或专营市场上滥用垄断或专营地位。如果其他成员方有理由相信任何垄断或专营的服务提供者采用了与该成员方上述承诺义务不相符的行动时，可以通过WTO的服务贸易理事会要求该成员方提供这些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有关运营的具体资料。据此，承诺表中作出开放承诺的部门，成员方应制定和实施反滥用垄断或专营活动的竞争政策。GATS第9条规定了成员方之间在取消限制服务贸易竞争的商业惯例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

5、GATS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它要求成员方对特别承诺的服务部门或服务领域，引入并有效实施竞争政策，扫除各种反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并给与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GATS第16条是关于市场准入条款，它列举了一成员不得在其境内或某一地区维持或采取的6项措施，即①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②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价值；③限制经营活动的总量或服务总产出量；④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提供者雇佣自然人的总数量；⑤限制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形式的法人实体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⑥限制外资的最高股权或投资总额。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表现，它意味着本国市场对外国服务业的开放是基于公平、公开和非歧视性原则。第17条的标题是“承认”，即专门对贸易双方相互承认对方服务提供人的资格问题作了规定。根据规定，成员方得承认“服务提供人的业务执照、证书或许可证”，其承认的方式是“通过协商或其他办法，也可按有关国家签订的协议或安排，或自动地给予”。

此外，在GATS其他文件中也包含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如：1、金融服务承诺谅解。该谅解是基于成员方承诺表中的特别承诺而制定的关于金融服务措施的一个框架，其目的在于补充GATS主文本中的相关规定。这一谅解包含了数项与成员方金融服务领域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2、电信附录。附录第5部分规定：为了提供其承诺表中包含的任何服务，每一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其他成员方的任何服务提供者“以合理和非歧视的条件和条款”进入和使用包括私人出租线路在内的公共电讯传送网络或服务。为履行以上义务，成员方显然必须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以制止公共电讯网络服务者歧视性或不合理的其他反竞争行为。3、基础电信框架书。该框架书包含了成员方维持适当措

施阻止主要供应者反竞争惯例的承诺。它列出了几项反竞争的特别惯例：（1）反竞争交叉贴补；（2）使用从竞争者处获得的信息；（3）拒绝提供技术和商业信息。

从以上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GATS中所确立的竞争规则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GATS第17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则要求，而是各成员方具体承诺的义务。这一义务性要求迫使成员方在服务贸易领域引入公平竞争规则，否则就有可能被诉违反WTO规则，并引讼。这里，“国民待遇”被定位为仅限于“具体承诺”部分，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短时期内也抵挡不住发达国家的投资、挤占和控制市场。所以，将国民待遇作为普遍适用义务是无法接受的。从GATS第17条的表述来看，其基本精神在于体现不歧视原则的“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宗旨。

第二，GATS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强调的是相同竞争条件。GATS第17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强调的是“竞争条件”的平等。即一缔约方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如果与国内同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比，应该具有相同的竞争条件；如果一缔约方在形式上给予国内国外同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而实际上竞争条件或竞争环境有利于国内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则属于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与GATT第3条的国民待遇相比，GATS中提出相同“竞争条件”是因为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决定的。在服务贸易中，“有时形式上相同，反而不平等；而形式上待遇不同，实质上反而符合‘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原则。

第三，GATS中对国民待遇的例外规定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GATS第13条关于政府采购的例外，第15条关于补贴例外的规定，说明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也给各缔约方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即各缔约方可以通过谈判就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具体部门或领域就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列出条件和限制。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GATS中的一些规定虽然名称上与GATT一样，但具体规则已有很大的不同。就“国民待遇”来说，GATS没有将GATT中列入“普遍适用原则”的做法延伸到GATS中，而是规定在“具体承诺”部分，并受制于市场准入具体承诺表中所列的“限制或条件”。因此，各国可以利用“例外规定”而不违法公平竞争原则。可见，在形式上GATS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歧视原则）已比GATT中的规定大打折扣了。

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与GATS的一致与冲突

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与GATS中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相符是作为WTO成员方应承担的义务。就我国服务贸易现有的竞争政策而言，它们既有与GATS中有关规则相符的一面，也有与之冲突的一面。对照我国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其相符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法律体现了GATS中所要求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例如：1994年实施的《对外贸易法》第6条规定，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项基本原则，也符合GATS的要求。第23条规定，我国的服务贸易实行有条件的开放原则，即对我国已承诺的开放领域，我们有义务与之发展服务贸易关系。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将给予WTO其他成员以最惠国待遇，在进入市场后，我国将根据所承诺的部门和条件给予外国服务部门和服务提供者以国民待遇。

又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营企业，应当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鼓励、允许、限制或者禁止设立合营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该条例第5条规定“在中国法律、法规、和合营企业协议、合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合营企业有权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此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条对设立中外合作企业的目的作出如下规定，“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4条规定“合作企业包括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本实施细则第九章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条例第5条规定“合作企业的主管部门为中国合作者的主管部门。合作企业有二个以上中国合作者的，由审查批准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一个主管部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作企业的主管部门对合作企业的有关事宜依法进行协调、提供协助。”

上述条款对外资允许、限制、禁止进入我国市场作了原则性规定，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设立服务业的合资、合作企业。如，1998年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列出外资准入的服务业。其中，国际经济、科技、环保、信息咨询等领域是鼓励外资进入的；在运输服务、商业、外贸、旅游、教育、会计、法律服务业、金融业等属于限制外资进入领域；而邮政通讯、新闻出版、广播视业等均属于禁止外资进入的服务业。

相比之下，现行法律与GATS规定相冲突的一面仍然不少，尤其是现行竞争法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有很多空白，仍存在一些内外区别、中外歧视等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做法。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GATS协议相冲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对烟草、化工等分销服务领域仍然实行垄断或专营政策，至今尚无强制垄断者或专营者从事服务贸易行为时只从商业角度考虑的竞争政策；（2）在服务贸易领域，有关竞争政策的实施、依法行政和当事人听证权等还没有达到GATS中所要求的透明度规则；（3）在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竞争政策与GATS第7条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4）我国在金融和基础电信领域尚未实施符合GATS规定的竞争政策；（5）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竞争政策方面的合作机制。我们不妨以具体法律规定来说明。

在金融服务领域，2001年12月12日颁布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本条例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规定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在我国境内通过独资、合资等形式设立独资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或外国银行分行。具体而言，设立独资银行或者独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为金融机构；（二）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三）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四）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申请人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五）申请人所在国家或

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二）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并且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三）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申请人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四）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五）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设立合资银行或者合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外国合资者为金融机构；（二）外国合资者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三）外国合资者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四）外国合资者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外国合资者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五）外国合资者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在商业服务领域，现行的法律主要是1992年的《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以及1999年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根据这些“批复”和“办法”，外商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申请设立合营企业、分别从事零售或批发义务。事实上，外商在这一领域受到很多限制，其准入仍然存在障碍。例如，199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在上海和北京开办了两家中外合资连锁商业企业，但规定中方必须控股51%以上，经营期限不得超过30年。根据1999年6月25日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第6条第4款规定：“采取3家以上分店连锁方式经营的合营商业企业（便民店、专业店和专卖店除外），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达到51%以上；其中对合营商业企业本身经营情况较好，外国合营者已从国内大量采购产品，并能借助外国合营者的国际营销网络，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出口的合营连锁商业企业，经国务院批准后，可允许外国合营者控股；开设3家以下分店（包括3家）的合营商业企业和连锁方式经营的便民店、专业店、专卖店，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不低于35%；从事批发业务（包括零售企业兼营批发业务）的合营商业企业，中国合营者出资比例应达到51%以上。”

在保险领域，我国还没有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外资保险公司专门法律，只有数量很少的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1992年颁布，1995年修订）。

目前，我国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仍然设定了一些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的限制。根据1998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把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及人公司和保险咨询公司都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中还对外国保险机构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设定了一些条件。如必须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未的资产总额在50亿美元以上，且已经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2、业务范围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只能经营除法定保险以外的经中国政府允许的业务。如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保险和与其相关的责任保险；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以及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和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可见，尽管外国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从事保险业务，但其种类受到限制，份额也已很少了。3、经营地域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政府特许的地域经营许可的保险业务。目前，我国只开放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作为试点。

在旅游业，根据我国《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1996.10）第13条、《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1998.10）、以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国家旅游局的批准，外国旅行社不能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经过批准的机构可申请在中国境内同中国企业、公司设立合资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但不允许经营中国公民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区的旅游业务。此外，我国旅游业的“入世”谈判属《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第9类，即《旅游及相关服务》。其中分A饭店、餐馆及送餐；B旅行社；C导游服务；D其他。我国政府与各国谈判提交的承诺表中仅限定在A、B两类。

三、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与GATS协议所要求的相比，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以下影响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定，例如：

第一，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与外资的差别待遇。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或低国民待遇。举例说明：外国服务提供者以中外合资或合作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可享受某些税收优惠，这对我国发展水平低下的服务贸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则重得多。在所得税方面，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比例税率，还有其他税种，其税负合计达70%，大大高于外资企业。

P>第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享有的行业垄断地位。尽管我国在服务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修改、颁布了符合GATS要求的法律和法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例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在金融、海运、旅游等方面均不允许采取独资形式，而只能通过中外合营形式，且要求中方控股。在许多服务领域，我国仍然对外资进入给予严格的限制，即市场准入的限制。如：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在某些指定的城市；在保险业仅允许外资经营人寿险；在证券业还未允许外资进入；基础电信的开放还未进行试点；国内民航业仍没有对外开放。这些规定这显然不符合GATS的市场准入和逐步自由化原则。

第三，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缺乏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公平竞争环境需要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贸易基本法，现行的一些法律大多是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一些专项法规、条例、以及各地方性的规定和办法，其效力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其次，许多重要的服务部门尚没有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如旅游业、航空业、建筑业、以及劳务输出等领域几乎是空白。这使我国的服务贸易与GATS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环境差距甚大。再次，有关贸易政策和法规仍缺乏透明度。现有的贸易政策和法规还没有能够公正、合理和统一地实施，许多规定仍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出现，使业外人尤其是外国人很难了解具体内容。此外，有些法规之间缺乏协调，前后矛盾。例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旅游业允许设立合营企业。（第3条）1995年颁布、1997年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却将旅游业列入“限制”投资一类，这种矛盾使原本并不透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更难以琢磨，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我国现状，在服务贸易领域应调整现行法律，改变上述与GATS规定不符的竞争政策和相关法律。在今后几年内根据GATS的要求逐步完善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服务贸易领域制定和实施GATS对成员方所要求的竞争规则。首先，应制定和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如：在现

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有关规制服务业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服务业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发展。我们应加快服务业的市场保障法和相关的行业立法，在近期内应制定和实施《电信法》、《旅游法》、《移民法》等，以填补我国在电信服务、旅游服务以及自然人流动方面的立法；其次，对我国在服务贸易承诺清单中所承诺的义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禁止在这些服务部门行使垄断或专营权。对非特别承诺部门的服务垄断或专营者，我国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在外国的服务提供者或购买者之间实施反竞争的歧视行为。此外，对做出承诺的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服务部门，我国还应按该特别承诺制定和实施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竞争政策。否则，在有关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不仅要向WTO的服务贸易理事会要求提供这些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有关运营的具体资料，而且很容易被这些成员方利用这些资料频繁地发起磋商要求、投诉并在最终受到不利裁决。

第二，尽快提高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政策的透明度。提高透明度应从以下二方面做起：一是立法透明度。即我国不仅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法律、法规，而且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一般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二是司法透明度。执法部门在具体实施法律中应做到公正、公平，切实维护当事方的合法权益，设立国内司法承认权、听证权等制度。此外，有关职能部门在履行我国在GATS项下透明度义务时，应基于我国的利益和GATS下透明度义务所允许的例外，注意妥善保守有关的秘密资料。如，根据GATS第3条副则，成员方并没有义务公布那些一经披露即会阻碍法律实施，或损害公、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因此，凡是会影响我国竞争法律实施、损害我国公共利益或有关企业合法利益的机密资料，我国的有关机构都可以正当保守，不予公布。

第三，在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如会计、法律领域，就服务提供者授权、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按GATS第7条规定，制定和实施承认在其他国家获得的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的规则。对于承认的标准，应采纳国际公认的标准，与发达国家在资格承认方面所承担的准入竞争义务一致。目前，我们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来具体实施GATS第7条的规定。根据1994年9月13日中国提出了服务贸易领域初步具体承诺表，我国政府对专业服务领域市场开放和国民待遇的条件与资格作了初步承诺。如法律服务，经司法部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向国家工商管理局申请登记。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办事处不能雇佣中国律师，外国律师也不可以在中国以个人身份从事法律服务。对会计审计服务，外国会计事务所需年收入在2000万美元以上，人员在200名以上才可在中国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其经营范围依照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确定。外国在华的会计事务所最多不得超过15家。虽然我国已作出了初步承诺，但在具体“进入”的条件和标准上仍然还偏高于本国同类服务提供者；此外，我们还应该具体落实GATS第7条的要求，即“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

第四，在金融和电信领域引入与GATS相符的竞争政策。在WTO一些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已在与这些成员方双边谈判承诺中同意按一定的条件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目前，电信业务的经营管理在我国仍禁止外商投资，而全球范围内的电信自由化已渐成趋势。1997年2月15日，68个WTO成员方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成员方向其他成员开放其电信市场并结束在国内电信市场的垄断地位；协议还涉及语音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等诸多方面的短途、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涵盖了全球电信业务的90%以上，全球电信市场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加人WTO的议定书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列入这些开放承诺。作为履行有关承诺的准备，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际上已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例如，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政府承诺：电信业向美国开放，允许外商在电信服务领域持有49%股份，并于2年后增至50%；在中欧谈判中，欧盟要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能拥有50%以上的股份，并希望在固定线路服务、移动电话服务、寻呼服务和卫星电话服务方面得到控股水平。在2000年5月19日中欧达成的协议中，欧盟的上述要求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从以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谅解》等文件有关内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WT0成员方只按承诺要求开放市场是不够的，成员方还必须采用相应的竞争政策，规范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防止WTO其他成员方在有关承诺下的利益被金融和电信领域的某些服务提供者的反竞争行为所损害。

注释：

[1]GATS的附件共有8项：即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关于自然人流动提供服务的附件，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2，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关于电讯服务的附件，关于基础电讯谈判的附件。

[2]参见WT/WGTCP/M/8

[3]该清单所列出的项目有效期为10年，由服务贸易理事会5年审查一次。10年后是否允许延长需经谈判才能决定。

[4]具体条款请参阅陶凯元：《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88－90页。

[5]有关“国内法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4种情况。其一，直接的或明的歧视。如规定某些行业不允许外国人经营，或限制外国人控股比例；其二，间接的或暗的歧视。如某些服务领域限制外国因素。例如，限制服务生产要素（人员、资金、信息）的国际流动；其三，直接的或明的中。如对某些领域（比如铁路或电信网络）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阻止外国同业者的市场进入。这种国家垄断行为排除了国内外竞争者，因此谈不上歧视，也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其四，间接的或暗的中。这是指国内行业中的种种规章和制度。例如，专业服务中人员的资格认定，包括学历或证书的承认问题。这些规定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

[6]例如，该谅解B部分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规则。第一段要求每一成员方在其承诺表中列出金融服务现有的垄断权，并“应尽力废止这些垄断权或减少其范围。”第二段则规定成员方应确保其境内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购买或获得该成员方境内公共实体金融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据此，成员方显然应制定和实施金融服务领域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特别是应制定和实施要求境内公共实体非歧视提供金融服务的竞争政策。

[7]该框架书对反竞争交叉贴补未加定义，但一般认为，具有市场力量的一个或一组供应者利用从分割地方获得的超常利润、租金维持存在竞争市场区块经营损失的，即构成了反竞争的交叉贴补。

[8]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73页。

[9]有关金融方面的改革，在最近的第35届亚行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负责人在研讨

会上指出，虽然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根据亚行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评级显示，中国得分为1.6分，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得分是3.8分。为此，他建议中国金融方面应进行7个方面改革：1、通过快速解决不良贷款来强化亚行体系；2、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实行所有权的多元化；3、建立一个独立的央行和监管机构；4、实行合理的、分步骤的利率开发政策；5、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6、资本项目开放要有度，要合理，减少货币的不匹配；7、要采取更有灵活度的汇率机制。见《上海金融报》，2002年5月11日。

[10]1992年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第17条，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以下限制：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可见，外资保险公司在财产险方面，只能向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企业提供服务；在寿险方面，只能向个人提供，不能经营团体保险业务。这种限制使外资保险公司无法与国内保险公司公平竞争。

[11]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和海南设立了分公司，这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并不表明这两个地方的保险市场已对外开放。参见余永定、郑秉文主编：《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我国在A类承诺中允许外商通过合营企业形式在中国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和餐馆，外方可控股。最迟在2003年底前取消相关限制。在B类谈判中最后谈定：外方可在中国政府指定的旅游度假区和北京、上海、广西、西安开办中外合营旅行社，最迟在2003年1月1日前，允许外资控股；最迟在2005年底前，允许外商办独资旅行社。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主要从事度假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二是该旅行社每年每收入超过5000万元。此外，我国承诺在2005年底前，取消对合资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但合资旅行社仍不能经营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

[13]根据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外资企业税率是33%；在地方税收上，如房产税、车船牌照税等都很低，有的还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由地方政府决定减免。

[14]关于GATS成员方在这方面的义务，可参见WT/DS69/AB/R.

[15]1999年4月8日美国的《白宫文件》指出，中国有关服务的承诺可与大多数WTO成员国相似。在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举行的新闻会上，美国贸易代表CharleneBarshefsky说，有关服务问题，我们达成的协议覆盖了所有的服务领域。如银行、证券、电信、销售、职业服务、导游业、旅游、运输等领域。可见，这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