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投资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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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投资学；教学改革；创新创业

一、引言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际投资战略的实施，面对“引进来”和“走出去”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重视国际投资专业人才培养。如何通过国际投资学这门课程学习，使学生不仅理解国际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经典理论，同时又有全面把握国际投资新发展、解决新问题的学术科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国际投资教学需要在重新定位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与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因此，积极探索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实施途径与方法，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与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有机融合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二、国际投资学教学的状况

国际投资学是针对国际贸易专业开设具有较强实践性的一门课，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独立实践能力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时展对大学生的期望和要求。如何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到真正学以致用，需要引入与时俱进，内容丰富，操作性强的相关知识到教学中。更要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将传统知识和创新创业知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以师生互为主体的研讨体验式教学模式，在教师创设的学习情景中，让学生通过对问题的研究、讨论和体验获得知识和能力，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三、国际投资学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国际投资学主要研究

国际货币资本和产业资本跨国流动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主体，他们的国际化发展迅速，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针对我校国际贸易专业特点，教学中应积极调整国际投资学理论授课内容，基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考虑，国际投资学主要内容宜重点选择以直接投资为主，主要包括：

1.国际直接投资基本理论。包括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方式和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现状和发展，具有影响力的直接投资理论，如西方主流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理论、中小企业适用性理论。

2.跨国公司特点及运行机制。

3.国际直接投资工具。

4.国际投资管理及中国国际投资实践等。在讲授国际投资理论知识时既重视传统理论的背景、假设条件和理论内容解释，又注重理论对学生投资实践应用的阐述，以期给学生未来职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另外，强化教学内容及教学各环节改革，合理设计和安排课堂、课外相关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将本专业前沿知识、实际案例知识、创新创业教学中相关知识补充到教学内容中，通过在课程内容及形式上创新,使学生牢固、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发挥学生创新创业潜能，发展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四、国际投资学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国际投资学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特殊性，要求课程教学在传统课堂授课基础上，综合运用研讨体验式教学模式，以适应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调整。

1.案例教学法。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深入理解，在讲授课程每章知识时，都是从讲解国内外实际发生的国际投资方面案例开始。例如，在讲授“第三章跨国公司”时，首先，向学生讲述海尔集团的国际化，从公司的发展历程直至创立知名品牌，及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启示。其次，引申到跨国公司涵义、产生和发展、经营战略与组织结构演变等内容。通过案例教学法，使学生由被动接受教师课堂讲授的内容，变为主动理解、思考和总结的内化知识过程，进一步巩固课堂内所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提高教学效果。

2.撰写小论文。为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研究问题积极性，教师选用我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4个成功案例，并针对每个案例给出相应题目，每个小组学生通过收集相关资料，课堂回答问题和组织讨论，并形成纸质版论文，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通过这种方式，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学到很多传统知识和课本以外的创新知识，同时，还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和撰写论文水平，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3.模拟实战法。在学习理论知识和分析很多经典案例，学生直观地明确企业的内涵,了解企业如何运作的基础上，布置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知识撰写模拟建立一个海外分公司的计划报告，并做成PPT演示，每个小组同学积极性和热情非常高，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创造力，纷纷建立自己的个性化公司，并以组为单位展示团队设计成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创业能力，积累更多创新创业经验。

4.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中多媒体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讲解国际投资学理论知识和学科发展前沿知识时，课件制作中运用大量数据、图表，做到直观、图文并茂，充分发挥多媒体信息量大特点，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教学中，直接讲授实务内容比较难懂，通过一些国际投资的实际案例、新闻短片和视频资源等途径，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和具体，例如，播放我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短片，让学生在亲身感受跨国公司创新创业奋斗历程中、深入理解所学知识，体会国际投资对人才的高标准要求。实践表明，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充分调动了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好的实际应用能力，收到了良好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杨大楷,刘庆生,蒋萍.国际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钟生根.独立学院国贸专业强化国际投资课程教学的必要性和对策建议[J].对外经贸,2014(11).

[3]卢宝臣.创新创业教育视阈下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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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引起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讨论，最近虽有平息，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并且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的外资政策制定，所以值得继续探讨。

国际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首先应该从国际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的背景谈起。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出现和被关注，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国际投资，是当今国际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使各国的经济联系进入了更深层次，从各个方面对一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影响，所以在国际范围内，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普遍与国际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对于国际投资，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多半采取了欢迎和鼓励政策，希望通过引入更多的国际生产要素帮助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也普遍担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对本国民族经济力量的压制、对于某些产业控制力的削弱、本地企业的大量倒闭、研发创新能力的弱化等，担心可能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其次，国际投资作为一种载体，除了资本、技术、产品、市场等要素外，也承载着市场经济的制度要素（包括宏观以及微观的），国际投资对于发展经济体来说，同时也是一种制度要素的输入，这种情况导致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进展，使全球生产、市场日益一体化的同时，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基础也日益一体化。这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全球的经济波动和危机扩散得更容易、更快捷了。国际投资，相对于国际贸易来说，由于投资的固有特点，如周期长、影响广以及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等，对于有关要素（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的输入以及影响作用体现得更为显著，因而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就更加突出。在世界很多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都发生过针对外来投资的抵制或反对浪潮，甚至在号称最开放、最发达的美国，1980年代也出现过对于“日本买下美国”的担心。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曾在一定时期强制收购外国投资企业的股权。

第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源、能源的绝对有限性，市场的相对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扩大，使得争夺资源、能源、市场的斗争日益激化。国际投资充当了其中的重要工具。如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包括能源、矿产、人力资源等等），通过在资源地进行投资的方式进行控制或使用；为了进入一国市场而在这个国家建立企业；为了学习、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吸引外国投资等等。

第四，国际投资的发展，密切了各个经济体的深层次联系，推动了区域化、全球化的快速深入发展，使某些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有可能演变成区域以至全球问题，其解决也就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或者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奏效。这种类型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当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典型。由于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干预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中存在大量泡沫或缺陷，在国际投资，主要表现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终于爆发了金融危机，进而演变成国家经济危机和地区经济危机，有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后来的解决，除了各国采取措施外，有关国际组织甚至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不得不介入，向危机发生国注入了大量资金以缓解危机。

第五，虽然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扩大，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利益主体和主角。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及其企业仍然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甚至时有激烈的呈现，尤其是在经济贸易领域。而对于这些矛盾冲突的解决，全球规则体系和机制仍有欠缺。比如在国际投资中，对于跨国公司的行为约束一直没有建立基本的准则，跨国公司在投资东道国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如何担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也没有相应的制约。

国际投资的发展演变表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而国际投资反过来又使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入。国际投资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资源配置的最重要载体和工具，也就几乎是全方位地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当然，这种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却难以一言以蔽之，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国际投资的特点，国际投资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只有经济发展迅速、稳定、可持续、国际竞争力强，才能奠定安全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不可能闭关锁国发展经济，而必须善于利用国际资源。国际投资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资源之一，就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在各国对于国际投资的激烈争夺中可以很容易地作出判断。值得强调的是，不单是发展中国家在尽力吸引国际投资，发达国家也一样在争夺国际投资，只不过由于各自优势不同，竞争中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而已。发达国家主要依靠的是制度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市场优势等；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基本投资环境要素的局限，更多采取见效直接、实施快捷的优惠政策和放松市场准入管制等。

其次，是对于国家控制力的影响，体现为法律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干预能力等。不可否认，国际投资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千方百计谋求对于东道国经济法律政策的影响力，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取向。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已经不是具有其母国特殊权力背景（如殖民地时期的治外法权）的代表，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而仅是一个企业而已。即使他的商业实力超过了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如一些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很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他的一举一动仍然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政策，不可能超越东道国政府和法律之上。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谋求超越东道国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谋求法律允许的商业利益之外的非法利益，对其的风险往往是其所不能承担的。所以，在国际投资迅猛增长、规模急剧扩大，外国投资在世界经济和东道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二战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却没有了以往那种对于东道国的消解力。换句话说，吸收外国投资多的国家，政府对于经济法律、政策的制定，仍有完全的自；对于国家经济的运行，也拥有必要的调控权和调控手段。这一点，在一些吸收外国投资多的小国中，有更明确的体现。如新加坡外国投资水平非常高，但其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权一直保持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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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投资；立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含义及其理论依据

对该原则的含义解释，各国学者说法不一。目前，我国学者较多采用以下解释：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指当外国人与东道国政府、企业、个人发生争议时，应将争议提交东道国的行政或司法机关按照东道国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予以解决。在未用尽东道国法律规定的所有救济手段之前，不得寻求国际程序解决，该外国人所在的本国政府也不能行使外交保护权追究东道国的法律责任。

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依据，我国国际法学者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国际法上所依据的主要原则是国家的属地管辖原则、国家对自然资源永久原则以及拉美国家提出的卡尔沃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际法上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原则和属地管辖权原则。这两种观点虽然都是东道国当地救济的理论依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依据。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所依据的具体理由，E・理查德在1915年就做了较好的说明，主要是：（1）在国外的公民被认为是已了解并且应该了解当地法律所规定的救济方法；（2）和独立是所在国有权要求其法院不受干涉并确认其有司法能力的根据；（3）侵害国政府必须获得机会按照自己通常的方法对受侵害的人予以公正救济，从而避免任何产生国际争执的可能；（4）若侵害是由个人或下级官员造成的，必须用尽当地救济以确定不法行为或拒绝司法是国家的有意行为；（5）若是属于国家的故意行为，外国人也必须寻求当地法律救济，只有在未获补救而产生了司法拒绝时，外交干预才是正当的。这一论述虽然具有时代局限性，但其基本理由得到公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国家对内权、对外独立权的体现，是国际法上国家原则和属地管辖权的具体化。

二、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立法实践及对该原则的态度

（一）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立法实践。随着我国国际投资关系的广泛深入发展，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日益广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立法。根据我国法律，对外商投资争议，当事人如果向法院，只能在中国法院，不能在外国法院，因为外商投资企业是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设立的，属于中国的企业或法人，合同是在中国签订并履行的，争议也发生在中国，因此无论是根据属人管辖或属地管辖原则，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这类案件都应该由中国法院管辖，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2、关于国际投资保险。针对国际投资政治风险的国家保险，从1980年10月底至今，我国对外签订了30多个投资保护和保险合同，这些合同无例外的规定了投资保险。在外国投资保险机构和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索赔时，就涉及到这条原则的运用。针对国际投资保险，中国于1988年4月底加入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并在1991年11月同该机构就投资保护、东道国货币的适用、担保项目的审批程序达成了3个协定，至1993年6月底已批准了该机构提出的5个担保申请。该机构的索赔涉及到这条规则的运用。

3、双边投资协定。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有关争议的解决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有关投资的争议，属于司法的范畴，应寻求当地救济；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诉讼和仲裁可以选择适用，即只有在没有使用仲裁程序的情况下，寻求当地司法救济。如，中德协定规定：投资者可以请求东道国法院审查征收是否符合东道国法律，然后投资者可以就赔偿金额的争端同东道国协商解决，不成功则提交临时国际仲裁。

（2）有关投资的争议，属于私人争议，可以用尽当地救济，也可以选择仲裁解决。如，中国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5条“缔约双方国民间争议的解决”中规定，缔约一方应依照法律，使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其雇佣从事投资有关活动的雇员在其国民的争议中，可以完全在其有管辖权的司法或行政机关进行诉讼，以提供维护请求权和执行权利的方式。允许其在国民选择和缔约另一方国民有关投资和投资活动的争议的解决方式，包括在第三国进行仲裁。

（3）有关协定的解释引起的争议，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如，中国与美国政府《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的协议及有关问题的换文》第6条规定，对本协议的解释发生争议，或任何一方政府认为这种争议由于在承包范围内保险的投资或与这种投资有关的项目或活动引起国际公法问题时，两国政府应尽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如果在谈判要求提起的3个月后，两国政府未能解决争议，经任何一方政府提出，应将争议包括这种争议是否引起国际公法问题提交仲裁庭。

（4）中国在1997年后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如1997年中国与尼日利亚、巴巴多斯等国家签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亦有所提及，其基本态度是：允许外国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其前提条件是：①用尽东道国国内的行政复议程序；②投资者未将争议提交东道国国内法院解决。概括起来就是，必须用尽行政救济，但司法救济与国际仲裁是互相排斥的。

4、多边投资公约。1965年3月18日通过的《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于1966年10月14日正式生效，我国先后于1990年2月和1992年7月签署和批准加入了该公约。该公约第26条规定，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同意提交中心管辖的仲裁案件，不得再提交其他任何程序解决，而其他任何机构也不应受理。但是，争议缔约国一方可以要求把首先用尽当地行政或司法救济方法作为其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一个条件。第27条特别排除了投资者本国的外交保护。公约实际上是对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和投资者本国的属人管辖权所作的一种调和，即东道国以投资者本国不行使外交保护权为条件同意中心仲裁，否则投资者以本国接受中心仲裁为前提而放弃外交保护权。

5、《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目前，国际法委员会正在着力讨论制定“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第8［10］、第9［11］和第10［14］条的案文及评注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中国积极参加了条款草案的讨论和制定。中国代表薛捍勤在五十七届联大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4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关于外交保护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的发言中代表中国指出：“关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及其例外情况，中国代表团认为，用尽地方救济原则作为提起外交保护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已被广泛接受，特别报告员关于该条的建议草案也未在委员会引起较大的争议，但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例外情况，国际法委员会则应谨慎行事，以使用尽当地救济与其例外情况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如果不当地扩大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例外情况的适用范围，将对外国人所在国的国内管辖权构成侵害，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两国因管辖权发生冲突，进而可能影响国家间关系。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些例外情况应符合明确的条件，例外情况的适用应相对确定，如当地救济显然无效或不当拖延，被告国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等。”

（二）我国目前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具体态度。中国目前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客观、合理、现实的态度，对待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这一习惯的国际法原则。要充分肯定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要正确理解其适用和例外的内涵，对其不能盲目地排斥或否定，要根据在国际投资争议实践中争议的类型及性质来考虑对其的具体适用。

1、对于契约性争议，即因为政府的违约行为引起的争议，应该依据契约解决条款诉诸仲裁或司法解决，而不需要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如果契约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提交ICSID解决，则应允许直接提交，不必用尽当地救济。

2、由征收或国有化的补偿数额引发的争议，国际上倾向于直接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公约中规定，诉讼和仲裁可以选择适用，只有在没有使用仲裁程序的情况下，寻求当地救济。

3、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可要求通过当地行政、司法救济，而后提交ICSID。

4、对于我国司法机关与DSB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在国内提出救济的同时，由其本国政府向DSB提出救济，应当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但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对此类案件裁定中止审理，待DSB做出最终的建议和裁决后，再行裁判，以免被动。

5、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或国内幼稚产业保护的，应充分行使管辖权，用尽当地救济。

三、结论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习惯国际法原则，有关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理论实践，以及如国际法委员会正在拟定、讨论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等国际立法实践，充分证明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不能盲目地排斥或否定，在国际投资法律实践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平衡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东道国与投资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以客观、合理、现实的态度，根据国际投资争议实践中争议的具体类型和性质，来考虑该原则的具体适用，对于其适用的例外情况的界定，要持审慎态度，以使适用用尽当地救济与其例外情况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在处理与WTO有关的国际投资争议时，应遵循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等基本规则，尤其是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或国内幼稚产业保护的有关投资问题的争议，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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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准入；双边投资条约；国民待遇

一、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涵义

国民待遇最先作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进入国际经济法范畴，并通过双边协定、区域协定以及多边协定等逐步扩张到国际投资法领域，成为公认的国际投资法规则。①国际贸易实践中，有关贸易的国民待遇，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三条第二款、《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第二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七条等在繁荣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将国民待遇引入到国际投资法领域。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投资东道国有义务保证其本国法律、法规及其执行对本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而不论相关的法律、法规属于何种性质或何种经济领域，但这一义务涉及到国家原则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国家对这一原则的接受也显得十分慎重，国民待遇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确立也变得十分缓慢。特别是在多边投资框架内，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全面的投资协定，鉴于此，对于国际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问题，各国主要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或区域投资协定的形式来调整国际间私人投资关系。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以下简称BITs）是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签订的旨在促进、鼓励、保护或保证国际私人直接投资活动并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②而国民待遇具体适用范围则取决于BITs中的规定，具体而言，BITs中国民待遇的适用阶段可分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国民待遇。

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强调国东道国将在投资者的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国民待遇，是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以美国2012年的范本为例，美国BIT范本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协定一方应当对协定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境内设立、并购、扩大、管理、经营、运作、出让或其它投资处分，在相似情况下给予不低于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待遇。”由此可知，BITs中给予对方投资者国民待遇的范围包括设立、并购、扩大、管理、经营、运作、出让或其它处分，其中“设立”和“并购”，就是指的外资准入前的阶段。具体而言，“设立”是指缔约国投资者在另一国缔约国投资新设企业；“收购”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东道国境内企业部分或全部股权，以购买现有股东股权或企业增发股份方式参股，实现外资化，也包括买受资产和土地权属等。③因此，准入前的国民待遇意味着投资东道国应根据其在BIT中的准入前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根据BIT中国民待遇条款的规定进入到国内市场，在投资东道国设立商业存在并与投资东道国内投资者平等竞争。

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经济发展上看，国际投资自由化已经是不可逆的客观趋势，这一趋势要求国家减少公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干预，不断扩大投资者的权利，并将国际投资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延伸到投资的准入阶段。

（一）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纵向比较

以纵向的时间发展顺序来看，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主要呈现出逐步扩张的发展趋势。美国是国际投资规则领域首次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国家，该标准的内容和方式也经历了一定的变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美式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为蓝本，相关规范的内容逐渐采取了列举的方式，使得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要求更加具体化。

美国历来是通过双边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来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转而采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一更有效的形式，并在条约中开始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如1983年同塞内加尔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第二条第二款就国民待遇提出的要求是“各当事方应当授予其领土内另一缔约方已经存在的投资或新投资及相关活动不低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及相关活动”的待遇，并在 “相关活动”的首项列举为“设立、控制、维持商业生产的分支、处、办公场所、工厂或其他设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虽然已经在协定中得以体现，但在当时仍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部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没有完全采用，因此其适用尚不具有广泛性。

进入九十年代，美式双边投资条约又有了新的变化，将准入前的国民待遇以概括的方式直接包含在双边投资协定中。例如美国199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二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该尽力为其境内的另一缔约方国民和公司提供较优惠的投资环境，这些投资的设立和运作条件，应不低于缔约方给予本国国民和公司在相同情况下的待遇，或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国民和公司在相同情况下的待遇，以其中最优惠的待遇为准。”其中明确了国民待遇的适用应该涵盖投资的“设立”阶段，即外资的准入阶段。

随着美式投资协定范本的不断更新，国民待遇的适用阶段和范围变得更加清晰。如美国2004《双边投资条约》第三条规定：“缔约一方应当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设立、并购、扩大、管理、运营、转让或其它投资处置方面，在同等情况下给予不低于本国国民享有的待遇。”相关规范的内容逐步采取列举的方法，使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要求更加具体化。

（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横向比较

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横向比较主要体现在国别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完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有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前者主要体现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有关国民待遇的相关规定，明确包含了投资的“设立”阶段。

后者则体现在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范本中，这些国家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采取了有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即概括性地要求对投资的全部过程予以保护，但具体在国民待遇的条款中则没有明确到准入前阶段。如2008年德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范本第二条第一款在投资准入和保护方面要求：“各缔约国在其领域内尽可能促进其他缔约国投资者的投资并根据自身立法承认其投资”，在国民待遇方面，该范本第三条第一款要求“任何缔约方不得在其领域内对其他缔约方投资者所有或控制的投资授予低于本国或任何第三国投资者或投资的待遇”。2006年法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范本第二条同样要求“缔约方根据条约规定，促进并承认其领土和海域内由另一缔约方的国民或公司做出的投资”。第4条的规定直接涉及国民待遇问题，要求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及投资相关的活动授予不低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2003年意大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范本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第二条第二款中要求确保“缔约方的投资者有权进入到其他缔约国的领域内的投资，并且不得低于范本第三条国民待遇的要求。”尽管如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待遇并没有因此而减损，仍采取高标准的投资准入保护机制。这是因为虽然投资条约中没有明确包含准入前投资者保护的机制，但是在欧盟条约要求资金流动的自由化并促进形成外国投资的公开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强国也开始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以日本为例，2010年年底日本共签订15个双边投资协定。这些协定签署的时间跨度为3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协定中的主要条款也随之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国民待遇条款。1977年，日本与埃及签订该国历史上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约定给予对方投资者准入后的国民待遇，此后国民待遇成为日本投资协定中必不可少的条款。2002年日韩签订双边投资协定，首次引入了准入前的国民待遇，此后，日本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都承诺了准入前国民待遇。

三、准入前国民待遇与中国的缔约实践

在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的地位逐步上升。上世纪80年代国民待遇仅在与日本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有所体现：“缔约任何一方在其境内给予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就投资财产、收益及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该缔约一方国民和公司的待遇。”然而这项仅有的国民待遇条款措辞却比较笼统，其中的解释条款将“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定义为维持业务活动的设施、控制运作公司、雇用和解雇专家以及缔结和履行合同四项。此外，除了实体上的权利外，协定中还赋予缔约国国民和公司在请求或接受法院受理和向行政机构提出申诉的程序权利方面的国民待遇。可见，80年代唯一的国民待遇条款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90年代开始，国民待遇已经成为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常见规范，但其地位尚不如最惠国待遇。譬如，我国在与韩国、沙特阿拉伯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资协定中明确规定了国民待遇条款，在与西班牙、冰岛以及南斯拉夫联盟等国投资协定中将国民待遇作为最惠国待遇的补充条款来适用，而与摩洛哥的投资协定则要求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中选择从优适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保护加强，投资待遇高标准化趋势日趋明显。我国在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无一例外地做出规定：对“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同时适用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二者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可以存在选择。如2000年与伊朗签订的投资协定明确规定可以优先适用更为优惠的条款。高标准的投资待遇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提高我国吸收外资和战略性对外投资的水平，同时也对我国保证高标准投资待遇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2012年中国和加拿大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没有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标准，该协定第3条“投资促进和准入”中要求“任一缔约方应鼓励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据其法律、法规和规定准入该投资”。具体到第6条国民待遇，仅指“扩大、管理、经营、运营和销售或其他处置其领土内投资方面的待遇”。其中，“扩大”的概念仅适用于依据“扩大”时有效的相关行业指引和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不需经过事先审批程序的行业。“扩大”可受制于规定的手续和其他信息要求。

从我国的缔约实践不难看出，我国从未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主张或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显然，这与国际社会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发展趋势是相悖的，也成为我国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或修订的主要争议点之一。

四、中国应对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基本立场

当前，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据统计，2014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632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1%。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5288.5亿元人民币，占83.7%，利润再投资1032亿元人民币，占16.3%。截至2014年底，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97万亿元人民币。④在全球份额中，位居引进外资第一，对外投资第二。

如今，在国际投资领域，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双边投资协定领域中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而且，一方面，作为第二大资本输出国，高速发展的海外投资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但是尽管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已经超过130项，却并没有任何一项协定将国民待遇延伸到准入前阶段。当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入准入阶段时，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因此，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采纳准入前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保障，特别是针对某些国家通过各种方式阻止或拒绝我国投资者及投资进入的行为，将能够把国家的行为上升到违反条约义务的层面，为维护海外投资者利益找到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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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芽”冒出

从数据来看，全球经济下滑走势已显示趋缓迹象。陈爱萍表示，全球GDP今年第一季度大幅衰退的情况下，一些领先指标已有触底迹象。预计第一、第二季度应该是这个经济周期的底部，今年上半年是全球经济最坏的时候。

其中美国因素需要密切关注。陈爱萍表示。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自低点开始攀升，放假指数亦显示反弹迹象，成屋销售也有增长，这些都是乐观因素。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是失业率问题。

“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达到10％以上还是很正常的，但过去美国的失业率基本都保持在3％到4％左右，这个数据现在不断攀升，目前的失业率数字已经达到8.9％，一旦通用和克莱斯勒的破产造成大规模失业，美国的失业率很可能看高到10％，对美国国内消费的影响将不言而喻。”陈爱萍说。

“最近一两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各大投行研究所的报告都在提高美股的评级。”陈爱萍说，“理论上，严重的金融危机已过去，全球景气有望在低水平上呈现复苏趋势，股市最糟糕的时候似已过去，后续要继续观察美国房市复苏力道、全球景气恢复的持续性，以及对企业的盈利预期。”

由于投资者信心受到提振，各国股市近期均有不同程度反弹。美股自低点已反弹超过30％，除中国外的“金砖三国”，白低点已反弹50％到105％左右。其中，印度大选结果提振投资者信心，一天涨幅就超过10％，自低点以来已经大幅反弹：俄罗斯的反弹幅度也超过了100％。

陈爱萍表示，美元和原物料的价格走势，最近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经济回暖的信号。美元近期的走弱，显示资金开始追逐风险。同时，原物料也恢复了上扬趋势。原油从每桶35美元上涨到60美元以上，基本金属、黄金也在经济复苏的预期之下不同程度上涨。

“对于基本金属，我们一直非常关注。比如铜，我们观察到伦敦交易所的存货量确实有所下降，显示出铜的实际需求有提高的趋势。钢铁价格虽然是比较滞后的，但我们观察到不锈钢产品的价格已经透露出上涨的趋势。”陈爱萍认为，这些原物料价格的趋势从侧面表现出实体经济回暖的“绿芽”。

“大中华”经济圈崛起

从全球范围来看，陈爱萍认为“大中华”经济圈或将成为全球市场的新兴热点。所谓“大中华”概念，主要是指大陆、港澳台，此外还包括新加坡、印尼、韩国、菲律宾等历史上华人聚居的区域。

陈爱萍认为，不同的中国成长内涵引导出不同的投资逻辑，同样的高成长，不同的内涵以及驱动力引导出不同的投资逻辑。在1997年至2007年，中国以加工出口为单主轴，驱动力是低成本劳工加优惠措施；从2008年开始，投资与消费成为并行的双主轴，驱动力是薪资上扬推动消费力上升、政府投资推动基础建设和特定产业，这一双驱动顺着区域发展核心和发展主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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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资银行的内涵及在现代经济金融中的作用

    现资银行已经突破了证券发行与承销、证券交易经纪、私募发行等传统业务,风险投资、项目融资、企业并购、投资咨询、公司理财、资产证券化、资产及基金管理、金融创新都已经成为投资银行的核心业务。投资银行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育,拓宽了融资渠道,加速了资本市场的良性周转和合理流动,方便了企业经营体制的转变,积极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作为资金资金需求者与资金供应者相互结合的中介,以最低成本实现资金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二、我国投资银行的现状与问题

    1.我国投资银行的现状。投资银行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投资银行一般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主要指从事证券发行承销和证券交易业务的证券公司;广义的投资银行是指任何经营资本市场金融业务的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顾问、资产管理公司等。本文主要分析狭义投资银行业务。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产生和证券流通市场的开放,产生了一批以证券公司为主要形式的投资银行。1997年以后,随着商业银行法的实施,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及管理的体制逐步形成,银行、保险、信托业务与证券业务脱钩,诞生一批金融集团附属的证券公司,如中信证券、光大证券等。截至到2009年末,我国有证券公司106家,其中12家股票已在A股市场上市;总资产中位数为109.2亿元,总资产最多的是海通证券公司为1103.5亿元,最少的是长江保荐2.36亿元;净资产中位数23.6亿元,净资产最多的是中信证券为524.6亿元,最少的是航天证券为1.27亿元。这些证券公司主要承担了国内1718家公司的国内上市,共26162.85亿股股份的发行、上市流通;股票市值达243939.12亿元,占2009年GDP的72.7%。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投资银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2.目前我国投资银行业务的问题。

    2.1业务单一、缺乏创新能力。中国投资银行呈现出业务结构雷同,业务品种单一,主要集中在经纪、承销和自营三项业务,企业并购、资产证券化、创新业务、国际化业务等其他业务还有待开拓。从收入来源看,中国大部分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80%左右,其中,前5大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32.18%,也就是说,国内证券公司对风险较大的股票自营业务依赖程度较高,存在较高的经营风险。而在美国,证券公司收入来源多元化,经纪、自营、承销三项业务之占总收入的40%左右。高盛、摩根、雷曼兄弟、美林、JP摩根等国际投资银行的国际性业务收入依次占总收入的45.9%,37.3%,36.8%,34.8%,26.2%平均达到36.3%。其中高盛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在其2006年376.7亿美元的净收入中,有45.9%来自于国际业务。

    2.2公司治理不规范,违规违法现象多。我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不完善表现在融资业务上,我国证券商靠拉拢、腐蚀、贿赂上市企业领导的行为不在少数;在自营业务上,非法挪用巨额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大规模从事违规自营;在经纪业务上有相当多的咨询服务是为券商的自身利益着想,通过欺骗,隐瞒等手段使股民上套。公司治理不规范,必然导致违规违法现象增多。2005年南方证券、闽发证券、辽宁证券、汉唐证券、大鹏证券、五洲证券等13家券商也因类似原因先后被托管、重组甚至关闭,2006年约有50家中小型券商被关闭、托管或者合并给大型券商。

    2.3缺少核心竞争力。目前国内有106家券商业务基本雷同,只是规模稍有不同。各家业务鲜有特色,创新能力不足,加入WTO后,与外国同行相比缺少核心竞争力。美国美林是世界领先的债券及股权承销人,高盛以咨询业务闻名等,都在各自领域特色鲜明。

    三、我国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途径与趋势

    1.政府政策和监管措施的完善。中央政府对投资银行的监管,要逐步采用市场化的政策,放宽进入门槛,允许公平竞争,严把公司治理关。

    政府更多的是完善监管的法律法规,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出现了由自律管理向立法管理过渡的趋势。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对投资银行的管理主体、设立条件、业务范围、行业原则、检查和稽核作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规的要求对投资银行进行监控和管理,保证投资者和融资者双方的利益,谋求投资银行业在自律的氛围中得以健康发展。

    2.投行正确的战略定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加入WTO,我国的金融市场将在更大领域和更深层次上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使我国的证券公司面临国内国外同行的极大挑战。为了不再重蹈日本证券公司的覆辙,我国的证券公司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业务上都无法同国际着名的投资银行相比,因而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市场定位,进行金融创新,形成自己专业化的业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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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协调是指对各国会计规范和会计信息的差异程度加以限制，从而增加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可比性的过程。为正确、完整地理解国际会计协调的内涵，我们应注意把握以下关键内容：

(一)协调是一个过程，它将不同的会计实务整合到一个有序的框架之中，并产生协同的效果。毫无疑问，协调的过程始于对不同会计系统的研究和对比，以确定它们的异同，然后才能设法将这些不同的系统整合起来。由此，会计国际协调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比较-协调-标准化-统一性”。

(二)国际会计协调不是国际会计标准化，而是指各国会计规范和会计信息向接近的或一致的方向努力。国际会计标准化，即全球共用一个统一的会计与报告标准，从实践操作角度讲是不现实的。而国际会计协调意味着在增进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对不同观点进行调和，是一种较标准化更为实际，也更讲求调解的方法。

(三)国际会计协调的目的是追求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可比性和可理解性。为了满足多方面信息需求者的需要，各国都建立了一套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来约束企业的财务会计和报告。要使各国企业间的财务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就必须对各国会计准则和制度进行协调。因此，国际会计协调的直接对象和内容是协调各国的会计规范。

(四)国际会计协调是建议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它是参与协调各国共同协商的结果，其最终方向是使先进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

二、国际会计协调的必然性

随着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会计的差异对各国处理同一问题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国际会计协调问题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而加强国际会计协调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全球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国际会计协调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如果交易双方都依据协调一致的会计准则来编制报表、披露财务信息，会有利于双方的了解、沟通，从而达到加强合作的目的。

2.有利于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可比性、可信性财务信息，无疑会使投资者详细了解被投资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从而迅速做出决断，继而促使国际投资范围的扩展和领域的拓宽。

3.有利于加强跨国公司的管理并促进跨国公司的发展。由于跨国母子公司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子公司通常是根据东道国的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而母公司则按母国的准则编制，这对母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带来一定困难，合并报表之所以被称为国际会计的三大难题之一，原因也正在于此。而国际会计协调则可以简化财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经营情况的对比、分析和考核评价。

4.可以节约当前据不同国家法律和实务而编制的多套财务报表的不同财务信息进行合并的成本。

三、我国参与国际会计协调的现状

(一)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方面的努力

目前，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为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成员国，自1983年以来，一直参加历次会议；不少大学都开设了西方会计、国际会计方面的课程，有些还专门设置了国际会计专业；对英、美等国家的会计准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组织了较为系统的翻译出版工作；199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目前陆续出台和在制定中的具体准则都是中国会计实务与国际会计惯例协调的产物。

(二)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国内专家学者对会计协调在认识上还存在分歧。一种是过分强调有中国特色，过分强调自己的做法；另一种是过分崇洋，考虑问题时总以西方会计为标准，认为国外会计什么都好。其次，在国际会计协调方面存在单向协调倾向。表现为一味地学国外的而不考虑把我国好的东西介绍到国外，其结果就是越来越依靠别人，总给人一种会计落后的形象，这不利于我国会计自身的发展。再次，我国目前缺乏对国际会计进行系统和有效的研究、介绍的组织者。国内虽然有不少会计学者也在不断地研究西方的著述，但是，几乎完全是靠个人兴趣，研究结果零散、不系统，很难普及推广。最后，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会计惯例方面存在片面的倾向，表现为只注重发达国家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新兴工业国家；在发达国家中只注重英语国家而忽视了德、法、日等国；过于注意企业会计方面的经验而忽视了宏观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领域；偏重传统会计和报告而忽视了包括管理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许多国外会计方面的新兴领域。这些都不利于我国会计的全面发展。

四、对我国进行国际会计协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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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间接投资　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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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全球经济失衡 人民币汇率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9-019-06

在可预见的5-10年内，由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两大全球失衡主要病因不能有效诊治，全球经济不太可能进入再平衡的轨道。在失衡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政策不能以实现外部均衡为基本目标，而要更加注重内部均衡目标的实现。由于严重失衡对美元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及各国货币汇率关系稳定构成威胁，我国应抓住机遇将人民币打造成区域核心货币，同时积极应对汇率的波动。

一、 关于全球失衡的衡量指标

尽管对全球失衡有着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指主要国家存在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本文认为，全球失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持续增长，相应地积累了巨大的对外负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日本和德国等制造业强国以及石油输出国等持有大量经常帐户盈余，相应地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G20巴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确定了六个全球失衡的衡量指标，其中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等四项指标是衡量内部失衡的，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指标是衡量外部失衡的。G20确定失衡指标的目的是判断相关国家的失衡严重程度，之所将内部失衡指标也纳入衡量范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误判。实际上，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其储蓄投资缺口。一国只要存在严重的经常账户盈余必然伴随着内部的高储蓄。

政府发债在增加私人储蓄的同时，也扩大了负的政府储蓄（政府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相抵并没有改变国民储蓄。此外，经常帐户赤字的持续累积反映为对外负债的增加，而持续盈余导致对外债权的增加。

本文认为，衡量失衡程度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流量指标，主要包括经常帐户赤字和国民储蓄率；另一类是存量指标，主要包括对外负债和外汇储备余额。鉴于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较不同国家失衡的严重程度，而是从时间序列看全球失衡在危机前后的变化态势，本文主要采用经常帐户赤字指标分析主要区域和国家危机前后的失衡状况的变化，同时运用国际投资头寸表分析美国对外净头寸，运用外汇储备指标分析主要经常帐户盈余国的外汇储备累积状况。

二、金融危机后全球失衡状况的短期调整

（一）危机前后全球失衡的基本状况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5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总逆差的33％，而逆差最多的5个国家的逆差之和占全球总逆差的57％；到2005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总逆差的比重达到创纪录65.1％，2007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7312亿美元，占全球总逆差的比重近60％。经常项目顺差分布则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出口优势较强的亚洲地区和出口石油的中东地区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1995年，经常项目顺差最多的日本占全球总顺差的39％，2006年开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经常项目顺差最多的国家。2007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7181亿美元，中东和北非顺差达到2658亿美元，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顺差则分别达2538亿、2110亿和3718亿美元。

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进口尤其是高度依赖借贷的进口明显下降，经常帐户逆差有所缩小，与此同时，传统出口大国出口增速放缓，经常帐户顺差有所减少。信贷收缩（尤其是耐用品贸易融资收缩）、贸易保护措施使全球失衡面临短期调整。2009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明显减少，受中东石油出口减少影响，经常项目顺差也大幅缩近2003年的较低水平，德国和中国的出口也出现比较大的下滑。尽管全球失衡状况得以缓解，但全球经济并没有顺利进入再平衡的轨道，2010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失衡状况又有所复归（见图1），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4702亿美元，中东和北非顺差为2658亿美元，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顺差则分别达1761、1948和3062亿美元。

（二）主要区域经常帐户失衡状况的变化

从主要区域来看，主要发达国家逆差在2005年前，基本在3000亿美元左右，2006年达到顶峰，接近6000亿美元，2007年有所回落。不难看出美国的逆差高于发达国家的逆差水平，是逆差的主要贡献者。受危机影响，2009年主要发达国家逆差水平回落到2000年的水平，2010年有所恢复。受石油价格急转直下的影响（由2008年中的145美元/桶下降到2009年的70美元/桶），中东和北非顺差缩减程度比较深，2009年逆差额仅为2008年的1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9年顺差回落近半，2010年有所恢复。

从经常帐户差额占GDP的比重情况看，中东和北非顺差占GDP的比重高，最高时超过17%，2009年降低到3%左右，2010年恢复到6%的水平。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顺差占GDP的比重最高时接近5%，2010年达到1.8%。主要发达国家逆差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2%，到2010年仅为1%。

（三）主要逆差国美国的失衡状况变化态势

美国是全球失衡的核心国，是逆差的最主要的贡献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常帐户持续逆差。美国经常帐户持续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美国高消费和低储蓄以及盈余国的高储蓄；二是美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虚拟经济繁荣和实体经济衰弱导致美国大量进口和贸易持续逆差；三是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政策导致贸易不平衡加剧。尽管上述原因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能够让美国保持持续逆差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各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使美国有条件保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持续顺差和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依托其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美国可以不断地用本币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

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常帐户逆差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下降到2009年的2.7%，2010年提高到3.2%。造成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缩小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导致进口下降。居民消费低迷，私人个人储蓄增加，导致消费品进口减少。2009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减少1.2%，个人储蓄率提高到5.9%，高于2007年2%的水平。此外，居民和非居民投资分别下降22.9%和17.1%,资本品进口也大幅度下降。加之，信贷紧缩导致依靠融资购买的进口下降，导致进口大幅度下降13.8%，而出口仅下降9.5%。2010年随着经济的复苏，进口和出口分别增加12.6%和11.7%，尽管转移收入有所增加，但经常帐户赤字水平又有所回升。

从美国国民储蓄率情况看，尽管危机爆发后，私人储蓄有所增加，但由于美国采取了财政救助措施，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2009年联邦赤字规模高达12517亿美元，负的政府储蓄拉动美国国民储蓄下降到10.8%，2010年联邦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到13335亿美元。截止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4.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92%。2011年政府债务将超过GDP。

从国际投资头寸情况看，美国从1986年开始国际投资净头寸转为负，成为净债务国，2000年以来国际投资净头寸迅猛增长，到2008年其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22%，2010年为-17%，净头寸为负2.5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净头寸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美国持续从其他国家政府或银行获得融资，2010年末外国官方资产存量达到4.9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证券经纪公司对非居民的负债也高达3.7万亿美元。

结论：从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标看，作为主要的逆差贡献国，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虽然经常帐户逆差幅度短期内有所减小，但仍保持很高的逆差水平；从存量指标看，经常帐户逆差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美国对外负债也持续累积，而且政府债务在2011年将超过GDP。美国的失衡程度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加深。作为全球失衡的最重要一极，美国失衡情况的日益加深，使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堪忧。

（四）制造业出口大国失衡状况变化趋势

作为主要顺差贡献国的传统制造业出口大国，经常帐户顺差虽在危机期间有所减少，但方向也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在2010年出口很快得以恢复。其中，日本在2009年经常帐户顺差下降10%后，2010年又增长38%；德国在 2009年经常账户顺差大幅下降32%以后，2010年也小幅增长6%；中国2009年经常账户顺差下降32%以后，2010年也恢复增长3%。

从外汇储备累积情况看，中国作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危机以来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10年年底达到2.8万亿美元，2010年6月已经达到3. 2万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增长虽然比较缓慢，2011年6月也突破了1.1万亿美元。

结论：从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标看，作为顺差主要贡献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的经常项目盈余虽然受危机影响有所减少，但盈余的规模仍比较大，而且经济复苏后迅速恢复；从衡量失衡的存量指标看，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持续累积，尤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11年6月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与美国巨额对外负债相对应，盈余国家外汇储备持续累积表明全球失衡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深。

三、未来5-10年全球经济很难进入再平衡轨道

全球失衡被公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被认为是全球失衡状况的被动调整。但如上分析，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失衡状况并没有减缓，反而呈进一步加剧的态势。预计未来5-10年全球经济也很难进入再平衡轨道。其主要原因是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这两大主要失衡病因不能有效诊治。

一方面，国际产业分工的“三角关系”难以打破。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主要有三个主体：一是最具系统重要性的美国；二是制造业出口国；三是能源资源出口国。三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分工地位、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各不相同，而且互相支撑，形成”三角关系”，美国主要发展知识型高技术产业和虚拟经济，以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吸引国外资金，支撑其巨额国内消费；制造业出口国作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国为美国提供廉价商品的同时，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将大量储蓄剩余输出给美国；能源资源供应国则为美国和其他制造业国家提供资源能源保障，也因为全球制造业的强劲增长分享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的利益。

国际产业分工的“三角关系”的调整需要相关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进行调整，美国要发展工业，提高美国出口的全球竞争力，并取消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向世界尤其是顺差国提供可供购买的物质产品。同时，美国必须减少财政赤字，改变通过超发货币为赤字融资的状况；制造业出口国要转变出口导向战略，扩大内部需求，大力发展服务业；石油等能源资源输出国则要改变经济过度依赖能源资源产业的局面，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

国际产业分工关系的调整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然要求。但是，从危机以来主要国家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未来5-10年内也恐难以取得明显实效。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我们知道，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国长期的持续经常项目逆差成为可能。而且，只要美元作为核心国际货币的地位不变，美国作为该货币的发行国家要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常账户平衡。

理论上，一个长期维持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并且依靠资本流入为赤字融资，其国际收支中的净投资收益会逐步恶化。因为，支付给外国投资者的收益会超过投资于海外资产的收益。但由于美国能够低成本融资，尽管2010年美国净外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7%，美国的净投资收益仍然为正，而且高达1744亿美元。这说明，美国国际收支中的净投资收益并没有因为过度负债而恶化。从国际收支角度看，美国经常帐户失衡具有可持续性，只要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调整，美国经常帐户失衡状况就不可能根本调整。

然而，金融危机以来尽管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未来5-10年内也恐怕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投资中的地位仍然是绝对优势地位。经济基本面因素决定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居主导地位。

四、长期失衡状态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在可预见的未来5-10年，全球失衡将是世界经济常态，而且，长期失衡累积的矛盾越发突出。这是我国制定人民币汇率政策需要面对的基本外部环境。

（一）认清汇率不是调整失衡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不能把调整外部失衡作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

基于上述全球失衡基本原因的判断，可以看出全球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造成的，美国在失衡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美国负债消费的模式和制造业空心化必然有与其对应的提供融资和物质产品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中国、日本，也会是其他国家。不能把美国经常帐户失衡归因于所有对应国的汇率低估，事实上，美元汇率在过去30多年经历了若干升值和贬值周期，但美国却持续保持经常帐户逆差，汇率对美国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换个角度说，美元汇率走势实际上脱离了美国国际收支的基本面。美元在长期“双赤字”的情况下，周而复始进行着升值、贬值、再升值、再贬值的循环。

作为美国失衡的主要对应国，中国的外部失衡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自身制造业为主、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导致储蓄剩余；二是受制于美元本位的体系，储蓄剩余资金不得不主要流向美国；三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和高技术出口限制也使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品种数量受限。当然，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形成与以往鼓励出口、鼓励外资的汇率低估政策不无关系，但如果因此把汇率看成国际收支反向调节的工具就过于简单化了。在美国结构性问题、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美元本位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只是将我国的制造业的竞争力让度给其他国家，并不会根本改变全球失衡状况。

在全球失衡不能缓解甚至程度不断加深，以及非汇率因素对外部失衡影响更大的情况下，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汇率都不是调整失衡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作为全球失衡主要责任方的美国尚且不能把国际收支调节作为宏观政策的重点，我们更不能把调整外部失衡尤其对美国的失衡作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而是要在保证国际收支可持续性的条件下，将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结构优化、扩大就业和适度经济增长等内部均衡目标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

（二）美元国际化币体系地位构成威胁，要抓住机遇将人民币打造成区域核心货币

美国不断攀升的对外负债和政府债务加大了国债的违约风险，也使美元信用受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将面临挑战。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在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经由64%下降到不足61%。

尽管短期内打破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现实的，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一是包括提高IMF等国际金融机构能力以及加强区域金融货币合作等为改变对美元过度依赖的各种努力都将不同程度削弱美元地位；二是超的储备货币作用增强，增加特别提款权SDR发行和使用。三是国际交易、投资和储备货币逐步多元化。

我国要抓住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机遇，把人民币打造成区域核心货币。区域核心货币的内涵是在区域内充当“货币锚”并发挥货币稳定器功能的货币，其他国家将本币钉住锚货币。要力争在未来10年内把人民币打造成区域核心货币。一方面要保持或扩大对亚洲国家贸易逆差，并向亚洲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扩大人民币输出；另一方面，要创造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的贸易和国际投资条件、金融基础条件、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市场化的政策条件。

（三）严重失衡使美元汇率缺乏稳定的基础，各国货币汇率关系可能加速调整，人民币汇率必须弹性应对

没有了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缺乏必要的货币发行约束，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汇率缺乏最基本的均衡价值基础。而为了获取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收益，美国有动机不断扩大货币发行，这也是导致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原因。美元的滥发、高额负债造成的美元信用危机将导致美元以及各国货币兑换关系无序调整和波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尽管我国收窄了人民币与美元名义汇率波动幅度，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仍然较大。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总体呈现贬值趋势，且波动比较大，2008年下半年出现升值，到2009年2月贬值，2010年再度回升后，到2011年上半年呈现贬值趋势。与此同时，人民币、欧元和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分歧明显，波动也比较大。

鉴于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人民币汇率必须提高弹性。2010年重启汇改以来，尽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比较稳定，由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和我国内通胀水平较高，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已经有较大升值。今后，汇率改革的重点是按照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既定政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类似于国际上所谓的“BBC”型（“篮子、区间和爬行”“Basket，Band and Crawl”）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方面，在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贬值的过程中降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另一方面，在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的同时，通过中央银行的干预防止汇率超调和剧烈波动对贸易部门的冲击。

为了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和政策的建立和完善，包括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中央银行调节干预机制、丰富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扩大国内外汇市场开放以及改进做市商制度等。

篇10

整体而言,全球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多,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变动趋势依然是可以辨识的。如何把握未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直接影响着“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

未来五年国际经济发展趋势辨析

经济全球化将在中国的推动下波动前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日益加深,使世界经济发展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全球经济一体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国际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其最近的变化趋势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摩擦事件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已有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99项贸易保护措施,正准备实施的还有134项,预计今后一个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仍会不断强化,贸易的国际化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而另一方面,亚洲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亚洲各国国际贸易量达到3390亿美元,占全球的46%,这其中中国的贡献最大。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尽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遏制了国际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但继续扩大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国际金融活动规模空前,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值得重视的是人民币正在逐步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新动向。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其产品的国际化水平愈来愈高。还需指出的是,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以发达国家为首的一些国家再次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但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提升,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化。

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成长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方面。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的竞争由军备竞赛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核心是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的竞争。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构成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制定了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战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继美国政府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迅速席卷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增长方式让位于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方式。同时,在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争夺科技人才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争夺人才的主要手段,一是靠引进,二是就地利用人才,三是吸引高层次的留学生。

国际与地区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再分工和转移。长期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由低附加值产业发展到高附加值产业的转移;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调整、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国际产业调整的重心。

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热点。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失衡、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难题,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下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和理念,也逐渐成为各国政府重要的政策诉求点。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家首脑会议”,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世界各国将统一行动,联合起来共同降低“碳排放”。有专家预言,到2020年左右,全球低碳经济将会形成大的气候,低碳行业年收入将超过2万亿美元。根据汇丰银行的研究,即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低碳行业的收入也大幅增长75%;全球事关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的营业总额达到了5340亿美元,超过航天与国防业的总额(5300亿美元)。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欧美发达国家力推低碳经济,也有着超越气候关切的其他意图,比如争夺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美、欧拟征收“碳关税”、“碳标签”和节能的高标准,这对诸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将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十二五”时期国内经济发展态势预判

经济持续高增长趋势不可阻挡。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30万亿元,比2007年增长9.6%。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但2009年仍然达到了8.7%。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趋势不可阻挡。有专家指出,未来10～30年的时间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到2020年,我国不仅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也会大为缩小。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如果按照1990～2005年的平均增长率估算,中国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在2040年前后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必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动力。

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市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率将大幅提高。工业化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从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2000年为26,2005年为50。1995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2002年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在未来5年,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将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中国工业未来的发展还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中国工业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会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才能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城镇化方面,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5.68%,城镇人口已达6.07亿。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未来5年内,我国即将发生的城乡人口转移和社会变迁的规模在世界上将是空前的。

信息化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化发展指数(IDI)的测算和比较研究,2001～2007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总指数年均增长速度为15.52%,居世界第14位,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从2006年起,中国已经从信息化发展“中低水平国家”跨入信息化发展“中等水平”国家行列。未来5年,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

国际化方面,“十二五”期间,我国资本和要素跨境流动可能呈现出与世界先行国家普遍规律相似的变化趋势:一是我国已进入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阶段,下一步还将持续下去;二是我国间接资本流入流出规模将日益超过直接投资项目,意味着我国将通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开创参与全球要素配置的新方式;三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参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将逐步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四是人民币逐步走出国门,首先成为区域性货币,继而成为国际性货币。随着资本和生产要素全面双向跨境流动广度、深度的拓展,我国必将创造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