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研究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生物研究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海洋沙漠扩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北京召开的大会上了《2006全球环境展望年鉴》，该报告称，海洋沙漠数量已经达到了200个，在过去两年中增长了34％。自从70年代以来，海洋沙漠的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1994年估计全球海洋共有149个“死亡区”，但2006年“死亡区”已多达200个。最早发现和记录到的“死亡区”是在美国东北的大西洋海岸、波罗的海、卡提加特湾、黑海和亚得利亚海东北部。最著名的“死亡区”在墨西哥湾，是由密西西比河排泄的养料导致的。最新的一些死亡区出现在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东南部和新西兰等地区和国家的沿海。

气候变暖是祸首

科学家认为：造成海洋沙漠面积扩大的原因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研究早已表明，全球变暖会导致海洋水温升高，而海水升温后溶解氧的能力会有所下降。研究证明，这种现象与海水温度的日益升高有密切关系。在O℃的时候，1千克海水可以携带大约10毫升的溶解氧，但如果温度升高到25℃，1千克海水携带的溶解氧就减少到了4毫升。根据前不久美国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这种海洋沙漠扩张化同时导致海水表面温度平均每年递增1％，相当于0.02℃～0.04℃。海水升温使海水不同水层屏障现象更加恶化，阻止深度海域的营养物质上升到达海洋表面向植物生物提供食物。

在赤道太平洋一些海域的海洋表层，水温常年平均为27℃左右，但由于没有上升流将深海中含有高营养盐的海洋底层冷水带到表层海水中，再加上海洋的层化作用，导致表层海水中营养盐极端缺乏，因此这里作为海洋食物链基础的浮游生物的数量也极少。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海洋洋流的变化，在许多热带海洋区域，海洋层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导致海洋沙漠化的区域进一步加大，这种现象引起各国科学家的极大关注。

篇2

nfc，手机喜刷刷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快速发展，我们已经习惯了手机上的摄像头、gps、wi-fi等设备带来的便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手机的标配功能描述中多出了“nfc”这一项。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它是一种短距离的高频无线通信技术，允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非接触式的点对点数据传输，在10厘米的范围内交换数据。

 

与蓝牙、wi-fi等技术不同，同属无线通信的nfc，其突出特点为近距离的通信，在安全性、私密性方面有天生优势。同时，它操作简单、支持触控、耗电量小，与手机等便携设备的应用场景非常匹配。作为低成本的简化物联网无线装置方案，nfc也被广泛应用在笔记本、打印机、音箱、相机、洗衣机、空调、电视等设备上。（来源：《科学世界》2013年第8期）

 

有病共患难，不只禽流感

在人类演化的大部分时期，传染病并不是个大问题。如今，人们知道带来传染病的“病原体”，是病毒、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它们有些通过呼吸道被吸入体内，有些随蚊虫叮咬进入血液，还有些则经由皮肤、消化道感染而引起疾病。像禽流感这样，会在人与动物间相互传染的疾病，就被称为“人与动物共患病”。

 

这种“人与动物共患病”的现象普遍存在：鸟类与人（如禽流感等），家畜与人（猪流感、炭疽、地中海热等），狗、猫与人（狂犬病、猫癣等），鼠与人（鼠疫、鼠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等）。这些疾病虽被“共患”，但对人和动物的危害未必等同。例如今年暴发的“h7n9”禽流感，对鸟类危害不大，人得了则可能丧命。

 

病原体在跨物种传播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变异，变得更顽强、更致命，一再卷土重来。对此动物只能听天由命，而人类却可以去了解这些病原体，摸索出治疗、预防它们的办法。（来源：《博物》2013年第7期）

 

万米高空细菌多

地球的上层大气温度接近冰点，氧气几乎为零，还时刻充斥着大量紫外线辐射——显然不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家搭乘nasa的喷气式飞机在一万米高空通过过滤器收集了一些颗粒，结果令人吃惊：有20%原本被认为是灰尘或其他物体的微粒都是活的生命，有数以10亿计的细菌在那里繁荣昌盛，地球看起来仿佛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细菌泡之中。

 

虽然尚不知道细菌出现在高空的原因，但它们很可能是大气实现功能所不可或缺的。而且与其他微粒一样，细菌可能会通过造云来影响天气模式。当然也可能从地球的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传播疾病。俄勒冈大学的微生物生态学家ann womack说，假如我们能最终确定细菌在大气中的角色，科学家就有可能通过生物工程改造细菌，使其能够将温室气体分解成其他低害成分，从而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来源：《科技新时代》2013年第7期）

 

裸鼹鼠抗癌能力揭秘

裸鼹鼠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它们寿命极长，同时对癌症几乎有完全的抵抗力。现在，一个新颖的糖胺多糖变体被发现是它们抗癌能力的一个关键贡献因素。该变体使这种动物具有在地下生活所需的结实而柔和的皮肤。透明质酸是细胞外基质的一个普遍成分。科学家们发现，裸鼹鼠成纤维细胞的培养介质会因一种粘稠物质的积累而变得有粘性，同时他们还识别出该物质是一种“高分子量透明质酸”（hmm-ha），比小鼠和人类的相应物质大5倍。它因透明质酸酶活性低以及一种独特形式的“透明质酸合成酶-2”的存在而在裸鼹鼠组织中积累。hmm-ha通过cd44受体发挥作用，hmm-ha的清除使得裸鼹鼠细胞更易发生变形。这种不同寻常的抗癌形式为研究抗癌及寿命延长策略提供了潜在的新途径。（来源：《自然》总第7458期，2013年7月18日）

 

性能最高的多核通讯处理器问世

近日，全球有线和无线通信半导体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博通公司宣布，推出迄今世界上性能最高的28nm多核通讯处理器，新型的xlp900 series处理器可优化用于网络功能的部署，例如硬件加速、虚拟化与深度包检测。

 

xlp900 series处理器得到了高度优化，非常适合满足运营商、数据中心与企业网络对于性能、安全、效率和扩展能力的严格要求。xlp900 series处理器拥有端到端虚拟化功能、诸如深度包检测等功能的高级安全性，以及线速网络和多层qos功能的创新网络及应用智能技术。（来源：《中国科学报》2013年7月29日）

 

生生不息的莫雷诺冰川

南美洲大陆靠近南极的地方，有一条势如破竹般生长的冰川。站在观景台上，你能看到冰川末端在眼前轰然倒塌，听到冰川内部因挤压断裂而发出的响动，亲身见证冰川的流动性。它就是莫雷诺冰川。在全球冰川萎缩的大趋势下，这条海拔仅200米、日进30厘米的成长型冰川，成为了“冰川时代”的活标本。

 

莫雷诺冰川是世界上少数正在生长的冰川之一，为何还在生长？个中原因冰川学家们都没搞明白。而这处仅有200米低海拔的冰川，在承受住万人踩踏的情况下，依然不间歇地生长。（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13年第7期） 

 

动物占领配饰界

自从首饰诞生之初，动物就一直是经典的主题，现存最早的饰品都是用动物骨头或贝壳制成。古埃及人对于动物的崇拜使其留下了最多金灿灿的“动物”，如象征“死亡与重生”的鳄鱼项链。在中国还有一些想象中的神兽，如龙和貔貅，佩挂在身，多为祈福。配饰青睐动物，在融入超现实主义与抽象思维后，产生了诸如蛇形手镯、蜘蛛别针、蜻蜓胸针、章鱼戒指、蝴蝶发夹等配饰，兼具了美感与功能性。动物主题在珠宝乃至配饰界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一次性满足了讨女人欢心的三大要点：宠物、珠宝与别出心裁的自我投射。（来源：《新周刊》第398期）

 

养育不老不死的水母

日本和歌山县的田边湾是海洋生物的宝库。

这里除了有温带海洋生物，还有黑潮带来的热带和亚热带生物。京都大学海洋生物实验室就座落在这个海湾的南端。分类学家久保田信每天都在这里调查被冲上沙滩的海蜇等动物，已经坚持了20年。

 

一种直径只有4至5毫米的水母吸引了他的注意，它们被称为灯塔水母，属于水螅虫纲。它们在性成熟后会重新回到水螅型状态，并且可以无限重复这一过程。从理论上说，只要不被吃掉或意外死亡，灯塔水母可以永远存活。

 

久保田信经过长年观察，确认了这种水母确实是“不老不死”的，目前他正在人工养育这种水母，期待有朝一日能揭开它们不老不死的秘密，并研究这种机制能否造福人类。（来源：《环球科学》（日本版）2013年第7期）

 

“智能”手术刀实时测癌只需3秒

篇3

21％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统计调查和知识经济研究所12月10日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俄罗斯有21％的居民使用网络，每月上一次网的人，占俄罗斯居民总数的13％。

1／4

美国《纽约时报》12月10日报道称，在目前大约14万驻伊拉克的美国军队中，前线作战部队不足1／4，大约只占总人数的23％。

3000台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12月9日在德黑兰会见一批学生时表示，伊朗已开始按计划安装3000台离心机。这是朝工业规模生产核燃料迈出的第一步。

200万平方公里

“绿色和平”组织专家最近表示，由于海洋洋流的作用，在太平洋的东北地区有一个巨大的垃圾漂浮区，面积几乎和整个中欧一样大，约有200万平方公里，这些垃圾对海洋生物和鸟类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550万

英国广播公司引用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最新报告说，目前至少有550万英国出生的公民居住在海外，如果算上那些在国外生活数月的人，人数则接近600万人。超过该国总人口的10％。

一周目击

数十万黎巴嫩反对派及其支持者12月10日在贝鲁特举行大型集会，要求黎巴嫩现政府下台。

一周现场

12月1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鲁珀特河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几只驯鹿在卡车前面奔跑。这个季节，当地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驯鹿。

12月13日吉隆坡，马来西亚丁加奴州苏丹米詹扎因・阿比丁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13任最高元首。

话说天下事

这一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核”问题上。最大的新闻是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无意中说漏了嘴，居然泄漏了以色列有核的秘密。当时他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当被问到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是否削弱了西方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时，奥尔默特匆匆忙忙地辩解说：“当他们(伊朗)渴望与美国、法国、以色列和俄罗斯一样拥有核武器时，你能说这是一回事吗?”

奥尔默特这番话，打破了以色列一直坚持的“核模糊”政策，引发轩然大波。尽管他事后补救，但反对派人士不依不饶，要求这位管不住自己嘴巴的总理必须辞职。

与此同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正加紧磋商，准备就制裁一意孤行要搞核武器的伊朗达成协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12月11日试探性地表示，支持联合国制裁决议草案，两国表示再作一些修改，草案就可望在圣诞节前通过。

朝核问题也在本周出现转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2月11日宣布：经各方协商，第五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将于12月18日起在北京举行，中断一年多的六方会谈终于得以重启。

与美日的强硬不同，韩国方面晓之以情、动之以“礼”，韩国媒体12月13日报道称，新一轮六方会谈中，只要朝鲜表明有意弃核，将有望得到“综合礼品套餐”。这些礼品包括：美朝邦交正常化工作组开始活动、向朝鲜提供每年50万吨重油援助、韩国每年援助朝鲜200万千瓦时电力等等。

在核问题上的另一个好消息是，12月10日闭幕的第27届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峰会上，海湾国家表示将寻求联合开发核能，但是坚决反对发展核武器。这说明，富裕国家对核武器确实不感兴趣。

篇4

冰架是指与陆地相连的巨大浮动冰层。北极冰架之前比较大的断裂发生在2005年8月，与埃尔斯米岛相连的艾利斯冰架发生断裂，形成一座66kmz的浮冰岛，大小相当于美国曼哈顿。断裂的原因，加拿大极地专家米勒没有完全归咎于气候变化，他认为北极冰层的融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单向过程”。

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新研究表明大气层中一种自然的周期性的能量增长正在北极圈附近从南到北移动，北极圈冰雪自然融化，正是在自然界能量迁移增加和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双重作用下才使北极区出现严重反常。

环境变暖现象已是人人皆知，但它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并不是人人都能想象的到。

一、环境变暖的影响

(一)短期影响

1.由于环境加速变暖，使极地冰层加速融化，大量淡水进人北冰洋，海水盐度降低，海水洋流发生变化，而洋流是调节气候的主要因素，一旦洋流活动结束，后果是大量海洋生物灭绝，同时海平面上升，部分沿海城市遭受水淹。

2.环境温度的上升也加速冰山(高山积雪)的融化，当极地冰层消失时，高山积雪也可能加速消失(亦或等不到南北极冰层消失就会发生)，这将使80%以上河流失去源头，大量河流也将断流，并逐渐消失，人类及大部分陆地生物可能失去大部分淡水来源，亦有可能因淡水分配发生争执、分歧、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

3全球气候将变得更差，灾害天气、恶劣气候将会增多。由于气温上升，短期使海水蒸发量增大，气候发生严重变化，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部分地方暴雨暴雪，部分地方持续干旱，一些严重疾病亦会流行等等。这种现象也许不几年就会发生。

(二)长期影响

同一气压下0℃的冰融化为0℃的水所需能量可使同质量的水温上升80℃，可使同质量的空气温度上升240℃。在地球上有厚厚的大气层，总的质量达5000万亿吨。地球上的水资源总量约为13.8亿立方公里，其中97.5%是海水(13.45亿立方公里)。淡水只占2.5，其中绝大部分为极地冰雪、冰川和地下水，适宜人类享用的仅为0.01%。据此推算地球上有22800万亿吨冰(按淡水的66%算)，如果我们不采取根本有效措施，并继续滥砍滥伐，当冰层消失，亦或等不到冰层消失，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气温会急剧增长，很可能达到使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海洋加速蒸发，海水温度快速上升，盐度增加，大部分海洋生物灭绝，气压将上升(由于大气中水蒸汽含量增加)直到海水温度盐度、气压达到某一峰值才会平衡下来，到那时，人类甚至连海水淡化都不可能。

环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滞留在地球的热量过多。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地球热量的来源来说明这点。

1.太阳能:进人地球的太阳能占到地球吸收能量的99%以上还多。

2.生物能化学能的转换:生物降解，煤炭石油的燃烧，以及各种化学反应产生的能量等等。

3.其它能量的转换二如核能转换，万有引力引起的潮汐等。

太阳能是影响地球温度的最大能源。太阳能进人地球的主要方式为辐射，散出的主要方式为反射。地球吸收太阳能过少，气温就会降低;吸收太阳能过多，气温就会上升。另外，温室气体的过量存在，也让留在地球的热量增多，促使环境不断变暖。因此平衡过量温室气体()和减少进人地球的能量可以有效遏制环境变暖。

二、遏制环境变暖的措施设想

(一)我们可以在沙漠地带植树造林

植树造林的地段可以选择在山川、河岸、沟壑及居人区;还可以选择在沙漠地带及已接近退化成沙漠的地带;部分无人区也可以用来植树造林。

植树造林的对象主要为环境污染的主要企业。植树造林人人有责，但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1.主要对象为污染环境的企业如火电厂、炼钢厂、炼铝厂、某些化工厂、采煤采油企业及炼油企业。由专家评定其企业年的排放量或隐性排放量(采煤采油企业及炼油企业等)，以此为据来收取环境污染金，并为其分配专用林区，林区面积大小相对应该企业年的排放量或隐性排放量。其栽培与后期护养费用来源于本企业的专用环境污染金。

2.鼓励有识开明之士或资金雄厚企业自发投资于沙漠地带养林，国家给他们划分专用林区，他们可将此林区作为个人或企业的形象，其林区可以用该企业或个人来命名。

3.全社会发动，在沙漠地带可以允许人土葬，并可在沙漠出售墓地，一块墓地至少对应一棵树，这些树培植养护费用应由墓地所有人或其子孙负责，该墓地归属某人多少年(此地仅用于墓地)可在树上刻上墓主姓名。

4.林木管理办法

成立专门沙漠绿化公司，由其全权负责所有沙漠地带林木的养护，如浇灌、除草，除虫等。其运作经费来源二(1)根据企业对环境污染程度征收一定数额的污染费;(2)社会募捐;(3)开发墓地所得资金和墓主及其子孙所交的树木养护费等。淡水来源有河流、地下水开发、国家南水北调、部分沿海地方海水淡化等。

(二)建立反射层

通过精密计算，得出应该反射的能量是多少，然后在合适的地方(如无人区)建立一定面积的反射层，以平衡温室效应造成的能量增加，减少在大气中的含量，直到其含量达到一定比例。

(三)积极采用环保能源方式

篇5

也门渔业资源与生产状况

也门有2500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陆架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在这片平均水深不超过200米的大陆架上大约生长着250个鱼种，可开发利用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在70种以上，目前只开发利用了40-50种，很多有经济价值的鱼类仍未开发。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也门近海全年可捕捞的主要经济鱼种有石斑鱼、金梭鱼、金线鱼、鳐鱼、鲨鱼、金枪鱼、带鱼、沙丁鱼和凤尾鱼等，此外还有经济价值较高的软体类墨鱼、鱿鱼，以及甲壳类的龙虾和对虾。

在也门沿海9个省份从事传统捕鱼的渔民有6万多人，靠渔业为生的人口有40余万，约占全国人口的2.1%。每年鱼产量一般保持在10-15万吨，其中小部分出口，大部分则在本地消费或制成农业肥料。每年的鱼产总值一般在1亿美元左右，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

渔业是也门增加非石油出口及确保几十万人口生存和减贫的重要领域，近年来也门政府和主要国际援助机构都十分重视也门渔业的发展，加大对渔业的投资，期望渔业能有较大增长，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2001-2005）渔业领域计划年增长率为13%，鱼产量达到24.8万吨，产值增加11.8%，出口增长11.5%，到2005年鱼产品出口达到3.8万吨。

从前三年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看，远远超出了预定计划，2001年产量为14.2万吨，比上年增长了24.5%，当年总产值1.5亿美元，2002年产量提高到17.9万吨，比上年增长26%，当年总产值约1.7亿美元，2003年鱼产量提高到22.8万吨，比上年增长了27.3%，当年鱼产总值约2亿美元。

也门的渔业政策

也门渔业资源部是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制订和实施国家渔业政策，管理渔业项目、企业、科研等，在亚丁、木卡拉和荷台达三大港口城市设有分部。

南北也门于1990年实现统一后，1991年颁布了《海洋水生物法》，其中包括捕捞管理、产品质量控制、加工销售、养殖、违规处罚、渔具规定及许可证发放等。之后，又陆续了配套实施细则，对有高价值的龙虾、对虾、墨鱼捕捞和工业捕捞的收费、鱼产品出口等均做了明文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在亚丁湾和红海捕捞均在5海里以外；不得在水深40米以内进行拖网作业；不允许往海里弃鱼；每艘工业捕鱼船须有两名官方派出的观察员进行监督；鱼网网眼不得小于75mm，只许使用单层网；工业捕捞不得捕虾；捕虾期在当年9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捕捞龙虾使用鱼笼；每年5月及8月15日至9月30日为墨鱼休鱼期；每年5月为墨鱼调查期，确定当年可捕量；实行渔业免税，鱼产品出口时交纳货值2%的质检费；向渔业资源部交纳规定费用获取捕捞许可证等。《海洋水生物法》在历年执行过程中虽出现过不少问题，但自公布之日起一直在延用。

也门丰富的渔业资源招来了许多外国渔船到也门海域进行工业或机械化捕鱼作业（即使用较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拖网捕捞作业，打捞的鱼货在船上直接进行分检、包装和冷冻），对当地渔民形成竞争，因此，海上武装抢劫、渔业纠纷时常发生。

2003年上半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也门政府委托渔业资源部派出多个调查组到沿海省份对渔业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认为在渔业领域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外国渔船野蛮的工业捕捞（使用拖网）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渔业资源，往海里抛弃大量价值不高的死鱼，与当地渔民争夺资源影响渔民生计，毁坏当地渔民传统捕鱼网具，不遵守休鱼期规定，违章进入禁渔区作业，有的渔船无证捕捞，船上雇佣持枪武装人员，以及贿赂海上巡逻军警等。

鉴于此情，渔业资源部开始调整渔业政策。5月25日，渔业部33号决议，授权沿海9省的地方政权对所属渔区的工业捕捞作业渔船实施直接的海上监督，决议还规定各省渔业厅对违章渔船收缴罚款的50%上缴国库，25%地方委员会留用，另外的25%作为渔业部发展基金。6月1日，了第34号决议，规定工业捕鱼船只能在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6海里以外进行捕鱼作业，并要求各省渔业厅坚决依法处置违章渔船。7月2日，也门总理召开内阁扩大会议，讨论加强也门水域捕鱼船只的监督管理、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的措施等问题，会议强调要运用一切惩罚措施，包括吊销屡次违反捕捞协议的企业的许可证等。

更为严重的是7月27日出台了《海上监察和工业捕鱼船违章罚款条例》，其中规定了22项违章罚款，处罚最重的是无证捕捞，一次罚款50万美元，外国渔船几乎寸步难行。

也门新渔业政策的利与弊

也门政府去年连续调整渔业政策，给在也门海域从事捕鱼作业的外国渔业公司沉重打击。禁渔区的加大让外国渔船无法再进行捕捞作业。这些年来外国渔船之所以蜂拥而至，集中到亚丁湾海域，主要是这里生长着备受欧洲和日本欢迎的墨鱼，其肉质上乘，一吨好墨鱼可卖到2500美元左右（一般杂鱼一吨仅售几百美元），年产可达1万余吨。墨鱼一般在沿海大陆架3海里以内活动，因此，也门出台的新渔业政策限制了外国渔船捕捞墨鱼作业（捕捞其他鱼种入不敷出），也就是限制了外国渔船在也门的生存。

也门渔业政策的大调整，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保护了也门渔业资源，维护了当地渔民的利益，但实际上对也门经济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首先，影响也门渔业出口。也门共有1.4万条渔船，至今没有一条机械化工业捕鱼船，一直沿用传统的捕鱼方式，使用小型机动渔船（2名渔民操作），船上没有加工设备，捕到的鱼货在船上用冰块保鲜，靠岸后再进行分类包装进冷库冷冻，这样的捕捞量小，保鲜程度差，不适合大量出口，大多只能在当地市场销售或制成农业肥料。传统捕鱼方式一般占到也门全年捕鱼总量中80-90%。

进入也门捕鱼的外国渔业公司全部采用机械化拖网捕鱼作业，捕捞的鱼货在船上即刻进行分捡冷藏，上岸便可出口，这样的工业捕鱼在也门捕鱼总量中仅占10-20%。自上世纪90年代始，来自埃及、索马里、新加坡和台湾的渔船便开始在也门海域进行机械化捕鱼作业，之后，不同国别的船只相继汇集也门海域，最多时共有113条（1999年）外国拖网渔船分别在亚丁湾和红海作业，这些船分别来自中国、西班牙、埃及、索马里、俄罗斯、韩国、泰国和我国台湾。2002年也门渔况不景气时也有70余条外国渔船在也门海域作业。从外国渔船作业情况看，由于是受季节和重点鱼种的限制，虽然每年捕捞量不大，但鱼货每年几乎全部出口，占也门海产品出口比例很大，最高时可占到100%（1998年）和98.5%（2000年）。

从表2可以看出，外国工业捕鱼占也门渔业出口的绝对优势，只是去年下半年出台新渔业政策，渔民积极性提高，鱼产丰收，形势有变。尽管出口一时增长，如上所述，传统捕鱼方式保证不了鱼的质量，其出口收入也是有限的。

其次，造成也门渔业资源浪费。也门有关方面称外国渔船在也门海域的工业捕鱼破坏了也门海洋生物，破坏了渔业资源。萨那大学农学院莫赫丁博士去年在其《渔业领域投资》的研究报告中说，也门每年的可捕量在40万吨，近几年每年的实际捕捞量平均只占可捕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机械化拉网捕鱼作业不可避免地会对海洋生物造成一定的破坏，可是从过去几年的捕鱼情况看，除个别年份外，外国渔船的捕捞量在也门每年总捕捞量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见表1），这个数量对也门海洋生物根本构不成大的破坏。此外，经济价值较高的软体墨鱼有其独特的繁殖快、寿命短的特点，如果外国渔船不参加捕捞，单凭当地渔民落后的传统方式捕捞数量有限，生长周期短的大部分墨鱼自然死亡，造成渔业资源浪费。

第三，国家经济受损。在渔业领域里，也门政府靠发放捕鱼证和鱼货分成等获益，每年在这方面的收入有上千万美元。仅我国渔业公司1998-2002年五年间就累计向也方上缴了2227万美元，最高年份（2001年）一年就上缴了825万美元。外国渔船的离去不仅使也门政府的这笔可观收入化为乌有，而且当地渔民捕鱼质量影响鲜鱼出口价格，出口收益相应减少。

第四，当地渔业公司受损。很多当地渔业公司不直接从事捕鱼业务，而是充当中间商的角色，靠向外国渔业公司出售捕鱼证（有效期一年）、与外国渔业公司合作及提供陆上服务获利。也门新渔业政策的出台，让这些当地公司无事可做，无利可图。

第五，也门社会利益受损。如上提及，也门渔业领域从业人员有几十万，新渔业政策造成渔业萧条，鱼货出口下降，大量人员失业。如我国几家在也门的渔业公司从1998―2002年五年里平均每年安排数百也门人就业，每年支付工资奖金几十万美元。

我国与也门的渔业合作

中国水产远洋渔业公司（以下简称中水）1993年作为我国第一家渔业公司首次进入也门海域，与当地一家私营公司进行渔业合作，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中水公司撤出也门。

1995年3月也门渔业部长访华，中也双方签定了两国政府渔业合作协议，中水公司派出10条渔船再次进入也门，其中6条船与也渔业资源部合作，执行两国渔业合作协议，另外4条船继续与当地公司合作。1998年2月也门渔业部长再次访华，农业部代表我国政府同对方签定了《中也两国政府渔业合作协定》和《中也两国渔业合作议定书》，同时，作为中方实施中也渔业合作的单位――中国水产远洋渔业公司同也渔业部签定了《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主要内容包括共同在也门海域进行科学考察、我方负责培训也方渔政人员、提供科研和教学器材、我方派遣16条渔船在也门海岸线3海里以外从事捕鱼作业、探讨在渔业领域里的各种合作、由中水公司同也国营渔业服务销售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中方承担原我国援建的亚丁800吨冷藏库的维修等，并且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渔业会议，讨论执行情况，两个文件有效期均为5年。

从过去几年双方执行《协定》和《议定书》的情况看，渔业合作状况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受也门对工业捕捞政策调整的影响，造成双方合作不协调。其次，鉴于也门渔场狭窄，有经济价值的鱼种资源有限，我国农业部虽然严格遵守《协定》，“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入渔也门必须要得到中国农业部的批准”，严格限制进入也门渔场的中国渔船的数量，可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更多的企业瞄准国际，走出国门，向外发展。但由于相应的措施和约束机制跟不上，导致我国企业在国外相互竞争，导致企业经济受损，对外影响恶劣。

1998年上海、舟山、福建等渔业公司的渔船先后来到也门，与当地渔业公司合作捕鱼，当时在也门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有43条。鉴于此情，也门政府立即调整策略，强行提高利润分成比例，并为保护渔业资源延长休渔期，使我国渔业公司无利可图，除了中水和上海一家渔业公司（以下简称上水）外，其他公司纷纷撤离也门，留下的公司当年亏损高达几百万美元。

1999年，作为代表中国政府合作的中水公司通过与也渔业资源部艰苦谈判，双方达成了按船的净吨位上缴渔业部分成款和分几次缴纳的新协议，这样才改变了公司的恶劣处境，但是工业捕鱼的禁渔区由原来的3海里以内改为5海里以内。这样一来，渔业公司在也门处境仍然很艰难。

2001年大连一家乡镇企业的渔业公司（以下简称大水）进入也门，第二年又增加了多条渔船。可是在也门从事捕鱼作业的外国渔船主要以捕墨鱼为主，墨鱼主要集中在亚丁湾一带，随着生长时段的变化，鱼汛时好时坏。2002年也门渔汛不好，三家渔业公司（中水、上水、大水）严重亏损，有的还借债度日。

2003年也门海域墨鱼形势见好，各公司有望获益，可是也政府上半年换届后渔业政策大变，地方政府权限加大，海上监察加强，7月份还出台了工业捕鱼船违章罚款条例，沿海地方政府为了各自利益借机扣船、扣人、抢劫、罚款，甚至发生人员伤亡事件，一时之间使三家渔业公司的几十条渔船陷入困境。至去年底，我国渔船全部安全撤离也门，结束了在也门的渔业合作。

如何面对挑战

也门政府对工业捕捞的心态也十分矛盾，政府把禁渔区和禁渔期一再扩大和延长，但是在实际监管中为了各自的利益时紧时松，去年调整渔业政策也是迫于多方压力所致。新渔业政策经过近一年的“实践”，从上到下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政府每年损失几千万美元的收入，众多的就业机会失去，很多人怨声载道。今年4月下旬也门渔业资源部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也门要对工业捕鱼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调整，也门需要工业捕鱼，需要自己的工业捕鱼船，并称也门有关机构在组织人力研究新策略，准备重新调整渔业政策。由此看来，也门的渔业政策可能要有所松动。

如何面对也门渔业政策的变化，我国在也门从事捕鱼活动多年的渔业公司应对过去的捕鱼做法进行反思、研究，调整今后在也门的捕鱼战略，再次打进也门渔场，争取更大作为。

1.采取大规模的工业捕捞不可避免自然会对海洋渔业资源造成破坏，因此，我渔船今后在也门进行的工业化捕鱼作业规模应缩小，尽量避免造成也门渔业资源的较大破坏，继续由我国驻亚丁总领馆经商室监督、农业部控制入也渔船数量，对不服管理的公司应有严厉有效的惩罚措施。

2.渔业公司想要在也门长期站住脚，就应该考虑与也门的相关省份进行渔业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可对当地有影响的项目进行投资、共同组建渔业公司或投资建厂，对低值鱼货进行加工增值。这样既避免了向海里抛弃低价鱼的现象，又解决了部分当地渔民的就业问题。

3.也门现有的渔业企业，从初期的传统捕鱼到冷藏、加工方式都很落后，可考虑对渔业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和实物援助，培训渔业技术专家，营造良好的捕鱼环境。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对象缢蛏稚贝取自浙江省宁波甬盛水产种业有限公司, 壳长(0.54±0.05) cm, 为防止摄食的影响, 实验前 1 d 停止投喂。实验用的海水为天然海水, 经沉淀、砂滤, 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其中 Cu2+含量为 1.1~1.3 μg/L, 实验中各组 Cu2+的质量浓度值不包括海水本底值。水温为 18~20℃,海水比重为 1.010, pH 为 8.2, 溶解氧大于 5 mg/L,氨氮小于 0.05 mg/L。Cu(NO3)2?3H2O 为分析纯, 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产。用蒸馏水配成 1.000 g/L 的母液备用。总蛋白、SOD、CAT 和 MDA 均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进行测定。

1.2 实验设计

根据预实验结果, 按对数梯度设计 5 个 Cu2+剂量组依次为 100、178、316、562、1 000 μg/L, 以砂滤海水作为对照, 每个梯度 3 个平行。以 250 mL烧杯为实验容器, 实验液 100 mL, 稚贝密度为 2个/mL, 水环境参数同 1.1。连续暴露于不同浓度的重金属中, 持续时间为 96 h, 实验期间不充气,不投饵。每 24 h更换实验液, 并统计其死亡率, 每个平行组观察的数目≥50。以显微镜下双壳张开大于 50 μm, 不见鳃部滤水, 组织发黑、颗粒化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为减少实验容器对重金属的吸附, 实验前用对应浓度实验液浸泡 24 h 以上。根据急性毒性实验结果, 设计 3 个 Cu2+剂量组依次为 10、30、40 μg/L, 以砂滤海水作为对照,每个处理 2 个平行。以 2.5 L 广口塑料盆为实验容器, 实验液 2 L, 稚贝密度为 2~3 个/mL, 水环境因素同 1.1。暴露时间为 96 h, 实验期间不充气, 不投饵, 每 6 h 搅动实验液, 每隔 24 h 更换实验液。分别于实验开始后 0、6、12、24、48、72、96 h从每个暴露组中随机取样, 每组约 0.25 g, 用 300目筛绢过滤, 沙滤海水冲洗, 吸水纸吸干, 置于冻存管内, 液氮速冻, 于–80℃的冰箱中保存备测。

1.3 抗氧化酶(CAT、SOD)活力和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含量测定

取出保存的样品, 准确称量待测样品的质量,按质量体积比加 4℃预冷的 0.86%生理盐水制备成 5%的组织匀浆液, 冰浴条件下用组织匀浆机18 000 r/m 匀浆 2 min。匀浆混合物用冷冻离心机离心 4 ℃ , 1000 g,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测定总蛋白含量; 4℃ , 12000 g,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测定抗氧化酶(CAT、SOD)活力; 4℃ , 10000 g, 离心10 min,取上清液进行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含量测定。以上指标均于 12 h 内测定。样品上清液总蛋白含量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染色法, CAT测定采用紫外分光法, SOD测定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 MDA 测定采用 TBA 法。CAT和 SOD 活性的测定结果用 U/mg(prot)表示; MDA的含量采用 nmol/mg(prot)表示。

1.4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均用平均值±标准差( x ±SD)表示,利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概率单位法计算出 96 h 的 LC50, Cu2+的安全浓度 SC=f×96h LC50(Cu2+属于难分解、蓄积性强、毒性大的物质, 所以 f 值取 0.01); 采用单因子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的 Duncan’s multiple 法对 SOD、CAT 活性以及 MDA 含量进行组间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Cu2+对缢蛏稚贝的急性毒性

不同时间点, 各浓度 Cu2+暴露组缢蛏稚贝死亡率见表 1。实验期间, 空白对照组随机取样观察,96 h 内无个体死亡。实验结果显示, 随着浓度的增加和暴露时间的延长, Cu2+对缢蛏稚贝的急性毒性明显增强, 死亡率显著增高。100 μg/L 和 178μg/L 暴露组 96 h 内始终保持较高的存活率; 316μg/L、562 μg/L 和 1 000 μg/L 暴露组, 72~96 h 的死亡率骤增。采用概率单位法, 对 96 h 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 Cu2+质量浓度对数(X)与死亡率(P) 的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为 P=4.949X–12.401(R2=0.983); 96 h 的半数致死浓度 LC50=309.742 μg/L(95%置信区间为 286.981~334.371 μg/L); 安全浓度为 3.097 μg/L。

2.2 Cu2+对缢蛏稚贝 CAT 和 SOD 活性的影响

缢蛏稚贝暴露于不同浓度的 Cu2 +溶液中,CAT 活力均产生明显的变化, 呈现升高降低升高的动态变化趋势(图 1)。对照组缢蛏稚贝 CAT活性在 96 h 内没有显著性变化(P﹥0.05), 表明在没有外源 Cu2+干扰下, 其 CAT 活性相对稳定。10μg/L Cu2+暴露组, 随暴露时间的延长, 其 CAT 活力逐渐升高, 12~24 h CAT 活力显著提高(P<0.05),24 h 达到最高值, 为(80.18±2.74) U/mg, 是对照组的 1.71 倍; 随后开始下降, 48 h 下降到最低, 但仍明显较对照组高, 随后又逐渐升高。30 μg/LCu2+暴露组, CAT 活力在 6 h 达到最高值, 随后开始下降, 48 h 下降到最低, 略低于对照组水平, 随后逐渐升高。40 μg /L Cu2+暴露组, 随暴露时间的延长, CAT 活力逐渐升高, 24 h 达到最高值, 随后开始下降, 48 h CAT 活力被显著抑制(P<0.05), 随后逐渐升高, 至 72 h 达第 2 个峰值。不同质量浓度的 Cu2+对 SOD 活力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诱导作用(图 2)。对照组缢蛏稚贝 SOD活力在 96 h 内变化不大, 表明在没有外源 Cu2+干扰下, 其 SOD 活力含量相对稳定。10 μg/L Cu2+暴露组, 随暴露时间的延长, 其 SOD 活力逐渐升高, 12~24 h SOD 活力显著提高(P<0.05), 随后开始下降, 48 h后逐渐升高, 至96 h达最高值。30 μg/LC u2 +暴露组, 呈现升高降低升高的动态变化趋势, 96 h 达最高值。40 μg/L Cu2+暴露组，SOD 活力在 24 h 达到最高值, 随后开始下降, 变化趋势呈抛物线状态, 72 h 内均高于 10 μg/L、30μg/L Cu2+暴露组, 至 96 h 低于该两组。

2.3 Cu2+对缢蛏稚贝 MDA 含量的影响

48 h 内对照组缢蛏稚贝体内 MDA 的含量基本保持不变, 随后有所下降(图 3)。96 h 内不同质量浓度的 Cu2+对稚贝脂质过氧化作用均产生明显的影响, 各暴露组 MDA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10 μg/L Cu2+暴露组 MDA 含量随暴露时间延长逐渐增加, 24 h 达最高值, 而后逐渐降低, 48 h 后又开始增加。30 μg/L Cu2+暴露组MDA 含量变化与 10 μg/L 暴露组相似, 均变现为升高降低升高的动态变化趋势, 48 h 达最高值。40 μg/L Cu2+暴露组 MDA 含量 72 h 内均高于其他两组, 随后逐渐降低, 96 h MDA 含量低于其他两组, 其含量变化呈升高降低升高降低的趋势, 48 h 达最高峰值, 随后逐渐下降。

3 讨论

3.1 Cu2+对缢蛏稚贝的致毒效应及安全浓度

Cu2+是易被海洋生物富集的污染元素之一,Cu2+对生物体的致毒作用不仅取决于浓度, 而且与蓄积时间密切相关, 无论蓄积性毒物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机体, 只要生物体内 Cu2+的蓄积到达致死或中毒阈浓度时, 必然会导致机体的死亡或者病变[2]。急性毒性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浓度的增加和暴露时间的延长, Cu2+对缢蛏稚贝的毒性明显增强, 与陈金堤[2]的结果类似, 但两实验结果有较大的差异。陈金堤[2]研究发现, 缢蛏稚贝暴露于 400μg/L 和 160 μg/L Cu2+中, 分别在第 4 和第 6 天全部死亡, 而本研究中 316 μg/L 和 178 μg/L Cu2+暴露组第 4 天的死亡率分别为 55.33%和 8.67%。首先, 与陈金堤[2]实验设计相比较, 本实验稚贝个体较大、 水温低、 海水比重较小、实验对象密度小等因素造成缢蛏稚贝对 Cu2+的耐受性高; 其次, 本实验期间并未投喂饵料, 也是造成两实验结果不相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Cu2+对缢蛏稚贝的安全浓度为 0.003 mg/L, 明显低于《中国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的 0.01 mg/L, 可见缢蛏稚贝对Cu2+的耐受性较低。在大部分海域, 污染物浓度虽然达不到使其死亡的浓度, 但却会影响幼虫的生长, 延迟其发育过程, 从而影响双壳贝类种群的补充[4]。“全国海岸带及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80 1986)”表明, 1978 年东海海水 Cu2+质量浓度多数站位超过 10 μg/L, 最大值达 305 μg/L, 出现于长江口附近和杭州湾; “我国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勘测(126 专项)(1998–1999)”调查表明,1998 年 8 月东海区 Cu2+质量浓度介于 0.13~7.77μg/L[5]。因此, 由重金属毒性作用造成的幼虫以及其后发育阶段的延迟发育与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休戚相关[4], 应加强海洋环境污染的监测与治理工作, 从而为缢蛏等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3.2 Cu2+对缢蛏稚贝抗氧化酶活力的影响

生物体在分子水平上的改变能够反映污染物对生物的早期影响, 因此可以作为灵敏的指标用于检测污染物对生物个体、种群的早期影响, 从而在保护生物种群和生态系统上具有重大的预测价值[6]。抗氧化防御系统各成分和脂质过氧化物对污染物胁迫非常敏感, 其活性(或含量)变化可反映污染胁迫下的机体氧化应激情况, 因此可作为指示环境污染的早期预警[7 8]。本研究发现, 缢蛏稚贝暴露于不同浓度 Cu2+中, 其软体组织抗氧化酶(CAT、SOD)活力在 6 h内或者 6~12 h 间就发生显著变化, 表明抗氧化酶系统对于重金属胁迫因子具有快速反应机制。除最高质量浓度组(40 μg/L Cu2+)在 48 h 时软体组织中CAT活性被显著抑制(P<0.05)外, 96 h内绝大部分时间点与对照组相比, 各暴露组抗氧化酶(CAT、SOD)活性处于诱导状态。国内外许多研究都发现, 小剂量毒物对生物体代谢有一定的“促进”刺激效应, 称之为“毒物兴奋效应”[9–10]。有关重金属对双壳贝类的毒理效应也发现相同的结果, 如地中海贻贝(Mytilusgalloprovincialis)在受到亚致死浓度 Cu2+胁迫后,其体内 SOD 活力升高[11]。程华胜[12]研究发现, 不同浓度 Cu2+、Pb2+、Zn2+和 Cd2+对近江牡蛎(Ostrearivularis Gould)鳃和消化腺组织 SOD 活性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诱导作用。Almeida 等[13]将贻贝(Perna perna)暴露在多种重金属中, 发现暴露结束时所有暴露组 CAT 活性均有所升高。珠母贝(Pinctada fucata)在受到亚致死浓度 Cu2+和 Pb2+胁迫 24 h 后, 外套膜 SOD 酶的活力会显著增加[14]。Bathymodiolus azoricus 暴露于 100 μg/L Cd2+胁迫144 h 后, 外套膜内 SOD、CAT 和 Se-GPx 酶活力显著增加[15]。但是有关重金属对双壳贝类幼虫体内抗氧化酶活力影响的研究较少[4]。本实验研究发现, 虽然不同浓度 Cu2+胁迫下缢蛏稚贝抗氧化酶(CAT、SOD)活力在绝大部分时间点均显著增加,但是在某些时间点反而被显著抑制, 或者较对照没有明显的变化。Vlahogianni 等[11]通过研究亚致死浓度 Cu2+、Cd2+、Pb2+和 Fe2+胁迫对地中海贻贝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发现 Cu2+、Cd2+、Pb2+暴露组 CAT 活力降低, 而 Fe2+暴露组 CAT 活力上升; Cd2+、Pb2+和 Fe2+胁迫后 SOD 活力呈现极高的可变性。因此,“毒物兴奋效应”理论似乎不能完全用来描述抗氧化酶活力的变化趋势。本实验抗氧化酶(CAT、SOD)活力与 Cu2+浓度没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自然环境中生物体抗氧化酶的活性随季节而发生变化[16], 同时还会受到生物种属年龄、性别、生长发育阶段以及环境中其他污染物的影响, 所以对水生生物来说, 抗氧化酶是一类敏感的分子生态毒理学指标, 获得重金属胁迫与抗氧化酶活力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比较困难, 从而限制了抗氧化防御酶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因此, 将抗氧化酶例如 SOD、CAT、GST 用作指示环境污染的早期预警生物标志物,需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实验条件的操作上应严格控制, 尽量减少可能产生的误差, 以确保实验结果的真实可靠[17]。

3.3 Cu2+对缢蛏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含量的影响

篇7

关键词：海洋经济；现状特征；区域差异；美国

中图分类号：F5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美国是世界上海洋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经济大国之一[1]。1974年，在为美国商务部确定海洋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贡献中，负责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管理的经济分析局，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利用海洋资源”和“某些源于海洋的特性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活动”。利用1972年的经济和人口普查数据对海洋总产值进行了估算，发表了《涉海活动的总产值》的研究报告。其建立了海洋和经济的关系，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0年，美国启动了国家海洋经济计划NOEP（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根据该计划，海洋经济是指来自海洋（或五大湖）及其资源为某种经济直接或间接地提品和（或）服务[2-3]。

网络文献搜索显示，对美国的海洋经济进行研究的代表主要有：Kildow和Colgan S[4]评估了加利福尼亚州海洋经济的6个海洋产业在1990年～2000年间的经济影响；Mark S.Henry[5]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南卡罗莱纳州8个沿海县的经济活动增长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对经济和人口的趋海性进行了研究；NOEP研究了佛罗里达的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经济构成[6]；由于缺少对美国全国海洋经济的学术研究内容，从而使本文在研究美国海洋经济时缺少佐证材料。为此，本文把滞后发表的有关内容作为了解美国海洋经济的概况，其中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在2009年的《美国国家海洋和海岸带经济报告2009》[7]，报道了2004年美国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和海洋产业构成以及有关海洋产业的情况，2014年的《美国国家海洋和海岸带经济报告2014》[8]中，报道了2010年美国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和海洋产业构成及有关海洋产业情况；2015年，由Booz Allen Hamilton完成NOAA有关美国海洋与五大湖经济的报告[9]，主要是涉及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的总体状况。这些美国海洋经济的报告，提出的时间比报告期均滞后3-5年，通过它们可以了解美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一般概况。

国内学者对美国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美国海洋经济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如宋炳林研究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经验[10]；董伟分析了美国海洋经济相关理论与方法[11]；韩立民分析了金融危机后美国海洋经济概况及发展趋势[12]；赵锐在美国海洋经济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海洋经济概况及发展过程[13]。

本文通过美国2014年由官方的最新海洋经济数据库中的有关海洋GDP（2005-2012）与海洋产业增加值等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分析时应用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美国海洋经济的现状特征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差异特征。并根据经济区划的原理，将美国8个海洋地区，划分为三大海洋经济区并对美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特征进行了重点分析。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取自2014年由美国官方的最新海洋经济数据库（NOEP）数据库中的ENOW（Economics National Ocean Watch）数据（2005～20l2）[14]，该数据库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启动的全国海洋经济计划（NOEP）提供，从2000年起，NOAA的沿海服务中心又依托“数字海岸”项目成立了“国家海洋经济监测”系统（ENOW），逐步建立起了官方的全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近年来，美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不断完善，该数据库主要包括6个依托于海洋和五大湖的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矿业、船舶和舟艇建造及修理业、海洋旅游和休闲业。

1.2 研究方法

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区域差异的统计方法也越来越多，目前常用于测度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15]、变差系数[16]、锡尔系数[17]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2）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用于刻画空间差异状况，并可进行空间差异的对比，是研究离散区域分布的方法之一。根据各地海洋产业的分布绘制反映各海洋产业偏离对角线远近的洛伦兹曲线图，并计算其集中化指数：

式中，I为集中化指数，A为实际数据的累计百分比总和，M为集中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R为均匀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集中化指数取值范围为0-1（集中化指数I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I1，产业集聚，I0，产业分布趋于均匀）。

（3）a尔（Theil）系数。锡尔系数的意义在于把整体差异划分为组内和组间差异的特性，以此来比较不同分类地区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和影响。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区域（部门）个数，yi为i地区（部门）经济总值占全区（各部门总计）的份额，pi为i地区（部门）占全区（各部门总计）的份额。锡尔系数越大，就表示海洋经济的地区差异越大，反之，锡尔系数越小，就表示海洋经济地区差异趋向于均衡。

2 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特征

2.1 海洋经济持续增长

美国海洋经济增加值在近40年中持续增长。1972年为306亿美元，1987年即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90亿美元；2012年增长到3068.98亿美元。海洋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5%，历年海洋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8%～2.0%之间变动（表1）。

2.2 海洋产业构成

（1）海洋产业部门构成

海洋产业部门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6个海洋产业部门中，2012年排在前三位的产业依次是旅游与休闲、运输、矿产（主要为油气业）。2004年旅游业比重从50%下降为2012年的30%，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矿产（主要是油气业）在2012年占40.1%，比2004年的14.2%，增长了约26个百分点（表2）。

（2）海洋三次产业部门构成

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为2.1∶47.2∶50.7。到2014年，第三产业大幅增加，比重达到70.3%，短短两年间就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出现明显下降，美国海洋产业出现第三产业化趋势（表3）。

2.3 海洋经济差异特征

根据公式（1）、（2）、（3）计算美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差异可得表4。美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变差系数年际之间的变化，由2005年的0.8431，逐渐下降到2008年的0.8164，到2012年又上升到0.9109，其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12]。从美国海洋产业分布的集聚状况来看，海洋产业集中化指数多数在0.40～0.60，但海洋矿业集中化指数达0.9以上，高度集聚；海洋旅游集中化指数仅0.3左右。从绘制的海洋产业洛伦兹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各海洋产业集聚的程度（图1）。从锡尔系数来看，美国洋经济的地区总差异在0.4～0.5之间，沿海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3 美国区域海洋经济特征

3.1 经济区划分的依据

美国现代地理学家爱得华・塔弗（Edward J. Taaffe）所强调的空间组织（spatial organization），已经为观察社会不同层次的地理区划分问题提供了有用观点。地理区划（或类型区划）是以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划分基础[18]。地理区划是地理学对区域分异规律理论认识的反映，在考虑海洋经济类型（区）划分时，要考虑地理区划中“类型区划与区域区划的区别”。地理区划分为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的结果都体现为地理空间单元系统，通过地理空间信息单元理论则可以将类型单元和区划单元联系起来。关于区域区划每一单位在地域上是相邻的，具有空间不可重复性。类型区划的每一单位允许相互隔离，空间上可以重复。海洋区域同陆域同样为空间单元，同样可划分出区域海洋经济类型。为此在划分美国海洋经济类型区时，需要考虑上述思想[19]。

3.2 海洋经济区的划分

根据杜德斌主编的《世界经济地理》著作中，将美国全国划分为西部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和南部经济区三大经济区[20]。根据海洋经济区的分区理论，把美国沿海8个海洋经济地区归并到三大经济区中，形成美国东、南、西三大海洋经济区（图2）。在西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西部沿海地区、东北太平洋、太平洋3个地区；东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五大湖、东北太平洋、大西洋中部3个地区；南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大西洋东南地区、墨西哥湾2个地区。美国的海洋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有行政区海洋经济区的性质。

3.3 美国各海洋经济区之间差异分析

美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区际之间海洋经济产值和海洋产业存在一定差异，南部海洋经济区的海洋经济总值达1500亿美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总值49.2%。而西部和东部经济区的海洋经济总值各占25%左右。南部海洋经济区的产值为北部和西部2个经济区之和（表5）。

在美国海洋经济区中，有7个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共计超过2300亿美元，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75.0%。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区中的德克萨斯、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3州，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高达45.8%，西部海洋经济区内的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3个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22.2%，东部海洋经济区内纽约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7.0%。

4 Y论与讨论

美国是世界经济大国，尽管按海洋GDP计算，美国从2011年起已成为低于中国的海洋经济体，海洋经济增加值占美GDP不到2%，但其海洋GDP仍居世界前位。尤其美国西部广阔太平洋的专属经济区，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近40年中，美国海洋经济持续增长，2012年达到3068.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85%。其中，旅游与休闲、运输、矿产三大产业部门占主要部分。2014年，美国海洋经济第三产业化，服务业占比达到70.3%。

根据海洋经济区的分区，将美国沿海经济区划分为东、南、西三大海洋经济区，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区占全国海洋GDP比重最大，达49.2%。东部经济区对经济区内部差距的贡献率则次于西部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包括五大湖地区、东北地区和大西洋中部地区。

我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洋经济体，但海洋产业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美国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提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海洋服务业，包括海洋旅游、海洋运输等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耀光，刘|，王圣云，等. 中国和美国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结构特征对比一一基于海洋GDP中国超过美国的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2016，36（11）：1615-1621.

[2] NathanAssociates. Gross Product Originating from 0cean-Related tivitie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R]. Washington D C，1974.

[3] Charles S. Colgan. Measurement of the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y： Theory and Methods[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 2003.http：//.

[4] Kildow J T， Colgan C S. The California Ocean Economy 1990-2000[R].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Sacramento，C A.，2004.

[5] Henry Mark S， Barkley David L.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astal to the South Carolina Economy： Agriculture[R]. Clemson Univers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aboratory， Clemson，SC.2002.

[6] NOEP.Florida’s oceans and coasts： An economic and cluster analysis[EB/OL]. Florida oceans Alliance. http//Ocean ，2013.

[7] Judith T Kildow， Charles S Colgan， Jason Scorse. State of the U. S.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ies 2009[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2010.

[8] Judith T Kildow， Charles S Colgan， Jason Scorse. State of the U. S.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ies 2014[R]. U.S.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2014.

[9] Booz Allen Hamilton. NOAA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eat Lakes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R]. ENOW Final Economic Report.2012. http：///Market/ocean/aboutDataPop.aspx

[10] 宋炳林. 美海洋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 港口经济，2012（1）：50-52.

[11] 董伟. 美国海洋经济相关理论和方法[J]. 海洋信息，2005（4）：11-13.

[12] 韩立民，李大海. 美国海洋经济概况及发展趋势一分析金融危机对美国海洋经济的影响[J]. 经济研究参考，2013（51）：59-64

[13] 趟锐. 美国海洋经济研究[J]. 海洋经济， 2014（2）：53-62

[14] NOAA.ENOW_Sectors_Multi_Region_States_2005_2012_.csv / XLS[EB/OL]. http：///Market/ocean/aboutDataPop.aspx

[15] 梁进社，孔健. 基尼系数和变差系数对区域不平衡性度量的差异[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4（3）：409-413.

[16] 陈红霞，李国平. 中国生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经济影[J]. 经济地理，2016，36（8）：113-119.

[17] 张红霞，王学真. 山东省地区经济差距的地带与产业来源分解[J]. 地理科学，2014，34（8）：955-962.

[18] Susan Hanson. Ten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M].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1997.

篇8

关键词：氧化三甲胺；代谢特征；诱鱼性能；鱼饲料

中图分类号：S963．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3－2720-04

Th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ish Feed Production

LI Jun－sheng1，YANG Jun2，YAN Liu－juan1，LAI Chun－hua1

（1．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Guangxi，China；

2． Liuzhou Yujiale Fish Feed Co.，Ltd.， Liuzhou 545002，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and its related aliphatic amines derivatives were reviewed． Trimethylamine oxide is one of the substances which caused the umami of fish， and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ingredient for luring fish， however， its derivatives are the nauseous ingredients of fish such as trimethylamine， dimethylamine， methyl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trimethylamine oxide and its aliphatic amine derivatives were regulated by related enzymes． The productions of trimethylamine， dimethylamine and methylamine content could be reduced by controlling the enzymes’ activities and the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In addition， the choline or phosphatidylcholine could be added into the fish feed to enhance the trimethylamine oxide content in fish indirectly． Thus， it is very useful to improve the fish feed quality and the feeding effects．

Key words： trimethylamine oxid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luring fish performance； fish feed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氧化三甲胺是鱼类特别是海洋鱼类的天然风味成分，除具有鱼类特有的鱼鲜味外，氧化三甲胺还起到调节鱼类的细胞大小、防止因体内尿素浓度过高而引发鱼的功能蛋白质变性［1］，降低鱼血液冰点［2］等多种功能，这可能与氧化三甲胺对一些蛋白质或酶的二硫键的形成具有调节作用［3］或调节蛋白质分子折叠［4］有关。此外，研究表明氧化三甲胺还具有抗氧化功能［5］。近年来对氧化三甲胺的研究报告越来越多，大量的试验研究表明在鱼类、虾类及贝类等饵料中添加氧化三甲胺具有明显的诱食和促生长功能。但是在相关的酶的作用下，氧化三甲胺极易转变成具有显著鱼腐臭味道的三甲胺、二甲胺、甲胺及甲醛，而这些组分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对饲料的质量，还是对鱼的诱食效果都与氧化三甲胺截然相反。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氧化三甲胺及相关脂肪族胺衍生物的风味特征、代谢变化及相关酶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开发利用氧化三甲胺的诱食效果来提高鱼饲料利用效率、监控鱼粉及相关饲料的质量，为促进和拓展鱼饲料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氧化三甲胺及相关脂肪族胺衍生物的风味特征与代谢变化

氧化三甲胺广泛地分布于各种海洋生物，如海洋软骨鱼、硬骨鱼、软体动物、藻类等，且含量较高，是体现水产品特色的鲜味成分。经测定，罗非鱼、尼罗河巨鲈、尼罗尖吻鲈、梭鲈、虹鳟等淡水鱼类也含有较高水平的氧化三甲胺［6－8］。而三甲胺最早发现是由微生物分解胆碱、甜菜碱或氧化三甲胺而来，是海洋鱼类腐败的恶臭成分［9］，其在鱼制品加工废液中含量十分丰富［10，11］。有研究表明，三甲胺也表现一定的毒副作用，可以抑制DNA、RNA和蛋白质的合成，对小鼠胚胎具有致畸作用［12］。与三甲胺一样，二甲胺也是鱼腐败的恶臭成分，并广泛地用作橡胶硫化、制革、合成洗涤剂、杀虫剂等的化工原料，其可由微生物和藻类分解三甲胺和氧化三甲胺而来，是城市污水的主要臭味源之一。有研究表明，二甲胺还是致癌化合物亚硝基二甲胺的前体化合物［13］。甲胺也是一种具有臭味的物质，其浓度低于12．7 mg／m3时仅有微臭味；当浓度增加2～10倍时，气味加重，有浓烈的鱼腥臭；浓度增加10～50倍时，有难闻的氨气味。

如图1所示，在有氧情况下，三甲胺通过三甲胺单加氧酶催化转化成氧化三甲胺，氧化三甲胺在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的作用下转化成二甲胺，然后二甲胺在微生物和藻类的作用下快速分解为甲胺，进一步由甲胺分解为氨和甲醛［14］，不会在细胞内累积。

氧化三甲胺也可在厌氧条件下，通过氧化三甲胺还原酶的作用直接还原为三甲胺［15］，三甲胺在三甲胺脱氢酶的作用下转化成二甲胺，二甲胺在二甲胺单加氧酶的作用下转变成甲氨，最后甲胺在甲胺脱氢酶的作用下变成氨和甲醛。据文献报道，鱼类的幽门盲囊、肾、肝、肌肉等组织或器官中均具有可将氧化三甲胺转化成二甲胺和甲醛的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16－18］。而人体在正常的情况下，氧化三甲胺及相关脂肪族胺衍生物则可通过尿液排出体外［19］，因此不会对人体造成毒害作用。

2参与氧化三甲胺转化相关的三种酶及其潜在应用

2．1参与氧化三甲胺转化相关酶类

目前已知有三种酶直接参与氧化三甲胺的转化过程，包括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氧化三甲胺还原酶和三甲胺单加氧酶。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1）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可以使氧化三甲胺分解产生二甲胺和甲醛，其主要分布在鱼类的各种肌肉组织、内脏器官及消化道微生物中。鳕鱼肌肉中的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需要铁离子、半胱氨酸、抗坏血酸作为辅助因子［16］，而研究表明有两种辅助因子系统能激活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的活性：一种是在厌氧条件下的NADH和FMN系统；另一种是由铁离子、半胱氨酸、抗坏血酸组成的系统［20］。此外，来源于不同物种的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其分子组成、结构及最适pH均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21］。

2）氧化三甲胺还原酶在厌氧条件下可将氧化三甲胺直接还原为三甲胺。该酶最初在厌氧菌Shewanella massilia中发现，是一种含钼的酶。氧化三甲胺作为一些厌氧菌呼吸系统的电子最终受体而参与其中，其本身则被还原成具有恶臭气味的三甲胺。目前，氧化三甲胺还原酶已在许多海洋细菌、淡水池塘光合细菌及肠道细菌中发现［15］。

3）三甲胺单加氧酶催化三甲胺转变成氧化三甲胺，是一种含核黄素的单加氧酶。人体内95％以上的三甲胺通过该酶的作用转变成氧化三甲胺进而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只有少于5％的三甲胺直接通过尿液排出体外［22］。由于三甲胺不能被肝脏代谢，当病人的三甲胺单加氧酶不能正常地将三甲胺转化成氧化三甲胺时，三甲胺就会在体内蓄积。因此，病人汗液、尿液和呼出的气体中都含有大量鱼腥味的三甲胺，这种疾病被称为三甲胺尿症，俗称鱼腥综合症。与人体情况类似，新鲜、健康的鱼体内不会存在过量的三甲胺，通过测定鱼体内三甲胺的含量可以精确地判断鱼的新鲜程度和健康程度。

2．2参与氧化三甲胺转化的相关酶类在鱼类饲料中的潜在应用

由于氧化三甲胺和三甲胺在其风味上截然相反，因此，提高氧化三甲胺含量和减少三甲胺的含量都对提高鱼肉的食用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已知的与氧化三甲胺转化直接相关的酶有三种，其中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和氧化三甲胺还原酶使氧化三甲胺转化为其衍生物，会使鱼肉的食用品质降低，而三甲胺单加氧酶可以将三甲胺转化为氧化三甲胺，因此可以提高鱼肉的食用品质。根据这三种酶的特性，在不影响鱼类生长的前提下，可以尝试在饲料中添加相应的三甲胺单加氧酶来提高鱼体中的氧化三甲胺的含量；同时，也可以通过开发一些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和氧化三甲胺还原酶的抑制剂作为饲料添加剂，通过抑制氧化三甲胺的转化来提高鱼体中氧化三甲胺的含量，从而提高鱼肉的食用品质。

3氧化三甲胺的诱鱼性能和促生长性能在鱼饲料中的应用

Rorvik等［23］的研究表明，氧化三甲胺可以使虹鳟和大西洋鲑的腹脂率显著降低。孙海香等［24］用行为观察法和电生理方法研究氧化三甲胺溶液对罗非鱼的诱食反应，结果表明，氧化三甲胺对罗非鱼有强烈的神经兴奋作用，罗非鱼对氧化三甲胺的反应图形为典型的嗅电图（EOG）图像，并且对不同浓度的刺激液的EOG反应波形均相似，仅振幅值随刺激液浓度的增加而上升；迷宫实验进一步表明氧化三甲胺对罗非鱼的兴奋作用表现为诱食效应，试验组与对照组集鱼数差异显著，表明氧化三甲胺对罗非鱼具有强烈的诱食作用；随着氧化三甲胺浓度的增加，氧化三甲胺对罗非鱼的诱食作用加强，质量浓度4、6和8 g/L时的集鱼数差异不显著。黄峰等［25］的研究表明，在配合饲料中添加50～200 mg／kg氧化三甲胺对罗非鱼有明显的促生长作用，饲料效率和蛋白质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在南美白对虾饲养方面氧化三甲胺也表现出优秀的诱食效果［26］。孙海香等［27］认为氧化三甲胺的诱食作用可能与氧化三甲胺具有特殊的鲜味和爽口的甜味有关。另外，由于氧化三甲胺可以诱导有丝分裂开始和四倍体产生，而细胞的增殖是由有丝分裂开始的，推测氧化三甲胺可能通过促进肌肉细胞的增殖来促进肌肉组织的生长［28］。因此，氧化三甲胺可以作为一种饲料添加剂来改善鱼饲料的品质。

除了直接添加氧化三甲胺作为饲料添加剂外，食物前体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投喂胆碱后，罗非鱼肠道微生物可以使胆碱转变成三甲胺，三甲胺在罗非鱼肝脏和肾脏三甲胺单加氧酶的作用下转变成氧化三甲胺，因此，罗非鱼可以借助肠道微生物和内脏器官中的三甲胺单加氧酶的作用将胆碱转变成氧化三甲胺［29］。对于健康鱼群，投喂含有胆碱或磷脂酰胆碱的动物蛋白饲料或大豆蛋白饲料，可以间接地提高鱼体内氧化三甲胺的含量，从而提高鱼产品的鲜味。

4氧化三甲胺在监测饲料品质中的应用

鱼体内天然氧化三甲胺含量越高鱼越新鲜，鱼死亡后或受到微生物污染后，其体内氧化三甲胺脱甲基酶及氧化三甲胺还原酶会迅速启动和强化，造成鱼体内或鱼产品中的三甲胺或二甲胺含量迅速提高。通过检测三甲胺的含量可以正确预测鱼或鱼粉及相关饲料的新鲜程度。三甲胺含量新鲜程度判定指标［30］为：新鲜，0～1 mg／100 g；腐败初期，1～5 mg／100 g；腐败，≥6 mg／100 g。这比传统评定鱼新鲜程度的K值评价方法更具体，更简单有效。长期以来，鱼粉及相关饲料的掺假、造假现象已经让人们无法忍受，但是又无可奈何。事实上，鱼粉及相关饲料的掺假、造假现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用腐败劣化的鱼生产鱼粉及相关饲料同样影响饲养效果，相应的畜牧水产产品同样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通过检测氧化三甲胺及其相应脂肪族胺衍生物的含量，可以有效地改进和提升现有鱼粉及相关饲料的质量。

5展望

氧化三甲胺是鱼的天然组分，是鱼的鲜味剂，但是氧化三甲胺很容易转化为三甲胺、二甲胺、甲胺等脂肪族胺衍生物，则是鱼腐臭的主要成分。氧化三甲胺、三甲胺、二甲胺、甲胺等脂肪族胺衍生物的产生是受到酶促调控的，因此，研究氧化三甲胺及相关衍生物的性能、代谢变化及相关酶的性能，可以为利用氧化三甲胺的诱食效果提高鱼饲料产品的饲料利用效率、监控鱼粉及相关饲料质量开辟新途径，从而促进和拓展鱼饲料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SOMERO G N． From dogfish to dogs： trimethylamines protect proteins from urea［J］． Physiology，1986，1（1）：9－12．

［2］ RAYMOND J A， DEVRIES A L． Elevated concentrations and synthetic pathways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and urea in some teleost fishes of McMurdo Sound， Antarctica［J］． Fish Physiol Biochem，1998，18（4）：387－398．

［3］ BRZEZINSKI B， ZUNDEL G． Formation of disulphide bonds in the reaction of SH group－containing amino acids with trimethylamine N－oxide： A regulatory mechanism in proteins［J］． FEBS Letters， 1993， 333（1）： 331－333．

［4］ UVERSKY V N， LI J， FINK A L． Trimethylamine－N－oxide－induced folding of K－synuclein［J］． FEBS Letters，2001，509：31－35．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5］ ISHIKAWA Y， YUKI E，FUJIMAKI M． Synergistic effect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inhibition of the autooxidation of methyl linoleate by delta－tocopherol［J］．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Chemistry， 1978， 42（4）： 703－709．

［6］ SADOK S，M＇HETLI M，EL A A，et al． Changes in some nitrogenous compounds in the blood and tissues of freshwater pike perch （Sander lucioperca） during salinity acclimation［J］． Comp Biochem Physiol A Mol Integr Physiol，2004，138（1）： 9－15．

［7］ ANTHONI U， BORRESEN T， CHRISTOPHERSEN C， et al． Is trimethylamine oxide a reliable indicator for the marine origin of fish？［J］． Comp Biochem Physiol，1990，97（3）：569－571．

［8］ CHYTIRI S， CHOULIARA I， SAVVAIDIS I N， et al． Microbiological， chemical and sensory assessment of iced whole and filleted aquacultured rainbow trout［J］． Food Microbiology， 2004，21（2）：157－165．

［9］ KING G M． Metabolism of trimethylamine， choline， and glycine betaine by sulfate－reducing and methanogenic bacteria in marine sediments［J］． Appl Environ Microbiol，1984，48（4）： 719－725．

［10］ SANDBERG M， AHRING B K． Anaerobic treatment of fish meal process wastewater in UASB reactor at high pH［J］．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1992，36（6）：800－804．

［11］ RAPPERT S， MULLER R． Odor compounds in waste ga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food industries［J］． Waste Management，2005，25（9）：887－907．

［12］ GUEST I， VARMA D R． Teratogenic and macromolecular synthesis inhibitory effects of trimethylamine on mouse embryos in culture［J］． J Toxicol Environ Health，1992，36（1）： 27－41．

［13］ LUNDSTROM R C， RACICOT L D． Gas chromatographic determination of dimethylamine and trimethylamine in seafoods［J］． J Assoc Off Anal Chem， 1983， 66（5）： 1158－1163．

［14］ RAPPERT S，MULLER R．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selected odorous substances［J］． Waste Management，2005，25（9）：940－954．

［15］ DOS SANTOS J P，IOBBI－NIVOL C，COUILLAULT C，et al． Molecular analysis of the trimethylamine N－oxide （TMAO） reductase respiratory system from a Shewanella species［J］． J Mol Biol，1998，284（2）：421－433．

［16］ PARKIN K L，HULTIN H O． Fish muscle microsomes catalyze the conversion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to dimethylamine and formaldehyde［J］． FEBS Letters，1982，139（1）：61－64．

［17］ SIMEONIDOU S， GOVARIS A， VARELTZIS K． Effect of frozen storage on the quality of whole fish and fillets of horse mackerel（Trachurus trachurus） and Mediterranean hake （Merluccius mediterraneus）［J］． Z Lebensm Unters Forsch A，1997，204：405－410．

［18］ PEDROSA－MENABRITO A， REGENSTEIN J M． Shelf―life extension of fresh fish―a review part III―fish quality and methods of assessment［J］． Journal of Food Quality，1990，

13（3）：209－223．

［19］ ZHANG A Q，MITCHELL S C，SMITH R L． Dietary precursors of trimethylamine in man： A pilot study［J］．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1999，37（5）：515－520．

［20］ PARKIN K L，HULTIN H O． Characterization of trimethylamine－N－oxide（TMAO） demethylase activity from fish muscle microsome［J］． J Biochem，1986，100（1）：77－86．

［21］ 宋丹阳，周德庆，杜永芳，等． 氧化三甲胺酶研究进展［J］． 食品科学，2007，28（1）：350－353．

［22］ ZHANG A Q，MITCHELL S C，AYESH R， et al． Determination of trimethylamine and related aliphatic amines in human urine by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J］．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Biomedical Applications，1992，584（2）：141－145．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23］ RORVIK K A，STEIEN S H，SALTKJELSVIK B，et al． Urea and trimethylamine oxide in diets for seawater farmed rainbow trout： effect on fat belching， skin vesicle， winter ulcer and quality grading［J］． Aquac Nutr，2000，6（4）：247－254．

［24］ 孙海香，宋保强，夏枚生， 等． TMAO对罗非鱼的诱食活性研究［J］． 水利渔业，2005，25（5）：83－84．

［25］ 黄峰，刘军，胡先勤，等． 氧化三甲胺对罗非鱼幼鱼生长及饲料利用的影响［J］．水利渔业，2008，28（3）：72－73．

［26］ 张红梅，夏枚生，胡彩虹． TMAO对南美白对虾诱食活性的初步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

33（9）：31－34．

［27］ 孙海香，夏枚生，胡彩虹． 氧化三甲胺对罗非鱼生长和鱼体营养成分组成的影响［J］．淡水渔业，2005，35（3）：17－19．

［28］ MAKER J R，STRUEMPLER A，CHAYKIN 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imethylamine－N－oxide biosynthesis［J］．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1963，71：58－64．

［29］ NIIZEKI N， DAIKOKU T， HIRATA T， et al． Mechanism of biosynthesis of trimethylamine oxide from choline in the teleost tilapia， Oreochromis niloticus， under freshwater conditions［J］． Comp Biochem Physiol B Biochem Mol Biol， 2002，131（3）：371－386．

［30］ MITSUBAYASHI K，KUBOTERA Y，YANO K，et al． Trimethylamine biosensor with flavin－containing monooxygenase type 3（FMO3） for fish－freshness analysis［J］． Sensors and Actuators B，2004，103（1－2）：463－467．

篇9

关键词　幸福指数；生态足迹；资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129-07

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New Economy Foundation)与另一个名为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的组织，首次了“幸福星球指数”(HPI-Happy Planet Index)，对全球178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排名(省略／index.htm)。这个指数后，在世界(包括我国)有较大影响，但国内的一些介绍不够准确、全面，有些是误解了这个指数，从而推出一些错误的结论。

这个指数如果意译，笔者意见认为可以(更准确说是应该)译为“幸福的资源效率指数”，因为它的全称是，幸福星球指数：一种人类福利和环境冲击的指数(The Happy Planet Index：an index of human well-being and enviromental impact)。

本文试图全面系统地介绍HPI的计算公式、构成变量、数据来源、处理方法、理论内涵及其政策指向。

1　HPI的计算公式、构成变量、数据来源

1.1 HPI计算公式与构成变量

指数由三个指标计算得出，这三个指标分别是，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人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以及生态消耗(ecological footprint，也有直译为“生态脚印”或“生态足迹”。指该经济体的资源耗费量。本文中统一用“生态足迹”)。

1.2　HPI的数据来源

生活满意度表示个人对生活满意的整体估计。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世界幸福数据库(The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这是荷兰社会学家Ruut Veenhover主持的一个研究世界幸福相关课题的数据库。其中的很多数据又主要是来自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请参见hup://nds.umdl.umich.edu/w/wevs/wevs.htm中的WORLD VALUES SURVEYS和EUROPEAN VALUES SURVEYS，1981―1984，1990―1993 and 1995―1997)，也有一部分数据是来自地区性的特别调查，如Latin barometer survey(2004)，Afro barometer survey(Bratton，M，Logan，C.Cho，w and Bauer，P，2004)，以及世界健康调查(World Health Survey)等。有些国家或地区，或没有直接的调查数据，或者直接数据不能用，则只能在相关的客观指标的基础上，建立数据回归模型估计其生活满意度。

“世界价值调查”源于1981年在欧洲14个国家所进行的“欧洲价值观调查”。随后分别于1990―1991年、1995―1996年和2000―2001年，进行了三次世界范围内的调查。这四次调查覆盖世界六大洲65个国家和地区，涉及80％左右的世界人口。至今为止，以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为依据所展开的研究，已、出版专著达300多篇(部)，使用文字有16种之多。

为了能够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对比和推论，“世界价值调查”采取统一的概率抽样方法，使用同样一份问卷，以本国语言利用面访方式采集数据。比如1990年的中国样本，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各个省市地区进行分类，然后随机抽取几个省市，在被选中的省市中随机抽取大约20个左右的样本点，每个样本点对5个个人进行问卷调查。而这些被调查人又按照城乡分布、性别、年龄、职业和教育进行配额，其中包括10％的没有文化的人口。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题，最简单的提问法是“考虑到所有的事情，这段时间你的生活满意度是多少?”以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依次对1―10的数值(共10个层级)进行选择。HPI指数在利用“世界价值调查”的这个指数时，进行了修正。同样的问题，把选项分成了十一项，以0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得到以0―11共11个层级表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数值。

各个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该指标基本上被认为是衡量福利的黄金标准，因为生命预期依赖于很多因素，而这些因素都直接的与物质条件相关，如保健、医疗等。因而，预期寿命也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组成要素。

荷兰社会学家Ruut Veenhover把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结合起来，创立了幸福年(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表示“一个国家特定时间人们生活得长久和幸福的程度”。他认为这个指标是“最终产出的衡量”，因为这个指标将“显然的和假定的生活质量”联系起来了。计算公式为：

幸福星球指数的第三个构成变量是生态足迹。这个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E.Rees和Mathis Wackemagel等提出的，它通过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使用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表现在当前消费水平、技术发展、资源效率的情况下，支持一定人口所需的土地面积。以gha(global hectares)为计量单位。

生态足迹的主要构成因素，包括用于种植粮食、树木、以及生物燃料的土地；用于渔业发展所需的海域面积；最重要的是用于种植那些用来吸收和隔离由石化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植物的面积。生态足迹的数据，主要来源于The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省略)，该网站提供了144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HPI指数比较中其

余34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则是根据各种相关变量做出的估计。估计时，主要使用的是包括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城市化水平和地理位置等指标，建立这些变量的回归模型。

2　HPI的数据处理方法

根据公式直接计算虽然简单，但由于变量之间存在权重的不平衡，生态足迹的微小变动就会导致HPI巨大变动，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生态足迹可以达到9.9 gha，而海地的生态足迹是0.5 gha，差距将近20倍。另一方面，在幸福年上也有巨大差距，比如刚果的幸福年是12，瑞士的幸福年是66，其差距约为5.5倍。

按照原始数据计算，生态足迹的影响占了主导作用，有些国家很高的生活满意度，但HPI却很低，这与一般人的真实感觉是相反的。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把数据做标准化处理。通过处理，使HPI各构成变量的权重有所调整。

计算HLY指数和生态足迹指数。这个方法和联合国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方法一样。设定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生态足迹指数，最大值15为1，最小值0为0；

生活满意度，最大值最小值依问卷而定，调整为最大值10，最小值0；

预期寿命指数，依照人类发展指数给定，最大值85岁为1，最小值25岁为0；

幸福年指数，最大值1，最小值0。

各自的计算公式：

生态足迹指数：生态足迹/15

预期寿命指数=预期寿命-25/85-25

幸福年指数＝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指数/10

请注意，预期寿命指数与预期寿命的差别，幸福年指数(HLY index)与幸福年(HLY)的差别。根据指数的规定，如果生活满意度0，预期寿命25，则幸福年指数为0；如果生活满意度10，预期寿命85，则幸福年指数为1(省略)。

进一步的问题，是因为幸福年和生态足迹两个指数的平均值差别较大(mean HLYindex=0.48，meanfootprintindex=0.17。标准差都是约0.14，在0-1范围内)，这掩盖了两个指数同一百分点变化的真实含义。为了调整这种情况，研究者在生态足迹指数中加上一个小的常数，从而使其变异系数(cV=S／EX100％)与幸福年指数相符。这个常量值也能保证两个指数的变异系数与来自103个国家的直接数据相匹配。至于那些数据不全或是通过估计而得到数据的经济体，如果也加入计算，那么这个常数就要做微小的改动。但在实际上仍然采用的是前一个常数，因为它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得来，而且计算得到的两个常数相差并不大，对于实际排名影响并不大。

由幸福年指数除以调整后的生态足迹指数，所得到数据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了幸福年指数与生态足迹指数之间，合理的相关性(r=0.64)。以反映生态足迹较大的经济体，其幸福年的值也比较大。

把上述的数值再乘上一个常数，从而得到最后的结果，使之介于0-100。这个常数确保当生活满意度为10，预期寿命为85岁，生态足迹为1.8gha的情况下，HPI为100。

因为预期寿命指标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大家也比较熟悉；生活满意度指标也很简单，这两个指标就不详谈。下面对“生态足迹”指标，再多一点细节描述。

3　生态足迹概念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努力发展并改进一些，旨在测度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压力的方法，以量化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效率。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便成为国际上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出现了各种新观点、新方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生态足迹”，它通过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使用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关于生态足迹的概念，William E.Rees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只负载着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他定义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从具体的生物物理量角度，研究自然资本消费的空间。Wackernagel的定义是：生态足迹，是一种可以将全球关于人口、收入、资源应用和资源有效性，汇总为一个简单、通用的进行国家间比较的便利手段――一种账户工具。

生态足迹的计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事实，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人类能够估计自身消费的大多数资源、能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数量；

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能折算成生产和消纳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的生态生产性面积。因此，任何特定人口(从单一个人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人口)的生态足迹，就是其占用的，用于生产所消费的资源与服务，以及利用现有技术消化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生物生产土地或海洋的总面积。

4　生态足迹指数的计算

4.1生物生产面积类型及其均衡化处理

在生态足迹指数计算中，各种资源和能源消费项目被折算为耕地、草场、林地、建筑用地、化石能源土地和海洋(水域)等6种生物生产面积类型。

耕地是最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类型，它提供了人类所利用的大部分生物量。草场的生产能力比耕地要低得多，而从植物转化为动物生物量使人类损失了大约10％的生物量。由于人类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全世界除了一些不能接近的热带丛林外，现有林地的生物量生产能力大多较低。化石能源土地是人类应该留出用于吸收二氧化碳的土地，但事实上目前人类并未留出这类土地。出于生态经济研究的谨慎性考虑，在生态足迹的需求计算中，考虑了吸收二氧化碳所需要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积。由于人类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壤上，因此建筑用地面积的增加，意味着生物生产量的损失。海洋生物生产量的95％以上，主要集中在约占全球海洋面积8％的海岸带，并且目前海洋的生物生产量已接近最大。

由于6类生物生产面积的生态生产力不同，要将这些具有不同生态生产力的生产面积，转化为具有相同生态生产力的面积，以加总计算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需要对计算得到的各类生物生产面积乘于一个均衡因子。某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均衡因子，等于全球该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生态生产力，除全球所有各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生态生产力。均衡处理后的6类生态系统的面积，即为全球平均生态生产力的，可以相加的世界平均生物生产面积(生态足迹)。

4.2各种消费项目的人均生态足迹分量

人均生态足迹分量公式：

ai=Ci／Yi=(pi+li-ei)／(yi*Ⅳ)

i-消费项目的类型；ai-第i种消费项目折算的人均占有的生物生产面积(以人均公顷表示)；ci-第i种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量；yi-生物生产土地生产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世界)平均产量；pi-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生产量；li-第i种消费项目年进口量；ei-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出口量；N-人口数。

在计算煤、焦炭、原油、汽油、柴油和电力等能源消费

项目的生态足迹时，将这些能源消费转化为化石能源土地面积。将化石能源的利用转化为相应的土地面积，也就是估计以化石能源消费同样的速率，来生产自然资源所需要的土地面积。Wackemagel等确定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全球平均土地产出率，分别为55、71、93、1000 J／年hm2。据此可以将能源消费所消耗的能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积。

4.3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足迹：

4.4生物承载力(生态足迹供给)

人均生物承载力：

ec=aj*rj*yj(j=1，2，3…6)

ec-人均生物承载力(人均生态足迹供给)；aj-人均生物生产面积；rj-均衡因子；rj-产量因子。

区域生物承载力：

EC=n*(ec)

EC-区域生物承载力；N-入口数

在生物承载力(Biocapacity)，即生态足迹供给的计算中，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不仅单位面积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海洋(水域)等的生态能力差异很大，而且单位面积同类型生物生产面积的生态生产力差异也很大。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类生物生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不能进行直接对比的，需要对不同类型的面积进行调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物生产面积，所代表的局部地区产量与世界平均产量的差异，可用“产量因子”(yield factor)表示。某个国家或地区某类土地的产量因子，是其平均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的比率，如耕地面积的产量因子取为1.66，表明耕地的生物产出率是世界耕地平均产出水平的1.66倍。将现有的耕地、牧地、林地、建筑用地、海洋等物理空间的面积，乘于相应的均衡因子和当地的产量因子，就可以得到世界平均生态空间面积――生物承载力。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应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

4.5生态赤字与生态盈余

对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如果生态足迹大于生态承载力，形成生态赤字，是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如果生态足迹小于生态承载力，则形成生态赢余，这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观察研究对象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差距，以反映可持续发展状态，是生态足迹模型最直接的应用。

5　生态足迹模型的应用

生态足迹评价方法，已应用于各种规模的经济体。从全球到国家、地区、城市、企业、社区、家庭、个人，经济活动的各个层次、各级水平。此外，还用来进行技术比较，应用到从养鱼到种植西红柿等各个方面。同时随着运用越来越广泛，其计算方法也有了很大改进。

5.1区域生态足迹研究

5.1.1全球尺度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模型在全球尺度的应用，始于1997年Wackernagel等人受The Earth Council的委托和资助所提交的报告《各国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of Nations)。在计算52个国家和地区生态足迹的基础上，报告指出，就全球而言，1.7 hm2是人均生态足迹的阈值，在不降低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保持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全球人均生态足迹将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下降到1.0 hm2。而当时已有43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生态赤字。

2002年Waekemagel等人利用最新数据，更新了全球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与上次计算相比，这一次的计算几乎涵盖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研究结果显示1999年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为5.6 hm2，而生态承载力仅为4.7 hm2。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地球承载力的20％，许多国家或地区处于严重的生态赤字状态。

同年Wackernagel等人与The UNEP World ConservationMonitoring Centre合作，进行了全球生态足迹时间序列和预测研究。1961―1999年全球平均生态足迹的变化表明，在接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全球平均生态足迹增长了近80％，与此同时，表征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状态的生存环境指标(The living planet index)在1970―2000年间下降了37％。

5.1.2地区尺度生态足迹

地区尺度的生态足迹研究报告，主要有《国家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账户2005版》、《生命行星报告2002》、《生命行星报告2004》、《欧洲生态足迹报告2005》和《亚太地区生态足迹与自然财富报告2005》等。其中Global Footprint Network在《国家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帐户2005版》中，把全球按照收入和地区分类，计算了不同分组的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

按收入分类，2002年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分别为6.4、1.9和0.8 gha，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分别大于其生物承载力3和0.1 gha，出现生态赤字，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少于其生物承载力0.2gha，出现生态盈余，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

按地区分类，2002年北美、欧盟25国及瑞士、中东及中亚、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非洲等5个地区，生态赤字分别为-3.7、-2.4、-1.1、-0.6和-0.2 gha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和其它欧洲国家2个地区生态盈余分别是3.6和1.2 gha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

5.1.3国家尺度生态足迹

《国家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账户2005版》，对全球100万人口以上的150个国家和地区，2002年的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都进行了计算。2002年，生态足迹最大的前3位国家依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加拿大，分别是10.5、9.7和7.5 gha；生态赤字最大的前3位的国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美国，生态赤字分别是9.6、7.0和4.9 gha。这说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等石油输出国，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和提前消费的过度消费模式，是建立在转移消费别国生物承载力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基础上的，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国内有学者对我国1999年的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其主要结论为：就全球的平均生产能力来看，1999年中国生态足迹为1.326 gha，而生物承载力为0.681 gha，生态赤字为0.645 gha，中国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其生态承载力94％。与世界1997年妇的生物承载力(已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相比，中国的生态足迹占全球生态承载力的66％。1999年中国的生物承载力仅相当于其足迹的51％。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能源用地占整个足迹的48％，生态足迹分析中的能源用地代表了在可持续方式下支持当前的能源消费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反映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工业的生产已经占据较高的比例。

5.1.4地方尺度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指标的比较，也适合用于小于国家尺度的地

方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估。近年来，借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对地方生态足迹的应用研究也得到较快发展。前几年，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行政区和城市。近年来逐步发展到省级行政区、城市、县域，甚至到乡镇的各级行政区。

5.2时间序列生态足迹

最初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是一种基于静态指标的分析方法，假定人口、技术、物质消费水平都是不变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只是瞬时性的，无法反映未来趋势。近年来的研究则试图通过计算各指标的时间序列值，来追踪各个时点的可持续程度，揭示经济发展和生态压力之间的关系。时间序列计算与分析，将可以更好地体现不同区域生态足迹的变化过程。从而弥补了静态性指标的缺憾。

迄今为止，研究时间序列最长的属lEar-Heinz Erb在2004年基于实际土地需求方法开展的，1926―2000年奥地利生态足迹变化评价研究(请参见省略／locate／landusepol中Erb，K.H.的Actual land demand of Austria1926―2000：A variation ecologicalfootprint assessments)。早几年，2001年，Hemult HaberlLl5 3主持的研究小组，对奥地利1926―1995年长达70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动态分析。荷兰学者Van Vuuren等分别选取了1980、1987和1994年为研究时段，对贝宁、不丹、哥斯达尼加和荷兰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比较研究。

5.3产业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分析除可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外，还可单独用于测度某一项或几项消费与对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关系，进而评估该项或几项消费的可持续性。这可称为产业生态足迹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能源、旅游、种养殖业、交通、贸易、大学等。

旅游生态足迹，主要研究旅游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研究内容包括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和游览等方面。研究表明，旅游生态足迹的区际转移，导致旅游生态责任的区际转移与生态影响的区际扩散，旅游业发展具有全球性生态影响的特征。

生态足迹模型运用到旅游业可持续度量，2002年德国学者Stefan等以非洲的塞舌尔群岛为例，应用生态足迹研究方法评价了塞舌尔休闲旅游业的可持续性问题。游客的跨区域流动加速了旅游目的地与外界能流、物流的交换。旅游目的地往往通过大量占用外界的生物生产性土地以满足游客的需求，因此，尽管旅游业收入能够促进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进行，但是总体而言，旅游业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产业。此外，交通是各旅游活动要素中对生态系统影响最大的一项。因此在交通工具中应用节能装置、技术及使用可再生能源，能够有效降低旅游生态足迹。

在种植、养殖业生态足迹研究方面，瑞典学者从养殖场、单一地方近岸海域、包括多个地方近岸海域的地区近岸海域和包括多个地区近岸海域的国际海域，共4个尺度对波罗地海海水养鱼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环境评价中也可以应用生态足迹模型。生态足迹指标反映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因此可以作为环境评价的有用工具。Barrett J等曾尝试研究公司经营活动"的生态足迹(请参见corporate，env，strategy，tom中的The ecological footprint：a metric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5.4计算方法的改进

生态足迹的现有计算方法有综合法、成分法和投入产出法等。

其中综合法由Wackernagel博士等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适用于全球、国家和区域层次的生态足迹研究，即自上而下利用国家级的数据进行分析。该方法主要提供了在不同的国家级层面间，进行生态可持续的比较。综合法需要许多整体性资料，尤其是有关进出口的资料，利用EXCEL格式数据表进行计算。

成分法在综合法之后，由Simmons等学者于1998年提出。适用于城镇、村庄、学校、公司、个人或单项活动的生态足迹研究，即自下而上利用当地数据进行归纳。经过Lewis和Barett的进一步改善，目前在欧洲该方法已经比较流行。Simmons和他的合作者，运用成分法模型研究了格恩西岛(Guernsey)的生态足迹。2002年，Barett和John等应用成分法模型，研究了利物浦的生态足迹。更多的运用成分法计算生态足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产业的足迹衡量方面，如汽车业的生态足迹等。

计算生态足迹的投入产出法，由Bicknell等学者于1998年提出，并由台北大学冯君君教授于2001年改进。近期，Wackernagel博士也参与了投入产出法的研究，并于2006年1月发表了研究成果。

6　HPI的理论内涵与政策指向

HPI指标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或团体消耗每单位星球资源所带来的平均幸福年。指数的目的，在于比较各国和地区将天然资源转化为人民的生活幸福与寿命的效率。

根据幸福星球指数的结果，把每个变量按照大小表示成红黄绿三种颜色，好像是交通的红黄绿三颜色，所以这种表示方法被形象地称作交通灯表。生态足迹较大的，用更深的血红色表示。从图中可以很直接看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HPI情况，其中生活满意度分别以5.5和6.7为界，分为最低、中等、最高三个级别；预期寿命的类别以60岁和75岁为分界点；生态足迹则这样计算，2003年整个地球生产性土地面积为112亿hm2，2003年世界总人口为63亿，人均生态足迹112／63=1.8gha(每1.8的足迹代表地球的一个生存空间)。

以这种表示方法观察178个国家和地区，如图l右边数字所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绿色的，淡绿色的也只有19个。这告诉我们，以一种生态上的高效率，取得高水平的福利，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把幸福星球指数和其它的反映人类福利的指标比较，也可以得到很多结论。除去一些特殊的国家或地区，HPI和GDP之间呈现出这样的关系：以人均51300美元(相当于每天14美元)为界限，之前，HPI随GDP的增长而增长；之后，HPI随GDP的增长而下降。

以联合国的I-IDI(人类发展指数)，分为低、中、高三种发展水平，HPI和HDI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为典型的倒u形。被联合国界定为HDI中等水平的国家和地区，HPI最高(除去南非等国家)。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主要变化因素，从实际中发现，那些中低水平收入的国家最幸福。被联合国界定为HDI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HPI较低，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都低，解释了HPI近90％的变化，而GDP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的巨大变动。被联合国界定为HDI高水平的国家和地区，HPI也较低，因为它们生活满意度和预期寿命或者相对稳定，或者变化很小，而生态足迹随GDP的变化而变化较大，解释了HPI近50％的下降趋势。

篇10

一、导言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近年来展现出了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开始较为频繁地活跃于社会学的学术舞台上。海洋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应用社会学，这门学科是应用一般社会学理论、范畴、方法等对海洋社会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海洋社会学虽然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但和理论社会学相比，它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而是沿用理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方法，针对自己独特领域进行研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洋社会学取得了较为积极的学术进展，展现出了新兴的朝阳学科特征，开始进入到主流社会学的视野中。正如学术界所指出的：“在新兴的分支社会学中，海洋社会学理论研究势头迅猛、方兴未艾”。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与其他分支社会学不同，海洋社会学并不是由西方引进过来，在西方社会学界也找不到有关这一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的阐述。相反，它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并经由本土社会学者的建构而展现出学术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在当前“西方压倒东风”的东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这也给本土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自信”构成了挑战。虽然西方社会学并未系统地倡导和研究海洋社会学，但是，临近的研究是存在的。比如，斯密斯（EstellieM．Smith）关于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hropology）的研究、［社会学家弗罗伊登伯格（WilliamR．Freudenburg）和格拉姆林（RobertGramling）关于近海开发以及石油泄漏的研究，有关于此，笔者将在后续部分展开。此外，诸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大学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领域，阿斯瓦尼（ShankarAswani）等人类学家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方向。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海洋问题的研究接轨，但开展有针对性的学术对话意义重大。目前，海洋社会学还属于初创阶段。在学科初创阶段，海洋社会学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边界和学科体系模糊不清，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待梳理。比如，关于渔村和渔民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难分彼此；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亦不可分割。虽然说，在现代社会，学科交叉现象广泛存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发展而言，如果学科边界过于模糊，将是困扰学科发展的难题。二是尚未形成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机制。海洋社会学仍然游离于传统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构成真正的学术对话。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方面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之中。换言之，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第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鲜见。在主流或曰权威的社会学期刊，还没有发现海洋社会学方面的主题文章。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视角写作的海洋社会学著作和教材也十分有限。但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这些还不是制约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制约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的学科范畴偏离和学科理论匮乏。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不但海洋社会学的“显学”地位无从谈起，就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合法化（legitimation）亦将成为难题。而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将有助于其它问题得到迎刃而解。本文旨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重点阐述的是处于初创阶段的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其合法化议题问题。在此基础上上，笔者将梳理西方社会学有关海洋开发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建立海洋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台。最后，就其他若干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二、制约学科合法化的根本问题

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海洋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库恩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这对于新兴学科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学科范畴的偏离和学科理论的匮乏是影响学科合法化进程的根本问题。

（一）学科范畴“海洋社会学”一词最早由历史学家杨国桢提出。但在学科意义层面，杨国桢先生关于“海洋社会学”的阐述，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的，并不具有“社会学”学科属性。最早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海洋社会学”的文献是庞玉珍的《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一文。她指出，海洋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海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否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能否成立的基础。海洋世纪使海洋与人类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因此，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使海洋具有了显著的社会特征。随后，学术界展开了很多的理论争辩，其聚焦点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理论建构。但是，直到现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社会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分支学科，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形成学术对话。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的参差不齐应当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具体而言，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并不占据多数，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海洋社会学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组成的，其中的社会学者数量比较有限。其次，缺少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甚至陷入了“社会学味道不浓”的尴尬境地。不少文献虽然冠以“海洋社会学”之名或者主题，但并不是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因而称之为“海洋社会学”并不贴切。这种问题必然导致海洋社会学在社会学界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近年来，崔凤从学科发展角度多次撰文，直陈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加强学科意识。他指出，我们要强调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社会学的特性，强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是海洋社会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海洋社会学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必须体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只有明确的学科属性，海洋社会学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海洋社会学才可能融入主流社会学之中。这一呼吁的核心意义在于唤起科学共同体的学科意识。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忽视了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范式，姑且不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单就学科合法性而言，也将是严重的危机。明确学科范畴有两个维度。一是科学共同体要明确学科意识，强化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应用。海洋社会学者也在对学术圈内既有的学术观点进行审视，并提出了真知灼见。比如，宁波关于“海洋社会”这一概念的建设性批判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二是海洋社会学需要主动加强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海洋社会学研究不能限于几所海洋大学，科学共同体可以“海洋开发”为平台，就其中的前瞻性议题与主流社会学展开学术对话，这一问题将在第三部分予以具体阐述。

（二）学科理论海洋曾作为非领土（non－territory）而被建构，是一个抵制“发展”而难以掌控的空间。而随着海洋开发技术水平的进步，人类的涉海活动明显增强，和海洋经济学等其他海洋学科一样，海洋社会学也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但是，海洋社会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海洋世纪”和“海洋社会”一度为科学共同体所津津乐道，但是，“海洋世纪”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更不是一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海洋社会”具有明确的社会学学科指向，但是能否成立尚值得商榷。毕竟海洋社会中人群的共同地域仍主要是陆地，海洋社会还是陆地社会的一种延伸。而如果“海洋社会”难以构成，那么，“海洋社会管理”、“海洋社会控制”等次级命题的提法亦值得商榷。可见，在核心的学科概念层次上，海洋社会学尚存在不确定因素。鉴于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态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方向性的转向。首先，走出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中。目前，海洋社会学主要停留于宏大叙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以及发展方向，等等。这对于刚刚兴起、正处于建构中的一门学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海洋社会学仅仅停留于宏大叙事，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就现有的文献而言，近期的宏大叙事型的学术研究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锐气和创新力，已经鲜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因此，海洋社会学亟待走出宏大叙事。其次，走向田野。理论不是臆想，理论的薄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验研究的严重滞后。海洋社会学可以围绕海洋开发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形成扎实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成果，进而建构海洋社会学的学科概念。当然，笔者需要澄清的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主题非常丰富，绝不仅仅是研究海洋开发。而是说，学科发展需要把握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显学”的背景下，通过“海洋开发”这样的国家战略性的重大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其获得学术话语权。再次，走向理论归纳。海洋社会学应从“社会人假设”出发，围绕人类海洋开发行为开展大力的经验研究。但是，仅仅开展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个案的累积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在经验研究中理解特定议题中的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深刻地认识社会，并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与观点。这些学术观点与概念的演化、推理，则可以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也能从环境社会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可资比较的经验借鉴。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其影响力已经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主流社会学的广泛认可。这不仅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和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议题契合，更重要的是，环境社会学家围绕诸如水污染、草原退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提炼出了具有较大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海洋社会学在重视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即重视经验研究中的“选点”，建立追踪研究与回访研究的基础，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需要“理论自觉”意识，需要增进学术自信。即：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特别是，西方话语体系日盛，但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因此，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不能盲从西方的理论体系，也不要刻意套裁西方的理论范式，重点在于根据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的实际开展原创性的研究。

三、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

台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目前，研究影响海洋开发的因素以及海洋开发的后果已经在科学共同体内达成初步共识。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海洋社会学不同于海洋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不能包揽一切，而是重在研究海洋开发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同时，需要关注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等因素。海洋开发政策的底层考察、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低水平开发与石油泄漏问题值得海洋社会学的特别关注。原因有三。一是这些议题可以发挥社会学的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比如，自下而上地研究海洋开发政策及其实施绩效。二是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主流社会学和其它分支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为海洋社会学与之对话提供了共同的话语体系。比如，海洋环境恶化也是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重要内容。第三，西方社会学家在此已经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在此可以开展中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海洋开发中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也可以为中国的海洋开发的科学实施提供具有可资比较价值的借鉴。

（一）海洋开发的底层考察社会学的研究不同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视角，特别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更需要“从下往上看”。正如斯科特所告诫的，忽视对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洞察，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往往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海洋开发固然是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引擎，但是正视海洋开发中的诸种问题并形成预防机制，对于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就学术研究而言，海洋社会学需要走出“应然”的价值判断，走向“实然”的事实调查与呈现，进而提出前瞻性的学术洞察。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海洋开发战略的科学实施。尽管近海开发的历史悠久，但这种活动的社会评价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出现。格拉姆林和布拉班特（SarahBrabant）指出，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远远超出了当地的供给能力，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活动，进而带动了当地诸如如房屋、医疗、学校、公共救助机构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税收，带动经济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兴起。所以，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这样的发展项目在推广过程中应该会得到积极的支持。但是，弗罗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地区（路易斯安那）取得成功的海洋开发项目，在另一个地区（北加州）竟然遭到了社区居民的强烈抵制。甚至，有关开发提案的项目听证会都遭到了数以千计的社区居民的袭击。这种反差具有深刻的社会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1969年，圣巴巴巴拉石油泄漏事件将海洋开发中的环境问题客观地摆在了世人面前，影响了人们对类似项目的态度。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显现。比如，在海洋开发热潮中，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建设人工岛，但不少项目因为缺少整体的规划，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或者缺少基本的公众参与，往往为当地居民所抵制，并引发社会冲突。比如，2011年1月，海南文昌拟在清澜港的出口旁填海造起一座占地300多亩的人工岛，但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来，填海会造成清澜港航道变窄，给出入清澜港的船只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当地渔民的船只都比较小，出入则会更加危险。同时，由于当地人口较为密集，人均耕地较少，不少人都是靠出海捕鱼和在海边捕鱼捞虾来维持生计，如果在此处填海建起一座300多亩的人工岛，势必会影响当地村民的收入。而最让村民担心的，还是填海可能导致河流入海口变窄，水灾时会加剧周边村庄的受灾情况。此外，村民还担心填海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所以，在有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部分村民仍然越过警察设定的警戒线阻止施工，后来还砸坏了镇政府轿车。单纯官方话语体系下的“发展规划”在此难产，社会冲突与失序也因此而产生。社会学的特长之一是学术批判，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性的研究可以防范社会风险，预防可能的社会冲突，降低社会成本，进而有助于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洋开发热潮，这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但片面的、短期的的经济开发也存在很多的隐忧。地方老百姓在海洋开发实施过程中是否真的受益？那些利益受损群体的经济与社会补偿如何保障？部分村民为什么反对海洋开发？特别是，在已经有技术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村民为什么还反对政府的海洋开发项目？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社会和文化难题？整体上看，这样的民间声音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中国社会的发育特征决定了难以爆发诸如前述美国加州那样的反对情形，但是，一旦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果也将难以预料。最近几年的已经在实践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前述文昌案例也已经说明了海洋开发中忽视底层民众意见的严峻后果。通过对海洋开发政策自下而上的民间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未雨绸缪，建立健全相应的预警机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海洋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是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的思维，同样需要社会学家参与到海洋开发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中。

（二）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部署以来，新一轮的海洋开发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近年来，国务院颁布或批准通过了诸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十多个规划，江苏、山东、浙江、辽宁等沿海省份的海洋开发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随着沿海开发强度的持续加大，对海岸带及近海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全国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脆弱区。其中，高脆弱区占全国岸线总长度的4．5％，中脆弱区占32．0％，轻脆弱区占46．7％，非脆弱区仅占16．8％。海洋开发活动是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陆续获批的沿海开发战略将带来新一轮的海洋和海岸带开发热潮，同时也会给业已脆弱的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海洋开发中的生态压力表现为多个方面，其中，以下两方面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首先，重工业布局沿海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给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增加了新压力。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的五个重点发展区域均分布在沿海，其中有四个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发展方向。从宏观的时空视角而言，这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产业的系统格局已经成型。由于重化工行业对“环境容量”需求大，往往分布于沿江、沿湖和沿海地区。而沿江和沿湖地区的生态压力已经很大，借助“海洋开发”这股春风，石油、钢铁等重化工产业纷纷向沿海集聚。即使这些重化工产业能全部达标排放，但也并不是“零排放”，势必给业已脆弱的海洋生态构成威胁。同时，那些在其它地方被关闭的重污染产业也往沿海转移。由此，海洋的生态压力和生态风险可见一斑。海洋社会学需要对重化工布局沿海化的社会机制、规律及其社会效应以及风险议题展开研究，为政府部门规避风险奠定基础。第二，所有的海洋开发规划均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但各地区沿海发展规划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重申了“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但并没有明确相应的规划任务。再比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于海洋污染防治方面仅仅再次强调了现有制度，但并没有提出针对北部湾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暂且不论海洋开发战略实施中的“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就是“文本法”本身亦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这势必给环保不达标项目的上马以及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提供制度漏洞，此时的环境保护恐已沦为“稻草人化”的境地。在这一议题中，海洋污染中所产生的受益圈（benefitzones）与受害圈（victimizedzones）的关系、人们遵守或者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公开的或潜在的规律性的原则、受害群体的环境抗争逻辑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特征非常值得社会学家的深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可架构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等分支社会学交流的桥梁，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社会学的主流化进程。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目标不仅仅是海洋经济发展。比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战略定位中，除了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战略目标的定位和目标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蓝色经济区”只是中介，最终目标是建设蓝色文明。但是，如果缺少严格的制度管制，海洋环境保护让位于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蓝色文明”可能并未实现，“黑色经济区”已经形成。归根结底，这里的核心议题还是如何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低水平开发与“吉登斯悖论”在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水平及其技术含量、自然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损程度等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与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的海洋开发不但存在无序问题，而且低水平、粗放型的海洋开发问题也十分突出。无论是在海洋专家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但是，在实践层面，低水平开发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在运作逻辑层面，这与气候变化中的“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颇为相似。“吉登斯悖论”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即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不直接，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它表明，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吉登斯指出，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在我们看来，“吉登斯悖论”适用于低水平开发问题，并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关于低水平开发，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但是，海洋开发主要由沿海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和操作，因此，高层的文件和规范性要求往往并不能实现初衷。其次，文本规范（政府文件、法律法规）的重视与低水平开发的现实并存。即使是地方政府，关于提高海洋开发水平的工作也可谓文山会海，但实施过程中并不乐观。归根结底，这还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停留在暂时的经济效益层面所致。再次，即使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前瞻性的思维，但对于大多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普通公众）而言，其行为都具有短期化的趋向。十项全能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人克里斯托夫来博鳌参加北京奥运会游泳场馆设计竞标会时曾说：“海南不论怎么发展，都不要把这种和谐的自然风光破坏了。”他认为，发展一定要有计划，不能无节制地开发。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教训。比如，在希腊，许多小岛当初海水很蓝、鱼很多，但后来许多发展商到那里建别墅、建酒店，造成极大的污染和破坏，以至于现在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炸掉它们，重新恢复小岛的自然风貌。但是，克里斯托夫的忠告并没有唤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海洋开发已经踏上了“生产的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上，过度开发、无序开发不但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因素，而且一旦踏上，就会形成惯性，短期内难以消除。海洋开发固然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冲动的发展模式及其后果的严峻性。

（四）海洋开发中的石油泄漏美国社会学家有关海洋开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项研究议题，即近海石油开发（offshoreoilex－ploration）和近海天然气开发。近海开发可追溯到1897年，1953年之后，海上能源开采活动拓展到了外大陆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近海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海洋开发中也有很多风险，比如，海上开采和海上运输中的石油泄漏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过度的近海石油开发会引发海域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埃克森—瓦尔迪兹号（ExxonValdez）溢油事件为例，说明了海上溢油与海洋开发中的政治体系紧密相关。石油泄漏是海洋污染的超级杀手，据统计，每年通过各种途径泄漏的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其中，以油轮遇难造成的污染最为突出。石油泄漏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直接污染海域，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同时，受污染的海产品则会通过食物链影响到人的健康。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再次将海上采油与海上石油运输的生态风险摆在了世人的面前，并对我国海洋石油运输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近年来，中国海洋开发活动中的溢油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2011年的渤海溢油事件，溢油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一事件暴露了我国海洋溢油中的环评体制、应急处理机制、信息、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也说明我们需要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除了从管理角度分析石油泄漏的责任体系之外，还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特定的政治经济格局。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在此具有较大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