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治理短板引发重股轻债

成熟资本市场首先是估值系统发达且完善的市场，使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应能够得到有效运用。与此相应，其估值体系也应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两个估值系统。

但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偏好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很小。这样的市场格局除了跟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竞争不利，以及监管制度的制约有关外，也跟上市公司自身的治理文化和决策心理息息相关。债券融资虽有某些优势，但还本付息的刚性约束，让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其融资风险非常谨慎。因此，目前股票估值市场（股价）的表现，在国内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中仍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尽管现阶段国内上市公司对债券估值系统的重视程度仍很低，但近期欧美债务危机已向我们表明，债券估值体系在市场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这缺失的一环，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补上，上市公司也必然要将债券信用评级与发行定价纳入到内部估值管理体系。

抵御危机发债更从容

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增速放缓的趋势开始显露，股东可能面临的摊薄风险有所上升，这必然会推动上市公司谋求债券发行等多元化融资渠道。

我国债券市场主要分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监管主体、发行主体、投资者、服务商既有交叠，又相对分割。由于定位和参与者结构性差异，最近几年来，银行间市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交易所市场，债券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都显著占优。

但实际上，交易所市场的流动性、结构性、市场化程度都远较其他市场有优势。一是公司债的创新形态可以发展出权证、转股、结构化等多元化融资选择；二是其估值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有利于优质公司的信用优势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三是交易所市场投资人结构更为丰富，交易活跃度更高，股票和债券两个估值系统的充分运行可以降低企业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从实践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公司债发行人有效地抵御了市场流动性波动和宏观调控的影响，应对更为从容。

从2011年公司债信用评级分布看，发行人和债券的信用评级大多数在AA-及以上，可以说目前我国交易所公司债市场是个优质债市场。从公司债的定价走势上看，在相同信用等级上，公司债与其他债券品种开始体现出信用利差，上市公司治理质量、效率以及竞争优势得到市场认可。这也从侧面表明，交易所市场债券估值体系的有效性正在为上市公司的估值管理提供新的视角和焦点。

均衡发展完善外部治理

对于资本市场的失衡问题，监管层一直看得很清楚，因此将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在较长时期内作为促进市场均衡发展、引导市场外部治理的重要方面。

篇2

加强发挥市场功能

随着国际经济衰退趋缓和国内宏观经济持续回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步推进，证券期货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基础不断巩固，云南资本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市场总体呈现出平稳健康运行的良好态势。截止2010年11月30日，云南已有28家公司上市，总市值为2722.39亿元，全省证券市场累计总成交金额为8062.3亿元。A股、基金托管市值超过1318亿元。股票新增开户数达16万户，全省累计开户数达171万户。云南企业IPO实现新突破，两家企业成功首发上市，新增直接融资55.9亿元。这些有力的数据将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展现出来。

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把证券市场功能进一步拓展开来。云南锗业成功首发上市，沃森生物实现了云南企业创业板上市零的突破。至此，云南的上市公司增至28家云南资本市场新增直接融资55.9亿元。与此同时，云南证监局推动和支持辖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整体上市，加速讲优质资产向上市公司集中，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ST马龙、云南铜业、云南旅游、昆百大等6家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为促进云南企业上市，云南证监局采取举办上市培训会议、现场调研等方式，加强对拟上市公司的辅导监管，鼓励支持云南优质企业上市融资。2010年新增明珠花卉、健之佳、云南路桥、七彩云南庆沣祥等9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备案重点培育，全省处于辅导备案阶段的拟上市企业达到12家。

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随着证券市场融资功能的增强，云南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屡创新高。2010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增长显著，继续呈现回升向好的良好势头。从行业格局来看，代表云南经济特色的有色金属行业实现业绩同比大幅提升，7家公司实现净利润7.89亿元；医药行业高景气度持续，2家公司实现净利润7.16亿元，较同期大幅扭亏；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在4月份销售量急剧萎缩后，9月份已出现回暖迹象，4家公司净利润超过1亿元。

证券公司各项控制指标持续达标，经营业绩各具特色，各有突破。在证券市场持续震荡调整，多家券商自营业务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红塔证券凭借出色的投资抉择和风险控制体系，自营业务仍然大幅盈利，对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做出主要贡献；太平洋证券在经纪业务保持稳定发展的情况下，投行业务取得较大突破，保荐业务和债券发行承销快速推进。

2010年云南全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速度加快，网点增设数量为历史最高。1至11月已批准筹建或迁址到云南的证券期货营业部达到15家。随着曲靖、大理、红河等地州期货营业部额度开业，云南期货营业网点逐步向云南较为发达的地州市辐射填补了云南地州市无营业网点的空白，网点覆盖得到进一步拓宽。

正视难点 缩小差距

云南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在资本市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难点和障碍。与云南经济发展形势、与各方面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云南的有色金属、水电、旅游文化、绿色食品、花卉、生物医药等资源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是响当当的，但转化为优质资本的程度仍然还很低。云南企业尤其是具有资源优势和特色的企业对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意识不强，制约着云南新股发行工作的加快推进。

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创新严重不足以及融资观念的陈旧，不仅让云南的丰富资源得不到相匹配的融资能力，也让很多企业的优势资产难以转化为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虽然在西部省份中，云南的上市公司数量不少，但与发达省份相比，数量少、规模小、结构不合理，持续增长的基础较为薄弱，资本运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省内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投资来源主要依靠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和国家投入等传统方式，形成了融资渠道狭窄、直接融资比例低、融资成本高的资金瓶颈，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融资需求。目前云南的存量资产总量已具有相当规模，但资产证券化程度还很低。证券、期货公司发展后劲不足；维稳工作压力加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云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依然是投资。这就意味着云南经济发展对资金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强。在云南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抓住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好机遇，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整合全省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加速资本流动，加强直接融资，是破解发展资金瓶颈，促进云南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寻找突破口 谋求新发展

云南经济发展目前已经驶入快车道，应该抓住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机遇，以发展资本市场为突破口，提升资本市场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助推云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云南证券期货市场市场要进一步拓展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持续地提高市场运行质量，为更好地服务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新贡献。云南将发挥联接东南亚、南亚的交通优势，深化与上述地域间的交流合作，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

首先，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继续推动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公开发行等手段进行再融资，提高对各种融资工具的运用能力。充分利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种方式实现多渠道融资，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其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并购重组功能，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继续推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站在产业发展和行业布局的战略高度，对优势企业进行重组整合，推动龙头企业整体上市，不断完善产业链，使云南真正成为各个行业的桥头堡、排头兵。

再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功能，推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对拟上市公司的指导服务，做好舆论引导。加大宣传扶持力度，整合后备资源，壮大后备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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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优劣势；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074-03

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了全球金融治理调整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债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启；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他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参与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的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第一，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4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就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来说，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一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第二，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7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地推进。

第三，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进程还要持续不断地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一）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

首先，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其次，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新阶段。今年以来，受到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但相比较于其他汇率波动较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尤其是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央行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中国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相信必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三）进一步推动SDR改革

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 以提升超国际货币地位。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 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比如可以选择某个发展中国家，让其从使用盯住一篮子货币改为盯住SDR，同时能获得IMF提供的特定的融资支持。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要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与中国经济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环境，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的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投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的层次。

第三，推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变化，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其次，建立多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参考文献：

[1]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J].国际政治经济学，2016，（4）.

[2] 王冠群.加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设[J].全球化，2014，（5）.

[3] 熊爱宗，张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策略[J].开放导报，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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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增速放缓 投行业务收入“两头高、中间低”

2008年～2011年，受惠于货币政策放松和债券市场扩容，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普遍经历了一轮“井喷式”增长。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多家银行的投行业务收入增幅高达100%以上。但进入2012年后，这一高速增长势头明显受到抑制。

在明确披露投行业务收入的8家上市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中，2012年，除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和北京银行仍保持了一定增长外，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投行业务收入与2011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此外，即便是实现了正增长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银行，2012年投行业务收入增速也显著的弱于2011年。进一步分析，2012年一季度各行投行业务收入起点较高，但二、三季度急剧收缩，直到四季度才逐步企稳回升，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

另外8家上市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尽管未直接披露投行业务收入数据，但类似情形从其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构成中依然可见一斑：2012年，除兴业银行（同比增长74.4%）、光大银行（同比增长10.4%）和深圳发展银行（2012年并入平安银行）外，其余5家银行的咨询顾问类收入均不同程度低于2011年。其中，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及宁波银行分别负增长52.1%、32.2%、27.9%和27.8%。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持续扩张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和财务顾问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收入的两个主要来源。2012年，在财务顾问业务相对萎缩的同时，多家银行的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都维持了较快增长。其中，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的增幅高达80%以上，尤为引人瞩目。

2012年，商业银行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热度不减，究其原因，一是在银行信贷长期紧张和贷款基准利率高于发债成本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纷纷“弃贷选债”，导致“债热贷冷”现象出现；二是近年来债券审批逐步放宽，债券品种不断增加，激发了企业发债的热情；三是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和以私募方式发行的ABN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突破了“发债规模不得超过净资产40%”这一政策限制，因而深受企业追捧。

投行业务进入“结构金融”时代

就狭义理解，结构化融资是指通过出售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来筹集资金的融资机制。在国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结构金融已成为继间接金融、直接金融之后的“第三类金融模式”。

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的结构化融资业务发展迅猛。一方面，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5月份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后，商业银行重新启动了沉寂了四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如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发行了首单资产证券化项目。另一方面，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8月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承销发行了首批以基础资产的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款支持的新型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据（ABN）。

大型商业银行业务相对全面，中小银行仍显单一

就业务品种来看，大型商业银行不仅投行业务收入规模遥遥领先，并且其业务收入来源也相对更为全面、均衡。例如，在财务顾问方面，2012年，大型银行除继续发展企业常年财务顾问业务外，还积极拓展了与企业股权融资、并购重组等相关的高端财务顾问业务；在股权融资及相关顾问业务方面，大型银行能充分利用与境外控股投行子公司的业务协同关系，收取企业赴境外上市的手续费和佣金；在结构化融资方面，2012年，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率先试点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相比之下，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的投行业务品种仍较为单一，主要局限于债券承销、企业常年财务顾问等传统领域。

内外因素交织，投行业务发展步入调整期 外部环境变化显著

宏观经济低迷，部分企业投融资意愿不振。2012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国内GDP同比增速连续下滑，分别为8.1%、7.6%、7.4%，到四季度才反弹至7.9%。宏观经济低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实体经济的增长预期和投融资意愿。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统计，2012年一季度至四季度，我国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3、121.2和116.5和120.4。

从大中型企业层面来看，一方面，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下降态势。其中，两类行业追加投资的意愿尤其疲弱：一是外向型程度较高的消费品制造业，如纺织服装、化纤等行业因受外需冲击，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二是提供大宗原材料或者中间投资品的行业，如钢铁和有色金属由于前期产能扩张较快，且库存水平较高，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低。另一方面，企业的外部并购活动也有所收缩。据普华永道《2012年中国企业并购回顾与2013年前瞻》报告统计，2012年，国内的企业并购交易活动降至5年以来的新低，其中，并购交易量下降26%，交易金额下降9%，降幅甚至比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还要严重。

从小微企业层面来看，类似情况同样存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阿里巴巴针对长三角地区小微企业融资意愿的联合调查《长三角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表明，2012年以来，面对利润下滑、订单减少的现状，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生产再投入及融资意愿较为低落。企业投融资意愿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相关投行业务，如并购贷款、银团贷款、并购重组财务顾问、投融资顾问、中小企业集合债等业务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

监管更趋严格，财务顾问业务急剧收缩。近年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行业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一些银行从业人员为保业绩，在银行贷款利率降低的同时，以收取“财务顾问费”、“综合服务费”等形式将压力转嫁给了客户。

针对这一现象，2012年2月，银监会了“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即“七不准”），其中，“不得以贷收费”和“不得借贷搭售”直接指向商业银行投行业务中的财务顾问业务。4月，国家发改委、银监会等多部门联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乱收费”大检查。5月28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刊登《商业银行乱收费问题探析》一文，明确列举了商业银行的各种“乱收费”现象，部分投行业务也赫然在列。

对当前部分商业银行的“乱收费”行为进行清理整顿无疑有其必要性：这既切实维护了客户权益，也有助于规范行业秩序，创造良性同业竞争氛围。然而，由于操作细则不明，不少银行因担心被查，对于一些正当的财务顾问类投行业务也干脆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消极对策，由此进一步加剧了2012年，特别是二三季度财务顾问业务的萎缩。

上市闸门收紧，股权融资及相关顾问业务受阻。2011年11月以来，证监会开始严控上市闸门，申报审核、发行批文双双收紧。2012年全年，沪深两市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办板首次公开发行（IPO）合计仅有155宗，融资金额1083亿元，相比2011年的282宗及2861亿元分别下降了45%及62%。

与此同时，企业上市难这一预期也影响了商业银行相关投行业务，如企业上市财务顾问、上市前过桥融资、上市保荐（通过境外控股子公司）、上市收款清算、市值管理财务顾问、上市公司再融资财务顾问等配套业务的发展都因IPO“堰塞湖”连锁反应而面临困境。

内部经营遭遇发展瓶颈

基数急剧扩张，投行业务大幅增长潜力有限。近年来，各银行的投行业务都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但在内部环境和外部需求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其增速必然呈边际递减，这是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的。当基数扩张到一定阶段后，要继续保持投行业务收入大幅跃升已变得越来越困难。此时，银行及其投行部门必须对原有的盈利模式、经营理念、业务组合、组织架构等进行重新调整，以拓展新的投行业务增长空间。

金融自主创新不足，投行业务产品线不够丰富。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在开展投行业务时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多以吸纳和移植为主，即通过简单模仿同业的产品或服务进行“研发”。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投行业务不仅产品种类相对匮乏，无法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且同质化倾向严重，各行在产品的研发设计、客户定位、营销渠道和盈利模式等方面均大同小异，难以形成进取向上的良性竞争态势。

目前，多数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收入仍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和常年财务顾问等传统业务；而IPO及再融资配套服务、并购重组、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金融、结构化银团、高端财务顾问等新兴业务还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规模。这种脆弱的业务结构意味着，一旦外部环境稍有风吹草动，银行投行业务收入就将出现较大波动。

人才队伍建设和绩效考核机制仍显滞后。随着投行业务的急剧扩张，部分商业银行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和绩效考核机制滞后的问题逐渐暴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真正意识到投行业务对于商业银行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意义，或未能理顺新兴投行文化与传统商业文化之间的矛盾所致。

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部分银行的基层分行至今尚未配备专职从事投行业务的人员，仍由从事公司业务或其他业务的人员兼任，无法开展真正的投行增值业务，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

在绩效考核机制方面，一些银行未能妥善处理总行投行部与分支行之间的“条”、“块”关系，在业绩分配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而一度引人瞩目的事业部制改革也出现倒退趋势；此外，总行发放的投行业务绩效奖励也经常被分支行挪作单位统筹基金，无法到达具体的项目经办人手中，相关人员工作积极性受挫，不愿意从事创新性、长期限和高收益的投行项目，由此也制约了投行业务发展。

风险防控面临多重挑战。投行业务属于典型的轻资本业务，无需占用或较少占用商业银行的资本，因而风险系数相对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展投行业务时不需要防控风险。第一，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行业务时，需要提高风险意识与风险识别能力，特别是在缺乏可用或没有匹配授信额度的情况下，应有效控制项目潜在的信用风险，尽量避免垫资风险或债券包销风险发生。第二，投行业务的操作与风控流程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应通过合理的设计，从流程和制度上保证前、中、后台分离，监管全流程覆盖，从而实现整体风险可控。第三，商业银行开展的投行业务中，有些业务尽管不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但如果未能给客户带来预期收益，甚至带来损失，也有可能对银行的整体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目前，各家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行业务时，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风险隐患。

驱动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发展的长期利好因素

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具备天然优势。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商业银行在经营投行业务方面具备了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商业银行长期建立的信誉优势有助于其顺利介入新业务和新市场；二是发展投资银行业务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来源作为保障，而商业银行恰恰在这方面拥有充足实力；三是在微观信息资源方面，商业银行拥有遍布城乡的机构网络以及庞大的客户群体，可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四是在宏观信息资源方面，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必须及时了解经济金融信息和政策动向，而我国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在这方面也拥有广泛的人脉和较强的政策研究能力。

行业秩序规范有利于投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在外部监管的不断推动下，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逐渐趋于理性和成熟。2012年银监会出台“七不准”整顿财务顾问业务后，各银行纷纷开展自查行动，并提出了实质性财务顾问业务认定标准。此外，2012年财政部等四部委还下发了《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直接指向与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的投行业务；2013年3月，银监会进一步公布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直接或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交易平台等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业务做出规模限定，并要求资金和投向一一对应、充分披露资产状况，其监管范围同样覆盖到了投行类理财业务。

短期来看，对于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收入的确可能带来一定冲击；但从长期来看，规范行业秩序不仅有助于减少同业间的恶性竞争，更有助于降低银行自身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从而有利于商业银行投行业务长远发展。例如，2012年的“七不准”虽然叫停了虚假性财务顾问业务，却为各银行认真反思，推出实质性财务顾问业务创造了契机，由此也重新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多家银行因此在下半年实现了投行业务收入的大幅回升。

债券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容。2012年9月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将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特别是将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规划》要求，“十二五”期末我国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将提高至15%以上。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长期受“融资难”困扰的民营企业而言，加大债券发行无疑将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共有359家民营企业通过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券，较2011年增加近70%，募集资金1855亿元；但在全部注册发行的2.6万亿元各类债券中，占比仅为7%。这显然与民营经济总量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体量极不相称。随着债券市场的进一步扩容，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转向直接融资，从而加速债券承销及相关投行业务的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国内银行非利息收入增长还有巨大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非利息收入比重较低。近年来，随着投行业务、私人理财等业务的蓬勃发展，这一比重有所提升，但多数银行仍停留在10%～20%左右，相对于国际先进银行，特别是美国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达80%～90%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大力发展包括投行业务在内的中间业务，提升非利息收入比重将是我国商业银行今后发展的方向。

不过，要实现上述愿景，商业银行必须加快结构转型，对现有投行业务从战略目标、业务组合、经营模式、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进，并将投行业务转型融入到整个银行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去，从而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2013年投行业务将在规范中实现恢复性增长

纵观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该业务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金融市场发展态势、监管政策的动向等都有着密切关联。预计2013年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将表现出如下特征：

多数银行将实现恢复性增长，但难现以往高速增长势头。2013年一季度，多家银行的投行业务纷纷迎来“开门红”，其中，债券承销业务表现尤为抢眼。与2012年同期相比，无论是在承销只数还是在募集资金规模方面，均有显著增长。

不过，2013年国内宏观经济前景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截至2013年3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六个月高于荣枯线，但一季度GDP同比增幅仅为7.7%，弱于市场预期，表明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稳固。此外，在经历2012年的一系列清理整顿后，2013年监管部门还将进一步整顿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信托业和理财产品等与投行业务相关领域。在外部监管压力始终存在的情况下，深刻反思以往盲目扩张和片面追求数量、不重质量的投行业务发展路径，将是各银行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也决定了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和多数股份制银行在2013年不太可能复制过去动辄翻番的超高增速。当然，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由于原来基数本就偏低，短期内投行业务规模和收入保持较高增速仍有可能。

业务结构将向债务融资和新兴投行业务倾斜。在财务顾问业务发展趋于谨慎和IPO业务依旧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行业务种类间将呈现“此消彼长”的格局。2013年，各银行将继续围绕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份额展开激烈竞争，承销对象也将由短融、中票、企业债、公司债等传统债券品种向金融机构债券、地方政府债券、PPN和ABN等领域全面延伸。此外，过桥融资、并购融资、高端财务顾问、投行类理财、信贷资产证券化及信贷资产交易等业务的比重也将明显上升，同时还将与信托、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第三方理财机构等同业机构建立多层次合作交流平台，从而大大丰富投行业务产品线。

服务策略将从提供单一产品向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转变。国外银行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善于发掘客户价值是银行永续竞争力的源泉。加强与客户的沟通，深入分析客户对象的个性化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一站式、一揽子的投行综合解决方案，不仅可以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同时也可借此整合银行的投行业务资源，开拓全方位的投行业务增收渠道。事实上，过去几年，不少市场领先的银行已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提供了诸如“中小企业一站式上市服务”等业务，但这显然还不足以完全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融资或理财需求。预计2013年将有更多银行朝着这一方向努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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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支持 新兴产业 转型发展

郴州市作为一个资源大市，要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就必然要选择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并着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否有效打破技术瓶颈和资金瓶颈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本文就如何打破资金瓶颈的束缚，支持郴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郴州金融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要围绕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长远发展需要，确定自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重点。基于郴州拥有的以下五大优势，金融可以突出以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新材料产业为主，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为辅的重点支持方向。

（一）资源禀赋优势

郴州矿产资源丰富，被称为“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储量占湖南省总储量的三分之二。其中铋矿储量32.2万吨，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63％，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42％，居世界第一位，超纯铋用在核反应堆冷却剂、高性能陶瓷和半导体；钨矿储量154.6万吨，居全国第一，钨高端的合金材料广泛用于航天军工及核技术领域；钼矿储量17.33万吨，位居全国第二，钼主要用于制造高端钢材，还用在核电反应堆、太阳能电池、半导体材料等方面。石墨储量1620万吨，占全国的72.56%，是亚洲最大的微晶石墨产地，石墨是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烯半导体、碳纤维等新材料的重要原材料；锡矿储量69.6万吨，占全省的59.2%，居全国第三位，其高纯锡、纳米铟锡复合氧化物、锡基合金等材料广泛应用在高端装备和航空航天等方面。铅锌储量分别为101.98万吨和107.54万吨，位居全国第三和第四，产能分别达到了70万吨和15万吨。这些资源都是国家战略性资源，也是许多新材料产品重要的原材料，丰富的资源禀赋力推新材料产业发展，确立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新材料产业作为郴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科学合理的必然选择。

（二）产业相对优势

不断完备的产业优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从郴州市工业的整体情况看：2010年规模工业总产值达1432亿元，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完成总产值432.7亿元，占比3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480.35亿元，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加值121.97亿元，占比25.39%。从高新技术产业的情况看：2010年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产值268.5亿元，增加值78.4亿元，销售收入260.2亿元，完成利税额28.7亿元，完成投资8.16亿元；其中新材料领域实现产值207.6亿元，占比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77.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完成高新总产值134.8亿元，占比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50.21％，为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支柱之一。

（三）技术领先优势

近几年郴州加大研发力度，2010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支出7.3亿元，是2005年的17.8倍，年均增长77.8%，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研发经费支出3.8亿元，占全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的52.3%。2006-2010年，郴州取得各类科技成果640项，专利申请3063件，专利授权1430件。 “十一五”末期，全市建立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2家、企业技术中心3家、市级研发中心31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人员达到2255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508人，占22.5%，比2005年提高7.5个百分点。

（四）区位比较优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为新材料产业发展创造新的条件。郴州市毗邻粤港澳，是湖南的南大门，区位优势明显。区内交通发达，武广高速铁路、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厦蓉高速、106和107国道贯穿其中，都将对郴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郴州位于“珠三角”向“泛珠三角”扩散的过渡区域，处于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汇集点。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明显加快，将有利于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向郴州聚集，从而为郴州新材料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政策扶持优势

政策扶持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2007年4月，郴州市被国家商务部授予首批“全国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2009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将郴州市列为“先行先试”政策试点城市，正式下发了《关于支持郴州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在土地、财政体制、金融服务、交通建设、物流发展、项目审批、园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给予34条“先行先试”政策。良好的政策环境将加快沿海产业梯度转移速度，为郴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金融支持郴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有益探索

（一）明确支持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郴州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的产业。2010年12月末，银行类金融机构对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余额为51.68亿元，占全市贷款总余额的13.79%；到2011年6月末，郴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余额达84.4亿元，比去年年底增加32.72亿元，增长63.3%，占全市贷款总余额也上升到19.46%。

（二）重点扶持龙头企业

据对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查显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主要集中在新材料产业的龙头企业。2010年贷款余额前十位企业的总余额达46.46亿元，占全部新兴产业贷款余额的89.8%，新材料产业贷款余额46.26亿元，占比89.5%；2011年上半年贷款余额前十位企业的贷款余额达72.03亿元，占全部新兴产业贷款余额的85.3%，新材料产业贷款余额76.21亿元，占比90.3%。

（三）不断完善金融服务

郴州市近几年大力推行“金融先行”的发展战略，积极引入各类金融机构，加快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金融体系日趋完善。新入驻郴州的浦发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三家股份制银行成为郴州市存贷款业务增长的亮点，截至2011年6月底，这三家股份制银行新增存款19.06亿元，占全市新增存款的17.3%，新增贷款19.61亿元，占全市新增贷款的31.8%。两家村镇银行也已开业，全市有8家小额贷款公司，各类担保公司9个。

（四）努力拓宽融资渠道

随着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郴州加快了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步伐，股权融资也成为这些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据郴州股权融资情况调查发现，私募股权基金为该市重点企业提供了11.3亿元的融资额度，其中融资规模过亿的有四家企业，引入了包括达晨创投和湖南高创投在内的多家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了4家龙头企业股份制改造工作。

（五）大力创新金融产品

今年该市金融机构首次对新兴产业发放并购贷款，由农业银行和浦发银行分别贷款3亿元和7亿元共计10亿元给新组建的南方石墨有限公司，用于该市石墨矿产资源的整合，为精深加工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2010年累计发放创新型有色金属质押贷款4.12亿元，较好的支持了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此外，银行机构还为企业开展了除传统的贷款和票据贴现外的贸易融资、信用证、保函、承兑汇票等业务。

三、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面临的困难

（一）产业转型面临的瓶颈

1．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贷款缺乏新增长点。郴州市在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产业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但由于产业集聚度不高，造成产业链不长，从事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的企业很少，研发力量和投入不够，精深加工新产品不多，贷款缺乏新增长点，贷款还是主要集中在采选企业和初级冶炼企业。以钨产业为例，虽然郴州钨储量和开采量都是全国第一，有26家采选企业，但缺少像厦门钨业这样能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的大型综合性高新材料企业。2009年郴州生产钨精矿14700吨、仲钨酸铵1774吨，而厦门钨业一家企业的钨精矿产量达到5000吨、仲钨酸铵达到12000吨。

2．龙头企业带动效应不够，贷款吸附能力差。郴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企业还处于“多而不大”的格局中，产值过百亿的大型龙头企业还没有，企业贷款吸附能力不足。全市规模以上采矿及冶炼企业近700 家，其中规模最大的30家企业总产值108.11亿元，只相当于株冶集团2010年营业收入125.35亿的86.2%；2010年郴州采矿和制造业贷款余额54.77亿元，而株冶集团一家企业贷款余额达到了34.11亿元，相当于郴州62.28%。

3．企业自身素质不高，受绿色信贷制约多。郴州有色金属及非金属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比较缓慢，大多依赖于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不规范、财务不透明等弊病，导致在银行信贷评级中企业得分不高，授信额度不大。加之企业大部份属于“两高一资”产业，有悖于银行“绿色信贷”政策的要求，在“环保一票否决”新的信贷审批体制下贷款约束力进一步加强。同时由于“两高一资”产业在历史上也是不良贷款比较集中的行业，银行有“怕贷”情结，严重影响了银行和企业的互动。2005年以来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中“两高一资”产业占比达到23.26％。

（二）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

1．融资渠道狭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目前郴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融资来源渠道比较窄，据对10家龙头企业2010年到2011年融资情况调查发现，企业外部融资中银行信贷占比86％，通过股权融资等其他渠道融资占比14％。目前为止，郴州市尚无一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通过股票上市在境内外融资，也没有一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发行过企业债券融资。

2．信贷产品创新不够，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起点、新技术、新市场，这就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中长期贷款和类似以知识产权为质押的信贷产品，而目前银行的信贷产品都集中在短期贷款，抵押物也只认可便于估值和变现的有形资产，郴州尚无一例以知识产权为抵押品的贷款。

3．风险补偿机制还不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比传统产业有更高的成长性和风险性，金融机构给新兴产业发放贷款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这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对这类贷款进行适当的风险补贴和补偿，但目前对新兴产业贷款贴息政策很少，监管机构对新兴产业贷款的拨备覆盖率也没有差别政策。

4．企业信用征信体系还不完善。目前虽然各地人民银行建立了企业征信系统，但由于很多中小企业运作不透明，财务报表不规范，导致系统无法准确、全面的收集企业数据。郴州市贷款信息纳入到征信系统的只有1246户企业。没有征信记录的中小企业，银行难以做出是否贷款的判断。

四、破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瓶颈的政策建议

（一）多元化的制度保障体系

加快财政、金融、监管等相关政策的相互配套，搞好顶层制度设计。

一是地方财政出资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风险基金，为商业银行因发放新兴产业贷款而形成的不良贷款提供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二是实行单独的贷款额度管理的货币政策，仿照2008年央行曾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额外的5%新增贷款规模优惠的形式，在各个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单独新增一个贷款额度，或者规定不占贷款额度，使信贷能够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力工具。三是对新兴产业适当放松监管标准，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可以仿照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方式，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投放多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

（二）多方位的产业引导体系

一是传统优势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加大传统优势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引导力度，加速矿产资源整合，优化产业布局，鼓励采选冶炼企业向精深加工发展。二是引入产业链完整的巨头企业，依托矿产资源优势引入国内外新兴产业的巨头企业，要让郴州成为这些企业的资源基地，更要成为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和技术创新研发基地，把郴州打造成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新材料基地。三是围绕园区经济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专业协作的格局。

（三）多层次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

建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多层次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一是组建专门服务于新兴产业的政策性银行；二是商业银行内设新兴产业信贷中心；三是加快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四是做大做强融资担保公司；五是增设本地信托投资公司，形成一个由信托、担保公司、银行等多个市场主体参与的新兴产业融资平台。六是积极完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对知识产权的评估体系，建立郴州地区的股权交易托管中心，尽快完善人民银行的企业征信系统，为商业银行和新兴产业的企业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多渠道的融资体系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大力发展直接容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连接的多渠道融资体系。一是货币市场融资。鼓励本地龙头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 尝试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为新兴产业中的优质企业发行集合票据。二是资本市场融资，对于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的龙头企业，鼓励其通过上市融资和发行企业债券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三是民间资本融资，鼓励发展各类基金。设立本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鼓励民间资本组建私募股权基金。

（五）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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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又称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环境金融（Environmental Finance），是指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更加突出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利益，追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和共同发展，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当下的绿色发展理念相吻合，因此受到金融机构的关注。

绿色金融的实践最早起源于银行业。上世纪70年代德国银行业在信贷业务方面开始出现“绿色信贷”。1974年，联邦德国成立了生态银行，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的环保银行，专门负责为一般银行不愿接受的环境项目提供优惠贷款。在上世纪90年代，绿色金融开始在欧美国家兴起。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会后，由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和花旗银行在此基础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针对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这就是赤道原则。目前，全球已有72个金融机构宣布接受赤道原则。赤道原则已经成为绿色金融在银行业的应用中的基本原则。

目前，根据国内外的发展情况，绿色金融其实施模式主要包括四类：一是绿色信贷。这一模式应用最早、也最广泛。金融机构对建设高能效设施，研发节能技术，生产治污设施，研发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设备，开发新能源，从事生态农业和生态保护的机构提供低息优惠的贷款服务；相对地，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实行限制贷款额度，提高贷款利率的惩罚性措施。二是绿色证券。例如，环保产业指数产品、碳金融产品等。这一模式目前规模较小，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三是绿色保险，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它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时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制度。四是绿色风险投资。是将资金投向风险较高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和技术研发，以期获得较高风险回报的投资行为。

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指导意见，特别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G20峰会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均在积极推进绿色金融。绿色信贷方面，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现为环保部）、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紧接着浙江、江苏等20多个省市的金融机构与环保部门联合出台了绿色信贷的实施方案细则。绿色证券方面，2008年2月22日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重污染行业如钢铁、火电等企业必须通过环保部的核查，才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和再融资，否则证监会将不予受理。这样，这些“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将无法通过上市进行直接融资。2008年，我国首家综合碳排放权交易所――天津碳排放权交易所成立。2011年11月起，全国有七个省市陆续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绿色保险方面，2007年12月4日环保总局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指导意见》，以防范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问题。此后，多家保?U企业相继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截至2013年全国已有2000余家企业投保，承保金额约200亿元。一些省份也出台了相应措施，探索建立环境责任保护制度。如山西、内蒙古等资源型省份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展环境责任保险业务，将本地区的重点污染企业纳入保险体系。

山西省是能源资源大省。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山西省的煤炭储量占到全国煤炭储量的37.75%，位居首位，铝土矿储量排名第三，铁矿储量排名第五，还有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的储量也很丰富。煤炭及煤化工产业和冶金产业成为山西经济的支柱产业。山西的焦炭年产量为8039.88万吨，位居全国首位，生铁和粗钢产量都位列全国第五，钢材产量全国第七。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费量为37587.43万吨，仅次于山东省。相伴而来的是高能耗、高污染，雾霾天气频发、生态植被脆弱等问题。近年来，山西省把绿色发展理念摆在突出位置，加快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采取了政府干预、金融助推、社会监督的办法，多管齐下，强力治污，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对纠正“唯GDP”式的粗放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光靠政府干预事后处罚不是长久而有效的手段。绿色金融既能撬动社会资本，又能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既可推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也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前，山西的绿色金融工作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业务方面。各家商业银行在山西的绿色信贷业务支持了包括太钢集团和潞安集团在内的一批企业的节能降耗项目，解决了项目融资问题，保证了资金供应。保险方面，自2011年山西省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以来，截至2012年7月，共有来自煤炭、化工、钢铁、电力等多个行业的68家企业投保。2016年10月，山西省金融办、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等七个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山西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信贷、担保、保险、债券等多领域提出九项重点任务，不仅为山西省绿色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山西省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提供了助力。

总体来说，我国的绿色金融在各方面已经开始起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发展仍较为缓慢。特别是山西发展绿色金融时间更短，以绿色金融推动经济转型，加快绿色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

三、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规政策体系不健全。由于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时间也较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相关政策。虽然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多项指导意见，但这些意见仍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约束力较弱。山西省也仅有2016年出台的指导意见，并未出台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规划。目前，推行绿色金融，主要缺少规定绿色金融各方参与者其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绿色金融如何实施和监管的政策规章。缺乏相关标准，绿色金融自然无法顺利开展。另一方面，政府的配套政策存在不足。许多政策的可操作性较差，无法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比如，企业在进行降低能耗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会因为经营模式的改变，经营成本大幅上升，影响企业利润。此时，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政策不能跟进，影响了企业实践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第二，绿色金融规模小，形式单一。尽管国家在2012年就已经了《绿色信贷指引》，但大多数银行绿色信贷总额占总资产的比例仍低于2%，即便是最先实行赤道原则的兴业银行，这个数字也只达到3.46%。目前，山西的绿色金融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方面，其他方面是空白。而且，现有的融资产品主要面向企业，面向家庭和个人的产品少之又少，这也限制了绿色金融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不管是政府相关部门还是金融机构，往往将发展绿色金融等同于发展绿色信贷，或是减少“两高一剩”企业的贷款额度，很少关注绿色证券等方面的发展和创新。这也是造成绿色金融市场规模较小的原因之一。

第三，征信机制不完善，导致绿色信贷业务风险较高。即使是绿色金融体系中规模相对较大的绿色信贷，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比一般贷款更高的风险。央行《企业基本信用报告》中关于环保的信息较少，而金融机构自身又无法对不属于国家监管范围的企业进行环保方面的调查，很难获取相关的信息，再加上这类企业数量庞大，银行在扩大绿色信贷规模的过程中就要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承担较大的风险。这就是银行不愿开展绿色信贷的客观原因。

第四，缺乏专业人员。开展绿色金融，需要同时具备环保和金融知识的专业人员。比如，对于企业提出的绿色信贷申请，需要有专门的人员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做出环境风险评估，还要有人员来负责各项审查工作。就目前情况来看，山西的金融机构缺少这样的专业人员，不利于绿色金融的发展。

四、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建议

《十报告》中指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的观点。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金融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山西这样的煤炭能源大省，大力推进势在必行。

（一）加快完善法规政策体系

首先，从制度上保证绿色金融的良好发展。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制订有关绿色金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完善从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到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和监管制度等一系列法律组成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其次，从政策方面给予充分支持。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出发点，制定一系列与绿色金融相配套的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用担保等。可以适当调整现有的节能减排补贴政策，将现金补贴改为绿色信贷贴息，或者可以与绿色证券相结合，将补贴改为减排额度，以此为标的开发衍生金融工具。这样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经济利益，提高企业实践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绿色金融监管。在发展绿色金融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保证其健康良好的发展。绿色金融在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监管不足。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加大现有监管政策的执行力度，制定更加完善的环保信息征信制度和绿色金融监管制度，降低绿色金融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二）在原有基础上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银行业管理机构应该首先建立起完整、科学的绿色评价机制，通过评价机制来引导金融机构开展业务。金融机构应该将绿色、可持续的理念融入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内部标准和业务流程中，针对绿色企业的特点创新信贷服务，如研发和推行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允许低碳企业提供碳排放权质押，允许节能技术开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等。此外，由于地方性商业银行对本地区企业了解程度更高，相对大型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因此可以在保证风险管控的条件下，发挥自身优势，开发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绿色信贷产品。

（三）推进多领域绿色证券创新

2016年12月，山西省首只排污权金融产品成功落地，该产品已经为省内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融资1000万元，这标志着山西省在排污权交易实践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一步，政府应鼓励和引导金融模式创新和金融产品开发，比如，推广与节能环保相关的排污权、碳排放权、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环境容量资源有偿使用权等权益有关的创新金融模式，也可以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运用债券、基金、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金融工具开发金融产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政府可以支持节能环保企业和绿色发展项目通过债券市场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直接融资，也可以适当放宽节能企业的上市条件，为其上市提供便利。同时，要加强对污染企业的上市核查，对环评不通过的企业，应该禁止其上市。投资者方面，可以鼓励机构投资者如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进行投资。

（四）发展绿色保险

环保部门应该与保险监管部门合作，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制度。山西是能源大省，要将环境风险较高的地区的有关企业纳入投保范围。要鼓励保险公司针对山西省的情况，开发针对性强的绿色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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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发展的运行原则

循环经济是在人、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三者相互协调、和谐共处的系统内。将传统的线性增长经济对资源投入、生产、消费、废弃的整个过程中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为代价，转变为依靠自然生态资源的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也就是说，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将清洁生产、生态设计、资源利用、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并依照自然生态的原理，整合先进技术，实现对自然生态“索取”与“回报”的统一。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发展运行必须遵循的三项原则。首先，减量化是防止和减少污染最为基础的途径，一般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及排放。减量化原则要求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开始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并用较少的原料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和消费目的。其次，再利用是通过多种方式、多次使用物品，防止物品过早成为垃圾，从而减少资源使用量和污染排放量，其在生产上表现为产品质量高、耐用性强，按标准进行设计和制造，容易更换零部件，促使产品能够多次使用。再利用原则要求产品制造和容器包装能被反复使用、抵制一次性用品的泛滥、尽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防止自然资源过快地转化为废物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最后，再循环是将废弃物作为原材料返回工厂，重新融入到新产品生产中，再生产出来的物品能再度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再循环原则要求通过对废弃物的回收再造，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变成资源。并实现废弃物的最低排放及资源的闭合良性循环，变废为宝、化害为利。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层次理论

发展循环经济旨在促使现代经济体系向企业、产业园区、区域三级生态系统转化，这就构成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层次理论体系。

第一，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理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产品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场所，在其制定经营战略、开发产品创新时必须实施循环经济，充分考虑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全程建立起符合要求的绿色企业。绿色企业通过协调企业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来综合考察产品的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及绿色消费，并运用绿色技术从根本上消除污染源，实现绿色生产的集约、高效、无害、无废弃物及无污染。绿色企业与一般企业相比具有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有效降低物耗和能耗，绿色产品产出量大的优势，并能有效提高循环经济的综合效率。

第二。产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理论。产业园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以行政或市场化等手段划定专门区域，制订发展规划和提供配套政策支持。从而建设起适合于企业或产业进驻和发展的各种环境，使之成为产业集约化程度高、功能布局完整、产业特色鲜明、集群优势明显的实施工业化的有效载体和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区。产业园区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设计园区内的物流和能流，采用清洁生产及废弃物交换等手段将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提供给另一个企业作为原材料投入，实现能量的多级利用和物质的闭路循环，并形成相互依存的工业生态系统，以达到废弃物排放最小化和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

第三，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循环经济就是在区域层面实施的经济。区域层面可以是单个区域，也可以是多个区域组团，其拥有较大的地理面积、较丰富的资源种类、较多的人口数量及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等特点。目前，对区域循环经济的定义有从行政区域、经济区域、空间区域等不同角度进行表述，但共同之处都涉及资源的循环和产业的优化，使规模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循环经济、区域经济、生态经济和产业经济是区域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经济发达、资源高效、环境友好、社会和谐是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效率的提升是区域循环经济的方针。总之，通过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可在产业体系、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消费和人文生态四大领域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废弃物排放，从而达到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需求和开发性金融支持

（一）循环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投融资需求

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范畴上对投融资有着多元化的需求。首先在时间范畴上，由于循环经济发展各个阶段和环节的价值不同，对投融资需求的方法和数量也不同。一般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及开发阶段，以政府注资方式为主：理论成果转化为技术阶段，需要政府开发资金、企业研发资金及个人投资资金支持：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阶段，以风险投融资方式为主：循环经济产业化阶段，以银行信贷、证券融资及产权交易等投融资一体化为主。其次在空间范畴上，由于循环经济发展多层次性要求，对投融资需求的方式也不同。一般而言，企业层次以短期债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市场等投融资渠道为主：产业园区层次以财政支持、企业自主融资为主；区域层次以国家财政支持、政策性金融支持及开发性金融支持为主，并辅以多方参与的项目融资。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开发性金融支持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本质是资源的节约利用和优化配置，开发性金融则是资源配置的中介和重要渠道，发展循环经济离不了开发性金融的大力支持。由于循环经济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且其产业链的周转复杂多样，在融资方面表现出可融资资源的稀缺性、融资渠道的狭窄性和融资活动的阶段性等特点。这既为开发性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又为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资金需求提供巨额有效的开发性金融支持，从而实现循环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开发性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需求需要依赖完善有效地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才能够得到满足。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给予企业融资支持，促进企业提高资金利用率，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从而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并对生态保护及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开发性金融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并通过企业循环经济的形成，由点及面促成产业园区循环经济及区域循环经济的形成，最终建立起一个面向市场的投融资环境和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循环经济与开发性金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企业为获得银行绿色信贷支持，必须按照要求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高效利用能源和资源，并间接改善生态环境。开发性金融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可见，开发性金融通过创新适应循环经济发展变化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而循环经济则通过优化生态环境和经济结构等方式推动开发性金融发展。从而实现循环经济与社会经济效益共同发展的双赢格局。

三、开发性金融助推循环经济发展的客观必要性

（一）促进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需要

我国投融资体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投融资体制存在制度和管理缺失，使得经济发展与落后的投融资体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投融资体制既秉承了传统计划经济中政府配置资源的核心内容，又衍生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特色”：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体系以信贷融资为主，财政融资和证券融资规模较小，与市场化的融资体制存在较大差距。然而，随着政府投资决策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政府融资方式的逐步多元化，整个社会投融资体系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及运作市场化的局面。这就为开发性金融提供了促进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用武之地，可以通过其融资优势与政府组织优势相协调特点的发挥和组织增信，促进市场建设及经济发展。此外，开发性金融能够运用证券市场化模式，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筹资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

开发性金融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在弥补体制缺陷、市场失灵和引导市场发育方面能够有效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因为开发性金融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通过控制信贷投向、结构和规模，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建设，坚持结构调整、有保有压、区别对待、避免大起大落的原则，既提高了项目整体规划水平和建设成功率，又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区域经济的协调。而且开发性金融能够打通融资瓶颈和调整融资结构，并通过对市场空白和缺损领域的前期开发，培育市场和健全制度，释放信息诱导商业性金融和民间资本进入，发挥资金导向的作用。从而实现融资结构的调整和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意图。

（三）促进开发性金融不断创新的需要

开发性金融助推循环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循环经济发展初期，开发性金融通过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确定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次序，促使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或有损金融生态的产业实行退出循环经济圈等限制性政策。这一过程也是开发性金融不断创新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机制的过程，而在循环经济充分发展时。开发性金融通过自身的创新，不断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进一步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开发性金融创新的意义在于有针对性地为循环经济发展进行金融支持策略设计。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中，区域循环经济是最高层次的产业布局，也是开发性金融能够首先介入并发挥组织增信优势的层次。在该领域中，开发性金融一方面能够利用其支持企业和产业园区循环经济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继续发挥优势：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其先锋作用以解决当前我国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问题，并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四）解决社会经济瓶颈和市场缺损问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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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长三角区域经济

本研究报告旨在从大趋势分析与战略预测的视角，从国际经济格局、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对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处于的大环境，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报告分析预测的时间跨度为2011～2030年。

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

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国内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走势息息相关。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必须放眼全球，把握好世界大势，深刻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性特征。世界经济大体在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性波动中前进，有为期3～5年的基欣周期，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经济长周期的一个阶段，将产生深远的不确定影响。我们必须着眼经济中的长期发展趋势，才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短期经济走势。为此，课题组从国际经济长周期及阶段特征出发，研究未来20年浙江面临的世界经济政治环境。

(一)基本论断

未来20年，世界经济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中期(衰退－萧条期)和后期(萧条－复苏期)。1980～2030年左右，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和创新性的大范围应用扩展为特征，辅之以风险资本等一系列金融工具创新，形成了新一轮的康氏长周期。在这一轮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康氏长周期中，1980～2005年是复苏一繁荣期(新经济的发轫兴起和迅速扩张期)，2005～2015年是衰退～萧条期(金融危机的酝酿及爆发和扩散期)，2015～2030年是萧条一复苏期(震荡缓慢复苏到平稳复苏期，直至新一轮周期)。在康氏长周期的中期和后期，科技创新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等总体上出现根本转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对全球经济政治多极化格局带来新的冲击和变化。

(二)基本特征

1，全球科技创新的总体和局部变化。革命性的重大科技创新是推动康氏长周期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力。未来20年，爆发新一轮推动产业革命性突破的重大技术创新可能性不大，世界科技创新总体上将处于孕育和深化应用阶段，但是在局部科技领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形成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支撑和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现有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应用创新将持续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向泛在化、网络化、智能化拓展，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教育、医疗、交通、应急管理、社交网络等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化，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第四代移动通信以及遥感、全球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功能基因、生物医药等为重点的生物技术，以节能环保、绿色发展为方向的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等技术有望出现局部乃至比较重要的创新突破，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一些新的动力，并为下一轮重大科技创新奠定新的基础。

2，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深化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考虑欧美经济综合实力、货币控制力和金融创新能力，未来20年，美元和欧元等发达国家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有根本性动摇。但是艰难缓慢的经济复苏将使美元国际地位继续下滑，华尔街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将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元区进退维艰，放弃独立货币政策使欧元区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大打折扣，争取独立货币政策又将使欧元区走向动荡乃至崩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历史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和金融将成为稳定和创新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新生力量。人民币通过货币互换、区域化逐步走向国际化，逐步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结算，有望成为新的区域或者世界投资贸易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进而推动国际金融格局深刻变化。

3，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国际贸易失衡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问题。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国际贸易格局将呈现新的变化。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有所抬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增多，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中国进出口总额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由于国内外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外贸顺差有望大幅缩小甚至阶段性出现贸易逆差。除了南北贸易之外，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有望进一步加强，在部分地区和部分贸易领域形成新的贸易格局。

4，国际社会应对气候问题引发的变化。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虽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同行动争议不断，但是绿色低碳的革命仍将产生深刻影响。考虑现有资源能源消费状况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变化，未来20年，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海洋石油、煤制油、煤制气将为化石能源消费提供新保障；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逐步上升，将还不能替代化石能源。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总量增长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是环境恶化趋势总体上将有所缓解，生态补偿、碳排放交易等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将逐步完善，绿色、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日渐盛行。

5，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但在未来20年国际政治多极化均势调整和局部动荡将出现新的不确定的形势变化。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下降，全球政治影响逐步减弱，但发达国家在科技、金融、战略资源、人才、军事等方面的领先优势将维持较长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话语权逐步增强，但在崛起道路上仍将面临不确定环境下的经济波动、政治民主化、地区局部冲突等诸多严峻挑战，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都将带来转型与发展的巨大压力。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政治形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经济衰退、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等问题存在引发新一轮社会变革和政治动态的可能性，北非、中东等伊斯兰世界局部地区动荡局势深刻演变，美国向亚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南海潜在冲突有显现和加剧的趋势，

这些都可能对全球政治环境带来多变的、无法预计的影响。

(三)发达经济体主要特征

l，发达经济体在近期将处于康氏长周期中的朱拉尔中周期的危机-清偿阶段。经济增长经常会面临间歇性的衰退-萧条危局，欧洲债务危机频发并呈现出阶段性的扩散趋势和“债务货币化”的冲击，引发全球经济阶段性波动甚至“二次探底”，中长期会在振荡复苏中走向平稳复苏。

2，金融创新步伐逐步放缓。失去重大科技创新的支撑，在后国际金融危机的震荡期，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的微观基础脆弱，金融创新失去方向。前景和目标不明环境中的金融创新，反而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加大并时常暴露。

3，技术和产业转移会处于时快时慢的纠结困境。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试图要积极推进技术和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布局，重塑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又由于担心国内“产业空洞化”和失业问题，在面临衰退萧条时又要着力推进“再工业化”，从而控制高新技术和产业的转移。

(四)新兴经济体主要特征

1，经济增长步伐较前一个20年相对放缓。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及震荡的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环境相对不稳定，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加大，周期性波动频率增加。但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上升的趋势仍将保持。

2，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速。主动接受发达经济体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大，加强自主创新、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生动力增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和路径多元化。

3，“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大。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中，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趋势可能出现分化，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未来20年全球经济政治演变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及话语权的竞争将加剧。当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甚至在部分国家，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社会政治动荡，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和部分国家经济政治形势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且有可能蔓延扩散。如果世界各国不加强政策协调，特别是发达国家如果不承当应尽的国际责任，反而用自身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遏制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妥善应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各种挑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利变化。

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

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都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经济高速成长，国民普遍受惠，活力与稳定兼备；二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该阶段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三是进入高收入后的发达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现代化得以实现，经济社会发育成熟。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4000美元，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过渡。鉴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课题组以此为研究视角，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与趋势进行了研判。

(一)基本论断

未来20年，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仍然向好，但受国际经济长周期及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加上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对放缓。预期到202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GDP总量将达到15～18万亿美元(当年汇率，下同)，逼近美国经济总量，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到2030年，预计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5～3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确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左右，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建立；

――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户籍制度逐步开放，城市化水平达到70％；人口总量达到顶点，劳动人口出现负增长，开始形成了以老龄化为特征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

――开放格局明显变化，在进出口总量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的同时，外贸依存度逐渐下降，出口贸易呈“产品高端化、地区多元化”特征，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加快，对外收购成为大势所趋；

――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明显增强，政府职能有效转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明显加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二)基本特征

伴随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我国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开放格局、社会结构、政府职能等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将会随之产生深刻的变化。

1，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发展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结构将会出现不断调整与优化的过程。未来20年间，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性，中国的不同地区间将出现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并存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整体水平上仍将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但是，投资结构上将出现以下重大变化：一是在投资方向上，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将降低，对研发设计、更新改造、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消化等方面的比重将大幅提升；二是在投资主体上，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将不断降低，随着产业管制出现实质性的放松，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投资比重将明显提升，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2，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城乡居民家庭面临着普遍的消费升级问题。未来20年，中国的消费需求将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消费总量规模的大幅提升，导致其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主要有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完善、中西部地区发展所产生的新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将日益呈现多元化特征，住房、汽车、教育、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为主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支出将明显增加；三是消费质量、消费能级不断升级，品牌化、个性化消费人群扩大，中高端消费比重提高，更加注重消费的安全性、舒适度和社会认同感。

3，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发展经验表明，根据发展阶段不断优化调整出口导向战略以及对外贸易结构，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20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对外开放整体格局将呈现深层次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进出口总量规模保持平稳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将不断降低；二是进口方面对能源、原材料

等方面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高，欧美对中国进口管制逐步放松，对高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增加，出口方面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将明显提升，同时，中国与非洲、南美、东盟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力度将不断加强；三是外资将更多地采取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大势所趋，对外收购现象将愈加普遍。

4，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加快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实现发展的重心从财富增长向民生福利的有效转变。未来20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出现深刻的变化：一是中等收入群体和现代职业阶层快速形成壮大，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各类企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一批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形成；二是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将大量涌现，市民主体意识显著增强，人民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权利不断扩大；三是社会管理参与机制不断创新，政府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5，政府职能发生重大变化。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地推进制度建设，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未来20年，我国的政府职能变化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初步确立；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政府开支约束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较快地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三是凝聚改革共识，推动系统全面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同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长期将保持相对稳定，相机抉择政策的频率将相应减缓。

由于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如果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对发展中的问题不能有效地加以协调和处理，特别是在以下方面出现偏差，则落入“陷阱”的风险也可能增大：一是发展战略调整缓慢，不能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丧失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力；二是在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难以随着经济增长及时改善要素结构，导致自主创新及发展动力不足；三是收入分配等社会不公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内部纷争；四是不能及时进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统的制度建设，不能及时完善法律制度、更好地界定公共权力的行使边界，导致公共权力的过度扩张或不适当收缩，政府能力的弱化。

三、区域经济社会环境

未来20年，上海及长三角在世界的地位将不断提升，长三角内部将加速融合且一体化进程日趋加快。上海及长三角在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对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且直接的影响。

(一)基本论断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长三角地区将超越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和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核心)、英国的中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日本的东海道城市群(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为核心)以及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芝加哥、多伦多为核心)，成为仅次于美国波士顿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的世界第二大城市群，而上海都市经济圈也将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为世界第二大都市经济圈。

――经济总量方面，到2020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达到4万多亿美元(当年汇率，下同)，人均GDP可达到2万美元左右，率先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到2030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将达到7～8万亿美元，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成为全球高收人人群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经济结构方面，到2030年，长三角地区将形成现代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占GDP比重将大大超过一、二产总和，其中上海服务业比重将在80％以上。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日益向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聚集，而先进制造业的分布更趋向于二、三线城市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发展质量方面，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回收利用水平均处于国内最高水平，形成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战略地位方面。长三角地区成为全球主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一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辐射作用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成若干规模和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和现代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地区主要国际门户。基本建成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我国乃至亚太地区参与全球合作与对外交流中发挥主导作用；长三角地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上海建成具全球意义的国际性大都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上海与作为长江三角洲发展腹地的周边城市在发展的维度(产业、社会、环境)和制度的维度(理念、体制、技术)等方面实现整合，成为全球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和高收入群体最为密集的地区。

(二)基本特征

L上海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而带动长三角地区形成较高水平的国际化程度，形成交易、定价和信息功能齐备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上海将成为集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各类金融市场最聚集的城市之一。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首先将大大增强上海服务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的能力，为建成全球主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提供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其次，有利于拓展金融资源运作空间，直接支持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实现“两大中心”的资源互动。借助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极发展航运的金融服务需求，上海金融中心将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资金结算等高附加值业务，掌握行业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成为世界公认的船舶融资业务中心。

2，长三角地区将建设全球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长江沿河和东海沿岸的港口资源得到充分整合和利用，与航空、公路和铁路等形成了最为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其中，集装箱总吞吐量到2030年将突破30000万标箱，煤炭、石油等货物吞吐量突破200亿吨。并成为集期货交易、运输集聚和金融结算为一体的全球最大的大宗物商品交易中心。这一中心将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技术和现代市场交易技术，成为连接国际、国内市场和多区布点大宗商品集散地交割仓的电子化交易平台，建设成为具备港内外运输合理化、仓储自动化、包装标准化、装卸机械化、加工配送一体化、信息管理网络化等现代物流特征，并拥有集资金流、商流和信息流于一体的商贸型综合物流体系。

长三角地区将逐步建成集装箱运输系统、外贸大宗散货海进江中转运输系统、江海物资转运系统和客运系统，江海联运、海海联运、海铁联运等物流集疏运模式将得到迅速发展。随着长三角地区建成全球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和大宗物商品

交易中心，长三角地区的区位、港口、资源、市场和开放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将极大提升大宗商品的交易服务能级，提高现代服务业水平。长三角内部也将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和高效畅通的现代物流网络，极大地促进交易商融资融货、降低贸易成本、增加贸易机会、加快资金周转。

3，长三角地区将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中心。在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地区内的产业分工不断优化，并建成集研发、生产加工、国际营销和全球商务为一体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特别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成为世界级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总部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未来，长三角地区将充分发挥区域在研发、设计、制造及服务方面的综合优势，不断增强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具有强大的区域产业协作配套能力和分工体系。这种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中心不是由境外企业控制的“世界工厂”或“加工场”角色，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独立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全球化的制造业基地。上海也将成为国际性的管理控制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所在地，区域内逐步形成一个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现代产业体系。

4，长三角将成为国际人才高地和国际创新高地。随着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长三角地区将建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集聚能力强、辐射领域广的国际人才高地、国际创新高地，成为国际商业模式创新的发祥地、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选择地和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在长三角内部，将形成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在重要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发挥对全国乃至全球的带动和引领作用。

未来二十年，长三角地区建成国际人才高地、创新高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结构优化协调互动，使人力资源体系更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通过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同时，可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重要基础性资源性作用，使长三角真正成为集产业、科技、人才为一体的资源集合平台，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同时，长三角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将面临以下几个挑战：区域内各城市发展定位和内部分工不够合理，区域整体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交通、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没有形成有效的配套与衔接，不能形成要素合理流动的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能源匮乏等资源环境约束；社会事业发展有可能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或许还会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对于浙江的发展而言，如果忽略了上海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不积极主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建设以大宗商品交易转运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海洋经济发展大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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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5年版。

篇9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下大决心和勇气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全面提升进位赶超、绿色崛起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市“十二五”规划起好步、开好局，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二）总体要求。构筑多主题、多层次的改革试点格局，对国家重大改革举措、省级改革试点，以及围绕生态经济区建设开展的探索实践，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全面把握先行先试的主动权。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从制度上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正确处理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规范改革和巩固改革成果，促进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二、主要任务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重点调整涉及经济、民生领域行政审批事项，将部门审批职能相对集中，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着力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按照《市重大产业项目绿色通道管理办法》的要求，利用重大产业项目绿色通道并联审批系统，逐步完善网上审批与电子监察，优化投资项目的核准与备案管理。（市监察局、市效能办负责）

2、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开展事业单位清理规范，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完成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建立事业单位岗位动态管理机制，实行聘用制的单位和人员达95%以上，实现公开招聘的“全覆盖”。切实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间关系，强化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上，采取鼓励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市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二）优化所有制结构，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1、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扎实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鼓励市属骨干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兼并重组。支持国有企业以大项目为载体靠大联强，完善与央企的对接合作机制，通过优化企业布局和资源配置，构造形成以转型升级的资源能源优势产业为龙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两翼的国有经济新格局，推进国有资本向国有经济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主导产业集中，向大企业、大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实力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市国资委负责）

2、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着手编制市级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做好各项配套政策的衔接跟进工作，研究制定预算支出的重点和方向，规范预算支出的使用决策审批程序，探索有效利用资本预算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新途径。（市财政局、市国资委负责）

3、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清理和废止带有限制、歧视性的法规政策规定，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采取健全收费补贴机制、实行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给予信贷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促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扩大规模、做大总量上取得新突破。（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中小企业局负责）

（三）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经过集体土地的确权和登记发证工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有形市场体系，培育流转主体，通过转包、租赁、互换经营、股份合作等形式，推进土地适度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并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为契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其土地增值收益应当主要用于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建设。（市农业局、市国土资源局负责）

2、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载能力，在城市和人口规划的指导下，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为基本落户条件，允许在城镇居住满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根据本人意愿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逐步满足符合条件人员的落户需求。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发改委、市农业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市人口和计生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

3、集中力量抓好国有林场改革，组织好申报工作，力争列入国家级试点范畴。针对国有林场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改革从分类指导、因场施策入手，整合重组为生态公益和商品经营两大类型，借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验，把国有林场改革与放活商品林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职工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多措并举，实现“森林资源增长、职工增收、林场增效，林区社会和谐稳定”的既定目标。（市林业局、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负责）

4、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林业产权制度，稳定和落实林地家庭承包经营政策。积极推动林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加强林木采伐、林权管理，建立健全林权管理机构，增强涉林矛盾纠纷处理处置能力，做大做强林权交易市场，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加快推进政策性森林保险，扶持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切实加强林农技术指导和服务，巩固和发展好改革成果，确保林农收入和森林资源总量增长，生态环境改善。（市林业局负责）

（四）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1、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理顺市以下政府间的收入分配关系，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推进包括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各项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形成覆盖所有收支、完整统一的政府预算体系。推进政府采购规范化管理，拓展采购规模，对节能、环保、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先采购。认真实施《市财政监督条例》，重点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建立覆盖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落实国家即将出台的各项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发挥税收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职能作用，瞄准促进生态经济区建设，做好环境税试点的前期准备工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市环境税改革试点方案，研究适合市内实际的环境税征管模式，推动区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环境保护局负责）

2、大力发展金融业。积极引进金融机构来景设立分支机构。大力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新型企融组织;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组建以县城为基础的农村商业银行;进一步完善覆盖市、县(区)两级的融资性担保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支持市内优质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融资，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增发、配股等方式实现再融资，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实行发债融资。努力将我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申报列入全国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争取年内市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交易。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纳入全市民生工程，争取今年四季度推广全市农房保险试点工作，逐步构建起我市覆盖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三农”风险分散新机制。积极推进健康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企业年企业务发展，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市内企业“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逐步建立全市金融生态考核评价机制。加强我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金融合作与交流，大力推进我市金融服务体系的深化发展。（人行中心支行、市银监局、市发改委、市政府金融办负责）

（五）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以市场为取向，发挥价格杠杆作用，理顺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健全高效节能推广激励机制，促进资源配置向高效环保型产业倾斜。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加大生态经济区和自然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根据国家有关要求，探索跨区域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补偿标准。（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境保护局负责）

（六）深化民生领域体制改革

1、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强化积极的就业政策，发挥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规划的带动作用，广开渠道，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再就业。采取灵活多样的帮扶措施，认真抓好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素质，以创业促进就业，尽快建成布局合理、运行规范、服务高效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2、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健全工资收入协调增长机制，逐步缩小市际、市内地区间收入差距，落实最低工资标准政策，配合国家对垄断行业企业和职工收入实行有效监督和调控，完善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和支付保障机制，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金管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国资委负责）

3、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扩大新农保试点范围，进一步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工伤保险等工作，落实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搞好制度衔接，贯彻落实全国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七）深化社会领域体制改革

1、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按照《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任务目标，制定出台各项配套政策，建立起规划纲要落实的政策支撑体系。着力巩固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加快全市教育园区建设，探索园区内各级各类学校之间、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的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更多的面向农村、薄弱学校及欠发达地区，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群体差距。发挥政府统筹、行业办学积极性，推进职业院校校企一体办学的新模式，将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企业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把企业文化融入职业学校的校园文化。以素质教育为导向，加快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改革。完善民办教育扶持政策，支持民办教育持续发展。推进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立完善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切实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市教育局负责）

2、以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为宗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增强保障能力。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建立规范的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并落实相应的补偿机制。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探索管办分开、医药分开、政事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形成公立医院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指导、分工协作的良好运行机制。（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卫生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编办负责）

3、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出版发行、演艺、广电网络等领域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工作，深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市广电局、市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八）积极做好省级综合配套改革工作

1、积极做好省级综合配套改革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尽快完成试点实施方案和五年行动计划的编制。抓住先行先试的历史性机遇，相互交流学习，构建试点地区与市直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争取对口单位在政策和资金、项目上的倾斜支持，激发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即扎实稳妥、又有所突破创新，积累有推广价值的好做法和典型经验，为我市改革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市发改委、各有关部门负责）

2、加强对改革试点地区工作的指导协调，积极推进试点地区“扩权强县”的子项改革。通过合理界定理顺事权关系，明确简政放权的具体措施和主要内容，赋予试点县（市、区）级政府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分步骤将管理重心下移。进一步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能力。（市发改委、市编办、各有关部门负责）

3、在总结我市以往机构改革做法的基础上，借鉴吸收部分兄弟地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有条件的选择部分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开展“大部门制”改革试点。整合重组部门间职责，探索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有效解决管理中存在的职能交叉、条块分割、执行力低下等突出问题。（市发改委、市编办、各有关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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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融资；风险投资；信用担保；风险补偿

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2-0029-08

一、引言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成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中小企业在拉动民间投资、优化经济结构、推动技术创新、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12年末内蒙古中小企业共有17.5万户，创造了全区70%左右的GDP、5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内蒙古一直是一个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推动下，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12年人均GDP达到6.4万元，超过1万美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居第6位，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150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居第10位；全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 611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居第15位。同中小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比较，内蒙古人均GDP比浙江省高1 053元，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内蒙古比浙江省低11 4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内蒙古比浙江省低6 941元。也就是说，人均GDP内蒙古略超过浙江省，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浙江省是内蒙古的1.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收入浙江省是内蒙古的1.9倍，如此巨大的差距说明，加快内蒙古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生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和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发展滞后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急迫和重要。中小企业的繁荣和发展，不仅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让居民在发展中得到更大的份额，而且会使人口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使我国在制造业、服务业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收入的均衡分配会创造潜力巨大和层层递增的消费市场，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得以转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增强。

然而，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如区域政策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较弱等问题，特别是“钱荒”问题是制约着中小企业迅速扩张、提高自身素质的关键性因素，成为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的资金，大量的资金被配置到效率低下的项目中，极大的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我国只创造30%产值的国有大中企业共占用了70%以上的银行信贷，而创造了70%的工业附加值、提供95%以上的就业、支持80%的经济增长率的中小企业却只获得了30%的银行贷款[1]。“钱荒”成为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内蒙古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在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是一个以农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结构，中小企业所占比重较大。进入90年代后，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内蒙古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力度，经济结构开始向重型化转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呈现很强的投资拉动型特征，大中型企业比重明显上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小企业发展严重滞后，使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内蒙古从政府到金融管理部门和各有关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视。2006年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工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2009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2012年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型微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政府出台的措施越来越具体化，对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扩大融资规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长速度连续多年超过全区全部贷款增长速度。2007年全区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604.3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6%；中小企业贷款在全部当年新增贷款中占到8%，年末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为18.8%。到2012年末，全区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 653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为41.2%；中小企业贷款在全部当年新增贷款中的比重占到42.8%，年末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为1.3%。五年来贷款余额增长6.7倍，中小企业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提高了25.2%；中小企业贷款在全部当年新增贷款中提高了34.8%。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下降了17.5%。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良率已经低于全部银行业贷款的不良率。在2012年末全区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中，中型企业贷款余额为2 310.4亿元，占到49.6%；小型企业贷款余额为2 251亿元，占到48.4%；微型企业贷款余额92亿元，占到2%。

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不断扩大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覆盖面，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制建设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截至201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设立小企业金融专营服务机构461家，其中总行设有3家，一级分行设有18家，二级分行和支行设有440家，专业营销人员超过3 000人。2012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4 653.36亿元，其中大型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3 071.03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提供贷款605.54亿元；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贷款976.78亿元。内蒙古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注于中小企业服务。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超过90%以上的贷款余额都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服务。

内蒙古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内蒙古共有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157家，其中城市商业银行4家，农村信用社县级法人机构97家（农村商业银行9家、农村合作银行6家、旗县信用社82家），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59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初步形成了种类较为齐全、覆盖范围较广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全区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由2007年的2 296.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 357.2亿元，年均增长22.6%，占全区银行业金融总资产的比重由26.5%提高到33.8%；存款余额从2007年的1 249.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 118.1亿元，年均增长27%，占全区银行业的比重由26.6%提高到30.3%；贷款余额从2007年的708.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 429.6亿元，年均增长28%，占全区银行业的比重由18.6%提高到21.5%。2012年末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资产已经接近3 000亿元，成为自治区网点最多、服务范围最广、资产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2012年末，内蒙古银行总资产602亿元，已经在区内外设立9家分行和27家村镇银行，发展势头强劲；包商银行资产已经突破2 000亿元，在区内外设立14家分行、27家村镇银行和1家贷款公司，正在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发展；鄂尔多斯银行、乌海银行均已在区内实现跨区域发展。

内蒙古是全国首批五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省区之一。五年来，全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速，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注册资本金规模走在全国前列。小额贷款公司由2007年的5家增加到2012年的533家，注册资本金由2007年的3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02.5亿元，2012年末贷款余额386亿元，五年累计发放贷款1 499.9亿元，已成为落实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牧户等实体经济的重要新生力量。2012年末全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已经相当于全区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总和。

内蒙古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进展较快。融资性担保机构由2007年的82家增加到2012年的212家；在保余额由2007年的24.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36亿元，年均分别增长61.9%和68.4%；担保资金从2007年的19.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90亿元，年均增长58.2%。2012年末在保责任余额340亿元，2012年新增担保307亿元。2012年底内蒙古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贷款担保123亿元，占全部企业担保贷款的48%。

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内蒙古露天煤业和金河生物在中小板上市，实现融资12.5亿元；通辽岳泰饲料、锡盟苏尼特碱业捆绑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1亿元，赤峰威龙汽贸、中昊运输捆绑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1.1亿元；内蒙古作为国家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省区，已经有奈伦农业等四家成功发行，实现融资10.5亿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内蒙古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逐年得到改善，但仍无法满足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中小企业在融资中依然面临着种种问题。

三、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大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资产规模大，融资能力强，信用等级高，普遍会受到银行的青睐。企业上市、发行债券的标准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都能够达到，而中小企业则面临着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两大突出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实际上小微企业融资更难，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融资渠道单一，基本依赖银行贷款

在外源融资的方式上，中小企业更加依赖于债务融资，而在债务融资的融资渠道上更加倾向于来自银行贷款。然而由于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和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担保条件不具备，即使是效益比较好、收益稳定的中小企业，银行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使得他们最终难以获得贷款。据全国工商联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90%以上的受调查民营中小企业实际上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3年中有62.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近年来内蒙古高利贷风险问题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说明内蒙古的中小企业从民间融资已经是比较普遍的。我国的债券发行条件一般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具备。从债券发行主体看，基本是中央企业、大型企业和城镇投资开发公司。如2013年包头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发行债券8亿元，票面利率7.03%。信用评级是衡量企业债券能否发行的关键因素，而高额的信用评级成本以及政府部门对债券发行的层层审核，也使中小企业对债券市场融资望而却步。上市融资亦可作为中小企业的一个融资途径，然而中小企业很难进入主板市场进行融资，虽然在2004年和2009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别成立，上市要求也相对于主板市场较低，但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难以满足其上市条件，使中小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的比例很低。中国证监会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后，内蒙古成为试点地区之一，已经有通惠燃气、奶联科技、奈伦农业三家企业成功发行私募债，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大中型企业。

（二）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偏高

由于国家对存贷利率实行管制，致使利率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在对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与私营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形成巨大的差异。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融资，便不得不诉诸于不规范的、非市场化的其他非正常途径，并付出了较高的融资成本。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和个人之间放贷来进行融资，年利率普遍大于30%。高额的融资成本对本就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使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2]。据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的2011年区域金融市场报告，在信贷资金趋紧的形势下，内蒙古民间借贷保持活跃，借贷总量持续扩大，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26.6%。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一般都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以上，农村信用社上浮到170%以上。内蒙古中小企业私募债最低的发行规模为2亿元，发行利率为9.8%，已经相当于基准利率的60%。资信度更低、贷款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利率将远远高于这一水平。

四、造成中小企业“钱荒”问题的原因

中小企业“钱荒”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问题，有着较为复杂的因素，无论从资金的供需双方或是政府政策，都对中小企业的“钱荒”现状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一）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缺陷

目前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借贷和利润的留存积累，据调查显示这两部分的资金占到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83%，同样的比例日本为51%，欧美为45%。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善的资金供给，具体原因如下：

1. 金融业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虽然目前金融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金融业发展规模仍然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全国第24位（西部12省区市第6位）跃升到2011年的全国第15位（西部12省区市第2位），但是内蒙古各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西部十二省区市中一直排列第6位。2011年金融业增加值在全国各省区中居第21位，在西部省区中居第6位。境内上市公司22家在全国各省区处于第27位。2011年生产总值为1.4万亿元，比周边省区山西省高出3 146亿元，陕西省高出1 855亿元，而2011年末贷款余额9 730亿元，山西省贷款余额为11 266亿元，比我区高出1 536亿元；陕西省贷款余额为11 865亿元，比我区高出2 135亿元。山西省上市公司34家，陕西省上市公司38家，都远远高于我区。

2. 金融组织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不相称。在我国，大部分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都为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而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比重较少。美国的金融组织体系与美国的企业组织结构上是恰好对应的。美国共计有7 000多家银行，大企业对应着其少数的大规模银行，多数的小企业则对应着多数的小规模银行，各取所需。从全国看，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到全部银行业的63%，中小型银行机构占到37%。从看，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到全部银行业的66%，中小型银行机构占到34%，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企业结构看，全国大型企业总产值占到42%，中小企业占到58%，大型企业总产值占到36%，中小企业占到64%。由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成本和风险高于大型企业，我国的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意愿偏低。金融机构体系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不相匹配，使众多的中小企业陷入到融资困境当中。除此之外，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基本上是为大企业服务的，而中小企业集合债和集合票据发行额很少。股票市场也基本上为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金融组织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体制性原因。

3. 资金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我国金融资源集中在发达地区，2011年东部比较发达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六省区市2011年贷款余额占到全国同期余额的43.4%。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金融机构相对较多，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好于边远落后地区。2012年末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贷款余额占到全区12个地市的2/3。

4. 风险投资基金发展相对滞后。依据中小企业生命周期和金融成长周期相结合的理论，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支持。企业发展一般经历五个阶段，即初创期、成活期、成长期、起飞期和成熟期。在中小企业的初创期和成活期，企业通常需要股权融资，如风险投资基金。在成长期和起飞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才能先后介入，到成熟期后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信贷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金融市场中融资。

在我国，风险投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其资金规模小，来源渠道单一。我国风险投资的投资主体目前主要是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资本等为主导，与美国、韩国等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的程度较低。其次，我国的风险投资主体错位。风险投资机构是风险投资市场的真正主体，是向风险企业提供风险资本的专业资金管理人，而我国具有明显的政府主义的特点，没有形成民营主导的风险投资格局。再次，风险投资的对象错位。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处于初创期或者经营较为困难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而我国的风险投资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重视收益而轻风险，更多的关注于成长期后、发展势头好的企业，对急需资金和专业帮助的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往往投资不足。最后，风险投资的增值和退出困难。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完善，中小企业公开上市的可能性较小，使风险投资资本实现增值的可能性降低。

（二）政府的扶持力度比较薄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但是资金规模较少。2012年各级财政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亿元，在全部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占比为0.15%，这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对于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局的中小企业支持力度非常轻微。政府对中小企业支持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定位存在偏差。我国旨在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财政支出。因此，政府开支主要安排科教文卫、社会保障、行政运转等公共支出，以及交通、水利、生态、城建等基础设施支出。2013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预算中，安排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120.8亿元，占全部中央给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额的0.3%，仅为同年就业补助预算资金的1/4。实际上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也是稳定就业。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出绝对不能当作竞争性行业或者生产企业的补贴逐年降低份额。而是要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稳定就业的中间目标加大投入。

2. 我国的财政体制缺乏合理性。最需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是直接收益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县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总分配中所占比重最低。我国现行财政体制是中央集中了全部财政收入的50%左右，省及省以下政府占到全部财政收入为50%左右。2012年公共财政总财力为3 799.7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 552.8亿元，中央财政各类补助收入1 737.5亿元，中央各类补助已经超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央各类补助多数都是中央下达的项目补助资金，基本上都必须专款专用，只有中央预算中关于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可以用于中小企业。2012年，财政下达盟市补助收入1 517.7亿元，将多数中央补助资金再层层按照项目下达到盟市和旗县。在2012年内蒙古包头市的财政总收入中，上划中央占到35%，上划自治区占到8%，两项合计占到43%。旗县财政自给能力更低，维持公共服务的资金都非常缺乏，能够投入中小企业的资金寥寥无几。市县政府缺乏扶持中小企业的能力，只能更多地靠向中央和自治区申请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3. 有限的扶持资金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限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采用无偿资助或贷款贴息方式，并不能有效带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的投入，资金使用效果较差。无偿补助只能起到1∶1的作用，对于中小企业的资金解渴非常轻微。而贷款贴息只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没有实质效果。事实上，政府通过设立担保基金的方式能放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难，根本原因是缺乏合格的担保条件。因此，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然而内蒙古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资金实力弱，与众多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需求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政府直接或间接投入融资担保行业的资金共12亿元，分散在4个机构，至今没有1家超10亿元的融资担保机构，而全国10亿元以上的国有控股担保机构已有30家。2011内蒙古发行中小企业集合信托计划，因区内没有具备条件的担保机构，只能找区外担保公司担保。因为缺乏有效担保，中小企业集合信托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在内蒙古只各做成一笔。

（三）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缺陷

银行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规模小、风险大、信用度低等。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自身在银行眼中形象成为它们获得资金的又一障碍，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中小企业成长的脆弱性。我国中小企业因经济规模较小、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并且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品牌与核心竞争力，使企业的发展极其不稳定，平均寿命在3年左右。企业发展在创业期和成活期，成功长大的几率比较小，很可能中途夭折。即使到了成长期，在市场竞争中和产业链条中仍处于弱势，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直到起飞期和成熟期，其生存能力明显增强。中小企业在创业期和成活期其产品和服务尚未定型，尚在摸索中，转行的可能性较大。这些都是为其服务的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大的信用风险。

2. 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从中小企业自身的角度看，其自身的缺陷制约着信贷业务的发展，影响着融资问题。据调查，大部分中小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经营管理水平低，财务信息不完整，技术创新能力差，经营风险大，市场竞争力弱，有效资产不足。中小企业规模小，单笔资金需求少，贷款的频率高，使银行的贷款成本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多数采取抵押、质押和担保贷款，而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抵押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厂房、土地通常都是租赁的，如果没有合格有效的资产作抵押，或者满足条件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都将难以落实。目前，大多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家族管理取代了现代的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会计信息缺乏应有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财务报表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情况。银行和企业信息不对称，银行难以用常规方法评估其还贷能力和信贷风险，使贷前调查工作难度大，风险难以准确判断。贷款投放后银行缺乏对中小企业贷款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贷后风险控制难度大。

五、中小企业“钱荒”问题的对策

要改变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需多方面综合努力才能治根治本。概括来说，金融体系要更好的为中小企业服务，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中小企业要规范自身，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突出矛盾。

（一）健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小金融机构、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等多个渠道进行融资。改变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需要针对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1. 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为初创期中小企业融资。首先，要大力发展民营资本为主的风险投资基金，使风险投资总量快速增加，形成参与风险投资的多元化主体，满足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融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为母基金，引导和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各地根据产业特色和优势，明确重点领域。例如，内蒙古可以把稀土、畜产品深加工、优质畜群繁殖、煤化工、绿色食品加工等作为重点领域，作为创业投资的主攻方向，以成功的投资案例带动创投产业的发展。其次，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三种：公开上市、出售股份及因投资失败而进行的资产清算。而公开上市无疑是风险投资基金实现增值的最佳方式。对于创业投资基金青睐的中小企业，地方政府要作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加以培育和扶持，使风险投资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实现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壮大。最后，建立相关的优惠政策体系，鼓励长期价值投资，遏制短期投机行为，使风险投资的投资行为理性化。

2. 强化银行业服务功能为成长期中小企业融资。我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组织体系。中小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更强。因此，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强化银行业服务中小企业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大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机制。民生银行中小企业金融事业部的模式很值得借鉴和推广。要在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推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事业部制，建立和完善不同于大型客户金融服务的绩效激励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和坏账核销机制，开发与其融资需求相适应的融资工具和产品，创新授信和担保手段。大型商业银行可以以其良好的信誉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转移到中小企业中。大力发展地方性的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一类的城市商业银行对当地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较为了解，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增加数量，监管部门应当在金融机构比较少的地区批准新设县域范围内经营的社区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

3. 利用资本市场拓宽成熟期企业融资渠道。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工作。引导、支持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业借助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实现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外上市。培育和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成为连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础性环节。除上市融资渠道外，鼓励中小企业到债券市场上进行融资。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中规定了企业发行债券的最低门槛，即发债主体的净资产不得低于6 000万元，平均可支配利润足够支付全部债息。目前大部分中小企业都不符合发债资格。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捆绑发债”的模式具有降低信用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能，降低其融资成本，成为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新途径。除此之外，在银行业交易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优票据，组织中小企业发行集合信托等都是行之有效的。中国证监会推出的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效果良好，需要进一步扩大试点面，扩大融资规模。

4. 规范发展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近些年来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目前立法监管的缺位，民间借贷行为不规范，资金用途不明确，致使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出现断裂，非法集资案件频发，蕴藏着较大的风险，并且有着向银行体系扩散的趋势。

首先，要继续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民间金融的规范组织形式，有利于政府规范化监管，使大量潜在地下的民间借贷业务能够走到地上。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不吸收公众存款、可经营贷款业务的新型信贷组织，是我国旨在改善中小企业以及农村金融服务而进行的重要金融体制创新，成为传统金融业的有益补充[3]。作为全国5个首批试点省区之一，小额贷款公司到2012年末达到533家，注册资本金402.5亿元，2012年末贷款余额386亿元，已经相当于全区一家大型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1/3；其正常贷款占到99.5%，94%的机构实现盈利，总体来看经营运行情况良好[4]。要更好地发挥小额贷款公司贴近中小企业、服务中小企业的作用，一是要不断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的信贷供给能力，适度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批准发展其分支机构，持续提高小贷公司的资本金规模。二是建立银行批发、小额贷款公司零售的互惠互利、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形成大型银行批发、小贷公司零售的合作共赢，使正规金融资金向民间金融机构规范流动。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源源不断哺育和培养优质中小企业客户，使其进入银行的客户群中。三是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通过制度约束、自律管理及外部监管，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提高其风险防范的能力。

其次，借鉴和推广温州金融改革经验，试点发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通过登记中心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同时形成民间借贷征信信息体系。要求民间借贷双方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资金往来要从银行转账，民间融资行为履行公证、担保、抵押、质押等手段。同时，司法部门将对口头约定、贷款时间和利息不明确的民间借贷行为将不予以保护。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要和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错位发展，形成一种新型融资渠道和方式。

再次，规范民间借贷主体的融资行为，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民间借贷中介按照规定披露财务状况、资金用途、运用效益等情况，对借贷人违反合同规定，随意改变借款用途的或逾期归还贷款的，披露其不良信用记录，并逐步纳入人民银行的征信信息系统中。

5. 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制度。信用评级在中小企业到债券市场融资及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信用评级的高成本及国内信用评级的正确性和公允性较低等问题使中小企业信用服务严重缺乏。政府一方面应该对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集合票据的评级费用给予一定的补贴，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按照地域组织属地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然后与有关评级公司合作，形成规模效应，降低评级公司的费用支出，从而降低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成本。推动银行和评级公司、担保机构开展合作，引导银行发放授信贷款，简化评审环节，实现多赢。除此之外，政府还要规范发展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加强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社会责任感，以保证信用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5]。

（二）健全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政策体系

尽管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钱荒”问题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有着一定的成效，但现有政策不足以根治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症结。政府应梳理现有的政策，加强政策的协调性，减少一些不合理的政策约束，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1. 对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给予差异化监管。为激励商业银行将更多的信贷业务倾向于中小企业，国家应建立差异化的监管制度，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2011年6月，银监会印发《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即银十条，指出将通过十条措施，运用差别化的监管和激励政策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2011年10月，银监会又印发《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在银十条的基础上，针对机构准入、资本占用、贷款比考核、不良贷款容忍度和服务收费等，提出更为具体的差别化监管和激励政策，以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6]。金融管理部门要把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和新增额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各家大型银行的比例，建议每年贷款新增额中用于中小企业的不能低于50%。银行业监管部门对中小企业事业部建立差异化监管制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到5%。地方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由于地方性商业银行知名度低、网点少而导致吸纳的储蓄存款较少。二是监管规则和标准和大型银行基本无差异。我国长期存在着大型商业银行流动性资金过剩，而中小企业资金严重不足的现象。在目前贷款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采用同样的监管标准，大大限制了中小型银行的经营能力。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相匹配的，需要进一步加快壮大地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准备金率、存贷比、存款利率浮动幅度给予差别政策，使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投放给中小企业客户，并以较大的利差覆盖风险，实现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2. 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从实践经验看，信用担保体系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政府应进一步扶持信用担保体系，积极解决担保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应扩大信用担保的规模，扩大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推动地方财政对担保体系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扩大担保机构的规模。其次，担保公司要以政府控股或者参股、带动民营资本投入的方式，对现有担保机构进行增资扩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担保公司资本金实力，提高担保放大倍数10倍左右。第三，要建立担保业务风险补偿机制。担保行业是高风险、低收益，如果没有政策性支持，民营担保公司无法生存，国有担保公司也不能实现可持续经营。政府每年仍需从财政预算中安排必要的一定比例的资金来建立外部风险补偿机制，或者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担保公司发生代偿损失一定的比例进行补偿，或者组建政府控股的、以省为单位的再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提供增信服务或者分散风险。目前已经有湖南、浙江、山东、广西、安徽、福建、河北、甘肃、等省区已经设立风险补偿机制。已经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省市推动担保体系发展效果明显。

3. 建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浙江省早在2005年就出台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办法，之后福建、上海、广西、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宁夏、、天津、青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扶持政策。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的办法主要有3类，第一类是对本年度小微企业贷款按年、季或月的净增加额给予风险补偿。第二类是对本年度出现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给予补偿。第三类是对本年度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增加额达到一定数额时，给予固定金额的奖励。这些省区市的探索证明，设立小微企业贷款补偿资金办法对于增加小微企业贷款，化解银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和损失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能够切实有效调动银行对小微企业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加大财政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首先，适当减免中小金融机构的营业税及所得税，对于金融机构在边远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给予费用补贴，使其超过赢亏平衡点，实现可持续经营。其次，要把在西部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金融业务看作像公路、通信、邮政、广播电视一样的公共服务，中央和各级政府匹配补助资金，加快发展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最后，对创业投资基金分红免征个人所得税，鼓励投资者从事实体经济，对创业投资企业的亏损可以用以后年度的利润在税前抵扣。

（三）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

中小企业对自身状况的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构建银企互信关系，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财务混乱，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点。

1. 推动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缺乏规范的企业治理结构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症结之一。要推动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要明晰，管理要规范，财务制度要完善，为未来上市融资和吸收风险投资资金铺平道路，为向银行提供合格的抵质押条件提前做好准备。

2. 建议对中小企业规范财务信息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小企业普遍存在通过编制虚假的财务报表逃税现象。因此要加强对中小企业财务人员执业情况的审查，加大对制作虚假财务报表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财务人员的处罚力度，规范管理会计人员的职业资格。同时要减轻中小企业的偏重的税负，形成依法合规纳税的正向激励机制。2012年湖南省中小微企业完成增加值8 154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1.5%；完成各种税收899亿元，占全部企业税收的52%；可见中小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建议对符合国家统计局和工信部文件小微企业标准的，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使中小企业主动消除通过虚假财务报表逃税的动机，增加企业财务信息的客观性透明度，为构造良好的银企关系打好基础。

3. 提升中小企业发展的成长性和稳定性。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容易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经营稳定的中小企业容易得到银行的认可，中小企业要向精专特优发展，运用和消化适合的专利技术，提高科技含量，创新商业模式，成为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中不可替代的环节，更多地借助供应链和物流链获得融资，如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质押、仓单质押等形式融资。

4. 组织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培训。大多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和财务人员缺乏对金融业务的了解，并不了解现在有哪些类型的融资产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融资缺乏筹划，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此中小企业要加强对财务人员融资能力的培训，使其熟悉并运用好各种金融产品。建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比较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积极与银行进行沟通对接，从而提高获得资金支持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刘瑞.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信贷配给理论的分析[J].甘肃金融，2012，（11）：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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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terprises to "Money Shortage"

——SMEs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ian Yuan1， Ju Juan2

（1. Institute of Fina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