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原告：刘宗幸，男，1964年3月2日出生，汉族，韶关冶炼厂工人。

    被告：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

    代表人：陈兴德，所长。

    第三人：梁传举，男，英德市沙口中心小学教师。

    1996年2月6日，第三人梁传举从英德市到韶关市办事。次日凌晨二时许，刘到其住在韶关冶炼厂的姑姑家，其姑姑家与原告刘宗幸的住所分属前后相邻的两幢楼（梁的姑姑住第4幢201房，刘住第5幢201房）。黑夜中梁传举把第5幢楼误认为是第四幢楼，梁上楼到刘宗幸家门口，便用其姑姑给的锁匙开刘的房门，开了约三分钟，门打不开。正在睡觉的刘宗幸夫妇被开门声吵醒，以为有小偷，刘便拿了一把三角刮刀去开门，梁听到房内有动静后没出声。刘开门后发现梁穿着大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长条状物（实是报纸），便用三角刮刀向梁刺去，致梁右肩受伤，被送医院住院治疗用去医药费996.30元，经韶关市公安局鉴定属轻微伤。在梁住院的第二天，刘宗幸前往医院看望，并向梁道歉。九公里派出处经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后，于2月18日作出001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刘宗幸殴打他人的行为给予警告处罚；又根据该条例第八条以9601号裁决书裁决刘宗幸赔偿梁传举1000元，负担医疗费996.30元。刘宗幸不服上述两项裁决，向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申请复议。韶南分局经复议，作出裁决维持九公里派出所的原裁决。刘宗幸仍不服，向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刘宗幸诉称：其行为并非故意殴打他人，第三人误开房门也有过错，在当时特定环境下认为第三人是小偷而误伤第三人，可以给予民事赔偿，而不应受到治安处罚，被告的行政处罚裁决不公正，不公平，适用法律不当，要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和赔偿损失、负担医疗费用的裁决书。

    被告九公里派出所辩称：原告刘宗幸于1996年2月7日凌晨二时许因第三人梁传举回其姑梁捌娣家时，误开刘宗幸的屋门，正在房内睡觉的刘宗幸听到响声起床手持三角刮刀，开门朝站在门外的梁传举身上捅去，致使梁右肩受轻微伤，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应受到行政处罚。

    「审判

    浈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梁传举在深夜错开原告的门，在听到屋里有动静时，又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叫门，原告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用防身的工具刀误伤第三人，其行为虽造成第三人轻微伤，但原告主观上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故不能构成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客体，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原告作出的裁决欠妥。原告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属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目的规定，该院于1996年4月22日作出判决：

    撤销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1996年2月18日第001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和第9601号赔偿损失、负担医药费用裁决书。

    一审宣判后，九公里派出所不服，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原告刘宗幸私藏管制刀具，并以此刀具刺伤了第三人，原告主观上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行为已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故其作出的两个裁决是正确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所作判决不当，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其裁决。被上诉人刘宗幸辩称：第三人梁传举半夜错开其屋门，自己拿工具刀自卫，刺伤梁传举目的是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是无故殴打他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不应受治安处罚，但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可按实际损失给付赔偿，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第三人梁传举以其只是因错开了原告刘宗幸房门，却被原告用刀捅伤造成身心巨大创伤，原判决错误为由，要求二审法院追究原告的责任，赔偿因其住院，单位、亲人看望、失血营养补助，衣物损失等10000万。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刘宗幸在第三人梁传举误开其房门时，一开门不问原由，便用三角刮刀将梁刺伤，其明知使用刀具向他人刺去，会造成他人伤害，而故意刺伤第三人，客观上又造成第三人轻微伤害，其行为已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人梁传举半夜无意误开他人房门，虽客观上骚扰了他人，造成刘宗幸心理紧张，但无任何故意。因此，上诉人九公里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八条仅对刘宗幸殴打他人给予治安警告处罚和赔偿第三人的损失、负担医药费并无不当；但对赔偿损失一节有误，梁传举购置的牛仔裤135元非直接损失，应予变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撤销上诉人所作出的两项裁决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五条、第八条之规定，该院于1996年7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浈江区人民法院（1996）韶浈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1996年2月18日第0010号治安处罚裁决书和第9601号关于负担医疗费用996.30元裁决。

    三、变更上诉人所作的第9601号裁决中赔偿损失1000元为840.10元，即由刘宗幸赔偿梁传举840.10损失，负担医疗费996.30元，两项合计：1846.40元。

篇2

    原告：张帮熙，男，50岁，古蔺县黄荆乡干部。

    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周仁杰，局长。

    1991年3月某日，张帮熙到古蔺县城出差，在蔺州旅馆与暗郭某相识，问明其身份和宿价格后，张付给郭现金20元，与郭发生了性行为。1991年11月，郭因在其他地方，被公安机关抓获。审查中，郭交代了张帮熙与其奸宿的行为。1992年1月2日，古蔺县公安局作出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以张帮熙宿暗，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给予张帮熙警告和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张帮熙不服，向泸州市公安局提出申诉。泸州市公安局认为，原处罚裁决认定张帮熙宿暗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该违法行为系6个月后才被公安机关发现，依法不应再给予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条之规定，于1992年3月12日作出裁决：撤销原处罚裁决，对张帮熙改以责令具结悔过。张帮熙仍不服，以公安机关认定其宿暗严重失实等为理由，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

    古蔺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帮熙宿暗的违法行为，有暗的多次陈述和本人实施行为的口头和书面交代，有证人证明张与暗在旅馆客房单独接触的证词等证据在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泸州市公安局认定张帮熙实施了宿暗的违法行为，给予其责令具结悔过的处理，并无不当。原告请求不予支持。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1993年9月3日作出判决：

    维持泸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申诉裁决。

    张帮熙不服，向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帮熙与卖女郭某发生性关系，并给付郭某价款20元的事实清楚，其行为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宿暗行为，泸州市公安局对其作出责令具结悔过的处理，一审法院予以维持是正确的。张帮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4年7月20日，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就案情而言事实比较清楚，但在审判和处理过程中却涉及到两个争议较大的法律问题。

    一、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令具结悔过不服，当事人是否有权起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六条明确指出，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分为警告、罚款、拘留三种。第三十九条则规定，只有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才可以提出申诉和提起诉讼。张帮熙不服古蔺县公安局对其宿暗行为所作的警告和罚款处罚决定，经提出申诉，泸州市公安局撤销了原处罚决定，改为责令具结悔过，县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消失；市公安局所作的责令具结悔过的处罚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因此，原被处罚人张帮熙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使起诉，人民法院也不应受理。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误解了有关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定，理由是：

    第一，责令具结悔过决定是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本案的处理经过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作出的责令具结悔过决定具有三个特点：（1）它是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2）它是公安机关作出的能够对治安管理相对人产生有关权利和义务影响的单方行为。这种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的强制力，非以法律的原因并经过法定的程序，不能停止它的执行，有关当事人必须遵守和服从。（3）它是公安机关针对特定的人，就特定的具体事项所采取的治安管理措施。以上三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解释，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所有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相对人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依法受理。

    第二，责令具结悔过决定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理应享有诉权。责令具结悔过决定虽不涉及当事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婚姻自主等项人身权利，也不产生撤销或限制权利的法律后果，但由于它是一种影响相对人声誉的处理形式，对相对人的名誉权无疑要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它是以确认相对人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为前提，并要强制相对人写出承认错误，保证不得再犯的悔过书，这样既可能降低对相对人的思想品质、道德操行、生活作风的社会评价，也可能在职务提拔、工作调动、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给相对人造成不利影响。而名誉权属于“其他人身权”的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提起的诉讼，理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第三，上级公安机关撤销原处罚决定后，当事人不服，依法有权起诉。上级公安机关的裁决本身就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它不仅对原被处罚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作出了裁定，而且对申诉人的要求作出了回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的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里，不论裁决的内容如何，只要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即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对已超过追究时效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给予责令具结悔过处理是否合法、正确？

    所谓追究时效，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该条规定的含义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受到追究，对该违法行为的处罚权因逾期不行使而丧失效力，即使该违法行为达到了应受处罚的严重程度，也不能再给予法律制裁。

篇3

    原告：骆淑芬，女36岁，汉族，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干部，住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后街33号。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局长。

    第三人：董焕芝，女，49岁，汉族，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工人，住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后街33号。

    第三人：范志华，男，29岁，汉族，天津市工人俱乐部职工，住址同上。

    第三人：陈宝运，女，30岁，汉族，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干部，住址同上。

    董焕芝与范志华系母子关系，范志华与陈宝运系夫妻关系。董焕芝、范志华、陈宝运与原告骆淑芬系同院邻居。双方平素关系不睦。1990年7月15日晨8时许，骆淑芬将自家门前的雨水向院内地漏清扫，董焕芝见状便将骆淑芬扫向地漏的雨水往回扫，范志华也帮其母往回扫雨水，为此双方发生争执。此时，董焕芝的丈夫范恩财用污秽下流语言辱骂骆淑芬。范恩财离开现场后，范志华继续当众用专指妇女生理特征的极其污秽下流的语言和手势对骆进行侮辱。骆淑芬在此情况下，打了范志华一记耳光。范志华、董焕芝、陈宝运便共同对骆进行撕打，范志华踢伤骆的腹部，被群众拉开后，董焕芝、陈宝运阻止骆离开现场，继续揪打骆淑芬，致其当场昏迷。经医院诊断：骆淑芬“脑外伤综合症”，“双手挫伤，左中、下腹部挫伤”，住院治疗15天。董焕芝“左手软组织挫伤、右前臂表皮挫伤”。董焕芝、范志华、陈宝运的行为引起了在场围观群众的公愤。

    对此，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分别以“殴打他人”为理由，给予董焕芝拘留十五日处罚；给予陈宝运拘留十日处罚；以“公然侮辱妇女”为理由给予范志华拘留十五日处罚。董焕芝、陈宝运、范志华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申诉。天津市公安局经复议认为：董、骆两家此次纠纷，双方互有责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以“殴打他人”为理由，对董焕芝改裁罚款200元；对陈宝运改裁罚款100元；以“侮辱他人”为理由，对范志华改裁罚款200元。骆淑芬对申诉裁决不服，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判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第三人董焕芝故意滋事，挑起事端，且殴打原告骆淑芬致伤；第三人范志华当众用专指妇女生理特征的极其污秽下流语言及手势，公然对原告骆淑芬进行侮辱，情节严重。根据第三人董焕芝、范志华的违法事实，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予以罚款处罚，显失公正。第三人陈宝运殴打他人，情节一般，给予罚款100元处罚，并无不当。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四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变更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治安管理处罚申诉裁决，对第三人范志华处行政拘留十五日；（二）变更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治安处罚申诉裁决，对第三人董焕芝处行政拘留十五日；（三）维持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对第三人陈宝运罚款100元的治安处罚申诉裁决。

    一审判决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第三人董焕芝、范志华、陈宝运均不服，分别以法院判决干涉公安机关自由裁量权和认定事实不符为理由，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董焕芝、范志华、陈宝运的行为虽系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但被上诉人骆淑芬的作法也有不妥之处。上诉人董焕芝、陈宝运、范志华共同殴打被上诉人骆淑芬致伤，上诉人范志华用专指妇女生理特征的极其下流的语言和手势当众公然侮辱被上诉人骆淑芬，情节比较恶劣，后果比较严重，社会影响极坏。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确认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对上诉人范志华、董焕芝的罚款处罚显失公正，并无不当。该院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1991年11月29日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天津市公安局的申诉裁决显失公正，应当依法予以变更。其理由是：

    （一）董焕芝、范志华、陈宝运三人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其行为有以下特征：

    1.情节恶劣：范志华当众用专指妇女生理特征的语言和手势对骆淑芬进行侮辱、谩骂，内容十分下流污秽；范志华、董焕芝对骆不仅侮辱、谩骂，还行揪打，属两种违法行为。

    2.后果严重：骆淑芬被董焕芝、范志华、陈宝运三人揪打后，当场昏迷，致使其患“脑外伤综合症”、“双手挫伤，左中、下腹部挫伤”，住院治疗15天。骆淑芬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3.社会影响很坏：纠纷发生过程中，有数十名群众围观，对董焕芝一家人的蛮横行径愤慨不已，董家的言行已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根据以上情节，一裁机关对董、范予以拘留处罚是正确的；二裁机关又改为罚款处罚，实属显失公正。

篇4

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有以下几种：

1.非法携带、存放枪支。弹药或者有其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的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如违反《枪支管理办法》的规定没有申领持枪证，或在城市、集镇、居民点、风景游览区等不准鸣枪的场所任意鸣枪。

2.违反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生产、销售储存、运输、携带或者使用危险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够刑事处罚的。

3.非法制造、贩卖、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或者管制刀具的。如根据公安部于1983年的《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非法制造销售、携带和私自保存管制范围内刀具的，公安机关应予取缔，没收刀具。并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条款予以处罚。少数民族由于生活习惯人要佩带的刀具，由少数民族自治区制订办法管理。

4.经营旅店、饭店、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供群众聚集的场所，违反安全规定，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5.组织群众集会或者文化、娱乐、体育、展览、展销等群众性活动，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6.违反渡船、渡口安全规定，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7.不听劝阻抢登渡船，造成渡船超载或者强迫渡船驾驶员违反安全规定，冒险航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篇5

家暴分情况来判刑。实施家庭暴力致人轻伤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构成虐待，根据情节和后果作不同的处罚：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这种案情是告诉的才处理；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家暴行为尚且不构成犯罪，可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无过错方有权可以在诉讼离婚时候按规定请求损害赔偿。

【法律依据】

《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爱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论文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价值取向；权力制约；权利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首先要明确价值取向的含义。

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一部法律的价值取向反映的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处理各种法律关系时所持立场。2006年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从立法内容上看较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重大的变化是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这主要体现为应受治安处罚的行为范围得以扩大，治安处罚的种类增多，增设了治安管理中必要的强制措施等。同时，在权利行使方面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规范。这集中体现为处罚权与强制权的运用要符合正当程序，完善了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权利救济等制度。

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限制公权，尊重和保障私权。《处罚法》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整对象是公安机关与受处罚人的关系，立法如何协调这种关系便能体现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就治安管理处罚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和剥夺的手段，因此，如何处理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和治安相对人的权利便是中心问题。《处罚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宗旨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据此《处罚法》在努力寻求公权力与私权利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既要加强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又要严格规范公安机关公权力的运用。其价值取向不是单一的，而是控制公安机关公权力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统一。

二、权力的赋予与制约

（一）规定必要的强制措施并予以规范。公安机关在进行现场治安处置过程中，法律赋予其必要的治安管理强制措施权。如《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在现场处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时，可以采取收缴、追缴、责令禁止进入特定场所、强行带离现场等治安管理强制措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公权力，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二）设计正当的程序制度，规范和限制权力。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证。《处罚法》共设计了35个条文。其中处罚程序占30%。这符合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为了防止因权力使用不当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处罚法》重点对治安处罚程序做了程序正当的制度规定：1、处罚的回避制度；2、处罚的听证制度；3、处罚的时效制度；4、处罚的告知制度。

（三）设计处罚救济制度，有效制约权力。《处罚法》明确提供了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权利救济途径：1、可以向公检及行政监察机关寻求救济；2、可以自主选择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渠道。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立法上对权力予以有效地制约是十分必要的。对公安机关权力的制约，是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

三、权利的赋予与保障

权力的制约与权利的保障作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是相辅相成的。对权力的制约最终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赋予并保障公民的权利更是直接的对私权利的保护。这一价值取向贯穿《处罚法》的始终。

（一）完善处罚适用规定，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如《处罚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70周岁以上的；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人员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可以做出拘留的处罚，但不能送达拘留所执行，充分体现了保护人权、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二）完善处罚程序规定，保障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条例》对处罚的程序规定只有10条。《处罚法》在原条例的基础上补充到了35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期限和尊重人权等程序的规定上更加人性化；二是在搜查和人身检查等程序的规定上更加人性化；三是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三）扩展应当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确保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行政权的扩张必然导致公民的某些权利自由受到限制，但同时行政权的扩张必然促使公民权利的总和得到扩充。《处罚法》从原条例的基础上扩展到119条，其中规定治安处罚行为的条款共有54条125项，不仅是篇幅的增加，重要的是应给予治安处罚的行为增加，扩展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范围。

篇7

该行政诉讼案件于今年9月2日上午第二次开庭，合议庭根据庭审质证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2003年4月19日，蔡宗德对原告小莹及其母亲俞建英实施了侮辱行为，后还发展到蔡宗德及其家人与原告的父母陈正华、俞建英发生扭打。原告报警后，被告所属的海虞派出所福山警务站接警处理，并将蔡宗德、陈正华带离了纠纷现场。在公安民警离开纠纷现场后，蔡宗德之妻姚凤宝及女儿蔡维英、女婿王叙晚又与原告母亲俞建英发生争执并相互扭打，期间王叙晚将原告踢伤，事后，原告之伤经法医鉴定为人体轻微伤。原告再次报警后，被告所属的海虞派出所福山警务站又接警处理，并对原告的报警于当日以治安案件立案，此后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

2003年8月9日，被告所属的海虞派出所经集体讨论，决定对该案进行调解处理，并分别于2003年8月19日和同年9月2日两次组织蔡宗德和陈正华就陈家人受到的侮辱及相互扭打引发的伤害损失进行了经济赔偿调解，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赔偿数额差距较大而未达成协议。此后，被告未再对双方相互扭打及王叙晚打伤原告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庭审中，被告确认对该案已作调解处理，不再作出任何治安行政处罚，该治安案件已结案。

庭审辩论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是否应对殴打致原告受人体轻微伤的侵害人作出治安行政处罚进行了辩论。原告认为，虽然被告组织了原告家人和侵害人蔡宗德一方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被告也未再对侵害人作出行政处罚，被告陈述该治安案件已结案，应认定被告未履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违法，被告应对殴打致原告受人体轻微伤的侵害人作出治安行政处罚。

被告认为，原告一家与蔡宗德一家因邻里纠纷而引发打架事件，被告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案件作调解处理，这是被告在其职责范围内可行使的职权。公安部的解释规定：调解处理的，不做处罚。这样的规定，应当与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可以调解处理的目的是一致的，进行教育、消化矛盾是目的，为达到该目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处理是合法合理的。虽然现行的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了调解不成还应处罚，但当时本案处理时并无此规定。故不论调解是否能达成协议，只要对案件调解处理，就不再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

篇8

【法律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多次聚众斗殴的；

（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

（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

篇9

1，对于该纠纷性质的认定，区公安局认为，汪某属于妨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由此对汪某进行了处罚，笔者认为对汪某的行为认定为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这种定性是错误的，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执行公务的行为有以下标准：（1）该行为实施者必须是公务员或者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正式工作人员，或者是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执行公务的人员；（2）该行为实施者必须出于执行公务的动机和目的；（3）该行为必须在行政职权范围内进行，不得超越职权。单纯以公务人员的行为是否在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内进行判断是不恰当、不全面的。行政机关执行公务应当遵循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应当表明身份，可以通过着装、出示证件或佩带有关值勤标志等方式表明自己的公务身份。在本案中，任某是工商局干部系国家公务人员，但他的买苹果的行为并不属于执行公务的行为，因此汪某对其不满进行殴打并不是对公务行为的妨碍。该纠纷是个典型的民事纠纷，即平等主体任某与汪某因买卖关系发生的民事纠纷，因此区公安局对汪某行为定性为妨碍公务的行为并依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是错误的。

2.从案情得知，对于任某和王某的民事纠纷，区公安局直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的规定，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并责令汪某赔偿任某的全部医药费200元。笔者认为这种行为虽不失合法性，因为调解毕竟不是处罚的必经程序，但从常理上来说，该纠纷属于民事纠纷，根据民法中的自愿协商原则，先对于他们俩的纠纷进行调解处理更为恰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调节处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毁损他人财物等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本案中，任某与汪某之间因商品买卖发生民事纠纷，他们之间发生了打架斗殴行为，可先由区公安局进行调节，经区公安局的调节，汪某与任某之间若达成了协议，比如达成了汪某对任某支付医疗费，赔偿道歉的协议，区公安局可以不对汪某进行处罚；经区公安局调节，汪某与任某之间未达成协议，或者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当事人双方不履行调节协议的，去公安局应当依法对汪某进行处罚，并告知任某可以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

二．关于汪某不服区公安局的处罚的救济问题。

本案中，区公安局认为，汪某属于妨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的规定，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并责令汪某赔偿任某的全部医药费200元。汪某对这个处罚不服。由于行政处罚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且该案件是复议选择案件，即当事人可以先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法院提讼，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讼。因此这是对汪某来说，有两种救济措施，一。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1．依法提起行政复议。⑴.行政复议当事人。汪某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在这个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中，复议申请人是汪某，若汪某死亡，则他的近亲素可以取得申请资格；因为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是做出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做出处罚的行政机关是区公安局，因此复议被申请人是区公安局；复议机关如果没有例外情况是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机关，因此本案中复议机关是区公安局的上一级机关即市公安局。本案中存在行政复议第三人，因为汪某与该行政处罚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应列汪某为行政复议第三人。⑵行政复议的申请与受理。汪某应该在知道具体处罚之日起60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常理由耽误的时间，不计入复议期间。区公安局应当在受到汪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后5日内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受理，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于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告知汪某向有关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若不数以前两种情形的，自市公安局的负责处理行政复议的办事机构收到汪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即为受理，复议申请材料不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办事机构应该书面通知汪某补正，汪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汪某放弃行政复议申请；汪某按照补正通知的要求补正的，复议申请仍自办事机构收到之日起受理。⑶行政复议的审理。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即市公安局根据书面材料查清案件事实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当事人以书面像是提出自己的申请意见和答辩意见，以书面形式提交和运用证据；汪某提出或者市公安局的负责处理行政复议的机构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书面审理以外的方式，即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甚至可以实地的调查核实证据，可以听取汪某、区公安局以及任某的意见，甚至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在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汪某说明理由，并且经市公安局内负责行政复议的办事机构的同意，汪某可以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撤回后汪某禁止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该在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若情况复杂，不能在60内做行政复议决定，经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批准，并告知汪某和区公安局，可以延长至90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⑷行政复议的结案，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该案中市公安局经查认为，汪某的行为性质属于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根据《治案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仍然处以汪某10天的拘留，赔偿任某200元的医药费。⑸复议期间原则上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因此汪某如果向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区公安局仍然可以对汪某执行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决定。2.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汪某也可不经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⑴该案行政诉讼的管辖。在地域管辖方面，该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为区公安局对汪某的行政拘留决定，直接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不仅可以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方面，该案不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因此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该案若汪某直接提出行政诉讼，则由汪某所在地或者区公安局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⑵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原告必须是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人，汪某认为他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区公安局的行政处罚行为的侵害，因此在该案中原告为汪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在该案中，行政诉讼被告是区公安局。“同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任某是治安违法行为的被害人，公安机关能否公正地处理汪某的违法行为，直接涉及到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就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因此，任某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⑶行政诉讼的和受理。该案中，汪某应该在知道作出行政处罚之日3个月内，向法院，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由于不属于汪某自身的原因超过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期间内，若汪某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讼，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期间内。人民法院受到状后，应当进行审查，审查处理的期限为7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做出裁定不予受理。⑷行政诉讼审理中的特殊制度。法院对该案件的审理期限为3个月，从立案之日起计算，其中鉴定、处理管辖争议或者意义以及中止诉讼的时间不计算在审限内。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魏依据。地方性法规使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在该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汪某申请撤诉，或者区公安局改变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汪某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允许，由人民法院裁定。⑸行政诉讼裁判。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槛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⑹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朽为的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因此本案中，诉讼期间原则上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即区公安局可以对汪某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如有例外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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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部法律在立法目的、管辖权和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的衔接

1、在立法的目的方面。这两者在立法的目的方面具有一致性，只不过是运用的手段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综合治理手段相对于《刑法》的惩罚手段来说发挥了极大的补充和协助作用，和《刑法》实现了有机的衔接。

2、在管辖权的体制方面。这两部法律在属地管辖方面的规定基本一致。只不过《刑法》所采用的是以属地管辖为主的混合管辖权体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只采用了属地管辖的原则。

3、在行为和惩罚的相适应方面。《刑法》坚持的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体现着治安管理处罚和治安管理行为相适应的原则。这两部法律在惩罚的轻重和违法犯罪行为的轻重必须要相适应的原则上基本是一致的。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在行为和处罚规定方面的衔接和协调

1、在法律调整范围上的衔接。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在相关规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这两个法律在扰乱公共秩序和妨害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都实现了调整范围的有机衔接。在上述的一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作了规定。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7条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和第65条有违善良风俗的规定以及第29条计算机违法的规定等，都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完成了调整领域上的对接。

2、在法律构成要件上的衔接。违反治安管理所调整的大部分行为，从构成要件上来看，和犯罪行为的表述比较类似，只不过是有量或者程度上的差别。比如盗窃在达到一定数额和伤害到一定等级时就认为是犯罪，不然就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对于同一行为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适用《刑法》，常常是因为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罢了。和犯罪行为相比较，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不过是情节轻微、尚不足以构成犯罪的，只是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一般是接受治安管理处罚。另外，在违法犯罪的主体上，这两个法律在规定自然人主体以外，都是规定单位能够成为犯罪主体。可以说，构成要件的进一步统一不仅使立法体系更加统一，也使得执法和司法更加规范，更加便于操作。

3、在处罚体制构建上的衔接协调。我国的刑罚体系由主刑与附加刑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借鉴了刑罚模式，建立了全新的治安处罚体系。把治安处罚种类分成主罚与附加罚两种。治安处罚体系中的罚款和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在适用上趋于接近。这两者既能够单独适用，也能够附加适用（并罚）；此外，对于人身罚，在处罚程度上，这两部法律都实现了进一步的统一，体现了治安处罚的科学性。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尚需进一步协调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改进的方面。

1、基本原则问题。《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保障人权和防止刑罚权的违法行使，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处罚权的行使方式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有很多学者据此也认为该法律坚持了违法行为法定原则，但是本人认为，该法没有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法定原则宣示，这的确一个遗憾。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对于“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可是，什么是“强制性教育措施”呢？法律指向并不不明确，这都和“违法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的缺位有很大的关系。

2、责任免除阻却事由问题。《刑法》第16条、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和正当防卫以及紧急避险；但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不可抗力和正当防卫以及紧急避险等早已在法律中定型为免责行为，中外法律都有相关规定。所以笔者建议，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以及不可抗力等行为，在立法上应该规定其责任排除。

（二）《刑法》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几个方面。

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刑法》实施很久之后`才得以出台，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在很多方面的内容上对《刑法》未来的修改有借鉴意义。

1、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体立法指导思想，很值得《刑法》借鉴。《刑法》的修改制定工作是在我国第3次大规模的“严打”运动前后完成，有很大的的重刑化倾向，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规定的死刑较多，在未来的刑法修改当中，应当注意刑罚的轻缓化。

2、在基本原则上，《刑法》尚存在有欠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刑法》上却没有相应体现。既然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人为本，对于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应当从教育其悔过自新为出发点，所以，笔者建议在修改《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应当考虑增加“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在属地管辖权方面《刑法》存在的欠缺。《刑法》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并没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规定，根据语言逻辑习惯，如果是在港澳台的船舶和飞机内的犯罪也应当适用本法，但实际上无法如此规定，所以在法律条文上应该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在这一点上，《治安管理处罚法》非常值得借鉴，该法的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

总而言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在立法上比较重视彼此之间的有机衔接，也较好地体现着法制统一的原则，它不但能促进于该法的顺利实施，防止由于相互冲突而出现尴尬局面，并且也给以后的其他立法活动树立了榜样，意义非同凡响。当然，这两部本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在很多方面的协调还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以真正实现立法的有效统一，从而保证执法和司法的最佳效果。

（作者单位：郑州市政法干部学校）

参考文献：

[1]杨新京.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竞合问题研究. 人民检察. 2007(05)

[2]吴情树.《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研究——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三明学院学报. 2008(01)

[3]孙振雷.的刑法基础.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