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范文

时间:2023-03-23 01: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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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

篇1

在小说方面,得张爱玲精髓的,在大陆莫过于文学国母王安忆,而香港则唯李碧华,写两性之间的爱恨纠葛,缠绵悱恻中见刀锋,于繁华中见苍凉,于热闹中尝凄清,自是不谈。这里只说两个人的散文。散文最见真性情。

两个人的眼睛都在搜刮日常。张爱玲不承担历史也不打算去背负将来,其散文、小说都定格在一个时间段――现在。散文,注重的是“形散神聚”,“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可以信手拈进文字,同时,在行文之中,尽可以通古今,达四海。张爱玲和李碧华于前者选择其一“苍蝇之微”,于后者,则在文中如游蛇般驱动思维,在时空的思维里腾挪跌宕,好不潇洒。张爱玲的散文有《流言》,《张看集》,不多,但是很精致。也很精到。如《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谈跳舞》、《公寓生活记趣》、《私语》、《谈女人》、《迟暮》、《天才梦》,多是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记录,但这种日常一经张爱玲的瞳孔,既已经添色,添韵致,在经过她独特的心灵和情致的融会从笔端泻到纸上,便不再是生活的日常,而是传奇,曲折有致,色香俱全。

李碧华,物质都市滋养她的散文。出了十几个散文集子。如《橘子不要哭》、《梦之浮桥》、《水云散发》、《女巫词典》等。十几本文集,洋洋洒洒不下千篇,所言都是香港现代都市的情、事、物。《水云散发》简直像一本港人美食谱,通篇不离吃,在吃食中发掘世相;《梦之浮桥》则写各色男女及其人生,名人,反人,古人,今人,国人;而《橘子不要哭》则对饮食男女的人生、社会世相进行诠释、反观、总结、警戒。如果不怕拾人牙慧是真可以叫《写在人生边上》。散文《有点火,有点邪,有点坏,有点不羁写男女爱情悲剧的起源,《最爱和次爱》里写男人的劣性,毫不夸张地说,李碧华散文如同一只巨大的网兜,兜着香港人的生活。

从题材上讲,两人都注重日常,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切入。

而从散文的情调上讲,二人是有迥异的。张爱玲着的是海派色调,是沪上十里洋场里弄的风情。典雅,精致,整洁。讲求意境,于看似不经意的娓娓而谈中见其结构之谨严、精巧。同时,在语言上也极小心,力求传神,字字求其精彩,甚至不惜渲染,用极华丽的字眼。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张爱玲,凭着四十年代大上海的几十万世俗市民的读者群的底气,加上特定的时代背景,显得心闲气定,而上海人爱的是闲情逸致,所以,张爱玲的散文格调基本是闲逸的,当然,苍凉依然是其底色,那是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但是没有大悲,大喜。

张爱玲很注意意境的营造。这些意境的营造技巧使得张爱玲的散文显得隽永而意味深长。首先是以乐境写哀,哀境写乐,这种手法的使用在《诗经》中已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传诵千古,莫不与此种手法有关。在《迟暮》中,作者在起首段极写春之热闹,春之喜乐。“冉冉来到人间”的风。“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个封姨臂弯”里的桃花,“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般的柳絮,好一派群红灿放的春景,然而,这春景竟惹起了迟暮美人的伤悲,反羡朝生暮死的蝴蝶。以热闹的春光,飞舞的蝴蝶来映衬人的心境,形成哀乐对照,乐者自乐,哀者更哀。其次,张善于情境和物境的融合,从而使其意境都是“有我之境”在《秋雨》里有很多载着作者情感颗粒的词语。如“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这样的句子只有张爱玲才想得出来,这样的独异的词语才合她的心境。工笔细绘和写意式的点染是张爱玲的另一大技巧,如“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雨味。放眼望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有点灯。”(《公寓生活记趣》)对日常的把玩“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踏皮烂骨,没有筋道。”这就是上海人才有的耐心和情致,上海人的精致和可爱在这里。

而李碧华的散文里弥散着的是港粤风情,沾染的是岭南文化色彩。又因香港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所以,散文中,西方文化色彩十足,西餐文化,西片。西方物质文明气息浓郁,有时反倒遮盖了本土气息。李碧华不像张爱玲一样营造意境,因为是专栏文章,现代读者没有时间来咂摸,而尤其是在香港这样快节奏的大都市,聪明的李碧华选择了这种策略式的文风。《青蛇》的风格颇有张爱玲之风,但是,这种风格没有在散文中显露。文笔犀利,泼辣,仿佛一匙麻辣汤浇下去,辣得人心肺生疼,然而,即使是疼却也让人酣畅淋漓。这种泼辣主要表现在对人生世相的洞若观火似的体察,对男女情爱纠葛的剖析鞭辟人理。而张爱玲散文则是酸梅汤,甜中夹着酸涩。张爱玲还是乐意去建乌托邦,虽然虚无飘渺得连她自己也不相信。在《爱》里,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感染了许多人,被世人反复引用,甚至背诵,相信爱情和不信爱情的都如此。李碧华则打破一切乌托邦。《有点火,有点邪,有点坏,有点不羁》中,作者总结女性的悲剧“很不幸。女人喜欢的男人,总是有点火,有点邪,有点坏,有点不羁。”即,一切咎由自取。在《鲸鱼屋的愿望》中,作者狠狠地落笔“梦想绝大多数不能成真,能够实现的,都不是我们真心需要的。我们想要一个人,很多时候只得到一条狗。”

张爱玲散文以情调、意趣胜,固然,张的散文也因其精到的思想而令人惊异,而这种惊异是裹在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景设置、句子、语词搭配以及词彩的夸张等技巧上,所以,读起散文,依然有种圆润浑成的美感。而李碧华则不借助意境的烘托,以犀利的思维取胜。这种思维使得她的散文显得“狠”“准”“利”。

如果说张爱玲的散文因起情致而像五四小品文,那么,李碧华散文因其犀利,独到的思想而更像鲁迅杂文。这种思维方式有二。

一、高速联想。张爱玲散文的联想多是有情感铺垫的,有意境的营造,所以意想之间有很大的拈连,不至于因思想破坏了文章整体的浑成、流畅,联想是层递式的,而李碧华则是脑筋急转弯。在《二手衰运》中,本来是写买二手货物要小心谨慎,若如此思维下去,文章不过尔尔,有饶舌婆的嫌疑,而她突然在末尾来一句“又爱上一个人之前,当然也应该了解一下:‘上手是谁?’”读者咋舌,还没有反应过来,这女子已经扬长而去。而在《心太软,心太硬,心太痛》中,对女人面对情场失利后的平静诉说,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深的痛楚,于是说“平静,也是对自己的毒辣。”一针见血。

篇2

关键词:诗画一体;意境;色彩;构图;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08-01

“诗画一体,追求意境”作为一种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学创造和审美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才女张爱玲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但若仅仅以文析文,从文学角度来分析,是难以阐发其文章的画意的,只有以画析文,结合绘画的特点和具体文本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品味其中的绘画美

一、色彩美

马克思说过:“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在文学创作中,色彩通过文字,借助联系,激发美感。徐复观在《中国画和诗的融合》一文中认为,“画与诗的融合即人与自然的融合”。

张爱玲在《爱》中,将人物嵌入自然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水墨画般的色彩感。这个《爱》的故事,像水墨画一样,淡雅、宁静,充满和谐之美。“女孩子”、“春天的晚上”、“桃树”、“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这几个词构成了一幅清丽的画。画中没有浓郁的色彩,有的只是淡淡的几笔,将颜色轻轻晕染开来。这篇文章语言风格和张的其他文章不同,没有通过浓郁的色彩给我们以视觉的冲击,从这些淡雅的色彩中我们仿佛可以品味到爱意弥漫,纯如月,绵如水。彼时,张爱玲和胡兰成正在相恋,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品味到少女初恋,春风吹皱了一池湖水,荡荡悠悠的羞涩和憧憬。

二、构图美

艾青说:“诗人应该有如画家一样的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作家通过独特的虚构和描摹,在心灵的虚构空间里建构起通向感性的物质空间,从而突破了文学创作自身物有的原则和规律,彰显文学艺术魅力。

张爱玲在散文《爱》中运用时空透视法,借用文中关键字词在一个画面中给阅读者造成多个时空透视的效果,构造朦胧的审美感觉。散文《爱》中“老了”、“那春天”、“那个青年”,“那”字就像水墨画中的透视技法一样,将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重叠在了一起。“那”字营造了一种如梦似幻的虚实感,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否只是一个青春逝去、满目悲凉的女子给自己的一份心里慰藉。也许,那一幕从未在男子的心里激起片刻的涟漪。这种朦胧的写法,通过时空的距离给我们水月镜花般的迷离之感,

三、意境美

宗自华于1943年发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他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中国画在构图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根据创造意境的需要在画面上留出大片的空白。中国画用笔简约,往往只着墨于寒塘雁迹等细微之处。虽只廖廖数笔却写出画家通天尽人之情怀。相似于中国画,张爱玲在散文《爱》中也十分注重提炼情节,抓住生活中富有包孕性的一点进行集中描绘,万取一收,以少总多,以创造意境“空白”,增强文章的表现力。朱光潜对“留白”作过精辟的概括:“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意,而尤在无穷之意。”

张爱玲在散文《爱》中“就这样完了”,就运用了这种技巧,让两人相遇的故事在处戛然而止,女孩子“被拐了”、“作妾”、“转卖”,并没有细细的说明,她将最有戏剧化的情节省去,任由我们猜测其中的惊险和风波。张爱玲不把一切写满,在这省略中留下的空白被小说中升腾着的人生深深的寂寞与浓浓的悲凉所填满,只凭一个“了”字,丁香舌轻轻抵着上颌,道尽了无数唇齿间的柔情和一生相离的遗憾。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张爱玲心中希望和绝望交织的复杂感情,作者将这里面的个中滋味交由我们自己去联想、去体会,让文章中的意境随着空白的出现而出现。这种艺术空白,正是作家智慧的表现,是对接受者的一种信赖。它不把一切写尽、定满,它的空白处,正是它的信息量储存点。

这种对绘画艺术自觉的审美追求丰富了作家的艺术表现力、心灵感染力。正是因为张爱玲在创作中以文为主体,同时吸收画的某些因素,融入诗境,从而体现出一般文学作品所难以达到的美感,才让我们在散文《爱》中品味到了“诗画一体”蕴含的独特审美感受。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徐书城.中国画之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朱光潜.谈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4]王义军.审美现代性的追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篇3

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半生缘》,原名《十八春》,一九五一年结稿,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一些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改名为《半生缘》。作品讲述了旧上海的几对年轻人的爱恨情仇,他们曾经都是有缘人,最后却各奔东西。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讲述了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的故事。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张爱玲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天才为什么常常活得这么狼狈?为什么总是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

比如张爱玲。

她是举世公认的天才作家。

她7岁试写小说,9岁向编辑投稿,中学时文采受老师称赞,习作在同学中传阅,很有影响。19岁在《西风》杂志发表《天才梦》。牛刀小试之后,用熟练的英文写稿寄给英文刊物《二十世纪》,主编大为惊喜,认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出世”,连续刊用她的系列文章。

她自信地去撞上海文坛的门,《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大为欣赏,断言这位年轻小姐的作品可与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媲美,很快拍板登出并特加按语推荐。

年轻的她初露头角,浮出海面,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

她四处出击,短短几个月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出名的文学杂志。小说之后是散文,杂志之后是专集,万绿丛中一点红,红透了上海滩。

用优秀、聪慧、洒脱、新潮、才华横溢等词语来描绘张爱玲,似乎都不能表达到位,只有用“天才”二字才恰如其分。

天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天赋的才能,超出一般人的聪明智慧。

张爱玲就是词典里解释的“天才”。

这个天才23岁时,一见钟情,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她将他视为偶像一样崇拜,做了他的妻子。可他除了妻子之外,外面还有许多女人。

她无法忍受,结婚三年,就扔掉了人生这件华美的长袍,一段幸福的时光匆匆打上了句号。

她在文字里痛苦地写道:“人生是华美的长袍,长满了虱子。”

张爱玲受到“汉奸”的影响,以难民身份只身到了美国。

她无处栖身,住进了纽约救济贫民的职业女子宿舍。她靠写作为生,过着清贫的生活。

这时认识了比她大29岁的又老又穷的老作家赖雅——她的第二个老公。他们居住在黑人的贫民窟里,互相依靠,互相鼓励,不停地写,成了“画字符的机器”。他俩饱一顿饥一顿,住处也没有保障。在台湾时,张爱玲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但她却凑不起一张回美国的机票钱。

人生经得起多少折腾?婚姻饱受煎熬,爱情不能善终,她终于被折腾为一位孤独的老太太。

她的文字是孤独的,小说里的爱情没有一个女主角的结局不是以悲剧收场。

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原本是多情、热情、阳光的,她说:“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样一个人。”

可是,现实很残酷,她的生活中一直没有这样一个人。

她热烈地投入,等来的是孤独。她享受不到一般家庭的乐趣,没有丈夫,没有儿女,什么亲人也没有。

英国有句谚语说:“没有人是座孤岛。”而张爱玲却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听来让人心酸。

晚年的张爱玲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对人事极其淡薄。她选择了静寂封闭、离群索居的生活。有时她连信都懒得去拆,就是好朋友也几乎不见面,至多通通电话。

她在美国加州韦斯特伍德市公寓的“家”极为简单,简单得“家徒四壁”。

白色的墙壁空空的,没有悬挂任何饰品;地上摆着的纸袋是存放服装的“衣橱”,窗前堆着一堆纸盒,是“写字台”,张爱玲就坐在这堆纸盒面前的地毯上写作。门边靠墙放着一张窄窄的行军床,床前的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她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暗怕冷清,她的电灯、电视一天到晚都开着。

1995年9月8日,她75岁那年,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去世了。她躺在行军床上,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头朝着门,脸向外,出奇地瘦。

篇5

[关键词] 张爱玲;母亲形象;童年体验

张爱玲,现代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母亲形象。

一、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

在现代文学中,张爱玲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之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描写的女性或庸俗、或浅薄、或放荡、或变态,就连一向被视为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刻画的千疮百孔,这些母亲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并且充满了调侃、亵渎和批判。

母亲形象的核心便是母爱。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使人们把母亲神圣化,并把母爱当作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丁玲长篇小说《母亲》里的于曼桢,以年轻寡妇的身份求学、求职自立,表现出新女性的风采,然而在张爱玲犀利的笔锋下,我们看到,母亲的形象无力招架沉重的传统,她们感情扭曲、心灵异化,失去了母爱神圣的光环。

张爱玲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应该归结于她的童年体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

1、庸俗的母亲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源于此。但是,也正式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的事实,也只是忍气吞声。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说到底,这是一种愚昧。

2、冷漠自私的母亲

与庸俗的母亲相比,这一类母亲则是在感情与经济的冲突中,毫无例外地选择地选择了后者。《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流苏受到哥嫂的排挤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让流苏回婆家做寡妇,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当流苏趴在床上痛哭着,想抓住母亲作最后的哀求时,却发现母亲不知何时离开了。对于这种“恶意的缺席”,流苏心里终于明白:“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在《花凋》中,冷漠自私的母亲形象更是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郑川嫦生了病,“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所以她照顾郑川嫦只是出于女性的本能或者是心中那一丝愧疚,全然没有了爱的成分。郑太太对川嫦的情分显然不外乎“兽性的善”,不然她不会因为“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高手”,害怕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存着,而眼睁睁地看者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却无动于衷。说到底,这是出于人性的自私。

那么,张爱玲在创作这一系列母亲形象时是否投射了她的母亲的影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后母的挑唆,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软禁起来,在此期间,张爱玲身患严重痢疾却无人问津,要不是仆人偷偷给她吃了一些药,她早就命丧黄泉了,而这一切都是冷漠残忍的后母一手造成的。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张爱玲童年时母爱的缺失才使她的笔下出现如此可怕的母亲形象。

3、变态的母亲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在婆家长期受到排挤嘲弄,在丈夫和婆婆死后,紧紧抓住金钱,她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她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儿女身上。七巧看到女儿恋爱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内心便极端不平衡起来。因为女儿幸福的表情刺痛了她内心的伤疤。七巧还用许多恶毒的话侮辱女儿的人格,打击女儿在婚姻方面的自信心。这不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一个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女人对自己仇视的同性的报复。张爱玲用她冷冰冰的笔写出了一个魔鬼似的母亲的变态心理与行为,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以“爱”为核心的慈母形象,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写得如此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这一类母亲十分憎恶,就像憎恶她的后母一样。在张爱玲的字典里,后母便成为疯狂和变态的代名词。这段痛苦的回忆伴随了张爱玲一生,也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所写的一系列母亲形象,真切地传达了张爱玲对人生的感悟、思索以及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她揭穿“母亲神话”即是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也是对人性的思考,对时代的思考,这种精神对后来人也是极具有启示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刘婷婷.审视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北方文学[J].2012年6月刊.

[2]沈恒娟.浅析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母亲形象.出国与就业:就业教育[J].2009年第8期.

篇6

关键词:性格;亲情;爱情;友情

一、张爱玲有她自己的方式

对于张爱玲,众说纷纭。有人称赞她卓绝的文采,亦有人攻击她那不羁的性格。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于任何一个人,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缺点。上帝是公平的,它在赋予一个人某方面的才能时,必然会赐予她某方面的不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将其诠释到了极致。不去在意他人的看法,不受世俗的束缚,张爱玲以她自己的方式傲然于世。

张爱玲在《天才梦》中写到:“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的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因此读者易受此引导,以为她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只是若真的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谁又会如此批评自己呢?我们不能用大家普遍的模式去要求任何人,凡事都有特例。因此清秋子在《爱恨倾城小团圆》里说张爱玲有她独特的人情味。在《爱恨倾城小团圆》里有如此一段:张爱玲在伯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员的时候,性格依然是离群索居,我行我素,极少和同事见面、交往。有一回张爱玲患了感冒,请了假,同事陈少聪打了电话过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他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有说。但陈少聪却突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不是她特立独行,只是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禁会反问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面我们又做的如何呢?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像她那样随性而为——我们总是顾忌太多,结果往往是累了自己。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的张爱玲,过早地明白,人在承受力生命的同时,就注定了要承受岁月里星罗棋布的“蚤子”式生活琐屑。她懂得删繁就简,所以,她活得三秋之树那般瘦劲挺拔。

二、亲情——别样风格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被广泛认可了的。对于张爱玲,如此;对于她唯一的弟弟,张子静,亦是如此。但是在同一个家庭背景下却孕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个倔强,一个懦弱。照常理推断,父母离异,后母的加入,本是同父同母的两姐弟更应相依为命。只是,事实就是事实,不是任何人可以推断或猜测的。对于张子静与姐姐张爱玲的关系,从他晚年与台湾作家季季合著的《我的姐姐张爱玲》中可以略知一二:还没走到爱丁顿公寓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太稳当。一来我姐姐的个性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的发紫的巅峰期,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也许不会答应我们这无名刊物写稿。如果她当面叫破,我是她弟弟,听她几句排揎倒也无所谓,让我的朋友邵光定当面难堪就下不了台。弟弟去见姐姐却显得如此陌生、忐忑,完全没有亲人间的亲切与自然。通过他们姐弟俩往来的信件也更加印证了一个事实:他们姐弟俩的关系似乎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对于这也许无人能解释清楚,我们不是当事人,对于此我们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感到不解与惋惜。

而她与父亲张志沂,后母孙用蕃的关系就显得明朗许多。作为一名父亲,一名封建家庭纨绔子弟形象的父亲,我们对他不能抱以太大的希望,尤其是在后母进门的情况下。自古后母难当,暂且不论后母做得如何,也许刚开始时,孙用蕃确实想真心对待他们姐弟俩——毕竟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只是那个时代,那种家庭背景似乎注定她们的关系好景不长。而父亲张志沂,从一开始对张爱玲就不亲切,再加上后妻的挑拨,使父女关系雪上加霜。所以后来的被困半年仿佛也就容易理解许多。父女、母女关系成为这样,是他们的悲哀,亦是时代的悲哀。而这也为我们天才文学家的诞生起到些许作用。

俗话说,血浓于水。因此张爱玲与母亲黄素琼的关系十分密切,纵使母亲在自己年少时曾弃他们姐弟俩不顾而出国,纵使母亲与父亲离婚不再赋予自己一个完整的家……一切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亲情的步伐。亲情,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爱玲的别样亲情,值得我们深深去挖掘。

三、爱情——雾里看花,众说纷纭

喜爱张爱玲的读者,很多都为张爱玲的爱情和婚姻深深惋惜。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疼爱,是源于文学深处的对“善者善报”的唤起。然而,什么是“善报”呢?倘若张爱玲果真得到我们俗人眼中的那种“好运”,嫁了个年轻富强而且有经济实力的丈夫,每天锦衣玉食,宝马香车,她还有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吗?她还能保留她的文学天才吗?她还能这样纯粹的只做她自己吗?她还敢这样真实的活着真实的表现自己吗?生命,永远不会按照计划的轨道前行。每个作家都是有故事的人。

胡兰成,张爱玲用尽生命去爱的人,最终带给她的是无尽的伤痛。尽管他们有过美好的时光,尽管他们曾经如痴如醉。只是对于胡兰成这样一个在女人圈混的人而言,爱上他注定如飞蛾取火。假设胡兰成在遇到张爱玲后从此痛改前非,浪子回头,与张爱玲一切携手前行,我有理由相信无论胡兰成是否是汉奸,张爱玲都不会离他而去——只因他是她的爱人;因为她是如此的独特。只可惜,事实是无情的,总是让人伤心欲绝。而对于她的第二段婚姻,赖雅,带给她的,有幸福,亦有苦难。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余斌教授在《张爱玲传》中写道:“倘若她对赖雅’无情’,那么,她还有’义’。”“张爱玲的两次婚姻带给她的都是痛苦大于幸福,磨难多于快乐。第一次可说是’人祸’,第二次可说是’天灾’,对于她,一样的不堪回首。”张爱玲自己也曾写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只是按照张爱玲的性格,如若她对赖雅有的只是义,恐怕她更多的是会一走了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对赖雅的感情不仅有义,更多的也许是依赖。对于这段婚姻也许是痛大于乐,我们仍要相信那句话“痛并快乐着”。而《小团圆》的问世,让我们了解到在这两段爱情之间,还有桑弧这个“剂”——纵使最终没有结局,但是对于那时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止痛药”。

四、友情——无悔付出

炎樱,是深度介入张爱玲生命的人。在她的小说和散文里,炎樱出现的频率很高。对于炎樱这个朋友,张爱玲可谓是赤诚相见,毫无保留。人的一生中,能有这么一个知己,足矣。

而遇到宋淇、邝文美夫妇,则可说是张爱玲的幸运。这对夫妇给予张爱玲的帮助是从未想过回报的——张爱玲立下遗嘱,将所有财产赠给他们夫妇(我们理解为包括其著作权)——即使他们之间的友谊曾出现过断裂的痕迹。也许只有经历过磨砺的友谊才愈显可贵,我由此读到的是张爱玲对他们夫妇俩的信任,无所保留。也正是基于这份信任,这份理解,《小团圆》才得以问世,才能还原我们一个真实、完整的张爱玲。

总之,对于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味。这只是我眼中的张爱玲,也许有诸多误读的部分,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而她那传奇的一生,值得我们更多的人前去探索。(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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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性别;女性主义;张爱玲译作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17-02

一、 引言

张爱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引来海内外许多知名学者们的关注。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研究者们关注的最多的就数她的女性意识,发现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很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她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都逃脱不了女人与婚姻,一面阐释了当时的环境下女人的生存状态,更着力的是她塑造了一个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在《谈女人》中,张列举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独特地位。“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栓在踏实的根桩上。”由此可见,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应该列入研究首位。

二、张爱玲译文中的女性主义分析

百年来,中国女性到底怎样认识“自我”的呢?超稳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女性长期地丧失主体性、主体意识;女作家对女性自我的寻找,也因为高度集中的政治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遏制,常常难以实现。然而,艰难前行的女性叙事,还是留下了多向度的女性自我探索的轨迹。其间充溢着女性对独立、自由、解放的渴求,充溢着对自己内在、潜力的探究;也充溢着对生命欲望的表述愿望,以及发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欣喜与沉思。也许,这些正是女性自我建设的一块基石。

(一)张爱玲翻译文本的选择分析

张爱玲翻译的作品有《谑而虐》、海明威《老人与海》、玛・金・罗琳斯《鹿苑长春》《爱默生选集》、华盛顿・欧文《睡谷的传说》、《海上花列传》、《怨女》、《金锁记》等。其中《老人与海》和《爱默生选集》等是张受雇于香港美国信息服务公司时,为谋生而翻译的。因此,只有《谑而虐》和《海上花列传》不是她的作品而是自己选择的译作品。下文将以《海上花列传》为例,阐释张爱玲在选择翻译文本时体现的女性主义观点。

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原文用吴语写。这部小说原作者不是女性,但是内容关于女性――。另外,这部小说还呈现了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张爱玲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读到这本书并喜欢上,数年后,她首先翻译成普通话,随后翻译成英文。

不同于传统主题,《海上花》里的不再附属于男性。如老鸨的女儿李淑芳,拒绝嫁给人家当妾,在妓院一直到死。她不受男人控制,靠自己职业谋生,引以为豪。另一个女主人公沈小红婉拒王莲生的求婚并依然保持情人关系。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婚姻不再是改变她们命运的唯一途径。相反,她们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此富有勇气挑战当时的父权社会,寻求精神和经济上的独立。这部小说再现了上海的真实生活,她们独立,追求自己的爱人和财富,表达了新女性主义观。

《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两部中国经典小说,她不惜一切努力将《海上花》译成普通话后又花数年时间译成英文,最终为许多中外读者接受。张爱玲为何花如此精力让这部作品为世人所知呢?除了她本身喜欢这本书的文艺风格外,主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本书中包含的潜在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她自己的不谋而合,通过翻译这样的作品,更深刻地表达这样的思想。

(二)张爱玲自译作品的分析

张爱玲的许多译作都是她自己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她选择这些作品来翻译呢?为什么她坚持翻译自己的作品?

1、自译作品的选择

对于第一个问题,分析被她所选择来进行翻译的作品。在她的一生中,张爱玲创作了18部短篇小说,10多部中篇小说以及4部长篇小说。她自己翻译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怨女》、《秧歌》、《赤地之恋》;短篇小说《五四遗事》、《桂花糕,阿小悲秋》、《等》;中篇小说《金锁记》。其中,《怨女》和《五四遗事》是英翻中;另外5部都是中翻英。张爱玲的作品大都与女性主题有关,她所选择的这些作品也不例外。她所写的都是她熟悉的生活、人物,自身的成长环境加之细腻的感情,从她笔下流露出忧伤的文字,至深的故事情节。因此不论是中英文创作还是翻译作品,张爱玲一贯坚持自己的风格。

2、自译作品分析

译作与原文关系的重新定义结构了传统的忠实原则,这一翻译最高标准。“对于女权主义翻译,忠实不是直接对于作者合读者而言,而是写作事业――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计划”(Simon,1996:2)。张爱玲有作者合译者的双重身份。在她自己翻译的作品中,她参与了创作于翻译,因此对于她的作品比其他译者更敏感。“写作事业”即“每一个重要的翻译都是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由译者的地位及翻译的特定要求决定” (Simon,1996:36)。张爱玲自己翻译的作品中,她创作了原文译文的“写作事业”,二者相互增进。“写作事业”解释了为什么张坚持翻译自己的作品。通过自己翻译,张爱玲参与了原文和译文的创作,自由操纵文本。

作者往往无法容忍自己的作品被曲解、误译、误读,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张爱玲选择自己翻译。一方面,既是怀疑其他译者是否能完全传达自己作品的原意,另一方面既是对自己双语能力的信任。然而,她自译的大部分作品都称不上“忠实”,原因是在自译过程中,她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即,自己是原作者,又是译作者,她可以对原文进行再创作。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重写,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如两个文本的受众群和接受语文化的差异,进行适当的修改和改写。如对其作品中人名的翻译,张爱玲深知西方读者对中国人名字的“三字经”不感冒,曾经对此做过不少思考。香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金圣华说过:“一个译者的翻译功力如何,往往在一个地名或人名的翻译中,就可见端倪。”张爱玲在散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意见》中,强调了译者必须重视人名称谓的翻译。《金锁记》使用韦翟式拼音,如:Ch’ich’iao(七巧),Ch’ang-pai(长白)等。Sprout Song中逐字直译,Gold Root(金根), Lotus Born(荷生)等。《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张对人名进行了大胆的改写,如“阿小”改为“Ah Nee”,西洋公子“哥儿达”改译为“Schacht”等。

三、结论

综上分析,张爱玲无论是在创作,还是翻译,包括翻译自己作品及他人作品,一个女性作家出场,始终冠以其女性主义思想,流露在每一个单词,每一段文字。在她的笔下,颠覆男权,构建女性主义文化已成为主流。张爱玲还干涉了对原文本的选择,她的性别意识及女权主义观念无疑直接决定了她的翻译目标。她不但扩充发展了原文,同时还明确了她在译文中的身份。另外,作为双语作家,她可以自由介入原文与译文的创作,以展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正是她在语言风格、创作视角和女性作者表现出的独立精神,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张氏文学,引起一股股“张热”狂潮。

参考文献:

[1]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张爱玲.海上花开[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3]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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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初级阶段初恋,张小娴散文集《爱上了你》扉页上写的,“爱上了你,就连思念都是甜蜜的折磨”

爱的深入阶段,相知:安意如《人生若只如初见》第40页说的,“有时候爱是坚韧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它只是一池碧水,一榭春花,一陌杨柳,一窗明月,天明了,就要干枯,萎谢,褪色,消失,短暂到,不能用手指写完,等——待。”

第三个阶段,恋爱到热恋:张爱玲“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如果失恋,那么,附赠免费的一句话,呵呵,张爱玲还说:“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地忘记一个人,时间自然会使你忘记。如果时间不可以让你忘记不应该记住的人,我们失去的岁月又有甚么意义?”

篇9

关键词:小说;题材;苍凉;爱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36-02

张爱玲,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中国20世纪最传奇、最优秀、最沉稳的女作家。她就像是一颗奇葩,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中国小说家中,张爱玲无疑是极为独特的一位,她以东方文化中意味深远的意象加上西方意识流来构筑人物的心理迷宫,再加上蒙太奇手法来构建起作品中鲜明的影像场景,更以张爱玲唯他独有的那份孤绝与苍凉构筑成专属她的文学堡垒,其他人也妄想复制或是取代。

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置疑,张爱玲的小说曾不在现代文学史上提及。八十年代初期,张爱玲“浮出了历史地表”,直至90年代中期之后,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认知,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张爱玲身上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是高贵的,又是世俗的,她正视人世间一切的欲望,道尽世间男女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了情感。她的小说是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也是对生命的寂寞、痛苦和恐怖的深刻感悟,更是对它的理性认知。她作品中所描绘的往往是人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却总能够引人怀旧,叫人思考。她对女性细致的描写总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曾几何时,她对生活的那种傲然却又热忱的姿态,庶几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时尚,张迷们喜欢在自己的枕边放上一本《张爱玲文集》。她个人的情操以及她的作品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并被争相仿效。在那个时候的文学界里,尤其是书写小女人的散文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的身影,闻到她的气息。

一、独创的小说题材:女性命运的思考与人性的探讨

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婚恋生活为题材,描绘新旧杂陈的婚姻现象,她所选取的题材苍凉而又婉丽,引唱出了旧式婚姻制度下女性地位的卑微以及他们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的挣扎与痛苦。然而,在张氏小说里最为可贵的并不是那份从作品中透出的通彻心扉,而是痛过之后的自我意识转型和逐渐成熟,它为后代女性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提供了参照。

当然,四十年代的上海经济崩溃,战乱频仍,混乱的世态和浮华的人情给张爱玲的作品奠定了阴暗恐怖的基调和背景。同时,张爱玲个人的经历与见闻也对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她笔下的人物冷酷自私,即使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亲情,人们的心态扭曲变态;她眼中的世界没有爱也没有温暖,大家都在为了自己而痛苦地挣扎,在注定的绝望中觅取一生。在张爱玲构造的艺术世界中,社会与人生都是黑暗的,没有出路的,她的作品展示的是整个人生的悲剧性体验。

追其根源,张爱玲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其小说的意象性特征有着她特有的美感,但同时,那种意境也因此融入了她的主观感受和个人情感。张爱玲曾经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

的确,我们可以在她的小说里闻到她的气息,寻到她的足迹。她的经历似乎都为她的小说提供了现成的原型。从一开始张爱玲就在追寻着上海的灵魂,也追逐着自我的存在。对她而言,上海是她知根知底的地方,在上海留下了她太多的足迹。似乎她就是要在那生长的地方道出她“说不尽的苍凉故事”。

在张氏小说里多是上海女人,透过文本,在字里行间描绘出他们的平淡、精明、实在、期待与挣扎。小说中有初涉世事的少女,有遭遇婚变的,有的写了一生的经历,有的只是人生的片段,但她对人物命运的处理和最终结局是一致的。人物都走向了堕落和毁灭。她的作品始终都在思考怎样去改变人生的处境,但始终没有结果,所有的人都妥协了。这是张爱玲的无奈,或许也是她的深刻所在。

在小说《色戒》中,易太太与一群牌友们的对话、穿着都,隐藏着女人间精明的算计,当然也透出了庸俗。这个城市的男女在张爱玲的笔下写得是十分冷峻,对人情的刻画也十分淡漠,“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

再如小说《小团圆》,极其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家弃女的母亲、软弱的弟弟和凶狠恶毒的后母,这些都让我们分不清是小说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还是作者自己,更不用说张爱玲被父亲幽禁的经历。与其说张爱玲在挥洒文字,还不如说她是藉文本来铭刻生命的创伤,低述自己的过往。

二、小说的人生叙事策略:道不尽的苍凉意象

张氏作品美在文字,在对人物形象细节描写来支撑,而风格上却是异常地尖锐深刻、阴冷入骨、别具一格。在她的笔下,她用她苍凉的意象建构了她的小说世界,向我们叙述了那个年代里的爱与恨,真与假。张爱玲小说的悲凉感无处不在,其独特的“张氏味道”是它成为经典作品的关键因素。她的小说中总是透着一股浓浓的怀旧的味道,那是一种对旧上海场景的营造和充溢在其中的苍凉情怀。在当时历史境地中的张爱玲对当时人民的生活现状和未来持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她在作品中把“所有的美丽与凄伤,快乐与哀愁、希望与绝望,无限与有限”,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也就让她的作品透露出一种世间的苍凉。

女性是张爱玲小说中的重要成员。在她的小说里对女性的描写大多是暗淡凄凉的,他们是孤独的,充满幻想的;他们焦虑、沮丧;他们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却又在男人的决绝中失望,一切的悲凉造成了她小说的一个基调——苍凉。张爱玲把小说中的女性的悲凉处境和世人的无奈和悲凉无限放大,使得我们在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得不直面女性飞蛾扑火般的宿命,不得不对人生发起更深处的反思,这也许就是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又大多都是没落的旧式淑女,再加上她们那一段段略带传奇色彩又无限悲情的爱情故事,使得张迷们爱不释手。在张迷们的眼里,张爱玲是小资的,连同她的小说都在骨子里投着一股小资的味道,张爱玲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小资符号,她本人以及作品就代表了一种时尚,女性谈张、看张、仿张写作已成为一种时尚。张爱玲笔下的那种都市的世俗人生,恰恰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以消费来彰显个人财富、品味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在张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窥视到那夕阳斜射下路旁栽满法桐的街道、吱吱呀呀的木板阁楼、镂着雕花的窗权、旧式淑女那裙据微扭的旗袍。张爱玲的文学思想与她的情感体验紧密联系,也与当时的大众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

小说《色戒》中,张爱玲把当时那个复杂混乱的年代的女性彷徨迷茫无助表露无疑。她是爱自己的,可是在她的小说里几乎所有的女性人物都逃不了自己的悲剧人生。《色戒》中的女主人公王家芝参加了爱国话剧的演出,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我们这里姑且这么说)的同学,不满足于在舞台抗日表演,想要“干场大的”,觉得仅仅演戏还不如“杀一个汉奸来得痛快”,于是便有了这个刺杀计划,王佳芝便成了主要演员,而“身体”是她唯一的武器。色相与情感是这次行动里的内容,但这不是她的本意,她原只是想演好这场戏,素不知在现实生活中演戏是与台上截然不同的。因此,她滑进一个女人本能需求的旋涡中,当这种剥离自我和事件中的角色困境再次冲突,一切都改变了。王佳芝以为她已经得到了她一直渴望着能温暖她的爱,一切的目的、理性、便都不存在了,惟有男人和女人,于是便宁可拼出自己的性命,然而,等待她的却只是生命的终结和梦想的幻灭。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刻画了曹七巧这个人物。生活对于曹七巧来说,不像是一场悲剧,更像是一场劫难。正如张爱玲的那句宿命式的呐喊“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欲望,人类的悲剧在于人的本性”,小说中的曹七巧却把这悲剧无限地扩大。在张爱玲的笔下,她是一个心理扭曲、变态的女人。她是可怜的,也是可恨的,身边没有人看得起她,包括自己的丫头,她就像疯子一样在姜家生活了三十年,她用她用疯子式的审慎和机智加以最病态的方式来获取满足,她的一生都囚禁在那无形的枷锁里,无法挣脱自己,也谋害别人。

就连《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也是因为遭受到自己兄嫂的讥讽和排挤,而面对向她哭诉的女儿也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三、小说中的爱情:苍凉遮蔽下的温情言说

爱情是恒古不变的文学母题,是个普适性主题。张爱玲说过一句话,“爱,不要问值不值得,因为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倘若说张爱玲小说几乎都是有关爱情,对于这一点不可置疑。她自身飞蛾扑火般的爱情遭遇使她体会到现实世界中两性关系的冷酷与无情。她把这种感悟倾注在她的文本世界中,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的女性的两面性,便在她的文本世界中的女性身上充分地戏剧性地演绎着,也正如她所理解的两性关系那样,“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在她看来,爱情本身是美好的,叫人向往,但动荡的时局和险恶处境下,爱情常常会变成一种工具或是一种安慰,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或者说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在这种转换中,人不是没有过抗争而自甘堕落或者出卖自己,而是人性中企图苟活的成分和对苦难的恐惧使人与命运或者说现实达成了一种妥协。所以只有小说里才有恋爱,哭泣,真的人生里是没有的。甚至,在她的小说人物身上,我们也是很难找到圆满的爱情结局。

《倾城之恋》中范白二人的爱情看似圆满,但却是时局所造成的,与爱情无关。白流苏为着躲避兄嫂的欺辱,冒险去香港时“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从内心讲,她是渴望爱情的,但他不知道前面究竟有什么在等着她,她必须时刻小心谨慎,以免上当,受更大的伤害,白流苏是精明的。当范柳原设计让她吃醋时,她很明白,“无非用的是激将法,逼着她自动投到他怀里去。……她虽然穷,也还是望族,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不起这的罪名,因此采取光明正大的态度。……他处处希图脱卸责任,以后她若是被抛弃了,绝对没有谁可去抱怨。”她只在乎婚姻,她认为如果没有婚姻,要想长时间抓住一个男人是决不可能的事情,但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就这样他们在香港陷落的悲剧气氛中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倾城之恋”。

《色戒》中王佳芝的爱情更是毁灭的致命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她在与易先生的不断接触中,从最初的有目的地接近慢慢地产生了感情,把自己深深陷入到了的布局中,在需要理智做出行动的时候,她却只顾着回味着那所谓的爱情的温暖,甚至认为“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即便无所谓爱,也在那一次次的被占有,在那买粉红钻戒的时候被引向了爱,并且感受着由这份爱带来的无形力量,那么,被爱俘虏是她寻找自己情感归属的必然结局。在王佳芝心里,她认为属于她的爱情来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什么都可以不管了,只有爱情就足够,直到“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

《琉璃瓦》更是对爱情的讽刺,那么相偕的姚先生和太太也因为没有男丁,姚先生跳水而死。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们看不见那歌颂“爱的哲学”的痕迹,更找不到狂热追求婚恋自主、个性解放的创作踪影,她的笔下尽是悲凉的千疮百孔的沧海桑田,那种苍凉的情殇爱逝让人窒息,更叫人发醒。而她的这份“苍凉”也成就了她,让她终究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一个传奇。

参考文献:

\[1\]修宏梅.张爱玲和女性神话的终结\[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3).

\[2\]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3\]沉香屑——第一炉香\[M\].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卷四),花城出版社,1994,(10).

\[4\]张爱玲作品集续集\[M\].花城出版社,1997,(3).

\[5\]张爱玲文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2).

\[6\]王光东.解读张爱玲经典\[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

篇10

关键词 《社戏》 《异乡记》 社戏

一、《社戏》中的社戏:另一种“呐喊”的声音

在对待传统戏曲的问题上,鲁迅一方面坚持对其思想内容的批判,即批驳其中宣扬封建奴隶思想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大团圆的腐朽内容,反对这种“瞒和骗”的艺术;另一方面,鲁迅又对其故乡的社戏极为推崇,他认为这种民间艺术不仅显示出底层人对正义和美的追求,更包涵着不屈不挠的复仇精神。

这两种态度映射到《社戏》这篇小说中,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首先是回忆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两次看中国戏的仓惶经历,终于与中国戏“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掀开这不愉快的一页,记忆里埋藏着幼年月夜乘舟观社戏的难忘经历,在追忆过这些美好记忆之后,在结尾“我”又感喟“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在文本中,“我”的关于幼年看社戏的回忆:并不翻跟头的铁头老生、被打的红衫小丑和执马鞭的花白胡子、唱起来没完没了的老旦,似乎观众们关注的重心也并不在于舞台多么优美或演员的表演多么精湛。而“我”的欢欣则更多地来源于与小伙伴们的陪伴和类似冒险的航船外出,而综观全文,“我”所年年不忘的好戏与好豆也有一个存在的背景,那就是“我”在平桥村里向来所受到的优待和无需用功读书的轻松自在,没有这样的环境氛围作为铺垫,再精彩的社戏恐怕也难以令“我”终生难忘。

而如今,这种自然而富有乡野灵气的戏剧却要局限在戏院中演出,“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观戏的人全然已没有乡民们的悠然洒脱,观众们大多是为了一睹名角风采而来,看戏成了表明风雅的一种方式,艺术水平的高低并无号召力,让人们聚集到戏院的是他人对自己的品味的评价,焦点不在于演出的戏曲,而在于观戏的这种行为。

在封闭的剧院里上演水乡的好戏使看客头昏脑眩,那么在万难打破的铁屋子中猛烈“呐喊”会不会一样让人吃不消呢?鲁迅是“五四”的卓越旗手,从《狂人日记》开始,他以笔为刀,对中国“吃人”的封建旧伦理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在对待传统戏曲的态度上亦是如此,只是,在这呐喊的最末,他大概想起,这锐不可当的呐喊声潮是否也会像剧院里的“冬冬”,让听众头昏目眩,因为自己也曾是这铁屋中的一员,自己深知,这“大叫大闹”分明是不适合的。真正的好戏,只好到野外去上演,但昔日那淳朴的乡民之谊和月夜豆麦的清香也都消失不见,鲁迅只好借着营造回忆来发出另一种“呐喊”的声音,不仅仅是社会的腐朽黑暗值得斗士们为之振臂高呼,传承数千年的民间文化的衰落同样令人痛心疾首,这淳朴自然的民间文化的呐喊声音却无比微弱――“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怆然。

二、《异乡记》中的社戏:“老妇人微带笑容将她身历的水旱刀兵讲给孩子们听”

张爱玲曾谈过,自己虽然听不懂戏曲的唱词,对表演的妆容和衣饰也颇为外行,但是关注的焦点在于戏曲的传承性和象征性。在她那里,传统戏曲唱成了何种腔调并不重要,她关心的是这古老的声音是如何唱出来的,唱出来些什么样的故事。

《异乡记》里的社戏是由被请到民宅的绍兴大班表演的,同样是月夜的环境,张爱玲写到这社戏时只有听觉感受:一个单音延长到无限,笛子声“小小的尖音,疾疾地一上一下”唱声和伴奏声自顾自地各不相干。同时,这两种声音构成的不和谐中间竟然还各有各的不和谐之处,唱声中,十五六岁的歌者跟不上过高的调门,唱得声嘶力竭,歌者却还不慌不忙;伴奏中,笛声一扭一扭地高低长短不一,“像个小银蛇蜿蜒半路,半晌,才把人引到一个悲伤的心的深处”。

然而,在这多层次的不和谐声音之中,张爱玲却感到“这声音是这样地苍凉与从容”,这与她一向秉持的“参差的对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是相符的,人人都生活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中,而每个人又各有自己的小世界,张爱玲常常慨叹:“这是乱世”,乱世中的人们顾不得别人,只顾得自己的一方凌乱天地,正是这样凌乱的世界与凌乱的人生,构成了一出时代的大戏剧,历史也无非就是这样一代代演进过去。

张爱玲的文章通常没有明显的政治指示,她往往通过某个细节一笔带过。《异乡记》写于1946年,时局不安,张爱玲个人生活也颇不平静,在行旅中“遭遇”了这段古意深浓的社戏,自然会勾起她的古今怀想,戏里搬演的都是些“古来争战”的故事,是“争战”而非“征战”,说明争夺的势力不只单独一方。古来纷乱的时局,用自古传承下来的戏曲强调唱出来,竟是苍凉从容。每场战乱都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瞬,再宏伟的争战目标溶合到时间的长流里都是虚空的,而这亘古流传的戏曲,尽管通俗,却浸渍了千百年来人事的演义,承载了每个历史个体的人生传奇。

张爱玲的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的英文名称是Still alive,宏大的历史需要浓缩到戏曲中,才能在后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再重演一遭,这样一代代流传下去,再恢弘的当年也演化成了古久的日常。所以这社戏在张爱玲听来“简直像一个老妇人微带笑容将她身历的水旱刀兵讲给孩子们听”张爱玲在写作中一向注重探讨历史的宏大和普通人日常的琐碎,而这社戏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纽结,将二者牵连起来,历史都是由普通人的生命汇集而成的,点点滴滴的日常性是历史的基础,嘈杂的细小声音聚合成一个习惯性的唱腔,

三、“远哉遥遥”与“苍凉从容”

对于《社戏》中幼年观戏的“我”来说,月夜里的水乡舞台像“画上的仙境”,远远地观望着充满神秘的吸引力,行到近处,虽然令人稍微失望,一旦离开之后,仍旧令人留恋。纯朴自然的民间文化体验已经渐渐变为一个飘渺的梦境,遥不可及。鲁迅笔下的社戏出自于著名的绍戏《游园吊打》中最精彩的一幕,这出充满喜剧色彩的闹剧与作者怅惘的心境比照,更加反衬出作者对纯真幼年的怀念和乡土民风民俗的珍视,它们与月光下的豆麦的清香一同飘散了,再也难以捕捉,确是“远哉遥遥”。

《异乡记》中的社戏唱得却是古史正剧,这正剧也是一种反衬,作者在未知的行旅途中承受着环境与内心的双重煎熬,这出社戏似乎给了作者以安心的力量和来自远古的安慰,这戏唱得越是从容,就愈加反衬出世事的动荡,社戏给作者以苍凉的人生启示,现实与历史就是一番参差的对照。

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社戏似乎隐涵着一丝相近的意味,张爱玲在卧听绍兴大班的社戏之后目光所及月白色的院落和朵朵淡白的云,悠然恬淡的景色是她内心平静境况的写照,接着她便写下了一句与“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极相似的句子:“晚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浅色的明亮的蓝天”。

纯朴的民间文化渐行渐远,历史是温情的,她记录下每个人的故事,以供后世凭吊;但人有时却是薄情的,因为人们常常不能理解历史温情的暗示,就像《异乡记》里不耐烦社戏的年青人:“这种戏文有什么好看?一懂也不懂的!”鲁迅为民间文化精神如梦一般的消逝发出一声另类的“呐喊”,张爱玲以社戏参悟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了现实碰撞的出路,历史是“远哉遥遥”了,更为苍凉的是,历史中的这一份从容无人能懂。

注释: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