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
时间：2023-05-04 13: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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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综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议版权所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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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战略
一、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介评
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以前，很有必要先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予以简单评价。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外可谓众说纷纭，但从学术渊源或其基础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另一个是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体系。前者是宏观分析，即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之一是完全竞争；后者是微观分析，即从企业层次出发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由于完全竞争假设与经济生活的现实相距太远，同时从微观层次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切合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需要，故后者是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流。从微观方面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主要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以及费农、约翰逊的区位因素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明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邓宁在总结了这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这些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二十多年来这一理论成了解释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与主流。
邓宁认为，前几种理论都是孤立的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和行为机制，而实际上，直接投资只是跨国企业全部经营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跨国企业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经营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和方式。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垄断优势论、内部化优势论和区位理论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跨国经营的决定因素概括为三类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这三类优势的拥有程度作为垄断企业跨国经营方式选择的依据和条件。按照邓宁的看法，跨国直接投资发生的充分条件是需要三个优势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客观地讲，虽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内容上只是一种“综合”，没有多少创新，但它吸收了各派理论的精华，运用多种变量来分析解释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能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困此相对其它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该理论是根据西方私人对外投资行为提出来的，难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做出科学的解释。
1、该理论过分强调了跨国经营企业的既有优势，即各种优势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由于跨国企业是在与本国环境不同的东道国内动作，强调企业本身拥有某些优势以抵销跨国竞争的额外成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邓宁为代表的优势论者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进行跨国投资，并且把这种认识从企业推广到国家，这是不太吻合现实情况的，事实上，并不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已突破主流优势论者的论断，发展对外投资，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还直接向发达国家投资。这种现象给优势论者以沉重的打击，究其根源，优势论者至少忽略了三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邓宁所说的绝对化；二是跨国经营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中积累；三是这三种优势具有互相替代性。
2、该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来自理论视角来展开分析，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间的利益联系。前面所述的优势理论，基本上以企业作为不受国家任何直接干预的独立主体为前提，这在一些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发达国家中可能是恰当的，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这种抽象并不恰当。在这些国家中，国有制企业的跨国投资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同国家利益息息有关。国有企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通常也是国家贯彻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动因时，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追求，是不适当的。
二、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前面的论述表明，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过分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既有优势，这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是不相符的。作者认为，必须从这一理论的缺陷及其与现实的差异寻找突破口，来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1、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并且优势总是相对于同一市场中同一行业的其它企业而言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不同国家企业的总体实力对比上看，发达国家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如果深入到具体行业看，不同国家的企业则又各有所长，从而各自有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领域，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进入不同东道国市场，企业优势对比的这种相对性就更为明显。我国的某些制造企业在进入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时，其密集使用劳动和规模较小的设备和技术，就可能比发达国家先进但密集使用资金的企业更受欢迎。
2、作者认为，跨国投资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以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要国外确实存在着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国内暂时没有或不易取得的，企业就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这种优势，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公司，如丰田、可口可乐、雀巢等一开始都是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跨国经营才成长壮大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可以用这些有利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使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更为强大，目前我国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同样可以走出去，获得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现从小到大的迅速成长，积累自己的优势。
3、前面谈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它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这是不适当的。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认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不失为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思路。
（1）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可以为国有企业提供现成的外部环境。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关键环节之一不在于企业本身，而在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规范的市场行为、成熟的法律框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等。在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的经营效益并不差，但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却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从而也压抑了其发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可以使国有企业直接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真正地显示其效益，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2）企业的产品结构可以得到调整。国有企业整体效益较差的一个原因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条件下无法继续生存。海外经营可以使一部分产品向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3）创新是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从企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给到生产的工艺，方法和生产的产品以及它所面对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将面临一次彻底的创新。这必将对我国的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有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工贸企业、金融性企业、服务性企业等多种类型。但总的来说，规模少而分散。而国际竞争是规模与实力的竞争，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往往是大型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1、大力发展实业型跨国公司。规模化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企业的规模化水平普遍很低。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以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另外，要鼓励已有的企业集团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以便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充分发挥综合商社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我国旧的统收统购的外贸经济体制使得工业和贸易二者脱节。若用综合商社的形式，将两者联合，使工业企业较强的投资生产能力和外贸企业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及经营经验相结合，再加上跨国银行强大的金融支持，则可大大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综合商社组织是我国开展跨国经营的理想的投资主体。
（一）投资方式战略
1、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灵活多样。一个国家的自身经济状况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它对外投资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身资金比较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型”对外投资，相对来说，机会成本较大。为了更有效地回避和防范投资风险，更充分地利用东道国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享受更多的东道国投资优势待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较快地占领东道国市场，选择合资的方式对我们比较有利。
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也决定了应以合资方式为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起点较低，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规模方面，还是从体制因素方面来说，都不明显，有的方面甚至还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学习和获取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为主。以合资方式进行投资，有利于我们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且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便于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当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是由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三个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以上意见只是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总的看法，具体到每一个投资项目，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相机决策。
2、应该重视以实物出资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国内正处于一个产业调整、结构转变的时期，前一段时间由于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等原因造成的国内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将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这一过程中将释放出许多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其他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起来，选择适合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但促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了浪费，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使其发挥出新的生命力。
3、应重视直接对外投资中的跨国购并方式。目前跨国购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我国对这种方式还不太熟悉。跨国购并具有其它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购并进入比新建更为优越。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一海外投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有选择地加以灵活动用。
（二）地区选择战略
目前，从投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但大多数集中在港澳地区，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不难看出，投资过于集澳和发达国家，而忽视了最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关系较好，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而中国企业又具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占比较优势的技术、设备、原材料、要素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创造比较好的经济效益。那么具体选择哪些国家呢？作者认为一般应考虑下列因素：一是本地区、本行业的优势与经济技术条件：二是是否符合东道国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能否享受优惠待遇；三是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国内商品出口的程度；四是能否做到投资少，见效快，共同受益；五是分析各国投资环境、考察项目的发展前途。
（三）宏观支持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纯粹的企业行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我国的跨国投资工作。
篇3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效应 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国际竞争力等都有重大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并且经济也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中，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必然选择，它可以扩大国外市场、促进国内的就业水平、改善企业的技术水平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大都是参考发达国家的，这些理论也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因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理论更侧重于可行性和投资方式，而轻视投资母国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了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该加强对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和宏观经济的关系。从应用方面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积极意义。以下将主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其特点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的扩大，其逐渐成了国际经济交易中的主导力量，如今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趋势，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发达国家垄断的直接投资市场上，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的名次已经提高到了前几名，投资流量的名次在稳定中保持增长。另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从规模上分析，中国每年的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五，增长速度非常快，并且中国在9年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突破了3000亿大关。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相对中国经济实力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世界总额的比重还比较低，规模相对还比较小。从产业上分析，中国大多数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邮政业和采矿业。行业分布广泛，其中，租赁和服务业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最多的行业。其他分布较多的行业是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低，对制造业投资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因为制造业占总投资的比例是提升竞争力的表现形式。从地区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其中在亚洲的投资最多，这是由于中国处于亚洲地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处。而拉丁美洲有中国需要的稀缺资源。不过，对于这些国家的投资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技术的局限性使其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技术。另外，在非洲以及北美洲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有些地区却出现了负增长，有待加强。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走出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企业发挥优势、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中国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中，这就要求中国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走出去是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每个企业也是如此。随着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分工的深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加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才能发挥中国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另外，跨国企业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走出去还能扩大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同时，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培育过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国际市场，但这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中国也更容易与国际市场相融合，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也会具有国际市场的特点，这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将迫使国内市场寻求生存空间。再者，为了稳定和扩大中国对外贸易，也需要走出去，一些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的重大意义。除此之外，走出去也可以优化和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够及时转移低层次产业；走出去也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
（一）对中国技术方面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使技术从投资国转移到东道主国，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先进技术的输出，而在传统观念中，引进先进技术则是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或者引进外资。实践证明，引进外资并不能获得先进技术，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在较短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国外新技术发展的信息，以此来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另外，我们也要积极向一些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学习，比如日本和韩国。在当今社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尤其表现在技术创新上，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再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可以加快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步伐。为了能够在与别的国家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型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除此之外，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应该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来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比如可以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对于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实行兼并和收购。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外部动力。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可以促进企业整体技术的进步。
（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合办的生产性企业，中国一般投资设备、物资和技术，这就扩大了成套设备和物资的出口。第二，与国外合资开办的企业，在制作和加工的过程中，可以促进中国和产品相关的材料和劳动力出口。第三，在中国投资技术的合资产业中，专利、专有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出口有所增长。第四，为了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行情，减少盲目性，可以通过海外投资办厂来实现。第五，根据当前的形势，在海外投资办厂有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避免了一些国家设置的配额、关税等，从而可以扩大中国的出口贸易。
（三）对投资国就业的影响
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部分工作机会丧失，这包括本来可以在母国生产而后出口的产品的就业机会丧失，还包括在国外的企业把生产好的产品出口到母国，从而导致就业机会损失。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产生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包括向国外子公司提供服务创造的就业机会、国外子公司对本土机构人员的需求带来的就业机会等。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就业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对就业的影响还是比较积极的。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影响从事制造业的人员和批发、服务业的人数，制造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这两个产业的影响可以促使就业人数的增加。
四、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美国带来了很多利润，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积极效应，但是也使美国的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有些统计数字可能存在偏差，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以下将分析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不完善
虽然中国与很多国家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条约，但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这就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很多中国的对外投资立法，大多是关于企业在出国前的审批管理，而对企业出国后的相关法规却很少，很多方面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二）缺乏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目前，中国处于体制转型阶段，海外保险制度的缺乏，不能保证海外企业投资的安全性，降低海外企业投资的风险，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三）企业技术特征的制约
中国海外企业大都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密集型技术，自主开发的能力弱，大都是集中研究和开发的模式，这样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生命周期短、容易被模仿等。如今，在中国，企业技术开发的投入所占比重很低，科技开发所占的比重还不足1%，在国外，这类企业是很难生存的。中国的很多大型企业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即使有些企业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也不能正常地进行技术开发，这样就很容易出现恶性循环，最终使企业被淘汰。
五、改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
（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可以使对外直接投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应尽快制定出一些相关部门的专门法律，及时对海外企业的经营主体、审批程序、产业政策、资金融通、企业内部管理、利润分配等作出法律规定，使中国的海外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政府应该保护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获得利益，因此，应该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一方面要设立机构，另一方面还要有法律规定。承办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机构必须具有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相关功能，这样有利于海外企业投资的运行，可以使遇到的政治问题转化为商业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具体应包括以下几项：被保险人、保险范围、损失补偿等。另外，中国应该积极加入国际上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还应该争取和东道主国家签订有利于中国重点投资区域的条约。
（三）企业应努力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
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各个企业应该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因为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一样，对投资规模和需求的层次也不一样，所以企业应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制定海外投资策略。再者，企业应该具备自身独有的优势，这样才能使跨国经营活动不受阻碍，如核心资产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内部化优势、组织管理优势等。总之，企业要培养自身跨国经营的优势，以便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为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简介：李玮玺，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职研究生，经济学专业。]
参考文献
篇4
Abs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upply factors of production overseas subsidiaries, so it can help the invest countries avoid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xport.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 trade by empirical analysis, then introduces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t last raises som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问题;发展对策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tatus quo and problems;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8-0084-02
1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发展关系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机器设备、材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供应海外的子公司,因此能够跨过多种壁垒,开拓东道国市场,增加了投资国的商品输出。吴文钊(2006)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影响因素。党远鸿(2009)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相互关系。
1.1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1.1.1 平稳性检验对表1中这两组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在一阶差分后两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时一阶差分平稳的,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一阶单证变量,差分一次后平稳,即一阶后平稳。
1.1.2 协整分析考察对象为1990年到2008年中国出口(EX)和对外直接投资(FDI)如表1,为方便研究得到平稳数据,对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可以拟建立如下一元回归模型:
lnEX=C+alnFDI+e
根据Eviews可以写出EX和FDI的如下回归结果:
lnEX=4.894262+ 0.802910lnFDI +e(1)
(10.63146) (6.604208)
R^2=0.719544 F=43.61557 DW=1.066991
从方程(1)中可以看出R^2=0.719544,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DW值为1.066991,通过平稳性检验,也知道这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d=1。因此,DW>d,拒绝原假设,即两个变量lnEX和ln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样EX和FDI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从斜率项的值看,0
1.1.3 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Eviews软件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可以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出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出口却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1.2 实证分析的结果
1.2.1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长期关系通过协整分析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出口贸易0.802910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与年出口贸易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就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偏小。
1.2.2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因果关系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出口变化的原因,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原因如下:
第一,可能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有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对于出口规模来说总体偏小,不足以对出口造成影响。
第二,本文未考虑资本数量,技术效应及出口倾向等相关影响因素,可能造成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一致。但是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己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问题
2.1 投资发展速度快,但投资企业规模小2002-200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56%。截至2008年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183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连续增长。但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相当比重,海外企业规模偏小,国际竞争力较差。
2.2 投资以商务服务业和金融采矿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行业分布情况看,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217.2亿美元,占38.8%;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58.2亿美元,占总对外投资的10.4%,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黑色金属采矿业;制造业对外投资17.7亿美元,只占总对外投资的3.2%。
2.3 投资主体多元化,私营企业比重较小表面上从事对外经营的中国企业投资主体呈现多样化的格局,但据商务部的统计,截止2008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9.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
2.4 企业投资地区广泛,但比例集中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但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国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目的地,集中了境外企业数量的71%。
2.5 投资方式单一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逐渐有了一些新投资方式,如跨国并购、战略联盟等,但是在对外投资的方式结构上,我国80%以上的海外企业属于新建企业,且合资方式占绝大比重,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跨国收购、兼并方式利用较少。
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
3.1 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取决于企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只有促进大型企业集团的组建,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
3.2 合理引导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鼓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获取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加大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力度,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引导国内金融机构等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3.3 培育合理高效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海外市场。私营企业大多产权清晰,能够自我约束,并且可以比较快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因此大力引导和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比国有企业更具发展潜力。
3.4 正确选择投资的地区在巩固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加强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3.5 加快跨国并购发展,推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多元化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上,中国企业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的发展现状,继续巩固和发展合资方式,同时促进跨国并购和战略联盟等新方式的发展,推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文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问题研究[D].2006,(12).
[2]党远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D].2009,(4).
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作为跨国公司最典型的特征和一种最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海外投资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加入WTO，为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契机。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累计投资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960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38亿美元，中方投资约93亿多美元（实际数量和金额远不止于此）；已有39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11家进入国际工程咨询设计200强。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迄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是我国港澳地区，占46.8%；其次是北美，占13.7%；第三是亚洲，占11%；第四是非洲，占9.2%；第五是拉美，占7.5%；第六是大洋洲，占6.2%；最少的是欧洲，只占6%.
（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新建的进入方式，比例高达48%，其次是战略联盟方式，占39%，收购兼并排在最后，仅为13%.而在所有权比例和控制权决策上，一般选择合资企业的方式。据有关统计，我国包括贸易性企业在内的境外企业中，中方独资经营占34.4%；同国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占65.6%，如果仅考虑非贸易性企业，这一比重接近80%.
（6）投资项目以中小型为主，平均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境外投资除资源开发型项目规模较大外，绝大多数都属中小项目，截至2001年9月，资源开发项目的平均中方投资额为1046万美元，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12万美元，加工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09万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平均规模稍大，为265万美元。
贸易项目过多是导致总体规模较小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中型生产项目，如珠海华电公司在柬埔寨的柴油机发电项目投资4800万美元。大项目的增加导致项目平均规模不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不足100万美元提高到1999年的268.5万美元。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跨国投资主体的选择。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国发展跨国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大型工贸企业集团。对于大型工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应采取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美国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选择实力雄厚的工贸企业集团为基础，按照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银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要求，联合科技、金融等经济组织，从事跨国投资和商务活动。目前，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一方面鼓励这些集团大力发展跨国经营活动，并给予贷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这些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组织企业综合、深度开发某个市场，连片开发，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2）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不应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多元化发展的观念，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技术水平和实力来考虑目标市场或投资区位战略，在此基础上则可对投资市场有所偏重。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我国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及有利于绕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壁垒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相近，投资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政策优惠，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借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作“跳板”，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捷径。另外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大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政策，提供投资者各种低息贷款，这为我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提供了大好时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这便为我国企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这些国家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区域集团的贸易限制，有利于企业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3）跨国投资产业选择。对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行业的相对优势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企业要科学地选择跨国经营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讲，资源开发行业投资仍然是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中间性技术产业，许多行业国内已经出现过剩，而这些产品扩大出口又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因此，这类技术应尽早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更低一档的发展中国家，或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标准技术产业，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并向第三国出口。对于科技开发行业，可以通过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与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或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另外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古典园林、中国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传统食品等可以转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还可以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向全球市场拓展。
（4）跨国经营投资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以及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对于目前国际上最为盛行的跨国并购不宜广泛使用。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能较大程度地控制其风险，并能在较大程度上掌握项目策划各个方面的主动性。而通过合资经营有利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和长处，弥补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不足，另外还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
当然对于国际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在选择方式上并不是单一的，也可能会同时采用几种方式进入。这取决于企业对客观情况和自身条件的判断。企业要在相互冲突的因素以及可供选择的模式中做出决策决非易事，而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必须对每个目标国家的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的候选产品或投资项目做出审慎的调研、评估和筛选；并对可行的进入模式进行利润收益、风险和非利润目标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最后选择那种利润最大的可行的进入模式，并且要注意经营模式的动态调整和优化。
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篇6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发展现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截止到2005年12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517亿美元，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从地区分布情况看，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占60.3%，主要流向香港、韩国、泰国、柬埔寨、日本、蒙古、越南、也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占16.2%，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委内瑞位等国家（地区）；非洲占6.9%，主要流向苏丹、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等国家；北美洲占6.7%，主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占6.3%，主要流向俄罗斯联邦、德国、英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大洋洲占3.6%，主要流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见图1）。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11.78亿美元，占29%；采矿业占28.7%；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26.3%；商务服务业占5.2%；批发和零售业占3.2%；交通运输业占2.2%；农林牧渔业占1.8%；建筑业占1.7%；其他行业占1.9%（参见图2）。
从投资类型上看，2005年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实现阶段。
第一阶段，年人均GDP低于或等于400 美元，没有直接投资输出，也很少接受直接投资，净对外投资为零或为较小的负数。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也没有内部化优势，因而没有对外投资的条件。同时，由于国内缺乏令投资方满意的区位优势，如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外资流入也很少。
第二阶段，年人均GDP 在400～1500美元之间，这一阶段的国家接受直接投资处于上升阶段，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对外净直接投资为负，且负数值在增大，意味着吸收投资大于对外投资。这说明由于实施进口替代，市场扩大，投资环境改善，区位优势增加，直接投资流入也开始增长。但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增长有限，难以克服国际化生产障碍，所以直接投资流出仍然很少，且集中于邻近国家。
第三阶段，年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对外净直接投资虽也为负数，但其绝对值在不断减少，这是由于接受外资减少，或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快于接受外资的速度。进入这一阶段标志着一国已走上国际生产专业化道路。
第四阶段，年人均GDP在4750～5600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对外净直接投资为正值，并呈增长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比接受的直接投资增长得更快。这表明该国企业具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能力，也善于发现取得国外的区位优势。按照这个理论，一个国家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格局中的地位与其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展水平愈高，发展潜力愈大，吸收外资的能力和对外投资的能力就愈强，对外净投资的能力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目前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已进入年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阶段，按国际投资演进四个阶段划分，正处于吸引投资数额上升、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统计显示，发达国家吸收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均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1.14，而发展中国家为1:0.13。
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近几年发展较快，但与吸收外资相比，还处于较小规模，截至2005年，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重为1:0.08，这个比例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人均GDP 处于400～1500美元之间时，对外投资开始加速，我国对外投资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分析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之与出口的关系及成因
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等事实证明, 贸易是投资的先导, 只有当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为一种必然。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从宏观角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幅度日益扩大，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82年到1991年，我国出口、净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同步稳定增长的趋势，从1992到1994三年间，我国出口贸易继续呈现稳定增长势态，而对外直接投资则出现较大波动，1995年到1999年间，出口、净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又呈现出同步增长趋势，2000年至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又出现一次较大的波动，之后有所回落，至2005年又出现一次较大的反弹，并呈现出较强的增长趋势。
从理论上讲，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出口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根据鲁格曼（Rugman） 产业内直接投资理论与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与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两种。
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公司或企业作为投资者将生产资本输出到另一国，在投资所在国设立子公司，根据当地情况从事某种产品的设计、规划、生产和销售等全部经营活动。因此，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替代关系。
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投资者为了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实行专业化而将生产资本直接输出到另一国进行设厂或建立企业的投资活动。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则主要体现为互补关系，这是因为海外企业与国内企业形成一种互为市场的关系，任何一方市场规模的扩张，都会对另一方生产的发展产生直接的扩散效应。
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在资源的开采、提炼、加工和制成品制作过程中使用较多。或者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某些生产阶段采用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这种投资方式，在发达国家或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经常采用。
根据前面对我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采矿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及软件开发行业。根据2005年的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7.7%投资到资源开采和生产加工领域。由此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体现的是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在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下，随着投资规模的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导致较高水平的原材料贸易和中介投入，对产品的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效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促进作用，不过一般具有滞后性，这一事实表明，我国对外投资对出口的直接带动作用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壮大，中间产品和相关投资品的出口才渐成规模。
（二）中国企业对外垂直型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推动作用
1.资源开采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所在国开采的资源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这种投资能够带动开采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并且开采取得的资源部分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所以从整体上看，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互补型的。
2.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投资目标的制造业投资，可能会替代我国的出口。但如果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由于该产业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压力，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和企业自身的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等因素，这时该产业的出口已缺乏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替代效应会趋于零。相比之下，如果制造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向第三国出口为投资目标的，那么他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促进我国出口，向新的出口市场渗透，扩大并维持世界市场份额具有积极作用。
据商务部统计，FDI平均每年可带动国内出口28亿美元。具体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对于机械行业中涉及摩托车、家电产品配件组装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外经贸部有关统计，其投资带动出口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对于纺织行业，其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主要是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一般而言，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国家对此有限制。纺织品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是替代和互补兼而有之。
总的来说，我国在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向海外企业提供机器、设备，扩大了中国的出口规模。而在国外合资开办制作和加工、装备生产企业，同时又可以带动国产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半成品以及劳务的出口。
3.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现有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旅游、交通运输、批发与零售等行业，2005年在这些行业的对外投资超过了10%，它们成功绕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进入对方市场，不仅没有产生出口替代效应，反而极大推动了母国的出口。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型企业投资的动机和目标很明确，是为扩大出口服务，因而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是积极的。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且其主要采用的是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对外投资的出口效应上更多体现的是出口引致效应，这种效应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一般为4年）。这也同时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因为，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的成熟产品进入完全竞争状态，我国追求技术管理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技术、管理的吸收、消化和转移，再利用本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等资源，可以慢慢取达国家渐渐退出产业的生产，取得国际出口竞争力。
三、 协调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考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本着积极推动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融合发展的方针，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大力推动我国跨国公司的建设与发展，最终带动我国出口的发展。
第一，建立规范的宏观管理体系。我国应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协调管理机构，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指标与统一的统计口径。该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具体战略规划，在结合国内经济总体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把握海外投资的结构、流向，并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从企业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分析出发，确定具体的海外投资规模、鼓励或限制对外投资的行业清单，产业鼓励政策、境外企业劳动用工政策和管理人员的进出政策等。另外，设立专门的对外投资保险分支机构，合理界定保险对象、保险目的、保险范围等，依据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实施。
作为WTO成员国，要加快建立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尽快制定与国际法、国际惯例接轨的《海外投资法》和《海外投资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审批、资金汇出、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利润汇回等做出原则规定，从而达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完善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针对我国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但对于广大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来说这些产业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因此应该首先将我国的这些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保持和扩大产业优势，既有利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又有利于维持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的海外市场份额。
改善制造业对外投资结构。在我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初级产品的生产附加值较低，对带动相关行业的出口作用很小。而产品附加值较高的行业，如机械制造，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结合的，此种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因此，我国企业应更多投资于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实行最终产品的国际生产，这样更能有效带动国内中间产品及初级产品的出口。
篇7
关键词：直接投资；经贸关系；全球化；改革开放
abstract: with the more clos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the fdi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been developing constantly. despite later start, the fdi from korea to china ha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however, the fdi from china to korea is on the initial stage. from the point of the two countries’ social and economic prospect, the fdi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from structural upgrading, transition and policies. therefore, several measures for promoting fdi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should be taken.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globalization；reform and opening-up
2006年，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四大直接投资（fdi）来源国，而中国则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2007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 599亿美元。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1.韩国对华投资起步晚、发展快。韩国的对华投资始于1988年，在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得到较快的发展。1993 年、1994年, 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87%、146%，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持续到1996年。从1997 年至2001年，因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对华投资暂时减少。金融危机之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恢复，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韩国对华投资重新进入活跃期。2002年起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直接投资对象国。截至2007年12月, 韩国对华累计实际投资项目为62 988个，总额为225 亿美元[1]。
2.投资领域从低端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拓展。从1988年至2007年，在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为81％左右。20世纪80年代对华直接投资初期，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业、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2000年以来，随着两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机电、炼油、运输、建筑、精密机械、电子信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3.投资地域从环渤海和东北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扩散。2000年以前，韩国直接投资80%以上集中在临近韩国、并且生活着大量朝鲜族居民的环渤海和东北地区。近年来韩资有向南扩展的趋势。如，2004、2006年在江苏的投资额分别为12.25 亿美元、26.96亿美元，仅次于山东的24.40亿美元和38.81亿美元，对上海、浙江和广东的投资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同时，韩国在江浙沪粤地区的单项投资规模要比在环渤海湾和东北地区的投资规模大得多，比如2006年，在山东的单项投资规模为76万美元，在辽宁为57万美元，而在上海为117万美元，浙江为131万美元[2]。这说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投资逐渐向南方扩展。
4.单项投资规模逐渐扩大。两国建交之初，韩国对华投资以中小加工型项目为主，单个项目投资规模不足50万美元。此后有所扩大，1998年单个合同投资项目规模已达153万美元。但2001年又下降到59万美元，此后又逐渐提高，2002、2003、2004年分别为84万美元、92万美元和94万美元。但与韩国对外投资平均规模230万美元相比，对华投资的每一项目平均投资规模仍然偏低。近年来，随着韩国的机电、汽车、化工、金属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中国投资逐渐增加，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正逐步扩大，2007年合同平均单项投资规模达到158万美元[1]。
5.投资方式以独资或控股为主、运营方式从封闭型走向“本土化”。韩国企业对华投资大多采取独资或控股的方式，其中采取独资方式的占77％左右。早期，多数企业选择了封闭型的管理和营销模式，他们自建厂房、自购设备、从母公司采购零部件，管理人员也以韩方为主。但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中国的韩国大企业十分重视“本土化”，如现代、三星、lg都已不满足只把在中国的公司经营成“制造中心”，而要实现产销研发一条龙。他们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雇佣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大量中国员工。
6.投资的动机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占领中国市场为主。初期，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主要看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开始对韩国企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据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2004年针对在中国的298所韩国企业作为对象进行的调查，韩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动机按重要程度排列顺序如下：廉价的劳动力(36.12%)、进入内需市场(25.16%)、海外买方的要求(11.11%)[3]。
二、中国对韩投资直接投资的进展
1.投资增长总体徘徊，但个别年份呈跳跃性增长。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开始对韩投资。1998年，对韩投资项目8个，金额800万美元，1999年增长到323个，金额2 700万美元，2000年则进一步跃升至1 165个，金额7 600万美元。但此后，中国对韩投资速度有所放慢，到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到2007年底，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累计件数为5 589件，总额为21.79亿美元，分别占韩国利用外资14.1%和1.59％，平均单项投资为39万美元。总体来看，2001以来，中国企业对韩投资大多数年份在4 000万美元～7 000万美元之间，只有2002、2004、2007比较大，其中2004年达到11.66亿美元[4]。这是由于2004年中国上海汽车收购双龙汽车等几项大型投资，使得投资金额大增。但这种情况只在别年份发生。
2.大型项目投资以并购（m&a）形态为主。近年来，中国国有大企业抓住机会，在韩国进行了一些并购、参股方式的投资，使投资呈增势并趋于大型化。大宗收购项目对象主要为中间产品和元器件生产企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中国京东方科技集团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的tft液晶显示器部门、2004年中国上海汽车收购双龙汽车等几项大型投资。与此同时，这也在韩国方面引发了对高新技术外流的担心。
3.投资领域以制造业为主。从投资领域看，制造业投资数量占绝对优势，主要集中在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相关领域。而服务业在项目数量上占优势，投资项目主要为金融、航空、海运、旅游及劳务、贸易分公司和代表处等。据韩方统计，至2007年6月底，中方对韩投资累计5 393件，金额18.37亿美元，其中，制造业547件14.74亿美元，分别占10%和80%，服务业4 765件3.53亿美元，分别占88%和19%，农畜水产业36件608万美元，水、电、煤气、建筑业45件504万美元[5]。
4.投资主体以国有或国有参股企业居多。由于中国目前对私营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限制较多，私营企业的力量也有限，因此，目前对韩国投资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
三、两国相互直接投资进一步面临的挑战
1.中国利用外资战略的变化。当前，中国吸收外资的战略目的已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外商投资面临着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迫切问题。中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改革强调了“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也已经转向“更重质量”的高级阶段。在产业方面，2007年新修订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环保产业，同时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进入。
2.中国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进展，中国原来偏低的劳动力成本（大概是韩国的1/10）开始上升，特别是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超时工作和保险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劳动力成本面临着进一步上升的压力。同时，中国对土地等资源及环境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资源要素价格和环境成本上升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企业、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投资将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有些韩国中小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印度转移，或者撤资回国。此外，自2005年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15%以上。随着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改革，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将加快。这将一定程度上加大韩国来华投资成本，但同时也为中国对韩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
3.韩国对产业空心化和技术外溢的担忧。由于中韩两国在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方面存在一定落差，韩国一方面担心由于投资外流使本国出现产业空心化，影响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担心中韩相互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形式的投资造成技术外流，给韩国的技术优势带来不利影响。
4.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从日、韩等国的经验看，企业海外投资的起步阶段，政府政策的支持是十分关键的。目前，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投资和经营的经验，也缺乏政府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难以支撑海外竞争的强大压力，走上“不归路”，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目前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管理侧重于审批和控制，相应的服务不足，比如在海外投资统计数据的全面、细致和及时性方面，中国还存在较大缺陷，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所运用的数据大多来自韩国方面的统计。
四、推进中韩相互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扩大投资范围，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投资格局。从韩国方面看，伴随中国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韩国企业在华投资所获取的低成本优势将会逐渐消减。为此，韩国企业应当适时调整对华投资战略，转变以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并扩大在金融、运输、服务、高科技等领域的投资。在投资区域上，也要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进行相应调整。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韩国企业应积极向西部扩展，充分利用国家的投资优惠政策，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而以技术资本密集型为导向的企业则应向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发达地区扩展，以充分利用当地良好的技术和资本资源优势。从中国方面看，要进一步拓展在韩国的投资领域，把对韩直接投资与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投资重点近期以钢铁、汽车、石化、电子、电气、通讯、机械为主；中长期将突出航空、通讯、高级电子等产业的合作，并进一步推进在资源开发、金融、运输、服务、高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同时，中国企业还可以考虑在韩国设立研发机构，吸引韩国的技术人才，利用韩国的技术资源开展技术创新。
2.改善投资的规模结构，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从韩国方面看，要高度关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新型制造业发展为大型企业增加在华投资所提供的多种机遇，积极推动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对华投资，以发挥其资本和技术力量雄厚、抵御各种经营风险能力较强等优势，增强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中国方面看，在推动国有大企业积极投资的同时，要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进行投资，可以采取中小企业和大企业联合投资、中小企业联合投资、多国合资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在韩国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3.提高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服务水平。韩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在促进海外投资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政策。韩国对企业到海外投资原则上实行自由化，只要不是不良金融交易者及正在办理移民海外手续者，均可到海外投资。同时，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韩国企业跨国经营时可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积存起来以防海外投资风险，这笔款项给予免税。韩国还对海外资源开发项目免征所得税，对海外投资者来源于海外的所得实行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的优惠制度。反观中国，政府在海外投资促进政策上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一是要逐步改革政府投资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环节，放松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额度限制和外汇管制，放宽私营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和限制要求，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二是要加强海外投资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政策支持。尤其是对那些对国内企业关联带动性强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应该给予更优惠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支持。三是建立政府、民间各种形式的海外投资促进机构，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沟通信息，搭建桥梁，通过不同渠道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服务。
4.设立海外产业投资基金与保险制度。韩国政府早在1976年就设立进出口银行专门负责对外投资的资金筹措，为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撑。1987年韩国还根据《对外经济合作基金法》设立了对外经济合作基金，专门资助韩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开发或股权投资。韩国出口保险公社则开设海外投资保险险种，以帮助到海外投资者减少风险。借鉴韩国做法，我国可以通过建立海外投资基金制度，拓宽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
篇8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集群式投资 区域网络 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25-03
引言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等投资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浙江以万向、雅戈尔、吉利、华立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积极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初步显露出浙江本土跨国公司的雏形。截至2009年10月底，浙江省累计核准境外投资企业3 830家，总投资40.7亿美元，境外投资企业数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在海外建立销售市场或营销网络，扩大浙江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并购具有全球营销网络的知名品牌企业和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此外，浙江产能过剩的产业为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避开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因此，加强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从全球范围内引进稀缺的战略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8）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他把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美国哈佛大学刘易斯・威尔斯（Wells，1983）教授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主要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就地取材优势以及接近市场和低价产品营销的优势，这也使得他们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日本小岛清（Kojima，1973）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是投资国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在投资对象国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学者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德新（2006）认为，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在组织活动方式选择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企业的制度环境变化紧密相关，其核心是充分获取网络效益。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寻找低成本型、扩大市场型、寻求资源型和利益驱动型。邱立成（2008）认为，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上述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以及类型等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献尚缺乏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以及融入当地投资环境实现持续成长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
目前，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由主要设立贸易公司和办事处为主，向设立境外生产企业、资源开发、研发机构、营销网络以及商品专业市场等转变。浙江民营企业已经从参与低层次国际分工向高层次发展，从市场国际化向要素国际化发展，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1.建立境外加工基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浙江传统优势产业如纺织业、机械业、服装业、建筑业和矿产开发业等不仅在国内占有主要市场份额，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产业基础。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原产地的多样化，减轻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转移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开展境外生产加工也可以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且利用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截至2009年3月，浙江已成立了831家纺织服装类境外投资企业，境外投资7.63亿美元。例如，宁波海天机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设立境外加工企业，已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塑料机械生产商。
2.构筑境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浙江民营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形式包括海外销售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如康奈集团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开设了100多家康奈皮鞋专卖店，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此外，通过实施海外并购，也可以获得外国企业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如万向集团在欧、美等八个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了19家公司，构建起涵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到2012年，浙江拟在境外建设50个省内优势行业的地区营销总部，重点扶持100家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广、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
3.设立境外研发机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浙江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绕开知识产权壁垒，迅速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资源。截至2009年3月，浙江民营企业在境外设立31家研发机构，总投资1.12亿美元。如温州正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建立战略联盟，并在美国硅谷建立了电气前沿技术研发中心。
4.实施海外并购，占领国际市场。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在逐步升级，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例如，雅戈尔集团公司斥资1.2亿美元收购美国五大服装企业之一Kellwood公司旗下两家公司100%的股权，成为世界最大的男装生产企业，壮大了企业自身的实力。
5.进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产业集聚效应。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国外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以避免企业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对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兴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如浙江华立集团、康奈集团、温州协力皮革和吉利控股等已经分别在泰国、俄罗斯、越南和墨西哥建立四个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占全国总数的20%，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的建立，为民营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推动一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带动一批与其有着密切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企业（如供货商或客户等）跟随迁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外，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也会带动同类企业的竞相模仿，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加之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影响，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和动机会日益强烈。
三、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战略学家波特认为，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或成本领先战略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民营企业也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策略，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实施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充裕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宽松的环境管制以及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等，实现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民营企业建立境外加工基地等。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动因源于本地日益高昂的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经营成本以及狭小的生存空间制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使企业更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交易成本。
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可以使民营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然而，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特定资源优势之上的，随着投资地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这种低成本竞争优势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此外，对外投资企业与当地区域文化的融合、管理理念的变革以及新生产关系的建立等本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隐性成本也会不断涌现出来，因此，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跨国经营往往面临着诸多困境。
2.实施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区域优势、人才优势、技术和信息优势等，获取战略性资源，构筑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实现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的扩张性策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整个价值链的再区位选择，进而谋求价值链增值，获得核心竞争优势。企业价值链中设计、生产和营销等各环节具有跨区域分布的空间特征，这些活动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民营企业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配置于最具资源优势的地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和实施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形式都是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具体体现。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可以拓展市场空间，树立国际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建立境外研发机构则可以聚集更多科技人才、科技信息和创新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坚实保障；而实施海外并购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金、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等战略资源，逐渐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向客户提供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3.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民营企业为了寻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规模经济、创新扩散效应以及交易成本节约等企业集群竞争优势而进行的群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已经逐渐由个体投资向群体投资变化。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近几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电子及通信业、医药制造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逐步形成，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趋势使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而发生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产业集群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浙江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承受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共享；增强对外谈判能力，节约采购成本；降低海外投资风险，避免恶性竞争等效果（衣长军，2008）。浙江民营企业通过创办并依托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有效地增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发展对策
1.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na，简称GVC）是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连接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到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过程。通过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及工业园区等，民营企业可以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或某几个“战略性环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应将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嵌入当地价值链，采取成本领先或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当价值链环节充分嵌入当地环境以后，应向更深层次发展，逐渐形成区域生产网络。区域生产网络能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基于专业化分工的报酬递增、企业间的互动学习和合作创新等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构建融入当地创新环境的区域创新网络。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应在建立区域生产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境外研发机构、营销网络等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最终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分享的动态创新网络。此外，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或工业园区为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搭建了有效的平台，通过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原有的创新合作关系仍然得以维持，并在当地开始拓展新的创新网络关系。创新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在地理上的集中，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累积，而且由于沟通的便捷性，如现场参观、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使学习变得更有效率。在这种环境下，各行为主体更容易通过创新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此外，网络成员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习惯、相近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准则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信任，增强企业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
3.构建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当地社会网络。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区域内的企业，借助于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彼此间形成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包括市场交易关系、社会纽带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对民营企业外直接投资具有深刻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缘和地缘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信任关系。然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很难直接从当地社会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浙江民营企业对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的认同，使得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从家族关系扩展到同乡关系，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信息、知识和社会资源的支持。随着民营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逐渐拓展至当地特有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网络之中，并从中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资源，进而实现民营企业的持续成长。
结论
本文剖析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如建立境外加工基地、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实施海外并购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提出浙江民营企业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来获取国外的战略性资源，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且认为民营企业需要嵌入当地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进行跨国经营，逐渐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Dunning，J.H.(1988)，“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Spring.
[2]Wells，L.T.，1983.The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MIT Press.
[3]Dexin Yang，China’s Offshore Investments：A Network Approa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6.
[4]Kojima，Kiyoshi（1973），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Journal of Economics.
[5]衣长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创新[J].经济纵横，2008，(1).
篇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美国区位选择行业选择政府作用
21世纪初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2001到2007年,中国最外直接投资从25亿美元上升到187.6亿美元,增长了近七倍,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十七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可见,中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正是经济发展实现阶段性跨越的体现,但相对美国而言,我们的距离还很远,美国是世界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贸发委统计,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FDI流出总额为1.58万亿美元,所以我们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从而使我国FDI取得合理快速的发展。
一 美国FDI的成功经验
(1)近年来美国FDI的结构变化
1.美国FDI区位结构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FDI在全球的分布比较的均匀,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他们的主要是对于欧洲市场的投资,他们对于非洲等国家的投入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近几年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美国的FDI逐步的增加了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而且美国对于亚太地区投入力度逐渐的增大。
2.美国FDI行业结构的变化
从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分析来看,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投资结构轻型化﹑高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制造业所占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其行业结构基本上从制造业和传统行业逐步转向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房产以及保险产业。
(2)美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的作用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与美国政府在资本输出方面的作用的加强是密不可分的,促进和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美国政府采取的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措施有:首先,海外投资保障制度,美国海外投资保障制度是从1948年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以后随同外援体制的演进和对外援助的不断扩大而发展起来的,直至1969年,为适应国际投资市场的新变化,美国成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直属美国国务院领导,主管美国私人海外投资保障和保险事务。
二 中国FDI的发展趋势
(1)我国应该在区位结构和行业结构上进一步优化
1.根据美国FDI行业结构变化的经验对我国FDI行业结构进行优化
我们应重视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仍将在我国对外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首先我国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其次,我国的纺织,电子,家电等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的国内市场饱和,可采用独自新建工厂的方式,我国企业可在境外生产或加工基地,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和零配件。
2.根据美国FDI区位结构变化的经验对我国FDI区位结构进行优化
首先,借鉴美国根据地缘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经验,对有利于发挥我国地缘优势的亚洲地区进行投资,东南亚的森林资源,亚洲和中东的石油和铁等对我国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可利用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利因素。
其次,对于一些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美国选择了和它地理位置临近、文化相似的加拿大等国进行投资,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可以选择亚洲﹑美洲﹑中东欧以及非洲等地区进行投资,这是由于亚洲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地理位置临近,文化相似,而且经济活跃,市场潜力大。
三、 中国政府发挥作用使我国FDI合理快速发展
1.融资支持
拓宽融资渠道,鼓励银行与大企业合作;争取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支持,设立海外直接投资基金,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金融公司。同时适当放松对企业金融得控制和外汇管制,并提供必要的担保,尽快发展和完善我国投资市场和投资银行。
2.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进度
企业对外投资需要法律的保障与支持,可以采取立法手段保护和支持他们得境外投资的。
总之,中国对外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已是必然趋势,这就要我们必须做到:依据自己的国情、经济发展趋势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在区位选择和行业选择上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和决策,再加上中国政府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小川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几个问题 广东商学院 对外经贸实务[J] 2006年 04期
篇10
关键词：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国家行为；非市场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7-0092-10
一、导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表明，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652亿美元，投资数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投资额却增长54%。其中，涉及私营部门的对外并购交易额增长171%，显示出私营部门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规律等特殊现象为FDI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FDI制度效应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龙云安，2013）。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更加合理地解释当今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特殊现象。张宏、王健（2009）、陈丽丽、林花（2011）等人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他们利用投资国区位选择模型，研究投资国制度质量或者两国制度差异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对制度变量进行假设推演时，把制度效应作为理论基础。阎大颖等（2009）从制度质量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宗芳宇等（2012）从双边经贸制度展开研究，但没有系统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制度效应。为了揭示投资国制度效应，必须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过程反映了母国与投资国互补或匹配的选择性互动，彼此提供信息，分析投资流向，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区位条件的偏好；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区位条件更加偏好的因素。两方面信息的互动过程就是FDI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过程。所以，普适性经济规律和国别特征内部作用机制，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同时也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和特性。然而，从制度视角来看，投资国制度环境影响FDI的区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与特性。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把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作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从国家行为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研究投资国制度、个人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验证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
邓宁（Dunning，1977）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机制，是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理论就是研究个体对各种规则的反映。中国企业在“赶超”战略基础上，构建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体系，并以此作为企业国际投资战略的依据（Buckley，et al 2008）。本研究从国家行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提出非市场因素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加以分析。
（一）国家行为的作用机制
李飞跃、林毅夫（2011）认为通过国家行为完善和影响市场机制，直接改变经济发展速度，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时序，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构想，通过“走出去”。加速中国经济国际化步伐。然而，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前提是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而此时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这种垄断优势和跨国运营经验。裴长洪、郑文（2011）认为，中国企业完全不具备全球性主导能力以及重构全球生产链条的主动性。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它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向海外自然扩张。也不是源于内驱动力而展开国际化经营，它们一般都是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采取被动措施。所以，国家行为中的超前战略，促成了海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因，也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规律相悖。同时，叶广宇、黄怡芳（2010）认为，制度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能力构建。DiMaggio，et al（1983）则认为，任何企业的存在都必须从所处社会制度来取得合法性，所以，尽管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为都必须具有同构性和集体理性。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行为，通常来讲，同一制度环境下，群体内部企业同质性强。群体之间的企业异质性明显。
国家行为与市场竞争法则交互作用。Granovetter，M.（1985）认为，市场竞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筛选作用，然而，不同的国别制度作为企业运营重要的外部规则，仍然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市场竞争法则决定了企业成长方式、战略框架和资源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行为。Tan，D，and Meyer，K.E（2010）认为，发达国家作为FDI的主要来源国，基于完全市场机制，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而且把战略重心始终放在积累竞争性资源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上。Peng et al（2000）认为，企业通过积累技术、管理知识与品牌等战略资源来获得生存与成长，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这种制度环境较少受到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累积和培育自身企业优势，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内核，逐渐形成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所有权优势。
中国企业成功应用国家行为和市场法则，找到了获取资源的特殊途径。阎大颖等（2009）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在这种差距下，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特殊途径，也就是中国企业特有的非市场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能力的缺陷。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彰显出非市场能力的优势，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和复杂的商业环境，并运用个人和制度的力量来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叶广宇等（2010）认为，当中国企业在投资国遇到类似的制度环境，他们能够快速复制国内经验，非常自如地运用非市场能力成功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尽管缺乏所有权优势，但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却有着自身特殊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中国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一般属于制度环境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以制度环境质量为标准，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聚类群，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它们一般经济水平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它们经济水平高，法律制度健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制度选择上缺乏连续性，然而，在聚类群内部，其连续性又表现简单。为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假设：
假设1：投资国的制度环境越差，中国越偏好于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
（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中国千年儒商文化和特殊制度环境，形成了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在商业运作中，中国企业通过“关系资源”等非正式机制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由于关系资源是以家庭为中心，通过逐渐培养和拓展家庭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构建起独有的个人关系网络。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商业联系，基于情感互信，逐渐培育企业特有的商业环境。企业通过长期的商业交往和特殊的商业友情，形成类似家庭关系的人脉资源，以此获得高度互信，在此基础上开展商业活动（Granovetter，1985）。中国企业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下运行和发展（Peng andLuo，2000），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增加和资产专属性背景下，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和交易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关系来完成（Zhou et al，2008）。
可以看出，依赖个人关系网络来实现商业运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商业习惯，因此，它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必然会流向自身关系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假设：
假设2：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关系资源。
除此之外，中国与投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也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为了解决企业内生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国家行为，签订多边或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提供外部支撑，协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
显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应用这种特殊的所有权优势，把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当然，作为外资企业，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投资，必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Johanson，J.，and Vahlne，J.2009）。为此，政府会与投资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宗芳宇等（2012）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越差，就越需要BIT来提供保护；在制度不健全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进行保护，为中国企业构筑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进而将企业优势与政府支撑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假设：
假设3：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三、实证研究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选择了《2011年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近百个国家2004～2011年718个有效观测值为对象，其中发展中国家有效观测值512个，发达国家有效观测值206个。通过对各种观测值分类研究，在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前，把其中的部分变量确定为解释变量，把其他部分确定为控制变量。
首先，将投资国制度环境、海外关系网络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投资国制度环境主要包括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律制度与遏制腐败等分类指标群，本次研究把法律制度作为测度投资国制度质量的指标；把海外华侨数量作为测度海外关系网络的指标；把中国政府同投资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保护体系指标，意在鼓励、促进和保护两国投资。
其次，选择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由投资国GDP测度市场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测度生产要素成本；以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测度自然资源禀赋度：用投资国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测度投资国知识资源储备；用首都至首都的地理距离测度两国间的地理距离；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国别类型，与不同类型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海外直接投资。
（二）回归分析模型
通过研究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分析模型：
OFDIu=α+Varuβ1+Con varuβ2+εu
式中OFDIu表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第i个国家的年度流量，α为常数项，Varu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包括第t年在i国的制度质量、华裔人口数量、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向量Con varu为控制变量，包括在第t年i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知识资源储备量和资源禀赋度等变量，同时还包括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和国别类型。εu为扰动项。
（三）分析与结论
1.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
尽管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在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的具体过程中，通过对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均通过了F检验。但应用LSDV方法作进一步验证时，结果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不显著，样本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显著。鉴于此，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这一假设符合逻辑。然而。固定效应模型却无法验证第二个假设，因为自变量“海外华侨人口数量”作为“关系网络”的测度值，以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维度变化为零，而且在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时，STATA却自动删除了这两个变量，因而无法反映关系网络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因此，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来验证核心自变量“关系网络”。同时，把分析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聚类群，分别进行回归，这样可以对上述全样本混合回归的缺陷进行完善。由于制度环境在两个聚类群内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可以不考虑对子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而直接选择混合回归方法。
在实证过程中，应用了“OLS+聚类稳健标准差’’估计方法，以确保回归系数和标准差估计不出现偏差，保持一致性，而且确保估计结果更加稳健。通过回归，各变量的VIF值均不超过10，因此，模型中没有出现多种共线性问题。而且，中国向各投资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大、时间较短，对投资国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也不足以改变投资国制度，所以回归模型尚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以及具体情况，在样本年份加入投资国通货膨胀率、中国外汇汇率、进出口总额等变量，再进行分析，结果通胀率和外汇汇率并不显著。然而，变量进出口总额较为显著，与投资国GDP高度相关，偏相关系数为0.8447。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但是在模型中加入变量进出口总额后，即使VIF值在10以下，但其他变量以及模型的VIF均值都明显增大，而且核心控制变量GDP在模型中变得不显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中不再考虑这一变量。
2.相关性检验与分析。
通过矩阵分析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1），除少数变量外，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而且，从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制度变量与预期存在差异，海外关系网络和双边关系与预期基本一致。
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见表2），结果发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表明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越差，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吸引力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然而，在回归分析发达国家子样本时，尽管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也小于10%，但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则也呈负相关，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好，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正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应用同归模型分析全样本，结果发现投资国的制度优劣系数与预期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与假设1基本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并没有遵循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保证海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不过，通过考察其他变量后，发现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子样本的显著性十分明显，满足了显著性检验1%的水平。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中，显著性检验值虽然大于零，但并没满足显著性检验要求。这表明，很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寻求自然资源，因此，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连续性检验的测度，使投资国制度质量在全样本的回归验证中表现为负相关。其实从客观现实来看，在样本年问，中国国内宏观经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确实急需构建稳定的外部资源供应体系。然而，中国企业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可由于缺乏规模效应，投产严重滞后于投资时限，没有能够快速获得国内急需的自然资源。为此，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变海外投资战略，选择了市场供给充分、技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其中西欧市场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并购的最主要目的国市场，欧洲许多成熟的原材料企业，矿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中国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比例，不过私营企业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都明显存在负向线性关系，表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没有连续性负向关系，证明中国企业目前还是较多地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这也相悖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然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这一特殊现象，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证明。张建红、海柯·艾伯斯等（2010）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分析后发现，投资国制度环境对外资具有负向影响效应，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个指标显著性十分明显；Luo，Y.D.，&Tung，R.L.（2007）也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质量越差，该国资源就越丰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具有吸引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是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因为，他们具有发展中国家缺失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也就是他们的垄断优势，按此逻辑，海外直接投资就遵循着一种自然、顺向的投资轨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既有顺向流动，即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也有逆向流动，即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从资本流动基本规律来看，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逆向资本流动相比，更具有正向优势势能差。一般来讲，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也就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势能差。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海外关系网络”检验值为正，而且在发达国家模型与全样本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达到5%。表明中国企业还是倾向于海外关系网络最好的国家投资。从世界范围来看，变量“海外关系网络”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假设2一致。其实，模型检验出变量“海外关系网络”在空间距离上不显著，符合Johanson and Vahlne（2009）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随着交通通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运营经验日益丰富、全球化进程对各国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不断推动，缺乏“海外关系网络”所导致的“外部者劣势”（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文化距离所形成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他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了“海外关系网络”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意义，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也显示出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新特征。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检验值为正，与预期一致，而且只在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尚不能确定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但是，在回归分析中，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检验，得出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显著性水平为5%，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假设3一致。
现实来看，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时，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要求上，都需要法律透明、制度稳定，这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使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非市场能力和非市场战略，因此，与传统的对外投资路径比较，很多中国企业通常并不完全是首先培养所有权优势和垄断优势，而是充分发挥非市场能力，选择中国企业特有的海外直接投资路径，较多地倾向于直接投资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大“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正向效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其次，考虑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一般都选择海外华人密集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构建互信关系网络，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政府必须积极营造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环境，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互信的国际氛围，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体系，帮助中国企业减少对个人关系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降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